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新疆日报》刊发报导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会议5月17日——18日在乌鲁木齐举行。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42名新疆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报导特别提到：经“中央提名在我区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周永康同志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
这是在5月18日的公安会议上，周永康被胡温习公开牵出来亮相后的又一受外界关注的消息。这是胡温习一方现阶段对付周永康手段的延续，一方面在私下拿下他的权力，同时收集周的罪状，再把周失权的消息通过海外媒体放出并传回国内，是对民意的测试，也为将来公开拿下周永康释放压力。可以预计，在胡温习公开拿下周永康之前，这种方式还会持续。
但是，周永康当选为出席18大的新疆代表，可能也是胡温习的刻意安排，这种安排的原因很有可能和2009年7月中共对新疆的镇压有关；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了维人与汉人之间的骚乱和报复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1700人左右受伤。
事件发生时，胡锦涛正在欧洲访问，7月8日突然中断访问，结束意大利之行提前回国，创下中共建政以来国家元首因国内局势提前结束外访的先例。在胡锦涛出访期间，处理新疆事件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永康，如果没有得到中央高层负责维稳的政法委书记的首肯，新疆当局不敢擅自动用武力开枪镇压。
胡锦涛回国后，当局对新疆事件的处理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不仅发放抚恤金安抚民心，还把主导新疆事件的周永康被派往新疆，从幕后放入前台。胡锦涛的突然回国以及中央变调，显示了对周永康在处理新疆事件上做法的不满。周永康与公安部长孟建柱九日亲赴新疆处理“后事”，也显示了胡锦涛不想为新疆流血事件背上黑锅。
那么，这次周永康被安排在新疆，很有可能是胡温一方为将来公开拿下周永康后，让周永康承担屠杀新疆民众罪责的一个准备。
2012年5月20日星期日
回中国签证要邀请信机票犯众怒 网友大骂白痴!
常言道：“众怒难犯，不犯众怒”，可是近期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领馆却偏偏“不信邪”，出台了一项极为“犯众怒”的有关签证的新规定，即从五月十六日开始，所有去中国探亲旅游的加籍人士，不论是否华裔，是否在中国出生，都要有国内长住个人的邀请函或者机票和酒店订单才能申请签证。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本一片祥和、风平浪静的加国华人社区象炸开了锅似地爆出了强烈的反弹。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人们的闲谈之中，抗议、埋怨以及将此新规定斥为“白痴”的声音不绝于耳。
目前，在加国申请访华的签证类别中有商务、公务、参展以及经济活动的F签证，也有个人访问探亲、旅游的L签证。而L签证正是大量访华签证的主体，在这L签证之中，广大海外华人的签证申请又占了八成以上。由此可见，中国驻加使领馆有关签证邀请函的新规定，所影响到的主要对象应该还是广大加籍华人。
作为一项牵涉到广大加国华人访华手续的新规定，中国驻加使领馆推出的手法却相当粗糙和草率。他们既不作任何吹风，也没有一丁点的咨询，更不开任何记者会，只是静悄悄地于五月八日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且连邀请函的细节要求、样式也不提供，就要在一周之后开始实施。如果说使领馆的官员们已经在习惯高高在上，视广大海外华人、平民百姓为无物，尚且不难理解，因为这正是许多内地官员的一贯工作作风。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项对华人社区影响广泛的新规定，一众长期以来就“爱党、爱国”的社区人士、“红色”侨领们也被蒙在鼓中，不得半点风声。可怜我们的“红色”侨领，每逢欢迎中国领导人、反对藏独、抗议疆独、甚至谴责“小菲”都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但这次却成了“局外人” 。
自从五月八日中国驻加使领馆在网站上悄悄地出笼了签证新规定之后，这几天来，面对华社的一片抗议、反弹声音，他们还是一再哑忍，“我自岿然不动”，既不搞记者会答疑，也不发新闻稿解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老大”我怕谁的样子。在媒体记者对使领馆的连番追问之中，个别官员也只是在少得可怜的片言只语中，透露了一些推出这一新规定的表面上的理由。简单而言就是：“体现主权、体现对等、与国际接轨” 这三句话。
中国使领馆的这三条理由是否成立，网上潮水般铺天盖地的跟贴已经作了相当有力的批驳，在此谨归纳如下。其一：有关体现主权。所谓签证体现主权，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可是在关于邀请函的新规定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除了形式之外，没有任何“主权”的影子。由于这一新规定所牵涉和影响到的主要还是广大海外华人，而在加国的一百三十万华人中，差不多有半数以上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他们虽然目前都已入籍加国，但是他们的“made in china”的事实，却是与生俱来永远不会改变。由于长居海外，许多加国华人对原居国祖国的依恋和热爱之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内地的民众。使领馆要在签证上体现主权，完全可以拿并非中国出生的“外国人”为对象，何必拿本来就与自己的祖国“血浓于水” 的同胞们开刀。
其二：有关对等。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对于在本国出生后来又入籍他国的人士再回原居国探亲、旅游，都采取了免签或者简化签证的方法。就是加拿大，对中国公民访加，也有长达一年以及十年内多次往返的探亲访问签证。而中国的驻加使领馆，既不对访华人士提供方便出入的多次签证，还叠床架屋要求出生于中国的加籍华人申请签证时提交国内长驻个人的邀请函，这种将不对等当作对等的做法，确实是在拿公众的认知和智慧开玩笑。
其三：有关接轨。在这个世界上，对本国出生长居海外又入籍他国的人士，以免签或者提供通行证的方法让其回原居国访问，这已是许多国家通用的模式。如印度政府就对印裔加籍公民提供十年有效的通行证，让他们自由返国探亲、旅游。就是在中国的特区香港和澳门，港澳裔加籍公民回港、澳，也无须签证，凭身份证就可入境。中国驻加使领馆的官员口口声声讲“接轨”，其实不但没接上国际之“轨”，就连自己国家的特区之“轨”也没有接上。所以与其说是“接轨”，倒不如称之为“脱轨”更为恰当。
虽然面对一片反弹、抗议和不满之声，但是到目前为止，极其不受欢迎的“5.16”规定还是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对于这一中国驻加外交机构新出炉的“劣政”，其背后的来龙去脉，究竟有何蹊跷，人们暂时还不得而知。如果说这是一项中国外交部的统一规定，那么理应在全球同步实施，但事实上是，除了加国和欧洲的少数城市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中国使领馆都没有开始推行。如果说这是对加国的特有规定，那么中国驻加的“最高领导”是否应该虚心聆听民意，从善如流，对此规定做出调整和修正，以平民怨呢？也许对于高高在上的中国外交官而言，他们会认为一封简单的邀请函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广大海外华人而言，就是这份看似简单的邀请函，就可以伤透他们的爱国之心，稀释他们对祖国血浓于水的感情。
在法律文件上一直就有“但书”的说法，如果中国驻加使领馆出于面子，不好意思废除关于邀请函的新规定，那么他们还知道尊重海外华人民意的话，就应该尝试在新规定中加上“但书” 条款 ，即：这一规定对在中国出生的加国公民例外。如果中国使领馆的官员连这都无法做到，那么唯有希望他们在以后签证时别太认真，尽量眼开眼闭、高抬贵手让“山寨版”的邀请函以假代真、蒙溷过关。也许，这种做法听上去不太“正宗” 但无论如何总还是一项既保全面子，又不给加国华人添太多麻烦的“两全其美” 的做法。只不过，这样一来，巍巍中华的“高大”形象又会再一次受损了。
目前，在加国申请访华的签证类别中有商务、公务、参展以及经济活动的F签证，也有个人访问探亲、旅游的L签证。而L签证正是大量访华签证的主体，在这L签证之中，广大海外华人的签证申请又占了八成以上。由此可见，中国驻加使领馆有关签证邀请函的新规定，所影响到的主要对象应该还是广大加籍华人。
作为一项牵涉到广大加国华人访华手续的新规定，中国驻加使领馆推出的手法却相当粗糙和草率。他们既不作任何吹风，也没有一丁点的咨询，更不开任何记者会，只是静悄悄地于五月八日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且连邀请函的细节要求、样式也不提供，就要在一周之后开始实施。如果说使领馆的官员们已经在习惯高高在上，视广大海外华人、平民百姓为无物，尚且不难理解，因为这正是许多内地官员的一贯工作作风。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项对华人社区影响广泛的新规定，一众长期以来就“爱党、爱国”的社区人士、“红色”侨领们也被蒙在鼓中，不得半点风声。可怜我们的“红色”侨领，每逢欢迎中国领导人、反对藏独、抗议疆独、甚至谴责“小菲”都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但这次却成了“局外人” 。
自从五月八日中国驻加使领馆在网站上悄悄地出笼了签证新规定之后，这几天来，面对华社的一片抗议、反弹声音，他们还是一再哑忍，“我自岿然不动”，既不搞记者会答疑，也不发新闻稿解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老大”我怕谁的样子。在媒体记者对使领馆的连番追问之中，个别官员也只是在少得可怜的片言只语中，透露了一些推出这一新规定的表面上的理由。简单而言就是：“体现主权、体现对等、与国际接轨” 这三句话。
中国使领馆的这三条理由是否成立，网上潮水般铺天盖地的跟贴已经作了相当有力的批驳，在此谨归纳如下。其一：有关体现主权。所谓签证体现主权，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可是在关于邀请函的新规定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除了形式之外，没有任何“主权”的影子。由于这一新规定所牵涉和影响到的主要还是广大海外华人，而在加国的一百三十万华人中，差不多有半数以上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他们虽然目前都已入籍加国，但是他们的“made in china”的事实，却是与生俱来永远不会改变。由于长居海外，许多加国华人对原居国祖国的依恋和热爱之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内地的民众。使领馆要在签证上体现主权，完全可以拿并非中国出生的“外国人”为对象，何必拿本来就与自己的祖国“血浓于水” 的同胞们开刀。
其二：有关对等。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对于在本国出生后来又入籍他国的人士再回原居国探亲、旅游，都采取了免签或者简化签证的方法。就是加拿大，对中国公民访加，也有长达一年以及十年内多次往返的探亲访问签证。而中国的驻加使领馆，既不对访华人士提供方便出入的多次签证，还叠床架屋要求出生于中国的加籍华人申请签证时提交国内长驻个人的邀请函，这种将不对等当作对等的做法，确实是在拿公众的认知和智慧开玩笑。
其三：有关接轨。在这个世界上，对本国出生长居海外又入籍他国的人士，以免签或者提供通行证的方法让其回原居国访问，这已是许多国家通用的模式。如印度政府就对印裔加籍公民提供十年有效的通行证，让他们自由返国探亲、旅游。就是在中国的特区香港和澳门，港澳裔加籍公民回港、澳，也无须签证，凭身份证就可入境。中国驻加使领馆的官员口口声声讲“接轨”，其实不但没接上国际之“轨”，就连自己国家的特区之“轨”也没有接上。所以与其说是“接轨”，倒不如称之为“脱轨”更为恰当。
虽然面对一片反弹、抗议和不满之声，但是到目前为止，极其不受欢迎的“5.16”规定还是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对于这一中国驻加外交机构新出炉的“劣政”，其背后的来龙去脉，究竟有何蹊跷，人们暂时还不得而知。如果说这是一项中国外交部的统一规定，那么理应在全球同步实施，但事实上是，除了加国和欧洲的少数城市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中国使领馆都没有开始推行。如果说这是对加国的特有规定，那么中国驻加的“最高领导”是否应该虚心聆听民意，从善如流，对此规定做出调整和修正，以平民怨呢？也许对于高高在上的中国外交官而言，他们会认为一封简单的邀请函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广大海外华人而言，就是这份看似简单的邀请函，就可以伤透他们的爱国之心，稀释他们对祖国血浓于水的感情。
在法律文件上一直就有“但书”的说法，如果中国驻加使领馆出于面子，不好意思废除关于邀请函的新规定，那么他们还知道尊重海外华人民意的话，就应该尝试在新规定中加上“但书” 条款 ，即：这一规定对在中国出生的加国公民例外。如果中国使领馆的官员连这都无法做到，那么唯有希望他们在以后签证时别太认真，尽量眼开眼闭、高抬贵手让“山寨版”的邀请函以假代真、蒙溷过关。也许，这种做法听上去不太“正宗” 但无论如何总还是一项既保全面子，又不给加国华人添太多麻烦的“两全其美” 的做法。只不过，这样一来，巍巍中华的“高大”形象又会再一次受损了。
如何看待大陆的外交破产？
近日，大陆的亲密战友朝鲜跑到中国海域挑起事端，劫持三艘渔船和29名人质。朝鲜劫持者提出120万元的赎金要求，随后涨到270万，否则就要撕票。而外交部发言人则称，渔船被扣应该属于渔业案件。路透社认为中朝两个邻居和长期盟友间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公开口角。本来大陆渔船被扣再正常不过，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都时有发生，这次连盟友也指责渔船越界，问题就很清楚了。
第一，大陆北斗导航系统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渔船作业地在中国海域。当渔民财产和生命受到威胁，外交则不能有效保护国民，反而轻描淡写。第二，大陆是朝鲜长期的经济援助国，甚至是无偿援助，甚至是几十万生命。可金家三世从来没有感谢过中国，毛岸英之墓被砸就是明证。金氏王朝就是无赖，拿手戏就是讹诈。第三，大陆七十多年外交，没有真正朋友。大量人民血汗，中共全养的是白眼狼。越南用中国物资杀害中国人就是明证。
看看我们的周边就知道了。东海韩中、日中时常发生渔业冲突，钓鱼岛也时常发生军事对峙。南海中菲、中越，屡屡发生军事摩擦，甚至连美国、俄罗斯、印度都要加入南海之争。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它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南海诸岛世界主要国家，国际舆论出版物都一致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周边一些国家开始使用军事的手段，开始强占岛礁，并且不断的提出对南海的主权权益。南沙共132个岛礁，越南占了29个。菲律宾占了10个，马来西亚占了5个，文莱占了一个，印尼占了两个。我们实际占领的只有9个。而印度不但要插手中国南海，还占领藏南大片领土，还陈兵边境对西藏虎视眈眈。俄罗斯一面和中国修好，却暗中支持印度和越南。现在又出现了朝鲜劫持中国渔船，中国大使则又为向金小三讨好而卖力。这就是中共口口声声显摆的强国。
正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王立军事件彻底打破和国内的政局平衡，中共内讧大白于天下，因薄熙来政变太子党多人被牵连，军界、政界如临大敌。陈光诚事件成为引发的导火索，高层内斗达到白热化十八大人事安排成了焦点，跃然改革派终占上风，上海帮也并非大事已去。河北不给周永康代表资格，在新疆有了转机，中共大佬曾庆红也不是余势未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法委、维稳办，操控7000多万的维稳费用，肆意打压群众，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而地方政府低价征地、恶意拆迁，行政乱作为，司法腐败，长期危害群众利益，温家宝高声疾呼，屡屡遭到人身攻击。大陆政坛危机四伏，每年近7000万的军费供养的200多万军队，保卫不了国门，可谓文官贪财武将怕死，国将不国！
现在富人都移民国外，裸官统治中国政坛，爱国的只剩下穷人，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国外政要都公开财产，大陆为什么不敢？就是他们的收入见不得光。更可笑的是移民国外的明人还能出席两会。这就是大陆的特色！
国际上外国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朝鲜不是中共的傀儡，每人都有各自的原则，人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问题是中共不会做人。事实上，美国、俄罗斯、印度，包括日本、越南、菲律宾都没可指责的。这是大陆70年外交的破产。中国是纵横学说的发祥地，5000年的文化传统给中共糟蹋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象洪承畴、袁崇焕、林则须，关键是统治者优柔寡断胡乱猜忌。而中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切，仍然纵容两只黑手——政法委和中宣部胡作非为，而这才是13亿中国人的大患。
悠悠五千年，中国的路又在何方？
四川重建中学被拆建豪宅 香港拟追回拨款
香港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18日在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时证实，由香港政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所得重建的绵阳一所中学，已经遭到地方当局拆毁，以便腾出地方作为建造一个豪华式商住综合工程之用。香港政府目前正考虑向当地追索有关的拨款。
四川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特大地震之后，香港政府拨款200万元（港币，下同），加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向教育界募捐的200万元，合共400万元，在重灾区的绵阳兴建一所绵阳紫荆民族中学。
左派的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均瑜后来说，绵阳重建工程展开之后，地方当局才发现原来上址属于另一个学校，而该地皮后来亦转售予一个地产开发商。黄均瑜辩称，教联并无计划要求绵阳当地退回募捐所得的200万元，因为当局已在别处盖了一所大10倍的学校云云。
但作为政府部门的发展局却不能像教联如此马虎了事，并准备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和四川地方当局召开会议，考虑追索当初的拨款。
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说，地方当局其实是强迫学校关门夺回地皮。他在电台节目上说，香港方面这个月初派出代表前往当地调查原因。
此前，香港有报章报道，紫荆民族中学已经关门，周围已经竖起木板和标志，当地将由大连万达商业地产承建一个名为涪城万达广场的建筑，而且工程已在进行之中。
麦齐光说，香港政府应该主动调查事件，尽管港府并不直接负责学校的重建。
紫荆民族中学在2010年3月竣工开课，学生多为阿坝州灾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设施包括综合实验室、学生宿舍、饭堂、图书馆以及运动场。
在立法会的批准下，香港政府在2009年一共为四川的重建工作拨款90亿元，而香港赛马会则捐出100亿元。
郭玉闪被软禁 微博赠别陈光诚
在陈光诚顺利离京抵美后，北京郭玉闪在网易微博上作诗赠别陈光诚，并简介了陈光诚已经被安顿好在纽约大学法学院。郭玉闪的好友萧瀚则透露郭玉闪仍
被软禁中，并呼吁大家关注郭玉闪的处境：“【有完没完】这十多天来，他们已经没什么可调查的了，但还是每天对郭玉闪问话，不许出门，每天做2小时笔录，做
笔录，做笔录。。。有完没完？有完没完？有完没完？？？？”
郭玉闪的微博关于陈光诚：
郭玉闪 ：才容君暂入京畿，奄作天涯两地违。季布交时然诺重，周郎去后赏音稀。可悲世路十年尽，空令友人几岁微。天下一戎衣定日，梅花驿路共歔欷。——赠别友人。
郭玉闪：刚看完光诚在纽约大学与记者见面时的发言就接到光诚来电，一切都已安顿好。纽约大学法学院接待的很仔细，科恩教授八十多岁高龄亲自陪护， 与光诚见面时泫然涕下，当真是执手相看泪眼。住处在曼哈顿，三居室，一个很大的阳台。纽约现在是夜晚，7年多了，光诚一家第一次可以真正自由的入睡，醒 来。
郭玉闪 ： 但有名城灯火在，如何胆落舍身难。
附郭玉闪微博地址：http://t.163.com/7915395654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郭玉闪的微博关于陈光诚：
郭玉闪 ：才容君暂入京畿，奄作天涯两地违。季布交时然诺重，周郎去后赏音稀。可悲世路十年尽，空令友人几岁微。天下一戎衣定日，梅花驿路共歔欷。——赠别友人。
郭玉闪：刚看完光诚在纽约大学与记者见面时的发言就接到光诚来电，一切都已安顿好。纽约大学法学院接待的很仔细，科恩教授八十多岁高龄亲自陪护， 与光诚见面时泫然涕下，当真是执手相看泪眼。住处在曼哈顿，三居室，一个很大的阳台。纽约现在是夜晚，7年多了，光诚一家第一次可以真正自由的入睡，醒 来。
郭玉闪 ： 但有名城灯火在，如何胆落舍身难。
附郭玉闪微博地址：http://t.163.com/7915395654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古德明:蒋介石错了
陳光誠逃出山東，除了使人看清楚「溫家寶愛民」、「大國崛起」等是怎麼一回事，還為現代中國的政情民情，作了一簡明注腳。
首先，陳光誠擺脫中共監視網之後，滯留山東三天，其間四處拍門求助，不少人家雖然不敢收留，但都沒有報警。而一個無家可歸摔斷了腿的盲人，能夠整整三天躲 過中共公安星羅棋布的耳目，仗的當然不是運氣。給他援手的，至少有六人，包括和他素不相識的男女。他們還幫陳光誠打電話，找到籌劃救援的何培蓉。
何培蓉於是驅車到山東，接送陳光誠到全中國唯一可以保護中國人安全的地方：北京美國大使館。
陳光誠呼籲溫家寶秉公治國，懲處違法虐待他一家的共幹；但是，我們只見中共赫然而怒，懲處依法援助陳光誠的百姓：何培蓉、曾金燕遭軟禁，起居都受監視；胡 佳被迫離家，一時銷聲匿迹；江天勇、劉懿往醫院探望陳光誠，先後被飽以老拳；律師陳武權、劉衞國襄助陳光誠家人，或遭沒收執業證件，或遭剝奪僅有的行動自 由。還有一位懷胎兩月的女郎，因陳光誠事被公安抓去審問幾小時，疲憊恐懼之餘，回家之後就流產，賠了一條小生命，悲慟不已。陳光誠說：「幫助我的朋友，有 些已經失去音信。」
晉朝永嘉年間，中原大亂，北海郡少年劉敏元逃難，見同縣一位老人孤苦無依，就和他同行，盡力照顧。他們路經滎陽，遇上一群匪徒，劉敏元逃脫，那老人卻落在 匪徒手上。劉敏元不忍，走回去跟群匪說，願以自己交換那老人：「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匪徒問：「此公於君何親？」劉敏元說： 「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但因為他來投靠我），乞以身代，」群匪動容，相顧說：「義士也，害之犯義！」把兩人都 放了（《晉書》卷八十九）。這是古代匪徒的故事。
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不同。陳光誠窮窶失明，更因熱中民權而遭長期囚禁、毒打，「神祇尚當哀矜之」。所以何培蓉、胡佳、劉衞國等，和他親非骨肉，義非師友，都不惜為他冒險犯難，可見晉朝劉敏元至今未死。但是，他們遇上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各人自然不能得免。劉衞國說：「當局習慣秋後算帳。對付我們，將來恐怕還有手段。」
從前，蔣介石叫中國共產黨做「共匪」。蔣介石錯了。中共絕對不是匪。晉朝滎陽那群匪徒可以作證。
(香港苹果日报)
首先，陳光誠擺脫中共監視網之後，滯留山東三天，其間四處拍門求助，不少人家雖然不敢收留，但都沒有報警。而一個無家可歸摔斷了腿的盲人，能夠整整三天躲 過中共公安星羅棋布的耳目，仗的當然不是運氣。給他援手的，至少有六人，包括和他素不相識的男女。他們還幫陳光誠打電話，找到籌劃救援的何培蓉。
何培蓉於是驅車到山東，接送陳光誠到全中國唯一可以保護中國人安全的地方：北京美國大使館。
陳光誠呼籲溫家寶秉公治國，懲處違法虐待他一家的共幹；但是，我們只見中共赫然而怒，懲處依法援助陳光誠的百姓：何培蓉、曾金燕遭軟禁，起居都受監視；胡 佳被迫離家，一時銷聲匿迹；江天勇、劉懿往醫院探望陳光誠，先後被飽以老拳；律師陳武權、劉衞國襄助陳光誠家人，或遭沒收執業證件，或遭剝奪僅有的行動自 由。還有一位懷胎兩月的女郎，因陳光誠事被公安抓去審問幾小時，疲憊恐懼之餘，回家之後就流產，賠了一條小生命，悲慟不已。陳光誠說：「幫助我的朋友，有 些已經失去音信。」
晉朝永嘉年間，中原大亂，北海郡少年劉敏元逃難，見同縣一位老人孤苦無依，就和他同行，盡力照顧。他們路經滎陽，遇上一群匪徒，劉敏元逃脫，那老人卻落在 匪徒手上。劉敏元不忍，走回去跟群匪說，願以自己交換那老人：「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匪徒問：「此公於君何親？」劉敏元說： 「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但因為他來投靠我），乞以身代，」群匪動容，相顧說：「義士也，害之犯義！」把兩人都 放了（《晉書》卷八十九）。這是古代匪徒的故事。
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不同。陳光誠窮窶失明，更因熱中民權而遭長期囚禁、毒打，「神祇尚當哀矜之」。所以何培蓉、胡佳、劉衞國等，和他親非骨肉，義非師友，都不惜為他冒險犯難，可見晉朝劉敏元至今未死。但是，他們遇上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各人自然不能得免。劉衞國說：「當局習慣秋後算帳。對付我們，將來恐怕還有手段。」
從前，蔣介石叫中國共產黨做「共匪」。蔣介石錯了。中共絕對不是匪。晉朝滎陽那群匪徒可以作證。
(香港苹果日报)
中国两大官媒争论中国食品安全恐慌来自何处
5月18号，针对中国人的食品安全恐慌是否是由于媒体的大量曝光和跟踪报道所引起的，《北京日报》和《新华每日电讯》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不同观点。
据金羊网19日的报道，《北京日报》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称，近来，关于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和官员贪腐等热点 问题层出不穷，国内一些媒体热衷于大肆炒作丑闻八褂，专门靠搞猎奇性和煽动性的消息来吸引眼球。文章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 的观念所蛊惑，有的则是利字当头，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文章认为，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要唱响主旋律。
对此，新华社专门负责给中央高层写内参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回应说，最近有篇文章，将人们对中国食 品安全现状的恐慌情绪归咎于媒体的报道称，媒体让公众在无形中承担了负面新闻和垃圾信息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在揭露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没 有协助解决问题, 反而加剧了人们对食品不安全的心理恐慌。但众所周知，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越充分，公众对此的认识就越全 面。
搞清楚了这一点，如果再把人们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媒体报道的话，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文章强调说，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 题的基础，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很多问题企业最终被整顿就是源于媒体的曝光。当然，相关媒体在扮演好“监督者”和 “瞭望者”角色的同时，还应时刻秉持专业、理性、负责、建设性的原则。”力争以准确的信息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帮助消除中国广大民众“吃的恐慌”。
《北京日报》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称， 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 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事实上，这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很庞杂，现实又很复杂，存在这样那样 的问题在所难免。但这些问题更多是中国发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媒体的目光如果老盯着犄角旮旯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恐怕多 少版面都报道不完。
一个社会所需的，不是大量负面新闻所暗示出的不安定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发展成 就，可一些媒体就是看不到，或是假装看不到。一直以来，西方的那套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在国内一些人中十分吃香。有的媒体工作者更是言必称西方，将“新闻自 由”、“第四权力”等奉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眼中，宣传国家的发展成就就是“虚伪”的，而揭黑唱衰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不懂西方新闻观 的表现。
在西方两党和多党政治形态中，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为了得到执政机会，大作负面新闻，相互攻讦，造谣抹黑是其惯用伎俩。我们的国情与西方 不同，照搬这种“乌贼战术”，极易涣散和分化社会共识，不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那些打着“客观报道”的旗号指手画脚的媒体， 而是有责任、有担当，真正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媒体。中国当下利益高度分化，冲突对立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设性的立场 去纾解矛盾、弥合对立、凝聚共识，而不是揣着利益的目的去围观起哄、煽风点火。
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西方的那套东西根本不值得效仿，照抄照搬只会造成无可预料的社会后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这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符合中国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 中国要发展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造就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这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说，如今时常有人调侃说“不知道现在吃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与食品安全报道频现报端确实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若据此认为是媒体报道“加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心理恐慌”, 则明显有失偏颇。毕竟,媒体如此频密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读者高度关注此类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食品生产领域确有太多安全隐患。
在比较媒体过去和现在的食品安全报道时,不少人都容易陷入一种认知误区,觉得十几年前的物质生活虽不如现在丰富,但那时候很少从媒体上看到食品有 毒或有害的信息, 人们也无需时时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在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的当下,这种感性认识被很多人所认可,但它实际上可能并不准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十几年前虽然鲜有 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但食品安全程度并不一定比现在要高。十几年前的冰棍都是糖精水做的,很多如今被禁用的农药也曾普遍用于瓜果蔬菜生产,但在当时的社 会条件下,媒体不可能“超越”社会整体认知而对这些问题进行预警。
但随着认识的进步和人们健康要求的提高,这些十几年前被视为“正常”的做法,如今都会被媒体当做“问题”进行报道,进而在社会上引发讨论。由此可 见,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媒体非但没有助涨社会恐慌情绪,反而起到了传播资讯、信息预警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这使得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满足,便于他们将问题食品对自己的损害降到最低。理顺这一点,如果再将人们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媒体报 道,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来源：法广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据金羊网19日的报道，《北京日报》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称，近来，关于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和官员贪腐等热点 问题层出不穷，国内一些媒体热衷于大肆炒作丑闻八褂，专门靠搞猎奇性和煽动性的消息来吸引眼球。文章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 的观念所蛊惑，有的则是利字当头，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文章认为，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要唱响主旋律。
对此，新华社专门负责给中央高层写内参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回应说，最近有篇文章，将人们对中国食 品安全现状的恐慌情绪归咎于媒体的报道称，媒体让公众在无形中承担了负面新闻和垃圾信息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在揭露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没 有协助解决问题, 反而加剧了人们对食品不安全的心理恐慌。但众所周知，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越充分，公众对此的认识就越全 面。
搞清楚了这一点，如果再把人们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媒体报道的话，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文章强调说，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 题的基础，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很多问题企业最终被整顿就是源于媒体的曝光。当然，相关媒体在扮演好“监督者”和 “瞭望者”角色的同时，还应时刻秉持专业、理性、负责、建设性的原则。”力争以准确的信息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帮助消除中国广大民众“吃的恐慌”。
《北京日报》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称， 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 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事实上，这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很庞杂，现实又很复杂，存在这样那样 的问题在所难免。但这些问题更多是中国发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媒体的目光如果老盯着犄角旮旯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恐怕多 少版面都报道不完。
一个社会所需的，不是大量负面新闻所暗示出的不安定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发展成 就，可一些媒体就是看不到，或是假装看不到。一直以来，西方的那套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在国内一些人中十分吃香。有的媒体工作者更是言必称西方，将“新闻自 由”、“第四权力”等奉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眼中，宣传国家的发展成就就是“虚伪”的，而揭黑唱衰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不懂西方新闻观 的表现。
在西方两党和多党政治形态中，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为了得到执政机会，大作负面新闻，相互攻讦，造谣抹黑是其惯用伎俩。我们的国情与西方 不同，照搬这种“乌贼战术”，极易涣散和分化社会共识，不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那些打着“客观报道”的旗号指手画脚的媒体， 而是有责任、有担当，真正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媒体。中国当下利益高度分化，冲突对立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设性的立场 去纾解矛盾、弥合对立、凝聚共识，而不是揣着利益的目的去围观起哄、煽风点火。
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西方的那套东西根本不值得效仿，照抄照搬只会造成无可预料的社会后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这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符合中国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 中国要发展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造就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这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说，如今时常有人调侃说“不知道现在吃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与食品安全报道频现报端确实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若据此认为是媒体报道“加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心理恐慌”, 则明显有失偏颇。毕竟,媒体如此频密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读者高度关注此类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食品生产领域确有太多安全隐患。
在比较媒体过去和现在的食品安全报道时,不少人都容易陷入一种认知误区,觉得十几年前的物质生活虽不如现在丰富,但那时候很少从媒体上看到食品有 毒或有害的信息, 人们也无需时时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在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的当下,这种感性认识被很多人所认可,但它实际上可能并不准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十几年前虽然鲜有 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但食品安全程度并不一定比现在要高。十几年前的冰棍都是糖精水做的,很多如今被禁用的农药也曾普遍用于瓜果蔬菜生产,但在当时的社 会条件下,媒体不可能“超越”社会整体认知而对这些问题进行预警。
但随着认识的进步和人们健康要求的提高,这些十几年前被视为“正常”的做法,如今都会被媒体当做“问题”进行报道,进而在社会上引发讨论。由此可 见,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媒体非但没有助涨社会恐慌情绪,反而起到了传播资讯、信息预警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这使得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满足,便于他们将问题食品对自己的损害降到最低。理顺这一点,如果再将人们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媒体报 道,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来源：法广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江绵恒变身影视巨子 执掌上海好莱坞梦工场
好莱坞梦工场（ DreamWorks SKG）早前宣布与中国合作，投资3.3亿美元（约25.6亿港元）在上海兴建东方梦工场，而中方的合作伙伴之一，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由于该项目中方佔大股，江绵恒将成为这个迄今为止中外最大文化合作项目的老板。
中方佔55%
美国《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指，今年2月18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好莱坞梦工场正式与上海签署协议，宣告与中方合作在上海兴建东方梦工场。中方合作伙伴包括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原来该公司的董事长为江绵恒（60岁）。中方在项目中佔55%、美方佔45%。
上海联合投资名义属上海市政府，但自从1994年江绵恒出任董事长以后，该公司实际成为其个人事业的旗舰，几年时间建立起庞大电讯王国，名下控股公司有十多家，业务覆盖通讯、电缆、电子出版、宽频网络等。此次与梦工场合作，江绵恒再跃成为中国影视巨子。
目前，中共太子党已掌控了中国经济命脉，所涉领域包括金融、能源、国家安全、电讯和娱乐业等。
现在文化领域亦不放过，国家前副主席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也涉足电影业，他是所谓「爱国史诗」《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巨制的顾问。
江绵恒是中外最大文化合作项目的老板。资料图片
中方佔55%
美国《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指，今年2月18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好莱坞梦工场正式与上海签署协议，宣告与中方合作在上海兴建东方梦工场。中方合作伙伴包括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原来该公司的董事长为江绵恒（60岁）。中方在项目中佔55%、美方佔45%。
上海联合投资名义属上海市政府，但自从1994年江绵恒出任董事长以后，该公司实际成为其个人事业的旗舰，几年时间建立起庞大电讯王国，名下控股公司有十多家，业务覆盖通讯、电缆、电子出版、宽频网络等。此次与梦工场合作，江绵恒再跃成为中国影视巨子。
目前，中共太子党已掌控了中国经济命脉，所涉领域包括金融、能源、国家安全、电讯和娱乐业等。
现在文化领域亦不放过，国家前副主席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也涉足电影业，他是所谓「爱国史诗」《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巨制的顾问。
江绵恒是中外最大文化合作项目的老板。资料图片美媒：中国“红色贵族”大批涌进美国私立名校
中共高级领导人不时痛批腐败的西方价值「渗透」中国，大批「太子党」子女却纷纷到美国留学。这些领导人的子女出国留学引发一个无法解答的大问题：他们的留学费用来自哪里？而这个问题更助长中共严重腐化给外界的感受。
「华盛顿邮报」19日报导，中国「红色贵族」涌进美国学府，在有些方面反映中国人对美国教育的迷恋。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5年来增加了将近四倍，总数超过15万人。
不过，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情况特殊，他们很少上州立大学，多集中在收费昂贵的私立顶尖名校，完全背离中共当初赖以建政的平等理想。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至少有五个人有子女或孙辈曾在或正在美国留学。
中共过去三位最高领导人中，赵紫阳和江泽民都有孙辈上哈佛。唯一对留学费用公开发表谈话的太子党，是最近遭到解职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熙来原来的正式待遇一年不到2万美元，薄瓜瓜就读哈佛肯尼迪学院一年就要大约7万元，而他宣称他的留学费用来自奖学金和母亲的积蓄。
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上个月就薄熙来事件举行研讨会时，哈佛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在中国「狗咬狗」的政治文化下，家族既是「财富制造单位」，也是某种「保护机制」，因此让人觉得中共严重腐化。
前中国外长乔冠华继女洪晃，属于早期接受美国教育的太子党。她说：「这是贫富问题。中国的关系网与美国的关系网没什么不同…这是一种精英主义，只要生在好家庭，就得上好学校，以维护家族荣耀。上名校只是自然的延伸。」
现为北京时尚大师的洪晃指出，中共已远离早期的意识形态，而她认为追求美国常春藤盟校教育，与中共及其领导人现有原则并不抵触。她问道：「中国有哪部分是共产党，哈佛又有哪部分是反对精英权力主义？」
中国高校现在入学竞争非常激烈，连关系特殊的太子党都未必进得去。尽管如此，美国名校在中国政商精英之间分量还是不同，有部分是因为念这些名校非常花钱。哈佛毕业的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对于中国精英阶层，哈佛等名校学位有如「终极地位象征」。
在美国留学的太子党大多保持低调。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一再批评西方作风，他的外孙女李紫丹2010年却参加巴黎名媛初入社会舞会，去年进入史丹福大学，并加入学校马术队。不过，她在学校大致很低调。即将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2010年也化名进入哈佛大学，在学校也过得很平实，避免张扬。
中共经常打着爱国口号，指责质疑它的专政权力的人是背叛国家的美国狗腿子，可是太子党纷纷涌到美国留学，给反对派提供批评口实。马若德说，民众觉得党精英利用权势地位把子女和财富转移到国外，而这种感受已成为中共的一大弱点。
激烈反对中共的团体，即乐于散播有关太子党的传言。有些说法未必可靠，却在网络激起怒潮，痛批党精英虚伪，指责政府官员「一直在诅咒美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妻小却移民美国去当美国的奴隶」。
「华盛顿邮报」19日报导，中国「红色贵族」涌进美国学府，在有些方面反映中国人对美国教育的迷恋。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5年来增加了将近四倍，总数超过15万人。
不过，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情况特殊，他们很少上州立大学，多集中在收费昂贵的私立顶尖名校，完全背离中共当初赖以建政的平等理想。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至少有五个人有子女或孙辈曾在或正在美国留学。
中共过去三位最高领导人中，赵紫阳和江泽民都有孙辈上哈佛。唯一对留学费用公开发表谈话的太子党，是最近遭到解职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熙来原来的正式待遇一年不到2万美元，薄瓜瓜就读哈佛肯尼迪学院一年就要大约7万元，而他宣称他的留学费用来自奖学金和母亲的积蓄。
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上个月就薄熙来事件举行研讨会时，哈佛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在中国「狗咬狗」的政治文化下，家族既是「财富制造单位」，也是某种「保护机制」，因此让人觉得中共严重腐化。
前中国外长乔冠华继女洪晃，属于早期接受美国教育的太子党。她说：「这是贫富问题。中国的关系网与美国的关系网没什么不同…这是一种精英主义，只要生在好家庭，就得上好学校，以维护家族荣耀。上名校只是自然的延伸。」
现为北京时尚大师的洪晃指出，中共已远离早期的意识形态，而她认为追求美国常春藤盟校教育，与中共及其领导人现有原则并不抵触。她问道：「中国有哪部分是共产党，哈佛又有哪部分是反对精英权力主义？」
中国高校现在入学竞争非常激烈，连关系特殊的太子党都未必进得去。尽管如此，美国名校在中国政商精英之间分量还是不同，有部分是因为念这些名校非常花钱。哈佛毕业的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对于中国精英阶层，哈佛等名校学位有如「终极地位象征」。
在美国留学的太子党大多保持低调。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一再批评西方作风，他的外孙女李紫丹2010年却参加巴黎名媛初入社会舞会，去年进入史丹福大学，并加入学校马术队。不过，她在学校大致很低调。即将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2010年也化名进入哈佛大学，在学校也过得很平实，避免张扬。
中共经常打着爱国口号，指责质疑它的专政权力的人是背叛国家的美国狗腿子，可是太子党纷纷涌到美国留学，给反对派提供批评口实。马若德说，民众觉得党精英利用权势地位把子女和财富转移到国外，而这种感受已成为中共的一大弱点。
激烈反对中共的团体，即乐于散播有关太子党的传言。有些说法未必可靠，却在网络激起怒潮，痛批党精英虚伪，指责政府官员「一直在诅咒美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妻小却移民美国去当美国的奴隶」。
尔虞我诈 陈光诚赴美背后鲜为人知的外交斡旋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已经抵达美国，美国媒体在周日报道了中美两国在陈光诚事件中外交斡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华盛顿邮报》通过介入到中美就陈光诚问题谈判的内幕人士的话来阐述了两国高层如何完成了双方关系史上最为紧张和最难以置信的谈判之一。
文章称，美国官员数周来一直都对陈光诚事件的谈判具体细节保密，然而当陈光诚登上飞机赴美之后，一些高级官员首次谈到了与中方的谈判。
陈光诚逃离山东之后，于4月25日躲在北京的某个角落，脚部多处骨裂。当他提出庇护的要求就如一颗火箭弹击中了美国大使馆。
在北京的美国官员与华盛顿方面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美方考虑了多种因素，那就是与｀中国的关系可能破裂，以及国务卿克林顿在隔周要对中国的访问。
由于陈光诚需要不断躲避，因此前往美国大使馆的机会非常有限，最终克林顿向美国驻华大使馆下达了命令，让他进入美国驻北京使馆。美国与中方的谈判在四天之后进行。
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在共和党和人权组织的批评声音中，美国是如何努力帮助陈光诚离开中国的。而同时也让介入到谈判中的美国官员真实了解到了中共领导层在面临内部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两位身份不明男子
文章说，中美双方的首次谈判时间是4月29日早10点，中国出面的是美方多次接触过的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
然而在中方外交人员的另一侧是两位没有做自我介绍也未经介绍的男子。直到数日之后，美国方面才得知其中一人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代表，而另外一人是中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分支负责人。
美方的代表中则包括副国务卿坎贝尔以及美驻华大使骆家辉。
当时中方警告说若有消息传出陈光诚在美国使馆，那么中方将会以叛国罪指控他。
首次谈判
文章表示，陈光诚在与美国官员的长时间谈判中清楚表明希望留在中国。美方表示，若如此他就需要与中国当局建立互信关系。不过中国方面拒绝与陈光诚见面。
该报指出，中国谈判代表主要以回应为主，从未主动提出方案。崔天凯每次在结束会谈后就会回去报告，然后把中共最高层的决策在第二次会议上传达。
文章还说，美方与陈光诚本人的谈判几乎和与中国高层的谈判一样难。虽然他希望见到妻子以及担忧子女的想法让美国官员动容，但是他在表达自己向中国官员的要求时也显示了他很有心机。
把握时机
文章还说，美国官员们后来意识到克林顿访华的时机对他们来说是个优势。
中方一直清楚地表示希望能够在5月3号中美举行战略经济会话之前解决此事件。
报纸说，如果双方谈判官员无法在克林顿访华之前达成协议，那么危机就可能加剧。不过一名美方官员指出，克林顿直接发话要比所有的谈判代表团表达看法效果大的多。
到了谈判的第四天，中方终于同意让陈光诚的妻子和子女前往北京。
中美当时达成的协议是，陈光诚住院两周之后会前往七所大学中的一所学习，最有可能是在天津市。两年之后，他可前往美国学习。
如果这一切都达成一致，那么届时克林顿就可以发表声明。
在克林顿5月2日抵达北京之后的几个小时，陈光诚同意离开美国大使馆与家人在医院见面。骆家辉多次问他是否确定要离开使馆，陈光诚的回答是肯定的。
走错一步
陈光诚在医院的时候美国官员一直相陪，在他与家人团聚的那一晚，最后留守的美国官员决定给他和家人一些私人空间而离开。但是这成为未来几天让陈光诚的支持者以及美国共和党及人权人士都大肆批评的原因。后来美国官员后来也承认这是个错误举动。
美国官员为陈光诚提供了三部手机，以确保能够联络他。但他们想不到的是陈光诚会在未来的两天中无间断地接受采访，并要求美国众议院对此进行聆讯。
陈光诚还对朋友们说，美国弃自己而不顾，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忧。此时中国外交部忽然打破了沉默，谴责美国介入此事，并要求道歉。
最终谈判
到了5月3日，问题出现了，那就是陈光诚希望去美国。
美国官员意识到低估了陈光诚的朋友们以及其它异见人士对于他留在中国的决定的反对声音，就在与家人单独相处的那天晚上，这些人说服他改变了主意。
这是美国方面首次听到陈光诚想去到美国。崔天凯对于美方希望再举行会议的要求感到非常不满。
而克林顿决定直接与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会谈。克林顿说，之前的谈判是让陈光诚两年后去美国，现在只不过是把时间提前。
而戴秉国低语说，中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过也说中方可以坐下来再谈。虽然此举得到了崔天凯的反对，然而戴秉国对其进行了劝说。
《华盛顿邮报》指出，转机出现在克林顿与温家宝的会谈期间。就在美国国务院官员准备记者会之际，一名记者转达了新华社的报告，说陈光诚可以申请前往国外留学。
稍后不久，崔天凯与坎贝尔以及另外三名美国官员再次举行会议。期间，他不断表达了对美方干涉的不满。而崔天凯也提到了新华社的报道。
该报引述这位消息官员的话说，“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有意之举。”
文章说，中方提出了要求，他们希望公开表示，陈光诚没有获得特殊照顾，他们在释放他之前需要一段时间，这样才不会显示出中国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另外中国方面坚持说，不可以把这个协议描述成是在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达成的“协议”或者“达成谅解”
最后声明
在会谈之后，美国方面离克林顿举行记者会只有20分钟时间。至少有七名美国官员在一起撰写了一份声明。
也正在这个记者会上，正如向美方对崔天凯承诺的，克林顿使用了非常正面而泛泛的辞令。她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快处理陈光诚的申请。”
15天之后，陈光诚离开医院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华盛顿邮报》通过介入到中美就陈光诚问题谈判的内幕人士的话来阐述了两国高层如何完成了双方关系史上最为紧张和最难以置信的谈判之一。
文章称，美国官员数周来一直都对陈光诚事件的谈判具体细节保密，然而当陈光诚登上飞机赴美之后，一些高级官员首次谈到了与中方的谈判。
陈光诚逃离山东之后，于4月25日躲在北京的某个角落，脚部多处骨裂。当他提出庇护的要求就如一颗火箭弹击中了美国大使馆。
在北京的美国官员与华盛顿方面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美方考虑了多种因素，那就是与｀中国的关系可能破裂，以及国务卿克林顿在隔周要对中国的访问。
由于陈光诚需要不断躲避，因此前往美国大使馆的机会非常有限，最终克林顿向美国驻华大使馆下达了命令，让他进入美国驻北京使馆。美国与中方的谈判在四天之后进行。
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在共和党和人权组织的批评声音中，美国是如何努力帮助陈光诚离开中国的。而同时也让介入到谈判中的美国官员真实了解到了中共领导层在面临内部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两位身份不明男子
文章说，中美双方的首次谈判时间是4月29日早10点，中国出面的是美方多次接触过的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
然而在中方外交人员的另一侧是两位没有做自我介绍也未经介绍的男子。直到数日之后，美国方面才得知其中一人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代表，而另外一人是中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分支负责人。
美方的代表中则包括副国务卿坎贝尔以及美驻华大使骆家辉。
当时中方警告说若有消息传出陈光诚在美国使馆，那么中方将会以叛国罪指控他。
首次谈判
文章表示，陈光诚在与美国官员的长时间谈判中清楚表明希望留在中国。美方表示，若如此他就需要与中国当局建立互信关系。不过中国方面拒绝与陈光诚见面。
该报指出，中国谈判代表主要以回应为主，从未主动提出方案。崔天凯每次在结束会谈后就会回去报告，然后把中共最高层的决策在第二次会议上传达。
文章还说，美方与陈光诚本人的谈判几乎和与中国高层的谈判一样难。虽然他希望见到妻子以及担忧子女的想法让美国官员动容，但是他在表达自己向中国官员的要求时也显示了他很有心机。
把握时机
文章还说，美国官员们后来意识到克林顿访华的时机对他们来说是个优势。
中方一直清楚地表示希望能够在5月3号中美举行战略经济会话之前解决此事件。
报纸说，如果双方谈判官员无法在克林顿访华之前达成协议，那么危机就可能加剧。不过一名美方官员指出，克林顿直接发话要比所有的谈判代表团表达看法效果大的多。
到了谈判的第四天，中方终于同意让陈光诚的妻子和子女前往北京。
中美当时达成的协议是，陈光诚住院两周之后会前往七所大学中的一所学习，最有可能是在天津市。两年之后，他可前往美国学习。
如果这一切都达成一致，那么届时克林顿就可以发表声明。
在克林顿5月2日抵达北京之后的几个小时，陈光诚同意离开美国大使馆与家人在医院见面。骆家辉多次问他是否确定要离开使馆，陈光诚的回答是肯定的。
走错一步
陈光诚在医院的时候美国官员一直相陪，在他与家人团聚的那一晚，最后留守的美国官员决定给他和家人一些私人空间而离开。但是这成为未来几天让陈光诚的支持者以及美国共和党及人权人士都大肆批评的原因。后来美国官员后来也承认这是个错误举动。
美国官员为陈光诚提供了三部手机，以确保能够联络他。但他们想不到的是陈光诚会在未来的两天中无间断地接受采访，并要求美国众议院对此进行聆讯。
陈光诚还对朋友们说，美国弃自己而不顾，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忧。此时中国外交部忽然打破了沉默，谴责美国介入此事，并要求道歉。
最终谈判
到了5月3日，问题出现了，那就是陈光诚希望去美国。
美国官员意识到低估了陈光诚的朋友们以及其它异见人士对于他留在中国的决定的反对声音，就在与家人单独相处的那天晚上，这些人说服他改变了主意。
这是美国方面首次听到陈光诚想去到美国。崔天凯对于美方希望再举行会议的要求感到非常不满。
而克林顿决定直接与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会谈。克林顿说，之前的谈判是让陈光诚两年后去美国，现在只不过是把时间提前。
而戴秉国低语说，中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过也说中方可以坐下来再谈。虽然此举得到了崔天凯的反对，然而戴秉国对其进行了劝说。
《华盛顿邮报》指出，转机出现在克林顿与温家宝的会谈期间。就在美国国务院官员准备记者会之际，一名记者转达了新华社的报告，说陈光诚可以申请前往国外留学。
稍后不久，崔天凯与坎贝尔以及另外三名美国官员再次举行会议。期间，他不断表达了对美方干涉的不满。而崔天凯也提到了新华社的报道。
该报引述这位消息官员的话说，“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有意之举。”
文章说，中方提出了要求，他们希望公开表示，陈光诚没有获得特殊照顾，他们在释放他之前需要一段时间，这样才不会显示出中国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另外中国方面坚持说，不可以把这个协议描述成是在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达成的“协议”或者“达成谅解”
最后声明
在会谈之后，美国方面离克林顿举行记者会只有20分钟时间。至少有七名美国官员在一起撰写了一份声明。
也正在这个记者会上，正如向美方对崔天凯承诺的，克林顿使用了非常正面而泛泛的辞令。她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快处理陈光诚的申请。”
15天之后，陈光诚离开医院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纽约时报：太子党盘根错节 胡温想启动政改太难
中共要想推动政治改革，很难不伤害到太子党的事业。据《纽约时报》报导称，中共高层允许亲属分享战利品，高层的亲属已盘根错节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已强大到足以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据 《纽约时报》报导，中共高层允许亲属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分享战利品。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他中共现职和去职高官的亲属也在大量捞钱，他们在国营企业 占居要职，掌管了财经、能源、国安、通讯和娱乐产业。这些太子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替全球跨国企业和富豪大亨们穿针引线。
分析师认为，中共太子党们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中共高层的亲属已盘根错节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现在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已强大到足以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有利可图则无所不在”
报 导称，好莱坞梦工场（DreamWorks）动画工作室近期发布投资3.3亿美元，在上海创设一个动画工作室，但梦工场并未揭露它中国投资的最重要新伙伴 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除此外，江绵恒还和微软、诺基亚合资，也监管了许多中共国家支持的投资工具，分别锁定通讯、半导体和营建项目进行投 资。
薄熙来丑闻爆光。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证据显示，薄家亲戚至少掌握1.6亿美元的资产，其中许多资产已秘密转移到海外。
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被媒体称为中国“女电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也曾任另一家电力公司华能集团的领导。
2010年，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被外媒踢爆在澳洲的悉尼购买了一栋3，200万美元的豪宅。
中国的富豪大亨默默欢迎这些太子党，通常会给他们秘密的股权，让他们在房地产项目或其它政府支持的交易中充当中间人或共同投资者。此外，太子党也会透过中间人持有许多在香港、上海等地挂牌公司的秘密股权，现在更进步到将资金移转到能获取更高报酬的私募基金。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说：“只要那个行业有利可图，太子党无所不在。”
推动政改很难不伤害到太子党事业
维基解密揭露2009年一份美国国务院秘密文件，文中引述报告说，中共的领导阶层瓜分了中国经济的大饼。
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斐敏欣（Minxin Pei）说：“只要经济上有利可图，他们就会跑到第一线，”“他们染指了私募基金、国营企业、天然资源……你所能想像得到的他们全包了。”
部份学者质疑，中共现在已被本身的邪恶联盟所绑架。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认为，中共当局很难针对权贵家属推动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不伤害到现在当权者家人的事业。
据 《纽约时报》报导，中共高层允许亲属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分享战利品。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他中共现职和去职高官的亲属也在大量捞钱，他们在国营企业 占居要职，掌管了财经、能源、国安、通讯和娱乐产业。这些太子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替全球跨国企业和富豪大亨们穿针引线。
分析师认为，中共太子党们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中共高层的亲属已盘根错节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现在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已强大到足以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有利可图则无所不在”
报 导称，好莱坞梦工场（DreamWorks）动画工作室近期发布投资3.3亿美元，在上海创设一个动画工作室，但梦工场并未揭露它中国投资的最重要新伙伴 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除此外，江绵恒还和微软、诺基亚合资，也监管了许多中共国家支持的投资工具，分别锁定通讯、半导体和营建项目进行投 资。
薄熙来丑闻爆光。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证据显示，薄家亲戚至少掌握1.6亿美元的资产，其中许多资产已秘密转移到海外。
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被媒体称为中国“女电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也曾任另一家电力公司华能集团的领导。
2010年，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被外媒踢爆在澳洲的悉尼购买了一栋3，200万美元的豪宅。
中国的富豪大亨默默欢迎这些太子党，通常会给他们秘密的股权，让他们在房地产项目或其它政府支持的交易中充当中间人或共同投资者。此外，太子党也会透过中间人持有许多在香港、上海等地挂牌公司的秘密股权，现在更进步到将资金移转到能获取更高报酬的私募基金。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说：“只要那个行业有利可图，太子党无所不在。”
推动政改很难不伤害到太子党事业
维基解密揭露2009年一份美国国务院秘密文件，文中引述报告说，中共的领导阶层瓜分了中国经济的大饼。
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斐敏欣（Minxin Pei）说：“只要经济上有利可图，他们就会跑到第一线，”“他们染指了私募基金、国营企业、天然资源……你所能想像得到的他们全包了。”
部份学者质疑，中共现在已被本身的邪恶联盟所绑架。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认为，中共当局很难针对权贵家属推动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不伤害到现在当权者家人的事业。
网传周永康秘密讲话
当前维稳形势的严峻性不容掉以轻心，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三十年到手的改革成果，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
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和边远地区，起因集中在经济层面，便于我们孤立瓦解和各个击破，如果蔓延到沿海城市，演变成政治诉求，后果不堪设想。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国内比较活跃的敌对分子有两百来人，我们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逃亡海外的有五十多人，我们对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情况，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在海外的起居行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以为逃居海外与祖国对抗可以毫发无损。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
当然，我们不会坐等到那个时候，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政权，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手段，粉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对付叛徒还是渗透到敌人内部，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了，这些经验仍然有用，不能放弃。
最近的乌坎事件，有的同志以为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央，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六四是个教训，凡是对动乱分子姑息放纵同情的干部，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下台，都要受党纪处置。乌坎事件远没结束，还在发展，为首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可以逍遥法外？这个头决不能开，谁也不敢开。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比起六四时候，对我们有利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挺了过来，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陷入不劫，现在我们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强大了，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零八年西藏拉萨平暴，我们探测了一下所谓西方舆论，结果是大获全胜，十几年来我们在侨界，留学生中细致深微的工作开花结实有了成效。我们在西方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下了很多功夫，争取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
今后我们对新疆西藏的分裂活动的打击，只会更加严厉，绝不会姑息手软，只要内地稳定，那些地方就乱不起来，北京稳定，全国乱不起来，你们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 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和边远地区，起因集中在经济层面，便于我们孤立瓦解和各个击破，如果蔓延到沿海城市，演变成政治诉求，后果不堪设想。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国内比较活跃的敌对分子有两百来人，我们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逃亡海外的有五十多人，我们对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情况，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在海外的起居行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以为逃居海外与祖国对抗可以毫发无损。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
当然，我们不会坐等到那个时候，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政权，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手段，粉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对付叛徒还是渗透到敌人内部，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了，这些经验仍然有用，不能放弃。
最近的乌坎事件，有的同志以为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央，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六四是个教训，凡是对动乱分子姑息放纵同情的干部，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下台，都要受党纪处置。乌坎事件远没结束，还在发展，为首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可以逍遥法外？这个头决不能开，谁也不敢开。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比起六四时候，对我们有利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挺了过来，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陷入不劫，现在我们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强大了，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零八年西藏拉萨平暴，我们探测了一下所谓西方舆论，结果是大获全胜，十几年来我们在侨界，留学生中细致深微的工作开花结实有了成效。我们在西方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下了很多功夫，争取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
今后我们对新疆西藏的分裂活动的打击，只会更加严厉，绝不会姑息手软，只要内地稳定，那些地方就乱不起来，北京稳定，全国乱不起来，你们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 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马英九就职演说全文：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
台湾第13任总统马英九、副总统吴敦义，5月20日上午9时于总统府大礼堂宣誓就职。包括前副总统萧万长、前副总统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及5院院长均在场观礼。
马英九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示，政府将以“强化经济成长动能”、“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公义”、“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厚植文化国力”及“积极培育延揽人才”做为台湾发展的五大支柱，并揭橥“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做为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
马英九就职演说内容全文如下：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侨胞、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电视机前与网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月十四日，我们顺利完成中华民国第五次总统直选。这是台湾民主迈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台湾全体选民所展现的高度民主素养，都获得国际社会的赞扬;我也要肯定我的竞争对手—蔡主席英文和宋主席楚瑜在选举结果揭晓时展现的民主风度。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为台湾民主喝采!
回顾过去四年，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全国民众的支持。我们共同度过金融海啸的侵袭，让台湾经济成长回到东亚四小龙的前列;我们共同走过八八水灾的冲击，重建我们的家园;我们导正政治风气，守护宪法精神，提升司法的公正透明;我们完成中央政府精简与县市合并升格两大改革工程;我们力行节能减碳、推动“居住正义”、大幅扩大社会安全网;我们缔造了六十年来最和平的台海情势，赢得长期盟友的信赖与国际社会的肯定，让中华民国国民在127个国家与地区，免签证入境。在此，英九也要感谢萧前副总统万长、刘前院长兆玄、吴前院长敦义、陈院长冲与所有执政团队伙伴，以及王院长金平所领导的立法院，在过去四年和人民一起打拼。英九由衷感谢大家的辛劳与贡献，并将继续借重他们的经验与智慧。
展望未来四年，英九要以“黄金十年”的国家愿景，和全体国人共同奋斗。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平、公义与幸福的国家。政府将以“强化经济成长动能”、“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公义”、“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厚植文化国力”、以及“积极培育延揽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五大支柱，以全面提升台湾的全球竞争力，让台湾在这四年脱胎换骨、迈向幸福。
强化经济成长动能，是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一大支柱。动能的核心，在经济环境自由化和产业结构优质化。
我们看到，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今年三月生效;中国大陆与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将在今年内启动，我们必须加快自由化的脚步，不能再蹉跎。台湾向世界开放，世界才会拥抱台湾。面临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经济重心向亚洲移动的时代，我们必须改变保护主义的思维，翻修不合时宜的法制，排除贸易和投资的人为障碍，为台湾打造一个真正自由开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经济环境。
我们正规划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高雄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台湾迈向“自由贸易岛”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尽快完成“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后续协商，加速与新加坡、纽西兰等重要贸易伙伴洽签经济合作协议，并在未来八年内做好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的准备，以掌握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的历史机遇。
我国的产业虽然曾经缔造过辉煌的成绩，但早已面临成长瓶颈。未来我们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质化，以过去强调效率的生产模式为基础，积极发展“创新导向”与 “价值创造”的新产业模式。我们的策略是将服务的特质纳入制造业，将科技与国际的元素引入服务业，而且建立传统产业的特色。唯有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更加多元，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也唯有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并且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起无可取代的地位。
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二大支柱，就是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公义。全球化的开放市场让就业变成世界性的竞争，我们要追求经济成长，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成长必须促使各行各业的薪资同步调升，否则经济成长就没有意义。我们更要坚持公平正义，缩短贫富差距，让经济成长的果实，由全民共享。
健全政府财政结构是当前要务，我们正努力落实“量能课税”与“租税正义”，建构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我们同时也要合理配置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及教育资源，建立均衡而各有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以缩短城乡差距，务必要让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地区、血缘或出身，都有追求幸福的公平机会。
长期的少子女化与高龄化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国安课题，因此，我们需要制订前瞻性的人口政策，建构周延的全民健保与国民年金制度，并尽速推动长期照护体系，用更完善的幼儿托育及照护措施，提供父母与子女最温暖的支持力量。
司法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正义防线。四年来，我们完成“刑事妥速审判法”、“法官法”、“家事事件法”的立法，成立廉政署，最高法院的保密分案制也已走入历史。司法必须独立，但绝对不能孤立，更不能背离人民对司法正义的合理期待。未来四年，英九会竭尽所能，全力推动与社会脉动结合的司法改革，要让我国百年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司法制度，真正在台湾生根，使法治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人权成为我们内化的价值。
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三大支柱，就是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全球气候变迁、资源供需失调，对台湾是挑战也是机会。未来全球所有的产业都将强调绿色生产，绿色产业是未来产业竞争的新领域，消费型态也必须符合节能减碳的要求。因此我们将鼓励民间扩大对绿能产业、绿色建筑与绿色生产的研发与投资，让绿色产业成为带动就业与成长的新亮点，让台湾一步步成为“低碳绿能岛”。我们一定要坚持永续发展的理念，为我们下一代留下清朗的天空，干净的空气，丰沛的水资源，以及生意盎然的山林、溪流、湿地与海洋。
在政策上，我们要让能源价格合理化，创造节能减碳与促进投资绿能产业的动力。我们要让油电等公用事业回归市场机制，落实“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更要进一步回应民意对改革国营事业、提升经营效率的高度期待，创造消费者与生产者双赢的局面。
厚植文化国力，是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四大支柱。台湾有三个文化特质：一是公民素养植根最深厚;二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转化最细致。民主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开放的风气、自由的精神，成为创作家的土壤。在开放和自由的土壤上，我们既保存了歌仔戏、布袋戏等传统文化，又发展出云门舞集、朱宗庆打击乐团等当代文化品牌。我们一方面追求高科技与国际化，一方面又主张草根民众的文化公民权。
开放的社会才会有奔放的创意，自由的环境才容许大胆的想像;台湾的创意注入电影、流行音乐、图书出版等等，成为文化产业，也都在华文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产业必须要有整合工具，把文化价值与内容，透过创意加值与智慧财产机制，转换成行销全球的经济产值，而让经济产值又回头来灌溉我们的创作者。
文化不只是艺文、创意与产业，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大陆知名作家韩寒发表访台亲身经历：计程车司机拾物不昧、眼镜行老板热心助人，都让他震撼与感动。不久前，有位花莲运将曾世诚，把日本乘客遗失在车内的皮夹，用飞车、驳船追上已离港的邮轮，最后以吊篮送到失主手中。英九认为，这些令人动容的善举，都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善良”与“诚信”的核心价值，已经融入台湾的日常生活。
我们要把文化看做国力，文化的建设，就是国力的建设;文化的投资，就是国力的投资。
积极培育延揽人才，是我们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五大支柱。因为，台湾缺乏天然资源，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我们要让大学校园成为培育本土人才的摇篮与国家竞争力的泉源。我们更要以开放前瞻的政策，“筑巢引凤”的方式，打造一个宜居、友善、国际化、无歧视以及薪资有竞争力的环境，留住本土优秀人才，并延揽全球的优秀人才。
孩子是我们永远的关切。让每一个孩子，不分贫富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人才，拥有上进的机会，这才是教育的核心。事实上，不只李安和萧青阳在文创领域大放异彩、张逸军与陈星合都登上太阳剧团的舞台，古又文和吴季刚也在国际服装设计界大放光芒;四年来，我们台湾子弟更在欧、美、亚等各种国际发明展与设计展中，屡屡拿下总冠军。台湾拥有极佳的人才与创造力，我们要更用心培育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十二年国民教育，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发光发热。
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要承受调整的阵痛。我们绝对不能把烫手山芋与沉重包袱留给下一代。英九深知，一位连任总统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与人民一起打造幸福的未来。在未来的任期中，我们要踏出坚定的步伐，进行即时、深入、广泛的沟通，以争取民众的支持。用五大支柱“打造幸福台湾”，是英九第二任的目标，台湾要提升竞争力才能生存，人民幸福才有保障。
国家安全是中华民国生存的关键，英九认为，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我们必须同等重视、平衡发展。
铁三角的第一个角，就是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四年来，政府坚持“对等、尊严、互惠”的理念，“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签署16项协议，实现两岸和解。行政部门公开且透明地对国会负责，并加强与在野党沟通，努力寻求共识，两岸和解因此建立制度化的保障。
过去四年，我们改善两岸关系，降低台海紧张，带来和平与繁荣，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众对我们的大陆政策存有疑虑。英九要在此郑重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换言之，二十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历经3位总统，从未改变。这是最理性务实的定位，也是中华民国长远发展、保障台湾安全的凭借。两岸之间应该要正视这个现实，求同存异，建立“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共识，双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过去四年，我们依循“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推动两岸交流，不论是在经贸、交通、卫生、文化、教育、司法、金融等各方面，都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未来四年，两岸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继续巩固和平、扩大繁荣、深化互信。也期盼两岸民间团体在民主、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领域，有更多机会交流与对话，为两岸和平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不能忘记国父“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英九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
铁三角的第二个角，就是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并增加国际贡献。过去四年，我们不采取“烽火外交”，而选择“活路外交”与“正派外交”， 在“目的正当、过程合法、执行有效”的援外原则下，我们与邦交国进行合作计画，邦交国也在国际组织中不断为我国仗义执言。我们与美国重建互信，强化沟通管道，在许多领域紧密合作，已建构三十年来最坚实的“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我们与日本在设馆、航空、文化与投资等领域都展现重要成果，建立四十年来最友好的“特别伙伴关系”。欧盟及欧洲议会分别多次发表声明及通过决议，支持我们的大陆政策与强化台欧经贸关系。
拓展国际空间方面，我国在三年前，正式以大会观察员的身分，回到离开38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九十九年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政府采购协定”。事实证明，两岸关系的进展与我们国际空间的扩大，不但不必相互冲突，甚至可以相辅相成。未来四年，我们要扩大参与国际组织，包括气候变迁、民航安全等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相关活动。我们也希望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两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协助，让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发挥更大的正面效益。
增加国际贡献方面，台湾立足世界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民间组织的充沛活力，以及民胞物与的人道关怀。
九十九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英九跟赶赴现场的我国特种搜救队分队长陈顺天通电话，电话那一头传来兴奋的唿喊声。因为，15分钟前他们救出1名生还者，这是我国国际搜救史上的第一次;去年311日本海啸，民间和政府合力捐助新台币66亿元，不但是世界第一，也超过其他九十多国的捐助总额;还有一位到灾区为老人默默服务的台南女孩蔡雨桦，她的善行更感动了两国人民。今年四月，英九到非洲遇见了在当地行医近二十年的黄其麟医师，他无怨无悔的付出，让世人看见台湾医生沸腾在白袍下的热血。这些例子说明，台湾人拥有丰沛的生命热情与不怕难的韧性，也为台湾赢得真诚的友谊。
铁三角的第三个角，就是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古有明训。我们不求战，但绝不畏战。四年来，我们在国防工业自主、强化新一代兵力整建以及灾害防救等方面，都有明显成果。同时，增加训练能量、大幅提升国军体能及战技，而整饬军纪及反贪防弊，亦有相当成果，这也是我们建军备战的具体成效。
在对外军购方面，英九上任以来，美国已三度同意军售台湾，总计183亿美元，不论是质与量都超越以往。这让我们未来拥有适当的防卫力量，使政府与人民更有信心与意愿，继续稳健发展两岸关系。
未来四年，我们仍将向外采购无法自制的防卫性武器，也将完善募兵制及相关配套，在“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战略下，以“创新、不对称”思维，建立量少但质精的坚强国防武力。同时强化我国与周边各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建立制度化的战略对话合作管道，以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与保障台湾安全，并对区域和平做出贡献。
各位乡亲，回想过去四年，英九内心有深深的感激。我们一起走过金融海啸的风暴，我们一起迎接建国百年的欢欣，我们曾为天灾巨变的创伤流泪，也曾为台湾子弟在各方面的成就，欢喜难眠。
我们就是一家人，台湾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深信，不管朝野之间有什么歧见，我们都是一家人。即使过去几年朝野和解存在不少困难，但英九相信，民主是我们的共同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可以寻求共识，合力解决问题。四年来，英九持续邀请各种公民团体来对谈。英九也诚挚的希望，尽速与在野党领袖展开对话，我们要让民众看到，朝野不是只有相互竞争，也能彼此合作。为了全民福祉，让我们一起为台湾民主建立良好的典范。
今年是中华民国第一百零一年，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过去一百年，先人的奋斗历程清晰在目;未来一百年，国家的挑战与机会轮廓鲜明。英九有幸身为中华民国跨入新的一百年第一位宣誓就职的总统，感到责任无比重大。
在此庄严而神圣的典礼上，英九与执政团队再度接受全民的付托，犹如千钧重担在肩头，唯有以如临深渊的心境，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才能符合国人的信赖与付托。
站在新的一百年起跑点上，英九希望，今天我们奠下的基础，将成为孩子走向未来的磐石;今天我们种下的幼苗，将不断长成下一代共享的果实。让我们一起坚持理想、携手改革、打造幸福台湾。
马英九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示，政府将以“强化经济成长动能”、“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公义”、“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厚植文化国力”及“积极培育延揽人才”做为台湾发展的五大支柱，并揭橥“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做为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
马英九就职演说内容全文如下：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侨胞、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电视机前与网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月十四日，我们顺利完成中华民国第五次总统直选。这是台湾民主迈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台湾全体选民所展现的高度民主素养，都获得国际社会的赞扬;我也要肯定我的竞争对手—蔡主席英文和宋主席楚瑜在选举结果揭晓时展现的民主风度。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为台湾民主喝采!
回顾过去四年，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全国民众的支持。我们共同度过金融海啸的侵袭，让台湾经济成长回到东亚四小龙的前列;我们共同走过八八水灾的冲击，重建我们的家园;我们导正政治风气，守护宪法精神，提升司法的公正透明;我们完成中央政府精简与县市合并升格两大改革工程;我们力行节能减碳、推动“居住正义”、大幅扩大社会安全网;我们缔造了六十年来最和平的台海情势，赢得长期盟友的信赖与国际社会的肯定，让中华民国国民在127个国家与地区，免签证入境。在此，英九也要感谢萧前副总统万长、刘前院长兆玄、吴前院长敦义、陈院长冲与所有执政团队伙伴，以及王院长金平所领导的立法院，在过去四年和人民一起打拼。英九由衷感谢大家的辛劳与贡献，并将继续借重他们的经验与智慧。
展望未来四年，英九要以“黄金十年”的国家愿景，和全体国人共同奋斗。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平、公义与幸福的国家。政府将以“强化经济成长动能”、“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公义”、“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厚植文化国力”、以及“积极培育延揽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五大支柱，以全面提升台湾的全球竞争力，让台湾在这四年脱胎换骨、迈向幸福。
强化经济成长动能，是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一大支柱。动能的核心，在经济环境自由化和产业结构优质化。
我们看到，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今年三月生效;中国大陆与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将在今年内启动，我们必须加快自由化的脚步，不能再蹉跎。台湾向世界开放，世界才会拥抱台湾。面临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经济重心向亚洲移动的时代，我们必须改变保护主义的思维，翻修不合时宜的法制，排除贸易和投资的人为障碍，为台湾打造一个真正自由开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经济环境。
我们正规划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高雄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台湾迈向“自由贸易岛”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尽快完成“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后续协商，加速与新加坡、纽西兰等重要贸易伙伴洽签经济合作协议，并在未来八年内做好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的准备，以掌握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的历史机遇。
我国的产业虽然曾经缔造过辉煌的成绩，但早已面临成长瓶颈。未来我们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质化，以过去强调效率的生产模式为基础，积极发展“创新导向”与 “价值创造”的新产业模式。我们的策略是将服务的特质纳入制造业，将科技与国际的元素引入服务业，而且建立传统产业的特色。唯有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更加多元，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也唯有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并且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起无可取代的地位。
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二大支柱，就是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公义。全球化的开放市场让就业变成世界性的竞争，我们要追求经济成长，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成长必须促使各行各业的薪资同步调升，否则经济成长就没有意义。我们更要坚持公平正义，缩短贫富差距，让经济成长的果实，由全民共享。
健全政府财政结构是当前要务，我们正努力落实“量能课税”与“租税正义”，建构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我们同时也要合理配置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及教育资源，建立均衡而各有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以缩短城乡差距，务必要让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地区、血缘或出身，都有追求幸福的公平机会。
长期的少子女化与高龄化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国安课题，因此，我们需要制订前瞻性的人口政策，建构周延的全民健保与国民年金制度，并尽速推动长期照护体系，用更完善的幼儿托育及照护措施，提供父母与子女最温暖的支持力量。
司法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正义防线。四年来，我们完成“刑事妥速审判法”、“法官法”、“家事事件法”的立法，成立廉政署，最高法院的保密分案制也已走入历史。司法必须独立，但绝对不能孤立，更不能背离人民对司法正义的合理期待。未来四年，英九会竭尽所能，全力推动与社会脉动结合的司法改革，要让我国百年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司法制度，真正在台湾生根，使法治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人权成为我们内化的价值。
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三大支柱，就是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全球气候变迁、资源供需失调，对台湾是挑战也是机会。未来全球所有的产业都将强调绿色生产，绿色产业是未来产业竞争的新领域，消费型态也必须符合节能减碳的要求。因此我们将鼓励民间扩大对绿能产业、绿色建筑与绿色生产的研发与投资，让绿色产业成为带动就业与成长的新亮点，让台湾一步步成为“低碳绿能岛”。我们一定要坚持永续发展的理念，为我们下一代留下清朗的天空，干净的空气，丰沛的水资源，以及生意盎然的山林、溪流、湿地与海洋。
在政策上，我们要让能源价格合理化，创造节能减碳与促进投资绿能产业的动力。我们要让油电等公用事业回归市场机制，落实“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更要进一步回应民意对改革国营事业、提升经营效率的高度期待，创造消费者与生产者双赢的局面。
厚植文化国力，是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四大支柱。台湾有三个文化特质：一是公民素养植根最深厚;二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转化最细致。民主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开放的风气、自由的精神，成为创作家的土壤。在开放和自由的土壤上，我们既保存了歌仔戏、布袋戏等传统文化，又发展出云门舞集、朱宗庆打击乐团等当代文化品牌。我们一方面追求高科技与国际化，一方面又主张草根民众的文化公民权。
开放的社会才会有奔放的创意，自由的环境才容许大胆的想像;台湾的创意注入电影、流行音乐、图书出版等等，成为文化产业，也都在华文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产业必须要有整合工具，把文化价值与内容，透过创意加值与智慧财产机制，转换成行销全球的经济产值，而让经济产值又回头来灌溉我们的创作者。
文化不只是艺文、创意与产业，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大陆知名作家韩寒发表访台亲身经历：计程车司机拾物不昧、眼镜行老板热心助人，都让他震撼与感动。不久前，有位花莲运将曾世诚，把日本乘客遗失在车内的皮夹，用飞车、驳船追上已离港的邮轮，最后以吊篮送到失主手中。英九认为，这些令人动容的善举，都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善良”与“诚信”的核心价值，已经融入台湾的日常生活。
我们要把文化看做国力，文化的建设，就是国力的建设;文化的投资，就是国力的投资。
积极培育延揽人才，是我们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第五大支柱。因为，台湾缺乏天然资源，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我们要让大学校园成为培育本土人才的摇篮与国家竞争力的泉源。我们更要以开放前瞻的政策，“筑巢引凤”的方式，打造一个宜居、友善、国际化、无歧视以及薪资有竞争力的环境，留住本土优秀人才，并延揽全球的优秀人才。
孩子是我们永远的关切。让每一个孩子，不分贫富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人才，拥有上进的机会，这才是教育的核心。事实上，不只李安和萧青阳在文创领域大放异彩、张逸军与陈星合都登上太阳剧团的舞台，古又文和吴季刚也在国际服装设计界大放光芒;四年来，我们台湾子弟更在欧、美、亚等各种国际发明展与设计展中，屡屡拿下总冠军。台湾拥有极佳的人才与创造力，我们要更用心培育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十二年国民教育，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发光发热。
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要承受调整的阵痛。我们绝对不能把烫手山芋与沉重包袱留给下一代。英九深知，一位连任总统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与人民一起打造幸福的未来。在未来的任期中，我们要踏出坚定的步伐，进行即时、深入、广泛的沟通，以争取民众的支持。用五大支柱“打造幸福台湾”，是英九第二任的目标，台湾要提升竞争力才能生存，人民幸福才有保障。
国家安全是中华民国生存的关键，英九认为，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我们必须同等重视、平衡发展。
铁三角的第一个角，就是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四年来，政府坚持“对等、尊严、互惠”的理念，“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签署16项协议，实现两岸和解。行政部门公开且透明地对国会负责，并加强与在野党沟通，努力寻求共识，两岸和解因此建立制度化的保障。
过去四年，我们改善两岸关系，降低台海紧张，带来和平与繁荣，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众对我们的大陆政策存有疑虑。英九要在此郑重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换言之，二十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历经3位总统，从未改变。这是最理性务实的定位，也是中华民国长远发展、保障台湾安全的凭借。两岸之间应该要正视这个现实，求同存异，建立“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共识，双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过去四年，我们依循“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推动两岸交流，不论是在经贸、交通、卫生、文化、教育、司法、金融等各方面，都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未来四年，两岸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继续巩固和平、扩大繁荣、深化互信。也期盼两岸民间团体在民主、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领域，有更多机会交流与对话，为两岸和平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不能忘记国父“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英九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
铁三角的第二个角，就是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并增加国际贡献。过去四年，我们不采取“烽火外交”，而选择“活路外交”与“正派外交”， 在“目的正当、过程合法、执行有效”的援外原则下，我们与邦交国进行合作计画，邦交国也在国际组织中不断为我国仗义执言。我们与美国重建互信，强化沟通管道，在许多领域紧密合作，已建构三十年来最坚实的“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我们与日本在设馆、航空、文化与投资等领域都展现重要成果，建立四十年来最友好的“特别伙伴关系”。欧盟及欧洲议会分别多次发表声明及通过决议，支持我们的大陆政策与强化台欧经贸关系。
拓展国际空间方面，我国在三年前，正式以大会观察员的身分，回到离开38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九十九年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政府采购协定”。事实证明，两岸关系的进展与我们国际空间的扩大，不但不必相互冲突，甚至可以相辅相成。未来四年，我们要扩大参与国际组织，包括气候变迁、民航安全等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相关活动。我们也希望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两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协助，让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发挥更大的正面效益。
增加国际贡献方面，台湾立足世界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民间组织的充沛活力，以及民胞物与的人道关怀。
九十九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英九跟赶赴现场的我国特种搜救队分队长陈顺天通电话，电话那一头传来兴奋的唿喊声。因为，15分钟前他们救出1名生还者，这是我国国际搜救史上的第一次;去年311日本海啸，民间和政府合力捐助新台币66亿元，不但是世界第一，也超过其他九十多国的捐助总额;还有一位到灾区为老人默默服务的台南女孩蔡雨桦，她的善行更感动了两国人民。今年四月，英九到非洲遇见了在当地行医近二十年的黄其麟医师，他无怨无悔的付出，让世人看见台湾医生沸腾在白袍下的热血。这些例子说明，台湾人拥有丰沛的生命热情与不怕难的韧性，也为台湾赢得真诚的友谊。
铁三角的第三个角，就是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古有明训。我们不求战，但绝不畏战。四年来，我们在国防工业自主、强化新一代兵力整建以及灾害防救等方面，都有明显成果。同时，增加训练能量、大幅提升国军体能及战技，而整饬军纪及反贪防弊，亦有相当成果，这也是我们建军备战的具体成效。
在对外军购方面，英九上任以来，美国已三度同意军售台湾，总计183亿美元，不论是质与量都超越以往。这让我们未来拥有适当的防卫力量，使政府与人民更有信心与意愿，继续稳健发展两岸关系。
未来四年，我们仍将向外采购无法自制的防卫性武器，也将完善募兵制及相关配套，在“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战略下，以“创新、不对称”思维，建立量少但质精的坚强国防武力。同时强化我国与周边各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建立制度化的战略对话合作管道，以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与保障台湾安全，并对区域和平做出贡献。
各位乡亲，回想过去四年，英九内心有深深的感激。我们一起走过金融海啸的风暴，我们一起迎接建国百年的欢欣，我们曾为天灾巨变的创伤流泪，也曾为台湾子弟在各方面的成就，欢喜难眠。
我们就是一家人，台湾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深信，不管朝野之间有什么歧见，我们都是一家人。即使过去几年朝野和解存在不少困难，但英九相信，民主是我们的共同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可以寻求共识，合力解决问题。四年来，英九持续邀请各种公民团体来对谈。英九也诚挚的希望，尽速与在野党领袖展开对话，我们要让民众看到，朝野不是只有相互竞争，也能彼此合作。为了全民福祉，让我们一起为台湾民主建立良好的典范。
今年是中华民国第一百零一年，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过去一百年，先人的奋斗历程清晰在目;未来一百年，国家的挑战与机会轮廓鲜明。英九有幸身为中华民国跨入新的一百年第一位宣誓就职的总统，感到责任无比重大。
在此庄严而神圣的典礼上，英九与执政团队再度接受全民的付托，犹如千钧重担在肩头，唯有以如临深渊的心境，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才能符合国人的信赖与付托。
站在新的一百年起跑点上，英九希望，今天我们奠下的基础，将成为孩子走向未来的磐石;今天我们种下的幼苗，将不断长成下一代共享的果实。让我们一起坚持理想、携手改革、打造幸福台湾。
中国网民如何看待朝鲜劫持中国渔民?
三艘中国渔船在黄海作业时被朝鲜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劫持，29名中国船员被扣留。劫持者事后要求船主在限期17号前交90万元人民币赎金，否则将连人带船都被“处理掉” 。现在，交付赎金的期限已过,事件将如何发展?中国网民又如何看待朝鲜劫持中国渔民和渔船？
中国渔船和渔民8号被劫持，中国官方8天后才第一次通过外交部公开发表看法，被广大中国网民批评 “反应极其迟钝”。家住距离朝鲜首都平壤只有200公里辽宁丹东的网民胡洪春表示, 当地人都在谴责朝鲜, 认为朝鲜劫持中国渔船和渔民与索马里海盗没什么两样。中国今后应该与朝鲜这种无赖国家划清界限，不要在动不动就说与朝鲜是“同志加兄弟”和“鲜血凝成的友 谊”:
“我认为应该惩罚朝鲜，（我们）和朝鲜应该有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再把它当作兄弟来援助。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大部分人也都这么认 为。因为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周围邻居有很多亲人都在朝鲜那边居住，有人回来说朝鲜的情况，我们都是恨得咬牙切齿。所以扣掉渔船事情发生以后，成了一个导 火索，使人们的情绪更加愤怒。朝鲜对本国的百姓相当歹毒，这些我们都亲眼所见的。”
就是“对本国百姓相当歹毒"的朝鲜,中国有博客形象地说, 几十年来中国对它的经济援助，如果铸成金币少说也能填平鸭绿江。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淦先生不无讽刺地表示, 虽然多年的无私经济援助换来的是“同志加兄弟”和“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朝鲜劫持中国渔船和渔民, 但是中国政府不会因此与朝鲜 “撕破脸”:
“这个绝对不会，可能在下面会有些小动作，但是表面上绝对是不会翻脸的，再怎么过火也不会翻脸。因为我是坏人，我需要坏人做朋友，他不会把好人做朋友。坏人再怎么坏，我还是感觉（可以和）他狼狈为奸。”
吴先生认为,中国与朝鲜这种流氓无赖国家做朋友应该感到很可耻, 很丢脸。如果被劫持的29名中国渔民由于所谓的赎金没有按期交付被杀，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网名“挪威森林”的上海网名李先生为此表示:
李先生：“他如果杀我们的渔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战争行为，表示跟我们开战了，我们就可以镇压他，应该断交。他的行为已经不是渔民纠纷，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恐怖的行为，上升成是一种战争行为了。”
记者：“即便如此，你们也认为中国政府不会丢掉这位被称为所谓鲜血凝成友谊的小兄弟？”
李先生：“不可能，唇齿相依。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概念里面道义的力量是不存在的，所谓面子多少是要一点的，这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利益问题，就是他们怎么保护、保住他们的政权能够存在下去。”
针对海内外有报道说，朝鲜劫持中国渔船和渔民可能是朝鲜军警与中国丹东的黑帮勾结所为这个问题，家住丹东的胡洪春认为劫持就是朝鲜官方一手策划和实施的：
“因为按朝鲜那么严厉的统治手段来说，（如果）不是政府所为，下面不可能有人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朝鲜是个极其独裁的国家，控制着每个人，普通的百姓放个屁都有可能是犯法。所以说，这样的事情的确没有能力，也没有人敢擅自行动这么大的事情。”
中国官方新华网星期五报道说，中国驻朝鲜使馆领事参赞姜亚先17号表示，朝方称中国渔船越界进行非法捕捞，扣留的渔船是一艘,而非媒体报道中的三艘，有关事实细节还需在进一步确认和核实。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渔船和渔民8号被劫持，中国官方8天后才第一次通过外交部公开发表看法，被广大中国网民批评 “反应极其迟钝”。家住距离朝鲜首都平壤只有200公里辽宁丹东的网民胡洪春表示, 当地人都在谴责朝鲜, 认为朝鲜劫持中国渔船和渔民与索马里海盗没什么两样。中国今后应该与朝鲜这种无赖国家划清界限，不要在动不动就说与朝鲜是“同志加兄弟”和“鲜血凝成的友 谊”:
“我认为应该惩罚朝鲜，（我们）和朝鲜应该有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再把它当作兄弟来援助。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大部分人也都这么认 为。因为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周围邻居有很多亲人都在朝鲜那边居住，有人回来说朝鲜的情况，我们都是恨得咬牙切齿。所以扣掉渔船事情发生以后，成了一个导 火索，使人们的情绪更加愤怒。朝鲜对本国的百姓相当歹毒，这些我们都亲眼所见的。”
就是“对本国百姓相当歹毒"的朝鲜,中国有博客形象地说, 几十年来中国对它的经济援助，如果铸成金币少说也能填平鸭绿江。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淦先生不无讽刺地表示, 虽然多年的无私经济援助换来的是“同志加兄弟”和“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朝鲜劫持中国渔船和渔民, 但是中国政府不会因此与朝鲜 “撕破脸”:
“这个绝对不会，可能在下面会有些小动作，但是表面上绝对是不会翻脸的，再怎么过火也不会翻脸。因为我是坏人，我需要坏人做朋友，他不会把好人做朋友。坏人再怎么坏，我还是感觉（可以和）他狼狈为奸。”
吴先生认为,中国与朝鲜这种流氓无赖国家做朋友应该感到很可耻, 很丢脸。如果被劫持的29名中国渔民由于所谓的赎金没有按期交付被杀，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网名“挪威森林”的上海网名李先生为此表示:
李先生：“他如果杀我们的渔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战争行为，表示跟我们开战了，我们就可以镇压他，应该断交。他的行为已经不是渔民纠纷，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恐怖的行为，上升成是一种战争行为了。”
记者：“即便如此，你们也认为中国政府不会丢掉这位被称为所谓鲜血凝成友谊的小兄弟？”
李先生：“不可能，唇齿相依。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概念里面道义的力量是不存在的，所谓面子多少是要一点的，这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利益问题，就是他们怎么保护、保住他们的政权能够存在下去。”
针对海内外有报道说，朝鲜劫持中国渔船和渔民可能是朝鲜军警与中国丹东的黑帮勾结所为这个问题，家住丹东的胡洪春认为劫持就是朝鲜官方一手策划和实施的：
“因为按朝鲜那么严厉的统治手段来说，（如果）不是政府所为，下面不可能有人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朝鲜是个极其独裁的国家，控制着每个人，普通的百姓放个屁都有可能是犯法。所以说，这样的事情的确没有能力，也没有人敢擅自行动这么大的事情。”
中国官方新华网星期五报道说，中国驻朝鲜使馆领事参赞姜亚先17号表示，朝方称中国渔船越界进行非法捕捞，扣留的渔船是一艘,而非媒体报道中的三艘，有关事实细节还需在进一步确认和核实。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外交事务》 中国的异议：从天安门到今天
核心提示：将方励之和陈光诚的案例并列放在一起考察，可以发现在当今中国异议分子和活动家们的政治图景有着多么显著的不同。
原文：Chinese Dissidence From Tiananmen to Today
发表时间：2012年5月10日
作者：谭竞嫦（Sharon K. Hom）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大赦国际在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前抗议，2009年。（图片来源：Thierry Roge /Reuters）】
1989 年6月5日，对天安门抗议者血腥镇压的第二天，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贤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方励之是一位知识分子，大力支持民主和人权，他和他的妻子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名列榜首。方被指责是学生抗议的幕后"黑手"之一。
一 年多的时间里，方和李住在北京大使馆的地下室里，而在外面， 中国当局追踪、逮捕和关押了其他许多所谓"反革命罪"嫌疑犯。1990年6月，他们被允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其后的22年他们一直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 受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应的影响，关于方励之前途的谈判非常复杂。在美国，国会在一年一度审核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争论不休。
1989 年6月5日，美国也对 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七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最终，邓小平释放方励之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这些制裁。与现在很相似，人权问题与贸易和美国国 内政治显然紧密相连。 今年4月6日，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去世。几周后，盲人活动家和异议者陈光诚出现在美国驻华使馆，又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们引发了另一场外交危机（距地 方警察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4月22日，陈光诚戏剧性地逃出山东，19个月来他一直被软禁在他的 家乡山东临沂。在支持者的帮助下，他行程250英里到达北京，找到美国人寻求保护。 20 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陈光诚一直为残疾人士和中国的其他弱势群体大声呼吁。2006年，他帮助曝光临沂计划生育执行中的高压手段，后来被起诉并以"故意毁坏 财产和聚众阻碍交通"定罪，被判处4年零3个月监禁。陈光诚入狱期间，他的家人遭受威胁、拘留、监视以及语言和身体上的虐待。
陈光诚在大使馆里呆了6天，在此期间他告诉支持者和美国官员，他不想申请避难或者去流亡，后来他离开大使馆。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协议，允许陈光诚留在中国学习法律。他被护送到一家医院进行医疗检查，治疗他的脚。逃亡的时候他伤到了脚。
对 于陈光诚是否受到压力才离开大使馆，西方媒体的报道互相矛盾、不断变化。国会的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甚至连有望参选总统的米特·罗姆尼 也参加了。"如果这些报道是真的……对于自由这是黑暗的一天，"他说。他指责奥巴马政府急于达成协议，没有给陈光诚和他的家人足够的保护。
将 方励之和陈光诚的案例并列放在一起考察，可以发现在当今中国异议分子和活动家们的政治图景有着多么显著的不同。1989年的示威以呼吁终结腐败为开端，后 来扩展到要求民主改革，1978年以来就没听到过这个词。人权活动家魏京生在1978年宣扬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他被判处15年监禁。
天 安门事件之后，像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像王丹这样的学生领袖要么流亡，要么入狱。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用入狱的异议分子作为交易筹码：它充 分利用，允许独立工会领导人韩东方（1993）和政治异议者刘青（1992）离开中国，换取美国继续维持最惠国待遇。它利用1998年释放学生领袖王丹， 向美国施压，要求其撤消对联合国一项谴责中国人权政策的决议的支持。
今天，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大国。它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要债权人。美国在2000年也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取消了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查。除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 利公约（签署于1998年，但还未获批准）之外，中国已经批准了所有主要的人权条约，包括妇女、儿童和少数族群权利保护公约。但是，中国并未按规则参与游 戏，这个国家仍然对批评的声音抱有敌意，担心信息的公开自由流动，并且不信任它自己的人民。
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中国的律师和活动家们继续面临严重的限制和风险，包括人身侵犯、骚扰、被迫性消失、非法拘押、受到虚假的犯罪指控。4月12日，200名新律师必须用修改过的誓言进行宣誓，要忠诚于党的领导。
同 时，很大程度上由于互联网的原因，中国人权活动的性质、范围和影响已经发生改变。到2012年3月，中国网民的数量超过5亿（2000年时为1690 万）。这个国家据说拥有超过10亿手机用户，其中 1.9亿用的是智能手机。新浪微博（中国版的推特）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且仍在增长中。新浪微博的用户对腐败丑闻、重大交通事故、污染、住房、土地纠纷甚 至立法程序中的违法行为积极进行评论和报道。 随着大众的不满和公民行动在网上的蔓延，他们的范围也在扩展，人民不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要求政府对环境危机、猖獗的腐败、受污染的消费产品、大规模 的侵占集体土地、危险的工作环境以及不断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承担起责任。
北京可能已经建成了最先进的防火长城，但漏洞始终存在。 即令临沂的暴徒们可以威胁和殴打试图探望和支持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人们，但当局也无法防止陈光诚和他妻子详细讲述所受虐待的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北京完全禁 止像“墨镜肖像”这样的网上运动，"墨镜肖像"是指收集民众戴黑色墨镜以示支援陈光诚的照片。
而在2010年党的宣传部长对全国人大所做 的报告中，中国的综合互联网管理战略显然坚持反制和控制互联的自然本质："只要我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联通，各种境外有害信息就有渠道和手段在国内网上出 现。" 然而，正如陈光诚事件中的谈判应对和公开信息所展示的，党也发展出了周详的、复杂的策略来对媒体进行审查。此前，陈光诚逃脱的消息甫一传出，中国政府对陈 光诚的名字、临沂、大使馆甚至对中共9位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进行审查过滤。陈光诚在医院的时候，要探视他或者对外界传递信息显然也都是受到控制的。
而 且，随着陈光诚案情节的发展，中国活动家和律师们的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2000年代初期，律师进行了职业化，并且发展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国家法律干部的 身份体系。关注社会公正的人们想在这个体系内工作，帮助建立中国的法制框架。他们倾向于公开与人权和改革的活动家们谨慎地保持距离。但随着过去十年来中国 当局表现出对这个系统的种种限制，从而导致许多中国的律师和活动分子变得更为激进。
讽刺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培育富有活力、广泛知情的 民众——这对于应对大规模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至关重要——相反，中国继续加强政治和社会控制，即使它已失去修补其防火长城数以百万计裂缝的能力。 2011年末，乌坎的反腐败抗议是民众权利诉求的典型例子，他们赢了，13000名村民和平示威的图片在YouTube上流传，后来当地的官员被罢免，举 行了新的村民选举。另一个例子应当是对温家宝总理要求调查陈光诚村子中的大规模腐败和虐待。 大规模抗议、独立律师、网民活动分子的不断增加无疑展现出中国未来前进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尊重公民权利来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局是已看到了不祥之兆，还 是被自身的利益所蒙蔽而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党的生存？
谭竞嫦为"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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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hinese Dissidence From Tiananmen to Today
发表时间：2012年5月10日
作者：谭竞嫦（Sharon K. Hom）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89 年6月5日，对天安门抗议者血腥镇压的第二天，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贤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方励之是一位知识分子，大力支持民主和人权，他和他的妻子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名列榜首。方被指责是学生抗议的幕后"黑手"之一。
一 年多的时间里，方和李住在北京大使馆的地下室里，而在外面， 中国当局追踪、逮捕和关押了其他许多所谓"反革命罪"嫌疑犯。1990年6月，他们被允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其后的22年他们一直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 受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应的影响，关于方励之前途的谈判非常复杂。在美国，国会在一年一度审核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争论不休。
1989 年6月5日，美国也对 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七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最终，邓小平释放方励之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这些制裁。与现在很相似，人权问题与贸易和美国国 内政治显然紧密相连。 今年4月6日，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去世。几周后，盲人活动家和异议者陈光诚出现在美国驻华使馆，又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们引发了另一场外交危机（距地 方警察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4月22日，陈光诚戏剧性地逃出山东，19个月来他一直被软禁在他的 家乡山东临沂。在支持者的帮助下，他行程250英里到达北京，找到美国人寻求保护。 20 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陈光诚一直为残疾人士和中国的其他弱势群体大声呼吁。2006年，他帮助曝光临沂计划生育执行中的高压手段，后来被起诉并以"故意毁坏 财产和聚众阻碍交通"定罪，被判处4年零3个月监禁。陈光诚入狱期间，他的家人遭受威胁、拘留、监视以及语言和身体上的虐待。
陈光诚在大使馆里呆了6天，在此期间他告诉支持者和美国官员，他不想申请避难或者去流亡，后来他离开大使馆。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协议，允许陈光诚留在中国学习法律。他被护送到一家医院进行医疗检查，治疗他的脚。逃亡的时候他伤到了脚。
对 于陈光诚是否受到压力才离开大使馆，西方媒体的报道互相矛盾、不断变化。国会的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甚至连有望参选总统的米特·罗姆尼 也参加了。"如果这些报道是真的……对于自由这是黑暗的一天，"他说。他指责奥巴马政府急于达成协议，没有给陈光诚和他的家人足够的保护。
将 方励之和陈光诚的案例并列放在一起考察，可以发现在当今中国异议分子和活动家们的政治图景有着多么显著的不同。1989年的示威以呼吁终结腐败为开端，后 来扩展到要求民主改革，1978年以来就没听到过这个词。人权活动家魏京生在1978年宣扬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他被判处15年监禁。
天 安门事件之后，像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像王丹这样的学生领袖要么流亡，要么入狱。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用入狱的异议分子作为交易筹码：它充 分利用，允许独立工会领导人韩东方（1993）和政治异议者刘青（1992）离开中国，换取美国继续维持最惠国待遇。它利用1998年释放学生领袖王丹， 向美国施压，要求其撤消对联合国一项谴责中国人权政策的决议的支持。
今天，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大国。它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要债权人。美国在2000年也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取消了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查。除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 利公约（签署于1998年，但还未获批准）之外，中国已经批准了所有主要的人权条约，包括妇女、儿童和少数族群权利保护公约。但是，中国并未按规则参与游 戏，这个国家仍然对批评的声音抱有敌意，担心信息的公开自由流动，并且不信任它自己的人民。
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中国的律师和活动家们继续面临严重的限制和风险，包括人身侵犯、骚扰、被迫性消失、非法拘押、受到虚假的犯罪指控。4月12日，200名新律师必须用修改过的誓言进行宣誓，要忠诚于党的领导。
同 时，很大程度上由于互联网的原因，中国人权活动的性质、范围和影响已经发生改变。到2012年3月，中国网民的数量超过5亿（2000年时为1690 万）。这个国家据说拥有超过10亿手机用户，其中 1.9亿用的是智能手机。新浪微博（中国版的推特）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且仍在增长中。新浪微博的用户对腐败丑闻、重大交通事故、污染、住房、土地纠纷甚 至立法程序中的违法行为积极进行评论和报道。 随着大众的不满和公民行动在网上的蔓延，他们的范围也在扩展，人民不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要求政府对环境危机、猖獗的腐败、受污染的消费产品、大规模 的侵占集体土地、危险的工作环境以及不断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承担起责任。
北京可能已经建成了最先进的防火长城，但漏洞始终存在。 即令临沂的暴徒们可以威胁和殴打试图探望和支持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人们，但当局也无法防止陈光诚和他妻子详细讲述所受虐待的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北京完全禁 止像“墨镜肖像”这样的网上运动，"墨镜肖像"是指收集民众戴黑色墨镜以示支援陈光诚的照片。
而在2010年党的宣传部长对全国人大所做 的报告中，中国的综合互联网管理战略显然坚持反制和控制互联的自然本质："只要我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联通，各种境外有害信息就有渠道和手段在国内网上出 现。" 然而，正如陈光诚事件中的谈判应对和公开信息所展示的，党也发展出了周详的、复杂的策略来对媒体进行审查。此前，陈光诚逃脱的消息甫一传出，中国政府对陈 光诚的名字、临沂、大使馆甚至对中共9位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进行审查过滤。陈光诚在医院的时候，要探视他或者对外界传递信息显然也都是受到控制的。
而 且，随着陈光诚案情节的发展，中国活动家和律师们的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2000年代初期，律师进行了职业化，并且发展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国家法律干部的 身份体系。关注社会公正的人们想在这个体系内工作，帮助建立中国的法制框架。他们倾向于公开与人权和改革的活动家们谨慎地保持距离。但随着过去十年来中国 当局表现出对这个系统的种种限制，从而导致许多中国的律师和活动分子变得更为激进。
讽刺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培育富有活力、广泛知情的 民众——这对于应对大规模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至关重要——相反，中国继续加强政治和社会控制，即使它已失去修补其防火长城数以百万计裂缝的能力。 2011年末，乌坎的反腐败抗议是民众权利诉求的典型例子，他们赢了，13000名村民和平示威的图片在YouTube上流传，后来当地的官员被罢免，举 行了新的村民选举。另一个例子应当是对温家宝总理要求调查陈光诚村子中的大规模腐败和虐待。 大规模抗议、独立律师、网民活动分子的不断增加无疑展现出中国未来前进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尊重公民权利来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局是已看到了不祥之兆，还 是被自身的利益所蒙蔽而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党的生存？
谭竞嫦为"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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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访谈】：罗伯特·巴内特教授回答读者汇问（关于藏人自焚等）
核心提示：最近四川及其周边的藏区很不平静，从去年3月到现在，共有三十多名藏人自焚。我们前段时间译介了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 ）教授的两篇文章，讲述他对自焚藏人和藏区整体情况的看法。
我们有幸从读者中收集到五个问题，向巴内特提问。谢谢各位关注我们这次汇问的读者，也感谢罗比。下面是读者的问题和巴内特教授的答复：
1. a) 请问教授您是否认为如果达赖想要返回中国，则他对十一世班禅的立场就构成了双方谈判的一大障碍，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如 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国官方班禅大师，他的地位和称号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面子"问题，因为他们选择并认定了他。这尤其复杂，可能会令人尴 尬，因为他们使用了强权。阿嘉仁波切在他逃离中国之前曾经深深地卷入这些事件，根据阿嘉仁波切自传中的描述，他们可能还用了点欺骗。 [英文，中文介绍] 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被大多数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双方一次严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中国会试图强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这 个问题是否困难取决于中方，因为对于藏人来说，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在西藏文化中，某个喇嘛常常可以有多个转世。在这些情形中，藏族传统上有些解决方法，例 如，给两位灵童不同的称号。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可以说，一位活佛可以转世为"心"和"意"两个化身。或者，他们可以允许另一位转世灵童继续传法给他自己的 信徒，而无需政府干预。这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情况类似 —— 在20世纪30年代，拉萨有另外一名灵童，中国希望认定他们自己的灵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谈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灵童，但是拉萨的灵童被认为 是"候补班禅（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还有很多学生，也受到尊重（他现在居住在爱尔兰。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 照藏族习俗，解决转世问题的困难部分在于哪位灵童被认定拥有"拉让"，前一代喇嘛的个人资产。在班禅大师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因此，这可 能需要两方来讨论和解决。但是这更可能是个实践的问题。类似的，双方将讨论中国的班禅大师是否会在新的西藏政府拥有官方职位。如果中方坚持他们的班禅喇嘛 必须在政协继续其职位，藏人应该不会反对；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是个花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在西藏历史上，没什么规则或习俗说班禅大师必须在西藏政府 中担任显赫政治职位。事实上，我没听说过班禅大师在西藏有什么政府或国家职位，直到1951年，毛泽东创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坚持班禅大师担任政治 职位。国民党曾经试图辩称，班禅大师在西藏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这只是中国对西藏政治的干涉，与西 藏实际情况无关。
在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会坚持失踪的班禅大师，由达赖喇嘛认定并得到多数人认可的那位，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只要他自 己不反对，也许拥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称号。如果双方想解决班禅大师的争议，他们可以为两位转世找到合适的宗教称呼。这样双方都有面子，相应的，藏人可能会同 意中国一方给他们的班禅大师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许有个修改的名号。
所以，这和其他的中国-西藏问题一样：如果双方真的有政治意愿，他们能 够找到方法，轻松解决。但是这儿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的角度和习俗的角度不同。中国政府倾向于按照严格的法律框架讨论藏族宗教、风俗和政治。这一角度不被大 多数历史学家支持，因为实际上，这些系统高度灵活、可谈判且可变。因此，中国说，活佛转世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决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仪式和模糊的传统风 俗，这样在幕后更容易适应不同情况。这是双方冲突的重要缘由之一。如果你要为这些争端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你需要检视历史、宗教和习惯，用风俗来治理而 不是严格的法律，这样你相对容易找到妥协方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需要提醒中国政府，这些事情并不总是决定于政府或政客们。在有关 喇嘛转世的争端中，公众观点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法律法规在这些争端中没什么用。过去，直到现在，西藏政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这些事情，它无法 强迫人民相信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虑舆论。西藏有关转世的纠纷大多如此。在班禅转世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数藏人看起来只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 班禅转世。但是大多数也认为，中国的班禅转世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转世。因此，他们仍然自动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个妥协方案，例如调整他的名号。
b) 附带请教，您认为达赖转世选出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达赖完全没有中国政府的认可，可能连现在的谈判都无法进行了，毕竟中国一直说谈的是达赖的私人问题）
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一定会给中藏双方带来复杂的斗争，除非在现世达赖喇嘛过世之前就有某种协议，中国政府和境内藏人之间也不得安宁。中国说，只有它才能选择并认定达赖喇嘛转世（2007年，中国通过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日报的英文报道。）；但是达赖喇嘛说，决定如何寻访他的转世，这是他个人的职责（达赖喇嘛的正式声明：英文版，中文版）， 他的论点是基于风俗和传统。如果中国坚持法律的方式，它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他无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务上，人们遵从习俗，听取他们的佛教上师的 建议，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数文化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无法劝说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其雇佣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医疗保险。 因此，除非达成协议，达赖喇嘛的转世会造成严重的纠纷—— 会出现两位15世达赖喇嘛，就像现在有两位班禅大师一样。
谈判的问题则有些不 同。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总是很强硬，但是他们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或者对中国有帮助，他们会改变。因此，他们说他们仅讨论达赖喇嘛的个 人前途问题，但是有时他们也和藏人代表讨论西藏自治的事情；他们只是说，他们不会这样做。类似的，未来，他们也许说他们只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问 题，但是我想，实践中，他们也会想讨论噶玛巴的个人前途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想继续谈判，他们会找到办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达赖喇嘛长大之前，他们会与他 的代表洽谈。所以，达赖喇嘛过世后，如果谈判继续，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也不是很可能。实际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过世，和流亡藏人的谈判可能就没 了，或者没什么用，除非噶玛巴成为主要角色。
但是我们得记住，流亡藏人可能不会总是和中国谈判或争端的主要参与方；他们现在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达赖喇嘛和噶玛巴。人们总是忘记，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体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战来自于西藏境内，如果有没有流亡藏人，他们 都存在。实际上，如果达赖喇嘛过世，他们可能会更强硬；可能是因为达赖喇嘛对西藏境内的政治有些缓和作用，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现在没人有达赖 喇嘛那样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过世，西藏境内可能出现新的领导者。比起流亡藏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多，他们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大不一样的挑战。一旦 如此，政府将会碰到和内地不一样的挑战，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内地的人们并不团结。
2. 我很关心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其实也包括新疆）未来的关系，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国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独立之时，不知您怎么看民主化与民族国家之维持统一的关系？
对 于这个问题，学者和活动分子有着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考虑有意义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一些评价家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会创建一个制度，藏族、维吾尔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会在中国内部得到某种自治，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观点。其他一些人赞同严加其在1993年提出的联邦制度（中文报道、英文），08 宪章提出的也较类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辩称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强烈的民族主义 —— 特别是对于国家领土和民族优越性的强烈感情 —— 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即使在民主转型之后，汉族人也不愿接受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有意义的自治。因此，我们也不能想当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有赖于政 治领袖、民间社会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众，推广有关自治、民族历史、平权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国无法为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们也许仍然 会寻求独立。谈到独立，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接受其领土内的族群的独立也很不寻常。因此，这在民主中国也不大会发生，除非中国非常进步，思想开放。国际上，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 英国允许苏格兰独立公决，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许魁北克居民两次公决。当然，在20世纪中期，欧洲强权允许其大多数"蓝水"殖民地独立。但是美 国没有对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对于民主大国，除非发生武力冲突，允许他们控制的邻近地区独立，这相当不寻常。
3. 对于自焚频繁发生，汉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强权的残酷镇压；个人与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大 概地讲，我们可以把对政治动乱的反应分为两类："外部"论和"内部"论。"外部"论认为，动乱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种针对国家的阴谋或者反对某个主要族群。 其反应是镇压间谍、敌人、叛徒，封锁从外部势力送进来的信息，如果它找不到，国家可能会自己发明一些。"内部"论认为动乱是内部，局部对社会文化条件的不 满造成，它的反应是对这些关切进行研究，找到其源头，如果必要，修正这些政策。某些动乱可能同时有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会在内部因素已经存在的情况 下才能起作用——换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听他们的关切，反政府运动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认为，只有"内部"论值得追随。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关注 那些自焚的人们，他们的关切为何，解决他们试图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我似乎认为，自焚是一些藏人给政府和社会送出的紧急信息，他们 的社区对现状有着及其严重的关切。我认为，这些藏人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的社区正面临着来自国家的极端压力，因为在中国社会，至少对于藏人而言，他们几 乎无法送出批评政府的信息。我认为，自焚者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大规模示威，因为这往往导致暴力和伤害。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应该抓住这一机会鼓励 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记者和知识分子，紧急对每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满，在这些事件背后有什么缘由，就像2008年西藏骚乱之后 公盟所做的研究报告那样。
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得到每个地区的藏人的帮助。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真诚和尊重，随着时间赢得藏 人的信任；你不能仅仅进到藏区，期望人们告诉你他们真正在想什么，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个人也不会完全理解人们说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要先做好准备，广泛 阅读，认真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和藏族社会看重的汉族和藏族专家交谈——不仅仅是那些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专家。他/她必须保证保护地方信息来源，尊重他们的 安全，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国新的、动态的社会媒体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极其建设性的角色，帮助政府、媒体等理解， 在发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区，他们担忧什么。
4. 西藏独立运动，结果会怎么样，成功或是失败？会不会点燃中国内地民主之火？
过 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义在中国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语广播电台的活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角色相对而言较小：即使没 有他们的帮助，民族主义仍然会传播，因为在藏人中间，民族情绪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异常具有挑衅性，特别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 议之后，政府开始攻击一些文化和宗教价值 —— 此前，中国政府很少批评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角色，也不强迫藏人公开谴责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寻求独立是中国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负责、有效，造福当地人 民，这些人不会想着要独立。
如果中国的西藏政策改善，对独立的要求就会消失。如果政策持续恶化，达赖喇嘛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就过世，未来 二三十年可能会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机，甚至某种程度的内战。也有可能因为水资源和边界冲突与印度开战，这并非不可能。这种发展很可怕，会有很多人丧生。如果 出现这种情况，西藏可能独立，但是甚至这样也非常不可能。如果这的确发生——尽管不太可能——共产党会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权力。但是这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民主 中国。自布什时代以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美国干了很多蠢事，伤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们不确信，未来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选模型。 因此，这儿有很多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着西藏独立，然后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他/她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会对结局感到失望。没有人希望战争。
考 虑这个问题有个更有建设性、更微妙的方式。让我们此刻忘记这些后果，不管是独立还是有意义的自治——乌托邦的结局常常导致梦想、纠纷和冲突。在本例中，更 有用的事情是，让中国人民讨论目前的局势，他们与境内藏人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描述当前汉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关系？他们是社会主义 吗？他们平等吗？他们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进行发展，谁受益？是否有多种现代化模式？目前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吗？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可以转化中国各 民族之间的关系。
此时此刻，像汪晖这样的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讨论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严肃的英国学者，不要说左派，按 照美国文化的幻想和兴奋讨论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局势，这不可思议。人们只会嘲笑他。一个人应该对历史和当前关系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后殖民主义试图做的事， 尤其有助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因为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对于希望看到中国民主化的人们，他们应该鼓励在中国进行严肃讨论，讨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 类自我反省可以鼓励民主变化，比争取独立要有效得多。
5. 您相信藏人的独立完全是个人行为吗？有什么被操纵或被煽动的迹象吗？
到 目前为止，没有这种迹象。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外界操纵的迹象，中国政府早就告诉我们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提供的唯一严肃的证据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 阿坝有人把僧人的照片传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这并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动。这仅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为。这 并不奇怪。自焚的人们希望他人知道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发送指令到西藏境内的人，告诉他们何时抗议，或者进行自焚，我看这不大可能，除非境内藏人对中国政府有强烈不满，这种指令不会生效。几个人说过，如果达赖喇嘛教导人们自焚（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同意这种抗议形式），会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议。
外 部因素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气氛，这些气氛让境内藏人感觉，这些抗议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认为自焚者是英雄，为他们举行祈祷，仅 此而已。但是这并不令人惊奇，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会被视为冷酷无情。用藏语广播的外国电台，像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也发挥了重要角色，因为他们报 道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议的新闻，给予他们的自焚文化价值和重要性。这构成了对自焚的一般影响，但是这与煽动或操纵很不一样。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Robert Barnett共同所有。
我们的信任全都去哪儿了？
请让我来相信你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
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际先驱导报》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
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际先驱导报》
贺卫方：改革本身就是改变国情
改革本身就是改变国情——华商报改革访谈录6：著名法律学者、北大贺卫方教授纵谈司法改革
贺卫方：有些人经历过文革灾难 仍说要一分为二
著名法律学者、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谈司法改革，学术界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4月的一晚，贺卫方在西北政法大学上了一节课。他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闻讯而来的学生使得教室“爆棚”。演讲完，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也是他的博士生谌洪果副教授在激动之余，说了句：“我想，这个时代，贺卫方、韩寒这些人，真他妈的有个性！”瞬间，台下学生笑成一片。作家狄马玩笑点评说：“欺师灭祖，莫此为甚。”当然，贺卫方不这么认为，他欣赏这位不久前写了《我为什么不参评教授》一文的学生。师生之间在自由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被许多法律学人艳羡。
52岁的贺卫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之外，他倾注大量心血于法治理念的传播，不遗余力投书传媒，在各地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大批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那是他致力于社会批评的开始。他还一贯主张司法精英化，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浓厚的制服。回应他这个倡导的，是中国法官换上了法袍，用上了法槌。但贺卫方认为，器物层面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司法精神的专业化。要抵达真正的司法专业主义，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多年来，一直潜心于研究和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贺卫方，也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将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思考与困惑，一一娓娓道来。
1980年代的改革上下共识最明显
华商报：人们习惯以1978年为界，来看待中国的法治状况。你如何评价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
贺卫方：从1949年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是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1979年之后，开始陆续地制定法律，这段时间的法制建设，和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深受“无法无天之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1980年代的改革，上下形成共识是最明显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必须要从“文革”走出来。所以，1979年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1987年有了民法通则，1989年有了行政诉讼法，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里程碑。到了1990年代，早期经历了几年彷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确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要建设市场经济，行政权力必须从市场领域退出，这就需要另一种权力对现状加以调整，那就是司法的权力。所以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规范越来越完备，执行却非常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大家会发现，以前我们觉得制定出法律，就能够保证法律得到实施，但实际并非如此，这种情况至今令人焦虑。
华商报：何以解忧？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
贺卫方：大家意识到，没有良好的司法制度的话，也仍然不能解决好法治社会建设的问题，于是就开始了司法改革。我个人也是在那时投身到当代司法制度的研究和对改革的推动中。这一晃20年过去了，回望起来，头十年，司法改革非常活跃，价值共识也比较清晰，那就是要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要提高程序意识，通过诉讼模式的改造让纠纷的解决更加公正，法律的适用不能暗箱操作等，当时高法也提出司法判决要说理、讲理。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华商报：改革绕不开顶层设计，何以见得司法改革就比较容易？
贺卫方：我曾写过文章论证司法改革可能是一个惠而不费的办法。比方说，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财政人事制度的变革，司法和行政的分离，以此最后达到司法权力的不断提升，公正程度的不断提高。这样，通过解决司法的问题，最终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实，在我看来，政治不过是个权威和权利的分配问题，我们服从哪种权力，哪种权力能够对社会关系的塑造更有力量，这就是政治，如果人民越来越觉得需要依靠真正的司法，只要有公正的法院，其他的权力都不重要，有纠纷就到法院去，这样，就会走上一个良好的道路。但现在看来，这条路越来越窄。
华商报：问题出在哪？
贺卫方：不解决司法独立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就没办法提升司法的公正，反过来，司法自己想解决公正问题，但这种内在力量抵不过外部对它的干预。所以，老百姓也在这个时候被法学界“忽悠”得很厉害。媒体报道大案、分析案件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并没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没有提高，于是，百姓感觉有点上当了，法学界中间也有人开始觉得还是要回头求助于人治状态，比如要有一个好的领导，慈祥而富于洞察力，权力无远弗届。就这样，司法的地位开始每况愈下，司法改革不断受挫。一方面来自权力机构的改革动力越来越弱，在局部地区给人感觉有一种迹象，就是要把公检法的相互制约关系给破坏掉，就是要采用那种“成立专案组”、未审先判的模式，而且一切近乎于明目张胆。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整个社会要往哪个方向去。在这个反思过程中，自然要考虑，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一部分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方向何在？
法官的社会表达只应在判决书上
华商报：2008年就有过中国司法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的说法，你和一些学者在媒体上还就此公开辩论过。
贺卫方：的确。中国是要走向真正的法治，但毕竟中国有两千年专制历史，历史上没有良好的司法，包括民国期间做的努力，最后在大陆没留下多少真正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基础。而过去20年的司法改革，也曾有一些不同的改革路向，但大致上主流意见认为，司法应该去追求专业主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一直主张当务之急是司法民主化，我过去写过文章批评复转军人进法院，而他现在说要让人民群众进法院，让人民群众直接控制法官，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而陈忠林教授则主张判决案件无需专业的东西，常理、常情、常识，用“三常”来判案，这样的主张，有时候也能赢得一些人的掌声，我觉得都没有很好的说服力。
华商报：都知道你是司法专业主义路径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司法的精英化。你认为司法的专业主义要怎么去实现？
贺卫方：所谓司法专业主义，或者说职业化，要体现在许多方面，比方说，真正把司法权力当做不同于行政权、立法权的特殊权力。首先，行使这个权力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分析能力，以及运用法律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第二，我们需要努力地让司法权力能够独立运行，不仅是说法院要独立于外部干预，也要在内部设定规则，保证每个法官的独立，这个时候就要分析法院内部的权力运行、权力架构应该怎么去设定。
华商报：你觉得法官的角色应该怎么设定？现实中，法官们对自己的角色也有很多牢骚，而民众则对法官普遍抱有不满。
贺卫方：特别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在法院里，有官职的人去干预普通法官行使权力。改革要让法院的权力和责任能够更好地合一，判案的法官绝对不可以说：其实这案件不是我判的，别看名字写的是我，实际上和我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有太多案件就是这样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要让权力归属更加清晰。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追究司法责任。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构造，如何让法院权力的行使方式走向专业主义。法官坐堂问案，必须是在基于证据和理论的论辩过程中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打理论，这样一个水落石出、水到渠成的结果，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司法决策被攻击的可能，即使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也觉得是因为自身证据不牢靠，而只好服从判决；而且，这种专业主义还要体现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必须是独立决策。上级法院要是参与到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中去，那上诉制度也就没有用了。
华商报：也就是司法人员必须要职业化？
贺卫方：是的，法治要求不同的司法机关，公检法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职业化的。同时律师在这样一个职业化的过程中，也能够特别深入地参与。因为，法院的专业程度如何？司法的过程是否公正？对于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来说特别隔膜。比如法律上规定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没学过法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含义。所以，随着法律职业化的提升，律师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于最大程度保障公民权利是特别重要的。
华商报：民众有一个疑惑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大家担心法官如果独立，更加会胡来。
贺卫方：当然，我们都很忧虑法官的职业伦理问题。怎样的人，怎样的行为，才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有严谨的司法专业主义的国家，即便不涉及经济贿赂，法官也不可以单方面接触一方当事人，这就是职业伦理的要求。现在，我们常有法官喜欢在媒体上侃侃而谈，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决，这是非常不符合法官职业伦理的。因为法官所有对社会的表达都应该在判决书上体现，除此以外，不应该再利用大众传媒对案件发表观点。如果这些慢慢形成一些规范，也是司法专业化的一个方向。西方一些国家，法官职业伦理都是厚厚一大本，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怎么去行使权力。假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独立审案，判决书的具名法官就是相关案件的实际裁判者，那将意味着一旦案件最终被证明为冤狱，承审并署名的法官就逃不脱干系，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跟冤狱和耻辱捆绑在一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作为法官，谁愿意留下这样的坏名声呢？
华商报：不过，为防止冤狱错案，最近有地方法院推出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好像颇受一部分人好感。你怎么看？
贺卫方：我坚决反对那些貌似专业化的所谓“改革”。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司法改革必须按法理出牌。一些反专业主义的“司法改革”似乎在过去八九年间常常看到，越鼓捣花样越多。这个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老百姓一听，说好啊，但他不知道，在现有的背景里，你越追究得厉害，最后就是大家攻守同盟，有错也不纠正，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改革推动过程需要某种硬心肠
华商报：对于司法改革，学界存在不少分歧，有一些学者希望寻求一种更稳妥的路子。
贺卫方：我总觉得在改革的推动过程中，有时需要某种硬心肠。也就是说，推动正确方向的改革，有一段时间情况反而可能会恶化，而不是一改革就变好，所以，要有对改革某种程度的耐心。但现在不少人耐心不足，有人认为需要妥协，要考虑被权力部门接受的程度，要考虑他们有台阶下。我认为，做学术的人还是要忠诚于真理，就是把研究结果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然后，才能让官方决策不至于特别的混乱，逻辑混乱，步调混乱。否则，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不了。当然，我个人认为学者也有分工，我经常被批评过于理想主义，过于追求纯粹。有人觉得应该做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能根据国情来设计改革路线图，而我自己觉得改革就是要改变国情。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表达，如不能表达，就干脆不说话。
华商报：在今天的语境下，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反义词就是重返“文革”，不过，当下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分化和对立也很明显。
贺卫方：我始终不能理解，有些知识分子自己就经历过“文革”那么大的灾难，但他们对“文革”会说要“一分为二”，而这些人在很多大学生中间很有影响。我想，分析他们的心理，或许也能找到某种解释，比方说，现在仍然对“文革”唱赞歌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隔膜，比方说一些海外知识分子。又比方李敖，他大骂国民党、蒋介石，因为他受过这个苦，但对“文革”他没有切肤之痛。能够亲历痛苦的人，可能和没有亲历过的有差别，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历过痛苦，但能够理解痛苦，并作出很好的理论分析，这种人更了不起。为什么说“文革”的悲剧会重演，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让年轻的国民看到“文革”的真相，巴金老人呼吁的文革博物馆迟迟建不起来。我觉得还是对历史要有真诚的反思，要用有形的东西告诉一代一代的国民，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10年的疯狂。例如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非常重视。像勃兰登堡门旁边，黄金地段居然拿出大片土地修了犹太人纪念碑。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对此我倒有点困惑，就像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华商报：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社会的智力库，不断言说对于社会的正确走向有利，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群体的声音？
贺卫方：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很少联合，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大愿意联合，这跟知识分子、学者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当然，知识分子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的利益或者敌人所在，比方说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的知识分子觉察到这对社会是个巨大的威胁，这时就会联合起来抵制，使得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没办法盛行太长时间，与此同时，这种抵制也让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团，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很难以“集团”形式存在，最好的状态是相互争论，言论自由，大家都去影响社会，由社会做出某种选择。
律师能把民众不满纳入理性的轨道
华商报：谈谈公民社会对改革的意义。
贺卫方：中国社会从来都没有解决好中间社会的建构，除了国家就是人，人是一盘散沙，两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说，我们是要跟两千年的历史进行抗争，我们也知道，像英国律师的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组织，不受国家干预，他们反过来还蚕食国家的权力。17、18世纪，英国律师就垄断了法官的入口，法官必须是在律师这个行业里声誉卓著的人，这意味着民间的力量进入到了国家权力中间，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被民间的逻辑所改造，这在我看来，就是公民社会，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国家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华商报：法律人在民主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可以把矛盾冲突限制在低烈度，温和前进。但现实中，律师作用的发挥并不尽如人意，受到很大羁绊。
贺卫方：律师职业决定了必须要跟公权抗争。今天的中国，当我们蓦然回首，会看见律师们在“抱团取暖”的过程中，正不断展现自己的力量。律师固然会跟公权抗争，想方设法通过规范塑造国家权力，但另一方面也在用规范塑造民众的情感，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纳入到理性的轨道，获得一个合理的解决。所以，老百姓请律师打官司，最明显的标志意义就是他们对国家还是尊重的。这时你还能打压律师吗？法国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老打压律师，结果把律师逼成了大革命时代的领袖，律师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在法庭上辩论是好手，煽动人那也很厉害，像丹东、罗伯斯庇尔，不都是律师吗？所以，我一直在直接、间接呼吁官方要改变对律师的偏见和成见。
华商报：往往在一些热点个案中，民意、媒体等各方争议无法弥合，例如李昌奎案。那么，一个社会的文化对于法律的意义在哪里？
贺卫方：有些判决明明看起来并不合理，或者说有瑕疵，比方说李昌奎案，一审判死，二审改判死缓，我觉得二审改判的理由并不让我服气，但我又说应该尊重终审判决，因为必须维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稳定性。我们不允许烙馅饼式的司法判决，如果判决不确定，就意味着权力不确定，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中，而法治社会所创造的安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判决书的安定性去确定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司法判决的终极性。
西塞罗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人类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的正义。不能把司法有限的财力人力集中到我们不应该纠正的那些错误中去，这是李昌奎案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像这些道理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最缺乏的东西。我就想方设法通过微博、网络去把这样的观念表达出来。我还要表达，对于法官的判决，老百姓看不懂，并不意味着不利于你，相反，他越追求专业性，越有利于老百姓。固然老百姓确实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但这种看不懂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要受到专业内部的制衡，当然，什么样的力量能约束法律人的行为？这需要法律职业缓慢的生长过程，以及法律职业内部机制的合理化。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悖论，越注重追求自己行业价值最大化的机制，有时候反而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作者:贺卫方、杨鹏、江雪，华商报 2012年05月19日
贺卫方：有些人经历过文革灾难 仍说要一分为二
著名法律学者、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谈司法改革，学术界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4月的一晚，贺卫方在西北政法大学上了一节课。他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闻讯而来的学生使得教室“爆棚”。演讲完，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也是他的博士生谌洪果副教授在激动之余，说了句：“我想，这个时代，贺卫方、韩寒这些人，真他妈的有个性！”瞬间，台下学生笑成一片。作家狄马玩笑点评说：“欺师灭祖，莫此为甚。”当然，贺卫方不这么认为，他欣赏这位不久前写了《我为什么不参评教授》一文的学生。师生之间在自由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被许多法律学人艳羡。
52岁的贺卫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之外，他倾注大量心血于法治理念的传播，不遗余力投书传媒，在各地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大批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那是他致力于社会批评的开始。他还一贯主张司法精英化，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浓厚的制服。回应他这个倡导的，是中国法官换上了法袍，用上了法槌。但贺卫方认为，器物层面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司法精神的专业化。要抵达真正的司法专业主义，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多年来，一直潜心于研究和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贺卫方，也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将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思考与困惑，一一娓娓道来。
1980年代的改革上下共识最明显
华商报：人们习惯以1978年为界，来看待中国的法治状况。你如何评价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
贺卫方：从1949年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是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1979年之后，开始陆续地制定法律，这段时间的法制建设，和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深受“无法无天之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1980年代的改革，上下形成共识是最明显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必须要从“文革”走出来。所以，1979年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1987年有了民法通则，1989年有了行政诉讼法，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里程碑。到了1990年代，早期经历了几年彷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确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要建设市场经济，行政权力必须从市场领域退出，这就需要另一种权力对现状加以调整，那就是司法的权力。所以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规范越来越完备，执行却非常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大家会发现，以前我们觉得制定出法律，就能够保证法律得到实施，但实际并非如此，这种情况至今令人焦虑。
华商报：何以解忧？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
贺卫方：大家意识到，没有良好的司法制度的话，也仍然不能解决好法治社会建设的问题，于是就开始了司法改革。我个人也是在那时投身到当代司法制度的研究和对改革的推动中。这一晃20年过去了，回望起来，头十年，司法改革非常活跃，价值共识也比较清晰，那就是要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要提高程序意识，通过诉讼模式的改造让纠纷的解决更加公正，法律的适用不能暗箱操作等，当时高法也提出司法判决要说理、讲理。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华商报：改革绕不开顶层设计，何以见得司法改革就比较容易？
贺卫方：我曾写过文章论证司法改革可能是一个惠而不费的办法。比方说，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财政人事制度的变革，司法和行政的分离，以此最后达到司法权力的不断提升，公正程度的不断提高。这样，通过解决司法的问题，最终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实，在我看来，政治不过是个权威和权利的分配问题，我们服从哪种权力，哪种权力能够对社会关系的塑造更有力量，这就是政治，如果人民越来越觉得需要依靠真正的司法，只要有公正的法院，其他的权力都不重要，有纠纷就到法院去，这样，就会走上一个良好的道路。但现在看来，这条路越来越窄。
华商报：问题出在哪？
贺卫方：不解决司法独立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就没办法提升司法的公正，反过来，司法自己想解决公正问题，但这种内在力量抵不过外部对它的干预。所以，老百姓也在这个时候被法学界“忽悠”得很厉害。媒体报道大案、分析案件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并没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没有提高，于是，百姓感觉有点上当了，法学界中间也有人开始觉得还是要回头求助于人治状态，比如要有一个好的领导，慈祥而富于洞察力，权力无远弗届。就这样，司法的地位开始每况愈下，司法改革不断受挫。一方面来自权力机构的改革动力越来越弱，在局部地区给人感觉有一种迹象，就是要把公检法的相互制约关系给破坏掉，就是要采用那种“成立专案组”、未审先判的模式，而且一切近乎于明目张胆。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整个社会要往哪个方向去。在这个反思过程中，自然要考虑，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一部分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方向何在？
法官的社会表达只应在判决书上
华商报：2008年就有过中国司法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的说法，你和一些学者在媒体上还就此公开辩论过。
贺卫方：的确。中国是要走向真正的法治，但毕竟中国有两千年专制历史，历史上没有良好的司法，包括民国期间做的努力，最后在大陆没留下多少真正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基础。而过去20年的司法改革，也曾有一些不同的改革路向，但大致上主流意见认为，司法应该去追求专业主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一直主张当务之急是司法民主化，我过去写过文章批评复转军人进法院，而他现在说要让人民群众进法院，让人民群众直接控制法官，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而陈忠林教授则主张判决案件无需专业的东西，常理、常情、常识，用“三常”来判案，这样的主张，有时候也能赢得一些人的掌声，我觉得都没有很好的说服力。
华商报：都知道你是司法专业主义路径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司法的精英化。你认为司法的专业主义要怎么去实现？
贺卫方：所谓司法专业主义，或者说职业化，要体现在许多方面，比方说，真正把司法权力当做不同于行政权、立法权的特殊权力。首先，行使这个权力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分析能力，以及运用法律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第二，我们需要努力地让司法权力能够独立运行，不仅是说法院要独立于外部干预，也要在内部设定规则，保证每个法官的独立，这个时候就要分析法院内部的权力运行、权力架构应该怎么去设定。
华商报：你觉得法官的角色应该怎么设定？现实中，法官们对自己的角色也有很多牢骚，而民众则对法官普遍抱有不满。
贺卫方：特别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在法院里，有官职的人去干预普通法官行使权力。改革要让法院的权力和责任能够更好地合一，判案的法官绝对不可以说：其实这案件不是我判的，别看名字写的是我，实际上和我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有太多案件就是这样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要让权力归属更加清晰。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追究司法责任。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构造，如何让法院权力的行使方式走向专业主义。法官坐堂问案，必须是在基于证据和理论的论辩过程中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打理论，这样一个水落石出、水到渠成的结果，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司法决策被攻击的可能，即使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也觉得是因为自身证据不牢靠，而只好服从判决；而且，这种专业主义还要体现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必须是独立决策。上级法院要是参与到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中去，那上诉制度也就没有用了。
华商报：也就是司法人员必须要职业化？
贺卫方：是的，法治要求不同的司法机关，公检法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职业化的。同时律师在这样一个职业化的过程中，也能够特别深入地参与。因为，法院的专业程度如何？司法的过程是否公正？对于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来说特别隔膜。比如法律上规定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没学过法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含义。所以，随着法律职业化的提升，律师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于最大程度保障公民权利是特别重要的。
华商报：民众有一个疑惑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大家担心法官如果独立，更加会胡来。
贺卫方：当然，我们都很忧虑法官的职业伦理问题。怎样的人，怎样的行为，才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有严谨的司法专业主义的国家，即便不涉及经济贿赂，法官也不可以单方面接触一方当事人，这就是职业伦理的要求。现在，我们常有法官喜欢在媒体上侃侃而谈，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决，这是非常不符合法官职业伦理的。因为法官所有对社会的表达都应该在判决书上体现，除此以外，不应该再利用大众传媒对案件发表观点。如果这些慢慢形成一些规范，也是司法专业化的一个方向。西方一些国家，法官职业伦理都是厚厚一大本，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怎么去行使权力。假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独立审案，判决书的具名法官就是相关案件的实际裁判者，那将意味着一旦案件最终被证明为冤狱，承审并署名的法官就逃不脱干系，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跟冤狱和耻辱捆绑在一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作为法官，谁愿意留下这样的坏名声呢？
华商报：不过，为防止冤狱错案，最近有地方法院推出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好像颇受一部分人好感。你怎么看？
贺卫方：我坚决反对那些貌似专业化的所谓“改革”。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司法改革必须按法理出牌。一些反专业主义的“司法改革”似乎在过去八九年间常常看到，越鼓捣花样越多。这个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老百姓一听，说好啊，但他不知道，在现有的背景里，你越追究得厉害，最后就是大家攻守同盟，有错也不纠正，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改革推动过程需要某种硬心肠
华商报：对于司法改革，学界存在不少分歧，有一些学者希望寻求一种更稳妥的路子。
贺卫方：我总觉得在改革的推动过程中，有时需要某种硬心肠。也就是说，推动正确方向的改革，有一段时间情况反而可能会恶化，而不是一改革就变好，所以，要有对改革某种程度的耐心。但现在不少人耐心不足，有人认为需要妥协，要考虑被权力部门接受的程度，要考虑他们有台阶下。我认为，做学术的人还是要忠诚于真理，就是把研究结果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然后，才能让官方决策不至于特别的混乱，逻辑混乱，步调混乱。否则，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不了。当然，我个人认为学者也有分工，我经常被批评过于理想主义，过于追求纯粹。有人觉得应该做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能根据国情来设计改革路线图，而我自己觉得改革就是要改变国情。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表达，如不能表达，就干脆不说话。
华商报：在今天的语境下，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反义词就是重返“文革”，不过，当下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分化和对立也很明显。
贺卫方：我始终不能理解，有些知识分子自己就经历过“文革”那么大的灾难，但他们对“文革”会说要“一分为二”，而这些人在很多大学生中间很有影响。我想，分析他们的心理，或许也能找到某种解释，比方说，现在仍然对“文革”唱赞歌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隔膜，比方说一些海外知识分子。又比方李敖，他大骂国民党、蒋介石，因为他受过这个苦，但对“文革”他没有切肤之痛。能够亲历痛苦的人，可能和没有亲历过的有差别，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历过痛苦，但能够理解痛苦，并作出很好的理论分析，这种人更了不起。为什么说“文革”的悲剧会重演，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让年轻的国民看到“文革”的真相，巴金老人呼吁的文革博物馆迟迟建不起来。我觉得还是对历史要有真诚的反思，要用有形的东西告诉一代一代的国民，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10年的疯狂。例如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非常重视。像勃兰登堡门旁边，黄金地段居然拿出大片土地修了犹太人纪念碑。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对此我倒有点困惑，就像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华商报：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社会的智力库，不断言说对于社会的正确走向有利，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群体的声音？
贺卫方：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很少联合，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大愿意联合，这跟知识分子、学者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当然，知识分子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的利益或者敌人所在，比方说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的知识分子觉察到这对社会是个巨大的威胁，这时就会联合起来抵制，使得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没办法盛行太长时间，与此同时，这种抵制也让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团，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很难以“集团”形式存在，最好的状态是相互争论，言论自由，大家都去影响社会，由社会做出某种选择。
律师能把民众不满纳入理性的轨道
华商报：谈谈公民社会对改革的意义。
贺卫方：中国社会从来都没有解决好中间社会的建构，除了国家就是人，人是一盘散沙，两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说，我们是要跟两千年的历史进行抗争，我们也知道，像英国律师的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组织，不受国家干预，他们反过来还蚕食国家的权力。17、18世纪，英国律师就垄断了法官的入口，法官必须是在律师这个行业里声誉卓著的人，这意味着民间的力量进入到了国家权力中间，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被民间的逻辑所改造，这在我看来，就是公民社会，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国家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华商报：法律人在民主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可以把矛盾冲突限制在低烈度，温和前进。但现实中，律师作用的发挥并不尽如人意，受到很大羁绊。
贺卫方：律师职业决定了必须要跟公权抗争。今天的中国，当我们蓦然回首，会看见律师们在“抱团取暖”的过程中，正不断展现自己的力量。律师固然会跟公权抗争，想方设法通过规范塑造国家权力，但另一方面也在用规范塑造民众的情感，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纳入到理性的轨道，获得一个合理的解决。所以，老百姓请律师打官司，最明显的标志意义就是他们对国家还是尊重的。这时你还能打压律师吗？法国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老打压律师，结果把律师逼成了大革命时代的领袖，律师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在法庭上辩论是好手，煽动人那也很厉害，像丹东、罗伯斯庇尔，不都是律师吗？所以，我一直在直接、间接呼吁官方要改变对律师的偏见和成见。
华商报：往往在一些热点个案中，民意、媒体等各方争议无法弥合，例如李昌奎案。那么，一个社会的文化对于法律的意义在哪里？
贺卫方：有些判决明明看起来并不合理，或者说有瑕疵，比方说李昌奎案，一审判死，二审改判死缓，我觉得二审改判的理由并不让我服气，但我又说应该尊重终审判决，因为必须维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稳定性。我们不允许烙馅饼式的司法判决，如果判决不确定，就意味着权力不确定，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中，而法治社会所创造的安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判决书的安定性去确定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司法判决的终极性。
西塞罗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人类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的正义。不能把司法有限的财力人力集中到我们不应该纠正的那些错误中去，这是李昌奎案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像这些道理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最缺乏的东西。我就想方设法通过微博、网络去把这样的观念表达出来。我还要表达，对于法官的判决，老百姓看不懂，并不意味着不利于你，相反，他越追求专业性，越有利于老百姓。固然老百姓确实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但这种看不懂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要受到专业内部的制衡，当然，什么样的力量能约束法律人的行为？这需要法律职业缓慢的生长过程，以及法律职业内部机制的合理化。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悖论，越注重追求自己行业价值最大化的机制，有时候反而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作者:贺卫方、杨鹏、江雪，华商报 2012年05月19日
姜草子：朝鲜显露凶兆
朝鲜炮艇绑架29名中国渔民的事，已经发生10天，如果不是微博把此事捅了出来，中国的百姓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迫于舆论压力，前天外交部终于出来说话了，就此事作出了一些判断和“澄清”。可外交部作出了怎样的说明呢？它的发言人说这是“一起渔业事件”。此外，官方还通过自己的媒体提醒大家，绑架中国渔民的家伙，是官方还是民间强盗，目前尚不清楚。
好，我们就来说说这起“渔业事件”，以及所谓绑架者的不明身份。
这仅仅只是一起“渔业事件”吗？说此事是“渔业事件”，就等于说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民事纠纷，不是涉及刑事犯罪的绑架勒索案。劫走了三艘渔船和29个人，勒索赎金，还扬言撕票，如果这还不涉及绑架犯罪，那中国就该取消绑架勒索的刑责，因这种罪名坐牢的人，就该统统放出来，判了死刑的，得平反昭雪。
至于绑架者身份不明，未必与朝鲜官方有关系等，就更是混淆视听了。朝鲜不是索马里。索马里早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所以那里的民间海盗猖獗。朝鲜存在着一个有效执掌权力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还强势到了牛逼的境界。在这个极权的政府掌控下，民间的一举一动都被官方监控着，怎么可能产生开着炮艇，手持武器，能一把将三艘渔船和29名人质劫走的民间海盗？
就别装了吧，朝鲜的这群海盗，就是有官方背景的劫匪。现在我们要分析的只是：朝鲜出现了如此有规模有能量的官方劫匪，意味着什么？朝鲜究竟怎么哪？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金正恩事前知不知道这件事，这事是不是他授意的？但我很快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金正恩不是白痴，不会不知道绑架敲诈如此多的中国人，会带来什么后果，至少他知道什么叫因小失大，抢了芝麻丢了西瓜。当然，如果金正恩认定中国是软蛋，无论朝鲜怎样牛二，中国都会退让三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问题是你会同意中国的掌门人是一群阿斗的看法吗？你大概不会同意，也不认为金正恩是白痴，所以，朝鲜打劫是金正恩授意的这种判断，就基本可以排除了。
此事不是金正恩授意的，肇事者却有官方背景，那我们就只能这样推断了——朝鲜官方的某些利益集团，在策划实施这件事时，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或者干脆就瞒着最高当局下了单。金正恩是在事情被捅出来之后才知晓的。出于种种原因，小金对此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鲜的统治集团出了问题，其内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出现了失控现象。内部失控是指体制内管制失灵，无关整个体制作为一架机器对民间的控制力。对朝鲜民间社会而言，它所面对的统治机器仍然是有效的，该镇压的就镇压，该监管的照样监管得密不透风，极权统治表面看上去仍没有松动的迹象。
这正是极权末世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我读中国王朝史，也总能重复读出类似的故事：每当一个王朝接近崩盘时，就会出现外紧内松的情况，对民间的管束和弹压越来越甚，统治者内部却已经离心离德、各自为政、甚至开始分崩离析。朝鲜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表明，这个看上去仍然稳如泰山、万众一心且同仇敌忾的国度，它的极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金氏王朝，即使还没有到立即崩盘的时候，也已经进入衰落解体的晚期。
此次绑架中国渔民，并非朝鲜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的好几年内，朝鲜的武装舰艇不仅多次绑架过中国渔民，还多次枪杀过中国人，只不过此前的这类恶行大都没有被媒体曝光过。这一事实说明，朝鲜官方的海盗行径，在金正日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个国家体制内部管束的失控，已经历经一段时间了。而此次朝鲜打劫的规模之大，索要赎金之高又告诉世人，这个国家体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是肆无忌惮。利益集团越来越肆无忌惮，表明其上层统治者的管束也已经日趋乏力。
利益集团向中央叫板，诸侯对天子阳奉阴违，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出现。这些年，中国就多次发生过省长公开对总理呛声，地方宣传要员封锁北京声音的情况。至于那些省部级垄断国企对国务院指令的置之不理，二三代利益集团在中央要员面前的目中无人，大家伙就更已司空见惯。但朝鲜又有所不同。朝鲜的官方海盗，是军队的武装人员，对金正恩先斩后奏，公然给小金同志难堪的，是军队的利益集团。显然，朝鲜的问题性质严重多了。
文章写到这里，我心里又不踏实了，又忍不住想回头再问一句：朝鲜的这次海上打劫，到底是不是小金同志授意的呢？说实话，虽然我前面说了那么多理由，但对金正恩到底是不是此事的指使者，仍然无法决断。不过这不打紧，它不会影响本文的主题和结论。若本次的打劫真是金正恩授意的，以前的类似海盗行径也是其父金正日指使的，那也不过表明，朝鲜真的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上去了。因为已到穷途末路，所以才会气急败坏，穷凶极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无关智力，只关乎现实。人到了走投无路，穷得只剩下裤衩时，就会做出种种反常的事情来，国家也不过如此。
作者:姜草子， 共识网 2012年5月20日
好，我们就来说说这起“渔业事件”，以及所谓绑架者的不明身份。
这仅仅只是一起“渔业事件”吗？说此事是“渔业事件”，就等于说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民事纠纷，不是涉及刑事犯罪的绑架勒索案。劫走了三艘渔船和29个人，勒索赎金，还扬言撕票，如果这还不涉及绑架犯罪，那中国就该取消绑架勒索的刑责，因这种罪名坐牢的人，就该统统放出来，判了死刑的，得平反昭雪。
至于绑架者身份不明，未必与朝鲜官方有关系等，就更是混淆视听了。朝鲜不是索马里。索马里早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所以那里的民间海盗猖獗。朝鲜存在着一个有效执掌权力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还强势到了牛逼的境界。在这个极权的政府掌控下，民间的一举一动都被官方监控着，怎么可能产生开着炮艇，手持武器，能一把将三艘渔船和29名人质劫走的民间海盗？
就别装了吧，朝鲜的这群海盗，就是有官方背景的劫匪。现在我们要分析的只是：朝鲜出现了如此有规模有能量的官方劫匪，意味着什么？朝鲜究竟怎么哪？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金正恩事前知不知道这件事，这事是不是他授意的？但我很快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金正恩不是白痴，不会不知道绑架敲诈如此多的中国人，会带来什么后果，至少他知道什么叫因小失大，抢了芝麻丢了西瓜。当然，如果金正恩认定中国是软蛋，无论朝鲜怎样牛二，中国都会退让三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问题是你会同意中国的掌门人是一群阿斗的看法吗？你大概不会同意，也不认为金正恩是白痴，所以，朝鲜打劫是金正恩授意的这种判断，就基本可以排除了。
此事不是金正恩授意的，肇事者却有官方背景，那我们就只能这样推断了——朝鲜官方的某些利益集团，在策划实施这件事时，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或者干脆就瞒着最高当局下了单。金正恩是在事情被捅出来之后才知晓的。出于种种原因，小金对此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鲜的统治集团出了问题，其内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出现了失控现象。内部失控是指体制内管制失灵，无关整个体制作为一架机器对民间的控制力。对朝鲜民间社会而言，它所面对的统治机器仍然是有效的，该镇压的就镇压，该监管的照样监管得密不透风，极权统治表面看上去仍没有松动的迹象。
这正是极权末世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我读中国王朝史，也总能重复读出类似的故事：每当一个王朝接近崩盘时，就会出现外紧内松的情况，对民间的管束和弹压越来越甚，统治者内部却已经离心离德、各自为政、甚至开始分崩离析。朝鲜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表明，这个看上去仍然稳如泰山、万众一心且同仇敌忾的国度，它的极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金氏王朝，即使还没有到立即崩盘的时候，也已经进入衰落解体的晚期。
此次绑架中国渔民，并非朝鲜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的好几年内，朝鲜的武装舰艇不仅多次绑架过中国渔民，还多次枪杀过中国人，只不过此前的这类恶行大都没有被媒体曝光过。这一事实说明，朝鲜官方的海盗行径，在金正日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个国家体制内部管束的失控，已经历经一段时间了。而此次朝鲜打劫的规模之大，索要赎金之高又告诉世人，这个国家体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是肆无忌惮。利益集团越来越肆无忌惮，表明其上层统治者的管束也已经日趋乏力。
利益集团向中央叫板，诸侯对天子阳奉阴违，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出现。这些年，中国就多次发生过省长公开对总理呛声，地方宣传要员封锁北京声音的情况。至于那些省部级垄断国企对国务院指令的置之不理，二三代利益集团在中央要员面前的目中无人，大家伙就更已司空见惯。但朝鲜又有所不同。朝鲜的官方海盗，是军队的武装人员，对金正恩先斩后奏，公然给小金同志难堪的，是军队的利益集团。显然，朝鲜的问题性质严重多了。
文章写到这里，我心里又不踏实了，又忍不住想回头再问一句：朝鲜的这次海上打劫，到底是不是小金同志授意的呢？说实话，虽然我前面说了那么多理由，但对金正恩到底是不是此事的指使者，仍然无法决断。不过这不打紧，它不会影响本文的主题和结论。若本次的打劫真是金正恩授意的，以前的类似海盗行径也是其父金正日指使的，那也不过表明，朝鲜真的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上去了。因为已到穷途末路，所以才会气急败坏，穷凶极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无关智力，只关乎现实。人到了走投无路，穷得只剩下裤衩时，就会做出种种反常的事情来，国家也不过如此。
作者:姜草子， 共识网 2012年5月20日
陈光诚的支持者继续受到打压
（路透社北京消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和家人已经抵达纽约，有机会读书深造开始新的生活。陈在中国国内的友人和支持者仍处在监视和打压状态。
陈的朋友江天勇律师向路透社表示，自己目前仍处于软禁状态，尽管国安部门此前承诺，陈光城离境后这种状态就会结束。
江天勇猜测，由于十八大的召开，当局对异见人士会采取更严格的监管。
山东退休教授、积极呼吁还陈光诚和家人自由的孙文广也向路透社介绍说，他受到济南国安全天盯梢，有时深夜还会受到骚扰电话。
陈光诚的哥嫂和侄子陈克贵的处境也不容乐观。陈家乡当局指控陈克贵蓄意杀人罪，并禁止律师与陈见面。陈光诚的嫂子也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德国之声
陈的朋友江天勇律师向路透社表示，自己目前仍处于软禁状态，尽管国安部门此前承诺，陈光城离境后这种状态就会结束。
江天勇猜测，由于十八大的召开，当局对异见人士会采取更严格的监管。
山东退休教授、积极呼吁还陈光诚和家人自由的孙文广也向路透社介绍说，他受到济南国安全天盯梢，有时深夜还会受到骚扰电话。
陈光诚的哥嫂和侄子陈克贵的处境也不容乐观。陈家乡当局指控陈克贵蓄意杀人罪，并禁止律师与陈见面。陈光诚的嫂子也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德国之声
解决六四问题的重要性
不久以前，《议报》（即《公民议报》）、《北京之春》、《纵览中国》网站联合发起了“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有奖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将持续到8月15日，9月1日公布获奖名单，目前这一征文活动仍在进行中，希望各界朋友不吝赐稿。
和 以往的“六四”纪念有所不同，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关注点不是“六四”史料的发掘和“六四”的悲剧性意义，而是试图探寻“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23年来， “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话题，也是被长期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严密的封锁并不能限制有关民间信息的流通，尽管中国社会缺少对于“六四” 问题广泛而系统的讨论，但在中国人的私下谈话中，许许多多与改革有关的话题，最终都无法绕开“六四”这一个结。
23年来，各界对“六四” 问题有很多分析和反思，观点分歧也大量存在，但很少有人否认“六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巨大悲剧，除了上千北京市民和学生喋血街头的牺牲之外，更重 要的是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它打断了原有的改革进程，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经济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允许中 国走向全面保守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开放政策，使中国民间局部领域的自由度有所扩大，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使 中共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政治伸缩空间。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粗放改革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深水区”的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问题的 显现，比如民主化、反腐败、法治、自由等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时期被突出强调却又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的社会性话题，这些话题的被压制，导致23年来的 跛足改革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想全面看清中国政治问题的弊端所在，以六四作为起点进行考察，是一个最好的 切入点，也是殊为关键的角度。
六四问题终究要得到解决，一种可能是在中国的民主化大体实现之后，六四问题以安慰性的历史性议题被重新定 义，另一种可能是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同步推进，对六四问题的任何重新评价，甚至是一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动员的阶段性信号，毕竟，23 年时间里，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对六四与实质性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看得再清楚不过。
我希望六四问题尽快摆到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还因为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年事已高，如果不能尽快给她们以迟来的安慰，不仅是人道精神的缺失，也不利于社会和解气氛的形成，而这种和解与共存，是必将迎来变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的。
六 四中藏有解读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特殊密码，也是通向政治文明的特殊的钥匙，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如果能从六四入手，看似存有引爆社会分歧的危险，却也蕴藏着 恢复国人理想及责任感的可能。今天的中国，无论制度、经济、文化、道德领域，都因长期权贵经济和政治高压的畸形影响，而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要恢复社会成 员的正常感知、判断和行动能力，大胆地回到六四、面对六四，解决六四问题，可能是成本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最佳起点。
作者：杨建利，作者博客
和 以往的“六四”纪念有所不同，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关注点不是“六四”史料的发掘和“六四”的悲剧性意义，而是试图探寻“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23年来， “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话题，也是被长期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严密的封锁并不能限制有关民间信息的流通，尽管中国社会缺少对于“六四” 问题广泛而系统的讨论，但在中国人的私下谈话中，许许多多与改革有关的话题，最终都无法绕开“六四”这一个结。
23年来，各界对“六四” 问题有很多分析和反思，观点分歧也大量存在，但很少有人否认“六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巨大悲剧，除了上千北京市民和学生喋血街头的牺牲之外，更重 要的是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它打断了原有的改革进程，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经济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允许中 国走向全面保守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开放政策，使中国民间局部领域的自由度有所扩大，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使 中共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政治伸缩空间。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粗放改革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深水区”的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问题的 显现，比如民主化、反腐败、法治、自由等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时期被突出强调却又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的社会性话题，这些话题的被压制，导致23年来的 跛足改革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想全面看清中国政治问题的弊端所在，以六四作为起点进行考察，是一个最好的 切入点，也是殊为关键的角度。
六四问题终究要得到解决，一种可能是在中国的民主化大体实现之后，六四问题以安慰性的历史性议题被重新定 义，另一种可能是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同步推进，对六四问题的任何重新评价，甚至是一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动员的阶段性信号，毕竟，23 年时间里，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对六四与实质性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看得再清楚不过。
我希望六四问题尽快摆到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还因为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年事已高，如果不能尽快给她们以迟来的安慰，不仅是人道精神的缺失，也不利于社会和解气氛的形成，而这种和解与共存，是必将迎来变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的。
六 四中藏有解读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特殊密码，也是通向政治文明的特殊的钥匙，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如果能从六四入手，看似存有引爆社会分歧的危险，却也蕴藏着 恢复国人理想及责任感的可能。今天的中国，无论制度、经济、文化、道德领域，都因长期权贵经济和政治高压的畸形影响，而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要恢复社会成 员的正常感知、判断和行动能力，大胆地回到六四、面对六四，解决六四问题，可能是成本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最佳起点。
作者：杨建利，作者博客
莫让“陈光诚事件”就此结束
陈光诚事件一场结局完美的悲剧，没有任何一方在这场事件中完全受益。在过去差不多六年多的时间内，因为山东地方政府、地方政法机关、计划生育部门的蛮横粗暴，陈光诚和他的家人遭受了令人痛苦的非人待遇。直到后来，陈光诚在网友帮助下进入美国使馆避难，地方政府仍然对他的家人、包括协助他逃离非法圈禁的网友“珍珠”等进行可耻的打击报复，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必须承认，这种在中国地方政权和基层官吏中广泛存在原始粗暴作风，和违背法治、人性的工作方式，是陈光诚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经过中美双方的积极协商并征求了陈光诚个人意见之后，陈光诚终于还是决定奔赴美国。2012年5月19日下午6时， 陈光诚一家人搭乘的飞机降落在纽瓦克国际机场。至此，陈光诚事件基本结束，一场可能引发中美外交纠纷的爆炸性事件，在中美双方的理性沟通下，终于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妥善解决。
从此以后，陈光诚再也不用再担心人身安危，可以在美国开始他所期望的读书生活，下一步无论他会走向何方，一切都只能由他自己掌控。
在到美之后的记者会上，陈表示他未来还是要回到中国，他对北京处理与他相关事务过程中表现的冷静与克制感到高兴，希望中国官方继续信守承诺，希望中国中央政府继续地解放思想，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事求是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
从陈的这些表述中，我们能看到他的聪明和理性。他对中国官方的承诺、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希望相信也是绝大部分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心声。和一些不切实际、不讲道理的海外激进民运分子相比，陈的这番讲话，不仅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成熟和理性，也更容易引发人们对他过去多年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广泛同情。
陈光诚事件一场结局完美的悲剧，没有任何一方在这场事件中完全受益。在过去差不多六年多的时间内，因为山东地方政府、地方政法机关、计划生育部门的蛮横粗暴，陈光诚和他的家人遭受了令人痛苦的非人待遇。直到后来，陈光诚在网友帮助下进入美国使馆避难，地方政府仍然对他的家人、包括协助他逃离非法圈禁的网友“珍珠”等进行可耻的打击报复，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必须承认，这种在中国地方政权和基层官吏中广泛存在原始粗暴作风，和违背法治、人性的工作方式，是陈光诚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们欣然看到在陈光诚事件爆发后，中央政府采取了颇具人性化的柔性处理方式。包括答应陈光诚的需求、接他的家人到北京团聚、答应安排他到异地求学生活、为他检查身体等等。特别是在处理陈光诚去美国求学的事情上，中央政府的处理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而如果我们再把中央对陈光诚事件的处理和中美双方在此期间的高层互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更能看到中共在处理这类突发事件上全新思维和对中美关系大局的把控能力。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陈光诚事件是一场悲剧，中央政府对陈光诚事件的柔性处理，并不能抵消这件事本身对中共、中国政府形象的杀伤力。
陈光诚事件早在六年前就露出端倪，针对山东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六年来外媒和普通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一事件中间所隐藏的非法因素和猫腻应该早就为中央有关部门所警觉。然而六年以来，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这件事情的跟踪处理上并不得力，对山东地方政府非人道的违法行为一直采取着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试想一下，如果在此期间中央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介入，又怎么可能发生后来的事情？
必须承认，陈光诚出走美国大使馆只是中国众多基层矛盾的中突出案例，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陆续的出现在美国使馆前的访民，和在北京高检、高法、信访办等门前成群结队的上访民众，都说明这样的冤情在民间也许并不孤立。对于民间广泛存在这些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僚出于种种原因所采取的野蛮粗暴工作作风行为，我们期待中央能有更为敏感的意识和更系统、更恰当的处理方式，必须要从根子上铲除这些现象产生的土壤，从制度上约束地方政府、官僚的权力，强化他们的法治意识，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陈光诚事件应该成为这样做的契机。
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听说陈光诚事件中有多少当地当事官僚被处理。在以陈光诚事件为契机呼吁在全国进行摸排检查的声音中，除了中国全国人大表示要进行一场残疾人权益执法大检查外，其他部门并无任何反应。
相反，一些在长达六年时间内，对陈光诚遭受不公正待遇、对山东地方政府违法行为置若罔闻的党报传媒，却掀起了一场针对美国大使和陈光诚本人的口诛笔伐风暴。这些已经缺乏新闻精神、丧失舆论监督功能的势力媒体，如《北京日报》等，罔顾基本事实，将陈光诚事件视为美方耻辱，并对陈光诚进行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这些充满了“文革”语调的评论，因为违背基本事实，超越了读者的忍耐极限，已经沦为坊间笑柄。
官媒的这些离奇表现可以充分说明，至少在这些代表了官方声音的媒体眼里，山东地方政府并无过错，过错的都是美方居心叵测的“勾引”，还有就是陈光诚的个人秉性有问题。官媒如此，官员又会如何呢？放过这次难得的教育机会，如果任由官媒和某些官员继续用这种颠倒黑白、毫无反思检讨的官本位思维来看待问题，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陈光诚事件发生。
本文选自多维子牙博客
必须承认，这种在中国地方政权和基层官吏中广泛存在原始粗暴作风，和违背法治、人性的工作方式，是陈光诚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经过中美双方的积极协商并征求了陈光诚个人意见之后，陈光诚终于还是决定奔赴美国。2012年5月19日下午6时， 陈光诚一家人搭乘的飞机降落在纽瓦克国际机场。至此，陈光诚事件基本结束，一场可能引发中美外交纠纷的爆炸性事件，在中美双方的理性沟通下，终于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妥善解决。
从此以后，陈光诚再也不用再担心人身安危，可以在美国开始他所期望的读书生活，下一步无论他会走向何方，一切都只能由他自己掌控。
在到美之后的记者会上，陈表示他未来还是要回到中国，他对北京处理与他相关事务过程中表现的冷静与克制感到高兴，希望中国官方继续信守承诺，希望中国中央政府继续地解放思想，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事求是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
从陈的这些表述中，我们能看到他的聪明和理性。他对中国官方的承诺、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希望相信也是绝大部分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心声。和一些不切实际、不讲道理的海外激进民运分子相比，陈的这番讲话，不仅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成熟和理性，也更容易引发人们对他过去多年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广泛同情。
陈光诚事件一场结局完美的悲剧，没有任何一方在这场事件中完全受益。在过去差不多六年多的时间内，因为山东地方政府、地方政法机关、计划生育部门的蛮横粗暴，陈光诚和他的家人遭受了令人痛苦的非人待遇。直到后来，陈光诚在网友帮助下进入美国使馆避难，地方政府仍然对他的家人、包括协助他逃离非法圈禁的网友“珍珠”等进行可耻的打击报复，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必须承认，这种在中国地方政权和基层官吏中广泛存在原始粗暴作风，和违背法治、人性的工作方式，是陈光诚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们欣然看到在陈光诚事件爆发后，中央政府采取了颇具人性化的柔性处理方式。包括答应陈光诚的需求、接他的家人到北京团聚、答应安排他到异地求学生活、为他检查身体等等。特别是在处理陈光诚去美国求学的事情上，中央政府的处理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而如果我们再把中央对陈光诚事件的处理和中美双方在此期间的高层互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更能看到中共在处理这类突发事件上全新思维和对中美关系大局的把控能力。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陈光诚事件是一场悲剧，中央政府对陈光诚事件的柔性处理，并不能抵消这件事本身对中共、中国政府形象的杀伤力。
陈光诚事件早在六年前就露出端倪，针对山东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六年来外媒和普通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一事件中间所隐藏的非法因素和猫腻应该早就为中央有关部门所警觉。然而六年以来，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这件事情的跟踪处理上并不得力，对山东地方政府非人道的违法行为一直采取着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试想一下，如果在此期间中央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介入，又怎么可能发生后来的事情？
必须承认，陈光诚出走美国大使馆只是中国众多基层矛盾的中突出案例，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陆续的出现在美国使馆前的访民，和在北京高检、高法、信访办等门前成群结队的上访民众，都说明这样的冤情在民间也许并不孤立。对于民间广泛存在这些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僚出于种种原因所采取的野蛮粗暴工作作风行为，我们期待中央能有更为敏感的意识和更系统、更恰当的处理方式，必须要从根子上铲除这些现象产生的土壤，从制度上约束地方政府、官僚的权力，强化他们的法治意识，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陈光诚事件应该成为这样做的契机。
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听说陈光诚事件中有多少当地当事官僚被处理。在以陈光诚事件为契机呼吁在全国进行摸排检查的声音中，除了中国全国人大表示要进行一场残疾人权益执法大检查外，其他部门并无任何反应。
相反，一些在长达六年时间内，对陈光诚遭受不公正待遇、对山东地方政府违法行为置若罔闻的党报传媒，却掀起了一场针对美国大使和陈光诚本人的口诛笔伐风暴。这些已经缺乏新闻精神、丧失舆论监督功能的势力媒体，如《北京日报》等，罔顾基本事实，将陈光诚事件视为美方耻辱，并对陈光诚进行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这些充满了“文革”语调的评论，因为违背基本事实，超越了读者的忍耐极限，已经沦为坊间笑柄。
官媒的这些离奇表现可以充分说明，至少在这些代表了官方声音的媒体眼里，山东地方政府并无过错，过错的都是美方居心叵测的“勾引”，还有就是陈光诚的个人秉性有问题。官媒如此，官员又会如何呢？放过这次难得的教育机会，如果任由官媒和某些官员继续用这种颠倒黑白、毫无反思检讨的官本位思维来看待问题，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陈光诚事件发生。
本文选自多维子牙博客
陈光诚抵美 中美报道反应不一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昨夜今晨抵达美国纽约，长达数周的中美外交角力走入尾声。中国当局对此不予置评，官方媒体新华社只在一则短讯中指陈光诚“已合法经由正常管道申请赴美留学”，美国方面则对陈光诚到来表示欢迎。
双眼失明的陈光诚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于美东时间5月19日(周六)18时在新泽西州纽沃尔克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后，受到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的接待，稍早些时候，纽约大学宣布，陈光诚将在该校法学院从事研究。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本•罗兹称赞陈光诚得以抵美是外交努力的成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蓝也盛赞促成陈光诚获释的低调协商。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罗西认为，“陈光诚的抵达美国对中国人权运动立下里程碑”，她还表示，“陈光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顾生计为弱势民众发声的勇气，鼓舞了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人”。
陈光诚则在到达纽约后感谢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协助，他也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在处理他的处境时表现出的“克制与冷静”。陈光诚同时呼吁中国政府遵守承诺，他并且表示“公平正义是没有国界的”。
陈光诚终于抵达美国，让所有关心他的处境的人送了一口气。一直致力于援助陈光诚的美国对华援助会主席傅希秋表示，陈光诚安全了，他感到很兴奋，同时也为陈光诚留在中国的其他亲戚感到担心。
陈光诚抵达纽约大学后，与媒体见面。陈光诚对媒体表示，山东地方政府对他的家人的报复还在继续，他遭到逮捕的侄子至今连请律师的权利都没有，不过，陈光诚谨慎地表示，中国政府多次向他保证会对山东的违法行为继续调查，他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是真诚的，不会骗他。
当媒体问陈光诚是否有一天会回到中国，陈光诚的回答十分肯定。
来源：法广中文网 作者：安德烈
双眼失明的陈光诚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于美东时间5月19日(周六)18时在新泽西州纽沃尔克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后，受到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的接待，稍早些时候，纽约大学宣布，陈光诚将在该校法学院从事研究。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本•罗兹称赞陈光诚得以抵美是外交努力的成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蓝也盛赞促成陈光诚获释的低调协商。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罗西认为，“陈光诚的抵达美国对中国人权运动立下里程碑”，她还表示，“陈光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顾生计为弱势民众发声的勇气，鼓舞了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人”。
陈光诚则在到达纽约后感谢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协助，他也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在处理他的处境时表现出的“克制与冷静”。陈光诚同时呼吁中国政府遵守承诺，他并且表示“公平正义是没有国界的”。
陈光诚终于抵达美国，让所有关心他的处境的人送了一口气。一直致力于援助陈光诚的美国对华援助会主席傅希秋表示，陈光诚安全了，他感到很兴奋，同时也为陈光诚留在中国的其他亲戚感到担心。
陈光诚抵达纽约大学后，与媒体见面。陈光诚对媒体表示，山东地方政府对他的家人的报复还在继续，他遭到逮捕的侄子至今连请律师的权利都没有，不过，陈光诚谨慎地表示，中国政府多次向他保证会对山东的违法行为继续调查，他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是真诚的，不会骗他。
当媒体问陈光诚是否有一天会回到中国，陈光诚的回答十分肯定。
来源：法广中文网 作者：安德烈
吴敬琏：再砸四万亿现在不行
凤凰财经讯 今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在深圳君悦酒店举办。吴敬琏在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目前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 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吴敬琏：谢谢雪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 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 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 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 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 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 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由于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 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 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 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 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不仅是我们国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投资率的，反过来说是投资率不断下降，内需不足。
而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 我们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 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 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以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 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在“六五”提出来的，以后不断的重复，到“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 “十一五”计划，现在是“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一个主线。看起来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复杂了，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变 到哪里，往往变得模糊起来。现在从报刊来说，从课堂上，在我们的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在说法太五 花八门了。
我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生产函数，特别是索洛改写过的一个生产函数，很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一个生产函数总 产出，实现比较明显的是劳动、资本。在过去的解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解释是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来看是索洛改写过的 生产函数，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B。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 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转变，从旧的增长模式，这个旧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要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依靠效率提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 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 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大量的劳动资源是闲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的 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发行大量的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特 别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里有大量的钱，大量的土地，就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应该说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到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 市、三线城市都像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 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 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是说我们 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从我们开放中间使 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的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差距 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但是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的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说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 动，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来的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引进。这种 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
所以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在技术上能够得到由于 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从上面的就是我们要强调创新，今后我们不能说是领跑世界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已经变成第一梯队的一员了，我们如果不能够有 原创性的改进，那么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因为人家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了创新，但是也发现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 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我们所有原来的制造业。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是 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但是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的东西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 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所以当时在“十一五”的时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时候其实都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制造业。我们 的加工制造业是要被取代还是应该提升？这个创新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原有的制造业里面呢？应该体现，因为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实现我 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所以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先生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 前端就是研发RN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 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 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能够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做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曾经前一段时间在广东调研的时 候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
我看到汪洋书记在今年的广东干部会议上，他给广东的干部也强调了陈清泰同志讲的意见对于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 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 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不管你在什么领域的企业，这两天的座谈会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总统时候，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 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们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从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 体，政府不是主体。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是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这个经营条件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就是为创新提供 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 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二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 精辟，他说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 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三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够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这个来 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话贡献给政府官员，广东省委为了准备这次党代会，他提出中心的口号叫做“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实现转型升级”。省 委为了准备这个党代会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参加过两次。有一次我就听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给汪洋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 精辟，而且非常通俗。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政府要 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 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谢谢大家！
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目前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 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吴敬琏：谢谢雪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 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 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 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 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 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 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由于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 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 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 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 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不仅是我们国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投资率的，反过来说是投资率不断下降，内需不足。
而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 我们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 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 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以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 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在“六五”提出来的，以后不断的重复，到“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 “十一五”计划，现在是“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一个主线。看起来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复杂了，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变 到哪里，往往变得模糊起来。现在从报刊来说，从课堂上，在我们的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在说法太五 花八门了。
我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生产函数，特别是索洛改写过的一个生产函数，很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一个生产函数总 产出，实现比较明显的是劳动、资本。在过去的解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解释是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来看是索洛改写过的 生产函数，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B。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 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转变，从旧的增长模式，这个旧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要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依靠效率提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 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 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大量的劳动资源是闲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的 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发行大量的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特 别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里有大量的钱，大量的土地，就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应该说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到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 市、三线城市都像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 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 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是说我们 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从我们开放中间使 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的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差距 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但是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的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说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 动，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来的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引进。这种 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
所以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在技术上能够得到由于 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从上面的就是我们要强调创新，今后我们不能说是领跑世界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已经变成第一梯队的一员了，我们如果不能够有 原创性的改进，那么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因为人家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了创新，但是也发现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 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我们所有原来的制造业。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是 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但是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的东西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 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所以当时在“十一五”的时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时候其实都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制造业。我们 的加工制造业是要被取代还是应该提升？这个创新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原有的制造业里面呢？应该体现，因为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实现我 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所以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先生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 前端就是研发RN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 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 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能够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做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曾经前一段时间在广东调研的时 候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
我看到汪洋书记在今年的广东干部会议上，他给广东的干部也强调了陈清泰同志讲的意见对于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 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 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不管你在什么领域的企业，这两天的座谈会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总统时候，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 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们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从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 体，政府不是主体。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是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这个经营条件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就是为创新提供 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 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二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 精辟，他说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 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三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够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这个来 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话贡献给政府官员，广东省委为了准备这次党代会，他提出中心的口号叫做“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实现转型升级”。省 委为了准备这个党代会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参加过两次。有一次我就听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给汪洋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 精辟，而且非常通俗。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政府要 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 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谢谢大家！
英媒：中国精英对未来经济感到担忧 开始放眼海外求安全
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五（5月18日）刊登记者刘易斯的一篇报道，形容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问题，许多精英人士正在把展望未来的目光投向海外。
报道首先从北京一家法语学校的采访开始，描述了中国年轻人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
一位学生对记者说，“学习法语是一种保护。中国正在变化，领导层要在今年换届。许多人感觉到，即便是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也需要有多种选择应对不确定性。”
报道说，中国官方在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息。工业增长自2008年以来首次下降到一位数字，而作为工业活动重要衡量标志的电力消耗量几乎持平。
资金外流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最令人不安的数据是上个月家庭储蓄额的大幅下降。许多本应存在中国银行的资金被用来购买海外资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中国对购买国内房产的限制政策以及存款利息无法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
报道引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资金正在离开中国，银行缺乏用于放贷的资金，这将影响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报道最后又回到北京法语学校的话题，形容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资金外流的问题。
报道说，这所法语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希望学习法语，增加自己在中国残酷竞争的白领劳务市场上的成功机会。
许多人意识到，中国一些大型的国有公司正在向非洲扩张，他们认为这会在讲法语的非洲地区增加对讲法语的中国雇员的需求。
还有一些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有钱人，也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前往世界的其他地区。例如，他们发现会讲一点法语能增加自己获得加拿大魁北克护照的机会。
报道首先从北京一家法语学校的采访开始，描述了中国年轻人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
一位学生对记者说，“学习法语是一种保护。中国正在变化，领导层要在今年换届。许多人感觉到，即便是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也需要有多种选择应对不确定性。”
报道说，中国官方在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息。工业增长自2008年以来首次下降到一位数字，而作为工业活动重要衡量标志的电力消耗量几乎持平。
资金外流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最令人不安的数据是上个月家庭储蓄额的大幅下降。许多本应存在中国银行的资金被用来购买海外资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中国对购买国内房产的限制政策以及存款利息无法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
报道引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资金正在离开中国，银行缺乏用于放贷的资金，这将影响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报道最后又回到北京法语学校的话题，形容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资金外流的问题。
报道说，这所法语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希望学习法语，增加自己在中国残酷竞争的白领劳务市场上的成功机会。
许多人意识到，中国一些大型的国有公司正在向非洲扩张，他们认为这会在讲法语的非洲地区增加对讲法语的中国雇员的需求。
还有一些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有钱人，也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前往世界的其他地区。例如，他们发现会讲一点法语能增加自己获得加拿大魁北克护照的机会。
吴敬琏：温州金改如同病人抹万金油
5月20日消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新中国高峰论坛表示，不太看好温州金融改革实验，称此举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抹万金油。因为金融市场是全国性市场，单凭地方不好改变。
当前各地金融创新此起彼伏，到底能走多远引人关注。而之前5月18日，温州市金融研究院、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以及温州大学金融学院同时挂牌成立，当地媒体将其誉为温州金融改革“参谋部”，吴敬琏为顾问委员会委员，对此问题颇有发言权。
吴敬琏表示，不像报刊那么看好温州实验，“它当然有一定意义，但也是吃吃阿司匹林抹抹万金油”。他进一步解释说，金融市场是统一市场、也是全国性的市场，地方不好来改变，“地方金融创新是有限的”。他说，金融市场几乎不可能划地为牢，如果非要如此无非是地方行政管制力量膨胀。
他建议，大家更应关注郭树清新政，搞好全国性的证券市场，更加有意义，“不如IPO发审制度可不可以不要，就值得好好讨论”。
而对深圳前海金融创新，吴敬琏建议大家看远一点，放到粤港一体化的背景考量。“一个区域性地区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带动，”在吴敬琏看来，广东的潜在优势是毗邻世界级城市香港，粤港一体化是转变广东整个地区增长模式的关键。
“但粤港一体化有很大的障碍，那就是一国两制导致粤港是两个不同的关税区，所以粤港一体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吴敬琏说，前海做为一个点，如果成功后进行经验推广，粤港一体化的阻力也会少很多。
最后，吴敬琏再次重申，政府不要企图代替市场的力量。政府制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当前各地金融创新此起彼伏，到底能走多远引人关注。而之前5月18日，温州市金融研究院、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以及温州大学金融学院同时挂牌成立，当地媒体将其誉为温州金融改革“参谋部”，吴敬琏为顾问委员会委员，对此问题颇有发言权。
吴敬琏表示，不像报刊那么看好温州实验，“它当然有一定意义，但也是吃吃阿司匹林抹抹万金油”。他进一步解释说，金融市场是统一市场、也是全国性的市场，地方不好来改变，“地方金融创新是有限的”。他说，金融市场几乎不可能划地为牢，如果非要如此无非是地方行政管制力量膨胀。
他建议，大家更应关注郭树清新政，搞好全国性的证券市场，更加有意义，“不如IPO发审制度可不可以不要，就值得好好讨论”。
而对深圳前海金融创新，吴敬琏建议大家看远一点，放到粤港一体化的背景考量。“一个区域性地区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带动，”在吴敬琏看来，广东的潜在优势是毗邻世界级城市香港，粤港一体化是转变广东整个地区增长模式的关键。
“但粤港一体化有很大的障碍，那就是一国两制导致粤港是两个不同的关税区，所以粤港一体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吴敬琏说，前海做为一个点，如果成功后进行经验推广，粤港一体化的阻力也会少很多。
最后，吴敬琏再次重申，政府不要企图代替市场的力量。政府制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深海摄像机拍到的"透明海怪"被证实为罕见水母
国际在线专稿：据《图片报》5月17日报道，几天前，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称，互联网上出现一段深海摄像机拍摄到的神秘不明物体的视频，引发网民热议。经过几天对视频的分析，专家称这是一种罕见的水母。
美国生物学家斯蒂文·哈德克（Steven Haddock）称，这种水母名叫Deepstaria enigmatica。据了解，这种水母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多条边缘不规则的细管连接着胃，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网络”。哈德克称，这种类似的水母 1966年曾被人发现一次，当时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发现它的位置位于海平面以下723米处，而一般情况下，其生活在南大西洋海底1500米深的水域。
最近出现的这段视频制作于今年4月底，深水摄像机是美国原油设备技术供货商Oceaneering的，拍摄地点位于该公司的一个钻井平台附近海域，距离英国比较近。该视频上传到互联网后，立刻引发互联网用户和专家们的猜测和热议。
新闻回顾：深海遥控摄像机拍摄到半透明海怪
近日一段“深海怪物”引发网络猜测，怪物呈团状，半透明表皮有六边形的图案，由遥控的深海摄像机拍得。有人推测是一种未被发现的水母，也有人认为可能是鲸鱼丢弃的胚胎
深海摄像机拍到的海怪其实是罕见的一种水母
相关新闻：视频曝光深海"团状怪物" 引发众多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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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已经释放扣押的3艘中国渔船及船上29名人员
据媒体报道，朝鲜方面已经释放扣押的3艘中国渔船及船上29名人员，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返回中国。
记者周庆元介绍，据辽丹渔23536号船主称，3艘被扣的中国渔船都已获得自由，正在返航途中，29名中国船员都在船上，他们将在21日中午前抵达位于大连杏树屯的杏园中心港。CNTV王磊编辑报道
记者周庆元介绍，据辽丹渔23536号船主称，3艘被扣的中国渔船都已获得自由，正在返航途中，29名中国船员都在船上，他们将在21日中午前抵达位于大连杏树屯的杏园中心港。CNTV王磊编辑报道
日本关注与分析陈光诚出国及背景
来源：BBC中文网 日本特约记者：童倩
几乎所有日本传媒都报道了陈光诚在纽约发表感谢美国政府和世界支持者救援的消息。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美国”，是日本各大传媒周日（5月20日）的主要新闻标题，这看来是过去两天来，日本主流传媒报道陈光诚出国过程的高潮。
几乎所有传媒都报道了陈光诚在纽约发表感谢美国政府和世界支持者的救援，也欣慰中国冷静处理他出国问题的感想。
一向忌讳议论中国民主事务的日本官方电视台NHK近来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突出了的中共权力斗争和陈光诚案，一反常态地密切报道，甚至添加评论。
周六NHK在报道陈光诚已顺利登机时说：“中美围绕陈光诚出国问题的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并引述陈光诚离开中国时在电话采访对NHK形容，出国“心情复杂”。
周日NHK报道陈光诚抵达美国时说：“对陈光诚来说，他在山东的亲戚处境和他希望回国时能否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等都是留下的不安材料”。
求稳非改善人权
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周日在头版报道了陈光诚抵达美国的消息，报道引述中共内部消息说，中国政府仅三天就向陈光诚发放护照，是在中国权力交接、务求内政安定的重要时期，国家主席胡锦涛强烈指示下完成。
《读卖新闻》分析说，中国是要争取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之前解决陈光诚案，尽量消除六·四纪念日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
分析说，中国根据以往出国的民运人士能量，认准了陈光诚出国后影响有限，所以放陈光诚出国，而陈光诚希望回国的愿望从现在的中国国情来看实属渺茫。分析还说，陈光诚出国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外交显示取得成果，从而可回避与中国对立的事态。
亲中大报《朝日新闻》报道陈光诚抵美的消息意外地有些低调，《朝日新闻》在国际版的报道中分析指出“陈光诚出国并非显示中国人权状况有改善”，可能说明《朝日新闻》何以没欢呼。
分析说，与陈光诚一样遭到软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依然处于跟外界完全无法通讯的状况，显示中国人权状况依旧。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几乎所有日本传媒都报道了陈光诚在纽约发表感谢美国政府和世界支持者救援的消息。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美国”，是日本各大传媒周日（5月20日）的主要新闻标题，这看来是过去两天来，日本主流传媒报道陈光诚出国过程的高潮。
几乎所有传媒都报道了陈光诚在纽约发表感谢美国政府和世界支持者的救援，也欣慰中国冷静处理他出国问题的感想。
一向忌讳议论中国民主事务的日本官方电视台NHK近来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突出了的中共权力斗争和陈光诚案，一反常态地密切报道，甚至添加评论。
周六NHK在报道陈光诚已顺利登机时说：“中美围绕陈光诚出国问题的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并引述陈光诚离开中国时在电话采访对NHK形容，出国“心情复杂”。
周日NHK报道陈光诚抵达美国时说：“对陈光诚来说，他在山东的亲戚处境和他希望回国时能否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等都是留下的不安材料”。
求稳非改善人权
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周日在头版报道了陈光诚抵达美国的消息，报道引述中共内部消息说，中国政府仅三天就向陈光诚发放护照，是在中国权力交接、务求内政安定的重要时期，国家主席胡锦涛强烈指示下完成。
《读卖新闻》分析说，中国是要争取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之前解决陈光诚案，尽量消除六·四纪念日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
分析说，中国根据以往出国的民运人士能量，认准了陈光诚出国后影响有限，所以放陈光诚出国，而陈光诚希望回国的愿望从现在的中国国情来看实属渺茫。分析还说，陈光诚出国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外交显示取得成果，从而可回避与中国对立的事态。
亲中大报《朝日新闻》报道陈光诚抵美的消息意外地有些低调，《朝日新闻》在国际版的报道中分析指出“陈光诚出国并非显示中国人权状况有改善”，可能说明《朝日新闻》何以没欢呼。
分析说，与陈光诚一样遭到软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依然处于跟外界完全无法通讯的状况，显示中国人权状况依旧。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伟哉大逃亡， 壮哉陈光诚！
解滨
美国，得克萨斯州中部的一个叫米德兰（Midland）的石油小城，人口十万。
城东部一个破旧的街区，一栋低矮破旧的木头房子，远看像个杂物仓库，近看像个无家可归者收容中心。 房屋的背后是一条泥泞小路。
我们不知道这栋房屋一开始的用途，但从卫星照片上看，这个地址既不像CIA 的“Cover up”，也不是NAVY Seals的训练营。
然而，就在这栋破旧的房子里，人们和隔着半个地球的另外一群为自由而战的志愿者们携手共同参与了那起惊动中美两国，震撼了世界的二十一世纪第一起胜利大逃
亡事件——冲破艰难险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位中国盲人维权者突破层层重围，逃到今日中国之安全地带，最后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
2012年4月26日，一个惊奇、振奋人心的消息如同爆炸般传遍世界。 世界突然认识了一位带着墨镜，声音柔和，但异常坚定的中国男子汉——陈光诚。 他的名字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和电视新闻里。 他那19个小时的神奇故事让所有人感慨无限。 从小学生到好莱坞大牌导演，从普通网民到大学教授，从家庭主妇到欧盟理事，自由世界的人们和想往自由的人们在为陈光诚的胜利大逃亡欢欣鼓舞。 这位盲人维权者以他果敢的行动，坚韧不拔的努力和睿智的计划，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分光明，抹去了一丝黑暗。
今天，2012年5月19日下午，在逃离东师古村将近一个月后，历尽千难万险，陈光诚一家四人到达了自由的美国。 十年的艰辛，十年的苦难，十年的摧残，十年的监禁，今天终于结束了。 史书又翻过了一页辉煌的篇章。 全世界向往、追求和捍卫自由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今天这一刻！
陈光诚早先不过是山东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既没有显赫的家族也没有万贯家私。 他早年双目失明，但靠自己顽强的努力，完成了学业，自学了法律，并用法律为当地的贫苦农民维权。 本来，这个感动人心的故事应该和雷锋、张海迪一样受到我党的青睐，把他纳入体制，发展他入党，使陈光诚在当地成为一位可敬可爱的模范农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为我党的脸面上贴金的。 但谁也没有料到，我党早就升华成为一个既不要脸皮，也不要基本群众，更不要廉耻的特色党了，他们每年拿出数千万元的专款专用，做出了让世人惊掉下巴的壮举 ——把这个穷苦农民推到体制的对立面，打造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英雄。
陈光诚从来就不是我党的敌人，从未想到过推翻这个政府。 这样一个盲人居然被我党判了4年囚禁，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但我党的英明和伟大并不仅限于此。 在他出狱后，当地的各级党组织把他家变成了监狱，变成刑讯拷打的刑讯室，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手机屏蔽器、强光灯等设备，做出了比盖世太保还要周密的一切 事情。 除了封锁信息，连陈光诚的母亲妻子和亲戚都成了二手囚犯。当地的党和政府用了相当于一座中型监狱的人员编制，以一百多人轮番看守这么一个盲人，里三层外三 层，把他家围的跟个铁桶似的。 所花经费，数以千万计。 这是连盖世太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就让全国和全世界很多有良知的人们好奇：一个农民盲人难道真的会对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会造成那么大的威胁吗？
所以，在陈光诚被软禁的日子里，全国和全世界各地前去满足好奇心的人士和记者络绎不绝。 但这些人全部受到当地党和政府雇佣的流氓的拦截、殴打、凌辱、抢劫和强制遣返。 但我党越是这样做，就越是引发人们更大的好奇。 以至于陈光诚的名字迅速在网上传扬，受到世人的关注，从而造就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
我党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何培蓉这样一个南京城里人，网络美女，德赛网站策划及编辑会冒着生命危险在最关键的时刻大义凛然，把逃出东师古村的陈光诚一路送到北京。
我党也永远难以料想到郭玉闪这个平常喜爱打抱不平，热衷于管闲事，走遍三山五岳，遍结天下英才的网络侠客居然会毫不犹豫地在那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做出决断，把陈光诚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躲过特务流氓的盯梢和跟踪，在警察的眼皮下玩了个超级藏猫猫游戏。
我党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傅希秋，这条山东汉子，89民运期间山东的学运领袖，北京市委党校曾经的教员，几年后来美成立了“对华援助协会”，这次陈 光诚逃亡的最后一刻，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克萨斯州的叫米德兰小城里，傅希秋牧师协助陈光诚和美国大使馆联系上，在几十分钟内拟定了最后的逃脱方案，派出两辆 使馆专车，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在特务的紧密盯梢和跟踪之时把陈光诚硬是抢入使馆专车，演出了一场21世纪的惊心动魄的大片。
让我党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为什么在2012年4月20日那天，陈光诚这位盲人居然可以在几百名监视人员的眼皮下、几十台闭路电视的监视下，十几条恶狗 的鼻子下，逃出了那个铁桶。东师古村到西师古村不到两里路远，但在随后的19个小时后，伤痕累累的陈光诚几乎是爬到了西师古村，让所有见到他的乡亲们大吃 一惊。 让我党永远想不通的是，居然没有一位乡亲把他出逃的消息告诉党和政府。 如果那两天内东师古村和西师古村的几百户农民中出了任何一个图财的小人，今天这个故事就不会存在了。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很沉痛，有很多海外华人为我党的这一挫折深感不平。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可以为我今天的振奋而愤怒。 但是你是否记还得你毛爷爷说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那句名言？ 你是否还记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这个我党曾经坚信的真理？ 我党如今沦落到了被人民恨之入骨这步田地，谁之错呢？ 陈光诚这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后代，这个我党赖以成功的群众基础的一员，这位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奋不顾身的盲人，居然被我党视为死敌，残酷迫害，欲置于死地 而后快。 当地的农民眼见陈光诚逃走却视而不见，不举报，不吭声，甚至助一臂之力，这件事居然发生在当年孟良崮战场的旁边。 这种奇耻大辱应该怪谁？ 左派们，今天我就说句你们的喜欢听的话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间，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临沂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要被统统枪毙的，而山 东省委书记是无论如何要被撤职法办的，那几百个流氓打手还有当地公检法人员统统要被送去劳改的。 毛泽东会专门为这件事写一篇文章，登到《人民日报》上， 然后被选入《毛泽东选集》。 用你毛爷爷的话来说，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不管这是一场什么斗争，这一次一位穷苦的农民赢了，东师古村的村民们赢了，弱小的一方赢了，人民赢了，自由赢了！
今天将永载史册！
伟哉大逃亡， 壮哉陈光诚！
十八大后习近平会启动“政改”吗？/彭涛博士
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习近平的这番讲话被中共官煤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外界对其的强烈关注和热议，并让一
些分析人士对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改诚意和信心产生了怀疑。
北京和习近平最近的表现
5月14日，《人民日报》先后连发表两篇评论文章，称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日报》在其题为《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评论中说， 中共的政治改革“绝不照搬西方模式”，中共在政改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文章还称：“积极稳妥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等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高层想 通过《人民日报》的评论向世人宣示，中共现任和新一代的领导人无意“从速”启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体制改革，因为多年来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已经取得了“辉 煌”的成果。
据新华社报道，5月18日，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与周永康等出席了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并共同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周永康在 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全国公安机关要“牢牢把握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稳定的总要求”，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外界认为，中共 高层这次高调亮相全国公安系统表彰大会，是“胡温习”故意为周永康“站台”，以扫除中共十八大不稳定和周永康失势的传言。而周永康强调稳固中共党的领导地 位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讲话，则更让外界对北京政改的期望“荡然无存”了。另外，搜狐网05月19日的一项报道称，周永康以全票当选为新疆十八大代表，“当大 会宣布中央提名在我区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周永康同志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篇报道又全盘否定了近日来在媒体上 不断出现的有关“周永康十八大代表落选”的一些传闻和说法。
据BBC和《南华早报》报道，最近，习近平曾亲自提议，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接替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59岁的姜异康曾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被一些知情人士认为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亲信。曾庆红被认为是太子党的领袖和中共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如果此事属实，那就说明，习近平正在中共党内的两大 派系（保守派和温和派）中寻找权力平衡，或意图增强太子党和自己在中共目前高层权力分赃中的筹码。重庆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在历史和军事上都具有非同小 可的意义，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一直是中共党内两大派系觊觎和争夺的目标（常言道：“天下乱，蜀先乱”。重庆曾属于四川的重工业区和国民产值的龙头）。
在5月16日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在中共现时和今后的政治行为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 和“长远”的适用价值，“始终是把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专制权力，当成无可置疑的一个前提”（胡平）。习近平的这种表态，不难让人看出，他大慨追求的是 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政策纲领。习近平在这里强调的是传承中共固有的思想和政纲，不主张“立即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他主要注重的是过去的“好传统”，而不 是现在或未来应解决的“新问题”。
习近平其人其言
习近平出生于一个中共高干家庭，其父习仲勋曾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1962年，时任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打倒之后，年少的习近平被下放到陕西北 部的一个小村庄里，与当地的农民同甘共苦，“睡在窑洞里满是跳蚤的炕上”。习近平后来写道：“我那时吃了很多苦”，“但那段经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使我形 成了踏实肯干、不屈不挠的性格”。
据一位熟悉习近平的“齐心阿姨”称，习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她说，在习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农村工作的那年，“有次出差，坐 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 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
习近平被他身边的人誉为，“为人谦和平易”和“给人以低调实干、稳重亲民的印象”。他“常检身自省”，并要求身边的人谨记其“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自豪不骄傲”、“昂扬不张扬”和“务实不浮躁”的座右铭。习近平还被视为中共太子党中的“清官”。
在政治上，习近平却被视为一个“神秘”而“模糊”的人物。外界很难从他的简历和讲话中找到足够的线索，来评判他真实的政治倾向或意图。在中共的派 系站队中，习近平的立场也不明显，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其父习仲勋曾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在思想 上接近，关系比较密切，这或许对习近平的政治取向会产生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
2009年2月，在墨西哥华人联谊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说：“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 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等等。这番讲话 立即引来媒体对习近平的热议。新华网刊登评论文章称，习近平的讲话“爽快，有毛泽东、邓小平风范”，还说，“中国民众为习近平的讲话而拍手叫好”。
今年2月14日，在华盛顿欢迎午宴上演讲时，习近平针对中国人权问题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人权 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在进一步改善民生和人权状况方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中国政府将继续从本国国情出发，坚 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这里，习近 平以“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和考虑中国“国情”为由，为中国人权状况糟糕的现实开脱，并自圆其说地用“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 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等说辞，来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
2012年3月16日，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有些干部在市场经济中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走向腐败堕落，教训极其深刻，坚决 要把已经丧失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并说：“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 群言堂，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等等。很明显，习近平这一“党要管党”和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呼吁，是针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腐 败乱纪的党员干部而发出的。文章中，习近平提到，要“搞群言堂”，要用“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做决策。这表明，习近平“反对”在党内拉帮结派，搞一派独 断和独大，讲求权力的平衡与派系间的制约。
中共政改前景堪忧
从北京近段时间的举动来看，为确保中共十八大的顺利召开，“胡温习”高层尽量在试图平息党内的派系争执，全力营造一个稳定团结的党中央的形象和氛 围，力扫外界对中共党内分裂和权力失控等传言。这也显示出，下一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开始逐渐着手接班，发挥他在中共高层调停纠纷和维稳的作用。 目前北京频频为周永康“站台助威”的举措，很明显，其中也有习近平的些许手笔。从上述的信息和分析来看，习近平不赞成“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主张权力 的平衡和“严格按程序”办事，讲求走“大道不偏离”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反对由党内任何一派或个人来决定党国的大政方针和重大的人 事安排，比如：不主张因温家宝与周永康之间的“不和”而将周永康从中共高层“立即排挤”出去，等等。
习近平在政治上的“模糊”和他在派系上的“不分明”，让人难以准确地推断，他在未来当政后会采取什么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但是，习近平在工作上的 “低调实干”、“亲民”和“稳重”的作风，却让人能比较清晰地了解他这个人。像习近平这样一个实干而亲民的“清官”，是现今中共高层难得的一个“人人都喜 欢”的领袖，既没有太大的政敌，也没有过多的民怨，“一身清白”，且“无”后顾之忧。这样的领导人大有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大陆的蒋经国”的资源和 本钱，尽管习近平本人至今在“推行政治民主”方面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习近平“十八大”后到底要走哪条路，现在谁也不能断定。但是，就目前北京的形势发展和习近平近期的表现来看，习近平很难在明年上任后“立即”启动 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启动政改的难度，除了他个人的性格和政治取向等因素之外，还在于党内“强硬派”的极力阻扰和体制内的一些弊病。习近平讲求中庸和协 调，不主张对抗。他对党内“反改革”的势力不会采用强硬的手段，相反，会与之妥协求和。“求稳”而不铤而走险，应是习近平上任后一段时间里的座右铭和紧箍 咒。另外，政改不仅对保守派不利，而且也会给“改革派”里的一些人带来威胁。《纽约时报》在5月19日的一篇报道中，“分别点名当今五位中国领导人的儿 子，指出他们均利用公家资源，掌握或垄断大规模企业营利活动” ，称“这就凸显中共党内高官利用亲戚来分占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利益”。江泽民的儿子和孙子、胡锦涛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和妻子、李鹏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吴邦 国的女婿等人均被该报列为中国的贪腐大亨。报道还称，“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制了中国的珠宝市场”。如果北京真正启动政改和推行民主，很多中共高层的要人 及其家人就会面临被人民“清算”和“法办”的危险。中共高层各派的这一“后顾之忧”，也是妨碍其推行政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这方面，习近平自然会为这些 把他推举上来的“同志们”着想，网开一面，稳步缓行，“迟迟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今后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愿意铤而走险并要求启动政治改革的话， 习近平是有可能顺应多数而带领“大伙”一起闹革命的。习近平毕竟是个智慧之人，善于审时度势，且深谙中共官场权术。想必，届时他会见机行事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京和习近平最近的表现
5月14日，《人民日报》先后连发表两篇评论文章，称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日报》在其题为《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评论中说， 中共的政治改革“绝不照搬西方模式”，中共在政改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文章还称：“积极稳妥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等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高层想 通过《人民日报》的评论向世人宣示，中共现任和新一代的领导人无意“从速”启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体制改革，因为多年来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已经取得了“辉 煌”的成果。
据新华社报道，5月18日，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与周永康等出席了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并共同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周永康在 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全国公安机关要“牢牢把握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稳定的总要求”，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外界认为，中共 高层这次高调亮相全国公安系统表彰大会，是“胡温习”故意为周永康“站台”，以扫除中共十八大不稳定和周永康失势的传言。而周永康强调稳固中共党的领导地 位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讲话，则更让外界对北京政改的期望“荡然无存”了。另外，搜狐网05月19日的一项报道称，周永康以全票当选为新疆十八大代表，“当大 会宣布中央提名在我区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周永康同志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篇报道又全盘否定了近日来在媒体上 不断出现的有关“周永康十八大代表落选”的一些传闻和说法。
据BBC和《南华早报》报道，最近，习近平曾亲自提议，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接替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59岁的姜异康曾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被一些知情人士认为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亲信。曾庆红被认为是太子党的领袖和中共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如果此事属实，那就说明，习近平正在中共党内的两大 派系（保守派和温和派）中寻找权力平衡，或意图增强太子党和自己在中共目前高层权力分赃中的筹码。重庆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在历史和军事上都具有非同小 可的意义，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一直是中共党内两大派系觊觎和争夺的目标（常言道：“天下乱，蜀先乱”。重庆曾属于四川的重工业区和国民产值的龙头）。
在5月16日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在中共现时和今后的政治行为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 和“长远”的适用价值，“始终是把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专制权力，当成无可置疑的一个前提”（胡平）。习近平的这种表态，不难让人看出，他大慨追求的是 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政策纲领。习近平在这里强调的是传承中共固有的思想和政纲，不主张“立即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他主要注重的是过去的“好传统”，而不 是现在或未来应解决的“新问题”。
习近平其人其言
习近平出生于一个中共高干家庭，其父习仲勋曾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1962年，时任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打倒之后，年少的习近平被下放到陕西北 部的一个小村庄里，与当地的农民同甘共苦，“睡在窑洞里满是跳蚤的炕上”。习近平后来写道：“我那时吃了很多苦”，“但那段经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使我形 成了踏实肯干、不屈不挠的性格”。
据一位熟悉习近平的“齐心阿姨”称，习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她说，在习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农村工作的那年，“有次出差，坐 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 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
习近平被他身边的人誉为，“为人谦和平易”和“给人以低调实干、稳重亲民的印象”。他“常检身自省”，并要求身边的人谨记其“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自豪不骄傲”、“昂扬不张扬”和“务实不浮躁”的座右铭。习近平还被视为中共太子党中的“清官”。
在政治上，习近平却被视为一个“神秘”而“模糊”的人物。外界很难从他的简历和讲话中找到足够的线索，来评判他真实的政治倾向或意图。在中共的派 系站队中，习近平的立场也不明显，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其父习仲勋曾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在思想 上接近，关系比较密切，这或许对习近平的政治取向会产生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
2009年2月，在墨西哥华人联谊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说：“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 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等等。这番讲话 立即引来媒体对习近平的热议。新华网刊登评论文章称，习近平的讲话“爽快，有毛泽东、邓小平风范”，还说，“中国民众为习近平的讲话而拍手叫好”。
今年2月14日，在华盛顿欢迎午宴上演讲时，习近平针对中国人权问题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人权 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在进一步改善民生和人权状况方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中国政府将继续从本国国情出发，坚 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这里，习近 平以“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和考虑中国“国情”为由，为中国人权状况糟糕的现实开脱，并自圆其说地用“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 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等说辞，来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
2012年3月16日，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有些干部在市场经济中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走向腐败堕落，教训极其深刻，坚决 要把已经丧失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并说：“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 群言堂，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等等。很明显，习近平这一“党要管党”和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呼吁，是针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腐 败乱纪的党员干部而发出的。文章中，习近平提到，要“搞群言堂”，要用“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做决策。这表明，习近平“反对”在党内拉帮结派，搞一派独 断和独大，讲求权力的平衡与派系间的制约。
中共政改前景堪忧
从北京近段时间的举动来看，为确保中共十八大的顺利召开，“胡温习”高层尽量在试图平息党内的派系争执，全力营造一个稳定团结的党中央的形象和氛 围，力扫外界对中共党内分裂和权力失控等传言。这也显示出，下一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开始逐渐着手接班，发挥他在中共高层调停纠纷和维稳的作用。 目前北京频频为周永康“站台助威”的举措，很明显，其中也有习近平的些许手笔。从上述的信息和分析来看，习近平不赞成“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主张权力 的平衡和“严格按程序”办事，讲求走“大道不偏离”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反对由党内任何一派或个人来决定党国的大政方针和重大的人 事安排，比如：不主张因温家宝与周永康之间的“不和”而将周永康从中共高层“立即排挤”出去，等等。
习近平在政治上的“模糊”和他在派系上的“不分明”，让人难以准确地推断，他在未来当政后会采取什么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但是，习近平在工作上的 “低调实干”、“亲民”和“稳重”的作风，却让人能比较清晰地了解他这个人。像习近平这样一个实干而亲民的“清官”，是现今中共高层难得的一个“人人都喜 欢”的领袖，既没有太大的政敌，也没有过多的民怨，“一身清白”，且“无”后顾之忧。这样的领导人大有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大陆的蒋经国”的资源和 本钱，尽管习近平本人至今在“推行政治民主”方面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习近平“十八大”后到底要走哪条路，现在谁也不能断定。但是，就目前北京的形势发展和习近平近期的表现来看，习近平很难在明年上任后“立即”启动 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启动政改的难度，除了他个人的性格和政治取向等因素之外，还在于党内“强硬派”的极力阻扰和体制内的一些弊病。习近平讲求中庸和协 调，不主张对抗。他对党内“反改革”的势力不会采用强硬的手段，相反，会与之妥协求和。“求稳”而不铤而走险，应是习近平上任后一段时间里的座右铭和紧箍 咒。另外，政改不仅对保守派不利，而且也会给“改革派”里的一些人带来威胁。《纽约时报》在5月19日的一篇报道中，“分别点名当今五位中国领导人的儿 子，指出他们均利用公家资源，掌握或垄断大规模企业营利活动” ，称“这就凸显中共党内高官利用亲戚来分占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利益”。江泽民的儿子和孙子、胡锦涛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和妻子、李鹏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吴邦 国的女婿等人均被该报列为中国的贪腐大亨。报道还称，“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制了中国的珠宝市场”。如果北京真正启动政改和推行民主，很多中共高层的要人 及其家人就会面临被人民“清算”和“法办”的危险。中共高层各派的这一“后顾之忧”，也是妨碍其推行政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这方面，习近平自然会为这些 把他推举上来的“同志们”着想，网开一面，稳步缓行，“迟迟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今后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愿意铤而走险并要求启动政治改革的话， 习近平是有可能顺应多数而带领“大伙”一起闹革命的。习近平毕竟是个智慧之人，善于审时度势，且深谙中共官场权术。想必，届时他会见机行事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送走陈光诚 新华社给出59字交代
世界日报
大陆盲眼维权人士陈光诚已搭机赴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晚近7时发出短短59字新闻指出，陈光诚是依法透过正常途径离开大陆。
陈光诚搭乘美国联合航空编号UA88的班机已于傍晚5时54分起飞，新华社晚间6时55分撰发短稿，含标题与稿头合计59字。
新华社的标题为「陈光诚依法办理赴美手续」，内文称「据悉，山东省沂南县人陈光诚日前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办理出国手续赴美学习。」
官方媒体强调陈光诚是依法透过正常途径，但香港明报则认为，陈光诚16日才拍大头照，今天就能拿到护照，是因为「特事特办」。
大陆盲眼维权人士陈光诚已搭机赴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晚近7时发出短短59字新闻指出，陈光诚是依法透过正常途径离开大陆。
陈光诚搭乘美国联合航空编号UA88的班机已于傍晚5时54分起飞，新华社晚间6时55分撰发短稿，含标题与稿头合计59字。
新华社的标题为「陈光诚依法办理赴美手续」，内文称「据悉，山东省沂南县人陈光诚日前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办理出国手续赴美学习。」
官方媒体强调陈光诚是依法透过正常途径，但香港明报则认为，陈光诚16日才拍大头照，今天就能拿到护照，是因为「特事特办」。
陈光诚赞赏中国政府克制
明报
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美国纽约大学，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并赞赏中国政府的克制冷静。
陈光诚说，几经波折从山东抵达美国，他感谢包括美国政府、网民、传媒和多国民众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美国驻华使馆在关键时刻，给予自己避险的机会，他又感谢美国政府协助他回复部分的公民权利。
他说：「在最关键的时刻，美国驻中国使馆给了我一个紧急避险的机会，让我走过了最风险的时刻。还有美国政府，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陈光诚表示，他在这些天来有了部分的公民权利，对于美国使馆的帮助，表示非常感谢，也希望今后继续得到美国的帮助。
他还表示，在这件事情上还得到很多其他朋友的帮助，比如瑞士、加拿大、瑞典、法国、英国和欧盟的使馆，都给他打过电话表示支持，他也非常感谢。
陈光诚还说，中美就解决这个事件的协议，以及中国中央政府给他的一个保障其公民权利和自由安全的承诺，不会因为他离开中国而结束。
陈光诚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承诺」，他希望大家不断地去监督这个承诺的履行。
在从机场抵达纽约大学后发表的简短讲话中，陈光诚还对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克制冷静表示赞赏。
他说：「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克制与冷静，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陈光诚说，他期望中国政府继续地解放思想，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事求是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
陈光诚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搭乘联合航空公司班机于香港时间今晨6时许抵达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
陈光诚与家人是在昨日离京赴美的。他们在美国官员的陪同下在飞机起飞前不久才登机。
他在抵达美国纽约纽瓦克机场后表示，将继续学术研究活动。陈光诚将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作为访问学者进修课程。
在北京机场办理护照手续期间，陈光诚表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中国，「但肯定会回来」。
陈光诚在赴美前曾与在山东老家的母亲通电话。
陈光诚表示，目前仍在为他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他希望当局信守承诺，善待其家人。
美国白宫早些时候对中国允许陈光诚赴美表示欢迎，并赞许美国和中国当局对事件所作的外交努力。
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美国纽约大学，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并赞赏中国政府的克制冷静。
陈光诚说，几经波折从山东抵达美国，他感谢包括美国政府、网民、传媒和多国民众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美国驻华使馆在关键时刻，给予自己避险的机会，他又感谢美国政府协助他回复部分的公民权利。
他说：「在最关键的时刻，美国驻中国使馆给了我一个紧急避险的机会，让我走过了最风险的时刻。还有美国政府，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陈光诚表示，他在这些天来有了部分的公民权利，对于美国使馆的帮助，表示非常感谢，也希望今后继续得到美国的帮助。
他还表示，在这件事情上还得到很多其他朋友的帮助，比如瑞士、加拿大、瑞典、法国、英国和欧盟的使馆，都给他打过电话表示支持，他也非常感谢。
陈光诚还说，中美就解决这个事件的协议，以及中国中央政府给他的一个保障其公民权利和自由安全的承诺，不会因为他离开中国而结束。
陈光诚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承诺」，他希望大家不断地去监督这个承诺的履行。
在从机场抵达纽约大学后发表的简短讲话中，陈光诚还对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克制冷静表示赞赏。
他说：「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克制与冷静，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陈光诚说，他期望中国政府继续地解放思想，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事求是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
陈光诚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搭乘联合航空公司班机于香港时间今晨6时许抵达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
陈光诚与家人是在昨日离京赴美的。他们在美国官员的陪同下在飞机起飞前不久才登机。
他在抵达美国纽约纽瓦克机场后表示，将继续学术研究活动。陈光诚将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作为访问学者进修课程。
在北京机场办理护照手续期间，陈光诚表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中国，「但肯定会回来」。
陈光诚在赴美前曾与在山东老家的母亲通电话。
陈光诚表示，目前仍在为他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他希望当局信守承诺，善待其家人。
美国白宫早些时候对中国允许陈光诚赴美表示欢迎，并赞许美国和中国当局对事件所作的外交努力。
中国与苏联的翻版：朝鲜恨中国 如同中国恨苏联
朝鲜恨中国，如同中国恨苏联
这两天，“中国人民”有点郁闷。跟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事情还没完，又被亲密战友朝鲜从背后捅了一刀。5月8日，来自中国辽宁的两艘渔船、29名船员被所谓的朝鲜“不明身份人员”扣留，并向船主和船员家属勒索赎金。
如果此绑架案是美国人干的，那么，环球时报、孔庆东、司马南之流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两眼放光，腮帮子鼓噪得比蛤蟆还膨胀。可惜是朝鲜，司马南们沉默了。
绑架事件引起了另一些中国人的愤怒，那种愤怒，仿佛有这样的潜意识：别国可以绑架中国船员，最不该的就是你朝鲜“忘恩负义”。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以朝鲜的“恩人”自居，呵呵。假如没有中国，今天的朝鲜会是什么样子？是像今天一样面带菜色地山呼万岁，还是像韩国一样充满自由的阳光？朝鲜人应该感谢中国，还是恨中国？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朝鲜人都是仇恨中国的。这种仇恨分两类：一些读懂历史的人恨中国把他们带到今天这样的境地；而一些金家教徒则是，恨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背叛了马列主义。
有人说了：即便朝鲜人民可以恨中国，那今天的朝鲜政府总不能仇恨中国吧？此次绑架事件，大家都知道，在朝鲜这样一个控制严密的国家，除了政府和军队以外，谁还有力量到海上扣押他国渔船？朝鲜政府凭什么这样对待中国人民？
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但也非常危险。将“政府”和“人民”完全分割开来，这种观点异常正确，但是，某些人最怕大家分清楚这两个概念。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毫无疑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俩概念……此外，是朝鲜人民恨中国人民，还是朝鲜人民恨中国政府，或者是朝鲜政府恨中国政府，朝鲜政府恨中国人民？……有点乱，大家捋一捋。
朝鲜与中国，就是中国与苏联的翻版：
1，宗主国输出革命。没有1949年以后的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朝鲜；没有斯大林的苏联，就不会有1949年以后那样的中国。
2，背离宗主国，另立一套。中国弄了毛泽东思想，朝鲜弄了主体思想。1949年后的中国，认为是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取得政权的；朝鲜认为自己是在金日成伟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金日成一哈腰，从地上拣块石头就把美帝飞机打下来了，根本没有志愿军什么事儿。
3，批判宗主国。中国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朝鲜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区别：苏联从1949以后的中国掠走大量土地；1949以后的中国赠送给朝鲜大量土地，长白山大片森林湖泊。苏联输出革命，输入了土地；中国则是既输出革命，也输出土地，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谁是傻瓜？天知地知，你也知我也知。某些中国人反来复去，都是自己有理，全凭一张嘴。那张嘴只把自己给骗了：一方面批判苏联，一方面又说朝鲜忘恩负义。本来就没有恩，何来忘恩？本来就没有义，何来负义？
文章来源: 凤凰网
这两天，“中国人民”有点郁闷。跟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事情还没完，又被亲密战友朝鲜从背后捅了一刀。5月8日，来自中国辽宁的两艘渔船、29名船员被所谓的朝鲜“不明身份人员”扣留，并向船主和船员家属勒索赎金。
如果此绑架案是美国人干的，那么，环球时报、孔庆东、司马南之流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两眼放光，腮帮子鼓噪得比蛤蟆还膨胀。可惜是朝鲜，司马南们沉默了。
绑架事件引起了另一些中国人的愤怒，那种愤怒，仿佛有这样的潜意识：别国可以绑架中国船员，最不该的就是你朝鲜“忘恩负义”。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以朝鲜的“恩人”自居，呵呵。假如没有中国，今天的朝鲜会是什么样子？是像今天一样面带菜色地山呼万岁，还是像韩国一样充满自由的阳光？朝鲜人应该感谢中国，还是恨中国？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朝鲜人都是仇恨中国的。这种仇恨分两类：一些读懂历史的人恨中国把他们带到今天这样的境地；而一些金家教徒则是，恨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背叛了马列主义。
有人说了：即便朝鲜人民可以恨中国，那今天的朝鲜政府总不能仇恨中国吧？此次绑架事件，大家都知道，在朝鲜这样一个控制严密的国家，除了政府和军队以外，谁还有力量到海上扣押他国渔船？朝鲜政府凭什么这样对待中国人民？
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但也非常危险。将“政府”和“人民”完全分割开来，这种观点异常正确，但是，某些人最怕大家分清楚这两个概念。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毫无疑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俩概念……此外，是朝鲜人民恨中国人民，还是朝鲜人民恨中国政府，或者是朝鲜政府恨中国政府，朝鲜政府恨中国人民？……有点乱，大家捋一捋。
朝鲜与中国，就是中国与苏联的翻版：
1，宗主国输出革命。没有1949年以后的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朝鲜；没有斯大林的苏联，就不会有1949年以后那样的中国。
2，背离宗主国，另立一套。中国弄了毛泽东思想，朝鲜弄了主体思想。1949年后的中国，认为是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取得政权的；朝鲜认为自己是在金日成伟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金日成一哈腰，从地上拣块石头就把美帝飞机打下来了，根本没有志愿军什么事儿。
3，批判宗主国。中国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朝鲜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区别：苏联从1949以后的中国掠走大量土地；1949以后的中国赠送给朝鲜大量土地，长白山大片森林湖泊。苏联输出革命，输入了土地；中国则是既输出革命，也输出土地，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谁是傻瓜？天知地知，你也知我也知。某些中国人反来复去，都是自己有理，全凭一张嘴。那张嘴只把自己给骗了：一方面批判苏联，一方面又说朝鲜忘恩负义。本来就没有恩，何来忘恩？本来就没有义，何来负义？
文章来源: 凤凰网
纽时曝陈光诚出发赴美细节：被安排坐公务舱
美国《纽约时报》透露了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周六（5月19日）出发离京赴美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记者安德鲁·雅各布的报道说，就像其它有关陈光诚的很多事一样，他周六离京赴美的具体安排也是秘密进行的。
陈光诚和他的家人说，他们当时不知道在几个小时后他们就会乘飞机离开中国。
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美国官员陪同陈光诚、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登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UA88号航班）。
他们被安排坐在公务舱里。他们上飞机入座后，乘务人员立即为他们拉起了座位周围的帘子。
担心亲属
航空公司的官员们加强了这班飞机上的警卫。记者们被告知：在陈光诚飞往纽约纽瓦克机场的13个小时旅途中，他们将无法采访陈先生。
但在登机前，陈光诚通过手机对朋友说，他对离开中国感到兴奋，但是他也很担心在中国的亲属的命运。
一直在协助陈光诚赴美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说：“他很高兴能在7年煎熬后最终得到个休息的机会，但他也很担心他们（在老家的亲属）遭到某种报复。”
陈光诚即将前往进修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方面说，他们已经为陈光诚安排好学院的一套房子，里面布置了新家具，还有很多中国食品。
3名公安把陈光诚送进飞机，外媒记者休想拍摄
（中央社北京19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大陆失明活跃人士陈光诚今天已偕同家人，搭机自大陆飞往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努兰（Victoria Nuland）发表声明说：「我们可以证实，陈光诚与妻子和2名子女已离开中国，目前在飞往美国途中，以期在美国1所大学深造。」
「我们准备今天稍后迎接他到来，我们也要对相关安排表示感谢，这使我们得以解决此事，并协助陈光诚达成在美学习的愿望及其目标。」
现年40岁的陈光诚今天稍早离开他在北京入住2周以上的医院，抵达机场。
不过目前尚无人目击，他确实登上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飞往纽约纽瓦克机场（Newark）的班机。这架UA 88航班客机原订下午3时45分出境，但到了下午5时50分前后才起飞。
中共官方新华社报导，陈光诚已依法律程序申请前往美国学习，但未提及，他是否已出境。
3名身穿制服和便服的公安干警随着乘客，踏上通往机门的电动步道。1名在场目击的路透社记者说，座舱人员等到乘客入座后，在通往前区商务舱的座位拉起布帘围住。
1名座舱人员对手持摄影机的路透社记者表示：「想都别想，你没办法拍到甚么。」
陈光诚先前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现在到了机场，我已经离开医院了，但还不清楚的事情很多。」他说，他的妻子和2名子女与他一同在机场，还有医院人员陪同；并说，他们一家人正期待前往美国，但也就下一步状况等候消息。
2辆警车停放在通往班机的人行通道下方，机场各处约有10名便衣安全官员走动。站在机门的乘客们似乎并不知道，陈光诚就在同1班飞机上。（译者：中央社张佑之）
《纽约时报》的记者安德鲁·雅各布的报道说，就像其它有关陈光诚的很多事一样，他周六离京赴美的具体安排也是秘密进行的。
陈光诚和他的家人说，他们当时不知道在几个小时后他们就会乘飞机离开中国。
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美国官员陪同陈光诚、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登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UA88号航班）。
他们被安排坐在公务舱里。他们上飞机入座后，乘务人员立即为他们拉起了座位周围的帘子。
担心亲属
航空公司的官员们加强了这班飞机上的警卫。记者们被告知：在陈光诚飞往纽约纽瓦克机场的13个小时旅途中，他们将无法采访陈先生。
但在登机前，陈光诚通过手机对朋友说，他对离开中国感到兴奋，但是他也很担心在中国的亲属的命运。
一直在协助陈光诚赴美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说：“他很高兴能在7年煎熬后最终得到个休息的机会，但他也很担心他们（在老家的亲属）遭到某种报复。”
陈光诚即将前往进修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方面说，他们已经为陈光诚安排好学院的一套房子，里面布置了新家具，还有很多中国食品。
3名公安把陈光诚送进飞机，外媒记者休想拍摄
（中央社北京19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大陆失明活跃人士陈光诚今天已偕同家人，搭机自大陆飞往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努兰（Victoria Nuland）发表声明说：「我们可以证实，陈光诚与妻子和2名子女已离开中国，目前在飞往美国途中，以期在美国1所大学深造。」
「我们准备今天稍后迎接他到来，我们也要对相关安排表示感谢，这使我们得以解决此事，并协助陈光诚达成在美学习的愿望及其目标。」
现年40岁的陈光诚今天稍早离开他在北京入住2周以上的医院，抵达机场。
不过目前尚无人目击，他确实登上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飞往纽约纽瓦克机场（Newark）的班机。这架UA 88航班客机原订下午3时45分出境，但到了下午5时50分前后才起飞。
中共官方新华社报导，陈光诚已依法律程序申请前往美国学习，但未提及，他是否已出境。
3名身穿制服和便服的公安干警随着乘客，踏上通往机门的电动步道。1名在场目击的路透社记者说，座舱人员等到乘客入座后，在通往前区商务舱的座位拉起布帘围住。
1名座舱人员对手持摄影机的路透社记者表示：「想都别想，你没办法拍到甚么。」
陈光诚先前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现在到了机场，我已经离开医院了，但还不清楚的事情很多。」他说，他的妻子和2名子女与他一同在机场，还有医院人员陪同；并说，他们一家人正期待前往美国，但也就下一步状况等候消息。
2辆警车停放在通往班机的人行通道下方，机场各处约有10名便衣安全官员走动。站在机门的乘客们似乎并不知道，陈光诚就在同1班飞机上。（译者：中央社张佑之）
《內幕》：胡春華入常或導致中共進一步分裂
《內幕》主筆：夏寒冬 程恭羲
依照毛鄧江這一代指定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接班人的慣例，十八大常委中將出現一位年輕人。現在看，令計劃與胡春華名列前茅。令計劃幾十年來從團中央起緊跟胡錦濤，近年來胡主席出國訪問，必帶令計劃、王滬寧兩人，出席重要會議、活動時，隨從名單中也有令計劃。
從表面上看，令計劃被充分看重，如作為國家副主席角色，似是一種安排。從深層看，胡錦濤必定要安排一個可充分信賴的親信進入常委，以便遙控和作為耳目，保證不被清算或內部造反。這個人，以令計劃為最佳人選。但也有街談巷議，沒有任何地方和部委工作經驗，由秘書直昇常委，是件危險的先例，這種任用幹部的方式，必將被人詬病。
因此，如果反對意見眾多，也可能將備用的團派胡春華推出，替代令計劃進入常委。論資格、經歷，在團中央、西藏工作過，又在內蒙發展能源、資源經濟，GDP增加很快，處理壓死蒙族牧民的群體性事件還算得力，胡春華比令計劃有優勢。但是，胡春華在河北書記任上，毒奶粉事件的陰影難消，毒寶寶訟訴不斷，是否能夠帶著硬傷強行登上常委寶座。
讓許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胡春華剛剛度過三鹿危機，施政連初見成效都談不上，就又陞官調任了——到近年迅速崛起的資源大省、邊陲重地內蒙古擔任黨委書記，由“二佬”躍為“一哥”。
2009年底的這一次省部級人事大變動，被國內媒體明確地認為是“面向中共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大動作”。在歷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中共官場，算是罕有的信息公開之舉。
海外有媒體刊登文章分析說，十八大上習近平、李克強接班，如無異乎尋常的大變動，看來基本定局。但從現在的態勢看，他們未必能像胡錦濤那樣掌權十年再交班。有可能在中共十九大上，就交權，交權的對象，很可能就是小胡與小孫：胡春華出任總書記，孫政才出任總理。
之所以這麼快將胡春華調內蒙古，知情人透露：在河北發生毒奶粉事件後，胡春華嚴厲追究石家莊市主管官員，得到胡錦濤贊同，但與省委書記張雲川態度相左；而張雲川要到2011年才能離任，曾慶紅系的張雲川又絲毫沒有讓位之意，胡春華接任的節奏未免太慢，因此中央就將胡春華速調內蒙。
有人還說，另有一條理由是，這一陞官，是給胡春華的官運加了一重防護層。內蒙是個後起煤炭能源大省，免不了出山西那樣的礦難加污染的重大事件。按官場潛規則，省內出了大事，先是主管副省長丟烏紗，如果非要追究到主要領導，也是省長擋災領受處分——省長孟學農就是這樣倒霉的，而省委書記張寶順平安無事。胡春華陞格為區黨委書記，也就少了若干被問責問到頭上的風險。
然而，調任內蒙古本是一招高棋，可“運氣不好”的胡春華，又趕了上內蒙古建政以來最大的群體抗議示威事件，讓胡春華的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再次遭遇嚴重考驗。也許是出於對這位第六代領跑者的關愛，也許是因為團派勢力如日中天，三鹿奶粉事件有李克強保護，胡春華平安無事，而內蒙古事件則由胡錦濤親自喊話，幫小胡度過難關。
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對《內幕》指出，作為中共第六代領跑者，胡春華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漲，但他主政的地方接二連三出現的大案或大事件，對其仕途肯定帶來越來越多的負面影響，這些都給其他政治派系留下挑戰他的把柄，從而也給他的政治前景蒙上不少陰影。
一位並不看好胡春華仕途的中國政治學者對《內幕》強調說，胡春華只是外界談論出來的中國未來領導人，如果胡錦濤真想把他推進常委，只能證明老胡的腦子進水了，老胡可能沒有看到，胡春華當上常委，就會導致中共進一步分裂。(《內幕》)
依照毛鄧江這一代指定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接班人的慣例，十八大常委中將出現一位年輕人。現在看，令計劃與胡春華名列前茅。令計劃幾十年來從團中央起緊跟胡錦濤，近年來胡主席出國訪問，必帶令計劃、王滬寧兩人，出席重要會議、活動時，隨從名單中也有令計劃。
從表面上看，令計劃被充分看重，如作為國家副主席角色，似是一種安排。從深層看，胡錦濤必定要安排一個可充分信賴的親信進入常委，以便遙控和作為耳目，保證不被清算或內部造反。這個人，以令計劃為最佳人選。但也有街談巷議，沒有任何地方和部委工作經驗，由秘書直昇常委，是件危險的先例，這種任用幹部的方式，必將被人詬病。
因此，如果反對意見眾多，也可能將備用的團派胡春華推出，替代令計劃進入常委。論資格、經歷，在團中央、西藏工作過，又在內蒙發展能源、資源經濟，GDP增加很快，處理壓死蒙族牧民的群體性事件還算得力，胡春華比令計劃有優勢。但是，胡春華在河北書記任上，毒奶粉事件的陰影難消，毒寶寶訟訴不斷，是否能夠帶著硬傷強行登上常委寶座。
讓許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胡春華剛剛度過三鹿危機，施政連初見成效都談不上，就又陞官調任了——到近年迅速崛起的資源大省、邊陲重地內蒙古擔任黨委書記，由“二佬”躍為“一哥”。
2009年底的這一次省部級人事大變動，被國內媒體明確地認為是“面向中共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大動作”。在歷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中共官場，算是罕有的信息公開之舉。
海外有媒體刊登文章分析說，十八大上習近平、李克強接班，如無異乎尋常的大變動，看來基本定局。但從現在的態勢看，他們未必能像胡錦濤那樣掌權十年再交班。有可能在中共十九大上，就交權，交權的對象，很可能就是小胡與小孫：胡春華出任總書記，孫政才出任總理。
之所以這麼快將胡春華調內蒙古，知情人透露：在河北發生毒奶粉事件後，胡春華嚴厲追究石家莊市主管官員，得到胡錦濤贊同，但與省委書記張雲川態度相左；而張雲川要到2011年才能離任，曾慶紅系的張雲川又絲毫沒有讓位之意，胡春華接任的節奏未免太慢，因此中央就將胡春華速調內蒙。
有人還說，另有一條理由是，這一陞官，是給胡春華的官運加了一重防護層。內蒙是個後起煤炭能源大省，免不了出山西那樣的礦難加污染的重大事件。按官場潛規則，省內出了大事，先是主管副省長丟烏紗，如果非要追究到主要領導，也是省長擋災領受處分——省長孟學農就是這樣倒霉的，而省委書記張寶順平安無事。胡春華陞格為區黨委書記，也就少了若干被問責問到頭上的風險。
然而，調任內蒙古本是一招高棋，可“運氣不好”的胡春華，又趕了上內蒙古建政以來最大的群體抗議示威事件，讓胡春華的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再次遭遇嚴重考驗。也許是出於對這位第六代領跑者的關愛，也許是因為團派勢力如日中天，三鹿奶粉事件有李克強保護，胡春華平安無事，而內蒙古事件則由胡錦濤親自喊話，幫小胡度過難關。
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對《內幕》指出，作為中共第六代領跑者，胡春華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漲，但他主政的地方接二連三出現的大案或大事件，對其仕途肯定帶來越來越多的負面影響，這些都給其他政治派系留下挑戰他的把柄，從而也給他的政治前景蒙上不少陰影。
一位並不看好胡春華仕途的中國政治學者對《內幕》強調說，胡春華只是外界談論出來的中國未來領導人，如果胡錦濤真想把他推進常委，只能證明老胡的腦子進水了，老胡可能沒有看到，胡春華當上常委，就會導致中共進一步分裂。(《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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