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夫专稿：最近，中共高层几乎已经全部聚齐北戴河，就十八大的问题展开最为关键的最后秘密谈判。目前中共各主要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对于十八大的斗争极其激烈而残酷。不过现在各派所争论的关键性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由胡锦涛引起的。
目前中共内部对胡锦涛主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非常不满的人士越来越多。他们认为，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客观事实，可是民主精神与法制却不可否认地大大倒退了，在重庆甚至于出现了与文革极为相似的所谓唱红打黑，引起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共产党的统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对此，胡锦涛做为总书记有不可否认的主要责任。一些中共大佬甚至表示，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再继续发展下去，中共必将垮台。因此在十八大，绝对不能采取江泽民退休模式，由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换言之，胡锦涛必须裸退，由习近平来等年富力强的新一代完全取代胡锦涛。然而胡锦涛却根本不愿意裸退，尤其是不愿意放弃军委主席一职。胡锦涛甚至还在力争让自己最核心的心腹令计划在十八大成为政治局常委，同时阻止一些思想开放，主张变革、坚定稳重的新一代进入政治局，更力阻汪洋等人成为政治局常委。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胡锦涛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军方的力量，来加大自己与其他政治势力斗争的政治砝码。由于邓小平在世期间，打掉了军方所涌现出来的一些有志改革的重要人物，因此在江泽民时代，没有任何军方的人物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军方不少人士认为，这严重损害了军方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些年来，军方就一直要求有代表性人物进入政治局。但是由于江泽民等文官的坚持，军方的这种要求一直无法实现。不过胡锦涛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却一直对军方采取拉拢的政策。他不仅一手提拔了许多军方将领，现在，为了使自己在十八大之后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更是屡屡放风，要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中有军方代表，甚至于提名军方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
第二，竭力主张消减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人数。胡锦涛主政以来，之所以在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上得以推行保守路线，是因为在目前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保守势力占绝大多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大佬纷纷表示，在十八大，应该进一步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同时他们认为应该要有改革意识和思想开放的新一代进入政治局，甚至于成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内部要求民主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这些力量也要求进一步扩大而不是减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数。然而胡锦涛却借口便于决策而力主消减政治局常委人数，将目前的九人消减为五人，最多不过七人。胡锦涛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清楚，这就是借此限制那些有改革意识、思想开放的新一代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确保自己在十八大之后，对中国政局有绝对的控制权。
第三，打击习近平。不久前，彭博社“曝光习近平家族拥有巨大财富”，强烈暗示习近平及其家族贪污，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然而不少专业人士提供的证据和分析表明，这个“新闻”实际上从标题到内容，都在刻意误导。习近平绝对是中共党内极少数的廉洁者；习近平家族也绝非像李鹏等太子党家族那样贪得无厌。这种“新闻”实际上就是对习近平的打击。那么为什么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关键时刻，会出现这种非常反常的政治现象？一位接近中共高层的内幕人士透露，这种刻意误导的“新闻”背后，有着胡锦涛与周永康的背景！如前所述，现在中共内部反对胡锦涛在十八大之后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的唿声越来越高；而对其大内总管令计划的不满也非常强大。因此胡锦涛要达到其政治目的，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理由和支持，尤其是需要习近平的支持。可是在这些问题上，习近平的基本原则是各派平衡；而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习近平也是基本上同意党内一些人所提出的贯彻党内民主的主张，因此并未像胡锦涛所希望的那样，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尤其是在令计划入常问题上坚决支持胡锦涛。这使得胡锦涛非常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非常接近令计划的内幕人士频频放言习近平能力平庸，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习近平及其家族贪污；彭博社的新闻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所以，实际上彭博社“曝光”习近平贪污的幕后，就是胡锦涛，只是一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这位透露胡锦涛刻意抹黑习近平的内幕人士认为，胡锦涛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一是要打击习近平，让他“听话”；二是引起党内外对习近平的不满，然后他再出面来支持习近平，既可以让习近平感激他的帮助，又可以借此在十八大之后稳坐军委主席，并让自己的亲信令计划等顺利入常。
第四，反对从政治上处理薄熙来。现在中共内部多数人都赞成从政治上处理薄熙来的问题。可是，对于如何处理，分歧仍旧巨大而尖锐。例如对多次公开声称与薄熙来合作“如鱼得水”的黄奇帆等人的处理，也有着完全相反的不同意见。有些人尖锐指出，黄奇帆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主要助手与核心人物，而且目前重庆的经济问题以及万盛地区出现的社会问题，黄奇帆都有不可否认的责任；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在经济数据上欺上瞒下，为薄熙来的所谓唱红打黑制造声势；还有黄奇帆有非常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他除了自己严重腐败之外，还不顾党纪国法帮助薄熙来在重庆期间以非法敛财。所以，必须对他进行调查和组织处理。然而胡锦涛、周永康及吴邦国等都认为，黄奇帆是一个所谓人才，他在薄熙来王立军问题上没有什么问题，在重庆唱红打黑问题上也没有什么错误，所以应该将薄熙来与黄奇帆切割开来，不要再搞“反薄扩大化”；“应该从大局稳定出发，不要将薄熙来的个人问题看做是黄奇帆的问题”。显然，胡锦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薄熙来旧部来牵制中共内部反对自己在十八大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和力争令计划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计划。
第五，谎称政治改革。实际上在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政治改革派，他们认为中国的情况只有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才可以解决。他们坚决反对薄熙来所谓唱红打黑、复辟文革的政治路线。然而自胡锦涛主政以来，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就受到胡锦涛严厉打压，甚至于在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胡锦涛也坚决反对在政治上表态反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这种极为可笑的做法，引起了中共内部改革派的极大不满。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胡锦涛继续在十八大之后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也反对令计划进入政治局。为了平息改革派的反对，胡锦涛也非常罕见地表示，要进行政治改革，来欺骗党内外的政治改革派。
胡锦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这些举措，在中共内部也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受到非常激烈的反对。所以，北戴河会议的斗争会非常激烈。胡锦涛的目的究竟能否实现，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万维首发）
2012年8月16日星期四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监狱
（参与2012年8月17日讯）重庆难友牛立华最近写了一篇回忆坐监的文章，读后使人感到术束惊心。他的经历和我近似，学生时代被划成极右送劳动教养，因
不认罪不接受改造，升级为反革命，戴刑具、关小监、什么罪都受过。1979年改正平反后，由于发奋专研，成了重庆市有名的热处理工程师。而今也年近八旬，
对悲惨往事仍记忆犹新。他文中所叙之事我都是经历者，诸如戴反铐、关小监、砸脚镣，我全领尝过、品味过。那“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
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链环所用钢条的直径为三十五毫米”，1961年12月我关在四川省旺苍县看守所就整整戴了半月。戴上这种脚镣根本不能行走，只能
两足在地面上移动，不到半小时两个脚关节即被磨破，裸露出韧带，其痛苦难以言表。毛时代关在囚徒也划分为左中右三类，即靠扰政府积极接受改造的，所谓积极
份子，二是不靠拢政府但能尊纪守法，三是不认罪守法反对改造的。狱吏的政策是：对第一类鼓励依靠，对第二类争取分化，对第三类孤立打击。因此监狱和劳改队
设有集训队或严管队，独居堂和小监。我们称它为监中之监。这监中之监，即小监。
1986年四川省兴文县新华劳改硫磺厂关过我的小监，高一点五米，长一点八米，宽一米五，为石条所砌，暗无天日，从不放风，吃喝垃睡全在一起。我 被整整关了三个月，放出来衣服都长了霉菌，关节不能正常活动。三个月没人和我说话，能看见的是日落月升，好在我意志坚强，没有关疯关傻。我曾写过一首蹲小 监的诗：
斗室三尺天地宽，蚊虫狂吠去又还
尿池临鼻大如海，石墙嵌身高似山
景色绚丽激情志，正是发奋好时间
笑共日日挥彩笔，文章风流破大关。
我的诗集《风波万里》中好诗，就是这时写成的。我反抗暴政的唯一手段，就是用文字把暴政记录下来，告述生者和来者。今天难友牛立华比我记录得更详 陈，特此向《参与》网站推荐，让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知道中共监狱的黑暗与残暴，让这块耻辱的历史“丰碑”永远鞭挞他们丑恶的灵魂。
小监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 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小监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 幕。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 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以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今蜀都大道北侧，通惠门公交车站对面，西邻西安路，东邻同仁路。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 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中间有一条大约一米宽的通 道，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 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监管人员是狱警从就业人员中挑选出来 的所谓“靠拢政府”、“接受改造”的积极分子。1962年我无辜地在那里关了两个月，监管人员是罗明和陈亚英（女），罗明现居重庆，陈亚英目前居住在成都 四川磨床厂内。均年逾古稀，尚健在。
成都动力机械厂兴建于六十年代初，位于驷马桥附近，老地名叫荆竹坝，占地数百亩，关押着数千名（规划可关押一万人）劳动教养分子和解除劳教仍被强 制留在劳改企业的就业人员。在厂区一角，紧靠武警连队驻地，有一个神秘的院子，小院的大门紧锁着，间或有两三位狱警出入。这里没有挂牌，被称为集训队，是 监狱中的监狱，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 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 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是1.75米见方。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苗溪茶场除 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据闻惨不忍睹，惜未能亲身体察。2000年苗溪茶场迁至成都龙泉驿，定名为 川西监狱。昔日之小监已荡然无存，想看也看不到了。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可见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监狱也有小监。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 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 蚊虫、虱子。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 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受挤压容易溃烂。著名人士李旺 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雷马屏农场的小监是一个旧式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
峨边沙坪茶场某中队的小监只有鸡笼那么高，重庆市公安局的蒋伯龄被划为右派后曾在沙坪茶场长期关押，在其遗作中有简略的描述。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手铐、脚镣、绳子
手铐和脚镣是各个国家都有的刑具，手铐束缚两手，脚镣限制行走速度，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或犯人逃跑、行凶。使用刑具无可非议，只要世界上还有犯罪现象，就需要有限制罪犯活动能力的工具。中共对刑具的使用颁布了相关文件，抄录于后：
“戒具是国家执法机关为防止犯人自杀、逃跑、行凶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而依法备置的拘束人身的工具，是对有危险行为的罪犯的人身所使用的防御性器具。对罪犯使用戒具，主要适用于防止罪犯干一些伤害人民群众的过激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
中国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使用的戒具仅限于手铐、脚镣、警绳、电击警棍四种。
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手铐或脚镣：
（1）有行凶、逃跑、纵火、暴动、闹监、抢夺武器行为的。
（2）有破坏劳改场所设施、秩序和国家物资等行为的。
（3）罪犯在押解途中的（成批调动除外）。
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电击警棍：
（1）追捕逃犯遇有抗拒时。
（2）处理罪犯暴动、骚乱、聚众闹监和结伙斗殴事件，警告无效时。
（3）遇到罪犯行凶报复或袭击，需要自卫时。
在追捕逃犯时可以使用警绳，但在劳改场所内禁止使用警绳或其他绳索捆绑罪犯 。
对年老患病，残疾犯人以及未成年犯在一般情况下禁止使用戒具；对女犯，除特殊情况外，也不得使用戒具。罪犯加戴手铐、脚镣的时间，除经人民法院确 定执行死刑等待执行的以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凡加戴戒具的犯人均不应再参加监狱内的劳动。严禁对罪犯滥用戒具，或者把戒具当作刑具使用。
对罪犯使用戒具，必须事先报请监狱主管领导批准，遇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可以先加戴戒具，但应立即补办报批手续。”
这个文件和中共其它文件一样，徒托空言。是写在纸上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实际执行情况与文件大相径庭。无论是哪个监狱，包括地处京畿要地、直属中 央管辖，关押周扬、陆定一、吴晗等中共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泽东1972年对秦城监狱虐待在押人员下的断语）也大行其道，那些荒山 野岭中的监狱更加肆无忌惮，自不待言。直到现在酷刑也未禁绝。
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在刑具的使用方面有独创，略作介绍如下：
一是名称变了。
不叫刑具，叫戒具。把刑字去掉，换了一个戒字，远离刑讯逼供这几个字，似乎只是给犯人带一个戒指，据说这是中共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
这戒具，不是戒烟、戒酒、戒毒，而是戒掉人格、戒掉自由，让戴戒具的人记住个人不拥有对身体和精神的所有权，就如同奴隶社会要对奴隶施以去须鬓的耐刑，去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一样。
从1958年我被关押入狱起，到1979年出狱止，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监狱里和劳改场所滥用刑罚、捆绑吊打之风极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 峰。被打致残、致死的屡见不鲜。我离开监狱三十余年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充斥于报纸和CCTV等传媒，看守所内狱警、狱霸滥施淫威，有加 无已；“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等离奇古怪的传闻依然不断；又多了城管暴力执法，军警滥施刑罚等违宪行为。
二是结构变了。
一般的手铐是由两个可以开合的金属卡环和中间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链子组成，表面比较光滑，多为钢制，外面镀铜镀铬，这个叫“洋手铐”。中共监狱中多半用的是“土手铐”，凡有锻工的监狱均可自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两个端部有孔的半椭圆形铁环，由粗钢 锻打而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空间，中间穿一根铁栓然后上锁。犯人的两个手腕挤在这个椭圆环里贴的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隙，两只手不可能有活动的余 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推广于全国各地监狱。
脚镣是一种用于束缚犯人双脚使其不能走快的警用狱用器械，通常由镣环和镣链两部分构成，将镣环套在犯人的双脚脚踝上，镣环上配有锁具或者铆钉孔， 可以通过锁具或者铆钉将镣环固定在犯人双脚上，镣链是连接双脚镣环的金属链。脚镣可以防止犯人逃跑，由于两脚之间的连接很短，犯人难以迈开步幅，且走动时 候有声音，能提高监护人的警觉。
脚镣的束缚作用有两种：
一种是重量束缚，即所谓重镣。脚镣重量不低于三公斤，使犯人双脚由于拖着重物而不能走快；此种脚镣多用于重刑犯，中国有关狱政 管理的文件中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采用九公斤重的铆钉式死镣；此种脚镣对犯人脚踝伤害较大，犯人常使用旧布缠绕保护脚踝。行走时戴脚镣的 人可以用绳子系在锚链中间的环扣上，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拴在裤腰带上，分担一下脚下的重量。
另一种是步幅限制，即所谓轻镣。通过控制镣链长度限制犯人步幅，使其不能走快；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脚铐就属于此种类型，质轻而链短，通常此种脚镣的整体重量为两公斤左右。常可见到犯人戴着脚镣一路小跑，但由于步幅很小，行动还是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共监狱里的脚镣也有创新，重量增加了，从七、八公斤到三、四十公斤不等。苗溪茶场十三队李盛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反革命，已平反）戴了七年 十四公斤重的脚镣；胡世富（半文盲，木匠，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二十公斤重的脚镣；费宇鸣（四川江油建设银行干部，反革命，已平反）、王地山（四川大学 中文系学生，南下干部，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十二公斤脚镣。据说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链环所用钢条的直 径为三十五毫米，王志仁（某兵工厂技术员，反革命，已平反）、陈礼昌（云南昭通新生电机厂厂长，反革命，已平反）戴过这副脚镣。其重量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 世界纪录了。
有的地方，脚镣中间不是锚链而是一块形如汽车钢板弹簧、长约尺许的扁钢，人们可以想象戴着这种脚镣的人如何走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三是戴法变了。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国特色铁 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 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爮（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 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 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 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 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常用的戒具及戴法，其他监狱尚未听说。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 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 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 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将其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干，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
四马攒蹄铐：需和脚镣并用，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酷吏用尽心机折磨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之上。
四是用途变了。
通常手铐和脚镣用在逮捕和押解途中，只起限制罪犯活动能力之用，到了看守所或监狱的犯人一般是不戴手铐、脚镣的。被中共大肆宣传“惨无人道”的渣 滓洞、白公馆也只是对死刑犯戴手铐、脚镣。其他犯人是不戴刑具的，他们还可以在监狱里绣红旗，排演节目（见小说《红岩》的相关章节）。在中共的监狱里，手 铐和脚镣既然叫做“戒具”就等同于富贵人士戴的戒指了，一旦认为谁需要戒掉什么，就赏给手铐一副或脚镣一副。参加劳动的犯人，出工前“管教”人员把手铐打 开，让这个犯人上山从事繁重的劳动，收工回来，狱卒会不失时机地马上给他戴上，不会遗忘。关禁闭的犯人终日被锁在黑屋子里，且大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 二十四小时戴着手铐、脚镣。
绳子是日常生活用品，数万年前，人类开始制作简单工具的时候，便会用草或细藤条之类的植物绞合搓捻成绳子，用它捆野兽、缚牢茅草屋、做腰带、系草裙……再后，出现了“结绳记事”，绳子对人类文明发展可谓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古书中，它除了释作名词的绳索之外，还常以其功用引申出“约束、捆绑、限制”等意思，作动词用。
《尔雅》中有“绳之谓之束之”句，此处的“绳”字即捆绑之意了。现代中文中，“绳”字作动词用的已经极其少见，“绳之以法”或“以法绳之”为仅存的成语，是以法律去约束、制裁犯法之人的意思，出自《资治通鉴》。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受难者的动作，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古代西方对奴隶有用绳子捆住双手的，中国历史悠久，捆人的花样不断翻新，中共 掌权后，把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 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间几达登峰造极，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 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 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 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人匍匐在地，将其手脚用绳子捆在一起。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 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 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 两胛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 “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 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警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一根轻柔的 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比捆绑更残酷的是捆绑加悬吊。这是最常用的刑讯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正吊：受难者两臂向上，用绳子紧紧捆住双腕，更有甚者是用铁丝捆住受难者的两个拇指（笔者1962年在四川磨床厂集训队见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 逼迫一个年轻人承认偷了别人的毛衣），悬吊在横梁或树枝上。在身体重量(包括施刑者可能另外施加的重量)的牵拉下，手腕或拇指部会有剧痛，同时胸腔因牵拉 而变形，长时间的悬吊可造成受难者呼吸困难，这与十字架致死的生理类似。
倒吊：即把受害者的脚腕或大脚趾（其它指趾关节会因承受不住身体重量而完全拉断）用绳子或铁丝捆紧然后悬吊起来。这种方式，会使受难者的头部充 血，长时间倒吊有可能会出现昏厥和七窍流血的情况。遇上凶狠的狱卒，还会对被倒吊的人施以毒打，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悬浮吊：某些劳教所或监狱使用一种特殊的悬吊方法，就是将受难者吊到仅仅足尖着地的高度，使受难者既不是完全靠手腕或拇指承受全身重量，又不能完全靠脚趾尖支撑身体，极为痛苦，这是中共狱卒创造的的用刑方法。
猴子抱桩：将受难者两手前绑(也可只绑拇指)抱住被迫弯曲的两膝，从膝弯处插进一根棍子，在棍子两端用绳索吊起(也可将棍子架到一定高度的其它器 具上)。这时受难者的臀部、阴部和脚心完全暴露，利于施刑者使用其它迫害手段。受难者在这种姿态下，手腕(拇指)、膝关节、腰部、颈部都将因身体各部分的 重量受到挤压、扭曲和牵拉，痛苦异常。
大挂: 将受难者双臂反绑(或双拇指反绑)吊起，用其自身重量造成肩关节脱臼。肩关节是人体四肢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大、最易脱臼的，所以这样用刑时间不长就会给受难者造成最大痛苦，甚至终身残疾。
坐飞机: 有的地方叫“鸭儿凫水”，与大挂类似，是将受难者四肢同时反绑吊起,受难者的身体横悬在空中。
其它捆绑、悬吊类的酷刑还有“吊半边猪”(只吊受难者一侧的肢体)、“仙人指路”( 绑吊双脚和一臂) 等等，都属于上述悬吊酷刑。
中国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必须指出的是，酷刑是被联合国人权法律严厉禁止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了禁止非法拘禁工作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工作委员会，每年都收到大量来自中国 的案例。还必须指出的是，即便中国自己的法律，对酷刑也是禁止并且规定为严重犯罪行为。中国的刑法中有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和刑讯逼供罪，还特别规定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犯此类罪从重处罚。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酷刑屡禁不 止，至今延绵不绝。岂不发人深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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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四川省兴文县新华劳改硫磺厂关过我的小监，高一点五米，长一点八米，宽一米五，为石条所砌，暗无天日，从不放风，吃喝垃睡全在一起。我 被整整关了三个月，放出来衣服都长了霉菌，关节不能正常活动。三个月没人和我说话，能看见的是日落月升，好在我意志坚强，没有关疯关傻。我曾写过一首蹲小 监的诗：
斗室三尺天地宽，蚊虫狂吠去又还
尿池临鼻大如海，石墙嵌身高似山
景色绚丽激情志，正是发奋好时间
笑共日日挥彩笔，文章风流破大关。
我的诗集《风波万里》中好诗，就是这时写成的。我反抗暴政的唯一手段，就是用文字把暴政记录下来，告述生者和来者。今天难友牛立华比我记录得更详 陈，特此向《参与》网站推荐，让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知道中共监狱的黑暗与残暴，让这块耻辱的历史“丰碑”永远鞭挞他们丑恶的灵魂。
小监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 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小监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 幕。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 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以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今蜀都大道北侧，通惠门公交车站对面，西邻西安路，东邻同仁路。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 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中间有一条大约一米宽的通 道，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 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监管人员是狱警从就业人员中挑选出来 的所谓“靠拢政府”、“接受改造”的积极分子。1962年我无辜地在那里关了两个月，监管人员是罗明和陈亚英（女），罗明现居重庆，陈亚英目前居住在成都 四川磨床厂内。均年逾古稀，尚健在。
成都动力机械厂兴建于六十年代初，位于驷马桥附近，老地名叫荆竹坝，占地数百亩，关押着数千名（规划可关押一万人）劳动教养分子和解除劳教仍被强 制留在劳改企业的就业人员。在厂区一角，紧靠武警连队驻地，有一个神秘的院子，小院的大门紧锁着，间或有两三位狱警出入。这里没有挂牌，被称为集训队，是 监狱中的监狱，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 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 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是1.75米见方。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苗溪茶场除 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据闻惨不忍睹，惜未能亲身体察。2000年苗溪茶场迁至成都龙泉驿，定名为 川西监狱。昔日之小监已荡然无存，想看也看不到了。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可见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监狱也有小监。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 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 蚊虫、虱子。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 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受挤压容易溃烂。著名人士李旺 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雷马屏农场的小监是一个旧式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
峨边沙坪茶场某中队的小监只有鸡笼那么高，重庆市公安局的蒋伯龄被划为右派后曾在沙坪茶场长期关押，在其遗作中有简略的描述。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手铐、脚镣、绳子
手铐和脚镣是各个国家都有的刑具，手铐束缚两手，脚镣限制行走速度，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或犯人逃跑、行凶。使用刑具无可非议，只要世界上还有犯罪现象，就需要有限制罪犯活动能力的工具。中共对刑具的使用颁布了相关文件，抄录于后：
“戒具是国家执法机关为防止犯人自杀、逃跑、行凶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而依法备置的拘束人身的工具，是对有危险行为的罪犯的人身所使用的防御性器具。对罪犯使用戒具，主要适用于防止罪犯干一些伤害人民群众的过激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
中国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使用的戒具仅限于手铐、脚镣、警绳、电击警棍四种。
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手铐或脚镣：
（1）有行凶、逃跑、纵火、暴动、闹监、抢夺武器行为的。
（2）有破坏劳改场所设施、秩序和国家物资等行为的。
（3）罪犯在押解途中的（成批调动除外）。
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电击警棍：
（1）追捕逃犯遇有抗拒时。
（2）处理罪犯暴动、骚乱、聚众闹监和结伙斗殴事件，警告无效时。
（3）遇到罪犯行凶报复或袭击，需要自卫时。
在追捕逃犯时可以使用警绳，但在劳改场所内禁止使用警绳或其他绳索捆绑罪犯 。
对年老患病，残疾犯人以及未成年犯在一般情况下禁止使用戒具；对女犯，除特殊情况外，也不得使用戒具。罪犯加戴手铐、脚镣的时间，除经人民法院确 定执行死刑等待执行的以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凡加戴戒具的犯人均不应再参加监狱内的劳动。严禁对罪犯滥用戒具，或者把戒具当作刑具使用。
对罪犯使用戒具，必须事先报请监狱主管领导批准，遇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可以先加戴戒具，但应立即补办报批手续。”
这个文件和中共其它文件一样，徒托空言。是写在纸上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实际执行情况与文件大相径庭。无论是哪个监狱，包括地处京畿要地、直属中 央管辖，关押周扬、陆定一、吴晗等中共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泽东1972年对秦城监狱虐待在押人员下的断语）也大行其道，那些荒山 野岭中的监狱更加肆无忌惮，自不待言。直到现在酷刑也未禁绝。
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在刑具的使用方面有独创，略作介绍如下：
一是名称变了。
不叫刑具，叫戒具。把刑字去掉，换了一个戒字，远离刑讯逼供这几个字，似乎只是给犯人带一个戒指，据说这是中共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
这戒具，不是戒烟、戒酒、戒毒，而是戒掉人格、戒掉自由，让戴戒具的人记住个人不拥有对身体和精神的所有权，就如同奴隶社会要对奴隶施以去须鬓的耐刑，去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一样。
从1958年我被关押入狱起，到1979年出狱止，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监狱里和劳改场所滥用刑罚、捆绑吊打之风极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 峰。被打致残、致死的屡见不鲜。我离开监狱三十余年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充斥于报纸和CCTV等传媒，看守所内狱警、狱霸滥施淫威，有加 无已；“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等离奇古怪的传闻依然不断；又多了城管暴力执法，军警滥施刑罚等违宪行为。
二是结构变了。
一般的手铐是由两个可以开合的金属卡环和中间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链子组成，表面比较光滑，多为钢制，外面镀铜镀铬，这个叫“洋手铐”。中共监狱中多半用的是“土手铐”，凡有锻工的监狱均可自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两个端部有孔的半椭圆形铁环，由粗钢 锻打而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空间，中间穿一根铁栓然后上锁。犯人的两个手腕挤在这个椭圆环里贴的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隙，两只手不可能有活动的余 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推广于全国各地监狱。
脚镣是一种用于束缚犯人双脚使其不能走快的警用狱用器械，通常由镣环和镣链两部分构成，将镣环套在犯人的双脚脚踝上，镣环上配有锁具或者铆钉孔， 可以通过锁具或者铆钉将镣环固定在犯人双脚上，镣链是连接双脚镣环的金属链。脚镣可以防止犯人逃跑，由于两脚之间的连接很短，犯人难以迈开步幅，且走动时 候有声音，能提高监护人的警觉。
脚镣的束缚作用有两种：
一种是重量束缚，即所谓重镣。脚镣重量不低于三公斤，使犯人双脚由于拖着重物而不能走快；此种脚镣多用于重刑犯，中国有关狱政 管理的文件中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采用九公斤重的铆钉式死镣；此种脚镣对犯人脚踝伤害较大，犯人常使用旧布缠绕保护脚踝。行走时戴脚镣的 人可以用绳子系在锚链中间的环扣上，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拴在裤腰带上，分担一下脚下的重量。
另一种是步幅限制，即所谓轻镣。通过控制镣链长度限制犯人步幅，使其不能走快；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脚铐就属于此种类型，质轻而链短，通常此种脚镣的整体重量为两公斤左右。常可见到犯人戴着脚镣一路小跑，但由于步幅很小，行动还是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共监狱里的脚镣也有创新，重量增加了，从七、八公斤到三、四十公斤不等。苗溪茶场十三队李盛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反革命，已平反）戴了七年 十四公斤重的脚镣；胡世富（半文盲，木匠，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二十公斤重的脚镣；费宇鸣（四川江油建设银行干部，反革命，已平反）、王地山（四川大学 中文系学生，南下干部，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十二公斤脚镣。据说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链环所用钢条的直 径为三十五毫米，王志仁（某兵工厂技术员，反革命，已平反）、陈礼昌（云南昭通新生电机厂厂长，反革命，已平反）戴过这副脚镣。其重量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 世界纪录了。
有的地方，脚镣中间不是锚链而是一块形如汽车钢板弹簧、长约尺许的扁钢，人们可以想象戴着这种脚镣的人如何走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三是戴法变了。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国特色铁 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 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爮（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 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 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 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 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常用的戒具及戴法，其他监狱尚未听说。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 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 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 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将其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干，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
四马攒蹄铐：需和脚镣并用，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酷吏用尽心机折磨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之上。
四是用途变了。
通常手铐和脚镣用在逮捕和押解途中，只起限制罪犯活动能力之用，到了看守所或监狱的犯人一般是不戴手铐、脚镣的。被中共大肆宣传“惨无人道”的渣 滓洞、白公馆也只是对死刑犯戴手铐、脚镣。其他犯人是不戴刑具的，他们还可以在监狱里绣红旗，排演节目（见小说《红岩》的相关章节）。在中共的监狱里，手 铐和脚镣既然叫做“戒具”就等同于富贵人士戴的戒指了，一旦认为谁需要戒掉什么，就赏给手铐一副或脚镣一副。参加劳动的犯人，出工前“管教”人员把手铐打 开，让这个犯人上山从事繁重的劳动，收工回来，狱卒会不失时机地马上给他戴上，不会遗忘。关禁闭的犯人终日被锁在黑屋子里，且大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 二十四小时戴着手铐、脚镣。
绳子是日常生活用品，数万年前，人类开始制作简单工具的时候，便会用草或细藤条之类的植物绞合搓捻成绳子，用它捆野兽、缚牢茅草屋、做腰带、系草裙……再后，出现了“结绳记事”，绳子对人类文明发展可谓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古书中，它除了释作名词的绳索之外，还常以其功用引申出“约束、捆绑、限制”等意思，作动词用。
《尔雅》中有“绳之谓之束之”句，此处的“绳”字即捆绑之意了。现代中文中，“绳”字作动词用的已经极其少见，“绳之以法”或“以法绳之”为仅存的成语，是以法律去约束、制裁犯法之人的意思，出自《资治通鉴》。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受难者的动作，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古代西方对奴隶有用绳子捆住双手的，中国历史悠久，捆人的花样不断翻新，中共 掌权后，把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 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间几达登峰造极，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 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 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 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人匍匐在地，将其手脚用绳子捆在一起。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 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 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 两胛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 “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 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警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一根轻柔的 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比捆绑更残酷的是捆绑加悬吊。这是最常用的刑讯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正吊：受难者两臂向上，用绳子紧紧捆住双腕，更有甚者是用铁丝捆住受难者的两个拇指（笔者1962年在四川磨床厂集训队见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 逼迫一个年轻人承认偷了别人的毛衣），悬吊在横梁或树枝上。在身体重量(包括施刑者可能另外施加的重量)的牵拉下，手腕或拇指部会有剧痛，同时胸腔因牵拉 而变形，长时间的悬吊可造成受难者呼吸困难，这与十字架致死的生理类似。
倒吊：即把受害者的脚腕或大脚趾（其它指趾关节会因承受不住身体重量而完全拉断）用绳子或铁丝捆紧然后悬吊起来。这种方式，会使受难者的头部充 血，长时间倒吊有可能会出现昏厥和七窍流血的情况。遇上凶狠的狱卒，还会对被倒吊的人施以毒打，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悬浮吊：某些劳教所或监狱使用一种特殊的悬吊方法，就是将受难者吊到仅仅足尖着地的高度，使受难者既不是完全靠手腕或拇指承受全身重量，又不能完全靠脚趾尖支撑身体，极为痛苦，这是中共狱卒创造的的用刑方法。
猴子抱桩：将受难者两手前绑(也可只绑拇指)抱住被迫弯曲的两膝，从膝弯处插进一根棍子，在棍子两端用绳索吊起(也可将棍子架到一定高度的其它器 具上)。这时受难者的臀部、阴部和脚心完全暴露，利于施刑者使用其它迫害手段。受难者在这种姿态下，手腕(拇指)、膝关节、腰部、颈部都将因身体各部分的 重量受到挤压、扭曲和牵拉，痛苦异常。
大挂: 将受难者双臂反绑(或双拇指反绑)吊起，用其自身重量造成肩关节脱臼。肩关节是人体四肢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大、最易脱臼的，所以这样用刑时间不长就会给受难者造成最大痛苦，甚至终身残疾。
坐飞机: 有的地方叫“鸭儿凫水”，与大挂类似，是将受难者四肢同时反绑吊起,受难者的身体横悬在空中。
其它捆绑、悬吊类的酷刑还有“吊半边猪”(只吊受难者一侧的肢体)、“仙人指路”( 绑吊双脚和一臂) 等等，都属于上述悬吊酷刑。
中国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必须指出的是，酷刑是被联合国人权法律严厉禁止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了禁止非法拘禁工作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工作委员会，每年都收到大量来自中国 的案例。还必须指出的是，即便中国自己的法律，对酷刑也是禁止并且规定为严重犯罪行为。中国的刑法中有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和刑讯逼供罪，还特别规定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犯此类罪从重处罚。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酷刑屡禁不 止，至今延绵不绝。岂不发人深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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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网：官场观察工作室的昭明是谁
人民报的观点是[1]，「官场观察工作室」是曾庆红人马组织了一些三流笔杆子成立的，几个人虽然用同一个笔名「昭明」，但各行其事，各发各的消息，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发出的消息互相踩来踩去。人民报说，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问：看了这些消息，感觉江泽民和曾庆红打起来了！就在江系曾系人马在官场上不可逆转的栽倒时，这个工作室发消息替江泽民撑面子，说江泽民是太上皇，并且让胡温政令再次不出中南海。然后又发消息说十七大前只有曾庆红有政变的实力和动机，还发消息说陈良宇是被书记处那帮人（除曾庆红之外）陷害的，再发的消息又说曾庆红绝对控制书记处。在十七大前的权力争夺中，曾庆红干脆把尺度放宽，指示写作班子「官场观察工作室」，怎么转着圈儿骂都行，骂到什么程度都行。目地就是一个：让读者认为江泽民和曾庆红有实力，在中共里掌握着最重要的权力。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是没有实权的。确实，在「昭明」的文章里，无论怎么骂怎么揍，那个目地性是不变化的。[2]
朱学渊分析昭明是中共的写作班子，是中宣部之外的“二宣部”。朱学渊说，每讀‘官場觀察工作室昭明’的文章，總令我想起十多年前讀的《毛澤東執政春秋》，昭明莫非就是《毛春秋》的作者單少杰？不可知。他若是青年，我要表揚他少 年老成；如他是老人，我反而要罵他誨淫誨盜了。中華民族早熟了五千年，但什麼像樣的東西都沒有，唯獨可取的就是‘華夏春秋’。再問，什麼是‘華夏春 秋’？那就是‘有專制特色的政治’，或曰‘有中國特色的陰謀詭計’了。中國共產黨快九十歲了，得天下也六十年了，權力交替了好幾代，可是搞的還是‘春秋微 義’（據說‘搞’字，本是湖南話里‘性交’的動作，經毛澤東先生的推廣，成為中國政治的術語了）。從事‘官場觀察’的昭明先生揭示一位‘政治上不成熟’的 太子黨領袖因私心而輸給了一個茶販的兒子；而這位市井之子又不能如‘茅賊追窮寇’ ……。既未殺盡，必遺後患，于是他預言‘黨內斗爭的殘酷性’將繼續下去，我想共產黨能如期望活一萬年，劉少奇的死于非命，陳良宇的牢獄之災，依然將是中國 政治的萬年常青家常便飯……，不過他尚有一條積極的建議給李克強同志︰趕快把老婆孩子移民澳大利亞……赤身裸體地為錦濤同志戰斗下去。[3]
不过，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昭明的有关江泽民的消息都是正确的。
[1]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7/8/28/45358.html
[2]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7/9/9/45474.html
[3]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09/11/200911220913.shtml
孔捷生：观赏薄王案红色刑侦剧
谷开来鸩杀英人案头绪多多、悬疑重重，更轰动国际，孰料庭审仅七小时便告完结，岂止来自法治国家的海伍德之母觉得不可思议，就连人治之邦的屁民也错愕不已，毕竟当年审江青还过堂好几轮呢。前后两场世纪审判相隔三十余年，性质却一样，都是政治审判。当年江青判死缓，而谷开来则难逃一死，满朝诸公和分封食邑的豪族均盼她速死，只因谷是一面镜子，其行为大家或多或少都做过，故而谁都不愿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影像。
这齣红色刑侦剧未开审已定案，但还是有若干花絮颇具趣味性和娱乐性。据薄瓜瓜提供海伍德含有威胁恐吓勒索意味的电邮，不还钱就「毁了你（ you will be destroyed）！」这封死无对证的邮件据说是去年十一月十日发出的，仅三天后（即十一月十三日）海伍德已在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被毒杀，薄家反应何其快，下手何其狠！
这套刑侦剧完全没有触及薄家敛财之巨，洗钱之多，但从海伍德索要的分配额就可见一斑，他由薄瓜瓜牵线、谷开来介绍参与了重庆北江的土地开发项目，事成英商可坐分一亿四千万英镑，那么薄家自己的份额可想而知。然而该项目「实际未开发」，何解？看惯欧美和香港律政剧的人，以为庭审必究其因，但合肥法院审判长未加追问，这种事体讳莫如深，怎敢置喙？而海伍德已倾囊注资投入，项目打了水漂，他要求十分之一的赔偿，亦即一千四百万英镑。连薄瓜瓜也觉得应该补偿对方，但数额谈不拢，就在扯皮之际，薄家已动杀机。据谷开来称，她与王立军密议，把海伍德骗来重庆，由王安排栽赃对方贩毒，然后「拒捕」当场击毙。王立军先应承而后退缩，於是薄谷氏亲自出马下毒。
此剧情节的确跌宕刺激，但也有几丝八卦联想。此前网上和外媒一直风传谷开来与海伍德有染，这次庭审足以佐证其事。薄谷氏与对方共处酒店房间对酌，别无他人在场，惟亲密关系才有此举。海伍德醉酒呕吐时，薄谷氏始把家臣张晓军叫进来帮忙，而且亲手下毒的还是谷自己。之后她吩咐酒店服务员不要打扰住客，这才施施然离去。全过程薄谷氏沉着而冷血，视人命为蝼蚁，以天朝之华夷观，洋人性命比本族人尊贵，杀个英人尚且如同草芥，薄家平素如何对待同胞，可想而知。难怪一直沉默的海伍德的母亲闻讯慨叹：「中国没有人权！」
关於中国人权，那个「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一定有强烈的不同看法。不过苦主之母不欲争论，她表示：「只为我的家人着想，我不会为某一个理想，或为某一个群体奋斗。」天朝定然闻之欣喜，这和毒奶苦主赵连海们不一样，给予英人家眷的补偿绝对足额甚至超额──这恰是中国人权的一个註脚。
这齣红色刑侦剧未开审已定案，但还是有若干花絮颇具趣味性和娱乐性。据薄瓜瓜提供海伍德含有威胁恐吓勒索意味的电邮，不还钱就「毁了你（ you will be destroyed）！」这封死无对证的邮件据说是去年十一月十日发出的，仅三天后（即十一月十三日）海伍德已在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被毒杀，薄家反应何其快，下手何其狠！
这套刑侦剧完全没有触及薄家敛财之巨，洗钱之多，但从海伍德索要的分配额就可见一斑，他由薄瓜瓜牵线、谷开来介绍参与了重庆北江的土地开发项目，事成英商可坐分一亿四千万英镑，那么薄家自己的份额可想而知。然而该项目「实际未开发」，何解？看惯欧美和香港律政剧的人，以为庭审必究其因，但合肥法院审判长未加追问，这种事体讳莫如深，怎敢置喙？而海伍德已倾囊注资投入，项目打了水漂，他要求十分之一的赔偿，亦即一千四百万英镑。连薄瓜瓜也觉得应该补偿对方，但数额谈不拢，就在扯皮之际，薄家已动杀机。据谷开来称，她与王立军密议，把海伍德骗来重庆，由王安排栽赃对方贩毒，然后「拒捕」当场击毙。王立军先应承而后退缩，於是薄谷氏亲自出马下毒。
此剧情节的确跌宕刺激，但也有几丝八卦联想。此前网上和外媒一直风传谷开来与海伍德有染，这次庭审足以佐证其事。薄谷氏与对方共处酒店房间对酌，别无他人在场，惟亲密关系才有此举。海伍德醉酒呕吐时，薄谷氏始把家臣张晓军叫进来帮忙，而且亲手下毒的还是谷自己。之后她吩咐酒店服务员不要打扰住客，这才施施然离去。全过程薄谷氏沉着而冷血，视人命为蝼蚁，以天朝之华夷观，洋人性命比本族人尊贵，杀个英人尚且如同草芥，薄家平素如何对待同胞，可想而知。难怪一直沉默的海伍德的母亲闻讯慨叹：「中国没有人权！」
关於中国人权，那个「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一定有强烈的不同看法。不过苦主之母不欲争论，她表示：「只为我的家人着想，我不会为某一个理想，或为某一个群体奋斗。」天朝定然闻之欣喜，这和毒奶苦主赵连海们不一样，给予英人家眷的补偿绝对足额甚至超额──这恰是中国人权的一个註脚。
活动人士：西藏动荡难以平息
活动人士在台北一次集会中抬着假的棺木，悼念自焚的藏人(资料照片)北京 - 维权组织及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西藏地区发生的动荡不安仍然持续中，显示藏人对北京统治的抗议并没有平息的迹象。
人权组织说，数百名西藏人星期二在青海省的隆务寺地区展开示威游行，他们得知警察前一天对一群年轻藏人使用暴力。
自由西藏组织负责人布利珍说，至少2名坐在车内的男子星期二上午被警察拦住，警察对其进行殴打和拘捕，引爆了抗议。
布利珍说：“藏人社区对警察又一次的施暴行为，以及对藏人缺乏适当处理程序感到愤怒，因此他们上街示威。”
在星期二的隆务示威发生之前，2名西藏僧侣星期一在格尔登寺所在的四川阿坝地区的一条街道上引火自焚。由于过去1年多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自由西藏组织地方联络人将它称为“烈士街”。
自由西藏说，2名自焚者之一身上的火被中国公安人员扑灭后遭到公安殴打，引发一旁观看路人的 抗议。目击者对自由西藏说，1名抗议者被打死。
中国政府星期四对警察施暴的指控没有作出反应。
中国禁止记者到西藏地区采访，任何此地发生的示威、自焚和暴力传言都难以获得独立证实。
自从2009年发生第1起自焚事件后，已经有超过40名藏人在中国自杀，其中有超过一半发生在藏人居住的四川阿坝地区，那也是格尔登寺的所在地。
布利珍将西藏情势和去年发生在中东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革命相比，把目前发生在西藏的事件称为“西藏之春”。
布利珍说：“我们开始感到，其实这并非只是几个抗议事件，它已经成为一个协调性的行动。尽管我们无法以事实证明有任何真正的联合计划，但我们确知，人们被一个事件启发到另一个事件。”
中国传统上对西藏动荡的反应是加强安全措施，并禁止从这个地区发出独立报导。中国外交部指责境外组织，包括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发动最近的抗议活动。
北京不承认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不过多年来一直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会谈。去年6月，2名达赖喇嘛资深代表因“西藏情势恶化”而辞去职务。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藏历史的罗伯特?巴内特说，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存在极度的不信任。
巴内特说：“北京当局对流亡藏人有历史性的思维模式，认为藏人试图欺骗中国政府，实际上他们是在秘密推动西藏独立。”
尽管会谈没有进展，不过巴内特表示，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层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有不同看法。
今年晚些时候中共18次代表大会将宣布资深领导人的更替。巴内特对于新的领导人可能在西藏地区采取较宽容的作法感到乐观。
巴内特说：“不能排除如果习近平成为新的领导人，在他领导下，可能会有一些进展，或许这种进展不会非常剧烈，在外人看来可能不会非常明显，不过它可能还是代表了某种进展。”
上个月，数百名僧侣和尼姑聚集在达兰萨拉，庆祝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就任1周年。洛桑森格在庆祝仪式中表示，将继续推动家乡藏人的自由，即便他们的奋斗可能需要耗费另一个50年。
不过他也呼吁和中国当局恢复会谈，表示在中国高层权力交接后，一个谈判工作小组将在12月和中国领导人会面。
文章来源：VOA
金融时报：中国经济大势与风险
在欧洲经济垮掉以及美国经济不景气之际，市场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延续近年来的趋势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的情
况决定。因此市场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目前三个领域的风险较为突出：避免经济硬着陆，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以及弥补中国的体制漏洞。
在过去一年中国未能免于西方问题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降温。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而主动采取并取得成效的措施。如今物价涨幅已经降至一个较低水平，中国政府开始放松政策以避免硬着陆风险。
任何经济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政策调控以及市场信心三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中国很幸运地拥有足够空间进行政策操作。
随着刺激政策产生效果，今年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软着陆，并有望在投资项目和银行贷款增加的推动下于明年实现经济增速反弹。
房地产领域呈现企稳迹象。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房地产通常都是经济形势的风向标。我们对中国各地大量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了第六次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城市的住房销量都出现了增长。
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消退，因政策将投机者挤出了市场。在其他地区，由于住房价格下跌以及工资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居民对房屋的购买力水平有所提升。
虽然金融市场将关注重点放在经济能否避免硬着陆上，但目前中国国内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反弹能否避免在全球经济衰退后展开复苏通常会出现的多种不利情况，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以及低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问题直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挑战。
第 二大风险是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这很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速短期放缓的局面。目前投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 高达48%，而国际平均值则仅为24%。中国希望将投资占GDP比重降低至38%左右，受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这一比例虽然较高但属于合理水平。
当投资占GDP比重处于如此之高的水平时，即使一个小小的调整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将私人与公共部门消费占GDP比重从不足50%提升至约75%的水平，这进一步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平衡经济结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如果中国希望从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去年推出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列明了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办法，包括中国希望达到领先水平的七大战略产业。世界银行(World Bank)今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则指出中国急需技术创新。
以上情况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使得中国有理由以购买知识产权及品牌的形式进行海外投资，中国此前还热衷于收购海外的能源和资源。
中国目前存在的第三大风险是其制度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对自身体制做出调整，该问题包含多个方面，例如法治、财产权、防止腐败的必要性、政府机构的独立性以及有效的政策工具等等。中国收集经济数据的方法同样反映出体制问题。
到 目前为止政策工具一直行之有效，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以及为银行贷款规模设定目标值等领域是调控重点。和其他国家一样，近年来中国央行 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显著膨胀。此外，中国的广义M2货币供应量在2011年全球M2增量中占到52%。与更关注资本市场的西方金融体系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 由银行主导，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金融抑制问题。中国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管制，而银行贷款则是重要的政策调控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 展，这些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可能下降。从中传递出的最重要讯息是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中国政府仍然试图通过中央指令控制经济运行，虽然私有经济部门不断发展壮 大，各地区的重要性趋于上升。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以及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促进私人领域的经济发展，有望实现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经 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加强人民币弹性也是必要的，并且目前也许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单向押注人民币升值的时期在今年宣告结束，这是人民币汇率 自2005年7月废除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以来首次持续贬值。货币灵活性上升的一个表现是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认 为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助于强化与在岸客户的关系，对于协商交易价格也有助益。以上因素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所需的流动性起到了促进作用。
正如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一样，中国经济不是一场单向赌博。中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但应在具体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中国变化的速度和广度令人惊讶，但在改革路上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
本文作者是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博士(Dr. Gerard Lyons)。
译者/马拉
在过去一年中国未能免于西方问题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降温。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而主动采取并取得成效的措施。如今物价涨幅已经降至一个较低水平，中国政府开始放松政策以避免硬着陆风险。
任何经济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政策调控以及市场信心三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中国很幸运地拥有足够空间进行政策操作。
随着刺激政策产生效果，今年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软着陆，并有望在投资项目和银行贷款增加的推动下于明年实现经济增速反弹。
房地产领域呈现企稳迹象。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房地产通常都是经济形势的风向标。我们对中国各地大量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了第六次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城市的住房销量都出现了增长。
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消退，因政策将投机者挤出了市场。在其他地区，由于住房价格下跌以及工资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居民对房屋的购买力水平有所提升。
虽然金融市场将关注重点放在经济能否避免硬着陆上，但目前中国国内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反弹能否避免在全球经济衰退后展开复苏通常会出现的多种不利情况，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以及低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问题直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挑战。
第 二大风险是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这很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速短期放缓的局面。目前投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 高达48%，而国际平均值则仅为24%。中国希望将投资占GDP比重降低至38%左右，受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这一比例虽然较高但属于合理水平。
当投资占GDP比重处于如此之高的水平时，即使一个小小的调整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将私人与公共部门消费占GDP比重从不足50%提升至约75%的水平，这进一步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平衡经济结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如果中国希望从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去年推出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列明了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办法，包括中国希望达到领先水平的七大战略产业。世界银行(World Bank)今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则指出中国急需技术创新。
以上情况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使得中国有理由以购买知识产权及品牌的形式进行海外投资，中国此前还热衷于收购海外的能源和资源。
中国目前存在的第三大风险是其制度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对自身体制做出调整，该问题包含多个方面，例如法治、财产权、防止腐败的必要性、政府机构的独立性以及有效的政策工具等等。中国收集经济数据的方法同样反映出体制问题。
到 目前为止政策工具一直行之有效，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以及为银行贷款规模设定目标值等领域是调控重点。和其他国家一样，近年来中国央行 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显著膨胀。此外，中国的广义M2货币供应量在2011年全球M2增量中占到52%。与更关注资本市场的西方金融体系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 由银行主导，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金融抑制问题。中国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管制，而银行贷款则是重要的政策调控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 展，这些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可能下降。从中传递出的最重要讯息是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中国政府仍然试图通过中央指令控制经济运行，虽然私有经济部门不断发展壮 大，各地区的重要性趋于上升。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以及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促进私人领域的经济发展，有望实现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经 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加强人民币弹性也是必要的，并且目前也许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单向押注人民币升值的时期在今年宣告结束，这是人民币汇率 自2005年7月废除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以来首次持续贬值。货币灵活性上升的一个表现是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认 为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助于强化与在岸客户的关系，对于协商交易价格也有助益。以上因素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所需的流动性起到了促进作用。
正如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一样，中国经济不是一场单向赌博。中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但应在具体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中国变化的速度和广度令人惊讶，但在改革路上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
本文作者是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博士(Dr. Gerard Lyons)。
译者/马拉
张粟田：活摘器官盗卖遗体 中共是祸根
【大纪元2012年08月16日讯】从近来媒体的报导中我们知道，薄熙来在大连和辽宁当政期间他与妻子谷开来、王立军等人，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国家机器组织、实施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贩卖，并把遗体做成标本展览获利。
薄、谷、王三人为了更有效的活摘器官，在辽宁大力推广使用死亡针注射，再由海伍德协助在海外进行器官贩卖。被注射者的死因却是摘取器官，而不是注射死亡针。
用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话说，“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邪恶”。
薄熙来、王立军与谷开来们，他们是中共迫害政策的执行者。
活摘器官、盗卖遗体等这些事，其主要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干的。1999年对法轮功开始迫害的时候，中共是调动整部国家机器在它的体制之下，对法轮功群体进行迫害。在这个大的前提下，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这些参与迫害者，超越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不管他们针对法轮功做出什么样的罪恶和丧心病狂的事，都会得到中共的保护。
他们其实是在执行中共的这种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所谓法律对他们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他们执行了执政当局的政策就得到了执政当局的保护或默许。而这个罪恶根源就是中共，有了中共的保护伞，才会有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们。只要中共政权不解体，它还会制造出第二个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当然他们三人所犯下的罪恶与中共一样，都是不可被原谅的。
没有了薄、谷、王，中共的罪恶也不会结束。
纵看中共建政以来，在它掀起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家庭破碎，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多少人被放逐，中华大地上又有多少冤死亡魂垂泪哀嚎。
历史的血债中共还没有还，又在89年开枪射杀学生；99年杀戮法轮功学员；08年汶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埋葬学童……，累累血债中，中共早已被历史所抛弃。从建政之初，一路杀到今天，使8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已不再有为自己选择的机会。
要想在中国、在人类社会，不再重现这种活摘器官盗卖遗体的罪恶，那么只有解体中共。
昨天它向六四学生开枪，今天它杀戮法轮功群体，明天呢？如果中共还有明天，那么国人就不会有明天！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生灵、一部精准的杀人机器，它是罪恶之祸根。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会有明天。
薄、谷、王三人为了更有效的活摘器官，在辽宁大力推广使用死亡针注射，再由海伍德协助在海外进行器官贩卖。被注射者的死因却是摘取器官，而不是注射死亡针。
用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话说，“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邪恶”。
薄熙来、王立军与谷开来们，他们是中共迫害政策的执行者。
活摘器官、盗卖遗体等这些事，其主要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干的。1999年对法轮功开始迫害的时候，中共是调动整部国家机器在它的体制之下，对法轮功群体进行迫害。在这个大的前提下，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这些参与迫害者，超越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不管他们针对法轮功做出什么样的罪恶和丧心病狂的事，都会得到中共的保护。
他们其实是在执行中共的这种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所谓法律对他们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他们执行了执政当局的政策就得到了执政当局的保护或默许。而这个罪恶根源就是中共，有了中共的保护伞，才会有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们。只要中共政权不解体，它还会制造出第二个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当然他们三人所犯下的罪恶与中共一样，都是不可被原谅的。
没有了薄、谷、王，中共的罪恶也不会结束。
纵看中共建政以来，在它掀起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家庭破碎，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多少人被放逐，中华大地上又有多少冤死亡魂垂泪哀嚎。
历史的血债中共还没有还，又在89年开枪射杀学生；99年杀戮法轮功学员；08年汶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埋葬学童……，累累血债中，中共早已被历史所抛弃。从建政之初，一路杀到今天，使8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已不再有为自己选择的机会。
要想在中国、在人类社会，不再重现这种活摘器官盗卖遗体的罪恶，那么只有解体中共。
昨天它向六四学生开枪，今天它杀戮法轮功群体，明天呢？如果中共还有明天，那么国人就不会有明天！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生灵、一部精准的杀人机器，它是罪恶之祸根。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会有明天。
【杨宁】：请亿万富翁隋鸿锦回应美国公司的免责声明
【大纪元2012年08月17日讯】这几日，网络上纷纷转载一则美国“第一展览（Premier Exhibitions）”公司此前发布的免责声明。这家在美国承办人体标本展览或俗称“尸体展”以及在网络上出售塑化的人体和人体器官的公司的免责声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明确指出了其展览的完整尸身、人体部份、器官、以及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这些公民的尸体来自于中国警方，可能是他们从监狱中获得。该公司称，他们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之人。
第一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证实了人们一直以来的质疑，即被制成人体标本的尸体来自何方。早前，第一展览公司的中国合作方是哈根斯大连尸体加工厂，其后，大连医科大学的教授隋鸿锦创办的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成为其中国的合作方，而隋鸿锦曾经是哈根斯工厂的总经理。第一展览公司在2007年的一份文件中曾明确表示，尸体来源和隋鸿锦直接有关。
隋鸿锦究竟何许人也？他的公司发展的如何？他又是如何弄到如此多的尸体的呢？
根据网络上的信息，隋鸿锦被称为是“中国人体塑化第一人”，目前的头衔是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教授，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市政协委员，民盟大连市委常委。1993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师承德国人哈根斯学习人体塑化技术。1996年12月，哈根斯与大连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研究所，隋鸿锦成为该项技术在国内推广的第一人。
1999年8月，在镇压法轮功刚刚一个月后，中国第一家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由薄熙来亲自点头在大连成立，隋鸿锦担任总经理。出于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仅仅干了一年的隋鸿锦离开了哈根斯，并在2002年创办了自己的人体加工厂，主营生物塑化标本制作和展览。
从2004年开始，隋鸿锦开始在国内外举办美其名曰的“人体世界”科普展览，展出了至少17件完整人体标本和160余件人体各器官标本，展览门票为50元人民币。这些标本，涵盖了运动、消化、呼吸、泌尿、生殖、心血管等人体系统，包括正常解剖标本和各系统部份常见疾病的病理标本，他甚至还将标本设计成了不同的主题。今年4月7日，由其公司提供的全部310件展品的生命奥秘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展。统计显示，隋鸿锦业已在全世界26个国家的60个城市开办了生物塑化展，参观人数近2000万。
针对海外，2005年11月，隋鸿锦又将其尸体展打入美国市场，合作方正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 2006年4月英国伦敦也出现了来自于大连医大生物塑化公司的尸体展览。海外参观人次超过3500万。
通过尸体展，隋鸿锦赚取了不菲的门票收入，并通过宣传，达到了与各医学院签订尸体或器官标本销售合同的商业目的。资料显示，其人体器官标本的价格不菲，如“肺胸膜体表投影（成尸）”要价21万多，“全身神经离体概观（童尸）”要价1万6千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概观”要价10多万元……再如2005年9月，隋鸿锦所在公司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订了数千万多元的供货合同，产品从人体全身塑型（全尸）和人体各器官、各骨骼、人体各部位不同断面切片，300多个品种；2005年11月，其公司以250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22具尸体和260多个真人器官……
正是凭藉着贩卖中国人的尸体，隋鸿锦从一个穷教师成为了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商，一个不折不扣的尸体贩卖商人，据悉，其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就有数千万。
然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隋鸿锦公司的尸体来自何方？对于合作伙伴第一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对于各界持续不断的质疑声，隋鸿锦会如何回应？
隋鸿锦曾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表示，尸体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遗体捐赠，另一种就是收集。“收集”的学问自然很深奥。从第一展览公司的声明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断：隋鸿锦与警方有着某种秘密交易，双方各取所需，但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谁是幕后的推手？这样的交易到底有多少？这正是值得世人探究的地方。
2008年，美国劳改基金会曾委托国内研究人员对隋鸿锦及其人体塑化产业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如下问题：一、 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与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公司两块招牌，门旁提示是“办事请按门铃”。当调查人员以记者身份要求采访时，遭到拒绝；二、该公司加工厂地址十分神秘，公司办事人员称地址要保密；三、调查人员最终找到加工厂地址在偏远的沙岗子村，但入内遭到拒绝；四、隋鸿锦在沈阳、鞍山等地派驻代表，负责收购尸体和销售加工后的尸体和器官产品，尸体价格一般从1000元到10000元不等。
究竟是去哪里收购的？无疑，隋鸿锦无法说清楚的正是其尸体的来源，其背后的黑幕揭开后一定触目惊心。
有一件事在此不得不提及。隋鸿锦的“成功”似乎让哈根斯心有不平，2008年上演的哈根斯“诬陷”隋鸿锦的案例曾轰动一时。当年2月7日，隋鸿锦受到了美国代理方第一展览公司总裁的电话，称美国广播公司（ABC）指责其公司使用死刑犯的尸体做成塑化标本，并有照片为证。2月16日，ABC电视台世界知名栏目《20／20》播放了他们对一位匿名人士孙某的采访，此人表示曾受隋鸿锦的指令在中国从事黑市尸体交易，在从事交易的过程中拍下了这些死刑犯照片，并出示了一封来自哈根斯工厂的介绍信。该事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遭到人权组织的谴责。据说，后来隋鸿锦找到孙某，“良心不安”的孙某表示做了伪证，案件最终以ABC给予隋赔偿并和解告终。
不过，这场由于利益而引起的纷争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黑暗，孙某是否遭到胁迫等疑点依旧让人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正妄图消弭这引起了国际关注的黑幕。而这让人无法不与薄熙来、谷开来、周永康等参与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等罪恶联系在一起。毕竟没有上述恶魔的纵容、包庇、支持，隋鸿锦断没有可能将这样的生意做的“有声有色”。
古语曾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于打着科学的旗号，干着违背道德伦理的隋鸿锦而言，真相迟早有一天会彻底曝光，即便今天的他依旧对第一展览公司的声明保持沉默。
第一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证实了人们一直以来的质疑，即被制成人体标本的尸体来自何方。早前，第一展览公司的中国合作方是哈根斯大连尸体加工厂，其后，大连医科大学的教授隋鸿锦创办的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成为其中国的合作方，而隋鸿锦曾经是哈根斯工厂的总经理。第一展览公司在2007年的一份文件中曾明确表示，尸体来源和隋鸿锦直接有关。
隋鸿锦究竟何许人也？他的公司发展的如何？他又是如何弄到如此多的尸体的呢？
根据网络上的信息，隋鸿锦被称为是“中国人体塑化第一人”，目前的头衔是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教授，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市政协委员，民盟大连市委常委。1993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师承德国人哈根斯学习人体塑化技术。1996年12月，哈根斯与大连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研究所，隋鸿锦成为该项技术在国内推广的第一人。
1999年8月，在镇压法轮功刚刚一个月后，中国第一家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由薄熙来亲自点头在大连成立，隋鸿锦担任总经理。出于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仅仅干了一年的隋鸿锦离开了哈根斯，并在2002年创办了自己的人体加工厂，主营生物塑化标本制作和展览。
从2004年开始，隋鸿锦开始在国内外举办美其名曰的“人体世界”科普展览，展出了至少17件完整人体标本和160余件人体各器官标本，展览门票为50元人民币。这些标本，涵盖了运动、消化、呼吸、泌尿、生殖、心血管等人体系统，包括正常解剖标本和各系统部份常见疾病的病理标本，他甚至还将标本设计成了不同的主题。今年4月7日，由其公司提供的全部310件展品的生命奥秘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展。统计显示，隋鸿锦业已在全世界26个国家的60个城市开办了生物塑化展，参观人数近2000万。
针对海外，2005年11月，隋鸿锦又将其尸体展打入美国市场，合作方正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 2006年4月英国伦敦也出现了来自于大连医大生物塑化公司的尸体展览。海外参观人次超过3500万。
通过尸体展，隋鸿锦赚取了不菲的门票收入，并通过宣传，达到了与各医学院签订尸体或器官标本销售合同的商业目的。资料显示，其人体器官标本的价格不菲，如“肺胸膜体表投影（成尸）”要价21万多，“全身神经离体概观（童尸）”要价1万6千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概观”要价10多万元……再如2005年9月，隋鸿锦所在公司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订了数千万多元的供货合同，产品从人体全身塑型（全尸）和人体各器官、各骨骼、人体各部位不同断面切片，300多个品种；2005年11月，其公司以250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22具尸体和260多个真人器官……
正是凭藉着贩卖中国人的尸体，隋鸿锦从一个穷教师成为了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商，一个不折不扣的尸体贩卖商人，据悉，其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就有数千万。
然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隋鸿锦公司的尸体来自何方？对于合作伙伴第一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对于各界持续不断的质疑声，隋鸿锦会如何回应？
隋鸿锦曾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表示，尸体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遗体捐赠，另一种就是收集。“收集”的学问自然很深奥。从第一展览公司的声明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断：隋鸿锦与警方有着某种秘密交易，双方各取所需，但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谁是幕后的推手？这样的交易到底有多少？这正是值得世人探究的地方。
2008年，美国劳改基金会曾委托国内研究人员对隋鸿锦及其人体塑化产业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如下问题：一、 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与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公司两块招牌，门旁提示是“办事请按门铃”。当调查人员以记者身份要求采访时，遭到拒绝；二、该公司加工厂地址十分神秘，公司办事人员称地址要保密；三、调查人员最终找到加工厂地址在偏远的沙岗子村，但入内遭到拒绝；四、隋鸿锦在沈阳、鞍山等地派驻代表，负责收购尸体和销售加工后的尸体和器官产品，尸体价格一般从1000元到10000元不等。
究竟是去哪里收购的？无疑，隋鸿锦无法说清楚的正是其尸体的来源，其背后的黑幕揭开后一定触目惊心。
有一件事在此不得不提及。隋鸿锦的“成功”似乎让哈根斯心有不平，2008年上演的哈根斯“诬陷”隋鸿锦的案例曾轰动一时。当年2月7日，隋鸿锦受到了美国代理方第一展览公司总裁的电话，称美国广播公司（ABC）指责其公司使用死刑犯的尸体做成塑化标本，并有照片为证。2月16日，ABC电视台世界知名栏目《20／20》播放了他们对一位匿名人士孙某的采访，此人表示曾受隋鸿锦的指令在中国从事黑市尸体交易，在从事交易的过程中拍下了这些死刑犯照片，并出示了一封来自哈根斯工厂的介绍信。该事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遭到人权组织的谴责。据说，后来隋鸿锦找到孙某，“良心不安”的孙某表示做了伪证，案件最终以ABC给予隋赔偿并和解告终。
不过，这场由于利益而引起的纷争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黑暗，孙某是否遭到胁迫等疑点依旧让人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正妄图消弭这引起了国际关注的黑幕。而这让人无法不与薄熙来、谷开来、周永康等参与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等罪恶联系在一起。毕竟没有上述恶魔的纵容、包庇、支持，隋鸿锦断没有可能将这样的生意做的“有声有色”。
古语曾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于打着科学的旗号，干着违背道德伦理的隋鸿锦而言，真相迟早有一天会彻底曝光，即便今天的他依旧对第一展览公司的声明保持沉默。
纽约时报： 薄谷开来谋杀案12疑点 迷雾远没消散
没消散上周四匆忙编排的谷开来(中)谋杀审判，不但没有解开海伍德死亡的疑团，反而让更多的迷雾笼罩在案件上。《纽约时报》文章说，看起来这个不到八小时的审判是在演戏。文章提出12个疑点。（视频截图）
【大纪元2012年08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上周四匆忙编排的谷开来谋杀审判，不但没有解开海伍德死亡的疑团，反而让更多的迷雾笼罩在案件上。《纽约时报》文章说，看起来这个不到八小时的审判是在演戏。文章提出12个疑点。
1.谷开来被官方诊断为躁狂抑郁症和中度精神分裂症。起诉书主要是基于谷开来的认罪。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人证词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她的记忆是可靠的，或者她的精神疾病没有影响她的犯罪意图？
2.谋杀的动机不清楚。检控官称，谷开来因为海伍德绑架她儿子而心生杀机。唯一的证据是11月份海伍德写给薄瓜瓜的电子邮件，称“你将被毁灭”。但是那时候，薄瓜瓜已经在美国哈佛大学上学了。
3.起诉书说谷开来非法获得杀鼠药。有任何证据她真的拿到毒药吗？是从哪里拿到的？杀鼠药真的含有氰化物吗？
4.海伍德的体内真的有氰化物吗？谷开来承认灌给海伍德氰化物。但是，根据辩护律师，最初的法医报告没有显示氰化物中毒的基本症状。海伍德尸体火化之前的CT扫瞄和血液化验没有发现氰化物的残留。
5.根据谷开来的辩护词，海伍德有心血管病家族史。因为他不是一个嗜酒者，是否可能他自然死于过量饮酒诱发的心脏病发作？
6.根据起诉书，主要调查者获得另外一份血液标本，并把它偷偷带回家中藏匿。四个月之后，这第二份血液标本的化验显示出氰化物，其浓度恰好刚刚足够杀死一个人。有任何证据保证这份血标本没有被动过手脚吗？
7，在海伍德死前有没有发生打斗？谷开来说她离开之前把海伍德的头放在枕头上。但是两天之后人们发现他的时候，显示他在床上滚动过。考虑到这些，一名刑事专家相信，海伍德可能不是被氰化物杀死，因为氰化物通常很快将一个人杀死。海伍德可能在谷开来离开房间的时候仍然活着。
8.根据辩护词，在谷开来离开犯罪现场后，阳台上发现陌生人的脚印。但是没有进入房间的迹象。法庭为什么不调查这个脚印是谁的？
9.检控官宣称收集了394个证人的证词，但是关键证人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并进行交叉质证，包括王立军，他叛逃到美国领事馆并亲自曝光这个案件。为什么谷开来的律师只给予一个月研究案件？为什么律师在庭上没有机会质询证人？
10.起诉书当中没有清晰的提到谷开来的丈夫薄熙来。当谷开来知道海伍德威胁他们的儿子的时候，难道她不会告诉她丈夫薄熙来？薄熙来有没有卷入策划谋杀？
11.在重庆警察断定海伍德死于酒精过量之后，谷开来成功的说服海伍德家人迅速火花尸体？谷开来和重庆政府是否拿钱收买他家人封口？
12.起诉书指出谷开来和海伍德在2005年跟国营公司的高级经理达成几个房地产协议。但是协议失败。海伍德要求百分之十的赔偿。法庭没有解释这些项目是什么？为什么协议失败？海伍德的角色是什么？根据北京消息来源，薄熙来停止这些项目，因为担心它们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前途。如果这个是真的，是否检控官故意隐瞒这些细节以回避薄熙来的贪腐问题？
谷案涉政变及活摘器官黑幕
今年2月，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曾选择曝光王立军移交美领馆材料中，有关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废掉将在中共十八大接班掌权的习近平的计划。
此后，大纪元独家获得消息称，谷开来是薄熙来周永康政变圈核心人物，薄谷开来案件核心真相一直被掩盖，同时海伍德之死与薄熙来谷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非法在国际贩卖尸体等罪恶有关。被杀死的英国人海伍德因卷入薄谷开来在国际贩卖器官、尸体等事件，而被“杀人灭口”。
（责任编辑：高静）
淫照门与中共政治危机的惊人巧合
当薄谷开来案在安徽合肥开庭时，中国大陆网络上也流传出上百张三男两女中共官员的淫乱照，这个话题连续成为各大论坛、微博、新闻网站的热门话题。其中两人被人肉认出是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两官员，但官方对此否认，称是被PS。（网络图片）
薄谷开来案VS庐江县官员集体淫乱照
8月10日，薄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在安徽合肥开庭审理，海内外媒体无惧台风“海葵”，云集合肥中级法院门外聚焦案件的审理。
8月10日，薄谷开来案在合肥开审，官方称当天出席谷案的有140多人，但国外媒体和很多外地民众的旁听申请均被拒绝。(AFP PHOTO/CCTV)
在庭中，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薄家勤务员张晓军异常“配合”庭审，对公诉人提出的谋杀起诉没有异议。然而，国际媒体广泛质疑该次庭审，美联社、《电讯报》还中集中提出以下十大疑点。
当全球瞩目聚焦的时候，大陆网络也爆出尺度更大的中共庐江县官员集体淫乱的高清照，8月10日，各大论坛、微博都在转发评论，民众也在人肉搜索照片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分析此照的真伪等等。庐江县官方也出来辟谣，称这些众多的高清图片是PS伪造，一时网络议论纷纷。
此后连续至今，此淫乱照成各新闻网站的热门话题，照片中主角也被人肉出来，否认、承认、阴谋论，此起彼伏。
 2008 年2月3 日，在广州火车站大量旅客涌入火车站广场，出现严重拥堵情况，不少妇女出现身体不适现象。（Feng Li/Getty Images） |  2008 年2月3 日，在广州火车站大量旅客涌入火车站广场，出现严重拥堵情况，不少妇女出现身体不适现象。（Feng Li/Getty Images） |
 2008 年2月3 日，在广州火车站大量旅客涌入火车站广场，出现严重拥堵情况，不少妇女出现身体不适现象。（Feng Li/Getty Images） |  2008 年2月3 日，在广州火车站大量旅客涌入火车站广场，出现严重拥堵情况，不少妇女出现身体不适现象。（Feng Li/Getty Images） |
2008年中国大陆雪灾VS香港艺人“艳照门”
2008 年1月，正值中国新年前的返乡潮，大量的农民工从大陆东南沿海往内地赶着回家过年。在大陆铁路客运力不足的情况下，12日开始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 范围的低温雨雪天气，半个月以来受灾人数超过3千万，多条高速公路及16个机场几度关闭，中国陆空交通几近瘫痪，大批旅客滞留。
尤其广东的公路、铁路、民航运输全面告急，滞留民众数以万计，广州火车站挤满了等待购票回乡的旅客。但是，长期以来中共报喜不忧，等待购票的旅客根本不知情，其他急着返乡的旅客也在不断地涌向火车站。
至1月26日上午，在前所未有的低温雨雪天气中超过十几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广场上人满为患，很多旅客无吃无喝，无法解手，人道灾难随时爆发。不少广州市民自发地给滞留旅客送吃送水。
中共当局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束手无策，其一贯的隐瞒真相的做法，让事态严重恶化。社会上对中共的无能，无不是一片谴责质疑。
2008年1月27日出现轰动一时的香港“艳照门”也是在大陆发生特大罕见雪灾，中共束手无策的时候。（网络图片）
 香港艺人张柏芝一度否认是“艳照门”中女生，有网友将其五官与艳照中的女生作对比。（网络图片） |  网友统计香港女艺人在“艳照门”中出现的数量。（网络图片） |
之后，1月27日，香港讨论区的成人贴图区内出现香港艺人陈冠希、钟欣桐的艳照。1月28日晚，艳照出现在一个大陆博客上，该网站访问量6个小时内达到10万人次，一度挤爆网站。
1月29日，疑似张柏芝等人的多张色情图片被不知名人士继续发布，部份图片对比先前发布的图片分辨率高出很多，艳照在网络上引发热潮。
1月29日，天涯社区首发的会员转贴有关“香港讨论”的帖子，被大陆网民争相留言，成为天涯社区建站以来回覆速度最高的主题，截至2月9日，统计被点击的次数超过2,100万人次，超过110,000个的回覆，总页面为730页，回覆依然不断增多。
这个轰动一时的“艳照门”长时间占据海内外新闻网站的热点，香港多份报章在中国新年期间罕有地连续十多天以该艳照事件作为头条新闻，而不是报导新年市况或中国雪灾的新闻。《苹果日报》更连续21天（1月29日至2月18日）以头版大篇幅报导该消息。
（责任编辑：徐亦扬）
中共官员“淫照门”是苦肉计 转移谷案开庭视线
在审判薄谷开来的当天（8月9日），大陆网络上大规模传出三男两女中共官员的淫
乱照片。这一“淫照门”随后成为各大论坛、微博、新闻网站的热门话题。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薄谷案背后活摘器官的真相，在该案开审当天制造“淫照门”事件，转
移大众和媒体的视线。图为网民对淫照上当事人的人肉搜索。（网络图片）
薄谷案开审当天 “淫照门”出世
蹊跷的是，在审判谷开来的当天（8月9日），大陆网络上大规模传出三男两女中共官员的淫乱照片。这一“淫照门”随后成为各大论坛、微博、新闻网站的热门话题。
与此同时，海外各大媒体的爆料信箱，甚至各大媒体的很多主管的个人信箱，陆续收到大量关于“淫照门”事件的爆料。
中国问题专家石臧山分析，中共当局对国际媒体对谷开案的质疑似乎是有备而来，明显是有意转移大陆民众对薄谷开来一案的关注度。
石 臧山说：这些爆料炒作意味很浓，打着“揭露中共邪恶”的幌子，忽左忽右，似真似假，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人会不由自主的去分析，追踪。网络上不断出现“发帖 人道歉”、“官方回应”、“不雅照事件前因后果”、“淫照门主角曝光”、“官员淫乱换妻”、“当事人求真相求辟谣”等各种风声。一边被揭露，一边又辟谣， 一幕接一幕，把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一组三男二女疑似官员集体淫乱照，掀起了系列风波。其中两人被人肉认出是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两官员，但官方对此否认，称是被PS。（网络图片）
“淫照门”挡不住国际媒体对薄谷案的质疑风潮
然 而，惊悚如“庐江淫照门”也没能阻止国际媒体对薄谷开来案的质疑声浪。美联社、英国电讯报、纽约时报、德国之声、法广等媒体罗列、分析该案的重重疑点。比 如，海伍德真的威胁薄瓜瓜了吗？为何在海伍德威胁薄瓜瓜事件发生七年之后，在薄瓜瓜已经成为哈佛研究生的时候，谷开来才进行谋杀？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下 场将如何？他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到底告诉美国人哪些机密？薄熙来对谋杀是否知情？薄熙来命运会怎么样？
中共极力掩盖的黑幕：活摘器官 贩卖尸体谋利
当局为何要不顾一切转移人们对谷开来一案的视线？除了案件本身的诸多疑点之外，最关键的内幕是：薄谷开来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出售其尸体，牟取暴利。而活摘器官的黑幕一旦揭开，中共将面临致命的政治危机。活摘器官的罪行一旦在国际社会曝光，中共政权将面临瓦解。
目前，哈根斯的尸体展和位于大连的尸体加工厂已经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这让中共坐卧不安。在“庐江淫照门”事件未达目的的情况下，再度大规模放料炒作“重庆枪击案”，以淡化人们对薄谷开来案的质疑和追踪，继续掩盖活摘器官的黑幕。
大纪元获悉，谷开来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谋，活摘器官、贩卖尸体都是她提出来的。而当时薄熙来主政的大连是最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地方。谷开来不但出卖器官赚钱，还将被摘掉器官后的法轮功学员的尸体贩卖谋取暴利。
近日，网络疯传人体展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在其网页上发布的一份免责声明，该声明承认其展出的尸体、人体部位、器官、以及胎儿和胚胎来自中国大连警方。
海伍德被谋杀的真正原因是，谷开来和海伍德在英国开了家合资公司，专门负责把器官和尸体卖到海外。当发现海伍德和他们离心离德之后，因惧怕真相暴露，薄授意谷开来和张晓军出面毒死了海伍德。
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保命，看到海伍德被谋杀后，知道更多秘密的王立军想要逃出谷开来和薄熙来的手心。王立军给美国使馆的材料涉及薄、谷两人活摘器官、贩卖尸体的罪行，这是薄熙来、谷开来和中共当局最想掩盖的，也是海伍德被灭口的关键。
(责任编辑: 高静)
大崩溃、大清算、大繁荣
无论人们怎样向往繁荣富強，偏好和平安宁，甚至急不可待地把眼下的浮华世界打扮成太平盛世 ，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妄！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更不是虚无主义者，中国一定会有让天下人和平安宁、普遍幸福的大繁荣，但不是现在，而是不远的将来，是在现实世界经历一场大崩溃、大清算之后。
增长和发展的漂亮数据后面有着让人迷惑的难言之隐，浮华背后更有无数的罪恶苁生。然而，罪恶难以长久，更不会在某种＂强大＂下永恒，因为人们的忍耐是有限的，世上也没有永恒的＂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罪恶是道徳败坏的结果，又是道德败坏的始因。无论怎样，满社会道德崩溃之时就是罪恶走向灭亡之日。
每一种社会都要靠某种秩序来维持，秩序本身是抑恶扬善还是相反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从上到下的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利用这个制度赋予公权的特殊魔力，不失时机、不惜一切手段地贪腐掠夺；当我们发现人们对权力犯罪表达憤怒和反抗时，这个秩序从上到下都建立在掩盖真相、封锁舆论和暴力压服的基础之上；当人们大口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大口喝着有毒的河水，一曰三歺都吃着不放心的食物，这个社会的罪恶己彰显得淋漓尽致。良善的生存步步艰难，当伪共和国的历史走到这个地步，旧秩序的崩溃事实上己经不可避免了。
崩溃三部曲是这样展开的：道德大崩溃；经济大崩溃；政治大崩溃。
无论是一个王朝的崩溃，还是一个政权的解体（伟光正的灭亡），都不会突发更不是偶然发生的。也许它出身的第一天就孕含了死亡。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共就从人民政权这个最高的道义制高点上，慢慢地，悄无声息地垮了下来。因为谎言终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为了红色政权和伟大领袖的面子，强者不失时机地消灭一切反对力量，包括最善良和最弱小的人都不放过；以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他们＂主义＂跃进的试验；为了装天使，不惜一切代价堆积GDP：投资项目，腐败开路；汚染浪费，巧取豪夺，用极端经济运动方式，取代让人厌恶的极端政治运动，来达到江山永固的目的。这是一个60多年的系列片。一个背弃人民意志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
无论中国经济取得了多么娇人的成就，无论政府不择手段保增长和个人不择手段发财致富如何交相辉映，演绎出一场场跨世纪的精彩好戏，当若干年下来后，人们必然从华丽的经济数据后面发现，这个国家的人穷的穷、富的富，严重两极分化，而且这个分化不是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造成，而是公共权力的垄断带来的，严重的不满早已熬炼成仇恨 。人们还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糟糕，这个国家的资源被严重浪费，生产同样的东西我们的資源消耗是別人的几倍，老百姓好不容易挣点钱结果不是股市上输光就是变成房奴，欠一屁股债，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严重透支未来，原本想努力打拼为儿孙造福，结果为儿孙添祸。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泡沫和环境污染将把这个国家的未来置于万刼不复之地，＂三高一低＂经济的崩溃将伴随着人民的困苦如潮水般湧来，谁也挡不住。
现代暴力垄断把人置于奴隶不如的境地，人们几乎没有仼何反抗的余地。 冷兵器时代的暴力垄断完全不同于热兵器、核武时代的暴力垄断。在古代，到处都有对抗暴政的机会和空间，或占山为王，或游走江湖除暴安良，或掲杆而起高举义旗，这些对打兔子的火药枪都要被没收定罪的中国人，不过是很早以前的传奇故事。如果说中国历代帝王巩固政权更多依赖以徳治国的话，今天，对暴力绝对垄断的过度依赖大大削弱了统治者对道德的倚重，这也构成了当前道德大崩溃的主要原因。
当道德和经济都摇摇欲坠时，统治集团不得不拼命用谎言掩盖衰败的现实，不得不进一步拼命用军警武装高压民意，结果往往陷入恶性循环：越是依赖暴力垄断的高压维稳，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就越是升级，而矛盾越升级官方又不得不更加依赖垄断的暴力，至使全社会的矛盾和对抗不断加剧。在官民对抗风暴形成的原因中除了上述垄断暴力运行的自身规律外，还有一个火上浇油的重大成因，这就是末世中权贵的贪婪，他们知道来日无多，趁乱拼命从公共财富中和老百姓私人身上捞钱，拼命的上项目强征、强拆、不顾环境。高升的暴力维稳成本也需要变本加利收刮民财，这就不可避免的强力助推了官民矛盾，至使这个藐似强大的党官统治一步步走向政治上的大崩溃。
正义的清算和清算中的正义
当中国社会特权垄断崩溃之时，清算形形色色的权贵精英，应该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当行之事。我们要问，淸算的正义来自何处？它来自人间公理。这个公理简单得难以今人置信。它就是人们常唠叨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还什么？还债！还什么债？有血债的还血债，有伤害的还伤债，有贪腐公财掠夺私财的还欠债，总之偿还一切不公不义对人民欠下的债，当然还有精神损失债等等。这些血债、伤债、欠债早已堆积如山，今天还在加速堆积，如果不予清算，这个社会将永远不会有是非公理，永远只有谁抢到手就是谁的，谁偷到手就是谁的，谁霸占到就是谁的，谁的权力大就是谁的，谁越心黑手毒谁就得到越多，谁杀人不眨眼谁就得天下！如此逻辑，邪恶当道，良善不存，人民岂能安居乐业。
正义的清算在今日之中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早年的公有制用不义的手段剝夺了人民的私产，又以几十年公有名义积累了大量的公产，这些巨量公有财产被权力插上了无数吸血导管，原本属于天下每个人的东西，以改革的名义源源不断流入极少数权贵的保险柜。不仅于此，对平民百姓日夜辛勤劳动挣的血汗钱，权贵们也不放过，他们利用股市、房巿、藏市等各种巿场巧取豪夺，用名目繁多的税、費明偷暗抢，这些仍不够，还要用花样百出的管理和罚款榨干百姓的最后一滴血，至于疯狂滥发人民币引起不断高升的通货膨胀，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收刮百姓。这个＂洪桐县里无好人＂的超级时代，按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挨个枪毙也许有不该死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许多漏网之鱼＂。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要让恶者得到惩罚，让善良得到保护。正义就是要让恶者、让贪婪捞取不义之财的人罪有应得，让财富回归人民，让无辜受害之人得到补偿，认义人得到奖励。
清算是正义的，特别是对于今日腐败透顶的中国。而在清算中持守正义原则也是万分必要的。清算中的正义原则就是：不漏不枉，不轻不过，弃暗投明者将功赎罪，以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清算一个持续了60多年的血腥而贪腐的统治怪物，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神圣职责。一个自律的民族必须是负责仼的民族，对民族负责对自己负责都意味着对过去的深刻反省。罪恶的产生每个人都有责任，容忍罪恶本身就是罪。但是被迫容忍之罪和贪婪野心张扬的不择手段损人之罪还是有天壌之別，因此，把中共普通党员和党官权贵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不以官职权位高低论罪，只以罪行事实论罪 ；不以群体脱罪，事者人人担罪；轻罪立功者免罚，重罪立功者减罪。这些当作为淸算的基本原则。
不惜一切代价高投入发展路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在造成低效浪费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未来社会的大繁荣创造了条件。中华民族一但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走上自由的宪政民主之路，一个属于每个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将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个我为社会、社会为我，一个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将得以形成；整个国家的自由空间被彻底打开，人们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将以惊人的能量爆发出来。中国回归现代文明，必然给历尽苦难的中华民族带来经济社会的空前大繁荣。也许这就是亿万中国人民最希望看到的。今天，大变革的潮流正以不可阻拦的磅礴气势向我们湧来，大繁荣的日子己为期不远。加油，中国人！
宋时雨
增长和发展的漂亮数据后面有着让人迷惑的难言之隐，浮华背后更有无数的罪恶苁生。然而，罪恶难以长久，更不会在某种＂强大＂下永恒，因为人们的忍耐是有限的，世上也没有永恒的＂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罪恶是道徳败坏的结果，又是道德败坏的始因。无论怎样，满社会道德崩溃之时就是罪恶走向灭亡之日。
每一种社会都要靠某种秩序来维持，秩序本身是抑恶扬善还是相反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从上到下的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利用这个制度赋予公权的特殊魔力，不失时机、不惜一切手段地贪腐掠夺；当我们发现人们对权力犯罪表达憤怒和反抗时，这个秩序从上到下都建立在掩盖真相、封锁舆论和暴力压服的基础之上；当人们大口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大口喝着有毒的河水，一曰三歺都吃着不放心的食物，这个社会的罪恶己彰显得淋漓尽致。良善的生存步步艰难，当伪共和国的历史走到这个地步，旧秩序的崩溃事实上己经不可避免了。
崩溃三部曲是这样展开的：道德大崩溃；经济大崩溃；政治大崩溃。
无论是一个王朝的崩溃，还是一个政权的解体（伟光正的灭亡），都不会突发更不是偶然发生的。也许它出身的第一天就孕含了死亡。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共就从人民政权这个最高的道义制高点上，慢慢地，悄无声息地垮了下来。因为谎言终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为了红色政权和伟大领袖的面子，强者不失时机地消灭一切反对力量，包括最善良和最弱小的人都不放过；以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他们＂主义＂跃进的试验；为了装天使，不惜一切代价堆积GDP：投资项目，腐败开路；汚染浪费，巧取豪夺，用极端经济运动方式，取代让人厌恶的极端政治运动，来达到江山永固的目的。这是一个60多年的系列片。一个背弃人民意志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
无论中国经济取得了多么娇人的成就，无论政府不择手段保增长和个人不择手段发财致富如何交相辉映，演绎出一场场跨世纪的精彩好戏，当若干年下来后，人们必然从华丽的经济数据后面发现，这个国家的人穷的穷、富的富，严重两极分化，而且这个分化不是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造成，而是公共权力的垄断带来的，严重的不满早已熬炼成仇恨 。人们还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糟糕，这个国家的资源被严重浪费，生产同样的东西我们的資源消耗是別人的几倍，老百姓好不容易挣点钱结果不是股市上输光就是变成房奴，欠一屁股债，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严重透支未来，原本想努力打拼为儿孙造福，结果为儿孙添祸。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泡沫和环境污染将把这个国家的未来置于万刼不复之地，＂三高一低＂经济的崩溃将伴随着人民的困苦如潮水般湧来，谁也挡不住。
现代暴力垄断把人置于奴隶不如的境地，人们几乎没有仼何反抗的余地。 冷兵器时代的暴力垄断完全不同于热兵器、核武时代的暴力垄断。在古代，到处都有对抗暴政的机会和空间，或占山为王，或游走江湖除暴安良，或掲杆而起高举义旗，这些对打兔子的火药枪都要被没收定罪的中国人，不过是很早以前的传奇故事。如果说中国历代帝王巩固政权更多依赖以徳治国的话，今天，对暴力绝对垄断的过度依赖大大削弱了统治者对道德的倚重，这也构成了当前道德大崩溃的主要原因。
当道德和经济都摇摇欲坠时，统治集团不得不拼命用谎言掩盖衰败的现实，不得不进一步拼命用军警武装高压民意，结果往往陷入恶性循环：越是依赖暴力垄断的高压维稳，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就越是升级，而矛盾越升级官方又不得不更加依赖垄断的暴力，至使全社会的矛盾和对抗不断加剧。在官民对抗风暴形成的原因中除了上述垄断暴力运行的自身规律外，还有一个火上浇油的重大成因，这就是末世中权贵的贪婪，他们知道来日无多，趁乱拼命从公共财富中和老百姓私人身上捞钱，拼命的上项目强征、强拆、不顾环境。高升的暴力维稳成本也需要变本加利收刮民财，这就不可避免的强力助推了官民矛盾，至使这个藐似强大的党官统治一步步走向政治上的大崩溃。
正义的清算和清算中的正义
当中国社会特权垄断崩溃之时，清算形形色色的权贵精英，应该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当行之事。我们要问，淸算的正义来自何处？它来自人间公理。这个公理简单得难以今人置信。它就是人们常唠叨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还什么？还债！还什么债？有血债的还血债，有伤害的还伤债，有贪腐公财掠夺私财的还欠债，总之偿还一切不公不义对人民欠下的债，当然还有精神损失债等等。这些血债、伤债、欠债早已堆积如山，今天还在加速堆积，如果不予清算，这个社会将永远不会有是非公理，永远只有谁抢到手就是谁的，谁偷到手就是谁的，谁霸占到就是谁的，谁的权力大就是谁的，谁越心黑手毒谁就得到越多，谁杀人不眨眼谁就得天下！如此逻辑，邪恶当道，良善不存，人民岂能安居乐业。
正义的清算在今日之中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早年的公有制用不义的手段剝夺了人民的私产，又以几十年公有名义积累了大量的公产，这些巨量公有财产被权力插上了无数吸血导管，原本属于天下每个人的东西，以改革的名义源源不断流入极少数权贵的保险柜。不仅于此，对平民百姓日夜辛勤劳动挣的血汗钱，权贵们也不放过，他们利用股市、房巿、藏市等各种巿场巧取豪夺，用名目繁多的税、費明偷暗抢，这些仍不够，还要用花样百出的管理和罚款榨干百姓的最后一滴血，至于疯狂滥发人民币引起不断高升的通货膨胀，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收刮百姓。这个＂洪桐县里无好人＂的超级时代，按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挨个枪毙也许有不该死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许多漏网之鱼＂。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要让恶者得到惩罚，让善良得到保护。正义就是要让恶者、让贪婪捞取不义之财的人罪有应得，让财富回归人民，让无辜受害之人得到补偿，认义人得到奖励。
清算是正义的，特别是对于今日腐败透顶的中国。而在清算中持守正义原则也是万分必要的。清算中的正义原则就是：不漏不枉，不轻不过，弃暗投明者将功赎罪，以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清算一个持续了60多年的血腥而贪腐的统治怪物，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神圣职责。一个自律的民族必须是负责仼的民族，对民族负责对自己负责都意味着对过去的深刻反省。罪恶的产生每个人都有责任，容忍罪恶本身就是罪。但是被迫容忍之罪和贪婪野心张扬的不择手段损人之罪还是有天壌之別，因此，把中共普通党员和党官权贵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不以官职权位高低论罪，只以罪行事实论罪 ；不以群体脱罪，事者人人担罪；轻罪立功者免罚，重罪立功者减罪。这些当作为淸算的基本原则。
不惜一切代价高投入发展路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在造成低效浪费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未来社会的大繁荣创造了条件。中华民族一但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走上自由的宪政民主之路，一个属于每个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将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个我为社会、社会为我，一个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将得以形成；整个国家的自由空间被彻底打开，人们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将以惊人的能量爆发出来。中国回归现代文明，必然给历尽苦难的中华民族带来经济社会的空前大繁荣。也许这就是亿万中国人民最希望看到的。今天，大变革的潮流正以不可阻拦的磅礴气势向我们湧来，大繁荣的日子己为期不远。加油，中国人！
宋时雨
特写：经济发展能让喀什稳定吗？
来源：BBC中文网
马腾 BBC记者 新疆喀什报道
BBC记者马腾：喀什古城超过一半地方已遭拆除
开着小货车，喀什的农民就像过去无数个世纪一样，拉着沉甸甸的牲畜来到每周一次的墟集。
几百只牛羊和小驴，或赶或拴到铁造的栏栅里，等待着屠夫和买家们检视。在各种动物嘶叫声的衬托下，人们忙着讨价还价。
时至今日，贸易仍然是喀什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喀什坐落在丝绸之路上，昔日西安的商人经过这里，把贸易一直做到地中海东岸去。
然而，随着现代航运线路崛起，这条陆上干道被遗弃，喀什也渐渐变得落后荒凉。
不过，喀什现在正经历当地人一辈子都没曾见过的经济腾飞。
北京当局投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金，于2010年成立了喀什经济特区——全中国目前只有六个经济特区。
喀什的大多数居民都是维吾尔人。
当局希望把喀什改造，回复昔日交通要塞的光辉，从而开拓中亚以至更遥远的市场。
喀什广州新城项目发言人张运建说：“这里的机遇难逢，你能看见，许多投资者都跑到这里来创业。”
这个项目将容纳10万居民，有购物商场和游乐设施，是喀什目前规模最大的建设工程。
张运建说：“我相信喀什的发展有朝一日会赶得上，甚至超越中国其他城市。”
“无利可图”
北京相信经济发展不光能缓解喀什的种族摩擦，还可以推广到新疆其他地区——这片位处中国西部的土地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贫困地区。
喀什当地人担心中国式发展会对古城造成破坏。
新疆是900万维吾尔人的家园——那是突厥民族的一员。
中国政府时常指责维吾尔人煽动叛乱。与此同时，也确实有民族活跃分子希望能独立建国。
2009年，新疆经历了连串因不满经济状况而起的民族暴力冲突。
在首府乌鲁木齐，维吾尔人与汉人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将近200人死亡。
眼下的一切发展都在改变喀什的面貌，而且不仅限于建设。
喀什
早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为世人所知
地处丝绸之路，贯通中亚
中共行政机关于1952年成立
全市面积：554.8平方公里
截至2010年人口：60万
资料来源：喀什市政府网站
据地方官员表示，十年前，这座城市几乎只有维吾尔人，现在却有三分之一是汉人。
移民潮引发了新的紧张气氛。许多维吾尔人抱怨，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一点也享受不到。他们说，绝大多数利润都落到了汉人企业家的口袋里。
一位世代以制作乐器为生的维吾尔人说：“我们真的看不见这些建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除了有利可图，他们（汉人）还有什么理由会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
关系紧张的证明在喀什随处可见。在当地最大的清真寺门外，一辆消防车随时待命，车上的水炮随时准备开动，用来驱散任何愤怒的人群。
在喀什的主广场，在六层楼高的毛泽东像的双眼注视下，是上百的防暴警察与车辆，还有军队的卡车和小货车。
检查路障在市内随处可见，维吾尔人得下车查验身份证，甚至被搜身。
来喀什游览的汉人都有警察护送，酒店门口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着。
一位来这里寻找机会的汉族企业家说，“就是街上有这么多的警察”让他感到很安全。
旧去新来
在中国的管治下，维吾尔人一直控诉遭到打压。
7月，乌鲁木齐骚乱三周年之际，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继续把站出来控诉迫害的人噤声”。
喀什古城内尽是泥砖建成的楼房。
也有许多维吾尔人说，他们的传统与文化正受到威胁。
这以喀什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城尤其显著。古城的房子用泥砖建成，彼此紧挨着，由小巷所围绕。
数个世纪以来，古城都是维吾尔人的身份象征，但是本地人说有大半个老城早就被拆掉，几千户居民被迫搬走。
许多维吾尔人担心，他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许多。
地方当局说，因为新疆处于地震带，那些房子可能倒塌，因此拆迁是必要的。他们正以传统手法重建部分老城区。
不过对于在古城里制作陶器，53岁的吐尔逊·祖农来说，这没能给他带来安慰。他说，他所居住的房子快有500年历史了。
他坐在阳台上说：“我的许多邻居都搬走了。”阳台上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新城里由现代化摩天办公楼所组成的风景线。
“搞不好到我的孙女长大的时候，整个老城都没有了。”
喀什长久以来是一座把商贸和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的城市，不过传统的生活模式正迅速消失。这成为维吾尔族群内新的愤恨源头。
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许无法带来北京所希望的稳定。
马腾 BBC记者 新疆喀什报道
BBC记者马腾：喀什古城超过一半地方已遭拆除
开着小货车，喀什的农民就像过去无数个世纪一样，拉着沉甸甸的牲畜来到每周一次的墟集。
几百只牛羊和小驴，或赶或拴到铁造的栏栅里，等待着屠夫和买家们检视。在各种动物嘶叫声的衬托下，人们忙着讨价还价。
时至今日，贸易仍然是喀什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喀什坐落在丝绸之路上，昔日西安的商人经过这里，把贸易一直做到地中海东岸去。
然而，随着现代航运线路崛起，这条陆上干道被遗弃，喀什也渐渐变得落后荒凉。
不过，喀什现在正经历当地人一辈子都没曾见过的经济腾飞。
北京当局投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金，于2010年成立了喀什经济特区——全中国目前只有六个经济特区。
喀什的大多数居民都是维吾尔人。
当局希望把喀什改造，回复昔日交通要塞的光辉，从而开拓中亚以至更遥远的市场。
喀什广州新城项目发言人张运建说：“这里的机遇难逢，你能看见，许多投资者都跑到这里来创业。”
这个项目将容纳10万居民，有购物商场和游乐设施，是喀什目前规模最大的建设工程。
张运建说：“我相信喀什的发展有朝一日会赶得上，甚至超越中国其他城市。”
“无利可图”
北京相信经济发展不光能缓解喀什的种族摩擦，还可以推广到新疆其他地区——这片位处中国西部的土地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贫困地区。
喀什当地人担心中国式发展会对古城造成破坏。
新疆是900万维吾尔人的家园——那是突厥民族的一员。
中国政府时常指责维吾尔人煽动叛乱。与此同时，也确实有民族活跃分子希望能独立建国。
2009年，新疆经历了连串因不满经济状况而起的民族暴力冲突。
在首府乌鲁木齐，维吾尔人与汉人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将近200人死亡。
眼下的一切发展都在改变喀什的面貌，而且不仅限于建设。
喀什
早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为世人所知
地处丝绸之路，贯通中亚
中共行政机关于1952年成立
全市面积：554.8平方公里
截至2010年人口：60万
资料来源：喀什市政府网站
据地方官员表示，十年前，这座城市几乎只有维吾尔人，现在却有三分之一是汉人。
移民潮引发了新的紧张气氛。许多维吾尔人抱怨，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一点也享受不到。他们说，绝大多数利润都落到了汉人企业家的口袋里。
一位世代以制作乐器为生的维吾尔人说：“我们真的看不见这些建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除了有利可图，他们（汉人）还有什么理由会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
关系紧张的证明在喀什随处可见。在当地最大的清真寺门外，一辆消防车随时待命，车上的水炮随时准备开动，用来驱散任何愤怒的人群。
在喀什的主广场，在六层楼高的毛泽东像的双眼注视下，是上百的防暴警察与车辆，还有军队的卡车和小货车。
检查路障在市内随处可见，维吾尔人得下车查验身份证，甚至被搜身。
来喀什游览的汉人都有警察护送，酒店门口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着。
一位来这里寻找机会的汉族企业家说，“就是街上有这么多的警察”让他感到很安全。
旧去新来
在中国的管治下，维吾尔人一直控诉遭到打压。
7月，乌鲁木齐骚乱三周年之际，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继续把站出来控诉迫害的人噤声”。
喀什古城内尽是泥砖建成的楼房。
也有许多维吾尔人说，他们的传统与文化正受到威胁。
这以喀什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城尤其显著。古城的房子用泥砖建成，彼此紧挨着，由小巷所围绕。
数个世纪以来，古城都是维吾尔人的身份象征，但是本地人说有大半个老城早就被拆掉，几千户居民被迫搬走。
许多维吾尔人担心，他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许多。
地方当局说，因为新疆处于地震带，那些房子可能倒塌，因此拆迁是必要的。他们正以传统手法重建部分老城区。
不过对于在古城里制作陶器，53岁的吐尔逊·祖农来说，这没能给他带来安慰。他说，他所居住的房子快有500年历史了。
他坐在阳台上说：“我的许多邻居都搬走了。”阳台上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新城里由现代化摩天办公楼所组成的风景线。
“搞不好到我的孙女长大的时候，整个老城都没有了。”
喀什长久以来是一座把商贸和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的城市，不过传统的生活模式正迅速消失。这成为维吾尔族群内新的愤恨源头。
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许无法带来北京所希望的稳定。
薄谷开来案曝光了红色家族们不为人知的逃亡计划
来源：法广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薄谷开来，涉嫌毒杀英商海伍德一案，上周四在安徽合肥开庭审理，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薄谷开来凶杀案的分析评论。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案件备受世界舆论关注，不只因为疑凶的地位及被杀害的是英国商人，更因为案件捅开了中共高层权斗的马蜂窝， 令中共政治的凶残冷血、以权凌法、欺瞒民意等特性暴露无遗。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上的一员，但其妻子谷开 来身为资深律师，按当局的指控，竟亲自策划谋杀，又现身命案现场，不能不令人惊讶，是甚么样的政治文化、甚么样的制度，可以培养出如此凶残冷血的高官夫 人？”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 “薄家是中共的名门望族。薄熙来父亲薄一波在开国时便担任周恩来的内阁成员，掌握财经大权。改革开放之后，薄一波更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是其在党内的代 言人。谷开来父亲谷景生则是开国将军，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薄熙来本人从政后平步青云，而且风度翩翩，被舆论热捧，本来在十八大上很可能成为政治局 常委。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红色家族，为何要将家产转移到国外？谷开来为何与英国特工色彩浓厚的海伍德关系如此密切？又有甚么原因让这 个红色家族如此缺乏安全感呢？难道对国家民族缺乏信心？”“如果说海伍德对中共政坛的冲击，最大的应该算是曝光了红色家族们不为人知的逃亡计划，这对人民 的心理冲击极为震撼。”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审判谷开来，令人回想起三十年前审判江青。因为有毛泽东才会有江青，因为有薄熙来才会有谷开来。江青不只是一个刑事 犯，最重要的是她代表了毛泽东政权一切罪恶的化身；谷开来，也不只是一个刑事犯，她代表了当代红色政权在官僚腐化及政治路线斗争上的一个样板。”“薄谷事 件的政治底蕴，其实比谷开来杀人更为严重。一方面，谷开来杀人，是因这种政治底蕴而生；另一方面，此种政治底蕴更被温家宝指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但是，如今全案若被浓缩简化到只是谷开来杀人案，非但在刑案上纵放了共犯薄熙来，在政治治理上也已无是非可言了。谷案的审判显示，原 本一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演’的政治大思考，已经降抑成一场谷开来‘护子杀人’的肥皂剧。”“薄案爆发后，胡锦涛屡称：‘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然而，薄案之所以发生，是因‘党高于法，党外于法’，而非‘人人平等’所致；而谷案的审判，竟然未见传审薄熙来，则亦显然未作到‘人人平等’的水 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句话，是否姑且就记在中共十八大政府换届未竟事功的交接清单上？”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尽管官方在谷开来案的审理中精心安排，让人感觉这是一桩纯粹的刑事案件，不涉政治斗争，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徒具法制而 法治不彰的事实无可掩盖；谷开来悍然杀人和事后调查过程中牵涉的官员特权无可推诿；而薄熙来违纪问题的处理，卷入中共高层十八大权力分配的争议，也是无可 否认。” “今岁正值中共换届之年，更是十年一度的最高领导人更替之秋，加上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已到了瓶颈，此后‘左’转‘右’走，何去何从，也处于关键时候。薄 熙来作为中国政治势力光谱其中一环的代表人物，本来大有机会在十八大后晋身权力核心，却因妻子杀人、下属图销证灭迹而断送政治生命。但是这一场变故而掀起 的政治风暴，使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力量此消彼长，重新‘洗牌’，未尝不是一个减少‘左’力的契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力保局势稳定，正是中央高层的首 要考虑。”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薄谷开来，涉嫌毒杀英商海伍德一案，上周四在安徽合肥开庭审理，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薄谷开来凶杀案的分析评论。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案件备受世界舆论关注，不只因为疑凶的地位及被杀害的是英国商人，更因为案件捅开了中共高层权斗的马蜂窝， 令中共政治的凶残冷血、以权凌法、欺瞒民意等特性暴露无遗。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上的一员，但其妻子谷开 来身为资深律师，按当局的指控，竟亲自策划谋杀，又现身命案现场，不能不令人惊讶，是甚么样的政治文化、甚么样的制度，可以培养出如此凶残冷血的高官夫 人？”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 “薄家是中共的名门望族。薄熙来父亲薄一波在开国时便担任周恩来的内阁成员，掌握财经大权。改革开放之后，薄一波更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是其在党内的代 言人。谷开来父亲谷景生则是开国将军，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薄熙来本人从政后平步青云，而且风度翩翩，被舆论热捧，本来在十八大上很可能成为政治局 常委。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红色家族，为何要将家产转移到国外？谷开来为何与英国特工色彩浓厚的海伍德关系如此密切？又有甚么原因让这 个红色家族如此缺乏安全感呢？难道对国家民族缺乏信心？”“如果说海伍德对中共政坛的冲击，最大的应该算是曝光了红色家族们不为人知的逃亡计划，这对人民 的心理冲击极为震撼。”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审判谷开来，令人回想起三十年前审判江青。因为有毛泽东才会有江青，因为有薄熙来才会有谷开来。江青不只是一个刑事 犯，最重要的是她代表了毛泽东政权一切罪恶的化身；谷开来，也不只是一个刑事犯，她代表了当代红色政权在官僚腐化及政治路线斗争上的一个样板。”“薄谷事 件的政治底蕴，其实比谷开来杀人更为严重。一方面，谷开来杀人，是因这种政治底蕴而生；另一方面，此种政治底蕴更被温家宝指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但是，如今全案若被浓缩简化到只是谷开来杀人案，非但在刑案上纵放了共犯薄熙来，在政治治理上也已无是非可言了。谷案的审判显示，原 本一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演’的政治大思考，已经降抑成一场谷开来‘护子杀人’的肥皂剧。”“薄案爆发后，胡锦涛屡称：‘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然而，薄案之所以发生，是因‘党高于法，党外于法’，而非‘人人平等’所致；而谷案的审判，竟然未见传审薄熙来，则亦显然未作到‘人人平等’的水 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句话，是否姑且就记在中共十八大政府换届未竟事功的交接清单上？”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尽管官方在谷开来案的审理中精心安排，让人感觉这是一桩纯粹的刑事案件，不涉政治斗争，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徒具法制而 法治不彰的事实无可掩盖；谷开来悍然杀人和事后调查过程中牵涉的官员特权无可推诿；而薄熙来违纪问题的处理，卷入中共高层十八大权力分配的争议，也是无可 否认。” “今岁正值中共换届之年，更是十年一度的最高领导人更替之秋，加上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已到了瓶颈，此后‘左’转‘右’走，何去何从，也处于关键时候。薄 熙来作为中国政治势力光谱其中一环的代表人物，本来大有机会在十八大后晋身权力核心，却因妻子杀人、下属图销证灭迹而断送政治生命。但是这一场变故而掀起 的政治风暴，使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力量此消彼长，重新‘洗牌’，未尝不是一个减少‘左’力的契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力保局势稳定，正是中央高层的首 要考虑。”
十八大人事布局竞猜：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构成
这是传闻的新的十八大人事布局，未经博讯核实：
政治局常委（7人）：
习近平、李克强（总理）、俞正声（委员长）、张德江（政协主席）、李源潮（国家副主席、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岐山（第一副总理）、汪洋（中纪委书记 中央军委委员－待定）。
军委构成：
习近平（军委主席）、李克强（总理+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军委副主席）、刘源（军委副主席）、常万全（国防部长）、章沁生（总参谋长）、刘亚洲（总政主任）、张海洋（总后部长）、刘晓江（总装部长） 房峰辉（二炮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司令）、马晓天（空军司令员）。
分析人士向博讯表示，如果这个名单是真的，胡锦涛的团派未过半数，。习李双接班，属于共同控制的格局。但军委里太子占多数，党对军队控制加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政治局常委（7人）：
习近平、李克强（总理）、俞正声（委员长）、张德江（政协主席）、李源潮（国家副主席、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岐山（第一副总理）、汪洋（中纪委书记 中央军委委员－待定）。
军委构成：
习近平（军委主席）、李克强（总理+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军委副主席）、刘源（军委副主席）、常万全（国防部长）、章沁生（总参谋长）、刘亚洲（总政主任）、张海洋（总后部长）、刘晓江（总装部长） 房峰辉（二炮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司令）、马晓天（空军司令员）。
分析人士向博讯表示，如果这个名单是真的，胡锦涛的团派未过半数，。习李双接班，属于共同控制的格局。但军委里太子占多数，党对军队控制加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高伐林：一个世界文化名人如何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老高按：“常书鸿”这个名字，有多少人知道？恰巧我知道。三十年前读过著名
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祁连山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文革”前夕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而且是分成上下，刊载在两期上，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
常书鸿、孙健初。他写得感人至深，影响也很大，虽然赶不上他后来写的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
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这个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他创办了并主持着敦煌研究所，为保护千佛洞的壁画与彩塑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付出艰巨的努力，立下不朽的功勋。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个机会前往敦煌。一位长辈听说之后，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去交给敦煌研究所的所长。我一看所长的名字：段文杰？不解地问道：不是常书鸿 吗？长辈笑了：你以为人都长生不老呀？常书鸿快八十了，早交班了！你去就找这位段所长，他能安排你参观不开放的洞窟，看到一般游人看不到的艺术珍品！
很遗憾那次我没去成。这位长辈的介绍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到1987年带女儿去兰州，我身上还揣着这份介绍信，但终究无缘踏进敦煌的莫高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读到李昌林的文章《“敦煌魂”毕可祭》如此震撼了：“敦煌保护神”常书鸿还有另一面：竟然如此狠心地迫害知识分子部属，不仅由于他瞒上 欺下，导致本文的主人公、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毕可活活饿死在夹边沟，而且还狠心地打压我那位长辈认识的第二任所长段文杰。致使后来敦煌研究院不管哪一派， 都坚决拒绝他再回到敦煌……
真可惜我那次没有去成敦煌，否则我一定能获知更多有血有肉有泪的故事。
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多么可悲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是像他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而他们自己 的内 心，我相信，一定也深深受着煎熬。只有他们的同代人，因为曾经同样经历严酷的时代，同样在炼狱中煅烧过，或许能够理解他们的光荣与耻辱、骄傲与内疚、弘扬 与忏悔……这二者之间的诸多纠缠，以及他们灵魂蜕变的亘古悲剧。而像万维上许多年轻一点、头脑简单一点的朋友，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经历过怎样的浩劫，留下 多么深重的病灶，当然更无法理解常书鸿、毕可、段文杰这些悲剧人物的悲剧所在。
更让我悚然而惊的问题是：如果当时我在敦煌，如果今天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我，会是常书鸿呢，还是毕可或者是段文杰呢？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 无人 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 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 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工作过很短时间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二十几年后 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 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少。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 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 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你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 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 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1]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 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 “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 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 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2]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三）毕可1948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 右运动，又引出了新话题。于是高芒又坐下来继续说：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 故事的，就问她，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 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毕可是处在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 画。1948年起，他们在胶东文化协会共事。文协的主要人员是文工团，集合了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这么一大帮人，这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特点，造 成生活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而毕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认说 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分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 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 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四）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 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 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 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 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 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 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 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 ‘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 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 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 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 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 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 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 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 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 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
×××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 ——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 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 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 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3]
和凤鸣行文中的“×××”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五）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 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 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 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 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 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 是临摹壁画的。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 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如果毕可是1952年入学，那应该在1956年毕业，如果读的是专科或进修班，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 斗就栽到了夹边沟。
（六）毕可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 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 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 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五十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 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像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 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 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 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 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 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 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 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解放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 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石可估计，这恐怕是他和常书鸿发生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 命”本钱，为了妻子的调动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 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 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帐，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 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七）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警告，因此被 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发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 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岩石孔 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 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 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 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 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 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 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 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 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 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 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4]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 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5]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 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 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 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 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 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 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6]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大卡车，离开重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 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 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 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7]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 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 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像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10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对象。十年的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 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喂猪、做土 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8]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详细：“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 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 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 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 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 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9]
段文 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 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 们”显然是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 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 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 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段文杰
（九）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么，反右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只有7人。
那么，这7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 3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的，他们都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被 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7个人，除了常李夫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没有听说过。常书鸿呀，你竟然下 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对知识分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 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像从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 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常书鸿先生企图以一本自传来表明，他，一贯正确。
说句真话，我对于常书鸿的做派，怀疑了好几年。曾经在电话中多次询问大洋那边的邵芳老太太。她说，那时她每天就是忙于进洞、临画，所中同仁关系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实在没有什么了解。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有信为证。
人是会与时俱进的。常书鸿在“因缘际会，跟风走红”方面，真是能干。
（十）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们可以拿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放前后的特点加以比较。
解放前，这里没有党支部，没有搞过政治运动，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所以所长显得“弱势”，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际关系宽松和谐。
解放后，这里逐渐有了党员和党支部，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而人员与单位形成依附关系，没有逃遁的自由。加上这个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处在与世隔 绝的沙漠中，却是中央直属单位。因此这家“有限”公司随着改朝换代异化成“无限”公司，山沟里的独立王国，权力无限膨胀放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 败，也导致人性的异化。
解放前，职工反对常书鸿没有什么了不 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个张民权就是翻了脸走的；解放后反对常书鸿要上纲上线成了“反党”，不但走不脱，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 事的职工，最长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锅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后，常书鸿一步步成了大红人，也一步步离开了群众，等到“大鸣大放”一来，也就 成了众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书鸿没有绝对权力，没有一个党支部 的靠山，也没有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他对下属不能为所欲为。解放后他获得了绝对权力，头上的光圈越来越多越耀眼，使他拥有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是销蚀人品 人格人性的硝镪水。加上他们又是夫妻档，党政合而为一，不知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或者双簧齐奏。这更增加了他们施展拳脚的自由度随意度，没有一个可 以相对制衡权力的内部力量或外部力量，来缓冲矛盾的震撼。他们夫妻最后也在绝对权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觉。悲哉！
常书鸿写自传的时候，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几年，历史的是非已经颠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舆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反思的氛围还比较浓厚，但常书 鸿自己竟然丝毫没有自我反省之心。这或许是在自传中，对十年文革不置一词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脱离群众到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为他挽回名誉、面子， 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像孙纪元那样的人，当然应当唾弃，但是自己的帐还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无忏悔之心，毫无自责之意，毫无内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于之类的愚忠为光荣，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为什么非要坚持回敦煌？还是为了面子，一层涂了班驳油彩的面子，以凑足自传题目所谓“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书鸿从1943年到达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韩素音游敦煌为止，前后在敦煌的时间满打满算为29年，以后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为敦煌的“两派”群众都顽固地坚决地反对他回敦煌。常书鸿最后唯一的遗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寿终正寝。
经过40年的改造，常书鸿确实是“脱胎换骨”了，脱了“资产阶级”的胎，换了“无产阶级”的骨，“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常书鸿却因缘际会，跟风走红。”（11）但丧失的是正常的人格与健康的胎骨。
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一个领导被本单位的两派都残酷揪斗最后还如此拒绝的情况是罕见的个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两派都革，革到底，这种例子较少。我们无法悬测敦煌的情况，是群众不通情达理，还是常李夫妇得罪群众太过分。
我看不出常书鸿是一个擅长钻营玩世不恭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犬儒。
他是属于那种矢志不逾三忠于四热爱临死先喊“万岁”的书生气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书鸿夹着尾巴大张挞伐
我有幸阅读了邵芳在敦煌写的信件，只觉得那时的常书鸿是一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心地坦白、毫无忌刻的领导、所长，所以尽管生活是那么艰苦，但是同仁们 都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后，常书鸿自己命悬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须要改造的对象。作为像他那样来自“旧社会”，和国民党政 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领导，更是要谨小慎微、心怀惴惴，整人与生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只能在整人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
像毕可这位有点革命资本的青年，我们估计他对常书鸿就不买帐，所以常书鸿觉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胁，假借反右运动，挟私打击，必欲置之死地才罢休，否则当 甘肃省委已经拒绝批准他为右派之后，为什么不把他从夹边调回来呢？在反右运动中，有的领导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张挞伐，其实是自己夹着一根历史问题的尾巴。 他心虚，怕别人揪出他的历史问题，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来掩盖自己的历史尾巴。常书鸿的情况不是极端个别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这么 一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以极端左倾的整人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革命”面目。这些投机取巧的假革命伪革命脚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尸体登上领奖台洋洋得意 地举着党票官票招摇过市，到处卖乖，好不兴奋！
常书鸿写自传，他那颗胆怯惴惴的心跳动在笔下，所以他要极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领导人对他的优渥恩宠，要对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尽量歪曲，极力表白自己和他们的对立关系，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这大概是常书鸿要留下一部自传的心底隐秘。
我们阅读他的自传，应该颠倒过来阅读，才可能窥探事实的实情。其实，这样的传记，现在充满了坊间书肆，常书鸿的自传只是其中之一！靠这些自传研究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不要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研究敦煌的历史，常书鸿的自传是最容易产生误导的资料之一。
我读常书鸿，写常书鸿，其实是解剖一个知识分子走向人性异化的过程。他只是千万个常书鸿之一。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是万恶之源！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形容思想改造的艰难。常书鸿是清 水、血水、碱水的味道都品尝过了，历经四十余年，终于戴上一顶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实是一把精神枷锁，因此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解放自己，没有舒筋 展骨，没有站立起来，仍然怀着一颗胆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怅然！
我记得五十几年之前，郭兰英一唱走红的歌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回首这五十年的新社会，倒真是不断上演“把人变成鬼”的正剧、喜剧与悲剧。
恕我冒昧直言，作为画家、文物大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拼将老骨媚公卿”，他功败垂成！
（十二）“洗脑运动”透视
常书鸿已经是作古之人。对于作古的前辈，笔者的上述议论，颇失古道厚道。但是常书鸿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样板，通过他的事例可以再 一次看到“洗脑运动”所追求所达到的目标，活生生地体现在他“这一个”身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这样被扭曲、被异化！
所以对常先生言有不恭之处，敬请先生地下宽宥。
何谓知识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洗脑运动”的过程就是逐步泯灭知识分子良能良知的过程， 文革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翻开自传，正是文革之后，常书鸿有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合影的殊荣，有了在国际上频频出访或迎迓贵要的留影，所以 也就敷平了心灵的伤口，所有失却的东西都得到加倍补偿，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处可以寻到“大丈夫”？
引文注：
（1）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2）（9）王家达《血泪铸敦煌》，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4）（5）（8）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
（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
（11）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滕文公下》
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这个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他创办了并主持着敦煌研究所，为保护千佛洞的壁画与彩塑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付出艰巨的努力，立下不朽的功勋。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个机会前往敦煌。一位长辈听说之后，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去交给敦煌研究所的所长。我一看所长的名字：段文杰？不解地问道：不是常书鸿 吗？长辈笑了：你以为人都长生不老呀？常书鸿快八十了，早交班了！你去就找这位段所长，他能安排你参观不开放的洞窟，看到一般游人看不到的艺术珍品！
很遗憾那次我没去成。这位长辈的介绍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到1987年带女儿去兰州，我身上还揣着这份介绍信，但终究无缘踏进敦煌的莫高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读到李昌林的文章《“敦煌魂”毕可祭》如此震撼了：“敦煌保护神”常书鸿还有另一面：竟然如此狠心地迫害知识分子部属，不仅由于他瞒上 欺下，导致本文的主人公、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毕可活活饿死在夹边沟，而且还狠心地打压我那位长辈认识的第二任所长段文杰。致使后来敦煌研究院不管哪一派， 都坚决拒绝他再回到敦煌……
真可惜我那次没有去成敦煌，否则我一定能获知更多有血有肉有泪的故事。
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多么可悲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是像他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而他们自己 的内 心，我相信，一定也深深受着煎熬。只有他们的同代人，因为曾经同样经历严酷的时代，同样在炼狱中煅烧过，或许能够理解他们的光荣与耻辱、骄傲与内疚、弘扬 与忏悔……这二者之间的诸多纠缠，以及他们灵魂蜕变的亘古悲剧。而像万维上许多年轻一点、头脑简单一点的朋友，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经历过怎样的浩劫，留下 多么深重的病灶，当然更无法理解常书鸿、毕可、段文杰这些悲剧人物的悲剧所在。
更让我悚然而惊的问题是：如果当时我在敦煌，如果今天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我，会是常书鸿呢，还是毕可或者是段文杰呢？
“敦煌魂”毕可祭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第88期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第88期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 无人 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 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 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工作过很短时间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二十几年后 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 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少。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 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 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你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 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 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1]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 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 “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 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 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2]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三）毕可1948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 右运动，又引出了新话题。于是高芒又坐下来继续说：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 故事的，就问她，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 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毕可是处在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 画。1948年起，他们在胶东文化协会共事。文协的主要人员是文工团，集合了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这么一大帮人，这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特点，造 成生活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而毕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认说 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分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 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 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四）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 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 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 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 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 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 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 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 ‘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 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 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 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 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 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 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 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 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 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
×××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 ——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 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 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 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3]
和凤鸣行文中的“×××”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五）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 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 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 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 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 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 是临摹壁画的。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 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如果毕可是1952年入学，那应该在1956年毕业，如果读的是专科或进修班，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 斗就栽到了夹边沟。
（六）毕可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 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 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 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五十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 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像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 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 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 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 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 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 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 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解放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 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石可估计，这恐怕是他和常书鸿发生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 命”本钱，为了妻子的调动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 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 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帐，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 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七）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警告，因此被 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发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 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岩石孔 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 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 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 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 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 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 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 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 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 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 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4]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 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5]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 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 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 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 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 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 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6]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大卡车，离开重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 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 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 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7]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 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 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像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10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对象。十年的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 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喂猪、做土 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8]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详细：“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 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 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 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 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 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9]
段文 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 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 们”显然是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 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 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 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段文杰
（九）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么，反右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只有7人。
那么，这7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 3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的，他们都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被 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7个人，除了常李夫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没有听说过。常书鸿呀，你竟然下 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对知识分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 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像从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 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常书鸿先生企图以一本自传来表明，他，一贯正确。
说句真话，我对于常书鸿的做派，怀疑了好几年。曾经在电话中多次询问大洋那边的邵芳老太太。她说，那时她每天就是忙于进洞、临画，所中同仁关系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实在没有什么了解。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有信为证。
人是会与时俱进的。常书鸿在“因缘际会，跟风走红”方面，真是能干。
（十）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们可以拿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放前后的特点加以比较。
解放前，这里没有党支部，没有搞过政治运动，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所以所长显得“弱势”，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际关系宽松和谐。
解放后，这里逐渐有了党员和党支部，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而人员与单位形成依附关系，没有逃遁的自由。加上这个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处在与世隔 绝的沙漠中，却是中央直属单位。因此这家“有限”公司随着改朝换代异化成“无限”公司，山沟里的独立王国，权力无限膨胀放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 败，也导致人性的异化。
解放前，职工反对常书鸿没有什么了不 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个张民权就是翻了脸走的；解放后反对常书鸿要上纲上线成了“反党”，不但走不脱，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 事的职工，最长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锅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后，常书鸿一步步成了大红人，也一步步离开了群众，等到“大鸣大放”一来，也就 成了众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书鸿没有绝对权力，没有一个党支部 的靠山，也没有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他对下属不能为所欲为。解放后他获得了绝对权力，头上的光圈越来越多越耀眼，使他拥有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是销蚀人品 人格人性的硝镪水。加上他们又是夫妻档，党政合而为一，不知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或者双簧齐奏。这更增加了他们施展拳脚的自由度随意度，没有一个可 以相对制衡权力的内部力量或外部力量，来缓冲矛盾的震撼。他们夫妻最后也在绝对权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觉。悲哉！
常书鸿写自传的时候，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几年，历史的是非已经颠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舆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反思的氛围还比较浓厚，但常书 鸿自己竟然丝毫没有自我反省之心。这或许是在自传中，对十年文革不置一词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脱离群众到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为他挽回名誉、面子， 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像孙纪元那样的人，当然应当唾弃，但是自己的帐还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无忏悔之心，毫无自责之意，毫无内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于之类的愚忠为光荣，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为什么非要坚持回敦煌？还是为了面子，一层涂了班驳油彩的面子，以凑足自传题目所谓“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书鸿从1943年到达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韩素音游敦煌为止，前后在敦煌的时间满打满算为29年，以后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为敦煌的“两派”群众都顽固地坚决地反对他回敦煌。常书鸿最后唯一的遗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寿终正寝。
经过40年的改造，常书鸿确实是“脱胎换骨”了，脱了“资产阶级”的胎，换了“无产阶级”的骨，“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常书鸿却因缘际会，跟风走红。”（11）但丧失的是正常的人格与健康的胎骨。
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一个领导被本单位的两派都残酷揪斗最后还如此拒绝的情况是罕见的个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两派都革，革到底，这种例子较少。我们无法悬测敦煌的情况，是群众不通情达理，还是常李夫妇得罪群众太过分。
我看不出常书鸿是一个擅长钻营玩世不恭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犬儒。
他是属于那种矢志不逾三忠于四热爱临死先喊“万岁”的书生气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书鸿夹着尾巴大张挞伐
我有幸阅读了邵芳在敦煌写的信件，只觉得那时的常书鸿是一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心地坦白、毫无忌刻的领导、所长，所以尽管生活是那么艰苦，但是同仁们 都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后，常书鸿自己命悬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须要改造的对象。作为像他那样来自“旧社会”，和国民党政 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领导，更是要谨小慎微、心怀惴惴，整人与生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只能在整人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
像毕可这位有点革命资本的青年，我们估计他对常书鸿就不买帐，所以常书鸿觉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胁，假借反右运动，挟私打击，必欲置之死地才罢休，否则当 甘肃省委已经拒绝批准他为右派之后，为什么不把他从夹边调回来呢？在反右运动中，有的领导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张挞伐，其实是自己夹着一根历史问题的尾巴。 他心虚，怕别人揪出他的历史问题，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来掩盖自己的历史尾巴。常书鸿的情况不是极端个别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这么 一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以极端左倾的整人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革命”面目。这些投机取巧的假革命伪革命脚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尸体登上领奖台洋洋得意 地举着党票官票招摇过市，到处卖乖，好不兴奋！
常书鸿写自传，他那颗胆怯惴惴的心跳动在笔下，所以他要极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领导人对他的优渥恩宠，要对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尽量歪曲，极力表白自己和他们的对立关系，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这大概是常书鸿要留下一部自传的心底隐秘。
我们阅读他的自传，应该颠倒过来阅读，才可能窥探事实的实情。其实，这样的传记，现在充满了坊间书肆，常书鸿的自传只是其中之一！靠这些自传研究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不要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研究敦煌的历史，常书鸿的自传是最容易产生误导的资料之一。
我读常书鸿，写常书鸿，其实是解剖一个知识分子走向人性异化的过程。他只是千万个常书鸿之一。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是万恶之源！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形容思想改造的艰难。常书鸿是清 水、血水、碱水的味道都品尝过了，历经四十余年，终于戴上一顶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实是一把精神枷锁，因此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解放自己，没有舒筋 展骨，没有站立起来，仍然怀着一颗胆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怅然！
我记得五十几年之前，郭兰英一唱走红的歌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回首这五十年的新社会，倒真是不断上演“把人变成鬼”的正剧、喜剧与悲剧。
恕我冒昧直言，作为画家、文物大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拼将老骨媚公卿”，他功败垂成！
（十二）“洗脑运动”透视
常书鸿已经是作古之人。对于作古的前辈，笔者的上述议论，颇失古道厚道。但是常书鸿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样板，通过他的事例可以再 一次看到“洗脑运动”所追求所达到的目标，活生生地体现在他“这一个”身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这样被扭曲、被异化！
所以对常先生言有不恭之处，敬请先生地下宽宥。
何谓知识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洗脑运动”的过程就是逐步泯灭知识分子良能良知的过程， 文革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翻开自传，正是文革之后，常书鸿有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合影的殊荣，有了在国际上频频出访或迎迓贵要的留影，所以 也就敷平了心灵的伤口，所有失却的东西都得到加倍补偿，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处可以寻到“大丈夫”？
引文注：
（1）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2）（9）王家达《血泪铸敦煌》，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4）（5）（8）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
（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
（11）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滕文公下》
鄂尔多斯的煤老板们争相金盆洗手 一开工月亏损60万
8月12日，星期天。鄂尔多斯刚下过雨，秋高气爽，天空湛蓝。
早上6点，鄂尔多斯东胜区的出租车司机李红就出车了，她说自己想多拉些活，“最近客人太少了。”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6点到10点四个小时内，她只拉了四个客人，还都是短途，“平均一个小时拉一个人，比平时还差。”李红有些沮丧，“这和前两年相比简直差太多了。”
现在，人们正在离开鄂尔多斯，以煤老板首当其冲，和他们当年涌进鄂尔多斯的情形一样，到来和离开都那么迅速。
大概在十年前，鄂尔多斯当地人第一次有人开起了煤矿，当时买煤的人很少，粉煤七八十元一吨都卖不出去，如果有人买煤，煤老板把对方当做财神爷一样，先供上好酒好肉；但在两年前，给煤矿打300万元买煤，煤老板正眼都不看一眼。
这种状况在今年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去鄂尔多斯拉煤，煤老板不但双手欢迎，而且可以讲价钱，买卖双方的地位在十年间再次反转。
煤老板最缺的是钱，这和当前煤炭价格下滑、滞销有直接关系，当煤老板真正面对资金的困境，肇始于2011年鄂尔多斯区域煤炭整合。按照鄂尔多斯市的计 划，到2012年6月份以前，有280家煤矿要被整合，鄂尔多斯分配的兼并重组指标为40个，这意味着，约7个煤矿要整合为一个主体企业。
在这个背景下，一个煤老板想要继续在鄂尔多斯立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地位。在整合方案中，鄂尔多斯确立了本地企业优先的原则；二、资金。整合启 动之后，鄂尔多斯煤矿转让价格便一路飙升，炒高了好几倍，一个煤矿动不动就是十多亿或者几十亿。因此，煤老板们开始重视政府关系，开始学习利用信托、债券 这些融资手段，当整合即将收官时，对煤老板而言，却是“耗尽钱粮”。
做得越大亏得越多
从事煤炭生意十几年了，内蒙古金吉瑞信息公司的王经理基本上没有见过像今年这样糟糕的市场行情—好多煤矿都关门了，特别是一些民营的煤矿，是越挖煤越 赔钱。他说前不久他打电话给之前合作过的一家煤矿，却被告知那家煤矿已经倒闭了，因为实在赔不起钱了，“几个月下来赔了几百万。”这家煤矿，在没倒闭之前 的煤炭产出量大约为每个月20万吨，在鄂尔多斯所有的私营煤矿中，也算是较大规模的矿了。
鄂尔多斯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矿长给时代周报记者算的一笔账也佐证了王经理的说法，“一个中等规模的私人煤矿，按现在的市场行情，开工挖煤每个月的亏损额 是大约60万，如果停工，每个月的员工工资和设备维护等费用仅有20万左右。”这名矿长说，这一来一去的40万就是很多煤矿选择关门的主要原因。
不仅是煤矿，就连煤矿周围的煤场，也在今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做得越大倒闭的越多。”金吉瑞的王经理称，虽然今年块煤好卖，甚至8月的价格较之 前两个月还上涨了20多元，但粉煤根本卖不掉，越积越多，一些煤垛就发生了自燃，这部分亏损无法计算，“所以即使是拿块煤的利润来弥补粉煤的亏损，也严重 入不敷出。”
一组数字或许是很好的说明，5500大卡的粉煤，去年的坑口价(不计算运费等各种费用的价格，记者注)是310-330元，现在的坑口价最低的甚至到 了每吨245元，但即使这样，购买的人也寥寥无几，“原煤的价格都在每吨300多元，这样算的话一吨粉煤最少要赔五六十元。”金吉瑞的王经理称，如果运到 外地，就会赔得更多，“现在呼和浩特煤场的粉煤差不多一吨赔一百五在卖。”他说自己煤场的粉煤如今的价格已经到了每吨260元，“就是这样也没人买。”
事实上，在鄂尔多斯，类似神华、伊泰这样的大型煤矿依然在正常运营，所谓亏损严重以至于停产关门的煤矿基本都是私人煤矿。有资料显示，目前鄂尔多斯煤矿数量是306座，其中101座在正常生产，剩下2/3的煤矿受市场影响都是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不可否认，除去市场原因，去年开始的煤矿整合也是造成此次诸多煤矿关闭的重要原因。”上述未透露姓名的矿长如是说。
但有意思的是，对于鄂尔多斯煤矿整合的进展，不少矿长和煤老板对此都讳莫如深，以自己不了解情况为由不愿意多谈论这个话题。鄂尔多斯荣泰煤矿矿长白小 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煤矿从6月份开始就已经停产了，“今年的行情非常不好。”他以来电话为由拒绝谈论煤矿整合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不是太清楚。”
采访中，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尽管此次煤矿整合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但有一些私人的小煤矿会用多家联营的方式来逃避被关闭的命运。这些煤矿会寻找同样达不 到开矿标准的煤矿，会私下达成协议将几家都不合格的矿整合成一家够开矿标准的煤矿，“虽然这样是大家在分利润，但也比煤矿直接关闭强。”金吉瑞的王经理这 样解释。
另据时代周报记者从鄂尔多斯煤炭局了解到的消息表明，鄂尔多斯煤矿兼并重组到6月底的时候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处于企业法人代表变更阶段。
现在应该是鄂尔多斯的煤老板最缺钱的时候，煤矿的不景气已经蔓延到了相关领域，鄂尔多斯一家养路机械公司就因此倒闭，这家公司主要做的是挖煤前的挖土 工作，因为很多露天煤矿都停产了，导致公司没有活做。而他们的工程机械都是向银行贷款买的，后来被银行没收。中投顾问煤炭行业研究员邱希哲在接受时代周报 记者采访时称，与大型煤企相比，私营煤矿鲜有竞争实力，煤老板批量淡出历史舞台，或转行、或“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继续整合生死未卜
可以看到，事实上，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诸多的煤老板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各种出路，想以此来摆脱困境，有寻求转行的，但也有打算“抄底”的。
内蒙古乾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泰集团”)就是抱定“抄底”想法的企业，乾泰集团成立于2009年9月，集团总部位于鄂尔多斯东胜区，是一家以煤炭产业为主、多元经营的综合性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乾泰集团在整合煤矿资源的同时，今年5月底花3亿多元一次性购买了中联重科200台挖掘机，这笔交易更是创下了国内挖掘机单笔成交纪录。
中联重科进入挖掘机领域4年，一直难有开拓，在2010年还曾经有80%左右挖掘机滞销，这笔交易完成之后中联重科大受鼓舞。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 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乾泰集团的丰胜奎煤矿和亿宏煤矿早已停工，偌大的煤矿连一个工人都没有。200台崭新的挖掘机集体停放在煤矿附近的一处高地上， 没有任何使用痕迹。
乾泰集团一名自称从事煤炭生意的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丰胜奎煤矿和亿宏煤矿早已经停产了，挖掘机目前也闲置着，“这都是老板宋云山的决定。”
8月13日，时代周报记者前往位于鄂尔多斯大汉宫附近的乾泰集团，一名工作人员以“老板不在，他们正在接待客户”为由拒绝了采访。
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乾泰集团董事长宋云山早期就是靠买矿卖矿发了家，致了富。该人士回忆，2001年-2002年间，鄂尔多斯的煤矿数量是现在的1/5，“那时候几万块就能买一个煤矿。”他说，即使是坑口整修得很好的煤矿，价格也就不到200万。
2004年以后，几万块的煤矿就涨到了几百万，上百万的涨到了上千万，之后，煤矿的价格就在持续走高，2005年以后，煤矿的价格已经开始以亿计算了，“现在的煤矿基本起步价就在几十亿。”
2008年以后，大批的南方人买走了不少煤矿，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设备，这一度让鄂尔多斯的煤炭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更多的人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开始遭遇的这一场危机，让他们大伤了元气。
在鄂尔多斯从事煤炭贸易的乔龙称，宋云山是陕西榆林人，自从2005年投资7亿进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羊场煤矿开始，就在达拉特旗扎下了根，并在鄂尔多斯市2011年的煤炭整合中成为达拉特旗四家整合主体之一，现在实际控制的煤矿在五个以上。
作为一名“煤老板”，宋云山在商场上寻找机会的能力很强，这次用极低的成本购进中联重科挖掘机就是为了降低开采成本，据熟悉丰胜奎煤矿的人测算，用自己的挖掘机，每立方米煤能省出9块钱。
宋云山这次抄底中联重科是成功的，但还要留意的是中联重科挖掘机的质量，这也是在和乾泰集团谈判中退下阵来的所有工程机械厂家所关注的，到现 在，200台挖掘机已经停放了两个月，可煤矿复产日期却还不能确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工，老板没有通知。”上述乾泰集团工作人员称。
时代周报记者始终没有拨通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的电话，但此前他曾说：“中联重科这么大体量，土方机械只占一点点，我们不是那么在意。”
对于乾泰集团收购煤矿、购买挖掘机的行为，不少人都表示出了相当的不理解，邱希哲甚至认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煤老板兼并收购、采购设备、大量扩产 纯属谣言，他说，个别案例或许存在，其整体效果可忽略不计。煤企生存状况十分恶劣，鲜有煤企能“独善其身”，除大中型国有企业外，“中小煤企难现扩张迹 象，艰难度日实属不易，购买设备、扩张规模乃‘自寻死路’之举。”
矿产信托落下苦果
金融机构在2009年下半年大批进入山西、内蒙古，为的是向煤老板推广“矿产信托”。以乾泰集团为例，中融信托资料显示，宋云山在2012年1月，发 行了一份融资规模20亿元的矿产信托项目，傍上了央企。接盘的是大唐发电，该公司公布称，向中融信托出资20亿元人民币，间接购入内蒙古乾泰能源50%股 权。
所谓矿产信托，主要是融资主体通过信托贷款融资投向矿产资源开采等相关业务，而认购信托产品的投资者获得固定的资金收益。
2011年，矿产信托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共有36家信托公司参与发行了157款矿产资源类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 481.29亿元，与2010年相比，产品数量增加了161.67%，发行规模更是同比上涨了253.92%。矿产信托的“红火”与人们对能源投资超高的 回报期望有关，然而风险往往是伴随收益而来的，收益越高，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中诚信托30亿元矿产信托“出事”的消息，在信托业内已流传有两三个月。有关人士证实，振富集团实际控制人王平彦已被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由于振富集团并购的部分煤矿未能如期复产，加之王平彦被民间借贷者追债，“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面临到期不能兑付的可能。
邱希哲称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他认为目前的融资手段难解决根本问题。“煤老板则‘整理着装、准备出场’，‘被招安’命运在所难免。”现在看来，这是避免矿产信托成为最后接盘者的唯一路径了。
独特视角 来替中美算笔账：中国竟倒欠美国7500亿美元！
按市值法这一会计准则，估算中美两国间的资产负债状况。结论如下：
中国持有1万1千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2到3千亿美元的美国企业债，1千亿美元左右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投资移民不计)，中国(包括政府、基金、企业、个人)对美国的总金融资产约1万5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的金融资产有飞机和设备租赁约700亿美元；股票约3300亿美元；直接投资约15000亿美元；创投及流入热钱约3500亿美元。共计22500亿美元。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额资产值抵消平衡后，美国对中国有7500亿美元的对金融净资产，中国对美国净负债7500亿美元。(约5万亿人民币)
这一数值，只会多，不会少；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数值，没有计入因移民而产生的资产所有国转移。美国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就是移民或即将移民美国的中国的富翁、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
一、飞机和设备的融资性租赁
如果你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你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还是央视记者芮成钢；无论你坐的是国航、东航、南航三大国有，海航、深航、厦航三大地 方，还是春秋、吉详等民营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你坐的是空客、波音，还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E190。你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是坐在一架所有权归美国所 有的飞机上。
中国的航空公司引进飞机，70％到90％都是通过融资性租凭租用的，而美国公司又占有其中90％以上的份额，在中国引进的1600多架飞机中，有近千架是租用美国通用、AIG等飞机租赁公司的飞机。
除了飞机，还有轮船、海上平台，大型和成套工业设备。美国的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约有700亿美元的资产。
700亿美元的资产，较之中国拥有1万5千亿美元国债企业债、较之美国拥有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只不过是个零头。为什么本文将其列在第一条上。只因 为至今没有一个人搞得明白，为什么中国有钱买1万多亿息率不到2.5％的美国国债，却没有钱买飞机，要花高达8％息费率(息率+机身保险费率)向美国租飞 机。
以中国通过美国AIG公司引进一架空客A330的飞机为例，看它在表象上如何扭曲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表，看完不准笑掉你的大牙。
设定这架欧洲制造的A330价格2亿美元，舱门和飞机翼梁固定接头等件是中国西飞、哈飞出口的，货值200万美元。
那么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表上会出现现这样的情况。
1、进出口贸易
美国：贸易赤字增加2亿美元(因为这架飞机是卖给美国AIG公司的，最终购买合同和付款给空客的都是美国AIG公司，计入欧洲对美国出口)。
中国：贸易顺差增加200万美元(向空客出口舱门和飞机翼梁固定接头等件)；
2、外汇储备和国债
中国：少了支付飞机货款，外汇储备增加2亿美元。此2亿美元买了美国国债，美国欠中国的债务增加了2亿美元.
在中国航空公司机队扩张和扩张形式改变之前，飞机金融租凭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引进的飞机越多，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国债越多，这种扭曲中美国际收支表象的状况就不会扭转。
二、股票
今年八月初，国际金融市场传出这样一条消息：美国第一大银行“美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需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
消息传出，中国“建设银行”H股股价应声暴跌，六个交易日跌了20％，仅8月9日一天就跌了7.3％。在建行股价的带动下，H股A股的银行板块，恒生国企指数和上证指数均大幅下跌。
美银缺钱关建行什么事？因“美国银行”乃“建设银行”第二大股东！最多时拥有建设银行19％的股份，“建设银行”是“美国银行”的摇钱树，美银需要钱时就会出售建行股份套现。
从香港联交所的公开资料可以查到，无论是工行、建行、中行三大行；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移动、联通、电信三大电信。还是中煤、中铝、中国神华等资源性企业。中国各种垄断性国营企业，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的十大股东中，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企业、基金。
高盛之于工行，美铝之于中铝，美国人用美元买中国企业股票，中国卖股票收美元买美国国债。
截至2010年底，美国企业、基金和个人投资者拥有中国A股股票价值1000多亿美元，在香港上市的H股股票价值约2000亿美元，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价值约300亿美元，合计3300亿美元。
三、直接投资
如果说，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的话，截止2011年10月1日，美国股市是全球硕果仅存的几个仍处在“牛市”形态的市场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限制本地资源开采，甚至海岸线150海里范围内的海上石油都禁止开采，同时，美国把制造业外包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用他国的资源、劳力为美国制造商品。把资源留在地下，把污染留给中国，美国因此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
尽管30年间，截止2010年底，美国累计出现24700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净负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数据)，但据 彭博财经报造，美国巨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大量利润，为了避开美国税，标准普尔500企业未汇回美国母公司利润高达2万多亿美元，仅美国企业为避税而滞留 海外的利润就足以抵消美国全部对外金融净负债。这是美国人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如此，你可以看到，无论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1年的欧债和中国债贷危机，美元和美国国债，都成为全球资金追捧的避难所。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价值几何？
2011年上半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卖出超过240亿瓶水(冰露、水森活)、茶(雀巢冰爽、茶研工坊)、果汁(美汁源、酷儿)、汽水(可口可 乐、雪碧、醒目、芬达)等饮料，全年销量将高达500亿瓶。经过近年高速兼并扩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牢牢坐稳中国饮料市场头二把交椅，二乐每年在中国 市场实现的净利润30亿美元以上，按两乐平均18倍市盈率计算，仅两乐在中国的资产价值就超过540亿美元。
美国在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不是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等高科技企业，也不是可口可乐，在中国最赚钱的美国企业可能是销售飘柔、海飞丝等洗发水，舒 肤佳、护舒等卫生巾，帮宝适等婴儿尿布，吉列、百灵等剃须理发品，玉兰油等护肤品，以及佳洁士牙膏，碧浪汰渍洗衣粉、金霸王电池等等五花八门消费品的全球 最大日用品公司：宝洁公司。
看美国有多少企业在中国占据龙头地位，看美国的品牌和消费方式如何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吧：
饮料业：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零售业：沃尔马、安利；
汽车：通用、福特；
餐饮业：麦当劳、肯得基、星巴克、必胜客、德克士；
快速消费品：宝洁、家乐氏，强生、舒洁、雅芳，亨氏，高露洁、百威；
体育用品和服饰：耐克、匡威；
服装：GAP、贝纳通、CK、骆驼、LEE、coach、花花公子、NAUTICA、圣.保罗，GUESS；
电子和其它消费品：苹果、英特尔、惠普、戴尔、富士施乐、3M、迪斯尼，惠氏。
等等等等……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代工”的商品；而中国，大街上到处都有美国人的店铺，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美国牌子的商品。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制造、卖给中国人，赚走最大头的品牌及营销价值。
美国标准普尔500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每年就用这样方式从中国赚取超过8百亿美元，按其14倍的历史平均市盈率，其在中国的资产价值约11000亿美元。加上其它中小企业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价值，高达15000亿美元。
四、创投与热钱
中国有一个产业群，是依赖来自美国的创投基金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互联网产业。仅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一家，就投资腾讯、携程、百度、搜房、当当、同程、威客、土豆网、如家、汉庭等200多家企业。
目前，活跌在中国的美国创投基金的模约有200亿至300亿美元的规模，这些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迅速增长的公司，待公司发展壮大或IPO上市后，即卖出所持股份，获利往往是几倍到几十倍，而接盘他们卖出的股份的，多是以美国为主的各类基金。
目前，以2倍原始价值计，美国创投基金持有中国新型产业企业的股份的资产价值不低于500亿美元。
在中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不到2万亿是历史上进出口顺差、投资、劳务、侨汇、黄金生产等结余，1万多亿是国际热钱。这些热钱有的捣腾地产、期货，甚至参与高利贷、农产品炒作。
更多地就是兑换人民币，卖给中国央行，让中国增加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热钱”则稳赚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与汇差。中国央行直到最近才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存在。
这个地球上热钱谁最多？美国！由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和需要，美国大开印钞机，大量的美元注入美国的金融系统，进入流向全球。
不管肤色如们，国际金融大鳄、小鳄们多是美国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窜的热钱多半来自美国。由于香港和台湾炒家的存在，流入中国的热钱则仅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资产价值约3000亿美元。
五、美国最大的一笔外汇储备
上述四项相加，美国对中国的资产总值约225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总值203153 亿美元这一官方数据的11％，与中国在美国外的全球经济规模的份额相当，与中国作为的全球投资的主要引进国的的地位相比，比例偏低。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额资产值互为抵消平衡后，中国对美国净负债7500亿美元(约5万亿人民币)。这一数值，只会多，不会少；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数值，没有计入因移民而产生的资产所有国转移。
例如，中国某一福布斯版富豪，在中国拥有资产50亿，他和家人事实上已移民美国，他的个人或家庭在中国的企业财产，按国际会计准则，本应计入美国对中国的资产、中国对美国的负债，此处因技术上难以识别而没有计及。
美国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就是中国的富翁、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
中国持有1万1千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2到3千亿美元的美国企业债，1千亿美元左右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投资移民不计)，中国(包括政府、基金、企业、个人)对美国的总金融资产约1万5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的金融资产有飞机和设备租赁约700亿美元；股票约3300亿美元；直接投资约15000亿美元；创投及流入热钱约3500亿美元。共计22500亿美元。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额资产值抵消平衡后，美国对中国有7500亿美元的对金融净资产，中国对美国净负债7500亿美元。(约5万亿人民币)
这一数值，只会多，不会少；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数值，没有计入因移民而产生的资产所有国转移。美国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就是移民或即将移民美国的中国的富翁、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
一、飞机和设备的融资性租赁
如果你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你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还是央视记者芮成钢；无论你坐的是国航、东航、南航三大国有，海航、深航、厦航三大地 方，还是春秋、吉详等民营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你坐的是空客、波音，还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E190。你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是坐在一架所有权归美国所 有的飞机上。
中国的航空公司引进飞机，70％到90％都是通过融资性租凭租用的，而美国公司又占有其中90％以上的份额，在中国引进的1600多架飞机中，有近千架是租用美国通用、AIG等飞机租赁公司的飞机。
除了飞机，还有轮船、海上平台，大型和成套工业设备。美国的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约有700亿美元的资产。
700亿美元的资产，较之中国拥有1万5千亿美元国债企业债、较之美国拥有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只不过是个零头。为什么本文将其列在第一条上。只因 为至今没有一个人搞得明白，为什么中国有钱买1万多亿息率不到2.5％的美国国债，却没有钱买飞机，要花高达8％息费率(息率+机身保险费率)向美国租飞 机。
以中国通过美国AIG公司引进一架空客A330的飞机为例，看它在表象上如何扭曲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表，看完不准笑掉你的大牙。
设定这架欧洲制造的A330价格2亿美元，舱门和飞机翼梁固定接头等件是中国西飞、哈飞出口的，货值200万美元。
那么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表上会出现现这样的情况。
1、进出口贸易
美国：贸易赤字增加2亿美元(因为这架飞机是卖给美国AIG公司的，最终购买合同和付款给空客的都是美国AIG公司，计入欧洲对美国出口)。
中国：贸易顺差增加200万美元(向空客出口舱门和飞机翼梁固定接头等件)；
2、外汇储备和国债
中国：少了支付飞机货款，外汇储备增加2亿美元。此2亿美元买了美国国债，美国欠中国的债务增加了2亿美元.
在中国航空公司机队扩张和扩张形式改变之前，飞机金融租凭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引进的飞机越多，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国债越多，这种扭曲中美国际收支表象的状况就不会扭转。
二、股票
今年八月初，国际金融市场传出这样一条消息：美国第一大银行“美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需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
消息传出，中国“建设银行”H股股价应声暴跌，六个交易日跌了20％，仅8月9日一天就跌了7.3％。在建行股价的带动下，H股A股的银行板块，恒生国企指数和上证指数均大幅下跌。
美银缺钱关建行什么事？因“美国银行”乃“建设银行”第二大股东！最多时拥有建设银行19％的股份，“建设银行”是“美国银行”的摇钱树，美银需要钱时就会出售建行股份套现。
从香港联交所的公开资料可以查到，无论是工行、建行、中行三大行；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移动、联通、电信三大电信。还是中煤、中铝、中国神华等资源性企业。中国各种垄断性国营企业，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的十大股东中，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企业、基金。
高盛之于工行，美铝之于中铝，美国人用美元买中国企业股票，中国卖股票收美元买美国国债。
截至2010年底，美国企业、基金和个人投资者拥有中国A股股票价值1000多亿美元，在香港上市的H股股票价值约2000亿美元，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价值约300亿美元，合计3300亿美元。
三、直接投资
如果说，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的话，截止2011年10月1日，美国股市是全球硕果仅存的几个仍处在“牛市”形态的市场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限制本地资源开采，甚至海岸线150海里范围内的海上石油都禁止开采，同时，美国把制造业外包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用他国的资源、劳力为美国制造商品。把资源留在地下，把污染留给中国，美国因此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
尽管30年间，截止2010年底，美国累计出现24700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净负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数据)，但据 彭博财经报造，美国巨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大量利润，为了避开美国税，标准普尔500企业未汇回美国母公司利润高达2万多亿美元，仅美国企业为避税而滞留 海外的利润就足以抵消美国全部对外金融净负债。这是美国人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如此，你可以看到，无论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1年的欧债和中国债贷危机，美元和美国国债，都成为全球资金追捧的避难所。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价值几何？
2011年上半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卖出超过240亿瓶水(冰露、水森活)、茶(雀巢冰爽、茶研工坊)、果汁(美汁源、酷儿)、汽水(可口可 乐、雪碧、醒目、芬达)等饮料，全年销量将高达500亿瓶。经过近年高速兼并扩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牢牢坐稳中国饮料市场头二把交椅，二乐每年在中国 市场实现的净利润30亿美元以上，按两乐平均18倍市盈率计算，仅两乐在中国的资产价值就超过540亿美元。
美国在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不是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等高科技企业，也不是可口可乐，在中国最赚钱的美国企业可能是销售飘柔、海飞丝等洗发水，舒 肤佳、护舒等卫生巾，帮宝适等婴儿尿布，吉列、百灵等剃须理发品，玉兰油等护肤品，以及佳洁士牙膏，碧浪汰渍洗衣粉、金霸王电池等等五花八门消费品的全球 最大日用品公司：宝洁公司。
看美国有多少企业在中国占据龙头地位，看美国的品牌和消费方式如何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吧：
饮料业：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零售业：沃尔马、安利；
汽车：通用、福特；
餐饮业：麦当劳、肯得基、星巴克、必胜客、德克士；
快速消费品：宝洁、家乐氏，强生、舒洁、雅芳，亨氏，高露洁、百威；
体育用品和服饰：耐克、匡威；
服装：GAP、贝纳通、CK、骆驼、LEE、coach、花花公子、NAUTICA、圣.保罗，GUESS；
电子和其它消费品：苹果、英特尔、惠普、戴尔、富士施乐、3M、迪斯尼，惠氏。
等等等等……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代工”的商品；而中国，大街上到处都有美国人的店铺，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美国牌子的商品。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制造、卖给中国人，赚走最大头的品牌及营销价值。
美国标准普尔500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每年就用这样方式从中国赚取超过8百亿美元，按其14倍的历史平均市盈率，其在中国的资产价值约11000亿美元。加上其它中小企业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价值，高达15000亿美元。
四、创投与热钱
中国有一个产业群，是依赖来自美国的创投基金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互联网产业。仅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一家，就投资腾讯、携程、百度、搜房、当当、同程、威客、土豆网、如家、汉庭等200多家企业。
目前，活跌在中国的美国创投基金的模约有200亿至300亿美元的规模，这些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迅速增长的公司，待公司发展壮大或IPO上市后，即卖出所持股份，获利往往是几倍到几十倍，而接盘他们卖出的股份的，多是以美国为主的各类基金。
目前，以2倍原始价值计，美国创投基金持有中国新型产业企业的股份的资产价值不低于500亿美元。
在中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不到2万亿是历史上进出口顺差、投资、劳务、侨汇、黄金生产等结余，1万多亿是国际热钱。这些热钱有的捣腾地产、期货，甚至参与高利贷、农产品炒作。
更多地就是兑换人民币，卖给中国央行，让中国增加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热钱”则稳赚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与汇差。中国央行直到最近才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存在。
这个地球上热钱谁最多？美国！由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和需要，美国大开印钞机，大量的美元注入美国的金融系统，进入流向全球。
不管肤色如们，国际金融大鳄、小鳄们多是美国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窜的热钱多半来自美国。由于香港和台湾炒家的存在，流入中国的热钱则仅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资产价值约3000亿美元。
五、美国最大的一笔外汇储备
上述四项相加，美国对中国的资产总值约225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总值203153 亿美元这一官方数据的11％，与中国在美国外的全球经济规模的份额相当，与中国作为的全球投资的主要引进国的的地位相比，比例偏低。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额资产值互为抵消平衡后，中国对美国净负债7500亿美元(约5万亿人民币)。这一数值，只会多，不会少；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数值，没有计入因移民而产生的资产所有国转移。
例如，中国某一福布斯版富豪，在中国拥有资产50亿，他和家人事实上已移民美国，他的个人或家庭在中国的企业财产，按国际会计准则，本应计入美国对中国的资产、中国对美国的负债，此处因技术上难以识别而没有计及。
美国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就是中国的富翁、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
中共北戴河会议大局已定 胡锦涛再度从容现身会见外宾
8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劳拉·钦奇利亚·米兰达。这是自7月31日晚，胡锦涛参加解放军建军85周年招待会后
首次公开露面。据查证，自8月1至13日，中共中央高层就鲜少在媒体上露面。外界纷纷猜测期间中共高层正在进行北戴河会议。
8月14日至15日，温家宝在浙江调研经济。这或许意味着对十八大至关重要的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
中共一直有在夏季于北戴河边度暑边举行重要会议的惯例。虽然“北戴河会议”是非制度性、也没有法源基础的会议，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就遗留下来的、每年
必开的重要会议，而且纵观历次北戴河会议，其间多次涉及中共重要的人事安排的原则务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重要性超越了“中全会”和“全代会”。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共领导人将利用此次北戴河会议确定十八大领导层换届的最终细节，并决定如何对已经倒台的原党内高官薄熙来所引发的政治丑闻做出结论。
此外，会议期间的某些决定还可能给这个未来10年更多崭露头角的超级大国指明方向。当前中国正试图努力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部分群体呼吁建立一个更为有力的法律制度以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
在16日的会面中，胡锦涛表示，哥斯达黎加是近年来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建交5年来，双方关系快速发展，两国高层互访增多，政治互信增强，各领域合作持续扩大，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促进了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了解与合作。
钦奇利亚表示，事实证明，哥中建交是哥斯达黎加明智和正确的选择，哥方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8月14日至15日，温家宝在浙江调研经济。这或许意味着对十八大至关重要的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共领导人将利用此次北戴河会议确定十八大领导层换届的最终细节，并决定如何对已经倒台的原党内高官薄熙来所引发的政治丑闻做出结论。
此外，会议期间的某些决定还可能给这个未来10年更多崭露头角的超级大国指明方向。当前中国正试图努力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部分群体呼吁建立一个更为有力的法律制度以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
在16日的会面中，胡锦涛表示，哥斯达黎加是近年来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建交5年来，双方关系快速发展，两国高层互访增多，政治互信增强，各领域合作持续扩大，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促进了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了解与合作。
钦奇利亚表示，事实证明，哥中建交是哥斯达黎加明智和正确的选择，哥方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金融时报》：因担心被孤立 北京开始考虑放弃不结盟政策
《金融时报》星期四（16日）说，由于担心被孤立，北京被迫重新思考与亚洲邻国结盟的问题。
文章以上个月柬埔寨在东盟会议上成功阻止有关南海问题决议为例子，说明中国开始采取新外交战略，在东南亚地区利用关键盟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该报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向阳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成功地与柬埔寨合作，阻止了一件可能对中国不利的事件的发生。”
文章说，北京开始试图建立长期以来它一直回避的外交联盟，而柬埔寨为中国卖力则使人们领略到未来局势的发展。
受中苏联盟在1961年垮台的影响，中国在1982年开始改革开放时就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不结盟方针。
但是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以及美国将战略重点东移以来，这种不结盟战略在国内受到挑战。
文章引述陈向阳说，“中国后院的局势越来越复杂，让人感到情况有些失控。中国国力增强后，我们需要更多朋友，不然我们将面临孤立。”
《金融时报》说，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淡化不结盟的方针。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与少数几个国家营造特别的关系，这包括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以及伊朗和苏丹。但是中国外交专家认为，这种关系是由经济利益驱使的，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盟友体系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照的是，北京开始探索如何加强与亚洲邻国关系，使其成为建立联盟的构造单位。
此外，中国与俄国的关系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外交官说，叙利亚危机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密。
文章引述一名外交官说，“过去，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我们碰巧对一些问题有相同的看法，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碰巧重合，还有其他国家跟我们看法一致，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但是现在，我们被推到一起，形成半结盟状态。”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有条件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广泛联盟体系，而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文章引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说，缅甸和朝鲜都要搞改革开放，他们要仿效中国，这会使他们更适合做真正的盟国。
文章以上个月柬埔寨在东盟会议上成功阻止有关南海问题决议为例子，说明中国开始采取新外交战略，在东南亚地区利用关键盟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该报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向阳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成功地与柬埔寨合作，阻止了一件可能对中国不利的事件的发生。”
文章说，北京开始试图建立长期以来它一直回避的外交联盟，而柬埔寨为中国卖力则使人们领略到未来局势的发展。
受中苏联盟在1961年垮台的影响，中国在1982年开始改革开放时就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不结盟方针。
但是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以及美国将战略重点东移以来，这种不结盟战略在国内受到挑战。
文章引述陈向阳说，“中国后院的局势越来越复杂，让人感到情况有些失控。中国国力增强后，我们需要更多朋友，不然我们将面临孤立。”
《金融时报》说，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淡化不结盟的方针。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与少数几个国家营造特别的关系，这包括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以及伊朗和苏丹。但是中国外交专家认为，这种关系是由经济利益驱使的，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盟友体系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照的是，北京开始探索如何加强与亚洲邻国关系，使其成为建立联盟的构造单位。
此外，中国与俄国的关系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外交官说，叙利亚危机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密。
文章引述一名外交官说，“过去，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我们碰巧对一些问题有相同的看法，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碰巧重合，还有其他国家跟我们看法一致，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但是现在，我们被推到一起，形成半结盟状态。”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有条件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广泛联盟体系，而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文章引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说，缅甸和朝鲜都要搞改革开放，他们要仿效中国，这会使他们更适合做真正的盟国。
好人之死：男子扶起老太后遭遇连环索赔被逼自杀事件还原
[导读]这个以卖鱼为生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剧始于半个月内的“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鱼贩王培军的灵堂仍设在菜场入口处。南都记者占才强摄
8月10日，王培军死后第三天。灵堂摆在菜场的入口处，哀乐震天。尚未焚熄的香烛之上，48岁的男人留着生前的笑。
这个以卖鱼为生，远近闻名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剧的发生，始于半个月内的一连串“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老人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最终压垮鱼贩的并不止于此。事后发现的一份疑似死者遗书中，写道“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
好人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一些证实和未经证实的死因迹象，仍在家人的持续追问中向社会的更深处发问。
“撞”与“扶”
这是一个勤劳人的早晨。7月25日早7时许，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城正街的板石巷菜市场，已从一夜的短憩中忙碌地醒来。
王培军开着带斗的后三轮摩托车，驶进狭窄的巷道———进入菜场的这条二三十米小巷宽约三米，两旁是拥挤的菜摊和杂乱停放的人力三轮车。每天早上，从批发市场进鱼回来，王培军都要驾车从这里经过。他是菜场的鱼贩，里面有他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店铺。
载满鲜鱼的三轮摩托车，只能在吆喝中笨拙前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车擦上前方一位卖小菜妇女李伏英的人力三轮车，后者又将一位83岁、正在买菜的老婆婆袁希哲碰倒在地。
买菜路过的陈建民恰巧目睹了这场意外。据他描述，当时王培军的摩托车并未撞上三轮车，卖小菜的妇女只是下意识避让摩托车，把三轮车往旁边猛然挪动，猝 不及防撞倒了旁边的老人。“老人屁股坐在地上，王培军赶紧下车把她扶起来。”陈建民也从路边商店搬来一把凳子让她坐下休息。
这个撞人细节，在事后湘潭市雨湖区官方向南都记者出具的情况介绍中这样描述：25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无证驾驶后三轮摩托车进入城正街蔬菜市场时，不慎碰到李伏英卖菜的人力三轮车，该车将袁希哲老人碰倒在地，王培军在陈建民的帮助下扶起袁希哲。
目击者陈建民说，此后，老人称自己被撞，要两人赔钱并负责。王培军与李伏英商量了一下，便凑了100元钱给她。王培军出60元，李伏英出40元。(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老人坐着休息了一下，没过多久就自己起身，走进菜场找到王培军的店铺，要王培军送她到医院去检查。”陈建民说，王培军也没多说，放下手里的活，陪老人去了县人民医院。
王培军的妻子何群向南都记者出示了7月25日上午8点19分袁希哲在湘潭县人民医院所拍X光片诊断报告，结果显示“所见肋骨未见明显骨折征像，建议：必要时复查”。何群说，王培军为袁婆婆支付了检查费用。从医院出来时，袁婆婆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过程，也在官方调查时得到印证。雨湖区的情况介绍称，王培军在袁希哲要求下陪她到医院看病，王为袁支付了治疗费用等400元，加上治疗后支付的200元，总计支付给袁600元。
情况介绍还称，9时许，王培军、李伏英和袁希哲到城正街派出所，请求派出所为双方自行达成的调解证实。经协调，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王培军负主要责任，袁回家休息几天，有问题再找当事人。
据雨湖区一位街道干部介绍，在协议签字中，李伏英使用的是化名，而事后也仿佛人间蒸发，警方费了很大劲后来才把她找到。但警方拒绝透露其更多信息，多位记者至今未能找到她。
何群认为，直接撞倒老人的本来是李伏英，丈夫之所以愿意出钱赔偿，并送老人到医院检查，是因为袁希哲和他们夫妇二人早就认识。“老太婆经常过来买鱼，她家里养了一只猫，我丈夫平时会主动把鱼鳃弄好，装到袋子里送给老太婆。”
书面协议
王培军在外人眼里的奇怪行为，在板石巷菜场商贩们看来却不以为奇。“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好人，远近有名的老实人，又本分，又厚道”，菜场谢女士这样评 价王培军。“他老实到什么程度呢？”她说，“曾经有一次他去进鱼，别人多找了他50元钱，他硬退给别人了，事后还被人说是‘傻子’。”
陈建民也介绍，王培军卖鱼从不短斤少两，甚至被菜场其他商贩视为“异类”。
王培军表哥周练介绍，只有小学文化的表弟，没读过多少书，生性内向，但在亲戚眼中是最善良的一个，“十个人里头有十个人说他好，不管男女老少，逢年过节都送鱼给亲戚们吃。”
“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大好人，所以才容易被人欺负。”王培军走后，聚在一起的许多商贩这样为他深鸣不平。
商贩们认为，正是王培军做的好事，让他意外地“惹上了大麻烦”。
据官方调查后给出的说法，7月26日上午，在家的袁希哲感觉痛得厉害，遂委托邻居刘菊华到市场找到王培军，要求按照25日事发后双方的约定处理事情。 王培军遂来到袁家，与袁希哲达成一致协议：“由王培军赔偿6500元（已付）作一次性负担，以后不付任何费用”。次日上午，王培军本人找到城正街派出所， 要求为其26日与袁希哲自行达成的协议予以证实。
南都记者获取的协议文书显示，该份调解书同时盖有“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菜食商场”和“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城正街派出所”的公章。在手写的“情况属实”后有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的签字。
据何群介绍，7月25日撞人事情发后，王培军曾数次找到菜市场办公室，要求其出面调解，但对方称“不关我的事”。后来丈夫想找派出所民警调解，结果对方又说“吃饭没时间”。赔偿6500元后，王培军请求菜市场减免其两个月的税，但被回绝。
“做点小生意不容易，赔这么多钱意味着早出晚归两三个月的辛劳全白费了。”何群说，“我家老公还是太老实，只想着息事宁人，吃点亏算了。”
何群回忆那天赔钱，“6500块钱，是从我手里拿出去的，我一边数钱一边抹眼泪。”
再次索赔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但没想到噩梦仍在延续。
何群说，8月6日上午，城正街派出所又叫王培军去调解，原因是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和儿媳找到派出所，称其母亲经湘潭市中医院检查，发现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元之多，之前赔偿的6500元远远不够。
“说实话，我和丈夫都很气愤，认为这是明显的讹诈。明明到县医院检查好好的，为何换了一家医院就断了肋骨？”何群说，虽然受“欺负”，但丈夫和她还是有所畏惧，“我们也听说，袁老太婆的儿子是社会上的人。”
据雨湖区官方对事件的通报，8月6日，王培军还是在城正街派出所组织下参与了调解。经双方协调达成协议：由王培军再次赔偿袁希哲6000元，王培军并书面承诺8月10日前支付到位。
再次接受这份“不合理条约”，王培军表哥周练说：“他还是想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培军妹夫则回忆，王培军曾向隔壁卖米粉的贺师傅嘀咕，自己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反倒受气，冤枉得很，大不了死了算了。
何群说，此前丈夫再次试图向菜场求助。为此他打了很多电话，但菜场办管理人员的回复是，“在菜场撞了人，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你做得了（鱼摊生意）就做，做不了就不做”。
何群的上述说法中，官方通报材料对袁氏伤情的表述与其并不一致。据官方通报，撞人事件发生后，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听母亲讲身体右边痛，遂将母亲送至中 医院治疗，经照片发现袁的第6根肋骨骨折。袁的住院花费近3000元，因短期内难治好，沈想接母亲回家治疗，遂于8月5日就母亲后续治疗问题到派出所反 映，请求再次调解。
袁希哲到底有没有骨折？8月11日，南都记者来到湘潭市中医院，该院医务科科长蒲云青说，经其向主治医师了解，袁希哲确于7月27日到该院检查并入院治疗，检查发现右第6根肋骨骨折，但袁入院时曾向医生自述“是从楼梯上摔倒的”。
蒲同时向记者解释，如果袁确实被人撞倒导致骨折，当天在医院查不出来，在随后复查中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是所有的骨折都一下子能看出来的。”
在湘潭市中医院骨科，南都记者也查询到袁希哲的入院记录。登记单显示，袁7月27日上午10点02分入院，8月8日上午9点出院，病情诊断为“右第六根肋骨骨折”。另据了解，其住院治疗费用为2900余元。
骨科31病床的栗美珍老人曾和袁希哲住在同一间病房。她告诉到访的南都记者，袁太婆入院头几天显得很痛苦，“听她说，自己是被车子撞的”，对其从楼梯摔倒的说法予以否定。
栗说，8月6日晚9点多，那个卖鱼的（王培军）第一次来病房看望袁太婆，提了一些水果，给袁太婆道歉，说对不住。当时袁太婆的儿子不在，袁还特别提醒王培军，不要被她儿子碰到了。
栗回忆，当时袁还对王培军说过，你生活也困难，我不要你赔钱，但你要找个人来照顾我。袁说她的儿子要出去做事，没人照顾她。
“那个卖鱼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栗美珍说。但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听说了这个老实人自杀的消息。
意外事故
可以确信的是，在去中医院亲眼见证躺在病床上的袁太婆后，第二天王培军就打算将6000元赔偿支付到位。然而诡异的命运又给了他猝不及防的重重一击。
8月7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又是运鱼进入板石巷菜市场，在拐弯欲进入自己的摊位时，又撞到一辆无人看守的人力三轮车，将72岁的杨淑云老人碰倒在地。随后王培军将老太太扶起，在杨淑云家人的陪同下立即将其送往县中医院检查。经诊断结果为，杨“左胫腓下段骨折”。
巧合的是，杨淑云所住病房与袁希哲在同一楼层，仅隔三间病房。8月11日南都记者找到杨淑云时，她仍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杨老人说，王培军将她送到医院后，先垫付了1000元医疗费，并承诺会向她赔偿。“我当时跟他说了，你把我撞了，你要对我负责到底”，杨淑云说。
官方调查材料也印证，王培军将杨淑云送到医院后，“当即为杨交了1000元医疗费，并向杨及家属承诺赔偿”。
据在菜场卖甜酒的范女士和卖槟榔的段女士回忆，当天上午在菜场，她们亲眼目睹到王培军焦虑而又无助的一幕。
范女士说，在再次出事后，王培军曾找到当时坐在她旁边的菜场管理人员严桂香，“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找到严后，意思是让菜场帮忙出面调解，另外意思是想借点钱，他手上钱不够。”
在此之前，何群说丈夫曾多次找过菜场管理处，“毕竟我们每年向菜场交2万多元的管理费，又是在菜场出的事，按理讲菜场也有一定管理责任，帮助调解是应该的。但菜场一直是不管不问。”
菜场管理办公室位于市场内一角，门上墙壁挂有“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雨湖区城正街行政执法室”牌匾，但经营户告诉记者，这个菜场实际被私人买 断，平时办公室有两三人上班，但主要事情是向摊贩们收费。雨湖区政府一位负责人向南都记者的介绍则是，市场为“个人承包”。
目击者范女士和段女士说，当天上午王培军找到严桂香后近乎是乞求，但被严漠然回绝，“跟我无关，也不关菜场的事。”另据目击者称，王培军还在菜场内来回游走，找寻另一名姜姓工作人员但最终无果。
对目击者的说法，南都记者事后在严桂香居住地找到她本人，但她拒绝回应，不接受任何采访。
争议“20万”
从医院回到店里的王培军，显然已经没有心思守店，他给当时在外面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店里哭。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在菜场做了30年生意的肖爱清说。
何群说，随后丈夫来到城正街派出所，并打电话给袁希哲的儿子，要他过来拿协议中的6000元赔偿，“但是没想到对方变卦了，又说6000块不行，要赔20万！”
“20万”说法的有无，何群表示，可以向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求证。据何群说法，8月7日丈夫自杀后，王卫民来做善后时曾对她说，王培军上午还给 他打过电话，“上午还说对方要20万，说要20万你就给20万啊？当时我在外面开会，说回来帮他处理，想不到这么快……”
8月11日，南都记者在城正街派出所找到王卫民，但王对记者提出的“20万”说法不予回应，并表示采访须经上级部门批准。南都记者在雨湖公安分局得到一份官方答复则称，“有关部门在走访调查中，没有发现王培军被人敲诈的举报线索或者目击证人”。
而有未经证实的目击者线索反映，8月7日上午王培军疑似受到威胁。
“7日上午11点左右，开始来了一个人，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前面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尺长的刀子”，自称为目击者的商贩胡建中向南都记者比划着，“他们说，你不拿20万，我就要你的命！”
胡建中将记者带到市场内靠北的一家店铺，“当时就是在这里，持刀人在这里找到的王培军，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胡建中“指证”地点的时间，已是王培军死后第四天，整个菜场已空空如也，各家店铺早关门大吉。
为求证以上传言，南都记者找到离菜场不远的袁希哲和她儿子的家。但四楼的大门紧闭，只有走廊里一条饿了好久的狗，对着来者瑟瑟发抖。
袁希哲楼下的吴婆婆说，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袁和她儿子了。“她儿子在外面有工作，不像是在社会上混的。”
据《潇湘晨报》报道，该报记者早前曾电话联系到袁的儿子沈政伟。沈表示由于有记者到医院采访，不利于其母亲的身体恢复，已将她从医院转移到相对安静的地方。
沈政伟说，8月7日，他确实接到过王培军的电话，让他去派出所拿钱，但自己当时正在乡下做事，要王培军直接把钱送给母亲就行了。沈还说，自己从未向王培军索要20万赔偿，更没有找人持刀上门威胁。对王自杀一事，沈表示：“我很同情，但也觉得他太过脆弱。”
遗书喊冤
7日中午大概12点，已经回到菜场的何群接到丈夫从外面打来的电话，询问鱼卖得怎么样了，并让她赶紧回家做饭。然而到家没多久，再从家匆忙赶回菜场，一切已经晚了。
何群揣测，丈夫的这个电话是要刻意支走她，独自面对一切。然而回忆丈夫的这最后一个电话，妻子也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的异常。
当日下午1点左右，62岁的黄月前听到王培军的店门被踢得哗哗响，他跟其他人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看到王培军倒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旁边还有一个农药瓶。
王培军将卷闸门拉下了一半，他喝农药时旁人没有看见。何群接到电话赶回鱼档后，丈夫已经口吐白沫，没有了呼吸。
事后，家人从现场发现一张写在记事纸上的“遗书”，何群说那就是丈夫的笔迹：“冤冤（此处为一符号）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请不要把我抬走！让菜场出（处）理，天理何在！”
对于这份疑似死者生前遗书，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认为，还需进一步做笔迹鉴定以确定真伪。“假设这份遗书是真的，如果王培军是因为20万而死，为什么遗书上只说菜场，一点没提及20万的事情呢？”刘维认为，“20万威胁致死”说并未从“遗书”上得到证明。
多位亲属认为，王培军的死因糅杂了多种因素，一连串的诡异“撞人”，好心救人反被抓住不放，不断累加的赔偿负担，菜场管理方的冷漠和失职，派出所“偏袒”一方的调解，“正是这些合力杀死了王培军！”
“一个善良的老实人，远近闻名的好人，就这样被逼死了，可见这个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冷漠。”好人王培军自杀的消息上网后，有网友在论坛上跟帖。结合之前多地发生的多起“扶老人反被陷”事件，有网友感叹“好人难当”。
鱼贩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何群认为，从丈夫的遗书所指来看，丈夫的死更多是对管理方的失望。“如果菜场出来积极调解，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通过减免收费来减轻我们一些赔偿负担，丈夫也许不会这样。”
“派出所作为调解方，第一次协议明明说好了‘以后不付任何费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调解？赔偿款对方说多少就多少，派出所为什么不对实际情况做个调查？”亲属们认为，派出所在调解中并没有主持应有的公正。
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也说，本来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没想到王培军的死会在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8月11日，王培军的灵堂设在菜场入口处第四天，不断有闻讯的当地群众默默前来，向着死者的冰棺和生前照片注目或者躬身。
坐在丈夫灵堂前，何群继续向记者和围观者讲着王培军的些许生前事，大多和好人有关。
那是许多年前，一次王培军在路上看到有个精神病人抢走一个5岁小孩的书包，扔进旁边的河里。王培军跳下河，捞起书包还给了那个孩子。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精神病人，被他捡起石头追着砸。
王培军还有个外号，叫“潭粪捞”。这个绰号得名于王培军看到一个小孩掉进粪池，不顾脏臭把小孩用手捞了上来，弄了一身的粪，从此“臭名远扬”。
说起这些时，何群会抬头，看灵堂前的丈夫，看他昔日的浅笑。
双方第一次签的调解协议。
疑似王培军留下的遗书。
8月10日，王培军死后第三天。灵堂摆在菜场的入口处，哀乐震天。尚未焚熄的香烛之上，48岁的男人留着生前的笑。
这个以卖鱼为生，远近闻名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剧的发生，始于半个月内的一连串“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老人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最终压垮鱼贩的并不止于此。事后发现的一份疑似死者遗书中，写道“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
好人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一些证实和未经证实的死因迹象，仍在家人的持续追问中向社会的更深处发问。
“撞”与“扶”
这是一个勤劳人的早晨。7月25日早7时许，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城正街的板石巷菜市场，已从一夜的短憩中忙碌地醒来。
王培军开着带斗的后三轮摩托车，驶进狭窄的巷道———进入菜场的这条二三十米小巷宽约三米，两旁是拥挤的菜摊和杂乱停放的人力三轮车。每天早上，从批发市场进鱼回来，王培军都要驾车从这里经过。他是菜场的鱼贩，里面有他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店铺。
载满鲜鱼的三轮摩托车，只能在吆喝中笨拙前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车擦上前方一位卖小菜妇女李伏英的人力三轮车，后者又将一位83岁、正在买菜的老婆婆袁希哲碰倒在地。
买菜路过的陈建民恰巧目睹了这场意外。据他描述，当时王培军的摩托车并未撞上三轮车，卖小菜的妇女只是下意识避让摩托车，把三轮车往旁边猛然挪动，猝 不及防撞倒了旁边的老人。“老人屁股坐在地上，王培军赶紧下车把她扶起来。”陈建民也从路边商店搬来一把凳子让她坐下休息。
这个撞人细节，在事后湘潭市雨湖区官方向南都记者出具的情况介绍中这样描述：25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无证驾驶后三轮摩托车进入城正街蔬菜市场时，不慎碰到李伏英卖菜的人力三轮车，该车将袁希哲老人碰倒在地，王培军在陈建民的帮助下扶起袁希哲。
目击者陈建民说，此后，老人称自己被撞，要两人赔钱并负责。王培军与李伏英商量了一下，便凑了100元钱给她。王培军出60元，李伏英出40元。(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老人坐着休息了一下，没过多久就自己起身，走进菜场找到王培军的店铺，要王培军送她到医院去检查。”陈建民说，王培军也没多说，放下手里的活，陪老人去了县人民医院。
王培军的妻子何群向南都记者出示了7月25日上午8点19分袁希哲在湘潭县人民医院所拍X光片诊断报告，结果显示“所见肋骨未见明显骨折征像，建议：必要时复查”。何群说，王培军为袁婆婆支付了检查费用。从医院出来时，袁婆婆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过程，也在官方调查时得到印证。雨湖区的情况介绍称，王培军在袁希哲要求下陪她到医院看病，王为袁支付了治疗费用等400元，加上治疗后支付的200元，总计支付给袁600元。
情况介绍还称，9时许，王培军、李伏英和袁希哲到城正街派出所，请求派出所为双方自行达成的调解证实。经协调，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王培军负主要责任，袁回家休息几天，有问题再找当事人。
据雨湖区一位街道干部介绍，在协议签字中，李伏英使用的是化名，而事后也仿佛人间蒸发，警方费了很大劲后来才把她找到。但警方拒绝透露其更多信息，多位记者至今未能找到她。
何群认为，直接撞倒老人的本来是李伏英，丈夫之所以愿意出钱赔偿，并送老人到医院检查，是因为袁希哲和他们夫妇二人早就认识。“老太婆经常过来买鱼，她家里养了一只猫，我丈夫平时会主动把鱼鳃弄好，装到袋子里送给老太婆。”
书面协议
王培军在外人眼里的奇怪行为，在板石巷菜场商贩们看来却不以为奇。“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好人，远近有名的老实人，又本分，又厚道”，菜场谢女士这样评 价王培军。“他老实到什么程度呢？”她说，“曾经有一次他去进鱼，别人多找了他50元钱，他硬退给别人了，事后还被人说是‘傻子’。”
陈建民也介绍，王培军卖鱼从不短斤少两，甚至被菜场其他商贩视为“异类”。
王培军表哥周练介绍，只有小学文化的表弟，没读过多少书，生性内向，但在亲戚眼中是最善良的一个，“十个人里头有十个人说他好，不管男女老少，逢年过节都送鱼给亲戚们吃。”
“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大好人，所以才容易被人欺负。”王培军走后，聚在一起的许多商贩这样为他深鸣不平。
商贩们认为，正是王培军做的好事，让他意外地“惹上了大麻烦”。
据官方调查后给出的说法，7月26日上午，在家的袁希哲感觉痛得厉害，遂委托邻居刘菊华到市场找到王培军，要求按照25日事发后双方的约定处理事情。 王培军遂来到袁家，与袁希哲达成一致协议：“由王培军赔偿6500元（已付）作一次性负担，以后不付任何费用”。次日上午，王培军本人找到城正街派出所， 要求为其26日与袁希哲自行达成的协议予以证实。
南都记者获取的协议文书显示，该份调解书同时盖有“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菜食商场”和“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城正街派出所”的公章。在手写的“情况属实”后有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的签字。
据何群介绍，7月25日撞人事情发后，王培军曾数次找到菜市场办公室，要求其出面调解，但对方称“不关我的事”。后来丈夫想找派出所民警调解，结果对方又说“吃饭没时间”。赔偿6500元后，王培军请求菜市场减免其两个月的税，但被回绝。
“做点小生意不容易，赔这么多钱意味着早出晚归两三个月的辛劳全白费了。”何群说，“我家老公还是太老实，只想着息事宁人，吃点亏算了。”
何群回忆那天赔钱，“6500块钱，是从我手里拿出去的，我一边数钱一边抹眼泪。”
再次索赔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但没想到噩梦仍在延续。
何群说，8月6日上午，城正街派出所又叫王培军去调解，原因是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和儿媳找到派出所，称其母亲经湘潭市中医院检查，发现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元之多，之前赔偿的6500元远远不够。
“说实话，我和丈夫都很气愤，认为这是明显的讹诈。明明到县医院检查好好的，为何换了一家医院就断了肋骨？”何群说，虽然受“欺负”，但丈夫和她还是有所畏惧，“我们也听说，袁老太婆的儿子是社会上的人。”
据雨湖区官方对事件的通报，8月6日，王培军还是在城正街派出所组织下参与了调解。经双方协调达成协议：由王培军再次赔偿袁希哲6000元，王培军并书面承诺8月10日前支付到位。
再次接受这份“不合理条约”，王培军表哥周练说：“他还是想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培军妹夫则回忆，王培军曾向隔壁卖米粉的贺师傅嘀咕，自己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反倒受气，冤枉得很，大不了死了算了。
何群说，此前丈夫再次试图向菜场求助。为此他打了很多电话，但菜场办管理人员的回复是，“在菜场撞了人，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你做得了（鱼摊生意）就做，做不了就不做”。
何群的上述说法中，官方通报材料对袁氏伤情的表述与其并不一致。据官方通报，撞人事件发生后，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听母亲讲身体右边痛，遂将母亲送至中 医院治疗，经照片发现袁的第6根肋骨骨折。袁的住院花费近3000元，因短期内难治好，沈想接母亲回家治疗，遂于8月5日就母亲后续治疗问题到派出所反 映，请求再次调解。
袁希哲到底有没有骨折？8月11日，南都记者来到湘潭市中医院，该院医务科科长蒲云青说，经其向主治医师了解，袁希哲确于7月27日到该院检查并入院治疗，检查发现右第6根肋骨骨折，但袁入院时曾向医生自述“是从楼梯上摔倒的”。
蒲同时向记者解释，如果袁确实被人撞倒导致骨折，当天在医院查不出来，在随后复查中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是所有的骨折都一下子能看出来的。”
在湘潭市中医院骨科，南都记者也查询到袁希哲的入院记录。登记单显示，袁7月27日上午10点02分入院，8月8日上午9点出院，病情诊断为“右第六根肋骨骨折”。另据了解，其住院治疗费用为2900余元。
骨科31病床的栗美珍老人曾和袁希哲住在同一间病房。她告诉到访的南都记者，袁太婆入院头几天显得很痛苦，“听她说，自己是被车子撞的”，对其从楼梯摔倒的说法予以否定。
栗说，8月6日晚9点多，那个卖鱼的（王培军）第一次来病房看望袁太婆，提了一些水果，给袁太婆道歉，说对不住。当时袁太婆的儿子不在，袁还特别提醒王培军，不要被她儿子碰到了。
栗回忆，当时袁还对王培军说过，你生活也困难，我不要你赔钱，但你要找个人来照顾我。袁说她的儿子要出去做事，没人照顾她。
“那个卖鱼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栗美珍说。但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听说了这个老实人自杀的消息。
意外事故
可以确信的是，在去中医院亲眼见证躺在病床上的袁太婆后，第二天王培军就打算将6000元赔偿支付到位。然而诡异的命运又给了他猝不及防的重重一击。
8月7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又是运鱼进入板石巷菜市场，在拐弯欲进入自己的摊位时，又撞到一辆无人看守的人力三轮车，将72岁的杨淑云老人碰倒在地。随后王培军将老太太扶起，在杨淑云家人的陪同下立即将其送往县中医院检查。经诊断结果为，杨“左胫腓下段骨折”。
巧合的是，杨淑云所住病房与袁希哲在同一楼层，仅隔三间病房。8月11日南都记者找到杨淑云时，她仍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杨老人说，王培军将她送到医院后，先垫付了1000元医疗费，并承诺会向她赔偿。“我当时跟他说了，你把我撞了，你要对我负责到底”，杨淑云说。
官方调查材料也印证，王培军将杨淑云送到医院后，“当即为杨交了1000元医疗费，并向杨及家属承诺赔偿”。
据在菜场卖甜酒的范女士和卖槟榔的段女士回忆，当天上午在菜场，她们亲眼目睹到王培军焦虑而又无助的一幕。
范女士说，在再次出事后，王培军曾找到当时坐在她旁边的菜场管理人员严桂香，“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找到严后，意思是让菜场帮忙出面调解，另外意思是想借点钱，他手上钱不够。”
在此之前，何群说丈夫曾多次找过菜场管理处，“毕竟我们每年向菜场交2万多元的管理费，又是在菜场出的事，按理讲菜场也有一定管理责任，帮助调解是应该的。但菜场一直是不管不问。”
菜场管理办公室位于市场内一角，门上墙壁挂有“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雨湖区城正街行政执法室”牌匾，但经营户告诉记者，这个菜场实际被私人买 断，平时办公室有两三人上班，但主要事情是向摊贩们收费。雨湖区政府一位负责人向南都记者的介绍则是，市场为“个人承包”。
目击者范女士和段女士说，当天上午王培军找到严桂香后近乎是乞求，但被严漠然回绝，“跟我无关，也不关菜场的事。”另据目击者称，王培军还在菜场内来回游走，找寻另一名姜姓工作人员但最终无果。
对目击者的说法，南都记者事后在严桂香居住地找到她本人，但她拒绝回应，不接受任何采访。
争议“20万”
从医院回到店里的王培军，显然已经没有心思守店，他给当时在外面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店里哭。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在菜场做了30年生意的肖爱清说。
何群说，随后丈夫来到城正街派出所，并打电话给袁希哲的儿子，要他过来拿协议中的6000元赔偿，“但是没想到对方变卦了，又说6000块不行，要赔20万！”
“20万”说法的有无，何群表示，可以向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求证。据何群说法，8月7日丈夫自杀后，王卫民来做善后时曾对她说，王培军上午还给 他打过电话，“上午还说对方要20万，说要20万你就给20万啊？当时我在外面开会，说回来帮他处理，想不到这么快……”
8月11日，南都记者在城正街派出所找到王卫民，但王对记者提出的“20万”说法不予回应，并表示采访须经上级部门批准。南都记者在雨湖公安分局得到一份官方答复则称，“有关部门在走访调查中，没有发现王培军被人敲诈的举报线索或者目击证人”。
而有未经证实的目击者线索反映，8月7日上午王培军疑似受到威胁。
“7日上午11点左右，开始来了一个人，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前面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尺长的刀子”，自称为目击者的商贩胡建中向南都记者比划着，“他们说，你不拿20万，我就要你的命！”
胡建中将记者带到市场内靠北的一家店铺，“当时就是在这里，持刀人在这里找到的王培军，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胡建中“指证”地点的时间，已是王培军死后第四天，整个菜场已空空如也，各家店铺早关门大吉。
为求证以上传言，南都记者找到离菜场不远的袁希哲和她儿子的家。但四楼的大门紧闭，只有走廊里一条饿了好久的狗，对着来者瑟瑟发抖。
袁希哲楼下的吴婆婆说，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袁和她儿子了。“她儿子在外面有工作，不像是在社会上混的。”
据《潇湘晨报》报道，该报记者早前曾电话联系到袁的儿子沈政伟。沈表示由于有记者到医院采访，不利于其母亲的身体恢复，已将她从医院转移到相对安静的地方。
沈政伟说，8月7日，他确实接到过王培军的电话，让他去派出所拿钱，但自己当时正在乡下做事，要王培军直接把钱送给母亲就行了。沈还说，自己从未向王培军索要20万赔偿，更没有找人持刀上门威胁。对王自杀一事，沈表示：“我很同情，但也觉得他太过脆弱。”
遗书喊冤
7日中午大概12点，已经回到菜场的何群接到丈夫从外面打来的电话，询问鱼卖得怎么样了，并让她赶紧回家做饭。然而到家没多久，再从家匆忙赶回菜场，一切已经晚了。
何群揣测，丈夫的这个电话是要刻意支走她，独自面对一切。然而回忆丈夫的这最后一个电话，妻子也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的异常。
当日下午1点左右，62岁的黄月前听到王培军的店门被踢得哗哗响，他跟其他人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看到王培军倒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旁边还有一个农药瓶。
王培军将卷闸门拉下了一半，他喝农药时旁人没有看见。何群接到电话赶回鱼档后，丈夫已经口吐白沫，没有了呼吸。
事后，家人从现场发现一张写在记事纸上的“遗书”，何群说那就是丈夫的笔迹：“冤冤（此处为一符号）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请不要把我抬走！让菜场出（处）理，天理何在！”
对于这份疑似死者生前遗书，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认为，还需进一步做笔迹鉴定以确定真伪。“假设这份遗书是真的，如果王培军是因为20万而死，为什么遗书上只说菜场，一点没提及20万的事情呢？”刘维认为，“20万威胁致死”说并未从“遗书”上得到证明。
多位亲属认为，王培军的死因糅杂了多种因素，一连串的诡异“撞人”，好心救人反被抓住不放，不断累加的赔偿负担，菜场管理方的冷漠和失职，派出所“偏袒”一方的调解，“正是这些合力杀死了王培军！”
“一个善良的老实人，远近闻名的好人，就这样被逼死了，可见这个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冷漠。”好人王培军自杀的消息上网后，有网友在论坛上跟帖。结合之前多地发生的多起“扶老人反被陷”事件，有网友感叹“好人难当”。
鱼贩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何群认为，从丈夫的遗书所指来看，丈夫的死更多是对管理方的失望。“如果菜场出来积极调解，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通过减免收费来减轻我们一些赔偿负担，丈夫也许不会这样。”
“派出所作为调解方，第一次协议明明说好了‘以后不付任何费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调解？赔偿款对方说多少就多少，派出所为什么不对实际情况做个调查？”亲属们认为，派出所在调解中并没有主持应有的公正。
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也说，本来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没想到王培军的死会在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8月11日，王培军的灵堂设在菜场入口处第四天，不断有闻讯的当地群众默默前来，向着死者的冰棺和生前照片注目或者躬身。
坐在丈夫灵堂前，何群继续向记者和围观者讲着王培军的些许生前事，大多和好人有关。
那是许多年前，一次王培军在路上看到有个精神病人抢走一个5岁小孩的书包，扔进旁边的河里。王培军跳下河，捞起书包还给了那个孩子。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精神病人，被他捡起石头追着砸。
王培军还有个外号，叫“潭粪捞”。这个绰号得名于王培军看到一个小孩掉进粪池，不顾脏臭把小孩用手捞了上来，弄了一身的粪，从此“臭名远扬”。
说起这些时，何群会抬头，看灵堂前的丈夫，看他昔日的浅笑。
中国例外，还是普世价值？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照此理念，中国将成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则否定了“中国例外论”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国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最不可信，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是一个“例外”的“特殊国家”吗？中国是否应当遵循“普世价值”？这两个问题，挑动着许多人的神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均有人对此发表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具体到外交领域，亦有关于“中国例外论”的讨论。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张锋发表在2012年第3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文章《“中国例外论”刍议》，就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张锋认为，像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例外论”的存在——这里的“例外”，指的是一国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历史发展道路及对外关系经验等各方面的独特话语论述。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因此“中国例外论”尤为重要。
张锋将近现代中国的例外论分为了两大类：一是“革命中国例外论”，包括革命中心论、大国使命论、中国道德论；二是“当代中国例外论”，包括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和谐包容论。
凡此种种，在张锋看来，“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照此理念，中国将成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将“把所有国家看做是不同程度的合作对象，而不是战争或掠夺的对象”；中国将尊重世界政治文明传统的多样性，而不是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霸权；中国将拒绝宗教式的干涉主义，追求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
不过，张锋的此番论述遭遇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不同意见。
在2012年7月举行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主办方专门就此话题召集了一次小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否定了“中国例外论”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国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最不可信，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李巍还认为，在利益面前，没有太多例外可言。美国有例外的可能性，其他国家则很难例外，因为美国作为超级霸权，它的权力地位很不一样。
与之类似，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也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外交例外论，那只是一种被夸大的特色论。“特色不等于例外，特色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同的人，例外则意味着你根本不是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则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在“例外”和“普世”之间摇摆的过程：中华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是一种天下主义；到了近代，则开始“中体西用”；孙中山的革命强调了“民族”；五四运动则又提出德、赛两位先生，提倡向西方看齐，甚至要废除汉字和中医；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是普世主义，不讲例外；冷战之后，则又开始提出“例外论”。
“近代以来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国家？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有时强调同，有时强调异。”张志洲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邢悦则补充了“中国例外论”的提出背景，即：中国威胁论。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导致世界局势的动荡。因此，如果不说自己例外，那么中国就会被视为动荡制造者，而不是和平崛起的力量。
“‘例外’并不是不接受普世价值，不是违背外交规律，而是要依靠它解释清楚：我们能够和平崛起。”邢悦说。
至于为什么中国能够“例外”地和平崛起，赵可金说，那不是因为我们变了，而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国家崛起的规律变了。中国并不是违反规律的异类，恰恰是行走在规律之中的。
作者：方可成
中国是一个“例外”的“特殊国家”吗？中国是否应当遵循“普世价值”？这两个问题，挑动着许多人的神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均有人对此发表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具体到外交领域，亦有关于“中国例外论”的讨论。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张锋发表在2012年第3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文章《“中国例外论”刍议》，就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张锋认为，像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例外论”的存在——这里的“例外”，指的是一国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历史发展道路及对外关系经验等各方面的独特话语论述。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因此“中国例外论”尤为重要。
张锋将近现代中国的例外论分为了两大类：一是“革命中国例外论”，包括革命中心论、大国使命论、中国道德论；二是“当代中国例外论”，包括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和谐包容论。
凡此种种，在张锋看来，“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照此理念，中国将成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将“把所有国家看做是不同程度的合作对象，而不是战争或掠夺的对象”；中国将尊重世界政治文明传统的多样性，而不是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霸权；中国将拒绝宗教式的干涉主义，追求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
不过，张锋的此番论述遭遇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不同意见。
在2012年7月举行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主办方专门就此话题召集了一次小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否定了“中国例外论”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国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最不可信，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李巍还认为，在利益面前，没有太多例外可言。美国有例外的可能性，其他国家则很难例外，因为美国作为超级霸权，它的权力地位很不一样。
与之类似，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也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外交例外论，那只是一种被夸大的特色论。“特色不等于例外，特色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同的人，例外则意味着你根本不是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则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在“例外”和“普世”之间摇摆的过程：中华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是一种天下主义；到了近代，则开始“中体西用”；孙中山的革命强调了“民族”；五四运动则又提出德、赛两位先生，提倡向西方看齐，甚至要废除汉字和中医；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是普世主义，不讲例外；冷战之后，则又开始提出“例外论”。
“近代以来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国家？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有时强调同，有时强调异。”张志洲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邢悦则补充了“中国例外论”的提出背景，即：中国威胁论。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导致世界局势的动荡。因此，如果不说自己例外，那么中国就会被视为动荡制造者，而不是和平崛起的力量。
“‘例外’并不是不接受普世价值，不是违背外交规律，而是要依靠它解释清楚：我们能够和平崛起。”邢悦说。
至于为什么中国能够“例外”地和平崛起，赵可金说，那不是因为我们变了，而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国家崛起的规律变了。中国并不是违反规律的异类，恰恰是行走在规律之中的。
作者：方可成
姜维平：不处死薄熙来遗害无穷
薄熙来领导了2007年以来的重庆最大的“黑社会”，他是“黑老大”，不杀他，将会留下后患，遗害无穷；杀了他，举一反三，国泰民安。
中共高层处理薄熙来的案子，没有停止，已有倾向性的共识，但基于集体领导的现状和换届交班的形势，可能必得十八大开过之后，才有定论，移交司法机关之前，必得“双开”，只要选择这个路径，就会判的很重，除非胡温的影响力减弱，或有其它突发事件产生，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把谷开来判处死缓之后，迫使她检举揭发薄熙来，不仅局限于谋杀和枉法，还有巨额贪腐和生活腐化堕落，他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王立军应判无期，其他参与枉法和包庇的警员应考虑有期徒刑，因为灭蛇要除首，薄熙来领导了2007年以来的重庆最大的“黑社会”，他是“黑老大”，不杀他，将会留下后患，遗害无穷；杀了他，举一反三，国泰民安。
才被击毙的周克华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薄熙来的黑社会杀人，贪腐，转移财产，玩弄权术，都是暗箱操作，并披上华丽的外衣和镀上红色的油彩，前者固然死有余辜，但后者更是可恶之极，周克华多年抢劫之财不过千万，而薄熙来贪污受贿已多达60亿美金；周克华作案只代表他个人，但薄熙来却操控了公权力，如不是王立军铤而走险，夜奔美领馆，谁能揭开重庆最大的戴“红帽子”的“黑老大”的真面目？周克华杀人抢劫惊动了一方老百姓，而薄熙来事件忽悠了全世界，连加拿大总理哈珀都彪了，但是，为什么政府抓捕和围剿周克华如此兴师动众，果决神速，而审判谷开来和“四大金刚”以及王立军却羞羞答答，左顾右盼，犹抱琵琶半遮面？
原来，中共承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位高权重的人犯了法，首先得走党内监察程序，如同跨越千山万水，像薄熙来这样的人脉关系深厚的高官，自被停职之后，胡温的压力不小，党政军内许多死党先后切割脱身，说明强人已去的背景下，过细追究盘根错节的贪腐线索可能招致利益集团的众怒，而心慈手软将留下反扑的机会，故此，在较难处理薄熙来余党的情况下，唯一的简洁办法是狠狠地打掉黑帮的老大，既然谷开来已举报了薄熙来，他知道儿子和妻子惧怕海伍德的原因，并亲自下令谋杀了他，而且又指挥“四大金刚”隐瞒罪证，迫使王立军叛国投美，如此清晰和严重的罪行，已给胡温习李提供了契机：杀一儆百，“一”非薄熙来莫属，千万不要放过他，否则，未来中国的前程就有了不确定性。
也许周克华之死是一个重要启示，它不仅撕碎“平安重庆”的谎言，而且提醒国人，对待薄熙来这样虚构编织黑社会，却放纵江洋大盗的“保护伞”，绝对不要迟疑和手软，必要的党内程序和司法程序要走，但也要快刀斩乱麻，因为时间紧迫，两代领导人将换届，薄熙来余党正潜伏爪牙忍受，伺机反扑，假如习近平过于宽容，大度，放了“薄黑帮”一把，不仅极左势力可能东山再起，把中国拉回文革灾难，而且海外分裂中国的近邻也会兴风作浪，使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因此，要像重庆军警围捕周克华那样，万众一心，粉碎薄熙来贪腐枉法集团，抓住蛇头，斩断蛇尾，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中共高层处理薄熙来的案子，没有停止，已有倾向性的共识，但基于集体领导的现状和换届交班的形势，可能必得十八大开过之后，才有定论，移交司法机关之前，必得“双开”，只要选择这个路径，就会判的很重，除非胡温的影响力减弱，或有其它突发事件产生，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把谷开来判处死缓之后，迫使她检举揭发薄熙来，不仅局限于谋杀和枉法，还有巨额贪腐和生活腐化堕落，他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王立军应判无期，其他参与枉法和包庇的警员应考虑有期徒刑，因为灭蛇要除首，薄熙来领导了2007年以来的重庆最大的“黑社会”，他是“黑老大”，不杀他，将会留下后患，遗害无穷；杀了他，举一反三，国泰民安。
才被击毙的周克华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薄熙来的黑社会杀人，贪腐，转移财产，玩弄权术，都是暗箱操作，并披上华丽的外衣和镀上红色的油彩，前者固然死有余辜，但后者更是可恶之极，周克华多年抢劫之财不过千万，而薄熙来贪污受贿已多达60亿美金；周克华作案只代表他个人，但薄熙来却操控了公权力，如不是王立军铤而走险，夜奔美领馆，谁能揭开重庆最大的戴“红帽子”的“黑老大”的真面目？周克华杀人抢劫惊动了一方老百姓，而薄熙来事件忽悠了全世界，连加拿大总理哈珀都彪了，但是，为什么政府抓捕和围剿周克华如此兴师动众，果决神速，而审判谷开来和“四大金刚”以及王立军却羞羞答答，左顾右盼，犹抱琵琶半遮面？
原来，中共承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位高权重的人犯了法，首先得走党内监察程序，如同跨越千山万水，像薄熙来这样的人脉关系深厚的高官，自被停职之后，胡温的压力不小，党政军内许多死党先后切割脱身，说明强人已去的背景下，过细追究盘根错节的贪腐线索可能招致利益集团的众怒，而心慈手软将留下反扑的机会，故此，在较难处理薄熙来余党的情况下，唯一的简洁办法是狠狠地打掉黑帮的老大，既然谷开来已举报了薄熙来，他知道儿子和妻子惧怕海伍德的原因，并亲自下令谋杀了他，而且又指挥“四大金刚”隐瞒罪证，迫使王立军叛国投美，如此清晰和严重的罪行，已给胡温习李提供了契机：杀一儆百，“一”非薄熙来莫属，千万不要放过他，否则，未来中国的前程就有了不确定性。
也许周克华之死是一个重要启示，它不仅撕碎“平安重庆”的谎言，而且提醒国人，对待薄熙来这样虚构编织黑社会，却放纵江洋大盗的“保护伞”，绝对不要迟疑和手软，必要的党内程序和司法程序要走，但也要快刀斩乱麻，因为时间紧迫，两代领导人将换届，薄熙来余党正潜伏爪牙忍受，伺机反扑，假如习近平过于宽容，大度，放了“薄黑帮”一把，不仅极左势力可能东山再起，把中国拉回文革灾难，而且海外分裂中国的近邻也会兴风作浪，使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因此，要像重庆军警围捕周克华那样，万众一心，粉碎薄熙来贪腐枉法集团，抓住蛇头，斩断蛇尾，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温州部分炒房者深度被套 称感谢国家调控
房价大幅下降或致炒房客资不抵债，影响当地产业发展后劲，同时引发财富“更新换代”
“虽然房地产调控把我们搞得半死不活，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和政府，如果是今年调控，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了。”有着七八年炒房经历的张鸣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本报13日报道的《最后的炒房团》引发各方争议，张鸣及多位温州房产中介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那些以炒房为目的，在2009~2010年房价高位时 买入的温州炒房者，大部分存在民间或银行过度融资。在温州房价大幅下跌、民间借贷危机等因素叠加下，如今绝大部分依然深度被套。
对未受限购制约的商业地产，目前温州炒房者买入也在明显减速，这与实业状况不佳、流动资金有关。
浙江大学一位区域经济研究教授认为，之前温州疯狂高利贷，大部分与炒房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房价大幅下降或致炒房客资不抵债，影响当地产业发展后劲，同时引发财富“更新换代”。
监管缺失致炒房乱象
如今温州炒房者“深度被套”，与2009~2010年房产市场有着极大关系。2009年初，温州商品房成交先于全国开始活跃，此时仍存在“炒楼花”等现象。
当年12月初，温州“香滨左岸”开盘预售，260多套房源吸引800多名购房户进场认购。张鸣说，他参加了该楼盘首次摇号，“台上在摇号，台下拿到号的人，立即进行交易，外加价几十万元。”
由于被曝电脑摇号作弊，“香滨左岸”被紧急封盘。20余天后，该盘采用实名制再度公开电脑摇号，竟然有近270人放弃认购资格。知情人士认为，其中绝大部分为炒房者，甚至还有中介公司参与，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当时其他楼盘。
尽管购房贷款、限购令等政策已经出台，但以往“调控无用”的“成功经验”，让房价不降反涨。到2010年底，温州土地拍卖高潮迭起，其间出现“全国地王”纪录，楼面地价高达3.7万元/平方米。
此后，随着透明售房等措施出台，温州买房开始“越来越严格”，但张鸣认为仍存漏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正是乱透了。”张鸣说，在签订正式买卖合同之前，炒房者只要有下家接盘，总有办法变更预售协议书，“把老的撕掉，再填写一张新的，就改掉了。如果开发商不让改名，买房者也改不了。”
张鸣说，那时大部分预售协议书都改名，“后来政策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透明，改名就不可以了。”
“这主要是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张鸣说，当时房价飙涨，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心照不宣，且没有相关“改名”处罚细则，于是就出现外加价几百万元的期房转让。
张鸣认为，开发商给炒家改名的原因在于，“一期买了，他们还希望我们去买二期、三期，显示楼盘畅销的热闹场面。”同时，一套房子交易费几十万元，一年几十套交易能产生几百万元税费。
商业地产投资减速
温州平安易居总经理姜毅说，现在温州炒房者极少，“炒铺”也在明显下降，“以房养贷”操作难度极大。“以温州为例，目前商铺租金比年初下降百分之一二十左右。”
2009~2010年，各地住房价格飙涨，几乎接近甚至超过商业地产价格。于是，一些有实力的温州企业主，抱团买下上海等省市商业地产，作为中长线投资配置。
对此，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研究总监薛建雄认为，投资商铺“以房养贷”难度很大。
比如在上海城郊100万元的商铺，月租金2500元左右，如租金与还贷持平，贷款须在25万元左右，且至少三五年经营，符合有资金的中长线投资者，与短线炒家思路不吻合。
除非，一些开发商遭遇资金压力，此时温州人介入，以四五折的价格买下商业地产，且达成分期付款等方式。经过包装，他们以市价进行分拆出售，即便卖掉一 半，成本已回收；或高价对外出租，广告推广经常做，商户换了一波又一波；或作为长期投资，营造商业氛围，使得租金“水涨船高”。
一位温州外贸企业老总说，一直以来，商品房一直是“温州炒房团”的主要炒作对象，因为其二级市场需求者多，交易便捷，利润不错。与之不同，温州规模企业主喜欢“炒铺”，他们强强联合、投资额大、回报期长，便于异地打理等。
之前，该老总为一家温州大型投资集团股东，该集团在上海等地有商业地产投资。他认为，商业地产投资状况，与实体经济息息相关，“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实体企业状况不佳，商业地产投资也必然会减速。”
“我们需要更多实用的投资渠道。”张鸣说，尽管国家允许民资进入各大领域，但真正留给老百姓且能进入的项目少之又少，目前手头有钱的温州人还是没地方去投资，于是他们还在寻找“灰色投资地带”。
延伸阅读：
温州炒房客转向商业地产以租养贷 快钱时代终结
实力强大的炒房巨鳄们，变换了新的投资模式，在实业等领域获利后，或跨界转战商业地产来回做波段获利，或低调布局商业地产，以租养贷。
温州炒房者或全军覆没：不卖血流不止 卖掉更亏
多位温州炒房者、房产人士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之前十多年叱咤全国市场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
上半年地王频出 温州炒房客卷土重来
2012年春节后，就不断有朋友去“抄底”。林宏说：“深圳一个楼盘宣布自开盘之日起逐月涨价，保证12个月内房价上涨幅度超过6%的贷款年利率，吸 引了不少温州客。”“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客这次也很活跃，大手笔投资豪宅和别墅，毫不犹豫。就跟2007年限外令推出前一样。”林宏说。
重庆房价连跌3周 温州炒房客急抛售
中原地产营销总监何倩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近期温州炒房客在重庆挂牌出售的房源出现激增，不少温州人都急于出售手中的住宅房源套现，进而转战商业地产。
“虽然房地产调控把我们搞得半死不活，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和政府，如果是今年调控，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了。”有着七八年炒房经历的张鸣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本报13日报道的《最后的炒房团》引发各方争议，张鸣及多位温州房产中介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那些以炒房为目的，在2009~2010年房价高位时 买入的温州炒房者，大部分存在民间或银行过度融资。在温州房价大幅下跌、民间借贷危机等因素叠加下，如今绝大部分依然深度被套。
对未受限购制约的商业地产，目前温州炒房者买入也在明显减速，这与实业状况不佳、流动资金有关。
浙江大学一位区域经济研究教授认为，之前温州疯狂高利贷，大部分与炒房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房价大幅下降或致炒房客资不抵债，影响当地产业发展后劲，同时引发财富“更新换代”。
监管缺失致炒房乱象
如今温州炒房者“深度被套”，与2009~2010年房产市场有着极大关系。2009年初，温州商品房成交先于全国开始活跃，此时仍存在“炒楼花”等现象。
当年12月初，温州“香滨左岸”开盘预售，260多套房源吸引800多名购房户进场认购。张鸣说，他参加了该楼盘首次摇号，“台上在摇号，台下拿到号的人，立即进行交易，外加价几十万元。”
由于被曝电脑摇号作弊，“香滨左岸”被紧急封盘。20余天后，该盘采用实名制再度公开电脑摇号，竟然有近270人放弃认购资格。知情人士认为，其中绝大部分为炒房者，甚至还有中介公司参与，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当时其他楼盘。
尽管购房贷款、限购令等政策已经出台，但以往“调控无用”的“成功经验”，让房价不降反涨。到2010年底，温州土地拍卖高潮迭起，其间出现“全国地王”纪录，楼面地价高达3.7万元/平方米。
此后，随着透明售房等措施出台，温州买房开始“越来越严格”，但张鸣认为仍存漏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正是乱透了。”张鸣说，在签订正式买卖合同之前，炒房者只要有下家接盘，总有办法变更预售协议书，“把老的撕掉，再填写一张新的，就改掉了。如果开发商不让改名，买房者也改不了。”
张鸣说，那时大部分预售协议书都改名，“后来政策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透明，改名就不可以了。”
“这主要是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张鸣说，当时房价飙涨，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心照不宣，且没有相关“改名”处罚细则，于是就出现外加价几百万元的期房转让。
张鸣认为，开发商给炒家改名的原因在于，“一期买了，他们还希望我们去买二期、三期，显示楼盘畅销的热闹场面。”同时，一套房子交易费几十万元，一年几十套交易能产生几百万元税费。
商业地产投资减速
温州平安易居总经理姜毅说，现在温州炒房者极少，“炒铺”也在明显下降，“以房养贷”操作难度极大。“以温州为例，目前商铺租金比年初下降百分之一二十左右。”
2009~2010年，各地住房价格飙涨，几乎接近甚至超过商业地产价格。于是，一些有实力的温州企业主，抱团买下上海等省市商业地产，作为中长线投资配置。
对此，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研究总监薛建雄认为，投资商铺“以房养贷”难度很大。
比如在上海城郊100万元的商铺，月租金2500元左右，如租金与还贷持平，贷款须在25万元左右，且至少三五年经营，符合有资金的中长线投资者，与短线炒家思路不吻合。
除非，一些开发商遭遇资金压力，此时温州人介入，以四五折的价格买下商业地产，且达成分期付款等方式。经过包装，他们以市价进行分拆出售，即便卖掉一 半，成本已回收；或高价对外出租，广告推广经常做，商户换了一波又一波；或作为长期投资，营造商业氛围，使得租金“水涨船高”。
一位温州外贸企业老总说，一直以来，商品房一直是“温州炒房团”的主要炒作对象，因为其二级市场需求者多，交易便捷，利润不错。与之不同，温州规模企业主喜欢“炒铺”，他们强强联合、投资额大、回报期长，便于异地打理等。
之前，该老总为一家温州大型投资集团股东，该集团在上海等地有商业地产投资。他认为，商业地产投资状况，与实体经济息息相关，“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实体企业状况不佳，商业地产投资也必然会减速。”
“我们需要更多实用的投资渠道。”张鸣说，尽管国家允许民资进入各大领域，但真正留给老百姓且能进入的项目少之又少，目前手头有钱的温州人还是没地方去投资，于是他们还在寻找“灰色投资地带”。
延伸阅读：
温州炒房客转向商业地产以租养贷 快钱时代终结
实力强大的炒房巨鳄们，变换了新的投资模式，在实业等领域获利后，或跨界转战商业地产来回做波段获利，或低调布局商业地产，以租养贷。
温州炒房者或全军覆没：不卖血流不止 卖掉更亏
多位温州炒房者、房产人士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之前十多年叱咤全国市场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
上半年地王频出 温州炒房客卷土重来
2012年春节后，就不断有朋友去“抄底”。林宏说：“深圳一个楼盘宣布自开盘之日起逐月涨价，保证12个月内房价上涨幅度超过6%的贷款年利率，吸 引了不少温州客。”“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客这次也很活跃，大手笔投资豪宅和别墅，毫不犹豫。就跟2007年限外令推出前一样。”林宏说。
重庆房价连跌3周 温州炒房客急抛售
中原地产营销总监何倩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近期温州炒房客在重庆挂牌出售的房源出现激增，不少温州人都急于出售手中的住宅房源套现，进而转战商业地产。
“周克华”之死最惊人之谜 政法委头大 网友如今都太精明
1）数万军警围剿一个杀人犯，并扬言大炮支援！这在全世界，全人类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事情。击毙后，数万人荣获集体一等功！而这个杀人犯到底咋死的还硬生生给整成了个大谜。
2）【标准答案：周克华中枪后自杀】@长沙晚报颜家文：长沙晚报记者是唯一进入周克华死亡地现场记者，我询问了现场警戒3名警员，他们是沙坪坝区警员，清晰说出2名朝周克华开枪的警员名字，并说，警员射中周腰部两枪，周克华自感无望逃脱，朝自己头部开一枪。而公安部通报，周被警察3枪击中。──怎么有这么多版本？
3）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凌晨5时起床，接着刷牙、洗脸、剃胡子，然后穿着新衬衣、新裤子、新皮鞋，背着新背包，哼着小曲出门了，遇到几个在那里等他的警察，他伸出头，让警察在太阳穴连击两枪，按照预定的姿势，面部朝下躺下，躺下后认真地将墨镜摘下收好，认真摆放在手旁……就这样剧终鸟！
4）明真真相：【质疑：650击毙歹徒，9:00宣布授予一等功？】央视：因成功击毙嫌犯周克华，公安部授予重庆市公安局集体一等功。──质疑：没有 DNA检验，没有家属认尸，没有目击证人确认，没有任何身份确认，就一张满脸是血的照片，仅仅2个小时就授予一等功。那么，这个死人不管是不是周克华，他都必须是了！懂了吗？
5）不是说他不用电话么？怎么尸体手边有手机？不是满山布控么、怎么让他进城了？这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构成多大威胁？莫非一直没上山，那警方发现的山洞和排泄物算什么？赶紧比对排泄物和尸体dna4，有消息说是中弹后自杀，怎么又直接说被击毙？警方现场勘查怎么不戴手套？手上还有纹身？刚听说有警犬在追捕周克华的行动中，中暑身亡。不想重庆市民竟然是厚衣重裤，不知是突然降温？
来源：天涯杂谈
2）【标准答案：周克华中枪后自杀】@长沙晚报颜家文：长沙晚报记者是唯一进入周克华死亡地现场记者，我询问了现场警戒3名警员，他们是沙坪坝区警员，清晰说出2名朝周克华开枪的警员名字，并说，警员射中周腰部两枪，周克华自感无望逃脱，朝自己头部开一枪。而公安部通报，周被警察3枪击中。──怎么有这么多版本？
3）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凌晨5时起床，接着刷牙、洗脸、剃胡子，然后穿着新衬衣、新裤子、新皮鞋，背着新背包，哼着小曲出门了，遇到几个在那里等他的警察，他伸出头，让警察在太阳穴连击两枪，按照预定的姿势，面部朝下躺下，躺下后认真地将墨镜摘下收好，认真摆放在手旁……就这样剧终鸟！
4）明真真相：【质疑：650击毙歹徒，9:00宣布授予一等功？】央视：因成功击毙嫌犯周克华，公安部授予重庆市公安局集体一等功。──质疑：没有 DNA检验，没有家属认尸，没有目击证人确认，没有任何身份确认，就一张满脸是血的照片，仅仅2个小时就授予一等功。那么，这个死人不管是不是周克华，他都必须是了！懂了吗？
5）不是说他不用电话么？怎么尸体手边有手机？不是满山布控么、怎么让他进城了？这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构成多大威胁？莫非一直没上山，那警方发现的山洞和排泄物算什么？赶紧比对排泄物和尸体dna4，有消息说是中弹后自杀，怎么又直接说被击毙？警方现场勘查怎么不戴手套？手上还有纹身？刚听说有警犬在追捕周克华的行动中，中暑身亡。不想重庆市民竟然是厚衣重裤，不知是突然降温？
来源：天涯杂谈
辽宁首富朝鲜投资噩梦：朝方掌握技术后毁约
对于55岁的辽宁首富周福仁来说，在邻国朝鲜的一段投资经历无疑是场噩梦。
此前，周福仁曾频繁往返辽宁海城市与朝鲜瓮津郡之间，来回奔波后，这位来自中国的民企大亨在那个神秘的国度砸下了2.4亿人民币，但现实并未像其当初设想般美好，如今，这一笔真金白银能否追回仍然不得而知。
作为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以下简称“西洋集团”）的董事长，周福仁早在两年前就已完成了在朝鲜的布局。
在毗邻朝鲜西海岸的海州，西洋集团拿下了储量接近6亿吨的铁矿资源。彼时，当西洋集团准备挺进朝鲜市场时，有人提醒他：朝鲜法制并不完备，政策风险较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阻止周福仁的理由，他说，富贵险中求，越是不完善的市场，机会越大，利润越高。
然而，物是人非，周福仁以及他的西洋集团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瓮津铁矿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兴建的铁矿石选矿厂，却被朝鲜单方面撕毁合同并遭驱逐，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在此之前，西洋集团针对这一项目曾描摹出极具诱惑的蓝图——预期每年可达15亿人民币的净利润。
仿佛一夜之间，如此憧憬的构想也随之破灭。
“对朝鲜的投资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西洋集团8月2日通过微博和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的噩梦》的文章以表不满。
近6000字的博文称：“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的洋峰合作社是中国目前对朝鲜投资最大的项目，从2007年至2011年，总计投入3000多万欧元，建成现代采矿厂和年生产50万吨铁精粉选矿厂及相关配套设施。朝鲜却提出各种借口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本报记者向西洋集团求证文章内容，其总部工作人员坦承：“文章内容属实，都是真的。”而对于朝鲜的投资环境，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则称，如果朝鲜投资环境没有改善，今后将不再考虑在朝投资。
“这是一次损失惨重的海外投资教训。”上述负责人说。
撕毁合同
2012年3月2日凌晨2点，正在离瓮津铁矿不远处驻地熟睡的10名西洋集团驻朝鲜员工被突然“造访”的一群人吵醒。岭峰会社副局长金华龙带着20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将他们强行集中后宣布：“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随后，这10名西洋留守员工被押上大巴车，从津瓮现场直接押运到新义州遣返中国。西洋集团项目副总经理有些无奈地说：“之前是有些预兆的，三天前就已被断水断电，住房玻璃也被砸碎了。”
如此近况远超出了周福仁此前的想象。6年前，正是在辽宁海城总部大楼里，周福仁与来自朝鲜岭峰联合公司负责人李成奎签署了合作协议。
2007 年3月，经中国政府商务部批准，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联合会社合资设立“洋峰合营会社”。该境外企业注册资本为128万美元，投资总额为 3805万美元，其中中方以设备、技术出资2854万美元，占75%；朝方以土地、矿权出资951万美元，占25%。经营期限为50年。8个月后，朝鲜政 府贸易省对该项目予以正式批复。
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透露，瓮津铁矿是朝鲜一直没有开发的储量巨大的铁矿，总储量有17多亿吨，是低品位的贫矿，平均含铁量只有14%左右。经过技术改造，首次开车就生产出铁含量超过67%的优质铁精粉。
2011 年4月25日，年产50万吨铁精粉选矿厂开始投入生产。西洋集团将150名技术工人派往朝鲜，与这150名中国工人一起工作的还有500名朝鲜员工。“我 们手把手教这些朝鲜工人技术，三个月后他们也掌握了铁精粉生产技术，” 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说：“从这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化了。”
蜜月期过 后，双方的裂痕终于凸显。2011年9月6日，朝方突然要求修改16个合同项目并单方面撕毁合同。“他们要求西洋集团支付产品销售额的 4%-10%，土地租赁费改为每平方米1欧元，工业用水费为每平方海水0.14欧元，而这些要求合同内都未曾提过。”周福仁当场即表态，无法理解“所谓的 16条”。
朝方突然毁约致使洋峰合营会社无法生产，西洋集团150名员工除了10名留守人员也均陆陆续续撤回。
西洋集团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急于撕毁合同的原因是朝方掌握了选矿技术，已完全可以自行生产，而股份比例占75%的西洋集团则无疑会大大减少朝方的利润。
一纸协议就此撕碎时，曾满怀信心试图在朝鲜“淘金”的周福仁不曾料到，这个预期利润丰厚的项目竟然会以如此方式被迫终止。
采取行动
“投资这个项目主要是看中了朝鲜瓮津矿山丰富的铁矿资源，朝方合作企业当时承诺只占总股份的25%；其次考虑到朝鲜国家收入低，企业所得税仅为10%；朝鲜劳动力廉价，每个工人只要30美元一个月。”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解释投资初衷。
但他没想到，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法定代表人李成奎隐瞒了朝鲜国家投资方面法律法规。事实上，西洋集团的今日之遭遇已然早埋有隐患。
上述负责人说，2006年，双方在谈合作股份的时候，朝鲜当时对资源类合营企业的政策是，朝方所占股份最低不得不低于30%。2008年末朝鲜政府又调整对外投资政策，资源类项目由原来的鼓励类变成了限制类，资源税提高到了25%。根据成本核算，如继续投资将无利可图。
最让西洋集团不能接受的则是，直到朝方撕毁合同，西洋集团才得知试生产的30000吨铁精粉不能销售，“这给西洋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西洋集团人士透露，目前，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未经过西洋集团同意，已将30000吨铁精粉自行卖出。
“我们要把投资损失要回来！他们必须承认资产是西洋集团的。”西洋集团知情人士气愤地说。
该人士简单地算了一笔帐， 3000万欧元投资额再加上这几年的利息及成本一吨三百余元的三万吨铁精粉，原本计划要求索赔4500万欧元。但他也无奈地表示，双方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但仍僵持不下，目前无进展。
4月份，通过谈判，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答应向西洋集团付3124万美元转让金。但半年过去，西洋集团仍未收到任何资金偿还，而岭峰联合会社只用电话与传真的方式与西洋集团进行沟通，拒绝西洋集团进入朝鲜谈判。
持 续拉锯未果时，西洋集团原来计划在朝鲜投资的另一个镁矿项目也就此搁浅。“我们在网上发表博文也是想对朝方施加压力，也希望中国企业吸取西洋集团在朝鲜投 资的教训。目前此事已引起政府关注，期待有解决措施。”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说道。本报记者致电辽宁境外投资处，对方表示此事仍在处理当中，未能透露更多细 节。
32张图全面解读朝鲜
朝鲜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国家，居民很难接 触到外界的消息，如果可能的话，外部世界可以稍微了解一些该国的情况，任何朝鲜发布的照片都是政府控制。不过，接下来你看到的图片是在这些限制下拍摄的， 你仍然可以从这些图片中获取一些关于朝鲜的生活信息。这些照片拍摄于过去半年内，有些拍摄于边境地区，其他的由朝鲜官方提供，还有一些由自由摄影师 Eric Lafforgue慷慨分享。
朝鲜年轻人举着彩色的背景板为2008年9月12日的朝鲜团体操表演充当背景图案。设计团体操表演是为了娱乐或庆祝节日，该表演着重强调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的努力。这个节目名为“繁荣的祖国”，是为了庆祝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时间为9月9日。
从南部警戒线内Yeolsoe天文台远望朝鲜境内的一个政治宣传村，距离韩国涟川郡（Yeoncheon）62公里（39英里）。摄于2008年8月27日。
一名朝鲜人沿着鸭绿江（YaluRiver）岸边划着小船，前方损毁的大桥曾经连接中国和朝鲜，该桥靠近青城郡（QingCheng）附近，位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以北大约50公里处。2008年9月12日。
一名朝鲜女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然而当你置身农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步行的军人，多于其他任何事物。”
从朝韩军事禁区的韩国首尔北部金浦市（Kimpo）一侧看到朝鲜境内的公寓楼房。2008年9月10日，星期三。
一艘载着朝鲜军人的船只沿着鸭绿江（YaluRiver）航行驶向朝鲜青城郡（QingCheng），位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以北大约50公里处。2008年9月12日。
一 名来自“鸭绿江游泳协会（YaluRiverSwimmingAssociation）”的游泳爱好者戴着泳镜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境内的鸭绿江里游泳，对 面是朝鲜新义州。在暖和的季节，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游泳爱好者跳进狭长的鸭绿江，这是中朝的分界线，很多人会游出500米到对岸休息一下，瞧一瞧祖 国的邻居再返回祖国。
一名朝鲜人从一座废弃工厂的建筑物上顺着梯子爬下来，该建筑在朝鲜青城（QingCheng）一侧，沿着鸭绿江河岸而建。2008年9约12日。
一名朝鲜女兵在树后面向外窥视，当时她在朝鲜青城附近的鸭绿江沿着河岸边界网巡逻。青城靠近中国边境城市丹东。2008年9月12日。
一组图片显示，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对面的朝鲜新义州，当一艘旅游船靠近的时候一名朝鲜士兵正在试枪，他与部署在鸭绿江河岸上的军队坐在一起。2008年9月13日。
摄 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朝鲜的高速公路很宽而且很少有车辆行驶，飞机都可以到那里降落。你甚至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路中间玩 耍。安全是高速公路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孩子和老人常常注意不到车辆，他们经常无视正在行驶的车辆随时横穿公路。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你只能看到部队的军 车，大多数停在路边，因为抛锚了。亦或看到隶属于朝鲜政府全新的奔驰汽车呼啸而过。
2008年9月11日，星期二。两名朝鲜士兵在朝鲜停战区板门店（villageofPanmunjom）哨所内监视另外一侧的韩国部队。非军事区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将朝鲜半岛分为两个国家。
2008年9月11日，青城郡（靠近中国丹东）附近的鸭绿江沿岸，三个朝鲜小女孩路过房前。当年8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各捐助国脱离政治因素，对朝鲜实施6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此帮助朝鲜避免从1990年以来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2008年9月12日，青城郡附近的鸭绿江沿岸，一位朝鲜妇女在屋前的河岸边洗衣服。
2008年9月12日，一位朝鲜军人驾驶摩托车沿着青城郡附近的鸭绿江沿岸行驶，摩托车后座载着一位背着孩子的妇女。
摄 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从羊角岛饭店（Yanggakdohotel）拍摄的平壤街景。你可以从网上找到那张著名的卫星 图片，该图片显示出朝鲜半岛的朝韩两国在夜晚有巨大的不同。朝鲜没有公共照明设施，民用照明也很落后，所以晚上几乎看不到灯光。因为能源危机一直困扰这座 城市，入夜后交通几乎停滞，夜生活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些纪念碑在节日期间会亮灯。从清晨6点到午夜的每个准点，平壤市内散布于各大街小巷的喇叭都会播放爱 国歌曲。尽管平壤很安全，但是根据规定，游客们完全禁止离开他们所住的酒店。”
平 壤的街景，前方远处正中央金字塔形状建筑是著名的柳京饭店（Ryugyonghotel），该建筑是一幢未完工的摩天大楼总高度为1083英尺（译者注： 高330米，共105层），1992年因为资金紧张被迫停工，成为平壤最著名的烂尾楼。（译者注：柳京饭店一直是平壤最显眼的地标建筑，2008年4月埃 及电信集团Orascom投资恢复兴建。）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周日，在平壤只有军队和政府的汽车允许上路，其他车 辆禁止通行，政府声称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污染。”
2008年9月8日。朝鲜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建国60周年庆祝大会，该照片由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在巨幅朝鲜国旗中间的人物是朝鲜国父和有“伟大领袖”之称的金日成肖像。右侧文字为“庆祝60岁生日”。朝鲜的国庆日期为2008年9月9日
2008年9月10日，朝鲜人民和军队在首都平壤参加了建国60周年的庆祝仪式。该照片由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这张照片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朝鲜女兵方队正步行进通过平壤金日成广场，与此同时民众们手持彩色花环组成了一个巨幅图案。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朝鲜陆军阅兵方队通过金日成广场。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朝鲜女兵和她们的高射炮阅兵方队通过平壤金日成广场。朝鲜建国60周年纪念日，新闻报道密切关注共产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并没有出席阅兵式，有传闻他可能生病了。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国庆阅兵式，阅兵方队通过平壤金日成广场。
朝鲜士兵们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的一次小型聚会。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说：“拍一张士兵带着笑脸的照片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朝鲜平壤举行的团体操表演中，观众席上一名军人与一名工作人员交谈。
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10万多人参加了在朝鲜平壤团体操表演。
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在朝鲜平壤举行的超过10万人的大型团体操表演中，少女们在进行体操项目表演。
2008年9月12日，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在表演朝鲜团体操。
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说：“大型团体操《繁荣的祖国》在平壤体育场内演出，一束追光打在一名表演者身上。我猜这个节目的表演者甚至比观众还多，真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演出。”
朝 鲜人民不仅表演团体操，而且还表演团体舞。这是一名朝鲜年轻女性参加2008年4月15日的团体舞表演。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 （EricLafforgue）说：“超过10万名舞蹈演员站在巨大的广场上，观众也被邀请加入他们的行列。音乐是由现场乐队演奏，整个表演持续1个小 时，然后全场熄灯，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所有舞者全部离场，留下空空如也的广场，所有人伴着平壤漆黑的街道回家。”
2008年4月17日，万景台学校在少年宫（MangyongdaeSchoolchildren'spalace）进行文艺汇演，一名女学生在节目中演唱爱国歌曲。
2008年4月12日，在平壤的一栋住宅外面看到一名儿童。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在这个周日的下午，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排练团体操，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因此建筑物和周围的街道都是空旷的···奇怪的心
此前，周福仁曾频繁往返辽宁海城市与朝鲜瓮津郡之间，来回奔波后，这位来自中国的民企大亨在那个神秘的国度砸下了2.4亿人民币，但现实并未像其当初设想般美好，如今，这一笔真金白银能否追回仍然不得而知。
作为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以下简称“西洋集团”）的董事长，周福仁早在两年前就已完成了在朝鲜的布局。
在毗邻朝鲜西海岸的海州，西洋集团拿下了储量接近6亿吨的铁矿资源。彼时，当西洋集团准备挺进朝鲜市场时，有人提醒他：朝鲜法制并不完备，政策风险较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阻止周福仁的理由，他说，富贵险中求，越是不完善的市场，机会越大，利润越高。
然而，物是人非，周福仁以及他的西洋集团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瓮津铁矿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兴建的铁矿石选矿厂，却被朝鲜单方面撕毁合同并遭驱逐，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在此之前，西洋集团针对这一项目曾描摹出极具诱惑的蓝图——预期每年可达15亿人民币的净利润。
仿佛一夜之间，如此憧憬的构想也随之破灭。
“对朝鲜的投资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西洋集团8月2日通过微博和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的噩梦》的文章以表不满。
近6000字的博文称：“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的洋峰合作社是中国目前对朝鲜投资最大的项目，从2007年至2011年，总计投入3000多万欧元，建成现代采矿厂和年生产50万吨铁精粉选矿厂及相关配套设施。朝鲜却提出各种借口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本报记者向西洋集团求证文章内容，其总部工作人员坦承：“文章内容属实，都是真的。”而对于朝鲜的投资环境，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则称，如果朝鲜投资环境没有改善，今后将不再考虑在朝投资。
“这是一次损失惨重的海外投资教训。”上述负责人说。
撕毁合同
2012年3月2日凌晨2点，正在离瓮津铁矿不远处驻地熟睡的10名西洋集团驻朝鲜员工被突然“造访”的一群人吵醒。岭峰会社副局长金华龙带着20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将他们强行集中后宣布：“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随后，这10名西洋留守员工被押上大巴车，从津瓮现场直接押运到新义州遣返中国。西洋集团项目副总经理有些无奈地说：“之前是有些预兆的，三天前就已被断水断电，住房玻璃也被砸碎了。”
如此近况远超出了周福仁此前的想象。6年前，正是在辽宁海城总部大楼里，周福仁与来自朝鲜岭峰联合公司负责人李成奎签署了合作协议。
2007 年3月，经中国政府商务部批准，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联合会社合资设立“洋峰合营会社”。该境外企业注册资本为128万美元，投资总额为 3805万美元，其中中方以设备、技术出资2854万美元，占75%；朝方以土地、矿权出资951万美元，占25%。经营期限为50年。8个月后，朝鲜政 府贸易省对该项目予以正式批复。
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透露，瓮津铁矿是朝鲜一直没有开发的储量巨大的铁矿，总储量有17多亿吨，是低品位的贫矿，平均含铁量只有14%左右。经过技术改造，首次开车就生产出铁含量超过67%的优质铁精粉。
2011 年4月25日，年产50万吨铁精粉选矿厂开始投入生产。西洋集团将150名技术工人派往朝鲜，与这150名中国工人一起工作的还有500名朝鲜员工。“我 们手把手教这些朝鲜工人技术，三个月后他们也掌握了铁精粉生产技术，” 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说：“从这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化了。”
蜜月期过 后，双方的裂痕终于凸显。2011年9月6日，朝方突然要求修改16个合同项目并单方面撕毁合同。“他们要求西洋集团支付产品销售额的 4%-10%，土地租赁费改为每平方米1欧元，工业用水费为每平方海水0.14欧元，而这些要求合同内都未曾提过。”周福仁当场即表态，无法理解“所谓的 16条”。
朝方突然毁约致使洋峰合营会社无法生产，西洋集团150名员工除了10名留守人员也均陆陆续续撤回。
西洋集团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急于撕毁合同的原因是朝方掌握了选矿技术，已完全可以自行生产，而股份比例占75%的西洋集团则无疑会大大减少朝方的利润。
一纸协议就此撕碎时，曾满怀信心试图在朝鲜“淘金”的周福仁不曾料到，这个预期利润丰厚的项目竟然会以如此方式被迫终止。
采取行动
“投资这个项目主要是看中了朝鲜瓮津矿山丰富的铁矿资源，朝方合作企业当时承诺只占总股份的25%；其次考虑到朝鲜国家收入低，企业所得税仅为10%；朝鲜劳动力廉价，每个工人只要30美元一个月。”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解释投资初衷。
但他没想到，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法定代表人李成奎隐瞒了朝鲜国家投资方面法律法规。事实上，西洋集团的今日之遭遇已然早埋有隐患。
上述负责人说，2006年，双方在谈合作股份的时候，朝鲜当时对资源类合营企业的政策是，朝方所占股份最低不得不低于30%。2008年末朝鲜政府又调整对外投资政策，资源类项目由原来的鼓励类变成了限制类，资源税提高到了25%。根据成本核算，如继续投资将无利可图。
最让西洋集团不能接受的则是，直到朝方撕毁合同，西洋集团才得知试生产的30000吨铁精粉不能销售，“这给西洋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西洋集团人士透露，目前，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未经过西洋集团同意，已将30000吨铁精粉自行卖出。
“我们要把投资损失要回来！他们必须承认资产是西洋集团的。”西洋集团知情人士气愤地说。
该人士简单地算了一笔帐， 3000万欧元投资额再加上这几年的利息及成本一吨三百余元的三万吨铁精粉，原本计划要求索赔4500万欧元。但他也无奈地表示，双方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但仍僵持不下，目前无进展。
4月份，通过谈判，朝方合作企业岭峰联合会社答应向西洋集团付3124万美元转让金。但半年过去，西洋集团仍未收到任何资金偿还，而岭峰联合会社只用电话与传真的方式与西洋集团进行沟通，拒绝西洋集团进入朝鲜谈判。
持 续拉锯未果时，西洋集团原来计划在朝鲜投资的另一个镁矿项目也就此搁浅。“我们在网上发表博文也是想对朝方施加压力，也希望中国企业吸取西洋集团在朝鲜投 资的教训。目前此事已引起政府关注，期待有解决措施。”西洋集团项目负责人说道。本报记者致电辽宁境外投资处，对方表示此事仍在处理当中，未能透露更多细 节。
32张图全面解读朝鲜
朝鲜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国家，居民很难接 触到外界的消息，如果可能的话，外部世界可以稍微了解一些该国的情况，任何朝鲜发布的照片都是政府控制。不过，接下来你看到的图片是在这些限制下拍摄的， 你仍然可以从这些图片中获取一些关于朝鲜的生活信息。这些照片拍摄于过去半年内，有些拍摄于边境地区，其他的由朝鲜官方提供，还有一些由自由摄影师 Eric Lafforgue慷慨分享。
朝鲜年轻人举着彩色的背景板为2008年9月12日的朝鲜团体操表演充当背景图案。设计团体操表演是为了娱乐或庆祝节日，该表演着重强调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的努力。这个节目名为“繁荣的祖国”，是为了庆祝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时间为9月9日。
从南部警戒线内Yeolsoe天文台远望朝鲜境内的一个政治宣传村，距离韩国涟川郡（Yeoncheon）62公里（39英里）。摄于2008年8月27日。
一名朝鲜人沿着鸭绿江（YaluRiver）岸边划着小船，前方损毁的大桥曾经连接中国和朝鲜，该桥靠近青城郡（QingCheng）附近，位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以北大约50公里处。2008年9月12日。
一名朝鲜女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然而当你置身农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步行的军人，多于其他任何事物。”
从朝韩军事禁区的韩国首尔北部金浦市（Kimpo）一侧看到朝鲜境内的公寓楼房。2008年9月10日，星期三。
一艘载着朝鲜军人的船只沿着鸭绿江（YaluRiver）航行驶向朝鲜青城郡（QingCheng），位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以北大约50公里处。2008年9月12日。
一 名来自“鸭绿江游泳协会（YaluRiverSwimmingAssociation）”的游泳爱好者戴着泳镜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境内的鸭绿江里游泳，对 面是朝鲜新义州。在暖和的季节，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游泳爱好者跳进狭长的鸭绿江，这是中朝的分界线，很多人会游出500米到对岸休息一下，瞧一瞧祖 国的邻居再返回祖国。
一名朝鲜人从一座废弃工厂的建筑物上顺着梯子爬下来，该建筑在朝鲜青城（QingCheng）一侧，沿着鸭绿江河岸而建。2008年9约12日。
一名朝鲜女兵在树后面向外窥视，当时她在朝鲜青城附近的鸭绿江沿着河岸边界网巡逻。青城靠近中国边境城市丹东。2008年9月12日。
一组图片显示，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对面的朝鲜新义州，当一艘旅游船靠近的时候一名朝鲜士兵正在试枪，他与部署在鸭绿江河岸上的军队坐在一起。2008年9月13日。
摄 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朝鲜的高速公路很宽而且很少有车辆行驶，飞机都可以到那里降落。你甚至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路中间玩 耍。安全是高速公路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孩子和老人常常注意不到车辆，他们经常无视正在行驶的车辆随时横穿公路。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你只能看到部队的军 车，大多数停在路边，因为抛锚了。亦或看到隶属于朝鲜政府全新的奔驰汽车呼啸而过。
2008年9月11日，星期二。两名朝鲜士兵在朝鲜停战区板门店（villageofPanmunjom）哨所内监视另外一侧的韩国部队。非军事区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将朝鲜半岛分为两个国家。
2008年9月11日，青城郡（靠近中国丹东）附近的鸭绿江沿岸，三个朝鲜小女孩路过房前。当年8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各捐助国脱离政治因素，对朝鲜实施6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此帮助朝鲜避免从1990年以来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2008年9月12日，青城郡附近的鸭绿江沿岸，一位朝鲜妇女在屋前的河岸边洗衣服。
2008年9月12日，一位朝鲜军人驾驶摩托车沿着青城郡附近的鸭绿江沿岸行驶，摩托车后座载着一位背着孩子的妇女。
摄 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从羊角岛饭店（Yanggakdohotel）拍摄的平壤街景。你可以从网上找到那张著名的卫星 图片，该图片显示出朝鲜半岛的朝韩两国在夜晚有巨大的不同。朝鲜没有公共照明设施，民用照明也很落后，所以晚上几乎看不到灯光。因为能源危机一直困扰这座 城市，入夜后交通几乎停滞，夜生活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些纪念碑在节日期间会亮灯。从清晨6点到午夜的每个准点，平壤市内散布于各大街小巷的喇叭都会播放爱 国歌曲。尽管平壤很安全，但是根据规定，游客们完全禁止离开他们所住的酒店。”
平 壤的街景，前方远处正中央金字塔形状建筑是著名的柳京饭店（Ryugyonghotel），该建筑是一幢未完工的摩天大楼总高度为1083英尺（译者注： 高330米，共105层），1992年因为资金紧张被迫停工，成为平壤最著名的烂尾楼。（译者注：柳京饭店一直是平壤最显眼的地标建筑，2008年4月埃 及电信集团Orascom投资恢复兴建。）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周日，在平壤只有军队和政府的汽车允许上路，其他车 辆禁止通行，政府声称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污染。”
2008年9月8日。朝鲜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建国60周年庆祝大会，该照片由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在巨幅朝鲜国旗中间的人物是朝鲜国父和有“伟大领袖”之称的金日成肖像。右侧文字为“庆祝60岁生日”。朝鲜的国庆日期为2008年9月9日
2008年9月10日，朝鲜人民和军队在首都平壤参加了建国60周年的庆祝仪式。该照片由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这张照片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朝鲜女兵方队正步行进通过平壤金日成广场，与此同时民众们手持彩色花环组成了一个巨幅图案。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朝鲜陆军阅兵方队通过金日成广场。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朝鲜女兵和她们的高射炮阅兵方队通过平壤金日成广场。朝鲜建国60周年纪念日，新闻报道密切关注共产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并没有出席阅兵式，有传闻他可能生病了。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国庆阅兵式，阅兵方队通过平壤金日成广场。
朝鲜士兵们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的一次小型聚会。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说：“拍一张士兵带着笑脸的照片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朝鲜平壤举行的团体操表演中，观众席上一名军人与一名工作人员交谈。
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10万多人参加了在朝鲜平壤团体操表演。
2008年8月13日，星期三，在朝鲜平壤举行的超过10万人的大型团体操表演中，少女们在进行体操项目表演。
2008年9月12日，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在表演朝鲜团体操。
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说：“大型团体操《繁荣的祖国》在平壤体育场内演出，一束追光打在一名表演者身上。我猜这个节目的表演者甚至比观众还多，真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演出。”
朝 鲜人民不仅表演团体操，而且还表演团体舞。这是一名朝鲜年轻女性参加2008年4月15日的团体舞表演。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 （EricLafforgue）说：“超过10万名舞蹈演员站在巨大的广场上，观众也被邀请加入他们的行列。音乐是由现场乐队演奏，整个表演持续1个小 时，然后全场熄灯，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所有舞者全部离场，留下空空如也的广场，所有人伴着平壤漆黑的街道回家。”
2008年4月17日，万景台学校在少年宫（MangyongdaeSchoolchildren'spalace）进行文艺汇演，一名女学生在节目中演唱爱国歌曲。
2008年4月12日，在平壤的一栋住宅外面看到一名儿童。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Lafforgue）：“在这个周日的下午，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排练团体操，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因此建筑物和周围的街道都是空旷的···奇怪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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