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良知

    关注陈光诚事件已经耗费了我好多笔墨了，对这个引起了诸位侠肝义胆之士震怒了的话题，我就不再多言了。但是有许多令网友迷惑不解的事情，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个被共党残害了许多年，以至于家破人亡，哥哥被杀，自己也被监禁了十七年；可以说是与共党有血仇，绝不可以与之共戴天日的人为什么有时候屁股不经意地就坐在了“共特、五毛、和愤青的那把椅子上了呢？是我迷失了本性，认贼作父，被党妈妈洗脑洗得已经到了是非不辨，皂白不分，恶心地献媚到厚颜无耻的程度了么？

  先检讨一下自己，来到海外也四年多了。正像刘路君点评的那样，毕生心血一本书，这四年间除了完成了那部“赤裸人生”的补撰之外，我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也没有投身到浩荡的民运潮流中，对着专制独裁政权“愤把狼毫做吴钩”。而却实实在在地写了好几篇可以称之是为党妈妈|“献媚”的文章来。除了这次关注陈光诚事件写的这几篇，还有抨击曹长青先生的几篇，诸如《献给我英雄的中国》等文章。

为此，遭到网友们的一些诟骂，告诉我“祖国不是母亲，”“中国是中共的”，你爱中国和爱中共没有异同。”

    为此，我也曾大声地辩解，是他妈的那个混蛋把中国给了中共呢？爱中国就是爱中共，那么爱美国的人是爱民主党还是爱共和党呢？也言之凿凿地质问过曹长青先生，既然你连中国都不爱，您已经是“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了”你还絮絮叨叨地关注中国的那些烂事干什么？哪里的人民是死是活和你有什么关系么？现在检讨自己，我甚至感觉到当初我对曹长青先生的认识也是多有偏颇的。就像我曾对旁兄有过的那种激愤一样，言辞轻薄甚至可说是刻毒。我不知道曹先生能否看到此文，倘是他也能浏览到我的这一篇文字，就权当我这是为我的东北老乡也说一句抱歉了的话吧！

   也许就是刘路君曾批评指点我时说过的那样，“你刚从国内出来，对民主社会你还是陌生的，你的思维和你的知识构架还停滞在专制社会里，所以彼此识见不同这是情有可原的。”

  反思自己，刘路君的话不无道理，我也是真诚地接受了他的告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沉溺在纹枰对弈里，再不搅合民运圈里的笔墨纷争了。这期间也相应地读了些书籍，补充自己对民主社会理解上的缺失。也在网上浏览一些著名人士的时评和政论，但从此不置一词，只是当资料来看看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长进了，不知道曾被党妈妈洗过了脑壳是否有些开窍了。和有限的几位法国人接触，虽本人对法语几乎是一窍不通，但通过翻译也还可以沟通。我了解到法国人对卖国贼、法奸之类的人渣也是深恶痛绝的。移民局的一位官员甚至直接用汉语问我：“你为什么不爱你的祖国？”面对这样的问话，我用我的“祖国不是母亲，”“中国是中共的”爱中国和爱中共没有异同。”的理由去解释，崇尚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国人是理解不了的。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们对不爱自己祖国的人从心底里也是鄙视的。和一些同情我遭遇的法国人细聊，这些人也是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也认为一个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热爱的人不值得尊敬。

   有了这样多次的历练，我在脑海里反复拷问自己的良知，自己是被党妈妈洗脑洗得顽固不化了么？还是网友开导我的话不精准呢？现实的中国可不就是中共在执掌着么？那么我会去爱他么？爱他是不是就是迷失了本性？这是不是认贼作父奴颜媚骨呢？这样的困惑确实让我思考了很久。直到后来又反复看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他的一句话：“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让我突然顿悟了！作为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索尔仁尼琴当然不会去爱被共产极权蹂躏的俄国（即前苏联），他所说的爱国主义绝非是号召俄罗斯人民去爱共产极权的前苏联，倘若是这样他就不是索尔仁尼琴，他应该就是高尔基了。

     顿悟之后，我得出了结论，中国绝不是中共的！从历史的渊源上看，还没有中共之前，中国就存在了。那时确实也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尧舜、商周、直至大唐、大明、大清啊！将来中共消失了，中国依然会存在。中共只不过是一伙窃国大盗！是他们窃取了本来属于人民的中国，而被窃取的中国将来是一定要偿还给老百姓的。当物归其主的时候，不管给这个国家起个什么名字，中国依然是中国，这个本质是永远不会变的！

     因此，我不能赞同“中国就是中共的，爱中国和爱中共没有异同。”这个本末倒置的观念。甚至我固执地认为：赞同了这个观念无异就是承认了窃国大盗们窃国的合法性。真的认可了窃贼就是他偷盗来的财物的合法主人了。

、  我也顿悟了:“融化在我血脉里的祖国概念，既不是号称是解放全人类的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表面上已经充分地享受着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我的祖国就是给了我生命，并世世代代养育了我的同胞的那一方让我牵挂的热土，我的爱恨都在那里，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那里有我的祖坟，有我的亲人，有我的根！”

炎黄子孙对中国的爱，既不是对土地的爱（哪里都有美丽的山河），也不是对血缘的爱（哪个人种都有俊男美女）；既不是对民族的爱（哪个民族都有自己骄傲的特色），更不是对国家的爱（独裁者的天下总有最大的爱国理由）。炎黄子孙热爱中国，是人性之爱！人就这样奇怪，他出生在这方热土上，就对这方热土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就像孩子对于母亲，（对不起，我可能又矫情了，又不经意间把中国比喻成母亲了，但除此之外，我实在还没有更可选择的词了，只能再矫情一次吧！）尽管我的妈妈很贫穷，相貌也很丑陋，但我不会为了贪羡别人的妈妈富有而美丽去认别人做自己的母亲。对母亲的爱是没有什么物质和精神的原因可以交换和改变的。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下决心为了母亲的富庶和自由而终生奋斗，我才关怀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同胞的困苦和忧患，希望这片热土早日真正强盛起来，让我的亲人和同胞，也早日呼吸到自由和民主的空气，过上真正富庶的幸福生活。人们对自由的富庶的幸福生活的爱和追求，是人性的本质。人的这种本质永不疲倦、永无尽头！

以上摘录的是我与曹长青先生商榷时写在文章里的一段话，对这段话，我也像对我曾做线人的经历一样，至今无悔！哪怕就是因此受了更多的诟骂，我也甘于承受。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才有了让诸位震怒而不肯见容的那些文章。在诸位精英的意识里，反共反华是统一的，即反共必须反华，因为中国和中共几乎就是同一个概念。而我的观点是：中国是中国，中共是中共，这是不可以混淆的。我是坚决反共，绝不反华！

文人一向是形象思维见长，而理性思维稍逊。浪漫多于理性，这可能就是我被残害了许多年，依然还有恋母情怀的“罗曼蒂克”吧？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一个窃国大盗把他窃来的国宝在人世间兜售，识货的人们当然对国宝爱不释手。这时，突然身边有人高声劝阻：“你不能爱这件国宝，因为你爱国宝就是爱这个窃国大盗！”

我不知道别人听到这样的吆喝会怎么样想，一向愚钝的我却完全不认同这种腔调。倘若大盗们窃了国，这国就成了盗贼的合法财产了，那这世界上还有天理和正义么？还是那句话，是哪个混蛋发明了这种抢劫合法的强盗逻辑呢？冷静地思考一番，还真就找到了这个混蛋的鼻祖！这个祖师爷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叫卡尔.马克思的犹太人，就是这个上帝膝下的犹大发明这种抢劫合法有理的强盗逻辑！

冷静思考之后，还真是有了很强烈的危机感。因为在下毕竟是被洗过脑的人了，对共产邪教的理论还是洞察得如隔岸观火的。按照教主马克思编撰的教义，窃国大盗们岂是窃了一国就满足了呢？他们要的可是“世界大同”啊！

倘若他们窃走了中国，我们就不去争了，权当是姑息养奸吧。反正那块地方现在已经肮脏得几乎就是垃圾场了，好在还有西方这块没有被共产邪教玷污的乐土，也够我们逍遥了。可是窃国大盗们的贪婪岂是用姑息就能填平的。别的例子就不说了，就拿那已经三代世袭了的高丽国金家共产王朝来说事吧。他们治下的百姓们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可他们还不是勒紧裤带也要研制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当年依仗斯大爹，毛大叔给其撑腰，不就张牙舞爪地闯过三八线去，要用枪杆子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江山么？

如果按照诸位精英的思维，高丽国的半壁河山是金家王朝的，我们不能爱高丽国，中国是中共的，我们也不能爱，他们用枪杆子抢去这些地盘都是他们的合法财产了。我们还有的活么？他们抢去了一块，染红了一块，我们就放弃了一块，不再爱不稀罕了这块原本是该属于我们的土地了。那我们不正是丛恿了窃国大盗们打造“世界大同”的贪欲么？欲壑难填，倘若我们如此姑息养奸，迟早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一方净土了。

有了以上的思考，我就断然不敢苟同“中国就是中共”这个极端荒谬的歪理了。

虽然，我现在身在法国，但我爱中国！我永远是个中国人，永远也改变不了的是这张中国人的脸和血管里流淌着炎黄祖先续延下来的血脉。不但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身边的善良的法国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世界上各种肤色的人的灵犀都是相通的，都有自己质朴的民族感情。在法国，我结识的诸多朋友里既有白人也有阿拉伯人、黑人、土耳其人。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便有许多人也是和我一样的流亡者，有的人都已经加入法籍许多年了。但谈起他们自己的祖国来，这些人都是娓娓地向我介绍着生养他的那一方热土的风土人情，眼神和话语里都流露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当然，爱国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更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爱国这个概念里确实应该蕴含着具体的内容。但爱国也绝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爱国就是爱现在执掌你国家政权的政党，就是爱那些窃国大盗。爱国应该包蕴着即具体也亘古绵长的丰富内容。

我的东北老乡曹长青先生有句经典的话是:“独裁者的天下总有最大的爱国理由。”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诚如曹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世界历史上的历代独裁者无一不把“爱国主义”这件“国宝”，当成自己愚弄人民，裹挟民众为其充当炮灰的屡用不舍的招法。这也是“爱国主义”这件“国宝”之所以藏污纳垢的最根本的原因。

狡诈的独裁者们一旦发现“爱国主义”这件最能凝聚民心的“国宝”能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会死死地攥在手里，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把自己伪装成最虔诚最热血的民族主义者。以求去占领道德高地，俘获同仇敌忾的民心来为其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保驾护航。而一旦“爱国主义”这件最能凝聚民心的“国宝”可以暂且不用了，他们就会像保存自己的“杀手锏”一样把“爱国主义”雪藏起来。

纵观世界历史，中外的独裁者们无不如此。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就是这样干的，他血腥地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就是高举着“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的招牌，施为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的。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伙窃国大盗玩弄起这等招式则更胜大独裁者希特勒一筹。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吧！让人们看看中共这伙窃国大盗是怎样把玩“爱国主义”这件国宝的。

1931年9月18日，日寇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我中华民族 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切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华同胞同仇敌忾，连身居海外的华裔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投入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序列中来。在这一时刻，一贯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中共在干什么呢？请看事实：下面摘录的资料来源于中共党史：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

      1 931年11月7日至20日，（请注意时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 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从以上的资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共在我中华民族 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干什么？ 1 931年11月7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还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在江西瑞金成立这个也有中华两个字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么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算不算是中国呢？他们的领导人不是民选的，而是由610个苏区代表选的，而这个选举结果要“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这是什么？这就是标明那个共产国际才是他们的太上皇。他们当的只是儿皇帝。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日寇用刺刀扶持起的那个“满洲国”有什么区别么？如果说有，那就是溥仪先生屈辱地守候的那毕竟还是他的祖业；而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是一伙持枪抢劫的卖国贼臣服在强悍的东斯拉夫海盗的羽翼下，把通过抢劫得到的祖业也廉价地卖给苏维埃了。这样的人还配得上是炎黄子孙么？“满洲国”的国防、外交等重大国际事务，都由大日本皇军打理；而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指挥权不是也乖乖地交给了由太上皇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国名叫李德的奥地利人手里么？

   在我中华民族遭受强敌侵略，全民族有良知的人都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国军数十万将士在东北、长城、热河等地浴血奋战的时刻，就是这个中国名叫李德的奥地利人指挥着数十万红军在“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的蛊惑下，在中华的腹地“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与国军殊死搏杀，干着日寇想干却力所不及的事情。这时候，他们似乎不爱中华了，只爱苏维埃了。

     他们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这就是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还不到两个月，我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丑恶嘴脸。他们不但自己不爱中华了，而且还煽动“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都来肢解中华，都去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这是多么“高尚”的“爱国情操”啊！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中共史学家在诋毁蒋先生时曾用过的一个词汇。这个词就是被称为老佛爷的慈禧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他们抨击蒋介石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前几天，我在“独立评论”和封从德先生议论“六四”事件时，我纠正了他的一句偏激的语言。即是：“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我认为“纸笔千年会说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子孙万代要报仇”就不值得弘扬了。因为我们民族受“血债要用血来偿”这种腐朽观念的蛊惑已经太深太久了，以暴制暴，恶性循环是不值得弘扬的！还是郑义先生说得对：“我们要的和他们不一样”是非当然要分清，罪孽也一定要清算！但这不是个人的恩怨，在天理和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恩怨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依然要借用一下封从德先生这句话。我写在这里的是：“纸笔千年会说话，功罪万代有人评”

我明确地知道，也有很多中共御用史学家会披上件马甲来到国内国外的一些议论史实的论坛里浑水摸鱼。倘若这些披上件马甲的史学家也还存留一点点的中国人的良心，我倒希望能和这些人过过招。拿出您们的洋洋宏论来，我们就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地考究这一段史实。都说出个一、二、三来，让现在和未来的炎黄子孙都能看清楚这一段我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我如此轻狂叫阵：我料定这些人不敢接招，他们就是披上再厚的马甲也不敢！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一块面团团，随任您拿捏，捏成圆就是圆的，捏成扁就成了扁的了。因为炎黄子孙的良知更不可欺！你们自己的所做所为，不仅有世人亿万双眼睛盯着呢，也还有白纸黑字你们自己所撰写的那些资料在那里明摆着呢？所言道：“这个世界最难圆的就是谎言。”以往支撑着你们理论能欺世的。是那个伪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旦这个伪科学的西洋镜被戳穿，你们自己以前为这个伪科学精心所编制的那些经典论据就成了你们自己的自供状，铁案如山，任你巧舌如簧也是无法抵赖的了！

我不妨再提示一下，如果中共御用史学家敢把那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有的历史档案资料都抖露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有良知的中国人睁大了眼睛看看，人们就能看清真正的卖国贼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了。

了解到最真实的史料之后，心中除了对这伙卖国贼的极度鄙夷之外，还真有一点令在下感到格外惊诧。那就是这伙卖国贼的变脸真的是比脱裤子还快。撒起谎来是一点也不心虚和脸红的。就像我在前面文章里试举的那样：“狡诈的卖国贼们一旦发现“爱国主义”这件最能凝聚民心的“国宝”能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会死死地攥在手里，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把自己伪装成最虔诚最热血的民族主义者。”

中共不正是这样的这伙卖国贼么？翻开中共的教科书看看，诸如此类的溢美之词比比皆是。

他们是这样写的：“中共领导了八年抗战，为了北上抗日，英勇的中央红军，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对于这段史实，要详论则需太多的笔墨了，本人将用另文详述。在这篇文章里，我只列举其一点，那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北上抗日么？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数十万红军，在奥地利人李德的指挥下，遭到了围剿的国军的重创。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先向南再向西北流窜。这就是确凿的史实。可这一史实却被撒弥天大谎也从来不会脸红的中共御用史学家们的春秋大笔篡改成了是“北上抗日”。其实看一眼地图就能戳穿这个弥天大谎。看看数十万红军的行军路线，就能清晰地看到他们是流窜还是去抗日。出江西，经湖南入贵州，再辗转四川、西康、青海、甘肃 最后到达陕北。这一路上，那处有日寇啊? 日寇在东北，他们却向南向西流窜，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是“北上抗日。”天下还有比撒这种弥天大谎更无耻的么？

再质问几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数十万国军将士在东北、长城、热河等地浴血奋战的时刻，你们不“北上抗日”却干着肢解分裂中国的勾当，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煽动“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那时你们干着日寇想干而又力不能及的卖国勾当。可时间刚刚过去了四年，你们怎么又突然爱起中国来了，又把自己伪装成了最虔诚最热血的民族主义者，要去“北上抗日。”了呢？

这就是我谴责的“狡诈的卖国贼们一旦发现“爱国主义”这件最能凝聚民心的“国宝”能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会死死地攥在手里，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把自己伪装成最虔诚最热血的民族主义者。”

中共在自己濒临被围歼之际，又祭起了这面“爱国主义”旗帜，还真灵验了，不仅成功策反了卖国贼张学良发动了倒行逆施的《西安事变》，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且还摇身一变，从配合日寇肢解分裂中国的卖国贼变成领导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领导者”了。

“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就是这样被厚颜无耻的窃国大盗们当成了一块遮羞布来招摇过世的。正因为如此，这面旗帜才如此不堪，使很多有良知的炎黄子孙耻于为伍。就是因为这面旗帜实在是被他们糟蹋得太烂太丑陋了。

有了这样的理解和识见。我又冷静地思考为什么许多精英人士对“爱国主义”如此深恶痛绝？为什么有许多道德人品都毫无挑剔的仁人志士对“爱中国就是爱中共”也持肯定观点？难道这些人不爱中国么？

缜密地思考之后，我豁然醒悟。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和我一样，他们也一定是爱中国的，因为他们也都是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那片热土上也有他们的根、他们的祖坟。天性使然，想让他们不爱都是不可能的！

爱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正所谓，缠缠绵绵是爱，欲生欲死也是爱；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是爱，万里牵挂，朝思暮想，终身守候，至死不渝都是爱；甚至咬牙切齿、谴责憎恨乃至恶毒攻击、诅咒谩骂这都是一种爱的表现形式。诚如阿尔芒挚爱茶花女，他却要残忍地杀死她一样。有些时候，用仇恨的方式表示出来的挚爱比缠缠绵绵的爱更刻骨铭心！

我是由衷这样理解的。海外的许多精英人士，包括我的老乡曹长青先生，他们在口头上，或在他们撰写的文章里，都表示过他们不爱那个令他们伤痛的中国了，并不惜宁可把自己看成是个“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用这种谴责的方式在表示他们还是爱中国的。倘若不是爱中国，他们不遗余力地关注中国的事情干什么？倘若他们不是从心底里想着在那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与他们之间有着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愫，他们还会为那里的人们喜悦或流泪么？当然，善良和正义是不分肤色的。但对同胞的关注和对邻居的关注，这是明眼人一搭眼就看得清楚的。无需我再例举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

既然“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已经被中共亵渎得不成个样子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摈弃这面旗帜，把这面已经斑驳不堪的旗帜奉送给他们算了。这个问题正是我本文要郑重弘扬的主旨。

我的结论是，绝对不可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撑起一面色彩鲜明的“爱国主义”旗帜。去掉中共涂抹在这面旗帜上的污垢，让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集聚在这面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庶、繁荣、幸福而齐心协力奋斗。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社会的行列。让中国人有尊严地，充分地享受民主、自由和人权，早日过上安定幸福富裕的生活。

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思想上要划清中国和中共的界限。即中国是中国，中共是中共，中国和中共这两个概念即不能等同，更不可以混淆。

其实祖国这个概念极其丰富的内涵从来都是广义的。这个概念甚至要比时代、国家这样的概念更广大博深。时代有时间的制约，国家也有疆域的局限。而祖国则是超越了时间和疆域的局限伸延到更广袤的范畴了。说中国就是中共，已经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说爱祖国就是爱中共那就更荒谬了。中共只是目前执掌中国政权的一个执政党，也就是一小撮权利阶层。说大了一点，也就是中国政府。反政府不等于反中国，这一点连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老先生都分辨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精英人士为什么就不肯明确地划开这个界限呢？

我倡导坚决反共，绝不反华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用调侃的口吻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是他们的，而中国是我们的，他们和我们并不一样。他们是一伙窃国大盗，而我们永远不会承认窃国大盗们窃走了中国，这中国就是他们的了。”

不错，现实的中国确实是掌控在这伙窃国大盗的手里。那么，我们又该怎样来爱我们的中国呢？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本文的题目“拷问良知”了。

我们爱中国，却不能盲目地爱，糊涂地爱，不加分辨地爱。特别是在“狡诈的卖国贼们发现“爱国主义”这件最能凝聚民心的“国宝”能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死死地攥在手里，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把自己伪装成最虔诚最热血的民族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分辨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就不能只看他举什么样的旗帜，喊什么样的口号，而是要看实质上他在干什么？不但要看他今天在干什么，而且还要考察他历史上都干了什么？将来他又想干什么？有了这样几个问号，我们就能够明确该怎么样去爱中国了。

人最首要的是要有良知。有是非观念。凡人凡事，要经过自己头脑的缜密思考，然后再决定自己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是脑袋决定屁股。而不是像中共党魁毛泽东宣扬的那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混蛋逻辑。

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道德高地上去抨击共产极权专制。支撑我们能获得人民拥护的除了我们手里撑着的是一面鲜明的爱国主义旗帜之外，还有的就是良知这两个字。

郑义先生说得好，“我们和他们要的不一样。”我们所遵循的道义原则和他们也不一样。我们考察事物的标准也与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要做的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我们就要拥护，能为炎黄子孙的福祉奋斗的，我们就要拥护。甚至是能惠及13亿中国人的好事，我们都不能去反对，哪怕我们的敌人是出于卑鄙的目的，而客观地惠及了中国人，我们只能揭露其卑鄙的目的，而不能反对和否定了这件事良好的客观结果。”

我举个实例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诸如，2008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中共当局无疑是想用这件事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以增强自己的国际形象。达到自己维稳及和谐的目的。但这件事对中华民族有没有好处呢？我以为是大有好处的。这件事也在国际上提升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利大于弊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有许多精英人士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在奥运会举办前夕，还举行抗议抵制等示威活动，我以为这是十分不妥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拥护的事情，我们还站在反面，这无疑是把自己置于在了一个悖违民意的尴尬境地。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民众的支持，而且还有良知和道义！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有一天我走在法国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市沙隆的街道上，陌生的法国人见到我这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很多人都竖起大拇指，老远就大声称颂：“Peuple chinois, une grande”说句心里话，我当时听到法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确实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心里油然而生。

客观地回顾中共执政当局在执政这六十余年里，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也没有做过。这也是不公允的。良知告诉我这六十余年里起码有这两件事，中共执政当局是作对了的。

其一就是推行汉字简化字。这件事虽然被有些学者抨击是糟蹋了中华文化。可我不这样看，推行汉字简化字对提升我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是功不可没的。

其二就是实行计划生育。关于这件事，抨击质疑的声浪更是铺天盖地。中共执政当局也确实在落实这一基本国策时，有很多弊端。特别是在基层、农村的一些乡镇。有很多行为都可以说是令人发指。但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是正确的，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想，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谁在中国大陆上执政，无疑都会确立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这也是没有任何歧义的。

再如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路，我曾尖锐地抨击这不是当权者的恩典，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不改不行，不改则垮，不改则亡！当权者的动机和用心是为了维系他们的红色江山。但“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振兴，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假如我们不是脑袋决定屁股，而是逢共必反，反共必须反华，那我们就辱没了自己的良知，就沦落成和屁股决定脑袋的中共执政当局一个档次了。

我的这篇文章已经超过万字了，可心中还感觉到言不尽意，姑且就先写到这吧，在下的浅见，实为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高深人士的指点赐教。

庄晓斌。2012年6月9日于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