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撈出”中國官員？

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其實，另一方面，絕對的權力，也造成絕對的責任。當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必須依靠中共來解決時，中共便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誰能“撈出”中國官員？

何頻

當今世界上最危險的兩種職業，一是當毒販子，一是在中國當官。共同的特點是：回報率極高、風險極大、對人類危害極深。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官員自相殘殺、自殺、患憂鬱症、坐牢的比例，比毒販子群體可能要大得多。有人曾經說過，沒有任何一個大學的畢業生，比中共黨校的畢業生犯罪率高，沒有什何一個群體比中共中央委員會、人大、政恊窩藏了那麼多犯罪分子。
不挽救這個群體，就沒辦法挽救中國

當然更大的不同是，中國官員比毒販子威風多了。一朝得勢，不但在中國的主席台上冠冕堂皇，指點江山，還可跑到國際舞台上壯出國威。尤其是近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官員更是牛氣衝天。可一旦在內鬥中被趕下台、被“雙規”，那就比下了地獄還痛苦，不但可能失去基本人身權利，可能被刑求，還要遭受大眾羞辱，做過的和沒有做的事被放大、被改編，演變成一個一個遺臭傳奇。
可以說，中共官員群體，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一個群體，所以才有將資產秘密轉到境外，才有官員外逃，才有將妻兒都安置到海外的“裸官”現象。在省部級、政治局官員中，極少沒有家人在海外、或者擁有他國居留權的。

三十年來，我一直追蹤、研究中共官員這個群體，開始是探奇，後來是憤怒，然後是同情、憐憫、鄙視，現在想的是：不挽救這個群體，就沒辦法挽救中國。他們制造了、維護了這個體制，又被這個體制所綁架，跟這個體制合而爲一、互相利用，掌控了中國的一切。
我並不懷疑，社會主義最開始是一種反叛資本主義不公的理想，但始作俑者沒想到，社會主義不但沒有修正資本主義，最後反叛的恰恰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蘇聯東歐是這個試驗不幸的證明，所幸在上世紀末就解體了，雖然他們的人民至今還在為此還債，但是，只須一些時日，這些國家多會回到文明的正軌。最悲慘的是中國，它既沒能結束社會主義最爛的部分，卻又接受了資本主義最爛的部分，而且，人們看不到這種狀況何時到底。也許，我們還不能說中國身處人類最黑暗的時代，但我們絕對可以說，今天中國是人類最可笑、最荒唐、最戲劇化、貧富差距最大的時代，而中共官員正是這一切的締造者、領導者。

沒有一種“中藥”可以使中共免於滅頂之災
人們正在見證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被公認比好萊塢要“大片”多了。然而，從中南海到中共的每一個省部巿委機關，每一個縣委鎮委，都有這樣的故事，有的甚至比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更離奇，無一沒有男盜女娼，無一不是活在陰謀詭計、互相殘殺之中，沒有任何一級政府，不是人民公敵。

這是一個中國精英的團體，他們多數年少聰明，他們曾經滿懷理想，他們非常勤奮，他們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也想推動中國的進步。現在偶爾回想，他們中也有人會驚訝：自己怎麼成了中國最腐敗、最墮落、最無恥的群體中的一員，口喊為人民服務，實質上最為人民所憤恨，只能靠腐敗、靠特務、靠鎮壓、靠刑罰、甚至靠暗殺才能維持這個政權。
中共黨內不是沒有有識之士，甚至可以說，從比例上，中共黨內人士，至少我所接觸的中共官員，比我接觸的中外學者，對中國、中共所面對的危機，痛切得多。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共自製的特色“中藥”，沒有一種使中共可以免於滅頂之災。

講法治先清除政法委，反腐敗先清除紀委
法律和司法，是一個國家的底線，是抵禦崩潰的最後防線。但在黨委，尤其在其政法委的干預之下，這個國家無論是立法、司法，完全成了其既得利益集團濫權的工具。沒有法的獨立和權威，怎麼會有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如果踐踏法的人，正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既得利益集團，公民怎麼可能指靠法律、信任法律？如果，法只是統治者用來恐嚇民衆的工具，公民怎麼不會對政權產生仇視？

統管中國安全、司法系統的政法委，卻是中國走向法治最大的毒瘤。非常明顯，這個毒瘤不除，在中國討論“法”不但沒有意義，反而會受到誤導、陷害。而沒有法的公平和必有的尊嚴，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靠法來規範、修正官員的行為，也就不可能阻止官員濫權、墮落。
紀委是另一個似乎可以査處中共官員違紀違法的機構，事實上，這個從黨內自身衍生的機構，不旦沒能減緩中共腐敗，反而大大推動了中共腐敗的發展。

在鄧小平、陳雲時代，紀委是保守派陣營，一開始便是意識形態、權力鬥爭的工具，不少所謂“鐵面無私”者，實質上是思想僵化、心理變態的政治打手，專門盯住改革派人士，一些黨外的企業家也曾遭到紀委羅織罪名。現在，紀委更為墮落，一方面成為權力鬥爭的利器，一方面自身也極為腐敗。所謂“雙規”，不但是公開蔑視法律，更重要的是，“雙規”成為了保護“窩犯”最好的辦法。
紀委被黨委書記領導，怎麼可能對同級黨委成員形成監督力量？如果依照從上到下的職權，縣一級官員由省紀委査，省一級官員由中紀委査，那中央一級官員由誰來監督、誰來査？沒有人有此權，更沒有人有此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怎麼能保障常委不濫權？如果最高層無人管得了，上樑不正，下樑豈能不歪？這麼簡單的千年道理，沒人不明白。中共問題的根子，並不是在基層，恰恰在中央——這就是“皇帝的新衣”。

大家知道，給人“戴帽子”的組織部是一個腐敗部門，是買官賣官的總衙門。事實上，給人“摘帽子”的紀委，比組織部更有腐敗的機會和能量。“帽子在頂”的官員，早就貪得了千萬過億之財，為免牢獄之災，自然更捨得花錢。“撈”，可能是紀委官員最熱悉的關鍵詞。靠什麼“撈”？當然是錢。曝光的“紀委腐敗案”，便證明了這個觀察。
如同講法治，先得清除政法委一樣，反腐敗，首先得清除紀委。腐敗問題，根本不是黨紀問題，而是國法問題，不能靠紀委“黑箱查案”，而是要靠獨立的司法“陽光執法”。不如此，就不必對中國的法治、廉政抱任何希望，無論是薄熙來的“打黑”，還是汪洋的“打黑”，本質都是“黑吃黑”，結果只能是更黑。

“黨內民主”必然是“玩弄民主”
政法委、紀委惡名遠揚之後，一幫幫閒人士又推出了“黨內民主”，並從中共高官們的空話套話中摘出“民主”之類的詞加以發揮，似乎中共正在推進“民主”。一份北京的政治笑話報，更宣稱：中國其實已是民主國家。

的確，民主在中共治下從來不是一個禁忌之詞，“專政”前面就寫明“人民民主”。“民主作風”、“民主會議”、“民主評議”之類的詞或活動，八千多萬中共黨員無人不知，“家庭民主”、“企業民主”之類說法在民間也流行，有知識分子更演義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其實，一個黨、一家公司、一個家庭、一個人，民不民主，對於全民而言，那不是什麼必要問題。民主的根本意義在於，一個執政政府，必須是通過民眾自願選舉產生，否則，這個政府就是專制政府。除此之外，在專制政府下任何名目的“民主”，必然是“玩弄民主”。
雖然每一個民主國家在民主過程中有所差別，但基本要素是一致的。中共的“黨內民主”恰恰是迴避民主的基本要素，以“民主”之名加以操縱和強化“合法性”。這種“民主”比“不民主”還要糟糕，不但會使黨內鬥爭更詭秘和更慘烈，而且，它會拖延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時間。

當然，如果“黨內民主”指的是在其黨內遵守民主原則，遵循公平的選舉制度、其成員有權公平公開競爭、有獨立的仲裁機構，那麼，對中共的“家事”，我們樂觀其成。只是，若果真如此，絕不會只有黨員能享有“黨內民主”特權，而公民卻不能；勢必幾乎同步變成“全民民主”，哪裡會有所謂“真正黨內民主”生存的時空？
同為革命黨，國民黨在台灣是通過民主的方式，成功實現了“漂白”並被民眾所接受；中共現在自我救贖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再玩弄各種迴避實質問題的花樣，而是正正當當走上“全民民主”之道，這才是“撈出”中共官員最好的方式，多數的中共官員仍然有機會成為這個未來民主國家的中堅力量。否則，膨脹不止的權力最終會壓垮中共自己，成千上萬的中共官員就會成為陪葬品。

大家喜歡說：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其實，另一方面，絕對的權力，也造成絕對的責任。當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必須依靠中共來解決時，中共便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本文開始時所講的中共官員的危險性，正是這種“重”的表現。擁有一群高危的官員，這個政權能安全？當然很不安全。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垮台！（本文前半段2012年4月寫於紐約到奧蘭多航班上，後半段2012年7月1日寫於美東林中樹屋）

《明鏡》月刊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