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特务不打自招认:兄弟就是干这个的

2013-07-12


特务威胁:“你要拍照,我就找旁边的警察逮捕你”

今年3月5日中国茉莉花革命网军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卷帘门上写下“拆”字,如今网军再战华盛顿。

2013年7月10日美中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举行。

茉莉花革命网军一行5人陈闯创、钟纪伟、由秋菊、刘彦东、钟鸣首先于下午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发现当天凌晨出现在大使馆门前的“拆”字已经完全被抹掉。

网军随即来到华盛顿特区22街和C街交界处的美国国务院楼前,进行茉莉行动抗议“汪洋人权灾、杨洁篪公害”(见下图)。出乎意料的是,这时从旁边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车辆下来三个华人,他们靠近到网军一米之内把每个人都拍照。其中一个人还前来搭话,网军现场指挥陈闯创立刻意识到这人应该是中国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就说“欢迎特务前来搜集材料,请与我们合张影吧。”

这位特务百般推脱,先是和网军拉关系,问家乡是哪里的,说如果是老乡的话才可以合影;然后又罔顾自己不报姓名即对网军成员拍照的事实,声称拍照是侵犯他的人权!陈闯创立刻嘲笑他这是在自打嘴巴,批评他在专政机关受到的逻辑训练实在可怜;特务恼羞成怒,用手推了下陈闯创,并使出杀手锏威胁“你要拍照,我就找旁边的警察逮捕你”,网军一行闻言大笑,称他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中国大陆呢,并立刻拍下特务的照片(见图伸手指者)。特务倒是言行一致,随即找到旁边的保安说网军对他拍照侵犯了他的权利,网军反驳说特务先拍了我们,保安满脸无辜地不做任何表态。

争吵期间谈到某事时,网军曾对特务说“你消息很灵通啊”,他竟然招认说“兄弟就是干这个的”。



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的“拆”字现在已经完全被抹掉

来源: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

经济趋弱的多重意义

中国外贸上月明显走低,成为中国经济趋弱的又一信号。德语媒体指出,相关信号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增加,原因是,中国新政府在摸索中,经济正处于转型期。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外贸上月同比出人意料明显下降,在国内外引发忧虑。7月11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刊登的记者从北京发来的一篇文章对此有如下分析: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过渡期,这一过渡过程加强了外贸的虚弱信号。……有一点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政府有意加快这一过渡,并通过结构性改造巩固相关程序。中期看,需要通过扩大内需解决地方政府过度欠债问题、解决因大量不良贷款、快速增长的放贷和复杂可疑的金融产品而陷入困境的银行问题、不再以国家大规模投资作为刺激增长手段。 “然而,存在着大量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土地,它对李克强为首的新政府雄心勃勃的城镇化战略具有极重要意义。

“这一过渡正好是在全球经济气候不佳的困难条件下展开。而这一过渡之所以引起忧虑也是因为如下的原因:它消除了很多人误认为的中国稳定高速增长数字的光环,并导致产生不安。这一点尤其在6月底银行间同业拆借交易中出现的钱荒现象里暴露无遗。央行及党和政府在短期内不给各银行注资,不仅使大银行,也让投资人和实体经济惶恐不安。而政府不采取措施扭转增长弱势,这一点也让许多观察家和包括外国投资人在内的市场参与者备感困惑。

“国家领导层的行动并非总是明智,这一点也同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共产党内对利益分配的考量有关。重要的决定在今年10月的现届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上才会作出。届时,至少将透露出更多有关实际的改革方案的细节。”

增长与政权

《南德意志报》有如下评论:

“中国国内先是股市大跌,银行相互间不再借钱,随后是内需明显减少,通胀增加。现在,出口也显示弱势。中国出口与去年相比减少3%以上。糟糕的消息越来越多。经济增长速度每年还超过7%。听上去不错,但这一增长已不再具有持续性。

“直至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的增长多少还算平衡。在危机的第一年,出口回落,数百万民工突然失去工作。政府迅速实施巨额投资计划,但解决的只是表象问题。自那时以来没有多少作为。在北京,对经济降温的害怕情绪太大了,对政治后果的忧虑太大了,因为,共产党执政的唯一权力依托,就是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现在,时间紧迫了。中国经济必须变得更绿色、更有效、更具创新。与其前任不同,李克强总理一定明白,对他的国家、对数亿中国人,尤其是对他所在的党来说,以下一点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没有深层经济改革,政治上是死路一条。”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陈方安生:无理由再拖延政改咨询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没有再拖延展开政改咨询的理由。

“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对香港媒体表示,现在离2016年立法会选举还有3年,这次政改极具争议性,涉及功能组别和分组点票的存废问题。

她指出,真普选的定义应该同时符合国际标准和《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两者并无矛盾。

陈方安生于今年4月宣布成立“香港2020”组织,收集社会对政制改革的意见,并推动双普选。

她表示,民间正酝酿以公民抗民的方式争取普选,只要政府妥善回应市民的要求,落实普及而平等的真普选,自然可以避免社会行动升级,否则政府应当承担责任,绝不能诿过于人。

陈方安生此前曾表示,只有通过“真普选”选出行政长官,才能改善香港的管治及保留香港的核心价值。

(撰稿/责编:萧尔)

何清涟: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

何清涟
07.13.2013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

*计划经济成了“通往天堂之路”*

该文陈述:计划经济时分房只需等待,但总会有;市场经济下不需等待却买不起房。计划经济下有免费医疗,质量低下看病却不要花钱;市场经济下医疗质量提高了,但人们却看不起病。计划经济下上学免费;市场经济导致有人上不起学。计划经济下没有择业自由,但可得到分配的工作;现在有了择业自由,却找不到工作。计划经济下工作稳定;市场经济下工作不稳定,易失业。计划经济下普遍贫穷但贫富差距小;市场经济拉开了贫富差距。

这篇文章将计划经济描画成“天堂之路”,但却犯有两大常识错误,一是偏离了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良,推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强干预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该文所列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失业之外),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出现;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不如中国严重。

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供应紧张,城市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限量购买,图为粮票(图片来源:用心阁)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供应紧张,城市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限量购买,图为粮票(图片来源:用心阁)


*谁享受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该文所列计划经济的好处,如免费医疗、住房分配等,只有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国企工作的人才能获得。集体企业一般不分住房,医疗也非全免。当时,少部分未能享受公费医疗的城市居民,生点小病常使用其在国企工作的家人的记帐单,生大病就休想蒙混。至于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医疗,每个公社设有简陋的卫生所,农民看病还是得花钱,只是收费低而已。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每个人分配工作,则是一些人胡编的神话。从清中叶以来,中国的失业现象就很严重。中共建政之初,依靠“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种牺牲效率的方式,并将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排斥在就业体制之外,算是“消灭”了失业。真正能够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主要是大学生、中专生,这种分配制度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如果人们不健忘,就会记得从50年代末至1974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运动美其名为“让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是毛泽东独创的“消灭”城市失业的方法。数千万下乡青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返城,除了极少部分读书经商或在国企顶替父母岗位之外,绝大多数只能在街道作坊式小工厂就业,许多人一生困顿。

计划经济讲究结果均等,必然扼杀人的创造力与生产积极性,其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物资极其匮乏。当时,城市居民的温饱是依靠低水准限量供应基本生活维持的。每人每月按性别凭证购粮23-25斤不到,有时还必须搭配玉米面、红薯等杂粮;肉禽鱼蛋一律凭票,每户每月1到2斤。凡属布料、棉花、白糖等一律凭票供应。农民连这点可怜的“好处”都没有,人民公社时代,每个生产队必须将所有农产品优先交给国家,以此保证城市供应,剩余部分才分配给农民,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终年半饥半饱。因此,他们对城市人口那点可怜的票证非常羡慕,终身的梦想就是做城市人口,吃上供应粮。

至于计划经济下人人能上学,纯属瞎扯。我家乡教育水平在全国城市中属中等,本人小学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被剥夺上中学机会。恢复高考后,是以“同等学力”申请参加高考才获得上大学机会。广大农村地区,许多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一所稍象话的学校。

部分老国企工人之所以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对他们而言那确实是“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在毛时代被称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远高于知识分子,可以教育领导他们;经济地位远高于农民。其时国企工人的经济地位,类于今天城市的中产阶级。改革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说,确实是“失乐园”,让他们掉入了“黑铁时代”。除此之外,这篇文章与“毛左”盛赞毛时代的“美好”政治一样,完全是虚构加想象的意淫,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制于政治体制*

如果说“今天才明白”一文的错误在于通过虚构美化计划经济,在西方则另有一种错误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即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促成中国走向民主。2006年我在美国加州一大学开会,就有人用投影仪绘制成图表模型介绍这一观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开放式讲座上,也遇到有人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两次都陈述了同样的观点:任何理论假设都需要经验事实为依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市场配置,企业自由竞争,人们自由择业与自由迁徙。按此标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只有前苏联阵营和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以来,这些国家已陆续抛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通过市场经济的建立自然通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几乎可以与任何政治体制结合。环顾全球,无论是欧盟的高福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埃及与拉美国家的独裁政治,还是美国式民主政治,以及日本与台湾的东亚式民主,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只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层次深浅各有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天差地别,有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也有充满了腐败和独裁的专制社会。可见仅有市场经济,并不能自然催生民主制度。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以中国为例,资源仍由政府垄断支配,这种所谓“市场经济”其实是权力干预下的半行政化半市场经济,离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为什么这样的“市场经济”能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埃及与巴西等从未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却在长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军人独裁政权?可见,一国的市场经济发挥什么作用,完全受限于其政治体制。在场的人听后,大都觉得有理。有一些人表示,这事情原来驳斥起来这么简单,怎么事先没想到?

“今天才明白”提到计划经济下人民是共同贫困,认为市场经济是“让一部分有权有势者先富起来”,完全是种片面曲解。在中国,一部分有权有势者之所以能先富起来,完全是权力市场化的产物。比如,中国红色家族的致富就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开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干预所致。如果将中国式财富分配格局的根源归于经济市场化,那是诊断错误,我当年在《现代化的陷阱》已经将这一问题剖析得很清楚。

如果中共不关闭民主化之门,中国未来的发展本来有多种可能性。但如今中国关上了通向民主化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只能在毛时代与邓时代之间徘徊了。毛时代结束虽然已达30多年,但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对毛时代的诸多国家之罪不仅从不清理,反而列为研究禁区。当局对言论的严厉控制与对历史的选择性屏蔽,让很多年青人对毛时代产生了虚幻的美感。多数中国人既对当下严重不满,又对未来深感茫然。一些政治上的怯懦者与无知者,于是开始炮制这些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颂毛文章,聊作情绪渲泄。

【周晓辉】中共骤亡的三种可能诱因

【大纪元2013年07月13日讯】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网络上暴红,他在演讲中告知学生,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未来社会可能有大的变化,因此要选择站在正义一方。事实上,对于中国即将出现的大变动,无论是民间人士,还是中共高层,乃至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已然意识到。

比如,胡锦涛、习近平在一年中几次谈到了亡党的危险。今年5月3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一级座谈会上,再次谈及危机,承认中共当前面临着12大危机等待爆发。习的讲话与年初热销的《2014大崩溃》一书不谋而合。该书提到,中共高层最新泄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那就是中央应急小组向常委会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认为中国社会即将在2014年全面崩溃,届时经济崩盘、企业倒闭、鬼屋林立、盗贼四起,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街头革命随时发生。中共常委会因此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但是会议讨论的内容更为惊人: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崩溃不可避免。据悉,西方一些国家也已经为中共大崩溃做好了应急方案。

中共崩溃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为期不远,但具体何时、以何种方式让许多人费思量。人们只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从中外历史政权的灭亡看,笔者推测中共骤亡有三种可能诱因:

第一种:经济崩溃导致民心不稳,中共解体。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不仅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债务危机也正在爆发。更为严重的是,外逃资金越来越严重,彰显民众信心严重不足,最近还爆发了“钱荒”,股市大跌。此前还有消息称,李克强凌晨召开经济会议,可见几十年中国畸形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而前苏联垮台前与现今中国有相似之处:货币超发,经济疲软,百姓怨声载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讲述了苏联解体前的这样一段趣事。当时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偶遇格林斯潘,兴奋地告诉他:“我们的印钞机一开动起来就停不下来,卢布需求量很大。”格林斯潘笑着说:“你们离垮台已经不远了。”这位顾问反问:“是吗?”格林斯潘坚定地回答到:“是。”果不其然,苏联很快解体。

按照大陆独立经济学者牛刀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游戏彻底玩完的那一天,就是中共垮台的日子。

第二种:一场瘟疫或天灾摧垮了中共的有生力量,使其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明朝乃是前车之鉴。

明朝万历年间,爆发了大规模鼠疫,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境内是重灾区,如山西境内是“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河北、河南、山东也是尸横遍野,死者无数。到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六年到十七年,特别是明朝灭亡的最后两年,鼠疫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时,京城北京及周边地区鼠疫肆虐,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年老年幼,得病即死,很多人是暴死,皇宫中的人也没能幸免。史料记载,从北京城抬出去的尸体,大约有20多万,占京城人口的40%。而万历、崇祯两朝,华北三地死于鼠疫的至少有1000多万人。

鼠疫也沉重打击了京城卫戍部队。大疫爆发前,卫戍部队有十几万,大疫过后,则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精锐之师?李自成进城后,崇祯皇帝自尽,大明王朝灭亡。而李自成的军队以及后来入关的清朝军队却避开了鼠疫的发作期,没有收到太大影响,这难道不是天意?

历史当然也会重演,不管中共的高官们是否相信。看看目前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天灾,就知道上天的愤怒是何等的难以遏制。而就在今年春季H7N9禽流感带来的恐慌被人们淡忘之际,6月24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布的最新研究却指出,根据甲型禽流感H5N1的季节性流行趋势,H7N9可能会在今年秋季再次出现。而此前也有研究人员称,如果H7N9病毒通过突变,引发人流感大流行,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旦突发流行病,任何貌似强大的军队、武警想效忠也可能是有心无力,失去了依靠的中共政权只能在人民的声讨声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第三种:中共诸多恶行曝光,中共高层政治博弈导致鱼死网破,在一亿四千万民众以“三退”方式抛弃中共后,更多的民众选择抛弃中共,中共体制内良心人士顺势而为,改弦更张,重组政权。

从目前的走势看,每一种诱因都可能促使中共骤亡,但更可能的是,这三种诱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共的解体。让我们屏住呼吸,微笑着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美媒曝光“薄周合謀倒習”老右派斥爲荒唐

《調查》徐長發 方延鴻


臨時取消外訪應對危機

北京消息人士對《大事件》證實,周永康和王立軍的關係密切,王立軍通過周永康的乾兒子孔濤,成為周的密切朋友。

周永康在任遼河石油勘探局長、盤錦市委副書記、市長期間,王立軍就認識他,後來與周永康做了很多交易,同時掌握了周永康、兒子周斌、妻子,以及兩個秘書余剛、談洪和孔濤聯手貪污腐敗達幾十億的材料。這些材料已經分批轉到國外及部分交美領館。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3月8日,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參加了北京“兩會”上重慶代表團審議。在聽取代表發言後,周永康大爲重慶評功擺好:去年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位居全國前列,“五個重慶”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新變化。希望認真貫徹中央精神,毫不動搖地堅持科學發展,毫不動搖地堅持民生優先,毫不動搖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邁出新步伐。

看似冠冕堂皇,風平浪靜,但周永康那些天爲重慶的事可謂操碎了心,他的既定行程早被徹底打亂。

2月21日,阿根廷國家通訊社報道稱,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率領的由官員和企業家組成的近百人訪問團即將抵達阿根廷訪問,將與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以及阿外交部長黑克托爾•齊默爾曼舉行會談。2月23日(星期四),中國代表團將與阿根廷多位內閣部長在聖馬丁宮舉行午餐會。

但最終周永康並沒成行。知情人說,周永康取消2月底的五國外訪行程,專心處理薄熙來的問題。

軍方消息來源對明鏡新聞網說,周永康的勢力,持續利用黑客再次攻擊美國博訊和明鏡網,因為這兩家網站發表了大量有關周永康、薄熙來問題的內幕報導。

消息來源說,周永康還派出人員前往美國,試圖影響博訊和明鏡網成員。同時,周系還在策劃相關媒體攻擊博訊和明鏡的聲譽,指責這兩家揭露中共內鬥的媒體為江澤民系效勞。


習訪美時美爆料:周薄聯手搞垮習

2月中旬时,美國之音轉述《華盛頓時報》資深撰稿人比爾•戈茨的文章稱,王立軍向美方透露的資料顯示,周永康與薄熙來聯手,企圖整垮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不讓他順利接替胡錦濤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

此一爆炸性新聞如果屬實,很可能引發中共最高層的大地震。但在戈茨原文中,並沒有換屆和薄熙來、周永康與其他常委之間關係的具體敘述。

《華盛頓時報》的報導也指出,美國官員透露,對習近平接班的最大威脅是周永康,而周被認為是地位最高的中共強硬派代表。周永康可能會篡奪習近平的職位,阻止習近平順利接任胡錦濤的職務。

http://news.omy.sg/OMYMEDIA/image/News/WorldNews/201204/20120413_it_wrn_bo-xi-lai_img_main.jpg 
2010年11月12日,周永康力挺薄熙來,說“重慶‘唱紅歌讀經典’要在政法戰線推廣”。

戈茨的文章還援引眾議員沃爾夫(Frank Wolf)的話說,奧巴馬政府在幫助投誠人士和其他要求美國政府幫助的人這一方面,一直紀錄不佳(a poor record)。沃爾夫說:“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本屆政府不想要這些投誠人士。他們不想做讓中國政府感到麻煩的任何事情。”

文章援引一名熟悉中國事務的美國官員的話說,王立軍投奔案被搞糟,不僅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有責任,白宮和國務院有關官員也有責任,他們因害怕得罪中國當局,而不願意給予王立軍庇護。

還有傳言稱,美國政府為了習近平的外事訪問,對王立軍私闖成都總領事館的突發事件了讓步。交人時,一併還交了相關錄音帶。

北京官場消息人士表示,中南海對美國在習近平訪美期間,放出“薄熙來和周永康秘密計劃阻止習近平接班”這樣一條直接關係習近平前程的信息,非常震驚,認為這是奧巴馬政府精心的安排。

不少人相信,美國在習近平訪美敏感時刻,透過這種非官方方式,表達美國已通過王立軍掌握了中共最高層權力內鬥要點和核心資料,正謹慎介入中南海內鬥。


老右派不信周永康聯薄倒習

對於美媒爆出的薄周聯手要搞垮習接班的說法,也有相當多的人表示不認同,曾被打成“右派”、後長期致力於“右派”維權的退休記者鐵流就是其一。

據鐵流觀察,周永康並不支持重慶的“尊毛唱紅”。他在《周永康不可能與薄熙來勾結倒習》一文中舉親歷一事:2011年4、5月,薄熙來所支持的毛派“鳥有之鄉網站”在全國各地發起“公訴漢奸賣國賊辛子陵、茅于軾”聯署,達五萬之眾。他針鋒相對,倡議“全國五七老人聯手起訴毛澤東反人類罪行”,一時成為國內外網絡特大新聞。6月初,周辦有人找到鐵流,說:鐵老,你不是答應不再聚眾發聲了嗎,怎麼又發飆了?他說,“毛派烏有之鄉要公訴茅于軾他們,茅是右派,我是右派當然要站出來起訴毛澤東。我也知道,他們的‘公訴’法院不會受理,我們的‘起訴’法院也不會受理。大家打口水仗,鬧著玩。”這位助手笑了說:“鐵老,你也不要再發動‘五七’老人起訴毛澤東,我們去壓‘鳥有之鄉’,叫他們撤下公訴辛子陵、茅于軾的文章怎樣?”鐵流表態同意。一週後,烏有之鄉撤下了那些文章。

鐵流回憶,2010年他主辦的《往事微痕》準備出一套合訂本,北京沒有印刷廠承印,他們跑到河北廊坊去找印刷廠印製,未開機即被廊坊市國保大隊訛去六萬元,鐵流逼得沒法向周永康寫信告狀,不到半月此款全部歸還。通過這些親身事實,鐵流不相信周和薄是一路人物。
鐵流還寫道:

【再說“薄周共同謀反倒習”一事,更顯得荒唐。習近平是江澤民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正如鄧小平生前指定的胡錦濤一樣。這個“指定”是要經常委會討論通過,還得經老一代政治老人同意。這一接班過程不論其合理與否,已成為當代中共交接班的鐵定程序。既然網上說周是江派人馬,又是江澤民侄女婿,身為常委之一的他,為何要去推倒自已同意的人?於情理不通,何況無此事實。我是四川成都人,混跡公門十餘年(加上平反歸來),不少故舊都是中上層幹部。周永康在四川當過幾年省委書記,一般說口碑不錯。

僅舉一事,可見其人品。1999年12月他調任四川省委書記,上任那天四川省四大班子(人大、政協、省委、政府)為他擺了十幾桌接風宴席,他避而遁走,跑去看望他60年代大學同班同學肖登明。當年肖是支部書記,他是班長。現在他是省委書記,肖是四川省石油勘察公司副總經理(處級幹部)。他為什麼罷宴去看一個僅是處級的老同學呢?聽我在石油部門工作的朋友講:周永康年輕時很“衝”,不會處理人際關係,身為支部書記的肖登明對他有幫助,故懷感謝之情,迫不及待的去看望老同學。】(《調查》特刊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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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秘密处死”的曾成杰遗嘱曝光

曾成杰12日上午被“秘密处死”。注射死亡,家属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甚至连正式通知也没有!据称是曾成杰的遗嘱被曝光,遗嘱中披露了该案的详细经过。

曾成杰遗书全文

喜崽、珊宝宝:我心爱的好孩子!爸爸的身体已快不行了,因为在看守所呆了四年半了,缺少营养、缺少活动、缺少锻炼,加之一直戴着脚镣手铐,监房狭窄,怎么活动,如何锻炼?特别是头两年被秘密羁押在怀化沅陵县看守所、长沙望城县看守所(共转移了五个羁押场所)时,连爸的名字都换了,所以你们无法知道爸关押在何处,当时你妈妈羁押在宁乡县看守所,你姐夫被羁押在泸溪县看守所,你姐姐被羁押在长沙县看守所。我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度过来的。

孩儿:爸爸很可能等不及法院的公正判决那一天了!若万一惨死在监牢里,你们也不用过于悲哀!因为我或者比死还难受!法律啊,显得多么公平公正啊!诉讼期限审判规定一个半月内审结,可是爸妈的案子一审法院开庭后,等了一年多才宣判!这是为什么?这是权大于法,领导干预,导致司法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你们想想看,湖南省成立的10.2专案组——省政府委派李江书记当组长。他当时是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可想而知其权威多大(现在已退居二线)。

1、 一场触目惊心的抓捕过程。

2008年10月2日的晚上,吉首市政府召开22家民营企业老总、副总会议,爸参加了,还有公司管财务的宋总也去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评估资产”,市政府从长沙及外地其他城市请来了22家资产评估公司,也参加了会议,还有市人大主人、市政协主席等相关主要领导也到席了会议,共有近百人出席。主席台上由湘西州胡章胜副州长、吉首市政府宋清宏市长、李卫国常务副市长三人主持会议。会议进行至晚上九点钟时,突然冲进来四五十名特警,他们手端冲锋枪、头戴钢盔把整个会场全部包围了,齐声下令“不许动!双手抱头,把身上口袋里的所有物品和手机、提包等全部摆到会议桌上。“(包括评估人员和政府官员都不例外)此时,主席台上的胡副州长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警察?是谁带队?”接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可能是按照会议签到单上的名单)走上台就宣读执行命令。他说他是省公安厅胡处长,受省政府10.2专案组的委派将下列人员监视居住。此时全场几十名警察包括那位自称胡处长的人均无一人对主席台上的人说一句话。名单宣布完毕后,警察命令这些老总们双手靠背用塑料扣手铐锁住两个大拇指,且解下皮带捆住双手(当时哎呦2个女士说她们是来搞评估的,怎么也拷了)后,立即押往楼下的几台中巴车上,押往一个什么学校集中关押,几天后统一转往戒毒所分别羁押。那时把我们各公司的高中层领导包括家属全部抓来了,共有几百人。

十几天后那个胡处长又来了,将22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安排到会议室开会,主要听取各公司的意见。会上个个纷纷举手发言,均表示只要不关押,愿接收政府监管监督,都可自行化解风险,限期归还融资款没有问题。处长听后说:“你们都能归还?好事好事,先进去吧。又过了几天,省政府徐宪平副省长与李江书记到戒毒所来视察慰问,当走到我的监室门口时,我说:“徐省长,李书记,你们专案组还说依法整治湘西非法集资案,为企业排忧解难,帮企业挽回损失,怎么还天天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关押在这里,我们这几百人当中还有好多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呢!”接着李江书记问我:“你是哪个公司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三馆公司的,我叫曾成杰!”李厅长又问:“你公司的账目账本都在吗?”我答:“我们三馆公司的账目都在,很齐全,办案人员说都抄家了,都将账本财务资料运到这专案组清查来了。”我还说:“我公司的所有支出都是我一支笔签字审批的,我可保证我公司的融资款全部对账,如果查出有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徐副省长站在旁边一直没做声,但在认真听,李书记听我说完后答复:“账目都在就好办,不会太久的。”

后来于08年11月11日我们分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改为刑事拘留,22个公司每个公司有十人左右,由专案组指令22个地市公检法办案,并分别由各办案人员自行安排羁押场所。当时我们有五六家公司的老板签完刑拘证后,戴上黑布面纱罩着头,由武警押送至怀化市沅陵县看守所,至逮捕前我一直很支持配合办案人员工作的,即接收讯问笔录,又自行书写供述材料。可是,逮捕时改变了定性,以犯“集资诈骗罪”下的逮捕令。我顿感气愤,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名。批捕以后,又把我与你姐分别押往长沙县看守所、望城县看守所。并要求所有值班干部把我名字改了,并交代所长:“重点对象,严格看管。”头两年,因改名换姓,秘密关押,外界无人知晓,无人送钱送物,我们一家人(爸爸、妈妈、姐姐、姐夫)那段时期不知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

在望城看守所时,我给李江书记写了一封“汇报信”——68页纸的长信,交给办案人员转交他,但至今没有回复意见。办案人员都是长沙市的,起诉书副本下达后,又把我转到现在这个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你姐与妈也从县看转到市看,便于开庭提人方便。孩子,爸爸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常在心中自嘲:家里邵阳老家有栋三层楼房500多平米,吉首有栋四层楼房600余平米,长沙复式楼接近200平米均是在项目融资之前修的,现在一直空了4年半无人居住,全空着的。你们俩兄妹住在吉首另一套新建的复式楼,二爸爸、妈妈、姐姐住在两个看守所也像一个大四合院式的“别墅”!真是天公不作美啊!

2、 非法处置资产有蹊跷!

特别气愤的是,苦心经营的吉首商贸大世界项目24万多平米,地处吉首市区最繁华地带,底层商铺价没平方三万多元;邵阳新建的五星级大酒店30层,占地55亩,建筑面积七万多平方米,当时只差两个月就营业了;贵州矿山方圆十公里的采矿权和厂房设备以及东北冶炼厂等项目,当时评估价值23.8亿元,却在爸被关押之后不到三个月就非法秘密处置了。爸是08年10月2日被无辜关押的,资产处置是09年1月6日,上述资产全部低价或无价转让给了别的企业。爸从不清楚是多少钱处置的。孩子呀,你们要多学法律呀!爸爸、妈妈、姐姐、姐夫被关押后,爸是08年12月18日被逮捕的;妈是09年1月17日被逮捕的;你姐姐是08年12月18日被逮捕的;公司还有些高管人员也大都在08年12月18日至09年1月17日之间被逮捕。可是处理资产日期是09年1月6日,那个时候,爸爸姐姐才被逮捕18天,其他高管人员至1月17日才逮捕,而提前了11天就把三馆公司的资产秘密处置了。而一审二审法院开庭,公诉人也没有明确告诉我资产被处置了。

法律规定(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受处置资产也应该在生效判决以后才能执行。可鄙的是当晚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开会时就有20多家评估公司分别到各企业评估,被抓这22家企业老总法人代表都个个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评估,后来评估完到各看守所找各位老总核对签字。唯独我们三馆公司没有委托,没有找我核对签字。当时,爸就觉得其中有蹊跷。因为我们公司原已评估作价23.8亿,就算再缩水也有10多个亿吧,而公司总共只欠6.2个亿融资欠款,公司又未欠银行一分钱。所以,评估价出来远远大于6.2个亿的双倍,找我签字就无法无理由拍卖资产了。如此之大的利润空间难道诱惑力不大嘛?难道某些腐败贪官不绞尽脑汁、铤而走险吗?

省政府成立的22个工作组于09年基本都撤退了,唯独派驻我们三馆公司的政府工作组至今尚未撤销。其原因是被非法处置的资产变现后,只给老百姓50.1%的兑付,而这50.1%还要扣除民众已领取的利息。那么,按6.2亿计算,乘以50.1%不扣利息也只需付出3.2亿左右,何况市政府《通告》规定追回利息可冲抵本金。

如果政府追回8个亿的利息,用于冲抵6.2个亿的本金,相反还结余1.8个亿;如果资产暗箱操作卖了23.8个亿,仅只付出(哪怕不扣利息)3.2个亿,这其中应有20多个亿的结余(包括追回的利息)。因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都知道我们三馆公司是优良资产,完全具有双倍归还融资债务的能力。然后,那些腐败官员,获得那么多利益后,反而要让老百姓的49%融资本金扣除,迫使破产处理,群众又敢怒不敢言,告状无门,许多客户纠纷本可上法院起诉,按民事纠纷处理的,却有贪官给法院打招呼,一律不准受理;所得利息不退一律关押判刑;想上网倾诉,宣传部专派人删除;想上访进不去……

孩子啊!你们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能撤嘛?所以,这4年半时间,省政府派驻三馆公司的专案组人员至今还在发工资。直至你爸的案子执行枪决以后,专案组人员也许才敢撤退。老百姓如果知道这个真相,知道三馆公司有23.8个亿的资产在违反法律程序没找我评估签字的情况下,就被秘密处置了,有能力归还而没让我们归还,反而惨遭49%的损失,有3个亿的本金都没退给老百姓。我一直很心痛,心如刀割啊!

这些贪官心太狠了,如此对待我们一家——三口人关押至今,又将我判死刑,还要没收全部财产,我都不在乎,不计较,但,处理了我23.8亿资产后连6.2亿的本金都不退给老百姓,难道老百姓会甘心?会就此罢休吗?

孩子啊!今后你们要时刻关注资产的去向问题,一定要追一部分回来,先把专案组扣下老百姓的另一半本金补请给他们,这可是他们祖祖辈辈的血汗钱啊!千万莫让老百姓吃亏!

孩子:爸已了解非法处置我们公司资产的罪魁祸首就是原吉首市市长宋清宏勾结湘西州政府副州长彭武长两人所为。湘西州。吉首市两级政府以及三馆项目指挥部成员等大小领导(除了宋清宏、彭武长两位贪官外)都是好干部、好官员。那么宋清宏市长、彭武长副州长为什么要把我们一家人(幸好当时你在部队参军,妹在北京读书,否则也难幸免)关押,以及公司高中层共20多人都关押起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以政府名义赶快把公司资产卖了呢?

原因是哪个时候的评估报告出来了,据说是10个亿左右(实际是23.8亿,是爸与工作组08年10月评估的),而三馆公司欠融资款只6.2个亿,所以凭单方面的评估资产大于负债几个亿,才不好拿出评估报告送我签字核对。其他21个企业资产全部交老板核对后当场签字认可。不找爸签字明显就说明资产大于债务,就不能判刑,不能处置资产。因此,宋清宏他是市长,为了达到个人牟利目的才暗中勾结副州长私下结盟,铤而走险赌一把。资产处置后,隐瞒评估报告的重要证据,并向公检法和专案组汇报假情况,捏造了不少“事实”迫害我,并导致李江书记都轻信谣言,真假难分了。要不然李书记不会在会议上说:“曾成杰判死刑,就不要向我汇报了,其他人判死刑的说来听听。”

因此,孩子啊!怪人要知理,你也不能错怪李江书记了,从他两次谈话中分析,他本无恶意。例如第一次就是前面所说的在关押我不久到戒毒所我监室门口说的那一番话:“账目都在好办,不会太久的。”另一次是10.2专案组刚成立之前,08年9月上旬,徐副省长,李江书记到我们三馆工地视察时说:“这个项目不错啊,人气旺地段好啊!”还说:“湘西这些非法集资企业老板还好,一个都没泡,不像沿海地区老板把钱拿到澳门、香港去赌博、挥霍!”

这些话是当天政府指挥部负责人接到通知;“徐副省长与李江书记要到三馆项目现场来视察,要我准备做个简短汇报。最后,我等到下班以后他们还没来,我便打电话问:“怎么李书记他们还没来?”指挥长说:“李书记、徐省长他们来过了,他们没提起要见开发商,我就没叫你了。”我问:“李书记,徐省长他们俩讲什么没?”他就说了上述这些话:“三馆这个项目不错,人气旺,黄金码头。”……

所以李江书记本意并无坏心。后只因徐宪平副省长调到国家发改委去了,只有李书记一个人任组长,他事务众多,认为吉首市市长和副州长都汇报说三馆公司和曾成杰如何如何,他就轻信了。主要李书记没时间看我写给他的那封68页长信,我一再要求专案组在处理湘西非法集资案件中,对能够有能力归还的好企业不能搞一刀切。事先我又将工作组配合我公司做出的“自行化解风险,平稳着陆,分期还清本金”以及23.8亿的资产估价表等方案加印了30多份派陈喜深和司机在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送到州委常委会议室。那晚州市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在专门研究如何妥善处置湘西非法集资事项,我们的方案给参会领导每人发了一份。但没过几天,就在会上把爸抓起来了。

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和你妈一直守在工地上,正开车去接财务老总时,我说老婆,我实在太饿了,下车帮买碗盒饭吃。结果你妈下车买了一盒三块钱的炒粉,看我吃的很香,宋总又还没下楼(宋总住在州法院,买炒粉就在州检察院小街道上),你妈说:“分店给我吃,我一个人回去懒得做饭了,七八点钟了。”于是爸又分了一半给妈吃。

孩子啊!如果爸等不及讨回公道的那一天,含冤而死,爸将死不瞑目!一个人们声称的亿万富翁,谁又了解到我们企业家创业的艰辛!那半盒炒粉就是爸人生自由最后一天的最后晚餐!那晚开会接宋总的那台车也是借的工地项目经理陈胜录的新奥迪车。这台车停在市政府,我关押后等了一年多才想起将车钥匙交办案人员退给项目经理。一个亿万富翁自己连车都舍不得买一台,(原爸没收了你姐姐买的一台奔驰越野车,因在出事前两个月出车祸把车碰报废了,保险公司赔了70万,都用于抵付利息去了。所以后面一直没买车)这就是爸艰苦朴素的作风。

爸被抓后,妈一个人在家不安心,就到广州部队来看望儿子,被公安监听电话,又来到广东,(也就是看望儿子离开后)把你妈也抓起来了。她身上总共搜出了二万块钱,却社会谣传你妈带了几千万准备逃出国,在广东抓回归案。儿啊!谣言多么可怕啊! 爸的公司抄家包括爸的办公室,我们家几处私人住房全部抄家,在庭上说拖了三卡车到专案组,有公司与个人的所有财务资料及各种物品。三卡车但一张扣押清单都没有,造成我们打官司举证困难,至今专案组没撤销,所有书证财务账单都尚未退回,要是有些重要证据毁灭了怎么办?

例如判决书上讲你妈私购房产三处,而事实上这三处房产都是公司办证人员为了办证方便和公司贷款抵押而为,但她本人都不知道。你妈在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桌,没有经办一笔融资款,也被判了五年半冤刑。要是抄家抄去的证据不毁灭,只要把妈名下的房产证、门面钥匙以及卷闸门都进行技术鉴定,如果这三样都没有爸妈或姐姐姐夫的指纹,应该就可以说得清楚吧!

判决书讲转移资产2.6个多亿,那都是我们总公司下层各分公司的项目,都是在营业执照经营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公司财务账面上都有反映,会议纪要宣传资料等都是三馆总部的财产,岂能认定转移资产呢?孩子,爸明确告诉你们,爸妈姐的事件及其三馆公司,除了融资定性外,其余没有任何问题!具体我的辩护理由,找王律师查看。爸在这里四年半时间了,前前后后自行书写了上千页纸的无罪辩解理由,要是李江书记当时能把我写给他的信能看完,能从网上查看几位律师的辩护词以及高铭暄、陈兴良等九位法学泰斗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而决不会轻信市长宋清宏等人的假汇报。

儿子啊:去年最高法院法官提审讯问爸时,大法官问道:“你是在哪里被抓的?”我答:“是在吉首市政府常务会议室,晚上开会在会上被抓的。”又问:“是谁通知你去开会的?”我答:“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通知的。”实际上后来我回忆,应该=是指挥部龚书记通知我的。但爸从大法官的这段问话中,他虽没透露什么,但爸可听出弦外之音:应该是省高院等领导或专案组派人到最高院汇报假情况说爸妈是携款潜逃到国外被遣送回国的。所以大法官才问的那么详细。所以可想而知某些官员千方百计捏造事实陷害爸爸,并把09年吴安英自焚事件,以及08年9月5日的9.25群体事件都归罪于爸爸头上。不过,爸已把事实真相一一地向最高院大法官汇报清楚了。

最后法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尽快依法改判,在民间融资的新法律没出台之前我愿意接受按刑法176条从轻判处;要求把资产重新评估并追回,首先用于归还老百姓的钱,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我不要求国家赔偿损失,但要求兑清老百姓的钱以后,多余的钱退给我们公司。最后爸还要求如果要发回重审请把案件委托给浙江省高级法院审查,因为媒体上评论浙江吴英案跟爸是同类型,而且又是在前一天同时判死刑的,但爸认为浙江高院齐奇院长的讲话很符合现实,齐院长的原话:“是不是属于集资诈骗,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在于有没有实施诈骗而不是看形式上也是这个行为。也就是筹集来的钱有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还是用来挥霍。如果只是用于经营的摊子铺得太大,支付利息又高,再碰到金融危机,资金链断了,还不出来,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叫经营亏损,法律上的出路依法破产,实行企业重组或者破产清算,而绝不是集资诈骗犯罪。”

结合爸的案子,爸的公司完全具有双倍偿还债务的能力,可是宋清宏这位霸道的市长,把我们一家四人和公司20多位高中层管理人员关押后不到三个月的时日,就非法处置了资产。所以导致本案至今难以结案。不过,望孩儿放心,最高院那两位法官最后说了一句话,大法官说:“发回重审到浙江高院去审,几乎不可能,不过请相信我们最高院办案公平公正的,我们会慎之又慎的。”

因此,请孩儿们要相信,当今社会好人还占大多数,大清官还是有不少,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习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常委当选登台后,及时制订《八条法律规定》,其中就有惩治腐败官员,司法独立,也就是以后办案,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些规定,爸深感下达得及时,爸相信只要大领导和掌握事实真相的广大群众了解真相后,应该会同情我们一家子以及湘西人民其他公司收到遭遇的企业与民众等无辜者。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会公平公正的,相信习主席、李总理会议制订的《八条纪律规定》会落到实处的。相信省委周强书记调任最高院当院长以后,周强院长了解真相后,不久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但千万不能相信宋清宏市长那些贪官污吏!

孩子为什么不能相信市长宋清宏,其原因是我们双方发生过争吵。他怀恨在心,借机报复。事情是这样:2008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爸爸为了给融资老百姓兑付融资款,便通知公司各部门经理开会,议题是根据吉首市政府2008年下达的4号《通告》精神:非法集资企业经工作组清查清算,对有能力归还的企业,可以及时归还集资本金;有能力归还但咱不能归还的企业,可与债权人协商,采取分期规划;对没有能力归还债务的企业,采取破产清算。我们公司属于2类有能力归还但暂不能归还的企业,可与债权人协商采取分期归还本金,按照公司上级政府的“自行化解风险,平稳着陆,分期还请本金的方案”与客户签订“自行化解风险,分期归还本金的协议”,并研究拿出一部分房产抵偿债务。

最后会议形成一致意见:一、由各部门经理分6个组,,每组3个人,分6个窗口签约,把原来所有单据合同收回来,重新签约。计划一周内完成;二、拿出“现代城”房产以抵债形式,客户愿抵者,签完协议以后,可以抵偿债务,这栋房产总价值约2亿元以上。可抵掉融资总欠款6.2亿的三分之二。 散会后,可能有人把会议内容外传了,被宋市长知道了,便通知我立即到市政府常务会议时开会(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进入会议室时,只见里面有六七个人,由宋市长主持,但我觉得奇怪,今晚这个会怎么只通知我一个人来开会?而且还把市公安局长请来了,什么意思?

我刚坐下时,宋市长说:“曾成杰,你老实交代,今晚你召开了一个什么会?”我答:“今晚我们公司研究如何尽快还清老百姓的钱,尽快与老百姓重新签订”自行化解风险、分期还款”的协议。”宋吼道:“是谁同意你签的,请示我了吗?”我说:“你们政府4号《通告》规定,我们企业需与客户协议一致,可分期还本,老百姓愿意放弃利息都没关系,我们已经签了100多份了,市委叶书记、清算工作组、工程指挥部等领导都知道。”宋又吼道:“你请示我了吗?”我答道:“今天下午叶书记专派工作组唐部长、部主任、龚书记三人找我商量此事,已经商量好的事,你莫发脾气咯,有话好好说。”宋大吼:“曾成杰,你一个外地老板,不守规矩,没来请示我就与客户签合同,用房产抵债,我问你,我同意了吗?把我没放在眼里。”我说:“宋市长,你莫发气,我们这些企业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实在不容易!”宋将桌子一拍,大吼:“什么鬼企业家,拿集资款挥霍,给我们惹这么大的祸。”此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我并没做错什么,于是,我也拍了下桌子说:“什么狗市长,吸人民血汗的市长,当官要为民做主,我唯独错在没与你烧高香,是吗?”

于是双方争吵了一个多小时,其他几位参会领导轮流劝我少说几句,让市长骂几句没关系。我说:“我没做错什么,我开会是要求尽快想办法把老百姓的钱还清,尽快重新签订分期还款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书是政府工作组、政府指挥部都审查了,老百姓又愿意接受,叶书记也知道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轮番劝我:“不管怎样,他是市长,你外地来的,求财不求祸嘛,忍一忍,消消气。”我说:“我欠债还钱,这是硬道理,讲到哪里去我不怕,哪有这么野蛮的市长,不准我签约还钱!真岂有此理!”宋说:“莫劝了,劝也没有用,他如果明天还要继续签还款合同,我就把工作组、指挥部、公安人员通通撤了,看他没有政府的支持,还能搞的好吗?”临走时我又问了句:“我们用房子抵债可以吗?”宋即刻回答:“不行,听我的,你先走吧!”

几天后,在一次群访事件中,市长宋清宏副州长胡章胜以州长名义接待答复民众,我公司有个客户对俩领导说:“三馆资产雄厚,又讲信用,这么好的企业,政府千万不能宣布破产。”宋市长说:“我是看在你们股民的份上,要不然三馆曾成杰,我要整死他,是分分秒秒的事。”胡州长担心民众生气,便说:“不会的,不会的,三馆不会宣布破产的。”可是又过了几天,于10月2日晚在会场上把所有参会企业老总们全部关押,名义上监视居住,实际上比刑拘关押还要严格,几百人都统一关押到州戒毒所,全由省里调来的武警和公安厅干警看管。我们说:“我们中有好多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怎么能随便关人?”办案人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怎么样,照关不误,把”证”拿来,我们复印一份寄到你们当地人大或政协了事。”接着把我们的“证”搜走了。各公司人员被关起来之后,那晚开会的22家评估公司单方面进行资产评估。结果,其他21家企业资不抵债,便将评估报告送到看守所找各老总签字认可。唯独我们公司,资产远远大于债务,所以一直不见评估书,且连委托书都从没找我签过字。

在一审、二审法庭上,也没明确告诉我们资产已被处置了。直至春节前不久,我在州政府官方网站资料上发现我们公司的资产竟在我被关押不到三个月就被市长宋清宏、副州长彭武长非法处置了(详见官方网站签约仪式)为什么市长副州长急于处置资产,其原因三馆只欠6.2个亿的融资款(会计鉴定融资总额达34个多亿,但已归还了28个多亿的本息,只欠下6.2亿本金)但资产总额有23.8亿,就是凭单方面的长沙评估事务所,哪怕市长授意,也怎么不敢出具低于6.2亿的资产评估报告。因为评估师也会担心吊销执照的问题,所以市长未能如愿,只好勾结副州长彭武长(他俩都是湖南花垣人,宋清宏是从湘泉酒厂副厂长调到市政府当市长的,当时彭武长是从花垣县委书记调到市里当市委书记,与宋清宏搭配班子)以州政府、市政府名义将三馆公司的资产非法处置,并还捏造了大量的事实:如吴安英自焚事件,9.5和9.25事件等都归罪于三馆公司,以蒙骗公检法的办案人员。

爸原以为一审的二位公诉人故意整我,在起诉书副本来了之后,二公诉人问了我许多情况,我都一一耐心解释,公诉人说:“呵,原来这样?”我猜想她们是上政府宋、彭的当了,将报情况信以为真,但,又无奈。因市长代表市政府,副州长代表州政府,无可奈何。谈完话后我问二位公诉人:“你们凭什么判我死刑?”王处长说:“你一贯勤俭节约,又不浪费,又没挥霍,在庭上你可以辩护。”但后来一审判决下来以后,我上诉时,仍对二位公诉人有意见,认为是他们的原因所致,便在上诉状中还发了些脾气,但我对二审公诉人表示理解。

直至年前,我看官方网站:州政府举行的拍卖资产签约仪式会上,是市长宋清宏、副州长彭武长坐在主席台上把三馆公司的资产拍卖了。公、检、法没一人参加。此时,我才解开心中的“症结”,恍然大悟,不能再错怪公诉人了,因为他们也只能听政府的,而政府又恰恰是宋清宏、彭武长两贪官代表州、市级政府非法处置了三馆公司的资产,导致本案已时达4年半了,还久拖不决。其责任完全在于宋、彭二位罪过。不能再错怪检察院、法院、专案组的其他经办人员。

李江书记最初的初衷是“依法整治湘西非法集资行为”、“严厉打击湘西非法集资犯罪”本不应该搞一刀切,对还不齐集资款,或挥霍、违法犯罪的集资企业应当严厉打击;但对有能力归还而且我们能双倍归还,又无行贿、偷税、挥霍、转移资产等行为,不应一刀切,应当扶植才对。但,李江书记不知道我与宋清宏市长有过结,也不知道宋与彭副州长是老乡,又曾当市委书记搭班的复杂性,信以为真,盲目决策。
















郎咸平:房价没跌7大原因 百姓永远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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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房地产调控已经持续这么久,各地也相继出台了“限购令”等调控措施,但是时至今日,仍难看到房价回归理性的水平,这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没搞清炒房资金的来源

  很多人提起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就非常恼火,认为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房价才会这么高,才搞得大家买不起房!我们制造业现在的平均毛利润只有5%,如果再去掉一些其他费用,我们的制造业基本是不挣钱的。相比较来说,炒房子是一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事情,很多以前做实业的人,现在基本都跑去炒房了。他们的观点基本相同,都认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做实业又累又挣不到钱,炒房又简单,利润又高,因此也不能全怪他们。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过去推出的一些措施也给了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有可乘之机,比如2008年的时候,为了刺激房地产,央行在一年之内四次下调利率,幅度达到1.71%。同时二套房贷也有购房贷款利率7折的优惠。不少投资投机者正是利用了这一政策优惠,实现了自己炒房的目的。

  原因之二:信贷调控没有触及到房地产

  在房价飚升、民众抱怨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密集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但是,透过对这些调控政策的分析,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们的一些信贷调控还是没有触及到房地产。原因很简单:第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金是很大的一笔收入。第二,在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我们的金融机构最怕的就是房价下跌,因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房价下跌是最大的系统风险,金融机构自然不会自取灭亡。

  而从税收的角度分析,在目前的制度和市场状况下,还很难调节进入楼市的资金。要衡量税负是不是重了,我们不能只看税率,因为这只是表面上的,根本没办法反映真实的状况。我们应该看的是这个税最终能否转嫁出去。打个比方,从表面上看,中石油和中石化每年都要缴纳资源税。可是,就算对这两个寡头征收200%的税也没用,因为无论政府征多少税,它们都能够透过价格把它消化掉,也就是说,它们能把所有的税负都加到价格上去,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它们能保证自己的利润率不会因为资源税而下降。同样,对于炒房者来说,也完全可以把税费转嫁出去,而且还不担什么风险,至于炒房的利润究竟有多高,大家心里已经相当明白了。

  原因之三:只注意短期房价下跌的表面现象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控之后,2012年3月,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月份整体房价仍呈上升态势,但是70个大中城市中有45个城市新房价环比下降,涨幅缩小的城市也明显增多。然而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房价继续上涨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一表面现象也给予了我们三方面的警醒。

  第一,2月份和1月份相比房价好像不涨了,可能还有点微跌,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看起来非常好。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我以北京为例,表面上交易量是大幅下跌,而且二手房的交易量比去年下跌了38%。对于房价,如果把通州地区也平均进去的话,肯定也是下跌的了,但是三环之内没有怎么跌,所以在表面上平均价格好像跌下来了。

  第二,中小型开发商被大量淘汰,而一些大型开发商却是越来越壮大,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比如,去年一整年下来之后万科整个销售量上升了41%,利润上涨了32%,就连第七名的碧桂园销售量跟利润也上升了35%。之所以大型开发商越调控利润越高,是因为他们撑控了大量的资源,因此市场震荡的结果,等于是新一轮的洗牌,让那些大鱼把小鱼都给吃了。去年在地产行业的有规模以上收购兼并高达124宗,其金额超过1500亿元,也就是说在调控后市场的影响下,大鱼变得更大了,小鱼慢慢地被吃掉了。

  第三,就是土地出让金。2010年是2.7万亿元,2011年高达3.15万亿元,创历史的新高。对此,你发现地方政府也挺高兴,因为土地出让金也上升了。因此调控的最终结果,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房价里面,12项税跟56项费,另外还有土地成本,加在一起占到了房价的70%左右。房价如果要降到合理的价位,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跟途径降下来。其中70%是税费和土地成本,这是刚性的,目前看不到下降的趋势。还有10%最起码的构建成本,这个也降不了。另外,开发商有20%的利润,有很多的支出都含在这里面,所以这至少还有10%的利润来保障它的支出。也就是说,房价再怎么降也不能突破90%的这个刚性关口。

  原因之四:保障房没给老百姓一个预期

  在房地产的调控中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保障房,现在全国都在搞保障房“大跃进”,地方政府似乎觉得当务之急就是盖房,然而其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央视采访了一位天津居民,这个被采访的人通过摇号得到了房子。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他说感觉很幸运,这其中就有问题了。

  我们推出保障房政策的目的是好的,但是方法却值得商榷。包括如何来贯彻保障房的公平,比如不是用摇号制度而是用排队制度。因为如果所推出的条件不是老百姓能接受的一个公共意见,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举例来说,深圳的廉租屋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32万元资产,为什么是32万元,不是50万元?所以数字本身就有问题,一个人32万元,一家三口32万元,那么谁应该有优先权?我们没有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一种分类。在中国香港地区,你的年纪、职业、有没有小孩子、有没有双亲奉养、你的资产有多少、薪水有多少、股票有多少,根据这些然后形成一个打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根据民众的意见来界定多少是临界点。假如是50万元资产,在这个数字之上没有希望,你就努力赚钱,自己买商品屋,在这个数据之下,你就符合了,要慢慢等。慢慢等也要按照这个打分,按照时间一定会分配到,比如今年建了5000套保障房,按照分数最高的先住这5000人,分数低的没有什么好报怨的,因为分数高的比他们更需要房子,因此他们有一个希望在那里,而这个预期很重要。

  如果说能让这个预期产生,而且公平的话,这就完成了保障房的经济学的理念,因此保障房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设计出一套公平的等待制度。保障房不可能一步到位的,但是一旦给老百姓排队制度之后,他们总会排到,而排到的结果就是政府自己有了充裕的时间去安排建设,老百姓也安心了。而且一旦有了这个规则之后,地产商也安心了,他知道保障房每一年按这个速度建设,因此不需要捂盘、不需要囤地。由此来看,政府不需要在每一年报告中说要建设1000万套或者800万套保障房,而是由老百姓打分,而且是网上打分,不是政府去挑选。老百姓参与评分制度,评分以后全部在网站上公示,老百姓自己来做监督。

  在新加坡85%都是经济适用房,而且经济房的标准非常清楚。一家三口在几年之内能住得起三室一厅的房子,价格就应该是新加坡居民的收入的中位数乘上5或6,它不是根据成本,也不是根据市场价格。而我们,经济适用房是市场价的80%,这代表说又是波动的,又打破了大家的预期了,这是不行的。由于新加坡的做法完全符合我们所说的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不打压高端楼盘。新加坡就透过这些有钱人炒作高端楼盘,其土地才卖得高价,才收取更多的出让金和交易税,这样才有资金去建保障房,所以高档商品屋,是保障房的基础。如果把他们都打垮了之后,高端楼盘卖给谁,不能把高价房卖给这些有钱人,交易税收不到,出让金收不到,用什么资金建保障房?保障房不能简单地政府出钱,一定是有钱人来出钱,帮助弱势群体构建保障房。因此就一定要保证一个繁荣稳定的高端楼盘市场,让他们能从中赚钱。而我们错误的观念认为,高端楼盘上涨拉动中低端楼盘上涨,这是胡扯的!高端楼盘涨跟低端楼盘涨的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一起涨,因此不要用这个误解打压高端市场。

  原因之五:没弄清房产税的本质

  另一个唿出欲的政策就是房产税,它被很多人看作是打压房价的最后“杀手锏”,可悲的是就连我们的很多学者都没有搞清楚房产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城市房产税的改革指导原则与建议》,封面第一句话就讲,房产税必然要承受非常重要的政治代价。既然房产税如此重要,用它来打压房价是对是错?很多人不知道,美国推出房产税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压房价,而是为了让房价升值,藏富于民,让老百姓获得更高的价值。

  按照美国的做法,美国平均征收1.38%的房产税,房产税的28%给乡镇政府,22%给县政府,4%给州政府,政府用于修建花园、广场、搞绿地、聘用警察。而剩下的46%全部拨给教育,用以提高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所以美国99%的老百姓念的都是公立的学校。他们的钱是这么花的,而且所有的支出有非常的清楚的账本,老百姓可以随时上网查询。美国在这种透明的制度之下,征收房产税老百姓是非常高兴的,房产税征收的结果,警察多了,环境改善了,教育改善了,老百姓的小孩子可以放心叫他去上学。治安环境、教育环境都搞好了,房价自然增值,而每增值100美元,政府拿走1.38美元,剩下的归于老百姓,所以美国征收房产税的结果,是使这个地区的房价大幅增值。对于美国的老百姓而言的话,每一年缴1.38%的房产税,就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而这些福利是他们个人做不到的,必须透过政府的公权力行为让所有社区的人都同时缴这么多钱,然后才能达到这种所谓的环境改善的目的。所以美国征收房产税是为了藏富于民,为了让房价升值。

  在美国,由居民公选举出最诚实敬业的人做评估师,来为房产做估值。一般是两个不相识的人上门共同评估房产,测量房屋的面积、登记房屋的数量,包括有多少个浴室、车库等等,登记完之后,两个人分别做评估,然后上网公开,居民能查到所有资料。如果认为过高的话,可以找评估师来理论,评估师会详细的介绍评估方法,如果还不满意,可以各向州评估委员会上诉。

  相比之下,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来评估地产?评估不了又如何收税呢?收了税之后又如何用这笔钱呢?如果不搞清楚,到最后就会成为一笔煳涂账。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所以目前没有征收房产税的条件。

  房产税的税种和其他的税种完全不一样,其他税种都是赚钱之后分一部分给政府,房产税是没有创造收入的情况下从老百姓口袋里挖出一块肉来。薪资所得该缴税、企业该缴税、房屋交易税该缴,因为老百姓赚钱了。如果个人不是把房产出租而是自己住的话,缴了房产税的结果,就是没赚钱也要缴税了。

  原因之六:房地产调控的三不知

  A不知道降房价的手段是什么

  我们的“限购令”就是取消了部分人的购房资格,这个下调房价的手段,可能会让一些最应该买房的人不准买了,所以让房价稳定住了,甚至还有稍微下跌的趋势。比如通州,不让他们买房需求下跌,房价一定会下跌。问题是,房价当中70%是税费和土地成本,10%是构建成本,还有10%是其他支出,加在一起是90%,因此房价再降也不能降到90%以下。这就是为什么,像北京,上海内环或者是上海的中环之内,北京的五环之内,房价要跌也是阴跌,看不到大幅下挫,因为90%的成本在那里。如果说房价只能跌10%,而90%是硬刚性成本,那很多老百姓可能永远买不起。如果房价90%是刚性成本的话,那么也很难达到所谓的收入水平。

  B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希望获得保障房

  中央政府拨款给地方政府大概是8000亿元左右。一栋房子的成本很低的,大概85000元建一栋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土地都不要钱的,以目前8000亿元的资金来看,足可以建1000万套,这也是政府所讲的。目前已经完在了400多万套,再建1000多万套,这也是政府讲的。1000万套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建成了。我想问老百姓分到房了吗?我们搜集了很多数据,发现保障房中的许多都是福利房、动迁房,保障房在数量上仍难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C地方政府假装不知不能依靠土地财政

  现在我们的房产有12项税,57项费,还有土地出让金,如果再加上房产税,将使得地方政府完全被土地财政套牢,而进一步套牢的结果就是房价水涨船高,他们必须卖土地,必须想尽办法拉高地价,让老百姓多多交易,致使房价根本下不来,而那些地方政府肯定是假装不知道的。

  原因之七:不减少税费怎么降房价

  降房价真的那么难吗?我们天天批评地方政府卖地的行为,卖地只是表面现象。似乎相关部门表面上看到了问题,于是说要改革税制、重建财税结构,地方政府下一步不是土地财政,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告诉我们,要全面开征房产税,只是把土地财政变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如果全开征房产税,结果就是让地方政府更进一步地陷入了土地财政的窘境。

  我们目前整个税制还不尽合理,我国现阶段涉及的房地产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7项,这还不算土地出让金。计算下来的话,我们现在的房价里已经包含30%~40%的税费了。地方政府不管怎么讲它拿30%的钱,做的事还是挺多的,有可能做了70%的事。问题是这么做下去让地方政府陷入土地财政这种漩涡里面,下一步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希望房价越高,它的土地就卖的越好,然后有钱人又去买房,把房价再炒高,地方政府非常高兴,然后土地卖得更高,形成恶性循环,房价根本不可能降低了。其实真正要降房价就是要改革税制,让出让金减少,让各种税费减少,这才是降房价的最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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