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薄熙来研究——窃听“红线电话”风波

文章来源: 朝日新闻

原本有望十八大“入常”的中共太子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罢黜并立案调查震惊全球。6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开始连载“薄熙来研究”系列文章，详细叙述薄熙来的教育、婚姻及从政经历。现转载第14至20篇。精彩内容包括薄熙来和王立军反目、薄熙来涉嫌窃听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关键一票决定抓捕薄熙来等。

剔除敌对势力的“打黑”运动

在重庆市，类似于露天咖啡馆的警察岗亭随处可见。在这种“重庆版派出所”中，全天都会有身穿制服的警察值班，市民还能从这里借到雨伞。薄熙来在市内设置了约500个警察岗亭，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在餐饮店工作的一名20多岁的女营业员对记者说：“有了这些岗亭，我戴着耳环走夜路也不怕被抢了。”

薄熙来在整治社会治安方面狠下功夫，最主要的措施便是名为“打黑”的政治运动。2008年，薄熙来将自己担任辽宁省省长时的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调到重庆，提拔其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让他指挥打黑活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王立军在上任后的80天内，既“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

2009年8月，曾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因涉嫌收取黑社会贿赂而被逮捕。文强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干了16年，具有很强的能力。地方媒体报道称，公安人员从文强家中搜出了价值3800万元的外币与金条。被捕11个月之后，文强被执行枪决，其部下也相继被捕。

根据当时的报道，截至2010年3月，受到处分的警察干部超过了3500人。“这些都是做给那些不服薄熙来的旧势力看的。公务员变得人人自危，缄口不言。”原任市党委会机关报《重庆日报》的一名记者回首往事时如此说道。

司法机构已与政府化为一体，联合逮捕那些被薄熙来憎恶的无辜之人，并加以定罪。方洪是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的一名职员，他是切身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人之一。去年4月，方洪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批判“打黑”的文章，受到了为期1年的劳动教育处分。在这种制度中，当局可以不经过审判就拘役相关人员，并强制其劳动。

方洪表示：“重庆实行的是一种不能接受批判之声的法西斯统治。”这甚至让他感觉回到了童年时父母遭到迫害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据说地方公安局的干部对方洪说：“这是政治问题。”文革中，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无视法律的存在，对敌对势力进行了无情打击。

今年2月，指挥“打黑”的王立军被捕。当这个消息传到曾经收容方洪的工厂时，人们都发出了热烈的欢呼。4月，当刑期已满的方洪走出收容所时，薄熙来也下台了。6月，受理方洪上诉的法院一改以往的判决，认为劳动教育的原判是“违法”的。

重庆第二富豪的落马

日过晌午，骄阳似火。在东南亚的某个城市，一位身穿T恤短裤，略微发福的男子在约定的宾馆大厅等待记者，他不时敏感地向四处张望。这个人便是薄熙来在重庆开展打黑运动时，被当地媒体称为“黑老大”的李俊。

“让您大老远来一趟，抱歉抱歉。”李俊说话带有浓浓的南方口音，他一边用较高亢的声音打着招呼，一边伸出双手与记者握手。李俊长着一张圆脸，笑容看起来也很和善。

目前，中国警方正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八项犯罪嫌疑通缉李俊，悬赏金额为1万元。李俊被迫过着逃亡的生活。

为了不被中国当局发现其藏身之处，李俊以不得在报道中写出采访地点及日期、时间为条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见面之前，记者未直接与他通话联系，而是通过共通的熟人牵线搭桥。为了防止记者被中国当局跟踪，李俊在即将接受采访前还专门换了好几次见面地点。

1989年，退伍的李俊从熟人那里借钱开了一家杂货店。他将小店经营得很顺利，并于1996年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仅10年，总资产便达到40亿元，公司也成功挺入重庆50强，成为一家优良企业。而李俊也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成为重庆第2富豪。

李俊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并非一味地在赚钱。6年来，他共为湖北老家所在的贫困村捐赠了240万元。李俊是一名基督教徒，他给教会的捐助也达60万元。然而，随后席卷而来的打黑运动也波及到了这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2009年8月，李俊突然接到了警方的传唤。警方就其购买44万平米军用土地作为公寓建设用地的交易详情进行了询问。此外，警方对购地款项迟付半年一事也格外关注。除了诈骗和干扰投标等嫌疑外，李俊的活动还被视为是“黑社会行为”。

虽然被传唤了好几次，但李俊一直手握与部队签订的大批合同，强调自己从事的是“正当交易”。对于迟付款项一事，他也反驳道：“是交易程序上出了问题”。但是，这些理由并未能让当局信服，李俊还是在2009年末被警方拘留了。

此后，等待他的是严酷的调查。

“打黑”战果：抓五万，缴千亿

重庆市一处看守所的窗外可俯瞰长江美景，而审讯室内则传出男子撕心裂肺的喊声。

作为“黑社会头目”被通缉在案的前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李俊逃亡到东南亚，在这里他回顾了2009年自己被拘留时的情景。

他被强制坐在铁椅上，手腕和脚踝都被金属固定，身体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审讯。据说在薄熙来开展的“打黑”运动中，担任前线总指挥的王立军（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很喜欢这种方法。

李俊否认诈骗等指控，审讯人员就扇他耳光或用电击枪对付他。整整6天，他一直被强迫坐在那里，连厕所也不让去，有时被排泄物弄得浑身污浊不堪。李俊说：“作为公司老板的尊严和人格都被踩得粉碎。”

这种残酷的审讯持续了大约2个月，但他依然坚持不认罪。后来审讯人员提出跟他做个交易：“以商业违约金的名义缴纳4千万元罚款的话，就可以释放你。”此时的李俊早已身心俱疲，濒临极限。最终他接受了这一条件，交钱后很快就被释放。

半年以后，约100名警察到李俊经营的夜总会中搜查。以涉嫌“组织卖淫”等罪名拘留了包括他哥哥在内的31人。李俊反驳称“从未组织卖淫”，但是当地媒体仍撰文“揭发李家黑社会”，报道了此事。

当时李俊因出差离开了重庆。听到消息后他感觉自己身处险境，所以经由香港逃往东南亚。去年12月，包括他哥哥在内的20名公司骨干分别被判处1年2个月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他的公司也被当局接管。

据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的调查显示，重庆“打黑”中被拘留的人数超过5万人，但是被判刑的仅有约1万7千人。他认为李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另据估算，被重庆市政府没收的资产超过数千亿日元（1日元约合0.08元人民币）。

对此，北京的中共智库相关人员表示：“为了补充市政府和国有企业财政而接收民间资产，这是‘打黑’的目标之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企业家被没收资产后逃往海外的历史一直在不断上演。

李俊已经没有回国的打算了，他感叹道：“共产党这只‘大象’，轻而易举就能碾死民营企业家这样的‘蚂蚁’。只要共产党还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样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动荡的政治立场

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中国媒体捕捉到的薄熙来却表情僵硬。

去年6月11日，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而举办音乐会的目的是把薄熙来在重庆开展的“唱红歌”政治宣传活动推广至全国。薄熙来亦带领经过精心挑选的重庆市合唱团北上进京。

但是，本应是这次活动主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却没有一人到场。初春时陆续到重庆视察，并且对薄熙来的工作赞不绝口的领导人们开始与他保持微妙的距离。

党内一直存在的围绕发展战略路线的争议对立情况由于薄熙来发起的运动而逐渐浮出水面。

今后是要沿着现在既定方针继续优先发展经济呢？还是要像薄熙来呼吁唱“红歌”那样，吸收“贫富差距”并不明显的毛泽东时期的思想，修正为较为保守的路线？

支持薄熙来的人们希望他能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掌握中国前进方向的掌舵之一。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改革派势力对此提高了警惕。

据香港媒体报道，早在北京音乐会之前的4月，温家宝总理曾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原香港代表吴康民透露：“现在国内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遗毒。他们不让人说真话，很随意的按自己愿意撒谎。”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温总理言词间对薄熙来“打黑”运动的批判之意。

不过，薄熙来也没有坐以待毙。2011年6月末在重庆举行了“红歌”音乐会，4天中聚集了30万人。7月薄熙来发表演说称：“人民拥护共产党执政，是因为大家希望能实现共同富裕。”表达了对胡锦涛政权允许贫富差距而引发社会不满的批判。

另一方面，薄熙来也采取了路线修正的行动。去年12月，他让自己的秘书到北京拜访熟知民主制度的政治学者，希望他指导“重庆实现法制和民主”。该学者认为：“薄熙来应该是察觉到这样下去自己的政治立场会很危险吧。”

正好在那个时候，1名英国男子在重庆离奇死亡。

和王立军反目

“今年1月28日，重庆市党委办公室内，愤怒的薄熙来站了起来，狠狠地抽了王立军一个耳光”，一名原部级干部的亲戚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而王立军原本是辽宁省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长，后被薄熙来提拔为拥有3千万人口的中央直辖市——重庆市副市长，可谓是薄熙来心腹中的心腹。

事件源头在于两个月前的2011年11月，重庆市南岸区的一个度假山庄中，发现了一具白人男性遗体。死者是英国实业家尼尔•伍德。当地警察认定的死因是“饮酒过量”，并将遗体迅速火化。南岸区党委书记是受到薄熙来赏识，从一名农村干部破格提拔上来的。而实际上，海伍德并没有饮酒的习惯。市公安局开始怀疑是否系他人所害的可能性。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此案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有关。谷开来在生意场上与伍德结识，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了警方对谷开来的怀疑，这犹如触动了逆鳞，薄熙来大怒。据多名党干部透露，被薄熙来抽了耳光之后，王立军赶紧表态，“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件事交给我吧”，并很快走出了办公室。

但是，薄熙来好像并不信任王立军。参与案件调查的王立军的部下被逐一逮捕。2月1日，王立军被撤掉兼任的市公安局长职务。和薄熙来作对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呢？在“打黑运动”中将许多人送进监狱的王立军恐怕再明白不过了吧。

2月6日，王立军驱车来到距离重庆约300公里的成都市，进入了美国总领事馆。然而，美国政府拒绝了王立军的避难请求。当时，恰逢有望成为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即将访美。王立军在总领事馆内待了整整一夜，直到7日，他被从北京赶到成都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直接带回北京。

中国的领导层一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民间传闻称，薄熙来能够进入下一届最高领导层，但王立军可能已经将谷开来杀害英国人的证据交给了美国政府。习近平访美后的16日，胡锦涛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开会，该委员会是共产党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

习近平点头定大局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博物院西侧紧邻“中南海”。

在红墙围起的1平方公里内，有中海和南海两个人工湖，周围的建筑物是以前的宫殿。如今它们则成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办公楼以及重要领导人的住宅。

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重要政策都在这个“内殿”决定。不过，决策的经过从未对外公开过。

那么，薄熙来下台又是怎么被决定的？

一名党内人士透露：“2月16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是个转折点。”这名党内人士能够掌握到领导人的动向，此前曾多次向笔者提供重要信息。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与会者为站在8千万党员最顶端的9名常务委员。每人各持有1票，通过投票表决决定重要事项。只有党总书记可以组织召开这个会议。

该党内人士表示，当天会议的议题是，针对10天前发生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躲入美国大使馆事件，探讨是否需要追究其上级领导薄熙来的责任。

常务委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

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4人坚持认为应该追究薄熙来的责任。而另一方面，与薄的后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更为亲近的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4人则持维护薄熙来的意见。

最为关键的一票就握在了被视为下届主席的习近平手中。不过当时他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党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提前联系了身处华盛顿的习近平，询问他对于该议题的态度。刚刚结束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习近平站在了主张追究责任的一方。

关于这次会议，从最初的组织召开，到5比4决定追究薄熙来责任，整个过程都没公开。也有一些党内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

不过，包括高干子弟在内的数名党内人士一致认为，如果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不点头的话，其实是很难追究薄熙来责任的。

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拥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两家都在中南海居住过，二人都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那么，习近平为何会同意追究薄熙来的责任呢？

“红线电话”风波

“红线电话”——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专用电话的统称，之所以被命名为“红线电话”是因为电话话筒的颜色为红色。而在中国，红色象征着革命。

“红线电话”除了连接党或政府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官外，还可直接接通数百名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共产党机关报干部的办公室。绝大多数党内的重要指示以及机密情报都是通过这条使用了特殊密码系统的电话线路进行传达。

据某国有企业干部透露，4月11日，在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对党、政府干部下达的内部通知中记载有薄熙来涉嫌窃听“红线电话”内容一事。

该国有企业干部称，薄熙来涉嫌窃听的对象甚至还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在内的多名最高领导人。

据推断，一直以来力争进入党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此举的目的是要刺探上层的人事调动情报。原大连市市政府当局人员也对此事予以证实。薄熙来在出任大连市市长期间，曾命部下窃听过前来视察的原国家主席江泽民。

而被怀疑具体执行窃听任务的是薄熙来的亲信——曾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据悉，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王立军还在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就已经精通窃听技术。并且王立军还在北京邮电大学兼任网络和电话技术专业的教授。而北京邮电大学也参与了红线电话的研发和管理，王立军很有可能从中学到部分窃听技术。

今年2月，王立军闯入美国大使馆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对王立军和其周边进行了相关调查。在此过程中，有报告称薄熙来有下达窃听指示的嫌疑。而薄熙来在王立军私闯美国大使馆事件后，紧接着视察了成都军区驻云南第14集团军，此事也惹恼了最高领导层。

这支军队是薄熙来的父亲、原副总理薄一波创建的，和薄家有着密切的关联。军队有关人员曾表示当时：“薄熙来蓄意武装政变的谣言四起。”

据《解放军报》消息称，在明确薄熙来“下台”一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问了成都军区，并对军区干部严肃地强调道：“不要听信政治谣言，更不可四处传播谣言。”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王立军私闯美国大使馆后，党中央领导层对薄熙来的不信任感似乎瞬间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