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

派系間的交易多過選舉結果

集體領導不免導致更多的派系鬥爭，李成書中一個重點便是，中共的權力轉移更多的是派系間的交易、暗箱操作，而不是選舉的結果，這也是中國政治的難點。雖然接班機制有其規律可循，但這樣的暗箱操作讓此機制多了不確定因素。

李成對《大事件》指出，其實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有無法把握的突變因素，民主制度如此，非民主制度也是如此，目前的理論框架是，中國政治在鄧小平、毛澤東的強權人物政治結束後，派系鬥爭會越來越活躍，如此促成了派系角逐的半公開化，以及某些下屆常委角逐者的政治游說行動。

根據李成的觀察，自90年代後期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真正掌權開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逐漸形成了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至今越來越明顯，兩股勢力為了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相互爭鬥，形成一黨兩派的情況，所謂的派就是一個同盟，某個同盟是由不同派系組合起來，現在這樣的爭鬥己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勢軍力敵、相互牽制，與中共近年來主張的黨內民主和權力制衡的呼聲相符。

雖然有人認為中國不只兩個同盟，但李成不同意這個觀點。“如果有第三個同盟，是哪一個同盟？由誰掛帥？代表什麼利益群體？在某個同盟下確實有各種不同派系，但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們會連結在一起，所以有的國家，如美國，只有兩個黨，很難出現第三個黨，這是因為對資源的控制和本身政治淵源的結果。”李成對《大事件》說。

李成在書中特別闡述了中共高層的兩個同盟：菁英同盟與平民同盟（民粹同盟），菁英同盟裡，有太子黨、上海幫、海歸、企業領導，如今太子黨在政治局中占了28%的席位。民粹同盟的核心是共青團，也有內陸省分的幹部，團派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裡占了23％，在政治局裡占了32％。“雖然這樣的劃分有時候太簡單化，但能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政治的整體輪廓。”

李成對《大事件》解釋，同一個同盟或派系裡也有矛盾，但也有利益、意識型態、背景相接近的情況，使得這群人在政治走向上有一定的傾斜，如太子黨在早期政治生涯中任職於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所以菁英同盟更多地造福沿海地區的利益，也比較照顧央企、國有企業家、部分中產階級的利益。

大多數團派成員曾在比較貧困的內陸省份擔任過地方或省級部門領導職務，因此民粹同盟更多地代表地區性的利益，關注弱勢群體、內陸地區的發展，不過團派成員較缺乏處理國際經濟事務的經驗和能力，雖然江澤民時代團派未得到重用，但近年因為中國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團派作用開始凸顯。

李成對《大事件》分析，中國政治中已經開始出現權力的制衡，過去一年裡出現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說明中國政治一方面走上權力制衡的同時，矛盾也逐漸的公開化；雖然這是中國政治進步的表現，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李成認為，這樣的模式不會一成不變，也有可能失敗，也就是有一派想把對方打倒，或出現由下而上的運動，使得一黨兩派模式無法持續，但是會成功還是失敗，就看是否能使中國政治更加制度化，避免轉型過程中出現巨大的動盪，最終走向更有規律可循的情況，實現中國式的民主。

因此，中共執政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源於內部權力競爭導致的分裂風險。李成表示，未來的5到10年間，會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很重要時刻，如果中共要避免出現破壞性甚至是暴力性的革命，十八大期間及以後的歲月中進行大膽、積極的政治改革將非常必要。

“這（政治改革）是樂觀的結果，但也無法排除另一種結果的出現，所以今年以來，中國最著名的文章是韓寒講革命的文章，儘管韓寒不同意革命，但把革命提到中國知識份子的討論議程上來，本身就是令人相當驚訝的事。”李成對《大事件》說。

即使進行大膽積極的政治改革非常必要，但領導層對於如何改，還沒有一個共識。李成表示，缺乏共識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特點，領導層有分歧、有競爭，中國知識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分裂過，這樣的分裂超越年齡、地域、學科，而此分裂又跟中國政治的兩個派系緊密連結在一起，這解釋了孔慶東支持薄熙來、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支持溫家寶、支持汪洋的現象。

雖然領導層對於如何政改一直缺乏共識，但對於經濟改革則是若即若離——中國經濟必須轉型，過去中國經濟的成長模式，亦即以出口和廉價勞動力驅動的經濟，已造成環境的巨大損害、能源的巨大消耗，不再適用於中國，中國需要轉型到以消費、創新來驅動經濟的模式，而轉型的指標就是服務業的逐漸壯大。

李成對《大事件》補充，若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創新經濟，就必需更多的政治自由和競爭，而不是央企的壟斷。“服務業如果要發展，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中國正在崛起，這樣的崛起不只要硬實力，也要有軟實力，發展軟實力就需要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所以如果這樣的轉型是對的，那中國政治的改革就是必然的。”

因此，李成認為，不管領導人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中國的政治、社會都會往政治改革的方向發展，而中國的民主形式必將而且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大事件》)

《大事件》記者 柯宇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