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治是脆弱的还是具有韧性？/裴敏欣

     中共統治是脆弱的還是具有韌性]中國的威權统治究竟能走多遠？該文認為這取決於中共所採取依賴經濟增長和政治鎮壓的後天安門統治策略是否會繼續有效。作者在文末預言了中共黨內公開的派系之爭，巧合的是，該文刊出20多天之後，就陸續爆發了王立軍、薄熙來事件。
    
     文／裴敏欣
    
    就威權主義的韌性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個中榜樣顯得尤為突出。中共不僅成功挺過了1989年那個動盪的春天，時至今日還一路興旺發 達；1989年春，全國數以百萬計的抗議者幾乎就要推翻中共統治，隨後中共以急劇的暴力手段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之後，中共統治精英合併了一種全 新的統治策略，該策略將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主要靠出口拉動）與維護一黨統治（通過選擇性的政治鎮壓）相結合。後天安門時代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賦予中共以大 眾合法性，並為其提供資源以捍衛自身的政治壟斷地位。

    中共展示出老練精到的統治策略、獨到的適應新局面的本領以及持續進行社會控制的能力。中共在保持精英骨幹的內部團結、抵制全球民主化潮流以及防止 通信技術革命削弱其對資訊流動的控制方面也大有斬獲。中共還通過對民族主義的操縱來強化年輕人及受教育階層對它的支持，把任何類型的組織性反對力量都扼殺 在了萌芽狀態，並透過恩威並施的方式來遏制社會動盪。

    面對1989年之後民主開放浪潮席捲世界多數地區的國際形勢，中共仍有能力鞏固其威權統治，這一現象提出了以下幾個重要問題：中國的案例是否證實 了專門研究其他地區的學者所提出的任何關於威權主義韌性的理論？對中國威權主義的韌性作何解釋，支持這些解釋的證據又是什麼？這些解釋在理論上站得住腳 嗎？中國威權主義的韌性究竟是一種暫時現象還是會更加持久？
    

解釋威權主義的韌性
    
    威權生存理論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來自于顛倒過來的民主轉型理論。具體而言，它們試圖要麼找出通常缺乏哪些有利於民主轉型的因素，要麼指明存在哪些與阻止民主轉型相關的不利因素。在所有這些解釋中，有三種理論尤為突出。

    第一種理論聚焦於政治經濟事務。根據這種理論，一般而言，依賴天然資源紅利的威權政權往往更加持久。這種政權能夠以高福利開支及低稅賦收買民眾。 對以資源為基礎的租金的汲取也使獨裁政權得以逃避政治問責並維持一個強大的鎮壓機器。對國有企業這樣的經濟資源施加重大控制的威權政權擁有更強大的生存能 力，因為此種控制使統治者能夠透過恩庇關係讓其關鍵支持者保持忠誠並重申對經濟的影響力。

    與威權主義韌性相關的第二個變數是對新的社會和政治挑戰加以因應的調適能力。例如，許多威權政權通過操控選舉而成功保住權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長 期執政的一黨制政權因其政治制度的老練精到而備受矚目。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在長達71年的統治期間，據稱維持了一種以高度發展的政治制度為特徵的 「完美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這套政治制度能夠成功進行領導層之間的權力交接並生成大眾支持。具有韌性的威權政權會學著在自身所提供的不同類型的公共品 之間做出區分，以此進行調適。老練精到的獨裁國家往往提供經濟增長之類可以增進福利的公共品，但卻限制資訊和結社自由之類的「協調性事物」 (「coordination goods」)，以此削弱反對派的組織能力。

    第三種解釋則關注政權與反對派之間的力量平衡。儘管該解釋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但對於鎮壓在獨裁國家的生存中所起的作用，它卻出人意料地不太關 注。然而對威權政權之長壽的一個簡單而令人信服的解釋是：此類政權時刻準備使用必要的強制性力量以壓制任何社會挑戰，並且有意願、有能力這麼做。正是有效 的鎮壓在維繫中東諸多獨裁國家方面發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只要力量平衡的天平偏向獨裁政權一邊，訴諸鎮壓便足以確保政權的生存。當然，如果軍方拒絕支持政 權，正如2011年年初突尼斯和埃及所發生的那樣，那麼力量平衡就會發生決定性轉向，政權也便大難臨頭。

    在中國的背景下，關於威權主義韌性的討論圍繞著三大主題——政權制度化、組織學習和調適，以及組織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政權制度化，即權力博弈的 重要規範及規則形成並執行的過程，被某些學者視為中共政權持久性的關鍵因素。自1989年以來，中共據稱已大大改善了政治繼承程式，明確了政府部門職責， 並實行以績效為基礎的精英晉升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上述以及其他種種措施大大提升了中共內部的制度化水準，使其得以生存並取得成功。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教授和中國政策研究所 所長曾俊華(Steve Tsang)看來，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政權透過對各種政權生存策略的雜糅汲取，已演變成一個截然不同且更具韌性的列寧主義政權；這些生存策略著眼於治理改 革（以預先防範公眾的民主化訴求）、對民意更強的回應能力、務實的經濟管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量讓位於經濟增長需求），以及對民族主義的借重。曾 俊華稱之為「協商式列寧主義」(consultative Leninism)。

    那些強調第二個主題——即組織學習和組織調適——的學者注意到，威權政權精英受到強烈求生欲望的驅動，並可以從世界上其他威權國家的滅亡或崩潰中 汲取有益教訓。其結果便是，威權政權可以採取有助於延長其壽命並維持其權力的新政策。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蘇聯的崩潰為中共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使後者得以採取政策對後冷戰時期來自國內外的挑戰作出有效回應。

    第三個主題強調的是：與發展中世界的其他獨裁國家相比，中共政權的組織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可謂不同凡響。1989年以來，中共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以強化國家在稅收徵管和監管執法方面的能力。透過構建國家能力，中共使自身變得更具韌性。

    上述三種解釋仍有幾個重要的問題沒有回答，如：政權生存與政權韌性是否是一碼事？研究中國威權統治持久性的學者很少對兩者做概念上的區分。然而僅 僅政權事實上的生存並不必然表明該政權具有韌性；生存是一種實證性評估，而韌性則是一個主觀性概念。因此，得以生存的威權政權並不必然具有韌性。
    

中共政權生存的關鍵所在
    
    中共政權生存的三個關鍵所在是：改良式鎮壓、經濟上的國家主義以及政治吸納。威權主義韌性理論的支持者們淡化甚或忽視了這些因素的作用。儘管獨裁 國家可以利用其他的、某些情況下更為老練精到的方式保住權力，但最重要的方式還是對政治反對派使用暴力。如果在某些方面不訴諸鎮壓，獨裁統治便不可能生 存。獨裁政權能取得哪種程度的成功主要取決於它們如何利用鎮壓。取得更大成功的獨裁國家在鎮壓手段的使用上更具加精確、高效，而成功程度較低的獨裁國家在 鎮壓方面則往往更加草率、浪費而成效更低。

    自1990年代初以來，中國已轉向了「巧鎮壓」(「smart repression」)。中共收縮了鎮壓範圍並轉移了鎮壓目標。雖然繼續對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施加限制，但中共幾乎已完全退出了人民的私人生活且 不再插手生活方式問題。與此同時，政權在反對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方面則旗幟鮮明，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組織性政治反對力量。

    中國威權政權是仍然韌性十足還是正在衰敗？此問題的答案將取決於：面對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濟條件的急劇變化，中共所採取依賴經濟增長和政治鎮 壓的後天安門統治策略是否會繼續有效。認為中共政權具有韌性這一學派的論者預期，中共的調試能力足以應對面前的挑戰。與此同時，懷疑論者則指出獨裁政體所 具有的先天性制度缺陷，對於中共是否會設法提出並實施一套根本不同的有助於維持其政治壟斷並使其獲得新的合法性來源的生存策略，他們表示懷疑。

    我贊同懷疑論者對「1989年之後的中共政權通過根本的制度和政策創新而使自身變得具有韌性」 這一觀點的反駁。相反，我認為中共政權之所以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得以存活至今，主要原因是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持續的政治鎮壓。雖然中共的確對其統治策略進行了 改善，但如果缺乏經濟表現和政治鎮壓這兩個關鍵因素，其過去二十年的存活便是不可想像的。

    將來，經濟表現和政治鎮壓仍可能是確保中共生存的重要因素，但出於以下幾個原因，這兩個因素的作用很可能減弱。首先，威權衰敗的有害效應將抵消經 濟增長的正面影響。其次，借助新的方法和技術，反對派群體和反對人士挑戰並瓦解中共合法性的能力將不斷增強，因此政治鎮壓在捍衛政權政治壟斷方面的有效性 很可能會降低。最後，隨着中共佔有財富總量的下降以及所面臨的抉擇日益嚴峻，黨內分裂的可能性也會隨之上升。吊詭的是，那些位居權力頂層的中共成員在固守 政權方面反而可能最不堅決，無論是對意識形態的堅守還是政治上的忠誠。隨著政權衰敗的開始以及「秩序危機」（「crises of order」）的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開始上升，黨國高層將會受到局勢變化的誘惑，利用所出現的有利時機來提升自身的權力和優勢。公開的派系之爭也將不會遙 遠。我們應該記得：最高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往往是民主轉型的首要條件。
   

    刊登於陽光時務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