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5月31日星期五
做环球时报的记者有罪吗?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众所周知,中国的环球时报是一份立场鲜明而又保守的报纸,但大概没有人知道做这份报纸的记者还要抵受遭人白眼鄙视的难堪,最近发生的一桩事件足可说明。事件主角是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一名记者张治龙,另一个主角是陕西西安华商报的记者王歪,最终连环球时报的老总胡锡进也发微博发表看法,一宗新闻界的恩怨因为相互诉诸微博而让人大开眼界,网民于是也评头品足一番。
根据新浪微博,张治龙不久前因为休假回到老家陕西,由于父母碰上一宗交通意外,肇事者拒绝赔偿医药费,张治龙于是打电话找当地华商报,希望为他出一口气,但华商报记者王歪一听来电者是环球时报的记者,竟然摔下电话说“不管了”。
张治龙的微博全文如下:“我是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父母被车撞伤,我回到延安洛川县。肇事者无照驾驶且不管医治,交警大队处理存疑。我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联系到当地记者@王歪,问此事是否有报道价值,王先说没价值,又问我在北京做什么。我觉得既然不会报,就支吾两句挂了电话。希望王记者摒弃意识形态斗争,谨慎消费他人痛苦。”
王歪也有话说,他的微博全文如下:“一个老家在延安的记者打电话求助,说家人在延安受欺负了,希望报道。我问你是哪个报社的,对方迟疑一下说,北京一份报纸。我又问哪个报纸,对方又迟疑一下说,跟你同行。我继续追问是哪个报社,最后,对方吞吞吐吐说:环球时报…….我说:不管。”
网民对这两个记者谁是谁非,自有一番评论。大多数人都支持王歪,指他惩罚这份邪恶报纸的记者是对的,但也有人批评王无视新闻原则以及普世价值。有一个网民说,环球时报在消费中国人民的痛苦时,它的道德又在那里了?更有网民把环球时报的记者当作五毛党。
最后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微博发表意见,他说:“环球时报英文版连着‘惹’上两件事,上次是一篇生活版文章,这次是记者张治龙因家人被撞向华商报记者求助被拒,还在微博上被炒成“公共事件”。英文版都是小青年,纷纷感慨‘江湖险恶’。没啥呵,环球时报发行量如此之大,环球网是报纸所办网站中除人民网外规模最大的……自信更能帮助人保持涵养。”
不过王歪服务的报纸华商报规模也不少,销量大概有60万份,而且颇具影响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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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1989年6月3日夜間:鄧小平李鵬真的開殺戒了!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 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 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 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 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 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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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天安门母亲:“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
天安门母亲
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代会,题目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表达了“六四”难属的一个良好祈愿。写这句话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但“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 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 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贺卫方教授语)。
事实表明,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今天刚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似的,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一种弥漫着的绝望感正从四面八方向国人袭来。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 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我们看到的恰 恰是他大踏步地退回到毛式正统。他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最不得人心、最需要否定的东西糅合起来,要国人奉为圭臬,视若根本。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 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现在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多余的。再过几天就要到“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开始接连写了36份致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公告、祭文,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一句回应。
在1995这一年,我们向两代会提出: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即“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诉求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了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李鹏,指出他犯下了“反人类”罪,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这项控告也没有得到答复。
同一年,我们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提出与政府领导人就“六四”死难者的问题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这个要求也没有答复。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写道: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 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 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 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份发自肺腑的郑重声明,政府 当局竟然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2006年,对于“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我们作出了有限度的让步,建议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 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这个提议政府当局仍然未有答复。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曾多次提出“以对话来代替对抗”的主张,指出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 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我们又提出主张,把“六四”问 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那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以上这些提议政府当局统统不予理睬,一概置若罔闻。
…………
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蒙受深重的苦难。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 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我们曾经年复一年地奔走呼号,曾经年复一年地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政府当局始终不为所动。我们所怀抱的全部“希望”,正离我们 一点一点远去;“绝望”,正向我们一点一点逼近。这难道也正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要告诉我们这些“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吗?!
1989年6月3日至6日(即“六四”)由邓小平、李鹏等人发动的“六四”大屠杀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寻找到了“六四”死难者 202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死者(我们相信当年屠杀发生过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披露的数字2600—3000人)至今不知去向。难道中国人的命 就这样不值钱吗!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已经有8000万同胞死于非命,这是毛泽东的天大罪孽,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恶果。可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 生居然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就奇怪 了,看来习近平先生宁要毛泽东,宁要毛泽东思想,宁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断然不在意那千万百万条国人的生命啊!
人到绝处而后生。司马迁《史记》中有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近来国内播出电视剧《赵氏孤儿》,最后程婴与屠岸贾有这样一段对酒词:
“程婴:那就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怎能撼动大人铁打的根基?
“屠岸贾:那我就好奇了,你说谁能置我于死地!
“程婴:能置大人于死地的源头是赵朔,大人,这一十九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下令处死的婴儿;大 人,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十九年了,当年的冤案终于反过来。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凡是经历过中国1989年“六四”惨案那一段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段对话的针对性。这是隐喻民间对“重评六四”的呼唤,当局装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就是禁绝不了年年月月这样的传言,网络、媒体及市井口耳相传,禁不了,压不了,删除不了,封锁不了。
天安门母亲定将绝处逢生,永不放弃,永不停息,直到最后“六四”获得重新评价,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艳秋 吴立虹 尹 敏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郝义传 祝枝弟 赵廷杰
杜东旭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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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陆燕京 李浩泉 (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共33人)
2013.5.31
(中国人权首发 http://www.hrichina.org/cn/content/6710)
天安门母亲
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代会,题目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表达了“六四”难属的一个良好祈愿。写这句话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但“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 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 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贺卫方教授语)。
事实表明,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今天刚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似的,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一种弥漫着的绝望感正从四面八方向国人袭来。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 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我们看到的恰 恰是他大踏步地退回到毛式正统。他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最不得人心、最需要否定的东西糅合起来,要国人奉为圭臬,视若根本。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 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现在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多余的。再过几天就要到“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开始接连写了36份致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公告、祭文,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一句回应。
在1995这一年,我们向两代会提出: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即“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诉求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了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李鹏,指出他犯下了“反人类”罪,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这项控告也没有得到答复。
同一年,我们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提出与政府领导人就“六四”死难者的问题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这个要求也没有答复。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写道: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 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 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 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份发自肺腑的郑重声明,政府 当局竟然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2006年,对于“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我们作出了有限度的让步,建议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 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这个提议政府当局仍然未有答复。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曾多次提出“以对话来代替对抗”的主张,指出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 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我们又提出主张,把“六四”问 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那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以上这些提议政府当局统统不予理睬,一概置若罔闻。
…………
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蒙受深重的苦难。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 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我们曾经年复一年地奔走呼号,曾经年复一年地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政府当局始终不为所动。我们所怀抱的全部“希望”,正离我们 一点一点远去;“绝望”,正向我们一点一点逼近。这难道也正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要告诉我们这些“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吗?!
1989年6月3日至6日(即“六四”)由邓小平、李鹏等人发动的“六四”大屠杀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寻找到了“六四”死难者 202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死者(我们相信当年屠杀发生过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披露的数字2600—3000人)至今不知去向。难道中国人的命 就这样不值钱吗!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已经有8000万同胞死于非命,这是毛泽东的天大罪孽,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恶果。可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 生居然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就奇怪 了,看来习近平先生宁要毛泽东,宁要毛泽东思想,宁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断然不在意那千万百万条国人的生命啊!
人到绝处而后生。司马迁《史记》中有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近来国内播出电视剧《赵氏孤儿》,最后程婴与屠岸贾有这样一段对酒词:
“程婴:那就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怎能撼动大人铁打的根基?
“屠岸贾:那我就好奇了,你说谁能置我于死地!
“程婴:能置大人于死地的源头是赵朔,大人,这一十九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下令处死的婴儿;大 人,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十九年了,当年的冤案终于反过来。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凡是经历过中国1989年“六四”惨案那一段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段对话的针对性。这是隐喻民间对“重评六四”的呼唤,当局装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就是禁绝不了年年月月这样的传言,网络、媒体及市井口耳相传,禁不了,压不了,删除不了,封锁不了。
天安门母亲定将绝处逢生,永不放弃,永不停息,直到最后“六四”获得重新评价,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艳秋 吴立虹 尹 敏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郝义传 祝枝弟 赵廷杰
杜东旭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陆燕京 李浩泉 (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共33人)
2013.5.31
(中国人权首发 http://www.hrichina.org/cn/content/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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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葉海燕被捕 艾曉明半裸抗議
著名獨立導演艾曉明聲緩葉海燕
內地維權人士、性工作者葉海燕疑因在海南省一家小學示威舉牌:「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遭到毆打,後被當地警方拘捕。內地著名獨立片導演艾曉明(圖),今日上載半裸照片到 twitter,身上寫著:「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聲緩葉海燕。艾曉明提到「這是我生過養過的身體,為了葉海燕,我豁出去了 — 救救小學生,反抗性暴力!」
事件源於海南省月中爆出「校長開房案」,一家小學的校長在本月中被揭發猥褻性侵小童,帶小學生開房,內地及後爆出多宗同類型事件。維權人士葉海燕因此到海南省,發生性侵女童事的學校前示威,舉牌抗議,標語寫明「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引起眾多網民關注事件,爭相仿效。
葉海燕昨日在微博上表示,早前回到廣西玉林市博白縣租住的居所後,房東受官方施壓要求她搬走,葉海燕及後遭到11個人毆打。廣西博白縣警方昨晚公布,葉海燕涉及持刀故意傷害3名婦女,被博白縣警方行政拘留。
艾曉明是內地著名的獨立導演及學者,曾經拍攝紀錄片《我們的娃娃》,記錄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學校倒塌問題和死難學生遭遇,以及孩子家長的維權之路。
来源:主场新闻
吃胎盘文化:中国怎成“人肉胶囊”走私大国?
文章来源: 腾讯 于 2013-05-31
韩国警方近日透露,一中国男子因涉嫌从中国将含有人肉成分的粉末装入胶囊后走私到韩国被韩警方拘留。报道同时称,韩国科学调查研究院已从该男子所携胶囊中检出人类DNA。
事件虽惊悚,但翻看之前的新闻,可发现此案并非首例。所谓“人肉胶囊走私案”在近年也出现多次,且几乎每次都是源自中国。
01
首先,了解下“人肉胶囊”究竟是什么?
关于中国向韩国走私“人肉胶囊”的新闻,近年来屡见不鲜
在2011年8月,韩国SBS电视台就曾播放名为《惊人曝光:“人肉胶囊”的真相》节目,节目中,SBS电视台称发现了中国部分医院贩卖死胎并制作 “人肉胶囊”。节目警告说,部分“人肉胶囊”已被韩国人服用,节目画面还显示胶囊中可检测出现人类头发和指甲的碎片。韩国的权威月刊杂志《新东亚》也通过 不同消息源证实该种胶囊很可能是由被引产、生产过程中死亡或者出生一到两个月死亡婴儿的人肉粉末制成。
2011年的“人肉胶囊”事件中,韩国科学研究院对其分析显示,其中有可辩认的人类毛发。
到了2012年5月,韩国媒体报道又发现中国有“人肉胶囊”流向韩国。对此,时任中国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还做出过回应,称至今未发现国内有“人肉胶囊”,而对流向韩国的也会彻查。
而对今年5月26日曝出的案件,韩国警方则表示这名男子涉嫌早在2004年起,就先后41次往返于中、韩两国,并谎称“人肉胶囊”包治百病在韩国兜售。
所谓“人肉胶囊”多为人类胎盘制品或假冒,少部分确含死婴
虽然叫做“人肉胶囊”,但多数并不是以“人肉”为原料,而是以人类胎盘为原料制成。此外,还有不少所谓“人肉胶囊”是以动物胎盘假冒。
但是2011年8月曝出的案件中,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化验,发现“人肉胶囊”中成分与人类DNA一致性高达99%,且具有男女两性的遗传基因,表 明胶囊内成分极有可能以人肉研制而成,并非原以为的人类胎盘。SBS的报道更是指出有消息表明制药者向吉林延边的医院购买婴尸,磨成粉末制药。而这次曝光 的案件中,胶囊成分里同样检出了人类DNA。
而在更早一些的新闻中,则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死婴被用于“制药”。2001年,黑龙江省密山市警方就曾破获了一起利用死婴制售“药丸”的案件,现场就发现死婴23个,而这些死婴多数是来自医院的流产婴儿。
02
中韩迷信胎盘和“人肉胶囊”具有“疗效”的原因相似
胎盘即为传统药物“紫河车”,而“紫河车”据称有滋补作用
很多人相信服用人胎盘能强身健体,甚至抗衰老。不仅民间有吃胎盘大补的传说,传统医学也用人胎盘入药,名为“紫河车”。根据《新京报》科普文章《吃胎 盘,能大补?》中的考证:“传统医学认为紫河车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而据《本草纲目》:“天地之先,阴阳之祖, 乾坤之槖籥,铅汞之匡廓,胚胎将兆,九九数足,我则乘而载之,故谓之河车。”通俗的说,古人认为胎儿坐着胎盘这辆“河车”跨过“天地”“阴阳”“乾坤”之 界降临人世,所以可以“大补”。
而在韩国的情况也类似。韩国有“补身文化”,在这套文化中,胎盘和死婴也被认为是有“大补”作用的“回春剂”。
但无任何证据显示胎盘和死婴有疗效,中韩主流医学界都不认可其作用
中国曾有研究机构将人的胎盘加工成“人胎盘血球蛋白”及“人胎盘血白蛋白”的注射剂,但这两种东西先后于1995年及2010年被清除,不再被中国《药典》收录。在2009年的“3·15”晚会上,所谓“人胎素”也被作为问题产品曝光。
自称具有滋补保健作用的“口服人胎盘片”。
《韩国经济》对韩国国内的医学专家进行采访,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评论道:“科学已经多次证明以胎盘和死婴制成的所谓‘回春剂’并不存在效果,但部分韩国人就是充耳不闻,韩国的‘大补热潮’已经越过了最起码的底线。”
事实上,无论是胎盘或是死婴、“人胎素注射液”还是其他各种口服或者外用的相关药品,都不能给使用者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虽然胎盘确实富含蛋白质、 糖、生长因子、雌激素和孕激素等物质,但是并不表明吃胎盘就能“大补”。蛋白质、糖、钙和维生素这些最基本的营养物质,从平时吃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就能获 得,胎盘在这一点上没有优势。而干扰素、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都是蛋白质大分子,如果经过水煮或者焙干后,基本也变性或者降解,失去了原本的生物活性。
使用胎盘或死婴带来的好处不确定,危害却显而易见
然而成分复杂的胎盘制品,无论是焙干酒煮还是“高科技提纯”,是口服粉剂还是注射液,其具体成分、精确剂量、活性都无从得知。不仅有效性可疑,安全性 更难以保证。胎盘有可能带有麻疹、乙肝、艾滋病或梅毒等病毒。胎盘与母体血脉相通,如果孕妇携带某些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或者病原体,那么胎盘也是运载这些 病毒和病原体的良好载体。
虽然《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孕产妇患有传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病毒阳性者,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生告知产妇后,按医疗废弃物处理方式处置。但通过医院私卖或者其他途径弄来的胎盘,恐怕也难有标准流程来检疫是否带有病毒。
而在之后的加工研磨等环节更因非法,多是作坊式作业,各个加工环节均存隐患。为了不确定的“疗效”,而冒如此大的风险,显然不值得。同样,死婴的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03
最后,中国为何成为了走私“人肉胶囊”大国?
处理不当:在不少地方,对死婴和死胎的处理措施甚至不如“医疗废物”
实际上,直到2010年卫生部才要求对婴儿、胎儿遗体明确按《殡葬管理条例》处理,而此前从卫生部公布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看,死胎、死婴最接近于 “病理性废物”的范畴。而在《殡葬管理条例》后,很多医院和家庭因为处理成本高,并未将婴儿或胎儿遗体正确处置。一方面按照规定不能以“医疗废物”处理, 一方面医院和家庭又不愿意处置,所以不少婴儿、胎儿遗体就成了“两不管”,只能被贩卖或遗弃。
近几年来,婴儿和胎儿遗体被不当处理的案件频发就证实了这一点。2010年3月28日,山东济宁城郊河中发现了21具被当做垃圾处理的婴儿尸体。最近,就在2013年04月25日,衡阳市湘江西岸还有垂钓爱好者连续发现多具婴儿尸体,其中有的还附带胎盘。
2010年,山东济宁城郊河中发现了21具被当做医疗废弃物处理的婴儿尸体。
监管不严:在部分地区,胎盘的销售甚至已成为地下产业链
再看胎盘,以卫生部2005年3月《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要求看,胎盘归产妇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规定也指出了,医院 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产妇拥有对胎盘的处置权,并将《胎盘处理告知、处置单》归入档案备查。《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孕产妇 患有传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病毒阳性者,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生告知产妇后,按医疗废弃物处理方式处置。而依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
但现实执行上,却错漏百出。就在前天(5月29日),广东省普宁市政府还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对媒体曝光非法回收医疗垃圾现象的整治情况。而这样的案件也绝不鲜见。
在某些地区甚至还存在胎盘地下产业链,长春媒体《东亚经贸新闻》就曾报道,在长春很多医院秘密倒卖胎盘已成网络,记者在暗访中就通过250元购买到了 胎盘。类似的事件在2011年年底也曾被山东的《城市信报》所报道。在很多医院的产科,会让孕妇家属选择自己拿走胎盘还是让医院处理,一些家属图省事选择 让医院处理,所以医院获取胎盘非常容易。而由于禁止贩卖胎盘的规定仅仅是源自卫生部,所以商贩即便贩卖胎盘也无法可罚,甚至贩卖染病胎盘也仅是在造成严重 后果时才能处罚。
胎盘禁止买卖,但在网上仍有以“紫河车”名号售卖的胎盘制品。
最后,每年破千万的堕胎数也提供了相对较多的死胎和胎盘来源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一组数据,中国现在每年有1300万例流产手术,而政府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二做流产手术的女性年龄都在20岁到29岁之间,而且多数未婚。而这数据其中还未包括选择药物流产和私营诊所流产的女性。
在分析可能的原因时,不少专家都把繁琐的计生政策和现有法律规定,未婚女性很难为孩子领取户口或者户籍登记卡,当做一些单身女性选择做流产手术的可能原因。但即便抛开原因,单看堕胎数,也不难想见中国为何成为“人肉胶囊”走私大国。
结语
“人肉胶囊”的确骇人听闻,其背后愚昧的“胎盘(儿)补身文化”和中国为何成为“人肉胶囊”走私大国的原因更需要反思。
韩国警方近日透露,一中国男子因涉嫌从中国将含有人肉成分的粉末装入胶囊后走私到韩国被韩警方拘留。报道同时称,韩国科学调查研究院已从该男子所携胶囊中检出人类DNA。
事件虽惊悚,但翻看之前的新闻,可发现此案并非首例。所谓“人肉胶囊走私案”在近年也出现多次,且几乎每次都是源自中国。
01
首先,了解下“人肉胶囊”究竟是什么?
关于中国向韩国走私“人肉胶囊”的新闻,近年来屡见不鲜
在2011年8月,韩国SBS电视台就曾播放名为《惊人曝光:“人肉胶囊”的真相》节目,节目中,SBS电视台称发现了中国部分医院贩卖死胎并制作 “人肉胶囊”。节目警告说,部分“人肉胶囊”已被韩国人服用,节目画面还显示胶囊中可检测出现人类头发和指甲的碎片。韩国的权威月刊杂志《新东亚》也通过 不同消息源证实该种胶囊很可能是由被引产、生产过程中死亡或者出生一到两个月死亡婴儿的人肉粉末制成。
2011年的“人肉胶囊”事件中,韩国科学研究院对其分析显示,其中有可辩认的人类毛发。
到了2012年5月,韩国媒体报道又发现中国有“人肉胶囊”流向韩国。对此,时任中国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还做出过回应,称至今未发现国内有“人肉胶囊”,而对流向韩国的也会彻查。
而对今年5月26日曝出的案件,韩国警方则表示这名男子涉嫌早在2004年起,就先后41次往返于中、韩两国,并谎称“人肉胶囊”包治百病在韩国兜售。
所谓“人肉胶囊”多为人类胎盘制品或假冒,少部分确含死婴
虽然叫做“人肉胶囊”,但多数并不是以“人肉”为原料,而是以人类胎盘为原料制成。此外,还有不少所谓“人肉胶囊”是以动物胎盘假冒。
但是2011年8月曝出的案件中,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化验,发现“人肉胶囊”中成分与人类DNA一致性高达99%,且具有男女两性的遗传基因,表 明胶囊内成分极有可能以人肉研制而成,并非原以为的人类胎盘。SBS的报道更是指出有消息表明制药者向吉林延边的医院购买婴尸,磨成粉末制药。而这次曝光 的案件中,胶囊成分里同样检出了人类DNA。
而在更早一些的新闻中,则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死婴被用于“制药”。2001年,黑龙江省密山市警方就曾破获了一起利用死婴制售“药丸”的案件,现场就发现死婴23个,而这些死婴多数是来自医院的流产婴儿。
02
中韩迷信胎盘和“人肉胶囊”具有“疗效”的原因相似
胎盘即为传统药物“紫河车”,而“紫河车”据称有滋补作用
很多人相信服用人胎盘能强身健体,甚至抗衰老。不仅民间有吃胎盘大补的传说,传统医学也用人胎盘入药,名为“紫河车”。根据《新京报》科普文章《吃胎 盘,能大补?》中的考证:“传统医学认为紫河车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而据《本草纲目》:“天地之先,阴阳之祖, 乾坤之槖籥,铅汞之匡廓,胚胎将兆,九九数足,我则乘而载之,故谓之河车。”通俗的说,古人认为胎儿坐着胎盘这辆“河车”跨过“天地”“阴阳”“乾坤”之 界降临人世,所以可以“大补”。
而在韩国的情况也类似。韩国有“补身文化”,在这套文化中,胎盘和死婴也被认为是有“大补”作用的“回春剂”。
但无任何证据显示胎盘和死婴有疗效,中韩主流医学界都不认可其作用
中国曾有研究机构将人的胎盘加工成“人胎盘血球蛋白”及“人胎盘血白蛋白”的注射剂,但这两种东西先后于1995年及2010年被清除,不再被中国《药典》收录。在2009年的“3·15”晚会上,所谓“人胎素”也被作为问题产品曝光。
自称具有滋补保健作用的“口服人胎盘片”。
《韩国经济》对韩国国内的医学专家进行采访,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评论道:“科学已经多次证明以胎盘和死婴制成的所谓‘回春剂’并不存在效果,但部分韩国人就是充耳不闻,韩国的‘大补热潮’已经越过了最起码的底线。”
事实上,无论是胎盘或是死婴、“人胎素注射液”还是其他各种口服或者外用的相关药品,都不能给使用者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虽然胎盘确实富含蛋白质、 糖、生长因子、雌激素和孕激素等物质,但是并不表明吃胎盘就能“大补”。蛋白质、糖、钙和维生素这些最基本的营养物质,从平时吃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就能获 得,胎盘在这一点上没有优势。而干扰素、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都是蛋白质大分子,如果经过水煮或者焙干后,基本也变性或者降解,失去了原本的生物活性。
使用胎盘或死婴带来的好处不确定,危害却显而易见
然而成分复杂的胎盘制品,无论是焙干酒煮还是“高科技提纯”,是口服粉剂还是注射液,其具体成分、精确剂量、活性都无从得知。不仅有效性可疑,安全性 更难以保证。胎盘有可能带有麻疹、乙肝、艾滋病或梅毒等病毒。胎盘与母体血脉相通,如果孕妇携带某些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或者病原体,那么胎盘也是运载这些 病毒和病原体的良好载体。
虽然《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孕产妇患有传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病毒阳性者,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生告知产妇后,按医疗废弃物处理方式处置。但通过医院私卖或者其他途径弄来的胎盘,恐怕也难有标准流程来检疫是否带有病毒。
而在之后的加工研磨等环节更因非法,多是作坊式作业,各个加工环节均存隐患。为了不确定的“疗效”,而冒如此大的风险,显然不值得。同样,死婴的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03
最后,中国为何成为了走私“人肉胶囊”大国?
处理不当:在不少地方,对死婴和死胎的处理措施甚至不如“医疗废物”
实际上,直到2010年卫生部才要求对婴儿、胎儿遗体明确按《殡葬管理条例》处理,而此前从卫生部公布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看,死胎、死婴最接近于 “病理性废物”的范畴。而在《殡葬管理条例》后,很多医院和家庭因为处理成本高,并未将婴儿或胎儿遗体正确处置。一方面按照规定不能以“医疗废物”处理, 一方面医院和家庭又不愿意处置,所以不少婴儿、胎儿遗体就成了“两不管”,只能被贩卖或遗弃。
近几年来,婴儿和胎儿遗体被不当处理的案件频发就证实了这一点。2010年3月28日,山东济宁城郊河中发现了21具被当做垃圾处理的婴儿尸体。最近,就在2013年04月25日,衡阳市湘江西岸还有垂钓爱好者连续发现多具婴儿尸体,其中有的还附带胎盘。
2010年,山东济宁城郊河中发现了21具被当做医疗废弃物处理的婴儿尸体。
监管不严:在部分地区,胎盘的销售甚至已成为地下产业链
再看胎盘,以卫生部2005年3月《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要求看,胎盘归产妇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规定也指出了,医院 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产妇拥有对胎盘的处置权,并将《胎盘处理告知、处置单》归入档案备查。《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孕产妇 患有传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病毒阳性者,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生告知产妇后,按医疗废弃物处理方式处置。而依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
但现实执行上,却错漏百出。就在前天(5月29日),广东省普宁市政府还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对媒体曝光非法回收医疗垃圾现象的整治情况。而这样的案件也绝不鲜见。
在某些地区甚至还存在胎盘地下产业链,长春媒体《东亚经贸新闻》就曾报道,在长春很多医院秘密倒卖胎盘已成网络,记者在暗访中就通过250元购买到了 胎盘。类似的事件在2011年年底也曾被山东的《城市信报》所报道。在很多医院的产科,会让孕妇家属选择自己拿走胎盘还是让医院处理,一些家属图省事选择 让医院处理,所以医院获取胎盘非常容易。而由于禁止贩卖胎盘的规定仅仅是源自卫生部,所以商贩即便贩卖胎盘也无法可罚,甚至贩卖染病胎盘也仅是在造成严重 后果时才能处罚。
胎盘禁止买卖,但在网上仍有以“紫河车”名号售卖的胎盘制品。
最后,每年破千万的堕胎数也提供了相对较多的死胎和胎盘来源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一组数据,中国现在每年有1300万例流产手术,而政府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二做流产手术的女性年龄都在20岁到29岁之间,而且多数未婚。而这数据其中还未包括选择药物流产和私营诊所流产的女性。
在分析可能的原因时,不少专家都把繁琐的计生政策和现有法律规定,未婚女性很难为孩子领取户口或者户籍登记卡,当做一些单身女性选择做流产手术的可能原因。但即便抛开原因,单看堕胎数,也不难想见中国为何成为“人肉胶囊”走私大国。
结语
“人肉胶囊”的确骇人听闻,其背后愚昧的“胎盘(儿)补身文化”和中国为何成为“人肉胶囊”走私大国的原因更需要反思。
大陆国企酒厂董事长被授大校军衔笑翻网络
中共军队腐败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除了供养庞大的文工团和军车私用这些话题之外,军队盛行的“酒文化”也是网络舆论的谈资。对于洋河酒厂官员被授予大校军衔,引起网络关注和热议。(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报导)江苏省军区日前授晋17人预备役大校军衔。其中一家中国国企酒厂的董事长首次被中共军方授予大校军衔,而引起网络舆论的关注和嘲讽。
洋河股份董事长被军方授大校军衔
5月29日,江苏省军区举行了预备役军官授予、晋升预备役大校军衔仪式。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雨柏,被授予预备役专业技术大校军衔。
据《新华日报》消息称,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孙心良宣读中央军令。被授晋预备役大校军衔共17人。
洋河股份方面的官方网站显示,近年来,苏酒集团为国防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得到“政府和军区认可”。张雨柏此次被授大校军衔,也展现了公司在“服务军队、服务国防”方面的显著成绩。
报导称,张雨柏现年50岁,还可继续服预备役5年。
“酒厂大校”网络热议 党军被指“醉军”
中共军队腐败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除了供养庞大的文工团和军车私用这些话题之外,军队盛行的“酒文化”也是网络舆论的谈资。对于洋河酒厂官员被授予大校军衔,引起网络关注和热议。
作家-天佑质疑说,洋河酒厂董事长都是大校,那么,茅台、五粮液的董事长又该是什么级别?他说:“有一个问题:如果全国的国企老总都被授予预备役军衔,那么,他们开军车是不是理所当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委员会委员赵克罗说:“这得用多少瓶特供专用才能换回一顶大校帽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对此调侃说,唱歌,跳舞,陪睡,忽悠••••••都能成大校,这厢又来个卖酒大校,难怪“校长”连小学生都敢睡。今日中国本身就是部“校(笑)林广记”。
IBTimes中文网官方微博跟帖说,大“笑”。看样子中国武术绝学醉拳能再战江湖了。
民众“若水向东流”说:预备役最高军衔才少将,这就授了个大校。看来白酒是极其重要军需物资。老.茅,小五,你们要努力了哦。江苏民众“雨农小磊”说:知道我们的军人有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吹牛逼的,现在也有会搞酒的了,就是不知道谁会打仗……
广东民众“客居博浪沙”说:只能说PLA是一支能喝酒敢喝酒的军队,已经超过了当年川军的双枪部队了。党军其实就是维护专制的醉军。
中共军队盛行酒文化 醉生梦死腐败滋生
由于中国军队长年没有打过仗,部队酒文化和官场文化盛行。此前中国网络爆出一组有关“战备茅台”的图片,引起网友热议。
据 《南都周刊》一篇题为“解密特供茅台的秘密”的报导称,位于茅台酒厂内的国酒文化城现代馆里,陈列着这家酒厂生产出的所有样品酒。其中有众多酒盒下方黑底 白字地印有“特供”字样。这些标注说明了它们的特定供应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北海舰队、警卫局、成都军区……
报导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茅台酒厂员工说,只有部队、省部级以上的政府单位,以及中国移动之类的国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到茅台酒厂洽谈购买特供酒的事宜。
人们不禁要问,军人备战要用茅台壮胆,五粮液要用军车运送,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克敌制胜?中央军委组建审计机构,何不从名酒入手,对军内腐败来一次清查呢?
据新华社报导,2013年中国军费高达7,202亿元。不过每年数千亿元军费支出,竟然没有一个审计单位负责全方位监控。
(责任编辑:谢东延)
分析:習李政府會順應民心平反六四嗎?
嵇偉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當時的中國政府命令下,人民解放軍武力鎮壓了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同情學生的北京市民。
六四民運的24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今年的6月4日是習近平、李克強政府當政後的第一個六四紀念日。
作為與24年前的血腥鎮壓沒有任何關係、不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習李新政府是否會在六四問題上作出與前幾任政府不同的動作,是此刻海內外的共同關注。
此前各界都曾對習李新政府抱有期望,這屆政府中的許多成員是在文革的亂世中成長起來、在社會最底層掙扎過、經歷過理想的幻滅和復蘇的一代,可能會更了解和順應民心。
而平反六四,或者在六四問題上採取比過去溫和的行動,應該會受到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歡迎,贏得民心。但看來事情並不是像人們期待的那樣。
設防更嚴
在六四24週年來臨之際,中國各地民間申請集會遊行的要求被全部拒絕,據報,許多組織集會者被拘留傳訊,一些著名的六四活動人士則被禁止出境,當局在今年六四前的設防似乎比往年更嚴密。
在北京的中國獨立記者和作家高瑜就是臨近六四時被禁止出境的人之一,高瑜曾在1989年中國當局鎮壓六四民運的當天被捕,一年多後獲釋。
她在周四(5月30日)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說,習李政府不可能在最近幾年平反六四,不可能像國民黨政府對2.28事件平反那樣,徹底承認當初政府的鎮壓是錯誤的。
高瑜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的兩次講話。第一次是他的「南巡」講話,他表示要走鄧小平的路,並特別強調黨的幹部不能失去信仰。
習近平在南巡講話中批評當年的蘇共中沒有一個「男兒」去阻止蘇聯的「亡黨亡國」,也就是沒有鎮壓使前蘇聯倒台的民主運動。所以高瑜認為,這一講話明確表態:六四開槍是必須的和對的。
此外,習近平今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到「兩個30年互不否定」,本月《光明日報》又透露他在講話中還提到不能否定毛澤東,稱如果否定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
習近平政府會否平反六四引人關注。
從這兩次講話可以看出,習近平是不主張否定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包括不否定毛鄧所犯的錯誤甚至罪行,因此近期為六四平反,在高瑜看來是沒有可能的事。
穩定為重
在香港的中國政治事務評論員劉銳紹周四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也認為,在六四問題上,習李政府與前幾屆政府的態度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劉銳紹指出,目前整個中國的形式是需要穩定,習李政府上台後的工作重點一直是維護社會穩定,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他們認為的可能破壞穩定的因素就不允許發酵。
對待今年的六四紀念,相信習李政府會像以往一樣努力保持穩定,對包括天安門死難者家屬在內的各方,都將採用穩住他們的情緒與活動空間的方法。
儘管中國高層領導人也知道,對六四問題的重新處理會使他們提高在中國老百姓中的威信,恢復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但是在眼下的國情下,誰都不敢在這件事上輕舉妄動。
就如劉銳紹所說,不排除黨內也有許多人相信對六四有新的說法會使中國的整個氣氛更好,但最高層會保持謹慎,不會順應這一要求,最多保持不激化矛盾、不出現新衝突的局面。
不和諧的夢
習近平上任之初高調提出的中國夢,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的勵志詞,但是也有評論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平反六四民運,就永遠不可能有一個和諧的中國夢。
但在獨立作家高瑜看來,現在領導中國的紅二代們有遠大的志向,他們的這個中國夢是民族復興的夢,是國家夢,平反六四不是這個夢的一部分。
志向遠大的新領導層非常自信,尤其在目前西方經濟危機持續多年不去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將近8%的增長,所以在他們眼中,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建立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肯定比西方優越。
高瑜認為,習李政府的自信基於讓他們驕傲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所以像六四這樣的事件不能平反,一平反就會涉及這個國家體制,就可能像否定毛澤東那樣導致天下大亂。
BBC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當時的中國政府命令下,人民解放軍武力鎮壓了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同情學生的北京市民。
六四民運的24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今年的6月4日是習近平、李克強政府當政後的第一個六四紀念日。
作為與24年前的血腥鎮壓沒有任何關係、不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習李新政府是否會在六四問題上作出與前幾任政府不同的動作,是此刻海內外的共同關注。
此前各界都曾對習李新政府抱有期望,這屆政府中的許多成員是在文革的亂世中成長起來、在社會最底層掙扎過、經歷過理想的幻滅和復蘇的一代,可能會更了解和順應民心。
而平反六四,或者在六四問題上採取比過去溫和的行動,應該會受到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歡迎,贏得民心。但看來事情並不是像人們期待的那樣。
設防更嚴
在六四24週年來臨之際,中國各地民間申請集會遊行的要求被全部拒絕,據報,許多組織集會者被拘留傳訊,一些著名的六四活動人士則被禁止出境,當局在今年六四前的設防似乎比往年更嚴密。
在北京的中國獨立記者和作家高瑜就是臨近六四時被禁止出境的人之一,高瑜曾在1989年中國當局鎮壓六四民運的當天被捕,一年多後獲釋。
她在周四(5月30日)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說,習李政府不可能在最近幾年平反六四,不可能像國民黨政府對2.28事件平反那樣,徹底承認當初政府的鎮壓是錯誤的。
高瑜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的兩次講話。第一次是他的「南巡」講話,他表示要走鄧小平的路,並特別強調黨的幹部不能失去信仰。
習近平在南巡講話中批評當年的蘇共中沒有一個「男兒」去阻止蘇聯的「亡黨亡國」,也就是沒有鎮壓使前蘇聯倒台的民主運動。所以高瑜認為,這一講話明確表態:六四開槍是必須的和對的。
此外,習近平今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到「兩個30年互不否定」,本月《光明日報》又透露他在講話中還提到不能否定毛澤東,稱如果否定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
習近平政府會否平反六四引人關注。
從這兩次講話可以看出,習近平是不主張否定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包括不否定毛鄧所犯的錯誤甚至罪行,因此近期為六四平反,在高瑜看來是沒有可能的事。
穩定為重
在香港的中國政治事務評論員劉銳紹周四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也認為,在六四問題上,習李政府與前幾屆政府的態度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劉銳紹指出,目前整個中國的形式是需要穩定,習李政府上台後的工作重點一直是維護社會穩定,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他們認為的可能破壞穩定的因素就不允許發酵。
對待今年的六四紀念,相信習李政府會像以往一樣努力保持穩定,對包括天安門死難者家屬在內的各方,都將採用穩住他們的情緒與活動空間的方法。
儘管中國高層領導人也知道,對六四問題的重新處理會使他們提高在中國老百姓中的威信,恢復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但是在眼下的國情下,誰都不敢在這件事上輕舉妄動。
就如劉銳紹所說,不排除黨內也有許多人相信對六四有新的說法會使中國的整個氣氛更好,但最高層會保持謹慎,不會順應這一要求,最多保持不激化矛盾、不出現新衝突的局面。
不和諧的夢
習近平上任之初高調提出的中國夢,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的勵志詞,但是也有評論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平反六四民運,就永遠不可能有一個和諧的中國夢。
但在獨立作家高瑜看來,現在領導中國的紅二代們有遠大的志向,他們的這個中國夢是民族復興的夢,是國家夢,平反六四不是這個夢的一部分。
志向遠大的新領導層非常自信,尤其在目前西方經濟危機持續多年不去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將近8%的增長,所以在他們眼中,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建立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肯定比西方優越。
高瑜認為,習李政府的自信基於讓他們驕傲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所以像六四這樣的事件不能平反,一平反就會涉及這個國家體制,就可能像否定毛澤東那樣導致天下大亂。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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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美國主導TPP 中國憂經濟圍堵
日本政府決定加入TPP談判,但民間反應兩極。圖為反對TPP示威者上周六在東京集會抗議。
TPP(泛太平洋伙伴關係)是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簡稱,輿論一般相信美國圖借助推行有利於自己的貿易標準。
TPP現時有11個成員,包括4個發起國:新加坡、文萊、智利與新西蘭,以及美國、澳洲、秘魯、馬來西亞、越南、加拿大與墨西哥。它與傳統自貿區最大分別在於其覑眼點並非僅限於消除關稅、配額等經濟問題,還涵蓋勞工標準、環境標準以至經濟立法、反貪、金融業改革等內政問題。
美國自2008年加入TPP談判後逐步掌握主導權,積極拉攏日本、韓國、台灣等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密切的經濟體入會,引起中國擔心美國借TPP推動對華經濟圍堵。日本的申請已獲接納,將於7月成為TPP第12個成員。韓國雖受美國施壓,但因顧及對中國與東盟等的雙邊貿易談判,目前對是否加入TPP態度審慎。
專家:中國佈好局才願談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對本報說,中國之所以表態有興趣參加TPP談判,主因在於「中國佈局好了」,一方面中國發起16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談判,另一方面是TPP的標準對很多國家來講都太高,美國藉此壓迫中國未必能夠如願。
梅新育昨日回應本報查詢時稱,中國已發起一個可與TPP分庭抗禮的組織,即囊括東盟10國和中、日、韓、印度、澳洲、新西蘭共16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談判,「美國企圖用TPP排擠中國的期望日益顯得不太現實,而中國也因此大大降低在TPP談判中遭受美國擠兌、被迫接受不利條款的擔憂」。
TPP標準太高 多國難承受
梅新育指中國愈來愈肯定,因其他國家不贊成,美國在TPP推行的美式高標準未必能如願。他解釋,TPP規則大量涉及國家內政,亞太地區不少國家並不願意接受加入TPP的巨大預期代價,如越南2007年才加入WTO,僅僅完成入世承諾的負擔就很沉重,急於參加TPP,未必能承受。
與當年加入WTO相比,TPP對中國的障礙是否更大?梅新育不認同,他說當時入世是「與國際慣例接軌」,現在爭的是「推動規則演化」,即爭取推動規則向更符合中國意願的方向發展演化,預計爭議大的領域可能會是金融服務、反壟斷、環保、農產品等。
明報記者 林迎
香港 明報
美国白宫请愿网出现有关六四信息
(BBC中文网) 在临近“六四”周年中国一些维权人士的行踪备受关注之际,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出现有关六四的请愿内容。
在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We the People近日出现要求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天安门民主运动参加者的信息。
这英语请愿条文在5月26日由署名纽约B.T.的人发起,内容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和平示威者遭武装部队屠杀。
“到今天,这些受害人、参加者和组织者仍要承受被诬告和流亡的遭遇。”
“在六四24周年,我们恳请奥巴马总统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所有天安门民运人士,以及结束对这些人和活动人士的迫害。”
另一方面,据维权网星期四(5月30日)披露,律师张雪忠要求与被扣押的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见面,但遭当局拒绝。
刘萍在4月底在家中被警察带走,之后被新余袁河分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维权网说,张雪忠在30日再次向新余袁河分局有关部门要求会见刘萍,但被告知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
维权网又报导在30日中午,深圳民主人士余刚被警方带到派出所超过七小时,“于晚上8点左右被释放回家,但还是被严密监控在自己的住所”。
另外,维权网又说在广州等地找工作的异议作家郑酋午因没有按“国保”(国内安全保护部门)的要求返回海南文昌,“结果被警方威胁要查办他妻子经营问题”。
在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We the People近日出现要求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天安门民主运动参加者的信息。
这英语请愿条文在5月26日由署名纽约B.T.的人发起,内容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和平示威者遭武装部队屠杀。
“到今天,这些受害人、参加者和组织者仍要承受被诬告和流亡的遭遇。”
“在六四24周年,我们恳请奥巴马总统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所有天安门民运人士,以及结束对这些人和活动人士的迫害。”
另一方面,据维权网星期四(5月30日)披露,律师张雪忠要求与被扣押的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见面,但遭当局拒绝。
刘萍在4月底在家中被警察带走,之后被新余袁河分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维权网说,张雪忠在30日再次向新余袁河分局有关部门要求会见刘萍,但被告知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
维权网又报导在30日中午,深圳民主人士余刚被警方带到派出所超过七小时,“于晚上8点左右被释放回家,但还是被严密监控在自己的住所”。
另外,维权网又说在广州等地找工作的异议作家郑酋午因没有按“国保”(国内安全保护部门)的要求返回海南文昌,“结果被警方威胁要查办他妻子经营问题”。
彭博社:万亿信贷未拉动中国经济
【大纪元2013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中国经济被证明对信贷的反应甚微,这增加了总理李克强加强私营企业的角色的压力。彭博社报导说,中国的信贷在今年前三个月增加了58%,达到6.16万亿元(1万亿美元),而同期GDP仅仅增长7.7%。每一美元的信贷火力仅仅拉动GDP 17美分,比去年的29美分减少,比2007年的83美分减少的更厉害。
低效借贷者充斥
彭博社5月30日报导说,借贷回报递减印证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中国需要“果断的”政策转变。如果不远离国家批准项目的道路,李克强和习近平有风险看到增长进一步下滑,以及不良贷款增加。
“低效的和高杠杆的借贷者充斥,占据了本来可以用于制造更多增长的信贷。”前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洛文杰说。“为了刺激增长,中国需要分配更多融资给私营企业,它们比国营企业更加盈利和低杠杆。”
根据财政部,国营企业已经看到他们的股本回报率从2010年的10.2%下降到去年的5.9%。来自中国信贷飙升的最大的担忧是,资金流向那些表现恶化的公司和国营企业,里昂证券亚太市场中国香港策略主管张永明在5月9日的报告中写道。
债券市场扩张
彭博社报导说,中国债券市场今年迄今比去年同期扩张39%,暗示企业在挣扎着通过获得更多信贷改善盈利。
根据彭博社编纂的数据,中国最大公司从债务市场的借贷是它们的经营盈利的五倍,是2007年杠杆比率的两倍。在能源和电力行业的国营企业位列最大的借贷者,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减少政府角色
彭博社报导说,自从三月份接任总理以来,李克强承诺减少政府干扰和加强私营公司的角色。他3月17日说削减政府的权力相当于“自我革命”。本月早先他在向全国政府官员播出的一个讲话中表示,他宁愿依赖于“市场机制”拉动增长而不是靠刺激政策或直接的政府投资。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进行一些改变的实验,包括阻碍城市化的户口制度。
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表示,他们意欲容忍较低的增长,如果在长期来说它是更加可持续的,并且能给13亿中国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习近平在5月24日说,他们将不会牺牲环境来确保短期的经济扩张,随着政府面临日益增长的公众对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满。
年度增长步伐
彭博社报导说,李克强本周说,这个十年需要达到7%的平均年度增长,因为中国寻求人均收入翻番。
彭博社全球投资者民调当中4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在未来五年将下降到6-7%,而18%的人说它将下滑到低于6%。即使四月份的信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1%,五月份的制造业在七个月以来首次萎缩,根据汇丰银行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初步读数。
IMF的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昨天警告,快速的信贷增长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提出有关投资质量和其对偿还能力的影响的问题”。Lipton告诉记者,中共领导人已经向IMF保证,遏制信贷扩张是当务之急。
遏制支出
彭博社报导说,中国在去年第四季度打断了连续七个季度的增长放缓,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再次减速。欧洲的债务危机在遏制出口,制造业增长在减弱,政府的反奢华运动遏制了餐厅和零售业销售。
“在最近的宏观经济周期当中,这样的停滞是极度罕见的。”渣打银行大中国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在5月10日的报告中说,“一旦中国增长开始加速,它通常是会继续。”
根据Sanford Bernstein公司的银行分析师Michael Werner所说,公司可能将一些新的信贷以银行存款储存起来。三月份公司银行存款达到3.1万亿元,可能暗示公司储存一些信贷以防习李执政之后打击信贷渠道。
“这告诉我,不是所有的资金都被分配到经济当中。”Werner说。
公司在克制投资,因为他们认识到“可持续性的最终需求的前景疲软”,除非新政策刺激家庭消费,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全球联席主管Ramin Toloui说。
“中国的挑战过去是调动生产因素—劳力,资本和技术—来服务于无限的全球需求,”Toloui说,“现在的挑战是释放潜在的中国家庭来作为需求来源。”
(责任编辑:高静)
低效借贷者充斥
彭博社5月30日报导说,借贷回报递减印证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中国需要“果断的”政策转变。如果不远离国家批准项目的道路,李克强和习近平有风险看到增长进一步下滑,以及不良贷款增加。
“低效的和高杠杆的借贷者充斥,占据了本来可以用于制造更多增长的信贷。”前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洛文杰说。“为了刺激增长,中国需要分配更多融资给私营企业,它们比国营企业更加盈利和低杠杆。”
根据财政部,国营企业已经看到他们的股本回报率从2010年的10.2%下降到去年的5.9%。来自中国信贷飙升的最大的担忧是,资金流向那些表现恶化的公司和国营企业,里昂证券亚太市场中国香港策略主管张永明在5月9日的报告中写道。
债券市场扩张
彭博社报导说,中国债券市场今年迄今比去年同期扩张39%,暗示企业在挣扎着通过获得更多信贷改善盈利。
根据彭博社编纂的数据,中国最大公司从债务市场的借贷是它们的经营盈利的五倍,是2007年杠杆比率的两倍。在能源和电力行业的国营企业位列最大的借贷者,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减少政府角色
彭博社报导说,自从三月份接任总理以来,李克强承诺减少政府干扰和加强私营公司的角色。他3月17日说削减政府的权力相当于“自我革命”。本月早先他在向全国政府官员播出的一个讲话中表示,他宁愿依赖于“市场机制”拉动增长而不是靠刺激政策或直接的政府投资。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进行一些改变的实验,包括阻碍城市化的户口制度。
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表示,他们意欲容忍较低的增长,如果在长期来说它是更加可持续的,并且能给13亿中国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习近平在5月24日说,他们将不会牺牲环境来确保短期的经济扩张,随着政府面临日益增长的公众对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满。
年度增长步伐
彭博社报导说,李克强本周说,这个十年需要达到7%的平均年度增长,因为中国寻求人均收入翻番。
彭博社全球投资者民调当中4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在未来五年将下降到6-7%,而18%的人说它将下滑到低于6%。即使四月份的信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1%,五月份的制造业在七个月以来首次萎缩,根据汇丰银行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初步读数。
IMF的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昨天警告,快速的信贷增长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提出有关投资质量和其对偿还能力的影响的问题”。Lipton告诉记者,中共领导人已经向IMF保证,遏制信贷扩张是当务之急。
遏制支出
彭博社报导说,中国在去年第四季度打断了连续七个季度的增长放缓,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再次减速。欧洲的债务危机在遏制出口,制造业增长在减弱,政府的反奢华运动遏制了餐厅和零售业销售。
“在最近的宏观经济周期当中,这样的停滞是极度罕见的。”渣打银行大中国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在5月10日的报告中说,“一旦中国增长开始加速,它通常是会继续。”
根据Sanford Bernstein公司的银行分析师Michael Werner所说,公司可能将一些新的信贷以银行存款储存起来。三月份公司银行存款达到3.1万亿元,可能暗示公司储存一些信贷以防习李执政之后打击信贷渠道。
“这告诉我,不是所有的资金都被分配到经济当中。”Werner说。
公司在克制投资,因为他们认识到“可持续性的最终需求的前景疲软”,除非新政策刺激家庭消费,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全球联席主管Ramin Toloui说。
“中国的挑战过去是调动生产因素—劳力,资本和技术—来服务于无限的全球需求,”Toloui说,“现在的挑战是释放潜在的中国家庭来作为需求来源。”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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