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七一前遭袭后，香港免费报《am730》老板、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30日凌晨也遭两名暴徒铁锤砸车，但他对本台表示，不会改变敢言的作风。
现年64岁的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30日凌晨驾车途径旺角时，被一辆汽车恶意截停，2名年约30岁瘦身材男子，手持铁锤用力砸他的车厢玻璃。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初初走过来砸我玻璃，我傻了，有两秒钟，动都不会动。之后才醒了醒神，知道想办法，他的车顶着我前面，我就退后那架车，找空位开出去。
施永青说不知道遇袭原因，但怀疑和撰写专栏触怒某些人有关，但强调不会改变自己的作风。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我今天有交稿，我今天早上都有写，我不会因为这些毫无关系的事情改变自己的行动。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斥责梁振英上台后，香港日趋暴力和黑道化。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施永青、黎智英给人袭击，法轮功给人搞，连林老师都给人抹黑。我觉得梁振英的政治任务就是将香港赤化，还有将一些华资逼走，给红色资金取代。
亚洲首富李嘉诚儿子李泽楷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时，也表示对事件的忧虑。
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香港保安很重要，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0800
施永青曾多次撰文批评梁振英施政，今年7月7日还参加游行抗议地产辣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2013年8月1日星期四
2013年7月27日星期六
香港为何衰落？
【泛华网2013年07月27日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redapple691007。 泛华网试图追寻该文的最初来源，但没有成功。如果有读者知道，希望可以告知。作者可能是在港陆人，所言颇切中香港时弊——特别是特区政府政治经济决策困难的症结所在。
香港的未来真是一片渺茫。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当初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我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李嘉诚发家了，却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
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泛华网注：香港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是7,061,200]。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
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并无区别，都是“代理人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延续一个殖民地的代理人政府。
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并非！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殖民地的代理人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
20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对比之下，香港政府在19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一个男人，自己决定自己要负责，你哭什么呢？
曾荫权显露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代理人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独立的自主决策权，得到权力也不会使用。因此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却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的要求合法。结果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然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
但是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过于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两派政客演戏逗的一阵哭哭一阵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
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
香港人只要一直维持这个心态，那么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香港的未来前途必然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也没有智慧走这条路。他们又愚蠢地也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带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这就是个无解的死结。
嗟尔香港，再不反省转型，气数将尽矣！
香港的未来真是一片渺茫。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当初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我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李嘉诚发家了，却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
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泛华网注：香港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是7,061,200]。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
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并无区别，都是“代理人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延续一个殖民地的代理人政府。
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并非！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殖民地的代理人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
20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对比之下，香港政府在19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一个男人，自己决定自己要负责，你哭什么呢？
曾荫权显露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代理人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独立的自主决策权，得到权力也不会使用。因此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却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的要求合法。结果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然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
但是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过于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两派政客演戏逗的一阵哭哭一阵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
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
香港人只要一直维持这个心态，那么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香港的未来前途必然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也没有智慧走这条路。他们又愚蠢地也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带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这就是个无解的死结。
嗟尔香港，再不反省转型，气数将尽矣！
2013年7月25日星期四
梁班底再爆丑闻 泛民举报促下台
2013-07-24
被指诚信破产的梁振英，七一游行后，诸事不顺，除传出遭北京架空，其班底近期再爆丑闻。已经有多次涉嫌利益输送记录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爆出屯积农地图利，多个泛民政党星期二到廉署举报陈茂波，指其涉及严重利益冲突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要求立案调查，并认为陈应立即下台。
口号：你骗人、陈茂波下台、法办陈茂波。
口号：陈茂波下台、梁振英包庇下属可耻、打倒港共政权。
社民连和人民力量成员先后到位于北角的廉政公署总部举报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要求廉署撤查陈茂波在事件中，有否涉及利益冲突、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和隐瞒拥有资产等不当行为。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应该立即辞职，立即离开办公室等待廉署根据相关的条例进行调查之后，再继续履行局长职务，其实他应该下台的。
人民力量成员谭得志：陈茂波由劏房到现在，接二连三爆出丑闻，梁振英继续包庇陈茂波，其实陈茂波不下台，他都很再推新界东北发展。
民协则一早到特首办外抗议，批评陈茂波大力推行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却一直未有公开披露家人持有该处农地，有以权谋私之嫌，要求陈茂波下台。
另外，早前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多位议员追问其家族拥有至少三幅农地，按新界东北区发展计划赔偿方案，估计可坐收过千万元赔偿，认为他应该辞职下台。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陈茂波局长上任至今涉及连串丑闻，包括醉酒驾驶，经营当房，及拥有古洞多幅农地，谋取暴利等问题。促请陈茂波立即辞去发展局局长的职位。
香港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局长只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一个是辞职，一是切断和东北发展任何有关的工作。
特首梁振英则继续包庇下属，指陈茂波完全符合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
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林秀宜在香港的采访报导。
口号：你骗人、陈茂波下台、法办陈茂波。
口号：陈茂波下台、梁振英包庇下属可耻、打倒港共政权。
社民连和人民力量成员先后到位于北角的廉政公署总部举报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要求廉署撤查陈茂波在事件中，有否涉及利益冲突、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和隐瞒拥有资产等不当行为。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应该立即辞职，立即离开办公室等待廉署根据相关的条例进行调查之后，再继续履行局长职务，其实他应该下台的。
人民力量成员谭得志：陈茂波由劏房到现在，接二连三爆出丑闻，梁振英继续包庇陈茂波，其实陈茂波不下台，他都很再推新界东北发展。
民协则一早到特首办外抗议，批评陈茂波大力推行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却一直未有公开披露家人持有该处农地，有以权谋私之嫌，要求陈茂波下台。
另外，早前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多位议员追问其家族拥有至少三幅农地，按新界东北区发展计划赔偿方案，估计可坐收过千万元赔偿，认为他应该辞职下台。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陈茂波局长上任至今涉及连串丑闻，包括醉酒驾驶，经营当房，及拥有古洞多幅农地，谋取暴利等问题。促请陈茂波立即辞去发展局局长的职位。
香港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局长只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一个是辞职，一是切断和东北发展任何有关的工作。
特首梁振英则继续包庇下属，指陈茂波完全符合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
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林秀宜在香港的采访报导。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陈方安生：无理由再拖延政改咨询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没有再拖延展开政改咨询的理由。
“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对香港媒体表示，现在离2016年立法会选举还有3年，这次政改极具争议性，涉及功能组别和分组点票的存废问题。
她指出，真普选的定义应该同时符合国际标准和《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两者并无矛盾。
陈方安生于今年4月宣布成立“香港2020”组织，收集社会对政制改革的意见，并推动双普选。
她表示，民间正酝酿以公民抗民的方式争取普选，只要政府妥善回应市民的要求，落实普及而平等的真普选，自然可以避免社会行动升级，否则政府应当承担责任，绝不能诿过于人。
陈方安生此前曾表示，只有通过“真普选”选出行政长官，才能改善香港的管治及保留香港的核心价值。
（撰稿/责编：萧尔）
“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对香港媒体表示，现在离2016年立法会选举还有3年，这次政改极具争议性，涉及功能组别和分组点票的存废问题。
她指出，真普选的定义应该同时符合国际标准和《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两者并无矛盾。
陈方安生于今年4月宣布成立“香港2020”组织，收集社会对政制改革的意见，并推动双普选。
她表示，民间正酝酿以公民抗民的方式争取普选，只要政府妥善回应市民的要求，落实普及而平等的真普选，自然可以避免社会行动升级，否则政府应当承担责任，绝不能诿过于人。
陈方安生此前曾表示，只有通过“真普选”选出行政长官，才能改善香港的管治及保留香港的核心价值。
（撰稿/责编：萧尔）
2013年7月10日星期三
占领中环声势渐大 传中央改变策略 政改咨询或提前
香港几十万市民上街参加七一大游行要求真普选 (美国之音海彦拍摄)
谭嘉琪
从本月七一大游行后，香港争取普选占 领中环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民调显示， 更多港人支持争取普选占领中环运动。更有消息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提早进行香港政改咨询，以减弱占领中环运动的影响力。另外，泛民主派人士在星期三提出了 三个2017年普选特首政改方案，并计划在香港各区宣传，带动公众讨论。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本月3至5日访问了一千多位香港市民，了 解他们对占领中环运动和特首选举方案的取态。调查结果显示，从今年4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时间，有更多香港市民对占领中环行动表示支持。这段时间港人对该行 动的支持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32%。相应的，对该行动持反对意见的港人所占比率下跌了5个百分点，将至46%。而表示一般支持和不清楚的，分别约占 13%和9%。
数据显示， 越年輕的受访者越支持占中运动，相反年纪越大的越反对。18到29 岁的受访者中，有41%表示支持，31%表示反对，22%表示一般支持。而在5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支持占中运动只有27%，一般支持有9%，反对的则有54%。
中文大学政治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嶽指出，今年7月1日 七一大游行催谷更多香港市民考虑用新的方法争取普选，加上较多人开始认识占领中环的理念，和港府近日出现政治困局，让港人感到港府管治没有出路，因此有更多人支持占中运动。他估计，未来占中的正反立场比率会继续拉近。
＊中央或提早政改咨询＊
据苹果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近日首度在北京开会，讨论香港当前面临的问题。该消息说，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央政治常委张德江有意提 前进行香港政改咨询工作，以缓和占领中环的影响力。消息人士指，中央政府原来打算在明年初开展政改咨询，但因为占中运动获得香港社会各界共鸣，估计运动会 给香港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决定提前咨詢。
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庭对美国之音说，七一大游行后有许多媒体详细报道占中运动，尤其是电子媒体，市民对事件的内容认知深度比以前高。他们还发现，当市民对占领中环运动认知深度越高，占中的支持率也会越高。
戴耀庭说：“我不肯定他（中央政府）会不会如报道所说那样会提早咨询，但我相信由七一之后所看到的一些信号，他们是看到占领中环的声势是慢慢形成，我想这也无可避免他们会改变他们的策略。”
＊民间学者顾问团公布特首普选建议方案＊
由泛民和香港学者一同组成的真普选联盟学者顾问团星期三公布了三个均設有提名委員會的特首普选建议方案 ，声称方案符合基本法。
方案之一是在原有的一千人提名委员会上多加400个民选区议员，参选人若获得十分之一的提名委员会委员支持，或7至8万登记选民的支持，便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
第二个方案是把全港划分為20区， 每区选出20个人來組成400人的提名委员会，若參選人得到十分之一提名委员的支持，便可成為候選人。
第三个方案是建议由全体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组成共500人的提名委员会，並接納公民提名。
亲北京的自由党党魁田北俊表示，要待港府展开咨询后，才会就真普选联盟所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表态。不过，他认为公民联署提名的建议不符合基本法。
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真普选联盟的方案不符合基本法，认为提名委员会要有广泛代表性，靠人海战术的做法并不符合基本法。她还表示，如果靠人数多寡决定提名，未必能选出一个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
美国之音中文网
2013年7月3日星期三
內地媒體為何曲解香港遊行
2013七一遊行（網路資料圖片）
香港7.1遊行（圖）的人數，顯然比元旦遊行、去年7月反國教遊行多，但內地報章、網站當時的標題是《壯哉！香港元旦萬人大遊行》、《一本手冊引發香港「反洗腦」遊行》等，今次則變成《慶典很隆重惠及百姓 遊行很熱鬧訴求眾多 香港「七一」上演民意嘉年華》，冷暖分明。
遊行視同旅遊節目
內地各大報章、網站昨日均未報道香港7.1遊行，只有北京《環球時報》發了長篇報道及社評，但刻意曲解、淡化7.1遊行：一是強調遊行體現一國兩制的活力，「如果沒有這一制度，現在便不會有遊行的傳統」；二是把7.1遊行視同旅遊節目，稱之為「香港社會的『新傳統節目』之一」；三是聲稱7.1遊行訴求繁多、但無逼切的中心議題，「就算政府是黃大仙」也無能為力。
如此把遊行說得像是北京的恩賜，沒有如內地一樣禁止民眾遊行就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如此無視7.1遊行的主題，如此無視港人要求普選、要求梁振英下台的政治訴求，所為何來？
同新華社報道港人元旦遊行時如實提及示威者要求梁振英下台相比，內地官方態度變化之大令人心寒。北京冷眼看待香港7.1遊行，有避免刺激內地民眾上街請願之意、有安撫內地左派之意，更是對無德無能的梁振英的庇護。但把7.1遊行政績化、旅遊化、娛樂化，不只是錯估香港民意，也是對港人和平示威的侮辱和挑釁，將來只會自食其果。
李平
香港 蘋果日報
2013年7月2日星期二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拒绝出席七一回归庆典
今天是香港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16周年的纪念日，2500应邀嘉宾出席了上午在湾仔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酒会，会前是香港政府特首梁振英率领的港府官员
出席的升旗仪式，前首任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也莅临了升旗仪式和酒会。但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上任特首曾荫权以出外旅行为名拒绝出席这次
回归纪念活动。有香港媒体报道说董建华也曾缺席过曾荫权主持的七一回归庆典两次。
香港报业资深媒体人程先生对博讯记者说：“2003年那次50万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促进了董建华于第二年3份辞去了特首的职位，那次大游行主要是针对23 条限制港人人权的恶法和倒董。”他说：“董建华是个君子型的人物，那么多港人要他下台，他就接受了那次游行的诉求。今天大游行说是有60万人参加，你也听 到了，主要的口号是要梁振英下台，可是，梁振英是个很刚毅的人，梁振英不会辞职的。曾荫权拒绝出席庆祝活动倒是个特别的亮点，你看吧，今天媒体报道完游行 后，明天就该追踪报道曾荫权这件事了。”
香港媒体至今仍然不放过曾荫权涉嫌当权时和商家关系不清有腐败嫌疑的追踪报道，而且民众对他7年任职特首的工作非常的不满。但是程先生说：“曾荫权是九七 年前受到港英政府培养的精英人物，中央一直对他不信任，因为曾荫权不被看成是北京自己的人，但是董建华辞职后又没有服众的其他人选，根据法律也只有钦定他 为接董建华班的人，那时曾荫权已经是政务司司长，就是相当于香港的总理。”
香港政府今天向媒体确认，已经给曾荫权发了出席庆典的邀请，但是究竟曾荫权为什么原因拒绝出席今年的港庆活动，相信待敏感的时日一过，媒体还是能回答人们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不过，曾荫权今年初拒绝了习近平当局给他安排的全国政协高职位的邀请。
香港特约记者袁龙报道。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香港报业资深媒体人程先生对博讯记者说：“2003年那次50万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促进了董建华于第二年3份辞去了特首的职位，那次大游行主要是针对23 条限制港人人权的恶法和倒董。”他说：“董建华是个君子型的人物，那么多港人要他下台，他就接受了那次游行的诉求。今天大游行说是有60万人参加，你也听 到了，主要的口号是要梁振英下台，可是，梁振英是个很刚毅的人，梁振英不会辞职的。曾荫权拒绝出席庆祝活动倒是个特别的亮点，你看吧，今天媒体报道完游行 后，明天就该追踪报道曾荫权这件事了。”
香港媒体至今仍然不放过曾荫权涉嫌当权时和商家关系不清有腐败嫌疑的追踪报道，而且民众对他7年任职特首的工作非常的不满。但是程先生说：“曾荫权是九七 年前受到港英政府培养的精英人物，中央一直对他不信任，因为曾荫权不被看成是北京自己的人，但是董建华辞职后又没有服众的其他人选，根据法律也只有钦定他 为接董建华班的人，那时曾荫权已经是政务司司长，就是相当于香港的总理。”
香港政府今天向媒体确认，已经给曾荫权发了出席庆典的邀请，但是究竟曾荫权为什么原因拒绝出席今年的港庆活动，相信待敏感的时日一过，媒体还是能回答人们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不过，曾荫权今年初拒绝了习近平当局给他安排的全国政协高职位的邀请。
香港特约记者袁龙报道。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3年7月1日星期一
香港七一游行：十字路口处的爆发
香港“七一游行”风雨中举行，预计会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再指向中央对港日益增多的政治干预、要求推进真普选和梁振英下台。评论人士表示，香港正站在十字路口，如果走失下一路口将遥不可及。
7月1日是香港政权移交16周年纪念日，香港民众冒雨参加一年一度的"七一游行"，着白色T恤的香港民众不断涌入游行起始点维园并由此出发。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支联会、社民连、学民思潮、香港记协、独立中文笔会等组织参与其中，游行队伍中还出现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香港民主党创始人、大律师李柱铭、《苹果日报》老总、壹传媒主席黎智英、艺人黄耀明、何韵诗等人的身影。陈方安生以成立两个月的"香港2020"召集人身份参加本次活动。她要求特首梁振英即时启动政改谘询，并要求贯彻“一国两制”，停止制造社会矛盾和分歧。
目前先前出发的"龙头"人群已至游行终点中环遮打花园，而"龙尾"还未从维园出发。在铜锣湾等繁华闹区，不断有市民越过栏杆欲直接加入游行队伍，遭警方阻止，游行队伍一度与警方发生争执，至下午17时左右，警方首次带走一名示威者。发起方尚未公布参加人数。民主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表示：保守估计将突破40万人。
据法新社报道，本次游行再指向北京政府对香港日渐增多的政治干预，及中共当局政改停滞不前的现状；香港民众也籍由游行要求推动真普选和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另据多位参加者发至网上的照片显示，游行队伍中打出"普选特首，民主香港"、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彻查李旺阳死因、释放刘晓波"、"无畏无惧 民主必胜"、"全民提名 重夺政府"、"狼英下台"等各种旗帜。
香港民众七一游行进行正酣之时，建制派亦在同一时间举办庆祝香港"回归"16周年活动，包括大型演唱会、嘉年华会和商店促销活动等。而在游行举行前夕，社会民主连线党主席梁国雄接到恐吓电话，警告他在游行日当天离开香港、《苹果日报》因早前不断刊出呼吁民众参加七一游行内容，6月30日凌晨，一批待分发报纸遭不明焚烧。
"香港这一步走失，下一个路口将遥不可及"
正在香港金钟游行现场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潘嘉伟向德国之声介绍，虽然天公不作美，但丝毫未阻止香港民众参与的热情，民众依然源源不断的加入游行队伍。他也表示，这将是香港自2003年50多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以来民间最为激越和团结的一次游行。
谈及香港众多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的原因，潘嘉伟认为，香港政府新班子上台一年以来，其施政和不断的贪腐等丑闻，让民众极为失望："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特别是特首梁振英的不满非常严重，我们看到梁振英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除他本人有很多问题，他任命的很多官员也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整个管制班子受到很大的打击。梁本人也只是小圈子选出来的，只得到建制派689票的支持，他根本没有任何民意基础，是最没有民意的一个特首了，人们对他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香港独立媒体人库斯克表示："香港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步如果走失了，下一个路口将遥不可及，从上世纪80年代初争取88直选到现在，快30年了；2003年高呼还政于民，也有10年了；我们还有多少10年？我们这两三代人，为下一代做过什么？难道要靠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来争取民主？是否能够在2017年真正普选行政长官，关键在这两三年间，这将会是香港实现真正民主化的最后一战，不成功，便成仁"；他同时亦呼吁本次游行的发起方稍微改变一下模式，游行结束后暂不离开，提前预演一至两个小时的和平占领运动。
"中央政府一次又一次挑战香港民众的底线"
潘嘉伟也表示，虽然香港民众主要的标语和口号，主要针对香港政府和梁振英班子及提出真普选。但香港民众也越来越清醒，北京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让他们开始担忧未来："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透过他们在香港的中联办干预我们香港的政治、社会政策等，中联办好象香港政府另外的一个团队一样，来管制我们香港的事务，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不但是对香港政府，也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意见。香港民众当然是讨厌梁振英和他的班子，但是当然是中央政府任命他的，所以我们也表达对中央政府'干预了一国两制'的不满，并且非常赤裸裸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们的底线，香港市民是没办法再忍受的。"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记协等因此在本次游行活动中打出要求释放不久前被中国政府抓捕的独立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及"释放刘晓波"的标语，潘嘉伟也认为中国大陆人权从来都与香港人权息息相关，如果今天香港民众再不走上街头，也许未来"被失踪 "、"被抓捕"的就是他们自己。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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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是香港政权移交16周年纪念日，香港民众冒雨参加一年一度的"七一游行"，着白色T恤的香港民众不断涌入游行起始点维园并由此出发。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支联会、社民连、学民思潮、香港记协、独立中文笔会等组织参与其中，游行队伍中还出现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香港民主党创始人、大律师李柱铭、《苹果日报》老总、壹传媒主席黎智英、艺人黄耀明、何韵诗等人的身影。陈方安生以成立两个月的"香港2020"召集人身份参加本次活动。她要求特首梁振英即时启动政改谘询，并要求贯彻“一国两制”，停止制造社会矛盾和分歧。
目前先前出发的"龙头"人群已至游行终点中环遮打花园，而"龙尾"还未从维园出发。在铜锣湾等繁华闹区，不断有市民越过栏杆欲直接加入游行队伍，遭警方阻止，游行队伍一度与警方发生争执，至下午17时左右，警方首次带走一名示威者。发起方尚未公布参加人数。民主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表示：保守估计将突破40万人。
据法新社报道，本次游行再指向北京政府对香港日渐增多的政治干预，及中共当局政改停滞不前的现状；香港民众也籍由游行要求推动真普选和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另据多位参加者发至网上的照片显示，游行队伍中打出"普选特首，民主香港"、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彻查李旺阳死因、释放刘晓波"、"无畏无惧 民主必胜"、"全民提名 重夺政府"、"狼英下台"等各种旗帜。
香港民众七一游行进行正酣之时，建制派亦在同一时间举办庆祝香港"回归"16周年活动，包括大型演唱会、嘉年华会和商店促销活动等。而在游行举行前夕，社会民主连线党主席梁国雄接到恐吓电话，警告他在游行日当天离开香港、《苹果日报》因早前不断刊出呼吁民众参加七一游行内容，6月30日凌晨，一批待分发报纸遭不明焚烧。
游行队伍中的年轻面孔
"香港这一步走失，下一个路口将遥不可及"
正在香港金钟游行现场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潘嘉伟向德国之声介绍，虽然天公不作美，但丝毫未阻止香港民众参与的热情，民众依然源源不断的加入游行队伍。他也表示，这将是香港自2003年50多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以来民间最为激越和团结的一次游行。
谈及香港众多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的原因，潘嘉伟认为，香港政府新班子上台一年以来，其施政和不断的贪腐等丑闻，让民众极为失望："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特别是特首梁振英的不满非常严重，我们看到梁振英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除他本人有很多问题，他任命的很多官员也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整个管制班子受到很大的打击。梁本人也只是小圈子选出来的，只得到建制派689票的支持，他根本没有任何民意基础，是最没有民意的一个特首了，人们对他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香港独立媒体人库斯克表示："香港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步如果走失了，下一个路口将遥不可及，从上世纪80年代初争取88直选到现在，快30年了；2003年高呼还政于民，也有10年了；我们还有多少10年？我们这两三代人，为下一代做过什么？难道要靠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来争取民主？是否能够在2017年真正普选行政长官，关键在这两三年间，这将会是香港实现真正民主化的最后一战，不成功，便成仁"；他同时亦呼吁本次游行的发起方稍微改变一下模式，游行结束后暂不离开，提前预演一至两个小时的和平占领运动。
去年7月1日，梁振英就职
"中央政府一次又一次挑战香港民众的底线"
潘嘉伟也表示，虽然香港民众主要的标语和口号，主要针对香港政府和梁振英班子及提出真普选。但香港民众也越来越清醒，北京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让他们开始担忧未来："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透过他们在香港的中联办干预我们香港的政治、社会政策等，中联办好象香港政府另外的一个团队一样，来管制我们香港的事务，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不但是对香港政府，也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意见。香港民众当然是讨厌梁振英和他的班子，但是当然是中央政府任命他的，所以我们也表达对中央政府'干预了一国两制'的不满，并且非常赤裸裸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们的底线，香港市民是没办法再忍受的。"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记协等因此在本次游行活动中打出要求释放不久前被中国政府抓捕的独立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及"释放刘晓波"的标语，潘嘉伟也认为中国大陆人权从来都与香港人权息息相关，如果今天香港民众再不走上街头，也许未来"被失踪 "、"被抓捕"的就是他们自己。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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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2日星期六
下月回歸16年 香港 一國兩制信心淨值跌到零
香港回歸十六周年在即，最新民調卻顯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歸零，也創下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最低紀錄。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十六周年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人對北京和香港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度，以及中港前途及「一國兩制」的信心指標，全面下跌，部分更跌至新低。
香港大學從一九九三年起，開始進行這項民調，平均每兩到三個月一次。這次民調於本月十日至十三日舉行，以電話訪問一千零五十五位市民。不信任港府者的比率，由三個月前的百分之廿六暴漲為百分之卅七，為二○○三年十二月以來新高。
對北京的信任為百分之廿五，不信任者高達百分之四十五，是一九九七年二月以來的最高。至於「一國兩制」政策，相信與不相信的民眾均為百分之四十七，信心淨值為零，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之後，首次再度掛零。
這項調查中最特別的是，受訪者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下跌至零。
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認為，情況令人憂慮。他特別指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現時淨值為零，是一九九七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香港特首梁振英對此回應說，評價「一國兩制」落實的情況，不能憑空去評價。「一國兩制」不是一個虛的概念，這是根據基本法落實。「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落實得非常好，這是大家每天生活當中的一個現實，亦是國際社會一個高度的共識。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鄧小平當年為中國和平統一設定的方針原則，原是針對台灣提出，後來先用於主權回歸的香港，以作「率先垂範」。
WJ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十六周年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人對北京和香港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度，以及中港前途及「一國兩制」的信心指標，全面下跌，部分更跌至新低。
香港大學從一九九三年起，開始進行這項民調，平均每兩到三個月一次。這次民調於本月十日至十三日舉行，以電話訪問一千零五十五位市民。不信任港府者的比率，由三個月前的百分之廿六暴漲為百分之卅七，為二○○三年十二月以來新高。
對北京的信任為百分之廿五，不信任者高達百分之四十五，是一九九七年二月以來的最高。至於「一國兩制」政策，相信與不相信的民眾均為百分之四十七，信心淨值為零，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之後，首次再度掛零。
這項調查中最特別的是，受訪者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下跌至零。
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認為，情況令人憂慮。他特別指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現時淨值為零，是一九九七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香港特首梁振英對此回應說，評價「一國兩制」落實的情況，不能憑空去評價。「一國兩制」不是一個虛的概念，這是根據基本法落實。「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落實得非常好，這是大家每天生活當中的一個現實，亦是國際社會一個高度的共識。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鄧小平當年為中國和平統一設定的方針原則，原是針對台灣提出，後來先用於主權回歸的香港，以作「率先垂範」。
WJ
2013年6月13日星期四
张志强：中共“爱国就是爱党”教育导致香港“本土派”的出现
张志强：中共的“爱国就是爱党”教育使香港产生不爱国的本土派青年（CK摄）
香港近来出现了一批“本土派”年轻人，拒绝“爱国”，并因为香港支联会的爱国口号而不参加支联会举办的维园纪念“六四”24周年烛光晚会。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副会长张志强指出：中共近些年来加紧对港人进行“爱国就是爱党”的教育，这是“本土派”产生的原因。
张志强是全美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组织“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副会长，是旧金山湾区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领军人物，他又是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资深理事。
今年香港支联会举办的纪念“六四”24周年维园烛光晚会，在滂沱大雨中参加者仍多达十五万人。“六四”之前，部分香港“本土派”年轻人，因维园烛光晚会有“爱国”的口号而声言拒绝参加，使得支联会为团结大多数人撤下了会场的“爱国”标语。
香港为什么会产生一批“本土派”年轻人呢？记者日前向张志强副会长请教。
张志强说：“其实香港人，无论年长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很爱国。中共把爱国的定义改了：爱国就是爱党。也要把这个定义通过国民教育放在香港，就是说，你不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是不爱国。当把爱国跟爱党放在一起的时候，新一代就不接受了。既然你说爱党就是爱国，我就不爱国了，我就爱香港。‘本土派’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张志强指出：“最近这几年，特别是梁振英上台后，动作太急了，想很快就共产党统治香港，使得青年人不能再忍受。”
张志强表示，他能够理解香港：“本土派”青年的想法，明白这些想法产生的原因，但也必须指出“本土派”思维上的错乱：“我提倡香港的年轻人，多学中国历史， 多学中国的文学，你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优美，自然就会产生民主的感情，这是爱国最基本的基石。当你有这份感情的时候，你 看到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公平，但你不会因此失去希望，只会激发热情，更加努力去改变现实，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张志强指出：他不知道香港“本土派”青年“六四”那天是否回到维园参加支联会举办的烛光晚会。香港支联会不仅是香港而且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凡希望中国民主的香港人，都 不会不支持支联会。他说：“支联会做了很多工作，二十四年没有停下来，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想所谓本土派的年轻人，应该继续支持支联会，应该重新认识爱国不一定跟爱党放在一起，应该明白混淆是共产党的错误，不要把这个错误放到自己的身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2013年5月27日星期一
平反六四游行大陆学生高举“感谢香港”纸牌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被视为每年一度六四烛光晚会前奏的平反六四大游行，26日在香港举行，有1600人参加，领头者是一 群成功阻挠港府实施洗脑教育的「学民思潮」90后小将，参加者还包括来自大陆在香港就读的学生，显示24年来平反六四运动的薪火相传意义。无惧秋后算账的 大陆学生在游行中高举写上“感谢香港”的纸牌，感谢香港人这些年来的一份坚持，促北京当局还天安门母亲一个公道。
游行在政府总部结束后， 学民思潮和其他市民约100人继续游行往中联办，由于学民思潮坚拒按《公安条例》向警方申请所谓的「不反对通知书」，警方于是驻重兵在路口堵截游行，又多 次警告将会检控学生，但学生们不予理睬，更手挽手躺在车路以身躯捍衞集会自由，扰攘了一个小时，游行才得以继续。
参加游行的大陆学生，也 是传媒的焦点。去年来港到中文大学念研究生课程、来自北京的金同学说：“等了这个机会很久了，没理由不参加。" 他说，早已知道香港有六四游行，以往只能翻墙看网上片段，现终能参与，十分感动，更沿途举起”感谢香港“标语。他说，六四是在内地发生的事情，没想到香港 人悼念至今，”过去20多年都是香港人帮我们纪念这件事，很感谢香港人。
内地硕士生李同学更几乎感动落泪，她认为六四需要平反，政府需要有勇气承认这段历史，“给天安门母亲一个正名”。她希望香港人能坚持为六四发声，“很感谢你们的坚持”。
由 于主办者香港支联会今年打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的游行主题，惹起部分本土派以及城邦派人士的不满和杯葛，有部分舆论更指出这是今年参加游行人数比去年 2000多人为少的理由。不过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游行人数并非指标，人数多寡亦非受本土派论述影响，他说：“支联会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 合会。”20多年来提出的“爱国”正是不要共产党，推翻一党专政，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都明白的。中国与香港的民主发展二为一体，呼吁港人不要被分化；学民 思潮代表周庭说，港人就算不认同中国人身份，亦应以“世界公民”身份关心六四。
以学者陈云为代表的本土城邦派指出，把香港民主前途与中国紧扣是不切实际的。提出香港自治的陈云不满表示，集会将香港民主前途放在中国民主那边，明知中国民主是很遥远的事，而且中国民主成功后未必对香港一国两制有利，他因此建议市民不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
曾多次在游行中高举龙狮旗而被视为“港独”分子的社运人士陈梓进亦指，六四有必要悼念，以往他也参与过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但觉得支联会今年以一国大于两制的想法去悼念，故今年将不会参与，并会发起六四当晚到尖沙嘴钟楼进行绑蓝丝带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香港纪念“六四”二十四周年大游行
由支联会发起的纪念六四大游行5月26日在香港举行。
游行有维园出发，经过铜锣湾，湾仔，到达金钟的政府总部。
另外一个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号召在游行结束后继续前往位于西环的中联办抗议示威，并且表示不会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只是告知警方游行路线。
下午3点，维园的游行活动开始，支联会发表了游行宣言。今天的游行的主题口号为“爱国爱民 香港精神 平反六四 永不放弃”。其中爱国爱民的说法遭到一些团体的质疑，有团体表示要杯葛，并号召不再参加今年的六四任何活动，而是在家中自己进行纪念。
大约三点半，游行出发，五点左右到达政府总部。大会表示今年的参与人数是1600人。这个数字较往年有了很大的下降。而过往游行中及其活跃的香港自治联盟和人民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参与游行。
学民思潮的学生们在政府总部外进行了简单的动员后，集合在一起出发，继续游行前往西环的中联办，社民连，学联等团体和一些市民也参与其中。
警方很快就展示了违法通知条幅，并且跟随，在太古广场外，警方拦截游行队伍，并再次展示违法通知条幅，双方都在坚持，并且沟通交涉。有学生躺在路 上以示抗议。最终达成妥协，游行队伍走人行道，而不在车行道上，众多的游行者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缓慢行进，8点过后才到达中联办门外，在中联办门外再次遭 到堵截，警方不同意游行队伍到中联办大门抗议，第三次展示违法通知条幅，再次经过漫长的交涉，社民连终于把他们从维园一直抬过来的棺材摆放在中联办的大门 外，游行的参与者分批在大门外对六四死难者进行了简单的哀悼活动。
事后，学民思潮的黄之锋表示这次学民思潮的游行表示，游行是法律保障的自由，没有必要一定去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六四」二十四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宣言
各位同胞，各位市民，各位民主战友：
今年，是「六四」二十四周年。二十四年来，我们一步一脚印，走在“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的道路上，无惧风雨，无惧打压，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坚持，是因为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下去，我们要争取平反。我们坚持，是因为「六四」青年沉冤未雪；天安门母亲，仍在哭泣。我们坚持，是今天的中国，刘晓波被监禁、刘霞被软禁、李旺阳被自杀，人权仍被践踏。我们坚持，是因为心中的良知，仍未泯灭，是非依旧分明。
支联会今年提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作为抗争主题。我们认为：“爱国”不是爱党，而是要与当权者划清界线，“爱民”就是要为「六四」被杀同胞，寻求公义和公道；要为中国异见者，争取人权和尊严。
我们既反对北京当权者以党代国，践踏人权，打压异见者。我们也反对港人独善其身，忘记「六四」的鲜血和追求，忘记了天安门母亲孤单抗争，忘记了刘晓波在监狱中的奋斗，用遗忘取代平反「六四」，成为当权者的帮凶。
支联会二十四年来始终如一，没有放弃。我们更薪火相传，拒绝遗忘，鼓励年青一代参与支援民主运动，设立临时“六四纪念馆”，展出「六四」历史文物。
今年，我们得到城市大学学生会支持，举办第二届“六四纪念馆”，并以“爱国，由真相开始”为主题，从历史真相认识国家。支联会更期望，能筹募足够经费，成立永久的“六四纪念馆”，为「六四」作历史见证。
支联会已故主席司徒华先生说：争取民主的道路，是崎岖、曲折、漫长的。崎岖，是面对专制政权和维稳机器的打压；曲折，是面对政治势力的“左” “右”夹击，以及新形势带来的挑战；漫长，是我们要在荆棘丛中，茁壮成长，冲破黑暗。但我们仍然相信，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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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6日星期一
泛华网揭秘：香港黑社会已经先于中共实行民主选举制度
【泛华网讯】香港黑社会帮会众多，历史悠久，当老“坐馆”（指老大、龙头）去世或离任后，将产生新一任的“坐馆”。历史上，新任“坐馆”都是世袭制或与中共一样的上任指定制，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变，现在有不少黑社会帮会开始实行民主制度，“搞公投”，由高层一人一票决定新任“坐馆”。
2011年，南方网报道了号称帮众20万、被视为香港最大黑社会帮会的和胜和，密锣紧鼓地展开了新一届“坐馆”选举。记者经过跟踪调查，发现该帮会短短两周内，连续三次趁着办喜宴进行疑似拉票活动，并直击警方反黑组拉队踩场过程。和胜和元老“鸡脚黑”欲推举年轻徒孙“子腾”竞逐香港最大帮会的坐馆，成为江湖热话。
据了解，“子腾”在2011年时年仅32岁，是“鸡脚黑”徒孙。其父曾为亚视演员，其后转任夜总会大班，令儿子踏上江湖路。子腾知名度低，但早前得元朗猛人“囝囝”赠大笔竞选经费，加上获“鸡脚黑”安插到庙街麻雀馆任老板，经“包装”后，由无名小卒变成“坐馆”大热。
据了解，和胜和“坐馆”选举向来是两名元老“鸡脚黑”及“大飞”的角力场，大飞被视为和胜和的“金牌经理人”。消息人士指，上届“鸡脚黑”成功推举“薯仔”出任“坐馆”，本届他支持资历更浅的“子腾”参选。
而另一年轻头目“健仔”甚得“大飞”欢心。消息人士称：“子腾做‘坐馆’几成定局，以其32岁的年龄，成为香港黑帮史上最年轻办事人。为弥补资历不足， 传闻他会联手未曾做过‘坐馆’的前辈头目‘椰子’，形成一老一嫩把持话事权的局面。”至于大飞派系，则仍未决定推举哪位门生竞逐坐馆席位。“年轻头目‘健仔’暂时被看好。”
和胜和选坐馆要选足一年，在这一年内，候选人要向 20名有投票权在手的元老及前任坐馆“买票”，寻求支持，一年内，各派争得头崩额裂，直至杀出结果为止。
如果用现代政治概念替换诸如“坐馆”、“龙头”、“执事”等行话；候选人不用“十三妹”、“山鸡”这样不能登堂入室的外号；选举场所从大排档、密室、后巷转移到大礼堂，那么黑帮选举的套路和现在民主选举还真是有不少共通之处。
一般我们提起黑社会，都强调它的义。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黑社会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实际上，黑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够义，恰恰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定的组织形式，成为一个“社会”。既然是社会，就有存续和凝聚的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领导人的更替。而黑社会之所以可以生存，主要是因此政治经济关系存有其不合理性。而黑社会则用一种极致的方式来开发这种不合理性。
时代变更，黑社会竟然先于中国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来产生领导人。原来那种依靠个人魅力上位的传奇式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依靠血缘、龙头棍等传统符号来争取人心的方式也不能忽悠人了。所以报道中的“和胜和”在选举拉票的过程中虽然也讲资历、讲英雄事迹，也讲究派系之别，但最终的老大，要想服众，还是得获得足够的选票。
那么既然是黑社会，为什么还要讲究这些繁文缛节，在形式上维持民主形象？所谓盗亦有道，就像杜琪峰黑帮电影所描述的那样，黑社会选举中如果有人试图破坏原有规则，就可能引起巨大纷争。按照优胜劣汰法则，那些不守规则的团体，自然就早早灭绝了，剩下的就是像“和胜和”这样。
然而，在现代社会，黑社会的日益昌盛是注定的。因为黑社会选举制民主，选出来的领导那一定英明，帮派也一定长久治安，其根本原因就在三个“忠、义、信”字。黑社会虽然可能运作有术，但如果整个组织的首要目标只是在于盈利，在于攫取外部利益，那么其存在在长远来看，必定会有得民心价值支撑，体现出“民主”的内涵。
对政府这样的组织而言，除了可以不讲民主，还可以不讲人权，不讲正义，不讲道德，贪污腐败那自然是话中之话，后面这些就是一个国家世代罔替的根本原因。而黑社会的忠、义、信，在千年以前就已经体现在关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黑社会要拜关公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个好领导、好楷模也许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凝聚一个组织里的一部分人，但惟有价值观的凝聚才可能是长久的，才可能团结所有人。
黑社会实行民主制度，说到底就是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为众成员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式。问题是，难道坚持专制制度的中共的政治智慧还不如香港的黑社会？当然不是。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把持政权的小集团过于顾及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大众的利益。从这层角度来看，中共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确实没有香港黑社会进化的成熟。
泛华网综合报道。
2011年，南方网报道了号称帮众20万、被视为香港最大黑社会帮会的和胜和，密锣紧鼓地展开了新一届“坐馆”选举。记者经过跟踪调查，发现该帮会短短两周内，连续三次趁着办喜宴进行疑似拉票活动，并直击警方反黑组拉队踩场过程。和胜和元老“鸡脚黑”欲推举年轻徒孙“子腾”竞逐香港最大帮会的坐馆，成为江湖热话。
据了解，“子腾”在2011年时年仅32岁，是“鸡脚黑”徒孙。其父曾为亚视演员，其后转任夜总会大班，令儿子踏上江湖路。子腾知名度低，但早前得元朗猛人“囝囝”赠大笔竞选经费，加上获“鸡脚黑”安插到庙街麻雀馆任老板，经“包装”后，由无名小卒变成“坐馆”大热。
据了解，和胜和“坐馆”选举向来是两名元老“鸡脚黑”及“大飞”的角力场，大飞被视为和胜和的“金牌经理人”。消息人士指，上届“鸡脚黑”成功推举“薯仔”出任“坐馆”，本届他支持资历更浅的“子腾”参选。
而另一年轻头目“健仔”甚得“大飞”欢心。消息人士称：“子腾做‘坐馆’几成定局，以其32岁的年龄，成为香港黑帮史上最年轻办事人。为弥补资历不足， 传闻他会联手未曾做过‘坐馆’的前辈头目‘椰子’，形成一老一嫩把持话事权的局面。”至于大飞派系，则仍未决定推举哪位门生竞逐坐馆席位。“年轻头目‘健仔’暂时被看好。”
和胜和选坐馆要选足一年，在这一年内，候选人要向 20名有投票权在手的元老及前任坐馆“买票”，寻求支持，一年内，各派争得头崩额裂，直至杀出结果为止。
如果用现代政治概念替换诸如“坐馆”、“龙头”、“执事”等行话；候选人不用“十三妹”、“山鸡”这样不能登堂入室的外号；选举场所从大排档、密室、后巷转移到大礼堂，那么黑帮选举的套路和现在民主选举还真是有不少共通之处。
一般我们提起黑社会，都强调它的义。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黑社会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实际上，黑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够义，恰恰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定的组织形式，成为一个“社会”。既然是社会，就有存续和凝聚的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领导人的更替。而黑社会之所以可以生存，主要是因此政治经济关系存有其不合理性。而黑社会则用一种极致的方式来开发这种不合理性。
时代变更，黑社会竟然先于中国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来产生领导人。原来那种依靠个人魅力上位的传奇式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依靠血缘、龙头棍等传统符号来争取人心的方式也不能忽悠人了。所以报道中的“和胜和”在选举拉票的过程中虽然也讲资历、讲英雄事迹，也讲究派系之别，但最终的老大，要想服众，还是得获得足够的选票。
那么既然是黑社会，为什么还要讲究这些繁文缛节，在形式上维持民主形象？所谓盗亦有道，就像杜琪峰黑帮电影所描述的那样，黑社会选举中如果有人试图破坏原有规则，就可能引起巨大纷争。按照优胜劣汰法则，那些不守规则的团体，自然就早早灭绝了，剩下的就是像“和胜和”这样。
然而，在现代社会，黑社会的日益昌盛是注定的。因为黑社会选举制民主，选出来的领导那一定英明，帮派也一定长久治安，其根本原因就在三个“忠、义、信”字。黑社会虽然可能运作有术，但如果整个组织的首要目标只是在于盈利，在于攫取外部利益，那么其存在在长远来看，必定会有得民心价值支撑，体现出“民主”的内涵。
对政府这样的组织而言，除了可以不讲民主，还可以不讲人权，不讲正义，不讲道德，贪污腐败那自然是话中之话，后面这些就是一个国家世代罔替的根本原因。而黑社会的忠、义、信，在千年以前就已经体现在关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黑社会要拜关公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个好领导、好楷模也许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凝聚一个组织里的一部分人，但惟有价值观的凝聚才可能是长久的，才可能团结所有人。
黑社会实行民主制度，说到底就是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为众成员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式。问题是，难道坚持专制制度的中共的政治智慧还不如香港的黑社会？当然不是。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把持政权的小集团过于顾及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大众的利益。从这层角度来看，中共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确实没有香港黑社会进化的成熟。
泛华网综合报道。
2013年4月29日星期一
中国发出严厉指控：英国特工试图颠覆香港
来源： BBC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通过宣传攻势警告称，英国情报机构利用“特工”企图通过香港民众运动颠覆国家。
一名香港老牌亲共政界人士最先作出上述指称。 指称随后被中国官方报纸放大。 指称说，“境外敌对势力”试图在中国后院煽风点火。 香港政界就2017年普选展开激烈辩论中出现上述指称。
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说，英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仍然在香港发挥很大作用。 他在《明报》撰文指出陈方安生就是英国在港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陈方安生曾在港英统治期间担任香港布政司，她是香港的首位华人布政司。
“英国特工”
吴康民警告说，曾在港英殖民当局任职的官员是英国特工，他还暗示一个关于官员腐败案件的审判，实际上是利用港英时期的秘密文件针对亲中官员进行的。
吴康民指出，英国人在殖民地订定的法例多如牛毛，但有的就是备而不用，有需要时才引来收拾不听话的人。
吴康民在文章中说，香港政治生态之复杂，在近一年表露无遗： 既有内在利益集团的兴风作浪，也有围堵中国国际势力的干预， 但英国人和港英余孽所起的作用，却被不少人忽视。
吴康民文章发表后第二天，《环球时报》旋即转载；这片文章还被登上了香港版《中国日报》的头版。 《中国日报》的报道还作出进一步指称说，英国情报界积极参与并插手香港政治问题。
“敌对势力”
《中国日报》文章说境外敌对势力希望自称为民主人士的人控制香港，并把香港作为颠覆华南地区的桥头堡。 文章说，毫不奇怪，几个主要的影响舆论的英国特工纷纷返回香港，唤醒在香港的卧底。
上述媒体指责发出时，正值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日前公开露面组成“香港2020”组织。 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说服商界支持选举改革和普选。
香港分裂的民主运动将陈方安生视作能够整合普选游说活动的理想人选。 陈方安生否认她是英国特工。
当初关于移交香港主权的中英谈判许诺2017年香港进行普选，而且香港制度50年保持不变。 目前香港立法会70委员中只有半数经直选产生。
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由1,200名北京指定的选举委员选举产生。 目前关于选举的争论焦点是在2017年普选中如何选拔候选人。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通过宣传攻势警告称，英国情报机构利用“特工”企图通过香港民众运动颠覆国家。
一名香港老牌亲共政界人士最先作出上述指称。 指称随后被中国官方报纸放大。 指称说，“境外敌对势力”试图在中国后院煽风点火。 香港政界就2017年普选展开激烈辩论中出现上述指称。
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说，英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仍然在香港发挥很大作用。 他在《明报》撰文指出陈方安生就是英国在港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陈方安生曾在港英统治期间担任香港布政司，她是香港的首位华人布政司。
“英国特工”
吴康民警告说，曾在港英殖民当局任职的官员是英国特工，他还暗示一个关于官员腐败案件的审判，实际上是利用港英时期的秘密文件针对亲中官员进行的。
吴康民指出，英国人在殖民地订定的法例多如牛毛，但有的就是备而不用，有需要时才引来收拾不听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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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康民在文章中说，香港政治生态之复杂，在近一年表露无遗： 既有内在利益集团的兴风作浪，也有围堵中国国际势力的干预， 但英国人和港英余孽所起的作用，却被不少人忽视。
吴康民文章发表后第二天，《环球时报》旋即转载；这片文章还被登上了香港版《中国日报》的头版。 《中国日报》的报道还作出进一步指称说，英国情报界积极参与并插手香港政治问题。
“敌对势力”
《中国日报》文章说境外敌对势力希望自称为民主人士的人控制香港，并把香港作为颠覆华南地区的桥头堡。 文章说，毫不奇怪，几个主要的影响舆论的英国特工纷纷返回香港，唤醒在香港的卧底。
上述媒体指责发出时，正值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日前公开露面组成“香港2020”组织。 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说服商界支持选举改革和普选。
香港分裂的民主运动将陈方安生视作能够整合普选游说活动的理想人选。 陈方安生否认她是英国特工。
当初关于移交香港主权的中英谈判许诺2017年香港进行普选，而且香港制度50年保持不变。 目前香港立法会70委员中只有半数经直选产生。
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由1,200名北京指定的选举委员选举产生。 目前关于选举的争论焦点是在2017年普选中如何选拔候选人。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撒切尔夫人看透中国/曹长青
对撒切尔夫人去世，中国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特别称赞她在任时使香港回归中国。但这些报道却没有提到撒切尔对香港前途的悲观预测，更没有提到她对中国及共产主义的批评。
在当代西方领袖中，撒切尔夫人是少见的对中共公开批评的人。这跟撒切尔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她不仅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认知， 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来看，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真知灼见。
对香港问题，撒切尔早就预言：“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在回归中国16年后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持续下降，新闻自由度缩小，治安恶化，港人不满升高。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就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扼杀香港自由。
最近香港《南华早报》网络民调：“如果有权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赞成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高达92%的人投了赞成票。
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认为英国当初不该交出香港，甚至认为撒切尔“出卖了香港”。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不交还香港几乎无法做到。因为香港（和九龙）是中英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的，后来又签约99年租借“新界”。撒切尔刚开始跟中国谈判时，强调“尊重国际条约”并谋求“续租”。但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完全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如果坚持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困难的，因为在中方不同意续租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强行续约。另外那两个条约，是清朝当年战败签订的，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如果英方坚持不交回香港，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会造成香港动荡。香港的水电食物等，主要来自中国内陆，如中国切断供应，香港难以维持。虽然英国刚打赢马岛之战，但撒切尔政府无法对香港用兵，因为无论是“距离”（距伦敦近一万公里），国际舆论（连英国对马岛用兵美国当时都不赞成），战争后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难操作的（更会有英国内部的反对等）。
英国对马岛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国管辖之下，还在于岛上二千多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后裔，他们认同英国（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国的占99.9%）。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历史上也是属于中国。邓小平当时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中国是真实的，而且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当时“投票”，恐怕多数香港人都会选择“回归祖国”。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撒切尔可选择的余地不大。连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位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正是在撒切尔的力争下（包括一开始强调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后又提出交回主权，但保持英国治权等），邓小平才提出“一国两制”，也就是虽然收回主权，但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中共退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应撒切尔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减少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的阻力，安抚港人的考虑”。包括邓小平具体承诺：“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都属于“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撒切尔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能够为港人争得的最大权益。是在英国“完全放弃香港”，以及“坚不交出香港”（不现实）之间的一条出路。否则中英围绕香港争执不休，甚至动干戈，都将造成香港的动荡，最后可能还是会被中国收回，结果连一国两制都难以保障了。
撒切尔夫人跟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忆也能看出，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英国刚在阿根廷群岛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撒切尔）气壮如牛地跑来……气势汹汹”。中共香港新华社主任周南则回忆：“她（撒切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报道说，邓小平事后评价撒切尔是他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女人”。而所谓“不讲理”，就是撒切尔据理力争。
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媒体报道说，撒切尔夫人还追悔“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但同时也坦承，“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撒切尔还透露，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预感，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这个预见，越来越被时间和事实证明。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导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尔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演讲）就预测，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撒切尔当时就指出，“很多人习惯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中国存在，而且由于苏联解体了，中共政权从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要作为替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取代原来苏联的那个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罗斯更敌视西方。”
从撒切尔那次演讲至今已13年了，中国毫无政治改革的迹象。反而正像撒切尔预言的，只是“强化它的专制”。
对于中国官媒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宣传，撒切尔夫人在上述演讲时也预测：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统治，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变成可以跟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还斩钉截铁地对西方盟国说，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大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尊严至上的原则理念，它体现在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力量下产生的制度，导致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上等全方位的强大，更保护了个人自由。
而中国无论再怎样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体权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和主导世界大国的力量。
撒切尔夫人对中共政权是厌恶的，虽然她曾四次访问中国，但从没有像其他到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献花。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去献花，在她看来，那个所谓的英雄纪念碑，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象征。
在批评中共的同时，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人权却相当关注。曾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过会议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回忆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当着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国“必须重视人权问题”，气得中方代表退场。
撒切尔夫人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并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高度评价。她有一句名言：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意思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人会爆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因为连共产党也承认，他们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中国人“松绑”。把原来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松开了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就不捆绑呢？
也许有人认为撒切尔夫人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但事实是，撒切尔夫人非常支持中华民国，支持民主台湾。台湾外交官简又新最近悼念撒切尔夫人时说，他担任驻英国代表期间，“每年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必定到场，以亲自莅临的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而在美国，从来没有任何美国总统、前总统去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他们都不敢得罪北京。但撒切尔夫人就敢於这样公开力挺台湾，不仅是巾帼英雄，更让那些男性政治家羞愧。
在许多西方政治领袖动脑筋避开台湾，甚至谄媚北京时，撒切尔夫人则想着法子支持台湾。简又新回忆说：有一次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主动提及准备了一份礼物，请简又新圣诞夜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 他满怀期待准时赴约，但撒切尔夫人仅交代办公室主任，带他到楼上看看。怀着些许纳闷与忐忑，他重新打开楼上某个房间的大门，一屋子那些在媒体才能见着的英国政界与商界要人，纷纷起身向他致意。这时简又新才恍然大悟，撒切尔夫人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就是台湾拓展外交空间最需要的人脉。
在简又新离开外交界（曾任台湾外交部长）数年后，他的女儿出嫁，简又新回忆说，撒切尔夫人特别写了一封亲笔贺函，指示办公室主任亲自送来台湾。这位主任抵台停留加上飞机往返全程要花上36小时，只为了完成她交代“见信如见人”的诚挚祝福，“婚礼当晚，宣读撒切尔夫人贺函时，在场的来宾无不动容，非常感人”。
侠骨柔情、大气凛然、坚守原则的撒切尔夫人，是中国人的朋友，是自由的捍卫者，是共产主义等一切专制的天敌。在1982年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撒切尔夫人清晰地指出，“共产主义的结束是自由的开始”。这个预言在东欧、在苏联都兑现了。对中国，也会如此。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当代西方领袖中，撒切尔夫人是少见的对中共公开批评的人。这跟撒切尔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她不仅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认知， 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来看，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真知灼见。
对香港问题，撒切尔早就预言：“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在回归中国16年后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持续下降，新闻自由度缩小，治安恶化，港人不满升高。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就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扼杀香港自由。
最近香港《南华早报》网络民调：“如果有权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赞成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高达92%的人投了赞成票。
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认为英国当初不该交出香港，甚至认为撒切尔“出卖了香港”。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不交还香港几乎无法做到。因为香港（和九龙）是中英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的，后来又签约99年租借“新界”。撒切尔刚开始跟中国谈判时，强调“尊重国际条约”并谋求“续租”。但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完全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如果坚持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困难的，因为在中方不同意续租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强行续约。另外那两个条约，是清朝当年战败签订的，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如果英方坚持不交回香港，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会造成香港动荡。香港的水电食物等，主要来自中国内陆，如中国切断供应，香港难以维持。虽然英国刚打赢马岛之战，但撒切尔政府无法对香港用兵，因为无论是“距离”（距伦敦近一万公里），国际舆论（连英国对马岛用兵美国当时都不赞成），战争后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难操作的（更会有英国内部的反对等）。
英国对马岛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国管辖之下，还在于岛上二千多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后裔，他们认同英国（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国的占99.9%）。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历史上也是属于中国。邓小平当时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中国是真实的，而且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当时“投票”，恐怕多数香港人都会选择“回归祖国”。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撒切尔可选择的余地不大。连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位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正是在撒切尔的力争下（包括一开始强调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后又提出交回主权，但保持英国治权等），邓小平才提出“一国两制”，也就是虽然收回主权，但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中共退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应撒切尔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减少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的阻力，安抚港人的考虑”。包括邓小平具体承诺：“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都属于“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撒切尔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能够为港人争得的最大权益。是在英国“完全放弃香港”，以及“坚不交出香港”（不现实）之间的一条出路。否则中英围绕香港争执不休，甚至动干戈，都将造成香港的动荡，最后可能还是会被中国收回，结果连一国两制都难以保障了。
撒切尔夫人跟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忆也能看出，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英国刚在阿根廷群岛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撒切尔）气壮如牛地跑来……气势汹汹”。中共香港新华社主任周南则回忆：“她（撒切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报道说，邓小平事后评价撒切尔是他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女人”。而所谓“不讲理”，就是撒切尔据理力争。
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媒体报道说，撒切尔夫人还追悔“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但同时也坦承，“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撒切尔还透露，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预感，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这个预见，越来越被时间和事实证明。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导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尔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演讲）就预测，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撒切尔当时就指出，“很多人习惯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中国存在，而且由于苏联解体了，中共政权从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要作为替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取代原来苏联的那个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罗斯更敌视西方。”
从撒切尔那次演讲至今已13年了，中国毫无政治改革的迹象。反而正像撒切尔预言的，只是“强化它的专制”。
对于中国官媒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宣传，撒切尔夫人在上述演讲时也预测：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统治，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变成可以跟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还斩钉截铁地对西方盟国说，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大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尊严至上的原则理念，它体现在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力量下产生的制度，导致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上等全方位的强大，更保护了个人自由。
而中国无论再怎样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体权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和主导世界大国的力量。
撒切尔夫人对中共政权是厌恶的，虽然她曾四次访问中国，但从没有像其他到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献花。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去献花，在她看来，那个所谓的英雄纪念碑，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象征。
在批评中共的同时，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人权却相当关注。曾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过会议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回忆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当着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国“必须重视人权问题”，气得中方代表退场。
撒切尔夫人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并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高度评价。她有一句名言：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意思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人会爆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因为连共产党也承认，他们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中国人“松绑”。把原来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松开了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就不捆绑呢？
也许有人认为撒切尔夫人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但事实是，撒切尔夫人非常支持中华民国，支持民主台湾。台湾外交官简又新最近悼念撒切尔夫人时说，他担任驻英国代表期间，“每年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必定到场，以亲自莅临的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而在美国，从来没有任何美国总统、前总统去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他们都不敢得罪北京。但撒切尔夫人就敢於这样公开力挺台湾，不仅是巾帼英雄，更让那些男性政治家羞愧。
在许多西方政治领袖动脑筋避开台湾，甚至谄媚北京时，撒切尔夫人则想着法子支持台湾。简又新回忆说：有一次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主动提及准备了一份礼物，请简又新圣诞夜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 他满怀期待准时赴约，但撒切尔夫人仅交代办公室主任，带他到楼上看看。怀着些许纳闷与忐忑，他重新打开楼上某个房间的大门，一屋子那些在媒体才能见着的英国政界与商界要人，纷纷起身向他致意。这时简又新才恍然大悟，撒切尔夫人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就是台湾拓展外交空间最需要的人脉。
在简又新离开外交界（曾任台湾外交部长）数年后，他的女儿出嫁，简又新回忆说，撒切尔夫人特别写了一封亲笔贺函，指示办公室主任亲自送来台湾。这位主任抵台停留加上飞机往返全程要花上36小时，只为了完成她交代“见信如见人”的诚挚祝福，“婚礼当晚，宣读撒切尔夫人贺函时，在场的来宾无不动容，非常感人”。
侠骨柔情、大气凛然、坚守原则的撒切尔夫人，是中国人的朋友，是自由的捍卫者，是共产主义等一切专制的天敌。在1982年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撒切尔夫人清晰地指出，“共产主义的结束是自由的开始”。这个预言在东欧、在苏联都兑现了。对中国，也会如此。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人大官员亮“底牌”，香港抗命
来源：德国之声
3月27日，香港中联办官网在其头条位置全文刊发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讲话。乔晓阳3月24日在参加与香港部分立法会议员座谈时 表示："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中央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
乔晓阳此番讲话遭到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批驳。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认为乔晓阳讲话有如发号施令，凌驾"一国两制"；公民 党成员陈家洛也批评乔晓阳挫败港人对"真普选"的期待，希望港府尽快开始政改咨询，以听清民意。但乔晓阳也在讲话中强调"'对抗中央者不能当香港特首'这 一点若得不到香港社会多数人认同，则不适宜开展政改咨询。"
3月27日，在今年1月首次提出"占领中环"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与香港支联会常委朱耀明和香港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健民，一同公 布"占领中环"信念书，即将启动招募参加者工作。早在今年1月16日，戴耀廷曾在香港《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该文语义强烈，表示 中央曾答应香港在 2017年实现"双普选"，但目前感到香港"真普选"无望，遂提议公民社会占领香港地标"中环"："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 变立场"；陈健民亦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赞成"香港公民抗命 "。
2007年中共第10届全国人大第31次会议上，曾承诺2017年时香港特首可以实行普选，特首普选实施后，香港立法会议员也将由普选产生。但近年中央政府对港政治管控加紧。
"乔晓阳的态度和政治判断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陈健民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采访，他指乔晓阳提出启动2017年香港普选"政改咨询"的两个条件，包括"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决定、选出的特首 不能对抗中央"，港人对第一条基本表示认同，但对第二个条件完全不能接受："我们现在提出的普选的要求，其实也是希望在《基本法》框架上来推进普选；第二 条我们完全不理解他说的'不对抗中央'的标准是什么？用法律怎么能规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香港政策发展，不能用这么随意的方式提出这样的条件，香港是一 个讲法治、制度化的社会，这种态度和政治判断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陈健民也表示，以乔晓阳目前的政治位置，不能直接认为他的发言既为"中央定调"式的结论和官方立场，但乔晓阳应该是亮出了目前中央政府方面最 坏的底牌，对此港人也会作出最直接的回应："现在是双方把最坏的情况全讲出来，我们觉得当他们提出的方案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我们就会通过公民抗命的行动 去表达我们的不满。乔晓阳也说出如果香港不符合他们的条件，不开展政改讨论，看未来一年多博弈过程如何，我不觉得现在把事情决定了，还没有到这一点。"
"中央政府应该放弃'对抗思维'"
据陈健民向德国之声介绍，"占领中环"行动主要目标，集中在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一定要按照中央当年承诺，即按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式来进行。
陈健民也表示该行动目前已经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步骤："首先未来几个月要和各界对话，要谈两个事情，第一为什么香港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为 什么民主对解决香港的管制问题很重要？第二是要解释运动的概念，特别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对话后我们希望招募到支持我们的行动的市民，然后开启一个很大型 的讨论会；第三步是公民授权行动，公民在商讨出来的方案中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最后是向中央表达我们的意愿，那就要看北京如何反应，如果出来一个方案 是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我们就启动和平占领中环行动。 "另一位参与者戴耀廷也预见政府对该行动可能采取打压，表示"参与者要有坐牢的心理准备"。
陈健民认为目前是中央对"香港不放心"，而非香港社会有意对抗，根据以往所作调查，拥有成熟公民社会的香港市民有理性选出带领香港发展的特 首，关键是中央要放弃"对抗思维"："如果北京政府愿意给香港民主空间，对立情绪会大量消散，对抗问题根本不会存在。如果有适当的制度安排中央根本不应该 忧虑。"
3月27日，香港中联办官网在其头条位置全文刊发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讲话。乔晓阳3月24日在参加与香港部分立法会议员座谈时 表示："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中央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
乔晓阳此番讲话遭到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批驳。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认为乔晓阳讲话有如发号施令，凌驾"一国两制"；公民 党成员陈家洛也批评乔晓阳挫败港人对"真普选"的期待，希望港府尽快开始政改咨询，以听清民意。但乔晓阳也在讲话中强调"'对抗中央者不能当香港特首'这 一点若得不到香港社会多数人认同，则不适宜开展政改咨询。"
3月27日，在今年1月首次提出"占领中环"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与香港支联会常委朱耀明和香港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健民，一同公 布"占领中环"信念书，即将启动招募参加者工作。早在今年1月16日，戴耀廷曾在香港《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该文语义强烈，表示 中央曾答应香港在 2017年实现"双普选"，但目前感到香港"真普选"无望，遂提议公民社会占领香港地标"中环"："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 变立场"；陈健民亦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赞成"香港公民抗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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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共第10届全国人大第31次会议上，曾承诺2017年时香港特首可以实行普选，特首普选实施后，香港立法会议员也将由普选产生。但近年中央政府对港政治管控加紧。
"乔晓阳的态度和政治判断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陈健民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采访，他指乔晓阳提出启动2017年香港普选"政改咨询"的两个条件，包括"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决定、选出的特首 不能对抗中央"，港人对第一条基本表示认同，但对第二个条件完全不能接受："我们现在提出的普选的要求，其实也是希望在《基本法》框架上来推进普选；第二 条我们完全不理解他说的'不对抗中央'的标准是什么？用法律怎么能规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香港政策发展，不能用这么随意的方式提出这样的条件，香港是一 个讲法治、制度化的社会，这种态度和政治判断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陈健民也表示，以乔晓阳目前的政治位置，不能直接认为他的发言既为"中央定调"式的结论和官方立场，但乔晓阳应该是亮出了目前中央政府方面最 坏的底牌，对此港人也会作出最直接的回应："现在是双方把最坏的情况全讲出来，我们觉得当他们提出的方案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我们就会通过公民抗命的行动 去表达我们的不满。乔晓阳也说出如果香港不符合他们的条件，不开展政改讨论，看未来一年多博弈过程如何，我不觉得现在把事情决定了，还没有到这一点。"
"中央政府应该放弃'对抗思维'"
据陈健民向德国之声介绍，"占领中环"行动主要目标，集中在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一定要按照中央当年承诺，即按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式来进行。
陈健民也表示该行动目前已经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步骤："首先未来几个月要和各界对话，要谈两个事情，第一为什么香港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为 什么民主对解决香港的管制问题很重要？第二是要解释运动的概念，特别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对话后我们希望招募到支持我们的行动的市民，然后开启一个很大型 的讨论会；第三步是公民授权行动，公民在商讨出来的方案中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最后是向中央表达我们的意愿，那就要看北京如何反应，如果出来一个方案 是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我们就启动和平占领中环行动。 "另一位参与者戴耀廷也预见政府对该行动可能采取打压，表示"参与者要有坐牢的心理准备"。
陈健民认为目前是中央对"香港不放心"，而非香港社会有意对抗，根据以往所作调查，拥有成熟公民社会的香港市民有理性选出带领香港发展的特 首，关键是中央要放弃"对抗思维"："如果北京政府愿意给香港民主空间，对立情绪会大量消散，对抗问题根本不会存在。如果有适当的制度安排中央根本不应该 忧虑。"
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中共最大机密之一：18万党员潜伏香港
《博讯》杂志3月号独家揭秘了中共党员在香港的数字，据悉，这是迄今以来最为准确的在港党员数字。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迄今已逾15年，但中共在香港仍處地下狀態。中共號稱在全國有八千萬黨員，但香港有多少，這恐怕是中共最大機密之一。 本刊記者最近從北京接近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消息來源,得到較確切的數字是18萬。本报道将潜伏香港的党员分为五大类，其在香港的作用不可轻视。
其 中第四類黨員，也是香港最大一批「中共地下黨」，就是通過其它途徑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這些人不是組織派遣，都是個人行為移民到香港，包括投親靠友、遺產 繼承、投資移民、甚至偷渡都有，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這類人數累計有上百萬。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移民香港者中，有相當比例黨員。這類人定居香港後，基本上斷絕了與黨組織來往，也不交黨費。但內地黨組織有他們的檔案資料，也知道他們移民去向。按中共黨章，黨員六個月不交黨費就算自動退黨，但為了港澳工 作，中共「豁免」這些人，以換取他們「繼續為黨做貢獻」。
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50萬人反政府大遊行後，中共加強 了對香港的工作，指令各地有關部門對這「第四類」上百萬名已移民香港的「前黨員」進行大規模調查摸底、篩選，最終篩選出約七、八萬名「仍然可以發揮作用」 者，經過做工作後，將他們重新納入「為黨工作」範圍。
以下是杂志封面，网上订购点击这里：
[博讯综合报道]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迄今已逾15年，但中共在香港仍處地下狀態。中共號稱在全國有八千萬黨員，但香港有多少，這恐怕是中共最大機密之一。 本刊記者最近從北京接近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消息來源,得到較確切的數字是18萬。本报道将潜伏香港的党员分为五大类，其在香港的作用不可轻视。
其 中第四類黨員，也是香港最大一批「中共地下黨」，就是通過其它途徑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這些人不是組織派遣，都是個人行為移民到香港，包括投親靠友、遺產 繼承、投資移民、甚至偷渡都有，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這類人數累計有上百萬。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移民香港者中，有相當比例黨員。這類人定居香港後，基本上斷絕了與黨組織來往，也不交黨費。但內地黨組織有他們的檔案資料，也知道他們移民去向。按中共黨章，黨員六個月不交黨費就算自動退黨，但為了港澳工 作，中共「豁免」這些人，以換取他們「繼續為黨做貢獻」。
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50萬人反政府大遊行後，中共加強 了對香港的工作，指令各地有關部門對這「第四類」上百萬名已移民香港的「前黨員」進行大規模調查摸底、篩選，最終篩選出約七、八萬名「仍然可以發揮作用」 者，經過做工作後，將他們重新納入「為黨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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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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