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把1978年后的历史有分成邓共和江共的历史， 基本以六四为过渡时期。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邓共在想到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多少考虑政治改革。 其代表人物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实际都是党干部出身， 意识形态的色彩大于官僚色彩。 江泽民以及他的班子， 更大程度继承了周恩来李先念政府机构的传统。
政府部门中的官僚是一群特殊动物，虽然也是党员， 但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重， 不管民主社会或还是共产党政权都少不了他们。 他们谨小慎微， 事事以不犯错误为第一准则。 周恩来是官僚中最有才华者， 李先念则代表平庸的官僚体系。 后毛时代， 邓胡等推动改革而不是李先念不是偶然的。 六四李陈提名半生在官僚系统的江泽民为接班人也不是偶然的。
搞意识形态的党僚当然也是官僚，但是是特殊的官僚。 他们的“天命”来自党， 对党的存亡更加敏感。 没有党就没有党僚。 所以他们或成为要挽救党的改革派或成为极端顽固的反改革派，没有多少选择， 多少取决于自己的定位。 至于官僚， 他们与国家共存， 他们更关心的是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利益。
共产党政权中一大特点是， 改革和反改革多半都始发于党的书记， 而政府官僚多只要求有限的改革。 就中国而言， 多少也看到这个特色。 邓小平本来是个相当左的人， 在反对苏共的斗争中一马当先， 但对大跃进和文革的反省也相对深刻， 文革后几乎转个180度。 胡耀邦更一直是党的工作人员。
共产主义政权下， 官僚和党僚定位不同， 立场也不同。 邓共时代斗争不断， 江共时代一切维稳， 胡锦涛时代维稳不过是江时代的延续。 江泽民时代在另外一种意义就是官僚闷声大发财的时代， 没有路线斗争和信仰的时代， 所有派系融入官僚体系的时代。这种官僚可以看成党化官僚（不是党僚），和西方社会的官僚有共同之处， 也有依附共产党系统从中牟取最大利益的特点。
欧洲天主教会面临多次挑战，甚至多次分裂。 天主教主教们当然也有世俗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是天主教徒，寄生在天主教神学理论之上。 因此改革一直是精神挑战， 涉及神学的斗争。 今日世界， 天主教已经不再扮演国教的角色， 全靠信仰维系自己。 改革更是一种精神的挑战， 面对天主教庞大“党僚”的挑战。
共产党和天主教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所以任何党内政治斗争都被异化为一种教义之争。但就意识形态而言， 共产党缺少天主教神学的深度， 各国共产党演变的路径和天主教想法， 是向世俗化方向演化。 缺少信仰成为共产党国家的通病。因此党国最后都走向灭亡。 为了挽救共产党的灭亡， 一些共产党国家做过改革。 至今为止， 只有越南成就最大， 也许因为相对而言越南官僚最弱吧。
所有共产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和渗透最深。 前苏联和东欧都有大批非党员的专业官僚，在中国， 党员几乎控制着国家机关的每一层面。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共产党意识形态外还有传统的宗教和知识分子传统，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几乎全然为共产党控制。
共产党可以速亡， 但是中国党化官僚恐怕不会随共产党消亡而消亡， 下面如何演化， 谁也不知道。
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请诸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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