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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清明:告诉你的朋友,有个女孩叫林昭

面对林昭,世界将变得沉默。

林昭属于世界,她将人类的精神境界带到了一种高度,这种高度足以让人类仰项屏吸而陷于沉默。她当得起有关沉默下的一切——静穆、庄严、思考和记忆——尽管她的祖国历来不缺乏沉默,但那样的沉默是苍懦卑微屈辱忍耐残缺以及冷漠。

想要在历史的碎片中还原一个完整的林昭几近不可能,但这不应该阻挡我们去探寻历史尘幕之下仍然被判与最爱之一切隔绝的魂魄,虽然每一次的触碰便有每一次的伤痛。那怎么又不是血呢?企图用血来掩盖的事实,终将被血涤洗干净,昭然彰显;那怎么不是血呢?以滋养生命之血书写的篇章,终将凝结为真理,华采熠熠;那怎么又不是血呢?那分明就是血。

林昭的血泼洒到我们这个民族最没有血性的年代,却帮助我们在三十多年之后鼓起勇气探寻这个民族的希望,她用赤子之血提升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而这种高度直到现在也让某一部分人不敢抬头仰望,林昭仍然在逼视着,血依然在流。用真正鲜血书写几十万字而构建的精神世界,这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绝无仅有,也但愿是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如今再面对林昭,无论怎么回避绕行,都无法避开极其惨烈极其悲怆极其痛苦的血,中国人的血从来没有流得那么干净那么厚重那么神圣那么有尊严,尽管“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

奴役他人者同样也不得自由——林昭以过于沉重的代价为我们奉献了一个关于自由的思考,她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几百年来为解除被奴役所做的一切抗争,我们总是在奴役和被奴役这个怪圈中挣扎,刚刚从被奴役中解脱出来就迫不及待的奴役他人,林昭以前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自由的含义。

似乎除了对自由的思考之外,林昭所表达的一切都是常识,但在中国正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迫害和人祸浩劫之时,林昭却选择了以最危险的方式坚持那些常识,那种方式就是诚实和良知,即便到了今天,坚持诚实和良知仍然是一种危险的方式——这是继林昭离去三十八年之后现在中国人最大的悲哀。正是因为如此,林昭的意义则显得更加的重大,因为她所面对的,我们仍然还在面对,对林昭,不能仅仅只是一种纪念。

但首先,我们这些曾听说过林昭的人一定要把她的故事一次次的讲起,要讲给你身边的朋友,讲给你的孩子,讲给每一个还不知道林昭的人。告诉他们林昭是怎样的天真过、美丽过、梦想过、疯狂过、迷茫过、痛苦过、警醒过、挣扎过、坚持过,告诉他们林昭这个女人也爱过生活过,告诉他们林昭是我们这个民族可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典范,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有林昭。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只需要立一个碑就足够,碑上只需要两个字。

林昭。



镣铐原来可以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是,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也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林昭)

镣铐玩出的花样对于林昭而言只是一个开始,1960年10月入狱之后,林昭亲身体会到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花样,如果不是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含冤之囚,恐怕林昭一辈子都很难对镣铐花样的切肤之痛发出“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的悲声,因为在1950年5月到1951年期间,林昭还认为阶级斗争有一种“冷酷的痛快”。在林昭发“人间何世”之悲声的那天,她还隐隐能够记起土改时在寒冬的水缸里挣扎嚎叫的地主吗?从革命者到反革命,从奴役他人到被奴役,从冷酷的痛快到人间何世,林昭由一个狂热的革命小将转而奉上她难以承受之重的十字架,开始了灵魂的朝圣之旅,她的目的地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的自由世界,然而她走得太坚决,注定了受尽人间之大苦,感受人间之大悲,镣铐的花样只是一个开始,冷酷的痛快终将化为人间何世的诘问。

1950年5月,18岁花季的林昭刚刚结束了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为期10个月的学习生活,便热情似火的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奔赴农村,参与到了5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农村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中。

从北方一个名叫元宝村的地方开始,在中国农村将近三年的土改运动拉开了帷幕,约3.1亿农民置身于这场暴风骤雨之中。尽管这场以疾风扫落叶般开展的以重新分配农村生产资源,消灭地主阶级,达到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运动直到今天也是争论不断,各执一词,但其时关于“翻身”、“打倒”、“生产”的历史话语,切切实实的掀起了农村底层的革命激情,这种义军似的平均理想撩动了包括林昭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政治抱负,当时谁没有想到,当国家这部机器打着动人的旗号以强权剥取去一部分人的利益之后,也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轻易的剥取所有人的利益。

林昭也没有想到。

林昭跟随着土改工作队曾在太仓八里乡的一个教堂旁边用枪赶走了里面的教徒,那天梳着南方小辫,满面稚气的林昭用近乎于强盗的口吻回答了神甫这样的责问“你们违反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上人民群众有信教自由,你们破坏我们信教自由”。

“是的,共同纲领上是有信教自由,但是中央有通知,在土改期间宗教活动一般要停止”——说这句话时的林昭是坦然的,是居高临下的,而在当时当地,还是狐假虎威的强盗逻辑,但林昭真诚的相信,只要有正义的目的,一切自由都可以牺牲。她用权力的力量去剥夺了别人自由的那时,没有预见到将来在索回那种自由时,权力也绝对不会拱手相让。

土改工作随后在各地开始出现了偏差,比如错划、乱划,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流氓当权,乱打乱杀。而此时的林昭却正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政治幻想参与着土改工作,她坚信自己所做的工作无比正确,正确到可以把暴力化做“冷酷的痛快”,正确到可以抛弃掉亲情。她与许许多多天真而热烈的青年一样,怀抱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却失去了青年最可贵的精神——独立思考。

停止,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需要思考的林昭,在那时这样告诉自己的朋友:“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动。”在北京的毛泽东被林昭多次称做“父亲”,不但是一种精神上的父亲,而且也是一种亲情上的父亲,那时的林昭,根本无法进入到自己父亲的心灵深处,也无法理解母亲母性的软弱,因为在她看来,一切的平凡和平庸,都是不革命的,是应该唾弃和鄙视的。于是毛泽东不但在成为她虔诚的信仰象征的同时,也取代了自己父母的亲情。

早在1949年,林昭便与家庭决裂,拒绝了母亲留学国外或是报考北大的要求,并立下“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字据。对于林昭这样高贵而真诚的革命者,父母那些过于俗气的普通人愿望,不仅仅是一种苟且,而且在她看来更是一种背叛,对家庭的失望使林昭更加坚定果决的寻找自己的理想,年轻而缺乏理性的血液一旦喷薄而出,就很可能陷于盲目。

这就是那时的青年,这就是那时的林昭。

土改工作是林昭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呈现在她眼中的景况是水泊梁山式的革命理想画卷,而这种胜利一方自由支配权力并极大享受权力快感的实践方式,使林昭更加坚定自己追随权力的信心,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权力的背后有正义力量的支撑,运用权力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而在中国传统的暴力革命文化背景之下,反压迫斗争化为一种压迫他人的革命形式,符合替天行道的社会理想,也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要求,因此林昭在那时有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和成就感。

但林昭又是纯粹和清高的革命者,稚嫩而且偏执,她的眼里容不得堕落败坏的沙子,凭着对工作的极大热情和正直的天性,她把斗争的矛头也指向了土改工作队中的一些领导。她当面指斥工作队的领导“你们苏北的干部一到苏南就丢掉了自己原来的老婆,你们这是做陈世美”,林昭是一个容不得半点渣滓的人,但她却可以一面在道德上苛求革命者本身的同时,一面将专政对象放进水缸,听任他在寒冬里彻夜惨叫。

林昭听到了那撕心裂肺的号哭,说这是“冷酷的痛快”。

除去被惩罚时关进大号的日子,林昭有时会得到狱方稍微的宽限,将之押入单牢。思考时的林昭显露出女性柔美的光辉,她一边用糖纸、细绳之类叠着帆船纸鹤等小工艺品,一边任思想冲决奔腾,一旦突有所感,便放下活计,拔下别在发间的发卡用力刺破肌肤,蘸着淌下的鲜血开始书写。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林昭)

直到林昭写出这样的文字之时,她开始真正了解“冷酷的痛快”之下的政治阴谋,也开始了真正酷烈的自我拷问,而林昭对自己的反思和拷问的深度及强度,远远超过审讯她的那些人,林昭不但坚定系统的反对奴役和极权制度,更重要的是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决绝进行的自我深省,并首先以血的方式警示青年——青春的天真和激情有被利用和自我放纵的危险。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林昭)

林昭与她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流血,甚或是没有制造过流血的人。土改时殴打虐待枪毙的暴行林昭是亲历过的,而她最终规避了被欺骗转而进行反对所有的人受骗的抗争,是什么让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变作了一个奉上十字架孤身挑战暴政的殉道者呢?

让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林昭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说过假话,没有做过亏心事的在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人,林昭曾无中生有编造过母亲的所谓反动言行向组织告密,这一点尤为重要——为了争取入党与成分不好的父母划清界线,为了争取所谓的组织信任诬告至亲,林昭当时的选择绝对说得上卑劣,象林昭这样的人,也没有完全逃脱过时代所赋予的国民性。而正因为如此,林昭之后的转变则更显得意义非凡。

“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这是多年后对着母亲的悔过之言。良心虽然让林昭感到不安而下了“决不再说违心话”的决心,但那时的林昭仍然没有看清过自己身处的真正危险,她只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她仍然相信乃至迷信自己的政治信仰,她给朋友的信中说“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革命仍然是她执着的追求。

直到1957年,林昭才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嬗变。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林昭)

1957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1956年,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同时停办《北大诗刊》,对其原来的编委会成员做了增补,新成立《红楼》编委会,林昭是编委之一。而正是《红楼》的几位编辑,发起了北大著名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也正是林昭在“五一九”之后慨然捍卫《红楼》编委张元勋的人身权利,转变了林昭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轨迹——红楼里的林姑娘变了。

且容时间再往1957年之前倒流一段: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这位貌容清秀,心机聪慧的苏州青年很快的就显露出她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曾受到北大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并主张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正是林昭江南儿女的聪颖和才情,1955年春,林昭便被任命为《北大诗刊》的编辑,而其实,林昭在《北大诗刊》的编辑只是个兼职,她同时还在校刊编辑部编辑副刊《未名湖》。同时任两个刊物的编辑,并且还撰写大量的诗文发表,林昭的勤勉和活跃可见一斑,林昭当年的同学张元勋说她是“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活脱脱的一位江南才女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据林昭多位同学的回忆,她是一个多语快语的机敏幽默之人,而就是这样一个敏而好学,敏而多思的女孩,却在1957年5月19日之后很久的一段时间开始失语,陷于了迷乱、痛苦和挣扎中。

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张元勋和林昭一行十人游览了颐和园,林昭带了一个120的照相机,并做摄影师,为《红楼》成员拍下了许多照片,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数年之后,这许多的照片只有一张保存了下来,成为了《红楼》编委们仅存的纪念,更让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随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会让他们经历人世间最惨绝的伤痛,让心灵留下最惨烈的印记,从此以后他们中的人很少再掉下眼泪,因为他们的心变得很硬。

当十人游览完颐和园返回北大已近黄昏,而张元勋,沈泽宜则在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了早已写就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开启了北大以提倡“法制与民主”为目标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但年轻而流淌着纯净血液的北大学生们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早已被编织周密的“阳谋”所算计,早已被龌龊腐臭的骗局所主宰,注定无法逃脱那由所谓的政治利益驱使下异化为肮脏、卑鄙、下流的“引蛇出洞”所断送。

“引蛇出洞”的恶劣影响直到如今也无法消除,中国社会之所以难以建构的“信誉”、“真诚”很大程度上拜它所赐,由它所点燃的“反右”运动当之无愧的称得上中国历史上集恶毒、荒唐、残酷、谎言为一体的政治骗局和政治迫害,而紧随其后的“文革”则更加彻底的将民族残余的灵性和正义消亡殆尽,如果没有如林昭一类懂得拒绝的勇气出现,黑暗将永远伴随我们每一个人。

然而就在“五一九”的民主星火出现之初,林昭的内心中仍旧持排斥和观望的态度,她听着同学们慷慨激昂的演讲,看着大字报上正反两方的辩论,一向多语的林姑娘沉默起来,开始陷入思考。那时的林昭,虽然欣赏“右派”同学的敢说敢讲,但内心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可以说在“五一九”期间,林昭是一个典型的旁观者,然而在1965年第三次血书《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中,林昭把“五一九”运动视为民主抗暴运动并声称自己是“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如此地覆天翻的思想巨变要经过怎么的历练才能完成,其背后的灵魂煎熬该有何等的酷烈惨痛。

“‘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林昭)

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林昭多次使用“年青的反抗者”这个命名。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义凝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钱理群《面对血写的文字》)

一共27字的批驳,使用了“极权”、“伪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四个可谓掷地有声的词语,而即便在今天,如此酣畅淋漓的批评文字也不多见,一个人的勇气不是视死如归,而是拒绝蒙蔽的坚决。

距“五一九”十天之后,《红楼》编辑部召开了会议,宣布将张元勋和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因为两人参与了右派刊物《广场》的策划编辑活动,在“两条路线斗争”的会议上,红楼编委多有批判之语,林昭也发了言——“我有受骗的感觉”。林昭受了什么骗?

张元勋和李任与林昭同为《红楼》编委,其中张元勋与林昭的交往更为密切,可谓同窗知己,林昭之所以愤然说出自己有受骗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没有想到一个与自己在思想上甚至情趣爱好上都有相近之处的人,竟然是包藏祸心的资产阶级走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林昭说自己“有受骗的感觉”是应景之语还是由衷之言呢?也许兼而有之。

但林昭的确是说对了,她受骗了。

林昭能够看清谎言,并进行坚决的拒绝和反抗,得于“左派”们拙劣的表演,一颗本就高贵善良的灵魂在丑恶荒谬中开始复苏。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翻倒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指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此前男声震耳欲聋、声嘶力竭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林昭当时当日的一番话,是良知的声音,是勇者的声音,林昭当时当日的一站,可谓顶天立地、灵肉并刚,当时当日的林昭,开始主动背负整个民族的责任,走上一去不回的穷途。与林昭一起上路的还有在无梦楼中的冥思苦想张中晓,还有在希腊城邦中追寻探索的顾准,还有在递进制选举中沉吟徘徊的王力雄,尽管林昭是凭着感性的直觉去行动,但她所留下的“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的精神遗产,仍然标志着林昭智慧的高度和精神的高度。

“双林三十六林,刀在口上之日”是林昭从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个坚定的民主自由战士的分水岭,在此之后,她开始向暴政和谎言宣战。



“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

林昭舌战当晚大醉,这是一种预感到个人和国家命运将会多舛的肝肠寸断,她现在隐约可以体会到当年寒夜中号叫的残酷,她曾经利用过的专政特权开始了反噬,血盆大口向她狰狞狂张。

在林昭为张元勋争辩的第二天,出现了一张《致林昭同志》的大字报,林昭开始受到攻击,而这之后,林昭短暂的沉默了,因为那句“组织与良心的矛盾”,她被班上组织批斗,那时之林昭开始真正理解当日批斗张元勋时“我有受骗的感觉”的自语了。

不久,林昭即被划为北大八百名右派之一。

林昭生命中可贵的血性和风骨开始表露出来,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八百多名右派中,林昭是唯一一个没有检讨的人,她激烈的对批斗她的人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天日可鉴,在那个无理可讲无情可陈的年代,平等、自由、和睦、和蔼的奢求胆敢以声音来表达的,是何等之气魄?

从怀疑、犹豫、挣扎、矛盾到抗争,林昭经过了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在被批期间,林昭曾选择过自杀,一个感到被“父亲”抛弃的矜矜弱女,心里所流出的血,将心智冲洗得无比清醒,帮助她更加真实的认清这个世界。

吉拉斯曾说共产主义革命可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并且“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林昭开始遭遇到了“父亲”的抛弃,并最终被专制政权所清洗,林昭的遭遇,是否能够让我们看清一种打着消除阶级的口号而掌握绝对权威的政权的实质呢?

林昭是看清了——“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从一个天真的革命者到反暴战士,林昭走得过于痛苦过于蹒跚,但最终却能够以睿厉的目光洞察到愚民统治的虚伪,并将自己曾经尊为“父亲”的毛泽东拉下神坛,林昭的心路之旅正慢慢的接近自由。

1957年8月之后,随着反右的扩大化,北大师生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名被打成右派,林昭万念俱灰,悲愤之中的她选择服食安眠药自尽,由于同学及时发现,林昭自杀未遂,但这种以死相抗的做法被当局认定为“态度恶劣”并判劳教三年。林昭居然跑到团中央去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良知何在?还残留着理想主义幻想的林昭遭遇到了一个人人自危毫无血性的年代,这个时代的人在后来多以当时林昭的口吻去质问别人,而没有勇气去质问自身,绝对的权力不但吞噬掉每一个人的自由,还可以永远的吞噬掉许多人的勇气和良知。良知如果能够复苏,绝对不是以质问他人的方式产生,它应该在惨绝酷烈的自我拷问中出现,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离得很远,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听到当年被林昭质问的人发出一声内疚的叹息。

良知是一种勇气,只有勇者方可担当。在林昭无望之际终于遇见了一位勇者,新闻专业负责人罗列冒险为之说情,幸而未发配至西北劳改,改留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苗圃劳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随资料室迁往人大,被张元勋在数年后称之为的“北大往事”就此告终,林昭的命运随风飘摇。

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中说“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林昭从苏南土改到燕园岁月早期,甚至在她中学时,林昭仍然是一个赤诚的革命追随者和实践者,而林昭最终和顾准一样成为反专制的斗士,却实在的经历了一番巨大的思想转变,她将青春血液中无知的成分蒸干挥发,而化为青春的捍卫精神,在我现在看来,与林昭的家世不无影响。

林昭从未真正走进过自己父亲的精神世界,即便在最后经过反思之后,发见到父亲的真实与善良。林昭始终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尽管如此,林昭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具有中国“士”精神的书香家庭的巨大影响。

林昭之父彭国彦是国民党官僚中的一员,曾留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并接受了欧洲的民主宪政思潮,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9月,在国民党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

旧式文人的刚正气节与所接受到的自由思潮的双重影响,彭国彦一方面有着秉直刻板的官僚作风,一方面又接受思想的多元,彭国彦还因为良心的驱使释放过共产党人,彭国彦孤傲的性格影响下,林昭不可能没有一丝如乃父的贵族式桀骜和清高,而这种影响必将导致在后期成为林昭的精神依托。林昭虽然无法完全理解父亲,并且一度还与他划清界限,称父亲为反动官僚,但宿命的安排下,林昭却继承了彭国彦灵魂中的精髓。

林昭的孤傲正直出于乃父,而对革命的狂热却是出于其母。

林昭之母许宪民还在苏州景贤女中读书之时,其兄许金源便因为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在南京遇害,许金源是大革命时期中共苏州党的负责人之一。而在狱中林昭曾书《家祭》——“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教妈的是您!许宪民正在在其兄的影响之下投身革命,16岁时便跟随许金源从事进步活动,直至嫁与彭国彦之后依然矢志不改进行抗日宣传,甚至还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林昭的《家祭》一文,便可以清楚的看出她追随革命的思想根源。

然造化弄人,他们都没能逃出被吃掉的命运。

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林昭的同学李雪琴悄声对访问者说“她一直是上海的贵族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礼尚往来,你看她有纪念册,还有诗人给她题词,完全是俄罗斯贵妇”。

从以上一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林昭在一个官僚贵族家庭中所受到的影响,而这也是目前有人对林昭思想质疑的根源之一,林昭真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的代言人吗?她真的在信仰中没有投机的潜意识吗?她曾与父母的决裂甚或是出卖父母的过程中就真的没有一丝丝功利的诉求吗?

林昭最终走向彻底的反抗道路,并坚持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与她的家世出身是不是有什么必然联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人类的良知与人性的光辉最终战胜了阶级桎梏,林昭能够提出“奴役他人者亦不得自由”的思想早以超越了她的出身,而现在还在以阶级观念来判断林昭,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

林昭可以把神拉下自己心中的神坛,我们却千万不要神话林昭,但我们必须看见,林昭所捍卫的,其实只是一个朴实的真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尽管林昭确实的动摇过煎熬过算计过,但依然不失其伟大。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林昭

1960年10月,林昭因为在《星火》杂志上发表长诗《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并定为反革命罪,在苏州家中被捕时其父彭国彦连说两声“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自杀身亡。至此,林昭开始以鲜血和青春向暴政宣战,她是以真实鲜活的女人的血书写檄文,她改变了我们对女人的政治精神以及抗争精神的迂见,她令所有的中国人难以逼视她的惨痛历史,她的斗争和思想至今还在挑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她用惨绝痛苦的斗争奉献了一种对自由的思考,她希望用自己的血能够打碎“以暴易暴”的枷锁。林昭思想的价值不能仅仅只是作为凭吊和怀念的特殊精神资源,她所戟指的方向应该为我们留下更大的思考空间和思想视野。



1961年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开始书写思想日记,然而直到现在,林昭思想日记的内容大部分仍被视为秘密而封存,那又有什么秘密?我们仅仅从不多的林昭文字中便能知道那又有什么样的秘密!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国还在用自欺欺人的秘密来掩盖历史,这是身为现代中国人全体的耻辱。

我们还在尘幕中摸索,在暗暗的血和暗暗的死面前依旧让人肝肠寸断。

从1961年林昭开始思考到被秘密处决,林昭遭受了近八年的牢狱折磨,在这期间,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这是在将近八年的时间里所做的坚持啊!是什么样的力量如此的强大,强大得足以让一个娇弱多思的江南才女冲决常人难以忍受的心之恐惧、肉体之痛和精神的煎轧?这一点让我们不得不走近林昭的灵魂和精神世界。据许多资料表明,入狱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的5月,林昭曾与一位名叫俞以勒的基督徒同押一室,并相处甚好。据俞以勒后来回忆:“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呢,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呢,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

她们用密码交流了什么样的思想呢?俞以勒讲:“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么时候在狱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跟日记中都写了‘主历’。而且我在抄写她的信的时候,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还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从这些情况表明,林昭接受了基督的召唤。林昭寻找到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精神资源,并用这种资源进行对暴力的反抗,这简直就是一种飞蛾扑火与鸡蛋撞石头式的悲剧。林昭说“千万个鸡蛋撞向石头,也会有将石头撞碎的一天”。

杨小凯将英国的政治、古希腊的民主和基督教并称为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林昭将基督的爱和自由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也大概出于那样的观点,也许感性的层面居多,但也并非偶然。

林昭在人大新闻系书报资料室接受监督劳动期间,曾结识一个名叫甘粹的青年并与之相恋,在恋爱期间的每个星期天,林昭都会带着甘粹到王府井教堂做礼拜,并给没有任何基督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的故事,由此可见,林昭对基督的信仰并不完全是形成于狱中。在《寻找林昭的灵魂》一片中,林昭中学时的同班同学陆震华证实,早在中学的时候,林昭就接受到了基督教育。林昭,将宗教信仰和感情一直掩埋在无产革命者的外表之下,而直到完全认清自己看破谎言之后,便毫不犹豫的拿起了基督自由博爱的精神资源,这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转变。

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大概也是要强调这一点。而林昭对被奴役者提出的不要“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警告,在现代中国更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随即发生的文革中,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之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反观林昭在1965年也即文革前夕发出的警告,就不难看出她的思考的前瞻性。”——〈〈面对血写的文字〉〉钱理群。

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关于如何终止暴力取代奴役的思考,在那种血与痛的年代,林昭以青春的理想和人性的高贵对抗集权的斗争,是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与残酷专政制度的交锋,从一开始便无可质疑的会是悲剧终结,但林昭的高贵反抗精神,却留给了中国人足以自傲和进取的精神遗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把林昭称之为“圣女”的主要原因。

林昭在狱中受到了狱卒以及被唆使的女囚徒的殴打和折磨——“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张元勋〈〈林昭,不再被遗忘〉〉)——狱方还叫嚣“就不相信不能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林昭高傲的回应“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1962年初,林昭以保外就医出狱,回到苏州家中休养。出狱那天,林昭固步决绝,抱着桌子脚不肯回家,对前来迎接的母亲和妹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 在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讲了一些狱中情况包括反铐一百八十天等惨酷非人道的待遇,家人不忍心听下去,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后悔的,丧失了一个机会了解二十世纪最残酷的制度”。

林昭的头发一缕缕被抓下来,肉体一次次的受到伤害,然而她却是怎样看待虐待过迫害过她的人们呢?——“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满怀着悲悯与仁慈,林昭居然在倍受创痛的心里还存余着对施暴者的同情,她没有走向仇恨和懑怨,反而更加深入的反思和自省,在上帝的博爱精神与林昭自身伟大的人性光辉中,林昭的心灵得以升华,林昭的核心价值得以完全体现,林昭越是走向理想和信仰,越是接近现实带给她的绝望和伤害——“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了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独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那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人间何世!林昭是否也在心底惨叫过“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林昭至被害身亡共历人世36年,华美生命青春早逝,没有过婚姻,没有体验过作为女人的幸福。但林昭也曾有过秋月春花的感伤,也曾生过子矜沉吟的漪潋,据我所读到的资料显示,林昭大概经历过三次爱情,如林昭之多思浪漫,在如今回首,可有几人还能忆起她如水双眸?

蓝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
旧游飘零音情断 ;
感君凛然忘生死 。
犹记海淀冬别夜 ;
吞声九载逝如斯 。
朝日不终风和雨 ;
轮回再觅剪烛时。

以上是1966年张元勋到上海提蓝桥监狱探视,林昭送与张元勋的一首诗,当年张元勋是以林昭未婚夫的名义进行探视的,但以林昭之高傲心性,如无真切之盼念,段不会写出“轮回再觅剪烛时”之句。

与林昭建立公开恋人身份的是人大新闻系的右派学生甘粹,但以林昭的高傲内秀的性情,她与一个部队出身的保送生应该难以产生心灵之撞碰,据甘粹回忆,林昭与她建立恋人关系的初衷,还是因为林昭性格中的叛逆,他们要做给“组织”和散播流言的人们看看,而这次恋爱使甘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发配到新疆农二师改造营,一去就是22年。

“轮回再觅剪烛时”应该是林昭给张元勋最后的表白,尽管是那么委婉感性,但可见其情之真,其愿之苦、其心之烈!

林昭对张元勋的表达充满了传统中国女性对冒险探视之高义的回报之情,也不乏凄美中的柔情,率真的林昭,带着对爱情的眷顾,走得决绝,走得从容。

另一个表达出对林昭有眷恋之情的人是谭天荣。

谭天荣是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后来也被划为右派,是北大百花学社创始人之一。他在《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一文中表达了对林昭的挚烈爱慕。虽然林昭与谭相谈甚欢,从文学到历史,从哲学到艺术,甚至于林昭的家事谭天荣都有所知悉,但谭天荣却仍然感到“我与她不是一个类型”,在谭天荣的记忆中,与林昭所走过的一段只能是“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谭天荣在迟暮之年的回忆,可以看做是一个饱经苦难的灵魂对青春的致敬,和对林昭这么一个灵动美丽的女性的追忆吧。

林昭原来是如此的美丽过啊。在大家的记忆中,林昭总是以一个上海富家小姐的形象再现,“她似乎能够背诵整本《红楼梦》”,她可以随口颂吟诗篇,她“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她被人叫做“林妹妹”,她笑着走过这个世界,她甚至没有过婚姻。

我仿佛看见青春在眼中荡漾,我总是忆起那年电影中的冬妮亚,林昭,多么鲜活快乐智慧的生命啊,你为什么让人柔肠寸断,落寞遥望?

我在查阅林昭的资料过程中,其中有一篇林昭在狱中写给妈妈的信久久地扣击着我的心灵,一个对生命如此爱恋如此珍惜如此细致的林昭,那样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前晌有些消化性腹泻,但吃了些油质食物反而好些,因缺少脂肪,肠子能力蠕动可能倒是引起消化性腹泻的原因,你不用吓怕,吃不死的!

鱼也别少了我的,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糕、开口笑。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等等,放在汽车上装得来好了。斋斋我,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袋里好了。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别忘了,还要些罐头。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 半斤,吃得 □ 然勿 □ 嵌着牙缝!别的——慢慢要罢。

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

——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无言泪流,满面纵横!

这样一个精巧的生命,在承受着如此惨痛的伤害时,竟然为我们开出了一张那么丰富的菜单——我要吃啊!我要吃啊!

在当年饿殍千里暴权肆虐的年代,那是一朵对生命无限憧憬无限眷恋和无限尊重的想象之花,如今读来,我仍然可以感同身受当年林昭母亲万箭穿心肝胆俱裂的痛楚,仍然可能体会到林昭对生活强烈的期望,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林昭才能够以最大的热忱和果决,挑战庞然之极权怪兽。

林昭的美丽还在于她人性中的光芒,在《寻找林昭的灵魂》中,有一段林昭的右派同学刘发清的回忆:

“正在我的日子难过的时候,林昭从上海给我寄一封信来,那是60年的春天,寄了封信来我拆开,写了两张纸,后面有一个小包,另外有个小纸包包掉到地下,唉,我看见这个纸包包拣起来一看,一拆开——一张粮票,二张粮票,三张粮票,四张粮票七张粮票,每张都是五斤五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啊!”

刘发清1960年在甘肃礼县接受改造,当时每夜哭声可闻,饥谨四方,刘发清双腿因饥饿而浮肿,已经到了等死的地步,而此时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张!一共三十五斤粮票!

善良的林昭。终其一生之反抗,不正是殷殷的期望着看到每个人都能保有这人性中的善意和良知吗?她一次次的给予了别人善良,却一次次的收获到恶意的戕害“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象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林昭

林昭的提问,我们现在能够回答吗?

林昭身上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质,她自称“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她身上确然的“青春代”标志与之所思考的“暴力怪圈”映射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她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与当时的环境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林昭以殉道者的思考方式,留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



林昭斗争的顽强程度令人吃惊,也超过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林昭留下过这样的日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如此坚定的抗争使当局极其恐慌,加速了清洗林昭的步伐。

1968年4月17日,林昭被提审后回来对狱友说“今天,提审林昭的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人,对我表示:‘只要你能够认罪,今后不在狱中写反动的诗词,有悔过的表现,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对你从轻发落,我们可惜你还年轻,有一些才气,这是给予你最后的一次宽大机会。’可是,我只是冷笑,不作任何答复。”

此时的林昭已经完全成熟了,面对谎言只是报以冷笑,她已经预料到了命运的归宿,并作好了心理准备,林昭希望以烈士的反抗给人们敲响警钟,她决心以血来呼唤良知和意识的觉醒。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林昭《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乌克兰橙色革命时期的非暴力理想方式,在林昭的牢狱中发生,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和摄人,在最后时期的林昭,仍然对人性抱有希望。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也没能说清林昭到底犯了哪些罪可以遭至被杀害,而且是密杀!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林昭平反,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时的罪名与罪状!林昭曾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当林昭坚定的固执真理,追求真相之下,谎言开始恐惧,并由此而丧心病狂,林昭让我们懂得了暴政的伪善和虚弱,他们竟然害怕了。

关于林昭之死,有许多传言,甚至出现有人目睹她在龙华机场被枪决的奇闻,而且更有邱隐帆的《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这样的“故事”出现。我们在面对林昭这样的历史之时,不能再犯篡改和曲笔的罪了,我们只要记住这样一个场景:

1968年4月30日下午二时左右,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楼下传来一阵呼喊声,一个人在楼下呼叫“许宪民”的名字,彭令范(林昭之妹)闻之急忙开门,他面对着彭令范的惊惧神态,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理解人为什么可以冷血到那种地步,是什么把人变做了魔?请大家记住,二十世纪的中国,还有让家属缴五分钱“枪决子弹费”的天下奇闻,如果人们到现在还无法看破产生这种天下奇闻的根源,我恐怕就是在现代之中国,亦无法避免类似的丑闻发生,无耻不是人性的劣根性,是制度纵容的结果!

林昭死于何处,尸骨何存,至今下落不明。现在苏州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的“林昭之墓”,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衣发冢”。

“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
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林昭

林昭之死,是无数个暗暗的死之一,而她血写的二十万文字得以存留,据说因为是一个狱警的良知未泯,但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到了现在,人们也不能面对林昭?也没有见证人来讲述林昭狱中的苦难?包括那个偷出林昭血书的狱警。

恐惧仍然盛行,血依然还会流,那么林昭的死岂不是又成为了一种“不值得”,林昭的血便是真正的“暗暗的流”了?

历史会宣告一个答案。

如此,我们先讲述林昭吧,只是这怀念不要成为又一种堕落和安慰的借口就足矣。

我们依然无法面对林昭。



主要参考文章: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张元勋

《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钱理群

《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谭天荣

《我的姐姐林昭》彭令范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

2006年5月25日   四川德阳


愤爷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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