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有多“特殊”？——就《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答方绍伟/王天成

    本人新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下称《大转型》）最近在香港出版。方绍伟先生在其博客上迅即发表了《王天成的空想“大转型”》一文（下称 “方文”），对其提出了激烈批评，给予了彻底否定。方文的核心观点是， 中国是特殊的、有可能例外，西方宪政民主未必在中国有可能性；所以， 讨论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时，核心在于“是否可能”，而不在于“如何办”。
    
     方先生的本行似乎是经济学，我的本行不是。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经济学方面的作品通常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极少数经济学者的著述例外，例如茅于轼、陈 志武、郎咸平。所以，我对作为经济学者的方绍伟并不了解。看到这篇关于《大转型》的评论后，我到网上搜索阅读了方先生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在国内一家媒体 的访谈《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从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公地悲剧 ”概念推导出了“‘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是‘中国道路’最佳选择”。 (博讯 boxun.com)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对方绍伟先生并不了解，不过从读到的他的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方先生自称是 芝加哥“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但是，我想，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或者有学术操守的人，都不太可能套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时髦概念，推导出 “党主立宪”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最现实、最优越的选择这种怪异、缺乏常识的结论。
   
    不过，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讨论方绍伟的“思想倾向”、“政治站队”，而是为了回应他对我的批评。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我从来没有与人打过笔 战。但是方文用了一些足以让普通读者困惑的时髦概念，所以，或许有必要给予回应。我并不认为我的研究是没有缺陷的，但是方文所提出的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 却是不成立的。兹予以一一回应，就教于方先生。
    
     第一，“‘规范冲动’压倒‘科学精神’”。“表面上看，该书实证地概括了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可实际上，它根本没能把‘数据的实证’上升到‘逻辑的实证’”，“不是在检验数据中寻找内在逻辑”。
    
    我不清楚方文所谓“逻辑的实证”意指何物。方文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我在经验统计、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或者说看法是违背逻辑的、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方文在提出这一指控的时候，连对我的文本进行“实证”这一要求都没有达到。
   
    我在前辈研究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得出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内部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的判断，并进而讨论了内部分裂的 形式、中国在什么情景下统治集团最可能发生分裂。方文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对我的判断及相关分析、预测的“内在逻辑”提出质疑，只是不着边际地坚持认为我 的整本书应该“集中分析‘内部分裂’能不能在当今的中国发生”。
    
    方文生硬地套用了国际学术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分，似乎不明白许多时候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未来提供教益，从而不可避免必须 进入“规范研究”。同时，方文对转型政治学研究范围的“理解”之狭隘也足以让人吃惊。 在方绍伟看来，我不应该探讨“政治变革的转型模式、动力机制和操作顺序”，不应该提出“‘要’开放报禁、‘要’开放党禁、‘要’自由化、‘要’避免国家分 裂”，因为这些是“规范冲动”、是未来的事情、是“摘桃子”的事。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方绍伟先生，连这些基本问题都不研究，还可以称为“民主转型”“研究”吗？连一些基本的要求都不提出来，未来还会有“桃子”可 摘吗？难道“科学精神”就是要放弃提出要求吗？难道对未来的更清晰的看法，不更有助于所期待的未来的发生吗？不研究种种基本问题、不提出一些基本要求，套 用方绍伟的话，“对此感到高兴和放心的还能是谁”？！
    
    第二，“工程主义”倾向压倒“公共选择”逻辑。工程主义意味着忽视“政治主体的利益结构和偏好”，“暗中假定，存在着一种可以超脱‘公共选择’过 程的‘客观最佳’的‘民主转型’，而且，这个‘客观的最佳’可以借助‘上帝之手’无摩擦、无费用地实现”，所以，该书…浪费那么多的笔墨去讨论‘如何摘桃 子’的‘操作问题’”， 例如“先全国大选优于先地方大选”、“议会制优于总统制”、“先选议会优于先立宪法”等等。“当‘工程主义’的方法论错误被明确地指出来之后，该书作者可 以辩解说他当然不会那么去假设，可问题就在于，这种‘事后的意识’并不存在也该书的逻辑思维中，而这正是该书一直以‘民主工程学’的内在思维，去讨论‘主 体不在场的操作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要告诉方绍伟先生，很抱歉，在如此明显的问题上，我并不像他“暗中假定”的那样浅薄，只会有一种“事后意识”，尽管我并不至于会妄称自己 已经很深刻。我在书中反复说明了民主转型是不同政治主体、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博弈的过程。我在分析统治集团为什么可能分裂、省级选举先于全国的危险、民主 转型的恰当节奏等关键问题时，都包含了动机、利益分析。我在书中最后部分还总结性地谈到了变革的步骤、制度选择等都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才能最终确定。
   
    我与方绍伟有两点不同。一是，在统治集团的利益与社会、民众的利益之间，他更多考虑的是前者的利益，所以才会得出“一党制优于多党制”、“党主立宪”是最佳选择之类的主张。而我并没有这样的偏向。
    
    二是，他似乎认为支配公共选择的惟一因素是利益，不认为利益主张常常也是需要理由、正当性(justification)的，不认为优化选择的观 念会有任何作用。而我认为，利益主张要得到接受常常是需要理由的，认知、价值、原则、优化选择在其中是有机会发挥作用的——若非如此，孟德斯基所阐释的三 权分立原则及现代民主的其他原则也不会得到许多人信奉、践行；若非如此，便是人类的极大不幸。
    
     《大转型》介绍过波兰的圆桌谈判，就是一个利益博弈和原则都发挥了作用的例子。谈判中争执的一个焦点是总统的权力和选举方式。共产党的方案赋予总统很大的 权力，包括任命总理、否决议会法案、解散议会等，并主张由议会（下院）和部长会议主席顾问委员会等现存咨议机构选举。这个职位是给雅鲁泽尔斯基预留的，目 的在于保护共产党的利益。团结工会认为是帝王式的总统，虽然接受了其权限安排，但是坚决反对其选举方式，“民主可以被强暴一次，不能被强暴两次和多次”。 最后，为了达成协议，共产党同意新设立的参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总统由下院和参议院共同选举产生。
    
    正是由于认知、价值、原则、优化选择观念是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政治变革才获得意义与方向，而不是布朗运动；也正因为认知、价值、原则、优化选择是 有可能发挥作用的，事先的讨论、筹划是有意义和重要的。方绍伟将一切未来的事情都当成只是“摘桃子”的事，是现在不必理会的，实际上取消了一切战略研究的 必要，这也违背了一个生活的常识，即人应该也有可能为未来筹划。
    
    未来的事情也并非只属于未来。刚才说过，对未来的清晰看法更有助于所期待的未来的发生。现在的讨论、研究也就是在“种桃树”。不播种便不会有收 获，这样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当我写作《大转型》的时候，我并没有指望过书中的所有主张都能在未来得到采纳。我的特别重要的目的，一是传播民主转型的知识， 二是激发、促进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第三、“该书最致命之处是‘中国也不可能例外’的文化观念错误”。“该书作者确信：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失民心者失天下，外部压力必然导致内部分裂”。 这个批评比前两个似乎符合《大转型》的内容，但至多只说对了三分之一。
    
    首先，的确，我并不认同所谓的“中国例外论”或者说“中国不行论”，对此我在书中还论及过。我是普世价值的坚定信仰者。其次，我并不认为失民心者 会自动失天下。我批评了一些人满足于呼吁、劝导政府改革，以为那样下去，改革终究会发生。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如果没有足够多 的人采取实际行动。再次，我不认为《大转型》“中国不例外”的观点是一个错误，更不是致命的错误。
    
    读到这个批评，我似乎开始有点明白了，方绍伟文章开篇就有失学者风范，张狂、武断地彻底否定我的研究取向，或许一个原因在于《大转型》不符合他的 以自己所谓“制度文化组合论”为“依据”的“中国例外论”，以及以“中国例外论”包装的政治站队。在此，我想告诉方绍伟先生，你的观点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 种，不能说不符合你的观点的观点就是“致命的错误”。方绍伟自以为他的鲜为人知的“制度文化组合论”，为对抗普世价值找到一种新的依据，但其实是一种老掉 牙的论证方式。非常抱歉，本人对一切以所谓“中国特殊论”来反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观点，都是不屑一顾的。这不是我张狂，而是我早就思考过了。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没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特殊的。每一个专制国家也是特殊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样一个事实的成立：每个个 体都需要尊严。人是会比较的高级动物，当他们发现有一种制度更适合于保护自己的尊严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往那种制度。文化是可以更新的，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你不能说现在是专制的，而且那个专制有些特殊，就认为是无法终结的。关键在于人的选择和努力。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达到120余个，占190多个独立国 家的3/5强。但是，这些国家在民主化前，每一个你都能找到不利于民主发生的因素，如果你的问题是“民主在那里为什么不可能？”。当同一个专制国家终结 后，你回过头去又能找有利于民主发生的因素，因为你将问题改成了“民主在那里为什么是可能的？”。由于问题的不同，学者们很容易选择性失明。“特殊论”、 “例外论”是可以套用到每一个国家的。
    
    此外，我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的信仰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在思考民主转型的时候，不考虑当今中国的特殊性。例如，我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当代中国一党专 制的韧性，强调了改革并不会轻易发生，需要通过非暴力抗争从外部撕裂统治集团，开启民主转型。考虑到中国的族群构成、分布，强调了在转型过程中全国选举滞 后于省级选举是危险的。
    
    《大转型》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办”，即如何使民主转型成为可能。方绍伟似乎只对一个概率问题感兴趣，即民主转型有多大可能会在中国发生。“‘中国 特殊性’有存在的概率，问题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这个概率存在”，方绍伟说。他并且要求我也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认为研究、讨论其他问题，例如民主转型的模 式、动力机制、制度选择、选举顺序，要求开放党禁言禁、主张非暴力抗争，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其实，在当今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民主转型是否可 能”，而是“如何使民主转型成为可能”。
   
    方绍伟先生在文章开篇的时候暗示，他是熟悉西方学术界关于民主转型的文献的。但是，从他这篇文章和其他几篇我读到的文章，我却发现他连转型政治学 应该研究哪些问题都不清楚。按照他的思路，惟一值得研究的是一个“概率”问题，转型政治学实际上被取消了。如果推演下去，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取消，大家 都去研究概率论。由于概率也不可靠，最后干脆什么都别研究了，什么事情都别刻意追求了。遇到事情就掷骰子。他或许已经掷过骰子了，结果是“共产党”。但我 想他或许是没有好好看说明，对骰子的意思理解错了。
    
    最后要说明一点，《大转型》相关的研究开始于2008年我在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写作开始于2009年秋季，当时我转到了纽 约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4月。方绍伟文章中说，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我的“重要任务是表达”。我要告 诉方先生，《大转型》的研究、写作是我独自进行的，不是任何政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至于方先生的文章是否带着任务写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怪异的是，他似乎对《大转型》有点气急败坏，没有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性、诚实和谨慎。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