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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4日星期二

揭马三家导演杜斌疑被失踪


5月1日,导演杜斌在香港出席《小鬼头上的女人》首映会。(摄影:潘在殊/大纪元)

【大纪元2013年06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因拍摄揭露中共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受到瞩目的导演杜斌,近期疑被失踪。记录片主角刘华向本报记者表示,已连续多天联络不上杜斌,非常担忧他的安危。

刘华表示,杜斌每天都会跟她至少通一次电话,5月31日晚上在电话中,杜斌曾表示要去找《纽约时报》的同事帮忙做一些翻译工作,接着几天都没有再联络上。刘华说:“昨天(6月2日)晚上10点到他家敲门没有人,屋里的灯都是灭的,没有亮灯……因为我敲的时间长,敲了5分钟,隔壁的人出来了就说3天没有看见他们家的灯开。”“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每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每天他的手机都是开着,结果他3手机都被关了。”

刘华与记者通话期间,电话不时受干扰断断续续,刘华说近期电话都是这样被监听干扰,没多久通话就完全被中断,一共才讲了不到4分钟。

杜斌上月曾两次来港宣传《小鬼头上的女人》记录片,当时他强调不怕中共打压。

临近六‧四,中共当局开始全面收紧言论并加紧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各地发生了大量访民被抓,民运、民主人士被威胁甚至软禁的情况。◇

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落马 中共部级官场疑遭大清洗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6-04

中纪委6月4日公布,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以来,紧随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其后又一个接受调查的部级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倪发科在任副省长期间曾负责科技、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地震等方面的工作,分管科技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地质矿产勘查局、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安徽煤田地质局,权重非同一般。

事实上,早在1月28日安徽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1953年出生的黄海嵩和1954年出生的倪发科便不再担任副省长职务。不过按照1982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部级官员65岁、副部级以下官员60岁为退休年龄,以此来看,倪发科卸任安徽副省长职务似乎当属正常退休。

卸任副省长后,倪发科亦曾出现在公众视野。3月27日上午,倪发科赴合肥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合肥语音信息研究院调研,当时,安徽省科技厅厅长徐根应、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合肥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都陪同了此次调研。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中纪委便突然宣布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消息随即让此前倪发科卸任副省长职务的原因显的不再单纯。

回顾习近平上任总书记后,中共新领导层在反腐、清党领域屡有动作。2012年12月2日晚,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被调查部门带走;次日,李春城被纪检部门带离成都;13日,中共正式对外公布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就此,李春城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部级高官。而2013年5月12日,扰攘了近半年的关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有可能出事的传闻也终于被官媒、党媒同时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2012年12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曾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包养、威胁情妇等问题。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习近平的党务工作格局中,刘云山和王岐山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者在暗处着手,后者在明处出手,近期中纪委向全国各地派出巡视组搜寻“老虎”和“苍蝇”,即是明处出手的最新举措。而以中纪委目前面对的反腐局面,王岐山的“首战治标”已然很不轻松,而如果刘云山不同时展开“扶正祛邪”的换血造血“治本”,当前令行禁止初见成效的制止官场奢靡享乐的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很有可能逐渐“潜规则”成另外一种维持表面简朴的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六四事件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去世

六四事件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资料照片)
六四事件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资料照片)

据中通社6月4日报道,六四事件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于6月2日上午9点54分在北京去世,终年84岁。

另据消息人士说,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和夫人叶子发表声明通报社会,证实了陈去世的消息。陈小同并感谢朋友们在其父生病期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之前网上有消息说,陈希同患下颚腺癌已到晚期,转移到脑、肺,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的四楼, 医生对其病情不表乐观。

陈希同1983年4月到到1993年1月任北京市长。1992年10月至1995年9月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他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希同被认为一生仕途大起大落,在宦海浮沉中,有两段引起巨大的争议。一段是在1989年极力跟随邓小平、李鹏等人,在镇压学潮、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一段是在1995年从声势鼎盛之际,突然被江泽民以经济犯罪的罪名投入监狱,引发北京乃至全国政坛的人事地震。

陈希同本人否认在六四镇压的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姚监复采访过陈希同。陈希同对姚监复说,邓小平有自己的渠道。陈希同还说,北京市长怎能代替军方来作为总指挥让20万大军进北京呢。

泛华视频: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原始录音

1989年6月4日凌晨6時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呼号:Radio Beijing)的英语播音员李丹即时播报的北京屠杀新闻录音。该播音员被称为"电波中的­挡坦克人"。

    ——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李丹:1944年生,天津静海人,译审。任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管委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总编辑。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1967年外语院校毕业后,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从事播音、翻译、编辑、记者工作,历任新闻组副组长、组长,1987年3月任英语部主任,1992年3月任副台长,1996年12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74—1976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布·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84—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利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90—1991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曾获全国优秀广播节目奖特等奖、全国好新闻奖一等奖。2000年6月任现职。

習近平不會做的和可能做的事

何頻

中共十八大後,人們關心的問題,從新班子如何組成,權力更替是否順利進行,轉到對習李新政、對未來十年中國的前景上來。這裡,我簡要談談對幾個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問題的看法。

第一,習近平會不會實行政改?

根據現在得到的所有可以信賴的信息,沒有一條信息指出,習近平會很快進行政改。

支持習近平的人,曾對我透露,習近平要走三步棋:第一步,上台之前要掌穩軍權,否則什麼事情還沒做,就可能被軍隊拱下台;第二步,上台之後,第一屆任期,要搞好吏治、法制;第三步,五年之後的第二屆任期,開始民主。

我對這一說法,持疑問態度。即使是這一說法,也顯示習近平在第一屆任期中實行政改的可能性近乎沒有。

習近平能夠做的事,主要是掌穩軍權和整頓吏治。抓軍權看來是很有成效,一方面是因為他與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幾代中共領袖不同,他確實有一定軍隊的背景,他父親就曾是軍事指揮官,他自己也擔任過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秘書。在和平時期,有這樣一個有一定軍隊背景的人來擔任總書記,是容易贏得軍隊支持的重要原因。

我們在十八大之前所獲得的習近平對軍隊人事的安排,是完全出乎外界意外的。軍隊主官,除了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國防部長常萬全、二炮司令員魏鳳和之外,其它主要軍事職務,都是來自各大軍區,而不是來自中央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也不是與軍事官僚系統有深遠瓜葛的高級將領,這就說明他打亂了江澤民、胡錦濤原有的軍事人事體系,而建立了“習家軍”。

我判斷,現在軍隊對習近平不構成太大的威脅了。中國軍隊本身就是沒有獨立的政治能量的武裝力量,只是黨的強權人物拿來威懾對手的工具,現在就是習近平的工具。

習近平整頓吏治,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他的親民作風,他的反腐舉措,雖然與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實質上的關係,但在專制國家中,開明領袖的形象,還是能贏得不少老百姓的好感。比起那些呆板的、僵硬的領袖,習近平能夠贏得更多人望。

他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會有一定推進,在建立效率比較高、比較透明公開、相對更容易受到民眾監督的公務員體系上,會有實際功效,成為中共獲取民心的最重要的一個管道。

習近平還會抓司法審判,讓司法増加一些自主性。但是,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司法不可能獨立;司法不獨立,就仍然是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根本無法從根本上改觀,不管是中央垂直領導,還是地方黨委領導。

簡而言之,從整體上看,我判斷,習近平在前五年的吏治,會有一定程度的起色;行政改革會有一定收效;他也會更多地分出一部分利益,給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那麼,未來這五年,如果沒有特別大的意外,他的權力會鞏固下來。但接下來,他不會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

當然在專制社會中,總是會出現各種偶然意外的。那在未來某個階段,習近平是否會有所突破?我們無法對具體事項做出確定的預測。關鍵在於,習近平是否具有歷史性的道德勇氣。權貴集團也是可以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而不是非得讓人民推翻。

第二,習近平會不會改變外交政策?

中國現在有不少高調的民族主義論調,甚至軍方的一些將領也發出鷹派的聲音,並不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就會走上擴軍備戰的道路上去。習近平抓住軍權,與軍方建立密切關係,更多地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讓軍隊成為他的保護傘。一些將軍的講話和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都不足以讓習近平不惜對外一戰。因為中國現在外交環境相當惡劣,中國對外實行“殖錢主義”——西方列強當年到一些落後國家是實行殖民主義,而現在中國去是殖錢主義,大批注入資金,一方面用它跟西方國家一樣來掠奪、爭奪資源,另一方面用錢敲門開路,軟化與西方的關係,在全世界實行“金錢外交”。

雖然有金錢做後盾,但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強勢做法,廣泛引起反感,以致全世界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表示高度懷疑,對中國的霸道作風有所反彈,這也給美國“重返亞洲”開闢了道路,原來反美情緒比較強烈的國家,像日本、韓國,都紛紛給美國打開大門。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如果發動對外戰爭,如果不能威懾西方和其它國家,就會陷入更糟糕狀況,在國內被民族主義牽著鼻子走,在國際上更加孤立無援。所以,我相信,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與中國過去相比,會更緩和一些。儘管他也會放出一些民族主義高調,但是在外交上不會被民族主義和軍隊的鷹派挾持。

當然也會有“意外”的收穫:如果習近平判斷失誤,貿然發起了戰爭,那或許會重蹈當年晚清、甚至民國的“亡國”老路,無論是贏了戰爭還是輸了戰爭,中國都會開啓全新的政治新局。

而如果習近平在走緩和外交路線的同時對內進行政改,西方對習乃至中共的態度會大為和緩,良性互動下,天地越走越寬;而如果習拒絕進行政改或者總是舉棋不定,西方和其它國家對習近平和中共的懷疑態度會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而與日俱增,惡性互動下,也無疑會進一步限制習的外交乃至內政作為。

第三,爆發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1989年“六四”之後,當局成功地威嚇住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一些知識分子為自我安慰,進行對歷史的反思,結論之一就是“告別革命”,反對革命。革命在中國成了洪水猛獸,許多知識分子自動地切割了與民眾抗議的關係。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在清談,更多的知識分子與既得利益集團、與專制權力體系融合一體,使民眾的反抗運動得不到知識精英、知名人士的支持和引導,他們提出的利益訴求,多是個人的、局部的和地方的,很難形成全國性的規模和影響。

另一方面,習近平時期,維穩系統會進一步鞏固、持續,使中國的群體抗爭事件很難得到全國範圍的呼應,一冒頭就會遭到警察的全力打壓,難以發展成全國的革命。

雖然網絡、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功效,網上很多言論使我們看到希望,但是從網上呼應變成網下支持,還有一段不短的路。同時,我們看到,一些號稱擁有幾十萬幾百萬粉絲的名人中,有的只是嘩眾取寵之徒,和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為爭名不惜一切的家伙沒有差別。只有比較長的時間才能看清他們的真面目,但人民已經付出了代價。而真正有歷史感、道德感、洞察力和領導力的人,又往往被這些投機泡沫所淹沒。

同時,當局看到網絡危險,集結了強大的“五毛黨”、“網絡部隊”,這是一支恐怖力量,正在加大撕裂中國,也在攻擊世界網絡秩序。

歷史上很多時期,就是邪惡戰勝了正義。

第四,能否清除腐敗,能否解決貧富差距?

習近平反腐,其實局限在整頓吏治的範疇。官與吏本來是分開的兩回事,習近平可能對下層的“吏”要求比較嚴,也會查處一些“蒼蠅”,在工作作風上會有改善。但是如果他不能抓出貪腐的大人物,例如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這一級大佬,就說明出他沒有真正反腐敗的決心。搞什麼“四菜一湯”,只不過讓官員的腐敗變得更隱蔽、更狡猾。

問題很簡單:如果不能腐敗,現在中國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要報考公務員,要擠進來當官?當官被百姓臭罵,被社會仇視,顯然毫無榮耀可言,可他們還要爭著搶著來當,只是為了實質性的好處——腐敗,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生存、能夠運轉的基礎,對官員的吸引力所在。真要把腐敗反掉了,也就把共產黨反掉了。習近平如果真要反腐敗,那就說明他真要政改了!

當然,抓出一些小吏的腐敗,還是能夠贏得一部分民眾的歡呼的。

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在習近平時代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他可能採取兩種手段。

一是進一步擴大權貴階層的規模。中國與其它許多國家很不同的一點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十分龐大,不是幾個、十幾個、幾十個家族,而是幾萬、十幾萬、幾十萬個家族,從頂層的政治局常委到基層的村長、居委會主任,一個警察,一個稅務官員,都是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部分。還有他們的朋友、同學、情人、老鄉……這個群體的人數驚人。所以利益集團與老百姓的對抗,並不是1比9、不是絕對少數比絕對多數。他們對體制雖然也不滿,甚至仇恨,但是他們的利益從體制而來,所以維護這一體制的力量是相當強的。習近平的第一種方式,就是進一步擴大這個階層,穩住他們,贏得他們。

第二就是分利——將改革的紅利,切出一小部分,哪怕在外界看來微不足道,送給從來沒有得到過改革好處的底層民眾,他們也會感恩戴德。像建立完善全民醫療保險和貧困民眾生活救助體系等,都能夠有效紓解由貧富差距引發的怨氣。國有企業全民股份化,也是可能的:將部分紅利直接分給百姓。

綜上所述,歸納一下:中國在未來五年中,看不到多少政改的可能性,也很難看到革命的希望,習近平會以一個開明君主的形象,緩解社會矛盾,緩解與西方的關係,中國經濟崩潰的幾率較小,也有可能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雖然與過去相比沒有那麼高的速度,但只要不惜透支未來的代價,還是可以保持比較高速的增長的,這樣就可能將政治危機,延緩到他的第二屆任期,甚至“擊鼓傳花”到他2023年任期結束前後。那時,政治勢力和政治思維進入新的階段了——我在五、六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就認為中國的民主化來臨,要到2021年左右。(根據何頻2013年3月10日談話整理。明鏡月刊第40期)

彭涛:今年『六四』纪念不一般:社会撕裂,人民绝望!

作者:彭涛(德国)

今年6月4日是北京『八九学生运动』被中共当局镇压24周年纪念日。与往年一样,在『六四』前后,中国民间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举行纪念活动,而中共当局则用各种手段打压和封锁民间对『六四』的纪念。然而,与往年不同是,今年参加和组织纪念『六四』的民众数量空前增多,其纪念的形式也空前多样,而中共当局对民众纪念『六四』活动的打击则较往年更加严厉、广泛和精致。据《维权网》称,今年是中共自89年以来在六四前『对民主、异见人士控制打压最严厉的一年』。另外,民众在政治上对北京高层『平反六四』和推行『政改』完全失去了信心,不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很多人甚至主张不再提让中共来『平反六四』,而要求人民起来讨伐和审判『六四元凶』。

今年『六四』纪念标志着,大陆民间与中共政府的决裂,社会走向彻底分化,官民分道扬镳,各行其道,要求『革命』和暴力反抗的呼声亦越发响亮和备受关注。大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微博里呼吁中共高层,『莫要逼民揭竿』。天安门母亲撰文称,『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

民间对中共高层的绝望,源自于上台半年左右的习李班子大打左灯和极度往右转的政治倒退。习李班子先后提出的『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毛泽东』、『七个不要讲』和『十六条』等极左主张和政策,以及最近在《红旗文稿》、《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等官煤发文宣称的所谓 “宪政属资论” 、“党性上帝论”与“宇宙真理论”等讨伐宪政的言论,让民间和体制内外的自由派人士对中共当权者失去了任何幻想,过去官民间残存的一线沟通和对话亦因此而被『彻底』切断。

另外,北京政府拒绝触及『六四』问题和近来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加大的对异见人士的控制与打压(如在全国各地的对多位异议人士实施监控、上岗、强制旅游和拘留等),以及中共当局对互联网进行的大规模监控和攻击(如大搞『网路焚书坑儒』和以黑客手段对维权和海外网站进行大规模的猛烈攻击,使大陆网民无法登陆和浏览异见网站和信息),也激起了一大批网民和维权人士的对北京的强烈反叛,很多原本对习李体制还抱有丁点幻想的人也决计与中共政权决裂。

面对政北京的政治高压和倒退,『六四』前夕,无惧中共当局的打压,中国多座城市的民众纷纷申请和组织集会游行,还有网民在网上不断转发当年『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如推特网民马少方、吴仁华等人公开『八九六四事件』中遭到当局镇压而死亡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和死亡原因等信息。另外,外界要求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的声音也不断高涨。据报道,香港大学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比例再创香港政权移交以来的新高,63%的港人支持平反天安门学运,比去年增加两个百分点。李卓人称,在今年纪念『六四运动』的烛烛光晚会上,香港支联会不会提『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原来计划的八个字。这表明,香港民众对北京政权合法性的否定和对中共这个『国家』认同的拒绝。之前,5月17日,一批“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和知识分子、著名政治异议人士、知名学者、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的各界人士,以网络大学形式将1989年『六四』期间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在海外复校。该『民主大学』的复校在海内外各界引起了非常热烈反应,许多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这所民主大学,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复校,是中共体制外反对派对北京在政治上倒退的一种正面回应和反动,对未来由民间推动中国政治改变的趋向有着标志性意义。

现实的中国面临重重难以应对的问题与危机:经济渐趋下滑,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日益加剧,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强拆强迁频仍和民怨载道,等等。这些问题与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中共现行政治制度(即一党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的僵化与反动。这一后极权主义制度,压制人权,反民主和反自由,让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掌控、支配和拥有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制造社会不公平和人群分裂,促成官员贪腐和政府职能的低下,使社会发展日趋畸形和失态。而中共当局却视社会各阶层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于不顾,竟宣示其所谓的『两个百年计划』和『中国梦』,拒绝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一味坚持现有的僵化体制,甚至要退回到『毛式正统』的老路上去。北京在政治上的僵化与固步自封(即所谓的『中国梦的自信』)将加剧中国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恶化,增大中共当权者与人民的对立和分裂,最终动摇其政权的根基和摧毁其所谓的『三个自信』。

纪念『六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要民主、要自由、要公平与公正的诉求表现。中共当局严厉打压异见和维权人士、拒不『平反六四』和变革其专制制度的行为,丝毫不能阻止人们的思想和反叛意志,更不能阻止人们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和追思。北京『正在失去仅存的对社会大众的恐吓性震慑,老百姓越来越不信也不怕这个政权了,读书人也对它也不再抱幻想了』。北京的政治高压和对『民主宪政』的抗拒,不仅正在激化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正在逼迫民众『揭竿而起』,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中国现实的命运。也就是说,中共正在把自己由一个『革命的党』转化为一个『被人民革命的党』。

『六四』是绕不过的!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也是躲不开的!

沙叶新:江泽民“六四”前崩溃,连连自称神经病!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6-03

根据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的沙叶新表述,“六四”前夕,在北京高层的施压之下,江泽民压力非常大,以致于精神不济,开会时竟然连说自己有神经病,而后又把自己比作乌龟,让人倍觉不可思议!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沙叶新在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以下为沙叶新在20年后关于日记内容的补充: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在场的人都莫名惊诧。沙叶新称,江泽民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比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沙叶新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泽民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周晓辉】郭台铭邮件牵出贾庆林 新戏又要上演?



在王岐山反腐再度“热火朝天”的这一时间突然抛出贾庆林,目的是为了继续借“反腐”清除江系势力。(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6月04日讯】6月3日,大陆《投资者报》突然登出题为“黑客5年前侵入富士康:郭台铭游说高层惩治比亚迪”的新闻,内含蹊跷。

文章从5年前一个闷热而潮湿的春夜发生在深圳的一个故事讲起。当时6个年轻人在喝多了酒之后,决定入侵以员工“N连跳”而闻名全国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计算机系统。4个月后,他们攻破了富士康的电子邮件系统。

当时,富士康与比亚迪公司的专利纠纷正如火如荼。原来,自2003年起,富士康就一直指控比亚迪窃取其知识产权,但比亚迪却否认这一指控。那6个年轻黑客决心利用这个冲突找到赚钱的机会,即在富士康内找到一些内部信息,或是卖给比亚迪,或是敲诈富士康。他们将重点放在了富士康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郭台铭的电子邮件上。

很快,这6人发现了“重磅资料”。他们发现郭台铭通过邮件在游说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惩治比亚迪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传福。郭台铭在邮件中抱怨说,政府部门(在有关比亚迪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调查过程中)只调查比亚迪的中层管理人员,而他声称王传福才是幕后的策划者。其中一封邮件,是写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台湾事务的最高主管贾庆林的。

一名与那6人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诫说:“在中国,这种与国家领导人有关的事最好别碰。”他表示,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商和出口商,也是提供就业岗位的大户,因此对中国的领导层有“巨大的影响力”,找郭台铭的麻烦可能会惹祸上身。因此,这6人放弃了从富士康讹诈钱财的计划。

2008年发生的这个故事却在中共高层博弈白热化的今天突然曝光,自然耐人寻味,尤其是标题已将文章焦点明确点出,大有读者不看明白不罢休的意思。

从所曝光的内容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一、郭台铭与中共高层、特别是贾庆林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直通邮件。二、富士康的发展有中共高层做后盾,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再多人的自杀也奈何不了郭台铭。三、中共很可能利用郭台铭在台湾统战,这从此前郭台铭夫妇陪同亲共的连战会见贾庆林就可得出。四、比亚迪的背后也有高层的身影在晃动,而且地位也不低。

问题是,从郭台铭牵出贾庆林的用意何在?从早前的报导看,原本隶属于江系的贾庆林在十八大前中共激烈的博弈中,为自保在表面上臣服了胡锦涛,并换得了在审判“世纪大案”厦门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时不被追责。众所周知,当年轰动全国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及走私金额高达人民币500亿元,被查办官员达1,000多人,其中20人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多人被判20年重刑,涉案的与远华董事长赖昌星关系不浅的贾庆林则在江泽民的力保下,逃过了一劫。

赖昌星曾表示,贾庆林任福建第一把手时,他就和贾经常见面,虽然贾没有直接向他拿钱,但却经常收受他的礼物,都是“最好的东西”。赖昌星说,中共的官员都爱钱、都想要女人,只要觉得稳妥,就会去沾;只要觉得可靠,都会去拿。赖昌星提及贾庆林时特别强调这点,含意明显。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爱钱的贾庆林吃的“贿赂”不仅仅来自于赖昌星一人,肯定还有其他人,比如郭台铭,至于背后有怎样的猫腻 尚有待真相的披露。

笔者认为,在王岐山反腐再度“热火朝天”的这一时间突然抛出贾庆林,一个目的是为了继续借“反腐”清除江系势力,一个目的或许也是为了最后打那只最大的“老虎”江泽民做准备。无论怎样,随着江系高级马仔薄熙来、周永康、贾庆林等一个个被烧烤,中共内部新的大戏会接踵而至,很可能,一个不小心,中共自己把自己烤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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