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自一位与现任政治局常委仅“两度分离（他母亲是这位政治局常委的老上司）”的灵通人士处得到消息，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将不会以差额选举的形式产生，尽管先前确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胡锦涛最终认为准备不够充分而放弃。至于常委人数，一直以来都以七人制观点站上风，但在11月1日九人制站了上风，而在3日七人制观点再次胜出。相信七人制不会再变了。
灵通人士对泛华网说，胡锦涛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但胡锦涛为人廉政，是真正为共产党前途着想之人，因此决定从他开始树立榜样，退位军委主席。比较骇人听闻的消息是江泽民既没有脑死也没有得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而是被软禁了。江系大员们早已纷纷倒戈。
与泛华网有联系的这位消息人士透露的十八常委名单是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高丽、王岐山、李源潮和刘延东。关于汪洋，消息人士对泛华网说，他的机会甚至比不上胡春华。刘云山不入常应该可以肯定了。消息人士说胡春华可能还有机会，毕竟是胡锦涛亲选的下一代接班人。泛华网发现出乎意料的是张德江不入常委；这个说法几乎与任何一份预测名单不同。
灵通人士对泛华网说，十八届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会是27人。不幸的是，由于通话时间有限，泛华网没有机会了解具体的名单。
关于职务安排，王岐山仍然会是副总理。王岐山看不上李克强的能力，两人也有矛盾。因此，胡锦涛曾想将王岐山在十八大后调离国务院，但最终因为经济对中国来讲实在太重要了而仍然决定让其继续担任副总理。
泛华网独家报道。
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十八大差额选举更上层楼 常委名单“集体”敲定
【多维新闻】如果说于11月8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是一台脚本已经写好的大戏，那么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则就这出戏的剧本并进行一定的预演。接近中共高层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中共高层有意在此前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差额选举将在十八大更上一层楼。
此外，多维新闻也从多个渠道获悉，对于中共已基本定型的常委人选名单，在中共党内仍有少量不同声音。基于此，中共高层已在内部采用“集体投票”的方式最终敲定常委7人建议人选名单。该名单将在十八大上之后提请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十八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通过和决定。
差额选举走向制度化
“差额选举”是“等额选举”的对称，亦称“不等额选举”，是指确定的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的选举。中共党章规定，党内选举“可以直接采取候选人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这就是说，在中共政治体系中，差额选举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二是先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接近中共高层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在中共十八大上，中共高层有意在此前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并希望由此逐步实现制度化。
早在6月13日，多维新闻在《揭秘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治局产生过程》的文章中就曾披露，今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300多名党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以民主投票方式收集十八大“入局”、“入常”候选人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十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的数百名高官，每人都领到一张民主推荐票，用以推选“入局”、“入常”候选人员。
据透露，推荐票上书有“可新提名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字样，另有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供投票时参考。这些列入名单的候选人，都符合可新提名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条件，63周岁以下、行政级别是正省部级和军队正大军区级别是其中两项基本条件。
十七大时已有经验
而实际上，这是在延续十七大时政治局委员的产生方式。十七大时，中共在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层面“破天荒的”实行了差额选举。虽然候选中央委员的代表的差额只有15%，而中央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差额则更是低到8.7%（其实就是27个人中选25个），但这相对于以前的等额选举，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据悉，在2007年10月22日，中共十七大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该次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选拔，采取了民主推荐，差额选举的方式，并最终从27人预备人选中产生了25位政治局委员。不过，中共重量级政治人物薄熙来，在中国20年来最重大政治丑闻中遭罢黜之后，中央政治局成员目前已剩下24位。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这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布局中也充分体现，多维新闻获悉，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最终定案，是基于即将继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强势推动，各方都给予了支持与让步。
而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以十八大人事安排“总顾问”的身份给予了大力支持，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充分尊重老同志意见基础上与习近平密切协作，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共出于稳定实现新老交替的考虑。
常委名单已最终敲定
多维新闻之前曾独家披露，若无其他重大意外，政治局常委人数由9人变为7人。9月13日，多维新闻根据多方资料，在广泛求证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上推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3.0版》，认为这7位常委最有可能的人选已经基本定案。
多维新闻从多个渠道获悉，对于上述凝聚了中共搞成较大共识常委人选名单，在中共党内仍有少量不同声音，如有关“红二代”大哥级人物俞正声的安排。基于此，中共高层内部在上述名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又经过几轮的“反复酝酿”和集体投票确认，希望借此甄选出适合中国未来发展，凝聚集体共识的常委人选。这份多方面考量的名单，将在十八大后的一中全会上提交给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13日，多维新闻推出《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3.0版》时就曾指出，依照过往经验，直到十八大确定常委人选最后一刻，人选名单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突发意外、党内程序与民主投票变化等原因。上述消息也印证了多维新闻此前的推断。
(季北群 撰稿)
此外，多维新闻也从多个渠道获悉，对于中共已基本定型的常委人选名单，在中共党内仍有少量不同声音。基于此，中共高层已在内部采用“集体投票”的方式最终敲定常委7人建议人选名单。该名单将在十八大上之后提请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十八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通过和决定。
差额选举走向制度化
“差额选举”是“等额选举”的对称，亦称“不等额选举”，是指确定的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的选举。中共党章规定，党内选举“可以直接采取候选人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这就是说，在中共政治体系中，差额选举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二是先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接近中共高层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在中共十八大上，中共高层有意在此前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并希望由此逐步实现制度化。
早在6月13日，多维新闻在《揭秘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治局产生过程》的文章中就曾披露，今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300多名党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以民主投票方式收集十八大“入局”、“入常”候选人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十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的数百名高官，每人都领到一张民主推荐票，用以推选“入局”、“入常”候选人员。
据透露，推荐票上书有“可新提名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字样，另有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供投票时参考。这些列入名单的候选人，都符合可新提名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条件，63周岁以下、行政级别是正省部级和军队正大军区级别是其中两项基本条件。
十七大时已有经验
而实际上，这是在延续十七大时政治局委员的产生方式。十七大时，中共在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层面“破天荒的”实行了差额选举。虽然候选中央委员的代表的差额只有15%，而中央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差额则更是低到8.7%（其实就是27个人中选25个），但这相对于以前的等额选举，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据悉，在2007年10月22日，中共十七大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该次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选拔，采取了民主推荐，差额选举的方式，并最终从27人预备人选中产生了25位政治局委员。不过，中共重量级政治人物薄熙来，在中国20年来最重大政治丑闻中遭罢黜之后，中央政治局成员目前已剩下24位。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这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布局中也充分体现，多维新闻获悉，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最终定案，是基于即将继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强势推动，各方都给予了支持与让步。
而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以十八大人事安排“总顾问”的身份给予了大力支持，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充分尊重老同志意见基础上与习近平密切协作，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共出于稳定实现新老交替的考虑。
常委名单已最终敲定
多维新闻之前曾独家披露，若无其他重大意外，政治局常委人数由9人变为7人。9月13日，多维新闻根据多方资料，在广泛求证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上推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3.0版》，认为这7位常委最有可能的人选已经基本定案。
多维新闻从多个渠道获悉，对于上述凝聚了中共搞成较大共识常委人选名单，在中共党内仍有少量不同声音，如有关“红二代”大哥级人物俞正声的安排。基于此，中共高层内部在上述名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又经过几轮的“反复酝酿”和集体投票确认，希望借此甄选出适合中国未来发展，凝聚集体共识的常委人选。这份多方面考量的名单，将在十八大后的一中全会上提交给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13日，多维新闻推出《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3.0版》时就曾指出，依照过往经验，直到十八大确定常委人选最后一刻，人选名单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突发意外、党内程序与民主投票变化等原因。上述消息也印证了多维新闻此前的推断。
(季北群 撰稿)
虧很大 中國鐵道部前3季虧損近85億
中國大陸鐵道部最近披露今年前3季季報，數據顯示，鐵道部虧損問題嚴重，稅後虧損85.41億元（約新台幣392.8億元）。
新京報報導，截至今年第3季，大陸鐵道部資產為人民幣4兆3044億元，負債高達2兆6607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61.81%，稅後虧損85.41億元。
報導說，鐵道部負債率不斷擴大，主要是依賴大量銀行貸款與債券融資來投資鐵路建設。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認為，目前僅有京津、京滬、滬寧等少數經濟發達地區的中短途鐵路路線能盈利，大量路線入不敷出，這是大陸鐵道部虧損主因。
鐵道部為改善虧損情況，也開始引進民間資金。
蒙西到華中鐵路煤運通道在10月16日開放民間投資，這個項目總投資金額1500多億元，共有16個投資主體，其中有3家民營企業參與投資，佔股15.7%。這是「新36條實施細則」發布後，鐵道部首次開放民間投資。
大陸政府今年中頒布「新36條實行細則」，鼓勵並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7個領域。
中央社台北6日電
新京報報導，截至今年第3季，大陸鐵道部資產為人民幣4兆3044億元，負債高達2兆6607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61.81%，稅後虧損85.41億元。
報導說，鐵道部負債率不斷擴大，主要是依賴大量銀行貸款與債券融資來投資鐵路建設。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認為，目前僅有京津、京滬、滬寧等少數經濟發達地區的中短途鐵路路線能盈利，大量路線入不敷出，這是大陸鐵道部虧損主因。
鐵道部為改善虧損情況，也開始引進民間資金。
蒙西到華中鐵路煤運通道在10月16日開放民間投資，這個項目總投資金額1500多億元，共有16個投資主體，其中有3家民營企業參與投資，佔股15.7%。這是「新36條實施細則」發布後，鐵道部首次開放民間投資。
大陸政府今年中頒布「新36條實行細則」，鼓勵並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7個領域。
中央社台北6日電
泛华网号外：在令计划身上的重重迷雾
中共十八大前，围绕胡锦涛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负面新闻甚嚣尘上，各种版本说法甚多。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最近，笔者通过一些可靠渠道同北京政界军界高层人士多方接触，并到大陆一些地方实地探询，渐渐理出了头绪。以下是笔者对一些流行说法疑问疑点一：“令公子醉驾车震说”。称令公子醉酒驾驶自家法拉利，事故发生时令公子和同车两个女孩赤身裸体，疑为玩车震酿车祸。
笔者通过中共公安系统人士求证，获得的真实情况是：出事的法拉利车竟然不是令家的！真实事故现场照片显示，男性死者和女性伤者都穿着整齐，男性死者上穿防寒服、下着牛仔裤，与网上传的“衣衫不整”、“赤身裸体”有不符。就车震酿成车祸的说法，笔者曾专门到法拉利专卖店咨询。一位销售人士告诉笔者，玩法拉利内部的人都知道，任意款法拉利座位空间都非常紧凑，一座就一人。笔者的疑问又来了，搞车震、玩3P？而且笔者还了解到小令的身高据说有一米八。这里就有意思了。要是我玩的话，我会找辆卡迪拉克suv！看来所谓“车震”其疑点一。在调查中还发现这起车祸许多疑团不得其解，据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公安人士说这里有隐情有阴谋。
另外调查令公子几位大学同学，令公子非常低调，与同学相处平和，没有“官二代”的架子，很长时间他们都不知道他是令计划的儿子。对网站上关于令公子的种种传闻，笔者认为是有人故意泼脏水，其目的是政治抹黑。实施阴谋。
疑点二：“令计划公器私用说”。称事故发生后，令计划利用职权，派中办一位副主任、中央警卫局三位副局长带领部队封锁现场，后又给孩子改名字，企图掩盖真相。
笔者从知情人处获得权威信息可证明上述说法无法推敲，首先认为令身为中办主任，调用警卫局封锁现场合情合理，可惜不知道一个“秘密”：令计划入主中办后，为避免其子引起过多关注，五年前早已将其子名字改为“王子云”。因此，现场抢救和处理事故人员看到的男性死者身份证姓名为“王子云”，并不姓令，根本不知道死者与令计划有关，直到后来查验死者户籍登记底册时发现其监护人为“令计划”，这才大吃一惊，赶紧上报。令计划本人是事故第二天才得知消息并前往医院认人的，这时交通事故现场早已处理完。笔者查阅北京媒体当时对这起事故的报道，均称是交警、120急救中心、消防队赶到现场处置。一些网站说事故发生后令派人封锁现场，有点疑问。
网上传闻令计划为隐瞒真相，与周永康结盟搞政变，以不再追究周与薄熙来勾结为条件，换取周帮助掩盖车祸真相，这已然属于痴人呓语了。孩子出车祸了，这是很悲痛的事，有什么必要花那么大代价去隐瞒呢？而且是发生在大马路上的公共交通事故，又如何隐瞒得住？那令计划不是傻子么？这里实在是难以说通。另据中共公安系统一位知情人透露，真实情况是，令计划得知孩子出事后，当时立即向中共高层作了汇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组成专门小组调查此事，这在公安圈里早已不是秘密。说令计划隐瞒真相，纯属瞎扯淡。
疑点三：“令计划家族腐败说”。称令计划夫人谷丽萍任职团中央下属的瀛公益基金会，在52个城市涉足房地产业，敛财30多亿，也有说400多亿。
腐败不腐败先且不说，笔者专门用了大量的人际关系和精力专门对这家基金会进行了调查了解。经查阅该基金会官方网站并与基金会工作人员接触了解，瀛公益基金会创建于2010年，中共团中央一位书记任法人代表和理事长，日常工作由一位秘书长负责，令夫人只是众多副理事长中的一名。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募集资金约3亿人民币，90%用于对一些失业青年创业项目的扶持，扶持方式包括小额资金支持、提供咨询培训和导师辅导等等。目前，有8000多位导师志愿者利用闲暇时间为青年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免费辅导，这些年已扶持青年创办企业5500多个，创造就业岗位9万多个。该基金会一位人士告诉笔者，网上传闻他们搞房地产，其实是根本不了解他们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他们扶持创业的服务体系是一个智力系统，如果想来快钱压根儿不需要搞房地产。事实上谷丽萍和他们的基金会也从未做过任何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资活动。据介绍，令夫人从北京大学毕业，因令计划工作忙顾不上家，遂放弃自己的事业把精力全部放在带孩子上。孩子上大学后，她才开始从事公益基金事业。
网上还有传闻说令的家人在其家乡山西开矿经商捞钱，笔者专程赴山西作了调查。山西政界商界多位人士告诉笔者，令家在山西很有口碑，令计划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解放后因伤病很早离休。令家家风温和，在当地低调，从没听说搞过什么开矿经商赚钱的事。据北京一些高官秘书讲，令计划对家人和身边人员约束严是出了名的，不准他们从事商业活动，不准他们打他的旗号办事，甚至不准他们参加老板的聚会。他身边的人私下抱怨，跟着令都快不食人间烟火了。在山西期间，笔者曾与一位在山西工作过的中共退休部级干部闲聊，席间谈及最近网上传的令家腐败之说，老人甚为吃惊：“令计划家要是腐败，共产党干部没有干净的了！”
看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既然这些传闻都不是真的，那是谁制造出来，又为什么会在这特殊时期这样疯传呢？真是疑点重重，笔者的调查已经接近真相，但现在还不是全面披露的时候。简单说一句，整起事件背后其实有人精心策划，令的政治对手动用了特殊渠道，通过连续不断造谣抹黑，陷令于丑闻漩涡，其真正目的不是令计划！而是狙击令计划在中共十八大上位，进而把火延烧至胡锦涛后院，乘势把团派一举击垮。说白了，有人打的是揭丑牌、反腐牌，令计划中的是派系倾轧的箭、政治斗争的箭。
还可能有人要问，是不是笔者倾向令计划？笔者作出保证，以上均是笔者冒着极大的风险花了大量的人际关系，精力，了解的真相，发现的疑点。本着还世界一个真实，揭露政治黑暗的心去做的。时间自然会让真相大白的。
对温家宝张蓓莉家族腐败事件的几点质疑评论/昭明
——“苟利‘温’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官场观察工作室 时事评论 昭明
一、「在数次采访中，她（段伟红）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好友。」
昭明评：一个内心诚实的人没有恐惧，普通人能与总理温家人为友，都会自豪地承认，而段伟红在与《纽时》先前的数次采访中，断然否认认识温家任何 人，之后在事情败露纸包不住火后，才羞羞答答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温张蓓莉的好友，这充分说明段伟红内心存在巨大巨大的恐惧，她与温张蓓莉之间存在不可告人 的惊天秘密，只有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实在无法掩盖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两人是无法否认的“好友”！段伟红、温张蓓莉之间如果没有金钱关系、利益关系、 权钱代理关系，她们之间有什么理由要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般地否认自己“好友”关系？？？！！！
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对一家大型中国金融企业的一项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昭明评：温家宝透过律师声明，“母亲杨志云除了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也无其他任何财产。”这下麻烦大了，温相母亲杨志云的 名字、身份证号码是否在登记股票的公司文件与监管记录上？如果正如《纽时》调查的是事实，温家宝的这个透过律师的声明往坏里说是在公然撒谎，往好里说是故 意误导公众。既然温母的名字与身份证号是在公司的法律文件上，在法律上这1.2亿美元资产就是温母杨志云的，这条标准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核实中 共腐败官员贪污事实金额的法律标准，不容抵赖。或许温家宝会抵赖，温母并不知情，温母的名字与身份证号被人盗用！这麻烦就更大了，盗用者不是别人，正是泰 洪的法人段伟红。杨志云是什么人？她是当朝宰相温家宝的母亲，段伟红盗用总理母亲的名义数年，并在其名下放有1.2亿美元巨额资产，而无论是总理或是其家 人又都不知情，那段伟红就是犯有恶意栽赃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总理温家宝的罪名，金额巨大、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理应被调查、逮捕、判刑、枪毙，然而事 实是没有，段伟红不仅没有被调查、逮捕、判刑、枪毙，正相反还是温家发财的座上宾、温相夫人温张蓓莉的“好友”，温家人怎能抵赖说不知情，温家宝怎么能毫 无羞耻地透过律师声明“母亲杨志云除了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也无其他任何财产。”？？？！！！
独立作家余杰只是讲了一声温家宝“影帝”，温家宝一触即跳，温办人员立刻责成北京国保将余杰非法绑架、酷刑折磨、脱光衣服、打翻在地、打折肋骨、 踩在脚下、威胁活埋，而温家宝家人却对盗用温母名字与身份证号恶意栽赃陷害的段伟红视为座上宾好友，温家宝这个律师声明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这大概就是 温家宝所谓的“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毫不松套。”这简直是不到最后一刻毫不松套地为自己与家人狡辩！！！
温家宝还讲到：“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大概在温家宝心目中人民就是段伟红，段伟红就是人民，即使段伟红恶 意栽赃陷害温家宝与90岁老母，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也要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段伟红在一起！！！坚决不起诉人民段伟红盗用温 家的名义与身份证号行为！！！只起诉报道事实真相、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纽约时报》！！！
三、「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但段伟红说，这些投资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 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 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在登记股票的过程中，股东需要提供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与签字。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昭明评：段伟红是温家的好友长达十多年，却声称不知道在她公司登记为股东的那些人是温家宝的亲戚，其中包括温家宝90岁老母，段伟红声称这只是一 个“巧合” ，这个段伟红可以称得上伶牙俐齿、信口雌黄了！！！段伟红表示，在投资平安的时候，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不希 望被媒体关注。将股份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哪里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分明是向总理家人保证利益分配！！！或许温相90岁老母真的不知道自己有 1.2亿美元资产，但温相的家人一定知情，放在温母名下的1.2 亿美元其实就是温家宝本人的应得利益，因为温家人人有份，段伟红之所以将这些股份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根本不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而实际是为了隐 藏当朝总理温家宝的持股规模！！！段伟红在投资平安的时候，根本不是不希望自己被媒体关注，而是不希望当朝总理温家宝持有巨额不明资产被媒体关注！！！
将巨额资产1.2亿美元放在自己90岁老母名下，所以总理名下没有巨额资产，大概这就是温总理所谓的“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
温家宝这一套哪里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分明是“苟利‘温’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以下一段话节选自2012年3月31日首发“博讯”上的文章《六四前夕温家宝肩负邓小平密托政治保卫使命/昭明》，言犹在耳，半年后的今天温家宝及其家人就彻底暴露，难道是巧合吗，抑或是业报、果报？！
【经过以上我们一条一条的检验，温家宝大讲特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动机、目的、初衷，以及他这二十几年的一贯做法，我们也就一目了然了。结合对温家宝 嗜好、爱好的总结，官未升至总理前他追求的是「高远」，志在千里之谓远，他这是有问鼎总理之志，所以那时他是不能大谈特谈政改的，否则就升不了官了。官拜 总理政治局常委后，温家宝追求的是「高洁」，出淤泥而不染之谓洁，他这是求名了，人到了最高巅峰就只求青史留名，所以他温家宝这时要大谈特谈政体改革。所 以温家宝身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两大弱点，一是求官，二是求名，他全都具备。这种求官求名心极强之人，还在公众面前大谈特谈45年从未谋过私利，大谈特谈 忠啊、谦啊、悔啊，还大谈特谈政体改革，这种人我们能相信他吗？他这纯粹是要掩盖他在23年前六四前陪同赵紫阳时所扮演的不光彩的政治保卫角色。难怪孔子 他老人家讲“人焉叟哉？”温家宝是逃避掩饰不掉的！
本文可能会让许多读者难过，这只能说明你读懂了温家宝，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必对温家大宝一往情深呢？人是具有欺骗性的物种，温家宝身上集中了中国上下五千年虚伪之大成，这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温家宝是周公，还是王莽，这由读者们自己下结论。下面我们谈温家宝是如何自我暴露的。
林彪同志在私下评价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时候讲过“说绝了，做绝了，过则错”，把这句话用于评价温家宝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演太恰当了。温家宝引 经据典，讲了许多漂亮话，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是只讲一两句，且恰到好处，见好就收，就会起到正面效果。但如果引经据典太多，话说绝了，事就做绝了，绝则 过，过则错，这就会把自己暴露了。以下就是温家宝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 说得太多、太过、太绝、太大的话：
“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黄石公 《素书》)
“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张养浩 《为政忠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毫不松套。”
“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
“为国家服务45年，从没谋过私利”，这话就说得太大太绝了，他骗得了党内党外，骗得了国内国外，骗得了世界，骗得了人民，但死后骗不了阎王，到 了世界的另外一边，他生活的每一瞬间都会让他过目，而且是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没得造假掩盖。单凭他这句话，阎王、判官就可以定他温家宝的罪。温家宝这一席 话犯了道家之大忌——“劳而伐，有功而德” ！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嘴上放着谦谦的人，内心里必然不谦；公然号称自己45年没谋过私利的人，必然在暗中干过龌龊之事。温家宝可劲儿地引经据典，这是欺负 党内没人读过圣人的言语，党内没人研究秘史。
温家宝不是好谈“谦谦”吗，好吧，下面我们就谈“谦”！谦字内涵来源于易经，《易经》八八六十四卦，没有一卦是大吉大利的，几乎每一卦都有好有 坏，简单讲就是“吉、凶、悔、吝”（当然还能有细分，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没有哪一卦六爻是完全好的。勉强讲，只有谦卦，六爻皆吉。谦卦九三爻的爻 辞“劳、谦。君子有终，吉。”孔子的解释是“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这是讲自己做了也做成许多事，但却仍不对外表白自我， 成就许多大业，有了诸多的功劳，但却不在公众前自夸，这才叫功德无量，他人无法比拟。
现今作为总理十年的温家宝，事未做成几件，功未成就多少，但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我表白，自贴标签自我标榜什么“忠”啊、“义”啊、“谦”啊、 “悔”啊、“人民、国家、历史”，这些都是温家宝的不祥之兆。六四时期，为了成就自己的飞凌绝顶之志，温家宝背叛了自己的老领导赵紫阳，踏着胡启立、芮杏 文、阎明复、田纪云等原赵的幕僚的政治尸体爬上来，骗过江泽民，登上总理的宝座，位及人臣。现在总理任期就要结束，温是官也作了，财也发了，强奸、杀人、 抢劫、放火等坏事全参与了，人大记者会上一句话“加上体制等各方面原因”，把自身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再次背叛，并将火引向自己的领导江泽民、胡锦涛，「使 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无论是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党，还是一个现代的政党，请问温的这一手是一个人臣所应守的本分吗？！有这么个人 当总理，共产党不亡党亡国才怪。
独立作家余杰只不过说了一句温家宝影帝，温办 的人就一触即跳，北京国保的人将余杰暴打、酷刑折磨、威胁活埋。这是发生在温家宝眼皮底下的事，温一定会说他自己不知情，是底下人搞的。但问题是，事发后 温家宝找余杰先生到道过歉吗？没有，这余杰才选择去国。为什么温家宝与胡锦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重庆黑打刑讯审问，而看不到发生在天子脚下、自己身边的黑打 刑讯审问？归根结底，还是选择性失明。 那么温家宝在人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表演，我们还能信吗？孔子他老人家在《易经系辞》最后一段是讲相面的话，「吉人之辞 寡，躁人之辞多」。显然，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问题，就是自我表白太多了，把本应由别人评价他的话，来个自我标榜，最后算是把自己给暴露了。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网开一面”，对于温家宝也是一样，凡事还是要给温留个机会。温家宝1942年9月生人，今年70岁。综观他这70年所作 所为，可以用一个“伪”字在中国历史上为温某人定性，他所说所作一切都可以视之为伪忠、伪义、伪谦、伪悔、伪善。但温家宝在总理、政治局常委任上还有几个 月的时间，如果温家宝能在这几个月内，真象他自己表白的那样，给六四翻了案，开动政治体制改革，那就算他给自己赎罪了，赎的是他六四的原罪，到时候官场观 察自会再出一篇文章，把“伪”字修改一下，为温某人另作定性，否则温家宝在中国历史上死定了，这就是孔子他老人家在《春秋》中“微言大义”的魅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官场观察工作室 时事评论 昭明
一、「在数次采访中，她（段伟红）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好友。」
昭明评：一个内心诚实的人没有恐惧，普通人能与总理温家人为友，都会自豪地承认，而段伟红在与《纽时》先前的数次采访中，断然否认认识温家任何 人，之后在事情败露纸包不住火后，才羞羞答答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温张蓓莉的好友，这充分说明段伟红内心存在巨大巨大的恐惧，她与温张蓓莉之间存在不可告人 的惊天秘密，只有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实在无法掩盖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两人是无法否认的“好友”！段伟红、温张蓓莉之间如果没有金钱关系、利益关系、 权钱代理关系，她们之间有什么理由要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般地否认自己“好友”关系？？？！！！
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对一家大型中国金融企业的一项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昭明评：温家宝透过律师声明，“母亲杨志云除了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也无其他任何财产。”这下麻烦大了，温相母亲杨志云的 名字、身份证号码是否在登记股票的公司文件与监管记录上？如果正如《纽时》调查的是事实，温家宝的这个透过律师的声明往坏里说是在公然撒谎，往好里说是故 意误导公众。既然温母的名字与身份证号是在公司的法律文件上，在法律上这1.2亿美元资产就是温母杨志云的，这条标准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核实中 共腐败官员贪污事实金额的法律标准，不容抵赖。或许温家宝会抵赖，温母并不知情，温母的名字与身份证号被人盗用！这麻烦就更大了，盗用者不是别人，正是泰 洪的法人段伟红。杨志云是什么人？她是当朝宰相温家宝的母亲，段伟红盗用总理母亲的名义数年，并在其名下放有1.2亿美元巨额资产，而无论是总理或是其家 人又都不知情，那段伟红就是犯有恶意栽赃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总理温家宝的罪名，金额巨大、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理应被调查、逮捕、判刑、枪毙，然而事 实是没有，段伟红不仅没有被调查、逮捕、判刑、枪毙，正相反还是温家发财的座上宾、温相夫人温张蓓莉的“好友”，温家人怎能抵赖说不知情，温家宝怎么能毫 无羞耻地透过律师声明“母亲杨志云除了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也无其他任何财产。”？？？！！！
独立作家余杰只是讲了一声温家宝“影帝”，温家宝一触即跳，温办人员立刻责成北京国保将余杰非法绑架、酷刑折磨、脱光衣服、打翻在地、打折肋骨、 踩在脚下、威胁活埋，而温家宝家人却对盗用温母名字与身份证号恶意栽赃陷害的段伟红视为座上宾好友，温家宝这个律师声明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这大概就是 温家宝所谓的“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毫不松套。”这简直是不到最后一刻毫不松套地为自己与家人狡辩！！！
温家宝还讲到：“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大概在温家宝心目中人民就是段伟红，段伟红就是人民，即使段伟红恶 意栽赃陷害温家宝与90岁老母，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也要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段伟红在一起！！！坚决不起诉人民段伟红盗用温 家的名义与身份证号行为！！！只起诉报道事实真相、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纽约时报》！！！
三、「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但段伟红说，这些投资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 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 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在登记股票的过程中，股东需要提供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与签字。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昭明评：段伟红是温家的好友长达十多年，却声称不知道在她公司登记为股东的那些人是温家宝的亲戚，其中包括温家宝90岁老母，段伟红声称这只是一 个“巧合” ，这个段伟红可以称得上伶牙俐齿、信口雌黄了！！！段伟红表示，在投资平安的时候，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不希 望被媒体关注。将股份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哪里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分明是向总理家人保证利益分配！！！或许温相90岁老母真的不知道自己有 1.2亿美元资产，但温相的家人一定知情，放在温母名下的1.2 亿美元其实就是温家宝本人的应得利益，因为温家人人有份，段伟红之所以将这些股份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根本不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而实际是为了隐 藏当朝总理温家宝的持股规模！！！段伟红在投资平安的时候，根本不是不希望自己被媒体关注，而是不希望当朝总理温家宝持有巨额不明资产被媒体关注！！！
将巨额资产1.2亿美元放在自己90岁老母名下，所以总理名下没有巨额资产，大概这就是温总理所谓的“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
温家宝这一套哪里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分明是“苟利‘温’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以下一段话节选自2012年3月31日首发“博讯”上的文章《六四前夕温家宝肩负邓小平密托政治保卫使命/昭明》，言犹在耳，半年后的今天温家宝及其家人就彻底暴露，难道是巧合吗，抑或是业报、果报？！
【经过以上我们一条一条的检验，温家宝大讲特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动机、目的、初衷，以及他这二十几年的一贯做法，我们也就一目了然了。结合对温家宝 嗜好、爱好的总结，官未升至总理前他追求的是「高远」，志在千里之谓远，他这是有问鼎总理之志，所以那时他是不能大谈特谈政改的，否则就升不了官了。官拜 总理政治局常委后，温家宝追求的是「高洁」，出淤泥而不染之谓洁，他这是求名了，人到了最高巅峰就只求青史留名，所以他温家宝这时要大谈特谈政体改革。所 以温家宝身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两大弱点，一是求官，二是求名，他全都具备。这种求官求名心极强之人，还在公众面前大谈特谈45年从未谋过私利，大谈特谈 忠啊、谦啊、悔啊，还大谈特谈政体改革，这种人我们能相信他吗？他这纯粹是要掩盖他在23年前六四前陪同赵紫阳时所扮演的不光彩的政治保卫角色。难怪孔子 他老人家讲“人焉叟哉？”温家宝是逃避掩饰不掉的！
本文可能会让许多读者难过，这只能说明你读懂了温家宝，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必对温家大宝一往情深呢？人是具有欺骗性的物种，温家宝身上集中了中国上下五千年虚伪之大成，这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温家宝是周公，还是王莽，这由读者们自己下结论。下面我们谈温家宝是如何自我暴露的。
林彪同志在私下评价毛主席打倒彭德怀的时候讲过“说绝了，做绝了，过则错”，把这句话用于评价温家宝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演太恰当了。温家宝引 经据典，讲了许多漂亮话，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是只讲一两句，且恰到好处，见好就收，就会起到正面效果。但如果引经据典太多，话说绝了，事就做绝了，绝则 过，过则错，这就会把自己暴露了。以下就是温家宝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 说得太多、太过、太绝、太大的话：
“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黄石公 《素书》)
“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张养浩 《为政忠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毫不松套。”
“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
“为国家服务45年，从没谋过私利”，这话就说得太大太绝了，他骗得了党内党外，骗得了国内国外，骗得了世界，骗得了人民，但死后骗不了阎王，到 了世界的另外一边，他生活的每一瞬间都会让他过目，而且是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没得造假掩盖。单凭他这句话，阎王、判官就可以定他温家宝的罪。温家宝这一席 话犯了道家之大忌——“劳而伐，有功而德” ！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嘴上放着谦谦的人，内心里必然不谦；公然号称自己45年没谋过私利的人，必然在暗中干过龌龊之事。温家宝可劲儿地引经据典，这是欺负 党内没人读过圣人的言语，党内没人研究秘史。
温家宝不是好谈“谦谦”吗，好吧，下面我们就谈“谦”！谦字内涵来源于易经，《易经》八八六十四卦，没有一卦是大吉大利的，几乎每一卦都有好有 坏，简单讲就是“吉、凶、悔、吝”（当然还能有细分，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没有哪一卦六爻是完全好的。勉强讲，只有谦卦，六爻皆吉。谦卦九三爻的爻 辞“劳、谦。君子有终，吉。”孔子的解释是“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这是讲自己做了也做成许多事，但却仍不对外表白自我， 成就许多大业，有了诸多的功劳，但却不在公众前自夸，这才叫功德无量，他人无法比拟。
现今作为总理十年的温家宝，事未做成几件，功未成就多少，但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我表白，自贴标签自我标榜什么“忠”啊、“义”啊、“谦”啊、 “悔”啊、“人民、国家、历史”，这些都是温家宝的不祥之兆。六四时期，为了成就自己的飞凌绝顶之志，温家宝背叛了自己的老领导赵紫阳，踏着胡启立、芮杏 文、阎明复、田纪云等原赵的幕僚的政治尸体爬上来，骗过江泽民，登上总理的宝座，位及人臣。现在总理任期就要结束，温是官也作了，财也发了，强奸、杀人、 抢劫、放火等坏事全参与了，人大记者会上一句话“加上体制等各方面原因”，把自身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再次背叛，并将火引向自己的领导江泽民、胡锦涛，「使 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无论是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党，还是一个现代的政党，请问温的这一手是一个人臣所应守的本分吗？！有这么个人 当总理，共产党不亡党亡国才怪。
独立作家余杰只不过说了一句温家宝影帝，温办 的人就一触即跳，北京国保的人将余杰暴打、酷刑折磨、威胁活埋。这是发生在温家宝眼皮底下的事，温一定会说他自己不知情，是底下人搞的。但问题是，事发后 温家宝找余杰先生到道过歉吗？没有，这余杰才选择去国。为什么温家宝与胡锦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重庆黑打刑讯审问，而看不到发生在天子脚下、自己身边的黑打 刑讯审问？归根结底，还是选择性失明。 那么温家宝在人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表演，我们还能信吗？孔子他老人家在《易经系辞》最后一段是讲相面的话，「吉人之辞 寡，躁人之辞多」。显然，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问题，就是自我表白太多了，把本应由别人评价他的话，来个自我标榜，最后算是把自己给暴露了。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网开一面”，对于温家宝也是一样，凡事还是要给温留个机会。温家宝1942年9月生人，今年70岁。综观他这70年所作 所为，可以用一个“伪”字在中国历史上为温某人定性，他所说所作一切都可以视之为伪忠、伪义、伪谦、伪悔、伪善。但温家宝在总理、政治局常委任上还有几个 月的时间，如果温家宝能在这几个月内，真象他自己表白的那样，给六四翻了案，开动政治体制改革，那就算他给自己赎罪了，赎的是他六四的原罪，到时候官场观 察自会再出一篇文章，把“伪”字修改一下，为温某人另作定性，否则温家宝在中国历史上死定了，这就是孔子他老人家在《春秋》中“微言大义”的魅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刘源涉嫌薄熙来密谋 红二代救毛式极权
【开放杂志编者按：根据王立军交代和中共中央调查，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和薄熙来结盟，红二代和军方少壮派合谋，待薄十八大入常，掌控政法机器，时
机成熟废黜「习阿斗」，取而代之，实行更严厉的统治。本文揭露薄熙来事件更深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需要补充的是，尚未知道胡温当局对刘源等军头的表态，估
计将会更为慎重。而刘源方面，据悉，已表示要与薄熙来「剥离」，意即划清界限。】
按常规，中共中央将会在今夏召开北戴河会议上定十八大大计。但暮春的北戴河气氛已很紧张。近日，去过北戴河的游客形容有很多军警车出没，感觉非同 寻常。因为北戴河囚禁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犯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据传由中央警卫局上千警卫层层严密把守，已阻断了这位骄横的太子党封疆大吏与朝野权 贵的一切联系，亲自把关的是胡锦涛团派的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
迄今为止薄熙来一案，包括王立军，他的妻子谷开来，及众多涉案人，共有四十余人在押接受调查。
背景：薄谷开来杀人和王立军的材料
据中共内部文件传达和媒体报导，与薄家关系密切，疑帮薄家向外转移资产，又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有奸情的英国商人海伍德，去年十一月在重庆南岸的南 山假日丽景酒店被谷开来用氢化钾毒死。传当时海伍德喝下掺毒的汤感觉不适吐出后，谷开来手下两人强行将毒汤灌入海伍德口中，当即毙命。至于中共当局指海伍 德和谷开来涉嫌的「海外经济犯罪」。据传谷开来经手薄熙来家族向海外转移的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
据重庆消息人士说，重庆警察抵达现场后一看即知海伍德是被谋杀，他们感到很恐惧，三名警察担心自己安危立即辞职。谷开来亦坦然告诉王立军，人是她 杀的。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案情，薄一听大汗淋漓，因王不愿交出及毁灭案子证据，薄熙来暴怒下打了王立军耳光。为阻止王调查案子，薄熙来动用自己的私人警卫 抓了七个调查案子的警察，有两人被折磨至死。王立军认为薄熙来可能杀他灭口，遂逃美国领事馆以保命。
据悉，王立军逃馆时随身携带三大包保命材料，一部分是有关谷开来杀人命案和薄熙来家族腐败的证据，而另一部分有薄熙来通过王立军监视监听中央领导 人的行动和通话，收集中央领导人黑材料，设立秘密档案，以作十八大打击政敌之用。薄熙来还指使在网上散发攻击中央领导人（包括温家宝）的材料。而令高层震 惊的是，薄熙来还密谋除掉习近平，准备取代未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位。
倒薄你死我活，沉重打击红二代
北京消息人士针对关于薄熙来事件的不同声音说，现在胡温中央与薄熙来的权力斗争已是你死我活，胡温决心把薄熙来案做成铁案，决不会放这只猛虎归山，因此才用杀人刑事案来将他钉死。薄熙来已不可能翻身。
薄熙来的倒台，不光是一位心狠手辣的阴谋家的覆灭，也使近年蠢蠢欲动，企图全面接管中共政权，在中国实行铁腕统治的中共红二代（革命元老的子弟）群体遭受到致命的打击。
一位北京消息人士说，薄熙来问鼎中央最高权力，既有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作后台，也有一大批有相同国家主义和血统论意识形态的红二代，特别是一些少壮 派将领的支持。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权贵子弟结盟，形成强大势力，对现任胡温中央及下一任习近平李克强中央构成很大的真实威胁，也是促使胡温中央果断出手解 决薄熙来的重要原因。
薄说胡温只是代管中共江山的家奴
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结盟的第一个共识是他们强烈的「江山意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是继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 文革时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血统论。薄熙来的狂妄和野心即来自于此。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充满承继中共江山舍 我其谁的自信，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领袖轻蔑地视为暂时代共产党管理江山的家奴，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中共红二代手中。
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即指出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 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而这个宣言在习近平时代正 在成为现实。
即是说，薄熙来和他的红二代同盟认为中共十八大应该是红二代全面继承父兄政治遗产的时候，这是他们的红二代的历史使命。
刘源是红二代保江山的领军人物
薄熙来和红二代盟友第二个共识是，他们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两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 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据已故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女儿马晓力讲，她和一个当朝的太子党人 物讲普世价值，而此人不耐烦地说，江山都要没有了，还讲甚么普世价值。
由于这种危机感，近年中共红二代相当活跃，纷纷亮相提出各种保江山救江山的理论和策略。除薄熙来外，其中最显著的是以刘少奇儿子刘源（解放军总后 勤部政委）为首的军队少壮派，其中包括已故中共特务头子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少将、扬言不惜牺牲半个中国向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将军朱成虎、宣扬恐怖主义战争《超 限战》一书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等。去年年初刘源的智囊张木生（也是太子党）新书发布会，刘源带领这批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少壮军人身着将军服高调去为张木生 捧场，引起众人侧目。
张木生暴露刘源上位中央的野心
张木生近年大力推销刘源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说要重树共产党的合法性。批评者指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其实仍然是中共传统极权主义，仅是去掉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部分，可说毫无新意。
对只知维稳而缺乏铁腕手段的胡温，他们相当不满而且充满轻视，薄熙来曾向一位记者说，现任九个常委智商很低。据说在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刘阿斗」。
作为红二代发言人的张木生（按：1948年出生，文革为下放知青，现任中国税务杂志社长，著作《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主张毛刘四十年代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则公开指责胡温当局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据北大教授钱理群说，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 「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 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 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张木生一席话暴露了刘源急于上位的政治野心。
当然相比之下，够铁腕的薄熙来更是红二代心目中有血性的领导人。如果说刘源的新民主主义还只限于出书开讨论会的纸上谈兵，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 模式已搞得轰轰烈烈，颇有成效，自然被他们视为重树共产党合法性，保住共产党江山的可行的成功实践。为宣扬刘源新民主主义不遗余力的张木生，于是也鼓足精 神为薄熙来推销重庆模式。据他自己说，他为重庆卫视拍片当顾问，去讲了一次，「赢得了重庆领导层的一定信任」，他与薄熙来另一重要助手重庆市长黄奇帆细谈 过两次，为重庆出谋划策。
红二代表面西化，思想极为保守
就在薄熙来倒台前的去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张木生利用他在学术界的人缘组织召开了一场题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讨论会，请来左中右学者甚至有老牌民运人士陈子明为重庆模式背书，肯定重庆模式的成功。张木生为重庆模式定音说：
「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初始状况」。
很多人对被毛泽东文革搞得一度家破人亡的薄熙来为什么要大搞唱红运动迷惑不解。「唱红」实际上就是表现了红二代的正统价值观，是他们江山意识形态 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他们重树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手段。早在薄熙来搞唱红之前，中国的毛派和红二代已大力宣扬提倡红色文化，比如搞红色旅游之类。薄熙来不 过是拿过来搞大而已。北京一位知情学者说：
「虽然中国和世界在文革后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共红二代许多成员穿西装，饮红酒，安排子女到哈佛读书，但思想非常僵化，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 表达还停留在过去，和他们一些人谈话，可以说简直无法沟通。如果这些毛泽东时代的活化石们要搞什么模式什么理论，也只能在共产党的过往去寻找资源。」
刘源与薄结盟密谋有家族渊源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根据王立军口供和中央的调查，中央已发现薄熙来和刘源、前军委副主席张震子上将张海阳（二炮部队政委）、及另外几位红二代人物有参与密谋之嫌。
这些红二代支持薄熙来入常，先在十八大代替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掌握政法委国家专政机器大权后，在军中少壮派配合下，待时机成熟后废黜习近平，薄熙来即可登上大位。据说刘源在密谋中陷得很深，传一旦夺权成功，他将任军委副主席，助薄控制军队。
据北京消息人士介绍，薄熙来与刘源结盟有家族渊源。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刘少奇亲信，两家人关系相当密切，薄一波生前视刘源为世侄，对他相当照顾。 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人缘不好，但与刘源则是哥们，刘源称他「二哥」（薄熙来在家排行老二）。而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为中共陕西帮，属刘志丹、高岗一派，六十年代 即遭刘少奇派系排挤迫害。文革后习仲勋与薄一波又因胡耀邦和六四问题尖锐对立，以至薄习两家互不来往。对性格温和政绩平庸的习近平，竟然黑马跃出登上权力 宝座，自视甚高的刘源和薄熙来都忿忿不平，因而渐生密谋取而代之的念头。
胡温受薄、周、刘源夹击非常紧张
有人说，红二代的空前活跃和高调早已引起胡温的关注。去年张木生讲了胡温不作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后，即刻有人当面向胡锦涛打了小报告，胡锦涛听后 勃然大怒。以至胡锦涛直接出手干涉重庆对李庄案的处理。李庄第二季的漏罪案开庭前，司法部等中央部委指出李庄案存在问题要求撤案，但骄横的薄熙来无视中 央，坚持要起诉，结果是胡锦涛亲自从海南叫秘书打电话给薄熙来要重庆放人，这给薄熙来重大打击。
据消息人士说，李庄案遇挫后，薄熙来低调许多，对以唱红打黑为特点的重庆模式作重新包装，遂有张木生召集左中右学者开讨论会挺重庆模式（以前只找 左派）。但外围对胡温的攻击并未降调。自二○○八年以来，在重庆的支持下，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开始攻击胡锦涛、温家宝，尤其是后者，重庆还指使人在网上 爆温家宝的黑材料。
胡温这次处理薄熙来事件，比较陈希同和陈良宇，可说紧张万分，特别是要军方各部队表态效忠，原因就在于薄熙来背后有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少壮派权贵子 弟，而且，上有掌控全国政法委大权可以调动全国武警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拿下薄熙来这样的中共开国元老之子，还必须征得已退休的中共多位大老的首肯。稍 有失手，胡温班子将死无葬身之地。
四川人对薄熙来统治的重庆的看法：一个三千二百万人的城市，竟设立三百多文革式专案组，建「打黑基地」数以千计，装五十万个摄像头，抓了六百多个「黑社会」，将数千人送进监狱，让三万一千人逃亡，罚没民企资产一千亿，令无数中产与有产者心理完全崩溃……
据网上消息，已被双规的薄熙来亲信交代，薄熙来王立军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无法镇服猖狂的黑社会。他还说，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这种话是标准的毛式语言。
薄的垮台是件大好事，中断了一批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红二代的权力梦。因为这批人一旦上台，中国将倒退回毛式极权社会。到时候，恐怕真会无数人头落地。
按常规，中共中央将会在今夏召开北戴河会议上定十八大大计。但暮春的北戴河气氛已很紧张。近日，去过北戴河的游客形容有很多军警车出没，感觉非同 寻常。因为北戴河囚禁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犯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据传由中央警卫局上千警卫层层严密把守，已阻断了这位骄横的太子党封疆大吏与朝野权 贵的一切联系，亲自把关的是胡锦涛团派的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
迄今为止薄熙来一案，包括王立军，他的妻子谷开来，及众多涉案人，共有四十余人在押接受调查。
背景：薄谷开来杀人和王立军的材料
据中共内部文件传达和媒体报导，与薄家关系密切，疑帮薄家向外转移资产，又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有奸情的英国商人海伍德，去年十一月在重庆南岸的南 山假日丽景酒店被谷开来用氢化钾毒死。传当时海伍德喝下掺毒的汤感觉不适吐出后，谷开来手下两人强行将毒汤灌入海伍德口中，当即毙命。至于中共当局指海伍 德和谷开来涉嫌的「海外经济犯罪」。据传谷开来经手薄熙来家族向海外转移的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
据重庆消息人士说，重庆警察抵达现场后一看即知海伍德是被谋杀，他们感到很恐惧，三名警察担心自己安危立即辞职。谷开来亦坦然告诉王立军，人是她 杀的。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案情，薄一听大汗淋漓，因王不愿交出及毁灭案子证据，薄熙来暴怒下打了王立军耳光。为阻止王调查案子，薄熙来动用自己的私人警卫 抓了七个调查案子的警察，有两人被折磨至死。王立军认为薄熙来可能杀他灭口，遂逃美国领事馆以保命。
据悉，王立军逃馆时随身携带三大包保命材料，一部分是有关谷开来杀人命案和薄熙来家族腐败的证据，而另一部分有薄熙来通过王立军监视监听中央领导 人的行动和通话，收集中央领导人黑材料，设立秘密档案，以作十八大打击政敌之用。薄熙来还指使在网上散发攻击中央领导人（包括温家宝）的材料。而令高层震 惊的是，薄熙来还密谋除掉习近平，准备取代未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位。
倒薄你死我活，沉重打击红二代
北京消息人士针对关于薄熙来事件的不同声音说，现在胡温中央与薄熙来的权力斗争已是你死我活，胡温决心把薄熙来案做成铁案，决不会放这只猛虎归山，因此才用杀人刑事案来将他钉死。薄熙来已不可能翻身。
薄熙来的倒台，不光是一位心狠手辣的阴谋家的覆灭，也使近年蠢蠢欲动，企图全面接管中共政权，在中国实行铁腕统治的中共红二代（革命元老的子弟）群体遭受到致命的打击。
一位北京消息人士说，薄熙来问鼎中央最高权力，既有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作后台，也有一大批有相同国家主义和血统论意识形态的红二代，特别是一些少壮 派将领的支持。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权贵子弟结盟，形成强大势力，对现任胡温中央及下一任习近平李克强中央构成很大的真实威胁，也是促使胡温中央果断出手解 决薄熙来的重要原因。
薄说胡温只是代管中共江山的家奴
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结盟的第一个共识是他们强烈的「江山意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是继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 文革时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血统论。薄熙来的狂妄和野心即来自于此。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充满承继中共江山舍 我其谁的自信，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领袖轻蔑地视为暂时代共产党管理江山的家奴，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中共红二代手中。
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即指出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 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而这个宣言在习近平时代正 在成为现实。
即是说，薄熙来和他的红二代同盟认为中共十八大应该是红二代全面继承父兄政治遗产的时候，这是他们的红二代的历史使命。
刘源是红二代保江山的领军人物
薄熙来和红二代盟友第二个共识是，他们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两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 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据已故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女儿马晓力讲，她和一个当朝的太子党人 物讲普世价值，而此人不耐烦地说，江山都要没有了，还讲甚么普世价值。
由于这种危机感，近年中共红二代相当活跃，纷纷亮相提出各种保江山救江山的理论和策略。除薄熙来外，其中最显著的是以刘少奇儿子刘源（解放军总后 勤部政委）为首的军队少壮派，其中包括已故中共特务头子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少将、扬言不惜牺牲半个中国向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将军朱成虎、宣扬恐怖主义战争《超 限战》一书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等。去年年初刘源的智囊张木生（也是太子党）新书发布会，刘源带领这批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少壮军人身着将军服高调去为张木生 捧场，引起众人侧目。
张木生暴露刘源上位中央的野心
张木生近年大力推销刘源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说要重树共产党的合法性。批评者指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其实仍然是中共传统极权主义，仅是去掉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部分，可说毫无新意。
对只知维稳而缺乏铁腕手段的胡温，他们相当不满而且充满轻视，薄熙来曾向一位记者说，现任九个常委智商很低。据说在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刘阿斗」。
作为红二代发言人的张木生（按：1948年出生，文革为下放知青，现任中国税务杂志社长，著作《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主张毛刘四十年代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则公开指责胡温当局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据北大教授钱理群说，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 「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 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 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张木生一席话暴露了刘源急于上位的政治野心。
当然相比之下，够铁腕的薄熙来更是红二代心目中有血性的领导人。如果说刘源的新民主主义还只限于出书开讨论会的纸上谈兵，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 模式已搞得轰轰烈烈，颇有成效，自然被他们视为重树共产党合法性，保住共产党江山的可行的成功实践。为宣扬刘源新民主主义不遗余力的张木生，于是也鼓足精 神为薄熙来推销重庆模式。据他自己说，他为重庆卫视拍片当顾问，去讲了一次，「赢得了重庆领导层的一定信任」，他与薄熙来另一重要助手重庆市长黄奇帆细谈 过两次，为重庆出谋划策。
红二代表面西化，思想极为保守
就在薄熙来倒台前的去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张木生利用他在学术界的人缘组织召开了一场题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讨论会，请来左中右学者甚至有老牌民运人士陈子明为重庆模式背书，肯定重庆模式的成功。张木生为重庆模式定音说：
「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初始状况」。
很多人对被毛泽东文革搞得一度家破人亡的薄熙来为什么要大搞唱红运动迷惑不解。「唱红」实际上就是表现了红二代的正统价值观，是他们江山意识形态 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他们重树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手段。早在薄熙来搞唱红之前，中国的毛派和红二代已大力宣扬提倡红色文化，比如搞红色旅游之类。薄熙来不 过是拿过来搞大而已。北京一位知情学者说：
「虽然中国和世界在文革后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共红二代许多成员穿西装，饮红酒，安排子女到哈佛读书，但思想非常僵化，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 表达还停留在过去，和他们一些人谈话，可以说简直无法沟通。如果这些毛泽东时代的活化石们要搞什么模式什么理论，也只能在共产党的过往去寻找资源。」
刘源与薄结盟密谋有家族渊源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根据王立军口供和中央的调查，中央已发现薄熙来和刘源、前军委副主席张震子上将张海阳（二炮部队政委）、及另外几位红二代人物有参与密谋之嫌。
这些红二代支持薄熙来入常，先在十八大代替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掌握政法委国家专政机器大权后，在军中少壮派配合下，待时机成熟后废黜习近平，薄熙来即可登上大位。据说刘源在密谋中陷得很深，传一旦夺权成功，他将任军委副主席，助薄控制军队。
据北京消息人士介绍，薄熙来与刘源结盟有家族渊源。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刘少奇亲信，两家人关系相当密切，薄一波生前视刘源为世侄，对他相当照顾。 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人缘不好，但与刘源则是哥们，刘源称他「二哥」（薄熙来在家排行老二）。而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为中共陕西帮，属刘志丹、高岗一派，六十年代 即遭刘少奇派系排挤迫害。文革后习仲勋与薄一波又因胡耀邦和六四问题尖锐对立，以至薄习两家互不来往。对性格温和政绩平庸的习近平，竟然黑马跃出登上权力 宝座，自视甚高的刘源和薄熙来都忿忿不平，因而渐生密谋取而代之的念头。
胡温受薄、周、刘源夹击非常紧张
有人说，红二代的空前活跃和高调早已引起胡温的关注。去年张木生讲了胡温不作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后，即刻有人当面向胡锦涛打了小报告，胡锦涛听后 勃然大怒。以至胡锦涛直接出手干涉重庆对李庄案的处理。李庄第二季的漏罪案开庭前，司法部等中央部委指出李庄案存在问题要求撤案，但骄横的薄熙来无视中 央，坚持要起诉，结果是胡锦涛亲自从海南叫秘书打电话给薄熙来要重庆放人，这给薄熙来重大打击。
据消息人士说，李庄案遇挫后，薄熙来低调许多，对以唱红打黑为特点的重庆模式作重新包装，遂有张木生召集左中右学者开讨论会挺重庆模式（以前只找 左派）。但外围对胡温的攻击并未降调。自二○○八年以来，在重庆的支持下，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开始攻击胡锦涛、温家宝，尤其是后者，重庆还指使人在网上 爆温家宝的黑材料。
胡温这次处理薄熙来事件，比较陈希同和陈良宇，可说紧张万分，特别是要军方各部队表态效忠，原因就在于薄熙来背后有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少壮派权贵子 弟，而且，上有掌控全国政法委大权可以调动全国武警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拿下薄熙来这样的中共开国元老之子，还必须征得已退休的中共多位大老的首肯。稍 有失手，胡温班子将死无葬身之地。
四川人对薄熙来统治的重庆的看法：一个三千二百万人的城市，竟设立三百多文革式专案组，建「打黑基地」数以千计，装五十万个摄像头，抓了六百多个「黑社会」，将数千人送进监狱，让三万一千人逃亡，罚没民企资产一千亿，令无数中产与有产者心理完全崩溃……
据网上消息，已被双规的薄熙来亲信交代，薄熙来王立军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无法镇服猖狂的黑社会。他还说，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这种话是标准的毛式语言。
薄的垮台是件大好事，中断了一批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红二代的权力梦。因为这批人一旦上台，中国将倒退回毛式极权社会。到时候，恐怕真会无数人头落地。
薄熙来案开庭 律师：或18大后
来源：中央社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双开(开除党籍、公职)后即将面对司法审理，他的辩护律师说，至今仍不知是否能为薄熙来辩护，也没被允许见到薄熙来，预料开庭日期应是18大后。
中共18大将届，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薄案后续的司法审理。
日前才闭幕的中共17大7中全会追认开除薄熙来党籍，意味着薄案的司法审理脚步近，但18大召开在即，按照中国共产党特性，一般认为，开庭审理薄案应在18大后。
近2星期前，大陆官方宣布立案调查薄熙来的违纪问题，但薄熙来家人为他聘请的2名辩护律师告诉路透社，至今仍未被允许见到或代表薄熙来，也不知何时开庭。
其中1名辩护律师沈志耕指出，虽不知道薄案开审的确切日期，但应是18大之后。
而薄熙来的岳母为他聘请的另1名辩护律师李肖霖也不知何时开庭。
李肖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薄案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他指出，自己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申请代表薄熙来出庭，但尚未获得批准。
报导提到，大陆的法院和检察院由中共控制，而这两院针对指控薄熙来不法的相关事证、提出异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已因蓄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而薄熙来案的重大关键人、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也被判处15年徒刑。
此前，薄熙来已被剥夺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意味着他不再享有刑事豁免权。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双开(开除党籍、公职)后即将面对司法审理，他的辩护律师说，至今仍不知是否能为薄熙来辩护，也没被允许见到薄熙来，预料开庭日期应是18大后。
中共18大将届，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薄案后续的司法审理。
日前才闭幕的中共17大7中全会追认开除薄熙来党籍，意味着薄案的司法审理脚步近，但18大召开在即，按照中国共产党特性，一般认为，开庭审理薄案应在18大后。
近2星期前，大陆官方宣布立案调查薄熙来的违纪问题，但薄熙来家人为他聘请的2名辩护律师告诉路透社，至今仍未被允许见到或代表薄熙来，也不知何时开庭。
其中1名辩护律师沈志耕指出，虽不知道薄案开审的确切日期，但应是18大之后。
而薄熙来的岳母为他聘请的另1名辩护律师李肖霖也不知何时开庭。
李肖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薄案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他指出，自己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申请代表薄熙来出庭，但尚未获得批准。
报导提到，大陆的法院和检察院由中共控制，而这两院针对指控薄熙来不法的相关事证、提出异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已因蓄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而薄熙来案的重大关键人、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也被判处15年徒刑。
此前，薄熙来已被剥夺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意味着他不再享有刑事豁免权。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糯康等4名主犯获死刑
新华社最新消息：湄公河“10·5”中国船员遇害惨案主犯糥康，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6日下午作出的一审死刑判决不服，当庭表示上诉。桑康、依莱、扎西卡、扎波、扎拖波等5名被告人也均当庭表示上诉。
中新网11月6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今日14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六名被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架、劫持船只等罪名成立，糯康、桑康、依莱、扎西卡数罪并罚一审被判死刑，扎波一审被判死缓，扎拖波被判有期徒刑。
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中国货船在湄公河泰国水域遭武装人员袭击，船上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害并被抛尸入水。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震惊全国。云南警方迅速启动边境会晤机制，派员急赴事发区域，协助搜寻打捞遇难同胞遗体，并在随后历经10个月的艰苦、缜密侦查，查明了整个案件真相，成功抓获并移送起诉糯康等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2012年9月20日，湄公河“10·5”案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0月5日，根据糯康授意，在桑康的指挥下，翁蔑(另案处理)带领温那、碗香、岩湍、岩梭等人(另案处理)携带枪支乘快 艇劫持了中国船只“玉兴8号”、“华平号”，绑控中国船员，并将事先准备的毒品放在船上。随后，翁蔑等通知被告人扎西卡、扎波、扎拖波参与劫船。两被劫持 船只进入泰国水域后，翁蔑、扎西卡、扎波向中国船员开枪射击。而后，按照与依莱、弄罗的约定，在岸边等候的部分泰国不法军人向中国船只射击，后登船将中国 船员抛尸湄公河，造成中国13名船员全部遇难。
公诉机关还指控糯康集团在同年4月劫持“正鑫1号”等3艘中国船只和船员，通过殴打、捆绑等方式迫使“正鑫1号”出资人交2500万泰铢赎金。后来，3艘中国船只和船员被缅甸政府解救。
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认为，6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追究被告人糯康、桑康·乍 萨、依莱的刑事责任，以故意杀人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追究被告人扎西卡、扎波的刑事责任，以劫持船只罪追究被告人扎拖波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被告人糯康面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当场悔罪，请求中国政府从宽处理。
新闻回顾：湄公河13名遇难船员尸体全部找到
2011年10月23日，据公安部最新消息，在泰国湄公河遇袭的玉兴八号船长杨德毅的尸体已找到。至此，在10月5日发生的湄公河货船遇袭事件中，13名中国船员被证实全部遇害。
湄公河惨案细节:糯康下令杀光中国船员
9月20日，中国船员被杀案开庭。接受庭审的嫌犯一一供述，案件的一些细节被首次披露。糯康被指曾下令对中国船员一个不留。团伙成员称被逼无奈闭着眼睛开枪，有的还被逼着补枪。
港媒：温家宝提废劳教 610不合法
香港《争鸣》杂志报导，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就司法体制改革当中的热点──劳教制度的存废，进行了不公开讨论，主张废除劳教的温家寳再次遭到〝政法委和维稳派〞势力的阻挠。为何双方在十八大前要再次就这一制度针锋相对呢?请看分析。
《争鸣》的文章引用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说：温家宝希望在胡温新政结束以前，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但中央政法委和维稳派系则主张，从缩短劳教期限入手来改革，但保留劳教制度。
文章说，废除劳教制度不仅牵涉到劳教体系的几万名司法警察和武警的饭碗，而且必将涉及到中共〝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机构，也就是原名〝610〞办公室的合法性。
时事评论员张杰连：〝‘610’之所以能够把这么多人关押进来，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利用这个不经法律审判，就可以任意给人定罪，就是先把人关起来进行迫害这么一个手段。所以江系人马一旦失去这个打人的棍子的话，他的迫害在司法这条线上就断掉了。〞
文章分析：目前中国劳教体制关押的19万人中，真正按劳教制度本意该关押的人，仅占31%。此外，法轮功修炼者占37%，超过7万人;上访维权人士占 15%，接近3万人;其它〝非登记〞的宗教团体参与者占9%，有1万7,000人。这些异议人士和不同信仰者的刑期，如果都是经过法院审理而判决的话，会让中共在人权方面的劣行大面积暴露。
民间自由学者以及体制内的大部份知识份子主张废除劳教制度，而民众对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更高。但政法委的一些高官则再次坚持保留劳教制度。此前在〝北戴河会议〞时，面对温家寳强烈呼吁废除劳教制度，周永康就〝警告〞说，劳教制度是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制度保证，如果全面废除，共产党将面临下台的危险。
山东维权律师李向阳：〝在中国，政法委的设立彻底的把中国公、检、法的框架打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废除劳教制度的话，他们就会失去用权力来作威作福的这么一个工具。他们的权力不就小了吗?他们作威作福的能量不就小了吗?所以说，他们就是坚决的要保留这个制度。〞
目前中共劳教制度主要的依据，是1982年修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但这一〝试行〞的办法一试就是30年，一直遭到学者和法律界人士抨击，认为它实际是〝党大于法〞的产物。
山东维权律师李向阳：〝中国的劳教制度，首先说是违反宪法的。从本质上说，就是因为中国是‘人治’，权大于法，就在这种国情下，出现这个劳教制度。这是中国没有法治的一个最明显的标致。〞
备受抨击的劳改制度能否被废除，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被认为是未来习近平政治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重要标志。
张杰连：〝围绕着劳教制度的存废，互相之间的斗争，发自民间的呼声一直都有，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激烈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作为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真的是要废除黑手段，真正的走上法律民主道路，实际上它可以成为一个‘试金石’。〞
李向阳：〝习近平这一届，假如说，他们要想让社会向公平、公正合理化推进的话，废除劳教制度势在必行的。习近平这一届他们上去之后，还是死抱着劳教制度不放的话，就说明习近平他们这一届领导人还是不改变共产党邪恶的本质，继续向反人民这个路子走下去。〞
《争鸣》的文章还提到，虽然劳教制度存废是内部讨论，但很可能对将来政策产生影响，有可能引发一场党内政治斗争。而坚持不废又不公开劳教人员的构成，也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乃至成为中国版〝阿拉伯之春〞的诱发点。
来源：新唐人
《争鸣》的文章引用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说：温家宝希望在胡温新政结束以前，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但中央政法委和维稳派系则主张，从缩短劳教期限入手来改革，但保留劳教制度。
文章说，废除劳教制度不仅牵涉到劳教体系的几万名司法警察和武警的饭碗，而且必将涉及到中共〝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机构，也就是原名〝610〞办公室的合法性。
时事评论员张杰连：〝‘610’之所以能够把这么多人关押进来，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利用这个不经法律审判，就可以任意给人定罪，就是先把人关起来进行迫害这么一个手段。所以江系人马一旦失去这个打人的棍子的话，他的迫害在司法这条线上就断掉了。〞
文章分析：目前中国劳教体制关押的19万人中，真正按劳教制度本意该关押的人，仅占31%。此外，法轮功修炼者占37%，超过7万人;上访维权人士占 15%，接近3万人;其它〝非登记〞的宗教团体参与者占9%，有1万7,000人。这些异议人士和不同信仰者的刑期，如果都是经过法院审理而判决的话，会让中共在人权方面的劣行大面积暴露。
民间自由学者以及体制内的大部份知识份子主张废除劳教制度，而民众对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更高。但政法委的一些高官则再次坚持保留劳教制度。此前在〝北戴河会议〞时，面对温家寳强烈呼吁废除劳教制度，周永康就〝警告〞说，劳教制度是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制度保证，如果全面废除，共产党将面临下台的危险。
山东维权律师李向阳：〝在中国，政法委的设立彻底的把中国公、检、法的框架打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废除劳教制度的话，他们就会失去用权力来作威作福的这么一个工具。他们的权力不就小了吗?他们作威作福的能量不就小了吗?所以说，他们就是坚决的要保留这个制度。〞
目前中共劳教制度主要的依据，是1982年修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但这一〝试行〞的办法一试就是30年，一直遭到学者和法律界人士抨击，认为它实际是〝党大于法〞的产物。
山东维权律师李向阳：〝中国的劳教制度，首先说是违反宪法的。从本质上说，就是因为中国是‘人治’，权大于法，就在这种国情下，出现这个劳教制度。这是中国没有法治的一个最明显的标致。〞
备受抨击的劳改制度能否被废除，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被认为是未来习近平政治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重要标志。
张杰连：〝围绕着劳教制度的存废，互相之间的斗争，发自民间的呼声一直都有，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激烈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作为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真的是要废除黑手段，真正的走上法律民主道路，实际上它可以成为一个‘试金石’。〞
李向阳：〝习近平这一届，假如说，他们要想让社会向公平、公正合理化推进的话，废除劳教制度势在必行的。习近平这一届他们上去之后，还是死抱着劳教制度不放的话，就说明习近平他们这一届领导人还是不改变共产党邪恶的本质，继续向反人民这个路子走下去。〞
《争鸣》的文章还提到，虽然劳教制度存废是内部讨论，但很可能对将来政策产生影响，有可能引发一场党内政治斗争。而坚持不废又不公开劳教人员的构成，也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乃至成为中国版〝阿拉伯之春〞的诱发点。
来源：新唐人
台媒：政治局常委数 牵动政改走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会否减少，始终是外界观察中共十八大的主要亮点。有媒体评估，中共早在8月下旬就已定案，常委确定由现在的9人减少为7人;尽管常委人数减少势必引起高层激烈争夺，但在各政治势力获取共识、彼此妥协的情况下，缩减常委亦有助习近平集中领导，维护政权稳固。
中央政治局常委各有分管业务，除党职外，也分别主掌大陆各主要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特定领域的政策方针。例如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温家宝任国务院总理、习近平任国家副主席、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贾庆林任全国政协主席等;对外各司其职，对内则形成集体领导制。
最高权力班子变7人
一旦常委人数缩减为7人，意味塬由最高权力班子常委会所领衔的两项业务或职掌范畴，将被「降格」至政治局层级，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这项改变将深刻牵动中共未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
外界预料，由7人组成的常委会将不再有负责主管「政法体系」及「宣传部门」的常委，这是中共释出政改方向的重要指标，藉由减弱对政法与宣传的权力位阶，一定程度放松官方管制力度，重新定位国家走向，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面向，值得后续观察。
至于职务安排方面，习近平毫无疑问将接掌中共总书记。据悉，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后，习近平就开始全面接掌权力;最佳的例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换上习所信任的栗战书，为他的接班预作布局。李克强也将如预期出任国务院总理，开启「习李体制」新局。
除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可能缩减外，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否比照前任江泽民，续任中央军委会主席，是观察十八大后中共政情发展的一大重点。
回顾历史，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由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掌中央军委会，历经1997年到2002年的十五大;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大，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为党总书记，但江泽民仍续任军委会主席，直至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才通过由胡锦涛接掌军权的决定。
胡掌军权时间受瞩目
也就是说，与胡锦涛同样在位国家主席10年，江泽民担任近12年军委会主席;一旦胡锦涛在十八大「全煺」，一并将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交给后任的习近平，胡掌军权的时间前后只有8年，足足少江近4年时间，两人的影响力和中共的权力布局会有变化。
来源：旺报
中央政治局常委各有分管业务，除党职外，也分别主掌大陆各主要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特定领域的政策方针。例如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温家宝任国务院总理、习近平任国家副主席、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贾庆林任全国政协主席等;对外各司其职，对内则形成集体领导制。
最高权力班子变7人
一旦常委人数缩减为7人，意味塬由最高权力班子常委会所领衔的两项业务或职掌范畴，将被「降格」至政治局层级，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这项改变将深刻牵动中共未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
外界预料，由7人组成的常委会将不再有负责主管「政法体系」及「宣传部门」的常委，这是中共释出政改方向的重要指标，藉由减弱对政法与宣传的权力位阶，一定程度放松官方管制力度，重新定位国家走向，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面向，值得后续观察。
至于职务安排方面，习近平毫无疑问将接掌中共总书记。据悉，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后，习近平就开始全面接掌权力;最佳的例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换上习所信任的栗战书，为他的接班预作布局。李克强也将如预期出任国务院总理，开启「习李体制」新局。
除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可能缩减外，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否比照前任江泽民，续任中央军委会主席，是观察十八大后中共政情发展的一大重点。
回顾历史，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由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掌中央军委会，历经1997年到2002年的十五大;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大，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为党总书记，但江泽民仍续任军委会主席，直至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才通过由胡锦涛接掌军权的决定。
胡掌军权时间受瞩目
也就是说，与胡锦涛同样在位国家主席10年，江泽民担任近12年军委会主席;一旦胡锦涛在十八大「全煺」，一并将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交给后任的习近平，胡掌军权的时间前后只有8年，足足少江近4年时间，两人的影响力和中共的权力布局会有变化。
来源：旺报
WSJ：海伍德生前曾向军情六处提供情报
美国知名媒体说，有证据显示在中国被杀的英国商人海伍德曾为英国军情六处(MI6)担任“线人”。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据该报调查发现，在去年11月被谋杀前，海伍德已就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家庭的情况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了一年多的情报。
该报说，有关调查是根据对有关英国官员和海伍德朋友的采访而完成。
调查报道
中国官方报道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儿子过去同海伍德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关系恶化。
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因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于8月20日在安徽合肥法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海伍德家人委托的律师表示接受有关判决。
海伍德的不少朋友表示，中国官方对海伍德被谋杀一案的说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41岁的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市一家酒店被杀身亡。
《华尔街日报》指出，英国政府一直试图与海伍德被杀案保持距离。
此前有传言说，海伍德与伦敦的间谍机构有牵连。
《华尔街日报》说，该报调查发现，海伍德并非英国军情六处的付薪雇员，他也没有直接收过军情六处的薪酬，但他是这个间谍机构的“线人”。
MI6“线人”
报道说，海伍德在2009年结识的一名英国人对海伍德承认自己是军情六处特工，后来海伍德在中国定期与此人见面，并向他提供有关薄熙来家庭隐私的情报。
《华尔街日报》引述匿名官员说，海伍德的工作是“有用的”，包括向军情六处提供的有关薄熙来家庭私事的情报。
但报道称，英国官员和中国官员都不认为海伍德被杀与他与军情六处的联系有关。
今年4月，英国外相黑格非同寻常地就海伍德案发表评论，坚称海伍德“并非英国政府机构的雇员”。
黑格在接受英国议会质询时说，英国政府在得知海伍德死因可疑后，他在1月17日就下令英国外交官要求中方展开调查。
海伍德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与薄熙来家有联系。
海伍德的友人说，海伍德穿着体面，在北京的时候，他常驾驶一辆车牌号为“007”的银色捷豹汽车。而“007”是英国谍报系列影片中男主角詹姆斯· 邦德的代号。驾驶着一辆车牌上有“007”三个数字的银色捷豹(Jaguar)在北京游弋，海伍德(Neil Heywood)似乎很享受围绕在他身边的神秘气氛。
BBC
Reuters
据称海伍德生前曾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
在会面中，这名英国顾问常常暗示自己同曾经是中共高官的薄熙来的关系，但他又常常拒绝给对方一张名片。他说普通话，烟瘾很大，为豪车品牌阿斯顿马丁 (Aston Martin)的一家经销商做兼职工作。银幕形象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开的就是这个英国牌子的跑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但他故意营造的这种神秘感看来是一种虚实并用的伎俩：《华尔街日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去年11月于中国被谋杀前，他已经向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提供有关薄熙来家族的信息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而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一发现令薄熙来一案出现了新的转折。今年8月，薄熙来的妻子因为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的一家酒店客房将海伍德毒害而被定罪。案发时薄熙来还是重庆 市委书记。中共最具权势家族之一的倒台打乱了中国原定的10年一次的高层领导换届计划(定于本周四召开的中共18大将开启高层领导换届的进程)，并带出了 有关腐败、滥用权力以及中国政治精英内部残酷的人事斗争等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发现，海伍德在2009年遇到一个人，此人后来向海伍德承认其是军情六处的工作人员。海伍德后来在中国定期同此人会面，并继续提供有关薄熙来私人生活的信息。《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是基于对现任和前任英国官员以及海伍德密友的采访。
中共政府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为国家机密。很多外国政府试图理解这样一个不透明的政治制度的内部运作机制，它们非常看重有关 中共领导人及其家庭的内幕信息。
《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曾报道，海伍德生前曾在中国偶尔为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情报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由军情六处的一名前任官员创立，其员工多半做过间谍。这篇报道发出后，英国有关部门试图平息外界有关海伍德曾是一名间谍的猜测。
负责军情六处工作的英国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今年4月违背了英国政府有关“不对情报事务置评”的规定，发布一份声明说海伍德(被害时为41岁)根本不是英国政府的雇员。
知情人士说，从技术上讲这么说没错。他们说海伍德不是军情六处的官员，没有从军情六处领取薪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务。这意味着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要他执行的具体任务，也没人要求他去搜集某一特定信息。
但他却是军情六处一个坚定且知情的线人。他在军情六处的联系人有一次在和前同事聊天时曾形容海伍德“非常有用”。这位前同事回忆说，在谈到基于海伍德提供的信息所形成的情报报告时，这位联系人曾说：海伍德的信息帮助很大。
海伍德与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使人们对英国当局对他死亡一事的反应有了新的了解。英国当局一开始接受了中国重庆警方做出的海伍德死于“饮酒过量”的结 论，并且也没有阻止中国方面在没有进行尸检的情况下将海伍德尸体迅速火化。直到2月15日之前，英国政府一直没有要求中方对海伍德的死因进行调查，而那时 已经是王立军事件发生一周以后了。当时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告诉美国外交人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害了海伍德。
这可能也会给 中共当局带来影响。据知情人士透露，如果 中共当局不知道英国军情六处在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核心家庭圈子中有一个内线的话，那么 中共当局将有发生重大安全泄密问题的罪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由中共25位高层领导人组成。上述人士说，如果中国安全部门知道海伍德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他们可能在海伍德最后一次去重庆期间对他进行了监视。
直到丑闻曝光之前，薄熙来都是在今年的领导人换届中最有希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人选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Zuma Press
8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因涉嫌谋杀海伍德接受审判。
今年4月，薄熙来被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目前正面临刑事指控，今年9月中国有关部门对他提起了一系列指控，包括受贿及干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的调查。
中国和英国官员均未表示海伍德被害是因为他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据新华社报道，今年8月，中国一家法院说，经审查查明，谷开来与海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到她儿子的人身安全，遂投毒杀害了海伍德。
不过，海伍德的多位朋友和数位知名中国人士指出，国有媒体刊登的官方对海伍德被害案的叙述中存在疏漏、模糊和矛盾之处。
据一位看过王立军陈述记录的人士说，2月6日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他对那里的美国外交人士说，谷开来已经向他承认她杀了一名间谍。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就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中所说的话置评。当被问及海伍德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时，这位发言人请记者参看今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发表的声明。
当被问及非政府雇员的海伍德是否在知情的情况下向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位人员提供情报时，这位发言人说：我们不就情报事务或有关情报事务的指控置评。海伍德在英国军情六处的联系人拒绝置评。
前情报部门人员说，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线人和特工都不被认为是员工，因为他们很少有合同，政府也不一定付钱给他们，但如果他们向一位承认自己是英国军情六处人员的人提供情报，则会常常登记为“知情线人”，并给指定一个代号。
海伍德的中国妻子露露(音)拒绝置评。他的母亲和姊妹没有回复记者通过中间人提出的置评请求。 中共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Reuters
去年11月15日，海伍德的尸体在南山丽景度假酒店被发现。此后，谷开来因对海伍德投毒致其死亡而获罪。
选择海伍德作为线人也许是一个冒险之举，这不只是因为他捷豹车牌号码是“007”。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还是一个老式爱国者，而且喜欢冒险。海伍德的 几名密友说，由于海伍德与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家庭保持经常性联系，并且详细地了解这个家庭的私事，这让海伍德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海伍德的一名密友 说，谷开来是海伍德女儿奥利维亚(Olivia)的教母。
海伍德的几个朋友说，海伍德上世纪90年代结识了薄家，并成为由朋友和顾问组成的“内部圈子”的成员之一。当时，海伍德住在中国东北部的大连市，薄熙来是大连市长。
据认识海伍德的人说，海伍德在这个外籍人士居住的社区一直很低调，他利用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建立独立开展咨询业务，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应对中国政治和官僚机构的建议。
海伍德与几家英国公司和一些英国的政治人物打过交道，其中包括至少两名英国上议院议员。据知情人士说，这些上议院议员中，有一人曾与海伍德见过几次面，地点是海伍德在军情六处的联系人开办的公司。
据海伍德的朋友们说，在海伍德被杀前的两年里，海伍德与薄家的关系恶化，尤其是在谷开来认定她的内部圈子的一名成员背叛了她、并要求海伍德与他的妻子离婚并发誓效忠谷开来之后。
据知情人士说，海伍德把此事告诉了他的联系人。这些人士说，联系人曾警告他要小心，避免引起外界注意，但是这名联系人仍然与他见面，并且把见面的内容向上面报告。
海伍德的一些密友说，海伍德在被杀时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薄熙来了，他已经打算离开中国，但是他似乎在说服薄家支付在他看来薄家欠他的钱。他们说，海伍德看起来非常紧张，他越来担心自己的邮件和电话受到监控。他体重增加，烟也抽得更凶了。
Getty Images
因涉嫌杀害海伍德，谷开来在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图为两名英国外交官员在法院外。
海伍德的一名密友说，海伍德明显认为自己应该从与薄家的关系中获得更多，这也许可以解释他最后一次为什么答应去重庆，我认为他仍然希望获得在他看来薄家欠他的东西。
据新华社报道，一收到要求他与薄家会面的通知，海伍德立刻就于11月13日飞往重庆。据海伍德当天联系过的一名友人说，海伍德认为自己遇到了麻烦。
当晚，海伍德在酒店房间内被杀。根据新华社发表的谷开来案庭审官方记录，趁海伍德醉酒呕吐要喝水之机，谷开来把氰化物倒入了他的口中。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说，在海伍德被杀前的48个小时，没有任何英国官员与海伍德联系过，包括军情六处的官员。但是，该机构拒绝回答何时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得知了海伍德与薄家的关系以及海伍德被叫去与薄家见面的事。
据黑格向议会发表的声明，海伍德的尸体于11月15日被发现，第二天当地有关部门向英国领事馆做了通报。
据英国官员说，重庆有关部门起初对已经到重庆的海伍德妻子说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同时又向领事馆通报说他是死于酒精摄入过量。他们说，尸体于11月18日未经剖检即被火化，但得到了海伍德妻子的许可。
据知情人士说，英国领馆官员向其上级正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以及对中国有关部门处理该案方式的怀疑，但另有英国官员认为，要求调查会遇到问题。
这些人士说，最初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件的英国官员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与军情六处的往来或与薄家的关系，但北京和伦敦的情报官员在他死时已经知情、或在他死后不久被告知了这些情况。
英国外交部说，直到几位在华英国人于2012年1月18日开始提出质疑，它才有理由怀疑海伍德是被谋杀。但英国外交部直到将近一个月过后才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此事。那已经是在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事件发生之后。
据英国外交部说，2月7日王立军还在领事馆的时候，美国官员就把王立军的说法告诉了英国有关部门。英国外交部还告诉《华尔街日报》，英国派出一位外交官前往成都，希望见到王立军，但到达时王立军已经离开领事馆。
黑格曾说，英国驻华大使馆首先于2月15日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调查海伍德死因。但英国有关部门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将此事公开。推迟公开让一些跟踪此事的美国官员感到不解。
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无法理解英国人是在等什么。这位官员当时不知道海伍德与军情六处有没有往来。
3月26日，《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英国方面曾要求中国调查海伍德死因，并率先报道他与薄家关系的详细情况，以及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的详细说法。第二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海伍德曾偶尔为一名前军情六处官员创办的商业情报公司Hakluyt做事。
Hakluyt公司表示海伍德不是全职员工且没有参与重庆的项目，但拒绝透露他做过什么工作。
英国保守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奥塔韦(Richard Ottaway)4月份致信黑格，要求他回应有关海伍德与英国情报机构关系的猜测。
黑格在一封标注为4月26日的信中回应说：委员会将会认可，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这类猜测是政府的一贯政策。但考虑到人们对本案的强烈兴趣，应由我来例外证实，海伍德不是英国政府任何职能的雇员。
华尔街日报 JEREMY PAGE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据该报调查发现，在去年11月被谋杀前，海伍德已就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家庭的情况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了一年多的情报。
该报说，有关调查是根据对有关英国官员和海伍德朋友的采访而完成。
调查报道
中国官方报道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儿子过去同海伍德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关系恶化。
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因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于8月20日在安徽合肥法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海伍德家人委托的律师表示接受有关判决。
海伍德的不少朋友表示，中国官方对海伍德被谋杀一案的说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41岁的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市一家酒店被杀身亡。
《华尔街日报》指出，英国政府一直试图与海伍德被杀案保持距离。
此前有传言说，海伍德与伦敦的间谍机构有牵连。
《华尔街日报》说，该报调查发现，海伍德并非英国军情六处的付薪雇员，他也没有直接收过军情六处的薪酬，但他是这个间谍机构的“线人”。
MI6“线人”
报道说，海伍德在2009年结识的一名英国人对海伍德承认自己是军情六处特工，后来海伍德在中国定期与此人见面，并向他提供有关薄熙来家庭隐私的情报。
《华尔街日报》引述匿名官员说，海伍德的工作是“有用的”，包括向军情六处提供的有关薄熙来家庭私事的情报。
但报道称，英国官员和中国官员都不认为海伍德被杀与他与军情六处的联系有关。
今年4月，英国外相黑格非同寻常地就海伍德案发表评论，坚称海伍德“并非英国政府机构的雇员”。
黑格在接受英国议会质询时说，英国政府在得知海伍德死因可疑后，他在1月17日就下令英国外交官要求中方展开调查。
海伍德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与薄熙来家有联系。
海伍德的友人说，海伍德穿着体面，在北京的时候，他常驾驶一辆车牌号为“007”的银色捷豹汽车。而“007”是英国谍报系列影片中男主角詹姆斯· 邦德的代号。驾驶着一辆车牌上有“007”三个数字的银色捷豹(Jaguar)在北京游弋，海伍德(Neil Heywood)似乎很享受围绕在他身边的神秘气氛。
BBC
据称海伍德生前曾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
在会面中，这名英国顾问常常暗示自己同曾经是中共高官的薄熙来的关系，但他又常常拒绝给对方一张名片。他说普通话，烟瘾很大，为豪车品牌阿斯顿马丁 (Aston Martin)的一家经销商做兼职工作。银幕形象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开的就是这个英国牌子的跑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但他故意营造的这种神秘感看来是一种虚实并用的伎俩：《华尔街日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去年11月于中国被谋杀前，他已经向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提供有关薄熙来家族的信息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而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一发现令薄熙来一案出现了新的转折。今年8月，薄熙来的妻子因为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的一家酒店客房将海伍德毒害而被定罪。案发时薄熙来还是重庆 市委书记。中共最具权势家族之一的倒台打乱了中国原定的10年一次的高层领导换届计划(定于本周四召开的中共18大将开启高层领导换届的进程)，并带出了 有关腐败、滥用权力以及中国政治精英内部残酷的人事斗争等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发现，海伍德在2009年遇到一个人，此人后来向海伍德承认其是军情六处的工作人员。海伍德后来在中国定期同此人会面，并继续提供有关薄熙来私人生活的信息。《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是基于对现任和前任英国官员以及海伍德密友的采访。
中共政府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为国家机密。很多外国政府试图理解这样一个不透明的政治制度的内部运作机制，它们非常看重有关 中共领导人及其家庭的内幕信息。
《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曾报道，海伍德生前曾在中国偶尔为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情报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由军情六处的一名前任官员创立，其员工多半做过间谍。这篇报道发出后，英国有关部门试图平息外界有关海伍德曾是一名间谍的猜测。
负责军情六处工作的英国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今年4月违背了英国政府有关“不对情报事务置评”的规定，发布一份声明说海伍德(被害时为41岁)根本不是英国政府的雇员。
知情人士说，从技术上讲这么说没错。他们说海伍德不是军情六处的官员，没有从军情六处领取薪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务。这意味着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要他执行的具体任务，也没人要求他去搜集某一特定信息。
但他却是军情六处一个坚定且知情的线人。他在军情六处的联系人有一次在和前同事聊天时曾形容海伍德“非常有用”。这位前同事回忆说，在谈到基于海伍德提供的信息所形成的情报报告时，这位联系人曾说：海伍德的信息帮助很大。
海伍德与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使人们对英国当局对他死亡一事的反应有了新的了解。英国当局一开始接受了中国重庆警方做出的海伍德死于“饮酒过量”的结 论，并且也没有阻止中国方面在没有进行尸检的情况下将海伍德尸体迅速火化。直到2月15日之前，英国政府一直没有要求中方对海伍德的死因进行调查，而那时 已经是王立军事件发生一周以后了。当时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告诉美国外交人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害了海伍德。
这可能也会给 中共当局带来影响。据知情人士透露，如果 中共当局不知道英国军情六处在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核心家庭圈子中有一个内线的话，那么 中共当局将有发生重大安全泄密问题的罪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由中共25位高层领导人组成。上述人士说，如果中国安全部门知道海伍德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他们可能在海伍德最后一次去重庆期间对他进行了监视。
直到丑闻曝光之前，薄熙来都是在今年的领导人换届中最有希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人选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8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因涉嫌谋杀海伍德接受审判。
今年4月，薄熙来被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目前正面临刑事指控，今年9月中国有关部门对他提起了一系列指控，包括受贿及干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的调查。
中国和英国官员均未表示海伍德被害是因为他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据新华社报道，今年8月，中国一家法院说，经审查查明，谷开来与海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到她儿子的人身安全，遂投毒杀害了海伍德。
不过，海伍德的多位朋友和数位知名中国人士指出，国有媒体刊登的官方对海伍德被害案的叙述中存在疏漏、模糊和矛盾之处。
据一位看过王立军陈述记录的人士说，2月6日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他对那里的美国外交人士说，谷开来已经向他承认她杀了一名间谍。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就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中所说的话置评。当被问及海伍德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时，这位发言人请记者参看今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发表的声明。
当被问及非政府雇员的海伍德是否在知情的情况下向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位人员提供情报时，这位发言人说：我们不就情报事务或有关情报事务的指控置评。海伍德在英国军情六处的联系人拒绝置评。
前情报部门人员说，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线人和特工都不被认为是员工，因为他们很少有合同，政府也不一定付钱给他们，但如果他们向一位承认自己是英国军情六处人员的人提供情报，则会常常登记为“知情线人”，并给指定一个代号。
海伍德的中国妻子露露(音)拒绝置评。他的母亲和姊妹没有回复记者通过中间人提出的置评请求。 中共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去年11月15日，海伍德的尸体在南山丽景度假酒店被发现。此后，谷开来因对海伍德投毒致其死亡而获罪。
选择海伍德作为线人也许是一个冒险之举，这不只是因为他捷豹车牌号码是“007”。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还是一个老式爱国者，而且喜欢冒险。海伍德的 几名密友说，由于海伍德与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家庭保持经常性联系，并且详细地了解这个家庭的私事，这让海伍德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海伍德的一名密友 说，谷开来是海伍德女儿奥利维亚(Olivia)的教母。
海伍德的几个朋友说，海伍德上世纪90年代结识了薄家，并成为由朋友和顾问组成的“内部圈子”的成员之一。当时，海伍德住在中国东北部的大连市，薄熙来是大连市长。
据认识海伍德的人说，海伍德在这个外籍人士居住的社区一直很低调，他利用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建立独立开展咨询业务，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应对中国政治和官僚机构的建议。
海伍德与几家英国公司和一些英国的政治人物打过交道，其中包括至少两名英国上议院议员。据知情人士说，这些上议院议员中，有一人曾与海伍德见过几次面，地点是海伍德在军情六处的联系人开办的公司。
据海伍德的朋友们说，在海伍德被杀前的两年里，海伍德与薄家的关系恶化，尤其是在谷开来认定她的内部圈子的一名成员背叛了她、并要求海伍德与他的妻子离婚并发誓效忠谷开来之后。
据知情人士说，海伍德把此事告诉了他的联系人。这些人士说，联系人曾警告他要小心，避免引起外界注意，但是这名联系人仍然与他见面，并且把见面的内容向上面报告。
海伍德的一些密友说，海伍德在被杀时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薄熙来了，他已经打算离开中国，但是他似乎在说服薄家支付在他看来薄家欠他的钱。他们说，海伍德看起来非常紧张，他越来担心自己的邮件和电话受到监控。他体重增加，烟也抽得更凶了。
因涉嫌杀害海伍德，谷开来在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图为两名英国外交官员在法院外。
海伍德的一名密友说，海伍德明显认为自己应该从与薄家的关系中获得更多，这也许可以解释他最后一次为什么答应去重庆，我认为他仍然希望获得在他看来薄家欠他的东西。
据新华社报道，一收到要求他与薄家会面的通知，海伍德立刻就于11月13日飞往重庆。据海伍德当天联系过的一名友人说，海伍德认为自己遇到了麻烦。
当晚，海伍德在酒店房间内被杀。根据新华社发表的谷开来案庭审官方记录，趁海伍德醉酒呕吐要喝水之机，谷开来把氰化物倒入了他的口中。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说，在海伍德被杀前的48个小时，没有任何英国官员与海伍德联系过，包括军情六处的官员。但是，该机构拒绝回答何时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得知了海伍德与薄家的关系以及海伍德被叫去与薄家见面的事。
据黑格向议会发表的声明，海伍德的尸体于11月15日被发现，第二天当地有关部门向英国领事馆做了通报。
据英国官员说，重庆有关部门起初对已经到重庆的海伍德妻子说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同时又向领事馆通报说他是死于酒精摄入过量。他们说，尸体于11月18日未经剖检即被火化，但得到了海伍德妻子的许可。
据知情人士说，英国领馆官员向其上级正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以及对中国有关部门处理该案方式的怀疑，但另有英国官员认为，要求调查会遇到问题。
这些人士说，最初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件的英国官员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与军情六处的往来或与薄家的关系，但北京和伦敦的情报官员在他死时已经知情、或在他死后不久被告知了这些情况。
英国外交部说，直到几位在华英国人于2012年1月18日开始提出质疑，它才有理由怀疑海伍德是被谋杀。但英国外交部直到将近一个月过后才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此事。那已经是在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事件发生之后。
据英国外交部说，2月7日王立军还在领事馆的时候，美国官员就把王立军的说法告诉了英国有关部门。英国外交部还告诉《华尔街日报》，英国派出一位外交官前往成都，希望见到王立军，但到达时王立军已经离开领事馆。
黑格曾说，英国驻华大使馆首先于2月15日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调查海伍德死因。但英国有关部门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将此事公开。推迟公开让一些跟踪此事的美国官员感到不解。
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无法理解英国人是在等什么。这位官员当时不知道海伍德与军情六处有没有往来。
3月26日，《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英国方面曾要求中国调查海伍德死因，并率先报道他与薄家关系的详细情况，以及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的详细说法。第二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海伍德曾偶尔为一名前军情六处官员创办的商业情报公司Hakluyt做事。
Hakluyt公司表示海伍德不是全职员工且没有参与重庆的项目，但拒绝透露他做过什么工作。
英国保守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奥塔韦(Richard Ottaway)4月份致信黑格，要求他回应有关海伍德与英国情报机构关系的猜测。
黑格在一封标注为4月26日的信中回应说：委员会将会认可，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这类猜测是政府的一贯政策。但考虑到人们对本案的强烈兴趣，应由我来例外证实，海伍德不是英国政府任何职能的雇员。
华尔街日报 JEREMY PAGE
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
财新记者高昱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9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7月23日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耄耋之后，他再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鼓与呼
7月18日上午11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多功能厅，一场主角缺席的生日宴会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前农业部长何康，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200多人，站在硕大的蛋糕前。整个宴会厅内济济一堂，人声鼎沸，“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环绕。
此时，主持人要求与会者安静，然后朗声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岐山同志刚才来电，说因公务实在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为杜老祝贺生日，他表示抱歉。同时，他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被称为“杜老”的生日会主角是杜润生。生于1913年7月18日的杜润生今年99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庆九不庆十”的风俗，正届百岁“期颐” 高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多。近年来，随着听力渐渐衰弱，虚弱的身体也不允许他亲自到会，再与昔日的同事和学生辈谈笑风生。
生日会前，举行了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
杜润生当年所称的“年轻人”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向杜润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杜润生正是该奖项的主要发起人。
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锡文在致辞中指出，被认为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新经济理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杜润生和他领导的农口团队所贡献的。然 而，杜润生自己在九十寿辰时曾谦虚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 子。”
革命者和“小脚女人”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北平 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太行山区加入抗日游击战争，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行署 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北局秘书长。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由于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不赞成毛泽东的大干快上，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 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受到点名批评，邓子恢和杜润生一起被毛泽东称为“小脚女人”。
随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遭解散，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向财新记者回忆，中央先是准备把杜润生贬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 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调去当副秘书长。“当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杜润生与张劲夫等一起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吴镕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 明瑜曾告诉过我们，当时杜老以自身经历教育他们那些年轻人，在运动中要沉得住气，可以检讨，但千万不要自杀，也不要乱咬人。这些训诫让吴明瑜‘一辈子不忘 怀’。”
圆融无碍的改革老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 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被认为是非 常高明的易为各界接受的表述。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原农业部部长王郁昭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 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郁昭、吴镕、杜瑞芝等已经退休的农业改革亲历者，王岐山、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吴镕回忆说，“每年一、二月份，领导同志出题，我们下去调查；五、六月份汇报一次，初议文件大纲，再下去调查；到九、十月份间，集中讨论起草；十一至十二月间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年底前经政治局通过作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发出。”
在领导一系列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杜润生善于协调折冲、化解难题的智慧和长处得到了充分展现。
吴镕说：“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 ‘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则总结了杜润生在“穿针引线”中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 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 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
“这些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陈锡文说。
要在圆融折冲中化障碍于无形，还需要善于吸取众人智慧。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和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有一次为推动基层民主直接选举，中央有动议划小乡治，以大队建乡，公社范围建区，小乡的好处被总结是“哪家吃干吃稀，哪家黄狗白狗，一目了然， 便于直观乡干部，利于直选”。但吴镕等人当即明确反对，认为这样在政府体系中又多了一层，增加大批“吃公粮的”。“那次是在香山饭店起草‘一号文件’，杜 老要我把反对意见说清楚，我讲了五条。”吴镕回忆说，“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回来笑着说，你们胜利了，但不要骄傲，耀邦最欣赏你们的一条理由是：‘乡镇范围太 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
思想理论创新得以产生，制度创新得以落实，靠的是上下互动，部门协调。杜润生的办法是邀请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而且经常要吴镕、杜瑞芝等 地方同志参与，向中央的部门进言。有一次为农村金融问题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话。陈慕华在当年被称为“铁娘子”，但那次对话极为顺利，陈对建立 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问题也破格同意。只是对“大跃进”年代那些“绞关化”之类浮夸的贷款无头老账，陈慕华不同意“一风吹”，说银行不能开“借钱不还”的先 例。但地方农口的与会代表坚持事隔多年，确难清偿。陈慕华最后同意做“挂账”处理。
陈锡文评价道：“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 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 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陈锡文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 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改革与民主寄望来者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润生离开工作岗位。但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 销后一样，杜润生并未退出思考，他思考的领域更宽了。九十寿辰时，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 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 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2007年1月15日，他还在一 份文件上写道：“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现在已经有工会、妇联、青联、商会，唯独农会缺失，理应及时 补救。我有一个心愿是农民还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要发展公民社会。有些事我恐怕来不及了，要岐山、锡文等你们年轻一代来做。”
杜润生
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原名杜德，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喻为“中国农村改 革之父”。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太行山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参与组织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 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顾委委员，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张木生的文章
2008年11月28日 21:19 本文来源于 caijing
杜老总说他只是一个“符号”。参来悟去，这个“符号”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时间如白驹过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28年过去，如穿越了时空隧道，弹指一挥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识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 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 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 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说：“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 是表扬。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 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 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我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呈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 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 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 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 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 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 形地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 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民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 -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 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 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 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 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 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 机，最稀缺的是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 分寸。笔锋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 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 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 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对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从手头的《炎黄春秋》中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 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 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 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 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 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 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且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 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 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 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 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 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 ‘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作者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积极参与政策建言的青年学人之一。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9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7月23日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耄耋之后，他再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鼓与呼
7月18日上午11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多功能厅，一场主角缺席的生日宴会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前农业部长何康，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200多人，站在硕大的蛋糕前。整个宴会厅内济济一堂，人声鼎沸，“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环绕。
此时，主持人要求与会者安静，然后朗声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岐山同志刚才来电，说因公务实在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为杜老祝贺生日，他表示抱歉。同时，他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被称为“杜老”的生日会主角是杜润生。生于1913年7月18日的杜润生今年99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庆九不庆十”的风俗，正届百岁“期颐” 高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多。近年来，随着听力渐渐衰弱，虚弱的身体也不允许他亲自到会，再与昔日的同事和学生辈谈笑风生。
生日会前，举行了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
杜润生当年所称的“年轻人”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向杜润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杜润生正是该奖项的主要发起人。
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锡文在致辞中指出，被认为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新经济理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杜润生和他领导的农口团队所贡献的。然 而，杜润生自己在九十寿辰时曾谦虚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 子。”
革命者和“小脚女人”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北平 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太行山区加入抗日游击战争，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行署 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北局秘书长。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由于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不赞成毛泽东的大干快上，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 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受到点名批评，邓子恢和杜润生一起被毛泽东称为“小脚女人”。
随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遭解散，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向财新记者回忆，中央先是准备把杜润生贬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 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调去当副秘书长。“当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杜润生与张劲夫等一起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吴镕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 明瑜曾告诉过我们，当时杜老以自身经历教育他们那些年轻人，在运动中要沉得住气，可以检讨，但千万不要自杀，也不要乱咬人。这些训诫让吴明瑜‘一辈子不忘 怀’。”
圆融无碍的改革老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 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被认为是非 常高明的易为各界接受的表述。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原农业部部长王郁昭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 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郁昭、吴镕、杜瑞芝等已经退休的农业改革亲历者，王岐山、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吴镕回忆说，“每年一、二月份，领导同志出题，我们下去调查；五、六月份汇报一次，初议文件大纲，再下去调查；到九、十月份间，集中讨论起草；十一至十二月间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年底前经政治局通过作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发出。”
在领导一系列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杜润生善于协调折冲、化解难题的智慧和长处得到了充分展现。
吴镕说：“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 ‘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则总结了杜润生在“穿针引线”中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 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 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
“这些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陈锡文说。
要在圆融折冲中化障碍于无形，还需要善于吸取众人智慧。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和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有一次为推动基层民主直接选举，中央有动议划小乡治，以大队建乡，公社范围建区，小乡的好处被总结是“哪家吃干吃稀，哪家黄狗白狗，一目了然， 便于直观乡干部，利于直选”。但吴镕等人当即明确反对，认为这样在政府体系中又多了一层，增加大批“吃公粮的”。“那次是在香山饭店起草‘一号文件’，杜 老要我把反对意见说清楚，我讲了五条。”吴镕回忆说，“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回来笑着说，你们胜利了，但不要骄傲，耀邦最欣赏你们的一条理由是：‘乡镇范围太 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
思想理论创新得以产生，制度创新得以落实，靠的是上下互动，部门协调。杜润生的办法是邀请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而且经常要吴镕、杜瑞芝等 地方同志参与，向中央的部门进言。有一次为农村金融问题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话。陈慕华在当年被称为“铁娘子”，但那次对话极为顺利，陈对建立 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问题也破格同意。只是对“大跃进”年代那些“绞关化”之类浮夸的贷款无头老账，陈慕华不同意“一风吹”，说银行不能开“借钱不还”的先 例。但地方农口的与会代表坚持事隔多年，确难清偿。陈慕华最后同意做“挂账”处理。
陈锡文评价道：“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 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 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陈锡文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 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改革与民主寄望来者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润生离开工作岗位。但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 销后一样，杜润生并未退出思考，他思考的领域更宽了。九十寿辰时，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 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 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2007年1月15日，他还在一 份文件上写道：“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现在已经有工会、妇联、青联、商会，唯独农会缺失，理应及时 补救。我有一个心愿是农民还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要发展公民社会。有些事我恐怕来不及了，要岐山、锡文等你们年轻一代来做。”
杜润生
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原名杜德，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喻为“中国农村改 革之父”。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太行山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参与组织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 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顾委委员，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张木生的文章
2008年11月28日 21:19 本文来源于 caijing
杜老总说他只是一个“符号”。参来悟去，这个“符号”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时间如白驹过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28年过去，如穿越了时空隧道，弹指一挥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识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 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 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 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说：“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 是表扬。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 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 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我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呈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 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 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 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 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 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 形地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 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民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 -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 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 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 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 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 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 机，最稀缺的是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 分寸。笔锋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 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 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 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对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从手头的《炎黄春秋》中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 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 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 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 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 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 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且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 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 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 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 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 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 ‘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作者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积极参与政策建言的青年学人之一。
张木生 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8
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新民主主义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
1976年9月9日，内蒙古商业学校青年教师张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结婚旅途中，他们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张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绝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庆祝的提议，坚持要去外面餐馆，并点了一瓶酒。在服务员的厉声提醒下，他的庆祝活动才作罢。
张木生用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来形容当时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真高兴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某种程度上，张木生是毛时代的牺牲品。1948年出生的张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都经历了下乡插队，他还因写过一篇质疑毛农村政策的文章被关进监狱。他的父亲李应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来的秘书、华润公司创始人，时任对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从高干子弟到监狱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张木生坐在国税总局的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新民主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为一个时代伟人。
在他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发布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刘少奇之子)率领5名将军捧场，并宣称“使大劲”推荐，杨帆、胡舒立、吴思等各路人马亦亲临会场。刘源亲自为张木生作序。
发布会之后，张木生的诸多言论开始令外界侧目：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还有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
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我们现在是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凿破。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不外乎是人事与制度。张木生的言论既有对党内高层人事的评点，亦有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宏论。他和一些党内高层尤其是“红二代”的交往不时被传播，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邀请他私下对谈。对于这些情况，他并不隐瞒，也不做解释，只是说任何谈话都和未来的领导人无关，这是最近《联合早报》报道的。
张木生成为今年思想界的一个奇特现象：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言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他从《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大势，却没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张木生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三条：“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该把很多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第三，我们现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样。”
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
张木生旋风
张木生是“老三届”的学生，1965年他就和陈晓农一起跑到内蒙古临河插队。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选择，陈晓农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儿子，人大附中主要学生干部，学生党员，高中毕业直接保送至中央党校，当作接班人重点培养。陈晓农此刻选择效仿毛泽东和萧三当年的举动，申请到农村锻炼。
张木生的母亲是陈晓农继母的入党介绍人，两家交情甚好，两个对毛万分敬仰的年轻人跑去内蒙见识广阔天地。
很快，张木生见识到了农村真实的情况，农民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淳朴勤劳，在“一大二公”体制下，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从高干子弟优越生活瞬间到世俗的农村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识青年张木生发现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还欠队上的。“四清”、“文革”的风暴并没有放过临河这个内蒙农区，身处农村也能感觉到左的氛围越来越强。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张木生开始从书籍中找寻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着到了临河插队，他们在一起读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以及大量的马列原典著作。人民大学的图书馆被砸了洞，想看什么书带走就是了，他们甚至弄了一架钢琴到临河。
雪夜无人读禁书，知识青年凑在一起经历了头脑大风暴。那些共产党叛逆者的著作在相互传递和讨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德尔拉斯、阿尔都、卢卡奇塞……
对比实践。张木生发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打赢了二战，但粮食产量还不如沙俄时期的1913年。“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毛主席还赞扬过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教育我们，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违背它会头破血流”。在过渡阶段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生产。
这篇名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探讨》的文章在1968年底写完，张木生把他寄给了一位朋友。张很技巧性地用马列和毛的原话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结论，只是对当时宣传的典型进行了抨击——大寨的方法是奖懒罚勤，是大锅饭。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传，“张木生旋风”出现了。
文章震惊了高层，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来也说年轻人在相互讨论时说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公开的，就不要上纲上线。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红色风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击的，张被投进监狱，举报者是一位学生领袖。
与遇罗克、张志新不同，张木生只坐了8个月的牢。他并不否认这里面有家庭关系的影响，出狱后他在内蒙古大学读了书，那里的领导曾经是他母亲的部下。
他的父亲李应吉在运动中“自杀”，张木生回忆说父亲是外经贸委里红区党和白区党斗争的牺牲品。父亲从楼上跳下来之前，和他谈过话，情绪很正常。检查遗体时，有人还发现衣服上明显有被人抓过的痕迹。
中南海与杜润生
1980年代，张木生进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成为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人。
杜润生是一位极具独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时，他的言论为陈伯达所厌恶。陈对毛泽东说，在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背后有一个摇羽毛扇的更可恶，就是杜润生。毛说我知道这个人，精通马列，善于结合实践，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发明。
毛专门把杜润生找去谈话，聊至高兴处还一起吃了红烧肉和臭豆干。在谈话很融洽时，毛泽东突然问了杜润生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你会支持谁。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什么错？可斯大林重工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却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大格局决定小环境，必须怎么干决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润生身边，围绕了一大群年轻人，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工作。尽管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当时却都能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
张木生对在农村组的经历十分怀念。8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思想上的洗礼，但普遍都有共识——中国必须改变。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必须沉到基层调研，只要没孩子，不管结婚与否都要在基层至少待半年。张木生回忆说：“上通红墙，下通工厂车间，下通农户。每次回来之后，在中南海里头的对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汇报，农村组提出为“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证粮食1280亿斤，剩下的放开市场，取消粮票。一位素来以解放思想闻名的最高领导人听闻之后，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中央认为1000亿斤就够了。年轻人拍案而起：“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说改就改。”领导人马上站起来，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出门之后，杜润生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
张木生依然对毛不理解，每次争论时，杜润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顾当时历史事件，张很困惑：“我一穷插队的干嘛想这些？”但杜要求他们这么想问题，国际、国内，换位思考。
杜润生一直教育这些年轻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这个世界能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们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别的怎么都不重要。”
当另老共产党员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写了文章回应，他说：“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张木生承认自己现在提出再举新民主主义，是受到了杜润生的影响（杜重提新民主主义也受弟子们影响，张就在十年前多次与杜讨论过“新”论）。2007年杜润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受政治风波影响，“三所一会”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张木生依然记得当时中央来人宣布的第一句话：“为了加强农业，中央决定撤销农研室。”他想说的是：“那5个一号文件谁能推翻？在中国起的作用谁能代替？近年投票选举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得票第一多的还是我们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会解散时，张木生已是司局级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国税务报》当总编，过了不久，经胡锦涛同志批准，被点将至西藏林芝地区当专员。
张木生自评喜欢把观点讲出来，但这里毕竟不是三所一会的时代。“我们官场的规矩要明白什么让你说，什么不让你说。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属于那个类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债，西藏当时在海南有巨额投资，张木生请陈小鲁帮忙一起讨债。等他回到西藏后，发现很难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在当地干部之间的纠纷处理上，他显得过于不听从领导指示，甚至与上级个别领导发生冲突。
两年驻藏结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职，并且与安徽一二把手谈好。组织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张木生拒绝了。他被组织部告知，如果拒绝就是离开了后备干部队伍，今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张木生的选择是回税务总局。
对于仕途，他说：“我们在处理很多干部的问题上，就是武大郎开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按刘源的话，以前毛主席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地委书记，而我们现在选干部就跟拍瓜一样，他说熟就熟，结果一切发现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成为张木生理论的标签，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开始论述新民主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的言论被多方关注，却罕见有分量的回应，虽然张黎上将、左中右代表人物都与他在卫视上有对话，但都无最高层的媒体参加。《炎黄春秋》主编吴思撰文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这与张木生核心观点形成了鲜明比对，张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世界上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对于国际媒体热议的“龙象之争”，他反问：“中国愿意当印度吗？”
很多人关注张木生，是把他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一位观察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政治运作的重点在于先获取权力，再选择合适的理论。张木生的理论代表了很多红二代的思想，但以此为根据推断日后政治趋势，则是判断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评者一样，张木生对当下社会矛盾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个各方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刻，张木生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书生论政还是成为某种行动的纲领，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切。
对话张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过在农研室工作的经历，尽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取得这么高的共识，周其仁、王小强等人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张木生：“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我还略大一点，在冷战中成长，在“文革”中启蒙。只有在“文革”这种状态下，读书的范围可以大大超过学校教育，而且都是兴趣读书，无聊读书。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无人读禁书，也就只有那时候农村能做到，黄泥小屋，油灯一盏，思维能力、记忆能力都达到最强。读闲书说闲话，纵论天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农村没人管。这个环境对大多数知青没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达到这个真实性。
另外，这一部分人都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工，然后读大学，进入最高科研机构。“文革”一完是什么情况？地主和右派还没摘帽，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没有全解放，“文革”带给大家的创伤是共同的，大家都认为中国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问题意识非常强的，共识就是3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认同。顺着“文革”后反左的惯性思维，闻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三所一会能够保留，这3条会更平稳推行？
张木生：历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后来国企改革，允许两次调账，允许民营和外资用那么低的价格就能买下国企。陈发树能拿80亿做慈善，但当时他融资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钱。现在双汇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账，就变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会存在，绝对不会存在这些情况。农村也不会出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
人物周刊：你是红二代，你的父亲在“文革”中深受打击，你也曾经进入监狱，对于毛，你的个人感情是什么样的？
张木生：要说对毛苦大仇深的，没有谁比刘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几岁进监狱，下乡挨斗，最惨的时候没粮食吃观音土，浑身浮肿，他给邓颖超写信，邓看见了拉了一把，接到北京治病，然后当工人。但是他从80年代短缺经济时代开始，给李敏李讷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纪，王光美亲自出面，把两家人拉到一起聚。这都不是个人感情，这是一种大情怀，拿自己的工资给插队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这是真刘源。
刘源亲自把林豆豆从河南解放出来，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们和林豆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你父亲‘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正面解释，但是‘文革’中你父亲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员，在九大时才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刘源是大眼光看问题，也认为超越左右、坚持新民主主义论、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超越左右共同点就是大家还想重塑共产党的法统、道统和领导的先进性，在这个共识点上左右各有借鉴和拒绝的地方，也是我们对毛的态度。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们这一代人有自己血缘上的父亲，但精神上的父亲是毛？
张木生：我是这么看的，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庚子赔款，相当于当时12年的财政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美国看明白——再继续这么干下去，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美国人不要这个钱了，建协和医院，盖清华大学，培养接班人，实践证明美国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让小农市场经济下大一统的老大帝国走向工业化。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重新聚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从没统一过军阀，雅尔塔协议是抗战后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参与的重新瓜分中国，能把这个民族挽救到打韩战打越战的水平，你不佩服他不行。
一边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边搞经济建设，一直到1956年，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这都是新民主主义指导下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和过渡措施基础上发展来的。现在大家研究新经济政策，只研究经济方面，不研究列宁对苏联制度的设计。
用列宁的话来说，斯大林主持书记处的这些年已经把俄国搞成了最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体系，这是不允许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进一步，退一步》、《论工农检察院》、《论工会作用》、《论粮食税》、《论俄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说中央组织局、书记处、苏维埃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列宁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只是中央委员，3部分平衡的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下，书记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3个平行机构互相制衡。《论合作制》讲一人一票，《论粮食税》讲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论国家资本主义说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入口处，国有企业都不是社会主义，列宁都能讲到这种程度。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在当下中国有多大的可实施性？
张木生：现在左到“乌有之乡”，右到《炎黄春秋》都能存在。有人做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吴思说台湾还是成功的。我说台湾如果能叫民主，那“文革”叫大民主就当之无愧了。陈水扁贪污17个亿，连手纸都可以进国务机要费，那个东西叫民主？
不能光看形式，杀人最多整肃最严的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也是蒋经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得具体来讲。
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但三点要注意：第一得讲逻辑，孙中山也和黑白两道关系好着呢。也不能说孙中山就不是先行者了，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不能说他不是给劳苦人民说话了。
第二得讲因果，《共产党宣言》从发表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他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实现，但是他帮着资本主义大大改善了。
第三得还原到具体历史实证。陶涵、杨天石写蒋介石如何好，可是蒋到了解放战争最后3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跟他走了，连第三条道路都不坚持了，都跟共产党走。最典型的就是中研院，最后真去台湾的就6个，去香港和美国的有几个，剩下六十多个全留在共产党这边了。为什么连陈布雷、傅作义的孩子都加入共产党了，还有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你必须要还原到当时历史现实。
人物周刊：中研院六十多个院士、傅冬菊、陈琏的结果什么样，我们都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梦想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就是乌托邦了。
张木生：他们的梦想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党的领袖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做的选择。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条件是没有冷战，是一球两制，可一有冷战就有了“一边倒”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搞不下去。一个特别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一步步越来越左，最后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这不是喜剧，是悲剧，就像斯大林的路势必要走到社会帝国主义。
个人的悲剧是个人的，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历史的前进就是这样子，个人有大量牺牲，中国一句古话“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一点不耽误历史前进的步伐。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挨了整，就说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就能说明《色戒》是非常正面的片子，丁默邨、周佛海当汉奸就对了。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党带着群众发展资本主义？
张木生：就是毛自己的定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这就是延安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为什么能设计出新民主主义，因为当时国共之争的背后是苏美之争。毛超越了他们，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他亲笔题词：我们将来建立的民主社会，相信美国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这样的新中国。
这可以看出来，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毛想搞一个等距离，当时有这个国际环境。七届二中全会时，他感觉到这个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一边倒。苏联离我们近，美国是不能选的，因为冷战开始了。毛在只有他和彭德怀两票的情况下，逐步说服大家要打韩战。最后我们打平就是胜利，我们拿到了苏联给的156个项目，这是我们全面建设的基础。
毛打珍宝岛，请来尼克松谈宇宙观和哲学问题，最后谈出人有两只手，让他一只手拉着中国，一只手对抗苏联。
毛是一个大国际主义者，没有请来尼克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然你对谁开放去？朝鲜可是80年代达到过人均GDP八百多美元，那时候我们才一百多美元。他们的城市化率65%，粮食、海产品和矿产还能和俄罗斯远东换化肥和石油。他们现在呢，没化肥没石油，什么都开不动，粮食跌到了原来产量的40%，又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东北经济圈，所以必然倒霉。
很多东西复杂得要命，不能讲好人坏人的故事，不能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历史不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央企有这么多的钱，可以把工农群众重新拉回来，该如何实施？
张木生：关于央企不是我的理论，是列宁的话——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真正的入口处，首先是生产力最先进，然后是可以保证统计和监督，就能把利润重返给最穷的这部分人。
央企看谁来动，你动不了，我也动不了。如果说将来的主要领导要动，能不能动？别说动一两个了，全都能动。现在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那就按照邓小平说的继续往下走。
2049年之前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贫富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能搞得太晚，这可都是小平同志谈话留下来的。
小平同志还说过，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会比改革开放还难，但是难也要搞。拿什么搞，我觉得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要解决分配很简单，现在已经积累了100万亿的国有资产，100万亿的银行资产，中国要解决下一步经济大发展的问题，就在于还有70%的穷人，他们是最大的战略纵深和潜在市场，甚至是我们地缘政治都离不开这个国内基础，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
如果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同基金，分给13亿人，但是不许卖不许转让股份，每年分利益。富人也能有一份，但是你只能破产的时候才能用这份。如果能够把70%的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社保、公租房低水平解决了，那至少就能把70%的人拉到执政基础下了。中国就还有20-30年的高速发展。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从经济上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要从央企下手？
张木生：不光是央企，对待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肯定要让利，不能收这么高的税。现在民营企业解决了7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但他们现在最困难，贷款受限制，输入性通货膨胀来了之后，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都在上涨，利润越来越薄，民营企业在空心化，资产在虚拟化，温州为代表，危机呀！你一定要给他们好的出路啊。
要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团结这些人，是领导和驾驭你的发展。工会可以替工人去谈判，农会向联合体经济发展，完全变成一人一票，就像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的，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啊？完全可以实现。
央企存在的合法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对称的，就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把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央企不需要卖，股份制就行了。人人有股，很简单，都是老祖宗设计好的。
人物周刊：根据你的解决方案，我和您有了同样一份大小的共同基金，人民有了钱，是否就能够重塑政党合法性呢？
张木生：列宁设计合作制的时候，最高领导也是一人一票。日本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一个党，然后分两派，就把制衡问题在内部解决了。我在新加坡感受很深，知识分子随便骂李光耀，可是出租汽车司机不干，他解决了居者有其屋，一个问题就把老百姓的心给摆平了。香港在殖民统治下解决了廉政问题，这些东西共产党怎么不能搞？
我们只是说新民主主义土生土长的，是我们自家的，是老祖宗发明的。逐步增加内容解决问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与时俱进，怎么就不能重塑合法性？
张木生：中国什么东西都能打倒，就两个东西打不倒，一个是强国梦，一个是人民大爷，老百姓涓涓细流非常可爱，可是汇成洪流从政治或宗教闸门冲出来，那就是洪水猛兽。载舟覆舟不是唐太宗讲的，从《史记》就提出来。人民群众也不能膨胀啊。强国梦和既得利益集团一致会害中国，中国还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再打几十年太极拳，直到发达国家自己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都不会结束。
人物周刊：你提出，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在人大扩大非党员和非干部的比例，这是解决民主的路径么？
张木生：当然。胡润统计过，126个10亿级的富翁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农民代表，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只有3个人，这个结构不需要调一下么？
中国这么发达的网络，但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银行、财政、税务、海关、公安，各搞各的，一个金税工程就大几百亿了，为什么不能弄一个统一的平台啊，为什么大规模现金就这样交换啊。数字化管理是黄仁宇所说的现代化最基本的标志，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
就是因为形成利益集团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换了领导的思路，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所以判断中国搞不了普世价值，是这个世界的大格局教育了我，学普世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分裂成七块八块，而且还得和平分裂，还不能打起来、打起来就是黄祸。
谁不知道平等自由博爱人权好啊，真要实行起来得有这个本啊，你干不成，所有试的国家都试了一圈不行，一定得找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们的民主一定要超越他们的民主，也不能搞成毛泽东的大民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搞要慢慢研究，先解决挨打，又解决了挨饿，民主的问题慢慢来，现在可以提上日程了。西方的平等是上帝之下众生平等，基督教新教的模式我们有么？我们普世的结果就是学成印度。印度现在还有40%到45%的人没吃饱饭，我概括就是一个低烈度的旧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没解决。
人物周刊：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独立参选人现象，你怎么看？
张木生：以后可以过渡到那一步，但现在不可以。如果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市场经济发展，允许资本主义再发展几十年，那必然要涉及到独立候选人资格和审查问题，到那时候，爱国主义总不能破吧，一条就够了。小平同志形象地说过，2049年之后中国也可以搞竞选。
我们共产党人最后是不要国家的，国家到一定阶段只执行经济职能，叫作半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写了。我们对民主要求比西方高得多，但这个过程有多长要看西方发展。
人物周刊：财产公开该怎么办？
张木生：当然可以，十八大以后必须得开始。形势比人强，你不这么干不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到此为止了。苏联垮了但是人家有那么好的生态底座，中国不行，垮了就全国大乱，碎片化的中国，黄祸、灾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官员和企业家联合执政是非常明显的，执政已经产业化，权力已经市场化，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已经到了黑帮化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有重庆模式。再这么下去不行了，要么同归于尽洪水滔天，要么逼出一条路来。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张木生：第一，最好不要叫重庆模式，重庆探索、重庆之路更好。重庆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复制，重庆代表的是中西内陆，东南沿海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第二，唱红是让大家回忆延安记忆，而不是“文革”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多的人、最廉洁的时期的回忆，他要回忆这个。打黑是让老百姓出气，这是一个现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重庆设计的制高点向东南亚辐射，支撑的是十大民生工程，地票制度是非常厉害的，给农民穿了一件防寒的衣服，600里之外秀山、彭县农民的宅基地都升值了8-12倍。他们是对现在巨大的行政不作为的挑战，这是薄成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这里纵论天下大事，外交内政无所不包，您依然在用人口和资源、大国关系、地缘政治这些词汇，这套语汇什么时候过时？
张木生：我在书里写了，敌人的概念是三天两头变化的，敌人也是人。他们所有好的东西，包括全球化、后工业时代革命的东西，我们接收起来，一点都不比他慢。
我们现在总工这一级才31岁，我们的发展能慢么？我们反对低碳，什么全球变暖，这一万年有4次温暖期，最高的一次比现在高5度，是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是三大文明圈形成期，最暖的时期都是人类发展最好的时期。
全球变暖，二氧化碳的作用才占0.12%，山体和海洋排放还占了二氧化碳90%。而且，变温最大的气体是水蒸气，这和人的活动关系甚小。他们搞的目的是为了卖碳指标，碳税，这个东西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节能减排、治理污染，而且我们要自己搞。现在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搞得很好。
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要拿到手，地缘政治也好，后工业时代也好，我们都清楚，但就是有一条：共产党要领导，工农联盟要做基础。
人物周刊：一个和我们行业息息相关的问题，媒体会开放么？
张木生：现在不会，但新闻法一定要出台，共产党的领导不变。
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一方面吃着垄断，所有大广告都得给它，自己私分收保护费，下面的人干好了就拿过来，就让人家吃点贴片费。我们也不能搞到像西方的那种植入性广告。民间媒体允许一定比例的存在，无非就是如此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就那么点声音还最后胜利了，关键是你能不能代表前进的方向。代表了就不怕，就硬气得多，要有这个胆识和魄力。没有的话就是你统治了一切也会完蛋，把一切资源交到你手里也是完蛋。
日期：2011-10-28
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新民主主义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
1976年9月9日，内蒙古商业学校青年教师张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结婚旅途中，他们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张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绝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庆祝的提议，坚持要去外面餐馆，并点了一瓶酒。在服务员的厉声提醒下，他的庆祝活动才作罢。
张木生用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来形容当时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真高兴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某种程度上，张木生是毛时代的牺牲品。1948年出生的张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都经历了下乡插队，他还因写过一篇质疑毛农村政策的文章被关进监狱。他的父亲李应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来的秘书、华润公司创始人，时任对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从高干子弟到监狱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张木生坐在国税总局的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新民主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为一个时代伟人。
在他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发布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刘少奇之子)率领5名将军捧场，并宣称“使大劲”推荐，杨帆、胡舒立、吴思等各路人马亦亲临会场。刘源亲自为张木生作序。
发布会之后，张木生的诸多言论开始令外界侧目：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还有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
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我们现在是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凿破。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不外乎是人事与制度。张木生的言论既有对党内高层人事的评点，亦有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宏论。他和一些党内高层尤其是“红二代”的交往不时被传播，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邀请他私下对谈。对于这些情况，他并不隐瞒，也不做解释，只是说任何谈话都和未来的领导人无关，这是最近《联合早报》报道的。
张木生成为今年思想界的一个奇特现象：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言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他从《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大势，却没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张木生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三条：“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该把很多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第三，我们现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样。”
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
张木生旋风
张木生是“老三届”的学生，1965年他就和陈晓农一起跑到内蒙古临河插队。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选择，陈晓农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儿子，人大附中主要学生干部，学生党员，高中毕业直接保送至中央党校，当作接班人重点培养。陈晓农此刻选择效仿毛泽东和萧三当年的举动，申请到农村锻炼。
张木生的母亲是陈晓农继母的入党介绍人，两家交情甚好，两个对毛万分敬仰的年轻人跑去内蒙见识广阔天地。
很快，张木生见识到了农村真实的情况，农民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淳朴勤劳，在“一大二公”体制下，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从高干子弟优越生活瞬间到世俗的农村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识青年张木生发现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还欠队上的。“四清”、“文革”的风暴并没有放过临河这个内蒙农区，身处农村也能感觉到左的氛围越来越强。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张木生开始从书籍中找寻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着到了临河插队，他们在一起读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以及大量的马列原典著作。人民大学的图书馆被砸了洞，想看什么书带走就是了，他们甚至弄了一架钢琴到临河。
雪夜无人读禁书，知识青年凑在一起经历了头脑大风暴。那些共产党叛逆者的著作在相互传递和讨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德尔拉斯、阿尔都、卢卡奇塞……
对比实践。张木生发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打赢了二战，但粮食产量还不如沙俄时期的1913年。“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毛主席还赞扬过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教育我们，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违背它会头破血流”。在过渡阶段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生产。
这篇名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探讨》的文章在1968年底写完，张木生把他寄给了一位朋友。张很技巧性地用马列和毛的原话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结论，只是对当时宣传的典型进行了抨击——大寨的方法是奖懒罚勤，是大锅饭。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传，“张木生旋风”出现了。
文章震惊了高层，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来也说年轻人在相互讨论时说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公开的，就不要上纲上线。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红色风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击的，张被投进监狱，举报者是一位学生领袖。
与遇罗克、张志新不同，张木生只坐了8个月的牢。他并不否认这里面有家庭关系的影响，出狱后他在内蒙古大学读了书，那里的领导曾经是他母亲的部下。
他的父亲李应吉在运动中“自杀”，张木生回忆说父亲是外经贸委里红区党和白区党斗争的牺牲品。父亲从楼上跳下来之前，和他谈过话，情绪很正常。检查遗体时，有人还发现衣服上明显有被人抓过的痕迹。
中南海与杜润生
1980年代，张木生进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成为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人。
杜润生是一位极具独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时，他的言论为陈伯达所厌恶。陈对毛泽东说，在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背后有一个摇羽毛扇的更可恶，就是杜润生。毛说我知道这个人，精通马列，善于结合实践，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发明。
毛专门把杜润生找去谈话，聊至高兴处还一起吃了红烧肉和臭豆干。在谈话很融洽时，毛泽东突然问了杜润生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你会支持谁。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什么错？可斯大林重工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却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大格局决定小环境，必须怎么干决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润生身边，围绕了一大群年轻人，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工作。尽管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当时却都能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
张木生对在农村组的经历十分怀念。8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思想上的洗礼，但普遍都有共识——中国必须改变。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必须沉到基层调研，只要没孩子，不管结婚与否都要在基层至少待半年。张木生回忆说：“上通红墙，下通工厂车间，下通农户。每次回来之后，在中南海里头的对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汇报，农村组提出为“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证粮食1280亿斤，剩下的放开市场，取消粮票。一位素来以解放思想闻名的最高领导人听闻之后，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中央认为1000亿斤就够了。年轻人拍案而起：“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说改就改。”领导人马上站起来，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出门之后，杜润生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
张木生依然对毛不理解，每次争论时，杜润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顾当时历史事件，张很困惑：“我一穷插队的干嘛想这些？”但杜要求他们这么想问题，国际、国内，换位思考。
杜润生一直教育这些年轻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这个世界能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们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别的怎么都不重要。”
当另老共产党员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写了文章回应，他说：“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张木生承认自己现在提出再举新民主主义，是受到了杜润生的影响（杜重提新民主主义也受弟子们影响，张就在十年前多次与杜讨论过“新”论）。2007年杜润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受政治风波影响，“三所一会”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张木生依然记得当时中央来人宣布的第一句话：“为了加强农业，中央决定撤销农研室。”他想说的是：“那5个一号文件谁能推翻？在中国起的作用谁能代替？近年投票选举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得票第一多的还是我们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会解散时，张木生已是司局级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国税务报》当总编，过了不久，经胡锦涛同志批准，被点将至西藏林芝地区当专员。
张木生自评喜欢把观点讲出来，但这里毕竟不是三所一会的时代。“我们官场的规矩要明白什么让你说，什么不让你说。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属于那个类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债，西藏当时在海南有巨额投资，张木生请陈小鲁帮忙一起讨债。等他回到西藏后，发现很难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在当地干部之间的纠纷处理上，他显得过于不听从领导指示，甚至与上级个别领导发生冲突。
两年驻藏结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职，并且与安徽一二把手谈好。组织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张木生拒绝了。他被组织部告知，如果拒绝就是离开了后备干部队伍，今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张木生的选择是回税务总局。
对于仕途，他说：“我们在处理很多干部的问题上，就是武大郎开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按刘源的话，以前毛主席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地委书记，而我们现在选干部就跟拍瓜一样，他说熟就熟，结果一切发现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成为张木生理论的标签，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开始论述新民主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的言论被多方关注，却罕见有分量的回应，虽然张黎上将、左中右代表人物都与他在卫视上有对话，但都无最高层的媒体参加。《炎黄春秋》主编吴思撰文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这与张木生核心观点形成了鲜明比对，张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世界上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对于国际媒体热议的“龙象之争”，他反问：“中国愿意当印度吗？”
很多人关注张木生，是把他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一位观察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政治运作的重点在于先获取权力，再选择合适的理论。张木生的理论代表了很多红二代的思想，但以此为根据推断日后政治趋势，则是判断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评者一样，张木生对当下社会矛盾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个各方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刻，张木生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书生论政还是成为某种行动的纲领，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切。
对话张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过在农研室工作的经历，尽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取得这么高的共识，周其仁、王小强等人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张木生：“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我还略大一点，在冷战中成长，在“文革”中启蒙。只有在“文革”这种状态下，读书的范围可以大大超过学校教育，而且都是兴趣读书，无聊读书。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无人读禁书，也就只有那时候农村能做到，黄泥小屋，油灯一盏，思维能力、记忆能力都达到最强。读闲书说闲话，纵论天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农村没人管。这个环境对大多数知青没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达到这个真实性。
另外，这一部分人都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工，然后读大学，进入最高科研机构。“文革”一完是什么情况？地主和右派还没摘帽，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没有全解放，“文革”带给大家的创伤是共同的，大家都认为中国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问题意识非常强的，共识就是3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认同。顺着“文革”后反左的惯性思维，闻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三所一会能够保留，这3条会更平稳推行？
张木生：历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后来国企改革，允许两次调账，允许民营和外资用那么低的价格就能买下国企。陈发树能拿80亿做慈善，但当时他融资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钱。现在双汇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账，就变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会存在，绝对不会存在这些情况。农村也不会出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
人物周刊：你是红二代，你的父亲在“文革”中深受打击，你也曾经进入监狱，对于毛，你的个人感情是什么样的？
张木生：要说对毛苦大仇深的，没有谁比刘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几岁进监狱，下乡挨斗，最惨的时候没粮食吃观音土，浑身浮肿，他给邓颖超写信，邓看见了拉了一把，接到北京治病，然后当工人。但是他从80年代短缺经济时代开始，给李敏李讷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纪，王光美亲自出面，把两家人拉到一起聚。这都不是个人感情，这是一种大情怀，拿自己的工资给插队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这是真刘源。
刘源亲自把林豆豆从河南解放出来，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们和林豆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你父亲‘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正面解释，但是‘文革’中你父亲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员，在九大时才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刘源是大眼光看问题，也认为超越左右、坚持新民主主义论、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超越左右共同点就是大家还想重塑共产党的法统、道统和领导的先进性，在这个共识点上左右各有借鉴和拒绝的地方，也是我们对毛的态度。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们这一代人有自己血缘上的父亲，但精神上的父亲是毛？
张木生：我是这么看的，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庚子赔款，相当于当时12年的财政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美国看明白——再继续这么干下去，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美国人不要这个钱了，建协和医院，盖清华大学，培养接班人，实践证明美国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让小农市场经济下大一统的老大帝国走向工业化。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重新聚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从没统一过军阀，雅尔塔协议是抗战后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参与的重新瓜分中国，能把这个民族挽救到打韩战打越战的水平，你不佩服他不行。
一边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边搞经济建设，一直到1956年，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这都是新民主主义指导下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和过渡措施基础上发展来的。现在大家研究新经济政策，只研究经济方面，不研究列宁对苏联制度的设计。
用列宁的话来说，斯大林主持书记处的这些年已经把俄国搞成了最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体系，这是不允许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进一步，退一步》、《论工农检察院》、《论工会作用》、《论粮食税》、《论俄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说中央组织局、书记处、苏维埃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列宁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只是中央委员，3部分平衡的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下，书记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3个平行机构互相制衡。《论合作制》讲一人一票，《论粮食税》讲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论国家资本主义说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入口处，国有企业都不是社会主义，列宁都能讲到这种程度。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在当下中国有多大的可实施性？
张木生：现在左到“乌有之乡”，右到《炎黄春秋》都能存在。有人做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吴思说台湾还是成功的。我说台湾如果能叫民主，那“文革”叫大民主就当之无愧了。陈水扁贪污17个亿，连手纸都可以进国务机要费，那个东西叫民主？
不能光看形式，杀人最多整肃最严的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也是蒋经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得具体来讲。
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但三点要注意：第一得讲逻辑，孙中山也和黑白两道关系好着呢。也不能说孙中山就不是先行者了，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不能说他不是给劳苦人民说话了。
第二得讲因果，《共产党宣言》从发表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他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实现，但是他帮着资本主义大大改善了。
第三得还原到具体历史实证。陶涵、杨天石写蒋介石如何好，可是蒋到了解放战争最后3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跟他走了，连第三条道路都不坚持了，都跟共产党走。最典型的就是中研院，最后真去台湾的就6个，去香港和美国的有几个，剩下六十多个全留在共产党这边了。为什么连陈布雷、傅作义的孩子都加入共产党了，还有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你必须要还原到当时历史现实。
人物周刊：中研院六十多个院士、傅冬菊、陈琏的结果什么样，我们都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梦想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就是乌托邦了。
张木生：他们的梦想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党的领袖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做的选择。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条件是没有冷战，是一球两制，可一有冷战就有了“一边倒”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搞不下去。一个特别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一步步越来越左，最后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这不是喜剧，是悲剧，就像斯大林的路势必要走到社会帝国主义。
个人的悲剧是个人的，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历史的前进就是这样子，个人有大量牺牲，中国一句古话“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一点不耽误历史前进的步伐。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挨了整，就说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就能说明《色戒》是非常正面的片子，丁默邨、周佛海当汉奸就对了。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党带着群众发展资本主义？
张木生：就是毛自己的定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这就是延安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为什么能设计出新民主主义，因为当时国共之争的背后是苏美之争。毛超越了他们，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他亲笔题词：我们将来建立的民主社会，相信美国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这样的新中国。
这可以看出来，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毛想搞一个等距离，当时有这个国际环境。七届二中全会时，他感觉到这个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一边倒。苏联离我们近，美国是不能选的，因为冷战开始了。毛在只有他和彭德怀两票的情况下，逐步说服大家要打韩战。最后我们打平就是胜利，我们拿到了苏联给的156个项目，这是我们全面建设的基础。
毛打珍宝岛，请来尼克松谈宇宙观和哲学问题，最后谈出人有两只手，让他一只手拉着中国，一只手对抗苏联。
毛是一个大国际主义者，没有请来尼克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然你对谁开放去？朝鲜可是80年代达到过人均GDP八百多美元，那时候我们才一百多美元。他们的城市化率65%，粮食、海产品和矿产还能和俄罗斯远东换化肥和石油。他们现在呢，没化肥没石油，什么都开不动，粮食跌到了原来产量的40%，又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东北经济圈，所以必然倒霉。
很多东西复杂得要命，不能讲好人坏人的故事，不能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历史不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央企有这么多的钱，可以把工农群众重新拉回来，该如何实施？
张木生：关于央企不是我的理论，是列宁的话——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真正的入口处，首先是生产力最先进，然后是可以保证统计和监督，就能把利润重返给最穷的这部分人。
央企看谁来动，你动不了，我也动不了。如果说将来的主要领导要动，能不能动？别说动一两个了，全都能动。现在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那就按照邓小平说的继续往下走。
2049年之前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贫富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能搞得太晚，这可都是小平同志谈话留下来的。
小平同志还说过，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会比改革开放还难，但是难也要搞。拿什么搞，我觉得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要解决分配很简单，现在已经积累了100万亿的国有资产，100万亿的银行资产，中国要解决下一步经济大发展的问题，就在于还有70%的穷人，他们是最大的战略纵深和潜在市场，甚至是我们地缘政治都离不开这个国内基础，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
如果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同基金，分给13亿人，但是不许卖不许转让股份，每年分利益。富人也能有一份，但是你只能破产的时候才能用这份。如果能够把70%的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社保、公租房低水平解决了，那至少就能把70%的人拉到执政基础下了。中国就还有20-30年的高速发展。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从经济上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要从央企下手？
张木生：不光是央企，对待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肯定要让利，不能收这么高的税。现在民营企业解决了7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但他们现在最困难，贷款受限制，输入性通货膨胀来了之后，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都在上涨，利润越来越薄，民营企业在空心化，资产在虚拟化，温州为代表，危机呀！你一定要给他们好的出路啊。
要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团结这些人，是领导和驾驭你的发展。工会可以替工人去谈判，农会向联合体经济发展，完全变成一人一票，就像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的，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啊？完全可以实现。
央企存在的合法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对称的，就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把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央企不需要卖，股份制就行了。人人有股，很简单，都是老祖宗设计好的。
人物周刊：根据你的解决方案，我和您有了同样一份大小的共同基金，人民有了钱，是否就能够重塑政党合法性呢？
张木生：列宁设计合作制的时候，最高领导也是一人一票。日本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一个党，然后分两派，就把制衡问题在内部解决了。我在新加坡感受很深，知识分子随便骂李光耀，可是出租汽车司机不干，他解决了居者有其屋，一个问题就把老百姓的心给摆平了。香港在殖民统治下解决了廉政问题，这些东西共产党怎么不能搞？
我们只是说新民主主义土生土长的，是我们自家的，是老祖宗发明的。逐步增加内容解决问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与时俱进，怎么就不能重塑合法性？
张木生：中国什么东西都能打倒，就两个东西打不倒，一个是强国梦，一个是人民大爷，老百姓涓涓细流非常可爱，可是汇成洪流从政治或宗教闸门冲出来，那就是洪水猛兽。载舟覆舟不是唐太宗讲的，从《史记》就提出来。人民群众也不能膨胀啊。强国梦和既得利益集团一致会害中国，中国还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再打几十年太极拳，直到发达国家自己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都不会结束。
人物周刊：你提出，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在人大扩大非党员和非干部的比例，这是解决民主的路径么？
张木生：当然。胡润统计过，126个10亿级的富翁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农民代表，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只有3个人，这个结构不需要调一下么？
中国这么发达的网络，但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银行、财政、税务、海关、公安，各搞各的，一个金税工程就大几百亿了，为什么不能弄一个统一的平台啊，为什么大规模现金就这样交换啊。数字化管理是黄仁宇所说的现代化最基本的标志，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
就是因为形成利益集团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换了领导的思路，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所以判断中国搞不了普世价值，是这个世界的大格局教育了我，学普世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分裂成七块八块，而且还得和平分裂，还不能打起来、打起来就是黄祸。
谁不知道平等自由博爱人权好啊，真要实行起来得有这个本啊，你干不成，所有试的国家都试了一圈不行，一定得找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们的民主一定要超越他们的民主，也不能搞成毛泽东的大民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搞要慢慢研究，先解决挨打，又解决了挨饿，民主的问题慢慢来，现在可以提上日程了。西方的平等是上帝之下众生平等，基督教新教的模式我们有么？我们普世的结果就是学成印度。印度现在还有40%到45%的人没吃饱饭，我概括就是一个低烈度的旧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没解决。
人物周刊：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独立参选人现象，你怎么看？
张木生：以后可以过渡到那一步，但现在不可以。如果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市场经济发展，允许资本主义再发展几十年，那必然要涉及到独立候选人资格和审查问题，到那时候，爱国主义总不能破吧，一条就够了。小平同志形象地说过，2049年之后中国也可以搞竞选。
我们共产党人最后是不要国家的，国家到一定阶段只执行经济职能，叫作半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写了。我们对民主要求比西方高得多，但这个过程有多长要看西方发展。
人物周刊：财产公开该怎么办？
张木生：当然可以，十八大以后必须得开始。形势比人强，你不这么干不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到此为止了。苏联垮了但是人家有那么好的生态底座，中国不行，垮了就全国大乱，碎片化的中国，黄祸、灾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官员和企业家联合执政是非常明显的，执政已经产业化，权力已经市场化，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已经到了黑帮化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有重庆模式。再这么下去不行了，要么同归于尽洪水滔天，要么逼出一条路来。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张木生：第一，最好不要叫重庆模式，重庆探索、重庆之路更好。重庆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复制，重庆代表的是中西内陆，东南沿海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第二，唱红是让大家回忆延安记忆，而不是“文革”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多的人、最廉洁的时期的回忆，他要回忆这个。打黑是让老百姓出气，这是一个现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重庆设计的制高点向东南亚辐射，支撑的是十大民生工程，地票制度是非常厉害的，给农民穿了一件防寒的衣服，600里之外秀山、彭县农民的宅基地都升值了8-12倍。他们是对现在巨大的行政不作为的挑战，这是薄成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这里纵论天下大事，外交内政无所不包，您依然在用人口和资源、大国关系、地缘政治这些词汇，这套语汇什么时候过时？
张木生：我在书里写了，敌人的概念是三天两头变化的，敌人也是人。他们所有好的东西，包括全球化、后工业时代革命的东西，我们接收起来，一点都不比他慢。
我们现在总工这一级才31岁，我们的发展能慢么？我们反对低碳，什么全球变暖，这一万年有4次温暖期，最高的一次比现在高5度，是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是三大文明圈形成期，最暖的时期都是人类发展最好的时期。
全球变暖，二氧化碳的作用才占0.12%，山体和海洋排放还占了二氧化碳90%。而且，变温最大的气体是水蒸气，这和人的活动关系甚小。他们搞的目的是为了卖碳指标，碳税，这个东西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节能减排、治理污染，而且我们要自己搞。现在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搞得很好。
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要拿到手，地缘政治也好，后工业时代也好，我们都清楚，但就是有一条：共产党要领导，工农联盟要做基础。
人物周刊：一个和我们行业息息相关的问题，媒体会开放么？
张木生：现在不会，但新闻法一定要出台，共产党的领导不变。
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一方面吃着垄断，所有大广告都得给它，自己私分收保护费，下面的人干好了就拿过来，就让人家吃点贴片费。我们也不能搞到像西方的那种植入性广告。民间媒体允许一定比例的存在，无非就是如此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就那么点声音还最后胜利了，关键是你能不能代表前进的方向。代表了就不怕，就硬气得多，要有这个胆识和魄力。没有的话就是你统治了一切也会完蛋，把一切资源交到你手里也是完蛋。
中国政治骗术大起底
（ 作者凌宸）
1，前几年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然而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早在1949，中国政府就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旧社会，成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后，才来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新中国”里不包含“新农村”吗？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若号称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共在几十年后才想起来建设新农村，那么请问这几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这群王八蛋！
2，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常看到中共牛皮哄哄的口号，比如什么“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商业大都市”之类，其无知与无耻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因为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非是用钢筋水泥盖起两座高楼大厦一样简单，而是要有一套健全公正的金融法制，廉洁无私的市场运作规则，股票交收，全民公平开放，不可以有内部交易，上市公司不可以上下其手搜括股民自肥。除此之外，社会的司法要独立，新闻要自由，经济要发达，还有拥有全球一流的影响力，才能保障一个国际级的金融中心成立与运行，对于这些必备要件，不知经常出国考察的领导干部懂不懂？有没有这些基本常识？以现在中国完全不自由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公平的社会发展，人治盛行腐败丛生的社会现状，二三线的小城市要做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岂不是要完全颠覆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的国际地位？无可救药的虚妄狂到恬不知耻的程度，假大空羊颠疯的再次发作，真他妈的让人惊奇。
3，平反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荒唐的事情，但居然有这么多国人对平反翘足而待梦寐以求，求之不得就抓耳挠腮，得到一纸文书则喜极而泣，实在让正常人啧啧称奇，誉为人类社会一大奇景毫不过份。因为从没有暴虐无道的凶手还可以居高临下施舍恩惠的道理，也从无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受虐者还要向施虐者寻找宽恕的理由，然而一大批中国人，却整日念念不忘平反这个，平反那个，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而且还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居多，人格堕落到如此不堪，让人见之而觉悲凉。更何况中国的平反，绝不是出自于对罪恶的真心反省与忏悔，而是利益的交换与妥协，不知此种平反要来做什么？胡耀邦平反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华国锋平反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也平反过文化大革命成亿上万的浩劫冤魂，可是每一次平反，阻挡后来的悲剧发生了吗？前事成为后事之师了吗？稍有独立思想之人，绝不在此种政治圈套中沉沦，但无数中国人居然乐此不疲，奔走呼号，如同拉磨的蠢驴一直乖乖转个不停，眼睛里闪动着天愁地惨的宿命观，终生匍匐在奴隶主的脚下，却从来不曾想到过反抗，中国人奴性之深之重，就算抽烂一万条鞭子也抽不醒。
4，所谓富有小农中国特色的“选举”，诚如香港作家陶杰所言，其候选人通常只有一名——最多配两个打酱油的龙套，进行一场大礼堂的舞台亮相后，最后自动当选，然后是一批农家大妈出来跳扭秧歌，牵着一头牛，牛的头上盖一块红布，一群大叔头戴白巾，敲锣打鼓，庆祝咱们村子里，终于实现了“人民民主”，有了一位“领导人”。
5，中国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屡吹屡破，屡言屡假，不仅已跌破到三岁小孩都已熟知的狼来了的水平，更沦落到街头贩售机卖出的一包避孕套。但正常人是用完即弃，而中国政府却是用过还要珍藏起来，等到需要时拿出再用，完全不顾套内还存积着前任及前前任留下的体液与精液，散发着一股催人呕吐的恶臭，如此亲疏无别打成一片，也真他妈的举世罕见。但更可笑的是每一位上场时都还郑重其事地套在自己身上，信誓旦旦又要让中国人民经历一场天崩地烈的政治性高潮，却忘记自己早已失去了性功能。
6，台湾作家柏杨说过，大学的学系，绝对没有一科是为了断送一个年轻人的前途而设的。然而在中国，不但大学学系，就连大学本身，以至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稚园，全是为葬送年轻人的前途而设。因为教育的目的，是开启思维，培养德育，传授知识，明辩事理，知晓善恶，而中国的教育，空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除实行的纯粹是奴才教育，愚民教育外，更以教育为敛财工具，学生为赚钱对象，拼命进行压榨。钟祖康先生言，“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实乃是一针见血之见。资中筠老先生对此现象深感忧虑，感叹“以中国今日的教育制度，人种都会退化。”但是对不起，对此议我强烈反对——岂只是要退化，现在就已退化得惊人。
7，所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类，纯属是自大狂的意淫与马屁精的吹捧相聚而成的产物。美国两百年来，从未有“华盛顿思想”、“林肯理论”、“罗斯福主义”，英国也无“撒其尔夫人路线”、“丘吉尔模式”，法国也没有“戴高乐学说”、“密特朗观点”，但别人之文化、素养、格局、眼光及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不知比这些土八路高出多少倍，尚且虚怀若谷谦虚谨慎，难道你真能指望这一众土包子能写出高瞻远瞩的理论，鞭辟入里的思想？如果真有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饿死几千万的大饥荒？为什么会有摧残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为什么有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岂不是在开国际玩笑。然而看着中共自编自导弄出来的伪学术名词，居然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在里面摸来滚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做出种种吮痈舐痔寡廉鲜耻的丑行，又有这么多官员口是心非的奉之为精神圣经，顶礼膜拜曲意迎逢，让人不心生鄙视，可能吗？
8，中国政府爱对国民哭穷，发展教育没钱，投资医疗没钱，改善民生没钱，总之事事捉襟见肘，右支右绌，时刻摆出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脸，不明就里的还真以为他们心怀大众劳苦功高，然而事实果真如何吗？据中国政府自己发表的统计，仅每年外流的赌金，就高达六千亿人民币，这能叫做没钱？每年高达上万亿的三公消费，这也叫没钱？还有每年慷慨解囊的国际外援，统计下来也是天文数字，还敢说没钱？且还不说被中共官员招权纳贿中饱私囊的贪污所得，仅把这些台面上的明账，拿来设立社保公积金，改善自然环境，增加医疗待遇，投资国民教育，发展科学研究，强化社会福利，超英赶美则不再是神话，终将成为国际一流强国，什么和谐社会，小康国家，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这些王八蛋吹水一流，演技精湛，实际上个个只顾巧取豪夺吸血自肥，或吸金完毕移民国外，对于自身应尽之职责，不是置若罔闻就是熟视无睹，以至遇上天灾人祸，都要发动民众捐款来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但看看他们那养尊处优的一身肥膘，富到流油的红光满面的嘴脸，还敢说缺钱？缺你老母呀!
9，中国政治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权力之争，因西方政治无论左右，经由近现代文明的洗礼，皆认同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权力制衡等一系列基本规则与理念，所异之处，无非是在税收、移民、外交、堕胎、社会福利等治国策略上有着方向的不同或程度的差异。而中国政治，无论如何包装以“共和”之名，打扮“人民”之义，在千年帝皇文化心理的层层熏染下，说穿了还是传统的宫庭政治，心魔处处鬼影幢幢，特点便是一味的嗜权、滥权、恋权、专权，对权力的至绝迷恋孕育出无穷的贪婪、腐败、暴行、谎言，为此可以践踏一切良知公义，蔑视一切普世价值，破坏一切游戏规则。这一点，不仅在1949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已可证明，即是这两年在中国鼎鼎大名而今看来就是一则笑话的“重庆模式”亦可证明。打着左派旗号倡导平等、共同富裕、民生大计的运动不过就是一场争权夺势的传统戏码，至于今日的右派，经过北京爷们儿几十年的驯养与阉割，其政治理念与胆魄绝不可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同日而语，早已思想太监化，人格奴才化，心灵市场化，所以中国当下之政争，说穿了没有左右，只有打着左右旗号的权力之争。左右之争？太看得起他们了，我绝不相信利字当头的中国人已进化到谈政治理想的境地。
10，中国政府的开发，不过是一场生态的破坏，外加一场敛财的狂欢。房屋尽情推倒，树木任由砍伐，矿产恣意挖掘，良田随便糟蹋，绝无长期的发展规划，也无济民的半点热忱，等到赚得盆满钵满，脑满肠肥，才会拍屁股走人，转移至下一个目标，只留下一堆山穷水尽的烂摊子，丢给当地人慢慢去解决。上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人立德说“中国人永远像煌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这句话用于中国官员身上，实在是太恰当了。
11，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人权从来都是指人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而非指吃喝拉撒睡的动物特性。中国政府一再向全世界诡辩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只能得出中国政府把中国人当成猪来养这一铁打的事实。
12，多难兴邦这种冷血词汇，在一国政要的发言中脱口而出，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不可思议。因按着正常的逻辑，多难的最大可能，应该是祸邦亡邦，绝非是兴邦；而兴邦的前提，则是少难或无难。如今把多难与兴邦捆绑在一起，无疑创造出“善良杀人狂”、“美好集中营”、“模范贪污犯”之类诡异的词汇，而一想到这么荒唐的词语还能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并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国家不可谓不是极度的古怪离奇。
13，凡中国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必有“领导指示”四字金语，让人备感好笑。因为无论抢险救灾，还是突发状况，是各级政府理应履行的职责，必该处理之工作，为何非要本国最高领袖亲自“指示”后，才可以起身做事？难道最高领导人不发话，一众奴才就只知道干瞪眼，空着急？或者可以夜店K歌，酒楼吃饭，舞厅漫步，夜店搞小姐，直到领导指示下来，才开始恢复公务员原形开赴到现场？真他妈的荒唐到极点。不错，“领导指示”四字，潜台词无非就是首长们把小民时刻系挂于心，关怀备至，一有风吹草动，天灾人祸，正是表现忧国忧民的感情之际，即做政治骚的黄金时刻，流几滴鳄鱼眼泪及装模作样地发表几句老掉牙的八股讲话，以赢得一众愚民的感恩戴德及感激涕零。但请问如果非要等领导们做骚出“严重关切”、“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之类屁话后，才开始倾巢而出去抢救，那么这通口水会浪费多少宝贵时间，会耽误多少救援机会，牺牲多少可救人命？难道登台亮相树形象捞民意的面子工程，比人命还珍贵麽？更为可笑的是凡民主国家，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在职官员轻则问责下台，重则受法律审判，而在中国却成为领导人好大喜功之最佳表演时机，由此即可知中国官员之胡地胡地胡作非为，已到何种骇人听闻之境地。
14，中国人把官员称之为领导，这种称呼最为犯贱，不仅称呼之人有着自甘下贱阿谀逢迎的奴性，被称之人也有着前呼后拥高高在上并光宗耀祖的快感，顺理成章便发展成一呼百诺作威作福的心理。但以常识来看，明明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公仆，明明就是该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职业，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领导可言？中国人动不动就说“领导有意见”、“找领导说一说，想想办法”、“听从领导安排”之类，好像如果没有“领导”教他们怎样吃喝拉撒，教他们处理这个安排那个，就像丧家狗回不了家一样，实在让人绝倒。更何况中国所谓的领导，贪污腐败吃喝嫖赌花天酒天，五毒俱全，几乎个个是一等一的人渣，把这些人称之为领导，真不知道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样。曾领导英国人战胜纳粹复又被英国人赶下台的邱吉尔有句名言：“对领袖残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征。”但问一问那些久跪难起的中国人能理解吗？他说不定会瞪着一双小眼睛，嗫嚅着这个问题也要请示领导呢。
15，中国政府经常声称屡屡遭受西方国家霸权主义的歧视与白眼，以致“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官员不也常对来访的外国政要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西方议会式民主”吗？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中国人素质低”，自甘下贱到反智低能的地步，那么又何以能怪别人待你不好，对你不公呢？既然你自己都示蠢示弱在前，又何以怪别人欺凌欺侮在后呢？既然你自己都从心底里看不起自己，自我歧视，那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以平等视之呢？“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句中国名言，中国政府扪心自问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但以现在的政治智商，我看也未必能学出什么来，只见其逻辑混乱思维荒唐，自相矛盾地啪啪往自己脸上煽耳光，令人失笑喷饭满案。
16，凡中国高官大义凛然慷慨陈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必毫无例外引发台下阵阵感激涕零的掌声。只是一众石化的小脑袋能不能想到，引用古代社会君臣礼法的的名言到现代社会的政治，是不是很错位？不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古代形容一位诸葛亮似的清官能臣，确实十分合适。但毕竟已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商业社会市场经济，请问没有利益交换，他会给你鞠躬到尽瘁？拜托诸位中国人，用用大脑吧。至于死而后已，更是荒唐，美国总统再能干，现在也只能连任两界，任期八年，然后就请你滚蛋。法国总统任期从七年改为五年，虽可连任，但也不会是终身，其余英德意西等国大体都是如此。而中国高官一句死而后已，明明是恋栈权力不肯放手，恨不得掌权至咽气之时，却摆出一副道德真君的脸谱，让人恶心不已，诚属寡廉鲜耻之楷模。但请问，如果人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年轻人还要不要上位？如果人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进入老年阶段，生理变化及诸病齐发，神智模糊意识混乱，发出的荒唐政令还要不要听从执行？一句温情的废话，居然还这么有市场，很奇怪，两千年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思想上拒绝进入二十一世纪。
17，香港作家陶杰言，在中国社会，因为经由政府长期的精神摧残及思想管控，常常有极为可笑的矛盾事情出现。比如一场节庆晚会，大事庆祝，是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固然有理，低调从简，则又是“戒除浮夸”，回归务实，也一样正确。那么一场庆典到底是铺张是对，还是从简正确？从来没有理性的思考，只视乎屁股和脑袋的错位。总之，中国人的政治诡诈，无论是太阳升起，还是太阳下山，颠黑倒白，都有一番狡辩之词。另外再加上中国社会好患上集体失忆症，更是无可救药。例如今天开大会批邓、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明天欢呼总设计师、拥护改革开放，是同一批奴才与蚁民，无人须为昨天的盲从和亢奋负责。反正五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基本价值观的左颠右倒、混是淆非，生活得虽然人格分裂精神错乱，倒也自得其乐。但胡混到今天这一步，每一位中国人即使不为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下一代想想：六十年来，中国人民自称解放，翻身起来当家作主，却又是镇压地主，镇压右派，又是文革，号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死人亿万，今日却换来道德沦丧信仰迷失文化毁灭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全人类怪胎社会，一个乌烟瘴气的地狱中国，当初所谓的革命，所谓何来？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1，前几年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然而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早在1949，中国政府就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旧社会，成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后，才来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新中国”里不包含“新农村”吗？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若号称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共在几十年后才想起来建设新农村，那么请问这几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这群王八蛋！
2，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常看到中共牛皮哄哄的口号，比如什么“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商业大都市”之类，其无知与无耻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因为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非是用钢筋水泥盖起两座高楼大厦一样简单，而是要有一套健全公正的金融法制，廉洁无私的市场运作规则，股票交收，全民公平开放，不可以有内部交易，上市公司不可以上下其手搜括股民自肥。除此之外，社会的司法要独立，新闻要自由，经济要发达，还有拥有全球一流的影响力，才能保障一个国际级的金融中心成立与运行，对于这些必备要件，不知经常出国考察的领导干部懂不懂？有没有这些基本常识？以现在中国完全不自由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公平的社会发展，人治盛行腐败丛生的社会现状，二三线的小城市要做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岂不是要完全颠覆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的国际地位？无可救药的虚妄狂到恬不知耻的程度，假大空羊颠疯的再次发作，真他妈的让人惊奇。
3，平反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荒唐的事情，但居然有这么多国人对平反翘足而待梦寐以求，求之不得就抓耳挠腮，得到一纸文书则喜极而泣，实在让正常人啧啧称奇，誉为人类社会一大奇景毫不过份。因为从没有暴虐无道的凶手还可以居高临下施舍恩惠的道理，也从无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受虐者还要向施虐者寻找宽恕的理由，然而一大批中国人，却整日念念不忘平反这个，平反那个，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而且还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居多，人格堕落到如此不堪，让人见之而觉悲凉。更何况中国的平反，绝不是出自于对罪恶的真心反省与忏悔，而是利益的交换与妥协，不知此种平反要来做什么？胡耀邦平反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华国锋平反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也平反过文化大革命成亿上万的浩劫冤魂，可是每一次平反，阻挡后来的悲剧发生了吗？前事成为后事之师了吗？稍有独立思想之人，绝不在此种政治圈套中沉沦，但无数中国人居然乐此不疲，奔走呼号，如同拉磨的蠢驴一直乖乖转个不停，眼睛里闪动着天愁地惨的宿命观，终生匍匐在奴隶主的脚下，却从来不曾想到过反抗，中国人奴性之深之重，就算抽烂一万条鞭子也抽不醒。
4，所谓富有小农中国特色的“选举”，诚如香港作家陶杰所言，其候选人通常只有一名——最多配两个打酱油的龙套，进行一场大礼堂的舞台亮相后，最后自动当选，然后是一批农家大妈出来跳扭秧歌，牵着一头牛，牛的头上盖一块红布，一群大叔头戴白巾，敲锣打鼓，庆祝咱们村子里，终于实现了“人民民主”，有了一位“领导人”。
5，中国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屡吹屡破，屡言屡假，不仅已跌破到三岁小孩都已熟知的狼来了的水平，更沦落到街头贩售机卖出的一包避孕套。但正常人是用完即弃，而中国政府却是用过还要珍藏起来，等到需要时拿出再用，完全不顾套内还存积着前任及前前任留下的体液与精液，散发着一股催人呕吐的恶臭，如此亲疏无别打成一片，也真他妈的举世罕见。但更可笑的是每一位上场时都还郑重其事地套在自己身上，信誓旦旦又要让中国人民经历一场天崩地烈的政治性高潮，却忘记自己早已失去了性功能。
6，台湾作家柏杨说过，大学的学系，绝对没有一科是为了断送一个年轻人的前途而设的。然而在中国，不但大学学系，就连大学本身，以至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稚园，全是为葬送年轻人的前途而设。因为教育的目的，是开启思维，培养德育，传授知识，明辩事理，知晓善恶，而中国的教育，空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除实行的纯粹是奴才教育，愚民教育外，更以教育为敛财工具，学生为赚钱对象，拼命进行压榨。钟祖康先生言，“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实乃是一针见血之见。资中筠老先生对此现象深感忧虑，感叹“以中国今日的教育制度，人种都会退化。”但是对不起，对此议我强烈反对——岂只是要退化，现在就已退化得惊人。
7，所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类，纯属是自大狂的意淫与马屁精的吹捧相聚而成的产物。美国两百年来，从未有“华盛顿思想”、“林肯理论”、“罗斯福主义”，英国也无“撒其尔夫人路线”、“丘吉尔模式”，法国也没有“戴高乐学说”、“密特朗观点”，但别人之文化、素养、格局、眼光及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不知比这些土八路高出多少倍，尚且虚怀若谷谦虚谨慎，难道你真能指望这一众土包子能写出高瞻远瞩的理论，鞭辟入里的思想？如果真有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饿死几千万的大饥荒？为什么会有摧残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为什么有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岂不是在开国际玩笑。然而看着中共自编自导弄出来的伪学术名词，居然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在里面摸来滚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做出种种吮痈舐痔寡廉鲜耻的丑行，又有这么多官员口是心非的奉之为精神圣经，顶礼膜拜曲意迎逢，让人不心生鄙视，可能吗？
8，中国政府爱对国民哭穷，发展教育没钱，投资医疗没钱，改善民生没钱，总之事事捉襟见肘，右支右绌，时刻摆出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脸，不明就里的还真以为他们心怀大众劳苦功高，然而事实果真如何吗？据中国政府自己发表的统计，仅每年外流的赌金，就高达六千亿人民币，这能叫做没钱？每年高达上万亿的三公消费，这也叫没钱？还有每年慷慨解囊的国际外援，统计下来也是天文数字，还敢说没钱？且还不说被中共官员招权纳贿中饱私囊的贪污所得，仅把这些台面上的明账，拿来设立社保公积金，改善自然环境，增加医疗待遇，投资国民教育，发展科学研究，强化社会福利，超英赶美则不再是神话，终将成为国际一流强国，什么和谐社会，小康国家，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这些王八蛋吹水一流，演技精湛，实际上个个只顾巧取豪夺吸血自肥，或吸金完毕移民国外，对于自身应尽之职责，不是置若罔闻就是熟视无睹，以至遇上天灾人祸，都要发动民众捐款来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但看看他们那养尊处优的一身肥膘，富到流油的红光满面的嘴脸，还敢说缺钱？缺你老母呀!
9，中国政治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权力之争，因西方政治无论左右，经由近现代文明的洗礼，皆认同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权力制衡等一系列基本规则与理念，所异之处，无非是在税收、移民、外交、堕胎、社会福利等治国策略上有着方向的不同或程度的差异。而中国政治，无论如何包装以“共和”之名，打扮“人民”之义，在千年帝皇文化心理的层层熏染下，说穿了还是传统的宫庭政治，心魔处处鬼影幢幢，特点便是一味的嗜权、滥权、恋权、专权，对权力的至绝迷恋孕育出无穷的贪婪、腐败、暴行、谎言，为此可以践踏一切良知公义，蔑视一切普世价值，破坏一切游戏规则。这一点，不仅在1949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已可证明，即是这两年在中国鼎鼎大名而今看来就是一则笑话的“重庆模式”亦可证明。打着左派旗号倡导平等、共同富裕、民生大计的运动不过就是一场争权夺势的传统戏码，至于今日的右派，经过北京爷们儿几十年的驯养与阉割，其政治理念与胆魄绝不可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同日而语，早已思想太监化，人格奴才化，心灵市场化，所以中国当下之政争，说穿了没有左右，只有打着左右旗号的权力之争。左右之争？太看得起他们了，我绝不相信利字当头的中国人已进化到谈政治理想的境地。
10，中国政府的开发，不过是一场生态的破坏，外加一场敛财的狂欢。房屋尽情推倒，树木任由砍伐，矿产恣意挖掘，良田随便糟蹋，绝无长期的发展规划，也无济民的半点热忱，等到赚得盆满钵满，脑满肠肥，才会拍屁股走人，转移至下一个目标，只留下一堆山穷水尽的烂摊子，丢给当地人慢慢去解决。上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人立德说“中国人永远像煌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这句话用于中国官员身上，实在是太恰当了。
11，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人权从来都是指人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而非指吃喝拉撒睡的动物特性。中国政府一再向全世界诡辩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只能得出中国政府把中国人当成猪来养这一铁打的事实。
12，多难兴邦这种冷血词汇，在一国政要的发言中脱口而出，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不可思议。因按着正常的逻辑，多难的最大可能，应该是祸邦亡邦，绝非是兴邦；而兴邦的前提，则是少难或无难。如今把多难与兴邦捆绑在一起，无疑创造出“善良杀人狂”、“美好集中营”、“模范贪污犯”之类诡异的词汇，而一想到这么荒唐的词语还能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并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国家不可谓不是极度的古怪离奇。
13，凡中国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必有“领导指示”四字金语，让人备感好笑。因为无论抢险救灾，还是突发状况，是各级政府理应履行的职责，必该处理之工作，为何非要本国最高领袖亲自“指示”后，才可以起身做事？难道最高领导人不发话，一众奴才就只知道干瞪眼，空着急？或者可以夜店K歌，酒楼吃饭，舞厅漫步，夜店搞小姐，直到领导指示下来，才开始恢复公务员原形开赴到现场？真他妈的荒唐到极点。不错，“领导指示”四字，潜台词无非就是首长们把小民时刻系挂于心，关怀备至，一有风吹草动，天灾人祸，正是表现忧国忧民的感情之际，即做政治骚的黄金时刻，流几滴鳄鱼眼泪及装模作样地发表几句老掉牙的八股讲话，以赢得一众愚民的感恩戴德及感激涕零。但请问如果非要等领导们做骚出“严重关切”、“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之类屁话后，才开始倾巢而出去抢救，那么这通口水会浪费多少宝贵时间，会耽误多少救援机会，牺牲多少可救人命？难道登台亮相树形象捞民意的面子工程，比人命还珍贵麽？更为可笑的是凡民主国家，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在职官员轻则问责下台，重则受法律审判，而在中国却成为领导人好大喜功之最佳表演时机，由此即可知中国官员之胡地胡地胡作非为，已到何种骇人听闻之境地。
14，中国人把官员称之为领导，这种称呼最为犯贱，不仅称呼之人有着自甘下贱阿谀逢迎的奴性，被称之人也有着前呼后拥高高在上并光宗耀祖的快感，顺理成章便发展成一呼百诺作威作福的心理。但以常识来看，明明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公仆，明明就是该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职业，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领导可言？中国人动不动就说“领导有意见”、“找领导说一说，想想办法”、“听从领导安排”之类，好像如果没有“领导”教他们怎样吃喝拉撒，教他们处理这个安排那个，就像丧家狗回不了家一样，实在让人绝倒。更何况中国所谓的领导，贪污腐败吃喝嫖赌花天酒天，五毒俱全，几乎个个是一等一的人渣，把这些人称之为领导，真不知道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样。曾领导英国人战胜纳粹复又被英国人赶下台的邱吉尔有句名言：“对领袖残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征。”但问一问那些久跪难起的中国人能理解吗？他说不定会瞪着一双小眼睛，嗫嚅着这个问题也要请示领导呢。
15，中国政府经常声称屡屡遭受西方国家霸权主义的歧视与白眼，以致“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官员不也常对来访的外国政要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西方议会式民主”吗？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中国人素质低”，自甘下贱到反智低能的地步，那么又何以能怪别人待你不好，对你不公呢？既然你自己都示蠢示弱在前，又何以怪别人欺凌欺侮在后呢？既然你自己都从心底里看不起自己，自我歧视，那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以平等视之呢？“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句中国名言，中国政府扪心自问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但以现在的政治智商，我看也未必能学出什么来，只见其逻辑混乱思维荒唐，自相矛盾地啪啪往自己脸上煽耳光，令人失笑喷饭满案。
16，凡中国高官大义凛然慷慨陈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必毫无例外引发台下阵阵感激涕零的掌声。只是一众石化的小脑袋能不能想到，引用古代社会君臣礼法的的名言到现代社会的政治，是不是很错位？不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古代形容一位诸葛亮似的清官能臣，确实十分合适。但毕竟已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商业社会市场经济，请问没有利益交换，他会给你鞠躬到尽瘁？拜托诸位中国人，用用大脑吧。至于死而后已，更是荒唐，美国总统再能干，现在也只能连任两界，任期八年，然后就请你滚蛋。法国总统任期从七年改为五年，虽可连任，但也不会是终身，其余英德意西等国大体都是如此。而中国高官一句死而后已，明明是恋栈权力不肯放手，恨不得掌权至咽气之时，却摆出一副道德真君的脸谱，让人恶心不已，诚属寡廉鲜耻之楷模。但请问，如果人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年轻人还要不要上位？如果人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进入老年阶段，生理变化及诸病齐发，神智模糊意识混乱，发出的荒唐政令还要不要听从执行？一句温情的废话，居然还这么有市场，很奇怪，两千年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思想上拒绝进入二十一世纪。
17，香港作家陶杰言，在中国社会，因为经由政府长期的精神摧残及思想管控，常常有极为可笑的矛盾事情出现。比如一场节庆晚会，大事庆祝，是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固然有理，低调从简，则又是“戒除浮夸”，回归务实，也一样正确。那么一场庆典到底是铺张是对，还是从简正确？从来没有理性的思考，只视乎屁股和脑袋的错位。总之，中国人的政治诡诈，无论是太阳升起，还是太阳下山，颠黑倒白，都有一番狡辩之词。另外再加上中国社会好患上集体失忆症，更是无可救药。例如今天开大会批邓、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明天欢呼总设计师、拥护改革开放，是同一批奴才与蚁民，无人须为昨天的盲从和亢奋负责。反正五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基本价值观的左颠右倒、混是淆非，生活得虽然人格分裂精神错乱，倒也自得其乐。但胡混到今天这一步，每一位中国人即使不为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下一代想想：六十年来，中国人民自称解放，翻身起来当家作主，却又是镇压地主，镇压右派，又是文革，号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死人亿万，今日却换来道德沦丧信仰迷失文化毁灭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全人类怪胎社会，一个乌烟瘴气的地狱中国，当初所谓的革命，所谓何来？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温总理家人尚未回答的问题
作者徐开彬，美国宾夕法尼亚费城 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先生声称，纽约时报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的报道是“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纽约时报在近日的一篇报道中，记载了温先生家人积聚至少价值27亿美元资产的详情。被温总理的儿子温云松（英文名Winston
Wen）授权的两名北京律师，就该报道发表了一份声明。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政府和总理家人来说，还有一系列尚未回答的问题。
首先，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温先生亲属获取资产的途径提供了清晰证据。在进行调查之前，中国政府怎么能在报道发布的当天，就否认报道的真实性呢？毕竟，中国政府并没有否定这些证据的存在及其真实性。
其次，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抹黑中国”的时候，他显然认为批评温先生就是抹黑中国、温先生等同于中国。这种逻辑是明显有问题的。比如，我们能否说，批评奥巴马先生等同于“抹黑美国”呢？
第三，温先生家人所发表的声明太过含糊，并没有回答纽约时报的报道所关注的真正的问题。比如说，该声明称，“温家宝家人中部分成员没有从事商业活动。部分从事商业活动，但没有进行任何非法商业活动。他们不拥有任何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并没有说温家所有人都在从事商业活动，也没有说他们进行了非法商业活动。纽约时报只是报道了其亲属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不过，纽约时报确实曾提到，根据公司纪录，在温总理母亲名下，5年前有一笔投资的价值达到1.2亿美元。这份声明称其家人“不拥有任何公司的股份”，但是，在“不拥有”一词上使用的是动词现在时，这意味着它只告诉了目前的状况——他们现在不持有股份；它并没有否认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的内容——温先生的母亲和其他亲属在5年前曾持有大量平安股份。另外，这份声明是在认为温先生的母亲不是其家人吗？该声明本该回答这些问题，却没有回答。
第四，早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布之前，对
平安保险公司与总理夫人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就存在很多疑问。纽约时报披露，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泰鸿公司老板段伟红声
称，这些股份是她本人的，她用他人的身份证登记她的股份，是“为了隐藏自己持股的规模。”她说她不知道这些身份证是总理亲属的，她通过她自己的家属找到这
些身份证，纯碎是“巧合”。这种解释难以令人相信。既然段伟红说她自2000年就认识总理的夫人，她怎么会不知道总理近亲属的姓名呢？一个一般人怎么能获得总理亲属的身份证呢？即使我们相信段女士所说的，这也表明，总理的亲属了解他们的身份证用于了购买平安股份,
因为购买股份需要个人签字。但根据中国法律，将自己的身份证出借给他人是非法的，使用他人的身份证登记自己的股份
也是非法的。如果不是温的家人，谁能使得贵为国家总理的老太太干这种违法的事情呢？另外，正如一些网友指出的，温总理母亲的年龄也足以与段伟红的说法相矛
盾：平安股份于2007年在内地股市上市，当时温的母亲已经85岁，这个年龄的人，随时都可能去世；万一她突然去世，她名下的股份就成了其家人的遗产，借用她身份证的人怎么把钱要回来？谁会傻到做这种事呢？所以，可以肯定，段伟红在撒谎。
第五，尽管总理家属没有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但是，对他们来说，从事商业活动本身违反了党的纪律原则。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党内纪律就禁止高干家属在其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1997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其中第5条规定：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就以上原则的实施办法在第31条：
省、
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该领导干部管辖地区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的，领导干部应要求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限期
纠正。拒不纠正的，领导干部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上调整其职务，并比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既然温先生身为总理，那么全中国都在其管辖地区内，所有的商业领域也都在其业务范围内。这意味着总理的家人在中国不能在任何商业领域个人经商。但是，公开的商业纪录显示，总理的儿子在2000年创办了私人的优创科技有限公司，在2005年又创立了利润丰厚的私募基金公司新天域，后者已成为中国排名前三的私募基金，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例如，媒体曾广泛报道，新天域在2008年曾在一家名为“华锐风电”的风电能源公司投资7500万人民币（约1200万美元），到2011年1月华锐风电上市时，新天域在该公司的股份价值达到了108亿人民币（约16亿美元），相当于投资额的145倍。后来出于避嫌，他在2010年离开新天域加入国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但他在新天域仍有大量的投资。
显然，这些商业活动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生效之后。他的父亲，先是作为副总理（1998－2003年），接着是总理（2003－至今），既没有按照党的纪律原则阻止儿子经商，也没有按党纪原则在2000－2010年间辞职或由组织上调整其职务。
最后，该声明称：“温家宝从未在家人的经营活动中起任何作用，更没有因家人从事经营活动对他制定和执行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纽约时报的文章并没有说温家宝曾亲自干预，帮助家族成员的投资获得优待。文章只是指出，“在中国，国家在经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作为总理，温家宝管辖着众多政府官员，这些官员的决策可能会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命运起着重大作用。” 鉴于中国的裙带关系非常普遍，这当然是事实，这也是党阻止高干家属经商的主要原因。如果总理的家人经商，以温先生这样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肯定不必为家人亲自出面，但政府官员和富商们也会知道如何讨好其家人。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很多中国百姓经常谈到新天域的投资，特别是上文提及的在华锐风电公司的投资及其巨额收益。温总理曾在2007年9月7日访问华锐风电公司(这次访问被中国风能协会记载在《2007年中国风能大事纪》)，新天域则在2008年3月完成了对华锐风电的投资。此外，新天域在2006年12月对金风科技投资450万美元，温总理则在2007年8月19日访问了该公司（也记载在《2007年中国风能大事纪》），同年12月金风科技上市，新天域带着3.24亿的收益成功退出（见新天域投资介绍http://www.investide.cn/subject/nhfund/index.html）。这些事件之间也许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人们有理由表示担心。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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