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改革家、思想家杜潤生，中共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曾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 參與和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推動農村改革。杜潤生將迎來百歲壽辰，現將2005年3月17日杜潤生回答有關“六四”問題的談話記錄公佈， 作為對杜老百歲誕辰的祝賀。
時間：2005年3月17日
人員：杜潤生、劉堪、吳碩、賈文廣、姚監復
地點：磚塔胡同56號杜老辦公室
記錄：姚監復
迎來百歲壽辰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
問：在處理“六四”學潮問題上，鄧小平同趙紫陽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杜： 處理學潮問題，趙紫陽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矛盾，不要急於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政治動亂。對此，鄧小平不贊成。而且北京李錫銘、 陳希同、教委何東昌、公安部王芳等向鄧報送各種不準確的材料，認為學潮後面有黑手、有後台，學生後面有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再後面有鮑彤、陳一諮，而鮑、 陳後面又有索羅斯，公安部又認定索羅斯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這樣就可以將學潮定性為“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暴 亂”。實際上，說索羅斯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至今未予以證實；索羅斯支持改革的經費也不能證明學潮受中央情報局的黑手操縱，因為索羅斯的錢，趙紫陽批了全 部給安全部用，並沒有像王震、王芳批判時說索羅斯的錢給了體改所、發展所，使這些單位成了“大小艦隊”。經過反覆查證，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些所謂趙紫陽的 “智囊團”用了索羅斯的錢。這樣，鄧小平也就實際上承認趙紫陽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思想問題。看看《鄧小平年譜》，現在“有後台、有黑手”也不點索羅 斯的名了，只點方勵之是後台、黑手的注了。這樣，鄧小平也接受了趙紫陽只是一個“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名了。李鵬作過關於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 報告，但是沒公佈具體罪證、事實，中央也沒有關於“支持動亂、分裂黨”具體事實的決議，只是堅持這種定性的結論不變。
鄧小平也知道，對趙紫陽沒有查出什麼政治問題，但是也不能一個壞人也沒有。這樣就先定下性：“鮑彤是壞人”，鮑彤當了趙紫陽的替罪羊，判刑7年，蹲秦城監獄。實際上對鮑彤也就是“莫須有”的罪名。
看不到“六四”平反了！
問：“六四”不平反，是否與“和諧社會”不協調？
杜： “六四”不平反，就談不上“社會和諧”與“和諧社會”。“六四”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歷史包袱，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歷史包袱。早平反，對共產黨、對民族都有百 利而無一害。毛澤東早就講過，鎮壓學生的沒有好下場。不能壓制學生。北洋軍閥段祺瑞，“三一八”對學生開槍，魯迅寫了憤怒聲討文章《紀念劉和珍君》。國民 黨將軍宋哲元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對待學生請願時，要求士兵“不能開槍”，有人說“背大刀”，宋哲元說：“大刀也不能用，刀也能殺人。”最後用的 是水龍頭。1948年“七·五”衝擊國民黨北平許惠東議長公館時，傅作義的部隊開過槍，死了幾個人。連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派對付學生都是慎用武器殺人 的。
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的主要原因是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動亂”，性質定錯了，決 策、手段也就錯了，把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作為敵我矛盾對待。定性錯誤的具體原因是把方勵之同索羅斯、嚴家其、許良英同鮑彤等，都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 “黑手”、“後台”聯繫起來，事實證明，誰也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誰也不是學潮的“黑手”、“後台”。“六四”過去這麼多年了，至今沒有公佈任何有 說服力的關於“黑手”、“後台”的真憑實據，沒有事實，衹有至今不改的定性結論，真是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至今無證。
趙紫陽認為，“八九學潮”是一場無計劃、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群眾性自發性行動。當年部隊進城、北京各階層市民四面八方圍堵軍車，有誰領導？有什麼組織和計劃？確實是自發性群眾行動。一定要找一個黑手，找趙紫陽沒直接證據，只好抓一個鮑彤當替罪羊。
問：“六四”何時能平反？我們能看到“六四”平反嗎？
杜： 看不到“六四”平反了！五年不行！沒有“六四”，輪不到江澤民當總書記。2003年有個“六四真相”的光盤，是想為江澤民開脫，公佈了楊白冰是戒嚴總指 揮，鄧小平、李鵬、趙紫陽、楊尚昆、李先念等人當時的談話，而恰恰沒有江澤民的事。但是，江也不是乾淨的。正是江澤民查封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撤消欽 本立職務，導致由學潮演變為新聞記者參加、全社會各階層參加的群眾性反腐敗行動。當時江澤民曾經打電話給李銳，希望理解他，緩解趙紫陽對江的批評的壓力。 因此，對“六四”的平反，實際上對江澤民的正統執政權是一個否定，也就難於平反。
江澤民恭聽趙紫陽指示
問：對趙紫陽去世後的評價，為什麼還要提“嚴重錯誤”？
杜： 趙紫陽去世後，中央起草的新華社電訊稿稱趙紫陽為“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去世。在送別儀式的1月29曰當天上午，播放了中央起草的新華社電訊稿，肯定了趙 紫陽在改革中做了有益的工作以後，特別點明在1989年犯了“嚴重錯誤”。這是在任何人去世時所沒有的特別做法。毛澤東在陳毅訃告草稿上勾去了犯有錯誤的 字句，認為人死了，還提什麼錯誤。可是，這次在趙紫陽送別時專門突出提“錯誤”，也是害怕為“六四”平反，不準備為“六四”平反。
當然，遺體告別儀式，也改為“送別”；一般訃告說“享年”，對趙紫陽說成“終年85歲”……看來每個詞句都是仔細斟酌，有所區別的，送別的最高領導人是常委賈慶林，是一位政協主席，看來也是仔細考慮挑選的。（《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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