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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日星期四

《观猴有感》港媒分析:李长春笔名发两整版“重要”文章讽习近平、挺薄熙来

        7月30日,河南《大河网》发表署名永春的《观猴有感》文章,文章从狝猴群的具体观察谈起,谈自己对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母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三个问题的看法。港媒报导称,有分析认为这是李长春在薄案开审前坐不住,撰文挺薄,讽刺习近平。

港媒分析李长春被曝笔名永春


(截图)《大河网》30日用两个版面刊登李长春文章《观猴有感》
(上图)《大河网》30日用两个版面刊登李长春文章《观猴有感》
《大河网》30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署名永春的《观猴有感》。港媒《苹果日报》报导称,有分析认为作者是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永春”去年曾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新解》,当时引起争议。中共两会前,李长春与广东代表团会谈时,自曝写过此篇文章,原来李长春笔名就是永春。

李长春河南当过8年省委书记,并任期多次去过济源景区。而文章中提及,笔者90年代以来,第5次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狝猴群。港媒分析认为该笔者就是李长春。

李长春《观猴有感》 被指挑战习近平权威

文章从狝猴群的具体观察谈起,谈自己对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母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三个问题的看法。大陆自由撰稿人华颇对此评论道,《观猴有感》表面上是在说猴,但其真是目的是讽刺习近平的“新政”,明目张胆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文章认为猴王进食,“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其他猴子只能等猴王大摇大摆吃足后才敢拣剩余的食物。对不守规矩猴子,要接受猴王严厉惩罚。华颇认为李长春的潜 台词就是:在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分配利益的问题,有些人天经地义的就应该占有巨大的利益,有些人就应该占有很少的、甚至不占有利益,“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宇宙真理”!习近平搞“分蛋糕、走群众路线、反特权”是在“逆天理、灭人伦”!

关于母系社会问题,文章认为“一个猴群要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占有一定的资源和地盘,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带领下与其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野蛮时代,是靠野蛮拚杀产生领袖的”。

华颇认为李长春潜台词是:任何社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要想社会稳定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暴力维稳”。习近平要取消“劳教”,搞“柔性维稳”是不成的。

文章在论述人与动物的关系时,认为人和动物在有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文章还通过四年一次的猴王换届,称之为 “政治行为”,体现出公猴的思维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并称换届时,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表示向王权挑战,报名后三四只强悍的公 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则翘着尾巴,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

华颇认为这里的潜台词:“领导人的地位是竞争出来的,所以薄熙来犯上作乱的行为是正当的,习近平对薄熙来的处置是不对的!”

华颇认为李长春是一个披着“左派”的“外衣”的,同时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当习近平所要实行的政策要危害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集团利益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暴露了李长春的本质。

网络聚焦中南海权斗

上海的姚伟认为,中国的权斗惨剧不该如《弯弯的月亮》一样永远循环,毕竟,二十一世纪了,各国政治都文明进步了,中国最高权力群体也不该继续如同畜生一样吧!

北京市民“simontreenew”表示,《观猴有感》说的是原始分配延伸到马恩主义,说白了就是从原始至今就没有平均分配的。换言之:不可能平均分配的。

“广州在家上学联盟”表示,薄熙来现在就是那只挑战失败了的公猴。当年毛润之这只公猴挑战成功了。

江苏常州的“MarcusYong”表示:“这个猴理论,堪称一绝,为什么呢?首先你要认同自己是猴啊!这猴理论一出来,果然发现周围猴子多啊!”他还 说,有人愿意认同猴,把对自己的行为规范要求遵循猴子世界的规律。他劝朋友不要和这帮人较什么劲,你用人类的眼光看看这帮猴戏就行了。

西安的小郭调侃道,原来上面的(领导)都是一群猴。

河南洛阳的民众表示,这是想让众人甘心做奴隶了。

加拿大华裔“zzhu1986”认为,以如此春秋笔法写作,又以在“要闻”版刊登的方式“明确暗示”,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奇文。

北京的“大型小虫”表示,这说明某地的政治还处于动物世界水平,仍然距离政治文明和文明政治有很长距离。这“夹着尾巴做猴”潜台词真是笑死个谁啊。

来源: 大纪元2013年07月31日)

中国逮捕携带达赖喇嘛照片的藏人

美国之音
 
中国当局最近逮捕了一名前往西藏探亲的流亡藏人,理由是他身上携带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当局随后将此人驱逐出境。

据透露,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藏人是印度北部的居民。他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旅行证件。

此人在上个月进入中国后,西藏中部日喀则地区的安全部队搜查了他的行李,并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和一本介绍佛教的书籍。

当安全部队告知他携带达赖喇嘛照片属于犯罪行为的时候,此人说,最近有报道显示中国已经放松了有关携带达赖喇嘛照片的禁令。但中国官员表示,放松禁令仅限于达赖喇嘛1959年前的照片。

此人被当局扣押了10天。在经过讯问后,他最近被当局遣送回尼泊尔。

上个月,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拉萨部分寺庙的僧人被告知他们可以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此前,在西藏东部地区,也有类似报道。

不过,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否认了有关放松达赖喇嘛照片禁令的说法。该局说,中国的西藏政策没有变化。

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把达赖喇嘛称为“分裂主义分子”,并强调其西藏政策是一贯清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藏人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在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视察了甘肃藏区后,当地至少有两个地区接到官方通知,强调寺庙严禁悬挂达赖喇嘛照片。

今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可以在适当时候考虑允许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乃至大陆。这个表述引发外界有关中国西藏政策是否出现变化的揣测。

但分管民族和宗教俞正声在7月上旬视察甘肃藏区时再次指责达赖喇嘛分裂中国,并指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违背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8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表示,他不再寻求西藏独立,但要求西藏地区实现真正的,有意义的高度自治。

流亡藏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荣杰·阿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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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声2013年8月1日报道】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人士纷纷通过网络签名和发布声明等方式,要求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这位被判8年徒刑的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周次丹发布新闻声明,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拘禁整整6周年的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

(录音)阿周次丹向本台表示,今天8月1日是西藏康区理塘牧民荣杰•阿扎为民族自由事业和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公开高呼口号而被拘禁6周年纪念日,我们必须要纪念这一日子。六年前的今天,荣杰•阿扎把心爱的妻子和刚生下只有一天的女儿留在医院中,来到上万人聚集的理塘赛马节舞台上,通过高音喇叭要求当局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西藏要自由等口号。

与荣杰•阿扎一起被判刑的部分藏人
与荣杰•阿扎一起被判刑的部分藏人

西藏牧民荣杰•阿扎用话筒表达内心诉求的场景,恰好当时在场的一位德国游客无意间进行拍摄,而这名游客返回德国后,通过网络等渠道逐步了解有关情况后,将这一珍贵的录像片断交给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荣杰阿扎在录像片断中表示,(录音)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吗?虽然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躯体,但我们不能表达内心的想法,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才是我们600百万藏人真正的……”阿周次丹继续表示,荣杰•阿扎被捕后,当地上千名藏人在理塘县周围搭起帐篷,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因言被捕的荣杰•阿扎,但当局则调派数以万计的军警采取打压和驱散机会民众,随后还对荣杰•阿扎判处8年徒刑,他的侄子阿周洛波,艺术家嘉央更钦,阿周•格桑嘉措,罗托,嘉央丹增,洛桑平措等人分别非法判处了1至10年有期徒刑。

荣杰•阿扎遭捕时的情景
荣杰•阿扎遭捕时的情景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周次丹最后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日益恶化的紧张处境,促使中共政府立刻释放荣杰•阿扎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此外,西藏妇女会等组织也在网上发起营救西藏政治犯活动,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网上签名活动,要求中共政府立刻释放荣杰•阿扎等因言获罪的藏人政治犯。

据了解,荣杰•阿扎的家人在2010年首次被允许探监时,就发现荣杰•阿扎因身患涎分病,导致体弱瘦小,视觉能力下降等,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沈建光:政治局会议透露中央对经济下滑担忧加大

昨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房地产政策思路也有所转变,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
中国经济下滑压力加大

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对比4月25日政治局的一季度经济会议的新闻稿,笔者发现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之处,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亦验证了笔者7月政策的转向点,预示着下半年防止经济下滑会有更加积极的措施。

一是对经济增长下滑担忧加大。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文字稿中提到“国内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企业利润出现恢复性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等等。

但是,伴随着二季度上述数据转差,相似表态并未出现在二季度会议的文字稿中。特别是,本次会议提到“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的表态,显示决策层对未来国内外需求面临的严峻挑战感到担忧。

二是决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与上次会议不同,本次在稳增长的表态方面有更多的阐述。例如,会议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虽然“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但未来还需要“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显示下半年政策力度将加大以保证增长不至于滑落至7.5%以下。

另外,今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回答记者问时表示“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GDP增长7.5%预期目标”,同样证明了笔者这一判断。

三是通胀压力不大,为货币政策提供空间。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到“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而如今的提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显示与一季度判断不同,通胀已经不是当前决策层担忧的首要问题,稳增长、特别是以改革化解增长中的矛盾仍是指导思想。另外,会议提到“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显示未来货币政策可以做的更多。

四是政策预调微调,符合笔者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对比一季度政治局会议纪要中强调的政策措施,本次稳增长的政策比重更加丰富、具体,且有操作性。特别提及了保持合理投资增长,激发企业活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等。另外,政策预调微调的表态也让笔者联想到去年上半年央行利率下调与准备金下调前的政策基调。

五是房地产政策思路有所转变。从近三次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表态可以明显看出决策层态度的转变,例如去年年底的提法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一季度的提法是“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而最新的提法是去“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验证了笔者早前对于房地产市场应该建立长效机制的判断,即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而通过不动产登记、房产税扩容、保障房建设、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配套出台,有助于改变房价暴涨预期,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进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惟其如此,才能同时解决好压制房价泡沫但维持房地产业对经济支撑的两难问题。

可见,最新一期的政治局会议证实了笔者早前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的观点,非常及时。而昨日央行时隔五月重启逆回购释放流动性,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均政策积极的证据。另外,相对于上半年保守的财政政策,下半年也将更加积极。

总之,笔者判断,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将有望在下半年扭转经济持续走低局面,达到全年经济增长7.5%的政策目标。而且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为10月三中全会的全方位改革,尤其是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 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提供好的条件。

(本文作者介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神木金融风暴1年200老板失踪

2013-08-01 19:41 中国新闻周刊网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6.45,0.08,1.26%)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2005、2006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14.49,0.52,3.72%)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恒源煤电(7.63,0.16,2.14%)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跌影响,可能会损失利息,但本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此次,受到到冲击最大的,则是那些被诈骗的中产民众。很多人都是把几十年节省下来的钱都给投了进去。今年3月13日,刘旭明已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神木公安证实,相当一部分资金已经被刘旭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买车以及挥霍。刘旭明非法募集的3亿多元的资金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追缴回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神木政府尚未表达兜底意愿。老板跑路、资金追缴困难,民众的愤怒的情绪,终于被7月12日那条短信所点燃。数天后,县委县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恢复往日平静,但民间借贷的危机并未解除。

  下个引爆点,或许就隐藏在县城窟野河西岸那一排排尚未完工的高层住宅里。7月末,尽管神木新盘价格依然坚挺,但二手房的报价已经开始下滑,一些去年还值100万的房子,如今已有人开出70万的价格甩卖。考虑到今年年底,还有4000套保障房将进入市场,届时神木房价的变动,势必将再度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系化名)

传媒老板连遭袭 中共黑道治港

继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七一前遭袭后,香港免费报《am730》老板、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30日凌晨也遭两名暴徒铁锤砸车,但他对本台表示,不会改变敢言的作风。

现年64岁的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30日凌晨驾车途径旺角时,被一辆汽车恶意截停,2名年约30岁瘦身材男子,手持铁锤用力砸他的车厢玻璃。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初初走过来砸我玻璃,我傻了,有两秒钟,动都不会动。之后才醒了醒神,知道想办法,他的车顶着我前面,我就退后那架车,找空位开出去。

施永青说不知道遇袭原因,但怀疑和撰写专栏触怒某些人有关,但强调不会改变自己的作风。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我今天有交稿,我今天早上都有写,我不会因为这些毫无关系的事情改变自己的行动。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斥责梁振英上台后,香港日趋暴力和黑道化。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施永青、黎智英给人袭击,法轮功给人搞,连林老师都给人抹黑。我觉得梁振英的政治任务就是将香港赤化,还有将一些华资逼走,给红色资金取代。

亚洲首富李嘉诚儿子李泽楷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时,也表示对事件的忧虑。

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香港保安很重要,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0800

施永青曾多次撰文批评梁振英施政,今年7月7日还参加游行抗议地产辣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华民:中国泡沫经济之危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制造业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GDP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房地产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房地产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邓正加死因曝光 被批掩盖真相

湖南郴州市警方7月31号晚通报媒体,临武瓜农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8月1号,民众批评当局是想用模棱两可的鉴定,掩盖邓正加被城管打死的真相。有学者指出,大陆的法医鉴定是服务于权力需要的。

警方法医与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解剖检验结果说,邓正加左前额部、左颞顶部及枕部分别见三处形态不规则的头皮下出血;颅盖、颅底未见骨折;双侧额颞顶部及左侧小脑部见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湖南异议人士张先生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法医模棱两可的鉴定都很卑鄙。

(录音)官方企图用含糊的语言掩盖他们用称砣砸瓜农真死掉恐怖真相,用模棱两可、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的医学鉴定,让对方政府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很卑鄙的做法!包括医学界的鉴定人士、包括中山大学的鉴定人都很卑鄙!用他们的鉴定来帮助政府掩盖政府工作人员殴打瓜农的事件,我们看了这个都很气愤!

旅德学者仲维光表示,在大陆,所谓医学鉴定是服务于公权力的。

(录音):任何医学鉴定都是为政治服务、为权力服务的,今天医院拿出这个鉴定并不令人奇怪,如果党需要、政府需要,这个医院甚至还会拿出更荒谬的鉴定来!比如,人体器官摘除从1949年以后在大陆一直存在,利用犯人身上的器官、血液,但是这个违反医学界常规、基本道德的做法,在大陆医学界从来没有人公开把它揭露出来。

2006年以来,国际上相继出现揭露和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与独立调查人。海外舆论指,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仲维光:(录音)所以今天湖南这个医学鉴定不过是那些大事中的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会见怪不怪。但是正是这些大夫屈服权力的做法,才使权力腐败加剧、社会的腐败不断加剧,向坏的方向不断的社会道德沉沦。

张先生认为,事后政府拿钱封家属的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录音):政府首先把钱赔给家属,用这个把事实真相掩盖掉,把死难者家属的口封堵住,这个政府及其官僚、相当恶劣,然后保住他的乌纱帽!

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夫妇在临武县城摆摊卖西瓜,与城管人员发生冲突,邓正加被城管用称砣打死,引发群众抗议,当局出动数百武警镇压、抢尸。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田溪采访报道

陶冬: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坦言,研究中国经济18年以来,首次见到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

陶冬:人民币国际化前应先处理债务危机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于周四(8月1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贸易顺差缩小,资本外流持续,信贷风险也在上升,政府目前需同时处理去杠杆化和经济放缓问题,现时可能并非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时机。

其坦言,研究中国经济18年以来,首次见到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虽在信贷激增的同时得以维持,但同时也制造“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两枚炸弹,中国经济已经杠杆化,且信贷并非流向了能带来生产力的领域。

陶冬预计,通货膨胀可能成为危机爆发的催化剂,7月通胀率约为3%,未来受猪肉价格影响,CPI将由年初的2%升至年底的4%,明年达到5%,届时央行将被迫加息。

他指出,未来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料能维持7%,但政府必须主动处理债务危机,拆除定时炸弹,相信中央政府有财力救援。

陶冬续指,6月的“钱荒”实际上就与影子银行中总额达7.5万亿元的信托有部分集中于当月到期有关,而流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7.6万亿元理财产品也将于明年中到年尾迎来到期高峰。

资本帐开放进程方面,陶冬表示,中央已积极在海外推动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正驶在高速路上,预计到2015年,进度可达80%至90%,但现在或许并非是最好时机,考虑到国内贸易顺差在缩小,资本外流还在上升,信贷风险也在上升。

来源: 财新网

金日成对政治犯要灭绝三代 生下孩子母婴都被处死 孩子喂狗

——联合国着手调查北韩危害人类罪

朝鲜日报:COI工作组向安明哲询问了在政治犯收容所任警卫期间所负责的工作以及收容所体系等。安明哲表示:“按照金日成对政治犯要灭绝三代∨的教导,如果女囚犯怀孕,则强行堕胎,如果生下孩子,母婴都将被处死。曾有一位女囚犯在田地里偷偷生下孩子,结果把那个孩子喂给了狗。”

联合国北韩人权调查委员会(COI:Commission of Inquiry)工作组28日飞抵韩国,着手调查北韩的危害人类罪现状。今年3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2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全票通过了设立北韩人权调查委员会决议案。该调查委员会由澳大利亚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柯比、联合国北韩人权事务特使达鲁斯曼、塞尔维亚人权运动家宋佳等3名委员组成。韩国外交部和北韩人权团体31日透露说,COI工作组2名委员于上月28日来访韩国,从上月30日开始和北韩政治犯收容所出身的脱北者安明哲、郑光日、沈东赫(均音译)等三人进行面谈。

安明哲曾是北韩国家安全保卫部属下人警察卫队员,在咸镜北道会宁政治犯收容所等担任7年警卫,并于1994年成功脱北。

据悉,COI工作组向安明哲询问了在政治犯收容所任警卫期间所负责的工作以及收容所体系等。安明哲表示:“按照金日成¯对政治犯要灭绝三代∨的教导,如果女囚犯怀孕,则强行堕胎,如果生下孩子,母婴都将被处死。曾有一位女囚犯在田地里偷偷生下孩子,结果把那个孩子喂给了狗。”

郑光日曾从事贸易,后来被指与韩国人接触而当作间谍,从2000年到2003年被囚禁在咸镜南道耀德第15号政治犯收容所,后来获释后脱离北韩。郑光日证言说,自己曾在保卫部拘留所被吊起来受到3.4天“鸽子拷问”。所谓“鸽子拷问”就是将双臂和双腿向后弯起后吊在高处长时间进行拷问的方式。

COI工作组上月31日还对被北韩当局秘密处刑或被强制囚禁、拷问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等5名脱北者进行调查。COI工作组计划,将到本月18日继续对曾被关押在北韩政治犯收容所的脱北者以及被绑架去北韩等北韩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进行调查。

COI计划,今年9月和10月份别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北韩人权的调查中间报告,并于明年3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最终报告。


来源: 朝鲜日报中文网

中國頭6個月空氣污染超出世衛標準的3倍

【看中國2013年08月01日訊】(看中國記者歐陽光編譯報道)據《彭博社》7月31日(周三)報道,在中國最大的那些城市,今年上半年空氣中微粒污染濃度超出了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3倍。

中國環境保護部今天發布的一份聲明稱,由環境保護部監測的74個城市,今年頭6個月,PM2.5顆粒物的平均濃度為每立方米76微克。相比之下,世衛組織建議長時間暴露的PM2.5濃度不應高於每立方米25微克。

中國環境保護部稱,中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有7個在河北省。河北是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地區。在其省會石家莊,在今年上半年中,90%的天數空氣質量未能達到政府標準。該報告稱,中國城市的PM2.5標準是每立方米35微克。

被河北省包圍的北京,空氣質量今年上半年有60%以上的天數未達到國家標準。北京不在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之中。這10個城市包括西安、濟南、鄭州、唐山和石家莊。

在靠近香港的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空氣質量今年上半年有近80%的天數達標。上海是65.2%的天數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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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月制造业数据出现分歧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中国官方发布的7月份制造业数据出现小幅上扬,与外界此前对中国经济上月出现负增长的预期不符。

不过由汇丰银行(HSBC)同一时间发布的独立调查则表示,“中国制造商面临的商业环境显著恶化”。

中国官方周四发布的7月份政府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6月份的50.1增长到50.3,这意味着制造业状况略微改善。然而,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PMI指数却从前一个月的48.2跌至7月份的47.7,为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对制造业而言,PMI指数高于50意味着生产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表明生产处于收缩状态。多数分析人士原本预计7月份官方指数会跌至50以下,他们指出中国经济整体正在持续放缓。

汇丰银行和官方数据之间的差异将重新引发一种市场猜测:中国政府试图展现一幅较为乐观的中国经济图景,以支撑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尽管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澳新银行(ANZ)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Liu Ligang)表示,官方数据“不会改变我们的整体评价,即中国经济不断恶化”。

他补充说:“官方PMI似乎有些失真,这可能会延误政策调整时机,导致决策失误。”

最近几周,中国高官似乎已开始主动出击稳定投资者、经济学家和评论员的信心,让他们相信尽管三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减速,但中国经济状况良好。

两项调查结果出现差距,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汇丰银行的调查集中于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制造商,而官方PMI指数则主要反映了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的情况。

译者/何黎

PMI指数显示:中小民营企业深受打击

中国制造业在目前整个中国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表现如何?这要看如何解读中国官方和国际金融机构两个不同版本的中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中国官方八月一号公布的中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所谓的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0.3%,环比略微上升,连续10个月高于百分之五十。PMI指数高于百分之五十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处于扩张状态,低于百分之五十则表明生产处于收缩状态。由此解释, 中国经济还行,用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企业信心增强略有回升”, 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运行总体平稳”。如果看国际金融机构汇丰银行星期四公布的同一个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那情况就出现很大的分歧, 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只有47.7%,在所谓的50荣枯线以下,创下近11个月来新低。

解读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疲软,中小民营企业受打击最甚。对此, 在广东经商的民营企业人士帅先生表示赞同:

“特别是做实体的,特别难做。我所接触的中小民营企业很多确实是在萎缩。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政府的工程没有像往年那么多。由于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不像以前那么有钱建设各类项目和花费,情况自然不好。”

中国媒体星期四有评论说,中国官方和汇丰对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不同解读显示出中国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冰火两重天”的经营状况。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目前自然是处在 “冰”的状况。 不过,帅先生说, 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实行一些利好中小民营企业的措施, 例如在国有银行贷款方面有所变化。

中国制造业状况不佳,在中国经济学者段少译看来都是前几年政府“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惹的祸。要使中国经济止住下滑趋势,掉头向上, 中国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 进一步放开金融业, 让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有所突破, 因为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完全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有银行无效率可言。第二, 应该把更多的国营企业私有化, 第三,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去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而不是干预市场”。

段先生强调,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如社保、医疗和教育,更多地让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解决经济中的运行问题,不要动不动就采取经济刺激计划:

“经济发展应该是自然发展,价格在市场上配置资源。 政府干预市场就是扭曲价格, 被政府扭曲的价格就会误导投资者作出错误的选择”。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曾说,汇丰的PMI数据表现不同于中国官方的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和季调方法存在差异, 中国官方的PMI数据,其主要统计对象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而汇丰PMI数据的统计对象则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美国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星期四表示,目前中国官方的PMI指数重要性更大一些, 因为它对于市场信心有着积极意义,未来数月内中国制造业PMI将出现进一步的改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姜维平看薄熙来即将受审透露出来的信息

作者 艾米

自从上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起公诉以来关于薄熙来案件的相关信息也不断传出来。本周二,北京财经杂志曝光了薄熙来的三项罪名,包括在大连贪污受贿2500万元,以及在重庆滥用职权,而周三,路透社披露说,薄熙来可能会在法庭上对贪污受贿的罪名认罪,而对滥用职权罪将持不认罪的态度,如何解读这些信息,我们还是请现居加拿大的前文汇报驻大连特约记者姜维平谈谈他的看法。

姜维平: 薄熙来案现在终于到了落下帷幕的时刻了。从官方的起诉文书看他有三项罪,比原先指控的好像少了一些,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党内在薄熙来的问题上经过长期的考量,目前似乎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他的罪行实际上比官方文件上的指控多得多。我们所看到的是裁剪留下来的碎片,但是即使是这样,薄熙来也是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他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之间摇摆。这可能也反映薄熙来在双规和拘留期间的认罪态度时好时坏,官方也可能将他的罪行裁剪之后,也处在两可之间。这样就在薄熙来头上悬了一把剑,说明判决的结果和他的认罪态度密切相关。也就更让这个案件具有了戏剧性。

法广:路透社今天的消息指出,薄熙来对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罪名采取一个认罪,一个不承认的态度,这一点如何解释?

姜维平:我不太清楚路透社的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但我认为薄熙来认罪和不认罪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案件虽然有一定的权力斗争的色彩,但总体上看来,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他贪污受贿的金额,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案件的性质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不论他认不认罪,这个案子做到这个程度都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我认为也是显示出习李政权和前任的温家宝,胡锦涛的反腐决心的力度。

但是如果他不承认重庆滥权的罪名,可能就会对下一步重庆平反冤假错案留下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改变不了这个案件发展的方向。

法广:中国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超过6千万,被判死缓,刘志军的案例是不是给薄熙来案的判决结果定下了一定的基调?

姜维平:我认为不应该这样看。文强受贿1000多万就被枪毙了。不能用一个案件来推理同类案件,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尤其是薄熙来这样的太子党高官,加上案情特别复杂,社会影响很大,关注度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刻都充满了变数,不能用他的犯罪金额来进行准确的判断。

我认为判决的结果可能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共中南海权利中心主要的两个党派,太子党派和共青团派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的派别之间较量后达成的对接点,最后是按照这个对接点裁剪下来这些罪行。还有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是,很可能薄熙来在羁押期间的态度时好时坏,所以最后的关键问题就是,他将在最后的表演舞台上的态度,他是不是会翻供是最有悬念的问题。这一点将决定案件的最后走向。

法广:以您对他的了解,您认为薄熙来将如何表现呢?

姜维平:这一点不好判断。他是一个非常擅长表演的人,他可能在私下已经认罪了,所以现在才可以公审他,但是当他看到最后的“表演”机会来到的时候,有可能会唤起他当年的表演欲望。他会强烈地进行抵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所以现在很难准确地判断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认罪还是不认罪。

但是大家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对他这样的高官来说,判死缓和判三年,五年是一样的,因为到了一定的级别,到了监狱以后,可以以保外就医,假释等种种理由放出来,或者干脆就关在一个小楼里养起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所以对高官来讲,唯有一个刑法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死刑立即执行。我认为,按照他的罪行,死十次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处于死和不死之间呢?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中国目前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目前这个案件还处在权利斗争中的对接点上。很难预测下一步的结果会怎么样。

法广:薄熙来最终走上法庭,成为被告接受审判的事实透露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什么信息呢?

姜维平:我认为至少反映出共产党要救党的决心很大。胡温完全可以把这个案件处理到最后,让薄熙来在他们的任期内判刑。为什么要留最后这个过程给习李呢?就是要给党内的对立派看,所以这个案件到习李手里又重新论证了,我们可以从马文遭边缘化可以看出,薄熙来案件在证据方面又经下一代领导人任命的班子重新审查了一遍,最后还是定为罪犯。所以这个案件显示共产党最后救党的决心,因为腐败越演越烈,这么高等级的党内官员贪污数额达到上千万,而且还是裁剪后留下来的碎片,可想而知腐败已达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如果再不解决,真的就会亡党亡国。但是同时也透露出,在一党的专制下,能不能根治腐败的毒瘤,现在看来还有很多问题。

法广:薄瓜瓜现在可能在美国一个名校继续读书,这个学校的学费也很贵,如何看待这些学费的钱,是他们家的财产,还是受贿后转移到海外的资产?

姜维平: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家从9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向海外转移资产,这是赖不掉的事实,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所以在审查的过程中,也可能和薄熙来进行了一些谈判,可能也有一些私下的交易和条件。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就是对他儿子处理的方式,从原则和人性的角度上讲,他父母的事情不应该殃及他。但是从以往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薄瓜瓜已经成为涉案人,也就是说大笔的财产和薄瓜瓜有直接的关系。官方对薄瓜瓜可以采取处理和不处理两种态度。这也取决于将来案件发展的情况,还有薄熙来自己认罪的表现,这些因素有待进一步观察。

感谢姜维平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禁闻】薄熙来案新细节经披露后遭删

【新唐人2013年08月01日讯】7月30号,大陆《财经》杂志报导了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的新细节,声称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阻止当局对他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的调查。大陆和香港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海外各大媒体也相继报导了有关内容。诡异的是,不久后大部分转载的文章和《财经网》的原文被删除。


山东济南市检察院上周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宗罪名,向济南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7月30号,《财经》杂志报导了薄熙来案件的新细节,指称薄熙来受贿是在任职大连期间;滥用职权罪,是指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阻止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调查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

此外,《财经》报导,薄熙来被内定的罪行——受贿2千5百万元人民币,侵吞5百万公款,是薄熙来1990年代在大连担任市长期间发生的事。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表示,薄熙来受贿行为,被定在1990年代,一个多年来一直活跃在高层官场的人,只是在20来年前犯有受贿罪,令人难以置信。

时事评论员史达:〝为什么要用1990年代的罪来判。因为在重庆,薄熙来制造了很多的经济冤案,中共不想翻案,它也不能翻案,因为这些钱被用光了,这么多的冤案要提起来,重庆会底朝天。〞

独立评论员李洋:〝他没有贪污罪,他们把他说成是贪污罪了,实际上,他是在抢劫。〞

报导说,与薄熙来有20多年关系的〝大连实德集团〞创始人徐明,是最大的行贿人。此外,涉及的人员还包括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原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等人。

去年,中共宣布薄熙来被免职的前一天,徐明被拘押,随后徐明就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美国《福布斯》杂志2010年时曾估计过,徐明拥有6.5亿美元财产。

不过,诡异的是,大部分转载《财经》杂志的这篇文章和原文,随后不久被删除,在搜索引擎上只留下一些痕迹。

英国《路透社》就 向薄熙来辩护律师核实,律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

史达:〝大家都知道,中共这场判薄熙来的戏,它所有背后的最基本的东西,是要保住中共的统治、不让中共的罪行露馅,这是底线,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圆谎的戏。〞

那么,薄熙来犯有哪些罪呢?

去年9月28号,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官方同时宣布薄熙来共涉有7宗罪,其中包括,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并且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史达:〝中共贪污腐化对中共官员来说是共性,乱用职权这是共性,按照中共的演算法来说,要是这些罪都应该判的话,那中共的官员会是一大把。〞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获得的消息说,谷开来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主谋之一。海伍德和谷开来在英国开了家合资公司,专门负责把器官和尸体卖到海外。当薄熙来、和谷开来发现中纪委、美国和英国等情报部门都在追查此事后,将海伍德灭口。

而王立军知道的事,比海伍德多很多,他若不逃出来,同样会死在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手上。所以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的根本原因是为保命。据传,王立军给美国领馆的材料还包括薄熙来、和谷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罪行。

美国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江泽民想让迫害法轮功犯有直接血债的薄熙来,继任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因此,薄熙来跟随江泽民、周永康密谋发动政变。

另有消息说,已经被判刑的谷开来和王立军两人,可能会在审理薄熙来当中出庭作证。

采访编辑/常春 后制/陈建铭

760亿元汶川地震捐款80%流入政府财政

    来源:燕赵都市报
  
    原标题:政府后退一小步 慈善前进一大步
  
    云南省政府最近邀请一群人来看自己怎么“割肉”。
    760亿元汶川地震捐款80%流入政府财政
    在一些学者看来,由于长期“营养过剩”,政府胖了,而政府的肥胖导致中国慈善体制“不伦不类,人格分裂”。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这些年来,行政力量助推的“慈善风暴”席卷了许多地方,逼捐、派捐、以权谋捐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在,云南要对自己动刀子,割掉身上这块“肥肉”。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
  
    外界乐观地认为,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但也有学者表示,这仅仅是一种先声,距离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政府不退出,就为慈善风暴准备了土壤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改变思维,要把老百姓看成可以自我管理、具有自治能力的人,而不是当动物来养。”当着这些官员的面,徐永光毫不客气地说,“把人当动物养的管理,如果让我打分,是零分以下”
  
    为了割掉这块“肥肉”,今年4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民政厅带着相关人员,到北京请专家进行了3次“会诊”。
  
    随行官员中,好几位都是厅局级干部。面对他们,专家们可一点也没留情面。“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改变思维,要把老百姓看成可以自我管理、具有自治能 力的人,而不是当动物来养。”当着这些官员的面,徐永光毫不客气地说,“把人当动物养的管理,如果让我打分,是零分以下!”
  
    当时,北京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应该退出募捐市场,不直接参与募捐,各个社会组织募集到的善款也不由政府分配,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之间的 公平竞争。“如果政府不退出,把企业家的捐赠搂走了,通过组织又把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捐赠给搂走了,养分都搞走了,民间公益组织怎么成长?这也为慈善风暴 和慈善里的权钱交易准备了土壤。”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
  
    不过,在云南省民政厅最初起草的文件里,“退出”的前面谨慎地加上了“逐步”两个字。一名专家看到这条内容批评说:“你们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知道要‘逐步’到什么时候!”
  
    7月18日文件正式对外公布时,“逐步”两个字消失了。
  
    徐永光当时并不知道,那些在他听来都有些刺耳的话,被云南来的工作人员“不经过加工和删节,原汁原味”地整理给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3个月后, 他们在昆明再次相聚时,云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才说:“我们当时冒了一点险,你们在北京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我们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
  
    作为欠发达地区、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低于全国水平的西部省份,云南此次的改革让很多人感到吃惊。有媒体评价,它的力度甚至可能超过北京和广东。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因为独特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性以及贫困问题,云南曾被称作社会组织的摇篮。
  
    “云南的开放程度高,有条件做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不过,云南如今也遇到了其他地区一样面临的问题。云南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二处副处长杨武成告诉记者,云南一些社会组织存在政社不分的问题,一些 研究会、学会就像“二政府”。到了县里,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系统募集的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的盘子里,用来修路。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曾有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杨武成注意到,地震捐款进了政府财政户头这件事,是对政府公信力和公众爱心的挫伤。而2012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不再指定个别或者少数公益 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后,今年芦山地震中,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就冒出来了”。地震发生第一天,壹基金获得的捐款数额是红十字会的70多倍,当时 媒体评价,官办社会组织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了。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权力的让渡从政府退出募捐市场开始。”杨武成说。他记得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曾表示,要创造做好事做善事的氛围,给民间组织创造一个天地,不要让社会组织变成“养老爷”的地方。
  
    杨武成谨慎地表示,他目前无法保证底下每个县都会严格按照规定去做,但至少地方官员“没有依据”再刮“慈善风暴”了。“最起码慈善组织不能再以政府名义募集资金,政府也不能发个红头文件,把红会和慈善总会的账号告诉人家了。”
  
    难以打破的利益铁三角
  
    “政府背景”不仅仅意味着地位,还有权力。“政府办的慈善机构更容易募捐,说实在的,很多捐款人也是冲着权力来的。中国的捐款现在主要来自企业,他们愿意与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打交道,有时背后还存在权钱交易。”徐永光说
  
    不过,这项受到外界好评的改革内容,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来说,相当于动了他们的“心头肉”。
  
    今年6月,云南再次向专家征求意见,何道峰发现,修改后的文件中,“政府退出公募市场”这一条居然消失了。他推测,可能是其他省市的文件中没有这样写过,云南担心有风险。
  
    事实是,这份文件向云南各部门征求意见时,一些利益相关部门提出了反对意见。
  
    何道峰给云南省里领导打了个电话:“如果没有这一条,你们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新意。”他赶紧在北京组织法律界专家和媒体又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把 大家的意见汇总成一份四五页的文档,提交给云南。“其他怎么写都可以再讨论,但重大创新点必须出来,否则云南搞这个没有意义。”何道峰反复强调。他所说的 创新点,就包括政府退出公募市场。而在最终颁发的文件中,何道峰发现这一条又被恢复了。
  
    实际上,这算不上什么新提法。早在2003年,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政府将减少直接出面组织群众捐款捐物的“集体活动”,避免直接参与募捐。
  
    可如今10年过去了,云南是第一个将这个内容写入政府法规中的。“很多地方提都不敢提,因为会触碰很多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团说。
  
    2004年,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一同被列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写入了中央文件。在杨团的印象中,各地的“慈善风暴”就是从 之后开始刮起来的。因为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理解中,慈善成了政府的事,就可以号召捐款给地方政府、或者放在地方慈善总会的户头上,由政府决定公民捐款花在哪 里了。最后,慈善变成政府的工具,公众的捐款变成了用来直接补充公共财政不足的“慈善财政”。
  
    2011年,陕西神木就刮起这样一阵“慈善风暴”。为了筹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三大公益基金,神木县政府成立了8个募集小组,由政 府各部门领导牵头,募集范围覆盖公务员系统、煤炭系统和各大企业。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科级干部每人要捐2000元,募捐晚会上台举起大额捐款牌的“煤老 板”几乎都僵着脸。
  
    带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也不愿意放弃这个特权。“大量慈善系统都在做当地政府的‘钱口袋’,用这种方式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杨团说。
  
    “政府背景”不仅仅意味着地位,还有权力。“政府办的慈善机构更容易募捐,说实在的,很多捐款人也是冲着权力来的。中国的捐款现在主要来自企业,他们愿意与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打交道,有时背后还存在权钱交易。”徐永光说。
  
    在他看来,政府、官办慈善机构、捐款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利益铁三角,而想要突破这种路径依赖非常艰难。
  
    “政府要愿意割肉,敢于割自己的肉。”徐永光说。
  
    这仅仅是一个先声
  
    云南民间组织“绿色流域”发起人于晓刚对此也持观望态度。“政府退出之后,我们可以互相竞争,像一个市场那样。但我不觉得政府能够完全退出,其实,只要政府不垄断就好。”于晓刚说
  
    杨团曾经是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她毫不客气地批评,现在一些地方慈善机构,成了“政府的收钱口袋”。
  
    她始终记得,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时,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曾明确提出,“我们不是政府,要和政府分开”。当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还跑过来 说,慈善捐的钱是国有资产。崔乃夫的回答是:“不行,这不是国家的钱,是社会的钱,老百姓的钱,我们要对捐款人负责,国家是不可以插手的。”
  
    令人遗憾的是,“到今天,慈善的钱该怎么花、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什么是越界,还是不清楚,这是今后的大患”。在她看来,云南此次把“政府退出公募市场”写入地方文件,是重申了权力不要越位这个常识。
  
    对于云南的这次改革,云南省内的社会组织表现得比较冷静。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沈光鑫认为,云南省政府的后退,意味着慈善往前进了一大步。但他同时担心,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政府还是变相规定款项要通过红会和慈善总会,那就“局限在怪圈里”了。
  
    云南民间组织“绿色流域”发起人于晓刚也持观望态度。“政府退出之后,我们可以互相竞争,像一个市场那样。但我不觉得政府能够完全退出,其实,只要政府不垄断就好。”于晓刚说。
  
    在何道峰看来,云南目前的改革还仅仅是一种先声,距离落实还有很长的距离。“‘政府退出公募市场’,什么叫政府,是指省、地区政府还是含政府的所 有职能部门,含不含职能部门下面的事业单位,工青妇等社团能不能接受捐赠?这得列单子,活儿还多着呢。”他说,“政府只有把自己的位置摆得中立,把‘儿 子’赶出场,裁判才有公信力。”
  
    7月18日的座谈会上,“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获得了最后一个发言机会。他发现云南贫困地区的营养午餐中,面包和牛奶存在一些问题,他打算让自己的团队进驻。担任主持人的云南省省长李纪恒现场回应:“欢迎免费午餐来云南。”
  
    对于这一幕,坐在会场里的沈光鑫很感慨:“云南目前只有48家登记的基金会,改革之后,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但有了挑战也就有了市场,在更大的群体里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
  
    这位被认为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社会组织领导人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兄弟省份遭遇泥石流灾害,政府硬是要求所有捐款必须通过红会。当时,正 是“郭美美事件”最热闹的时候,民间组织和公众拒绝捐款。“政府本想把社会资源这个大西瓜装进自己口袋,最后西瓜没吃到,芝麻也丢了,我们不要干这种傻 事。”他说。

89民运人士发起“天下围城”结束中共统治

【大纪元2013年08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台北报导)89民运参与者8月1日发表《天下围城,纪念“六四”, 催生宪政民主新中国》的关于纪念“八九”“六四”25周年的文告。文中提到,25年后的今天,我们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文告称,明年就是“六四”惨案25周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

“今天,我们不仅是为追还‘六四’屠杀所扼杀的正义,存续1989年中国人所怀抱的伟大宪政民主理想,而且是为那些1989年以前和以后中共腐败暴政受害者伸张正义。既然专制者不给人民安全、尊严和权利,我们就决不让专制者安宁地过好日子!既然中国公民还不能在自己的国土行使人类公认的权利抗议专制者,那我们就在地球上还能行动的地方坚定有力地行动。”

他们呼吁全球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89民运参与者包括海外八九学生: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李进进,李恒清,王天成,刘俊国,潘强,金岩。海外八九参与者: 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刘念春,王进忠,解龙。海外香港社团代表: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周盛康。

(责任编辑:孙芸)

习近平表示可以接受由韩国主导的朝韩统一

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朴炳光、国立政治大学助理教授卢业中(图片来源:韩国经济研究所)
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朴炳光、国立政治大学助理教授卢业中(图片来源:韩国经济研究所)

安华, 陈怡

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美国朝鲜半岛经济研究所7月31日在华盛顿举办了以“台海两岸与朝韩之间和解努力的对比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论坛会议。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委员朴炳光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采访的时候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可以接受韩国主导的朝韩统一。

朴炳光在回答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有关中国是否真心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时说,中方可以接受韩国主导朝韩统一,这一立场直接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朴炳光说:“习近平主席亲自说了,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他所说的自主和平统一的真实内容是,如果第三国不介入,只是南北韩之间推动或者进行和平统一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意思是,韩国主动实现和平统一,也是中方能够接受的。”

朴炳光博士在华盛顿的论坛会议上表示,根据他的了解,一旦朝鲜政权瓦解崩溃,中国可能会接受由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半岛统一,但是不会允许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

他对美国之音VOA卫视说: “这是我跟我的好几个中国朋友谈的时候,他们对我说的内容。因为假使北韩崩溃了,韩国单独介入的话,这是韩半岛南北之间的问题,他们可以考虑接受。不过美国介入的话,这和中方一直强调的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的方式不一样,因为美国不是南北韩问题的当事者,或者说当事国,所以美国如果突破三八线的话,美国就要影响到南北韩的统一过程。那么对中方来说,南北韩统一和北韩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所以中方不会接受美方介入或者突破三八线。”


朴炳光博士199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对中国政治以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长期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说,自从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太子党相继登上大位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出现明显变化,

朴炳光说: “以前,中方表面上说他们很欢迎南北韩的自主和平统一,不过我个人认为,中方的内心还是希望维持现状。但是在朴槿惠总统访华之后,好像中方,特别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的态度有所变化。”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华盛顿此次论坛会议的一天之前,也就是7月30日,在核准美国陆军中将斯卡帕罗蒂出任美军驻韩部队司令的参议院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卡尔•莱文说,韩国有能力也应该接管自己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莱文说:“我认为,在战争时期保卫韩国的主要责任在于韩国自己,战时作战指挥的责任应该尽快移交给韩国,实现这一点很重要。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应该对自己的国防负责,特别是他们一直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

美国陆军中将斯卡帕罗蒂在听证会上承诺,如果出任驻韩美军司令一职获得参议院核准,他会积极实施美军在2015年底之前将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并积极与中国方面沟通,继续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朴炳光所透露的中方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与美国方面所传递出的这一信号,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抑或说明美中之间存在共识或者默契,的确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间,有待观察。

美国之音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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