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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9日星期一

何頻:這一代中國人光榮的機會

《明鏡月刊》何頻

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注定是中國世紀。

這並不是說,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新的超級霸權,也不是說中國模式可以和民主社會瓜分天下。而是說,中國將從一個一黨獨裁國家,建立起民主憲政體制;從一個貧富懸殊巨大、官僚資本控制一切的國家,建立起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和公平開放的經濟市場;從一個道德完全墮落、平民沒有尊嚴的社會,建立起法治、文化、教育、社區體系;從一個流氓國家的保護傘,變成世界和平的捍衛者。

其意義,如同二十世紀國際社會聯手鏟除德國日本法西斯,如同冷戰摧毀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甚至更加重要,因為,野蠻國家和血腥意識形態的歷史可以説正式終結了,人類從此步上了全球性的文明世代。

在這個美景之前,中國還可能走幾段彎路,國際社會還可能有幾次迷失。事實上,今天的現實就是如此,以犧牲公平、正義、環境、道德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一時繁榮,不但使中國一批竊國得利者內心狂喜,而且由於西方經濟衰退,一些國際政客、商人也急功近利,視中國為經濟新救星。

中國要不要民主、可不可以民主的爭論中,負面論調變得有些堂而皇之,那些對民主提出質疑的人,有的是看到了民主的弊端,有的是為中國繁榮感到自豪,有的是存在政治的挫折感,有的是擔憂中國國民性的缺陷和專制轉型後的後果,也有的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

這些人永遠是存在的,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無論這些人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從客觀上,他們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國際社會投機分子形成了一種合力,折損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延緩了民主社會到來的時間。

然而,這終究只是幾股壽命不會太長的逆流。他們的存在,既是民主化的牽制力,但同時又是民主化的動力,迫使我們更迅速更有力推動民主,而且要使民主呈現出高品質。

悲觀的聲音到處可以聼到,其實,有太多的理由使我們對前景可以樂觀。

從國際社會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已經被自已抑制不住的狂躁打碎了,挾金錢以玩弄天下,不僅僅比以前更強硬地抗拒改善人權狀況,而且迫不及待地輸出反文明的意識形態,甚至還擺出一副欲在南海試牛刀的姿態。

這勢必引起西方戰略家的警覺,即使還不願貿然將中國視為新冷戰的對手,但提防之心正起,牽制力量迅速成形,以美日澳印菲越幾個國家之力,足可碾碎中共亞洲霸主之夢,遑論充當什麼世界霸主。

中共在非洲、南美、歐洲也不斷踢到鐵板,這些國家對美國固有不滿,但對中共則是根本不信任,他們要的是中共的錢,而不是中共的價值觀。中共和俄羅斯的聯盟從來就不牢靠,彼此內在的敵意超過了和美國的關係。俄羅斯的民主制度並不成熟,但其政體畢竟不再是共黨獨裁,俄羅斯人民拋棄普京並不需要太長時間,而且普京不可能陪同中共走到黑,他對中共只是利用一時。

才幾年功夫,中共的同盟軍一個一個被摧毀,能夠利用的杠桿也一個一個被折斷,本·拉登死無葬身之地,卡扎菲被活活打死,穆巴拉克身陷鐵籠,卡斯特羅、金正日們還有幾天?

中國經濟總量嚇壞了很多人,其實以中國人口之數,本早該如此。真實的數字是中國人均收入,還在全世界百名之外。“占領華爾街”運動,是西方社會價值的一部份,人們有權表達憤怒、不滿,有權迫使權貴檢視政策,但沒有人將五星紅旗插到華爾街。

簡而言之,中共不會挽救世界經濟,也沒這個能力,它連自己都挽救不了。

事實上,即使歐美出現了媒體渲染的衰退、蕭條,然而,西方政治制度並沒有遇到根本挑戰,人民有權逼迫執政者下台,也可以承受執政黨下台,福利機制保障了人民平均生活品質遠遠在中國百姓生活之上,失業和減少消費畢竟是少數人,即使是百分之十的失業者,救濟金並不很低,低收入者可以獲取食品券,免費的午餐永遠有,低廉的政府公屋可以入住,教育更是得到基本保障。

國際社會固然有功利、短視的一面,但其主流價值是民主、人權,這是更神聖和強大的力量。這些年倒退的中國人權狀況,重新登上了國際媒體,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藝術家艾未未被官家構陷,盲人律師陳光誠被政府雇用的流氓圍堵,西藏喇嘛的絕望自焚,對比中共暴富猖狂的形象,更使世人憤怒。

可以預計,國際關注中國人權的力量會重新聚結,中共將面臨的道義壓力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來越重。西方社會最終會完全支持中國民主的力量,完全拋棄中共。

即使如此,推動中國政治轉型的根本力量,不能寄托於外國,而是中國人民。這一代中國人,有必要承擔為子孫後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社會制度和環境的責任。這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也是光榮的機會,還是一個需要英雄和奉獻的時代。歷史的使命如此,我們逃不掉。

新的技術手段正將地球拉平,人類猶如生活在同一村莊,民主和人權成了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否認得了的普世價值,即使那些企圖塑造“中國模式”的人,也不敢公開說專制比民主更好,侵犯人權理所當然,他們也得用“中國特色民主”這塊遮羞布,掩飾專制的惡行。即使是中共一個小小支部的空談會,也叫“民主生活會”,而不叫“專制生活會”。

即使在中共宣傳機器刻意、反復渲染民主國家的問題,一些知識分子也傳播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質疑中國能否民主的論調,民調卻顯示,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是支持中國民主化的。

中國的精英階層,官員、商人、知識分子,表面上是這三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以他們這群人的智力、能力和勤奮,他們在民主自由社會,必然也是成功者,甚至更為成功。問題在於,他們有了錢,卻沒有生活品質、沒有心理安全,有了權力和名氣,卻缺少了人格尊嚴和榮譽。

他們的一個共同的動作是:將家人送往國外。而且,越是頂尖階層,越是明顯。最有權勢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成員,沒有家人在海外是極為罕見的。而最富有的商人階層,沒有他國綠卡也是極為罕見的。留學歐美回國者多數是在西方找不到位置、拿不到綠卡者,個別有綠卡甚至有外國公民身份、又有能力者回國,抱的是淘金的投金心態。即使留居西方有諸多困難,但多數取得學位的人還是堅持留在西方。

腐敗已經成爲在中國從政的根本動力,層級越高,腐敗程度越高,即使在享受了最高級特權的所謂“一級國家領導人”(歷任和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幾乎數不出家人不腐敗、不受賄、不斂財和沒有巨富的例子,中國最頂尖的權貴家族,恰恰就是他們。然而,他們卻對他們之下的官員們舉起“反腐之劍”。這不是說中共真正有心、有能力消除腐敗,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建立起有效的廉政機制,所謂紀委及其附屬的監察部、防腐局、反貪局,幹的卻是保護高級腐敗者免除法律追究,以“反貪”為名打擊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就是典型例子,在更多被抓省部級貪官中大體也如此。可是,中共權力門爭,從來不是公開的,更沒有什麼程序可言,大家都在黑箱中,不知箭從何來。深究下去,就可以發現,反腐敗不過是中共最高層控制全黨的手法罷了。(《明鏡月刊》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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