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2013年06月08日讯】中国微博传出消息,薄熙来案的关键人物徐明死于狱中。薄熙来预计7月受审,作为薄熙来的钱袋子,徐明无疑是最重要的证人。徐明还和中共其它元老家族交往密切,他在狱中死亡被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薄熙来案错综复杂 ,前些日子传出消息,即便身为中纪委副书记,也不清楚薄熙来案的走势,不清楚薄熙来会不会直接从监狱走上中共最高职位。泛华网发现,尽管薄熙来在任上漠视法律,但在民间却有非常广泛的支持,令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但想要薄熙来死的人也不在少数。徐明之死,会令习近平更难下定决心如何处置薄熙来。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6月8日星期六
习奥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赌博 中国方面赌注大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州一个休假地举行习近平上台以来首次美中峰会。美中双方选择不拘礼节的休假地会晤的形式,以有利于两位国家元首推心置腹的会谈。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尽量抛开正规刻板的繁文缛节的会谈是少见的。于是,奥习会近几天来成为世界媒体的一个关注焦点。
日本和美国两家媒体分别用下赌、打赌的比喻来形容这次奥习会。
在奥习会来临之际,日本的网络新闻杂志“日本工商新闻” japan business press刊登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宫家邦彦的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啊,你下大赌了吗?”
文章说,“中国媒体大力宣传这次奥巴马-习近平峰会,但欧美的有识之士大都反应冷淡,认为‘难以期望什么具体成果。’尽管如此,这次美中峰会结果将预示着今后美中关系的走向,因此极为重要。”
宫家邦彦的文章题目很是刺激,很是吸引眼球,但文章的论点可谓四平八稳,圆通、圆熟、圆满,甚至圆滑,让人挑不了毛病,钻不了空子。
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朝日电视台在报道习近平6月6日美国加州当地时间抵达美国的消息时,介绍了中国方面对这次奥习会所下的赌注:
“中共党内一位官员分析说,‘习近平主席答应(跟奥巴马总统)会谈,可以说是习主席自信的表现。’中国方面把这次高峰会谈的目的定为‘中美两国构筑新 型大国关系,不要对立,而是重视合作。’中国外交部门的消息来源则表示,‘具体地说就是,在会谈之后,美国减弱对中国的压力和批评,就算是成功了。’”
作为日本媒体,朝日电视台与许多其他日本媒体机构一样,着重于从日本的角度看这次奥习会:
“美国方面将要求中国采取具体的措施,停止网络攻击。除此之外,美国方面还将把中国与日本等周边国家的领土摩擦作为优先的议题。现在还不清楚中国方面是否会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
不同寻常的赌
说起用打赌的比喻来形容奥巴马-习近平峰会,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6月5日发表记者马克•兰德勒和杰基•卡尔姆斯的报道说,奥巴马跟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会晤了12次,对胡锦涛刻板、死板、说话总是照本宣科、无法跟他推心置腹的交流而深感挫折。
报道说,美国方面希望随着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这种局面能够有所改观;因此,对美国方面来说,“这是对(最高领导人)个人外交力量下了不同寻常的赌。”(it is an enormous bet on the power of personal diplomacy…)
美中双方选择在加州一处休假地作为峰会的地点,选择不拘礼节的会谈方式,表明双方都意图推进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双方的亲密无间也有若干局限。习近平访问加州期间将不住在安嫩伯格庄园,而是住在附近的hyatt酒店。据一位熟悉访问策划的人士透露,这反映出中 国方面担心被窃听。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期间,需要翻译,因为习近平的英语不灵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陪同出访,但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将不陪同奥巴马。这使这次 高峰会少了一层不拘礼节性。”
美国方面期望通过习近平打开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外交通道。对这个问题,法新社6月7日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报道。
法新社的报道说,“本星期,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59岁的习近平‘看上去像是一个活人,能够跟人说话,愿意直接跟美国人说话,解说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这不是他的某些前任所突出的做法。’”
网络安全问题及其他
西班牙埃菲社就奥习会发表长篇报道,认为网络安全问题大概是奥习两位领导人最棘手的话题,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但显然正是因为重视,美国官员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谨慎:
“习近平政府否认主使了网络攻击,表示华盛顿的指控是不负责任的,并坚持声言中国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也是黑客攻击的对象。
“奥巴马是否将采取行动以‘惩罚’ 中国旨在刺探情报的网络攻击?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方面的消息来源只是强调,奥巴马总统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美中双方必须合作保护’全球网络基础设施。”
说到网络安全问题,在奥习峰会即将举行之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发表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在2008年奥巴马与麦凯恩竞选总统的时候,中国黑客就使用先进复杂的手段打入奥巴马和麦凯恩竞选班子成员的电脑,窃取到竞选班子的内部通讯。
这一消息的披露对奥习会以及对近期、中期或长期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清楚。
网络安全问题,中国与美国的重要盟国日本的领土纠纷问题,人权问题,等等等等,都是美中两国之间的棘手问题。
看来,美中两国首脑这次在加州休假地举行峰会将足够忙。
刘志军下台真相!
多舛铁道部
发布时间:2011-07-28 时代周报
记者 黎广 发自北京
2011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视电话会议,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强调要巩固安全生产大检查成果,并发表电视讲话。
他在会议上说:“要确保高铁运行安全万无一失,确保在不良天气等情况下的高铁列车运行绝对安全。”并且强调,“如遇到行车设备不良、灾害性天气以及货车安全隐患威胁等情况,该减速必须降速。”
3个月23天后,杭深线永嘉至温州南、北京南至福州的列车与杭州至福州的列车发生追尾,共计六节车厢脱线。问责的声音再次集中到了铁道部。
这是盛光祖进入铁道部的第一年,在他之前,铁道部也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前行。
速度挂帅
日本媒体人士加藤嘉一八年前来到中国,逐渐成为一名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员,那时刘志军刚刚上任中国铁道部部长。
加藤嘉一喜欢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游走,很多时候是坐火车,从又脏又乱的绿皮车,到现在的和谐号,他预想着未来一定也会坐上京沪高铁,但是他说: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开通了。
这是铁道部成立以后的第62年,刘志军是最近一个在铁道部下马的正部级高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铁道部从来没有像个明星一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被人关注。那是我国的非高铁时代,人们对其诟病,大多来自于春运。
那时候的铁道部部长是傅志寰。
上世纪90年代末,在铁道部主持的工作下,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铁路提速。人们将中国铁路的六次提速,归结到了他的时代。
在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那个时候,邓小平并未将这一技术引进中国。因为当时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其负债率已经达到2270亿美元。
但有关速度带来的激情,始在傅志寰的身上诞生,1981-1982年,他在德国进修,当感受到德国时速为200公里的列车时,傅志寰曾表示:“什么时候我国也能达到这个速度。”
当时,我国的列车最高时速为100公里,傅志寰在任的是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副所长,上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撤走专家的情况下,我国能生产出东风型和韶山型机车,那么在傅志寰心中,突破时速100公里也不成问题。
因此,傅志寰任铁道部部长后,便着手中国的铁路提速。当时我国的大环境并不太平,火车相撞、轮船下沉、飞机跌落偶见报端。所以但凡有记者问傅志寰,提速是否有风险,傅志寰说:“风险肯定存在,但不能畏惧风险。”而这一心态,来源于“上面的支持”。
在最初的提速试验阶段,时任国务院总理派秘书了解情况,邹家华、吴邦国等亲自上车检测,而熟悉业务的几位领导人很专业地向傅志寰提出了安全与资金的疑问。傅志寰强调了安全性,并特别指出“核心技术是自己研发的”。因此在铁道部提倡提速时,并未遭遇太多的诟病。
而在提速期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也亲临一线,并于2001年11月14日,在北京车站视察北京至上海的两趟提速列车时,嘱咐傅志寰,“一定要开好朝发夕至、夕发朝至列车。”
这一切都壮了傅志寰的胆,此后,秦沈线进行提速试验,其中一段66.8公里的时速试验段为300公里,2002年11月间,时任政治局委员曾培炎登 上试验列车,在傅志寰的劝阻下,曾仍将列车推进到300公里/小时,这意味着在铁道部领导的中国铁路建设中,高铁开始成型。但这一时期,铁道部在众多“上 层”的关怀下,并没有出现“杀无赦”的问题。
割肉之痛
深谙铁路系统内情的宫杨兴(化名)和过去几年比,现在的日子变得“窘迫”起来。
在非高铁时代,宫杨兴所在的某铁路建设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取一个项目并不难。自从2008年我国进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任何工作都变得不容易了。
“当时京九线的总造价是400个亿,平均每公里造价不到2000万,后来武广线的投资一下变到了1166个亿,虽然说武广的速度快了,但是一下多出几倍的投资,我们都吓坏了。”宫杨兴说。
在相关人员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显示,我国的铁路造价,时速100公里的铁路每公里造价1000万元左右,200公里时速(以秦沈线为例)每公里的造价是3000万-4000万元之间。
但武广高铁的造价接近1.1亿元/公里。
“我记得,以前一个铁路的招投标额都是几千万,最多几个亿,后来一下子弄到十几亿几百亿一个工程,我就觉得这里面会有水分。”宫杨兴说。
宫杨兴一直和铁道部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刘志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免去铁道部部长后,宫杨兴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刘志军的倒台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悉,在2008年底我国进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我国铁路建设的标的额明显上涨。在过去,铁道部的工程基本上都能按部就班地建设,“但在那以后,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
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
“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多,刘 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 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但这一时期,经过大规模的高铁投资,铁道部已经开始负债累累。
据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08年,铁道部已经出现全面亏损,2009年据说实现了盈亏平衡,但到2010年底,铁道部总资产虽然达到3.3万亿元,但负债达到了1.8万亿元,而此后,铁道部每年支付的利息很快将超过1000亿元。
高铁癌变
尽管如此,加藤嘉一仍然愿意称刘志军为中国高铁之父,但是在其下台以后,中国高铁的发展,变得愈发像一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方面,在不出事故的前提下,高铁蓬勃发展,总是受到自上而下的好评和赞许,然而一旦出现问题,以铁道部为首的高铁最高管理部门,又会受到全国自下而上的诟病。
对于铁道部来说,这一切并不容易接受。据宫杨兴透露,铁道部在此次温州事故以前,正在进行内部洗牌,这个事件以后,洗牌的幅度将会更加剧烈。
“实际上,铁道部已经在此前多次表示要在高铁建设和高铁运行速度上进行降速了。”宫杨兴说。“但碍于国家政策和各个献礼的要求,不得不大幅度地追赶工期。”宫杨兴称,这一次的高铁事故,在系统内部,一定认为管理和工作失误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次追尾事件来说,这只是我国众多正在运营的高铁线路之一。遗憾的是,这些线路如果不出事的话,对于铁道部来说,所占的好处仍然微乎其微。
然而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我国的高铁网络过于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使得高铁仍然无法盈利。但加藤嘉一认为,如果通过改制,新产生的铁道公司如果不能破产,那就仍然是铁道部。然而一旦破产,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便无法收回。
然而宫杨兴等“内部人士”却感到,如果铁道部能对所有事情进行决策,不用考虑到政治和人员因素,那么铁道部的发展或许会相对平缓和理智。
可这发生的一切,已经夺取了数十人的生命。
尽管中国的民众仅仅只是在乞求平安。
发布时间:2011-07-28 时代周报
“铁老大”在大跃进的高潮里跌入危机的深渊。
记者 黎广 发自北京
2011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视电话会议,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强调要巩固安全生产大检查成果,并发表电视讲话。
他在会议上说:“要确保高铁运行安全万无一失,确保在不良天气等情况下的高铁列车运行绝对安全。”并且强调,“如遇到行车设备不良、灾害性天气以及货车安全隐患威胁等情况,该减速必须降速。”
3个月23天后,杭深线永嘉至温州南、北京南至福州的列车与杭州至福州的列车发生追尾,共计六节车厢脱线。问责的声音再次集中到了铁道部。
这是盛光祖进入铁道部的第一年,在他之前,铁道部也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前行。
速度挂帅
日本媒体人士加藤嘉一八年前来到中国,逐渐成为一名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员,那时刘志军刚刚上任中国铁道部部长。
加藤嘉一喜欢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游走,很多时候是坐火车,从又脏又乱的绿皮车,到现在的和谐号,他预想着未来一定也会坐上京沪高铁,但是他说: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开通了。
这是铁道部成立以后的第62年,刘志军是最近一个在铁道部下马的正部级高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铁道部从来没有像个明星一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被人关注。那是我国的非高铁时代,人们对其诟病,大多来自于春运。
那时候的铁道部部长是傅志寰。
上世纪90年代末,在铁道部主持的工作下,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铁路提速。人们将中国铁路的六次提速,归结到了他的时代。
在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那个时候,邓小平并未将这一技术引进中国。因为当时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其负债率已经达到2270亿美元。
但有关速度带来的激情,始在傅志寰的身上诞生,1981-1982年,他在德国进修,当感受到德国时速为200公里的列车时,傅志寰曾表示:“什么时候我国也能达到这个速度。”
当时,我国的列车最高时速为100公里,傅志寰在任的是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副所长,上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撤走专家的情况下,我国能生产出东风型和韶山型机车,那么在傅志寰心中,突破时速100公里也不成问题。
因此,傅志寰任铁道部部长后,便着手中国的铁路提速。当时我国的大环境并不太平,火车相撞、轮船下沉、飞机跌落偶见报端。所以但凡有记者问傅志寰,提速是否有风险,傅志寰说:“风险肯定存在,但不能畏惧风险。”而这一心态,来源于“上面的支持”。
在最初的提速试验阶段,时任国务院总理派秘书了解情况,邹家华、吴邦国等亲自上车检测,而熟悉业务的几位领导人很专业地向傅志寰提出了安全与资金的疑问。傅志寰强调了安全性,并特别指出“核心技术是自己研发的”。因此在铁道部提倡提速时,并未遭遇太多的诟病。
而在提速期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也亲临一线,并于2001年11月14日,在北京车站视察北京至上海的两趟提速列车时,嘱咐傅志寰,“一定要开好朝发夕至、夕发朝至列车。”
这一切都壮了傅志寰的胆,此后,秦沈线进行提速试验,其中一段66.8公里的时速试验段为300公里,2002年11月间,时任政治局委员曾培炎登 上试验列车,在傅志寰的劝阻下,曾仍将列车推进到300公里/小时,这意味着在铁道部领导的中国铁路建设中,高铁开始成型。但这一时期,铁道部在众多“上 层”的关怀下,并没有出现“杀无赦”的问题。
割肉之痛
深谙铁路系统内情的宫杨兴(化名)和过去几年比,现在的日子变得“窘迫”起来。
在非高铁时代,宫杨兴所在的某铁路建设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取一个项目并不难。自从2008年我国进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任何工作都变得不容易了。
“当时京九线的总造价是400个亿,平均每公里造价不到2000万,后来武广线的投资一下变到了1166个亿,虽然说武广的速度快了,但是一下多出几倍的投资,我们都吓坏了。”宫杨兴说。
在相关人员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显示,我国的铁路造价,时速100公里的铁路每公里造价1000万元左右,200公里时速(以秦沈线为例)每公里的造价是3000万-4000万元之间。
但武广高铁的造价接近1.1亿元/公里。
“我记得,以前一个铁路的招投标额都是几千万,最多几个亿,后来一下子弄到十几亿几百亿一个工程,我就觉得这里面会有水分。”宫杨兴说。
宫杨兴一直和铁道部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刘志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免去铁道部部长后,宫杨兴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刘志军的倒台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悉,在2008年底我国进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我国铁路建设的标的额明显上涨。在过去,铁道部的工程基本上都能按部就班地建设,“但在那以后,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
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
“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多,刘 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 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但这一时期,经过大规模的高铁投资,铁道部已经开始负债累累。
据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08年,铁道部已经出现全面亏损,2009年据说实现了盈亏平衡,但到2010年底,铁道部总资产虽然达到3.3万亿元,但负债达到了1.8万亿元,而此后,铁道部每年支付的利息很快将超过1000亿元。
高铁癌变
尽管如此,加藤嘉一仍然愿意称刘志军为中国高铁之父,但是在其下台以后,中国高铁的发展,变得愈发像一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方面,在不出事故的前提下,高铁蓬勃发展,总是受到自上而下的好评和赞许,然而一旦出现问题,以铁道部为首的高铁最高管理部门,又会受到全国自下而上的诟病。
对于铁道部来说,这一切并不容易接受。据宫杨兴透露,铁道部在此次温州事故以前,正在进行内部洗牌,这个事件以后,洗牌的幅度将会更加剧烈。
“实际上,铁道部已经在此前多次表示要在高铁建设和高铁运行速度上进行降速了。”宫杨兴说。“但碍于国家政策和各个献礼的要求,不得不大幅度地追赶工期。”宫杨兴称,这一次的高铁事故,在系统内部,一定认为管理和工作失误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次追尾事件来说,这只是我国众多正在运营的高铁线路之一。遗憾的是,这些线路如果不出事的话,对于铁道部来说,所占的好处仍然微乎其微。
然而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我国的高铁网络过于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使得高铁仍然无法盈利。但加藤嘉一认为,如果通过改制,新产生的铁道公司如果不能破产,那就仍然是铁道部。然而一旦破产,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便无法收回。
然而宫杨兴等“内部人士”却感到,如果铁道部能对所有事情进行决策,不用考虑到政治和人员因素,那么铁道部的发展或许会相对平缓和理智。
可这发生的一切,已经夺取了数十人的生命。
尽管中国的民众仅仅只是在乞求平安。
曾是纽约时报摄影师,独立摄影师杜斌被秘密逮捕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霍松柏
居住在北京的前《紐約時報》簽約攝影師,獨立作家、紀錄片製片人杜斌,5月31日晚被秘密抓捕,至今失蹤7天。杜斌剛剛拍攝製作了揭露馬三家勞教所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並主編了厚達600頁的《天安門屠殺》。據悉,他的書籍和電腦都被扣押、私人住所被封閉。
6月7日,他的朋友向明鏡新聞網透露了這一消息。這位朋友分析,杜斌被抓,估計與他最近拍攝的馬三家勞教所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有關。另據分析,也可能 與他在“六四”24周年前夕主編出版《天安門屠殺》有關。他的朋友十分擔心,稱杜斌很有可能遭受酷刑,籲請海外媒體關注。
杜斌1972年生,山東郯城人。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他拍攝的新聞照片曾刊發在中國各大媒體,並在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等媒體上刊登。
杜斌著有《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艾神》等多部小說和攝影紀實。並主編了《毛主席的 煉獄》、 《毛澤東的人肉政權》等多種“拼貼式”圖文集,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他編輯的最新一本書是《天安門屠殺》,在“六四”24周年前夕出版。他也曾多次接受明鏡 集團媒體的專訪,就在5月下旬,明鏡記者還對他進行了越洋專訪,將刊發於即將出版的最新一期《外參》。
在習近平出訪美洲,即將與美國奧巴馬總統舉行“莊園會”前夕,杜斌突然被拘捕失蹤,勢必引起海內外關注。究竟被當局以什麽罪名拘捕,外界尚不知情。明鏡新聞網將進一步瞭解詳情。
居住在北京的前《紐約時報》簽約攝影師,獨立作家、紀錄片製片人杜斌,5月31日晚被秘密抓捕,至今失蹤7天。杜斌剛剛拍攝製作了揭露馬三家勞教所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並主編了厚達600頁的《天安門屠殺》。據悉,他的書籍和電腦都被扣押、私人住所被封閉。
6月7日,他的朋友向明鏡新聞網透露了這一消息。這位朋友分析,杜斌被抓,估計與他最近拍攝的馬三家勞教所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有關。另據分析,也可能 與他在“六四”24周年前夕主編出版《天安門屠殺》有關。他的朋友十分擔心,稱杜斌很有可能遭受酷刑,籲請海外媒體關注。
杜斌1972年生,山東郯城人。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他拍攝的新聞照片曾刊發在中國各大媒體,並在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等媒體上刊登。
杜斌著有《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艾神》等多部小說和攝影紀實。並主編了《毛主席的 煉獄》、 《毛澤東的人肉政權》等多種“拼貼式”圖文集,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他編輯的最新一本書是《天安門屠殺》,在“六四”24周年前夕出版。他也曾多次接受明鏡 集團媒體的專訪,就在5月下旬,明鏡記者還對他進行了越洋專訪,將刊發於即將出版的最新一期《外參》。
在習近平出訪美洲,即將與美國奧巴馬總統舉行“莊園會”前夕,杜斌突然被拘捕失蹤,勢必引起海內外關注。究竟被當局以什麽罪名拘捕,外界尚不知情。明鏡新聞網將進一步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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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
深港贸易套利调查:1亿本金1年兜圈200次赚5亿
来源:CCTV经济半小时
连接深港两地的落马洲大桥,八公里的距离在以往半个小时内就能通过,但是今年以来却常常要堵三四个小时。因为大量的货车往返深港“兜圈”,有 时候一天甚至要兜十几趟。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企业把货物在深港两地兜圈?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经济半小时》(6月7日)关注蹊跷的反复通关,调查 巨额贸易套利现象。
货物往返深港两地兜圈 物流企业苦乐两重天
一份贸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数据大幅度提升。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13.4%,出口增18.4%、进口增8.5%。 而其中,最“不靠谱”的数据是对香港的进出口数据,今年3月,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了92.9%,创下了1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前4个月内地对港的进出口总 值达到1505.9亿美元,增长66%。其中,深港贸易总值的增长更是高达130%,这样的增长,会不会有水分呢?《经济半小时》记者赶赴深圳,展开调 查。
图1
在深圳福田保税区,由于跟香港直接毗邻,货物进出最为方便。通过连接深港两地的落马洲大桥,从保税区将货物运至香港,八公里的距离在以往用上半个小时以内就能完成。但是今年以来,这个时间却一下拉长到了3-4个小时。
炳记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伍绮文,常年在福田保税区做物流运输,她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福田保税区进出香港的通道就开始长时间堵车。公司的一些司机因为排队大感不满,甚至因此有了辞职的念头。
伍小姐说,好几次都因为堵车耽误了时间,公司的车最终没有赶上出货的船期。她告诉记者,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在保税区和香港之间“兜圈”的车越来 越多了。正规车辆需要到机场装货,来回需要2-3个小时,然而“兜圈”的车无需装卸,出去一趟很快回来,重新再排队,导致过关车辆增多。
什么车在“兜圈”?它们又为何要在深港两地“兜圈”?就在伍小姐为堵车叫苦不已时,许多物流运输企业却在暗自高兴。因为大量的货物往返深圳和香港之间“兜圈”,意味着业务在大量增加。
深圳福田保税区某物流公司香港司机告诉记者,他和同行都乐于接这样“兜圈”的活,因为一般都是拉一些体积小、价值高、重量轻的货,例如电子产品,而且往返得越多,他们的收入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平均每个司机每月因为“兜圈”能够多收入5、6千块。
相同货物十天兜圈54趟 贸易数据“被增长”600%
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位香港司机就经常拉着这样的电子产品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兜圈子”,有的时候甚至一天要来来回回十几趟。但是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兜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随后的通关过程中,这辆车遇到了海关的现场查验。
海关查验关员告诉记者,过去福田保税区和香港之间的日均通关量在1200辆,但今年一季度,日均通关的车辆增加到了1800辆。而增加的都是 这样体积小价值高的电子产品在大量通关,这使得尽管海关关员担心走私风险的增加,还专门加大了查验的力度,但从通关手续与货物查验上却又找不出任何问题。 如果海关查验的申报情况跟车辆的实际货物相符,他们对这批货物就正常放行。
深圳福田保税区海关物流监控二科副科长欧阳强告诉记者,海关检查时,主要核对货品的规格和件数与申报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对货物正常放行。记者跟踪采访的货柜车申报的货品是13件集成电路,金额为975万元,规格和件数均规范,因此该车被海关顺利放行。
然而,根据深圳福田保税区海关副科长刘浩远调取的海关通关纪录显示,这辆装载着同规格同型号集成电路的货柜车,甚至申报数量和金额都一样,在4月1日到4月11日的十余天时间里,反复进出了54趟。
图2
记者了解到,保税物流、仓储和加工是海关保税区的主要功能。因为保税区的仓储等各种成本低。因此一般情况下,很多境外货物都是经过香港进入到 保税区进行加工之后,再经由香港转口运出境外销售。而货物就算是没加工过,只要进出一次保税区,就是实际进出境一次,按照现行海关统计办法,货物的全部货 值就要被统计一次。
以这批申报价格为5973375美元的集成电路为例,如果以600万美元计算,10天时间反复进出口50次,在统计上,10天的进出口数据就 增加了3亿美元。也正是因为这样来回“兜圈”货物的增加,海关的统计数据就被推高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今年一季度,整个深圳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 150%,而福田保税区对香港的进出口增长则达到了600%。刘浩远肯定地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非常异常的增长现象。
货物一日游轻松套利 1亿本金兜圈两百次可赚5亿
按照保税区的功能,货物从境外进入到保税区,如果没有进行加工就再次出口到境外的话,货物的价值不会增加。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贸易企业将货物在深港两地之间进行兜圈呢?他们从中到底能获得什么利益?
记者跟随装载集成电路的车辆,一路到达了福田保税区内的一处仓库,因为临近下班时间,仓库已经没有来接货。此时,这批价值975万元的集成电路就被司机随意的扔在了仓库外的平台上。也就是说,这批货根本不是急于用作生产的原料。
这种“兜圈”到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利润呢?这样的利润又能有多少呢?记者采访到深圳某报关行报关员,然而他对这个问题也纠结了很久,他接触的同一批货一个星期就兜转了二十次左右,后来他听别人说,看似无意义的“兜圈”行为背后有大把利润可图。
业内人士马先生告诉记者,利用人民币“内保外贷”政策,由境内银行开具一年的保函提供担保,境外银行为境内企业在境外的关联公司发放人民币贷款,以深港两地间的利差和汇差进行贸易套利。这在业内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马先生向记者详尽地说明了“兜圈”业务的运作流程。首先,境内企业将一千万存到银行,要求银行开一张一千万的信用证。随后,该企业在境外的贸易企业买进这批货,境内企业把信用证交付给境外企业,之后境外企业就可以凭借这张信用证到境外银行兑现一千万。
货物从香港进口到了保税区以后,境外的关联企业可以再从境内企业手中将这批货买回去,货物再往香港出口一次,境外的关联企业就可以“名正言 顺”的将这一千万人民币付结给境内的贸易企业。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兜圈”业务。如此反复。通过这一批货物不停的“兜圈”,资金就可以不断翻滚。那么这种 “兜圈”到底可以套出多少资金呢?马先生了解的例子让记者吓了一跳。
图3
马先生告诉记者,香港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一般为2.25%-2.5%,而内地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为3.25-3.3%,可套的利差接近一个百 分点;此外,境内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境内银行年利率高于4.3%的理财产品进行质押担保,那么利差还可以扩大。如果用美元付汇再以人民币收汇,还能赚取 0.48%的汇差。那么每次兜圈的利润就可以达到2.48个百分点。以一亿元本金计算,兜圈200次,就能套入资金200亿元,一年下来套利就可达 4.96亿元。
“兜圈”行业就是通过不停的货物进出口,赚取两边银行的利率差价。兜的圈越多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套利,业内人士说的这种例子听起来简直不可思 议。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一季度的广东并不少见。根据相关机构测算,仅在今年一季度,至少就有400亿美元的境外资金通过“兜圈”方式进入了内地。那么如 此大规模的贸易套利,背后的推手到底是谁?
进出口业务萎缩、商业银行继续逐利,导致贸易套利频发
近期,美银美林的经济学家就指出:除去热钱流入的虚假贸易,中国1-4月贸易顺差实际数额只有官方公布的610亿美元的1/10。而上文提到的相同货物十天兜圈五十多趟的现象在珠三角比比皆是。谁在背后充当了牵线搭桥的角色呢?
业内人士认为,外贸行业整体不景气是导致贸易套利频发最直接的原因。受国际市场影响,现在外贸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利润大都很低,甚至不少企业生存都很困难。而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已经触及到了企业的生死线,面临生死的问题。
马先生分析,进出口贸易受到国外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国外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企业没有不做的理由。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微博]告诉记者,国内大型出口企业可承受的人民币汇率是六块五毛钱,而目前外贸企业面对的近期价、中间价和远期价分别是六块一毛二、六块一毛八和六块两毛三,企业根本无法承受。
今年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市场也普遍预期未来人民币升值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同时国内经济增长相对平稳,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直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际投机资金进入国内市场的欲望强烈。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2.91,-0.02,-0.68%)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说,国内人民币汇率存在管制,国内外利差水平也存在差异,如此一来资本便有了一定的投机空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操作层面,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香港市场沉淀了大量的人民币需要释放。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末,香港地区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达到6680.6亿元的历史最高点。而另一方面,内地银根紧缩,内地银行揽储压力较大。在贸易套利过程中,内地银行既获得了 大量的表外资金,还可以收取可观的手续费甚至获取相应的利差。
据广州人民银行分行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一直在关注贸易数据,涉及的相关的部门领导也在出差,目前没有什么进展和措施。因为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也只是关注跟研究。
而对于导致热钱涌入的虚假贸易问题,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4月17日对广东省内各银行所发出的一份内部通知中 看到,央行广州分行和深圳银监局分别发文叫停相关套利产品。通知中要求各银行即日起立即暂停办理90天以上人民币远期贸易融资业务及相关组合理财产品销 售,并暂停为上述加工贸易企业开立跨境人民币保函。
与此同时,海关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的监管,确保单货相符,同时还加大了对保税区内注册物流企业的资质审核。而外汇管理局5月5 日也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管理。22日,再次通知要求改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的外汇管理。那么这些措施目前的效果如何呢?
从四月下旬开始至五月份,在保税区通往香港落马洲的1号专用通道前,车辆排队的情况已经不见踪影。在各个部门的综合治理之下,福田保税区的对港进出口业务也可谓是应声回落。
深圳福田保税区海关欧阳强告诉记者,从今年的4月份下旬开始,进出车辆的量次突然骤减,恢复到往年的1200辆车的平均水平。
从数据上看,4月上旬,福田保税区物流货物进出口值平均每天为11.7亿美元,5月份这个数值降至1.9亿美元,下跌幅度达到了83.8%。由此可以判 断,成规模的“兜圈”业务已经暂时消失了,但这种“兜圈”业务是不是就完全被遏制住了呢?记者从一名司机的5月下旬的工作记录上发现,同样数量和重量的集 成电路,依然在深港两地多次往返。也就是说,少量的兜圈业务仍在继续。业内人士表示,即使广东地区的银行停止了这种业务,不代表别的地区就不可以办理。只 要有利润空间,这种套利就会不断的变化手法和方法。正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所说,只要所涉的贸易量大,其中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支 付,信用证、国际信贷、内保外贷等业务势必也要通过银行来走,银行在这其中肯定有利可图。
半小时观察:
套利活动本身是保证市场效率和资本流动性的重要前提,以美元离岸市场为例,96%的交易都是套利、对冲或者投资功能,只有不足4%用于实际贸 易结算。因此,也有人说资本套利本身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经之路。但是当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专攻人民币套利上;当虚假贸易成为了企业赚钱 的工具;当利差和汇差驱动下的套利活动变得猖獗时,贸易数据难免失真。目前,如何制止这种失真已经迫在眉睫。否则的话,进出口实体企业沉溺于资本运作,不 仅造成贸易数字虚假,也会加大决策层误判外部经济情况的风险,在流动性管理等方面造成误差,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连接深港两地的落马洲大桥,八公里的距离在以往半个小时内就能通过,但是今年以来却常常要堵三四个小时。因为大量的货车往返深港“兜圈”,有 时候一天甚至要兜十几趟。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企业把货物在深港两地兜圈?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经济半小时》(6月7日)关注蹊跷的反复通关,调查 巨额贸易套利现象。
货物往返深港两地兜圈 物流企业苦乐两重天
一份贸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数据大幅度提升。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13.4%,出口增18.4%、进口增8.5%。 而其中,最“不靠谱”的数据是对香港的进出口数据,今年3月,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了92.9%,创下了1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前4个月内地对港的进出口总 值达到1505.9亿美元,增长66%。其中,深港贸易总值的增长更是高达130%,这样的增长,会不会有水分呢?《经济半小时》记者赶赴深圳,展开调 查。
图1
在深圳福田保税区,由于跟香港直接毗邻,货物进出最为方便。通过连接深港两地的落马洲大桥,从保税区将货物运至香港,八公里的距离在以往用上半个小时以内就能完成。但是今年以来,这个时间却一下拉长到了3-4个小时。
炳记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伍绮文,常年在福田保税区做物流运输,她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福田保税区进出香港的通道就开始长时间堵车。公司的一些司机因为排队大感不满,甚至因此有了辞职的念头。
伍小姐说,好几次都因为堵车耽误了时间,公司的车最终没有赶上出货的船期。她告诉记者,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在保税区和香港之间“兜圈”的车越来 越多了。正规车辆需要到机场装货,来回需要2-3个小时,然而“兜圈”的车无需装卸,出去一趟很快回来,重新再排队,导致过关车辆增多。
什么车在“兜圈”?它们又为何要在深港两地“兜圈”?就在伍小姐为堵车叫苦不已时,许多物流运输企业却在暗自高兴。因为大量的货物往返深圳和香港之间“兜圈”,意味着业务在大量增加。
深圳福田保税区某物流公司香港司机告诉记者,他和同行都乐于接这样“兜圈”的活,因为一般都是拉一些体积小、价值高、重量轻的货,例如电子产品,而且往返得越多,他们的收入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平均每个司机每月因为“兜圈”能够多收入5、6千块。
相同货物十天兜圈54趟 贸易数据“被增长”600%
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位香港司机就经常拉着这样的电子产品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兜圈子”,有的时候甚至一天要来来回回十几趟。但是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兜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随后的通关过程中,这辆车遇到了海关的现场查验。
海关查验关员告诉记者,过去福田保税区和香港之间的日均通关量在1200辆,但今年一季度,日均通关的车辆增加到了1800辆。而增加的都是 这样体积小价值高的电子产品在大量通关,这使得尽管海关关员担心走私风险的增加,还专门加大了查验的力度,但从通关手续与货物查验上却又找不出任何问题。 如果海关查验的申报情况跟车辆的实际货物相符,他们对这批货物就正常放行。
深圳福田保税区海关物流监控二科副科长欧阳强告诉记者,海关检查时,主要核对货品的规格和件数与申报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对货物正常放行。记者跟踪采访的货柜车申报的货品是13件集成电路,金额为975万元,规格和件数均规范,因此该车被海关顺利放行。
然而,根据深圳福田保税区海关副科长刘浩远调取的海关通关纪录显示,这辆装载着同规格同型号集成电路的货柜车,甚至申报数量和金额都一样,在4月1日到4月11日的十余天时间里,反复进出了54趟。
图2
记者了解到,保税物流、仓储和加工是海关保税区的主要功能。因为保税区的仓储等各种成本低。因此一般情况下,很多境外货物都是经过香港进入到 保税区进行加工之后,再经由香港转口运出境外销售。而货物就算是没加工过,只要进出一次保税区,就是实际进出境一次,按照现行海关统计办法,货物的全部货 值就要被统计一次。
以这批申报价格为5973375美元的集成电路为例,如果以600万美元计算,10天时间反复进出口50次,在统计上,10天的进出口数据就 增加了3亿美元。也正是因为这样来回“兜圈”货物的增加,海关的统计数据就被推高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今年一季度,整个深圳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 150%,而福田保税区对香港的进出口增长则达到了600%。刘浩远肯定地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非常异常的增长现象。
货物一日游轻松套利 1亿本金兜圈两百次可赚5亿
按照保税区的功能,货物从境外进入到保税区,如果没有进行加工就再次出口到境外的话,货物的价值不会增加。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贸易企业将货物在深港两地之间进行兜圈呢?他们从中到底能获得什么利益?
记者跟随装载集成电路的车辆,一路到达了福田保税区内的一处仓库,因为临近下班时间,仓库已经没有来接货。此时,这批价值975万元的集成电路就被司机随意的扔在了仓库外的平台上。也就是说,这批货根本不是急于用作生产的原料。
这种“兜圈”到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利润呢?这样的利润又能有多少呢?记者采访到深圳某报关行报关员,然而他对这个问题也纠结了很久,他接触的同一批货一个星期就兜转了二十次左右,后来他听别人说,看似无意义的“兜圈”行为背后有大把利润可图。
业内人士马先生告诉记者,利用人民币“内保外贷”政策,由境内银行开具一年的保函提供担保,境外银行为境内企业在境外的关联公司发放人民币贷款,以深港两地间的利差和汇差进行贸易套利。这在业内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马先生向记者详尽地说明了“兜圈”业务的运作流程。首先,境内企业将一千万存到银行,要求银行开一张一千万的信用证。随后,该企业在境外的贸易企业买进这批货,境内企业把信用证交付给境外企业,之后境外企业就可以凭借这张信用证到境外银行兑现一千万。
货物从香港进口到了保税区以后,境外的关联企业可以再从境内企业手中将这批货买回去,货物再往香港出口一次,境外的关联企业就可以“名正言 顺”的将这一千万人民币付结给境内的贸易企业。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兜圈”业务。如此反复。通过这一批货物不停的“兜圈”,资金就可以不断翻滚。那么这种 “兜圈”到底可以套出多少资金呢?马先生了解的例子让记者吓了一跳。
图3
马先生告诉记者,香港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一般为2.25%-2.5%,而内地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为3.25-3.3%,可套的利差接近一个百 分点;此外,境内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境内银行年利率高于4.3%的理财产品进行质押担保,那么利差还可以扩大。如果用美元付汇再以人民币收汇,还能赚取 0.48%的汇差。那么每次兜圈的利润就可以达到2.48个百分点。以一亿元本金计算,兜圈200次,就能套入资金200亿元,一年下来套利就可达 4.96亿元。
“兜圈”行业就是通过不停的货物进出口,赚取两边银行的利率差价。兜的圈越多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套利,业内人士说的这种例子听起来简直不可思 议。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一季度的广东并不少见。根据相关机构测算,仅在今年一季度,至少就有400亿美元的境外资金通过“兜圈”方式进入了内地。那么如 此大规模的贸易套利,背后的推手到底是谁?
进出口业务萎缩、商业银行继续逐利,导致贸易套利频发
近期,美银美林的经济学家就指出:除去热钱流入的虚假贸易,中国1-4月贸易顺差实际数额只有官方公布的610亿美元的1/10。而上文提到的相同货物十天兜圈五十多趟的现象在珠三角比比皆是。谁在背后充当了牵线搭桥的角色呢?
业内人士认为,外贸行业整体不景气是导致贸易套利频发最直接的原因。受国际市场影响,现在外贸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利润大都很低,甚至不少企业生存都很困难。而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已经触及到了企业的生死线,面临生死的问题。
马先生分析,进出口贸易受到国外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国外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企业没有不做的理由。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微博]告诉记者,国内大型出口企业可承受的人民币汇率是六块五毛钱,而目前外贸企业面对的近期价、中间价和远期价分别是六块一毛二、六块一毛八和六块两毛三,企业根本无法承受。
今年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市场也普遍预期未来人民币升值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同时国内经济增长相对平稳,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直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际投机资金进入国内市场的欲望强烈。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2.91,-0.02,-0.68%)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说,国内人民币汇率存在管制,国内外利差水平也存在差异,如此一来资本便有了一定的投机空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操作层面,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香港市场沉淀了大量的人民币需要释放。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末,香港地区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达到6680.6亿元的历史最高点。而另一方面,内地银根紧缩,内地银行揽储压力较大。在贸易套利过程中,内地银行既获得了 大量的表外资金,还可以收取可观的手续费甚至获取相应的利差。
据广州人民银行分行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一直在关注贸易数据,涉及的相关的部门领导也在出差,目前没有什么进展和措施。因为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也只是关注跟研究。
而对于导致热钱涌入的虚假贸易问题,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4月17日对广东省内各银行所发出的一份内部通知中 看到,央行广州分行和深圳银监局分别发文叫停相关套利产品。通知中要求各银行即日起立即暂停办理90天以上人民币远期贸易融资业务及相关组合理财产品销 售,并暂停为上述加工贸易企业开立跨境人民币保函。
与此同时,海关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的监管,确保单货相符,同时还加大了对保税区内注册物流企业的资质审核。而外汇管理局5月5 日也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管理。22日,再次通知要求改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的外汇管理。那么这些措施目前的效果如何呢?
从四月下旬开始至五月份,在保税区通往香港落马洲的1号专用通道前,车辆排队的情况已经不见踪影。在各个部门的综合治理之下,福田保税区的对港进出口业务也可谓是应声回落。
深圳福田保税区海关欧阳强告诉记者,从今年的4月份下旬开始,进出车辆的量次突然骤减,恢复到往年的1200辆车的平均水平。
从数据上看,4月上旬,福田保税区物流货物进出口值平均每天为11.7亿美元,5月份这个数值降至1.9亿美元,下跌幅度达到了83.8%。由此可以判 断,成规模的“兜圈”业务已经暂时消失了,但这种“兜圈”业务是不是就完全被遏制住了呢?记者从一名司机的5月下旬的工作记录上发现,同样数量和重量的集 成电路,依然在深港两地多次往返。也就是说,少量的兜圈业务仍在继续。业内人士表示,即使广东地区的银行停止了这种业务,不代表别的地区就不可以办理。只 要有利润空间,这种套利就会不断的变化手法和方法。正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所说,只要所涉的贸易量大,其中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支 付,信用证、国际信贷、内保外贷等业务势必也要通过银行来走,银行在这其中肯定有利可图。
半小时观察:
套利活动本身是保证市场效率和资本流动性的重要前提,以美元离岸市场为例,96%的交易都是套利、对冲或者投资功能,只有不足4%用于实际贸 易结算。因此,也有人说资本套利本身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经之路。但是当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专攻人民币套利上;当虚假贸易成为了企业赚钱 的工具;当利差和汇差驱动下的套利活动变得猖獗时,贸易数据难免失真。目前,如何制止这种失真已经迫在眉睫。否则的话,进出口实体企业沉溺于资本运作,不 仅造成贸易数字虚假,也会加大决策层误判外部经济情况的风险,在流动性管理等方面造成误差,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大跃进四川饿死人1000万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林 雪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 七千人大会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 三反分子 。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林 雪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 七千人大会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 三反分子 。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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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厦门公交爆炸嫌疑人确定是陈水总,被逼无奈上访无门
厦门公交车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亡,据悉爆炸嫌疑人是陈水总,从种种迹象看,官方会将陈水总描述为无理取闹的访民,将他的诉求称之为“为改年龄遭拒”。
在北京时间中午12点多,陈水总的微博被突然删除,博讯记者在删除前存档了有关信息。(微博地址:http://t.qq.com /xiamen163163)从陈水总在自己微博公布的信息看,他两次试图摆摊求生被取缔,想办社保,但户口迁移时年龄被派出所填错,社保不给办理。由此 看,公安局对年龄错误的不作为是导致陈水总报复社会的主因。
从微博更新的时间看,最后更新是6日,当日对信访感概道“市伩访局说市政府又不管户口的,年龄填写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其绝望的态度已经显露无遗。
陈水总,53年生,现居局口街24号。因户口问题上访,要求改年龄,54年出生改53年。据悉,当时他乘坐BRT公交来回了坐了好几趟车。从集美大桥又坐回来。然后又挑一辆人多的车坐上去。
微博摘录
【草民陈水总,现年60岁,初小文化,住厦门市局口街24号,1970年因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草民随全家下乡,历尽千辛万苦1983年回城,没 有安排住房一家十口住28平方,没有安排工作,自谋出路直到94年勉强娶妻生一女,穷家添口倍感拮据,96年更大厄运又至,赖以维生的摊子被取缔,草民四 处求诉无门,靠亲友借贷度日,不得已在家门口支一个50公分大小的玻璃柜卖麻糍,由于本小利微,勉强度日,虽有心给当权者送礼但家贫如洗有心无力,没多久 又被取缔,无奈在某些人的白眼下打零工艰难度日,苦熬至今60岁盼能办理退休,苟延残喘,万没想到户口当年迁移过程,派出所把年龄填写错误,社保不予办 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草民年纪已大工作又难找,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家无余粮给草民裹腹,绝望中冒昧向您秋季,给条活路。】
6月6日发出的上访日记:
3月7日 我拿着户口底册复印件和身份证到思明公安局户政处办理年龄更改,一下想,那董科长一句证据下足就把我挡回来了,无奈道市府访局把情况诉说以求解决。
3月25日 按照董科长的要求到中华派出所思明档案局,马巷派出所,翔安档案局把能找的材料拿来,董科长一句材料不足又把我挡住了,没办法再上一伩访局,把这些单位不提供材料情况申诉
4月18日 本以为该说明的情况都已说了,这下该办理了,不料董科长又以准迁证未写年龄为由,不予办理,真是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中华派出所当时只拿半张的准迁证给我,这还是看在您董科长的面子给的,再说这材料是你们公安机关写的,无奈再次上访,说明情况.
5月7日 按伩访局要求今日60天无期限已到,到分局领取书面答复,但董科长不予答复,伩访办人员让我10日局长接待日,找局长.
5月10日:今天一大早,7点多就到锌粉办等局长,到快9点,董科长才到 一来就拿出准迁证的另一半, 我到中华派出所5 6 次没能拿到 对我说这准迁证写错了,是公安局的错,要公安局先改准迁证,我才能更改身份证, 我只好拿着他给我的半张准迁证到公安局信访处,见到杨科长我一说情况,杨科长大怒, 30年了,还更改什么,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说历史遗留错误就不能更改吗, 杨科长怒火稍息,说这是户政科忽悠你,我就跟分局伩访联系,伩访说那你13日来分局吧.
5月13日 今天又到分局,伩访和董科长联系,董科长就说他公休20日再说,联想到董科长的多次忽悠,真不知他公休是真是假, 中华派出所多次说没有的材料他能变出来 想想自己一个草头百姓,又无钱孝敬,被忽悠,应真客气, 董科长书面答复未给, 也只有叹气
5月20日: 今天是一个女的自称督察室的,带我到董科长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商量,那个女的说他在派出所多年 这样不能办理,无户口底册没收, 后来董科长又说 这份材料是真是假,他要去调查再说 这份材料放在分局一个多月,他竟然还不知真假,再说有拿公安机关出具的假材料去公安机关办事的傻子? 大权在手爱说啥是啥。 只怪自己无钱无权。
5月24日 已到董科长承诺一星期答复的日子,但是又被忽悠了,分局众口一词开会去了
5月27日 再到分局找董科长,又被告知开会,追问伩访办答复全家年龄都写错了,要请示到伩访局又推说要到公安局,到公安局又推说到分局,真是官字两个口,把以前的错误都能作为拒办理由,开始踢皮球
6月6日 终于等到董科长的答复,他拿出83年市政府回城审批表说 市政府写错没办法改,草民不得已又到市里问。市伩访局说市政府又不管户口的,年龄填写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北京时间中午12点多,陈水总的微博被突然删除,博讯记者在删除前存档了有关信息。(微博地址:http://t.qq.com /xiamen163163)从陈水总在自己微博公布的信息看,他两次试图摆摊求生被取缔,想办社保,但户口迁移时年龄被派出所填错,社保不给办理。由此 看,公安局对年龄错误的不作为是导致陈水总报复社会的主因。
从微博更新的时间看,最后更新是6日,当日对信访感概道“市伩访局说市政府又不管户口的,年龄填写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其绝望的态度已经显露无遗。
陈水总,53年生,现居局口街24号。因户口问题上访,要求改年龄,54年出生改53年。据悉,当时他乘坐BRT公交来回了坐了好几趟车。从集美大桥又坐回来。然后又挑一辆人多的车坐上去。
微博摘录
【草民陈水总,现年60岁,初小文化,住厦门市局口街24号,1970年因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草民随全家下乡,历尽千辛万苦1983年回城,没 有安排住房一家十口住28平方,没有安排工作,自谋出路直到94年勉强娶妻生一女,穷家添口倍感拮据,96年更大厄运又至,赖以维生的摊子被取缔,草民四 处求诉无门,靠亲友借贷度日,不得已在家门口支一个50公分大小的玻璃柜卖麻糍,由于本小利微,勉强度日,虽有心给当权者送礼但家贫如洗有心无力,没多久 又被取缔,无奈在某些人的白眼下打零工艰难度日,苦熬至今60岁盼能办理退休,苟延残喘,万没想到户口当年迁移过程,派出所把年龄填写错误,社保不予办 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草民年纪已大工作又难找,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家无余粮给草民裹腹,绝望中冒昧向您秋季,给条活路。】
6月6日发出的上访日记:
3月7日 我拿着户口底册复印件和身份证到思明公安局户政处办理年龄更改,一下想,那董科长一句证据下足就把我挡回来了,无奈道市府访局把情况诉说以求解决。
3月25日 按照董科长的要求到中华派出所思明档案局,马巷派出所,翔安档案局把能找的材料拿来,董科长一句材料不足又把我挡住了,没办法再上一伩访局,把这些单位不提供材料情况申诉
4月18日 本以为该说明的情况都已说了,这下该办理了,不料董科长又以准迁证未写年龄为由,不予办理,真是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中华派出所当时只拿半张的准迁证给我,这还是看在您董科长的面子给的,再说这材料是你们公安机关写的,无奈再次上访,说明情况.
5月7日 按伩访局要求今日60天无期限已到,到分局领取书面答复,但董科长不予答复,伩访办人员让我10日局长接待日,找局长.
5月10日:今天一大早,7点多就到锌粉办等局长,到快9点,董科长才到 一来就拿出准迁证的另一半, 我到中华派出所5 6 次没能拿到 对我说这准迁证写错了,是公安局的错,要公安局先改准迁证,我才能更改身份证, 我只好拿着他给我的半张准迁证到公安局信访处,见到杨科长我一说情况,杨科长大怒, 30年了,还更改什么,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说历史遗留错误就不能更改吗, 杨科长怒火稍息,说这是户政科忽悠你,我就跟分局伩访联系,伩访说那你13日来分局吧.
5月13日 今天又到分局,伩访和董科长联系,董科长就说他公休20日再说,联想到董科长的多次忽悠,真不知他公休是真是假, 中华派出所多次说没有的材料他能变出来 想想自己一个草头百姓,又无钱孝敬,被忽悠,应真客气, 董科长书面答复未给, 也只有叹气
5月20日: 今天是一个女的自称督察室的,带我到董科长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商量,那个女的说他在派出所多年 这样不能办理,无户口底册没收, 后来董科长又说 这份材料是真是假,他要去调查再说 这份材料放在分局一个多月,他竟然还不知真假,再说有拿公安机关出具的假材料去公安机关办事的傻子? 大权在手爱说啥是啥。 只怪自己无钱无权。
5月24日 已到董科长承诺一星期答复的日子,但是又被忽悠了,分局众口一词开会去了
5月27日 再到分局找董科长,又被告知开会,追问伩访办答复全家年龄都写错了,要请示到伩访局又推说要到公安局,到公安局又推说到分局,真是官字两个口,把以前的错误都能作为拒办理由,开始踢皮球
6月6日 终于等到董科长的答复,他拿出83年市政府回城审批表说 市政府写错没办法改,草民不得已又到市里问。市伩访局说市政府又不管户口的,年龄填写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世界资源无力支持中国达到人均发达国家水平
以表面人均GDP和收入水平计算,人均发达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加上一些零碎的资源型小国家比如北
欧诸国挪威、丹麦、瑞典,以及其它资源型小国家比如新西兰、南非,还有特殊类(金融、避税等等)小国家和地区比如瑞士、卢森堡、新加坡、香港等等,总人口
不超过8亿。其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不算最高,但人均生活质量最高,因为美国的物价最便宜,住房面积最大,人员可流动性最好,普通人的工作机会也最多。新加坡和香港则走到了另一极端,虽然貌似人均收入很高,但生活质量最不好,因为人口密度太高。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实际人口密度都比中国高(中国人口集中在北京-成都两点所连直线的南边,90%以上人口集中在
宜居的1/3国土上),其中,日本人口密度比其余四国高一倍。在这些国家,住房和私家车的成本比美国高出很多,但舒适度却低很多,因而,这些硬碰硬的发达
国家与美国相比,在发达国家日常生活的这两个重要指标上,性价比低出很多,还不如资源型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私家车在过去十年逐渐普及到中国的大中城市。但以北京、上海为例,很多私家车平时几乎不动。交通拥堵只是一方面,车辆的平均油耗
也证明车辆的年平均行驶里程非常有限。这说明,有车和用车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根本就是两回事,与发达国家根本无法相比。然而,即使如此,中国的能源供应已经
很紧缺,也无法持续,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令人无法忍受。这其实还是说明了人均生活质量差,这有限的生活质量还是靠了人口聚集在大城市带来的规模成本相对
低达到的,否则,比如,人均能源成本更高。原因在于,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少。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即,中国和大印度)占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人口的四倍以上。这注定发达国家要封锁并限制这两个主要亚洲地区的发展,因为,世界的总资源是有限的。
对于亚洲人(包括日本人),为个人和后代着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移民到发达国家。能力强的来美国,因为在美国各个方面都执世界牛耳;能力差的去资源型福利国家,比如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次是加拿大。
人文严重落后、科技严重落后、人均资源少、人口严重过剩,在现代通讯和交通迟滞基本为零的年代,落后国家想追上来几乎不可能。比如,鸦片战争时,烧煤的英国军舰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4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需要1个月以上,还有煤的补给问题;而现在核动力航母、卫星通讯和
real-time军事发展计划和军力评估,使得不会有任何误判或侥幸的可能性,都得老老实实按实力在谈判桌上遵守规则地说话、办事(德国闪电战奇袭苏
联,日本偷袭珍珠港都不会在发生了;中国人擅长的虚虚实实[所谓的以弱胜强]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了);军事和经济侦察容易,军事和商业情报获取和
传递都相对非常容易,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秘密,军事力量投放迅速,不需要实际打仗,Pre-emptive军事威慑就能解决问题。
几乎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发达国家会精确控制这种差距,以并保持Consistent and progressive优势。
来源:文学城FreeTrader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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