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下个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将在一次重要的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改革政策首要目标。
然而，由于这个会议决定的将是总体政策，具体细节留待日后明确，一些批评人士已经开始指责改革力度太小、胆略不够、来得太晚。他们指出，10年前，上一代领导人没能削弱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并完成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
然而我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巩固市场经济，为中小型企业创造更多机遇，提高资本分配效率，改善消费和投资的比率的前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眼下全球增长依旧疲软，为这种改革重新注入活力，对全球经济有着空前重要的意义。
我的乐观基于以下四点。
首先，中国的领导人显然清楚他们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
为了宣传经济改革，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讲话，将自己的政治资本压了上去。他们描绘了蓝图，选择了实验项目——比如在上海的自由贸易区——以期巩固市场经济，理顺资本分配，包括引入更多来自国外的竞争，实施更灵活的利率。
包括放开存款利率在内的其他一些改革举措也需跟进，而放松贷款利率的尝试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北京还发出了信号，可能会通过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来在更多的经济部门中开放竞争。
其次，中国的新领导层足够强势，能够推动变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表明，有力的中央领导层至关重要。邓小平是中国1978年首轮改革及1992年重启改革背后坚定的设计师。江泽民时期的总理朱镕基大力推进了税制改革和国企改革，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开辟了道路。
然而在接下来的大约10年时间里，改革停滞，一大原因就在于北京的政治决心不复存在。不过，新领导层已发出信号，他们意欲有所作为。习近平开启的反腐败运动证明了拿国家主导经济中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支柱开刀的意愿。
再次，中国不再有余地来拖延必须进行的改革。2002年到2012年间，中国的经济产出从12万亿元人民币增至52万亿元，但这样的增长滋生了自满情绪。诚然，通过在公共项目上的巨额支出，中国挺过了金融危机，但这只不过是推迟了算总账的时间。中国能简单地通过增长来解决任何问题的假设已不能成立。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不平等现象加剧，省市地方政府债务一路攀升。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面临很大阻力，外有发达市场消费需求疲软，内有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
最后，公众对变革的期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当新任领导层去年获得任命的时候，比前任的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更受青睐。不过，去年11月接手的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蜜月期已然结束。
他们越来越多地被拿来与大胆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相比。江泽民于1989年至200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朱镕基则于1998年至2003年任总理。因此，有所作为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了。
一些改革的势头正在加强，比如在油气等自然资源中引入市场定价，以使其价格更好地反映供求关系，而非行政指令。价格扭曲一直是中国能效低下和环境退化的根源之一。与放开能源价格的新举措一样，刚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也是个积极的信号。如果上海想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放宽获取资本的途径、扩大投资选项，以及针对无序资本流动风险的防范机制。
新一轮的财政改革也很可能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分配更趋合理。地方政府正在苦苦挣扎，需要重建孱弱的农村养老和医保体系，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与此同时，它们还要为中央推出的项目提供资金，并保持就业的增长。
这种种具体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可能在一次党代会上达成。不过，有望于11月份做出的决策将给中国经济设定一个积极而长远的新方向。这不仅是中国所需要的，对美国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至关重要。
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曾于2006年到2009年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是高盛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目前担任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的主席。该组织倡导中美的可持续发展及清洁环境问题。
翻译：经雷、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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