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

青岛大学 物理系 谭天荣

   一

   在林昭诗一般的生命旅程中，我有幸和她同过一小段路。或许，这段往事算得上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可惜今天我已经处于半失忆状态，虽然竭尽全力，也只能写出这篇贫乏的回忆。如果它有助于读者从另一角度认识林昭，我就心满意足了。

   二

   在1954年秋天的一次舞会（好象就是为欢迎54年入学的同学而开的“迎新舞会”）上，我认识了林昭。对于她，我当时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以后再有舞会时我偶尔也邀她跳舞，路上遇见时也点点头，甚至也说上三言两语。她怎么看我这个不修边幅的湖南伢子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像她那样的上海富家小姐“非我同类也”。在那次舞会以后，她那个班的另外几个女孩我倒是至今还记得，例如，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湖南老乡。

   在1956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俩在北大的南校门偶然相遇，她问我：“出去一块走走好吗？”那时，功课忙得我不可开交，物理系的学习安排本来就没有给人留下谈情说爱的时间，何况那时正赶上“向科学进军”哩。但是，鬼使神差，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说：“好！”

   她领我走到圆明园，我们边走边谈。她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实言相告，功课压得透不过气，除跳舞以外，什么爱好也没有了，但我小时候爱看小说。以后的谈话怎么进行，现在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她谈到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看来她读得确实不少，以致以后我只要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都能在她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中午，她请我到一个饭馆吃饭，这次一起吃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点菜的语气：“要一个炒腰花。”在食堂里，女同学通常都是这样说的，而男同学通常省去了这里的“要”字。女同学们点菜时，有时也在我身边，但我总感觉很遥远，只有这一次，我才感到一位十足的女性确实在我身边。

   以后我们还是难得见一面，我是因为功课太忙，她也总是来去匆匆，似乎还有别的约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过几次长谈。我的过去很贫乏，她却有过某些经历，谈起各自的往事，以她为主。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我也看过《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谈起中国的经典名著，似乎旗鼓相当。后来谈到哲学，我就成了梅兰芳了。

   林昭经常谈起她在进北大以前和她在北大时的某些事情，但我现在只记得一些琐碎的片段。林昭说，她的妈妈极为能干，她的弟弟聪明绝顶，她还有一个妹妹，很注意打扮。有一次，她给我看一封她弟弟的来信，上面有她妹妹的批语。她弟弟说，“姐姐有了稿费，别忘了给弟弟一点。”她妹妹对此的批语是“无耻之尤”，后面还署名“妞”。林昭说，“家里确实困难，但妈妈对弟弟也太严了。”

   林昭说她很喜欢猫，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她把她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林昭说她曾经有一个小名叫“苹苹”，她很喜欢这个“苹”字，南方人往往分不清“苹”和“颦”两个音，她似乎对“苹”、“萍”、“颦”、“蘋”等字都有好感。

   林昭说她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笔名，还说“林”与“令”谐音。我说，“这两个字不同声，音也不同。”她皱了皱眉说：“你比北方人还要北方人。”

   林昭很喜欢《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每当别人叫她“林姑娘”，她都甜丝丝的。她还说，她班有一位姓薛的女同学，但这位同学却很不高兴别人叫她“薛姑娘”。看来，这些女孩子看《红楼梦》看迷了。

   林昭经常说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例如，有一次谈到黛玉把一杯喝了一半的酒递给宝玉，宝玉的祖母看不惯，借说书人的段子数落黛玉。

   有一次谈到《水浒传》时，我说：

   “只有宋江能当梁山的寨主，王伦自然不行，晁盖也未必行，武松、鲁志深、石秀能服晁盖，卢俊义、关胜、呼延灼就未必了。宋江能治理梁山众英雄，不是因为他的武艺，也不是因为他的谋略，而是他那以柔克刚的攻心法。梁山好汉们被招安后受到凌辱，众将都想重回梁山，只有宋江一个人反对。这时宋江说：‘你们要反，就先杀了我，要不，我自行了断，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林昭点头微笑，似乎很欣赏。从这一天起，我叫她“姐姐”，她叫我“小弟”。

   三

   1956年的秋天，我正在如饥如渴地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一次我对林昭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关键在于掌握辩证法，而现在，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强调得有些过分了。林昭告诉我，在英语中，“唯心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同一个字。她对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似乎是从这一字面上的意思理解的。她说：唯心主义者往往更看重精神，也更心软。对此，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我问她怎么理解辩证法，看得出她读过《联共党史》，她的回答可以通过政治课的考试。我又问：“你不是很会举例吗？能不能举一个用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

   她微笑地说：“你能举例子，是吗？”

   我说：“昨天我从《自然辩证法》读到一个例子：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对立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机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个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就走到了他们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帝制复辟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恩格斯这里说的是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事件，马克思曾经为此写了他的经典名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

   林昭皱了皱眉头：“在我的印象里，‘非此即彼’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无论什么事，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没有中间状态。照你这么说，‘非此即彼’倒是辩证法的一个特征了。”

   我说：“恩格斯也说过：除了‘非此即彼’，辩证法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互相过渡。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不是思想方法，而是历史进程。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当一个社会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时，事变的结局往往取决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这种微小的偶然因素甚至可能是某一当事人的‘一念之差’。”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说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吗？照你这么说，‘伟大人物’能改变历史的方向了。”

   “我没有见过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什么地方把‘人民群众’和‘伟大人物’对立起来。但我倒是常常听说，历史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是的，恩格斯说过：‘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某一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进程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呢？”

   “问题就在这里，辩证法不是研究矛盾的吗？我对‘正与负’‘阴电与阴电’等抽象的矛盾没有兴趣，只有刚才的我们说的那种问题才引起我的思考。”

   “你解决了这一问题吗？”

   “是的。”

   在林昭和我的谈话中，大部分时间是她说我听，我喜欢她说的内容，更喜欢她那新闻报道式的简捷的叙述方式，还有她那悦耳的口音，那是苏州方言与普通话的一种奇特的结合。我说话的时间不多，她似乎也喜欢听我说话，至于我说的内容，倒未必给她留下多深的印象。她的话题源源不断，很少接我的话茬。这次我说的关于“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能改变历史进程”和“历史进程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在下次谈话时她并没有提起，这一问题搁置一段时间我才继续说下去。

   四

   有一天，林昭在谈起另一个问题时说：

   “我听人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是收起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吧！人们总爱把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或偶尔说过一次两次的话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说是什么‘试金石’、‘分水岭’等等，另一方面又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反复说过的话。例如，马克思常说，镇压了某次革命的人，成了这次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这句话人们就噤若寒蝉了。”

   “这句话很重要吗？”

   “重要极了。马克思是说，反革命的领袖和政党不论怎样仇视革命，一旦执政，就不得不执行革命的遗嘱。”

   “马克思给出了例子吗？”

   “例子很多，上次说的1851年法国的帝制复辟就是其中的一个。从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到帝制复辟，诚然是历史的大倒退。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的帝国并不是一个古代的帝国，它有许多现代化的特征，这是历史学家称为‘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帝国的建立彻底镇压了1848 年的革命。但是，其结果不仅是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而且使得法国的工业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有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任务乃是把当时法国的生产力从路易-菲力浦政权死乞白赖要保持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下，它执行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

   “这好象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玄学理论，人们为什么要噤若寒蝉呢？”

   “因为它不合人们的口味。列宁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这可与马克思的学说大相径庭。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里有矛盾吗？”

   “有！例如，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如果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在俄国成熟，即使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在俄国也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而按照列宁的意见，不论俄国的生产力多么落后，只要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就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意见分歧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的玄学理论‘噤若寒蝉’吗？”

   “不仅如此。马克思这句话的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不论怎样向往革命，一旦执政，就不得不执行被他们镇压了的反革命的遗嘱。”

   “这就更玄了，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如果1848年的革命的结局不是帝制复辟，而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会怎么样呢？为了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就得镇压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要求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但是，马克思已经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马克思这样说过吗？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建立的王朝是人民群众的王朝。”

   “说过，我这里逐字逐句是马克思的原话。”

   “这么说，你能背诵马克思的著作。”

   “就像你能背诵《红楼梦》一样。”

   “好吧，波拿巴王朝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那又怎么样？”

   “法国人民群众是小农，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如果1848年革命的结果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那么，建国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农的代表，成了法国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换句话说，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群众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众上面的权威。这样，‘社会民主共和国’将和第二帝国一样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于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镇压了反革命以后，就执行了它的遗嘱复辟帝制，诚然，那是一种变形了的帝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

   “你说的马克思主义真是闻所未闻。”

   五

   又过了一段时间，林昭再次谈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问题，她说：“我听说普列汉诺夫写过一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中就说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但他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真传。”

   “怎见得？”

   “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普列汉诺夫引用了法国诗人圣博甫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宿命论’历史学派的如下质疑：‘假若米拉波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比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弹殒命了，那么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难道你们敢于断定说事变的结局仍然是那样的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结局完全相反。’”

   “普列汉诺夫怎么回答呢？”

   “他说，圣博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时，法国革命将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细小原因结合得怎样奇巧，它们也决不会消除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巨大社会需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法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的革命运动能有一种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些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一种细小原因的凑合也办不到的。”

   “他说得对吗？”

   “不对，关键是对‘相反的结局’的含义的理解。我们看到，对于1848年的法国革命，‘复辟帝制’与‘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是两种相反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下，1851年法国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将在一定时期内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都将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接受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将建立一个拿破仑主义的法国。在这种意义下，‘偶然的原因’又不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

   “你是说，在历史上，‘偶然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又不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难道这就是辩证法？”

   “对！一般地说，在‘非此即彼’的历史时刻，‘偶然的原因’可能导致两种相反的‘政治的结局’，但不可能改变‘经济的必然性’。圣博甫说历史事变会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导致完全相反的结局，乃是指政治的结局相反。而普列汉诺夫的反驳说的是‘偶然的原因’不能改变经济的必然性。完全答非所问。”

   “你认为你比普列汉诺夫更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不能那么说，好比砍倒一棵树，要砍一百斧头，普列汉诺夫已经砍了九十九斧，我砍了最后一斧。”

   “那么，列宁呢？他有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真传？”

   “他比普列汉诺夫差远了。”

   “是吗？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要得到马克思的真传，《资本论》总不能不看吧！”

   “难道列宁没有看《资本论》吗？”

   “他看过没看过无关紧要，但他肯定看不懂。”

   “怎见得？”

   “《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提出问题：一个商品有各式各样的交换价值，在这些不

   同的交换价值中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呢？或者说，当一个商品的某一交换价值转换为另一种交换价值时，有没有什么东西保持不变呢？用一个哲学的名词来表述，就是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没有‘实体’，即‘变异中的不变者’？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有，这个实体就是制造这个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它就是该商品的‘价值’。”

   “我听说过。”

   “如果有人有奇特的读书习惯，更愿意把《资本论》倒过来读，那么他遇到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马克思对地租的论述：‘地租实体是农业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差额。’可见，马克思的论述从头到尾离不开‘实体’这一范畴。”

   “那又怎么样？”

   “而列宁却说，‘实体’就是‘物质’，教授们故意把‘物质’说成‘实体’，只是为了炫耀自己‘非同小可’。果真如此，马克思就该把‘价值实体’改成‘价值物质’，把‘地租实体’改成‘地租物质’，否则马克思就成了‘教授’，而且是在炫耀自己‘非同小可’了。不能怀疑列宁读过《资本论》，但天知道他是怎么读的。”

   “一个用语就那么重要吗？或许，列宁没有注意马克思这一用语，但还是掌握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精神实质。”

   “不可能！列宁说‘实体’就是‘物质’不是偶然的疏忽。他写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有一章专门讲物理学，其中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不变的东西，因此，在物质形态的变易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不变，‘质量’当然也可能改变。实际上，质量守恒定律是物理学的一块基石，这个定律不成立，整个物理学的大厦就会立刻倒塌。可列宁却说‘质量守恒定律也可以不成立’，只有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满不在乎地说这种外行话。”

   “……”

   “由此可见，列宁一般地否认‘变异中的不变者’，从而一般地否认‘实体’。而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就是在阐述经济领域各种现象中的‘实体’，你说列宁能看得懂《资本论》吗？”

   “……”

   “你不是也读过列宁的书吗，有什么感觉？”

   “我读《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导言》时，感到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文学的美。列宁的著作似乎是另一种风格。”

   “我是学数理科学的，对列宁著作中的逻辑混乱、空洞、自相矛盾特别敏感。”

   “什么逻辑混乱？”

   “比方说，他反驳考茨基‘下层专政导致马刀专政’的论点时说：某时某地有马刀专政，却不曾有过下层专政。他认为自己这样就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了。”

   “这里有逻辑混乱吗？”

   “有，考茨基是说‘下层专政会导致马刀专政。’而列宁所反驳的命题则是‘只有下

   层专政才会导致马刀专政’。前一个命题是说，‘下层专政是马刀专政充分条件’，后一个命题却是说，‘下层专政是马刀专政必要条件’。列宁不自觉地修改了考茨基的命题然后加以驳斥，这不是一种狡猾的诡辩伎俩，可怜的列宁确实分不清‘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如果列宁是为得到某一学位写一篇论文，人们不妨对这种稚嫩的错误报以宽容的一笑。但他却是在论战，逻辑混乱再加上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读起来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考茨基的“下层专政导致马刀专政”的论点对吗？”

   “很不幸，我读不到考茨基的原著，不能断定这个论点对还是错。但列宁的问题不在于他的某一论点对还是错。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林昭似乎十分震惊，沉默了好一会才说：

   “托尔斯泰曾说，一个人好比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是分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分母。你的分母似乎太大了，你就不能谦逊一点吗？”

   “‘谦逊’是我最反感的一个用语。”

   “为什么？”

   “你刚才说到托尔斯泰的一个分数，我们不妨把这个分数称为‘托尔斯泰系数’。许多人倒是很谦逊，开口闭口‘鄙人才疏学浅’，实际上他们的托尔斯泰系数恐怕比我的还要小。”

   “他们也像你一样说别人不学无术吗？”

   “……”

   六

   林昭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我说列宁不学无术似乎使她感到不快。下一次谈话时她喝了一点酒，借着酒兴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才能，可就不知道你有几分真才实学，几分言过其实。”

   “难道你心里没数？”

   “我周围都是才气横溢的人，无一例外，但都是学文的，你是我的第一个理科的朋友。”

   “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对文科的人特别反感。如果他骂人，当他骂什么都不解恨时就说：‘你简直是文科的！’”

   林昭莞尔一笑，说：“这位同学就是你吧。”

   “才不是哩！另有其人，他病了，现在正在住院。”

   “该！”

   “我对文科并不反感，读高中时我就特别喜欢文学和历史，甚至打算考中文系或历史

   系哩。”

   “还有，小时候就爱看小说。”

   “对！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说唐’。你看过‘说唐’吗？”

   “看过。”

   “‘说唐’中有一个少年英雄，叫罗成，他父亲叫罗艺。对吗？”

   “对。”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罗成是儿子，罗艺是父亲。’对吗？”

   “……”

   “这里有两个命题：一个是‘罗成是儿子’，另一个是‘罗艺是父亲。’这两个命题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成立，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孤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对吗？”

   “……”

   “就说罗成吧，他不仅是罗艺的儿子，而且还是罗通的父亲。因此，要问罗成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先得指定是对谁而言，如果不指定，我就只好说：‘罗成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对吗？”

   “……”

   “设想在一个孤岛上住着渔民两父子。儿子从没有离开过小岛。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父亲，他们每天出海打鱼；另一种人是儿子，他们在家作饭补网。……”

   “比喻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打比喻。”

   “这不是比喻，是例子。”

   “那就应该说：‘例子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举例。’”

   “应该补充一句：‘谁举例多谁骗人，谁举例少谁被骗。’”

   林昭笑了，她似乎很少笑得这么开心。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孤岛上住着渔民两父子。”

   “对啦！如果你对这个孤岛上的男孩说，一个人既是儿子又是父亲，他肯定无法理解。但我们也有类似的困惑。例如恩格斯说过：‘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听说过这一类的话，但好象与我无关。”

   “你习惯形象思维，而我习惯逻辑思维。”

   “一件事情怎么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呢？你举一个例子吧。”

“你不怕受骗？”

   “不怕。”

   “好吧，还是以1851年波拿巴政变为例。当时法国正处在‘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或者是复辟帝制，或者是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归根结底都将建立一个拿破仑主义的法国。在这种意义下，法国那时经历一个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但恰好通过复辟帝制来实现拿破仑主义则是偶然的。”

   “好象是这样。我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的东西是由偶然性构成的，而偶然的东西里面则隐藏着必然性。”

   “对！很多人都这样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不能说他们理解错了，但恩格斯说的远不止这些。”

   “还有什么？”

   “还是回到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结局吧。说通过复辟帝制来实现拿破仑主义则是偶然的，是从经济的必然性的角度来看的。可是，如果我们从法国当时的政治局势的演进考察当时复辟帝制的进程，又会得出结论：1848年的革命以帝制复辟为结局是必然的，但恰好是由路易波拿巴这位冒险家当上皇帝，则是偶然的。”

   “于是你就说，法国当时复辟帝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对！如果有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路易波拿巴的生平和与他有关的各种历史事件，他又会得出结论：1851年法国帝制复辟时，皇帝的宝座非路易波拿巴莫属。”

   “于是你又说，法国当时恰好由路易波拿巴当皇帝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谈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文章，其中说到必然性是分“等级”的。你看，法国在上世纪中叶要经历一个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这个历史阶段通过帝制复辟来实现也是必然的；恰好由路易波拿巴来当皇帝还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必然性并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它们从高到低形成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相对于较高一级的必然性，较低一级的必然性就成了偶然性。由此得出结论，偶然性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

   “那么必然性呢？必然性是不是也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必然性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范畴，只有在它与偶然性的相对立时，才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玄之又玄，深不可测！”

   “好吧，我们就从与偶然性的相对立的角度理解必然性。这样，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就像父亲与儿子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人的属性一样。”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

   “孤岛上的男孩不理解‘一个人既是父亲又是儿子’，是因为他以为父亲与儿子是一个人的属性。同样，我们不理解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也是因为我们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当作一件事情的属性了。这个男孩的片面性很容易克服。当他走出小岛，见过更多的世面，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对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片面理解，就并不那么容易克服了。你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吗？”

   “读过，怎么样？”

   “他就说，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些事情是偶然的，这就像那个孤岛上的男孩说‘有些人是父亲有些人是儿子’一样，把某一‘关系’当作‘属性’了。艾思奇比那个男孩也高明不了多少。”

   “你真是目空一切，艾思奇怎么得罪你啦。”

   “对事不对人，你的偶像艾思奇一切都好，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不懂哲学。”

   “……”

   我很想缓解一下林昭对我的不满，但并不成功。

   七

   不久以后，林昭问我：

   “你们物理系不是学习负担很重吗？你怎么有时间读那么多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中心点是辩证法。不掌握辩证法，读多少遍也不得要领，掌握了辩证法，读起来就能过目不忘。我认为自己掌握了辩证法。其实，我并没有用很多时间读经典著作，读的经典著作也不多。但我相信自己读一点，就懂了一点。”

   “你是怎么掌握辩证法的呢？”

   “通过物理学的发现。”

   “你在物理学上有新发现吗？”

   “有！”

   我等着林昭嘲笑我，但她没有。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阴暗而抑郁，似乎从心的深处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悲哀。过了一会，她问我：“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痛苦在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名扬天下，大有作为。我想那时你的妻子不会是我，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来。现在想起来，林昭似乎预感到大难将至。五月十九日以后，我俩同时被卷入狂潮，处在风口浪尖上，甚至连见面点头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反右运动晚期，我俩都被划成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开始约会。记得在一次舞会上，我俩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那以后又发生了种种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运的是，记忆已经模糊，而且，用诗人

   的话来说，“心的深处，没兴激起回忆的漪纹。”然而，我还记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对话。我对林昭说：

   “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林昭对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一桂冠的份量。无论如何，这一个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这样颠三倒四：我从小看《水浒传》，却用《红楼梦》中的词句来为自己作结论；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红楼梦》的虚幻世界里，却用《水浒传》中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我这个七尺须眉，在反思自己或许是最辉煌时期的所作所为时，竟联想到某个苦命丫鬟临终时的哀诉；而在同一时刻，大家闺秀林昭却在 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