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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2日星期日

誰能“撈出”中國官員?

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其實,另一方面,絕對的權力,也造成絕對的責任。當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必須依靠中共來解決時,中共便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誰能“撈出”中國官員?

何頻

當今世界上最危險的兩種職業,一是當毒販子,一是在中國當官。共同的特點是:回報率極高、風險極大、對人類危害極深。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官員自相殘殺、自殺、患憂鬱症、坐牢的比例,比毒販子群體可能要大得多。有人曾經說過,沒有任何一個大學的畢業生,比中共黨校的畢業生犯罪率高,沒有什何一個群體比中共中央委員會、人大、政恊窩藏了那麼多犯罪分子。
不挽救這個群體,就沒辦法挽救中國

當然更大的不同是,中國官員比毒販子威風多了。一朝得勢,不但在中國的主席台上冠冕堂皇,指點江山,還可跑到國際舞台上壯出國威。尤其是近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官員更是牛氣衝天。可一旦在內鬥中被趕下台、被“雙規”,那就比下了地獄還痛苦,不但可能失去基本人身權利,可能被刑求,還要遭受大眾羞辱,做過的和沒有做的事被放大、被改編,演變成一個一個遺臭傳奇。
可以說,中共官員群體,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一個群體,所以才有將資產秘密轉到境外,才有官員外逃,才有將妻兒都安置到海外的“裸官”現象。在省部級、政治局官員中,極少沒有家人在海外、或者擁有他國居留權的。

三十年來,我一直追蹤、研究中共官員這個群體,開始是探奇,後來是憤怒,然後是同情、憐憫、鄙視,現在想的是:不挽救這個群體,就沒辦法挽救中國。他們制造了、維護了這個體制,又被這個體制所綁架,跟這個體制合而爲一、互相利用,掌控了中國的一切。
我並不懷疑,社會主義最開始是一種反叛資本主義不公的理想,但始作俑者沒想到,社會主義不但沒有修正資本主義,最後反叛的恰恰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蘇聯東歐是這個試驗不幸的證明,所幸在上世紀末就解體了,雖然他們的人民至今還在為此還債,但是,只須一些時日,這些國家多會回到文明的正軌。最悲慘的是中國,它既沒能結束社會主義最爛的部分,卻又接受了資本主義最爛的部分,而且,人們看不到這種狀況何時到底。也許,我們還不能說中國身處人類最黑暗的時代,但我們絕對可以說,今天中國是人類最可笑、最荒唐、最戲劇化、貧富差距最大的時代,而中共官員正是這一切的締造者、領導者。

沒有一種“中藥”可以使中共免於滅頂之災
人們正在見證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被公認比好萊塢要“大片”多了。然而,從中南海到中共的每一個省部巿委機關,每一個縣委鎮委,都有這樣的故事,有的甚至比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更離奇,無一沒有男盜女娼,無一不是活在陰謀詭計、互相殘殺之中,沒有任何一級政府,不是人民公敵。

這是一個中國精英的團體,他們多數年少聰明,他們曾經滿懷理想,他們非常勤奮,他們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也想推動中國的進步。現在偶爾回想,他們中也有人會驚訝:自己怎麼成了中國最腐敗、最墮落、最無恥的群體中的一員,口喊為人民服務,實質上最為人民所憤恨,只能靠腐敗、靠特務、靠鎮壓、靠刑罰、甚至靠暗殺才能維持這個政權。
中共黨內不是沒有有識之士,甚至可以說,從比例上,中共黨內人士,至少我所接觸的中共官員,比我接觸的中外學者,對中國、中共所面對的危機,痛切得多。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共自製的特色“中藥”,沒有一種使中共可以免於滅頂之災。

講法治先清除政法委,反腐敗先清除紀委
法律和司法,是一個國家的底線,是抵禦崩潰的最後防線。但在黨委,尤其在其政法委的干預之下,這個國家無論是立法、司法,完全成了其既得利益集團濫權的工具。沒有法的獨立和權威,怎麼會有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如果踐踏法的人,正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既得利益集團,公民怎麼可能指靠法律、信任法律?如果,法只是統治者用來恐嚇民衆的工具,公民怎麼不會對政權產生仇視?

統管中國安全、司法系統的政法委,卻是中國走向法治最大的毒瘤。非常明顯,這個毒瘤不除,在中國討論“法”不但沒有意義,反而會受到誤導、陷害。而沒有法的公平和必有的尊嚴,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靠法來規範、修正官員的行為,也就不可能阻止官員濫權、墮落。
紀委是另一個似乎可以査處中共官員違紀違法的機構,事實上,這個從黨內自身衍生的機構,不旦沒能減緩中共腐敗,反而大大推動了中共腐敗的發展。

在鄧小平、陳雲時代,紀委是保守派陣營,一開始便是意識形態、權力鬥爭的工具,不少所謂“鐵面無私”者,實質上是思想僵化、心理變態的政治打手,專門盯住改革派人士,一些黨外的企業家也曾遭到紀委羅織罪名。現在,紀委更為墮落,一方面成為權力鬥爭的利器,一方面自身也極為腐敗。所謂“雙規”,不但是公開蔑視法律,更重要的是,“雙規”成為了保護“窩犯”最好的辦法。
紀委被黨委書記領導,怎麼可能對同級黨委成員形成監督力量?如果依照從上到下的職權,縣一級官員由省紀委査,省一級官員由中紀委査,那中央一級官員由誰來監督、誰來査?沒有人有此權,更沒有人有此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怎麼能保障常委不濫權?如果最高層無人管得了,上樑不正,下樑豈能不歪?這麼簡單的千年道理,沒人不明白。中共問題的根子,並不是在基層,恰恰在中央——這就是“皇帝的新衣”。

大家知道,給人“戴帽子”的組織部是一個腐敗部門,是買官賣官的總衙門。事實上,給人“摘帽子”的紀委,比組織部更有腐敗的機會和能量。“帽子在頂”的官員,早就貪得了千萬過億之財,為免牢獄之災,自然更捨得花錢。“撈”,可能是紀委官員最熱悉的關鍵詞。靠什麼“撈”?當然是錢。曝光的“紀委腐敗案”,便證明了這個觀察。
如同講法治,先得清除政法委一樣,反腐敗,首先得清除紀委。腐敗問題,根本不是黨紀問題,而是國法問題,不能靠紀委“黑箱查案”,而是要靠獨立的司法“陽光執法”。不如此,就不必對中國的法治、廉政抱任何希望,無論是薄熙來的“打黑”,還是汪洋的“打黑”,本質都是“黑吃黑”,結果只能是更黑。

“黨內民主”必然是“玩弄民主”
政法委、紀委惡名遠揚之後,一幫幫閒人士又推出了“黨內民主”,並從中共高官們的空話套話中摘出“民主”之類的詞加以發揮,似乎中共正在推進“民主”。一份北京的政治笑話報,更宣稱:中國其實已是民主國家。

的確,民主在中共治下從來不是一個禁忌之詞,“專政”前面就寫明“人民民主”。“民主作風”、“民主會議”、“民主評議”之類的詞或活動,八千多萬中共黨員無人不知,“家庭民主”、“企業民主”之類說法在民間也流行,有知識分子更演義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其實,一個黨、一家公司、一個家庭、一個人,民不民主,對於全民而言,那不是什麼必要問題。民主的根本意義在於,一個執政政府,必須是通過民眾自願選舉產生,否則,這個政府就是專制政府。除此之外,在專制政府下任何名目的“民主”,必然是“玩弄民主”。
雖然每一個民主國家在民主過程中有所差別,但基本要素是一致的。中共的“黨內民主”恰恰是迴避民主的基本要素,以“民主”之名加以操縱和強化“合法性”。這種“民主”比“不民主”還要糟糕,不但會使黨內鬥爭更詭秘和更慘烈,而且,它會拖延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時間。

當然,如果“黨內民主”指的是在其黨內遵守民主原則,遵循公平的選舉制度、其成員有權公平公開競爭、有獨立的仲裁機構,那麼,對中共的“家事”,我們樂觀其成。只是,若果真如此,絕不會只有黨員能享有“黨內民主”特權,而公民卻不能;勢必幾乎同步變成“全民民主”,哪裡會有所謂“真正黨內民主”生存的時空?
同為革命黨,國民黨在台灣是通過民主的方式,成功實現了“漂白”並被民眾所接受;中共現在自我救贖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再玩弄各種迴避實質問題的花樣,而是正正當當走上“全民民主”之道,這才是“撈出”中共官員最好的方式,多數的中共官員仍然有機會成為這個未來民主國家的中堅力量。否則,膨脹不止的權力最終會壓垮中共自己,成千上萬的中共官員就會成為陪葬品。

大家喜歡說: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其實,另一方面,絕對的權力,也造成絕對的責任。當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必須依靠中共來解決時,中共便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本文開始時所講的中共官員的危險性,正是這種“重”的表現。擁有一群高危的官員,這個政權能安全?當然很不安全。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垮台!(本文前半段2012年4月寫於紐約到奧蘭多航班上,後半段2012年7月1日寫於美東林中樹屋)

《明鏡》月刊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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