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讓薄熙來活著出去”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首先介入薄熙來案調查的，不是司法機關，而是中紀委。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合著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詳盡揭露中紀委的黑暗面，該書引述一消息來源稱：“怎樣處理薄熙來案不重要；總之我們不會讓他活著出去。”

2013年4月出版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藉由內部文件、消息人士所透露的訊息，曝光海伍德案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中共的權力運作方式。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對《大事件》指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內戰時，面對武器裝備更精良的國民黨，中共的對抗方式就是地下工作與秘密行動。1949年後，中共成了執政黨，還是採用同一種方式來運作，如同一個地下組織一般。

中共所有的重要黨組織，如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聯絡部等部門，其大樓外都沒掛牌子、沒有門牌，公共電話無法打進辦公室，所有重大的決議都是由閉門會議決定的。

雖然中紀委不是一個法律機構，卻行使很多司法權。1980年代以來，中紀委查處貪污事件的權力越來越大，規模也不斷擴增，中紀委如調查一案件，法院最後都需聽從中紀委的調查結果，中紀委雖是一個黨內的機構，卻代替了法律的職能，《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對《大事件》表示，中國若想走以法治國的道路，這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中紀委以雙規的方式，在司法調查開始前就介入案件，有時還將嫌犯扣押在偏遠處，不讓其與自己的人脈接觸。分析家認為，這個作法是試圖不讓公眾獲知一些損害黨形象的細節，同時避免更高層的人受到牽連。

中紀委在調查時，也傳出以虐待等非法手段逼迫人招供之事。《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對《大事件》表示，中紀委如此的調查方式違反人權，它的很多作法，就是讓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它本身不是法律，但它的一些建議，又被法律所採用。”

在薄熙來案中，中紀委派出兩個調查團隊，一隊前往大連，一隊前往重慶，另有其他較小的隊伍前往香港和廣州蒐集證據。《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這些調查都不屬於司法程序的一部份，但能凌駕於任何司法程序之上。中紀委調查完成後，還能不顧司法獨立性，給出自己的量刑建議。

一旦中紀委取得滿意的供述後，受調查者的職位與黨資格通常會被撤銷，案件會送交檢查機關做即決審訊。2012年9月28日，薄熙來被開除黨籍和公職。2013年1月，新華社報導，2012年，紀檢監察機關處分縣處級以上幹部4698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幹部961人。薄熙來、劉志軍、黃勝、田學仁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已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全文將發在 《大事件》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政法系統成了幕後操縱黑社會的“大哥”

《內幕》特約記者林傑


周永康擁權傾一時公安部門腐敗黑暗

　　中共情報機關一般把情報人員分為五種：“朋友、聯絡員、信息員、密幹、派幹”。據孫思賢的文章披露，目前大陸以“朋友”身分為公安提供情報的人不下於300萬，每年開支不少於100億，而以“信息員”身分的人不少於100萬，全年開支也不低於300億。

　　周永康權傾一時之際，官方公布的中國刑事案件每年則以17～22％的幅度上升，公安部門成了民眾公認的最腐敗、最黑暗的部門。


  　　中國維權人士第一線親歷記錄《遭遇警察》。

　 研究中共政法委的孫思賢分析，中共政法系統與黑社會互相滲透，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由來已久。黑社會向民眾和民企收保護費，政法系統又向黑社會收保護費。中國那麼多公安局長，沒有哪個不和黑社會稱兄道弟，在酒桌上推杯換盞的！一般所認為的黑社會只是在前台行惡的“馬仔”，中共的政法系統才是在幕後操縱的“大哥”。如今是紅道與黑道共存共榮，兩者已經形成了一個血脈相連的共生體。

　　維權人士胡佳對《內幕》表示：“浦志強律師舉報中共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現實意義在於能警示現在政法委中各級手握重權者。周永康權傾一時，把政法委權力擴展到巔峰，實施維穩制度，成為國民承受的黨國酷刑。中共各級政法官員中，周永康是首惡。周的罪行完全可以在國際刑事法院以反人類罪向起訴控告。”

　　他進一步指出，中共各地的政法委書記，除了受到薄熙來報復正在重慶監獄服刑的饒文蔚之外，沒有一個是不該接受審判的，包括孟建柱。政法委這個機構每天的運轉就是在國家犯罪，它的職能就是侵民和枉法。它在保護著中共整體的特權專權利益和各級黨政官員的個體私利。它是專政屠刀，它在侵民枉法。有政法委存在，中國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司法獨立。

　　
　　2011年2月20日茉莉花集會草木皆兵。

北京鬼街血腥一幕：汉人藏人群殴 动用铁棒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3-05-16



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星期日在分享网站“优管” ， 上传一段汉族与藏族人街头群围的短片， 引起网友关注。北京著名小吃街-簋街（鬼街）日前发生汉人与藏人冲突事件，经营餐馆的汉人与藏人摊贩发生激烈打斗，双方举起铁棒埋身互殴，警察接报后及时制止，并带走多名藏人。

事发在星期日下午5时30分，簋街上有汉人和藏人不知何事发生暴力冲突，双方拿起铁棒互殴，举起桌椅和砖头互砸，多名藏族青年头部和身上有血迹，未几有一名藏族妇女疑太激动倒在地上，一名藏族女孩被吓得大哭，一名藏族大妈见双方打斗激烈，上前劝喻族人，但不果。

刚巧在现场的北京维权艺术家艾未未星期一网上披露称：“应是由于餐厅排斥藏民的饰品摊贩引发的，路过时已经有几个藏民满头是血了。”

他指现场4名警察执法时很克制，只不断拉开藏人一方，藏人原本冷静几分钟后又再向店铺扔砖头，最后有警察来支援才制止他们。

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猥亵幼女案调查过程如罗生门般诡异

“第22条军规”中国版 惊倒全世界 难倒习近平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3-05-16

 

北京红色餐厅里表演红色歌舞，背景是毛泽东像。中共要回归毛时代吗？

华盛顿 — 一颗种子已经发芽了，如何再将它变回种子？一只麻雀已经会飞了，如何再将它变回鸟蛋？一个人已经开了眼界，如何再让他变回无知？如何收回已经泼出的水？如何让时光倒转？如何从2013年把中国拉回1976年？

如今，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正在观看、围观、惊奇、惊叹、难以置信地注视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作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力图使时光倒流，使当今中国再倒回1976年和1976年之前，也就是回到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时代。

* “七不准讲”惊倒世界*

1976年，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革”已经祸害中国祸害了十年。“文革”当时连同毛泽东的肉体一起进入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

（毛泽东及其同党利用“文革”对中国人民肆意侮辱和欺压；中共内部的许多高干，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受到毛泽东莫名其妙的迫害。陷入冤狱将近20年的习仲勋只是侥幸幸存下来。）

当时的中国百业凋零，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的话说就是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然而，面对怨声载道的公众，中国当局不许他们对当局进行任何批评，只准许他们唱赞歌，喊万岁。

在“文革”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共当局推出一首著名“红歌” ，歌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那首被中国公众普遍认为是纯粹疯狂的“文革”名歌反复歌唱的主题歌词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

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日前以密令的形式推出的“七不准讲”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绝对是异曲同工，都是完全不讲理，而且从一开始就摆出了不要讲理的架势。

中共本来就是 执政党 ，但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的执政党却以口传密令的形式发布牵涉全中国十几亿人的基本人权和权利的行政命令。这种在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奇景已经足以让观察家们惊倒。但更惊人的是那所谓的“七不准讲”密令本身。

中共高层下达的所谓“七不准讲”密令是指中共当局密令禁止中国媒体和学校教师宣讲七个话题，即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中共）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七不准讲”难倒习近平*

“七不准讲”密令随着中共的地下党地下活动一般的秘密传达渠道传开、透露出来，立即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轰动、震动、震惊、晕眩、迷惑、焦虑、担忧。

截至目前的各种迹象显示，感到最迷惑、焦虑、担忧的不是批评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人，而是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尤其是领取中共宣传机关秘密津贴奉命上网发帖、为中共政权说好话的所谓“五毛党”。

“七不准讲”的全部以及其中的任何一个“不准讲”都太滑稽，太离奇，太离谱，太荒唐，太反动，太倒行逆施，以至于导致发布密令的中共宣传部门也显然被自己弄昏了头，彻底陷入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

中共无法应对来自批评者或支持者的任何疑问、质疑、批评、嘲笑、笑骂，而部署在中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五毛” 们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一下子陷入失语状态，不知道该说什么才算是维护中共，才算是不给中共添乱。

实际上，中共下达的“七不准讲”密令也使习近平本人陷入了一种不仁不义、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历史、不得不否定自己亲生父亲的历史的难以自拔的困境。

“七不准讲”当中有一条是不准讲“（中共）党的历史错误” 。于是，批评者便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系列跟习近平及其父亲习仲勋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当年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把并非小说家、也从来没有尝试写过小说、也没有授意任何人为他写小说的习仲勋打入黑牢将近20年，其 中包括为时数年的戴脚镣的单独监禁，而未成年的习近平也受到株连。中共党内许多人虽然知道习仲勋冤枉，但中共党内“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能站出来对毛 泽东迫害习仲勋的犯罪行径提出高声的或低声的抗议，更没有人敢于提出将毛泽东绳之以法。

于是，人们就会自然产生一连串问题：导致习近平和他父亲遭受厄运的到底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蔑视民主、蔑视反对派的发言权的中共本身也有错误？假如不准讲 毛泽东以及中共的错误，后人不知道那是错误，习近平如何能保证中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何能保证他自己和他的后代避免那种不白之冤甚至无端丧命的厄运？

*“第22条军规”中国版*

不准讲历史，禁止“以史为鉴”的必然结果，将是有人得出合情合理、而且绝对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毛泽东打击习仲勋确实没错，因为当时中共党内确实是有一股 毛泽东及其同伙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势力”试图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试图推翻中共政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再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然而，假如习近平要说明、证明他自己和自己的父亲是正派人，是正宗的要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毛泽东政权所说的“野心家、阴谋家”和“狗崽子”，习近平及其支持者（其中包括中共宣传机构雇佣的专业或业余“五毛党”）就必须要讲“党的历史错误”。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已经密令禁止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于是乎，习近平及其统辖下的中共当局便将自己置于比《第22条军规》还荒诞的境地之中。

军人出身的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名著。《第22条军规》的故事说 的是，二战中一个美国军人为了逃避随同轰炸机对敌作战而死于非命，便利用第22条军规所说的精神不正常者可以免于飞行任务的规定，提出自己精神不正常，申 请豁免。

然而，负责处理这位军人个案的军医告诉他，第22条军规确实是有这样的规定，但同时该军规又规定，申请豁免必须由当事人本人提出，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申请人并没有神经失常，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一般批评家认为，《第22条军规》所刻画的荒诞乃是登峰造极的荒诞。然而，中国不愧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中国的荒诞，习近平及中共当局的荒诞显然比小说 《第22条军规》有过之而不无及---海勒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倒霉的军人所遭遇的荒诞规定不是他自己打造的，但习近平及中共当局所遭遇的荒诞却是他们自己 打造的。

撇开美国文学、世界文学不谈，习近平及其统辖下的中共宣传当局所下达的“七不准讲”密令，也一举将中共所谓的“新时期”（即后毛泽东时期）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曾经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大肆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也遭受了毛泽东的迫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主导中共在1981年发布一份纲 领性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的主旨就是要求中共全党要清晰认识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种种错误，汲取经验教 训，不要重蹈覆辙。

邓小平一度特别强调，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而且也是中共制度的错误；因为在英美等有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国家，毛泽东根本就不能为所欲为，不能长时间危害全国。邓小平要中国的媒体和教师讲“党的历史错误”。

到底是邓小平有道理，还是习近平有道理？

对这类至关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及其领导班子，以及他们所控制的“五毛党”目前还不知如何应对，处于让全世界看笑话、看热闹的煳涂状态。

*《纽约时报》勉为其难*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展示的超级荒诞，对报道中国新闻的世界媒体记者构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挑战。

世界媒体记者所服务的读者或观众或多或少都跟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历史有些隔膜，记者们很难跨越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鸿沟将中国特色的荒诞传达给自己的受众。

然而，美国主要报纸、老牌的《纽约时报》勉为其难，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力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报道和解释比荒诞到登峰造极的《第22条军规》还荒诞的“七不准讲”。

5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香港发出的报道。报道首先描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通过密令治国这种令人惊讶的世界奇景。储百亮注意到，“七不准讲”透 露出来之后，中共再采取更为怪异措施，竭力封杀网民议论，并且也竭力将中共一些地方机构解说“七不准讲”的文章删除，以避免更多的人看到和议论。

显然，作为一个“老外”（尽管他是中国话说得很好的“老外”），储百亮对“七不准讲”禁令、以及习近平当局近来发出的一系列收紧舆论控制的指令感到很好奇，很费解。他在报道的最后援引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人的话，力图为习近平令人费解的系列动作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假如习近平要想推进经济自由化，他首先必须要让潜在的竞争者相信他不会危及一党统治。这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说法。库恩是一位美国商界人士，曾经写过一本得到授权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传记。库恩见过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级官员。

“库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体制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组合。我的猜测是，习近平近来提出某些说法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以避免极左派的攻击。人们可以对习的讲话随便作出解读，因为他就是要给各方机会，让各方可以看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显然，库恩的猜测是一种“信不信由你”式的猜测。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刻意讨好极左派或许是有其理性的计算在内。

但为了讨好极左派而不惜将自己、将自己的父亲再度打入“坏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行列，这种做法的理性和智慧何在，依然是一个超级世界之谜。

*日本报纸的直言不讳*

或许由于是中国的近邻因而对中国的怪事早已经见怪不怪，日本报纸对习近平当局的“七不准讲”的报道没有《纽约时报》那么来神，那么费尽心机，而是就事论事，平铺直叙。

例如，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5月11日发表记者吉田健一从香港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不准对学生谈及中共的过去---中国的舆论控制在强化吗？”

报道说：

“5月11日出版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等报纸报道说，多位中国大学教师表示，中共对大学发出通知，禁止教师在讲课中提及‘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党的历史错误’等七个话题。

“这可能是习近平领导班子收紧言论和思想控制政策的一环。

“不准大学教师提及的话题还包括‘普世价值’、‘公民权利’等人权话题。...一些大学教师对此发出批评，表示‘这种事情也不能提，上大学的价值何在。’在中国的微博上，也有人讽刺道，‘党对当今中国的问题有具体的认识。’但这类微博言论被不断删除。”

仅次于《读卖新闻》的日本另一份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则在自己报道中，跟密令“七不准讲”的中共开了一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玩笑。

《朝日新闻》5月15日的发表记者林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5月14日发表三年来的‘人权白皮书’，自夸为保护人权而进行的努力‘得到有计划的、稳定和全面的推进’，达到新阶段。白皮书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改善生活，但没有触及围绕法治、言论、民族和环境等问题的严峻现实。”

*封杀批评者*

中共当局“七不准讲”的密令传来，在中国公众和中国网民当中受到普遍的抨击、嘲讽、诅咒、抗议。

中国作家、微博名人慕容雪村（郝群）发表微博，提出了他的委婉批评意见：

“不准讲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概括起来其实就是1句话：不准讲文明；上联：江山是老子打来， 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下联：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1枪杀人2枪杀人；这是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人讽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对联~”

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当局采取了对付批评者的惯常招法，这就是封批评者的嘴。美联社记者黄敬龄（Gillian Wong）和唐迪迪5月15日发表报道说：

“在这个周末，当局显然删除了作家郝群（笔名“慕容雪村”）的四个微博帐号。他说，他后来试图设立新帐号，但被阻止。当局没有对他在用户众多的新浪网和其他三个网站的微博帐户被删除而作出任何解释。他说，他有大约400万微博粉丝。

“他说，‘中共正在失去舆论阵地，而这威胁到它的合法性。现在，他们必须收紧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舆论方面采取攻势。’”

早些时候，中国当局也以“传播谣言”的罪名暂停了中国微博名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的微博。何兵表示，中国当局以及当局的喉舌新华社的做法是践 踏法律的行为；新华社更是公然进行造谣；因为在中国法律上不存在没有通知的处罚，而他何兵没有得到处罚通知，新华社却发布消息，说何兵受到了处罚。

何兵为此已经委托律师提出起诉。

*进退皆属史无前例*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尤其社交媒体微博的发展，中国公众、中国网民头一次有了可以跟先前是强力无比的官方媒体、跟官方宣传机器抗衡的机会和力量。

中共对此显然非常不高兴。中共近来一系列收紧舆论控制措施主要是冲着互联网、尤其是冲着微博来的。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肆渲染微博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微博充满谣言和有害言论之际，中国副部级官员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贪污舞弊被查处的消息传来。

早些时候，中国《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立即被刘铁男所任职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斥责为造谣，并威胁要提出法律追究。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驻中国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在5月14日发表的报道中描述了中国当局这种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的尴尬，以及习近平当局由此而陷入的尴尬困境。

在报道的最后，德拉格朗日写出了一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充满讽刺的话：

“习近平一直把反腐作为他的旗号。但是，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只有进行真正的彻底改革才能除掉这种痼疾，而这种痼疾之所以越演愈烈是因为反对派力量孱弱。”

德拉格朗日在这里十分明显的言外之意是，没有真正的、足够强大的反对派力量的监督制衡，没有反对派力量不断指出和抵制执政党的错误，执政党就只能越来越腐败，腐烂。

毫无疑问，德拉格朗日的这种看法（即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属于中共当局密令禁止不得谈论的“普世价值”。幸亏《费加罗报》不归中共控制，否则难逃被强令关闭或总编被撤换的命运。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发布“七不准讲”禁令，向全世界展示了力图使时光倒转、与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为敌的态度。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中共是选择坚持这一态度，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态度都将是史无前例，都将是笑话，都将是史无前例的笑话和荒诞。

昆明人再次上街抗议石化项目

2013年5月16日，云南省首府昆明近千人上街抗议中石油PX项目在当地落户，要求撤销昆明安宁炼化项目。这是一个月来昆明发生的第二次类似的街头示威。

作者 安德烈

中国云南省首府昆明今天发生近千人上街抗议中石油PX项目在当地落户的示威行动。这是一个月来昆明发生的第二次类似的街头示威。抗议民众打着“炼油厂见鬼去吧”的横幅，要求撤销昆明安宁炼化项目。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昆明街头，大批警察“伴随”着游行民众，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好几位示威者似乎被警方带走。

中文推特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游行的民众打着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我家宝宝没有特供，我家宝宝没钱出国，但我家宝宝也要健康”! 横幅的落款是：昆明妈妈。另外一个横幅上面写着：“请总理为人民做主”。

路透社通过电话与昆明市公安局一名负责人进行了联系，这名官员表示不知道发生了游行活动。地方当局也不愿对这一事件表态。

据指出，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年一月核准了中石油云南1000万顿炼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石油二月份宣布了这一准备落户昆明安宁的计划。

但 是，路透社报道说，据新华社引述昆明市长李文荣的话说，昆明市政府将认真听取公众舆论，“如果大部分公民表示反对，将会取消这一计划”。不过新华社3月 30日援引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河流说：“项目经过了最严格的审查和审核，在生产工艺技术上符合安全、环保、节能、智能、清洁、资源循环综合 利用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要求，项目将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大型炼厂”。”

反对昆明PX项目的第一次游行发生在今年五月四日。五月四日前后，在中国成都以及上海都发生了类似的反对建设石化项目的游行示威。

去年11月，在遭到连续几日的市民游行示威后，宁波市当局决定推迟建设一项PX项目。2011年，大连民众举行连续数日的大规模反PX项目游行，最后促使大连市委作出停产并搬迁的决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图片来源：中国茉莉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