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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6日星期二

習李運用權力更為自如

習李一周年 樹立實幹形象

王正緒

网易被删文章:《青岛爆燃舆情》一出最悲的悲剧,充满无耻笑声

青岛燃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52。随伤亡数字攀升的,还有公众内心的悲伤和愤怒。诸多信息显示,事故背后有人祸,谁该担责?

    一

    67岁的老舍,被红卫兵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跪在焚毁文物的大火前,受皮带、木刀轮番殴打,有人哄骂。老舍冷静得出奇,第二天在太平湖公园坐了一天,次日凌晨,有人从湖里捞出了他冰冷的尸体。他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这三日发生在黄岛的爆燃事故就是这么一副情景。

    22日凌晨2时40分,中石化青岛开发区输油管线破裂造成原油泄漏,流经地下雨水涵道后入海。22日10时30分左右,雨水涵道和输油管线抢修作业现场相继发生爆燃,沿线道路路面严重受损,并引起流入海湾原油燃烧。

    死伤人数还在增长,但丧事俨然已被办成喜事。

    二

    23日晚,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对媒体说:“我和中石化的全体员工都感到万分的悲痛,对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也向青岛市人民表示歉意,向全国人民表示歉意……将尽快查找事故原因,给全国人民一个好的交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问道:如果是私企引发青岛灾难,老板现在应该进去了吧?

    @月皓心迟:央视早就出来严厉谴责了吧?

    何兵回应:老板戴手铐在央视认罪服法。

    作为共和国长子,中石化掌门人当然不会身陷囹圄。

    但24日16时21分,新华网转发人民网文章《中石化青岛漏油至爆燃7小时内未通知及疏散民众》,这是事发后,央媒第一次正面追问。原来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青岛。

    据@人民日报:24日下午,习近平在山东青岛市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和山东省关于“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处置情况的汇报。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汲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彻底排除隐患,坚决杜绝此类事故。

    这本是国家最高层面对事故的介入。各方小心谨慎,孰料青岛官方传声筒掉链子了。

    据@青岛发布:今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大附属医院黄岛分院,亲切会见参与“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伤员救治的医护人员,对参与救治的全体医护人员致以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总书记对他们发扬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叮嘱他们劳逸结合,科学调度,再接再厉,夺取最后胜利。

    请注意,@人民日报 的内容中规中矩,正气十足,符合国家级喉舌本色。反观@青岛发布 谄媚无比,形容词叠加,尤其是“夺取最后胜利”令人反感。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艾特了 @新华视点 ,可惜后者不领情,没有转发。

    @南都评论:灾难就是灾难,事故就是事故,当务之急是抢救,但防止“再来一次”的根本途径,却在坦诚检讨,严厉追责。必须严格落实习近平主席“抓紧调查处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要求,也要防止又把一个惨烈的人为悲剧演变成“夺取最后胜利”式的庆功。

    事实上,@青岛发布 只是遵循了青岛官方一以贯之的手法。

    三

    当网络上群情鼎沸,23日的青岛媒体却集体失声。

    @摆古论今:要有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够面对47条鲜活的生命,几十户家庭的悲剧——选择性失声!作为媒体人,你们对得起流血的青岛吗?对得起那些无辜的亡灵吗?

    24日0时24分,@蓝鲸财经记者内参网 :半岛都市报官微已换成黑灰色,据小鲸获悉,半岛旗下报纸明日会以总计30个版面报道青岛输油管线爆炸事件。

    很遗憾,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较于23日的集体沉默。24日青岛媒体的表现更是堕落到底,当日报道部分标题如下:

    《集结令下,急赴现场》,《排队献血,爱暖寒冬》,《最佳医护,最好救治》;《昼夜鏖战,击溃死神》,《钢铁之躯,搭生命梯》,《住安置点,如家温暖》,《官兵做饭,百姓喊香》……

    @袁裕来律师:请问,青岛发生的是悲剧吗?你看得出来吗?

    @洛之秋:“官兵做饭,百姓喊香”,这个灾难新闻的标题应该进入中国新闻史。

    @新周刊:事情就是这样,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件丧事最后给办成了一件喜事。

    如凤凰网所总结,灾难发生后,灾难报道的正确路数应是:勘查灾难现场;寻找目击者;安慰死伤者家属;拜访“有关部门”;绘制现场示意图,制作视频,说清楚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告诉人们事故到底有多可怕;刊登每个死者的头像,讲他们的故事,让他们像个人,而不是一个数字;试图挑战这样的“天问”:那些无辜遇难的市民,难道仅仅因为运气不佳,就要遭受如此飞来横祸?

    但当地媒体一反常态,敢于抒情,及时抒情,率先抒情。

    大众网总编朱德泉在陈宝成事件中有卓越表现,昨日再度粉墨登场,发微博【敢当微评:力量在泪水中迸发,青岛在伤痛中奋进】民之伤,城之殇。突然的灾难让人心手相连:这座美丽城市的肌体从此多了一道永远的伤痕,也必定在注入一种遇挫弥坚的精神基因!因为,力量总在泪水中迸发,信念总在悲奋中凝聚。青岛是所有青岛人的青岛,青岛人是全体国人的国人:我们挺你,青岛奋进!

    @姜雁航:把丧事办成喜事,坟冢里能唱出赞歌。再大的灾难,都可以成为官方作秀的舞台。至于死伤的人民,渎职的官员,都被掩藏在喧嚣的背后,沉淀成遥远的背景。青岛的灾难,仍然是这邪恶的继续吗?

    @于建嵘:象朱总这样的人,全身上下都是正能量;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要把颂歌唱。威武啊!

    @作业本:xx挺住!xx不哭!xx加油!xx坚强!xxxxx你大爷,这不是地震,不是洪水,青岛也不是灾区,别往天灾上引,这是人祸!是人祸就该立即追责,死了47个怎么挺住?炸成这样还不哭?还忽悠人们要坚强要加油,怎么坚强怎么加油?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键是救灾,让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这些保证了,社会有序了,再总结精神奋进不迟。

    四

    当青岛媒体被万夫所指时,有论者则对之报以同情之理解。

    传播学者,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就青岛爆燃事故观察如下: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往往比较擅长信息闭圈的传播管控。若事故发生在街头,社交媒体时代透明直播时,多部门博弈之下的隐匿冲动就会延误最佳应对处置之机,从最近两年的高烈度舆情可看出,央企和地方政府双主角混搭,烂剧本上演,若伤亡惨重抑或环保风险巨大,受众就会怨气难遏地扔鞋。

    时评人毕殿龙认为,黄岛爆炸青岛媒体遭非议皆因情绪投射。这除了青岛本地媒体在处理该事件时候,太过谨慎,没有更为有效彰显与爆炸相关、公众相关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场事件处理方式期待的一种投射。青岛媒体只是代受其过而已。

    23日青岛几家本地媒体,因为头条多是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头版大图为其他不相干的图片,与外地个别媒体的处理相比,明显不够醒目。尤其是对伤亡人数没有在显要位置给予标示。这让很多网友认为该党媒体对该事件报道和处理的轻忽和漠视,故而引起热议。

    《半岛都市报》首席评论员杨祥玺 :当惨剧发生,本地媒体人的痛苦、无奈、抗争、愤怒、委屈和悲哀,又与何人说?我们和骂我们的读者一样,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也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光荣着她的光荣,悲痛着她的悲痛,今天,我们面孔冰冷,呆板平静,而我们的心,其实和所有人一样汹涌。我们不是靶子,我们是手脚暂时被捆住的朋友!

    @连谏:其实青岛的媒体前沿人都是好样的,媒体上发不出来,是因为他们身不由己,他们不过是媒体这块田里的雇工,不是媒体的主人。

    作家叶兆言转发了这条微博。

    但毕殿龙认为无论外界如何干涉,媒体人都应有智慧、有担当、有方法表示自己的专业和哀悼、愤怒情绪。即便够不上全国黑报头,本地新闻是够的。大幅照片和各地关怀应体现不能两眼盯着上级指示干什么,而要报道当地干了什么,和干到了什么程度。故此,新闻专业缺失,对生命的尊重漠视、对职业的阵地失守。

    五

    自甘舔菊也好,无奈龟缩也罢,青岛本地媒体铁定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幸好,国内其他媒体则集中问责。

    《国际公关》原常务副主编丁来峰称:凌晨3点发现油管泄露,到上午10点35分发生爆炸,期间7个半小时,有足够的时间通知紧邻管道的居民,疏散人群。如果做了,根本不可能发生伤亡几百的惨剧!52条鲜活的生命也不会逝去。中石化公司和青岛市政府必须给出不通知、不疏散的理由!

    《新京报》就青岛“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线爆燃事故”提出5大疑点:1、漏油为何轻易进入市政网络? 2、输油管道为何紧邻居民区? 3、#漏油至爆燃,地方政府为何7小时未疏散民众,避免悲剧发生? 4、漏油发生后,中石化为何未第一时间报告海事部门? 5、中石化10月“安全大检查”,为何未能消除输油管线隐患?

    这其中,财新网的调查最为深入。@财新网:早在两年前中石化已经意识到旧的石油管线已经存在隐患,改造就是为了消除隐患。但是,根据财新记者采访了解,东黄复线改线工程部分标段的环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至今未能正式动工。

    此外,@财新网 提出爆燃事故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第一,究竟是哪条管道发生的泄漏,是1986年投入使用的东黄复线,还是今年8月刚刚竣工的黄潍线?究竟什么原因使管道发生了泄漏;地点不清,原因不清,处理过程不清,事故责任不清,企业和政府各执一辞,令人犹为困惑。

    24日下午,@21世纪经济报道 引用《长江日报》一篇旧文,提出11月22日发生在青岛市黄岛区的“中石化输油管线燃爆事故”,暴露出了项目前期规划,以及事故发生、处理过程中,央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问题。再一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央企与地方的关系”。

    在这篇写于2011年的旧文《央企与地方关系应依法而治》中,《长江日报》评论员李建华认为一直以来,央企和地方的关系比较微妙。当央企与地方在某个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往往互相拖延,僵持不下,即便这个问题给当地民众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关系到当地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也难有进展,或者往往只有等待更高层级的权力介入。这无疑是不正常的现象,人们从中可以窥见社会治理的某种状态。很多事例都说明, 解决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事业单位的争端并没有完全走上法治轨道,仍然习惯于用权力来解决争端。

    六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黄岛却是一个例外。

    据凤凰网,1989年8月12日.中国石油总公司胜利输油公司黄岛油库发生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大火燃烧了104个小时才完全扑灭,烧掉原油36000吨,烧毁油罐5座,死亡19人(其中包括10余名消防队员),直接经济损失3540万元。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油库爆炸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极为挂心。中南海与黄岛即刻搭起一条“热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连三次给青岛打电话,关切地询问灾情。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火灾的第二天飞赴黄岛火灾现场,指挥灭火。

    经事故调查确认此次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非金属油罐(半地下混凝土油罐)本身存在缺陷,遭受对地雷击,产生的感应火花引燃罐内的油气所致。

    进一步分析深层次事故原因如下:(1)黄岛油库库区建设忽视消防安全要求,储油规模过大,生产布局不合理。(2)混凝土油罐先天不足,固有缺陷不易整改。(3)消防设计错误,设施落后,力量不足.管理不严。(4) 油库安全生产管理存在漏洞。劳动纪律松弛,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也都构成事故隐患。

    @十年砍柴:24年前黄岛油库大爆炸,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依然震动全国。

    @新京报:青岛燃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52。随伤亡数字攀升的,还有公众内心的悲伤和愤怒。诸多信息显示,事故背后有人祸,谁该担责?除中石化董事长象征性道歉外,未见相关官员对无辜的生命有所歉意、主动担当。官员的闪躲姿态,让人心更寒。追责,是抚慰。

    @作家-天佑:建议在青岛爆燃遇难者头七的时候,将此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致哀。不仅是要向遇难者致哀,同时提醒全国的央企要注意生产安全。

    他的这个建议被网友给解构了。

    @张洲:根据我国现状,半旗这个事实有难度,因为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你给青岛降了不给玉树降不好,不给动车降也不好。而一个国家动不动半旗动不动半旗在国际上很没面儿的。

    @唐宋古风:如果都要求半旗,恐怕这旗多半年都升不起来了。

    24年后,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们实在无话可说,唯如一位网友所祈祷:我亲爱的人儿,请你安息,来世金戈铁马也不愿如此。

辛亥百年,弗兰西斯•福山纵论中国历史政治

作者: 伍国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民主(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美籍日裔政治理论家弗兰西斯•(Francis Fukuyama)以一篇《历史的终结》和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著名于世。他在东欧剧变之后慨然宣布欧美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终极性的胜利,其论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持久的争议。十余年后,福山从位于美国政治核心地区的东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跳槽到西海岸斯坦福大学,其学术兴趣也更多地从政治学者热衷的构建理论模型和预言未来转向一种历史的路径,即追根溯源,经由发掘各种政治秩序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初缘起和历史演进,推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福山现在更像一位政治思想史家,尽管他最终还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提出自己的理论。他的最新成果,即是由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2011年4月推出的五百页大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这本书中,福山关注的要点仍是西方学者惯常探讨的的核心问题:国家政权(state),全书的结构即围绕“国家之前”,“国家构建”,“法治”,“负责任的政府”这几个论题展开。“国家政权”(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是福山分析人类历史上各类政府的三个基本指标。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在这部新书中以极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功能,并对中国这一个案给予了较为谨慎和持平的分析。

关于历史上国家制度的起源,福山认为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欠准确的,因为国家本质上是具有强制性且等级森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山完全否定托马斯•霍布斯关于早期人类个体相互残杀,因而需要国家(利维坦)作为个体人之间建立的理性契约的理论。他断言,人类从来没有以个人状态存在过,也从来没有刻意自我组织,因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只有在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后才开始进行有意识的组织。在笔者看来,这一强调人的社会性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论断倒是颇有相通之处(《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福山还评述了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型国家理论。魏特夫在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墨西哥这些非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传统归结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催生,维特夫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才能管理这类需要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社会。福山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大多数人类早期的水利工程都是小型和本地的;大规模的工程,如中国的大运河之能够建成,恰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的结果而非其起因。福山认为,马克思把中国和印度一并列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注:正是这一理论影响了维特夫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印度体制化的教士阶层和宗族势力对国家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中国则不然。

福山把中国看作人类历史上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一个“范例”(paradigm),并指出很多“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才具有的要素,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具备,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然而中国在发展国家机构方面的前驱经验却极少为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所重视。福山对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的定义,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上,即现代国家意味着一个由集中统一的科层化行政制度管理的较大量的领土和人口。福山认为,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非个人化、以业绩为基础的官僚任用制度,远比罗马帝国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是所有文明中最早发展出现代国家制度的。

福山把早期中国国家政权看作一个“早熟”的出现,因为这个政治和管理上的“现代国家”的建成和巩固远早于其他的社会要素,诸如世袭和占有领地的贵族,有组织的农民,植根于商人阶层,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城市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对军队的掌控则远超过罗马帝国,以至于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出现。中国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欧洲的入侵所挑战。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过早成熟?福山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战争。首先,福山认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一样,经历从部族(tribe)、酋邦(chiefdom)到国家(state)的过程。福山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国家,是在西周时期奠基的,此时的中国处于部族和酋邦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父系宗族关系极为发达的社会,周代的诸侯国都是家族集团,在父系宗族间的不断征战中,国家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韦伯所指的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出现,而其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战争。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世袭贵族传统悠久的文明的重要特征:任人唯贤(meritocracy)在福山看来并非是一种文化常态,而是为了在战阵通过状态下为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他进一步推论说,任人唯贤的提升制度首先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队中,然后才扩展到政府官僚体系。同时,供养一支常备军本身就增加了对支撑其运转的官僚体系的需求,转而为“士”阶层的上升提供了历史机遇。战国时期的秦国被福山看作“现代国家”兴起的典型例子。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实质,在福山看来,就是在战争的驱动下,以非个人化的国家统治取代旧有的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威和土地制度,这一以“国家”冲击和取代“家庭”的思想趋势贯穿后来的儒法之争,乃至毛泽东所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改造。

在福山关注的现代政治制度三要素中,他不断给予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构极高的评价,但是福山对中国历史上法治(第二项)的地位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以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为参照,指出在这三个文明中,法律都具有超越的,独立于国家的,及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地位,世俗统治者必须受制于法律。在世界几大文明中,这一意义上的法治唯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二十世纪末的台湾。在中国,法律仅仅是把统治者的命令编纂成文,法律所反映的只是统治者本人的利益,而不是治人者和被治者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也不具有超越性的权威。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但是福山指出:没有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应当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制约,于是,对皇权的制衡只有道德一种。然而福山也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即统治者应当照顾民众的利益这一观念把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则引入到中国,即他列举的三项原则中的第三项。在这一方面,福山似乎给中国政治打了一半的分数。一方面,统治者由于天命理论和儒家民本思想影响而在原则上和道义上承认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政府责任并不是正式和程序性的,而是基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感和官僚集团的道德压力。福山再次强调指出,相比其他世界文明而言,古代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但是他也指出,一个没有法治和责任的强大国家将走向独裁,它越是制度化和越现代,其专制也就越加有效。

由于对中国国家政权责任感的部分承认和对皇权和儒家官僚相互制衡的认可,福山明确认定中国古代国家性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极权(totalitarian)国家,而是威权(authoritarian)国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国国家政权称为“高素质威权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福山认为,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取代了过去皇帝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并监督着管制人民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该官僚体系的素质尤其在其上层是比较高的,因此它能够带领国家经历1978年以后奇迹般的经济转型。在他2011年初针对中东茉莉花革命写的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福山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回应危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将有效阻止这类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因为中国式威权主义的素质远高于中东国家。

宗教在中国的地位也是福山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论及中国法律的时候,福山已经指出,中国法律不具有任何宗教性,而中国宗教本身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共识,而是更多地成为社会抗议的思想基础。国家从不认可任何高于自身的宗教权威,并很容易地控制业已存在任何宗教团体。福山谈到了中国的天命观,认为,天命的获得既不需经过选举,也不需要宗教仪式的合法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教组织可以代表上天把天命授予统治者,就像教皇加冕一个国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天命不过成了军阀们权力争斗之后胜者的自我加冕和对既成事实的追认(after-the-fact rectification)。

福山对中国乃至全球历史的分析,受到其导师塞缪尔•亨廷顿的极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衰变”(Political decay)理论。亨廷顿曾经挑战现代化理论的进步史观,提出政治衰变的发生并不少于政治发展,政治秩序的获得只是多种社会力量在一定阶段取得平衡的产物,一旦平衡不能维持,政治衰变就会出现,直到出现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来重建秩序。福山以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指出,汉代的衰落就是曾经强大的国家权力被贵族精英攫取和中央政府持续弱化的过程。西汉中央政府曾经采取偏向农民而非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策,但后来遭遇地主集团的抵制;东汉末期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弱化导致董卓,曹操一类军阀的兴起;环境灾难和瘟疫。其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家政权不断重新整合,强化,统一,再衰落,再强大的历史。

在全书的结尾处,福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而又举世关注的问题:今天中国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管理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而完全不要法治或政府责任?因增长带来的社会动员会不会被威权国家所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远大于社会力量的制度会不会迎来民主?作为关注自由民主体制在全球命运的学者,福山认为第二个问题尤其关系到自由民主体制的未来。在笔者看来,中国在民主和法治缺失的状态下保持数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不论其奥秘,代价和前景如何,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当下事实的确给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它促使曾经在二十年前断言历史已然终结的福山反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内在的缺陷和有限性,正如福山所言:“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或许被看作最具合法性的政府形式,其合法性其实取决于它的表现。这一表现又决定于它在强有力的国家行为和各式各样地个人自由之间维系的平衡。”福山以中国为参照反观西方,认为二十一世纪初叶现代民主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很可能就是国家的弱化,例如美国已经很难严肃处理与保健,社会安全,能源相关的财政问题,利益集团在阻碍削减开支和增税的计划,而分权制衡这一西方经典制度则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福山看来,美国已经出现了政治衰变的征兆之一,即制度僵化(institutional rigidity),这无异于新世纪的警世之言,其拳拳忧(美)国之心可鉴。但在肯定中国制度具有高素质、灵活性和丰富的历史资源的同时,福山仍然对中国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制度化的现代政治责任(在福山的其他表述中,直接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词)的缺失,使得中国历代政治体制都无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中国式的威权体制要求自身必须不断地产生好的领导人,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在一个“坏皇帝”的统治下,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不仅在历史上过早成熟和完备,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在当代的表现——尤其是推进和保持经济发展方面——也颇有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之处,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乃至“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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