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习近平带领七常委为雅安芦山地震遇难者默哀的消息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头条不久，近年来频繁发生暴力恐怖袭击和骚乱的新疆再传出噩耗。很快地，“新疆巴楚县15名警察、社区工作人员遭暴徒袭杀”的消息被纷纷置顶。但究竟是谁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袭击？谁是罪魁祸首？却出现了两个天壤之别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来自于新疆本地网络媒体天山网。据报道，此次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缘起于一次走访行动。4月23日13时30分，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3名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袭杀。此前被控人员也被杀害，暴徒点燃房屋焚烧。随后赶到的民警击毙继续暴力对抗的暴徒，控制现场事态。此次有预谋的暴力袭击已造成包括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在内的15人死亡。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6人，抓获8人。
该消息发出后，中国官方媒体采取了低调的应对之策。人民网将相关消息置于不显眼的位置，并采取了简单的报道；新华网时隔4小时才在要闻区予以关注；25日，此两大中共喉舌低调依旧，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也并未对此有任何提及。外交部发言人在24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华春莹称，新疆当前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有一少撮恐怖势力仍在千方百计试图干扰和破坏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他们的图谋将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此段表态并未在外交部网站当日的记者会文稿中出现。与此同时，虽然各大门户网站均在密切关注新疆此次恐怖袭击，却也并未对外交部此表态倾力关注。
比照而言，同样带有官方色彩的《环球时报》的关注热情明显高于前者。暴力恐怖袭击消息一经传出，该报首先在官方认证微博中传播，接着顺势将题为《中国社会也应有“反恐”这根弦》的当日社评推至头条，配稿第一条即为新疆23日发生的暴力恐怖案。25日，该报再发一篇社评进行补充。不过，总基调还是与当局保持一致，传递正能量的色彩明显。
逢灾难必传递正能量的做法，从标题《暴力事件撼动不了新疆稳定大局》中即可管窥一二。文章先以外交部的口气斥责了暴徒恶性，“恐怖分子的暴行严重违背新疆的广大民意，伤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就是一小撮中了邪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接着渲染中国之不可战胜的气氛，“中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时候，复兴之势强劲。分离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精神错乱的呓语，根本没有号召力。暴力恐怖行为在中国现实中没有大规模蔓延的思想和组织通道，形成不了气势上的唿应和串联。它们被各自孤立，无法撼动人心。”
最后，该报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坚决加强对暴力恐怖犯罪的打击态势，在这个问题上不留任何悬念。同时一定要释放新疆社会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对暴力恐怖主义的真实谴责和愤慨，在精神上彻底打垮少数恐怖分子。决不能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在‘圣战’，或仅仅是对抗国家和政权，他们必须清楚，他们就是在与新疆各族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为敌。”
经过一整天的酝酿，更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凤凰卫视借新疆新闻办公室主任侯汉敏之口带来暴徒最新消息，“反复观看境外恐怖分子视频，自制1.2米长砍刀”被提取出来予以强调。经过初步审讯，实施此次暴力恐怖袭击的团伙2013年年初就反复观看境外的暴恐的视频，并进行一些训练。
与此同时，该团伙还自己制作大的砍刀，此次暴力恐怖袭击所用砍刀长达1.2米，即是为了准备做“圣战”。这回暴徒也是在一次聚集被发现了，所以就实施了这次暴力恐怖活动。而且，暴徒大多来自同一个大家族。此外，还有“派出所长打光子弹后被烧死”等细节，也很快传播开来。
涉及新疆、西藏等敏感问题，大陆媒体多采取保守做法，即跟着官方媒体的步调走。西方媒体以及港媒则透露出夸大事态的反应。《纽约时报》直言，“与新疆发生的许多此类事件一样，尽管距离其发生已经一整天，但周二冲突的细节仍不甚清楚，官方说法中有一些难以置信的成分。”BBC则披露了与官方说法完全不同的版本，证据来源于世界维吾尔族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
中国政府把这起事件定性为“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但迪力夏提给出的说法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定性，其实是推卸自己对新疆维吾尔族暴力镇压的责任。”该发言人也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恐怖袭击现场。“中国当局在做清查时粗暴闯入维吾尔人的家中，在清查过程中引发冲突。期间，一名公安人员开枪打死一名维族青年。随后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之后，中国武装人员赶到现场，进行镇压，造成人员伤亡，包括无辜的维吾尔社区工作人员。”迪力夏提说，有关具体的死亡数字，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先开枪才导致死亡及冲突的。”
鉴于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的性质和迪力夏提的特殊身份，所以此版本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更何况，此版本的散播媒体均为西方媒体，同样质疑的声音在新疆“7•5”事件中亦有出现。而这样的西方腔调，在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文特瑞尔的表态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一方面站好队列，“美国鼓励中国官员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新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并唿吁中国政府对这起事件进行彻底、透明和可靠的调查”；另一方面也重提旧事，唿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因职业关系获刑的新疆记者。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各种与官方口径不一的说法通过各种“小道”途径传出，复又使得暴力袭击疑云更甚。有网友通过Twitter爆料称，除了造成总计21人死亡的暴力袭击外，新疆巴楚县色力布亚派出所同一天也遭受了严重攻击，伤亡报告暂无。当地政府已经下发通知，要求乡镇干部留守单位，并建议汉族干部尽量别出门。此外另有消息称，表面上相安无事的新疆，其实在中国两会期间已经发生多起暴力袭击事件。其中包括库尔勒汉人被斩惨剧、和田公安局派出所被投掷汽油弹焚烧等。不过，诸如此类的消息还未被官方证实，具体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核实。
抛开版本问题，当前最为关键还是新疆的“反恐”事宜。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和互联网民主的不断扩展，新疆的民族问题将成为三股势力和三种力量更容易利用的渠道。如何打击海外的民族分裂主义通过网络发动种族分离和叛乱活动、制定符合民族化的网络传播宣传策略，是中国民族宗教相关机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来源：多维
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媒体札记：红十字会公信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宣布重查郭美美之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获得的舆论待遇也没比“一片‘滚’字”好多少。不屑一顾的批评者们，懒得理会这个社监委与中国红十字会在理论上的独立关系，继续表达着自己对官办慈善事业的“打死不信”。
先是在微博上出言怒斥。@陈宗鹤先生奚落：“真是闹腾，红十字会公信力丢失居然去复查郭美美。你儿子考试不及格，怎么不去查马化腾？你老婆信用卡刷爆怎么不去查马云？难道你贪污被抓，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捐款太多，你们花不光造成的么？这么说，我还想去查李大钊了！”
“有人事隔这么久，突然后悔当初放过郭美美了。别说重新调查了，红会就算真的‘杀’了郭美美，我也不会捐款给他们，除非中国红会、国际红会两个红会接轨成一个国际红会”——@赵何娟决绝起誓，不过，最狠的还是她附上的标签：“你杀了嫖客、小姐也都没法证明你不是个窑子啊！”
@光远看经济今晨亦已加入阵营：“红会，别太无耻了，你们真以为是郭美美毁了你们？这就是你们反思的结果？别入戏太深了，看看戏台下面，还有几个观众？”
事实证明，在“要不要再相信一次”的这场测验面前，社监委成员白岩松、俞可平、袁岳等人的信誉，远不足以扛起在民间舆论场上声名狼藉的中国红十字会。
@21CN聚投诉——这个隶属于21CN网的微博账号——早在前天午前就一一列出16位社监委委员的名字，并质问发言人@王永：“1.既然需重启调查，何以你们昨晚还断定‘郭美美事件中没有蛀虫’？2.16委员几人认同‘没蛀虫’？3.贵委主任委员是哪几位？是红会确定的吗？有何权限？4.你们是被红会聘请的，下来不由红会决定产生的委员何时出现？”
根据中国青年报今天发布的的舆情观察，七成网民期待“晒账”胜过“查人”》：“‘重查郭美美案’的新闻面世不足15个小时，转载量已近620条，并登上百度新闻门户首页。微博平台上的讨论更加火热，主题微博达2.7万条。在新浪微博，‘重查郭美美案’一度进入当日十大热门话题榜。但正如近年来多数红会新闻一样，红会社监委拟重查郭美美案，也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尴尬。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1000条网民意见显示，尽管关注者众，但仅有27.8%的网民对此表示赞赏，逾七成（72.2%）网民持不认同态度。”
根据文中分析，更多网民（39.6%）不买账的理由，则是怀疑“重查郭美美案”只是红会试图将当前募款难的境地，归咎于郭美美。新联合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分析被这家报纸形容为一语中的：“郭美美案只是一个导火线，最主要的是，官方公益组织体制导致的透明性不足、对外响应缓慢，在互联网面前，难以满足公众的‘苛刻’要求。重查郭美美可以看作一个公关事件，但很难根本性地扭转局势。”
“不买账”阵营中的主将当然非@落魄书生周筱赟莫属。这位揭发官办慈善组织黑幕而成名的时事评论员，紧盯着@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一言一行：“上午刚官微发布要调查郭美美，中午马上就说还未经半数以上委员投票通过，这样出尔反尔是啥意思？这个官微到底是真的是代表社会监督委员会，还是只有某一个人在控制？@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除了帮红会澄清以外，做过什么监督红会的行动吗？红会那么多废话干吗，敢让老百姓随便查账吗？”
所谓“出尔反尔”，是指这个代表社监委的官方账号昨天上午曾转发《红会社监委下月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之媒体报道，宣布“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但在午后时分，又以“致谢与声明”的名义声称：“社监委委员@刘姝威、黄伟民、@王永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消息得到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和网友也希望参加，特此致谢。按照社监委章程，该提议须由半数以上委员通过方能启动，进一步的消息将随时发布。”
不过，稍顷，新华社已发布《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正式电稿：“‘在芦山地震的抗灾救援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中国红会作了大量工作，但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很多公众仍然将郭美美事件作为红会贪污腐败、挪用款物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对救灾、救助、救护等工作的展开非常不利。’王永说，郭美美和红会到底有无关系，既不能只听网友的一面之词，也不能由红会说了算。社会监督委员会要重新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将是独立的，没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参与。’王永说，调查将由社会监督委员会牵头，邀请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也将通过媒体征集有代表性和公信力的公众代表一同参与调查，调查过程和结果都将全部向社会公开。”
其实，王永“号召大家从网上推举代表”的表态，在昨天的北京青年报上就已呈现，并且，按照报道中他的说法，对于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之事：“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已经建议过很多次了，红会一直有些顾虑，因为调查郭美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考虑到之前国家纪委部门、监察部门、民政部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调查工作已经结束，结果已经正式向社会发布，‘我们再调查是不是对这些部门存在不信任？还是要推翻他们的结论？’”
“但是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们已经达成一致，有结论了但是公众并不认同，‘因为当时介入调查的都是政府机构，太官方了’”——王永对舆情反叛有原因分析，也有扭转信心：“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向社会发布后，我相信会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
24小时之后，王永还有信心吗？昨天凌晨，他通过个人微博发布“午夜心语”：“从地震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到现在，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而且还必须面对源源不断的负能量，这得是多么坚强的人才能扛得住呀！红会的同志不容易！以前我不大相信有水军，这次算是眼见为实了”；昨晚22时许，又贴出微博跟帖里同一个ID反复发布的“滚滚滚”，向他心目中的“水军”苦笑一声；然后，就是向@环球时报评论的支持表示谢意。
环球时报今天为王永提供了完整描述感受的版面：“24日，一则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新闻将我推上风口浪尖。作为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我曾经三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这次终于有望提上议事日程。目前，网上对此事褒贬不一，我本人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我认为，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或许不足以重塑中国红会的公信力，但只要郭美美的事情一天不说清楚，红会就一天无法让自己恢复公信力。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多次提出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原因。”
显然，王永看到了对自身角色的指责，所以要借此辩白：“网上也有人骂社监委，说怎么看起来社监委像是专门为红会辟谣的，却忘记了自己监督红会的责任。实际上，自芦山地震发生以来，社监委收到50多条举报，绝大多数被证明是谣传，没有调查价值。比如‘台湾红会称进入灾区需要500万元人民币买路钱’……‘红会工作人员买1万块钱的东西，要求开5万发票’……“购买路虎车队”……更可笑的是，还有人认为中国红会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害得国际红会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当然，我们非常清楚，社监委的主要工作是监督而非辟谣。24日下午，在中国红会紧急救灾物资的采购协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中央采购办的有关负责人，就采购事宜达成一致，要求社监委委员及社会招聘的监督员一起参与此次招标的专家遴选和评标，以及救灾物资生产、运输及最终的发放环节。这样的透明公开，在中央采购史上是第一次。”
文末，这位全国青联委员、顺风车（拼车）发起人是要向那些在微博论坛上不停给他送上“滚”字的人们说说自己的灾区实地感受：“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网上红会面临一片骂声，而在救灾现场，人们最信任的还是红会。志愿者和灾民一看到红会的标志，就好像找到了组织，很多志愿者主动跑到红会的工作地点，要求接受志愿任务。截至24日，红会募集的捐款已超过2.7亿元，在国内慈善机构中名列前茅。事实表明，红会仍然得到民众信赖。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希望红会倒掉，如果中国红会真的倒下，那将是每个人的损失。”
数据的确是这样。虽然在震后起初两天，壹基金所获捐款额远超红会，并就此成为憎恶官办慈善机构者津津乐道之事，《得民心者得善款》的评论昨天仍在流传，不过，在工作日到来之后，依靠占据中国统治地位的体制动员，最终流向红会的善款总额已经迅速反超，王永口中的“名列前茅”还算是谦虚了。正如宋石男在其南方都市报专栏中所言：“红十字会丧失的只是民信力，而非‘公’信力”。
都市时报昨日社论《雅安地震是官办慈善知耻而后勇的机会》，即描述了“随着更多的民众、企业，尤其是国企加入到捐款的队伍，中国红十字会的难堪状况得到大大缓解”的这一幕：“果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固然红会早已信誉扫地，固然网友们纷纷对红会的赈灾信息发出‘滚’的最强音，但并不妨碍红会在度过震发初期的低潮之后，掀起一场后来居上的绝地反击。逾亿的捐赠，证明红会仍然是中国当仁不让的首席公益慈善组织。”
当然，在异议者看来，这也并没什么稀奇，甚至更加令人痛恨红会。当各地党报刊载着干部群众为雅安捐款的画面时，互联网上则涌动着对强行摊派慈善任务的指控，腾讯大家专栏昨日所刊《善举的真相——中国式“逼捐”》，作者@章文的文章就是引述了网络抱怨：“昨天一个学生在微博上吐槽：我们学校要求各班为雅安人民捐款，可是中职学校学生经济也不宽裕，有的学生每月的生活费都是问题，怎么可能还捐款呢？”
评论“重查郭美美”之时，@刘胜军改革昨天上午曾经认为“红会此举，并非幡然悔悟，而是因为自身面临捐款断流的‘收入危机’”，不过此后，他也明白，从数额上来讲，红会所能收到的捐款远未“断流”，只是，他也要明知故问：“谁捐的？好奇怪耶！”
网易来告诉你。今晨首页推荐新京报对本地募捐行为的揭发，标题为“幼儿园变相强制儿童为灾区捐款：捐红色的钱”：“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这是前日在丰台区南四环某幼儿园门口发生的一幕。而在丰台区另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而在杭州，青年时报头条评论已然直言《能否取消组织学生捐款？》，并获新浪推荐。
网络舆论中，拒绝捐款者通常都会强调自己的纳税人身份，搜狐微博昨天所公布舆情调查数据中，除了68%的投票者宣称“不会把钱捐给郭美美们去买奢侈品”外，几乎同样多的声音在高喊“我们已经纳过税，政府有义务救灾”。
今天，这家门户网站又在首页将“逼捐”形容为“中国式烦恼”，配上“强制捐款就像强奸一样”的网友评论。“直接从工资明抢？”——编者按写道：“越来越多的人反映单位和学校以‘抗震救灾’的名义来逼捐。所谓中国式‘逼捐’，重点在‘逼’，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是要‘捐’的，不捐不行。更可恶的是，这是打着‘爱心’旗号的‘逼捐’，站在道德高地上，对被逼捐者进行道德施压和绑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捐款等于爱心，不捐款等于没爱心。这是用虚伪道德来强奸爱心，并以此牟利的可耻行为。也许你被逼无奈还是得捐，但在更多的单位搞逼捐之前，先提出反对的声音总是好的。”
根据新华社昨晚访谈稿，截至昨日下午17时，全国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2.7亿，其中总会接收款物7996万元。在由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再次承诺“保证捐赠款物使用的公开透明”后，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网上的质疑和批评？如何重塑红会形象？”，副会长王海京答：“我们没有更多的别的办法，只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包括救灾备灾的专业化水准和公开透明建设，将红会的工作装在玻璃盒里，一举一动都能让公众看到。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并且，虽然按照中国相关规定，慈善组织可在捐款中提取不超过10%管理费，但这家官办慈善机构昨天公开宣布：“针对芦山地震的捐赠款物，将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红会不从中提取管理费，只是按照节俭原则从捐款中据实列支开展救助工作所产生的实施成本。“
今晨京华时报正是以此作为对红会言行的报道主体，并以头条评论表达期许——《重查郭美美挽回民众信任》：“新一轮调查的一个看点就在于更多地引入公众参与……且不论调查结果究竟如何，这种开放式的调查方式，无疑更有公信力，更能说服人”。
当然，结语之时，特约评论员陆文江也不会忘记互联网上的“政治正确”：“郭美美事件固然需要查个一清二楚，不能成为悬案，但对红会来说，更需以调查为契机，全面反思自身运行管理中的不足，大刀阔斧地进行慈善改革，在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等方面有脱胎换骨式的进步，进而重塑现代化、透明化的慈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公信力阴影，重获广泛的社会信任。”
同在京城，新京报与京华时报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多了一点疑虑，这或许也正是其社论《再查“郭美美”能否重塑红会公信》能够获得腾讯新浪凤凰共同重点推荐的原因：“‘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或许并不复杂，但教训足够深刻。要想重塑公信，根本之道不是想办法和郭美美‘切割’，而是对目前红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很多涉及红会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红会一些分支机构。但在治理结构上，红会总会和分会是‘两张皮’，财务、人事、业务等是分开管理。如何在制度上理顺，是难点所在。红会监督委员会在这些方面多发力，或许比再查‘郭美美事件’更有价值。”
固然也承认“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语境之下，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或许是一个契机”，但这篇社论更想讲的是“从制度上对症下药”：“‘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念念不忘，根源还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红会的深层次问题——封闭运行、信息公开严重滞后，加之体制、机制不顺等，众多红会‘内部人’、地方分支机构肆意透支公益事业声誉。几乎每一次‘质疑’、‘辟谣’的过程，都会导致一次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这一连串危机中的标志性事件罢了。”
南方都市报以社论宣布《若想重塑红会公信力，去行政化或为必由之路》：“按照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发言人王永的看法，了解、关注郭美美与红会信任危机的人，很多都明白郭美美与红会其实并无关联，只是红会自身的调查报告缺乏公信力，无法做到自证清白。这样的观点若从微观上讲，也许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将郭美美看成是公众误解红会的一个由头，那一定是大错特错。因为郭美美炫富所引发的，并不仅仅是公众对于红会与其的关系的不满，而是长期以来公众对于红会运作封闭混乱的极端不满。”
“公众的偏见不是无缘无故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更重要的是，红会目前所启动的改革与公众的期待还存在相当距离”——这家广东媒体直接以赵白鸽上任后的红会改革为剖析对象，批评其“重技术而轻结构”：“何谓重技术？实际上就是在信息公开、舆论应对方面有进步，懂得如何去调动舆论。何谓轻结构？是指红会在确定自身与政府的关系时，没有选择远离行政地位，以确保自身的独立性，而是坚定地靠向了政府，将自己定位为‘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
所以，尽管也承认“将业已标签化的‘郭美美’与红会实现彻底切割，客观上对于恢复红会的形象将有一定帮助”，但南方都市报对这番重查前景充满悲观：“问题的核心显然不在于一个炫富女孩是否存在，而在于红会在定位上对行政地位的恋恋不舍。这势必造成了红会在先天上就存在‘独立性不足’的缺陷，而一个不够独立的组织想要重新赢得公众的公信力，注定只是一个乌托邦。”
潇湘晨报社评《郭美美事件远非红会公信力的死结》除了将红会比作国产奶粉外，还对“社监委的超脱”不肯放心：“既然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建议很久之前就已经提出，并且是多次提出，为什么直到在此次地震中再次撞上南墙，这些建议才成为现实？到底需要谁的批准，如果宣称自己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的社监委，还需要唯被监督者的马首是瞻，那么这种第三方独立性就是一句空谈。因为遭到质疑，所以要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如果不调查，红会的声誉就很难恢复。这样的表述，似乎将重查郭美美事件当作了换取红会名声的一个砝码。如前所讲，这是还账，不是交换的筹码。何况，以恢复声誉为目标的调查，能够调查出所谓的真相吗？”
草根网民之外，尤其需要@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谦恭地说一声“谢谢提醒”的，自然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微评。《调查郭美美别剑走偏锋》昨晚发布：“郭美美就像红会信任危机的滑铁卢，固然应该刨根问底，但是仅止于此，却有剑走偏锋、避重就轻之嫌。说到底，郭美美只是一面镜子，要看到它所折射出来的管理症结，在信息公开、透明管理上下功夫，才能重塑公信。”
同样顺应微博世界潮流的还有@央视评论员，昨晚贴出“郭美美事件”关系图，与@央视网新闻、@网络新闻联播这两个兄弟账号齐声质问，“难道都是郭美美的错？”：“红十字会的声誉危机，难道只是因为郭美美吗？为什么只有在‘捐你妹’出现之后，红十字会才想起来再次把‘郭美美’推到社会监督的审判席上，试图通过与郭美美进行强烈切割，来摆脱自己的声誉危机？”
再加上重庆时报《重查“美美”能否为红会救赎？》、钱江晚报《重查郭美美，不足以挽回信誉》、新闻晨报《“郭美美”是道坎，红会还需向前看》、广州日报《重查郭美美能否“救赎”红会》、青年时报《重启郭美美调查不过是女人祸水逻辑》……总之，从中央喉舌到都市报，再到微博意见领袖，林林总总，皆言“中国红会要迈过‘郭美美’这道坎，关键不在于调查事件、重复或颠覆既往结论。更重要的是，大力进行机构变革，调整运作机制，以公开透明、迅速高效的形象挽回人心”；“放倒中红会贞洁招牌的，不是郭美美，而是长期缺乏有效监管、附着在慈善事业身上的权力之手，欲望之手。”
压倒性的质问声中，倒是东方早报今天由前方记者发布了一篇《芦山赈灾五日：中国红会在骂声中与“草根慈善”赛跑》。提要中，是中国红会宣传处处长陶艺军在强调“红十字总会不会太纠缠于谩骂，而是努力将救灾工作做好”：“公众对于红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是否公开透明和是否存在腐败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红会的工作流程。”
或许陶处长说的也没错。凤凰网今晨已有首页专题《红十字会之谜》：“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庞大，业务模式不透明，运作十分神秘，要想搞清楚红十字会的运作脉络，几乎不可能。也许，正是这种‘神秘’的存在方式，助推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
而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说法，“红不能去官方化，级别高点更好发挥作用”。这个被腾讯网易推荐在首页，来自潇湘晨报：“王平认为，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红会有权发起募捐，有权处分其接受的救助物资，但有的政府部门提出将款物交出，红会不愿意交，但‘基层红会很弱，很难办’。王平认为，红十字会是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但红十字会在中央层面协商得好，到了基层就没那么好了。’此次地震，王平想见到雅安市党政负责人都很难。根据现行的组织结构，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类似一个介于政府与GO之间的组织。王平说，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人人皆斥红会症结就在于“官化”、“行政化”，红会官员却说还想“级别更高”，此言一说，当然迅速在微博论坛上招致“死不悔改”、“变本加厉”的痛骂。不过，其实在这篇报道中，也有另一位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民间舆论场上的意见领袖，愿意为红会说句好话：“邓飞认为，此次地震，企业、个人选择通过民间公益组织捐款较多，尤其是壹基金，其在运作中的公开、透明和专业能力值得钦佩。但红十字会也在努力弥合公众信任。邓飞说，在天全、宝兴等地，救灾帐篷几乎都是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提供的，效率也很高。”
其实，不仅邓飞，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早在4月20日当晚即在微博中“请大家对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支持”，还有被称作“最著名批评者”的李承鹏，也曾对赵白鸽的帮助表示感谢，今晨更新《一线报告》时，又声明“虽然我痛恨中国红十字的糟糕管理，但它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却在尽力为灾区作贡献”。
作为@李承鹏的好友，@五岳散人虽也曾在昨天下午嘲讽过“拿郭美美人头祭旗”，但他深夜时分，还是重写感言：“我不希望红十字会倒下，除了这个想法目前不现实之外，现在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填补其留下来的真空。没有一个组织能够象红十字会一样掌控着如此多的资源，以及有着如此完善、深入的组织形态。哪怕从现在开始全部放开慈善公益领域，十年之内都不会有同等量级的机构出现。”
但是，作为李承鹏前方救灾的后盾，@肉唐僧更加决绝。这位凭借个人信誉开创中国民间慈善新形式的专栏作家，昨夜置顶“《送饭党人文集》之——从雅安到安卓》，不改毒舌本色：抓个正科顶缸也好，抓个副处顶缸也好，你改不了狗吃屎的本性；你换个赵白鸽也罢换个赵黑鸭也罢，你不去掉官办性质，换赵匡胤也没用……红十字会这条死狗要继续打。其核心在于：要让全社会的人都明白，官方无权办慈善。”
既然对手如此心狠手辣，也就怪不得左派意见领袖要绝地反击。此前，他们就曾经发起“壹基金与共济会有染”等指控，现在，发现“重查郭美美”依然引来骂声一片，@司马南、@司马平邦、@传媒人苏见等均转发@大众老虎之论：“郭美美舆论事件中的公知水军操作手法和在动车事件中的公知水军高度相似……他们是网络上的黑社会，掌握了网络主导权，受资本控制，为资本服务。越来越感觉郭美美事件是个局，与动车事件一样；提醒大家注意：以前和现在都在用郭美美来打击红十字会的这些人，对于重新审查郭美美事件，竟持反对态度。而且这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么看，评论里不少看起来跟红十字不共戴天的人都反对重查郭美美。这些人需要的不是真相，而且他们才最怕真相。”
宣布重查郭美美之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获得的舆论待遇也没比“一片‘滚’字”好多少。不屑一顾的批评者们，懒得理会这个社监委与中国红十字会在理论上的独立关系，继续表达着自己对官办慈善事业的“打死不信”。
先是在微博上出言怒斥。@陈宗鹤先生奚落：“真是闹腾，红十字会公信力丢失居然去复查郭美美。你儿子考试不及格，怎么不去查马化腾？你老婆信用卡刷爆怎么不去查马云？难道你贪污被抓，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捐款太多，你们花不光造成的么？这么说，我还想去查李大钊了！”
“有人事隔这么久，突然后悔当初放过郭美美了。别说重新调查了，红会就算真的‘杀’了郭美美，我也不会捐款给他们，除非中国红会、国际红会两个红会接轨成一个国际红会”——@赵何娟决绝起誓，不过，最狠的还是她附上的标签：“你杀了嫖客、小姐也都没法证明你不是个窑子啊！”
@光远看经济今晨亦已加入阵营：“红会，别太无耻了，你们真以为是郭美美毁了你们？这就是你们反思的结果？别入戏太深了，看看戏台下面，还有几个观众？”
事实证明，在“要不要再相信一次”的这场测验面前，社监委成员白岩松、俞可平、袁岳等人的信誉，远不足以扛起在民间舆论场上声名狼藉的中国红十字会。
@21CN聚投诉——这个隶属于21CN网的微博账号——早在前天午前就一一列出16位社监委委员的名字，并质问发言人@王永：“1.既然需重启调查，何以你们昨晚还断定‘郭美美事件中没有蛀虫’？2.16委员几人认同‘没蛀虫’？3.贵委主任委员是哪几位？是红会确定的吗？有何权限？4.你们是被红会聘请的，下来不由红会决定产生的委员何时出现？”
根据中国青年报今天发布的的舆情观察，七成网民期待“晒账”胜过“查人”》：“‘重查郭美美案’的新闻面世不足15个小时，转载量已近620条，并登上百度新闻门户首页。微博平台上的讨论更加火热，主题微博达2.7万条。在新浪微博，‘重查郭美美案’一度进入当日十大热门话题榜。但正如近年来多数红会新闻一样，红会社监委拟重查郭美美案，也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尴尬。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1000条网民意见显示，尽管关注者众，但仅有27.8%的网民对此表示赞赏，逾七成（72.2%）网民持不认同态度。”
根据文中分析，更多网民（39.6%）不买账的理由，则是怀疑“重查郭美美案”只是红会试图将当前募款难的境地，归咎于郭美美。新联合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分析被这家报纸形容为一语中的：“郭美美案只是一个导火线，最主要的是，官方公益组织体制导致的透明性不足、对外响应缓慢，在互联网面前，难以满足公众的‘苛刻’要求。重查郭美美可以看作一个公关事件，但很难根本性地扭转局势。”
“不买账”阵营中的主将当然非@落魄书生周筱赟莫属。这位揭发官办慈善组织黑幕而成名的时事评论员，紧盯着@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一言一行：“上午刚官微发布要调查郭美美，中午马上就说还未经半数以上委员投票通过，这样出尔反尔是啥意思？这个官微到底是真的是代表社会监督委员会，还是只有某一个人在控制？@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除了帮红会澄清以外，做过什么监督红会的行动吗？红会那么多废话干吗，敢让老百姓随便查账吗？”
所谓“出尔反尔”，是指这个代表社监委的官方账号昨天上午曾转发《红会社监委下月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之媒体报道，宣布“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但在午后时分，又以“致谢与声明”的名义声称：“社监委委员@刘姝威、黄伟民、@王永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消息得到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和网友也希望参加，特此致谢。按照社监委章程，该提议须由半数以上委员通过方能启动，进一步的消息将随时发布。”
不过，稍顷，新华社已发布《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正式电稿：“‘在芦山地震的抗灾救援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中国红会作了大量工作，但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很多公众仍然将郭美美事件作为红会贪污腐败、挪用款物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对救灾、救助、救护等工作的展开非常不利。’王永说，郭美美和红会到底有无关系，既不能只听网友的一面之词，也不能由红会说了算。社会监督委员会要重新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将是独立的，没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参与。’王永说，调查将由社会监督委员会牵头，邀请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也将通过媒体征集有代表性和公信力的公众代表一同参与调查，调查过程和结果都将全部向社会公开。”
其实，王永“号召大家从网上推举代表”的表态，在昨天的北京青年报上就已呈现，并且，按照报道中他的说法，对于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之事：“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已经建议过很多次了，红会一直有些顾虑，因为调查郭美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考虑到之前国家纪委部门、监察部门、民政部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调查工作已经结束，结果已经正式向社会发布，‘我们再调查是不是对这些部门存在不信任？还是要推翻他们的结论？’”
“但是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们已经达成一致，有结论了但是公众并不认同，‘因为当时介入调查的都是政府机构，太官方了’”——王永对舆情反叛有原因分析，也有扭转信心：“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向社会发布后，我相信会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
24小时之后，王永还有信心吗？昨天凌晨，他通过个人微博发布“午夜心语”：“从地震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到现在，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而且还必须面对源源不断的负能量，这得是多么坚强的人才能扛得住呀！红会的同志不容易！以前我不大相信有水军，这次算是眼见为实了”；昨晚22时许，又贴出微博跟帖里同一个ID反复发布的“滚滚滚”，向他心目中的“水军”苦笑一声；然后，就是向@环球时报评论的支持表示谢意。
环球时报今天为王永提供了完整描述感受的版面：“24日，一则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新闻将我推上风口浪尖。作为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我曾经三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这次终于有望提上议事日程。目前，网上对此事褒贬不一，我本人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我认为，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或许不足以重塑中国红会的公信力，但只要郭美美的事情一天不说清楚，红会就一天无法让自己恢复公信力。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多次提出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原因。”
显然，王永看到了对自身角色的指责，所以要借此辩白：“网上也有人骂社监委，说怎么看起来社监委像是专门为红会辟谣的，却忘记了自己监督红会的责任。实际上，自芦山地震发生以来，社监委收到50多条举报，绝大多数被证明是谣传，没有调查价值。比如‘台湾红会称进入灾区需要500万元人民币买路钱’……‘红会工作人员买1万块钱的东西，要求开5万发票’……“购买路虎车队”……更可笑的是，还有人认为中国红会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害得国际红会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当然，我们非常清楚，社监委的主要工作是监督而非辟谣。24日下午，在中国红会紧急救灾物资的采购协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中央采购办的有关负责人，就采购事宜达成一致，要求社监委委员及社会招聘的监督员一起参与此次招标的专家遴选和评标，以及救灾物资生产、运输及最终的发放环节。这样的透明公开，在中央采购史上是第一次。”
文末，这位全国青联委员、顺风车（拼车）发起人是要向那些在微博论坛上不停给他送上“滚”字的人们说说自己的灾区实地感受：“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网上红会面临一片骂声，而在救灾现场，人们最信任的还是红会。志愿者和灾民一看到红会的标志，就好像找到了组织，很多志愿者主动跑到红会的工作地点，要求接受志愿任务。截至24日，红会募集的捐款已超过2.7亿元，在国内慈善机构中名列前茅。事实表明，红会仍然得到民众信赖。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希望红会倒掉，如果中国红会真的倒下，那将是每个人的损失。”
数据的确是这样。虽然在震后起初两天，壹基金所获捐款额远超红会，并就此成为憎恶官办慈善机构者津津乐道之事，《得民心者得善款》的评论昨天仍在流传，不过，在工作日到来之后，依靠占据中国统治地位的体制动员，最终流向红会的善款总额已经迅速反超，王永口中的“名列前茅”还算是谦虚了。正如宋石男在其南方都市报专栏中所言：“红十字会丧失的只是民信力，而非‘公’信力”。
都市时报昨日社论《雅安地震是官办慈善知耻而后勇的机会》，即描述了“随着更多的民众、企业，尤其是国企加入到捐款的队伍，中国红十字会的难堪状况得到大大缓解”的这一幕：“果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固然红会早已信誉扫地，固然网友们纷纷对红会的赈灾信息发出‘滚’的最强音，但并不妨碍红会在度过震发初期的低潮之后，掀起一场后来居上的绝地反击。逾亿的捐赠，证明红会仍然是中国当仁不让的首席公益慈善组织。”
当然，在异议者看来，这也并没什么稀奇，甚至更加令人痛恨红会。当各地党报刊载着干部群众为雅安捐款的画面时，互联网上则涌动着对强行摊派慈善任务的指控，腾讯大家专栏昨日所刊《善举的真相——中国式“逼捐”》，作者@章文的文章就是引述了网络抱怨：“昨天一个学生在微博上吐槽：我们学校要求各班为雅安人民捐款，可是中职学校学生经济也不宽裕，有的学生每月的生活费都是问题，怎么可能还捐款呢？”
评论“重查郭美美”之时，@刘胜军改革昨天上午曾经认为“红会此举，并非幡然悔悟，而是因为自身面临捐款断流的‘收入危机’”，不过此后，他也明白，从数额上来讲，红会所能收到的捐款远未“断流”，只是，他也要明知故问：“谁捐的？好奇怪耶！”
网易来告诉你。今晨首页推荐新京报对本地募捐行为的揭发，标题为“幼儿园变相强制儿童为灾区捐款：捐红色的钱”：“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这是前日在丰台区南四环某幼儿园门口发生的一幕。而在丰台区另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而在杭州，青年时报头条评论已然直言《能否取消组织学生捐款？》，并获新浪推荐。
网络舆论中，拒绝捐款者通常都会强调自己的纳税人身份，搜狐微博昨天所公布舆情调查数据中，除了68%的投票者宣称“不会把钱捐给郭美美们去买奢侈品”外，几乎同样多的声音在高喊“我们已经纳过税，政府有义务救灾”。
今天，这家门户网站又在首页将“逼捐”形容为“中国式烦恼”，配上“强制捐款就像强奸一样”的网友评论。“直接从工资明抢？”——编者按写道：“越来越多的人反映单位和学校以‘抗震救灾’的名义来逼捐。所谓中国式‘逼捐’，重点在‘逼’，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是要‘捐’的，不捐不行。更可恶的是，这是打着‘爱心’旗号的‘逼捐’，站在道德高地上，对被逼捐者进行道德施压和绑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捐款等于爱心，不捐款等于没爱心。这是用虚伪道德来强奸爱心，并以此牟利的可耻行为。也许你被逼无奈还是得捐，但在更多的单位搞逼捐之前，先提出反对的声音总是好的。”
根据新华社昨晚访谈稿，截至昨日下午17时，全国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2.7亿，其中总会接收款物7996万元。在由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再次承诺“保证捐赠款物使用的公开透明”后，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网上的质疑和批评？如何重塑红会形象？”，副会长王海京答：“我们没有更多的别的办法，只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包括救灾备灾的专业化水准和公开透明建设，将红会的工作装在玻璃盒里，一举一动都能让公众看到。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并且，虽然按照中国相关规定，慈善组织可在捐款中提取不超过10%管理费，但这家官办慈善机构昨天公开宣布：“针对芦山地震的捐赠款物，将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红会不从中提取管理费，只是按照节俭原则从捐款中据实列支开展救助工作所产生的实施成本。“
今晨京华时报正是以此作为对红会言行的报道主体，并以头条评论表达期许——《重查郭美美挽回民众信任》：“新一轮调查的一个看点就在于更多地引入公众参与……且不论调查结果究竟如何，这种开放式的调查方式，无疑更有公信力，更能说服人”。
当然，结语之时，特约评论员陆文江也不会忘记互联网上的“政治正确”：“郭美美事件固然需要查个一清二楚，不能成为悬案，但对红会来说，更需以调查为契机，全面反思自身运行管理中的不足，大刀阔斧地进行慈善改革，在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等方面有脱胎换骨式的进步，进而重塑现代化、透明化的慈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公信力阴影，重获广泛的社会信任。”
同在京城，新京报与京华时报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多了一点疑虑，这或许也正是其社论《再查“郭美美”能否重塑红会公信》能够获得腾讯新浪凤凰共同重点推荐的原因：“‘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或许并不复杂，但教训足够深刻。要想重塑公信，根本之道不是想办法和郭美美‘切割’，而是对目前红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很多涉及红会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红会一些分支机构。但在治理结构上，红会总会和分会是‘两张皮’，财务、人事、业务等是分开管理。如何在制度上理顺，是难点所在。红会监督委员会在这些方面多发力，或许比再查‘郭美美事件’更有价值。”
固然也承认“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语境之下，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或许是一个契机”，但这篇社论更想讲的是“从制度上对症下药”：“‘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念念不忘，根源还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红会的深层次问题——封闭运行、信息公开严重滞后，加之体制、机制不顺等，众多红会‘内部人’、地方分支机构肆意透支公益事业声誉。几乎每一次‘质疑’、‘辟谣’的过程，都会导致一次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这一连串危机中的标志性事件罢了。”
南方都市报以社论宣布《若想重塑红会公信力，去行政化或为必由之路》：“按照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发言人王永的看法，了解、关注郭美美与红会信任危机的人，很多都明白郭美美与红会其实并无关联，只是红会自身的调查报告缺乏公信力，无法做到自证清白。这样的观点若从微观上讲，也许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将郭美美看成是公众误解红会的一个由头，那一定是大错特错。因为郭美美炫富所引发的，并不仅仅是公众对于红会与其的关系的不满，而是长期以来公众对于红会运作封闭混乱的极端不满。”
“公众的偏见不是无缘无故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更重要的是，红会目前所启动的改革与公众的期待还存在相当距离”——这家广东媒体直接以赵白鸽上任后的红会改革为剖析对象，批评其“重技术而轻结构”：“何谓重技术？实际上就是在信息公开、舆论应对方面有进步，懂得如何去调动舆论。何谓轻结构？是指红会在确定自身与政府的关系时，没有选择远离行政地位，以确保自身的独立性，而是坚定地靠向了政府，将自己定位为‘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
所以，尽管也承认“将业已标签化的‘郭美美’与红会实现彻底切割，客观上对于恢复红会的形象将有一定帮助”，但南方都市报对这番重查前景充满悲观：“问题的核心显然不在于一个炫富女孩是否存在，而在于红会在定位上对行政地位的恋恋不舍。这势必造成了红会在先天上就存在‘独立性不足’的缺陷，而一个不够独立的组织想要重新赢得公众的公信力，注定只是一个乌托邦。”
潇湘晨报社评《郭美美事件远非红会公信力的死结》除了将红会比作国产奶粉外，还对“社监委的超脱”不肯放心：“既然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建议很久之前就已经提出，并且是多次提出，为什么直到在此次地震中再次撞上南墙，这些建议才成为现实？到底需要谁的批准，如果宣称自己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的社监委，还需要唯被监督者的马首是瞻，那么这种第三方独立性就是一句空谈。因为遭到质疑，所以要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如果不调查，红会的声誉就很难恢复。这样的表述，似乎将重查郭美美事件当作了换取红会名声的一个砝码。如前所讲，这是还账，不是交换的筹码。何况，以恢复声誉为目标的调查，能够调查出所谓的真相吗？”
草根网民之外，尤其需要@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谦恭地说一声“谢谢提醒”的，自然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微评。《调查郭美美别剑走偏锋》昨晚发布：“郭美美就像红会信任危机的滑铁卢，固然应该刨根问底，但是仅止于此，却有剑走偏锋、避重就轻之嫌。说到底，郭美美只是一面镜子，要看到它所折射出来的管理症结，在信息公开、透明管理上下功夫，才能重塑公信。”
同样顺应微博世界潮流的还有@央视评论员，昨晚贴出“郭美美事件”关系图，与@央视网新闻、@网络新闻联播这两个兄弟账号齐声质问，“难道都是郭美美的错？”：“红十字会的声誉危机，难道只是因为郭美美吗？为什么只有在‘捐你妹’出现之后，红十字会才想起来再次把‘郭美美’推到社会监督的审判席上，试图通过与郭美美进行强烈切割，来摆脱自己的声誉危机？”
再加上重庆时报《重查“美美”能否为红会救赎？》、钱江晚报《重查郭美美，不足以挽回信誉》、新闻晨报《“郭美美”是道坎，红会还需向前看》、广州日报《重查郭美美能否“救赎”红会》、青年时报《重启郭美美调查不过是女人祸水逻辑》……总之，从中央喉舌到都市报，再到微博意见领袖，林林总总，皆言“中国红会要迈过‘郭美美’这道坎，关键不在于调查事件、重复或颠覆既往结论。更重要的是，大力进行机构变革，调整运作机制，以公开透明、迅速高效的形象挽回人心”；“放倒中红会贞洁招牌的，不是郭美美，而是长期缺乏有效监管、附着在慈善事业身上的权力之手，欲望之手。”
压倒性的质问声中，倒是东方早报今天由前方记者发布了一篇《芦山赈灾五日：中国红会在骂声中与“草根慈善”赛跑》。提要中，是中国红会宣传处处长陶艺军在强调“红十字总会不会太纠缠于谩骂，而是努力将救灾工作做好”：“公众对于红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是否公开透明和是否存在腐败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红会的工作流程。”
或许陶处长说的也没错。凤凰网今晨已有首页专题《红十字会之谜》：“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庞大，业务模式不透明，运作十分神秘，要想搞清楚红十字会的运作脉络，几乎不可能。也许，正是这种‘神秘’的存在方式，助推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
而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说法，“红不能去官方化，级别高点更好发挥作用”。这个被腾讯网易推荐在首页，来自潇湘晨报：“王平认为，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红会有权发起募捐，有权处分其接受的救助物资，但有的政府部门提出将款物交出，红会不愿意交，但‘基层红会很弱，很难办’。王平认为，红十字会是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但红十字会在中央层面协商得好，到了基层就没那么好了。’此次地震，王平想见到雅安市党政负责人都很难。根据现行的组织结构，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类似一个介于政府与GO之间的组织。王平说，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人人皆斥红会症结就在于“官化”、“行政化”，红会官员却说还想“级别更高”，此言一说，当然迅速在微博论坛上招致“死不悔改”、“变本加厉”的痛骂。不过，其实在这篇报道中，也有另一位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民间舆论场上的意见领袖，愿意为红会说句好话：“邓飞认为，此次地震，企业、个人选择通过民间公益组织捐款较多，尤其是壹基金，其在运作中的公开、透明和专业能力值得钦佩。但红十字会也在努力弥合公众信任。邓飞说，在天全、宝兴等地，救灾帐篷几乎都是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提供的，效率也很高。”
其实，不仅邓飞，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早在4月20日当晚即在微博中“请大家对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支持”，还有被称作“最著名批评者”的李承鹏，也曾对赵白鸽的帮助表示感谢，今晨更新《一线报告》时，又声明“虽然我痛恨中国红十字的糟糕管理，但它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却在尽力为灾区作贡献”。
作为@李承鹏的好友，@五岳散人虽也曾在昨天下午嘲讽过“拿郭美美人头祭旗”，但他深夜时分，还是重写感言：“我不希望红十字会倒下，除了这个想法目前不现实之外，现在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填补其留下来的真空。没有一个组织能够象红十字会一样掌控着如此多的资源，以及有着如此完善、深入的组织形态。哪怕从现在开始全部放开慈善公益领域，十年之内都不会有同等量级的机构出现。”
但是，作为李承鹏前方救灾的后盾，@肉唐僧更加决绝。这位凭借个人信誉开创中国民间慈善新形式的专栏作家，昨夜置顶“《送饭党人文集》之——从雅安到安卓》，不改毒舌本色：抓个正科顶缸也好，抓个副处顶缸也好，你改不了狗吃屎的本性；你换个赵白鸽也罢换个赵黑鸭也罢，你不去掉官办性质，换赵匡胤也没用……红十字会这条死狗要继续打。其核心在于：要让全社会的人都明白，官方无权办慈善。”
既然对手如此心狠手辣，也就怪不得左派意见领袖要绝地反击。此前，他们就曾经发起“壹基金与共济会有染”等指控，现在，发现“重查郭美美”依然引来骂声一片，@司马南、@司马平邦、@传媒人苏见等均转发@大众老虎之论：“郭美美舆论事件中的公知水军操作手法和在动车事件中的公知水军高度相似……他们是网络上的黑社会，掌握了网络主导权，受资本控制，为资本服务。越来越感觉郭美美事件是个局，与动车事件一样；提醒大家注意：以前和现在都在用郭美美来打击红十字会的这些人，对于重新审查郭美美事件，竟持反对态度。而且这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么看，评论里不少看起来跟红十字不共戴天的人都反对重查郭美美。这些人需要的不是真相，而且他们才最怕真相。”
不知是父母还是大夫的PS般神力，20名韩国小姐长相一样
20名韩国小姐被指长相一样 网友：太惊悚！
文章来源: 大众网 于
近日，2013年韩国小姐候选人曝光，20位佳丽看上去如同一人，难以分辨。众多网友吐槽称，好似同一条整容流水线上的作品，失去了个人特点，也有网友称：太惊悚。
韩国小姐3号候选佳丽
韩国小姐4号候选佳丽
韩国小姐5号候选佳丽
韩国小姐6号候选佳丽
近日，2013年韩国小姐候选人曝光，20位佳丽看上去如同一人，难以分辨。众多网友吐槽称，好似同一条整容流水线上的作品，失去了个人特点，也有网友称：太惊悚。
韩国小姐3号候选佳丽
韩国小姐4号候选佳丽
韩国小姐5号候选佳丽
韩国小姐6号候选佳丽
泛华网：林昭将成为中国基督教圣人
【泛华网讯】2013年4月29日是林昭遇难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中国苏州人，持不同政见者。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學学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时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於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獄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書寫了二十万字的血書與日記，控訴了中国当局的对她残酷政治迫害和压迫，表達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
林昭是一位基督教徒。林昭的品行和境界被不少基督教徒认为已经可以封圣了。如果你是羅馬天主教會或东正教成员，请你向你所在的教会主教联系，询问林昭封圣事项。
胡杰力作：《寻找林昭的灵魂》
YouTube泛华网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中国苏州人，持不同政见者。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學学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时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於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獄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書寫了二十万字的血書與日記，控訴了中国当局的对她残酷政治迫害和压迫，表達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
林昭是一位基督教徒。林昭的品行和境界被不少基督教徒认为已经可以封圣了。如果你是羅馬天主教會或东正教成员，请你向你所在的教会主教联系，询问林昭封圣事项。
胡杰力作：《寻找林昭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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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天全县“测毒金鱼”暴毙 5条村急停自来水
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于
南都讯 特派记者张艳芬 实习生龙姿吟 发自天全县思经乡 四川雅安天全县思经乡上百条检测水源是否安全的“测毒金鱼”突然死亡，目前水样已送往四川省疾控中心检测。死鱼事件导致思经乡4000余名村民昨日靠消防水及矿泉水度日。
思经乡党委书记马忠强说，前晚9点左右，连接思经乡水厂的生物观测池内上百条金鱼突然死亡，随后乡村干部漏夜通知受影响的994户村民暂停饮用自来水，水厂同时关上大闸。
马忠强说，生物观测池是连接山泉水取水点的，池内多年来养殖金鱼，主要是为了检测山泉水是否有毒。这次死鱼事件导致思经乡5条村(民主村、思经村、团结村、互助村、大河村)994户4000余人断水，马忠强说，昨日有3辆消防车及三辆东风车送自来水及矿泉水解决村民饮水问题，“只够基本生活，洗澡是满足不了的了”。
关于死鱼原因，马忠强说，目前尚未明朗，也不排除人为投毒的可能，目前已通知公安刑警大队，但最终结果要待疾控中心的检测报告。
天全县常务副县长王红兵说，前晚指挥部开会到凌晨两点半，县委当晚便要求第一时间将“暂停饮自来水”的消息通知到村民个人。王红兵说，前晚已漏夜将水样送往四川省疾控中心，初步了解要等待2-3日才有检测结果。记者昨晚近8点致电马忠强获知，目前水样检测结果仍未出来。
据当地人说，天全多个乡镇的水管全部在地震中震坏，原本就饮水困难的村庄在死鱼事件后可谓难上加难。据记者了解，目前天全县除了思经乡，其他乡镇暂未发现类似死鱼事件。
北京空气污染 砷超标三倍
图片：北京空气污染指数再破表 （ 志愿者拍摄提供）
北京大学的有关空气污染的最新研究表明，北京市大气的PM2.5中，重金属砷浓度超过国家标准3.8倍。专家认为，京津冀地区的自然气候条件以及煤炭消耗量大，是造成空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
北 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绿色和平中国星期三发布的《北京PM2.5中重金属浓度监测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地区PM2.5中砷浓度平均为每立方米23纳克，超 过2012年中国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3.85倍。官方的《法制日报》报道说，这是中国首次对PM2.5中的重金属浓度做出检测。结果显示，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人类致癌物质的砷，在北京空气中的浓度远远高于其他国际城市。报告认为，燃煤排放是北京大气中砷的主要来源。
河北一位环境专家严女士也认为，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空气中硫和砷含量高，确实和燃煤有关。
“华北地区冬季要取暖，烧煤不充分，粉尘就多，硫和砷就会进入大气，造成污染。”
严 女士介绍说，最近十多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一些大工厂都搬迁到河北省，但这并不能解决整个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根据官方数据，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 2011年煤炭消费量为三点八亿吨，占全中国煤炭消耗的十分之一。其中河北消耗三亿吨，超过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燃煤是最大的空气污染源之一，在中国能 源消耗中，煤炭占百分之七十，远高于其他国家。
2013年中国对境内七十多个城市进行的空气污染调查显示，污染最严重的前十个城市中，有六个位于河北省，北京和天津排在第十六和第十七名。
河北的严女士表示，除了燃煤问题外，华北平原北部的气候条件，也决定了这个地区冬天和春天空气污染会很严重。
“就说北京，这个地方是三面环山，是个半盆底，如果冷空气很弱，比如晚冬和春天，就容易形成逆温层，就是说下面冷上面热，那么水汽和污染就上不去，如果风小，横竖也出不去，污染就被压在这里。”
她介绍说，华北是中国较为干旱的地区，境内百分之六十的河流上世纪末就已经断流，当地平均人口水资源比中东地区还少。缺水干燥也是造成空气质量不好的原因。
“华北是季风气候，雨季在夏天，冬天和春天都是干旱，从气候的角度看就是这样。”
中国媒体引述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的话说，2004年和2005年，中国城市肺癌发病率开始上升，而且明显比农村地区高。但目前仍不能确定，空气污染和重金属浓度高与肺癌之间的关系。
北京一位肺病呼吸病医生黄女士则认为，两者之间肯定有联系。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微粒越小进入肺部越深，甚至可能进入到细胞中，造成器质性病变，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变成肺癌。”
北京大学和绿色和平在报告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有毒空气污染物优先控制名录，完善有关排放和防治技术标准，并对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煤炭消费设置上限，减轻该地区空气中的重金属污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四川若爾蓋兩藏僧自焚喪生
來自海外藏人組織的消息稱，兩名藏族僧人在中國四川阿壩州自焚喪生。
總部設在倫敦的自由西藏組織稱，這兩名年齡分別20和23歲的藏僧星期三（4月24日）在阿壩州若爾蓋縣的達倉納摩格爾登寺的大殿內自焚。
設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四（24日）稱，阿壩當局勒令寺院盡快處理兩位僧人的遺體，因此安排了在星期四火化。
2011年以來，西藏及鄰近藏人聚居地區已有超過100人自焚而死，抗議他們所稱的北京高壓統治。
達倉納摩格爾登寺是阿壩縣爾登寺的「母寺」。BBC駐北京記者馬騰指出，最近幾年，格爾登寺一直是藏人抗議的中心。
中國長期在藏區實施嚴格而大規模的治安和國安管制，外國記者試圖到當地採訪時常遭到阻擋。
中國則指責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煽動藏人自焚與抗議，圖謀從中國分裂西藏。達賴喇嘛否認北京的說法。
BBC中文網
新疆喀什巴楚致命暴力冲突官方维人各有说法
新疆及喀什地区地理位置图
04.25.2013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喀什地区的巴楚县星期二（4月23日）发生“有预谋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共21人死亡。不过，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称，这起事件是维人抗拒当局粗暴入室搜查引发的冲突。还有分析说，这个事件更像官民冲突，而不是“恐怖袭击”。
这起暴力冲突事件星期二下午发生在距离首府乌鲁木齐西南960公里的喀什地区的色力布亚镇。属于南疆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与哈萨克斯坦为邻，被认为是受中亚东突独立思潮最深的地区。
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消息说， 三名“社区工作人员”巡查民居时，发现有“多名可疑人员以及管制刀具”，向上面报告后，被屋内“歹徒”扣留并杀死。官方消息说，镇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理时，也先后被杀死15人，后来增援的公安击毙6名“歹徒”，拘捕另外8人。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4月25日)打电话给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此前对外评论该事件的发言人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侯汉敏一直开会，不过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一些起因情况。
自治区宣传部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你也知道就是到社区为居民服务。然后有需要什麽的，需要帮助的，然后把这个，比如是需要一些是，各方面的帮助，在 登记一下社区，在社区登记之后呢，再根据他们需要的东西进行帮扶。然后是到社区里面发现，有很多是可疑人员，和一些是管制的刀具。
记者：是到一个人家里了，是吗？
工作人员：对，是一个人家里。
记者：他是曾经需要政府救济和帮助的吗？
工作人员：不，这是，也不是说是需要救济或者帮助的，因为这是进到居民家里面，是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
记者：社区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是公安，是吗？
工作人员：不，刚开始的时候是3名社区工作人员。
记者：没有公安，刚开始，是吗？
工作人员：没有，没有。社区工作人员进家串户是他们的职责，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到家里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有异常呀或者帮助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发现，就是 社区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你可以想一想，就是在一个房子里有十多个人，在一个居民家里面，你觉得正常吗？假如说，他原来的家里就有5口人，现在就 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在屋子里面，然后我们也发现许多是管制性的刀具。你也知道，如果一个居民家里放着20厘米、30厘米长的刀具，您觉得正常吗？然后 呢，根据我们发现异常情况之后呢，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就是给上级报告。然后就是我们才派人过来，是这样一个情况。”
记者询问巴楚县以前是否发生过一些类似治安和民族冲突方面的事件，这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治安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不便多说，如果有需要向外界透露的，新闻办会在网上公布。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塞托夫星期四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当地维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与官方的说法不一样。不过，他说因为安全考虑，不便向记者透露当地了解情况维人的信息。
阿里木说：“当地维人的说法是，警察和纠察非法侵入一个在聚会的维吾尔人家庭，对里面的男女老幼非常不尊重，然后其中一个年轻维族人被打死后，双方有了冲突。但是具体维人方面有多少人死了，根本不清楚。所以，中国方面讲的，是真的假的，目前还不清楚。”
阿里木表示，自从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维汉大规模冲突事件以后，当局对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监视和管制更加严厉。
他说：“巴楚这个县它是农村，就跟中国各地农村一样，农民家里头，刀子和斧头都是很正常的，那没有什麽特别奇怪的东西。但是在新疆南疆，警方，尤其是利用 这些纠察来，就是只要他们不认识这些维族人是从哪里来，或者他们是搞任何一种聚会，武警、公安就是认为他们是嫌疑犯，胡乱闯进他们房子。这次也是同样。”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呼吁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提醒中国政府，“不断攻击维吾尔认同感、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属性以及把维吾尔人的合理抱怨与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划等号不会为本地区带来长期和平与稳定”。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向美国之音介绍说，巴楚县35万人口，绝大多数是维族人，汉人只有1万多，而色力布亚镇是该县一大重镇，是个交通要道，人口约5万，90%以上是维族人。
伊力哈木说，虽然这里维人的民风在维族人里也算比较彪悍，但是他们与汉人的交往很多，因为周围有新疆兵团，而且中国各地许多的新疆人都是来自这个地区。
伊力哈木表示，即便是从官方提供的信息来看，他更多地认为这更像一场官民冲突，而不像是“恐怖袭击事件”。
他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居民家。我只能按官方的公开的信息看，这个不能说是恐怖袭击，应该是暴力冲突，因为，当然我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暴力来自维族的和 政府的。但官方的说法有很多疑点。所以现在需要更多的信息。最近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官民冲突，那我更希望这不是民族冲突。”
伊力哈木表示，他对政府发言人说参与袭击的维族人曾看过有关圣战的电视和视频等说法无法证实，不过他说，那个偏远的农村地区有没有网络他都怀疑。
伊力哈木还说，他也获得一些来自巴楚当地的信息，但是由于无法核实，因此不能对外提供。他说，希望官方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对于官方所说抓获的8名维族人进行公开审理，便于世人了解真相。
雅安地震前的两大异象（胡平）
图片：芦山地震灾民（法新社）
Photo: RFA
2013年4月20日北京时间早晨8点02分，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和5年前汶川地震一样，地震局没有在事前发出预报。然而事后我们发现，有两件事很蹊跷，很不寻常，而且和地震直接相关，堪称地震前的两大异象。现分述如下：
第一件事是，4月19日，新闻中心_中国网(news.china.com.cn)发布了一则新闻，题目是“四川开展跨区地震救援演练”。
这 则新闻写到：“4月18至19日，四川举行代号闪电－A的跨区地震救援演练，此次演练主要是为检验承担地震综合应急救援任务的消防部队战斗力。演练假设四 川某地发生7级以上强震，震后四川消防总队接到救援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调集成都、乐山、宜宾、雅安等地的重型、轻型搜救队赶往灾害现场......”。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4/19/content_19601228.htm）
在谷歌上搜索，打出“四川，代号闪电－A，跨区地震救援演练”这几个关键词，共有3420条结果。
时间，地点，都太巧了。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有关方面已经预测到在这几天在这些地点，极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于是以演练之名调兵遣将，整装待命。
第二件事是，4月16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出“关于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收看中小学生春季安全教育第一课专题节目的通知”（http://www.gxzhxx.com/news/info.asp?id=7234）。通知全文如下：
各区（市）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市直属（直管）学校：
四川电视台定于4月20日播出《中小学生春季安全教育第一课》专题节目，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请各单位（学校）及时安排，科学部署，认真做好节目的组织收看工作。
一、收看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
二、节目播出时间和频道
4月20日（星期六）7：25在四川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这一句特地用的黑体－－引者注）
三、节目内容
《中小学生春节安全教育第一课》专题节目分作以下五个部分：
1当地震发生时如何避险；
2当火灾发生时如何逃生；
3在公路上行走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4如何防溺水和营救溺水者；
5其它校园安全防范常识。
特此通知。
在 谷歌上搜索，打出“四川电视台，2013年4月20日，中小学安全教育，地震”等关键词，共有5,890,000条结果。其中，四川的什邡、西昌、乐山、 剑阁、富顺、西充等地也都发出了类似的通知，有的还标明是紧急通知，有网友贴出一张《紧急通知》的扫描件，由成都电子信息学校德育处于4月19日发出，要 求各班班主任，“及时告知学生及家长，按时组织学生收看”。（http://bbs.yahoo.cn/read-htm-tid-12724292- page-1.html）
这件事就更奇怪了。
正巧在地震前，要学生们收看地震避险的电视。这是一奇。
无非是一部科教片，却要由众多的行政部门专门发通知（有的还是紧急通知）要求组织学生收看，自电视在中国普及以来，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史无前例，至少也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二奇。
4月20日是星期六，老师学生都不在学校，如何组织收看呢？通知的要求很不合乎常理。这是三奇。
周末的早晨7点25分，这个时间，很多人还在睡懒觉呢。如果有关方面真的想让更多的学生收看，怎么会安排在这么不合适的时间呢？这是四奇。
以 上两件事都太异常了。合理的推测是，对于这次雅安地震，中国地震局其实在此前已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但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地震局唯恐错报 虚报而造成无谓的恐慌与混乱，所以没有发布预报。于是，当局一方面以演练为名，启动专业救援机制，严阵以待；另一方面，以组织学生收看电视为名，力图使民 众－－主要是使学生们－－多一些避险求生的机会。
怪不得这次地震发生后，政府的反应那么快，看来应是早有准备。发通知让学生在星期六一大 早收看地震避险电视这一做法，可说是用心良苦；只不过这一招起到作用没有？起到了多大作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有任何报道。估计起作用也很小，因为这 个通知看上去莫名其妙，一般人不会放在心上，不会照着做的。更尴尬的是，如果有人照通知行事从而避开了危险，当局也不好公开宣扬，因为那只会让人们意识到 当局早就预测到要地震，他们势必要质问当局为什么故意不报。
于是，这就再次引出一个老问题：地震预测预报是可能的吗？当局总是一味强调地震预报不可能，但是，问题不在于地震局不能够做什么，问题在于地震局能够做什么。
有 关方面总是强调地震预报的测不准以及错报虚报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但问题是，那是否就应该听任政府几个官员一手遮天，垄断所有关于地震的信息，对外秘而不 宣，把民众全蒙在鼓里呢？尽管人类关于地震的知识还很有限，也很不可靠，但是，知道一点算一点，总胜过一点不知道。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让一般民众也能了 解有关信息。这种态度难道不更可取么？
我在5年前写的文章《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一文里就写到：预报地震，“是否可以像美国人反恐防恐一样，根据有关信息的把握程度，把警报分成不同的级别？让人们既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又不致于日坐愁城，终日恐慌。”
事实上，美国，日本就是这么做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 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随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 何行动。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有“地震动预测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全国各地今后30年内发生不同级别地震的概率。要查询某一地区发生地震的概率，可 通过放大或缩小地图查询。通过发布“地震动预测地图”，提高全民防灾意识，为采取有效防灾措施提供基础数据。
我再次呼吁，中国地震局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一个有着伟大灵魂的中共将军
【泛华网注：根据原注，2001 年4月，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部主任的刘亚洲到驻山西xx的空xx军检查工作。20日晚，空x军常委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刘亚洲及其工作组一行。席间上来一道冷菜：龙虾刺身。龙虾刚被活生生地剥去壳，肉被削成一片片的。它还活着，眼珠子在转，长须颤动。刘亚洲停箸于桌，脸露愠色。主人再三劝他，终不吃，却讲出下面一席话来。工作组一位成员悄悄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话。文章标题是泛华网所加。】
我不吃，不是不能吃龙虾，而是这种吃法与我理念不合。我见不得这种吃法。如果为了表示新鲜，你告我一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我绝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因为全中国都是这种吃法，都是这副德性！江南人很柔弱吧，苏州是胭粉之地，温柔乡里一掷千金。那里也有一道名菜：“松鼠桂鱼”，很残酷。鱼儿被剐、被切，被油炸，端上桌还务必得活着，嘴巴翕动，否则不足以展示厨师的手艺。宾客点头，大快朵颐。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仅仅是为了新鲜吗？不是的。这其中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阴暗的、残忍的心理。
中国文化有相当残忍的一面。它发明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如骂女人生活作风不好，叫她“男厕所”。它发明了最毒辣的对动物的烹饪法和食用法。你们知道广东人什么都吃。天上有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下带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余通吃。“三叫”知道吧？把刚出生的小老鼠囫囵吞吃。筷子夹起来蘸酱油是第一叫；放进嘴里用牙齿一咬，是第二叫；咽下肚是第三叫。河北有一道菜唤作“生离死别”。把活甲鱼塞进蒸笼里，只留下一个小孔，孔外放一碟香油之类的调料。甲鱼在蒸笼里受热不过，就伸出头来喝一口香油。甲鱼熟了，香油也浸进五脏六腑了。再把梨切成瓣放在周围，就是生梨（离）死鳖（别）。什么玩意！动物何辜，遭此荼毒？
中国人还发明了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刑法。“凌迟”你们听说过吧，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惨不忍睹啊。刚才那只龙虾就让我想起凌迟。我曾对我儿子讲过，龙虾刺身总让我联想起袁崇焕。袁督师就是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谁知袁督身上痛？”凌迟要剐三千刀。一般要剐一天。刘瑾被剐了两天，晚上拉回监狱还喝了一碗稀饭。刽子手第一刀总是从头皮上开割，把头皮耷拉下来遮住眼睛。因为刽子手一般不敢正视死者的眼睛。如果家属贿赂了刽子手，这时他悄莫声儿地在你胸口上捅上一刀，后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剐，都是表演了。如不送钱，那就有的苦受了。袁督师如此重罪，是断不敢马虎的。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来，就朝人群中一掷，北京市民争抢，然后吃掉。张献忠在四川剥人皮，人皮未剥完而被剥皮者断了气，就剥剥皮者的皮。发指！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凌迟。四位太平天国将领被环绑在一室，面面相觑。刽子手动刀时，一位姓曾的将领痛得惨叫。石达开凛然道：“叫什么？不就是须臾吗？”后来这四位将领至死无一人呻吟一声。雍正年间，一位姓俞的官员去武汉监考，泄露了考题，被判处腰斩。咔嚓一刀下去，身子分成两截，人还活着。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写了“惨惨惨惨惨惨惨”七个大字。雍正帝闻报，也恻然不忍，才下令从此废除腰斩。而凌迟一直延续到晚清。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它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有些动物我们是绝对不能再吃了。有些动物我们当然要继续吃，但要改善吃法。再吃，或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我们。动物并不比人类傻。有时比我们还聪明。至少它通人性。我在欧洲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见过一尊小狗的雕像。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狗的主人是个小职员，单身，只有他与这条小狗相依为命。每天主人坐火车去上班，小狗都要把它送到车站，晚上再到车站来接主人回家。年复一年。有一天，主人上班时遭遇车祸，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忠实的小狗每到主人下班的时候，总是准时到车站去。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小狗瘦了，毛乱了，脏了。最后它死在车站上。市民很感动，特意做了一个雕塑纪念它。
昨天我从你们军xx师xxx团回来，（xxx团位于内蒙古xxx——编者注）当汽车开在大草原上的时候，我不停地望着窗外。草原已不是草原。沙漠则更是沙漠。敕勒川仍在，天还似穹庐，风仍在吹，草却消失了。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年大旱，草原上的草全死光了。动物大饥。政府从千里之外运来草料。是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汽车营运的。草装在车上，盖着帆布，严严实实。可是真奇怪，当车队从草原上驰过时，那些饥饿的动物象马呀、羊呀、牛呀，真是有灵性。它们竟知道这车里装的是草料。这肯定是一种天生的求生本能和直觉。它们拼命地跟在汽车后面追呀追呀。真是奇景。每一辆汽车后面都有一大群动物。它们掀起的烟尘比汽车尘土还大。它们太饥饿了，又如何能跑得过汽车？一头又一头动物哀号着倒毙。横尸千里。
说到汽车，我告诉你们，这次在xx师下部队，我还偷偷做了一回试验呢，不过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的是刊登在《文摘》杂志上，说的是内蒙古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中穿行。每当开车走在这条公路上，打开车灯，夜色中就不停地看见有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有鹿，还有狐狸。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宁可冒着危险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跑到对面国家去。外蒙古人口三百万，而身后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天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把你吃掉，并且是残酷地吃掉。令人伤心哪！我对这篇文章是深信的，但我还想亲自感受一下那个气氛。一天夜里，我谁也不惊动，只带一个司机和一个警卫员，开车来到文章所说的那条公路上，验证此事。夜很深。我们大开车灯，奔驰了几十公里，竟连一个野生动物也没见到。我想可能是由于我们滥捕、滥杀、滥吃，大部份野生动物都绝迹了。连文章中讲的情形都成历史！走掉的永远走掉了，再也不复返。没走掉的都被吃掉了。突然，明亮的车灯下有个东西在蠕动，开过去一看，是一只刺猬。它有点拙笨，慢腾腾地，但居然也是朝着那个方向—— 外蒙古。
天曰昭昭！原来有句话：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现在我说：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只刺猬。
同志们，这说明什么？资源危机。中国的资源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有两点特别具有劣根性的东西，一是多子多福，二是不尊重生命，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然的生命。动物是有生命的，江河湖海也是有生命的，树更是有生命的。中国人仿佛对树有仇，见树必砍。
《资治通鉴》是讲**和战争的书，可你看看司马光在不经意间记载了多少砍树的史实。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砍树。先杀人，再杀树。或先杀树，再杀人。史迹斑斑！砍树容易种树难呵！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砍了一辈子树，后来后悔了，又反过来种树，一直种到死。记者问他：“一棵成材的大树要长多少年？”他说：“一百年。”记者又问：“伐一棵树呢？”他说：“一分钟。”西方文化中虽然有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气概，但那里的人民一边与大自然做斗争，一边却保护大自然。欧洲的林子哪有原始的？都是后来种的。欧洲人自古有种树的传统，就象中国人自古有砍树的传统一样。中国人一方面极端敬畏大自然，旱了求雨，涝了求晴，一方面又对自己身边的这片大自然痛下杀手。
你看看我们的山川，满目疮痍。树先死，草再死，动物死，最后是人死。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我去甘肃，看见过这样的事：农民放羊，羊居然都穿着棉袄。为什么？因为土地干涸，无水，羊儿太渴，竟会趴在同伴身上去咬，咬破后吮吸鲜血，解渴。所以才给它们穿上棉袄。我大惊。羊儿都变成这副模样，它还是羊吗？是什么把羊儿变成了狼？变得残暴？是严峻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把大自然由美女变成丑妇？变得残破？是人。是我们。我无意指摘现在。解放后还是种了很多树的。井冈山有一张当年黄洋界战斗时的照片，童山秃秃，哪见着一棵树？今天黄洋界树木葱笼，满眼青翠刺得人眼睛生痛。那都是我们[***]人种的。人的眼睛看黄土太久乍一见绿色会被刺痛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承受上一代留下来的痛苦。问题是我们难道要把这苦难传给下一代吗？至于多子多孙，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糟粕。有人说[***]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就是在人口问题上犯的错误不可原谅。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牺牲品。没有[***]，今天照样有十三亿人。换了谁都一样。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在中国古来有之，绝不是个现代问题，只是现代更严重罢了。有一个作家曾亲眼看见一位老人用祖辈传统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小菜，连鱼鳞也不扔，做成鱼冻。吃剩和鱼刺鱼骨，用面裹上油炸，又是一道菜。你们看，一条小鱼被我们的祖先吃得惊心动魄！富起来各有各的富法，穷起来都穷得是一副同样的寒酸样。有人说这是节俭。
没有你才节俭的嘛。人口愈多，资源愈少。反之亦然。今天我们人口空前的多，资源又空前的少。更不幸的是，人的欲望又空前的高。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富的人以破坏资源起家。穷的人又再以破坏资源起步。一句话，富和穷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中国有多少资源还容我们如此糟蹋？杜甫说，国破山河在。谌容说，国在山河破。从内蒙古到大同，一路风尘，一路嗟恨。
资源危机最先的受害者是农民。最终解决危机也要靠农民。农民决定着中国资源的走向。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农民教育工作不做好，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阻挡它走向崩溃也只是延迟时间，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农民又朴实，又可怜，还有点愚昧。解放后陕西农民不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什么饭，说，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辣子调得红红的。（后一句用关中方言说出）解放前，一个农民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大粪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抢！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他自己利用农民又牺牲农民。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利用农民夺权而不为农民谋利益。中国革命其实仍然是一场农民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又总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再革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灾害期间，农民受到的打击最惨烈。当然它的报复也最惨烈。李先念主席有一次和四川省委书记张国华见面，问张国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一共饿死多少人？张国华做了一个“八”的手势。李先念问：“八万？”张国华摇摇头。李又问：“八十万？”张仍摇头。李问：“八百万？”张国华点点头。我党欠农民的太多。
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但农民基本上仍是现实**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现实**的积极参予者。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似乎只有通过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才能改善。这种对农民的“恩赐”意识，从人们的一些常见用语中可窥一斑。比如“大力支援农业”、“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得到实惠”、“多给农民好处”等等。从这标语的语气上可以看出，农民获得利益的源头是控制在别人的手里，给你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不给你就没有。农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源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的问题不光农民身上有，别的阶层身上也有，那就是农民意识。有人说北洋水师是一支“黄水海军”，而日本联合舰队和英国舰队是“蓝水海军”。我说北洋水师连“黄水海军”也算不上，它是一支“农民海军”。战争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国家是农民的国家。皇上是农民的皇上。农民意识的幽灵一直到今天也在我们头上徘徊不去。就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省委书记，政绩还是不错的，口碑也不错，但发生在他身上三件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农民味儿，拂了一身还满。第一件事，该省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他曾表示，自己要上台唱戏以示庆祝。通车典礼那天，他果然穿着龙袍粉墨登场。有人戳他脊梁骨：“他穿什么不行，偏穿龙袍！”第二件事，母亲祭日，他亲自去上坟，在坟前哭道：“娘，儿来看您老来了。儿现在当大官了。你老要问，多大的官啊？儿告诉您老，就是阎锡山那么大的官！”第三件事，他总向人打听北京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情况，最爱用的话是：“我们那个皇帝最近怎么样啊？”
农民非常重要。将来在中国，谁赢得中产阶级，谁就赢得中国；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不如某些西方人。美国人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做农民的工作了。做什么？美国政府掏钱，以各种民间机构的形式进入中国，在中国农村进行乡村选举。这项工作虽然声势搞得不大，但进行得扎扎实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做好农民工作并不仅仅是让他们富起来。农民有钱之后，心理仍然是贫穷的。拼命挥霍也是心理贫穷的表现。城市大款就是这样。有些**虽然贫穷，但内心仍是高贵的。再寒酸也掩饰不住高贵气。大邱庄里的两组建筑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座是仿制的北京[***]城楼，一座是大字标明的“香港街”。一个象征皇权，一个象征繁华富裕。这就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想象力。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主要是资源的竞争，除了刚才我讲的资源，那是传统意义的资源，更重要的还有另一种资源的竞争：知识资源。这里面包括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谁掌握这些资源，谁就掌握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前一种资源是有形的，后一种资源是无形的。它在哪里呢？在人的脑子里。每个国家，无论你第一种资源如何，在第二种资源这个问题上都是平等的。是否拥有这种资源，不在于你的领土、领空、领海有多大，也不在于你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抢占制高点，谁就能获得胜利。我们中国已经失去了第一种资源，我们绝不能再失去第二种资源。我不能不指出，在这一轮竞争中，美国又占了上风。它头脑最清醒，下手最早，动作最快。
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美国现在一个计算机专家可以把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在四分钟内完成。现在三年的发展速度相当于上世纪初三十年，相当于牛顿时代三百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三千年。靠什么？高科技。有人说：要快快地想，但要慢慢地说。现在有句话：“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了。”网络横行天下。网络是空气，无处不在。可网络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淘汰呢？有的东西别人已经淘汰，我们尚且没有。我在一次讲话中谈过，我军为打机械化战争准备了几十年，可还未来得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就永远过时了。如果我们再象以前那样“一个型号搞十年；搞出一个型号吃十年”，不落后才怪。
怎样才能抢占这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呢？怎样才能不失去这一种资源呢？我有一个提法：首先要占有思想资源。思想资源这个提法，不知妥当与否？思想资源属于第二种资源，又高于第二种资源。怎么才能有科技？因为有知识。怎么才能有知识？因为有开放的心胸和精神。怎么才能有精神？因为有信仰。怎么才能有信仰？因为有正确的宗教。这就是宗教与科技的关系。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说：“为什么中国学生连连获取奥林匹克比赛的金奖，却获得不了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思想。想象力比创造重要。思想比行为重要。我一直认为，思想资源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就象我曾讲过的一个观点：民族的较量其实是年轻女人的较量。
女人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为什么这样讲呢？让我给你们解释：孩子的第一教师都是母亲。差不多每个中国孩子的妈妈，出门时都会对孩子说：乖乖别哭，妈妈给你买糖去。妈妈知道，自己走后孩子还会哭，只要自己不看见，就不管那么多。中国孩子几乎都是在受骗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教育下，他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人格——对别人充满戒心，骗别人心安理得。外国人迟到了，会说对不起。中国人迟到了，会编造一千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中国孩子受别人欺负，母亲找上门去理论。外国孩子受到欺负，妈妈对其它孩子说：为什么要欺负他呢？难道你们不友好了？她在说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较量，实际上是母亲素质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两个民族年轻女人的较量。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思想资源就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年轻的女人。
贱踏人就是贱踏思想资源。对生命的轻贱就是对思想的轻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干了许多蠢事。多少新思想被我们扼死在襁襁褓中。多少出色的人格被我们扼杀。“文化大革命”更是思想的地狱。我们常常把人搞成非人。往事不堪回首啊。我小时候学过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那就是发生在四川重庆附近的事。1961年大饥荒中，人们饿到了极致。一个地主分子实在饿得熬不住了，偷偷到地里摘了几颗海椒，被刘文学发现了。这个十岁的少先队员大声喊叫，勇敢地上去与地主分子搏斗。从他出生那天起，就被教育着，地主没有好人。我们同时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地主分子是何等的恐惧。他明白自己将被严惩。自己将为几颗海椒付出沉重代价乃至付出生命，于是铤而走险，将刘文学掐死。当然他最终也被枪毙。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悲惨的事件：“一把海椒，两条人命。”
前不久，我和我弟弟刘亚苏去老山。老山作战时，我弟弟任团长，战斗英雄徐良就是他那个团的。他团里有一个回族战士，叫马占福。家里很苦，只有一个老母亲。马占福参军之后，很惦念自己的母亲，常常把部队的食物省下来，攒起来，要带给母亲。每次吃饭都要省一点，往往吃不饱。大家都笑话他。部队开赴前线后，他也显得不是特别勇敢。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上有高堂老母，怕自己战死没有人为老人送终。他对母亲感情是极深的。那拉口子战斗前，部队准备拉上去，战士们开始写遗书。他不会写字，对着录音机给母亲留言。他的那个录音带后来我听到了。他在录音时一共喊了二十六声“娘”。我鼻子发酸。这个战士本质是很好的。孝悌也是美德。但部队不这么看，把它当成落后的战士，派人在战斗中看管他。战斗打响的前一夜，部队悄悄潜伏到敌人眼皮子底下。晚上，敌人朝我军潜伏地域盲目打炮。一发炮弹正好在马占福身边爆炸。他身上中了几百个弹片。下身被切断了。他多痛啊！那不就是近乎于我刚才给你们讲的腰斩嘛。人又不能马上死去，又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他躺的那个地方全被血浸湿了。
后来我和我弟弟还专门到那块地方去看了。真奇怪，周围杂草茂盛，偏偏那个地方不怎么长草。为了不暴露目标，马占福把一颗手榴弹塞进嘴巴里，死死咬住，坚不出声。直到死去，他一声没吭。他也没有动一下。这一幕，都被趴在他旁边的一个连队干部看在眼里。这个干部恰恰是被支部分配看管马占福的。他还得到许可，马占福如临阵逃脱，就可以不经请示执行军纪。部队把马占福的遗体送去火化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手榴弹从他嘴里取出来。最后不得不动用手术刀。手榴弹取出来以后，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钢铁的手榴弹上竟被马占福齐齐地咬出两排牙印！后来我想，这个看起来孱弱的回民汉子体内蕴藏着多么坚强的力量啊。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录音带送到家乡，但到处找不到他母亲。因为家乡遭灾，无法生活，母亲外出乞讨了。后来两个干部几经寻找，才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
母亲正在要饭。衣衫褴褛。风吹白发飘零。两个干部目击此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后来我见了那个看管马占福的连队干部，他对我说，他一辈子最大的悔恨就是把一个英勇的战士看成懦夫，甚至是坏人。这是最大的遗憾。他眼睛红红地对我说：“这种遗憾，你永远弥补不了啦。”我弟弟来到马占福坟前，点上烟，洒了酒，放下食物，说：“你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这个刚强的、厮杀无数、见惯死亡与鲜血的前步兵团团长，也落泪了。
我们的思想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要看我们怎么保护，怎么开发，怎么利用。教育思想十分要紧。教育是长江源头的事。下游不发大水，上游的树照样砍。北京只要还能看到蓝天，就不会下决心治理污染。人类的惰性总是如此，非要到已经成灾害了，才警醒。思想资源丧失所带来的灾害，将超过所有的灾害。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解放。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根本的内涵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解放，是本世纪中国的主流。
我不吃，不是不能吃龙虾，而是这种吃法与我理念不合。我见不得这种吃法。如果为了表示新鲜，你告我一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我绝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因为全中国都是这种吃法，都是这副德性！江南人很柔弱吧，苏州是胭粉之地，温柔乡里一掷千金。那里也有一道名菜：“松鼠桂鱼”，很残酷。鱼儿被剐、被切，被油炸，端上桌还务必得活着，嘴巴翕动，否则不足以展示厨师的手艺。宾客点头，大快朵颐。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仅仅是为了新鲜吗？不是的。这其中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阴暗的、残忍的心理。
中国文化有相当残忍的一面。它发明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如骂女人生活作风不好，叫她“男厕所”。它发明了最毒辣的对动物的烹饪法和食用法。你们知道广东人什么都吃。天上有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下带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余通吃。“三叫”知道吧？把刚出生的小老鼠囫囵吞吃。筷子夹起来蘸酱油是第一叫；放进嘴里用牙齿一咬，是第二叫；咽下肚是第三叫。河北有一道菜唤作“生离死别”。把活甲鱼塞进蒸笼里，只留下一个小孔，孔外放一碟香油之类的调料。甲鱼在蒸笼里受热不过，就伸出头来喝一口香油。甲鱼熟了，香油也浸进五脏六腑了。再把梨切成瓣放在周围，就是生梨（离）死鳖（别）。什么玩意！动物何辜，遭此荼毒？
中国人还发明了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刑法。“凌迟”你们听说过吧，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惨不忍睹啊。刚才那只龙虾就让我想起凌迟。我曾对我儿子讲过，龙虾刺身总让我联想起袁崇焕。袁督师就是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谁知袁督身上痛？”凌迟要剐三千刀。一般要剐一天。刘瑾被剐了两天，晚上拉回监狱还喝了一碗稀饭。刽子手第一刀总是从头皮上开割，把头皮耷拉下来遮住眼睛。因为刽子手一般不敢正视死者的眼睛。如果家属贿赂了刽子手，这时他悄莫声儿地在你胸口上捅上一刀，后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剐，都是表演了。如不送钱，那就有的苦受了。袁督师如此重罪，是断不敢马虎的。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来，就朝人群中一掷，北京市民争抢，然后吃掉。张献忠在四川剥人皮，人皮未剥完而被剥皮者断了气，就剥剥皮者的皮。发指！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凌迟。四位太平天国将领被环绑在一室，面面相觑。刽子手动刀时，一位姓曾的将领痛得惨叫。石达开凛然道：“叫什么？不就是须臾吗？”后来这四位将领至死无一人呻吟一声。雍正年间，一位姓俞的官员去武汉监考，泄露了考题，被判处腰斩。咔嚓一刀下去，身子分成两截，人还活着。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写了“惨惨惨惨惨惨惨”七个大字。雍正帝闻报，也恻然不忍，才下令从此废除腰斩。而凌迟一直延续到晚清。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它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有些动物我们是绝对不能再吃了。有些动物我们当然要继续吃，但要改善吃法。再吃，或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我们。动物并不比人类傻。有时比我们还聪明。至少它通人性。我在欧洲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见过一尊小狗的雕像。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狗的主人是个小职员，单身，只有他与这条小狗相依为命。每天主人坐火车去上班，小狗都要把它送到车站，晚上再到车站来接主人回家。年复一年。有一天，主人上班时遭遇车祸，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忠实的小狗每到主人下班的时候，总是准时到车站去。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小狗瘦了，毛乱了，脏了。最后它死在车站上。市民很感动，特意做了一个雕塑纪念它。
昨天我从你们军xx师xxx团回来，（xxx团位于内蒙古xxx——编者注）当汽车开在大草原上的时候，我不停地望着窗外。草原已不是草原。沙漠则更是沙漠。敕勒川仍在，天还似穹庐，风仍在吹，草却消失了。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年大旱，草原上的草全死光了。动物大饥。政府从千里之外运来草料。是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汽车营运的。草装在车上，盖着帆布，严严实实。可是真奇怪，当车队从草原上驰过时，那些饥饿的动物象马呀、羊呀、牛呀，真是有灵性。它们竟知道这车里装的是草料。这肯定是一种天生的求生本能和直觉。它们拼命地跟在汽车后面追呀追呀。真是奇景。每一辆汽车后面都有一大群动物。它们掀起的烟尘比汽车尘土还大。它们太饥饿了，又如何能跑得过汽车？一头又一头动物哀号着倒毙。横尸千里。
说到汽车，我告诉你们，这次在xx师下部队，我还偷偷做了一回试验呢，不过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的是刊登在《文摘》杂志上，说的是内蒙古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中穿行。每当开车走在这条公路上，打开车灯，夜色中就不停地看见有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有鹿，还有狐狸。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宁可冒着危险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跑到对面国家去。外蒙古人口三百万，而身后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天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把你吃掉，并且是残酷地吃掉。令人伤心哪！我对这篇文章是深信的，但我还想亲自感受一下那个气氛。一天夜里，我谁也不惊动，只带一个司机和一个警卫员，开车来到文章所说的那条公路上，验证此事。夜很深。我们大开车灯，奔驰了几十公里，竟连一个野生动物也没见到。我想可能是由于我们滥捕、滥杀、滥吃，大部份野生动物都绝迹了。连文章中讲的情形都成历史！走掉的永远走掉了，再也不复返。没走掉的都被吃掉了。突然，明亮的车灯下有个东西在蠕动，开过去一看，是一只刺猬。它有点拙笨，慢腾腾地，但居然也是朝着那个方向—— 外蒙古。
天曰昭昭！原来有句话：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现在我说：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只刺猬。
同志们，这说明什么？资源危机。中国的资源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有两点特别具有劣根性的东西，一是多子多福，二是不尊重生命，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然的生命。动物是有生命的，江河湖海也是有生命的，树更是有生命的。中国人仿佛对树有仇，见树必砍。
《资治通鉴》是讲**和战争的书，可你看看司马光在不经意间记载了多少砍树的史实。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砍树。先杀人，再杀树。或先杀树，再杀人。史迹斑斑！砍树容易种树难呵！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砍了一辈子树，后来后悔了，又反过来种树，一直种到死。记者问他：“一棵成材的大树要长多少年？”他说：“一百年。”记者又问：“伐一棵树呢？”他说：“一分钟。”西方文化中虽然有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气概，但那里的人民一边与大自然做斗争，一边却保护大自然。欧洲的林子哪有原始的？都是后来种的。欧洲人自古有种树的传统，就象中国人自古有砍树的传统一样。中国人一方面极端敬畏大自然，旱了求雨，涝了求晴，一方面又对自己身边的这片大自然痛下杀手。
你看看我们的山川，满目疮痍。树先死，草再死，动物死，最后是人死。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我去甘肃，看见过这样的事：农民放羊，羊居然都穿着棉袄。为什么？因为土地干涸，无水，羊儿太渴，竟会趴在同伴身上去咬，咬破后吮吸鲜血，解渴。所以才给它们穿上棉袄。我大惊。羊儿都变成这副模样，它还是羊吗？是什么把羊儿变成了狼？变得残暴？是严峻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把大自然由美女变成丑妇？变得残破？是人。是我们。我无意指摘现在。解放后还是种了很多树的。井冈山有一张当年黄洋界战斗时的照片，童山秃秃，哪见着一棵树？今天黄洋界树木葱笼，满眼青翠刺得人眼睛生痛。那都是我们[***]人种的。人的眼睛看黄土太久乍一见绿色会被刺痛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承受上一代留下来的痛苦。问题是我们难道要把这苦难传给下一代吗？至于多子多孙，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糟粕。有人说[***]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就是在人口问题上犯的错误不可原谅。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牺牲品。没有[***]，今天照样有十三亿人。换了谁都一样。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在中国古来有之，绝不是个现代问题，只是现代更严重罢了。有一个作家曾亲眼看见一位老人用祖辈传统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小菜，连鱼鳞也不扔，做成鱼冻。吃剩和鱼刺鱼骨，用面裹上油炸，又是一道菜。你们看，一条小鱼被我们的祖先吃得惊心动魄！富起来各有各的富法，穷起来都穷得是一副同样的寒酸样。有人说这是节俭。
没有你才节俭的嘛。人口愈多，资源愈少。反之亦然。今天我们人口空前的多，资源又空前的少。更不幸的是，人的欲望又空前的高。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富的人以破坏资源起家。穷的人又再以破坏资源起步。一句话，富和穷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中国有多少资源还容我们如此糟蹋？杜甫说，国破山河在。谌容说，国在山河破。从内蒙古到大同，一路风尘，一路嗟恨。
资源危机最先的受害者是农民。最终解决危机也要靠农民。农民决定着中国资源的走向。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农民教育工作不做好，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阻挡它走向崩溃也只是延迟时间，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农民又朴实，又可怜，还有点愚昧。解放后陕西农民不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什么饭，说，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辣子调得红红的。（后一句用关中方言说出）解放前，一个农民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大粪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抢！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他自己利用农民又牺牲农民。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利用农民夺权而不为农民谋利益。中国革命其实仍然是一场农民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又总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再革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灾害期间，农民受到的打击最惨烈。当然它的报复也最惨烈。李先念主席有一次和四川省委书记张国华见面，问张国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一共饿死多少人？张国华做了一个“八”的手势。李先念问：“八万？”张国华摇摇头。李又问：“八十万？”张仍摇头。李问：“八百万？”张国华点点头。我党欠农民的太多。
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但农民基本上仍是现实**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现实**的积极参予者。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似乎只有通过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才能改善。这种对农民的“恩赐”意识，从人们的一些常见用语中可窥一斑。比如“大力支援农业”、“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得到实惠”、“多给农民好处”等等。从这标语的语气上可以看出，农民获得利益的源头是控制在别人的手里，给你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不给你就没有。农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源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的问题不光农民身上有，别的阶层身上也有，那就是农民意识。有人说北洋水师是一支“黄水海军”，而日本联合舰队和英国舰队是“蓝水海军”。我说北洋水师连“黄水海军”也算不上，它是一支“农民海军”。战争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国家是农民的国家。皇上是农民的皇上。农民意识的幽灵一直到今天也在我们头上徘徊不去。就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省委书记，政绩还是不错的，口碑也不错，但发生在他身上三件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农民味儿，拂了一身还满。第一件事，该省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他曾表示，自己要上台唱戏以示庆祝。通车典礼那天，他果然穿着龙袍粉墨登场。有人戳他脊梁骨：“他穿什么不行，偏穿龙袍！”第二件事，母亲祭日，他亲自去上坟，在坟前哭道：“娘，儿来看您老来了。儿现在当大官了。你老要问，多大的官啊？儿告诉您老，就是阎锡山那么大的官！”第三件事，他总向人打听北京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情况，最爱用的话是：“我们那个皇帝最近怎么样啊？”
农民非常重要。将来在中国，谁赢得中产阶级，谁就赢得中国；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不如某些西方人。美国人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做农民的工作了。做什么？美国政府掏钱，以各种民间机构的形式进入中国，在中国农村进行乡村选举。这项工作虽然声势搞得不大，但进行得扎扎实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做好农民工作并不仅仅是让他们富起来。农民有钱之后，心理仍然是贫穷的。拼命挥霍也是心理贫穷的表现。城市大款就是这样。有些**虽然贫穷，但内心仍是高贵的。再寒酸也掩饰不住高贵气。大邱庄里的两组建筑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座是仿制的北京[***]城楼，一座是大字标明的“香港街”。一个象征皇权，一个象征繁华富裕。这就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想象力。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主要是资源的竞争，除了刚才我讲的资源，那是传统意义的资源，更重要的还有另一种资源的竞争：知识资源。这里面包括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谁掌握这些资源，谁就掌握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前一种资源是有形的，后一种资源是无形的。它在哪里呢？在人的脑子里。每个国家，无论你第一种资源如何，在第二种资源这个问题上都是平等的。是否拥有这种资源，不在于你的领土、领空、领海有多大，也不在于你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抢占制高点，谁就能获得胜利。我们中国已经失去了第一种资源，我们绝不能再失去第二种资源。我不能不指出，在这一轮竞争中，美国又占了上风。它头脑最清醒，下手最早，动作最快。
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美国现在一个计算机专家可以把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在四分钟内完成。现在三年的发展速度相当于上世纪初三十年，相当于牛顿时代三百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三千年。靠什么？高科技。有人说：要快快地想，但要慢慢地说。现在有句话：“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了。”网络横行天下。网络是空气，无处不在。可网络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淘汰呢？有的东西别人已经淘汰，我们尚且没有。我在一次讲话中谈过，我军为打机械化战争准备了几十年，可还未来得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就永远过时了。如果我们再象以前那样“一个型号搞十年；搞出一个型号吃十年”，不落后才怪。
怎样才能抢占这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呢？怎样才能不失去这一种资源呢？我有一个提法：首先要占有思想资源。思想资源这个提法，不知妥当与否？思想资源属于第二种资源，又高于第二种资源。怎么才能有科技？因为有知识。怎么才能有知识？因为有开放的心胸和精神。怎么才能有精神？因为有信仰。怎么才能有信仰？因为有正确的宗教。这就是宗教与科技的关系。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说：“为什么中国学生连连获取奥林匹克比赛的金奖，却获得不了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思想。想象力比创造重要。思想比行为重要。我一直认为，思想资源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就象我曾讲过的一个观点：民族的较量其实是年轻女人的较量。
女人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为什么这样讲呢？让我给你们解释：孩子的第一教师都是母亲。差不多每个中国孩子的妈妈，出门时都会对孩子说：乖乖别哭，妈妈给你买糖去。妈妈知道，自己走后孩子还会哭，只要自己不看见，就不管那么多。中国孩子几乎都是在受骗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教育下，他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人格——对别人充满戒心，骗别人心安理得。外国人迟到了，会说对不起。中国人迟到了，会编造一千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中国孩子受别人欺负，母亲找上门去理论。外国孩子受到欺负，妈妈对其它孩子说：为什么要欺负他呢？难道你们不友好了？她在说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较量，实际上是母亲素质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两个民族年轻女人的较量。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思想资源就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年轻的女人。
贱踏人就是贱踏思想资源。对生命的轻贱就是对思想的轻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干了许多蠢事。多少新思想被我们扼死在襁襁褓中。多少出色的人格被我们扼杀。“文化大革命”更是思想的地狱。我们常常把人搞成非人。往事不堪回首啊。我小时候学过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那就是发生在四川重庆附近的事。1961年大饥荒中，人们饿到了极致。一个地主分子实在饿得熬不住了，偷偷到地里摘了几颗海椒，被刘文学发现了。这个十岁的少先队员大声喊叫，勇敢地上去与地主分子搏斗。从他出生那天起，就被教育着，地主没有好人。我们同时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地主分子是何等的恐惧。他明白自己将被严惩。自己将为几颗海椒付出沉重代价乃至付出生命，于是铤而走险，将刘文学掐死。当然他最终也被枪毙。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悲惨的事件：“一把海椒，两条人命。”
前不久，我和我弟弟刘亚苏去老山。老山作战时，我弟弟任团长，战斗英雄徐良就是他那个团的。他团里有一个回族战士，叫马占福。家里很苦，只有一个老母亲。马占福参军之后，很惦念自己的母亲，常常把部队的食物省下来，攒起来，要带给母亲。每次吃饭都要省一点，往往吃不饱。大家都笑话他。部队开赴前线后，他也显得不是特别勇敢。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上有高堂老母，怕自己战死没有人为老人送终。他对母亲感情是极深的。那拉口子战斗前，部队准备拉上去，战士们开始写遗书。他不会写字，对着录音机给母亲留言。他的那个录音带后来我听到了。他在录音时一共喊了二十六声“娘”。我鼻子发酸。这个战士本质是很好的。孝悌也是美德。但部队不这么看，把它当成落后的战士，派人在战斗中看管他。战斗打响的前一夜，部队悄悄潜伏到敌人眼皮子底下。晚上，敌人朝我军潜伏地域盲目打炮。一发炮弹正好在马占福身边爆炸。他身上中了几百个弹片。下身被切断了。他多痛啊！那不就是近乎于我刚才给你们讲的腰斩嘛。人又不能马上死去，又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他躺的那个地方全被血浸湿了。
后来我和我弟弟还专门到那块地方去看了。真奇怪，周围杂草茂盛，偏偏那个地方不怎么长草。为了不暴露目标，马占福把一颗手榴弹塞进嘴巴里，死死咬住，坚不出声。直到死去，他一声没吭。他也没有动一下。这一幕，都被趴在他旁边的一个连队干部看在眼里。这个干部恰恰是被支部分配看管马占福的。他还得到许可，马占福如临阵逃脱，就可以不经请示执行军纪。部队把马占福的遗体送去火化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手榴弹从他嘴里取出来。最后不得不动用手术刀。手榴弹取出来以后，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钢铁的手榴弹上竟被马占福齐齐地咬出两排牙印！后来我想，这个看起来孱弱的回民汉子体内蕴藏着多么坚强的力量啊。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录音带送到家乡，但到处找不到他母亲。因为家乡遭灾，无法生活，母亲外出乞讨了。后来两个干部几经寻找，才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
母亲正在要饭。衣衫褴褛。风吹白发飘零。两个干部目击此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后来我见了那个看管马占福的连队干部，他对我说，他一辈子最大的悔恨就是把一个英勇的战士看成懦夫，甚至是坏人。这是最大的遗憾。他眼睛红红地对我说：“这种遗憾，你永远弥补不了啦。”我弟弟来到马占福坟前，点上烟，洒了酒，放下食物，说：“你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这个刚强的、厮杀无数、见惯死亡与鲜血的前步兵团团长，也落泪了。
我们的思想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要看我们怎么保护，怎么开发，怎么利用。教育思想十分要紧。教育是长江源头的事。下游不发大水，上游的树照样砍。北京只要还能看到蓝天，就不会下决心治理污染。人类的惰性总是如此，非要到已经成灾害了，才警醒。思想资源丧失所带来的灾害，将超过所有的灾害。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解放。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根本的内涵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解放，是本世纪中国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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