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日本政府购岛之举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应该感谢野田先生。"
今年8月，中国一名安全部门的官员在北京私下对我讲。我在与其他中国官员的交流中发现，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内超越部门的战略共识，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思维方式。除了官员，许多接近政府，对外交决策有建议权的学者也持相近看法。
"就是因为日本政府打破（维持现状的）默契，迈出了（国有化）这一步，我们才找到借口向钓鱼岛海域派出更多海监船，甚至巡逻机，这样钓鱼岛就不再由日本实际控制，而是真正进入争议阶段了，"上述高官补充道。
自日本政府2012年9月11日"国有化"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来，中国官方公开、严厉地指责"日本盗窃了中国的领土"，"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还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采取了多项反制措施。
这一年来，我的简体中文书籍也因"形势严峻"而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我曾试图向中国官方询问原因，一位官员对我说，"你问问野田佳彦，他知道理由。"
"国有化"后，中国政府加速向争议海域派出更多的飞机舰船，就是要打破"日本实际控制"尖阁诸岛的现状，同时向国内外表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在中日之间是有争议的"。
日本中央政府"购岛"的本意是稳定日中关系。当时，野田佳彦内阁认为尖阁诸岛与其被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不如由日本中央政府在跟中方保持沟通的前提下，按照双方过去的默契管好该海域。当然，日本政府从不承认存在"领土问题"，对中方在"国有化"之后采取的种种行动也是严厉批评的。
除了国家间难以消除的摩擦，长远地看，民间层面的情感冲突与互不信任更令人担忧。去年9月，在上百座中国城市爆发含有暴力成分的"反日游行"，使很多日本国民感到愤怒，并大大降低他们对中国的好感。《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大批日本企业认为自己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在或势将遭受损害。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在华企业有逾两万家。中国海关总署的贸易统计显示，2012年9月中日双边贸易额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
双方认识的鸿沟显而易见。中国当局反对日本"国有化"，逼迫日本承认存在领土争议。日本当局批评中方侵犯日本主权，要求中方停止挑衅性行为。可以肯定，双方都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对方是加害者。日本认为中国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则相信钓鱼岛争端升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与中美之间的全面对话不同，日中之间围绕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哪些被对方视为核心利益，哪些利益可以妥协的战略讨论严重欠缺。这导致双方互不信任，感情疏远。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认为，日中之间这种围绕几座无人小岛的争执既不正常也不明智。
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间发生主权之争并且持续至今，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不容忽视。
首先，两国社会信息严重不对称且对现实缺乏最基本的共识。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尖阁诸岛由日本政府实际控制的现实，盲目主张"钓鱼岛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盗窃的"。而日本国民则从不努力去明白"中国对尖阁诸岛存在领土主张"的事实，顽固地认为"领土问题不存在"。这种迥异的观念使两国政府难以灵活地处理彼此的分歧。
其次，双方外交沟通的失误推动了危机的升级。日本政府2012年9月11日首次使用"国有化"一说（虽然多数日本外务官员曾私下里对我主张"我们从来没用国有化三个字，只是媒体传播出去之后控制不住舆论了"），此前一天野田佳彦刚刚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这个时机合适吗？事实是，中国民众对"国有化"一词特别敏感。日本的做法让胡锦涛感觉丢了面子，对公众难以交代。根据两国若干知情官员的说法，直到日本"国有化"约一周之前的9月初，中国外交部对日方"与其被石原慎太郎拿走，搅乱形势，不如由中央政府继续有效管理"的思路依然是认同的。中国后来却用"盗窃"、"军国主义"等词汇赤裸裸地反击日本。这种剧烈地转变是怎么发生的？这显示，中国高层内部对日本，没有一贯的沟通机制和立场。
再次，两国政府在国内政治方面均面临挑战，对外则善打民族主义的牌，使得双方的外交互动越来越不理性。民族主义兴起和国内治理压力上升也让两国领导人不得不迁就情绪化的大众，政治上的迎合主义(populism)正在蔓延。
最后，东亚地区势力均衡的历史性转变也是领土危机爆发的重要背景。古代的时候，中国强，日本弱。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变强，中国开始变弱。进入21世纪，中国正在崛起，即使是相对的，日本正在衰落，即使是逐渐的。这一东亚权力均势的转变也促使美国"重返亚洲"，东亚地缘政治迎来了一场大变局。
日中关系刚刚"失去的一年"，两国有没有可能共同面对未来？在我看来，走出危机有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与中国领导人必须共同抑制任何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作为危机管理的一环，双方有必要开启并保持畅通的军事热线，在第一时间通过沟通，防止军事摩擦升级为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其次，日中在官方层面之外需要增加沟通渠道，这包括学者、媒体人、文化人、企业家等。为了减少双方外交沟通上的误解，两国政府参与外交决策的部门间首先需要内部协调在日中关系上的立场，即把"内交"解决好，然后才是改善与对方国家的沟通。
再次，日本与中国的政府现在都有义务向民众传达主权之争的真相。对中国来说，习近平应当公开承认"自1972年以来，钓鱼岛一直由日方实际控制"，这并不与中方对此抗议，并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立场相矛盾; 对日本来说，安倍晋三要公开承认"日本知道中方对尖阁诸岛存在主权主张"，这并不与日方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框架内进行实际控制的立场相矛盾。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任何一个国家，外交都是内政的延伸。如前所述，两国政府国内执政能力的下降是"国家利益被民族主义侵犯"以及"理性的政策实施被迎合主义吞并"的大背景。从根本上说，日中关系的改善需要两国领导人首先妥善处理内政，解决好国内问题，并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恶性的"迎合主义"视为敌人。否则既有原则又有弹性的外交政策就无法展开。
日本与中国之间政治体制不同，价值体系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和程度不同，两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稳定、健康的国内治理与权力基础才是与重要邻国携手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根本。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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