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0日讯】 【透视中国】吴国光：政治与革命。政治是众人之事，革命是专制所逼。（文稿将陆续贴出）
【导读】两千零九年五月，一本有关中国政治的著作《透视中国政治》一书，由香港博大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出自现
居中国大陆的学者之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剖析了中国的政治现实，揭示了中国政治的本质。因此，此书一经出版，立即被中共当局列为禁书。
一直以来，〝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洗礼，大多数中国人对〝政治〞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许多人不仅自己选择远离〝政治〞，对其他人因自身权利被剥夺而做的抗争，也都视其为参与政治，搞政治，而深表反感。其实，〝政治〞并不是政治家们的专利，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你不了解〝政治〞，那就会把自己置身于社会的险境之中。这究竟是危言耸听的臆想，还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呢？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到的专家是 《透视中国政治》一书的主编之一，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先生。
吴国光先生曾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主任编辑和评论员，一九八六年他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因碰触敏感话题 而引起热烈的反响，下面就请吴国光先生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政治的话题。
【记者】政治对我们来说似乎很熟悉，但又很陌生，如果猛然问许多的中国人说什么是政治？大家好像还回答不出来。可是当年大家过政治学习，政治运动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作为一个政治研究的学者，您认为政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吴国光】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你讲中国人对政治很熟悉，但是到底什么是政治就有点说不清楚啦。我在〝导言〞里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人人都被卷到政治当中，人人都躲不开这个政治，但是，不允许大家去思考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政治学家也有不同的定义，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政治〞就是有关政府、有关国家的这样一套学问。 那么政府如何地组成？如何地治理？〝国家〞在这里和我们讲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概念。〝国家〞在这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政府体系，如执政党、政府 、军队、 警察 、法院等等 这一套东西。
中国政府的权力非常之大，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时代。不仅要它管你思想怎么想，还要管留什么样的头发；你的穿裤脚太宽了，还是太窄了，它连这些事情都要管。那么这样一个政府我们就叫它〝全权主义政府〞，因为它的权力是如此之广泛，使得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它管理，这样政治显然就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中国政治无处不在。这是第一个定义 ，就是政治是国家和政府的这样一门学问。
那么还一种说法，就是〝政治〞是关于〝冲突〞的这样一个学问。它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社会不同的群体之间〝冲突〞的这么一种学问。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人和人都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利益不一样的地方，如何管理解决〝冲突〞，这就形成了政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也都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政治之中，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政治的定义。
第三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定义，它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典型的说法叫做政治是Who Gets What , How and When。就是说政治就是关于谁得到什么东西，怎么样得到和什么时候得到。这实际上就是说〝政治〞是关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是关于生产的，怎么样造出东西来。那么造出来这么多东西，社会很有财富，那么怎么样分配呢？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说你国力如何地增强；你整个财富如何地增加，但是谁得到了呢？你可以说，老百姓可以再过二十年再得到，那为什么？凭什么要等二十年以后才能得到？总得有个说法。因为每个人都被卷入这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过程，所以政治也是无处不在，它是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政治就是研究这些问题。
刚才讲的这些政治的定义，就是说〝政治〞是国家的学问；是关于社会冲突的学问；是关于谁得到什么的学问，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互相之间并不冲突。我倒想引一个中国人自己讲的政治的定义，那就是孙中山的定义就是〝政治是众人之事〞。就是说大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这就是〝政治〞。所以我认为孙中山的有关〝政治〞的这个定义，应该是言简易明，很容易理解的，〝政治是众人之事〞。
【记者】在西方他们〝政治学〞的概念是什么的呢？在中国有没有〝政治学〞这门研究？
【吴国光】美国是当今世界政治科学最领先的一个国度，世界上大约至少有一半的政治学家是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学科基本上分为四个大类：一个大类是研究理论，所以叫政治理论，这部份人是比较少的。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这部分人比较多。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研究〝比较政治〞，即研究美国之外的外国政治。 还有一块就是美国政治。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非常多，因为美国人嘛，当然要首先研究美国政治。
那么中国政治就很有意思了，最近十五年来的发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是比较多的，研究外国政治的也比较多。比如说中国出了一本杂志叫做《加拿大研究》，但中国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叫做《中国研究》。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一些留学生到欧洲、日本、美国，很多人是学习政治的，他们回国以后就希望在中国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学。 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的政治系，有一批人在努力地建造中国自己的政治学。但是，这个过程很快就被日本的入侵打断了，那么后来的研究条件也都很差。那么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它很快就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在一九五二年实行全国院系调整，那么高等教育当中就把政治学这个学科给它砍掉了。对共产党来讲，政治就是我自己的垄断的事情，除了我谁也不要谈，谁也不要搞，谁也不要想。这样就可以防止了别的人，借助政治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所以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国的各个大学就没有政治学系，只有国际政治系。就是说外国的政治你可以谈，中国的政治你不要谈。
那么到了一九六四年，连外国的政治也不要谈了，也取消掉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当时有一个老的政治学教授叫赵宝煦，他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就和另外一批教授联名写了一封信说中国还是要恢复研究政治学。 那么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中国首先恢复了国际政治系，就是研究外国政治，不研究中国政治。那么到九十年代以后，政治学系、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就开始慢慢地都有了。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从九零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还是相当地〝畸形〞。这个〝畸形〞就是指还是研究外国政治比较多，研究中国政治非常少。
那么我想这个原因就是在中国他认为〝政治无学〞，什么学问啊，我是政治家，我就是政治专家。他把〝搞〞政治和研究政治混为一谈；他把政治实践和政治思考混为一谈。我们在这里学政治学，不会去学柯林顿总统讲了什么；布什总统讲了什么；奥巴马总统讲了什么，他爱讲什么讲什么，那在中国就会说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最高明的了。他把政治权威当做了政治学权威；把权力和思想、权力和学问混为一谈。
有的人拿中国的儒家传统来为这个东西辩护。儒家的传统就是孟子讲的〝内圣外王〞。 就是说我在思想上是一个圣人，那么我在实践中是国家的领导人。其实西方也有这个传统，就是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也是叫做〝哲学家国王〞，就是说 最好是由最好的哲学家来当国王，那么这个国家才治理得好。其实孟子和柏拉图的理想是一样的，都是说要由最有学问的人、最有思考能力的人来做政治领导人。那中国恰恰是反过来了，不是因为你有学问、有政治领导能力你才当了这个领导人；而是因为你当了政治领导人，你有了权，你就说我就是最有学问的，这恰恰是搞反了。所以你根本就不能拿儒家传统来为当今中国政治现实辩护。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中国特色问题，也不是中国文化传统问题。而是中国现代这个政治，它不允许你思考，特别是不允许你去批判性地思考他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和存在得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政治学是相当不发达地。
（未完待续，陆续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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