回光返照还是砥柱中流——“红后”的历史定位

     “红后”突然集结，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到中国现实的政治格局中来，是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我们对这种集结的持续性和战斗力还不能肯定，也对这个群体今后的变异轨迹充满疑问，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与作用。

　　促使红后冒头的直接动因是政治不满。政治不满已经是中国许多群体或者阶层的共同政治特点，也是中国社会最普遍最根本的现象，不过出现在这个群体身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表明即使是中国共产党血统最纯正的传人，也加入到与掌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立的一面去了。

　　这样一个定性，也是我们分析这个群体的一个前提：这里已经把那些位列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官二代区隔出去。有人说“红后”是改开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经济上不得利的那一部分官二代，虽然概括得不大准确——位列高官巨富的官二代们也有政治不满并强烈主张变革者——但大体是对的。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一些，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红后的总体数量不能算多。如果我们按照荣剑先生说的标准，即把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位至省部级高官的后代都算做红后，那么这类高官的总数从建政到八十年代大概不超过1万人，他们的后代不超过5万人。再在其中扣除加入权贵阶级从而政治“变节”以及去世者，大概还有3万人。这可能还是一个高估的数字。即使有3万人，但散落于全中国，以及各行各业，因此并不算得强大的社会集团。当然，有些省部级以下高官后代也可勉强归入此类。但真正坚定的政治红后，大体上也就是这么多。

　　但是继续分析，我们会看到：第一，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地秉持了共产党传统的理想与信仰，但他们在笼统的强国富民这一大的目标下，其解决中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具体主张和路径大相径庭，既有“重庆模式”和“新民主主义”这种在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下的开明威权，也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民主政治”的普世选向。考虑到这两者的区别类似于人们普遍承认的中国“左派”与“右派”（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与社会政治派别没有大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大容易从政治面貌上将其视为一个独立政治派别；第二，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基本上已经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再加上上面说到的数量不多，因此他们的政治能量让人难以测度。

　　中国“红后”也是一个独具国情特色的现象。起码在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出现过。在那些国家，无论是党国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还是党虽然还在专制、但社会上已经危机四伏甚或是改革的前夜，似乎都没有形成一个官二代或者红后。我记得文革后期看到的一部灰皮书（具体书名忘记了。灰皮书是被当时中国特殊引进的苏联东欧国家的书籍，仅限于高干阅读）中提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高干中，子女的职业安排一般主动选择自然科学家、学者和其他以专业性为特色的职业（在这些职业中，和政治关系最密切且享受特权最大的大概是外交官），而不去搞政治，其原因是党内斗争的残酷。在我的印象中，苏联真正有名的官二代大概只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而这两个驸马自然也随着老丈人的失势或者死亡而结束了官场生涯。苏东剧变后的风云人物，如俄罗斯的叶利钦、普京、梅德维捷夫，没有红后和官二代。这一点也影响了文革结束前的中国。中国老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后代，大学学历多是理科，开始的职业一般是科技工作者。少数读了文科的，也多去从事专业工作。甚至那时如果他们的子女能够在专业领域有所成绩，会成为一个值得夸耀的标杆，如绘画、导演、摄影、文学。说到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等领袖在为子女择婿、择媳的时候，特意将平民家庭或者非官员家庭子女作为标准，显现了一种政治高度。

　　中国的红后们在政治上的分野——即他们为官还是为民，为大官还是为小官，以及普遍的家族联姻——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时，不但还在掌权的许多父辈有意识的将子女或者老战友的后代从专业性工作岗位安排从政，而且试图将其超拔。虽然遇到了平民的抵抗和党内的非议，但是很快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潜规则。这其中，主要的考量一是在政治上“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二是在经济上已经出现的权力参与市场经济的利益化追求，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力化、官本位的深刻影响：只有做官才是正途。但是顾忌到社会风评和党的最大利益，中共高层对于子女从政的数量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老一代革命家中只能有一个子女提拔到副部以上职位。同时，多数的红后们，已经淡化了从政的欲望，安于平民化，或者说由于世代演替的客观规律，多数的王谢堂前燕“家道中落”，不得不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中还包括了在其后的高层政治斗争中失意的高官后代。从数量上说，平民化的红后们更多。当然，从总体和比例上看，平民化的他们仍然比其他血统的平民们“混”得更好，率先进入小康是必然的。

　　红后们既然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又现实身份和社会分层各异，还处于年龄的尴尬，数量也不多，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政治能量和作用呢？

　　有的，甚至可能很大。这要从他们的思想行为特征和关联政治资源上去分析。

　　关于红后的思想行为特征，已经有不少文章做了评论。概括起来讲有三点：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身份认同性，强烈的献身精神。虽然具体的政治理念与改革路径不同，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或者在当前并不重要。与荣剑先生谆谆告诫红后要选择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不同，我认为在当前，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将这种强烈不满政治现状、不满政治领导和政治路线、痛切感到必须有所作为、改弦更张的愿望，导致中共党内民主竞争局面的形成。要之，先改造党，再改造国家。至于是回归传统，还是革故鼎新，不同的政治主张正好提供了党内竞争的旗帜。如果这种思想政治竞争能够形成党内一种决策程序的规范和党的领袖产生的规制，就会真正导致中共党内的民主局面。如果经过了民主程序，那么，任何一种最后的选项都是合理的；同时，不同的选项也会优化竞争的各方。

　　最近的重庆事件对于红后可能会造成深刻的影响：要么加速分化，要么加速整合。其动向还需要观察。

　　在说到关联政治资源时，我想它包括了三点：

　　一、退休或平民化红后与在位红后的关联。

　　人们注意到了近年来胡、叶等老一代领袖后代的活动、延安儿女联谊会的活动，也注意到了某些身居党政军高位的红后的活动。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后的活动，但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很难截然把在位的或者退休的、得意的或者失意的红后做切割。政治虽然无情，红后们却有着天然的内在一致性：血统，以及由血统决定的基因。基因决定了生物的发展形态。虽然基因会有变异，但是在变革前夜，这种基因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在是不好说。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那些还身居高位的红后们，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仍然位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我们格外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十八大后红后代表真正居于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后，红后群体的政治作用发挥。二是在军队中的红后。有人说中国可能会进入军队管制，这大概有点极而言之。但是，考虑到红后在军队中最密集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真正代表人物也在军中，因此，军队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是正向的作用，也并非不可预料。关于后一点，可以参看拙作：《试论军队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表现与作用》。

　　二、政治红后与经济红后的关联。

　　重庆事件客观上也扩大了红后们的阵营，那些现在还身居高位甚至是权贵阶级成员的官二代们开始了一种反思：如果不在政治上夺回主导权，他们的政治前途和财富都可能被剥夺。虽然出于自私的动机，但是握有相当财富的这些红后们却明白一个道理：政治民主化是历史必然的趋势，但即使是民主政治，也需要经济与财富的支持。在这点上，他们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更有优势。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权贵经济中官二代的身影，并且给予猛烈批评，但是客观地说，在这些人中，真正的老红后们是不很多的，倒是那些三代、四代领袖集团以后的官二代们身影幢幢。当然，在老的家族势力中，也不乏巨富。那些可以位居红后的这些老官二代们，比后起的、一般的官二代有着更高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行动力。

　　三、红后与人民的关联。

　　红后与人民的关联比较复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然是红后血统的一部分。中国红后最优秀的特质是人民性。这一点，在中国改开后平民化的红后身上，有了深刻的体认与传承。虽然他们一般境况优于普罗大众，但他们基本已经是人民中的成员。我们看到红后们正式的对于中国政局的所有建议与纲领，其出发点与动机都是真正为国为民的。

　　红后们也有其弱点，甚至是很大的弱点。比如说由于他们的父辈并非一贯伟光正，有人声誉还很低下，后代“蒙荫”，形象就差得很多。同时，红后们自身当年在文革初期创立红卫兵搞打砸抢甚至草菅人命的发迹历史也不那么光彩，至今有人要他们忏悔。同时，改开以来官倒的劣迹和当下某些太子党和官二代的丑恶，都让这个群体集体蒙羞。近年来党的形象下降，国民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自然也会殃及这些红后。而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加入政协以维持浮名虚誉，并且发表不恰当的言论，也让国人诟病。总的说来，红后们当下的社会评价，如果不说毁大于誉的话，也是毁誉相当。

　　同时，红后们也缺乏真正的组织力。虽然他们可以举行大小集会，组织合唱团和红色旅游，以各种形式建言，但是他们还不能说是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政治观点的差异和家庭历史上的恩怨，都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无论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国家的前途而言，还是为了这个群体的自身荣誉而言，甚至是为了父辈的荣誉而言，红后们都应该奋力作出最后一搏。这里说最后一搏，是说现在是这个群体显示其应有的能量和正面的历史作用的最后一刻。从能量来讲，红后们特殊的背景与经历，造就了他们在见识、胆略、胸怀、组织力各个方面，很容易成为人民中的皎皎者。这种经历与身份，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中，会使得红后们具有先天与后天的各种优势。这个群体在一般人民中的地位与作用，会否如当年那些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成为中共早期的领袖与中坚那样显著呢？

　　但是留给红后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第一代红后凋零，中国将失去这一群体。官三代们几无可观。中国红后们应当谨记自己最后的历史责任：促进中共党内的民主化。在这一点上，如果红后们做得好，他们完全是可以有所贡献的。也是在这一点上，红后们可以形成统一战线。

　　不过中国历史上功臣之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例不多，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是我们的疑问，因此我们对红后们的希望也不要太大。

　　最后我要说：红后们总体上得益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很多，为了他们父辈打下的这个江山更加美好，为了回报人民与国家，他们应当与人民一致，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其他阶层的先进人物结合，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做出自己独特并且是应有的贡献。

王霄，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