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潮从政记：太子党打入共青团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3-03-11 

考进复旦大学后，李源潮和许多同学一样总是开夜车，后来学校规定晚上10点半熄灯，但同学们都认为熄灯时间太早了，功课做不完，纷纷要求延长熄灯时间。当时，李源潮 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到苏步青校长反映学生的意见。苏步青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素质。

最后，学校还 是把熄灯时间延长了一点，教室10点半熄灯，寝室11点熄灯。但11点以后，学校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全是人，学生们在路灯下读外语，李源潮也是其中一 个。如今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源潮自豪地说：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

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思考，但问题是往往早上起不了床，李源潮总是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拿着馒头匆匆往教室跑。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晚上熬夜，不吃早饭。

当时学校生活相当艰苦，七个人一个寝室，夏天没有风扇，热得睡不着觉，李源潮和同学们只能去冲个凉，然而跑回去睡一会儿，热醒了再去浇盆凉水。这种“特殊锻 炼”培养了他应对挑战的能力，他说：“这样有个好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后来，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不怕了。”

在复旦数学系，李源潮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一次，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丘成桐在复旦举行有关微积分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李源潮向他问了一个课堂上没学过 的问题，系主任谷超豪在旁边问他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李源潮说在希尔伯特的《直观几何》中看到的，谷超豪听了之后说：“你能看这个，不错啊！”并且建议李 源潮看经典著作《数学的思想、意义和方法》，一共三卷。

20多年后，李源潮的恩师谷超豪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2010年1月11日，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谷超豪和孙家栋两位获奖者颁奖时，谷超豪当年的得意门生李源潮就坐在主席台上。

一些海外媒体流传李源潮在复旦期间学习一般，毕业时靠关系留校等说法。其实李源潮从进入复旦第一年起，就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后来三年，更被评为上海市 “三好学生”。李源潮所在的班级，成为数学家苏步青校长的宠儿，后来担任复旦数学系主任的雍炯敏和吴宗敏，就是李源潮的同班同学。

品学兼优，加上根正苗红，李源潮一入校就被安排为班级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后来数学系的共青团总支改选，他被钦点为副书记候选人，但由于书记候选人意外落选，数学系党总支部临时把李源潮推上去选团总支书记，从而开始了他的共青团生涯。

当时学校已内定李源潮留校担任团委副书记，可李源潮却不想留校，想继续深造。因为八十年代初大学里的气氛让做政工的都抬不起头，给人的印象是学习成绩一般， 社会活动活跃的学生才会被留校做政工。后来，李源潮向学校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能以“教师”身份留校，兼做校团委工作，这样就不会被人认为读书不好才去当政 工“万金油”。复旦大学当时新成立了管理系，不少教师来自数学系，李源潮才以管理系教师留校。

以上说法，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接近。但评论人士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回顾李源潮从政之初，不能不考虑他的父亲李干成的能量和人脉，对李源潮最终选择留校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影响。

李干成虽然退居二线，但他在上海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内定李源潮毕业留校时，校领导一定考虑过李家背景，因为时任校长苏步青和李干成同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对于如何安排李源潮，苏步青的做法或许很简单——点名毕业留校。

除了苏步青外，李干成的老上司陈丕显对李源潮仕途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有评论文章认为，在当初十分关爱康平路大院高干子弟的陈丕显陈叔叔的关注和要求下，李源潮最后才选择了留校从政，从而也选择了通往政坛的“快车道”。

“文革”期间，作为上海市主要负责人，陈丕显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了10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陈丕显就恢复工作，1977年2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 革委会副主任。同年7月调湖北，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陈丕显（右）和胡耀邦（左）在湖北武当山。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丕显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丕显对老部下之子李源潮仕途的影响和关照，在李源潮从复旦毕业之初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仅过了短短的一年，李源潮的仕途便出现了火箭式上升，令人们惊讶不已。

李源潮的中学同学对《李源潮传》一书作者刘方远介绍，那时老同学都听说李源潮留校当老师了，有不少人对他选择留校不理解，因为如果凭他父亲的关系，还有他本人的政治条件和优异表现，完全可以分配到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甚至出国留学深造都不成问题。

然而到了1983年4月，李源潮就离开了复旦，调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一个月后，升任书记，开始踏上仕途晋升的快车道。据说，当年有几个同学聚会时，得 知李源潮当上团市委书记，简直不敢相信，商量找时间跟李源潮聚聚，当面向他祝贺高升。但几个月后，他们更惊讶地听说李源潮已被调到北京，进了团中央书记 处，这些老同学才意识到，再想跟李源潮聚聚恐怕不那么容易了。

韩媒：金正恩在上海存款数十亿美元

     来源：RFA
  
    韩国《朝鲜日报》11号头版头条报道说，韩国和美国已经确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中国上海等地拥有以假名开户的多个银行帐号，存款总额达数十亿美元。
  
    报道说，这些账户还不包括本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最新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中对朝鲜金融制裁的对象，因此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实际效果遭到质疑。
  
    报道透露，韩国、美国当局向中国政府表明，这些帐号应该包括在制裁范围之内，但是中国政府却对此消极以对。

鲍彤：群殴香港记者是两会的大丑闻

兩會期間，北京便衣人員為了阻撓記者採訪香港社運人士楊匡探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當眾圍毆香港電視台記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 發表文章，形容這是「極端嚴重的政治事件」，並且呼籲北京新領導層依法保障一切中外記者的採訪活動和人身安全。文章全文如下：

香港記者因探望北京公民劉霞而遭群毆。這是極端嚴重的政治事件。

公 民劉霞僅僅因為是劉曉波的夫人，而在中國首都被非法軟禁。香港記者僅僅因為採訪無罪的公民劉霞，而在兩會期間遭受群毆。當局說，肇事者「身份不明」。眾所 周知，從2010年10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來，劉霞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處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全天候的控制之下。因此，所謂“身份不明”，只意味 著肇事者和當局的關係已經密切到了不可告人的程度，甚至完全不能排除：他們本來就是當局派出的或雇傭的「維穩者」；而經費來源正是本屆人大正在審議的本年 度的「維穩經費」。

這是醜聞，是中國特色的醜聞，是中國今年兩會的大醜聞。以往這類醜聞，幾乎百分之百被不了了之。這次不同。如果繼續不 了了之，無疑將被記到新領導的「賬」上——大陸輿論、香港輿論和國際社會都有理由作這樣的推斷：難道這一無法無天的事件真的是新領導指使或認可的？或者， 難道依法查辦這種非法案件已經超出了新領導的職責和能力？

我希望看到，這類事件從此不再不了了之。我希望看到，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情是新領導所深惡痛絕並且完全有能力徹底解決的——包括依法徹底恢復劉霞的全部公民權，包括依法保障一切中外記者的採訪活動和人身安全。

来源：香港苹果日报

猪场检出149种有毒基因 黑心养殖户喂有机砷

●为了让猪长得快且貌似健康，过量的抗生素、重金属进入了养猪场。这些错误溢出养殖业后，直接增加了人类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    　　

    养猪场污染链    
    　　
    一种新型污染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产自养殖业，流到环境中，游离于各国现有污染物排放清单之外，却给人类带来真实的威胁。
    　　
    一 个中美联合研究团队调查了三个年产肉猪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分别位于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研究结果显示：国内一些养猪场药物滥用情况严重， 以致养猪场成为耐药细菌的选拔场。通过猪的粪便，这些耐药细菌流入外界环境，可能产生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具有多重耐药性的细菌。
    　　
    耐药细菌，是那些发生基因突变后，从而进化出耐药性的细菌。大量、长期使用抗生素，会加速细菌的耐药性。
    　　
    这 个研究团队以三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其中，有63种的浓度比原始森林的土壤检出 量高出上百倍，甚至有的高达近3万倍。这意味着，这些养猪场在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上严重滥用。《财经》记者的调查也显示，同样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养殖业也普 遍存在。由此带来的公众健康风险的攀升，亟须充分评估与应对。
    　　
    危险的添加物
    　　
    袁亮(化名)在北京东郊经营一个小养猪场。四年前，他刚入行的时候，对养殖知识一窍不通，本该半个月给猪打一次的药，为了见效快，每星期打一次，“结果间隔时间太短，猪不吃食，还发高烧”。焦头烂额的袁亮问询兽医后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药物。
    　　
    在国内养殖业，相当多的从业人员像袁亮一样，缺乏科学养殖知识。江西省宜丰县的一名兽医告诉《财经》记者，当地养殖户在使用抗生素时，不考虑毒副作用，只考虑疗效，为了见效快，还会把几种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剂量使用。
    　　
    袁亮场里的猪，最常见的发病就是腹泻、伤寒和气喘，“跟人一样，天冷天热的时候，就容易得病”。过去，大肠杆菌、葡萄球菌感染属于容易治疗的细菌性疾病，现在却变得不易治疗，成为猪的主要传染病。
    　　
    因为，一种方法正在养殖业盛行——相比治疗性用药，饲料中被添加了更多的抗生素，继而进入猪的体内。
    　　
    早在70年前，科学家就发现，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或者其发酵残渣，可以促进畜禽生长。1950年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从此，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在全球广泛使用。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介绍，国外近来研究表明，抗生素不能促进动物生长。这种错觉主要来源于几十年前，动物养殖条件差，容易患病，那时添加抗生素可能减少动物患病，生长加快，但并非抗生素的直接作用。
    　　
    袁亮的猪场，近200平方米的地方，饲养了200多头猪。每个猪圈只有六七平方米大，里面挤着七八头猪，在石灰铺的地面上，猪的排泄物随处可见。袁亮每天都要清理两次粪便。在这样拥挤的养猪场里，细菌滋生。
    　　
    那些在猪体内抵抗住抗生素的绞杀、而侥幸存活的细菌会进化出耐药性，这些带有耐药细菌的猪肉在烹饪时，如果没有被充分加热，杀死全部耐药细菌，耐药性就可能“移植”给人体，使部分抗生素对人失效，严重时导致无药可医。
    　　
    农业部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要求药物饲料添加剂和兽药都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即畜禽在屠宰前或乳、蛋产品上市前，应与最后一次用药间隔一定的时间。经过休药期，暂时残留在动物体内的药物，可以被分解至完全消失，或对人体无害的浓度。
    　　
    然而，这一食品安全防范措施在基层并未得到有力执行。前述基层兽医说，“检疫部门检测不认真，一头猪交几块钱，就给开一个检疫证。”袁亮们基本不会管休药期的要求，屠宰前也会超量用药。
    　　
    另一种风险近年也从养殖业显现出来。国内养猪场的猪，普遍存在体内重金属超标的现象。往饲料中添加一些稀有元素和重金属元素，可以为动物生长提供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肉猪中，最常见的超量重金属是铜。
    　　
    铜、锌等重金属元素很难被猪完全吸收利用，一部分超标的重金属会在猪的内脏中聚集，很多中国人有吃动物内脏的习惯，更易摄入这部分重金属。
    　　
    当 铜的摄入量比需要量高出几十倍时，猪的粪便呈现黑色。不少养殖者错误地认为，猪粪便越黑，就说明饲料消化越完全。许多饲料商迎合这种心理，主动在饲料中添 加高铜制剂来保证猪排泄黑色粪便。前述基层兽医表示，饲料消化率与粪便颜色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铜、锌和有机砷制剂的超量添加，在饲料业较为普遍，重金属具有富集性和累积性，潜在危害不容忽视。研究人员发现，用高铜添加制剂饲喂动物，用其产生的粪便做牧草肥料，可使绵羊发生中毒。欧盟将铜的添加量限制在160毫克/千克以内。
    　　
    袁 亮说，猪贩子上门收猪时，卖相好的猪卖价会高一些，打蔫的猪就得降点价。为了让猪长得“皮红毛亮”，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给猪喂食一定量的有机砷制剂，就 会带来“健康”。现在，添加砷制剂在养猪业已经不是秘密。砷是国际肿瘤研究机构(IARC)确认的人类致癌物之一。
    　　
    污染外溢
    　　
    中国大约饲养了全球一半的猪。庞大的规模，放大了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和重金属带来的环境“后遗症”。
    　　
    究 竟从养殖业中转移出多少的耐药基因，无法统计。但从中国在抗生素生产和使用上都是第一大国可窥见隐藏的危害。肖永红在2007年调查推算，中国抗生素原料 的年产量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2%。此后，随着中国的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和牛奶产量逐年递增，养殖业的抗生 素使用量也水涨船高。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有可能直接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在动物粪便中残留高浓度的抗生素。抗生素进入猪的体内，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内脏器官吸收利用，约60%-90%以原药或者其代谢产物的形式，通过尿液和粪便排泄出来。
    　　
    粪便施肥也是抗生素进入环境的主要途径。国内将猪粪作为有机肥料，广泛用于土壤施肥。残留其中的抗生素通过这个链条，进入土壤，逐渐污染周边的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源。最终，通过这些渠道与人类的食物链交会，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危害。
    　　
    耐 药细菌也与残留抗生素一起，进入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这些地方随之成为耐药基因的天然储存库。在细菌中产生耐药性突变的基因，被称为耐药基因。动物肠道 细菌中的耐药基因可以扩散到环境中的微生物中。耐药细菌死亡后，其携带的耐药基因的遗传物质仍可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并能通过直接接触或污染食物链等多种途 径进入人体，增加人体的耐药性。
    　　
    早在2006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土木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艾米·普鲁登(Amy Pruden)等首次提出，将抗生素耐药基因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物，并指出其可能对动植物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生态风险。
    　　
    中国的养猪场每年会产生6.18亿吨猪粪，由此引发的安全风险难以评估。前述中美研究团队选定的三个养猪场，通过饲料添加和用于治疗的抗生素，涵盖了除万古霉素之外的所有主流抗生素。其中，嘉兴和莆田的养猪场使用了13种抗生素。
    　　
    研究显示，随猪粪尿排出体外的重金属比例达到95%以上。含有大量重金属的粪便作为有机肥，施入土壤，被农作物吸收，农作物收获后端上餐桌，至此，又有相当一部分重金属进入人体。而锌、铜等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复合污染，会加剧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扩散。
    　　
    这 些被添入饲料的重金属来源也存在安全隐患。饲料行业中添加的微量元素，其原料一般来自工业生产中的副产物、废弃物。江西华丰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熊 凌向《财经》记者透露，“从矿产中提炼出来的矿铜几乎没有用于饲料生产的，饲料中用的铜都是垃圾铜。”比如电路板工业的蚀刻废液，或铜镉渣。
    　　
    目前，饲料中重金属的来源处于监管盲区，没有明确要求。而且，现有饲料级微量元素的国家标准很宽松，只有主要元素含量和重金属指标等几项，没有其他杂质的控制指标。熊凌说，“饲料标准跟工业标准几乎没什么差别。”
    　　
    以饲料级硫酸锌的国标为例，对硫酸锌的含量要求与工业级标准相当，不同的是，工业级硫酸锌还有对不溶物、PH值、氯化物、铁和锰含量的要求，饲料级硫酸锌则没有这些要求。
    　　
    劣质原料导致很难在生产中去除杂质，最终产品中杂质，比如镉的含量相当高，有的甚至达1%以上。镉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可能致癌物质。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降低成本。
    　　
    利润博弈安全
    　　
    由 于迅速可见的好处，滥用抗生素，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提亚杰(James M. Tiedje)表示，“耐药菌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也存在耐药菌严重的情况。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有1.36万 吨的抗生素用于畜禽生产，是其国内人口治疗用量的近4倍。
    　　
    WHO已将耐药细菌作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并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控制抗生素抗性基因进行战略部署。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的团队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了上述三个养猪场的调查项目。他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保护主流抗生素的有效性非常迫切，因为目前开发新型抗生素极其困难。”
    　　
    耐 药细菌的大量出现，急剧消减了抗生素带来的好处，即使在执行严厉措施的欧洲，也得忍受抗生素的耐药性造成的巨大损失。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估计，欧 盟每年发生耐药菌感染病例40万例，由耐药性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卫生健康费用支出，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下降的成本高达15亿欧元。
    　　
    为对抗日益严重的耐药性，瑞典早在1986年迈出第一步，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在禁用的最初两年，出栏的800万头肉猪由于饲料利用率的下降，至少多消耗了7万吨饲料。
    　　
    丹麦也陆续禁止了多种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停用之初，丹麦生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600%，治疗性抗生素使用量呈比例增加，同时由于饲料转化率降低所致，养猪生产成本提高了8%-15%。
    　　
    不过，几年后情况有所改观。2008年，丹麦国内养猪生产中抗生素的使用量比最高时减少近50%，而养殖效益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实际上包括母猪、仔猪和育肥猪的生产性能均略有提高。
    　　
    WHO发布一篇报告指出，抗生素禁止用作饲料添加剂并未造成动物疾病的蔓延。2006年，欧盟成员国全面停止使用所有抗生素生长促进剂。通过改善营养供给、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营造良好养殖环境等，缓解抗生素禁用带来的一系列生产压力。
    　　
    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虽未禁止抗生素在养殖业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为控制其被滥用，也在1996年，联合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农业部成立了国家抗生素耐药 性检控体系。一旦发现耐药菌产生，该机构便会启动相应法律，包括收回药物使用许可证。另外，美国猪肉生产者协会会给养猪场提供详细指南，尽力使耐药菌问题 最小化。
    　　
    身在美国的提亚杰，更赞成欧洲的做法。他认为，不应该允许出于增产目的，把抗生素添加进饲料的做法，“尽管可能会提高肉类价格，更多的国家会选择在商业化养猪场中禁止使用抗生素。长期滥用抗生素，会使风险不断提高，人类正在丧失有效的抗生素”。
    　　
    肖永红乐观地认为，中国也完全能够禁止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推广时间长短主要依赖管理部门的决心大小”。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中国的水敢游泳吗？别说喝了 真相令人惊悚

    本文译自《时代杂志》（Time）3月6日（周三）的报道。
    　　
    金增敏(Jin Zengmin)决定赌一把。上个月，这位浙江省的眼镜企业家宣布如果当地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敢在附近的一条河中仅仅游泳20分钟，他将提供32，000美 元的奖励给他。金的下注在新浪微博宣布，在网上风传。果然不出所料，这位环保干部拒绝在受污染的水中游泳。
    　　
    在超过三 十年的经济繁荣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这肯定会在目前正在北京进行的年度秘密会议全国人大上讨论。空气污染覆盖数百个城市，并且全国广大地区的土 壤已被污染。数以千计的河流也已经被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给毁了，就像在金的故乡瑞安市的水路一样，那是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那里有100多家制 鞋厂。金告诉《时代杂志》:“我小时候，人们在河中游泳或洗菜，但是这些工厂使用化学原料制造鞋子，并将它们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流。”
    　　
    金在新浪微博发布的照片中，河面上覆盖着漂浮的垃圾。事实的真相可能更惊悚。金声称有腐烂的气味。12月8日，金的妹妹死于肺癌，年仅35岁。他指责水质污 染导致了她的死。金说: “当我姐姐在上海大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时，我们发现有许多患者来自我的家乡。他们身患各种癌症，而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的癌症患者是30多岁到50多岁。他们 都还年轻。我意识到这些癌症可能与在我们家乡的水污染有关系。”
       

    金的妹妹去世后，他打电话给当地的环境保护局，并要求他们检查河中的水污染。金说，官员告知他这条河被一些生活垃圾弄脏，但水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金拍案而 起并在网上下赌注。不久，当地一家报纸进行了一项原始的实验来测试这条河的毒性，他们把活鱼放入从河里取来的水中。两个小时后，鱼就死了。金说: “我打赌是因为我有信心河里的水是有毒的。”
    　　
    今年一月，空气污染在微博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微博是中国人可以表达 他们不满的少数公共场所之一。面对市民的愤怒，北京市政府推出了防污措施，企图以此来抵制创纪录的雾霾。二月份变成了水污染月。在金的赌注成为网上热门话 题后，中国的环保人士邓飞(Deng Fei音译)鼓励微博用户张贴自己家乡被污染的河流图片。成千上万的人把当地恶臭的河流照片贴出回应。
    　　
    当地的环保人士说中国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来清理河流。那么为什么没做呢?当局不想。地方政府依赖污染工厂来支撑当地经济，地方官员知道他们的晋升取决于 保持高增长率。尽管如此，中国老百姓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经济发展，他们到微博表达自己的不满。水专家和公民和环境事务协会的创始人马骏(Ma Jun音译)说:“金增敏和其它微博用户的上诉迫使人们面对水污染问题，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防污运动。(网上行动)可以阻止地方政府与制造污染的厂家同流 合污。”
    　　
    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越来越高昂沉重。中国大多数的地下水受到了污染。雾霾笼罩着东部沿海地区。土壤污 染是全国性的，但是污染糟糕的程度鲜为人知，因为确切的数字一直被认为是“国家机密”。环境举报人一直被殴打和监禁。最近几年已经扩散到全国的抗议活动跟 环境污染问题有关。去年六月，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德阳市数百名愤怒的村民举行了示威游行，因为他们的农作物被工业废水毁了。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占领了当地的 政府部门，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12月31日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山西省一间化学工厂水管破裂，泄漏了38.7吨苯胺， 这是用来制造工业化学品的原料且对人体有毒。苯胺流入了一条河流，这条河是中国北方超过一百万人的饮用水源。但是当地政府隐瞒化学品泄漏的消息五天。这样 的环境污染噩梦无数，遍布全国，引发国人愤怒。金问：“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死于污染造成的癌症，我们的经济增长有何意义?”
   
    本文来源：看中国

吴邦国不打自招，供认不讳/胡平

    中共治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一向饱受诟病。对人大最尖锐最辛辣的批评，莫过于说人大是共产党的工具，是橡皮图章，投票机器。
   
    现在好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发表讲话，不打自招，对此供认不讳。
   
    3月8日，即将卸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其中讲到：“我们自觉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确保人大各项工作，无论是立法、监督工作，还是决定重大事项、行使人事任免权，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说，人大必须自觉地充当共产党的工具。
   
    记得那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有一位小学生站起来问胡锦涛为什么要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回答说：“不是我要当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举我当国家主席。”
   
    这当然是撒谎。胡锦涛的国家主席当然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邓小平指定的，是中共中央几个寡头决定的。但是胡锦涛知道这事不能照实说，照实说就公然违背宪法了。虽说在现今中国，宪法只是一纸谎言，但既要撒谎，就要撒到底，就要把谎撒圆，前后冲突、自相矛盾就不好了。所以胡锦涛厚着脸皮硬说自己是全国人民选出来的。
   
    相比之下，吴邦国就很有些忘乎所以了。尽管在事实上，人大不过是共产党的工具，但是这话不能挑明了说。因为按照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谓“自觉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把党置于人大之上。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
   
    我们知道，文革中通过的1975年宪法，第16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这话在字面上就不通：全国人大既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怎么还能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呢？怎么还能有一个共产党高踞于它之上呢？那岂不是说共产党比最高还要更高？那岂不是说全国人大不是最高而只是更低？由于这一条太荒唐，所以在1982年宪法中给删掉了。吴邦国的讲话又是在重复文革期间的错误。
   
    吴邦国要求人大贯彻党的意志。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人大是民意机关，不是党意机关。人大的职责是要尽可能地反映民意代表民意，而不是贯彻党意。人大是靠冒充民意而存在的，如今吴邦国却连冒充都懒得冒充了。
   
    和吴邦国讲话相映成趣的是北京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的发言。杜德印在北京团讨论并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会上说，“人大工作者不能挟制度以强化自身的权力去和党委、各方争权力、争地位”。
   
    这话刚好说反了：不是人大不能和党委争权力，而是党委不能和人大争权力。
   
    因为按照现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上没有一条规定某种国家权力机关是党委。也就是说，党委根本不应该掌握任何国家权力。党委拥有某种国家权力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
   
    注意：杜德印这里说的是人大“不能挟制度以强化自身”去和党委争权，可见杜德印自己也很清楚，那些和党委争权力的人大工作者，他们依据的正是现行制度，人家无非是想争回现行制度赋予人大的应有的权力而已。这难道不是符合制度符合宪法的天经地义，怎么杜德印反倒不允许呢？
   
    身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北京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邦国和杜德印为何公开发表明显违反宪法的言论？想来他们不至于象申纪兰那般法盲。合理的推测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力图把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变成钢印，有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力图摆脱党的应声虫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言人。为了打压这股宪政力量，吴邦国杜德印们只好自己撕下伪装，赤膊上阵了。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令计划晋升政协副主席意味着什么？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日前“选举”令计划为政协副主席职务。有海外媒体认为，被贬官的胡锦涛智囊令计划任新职，是新班子给胡锦涛的面子。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周一下午选举俞正声为全国政协主席，包括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在内的23人“当选”副主席。去年9月，令计划离开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任统战部长后，因其儿子死于车祸引发的贪腐问题是否会导致他进一步被贬，一直受到外界关注。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政协副主席一职显然使令计划得到了晋升。令计划在去年3月任职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指令中央警卫局抓捕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显示这位胡锦涛时代“大内总管”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高调。但仅三天之后，一辆法拉利高级轿车在北京四环路保福寺桥上发生的车毁人亡事故，却使外界关注到令计划家族成员可能涉及贪腐问题。
   
    在美国纽约自由撰稿人高新认为，令计划在中共党内不乏政治资历，而其职务升迁应更多是一种党内常规化的安排：
   
    “对令计划的贪腐传闻或牵涉内部政治斗争，一种说法是他牵扯薄熙来案中，还有一种说法他是反薄熙来急先锋所以被周永康一伙人陷害。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令计划属于年富力强的前中央领导人-书记处书记。从正常的交接班模式，往往既然是前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的中办主任，那么新换了总书记中办主任肯定要换掉。令计划换掉后，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进入政治局，再担任一些政协副主席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现在的位置肯定不如书记处书记的位置重要。”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姜维平则认为，与江泽民交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安排不同，令计划虽在职务级别上有所上升，但由主持中共统战转而到政协工作，很可能是胡锦涛“裸退”的延续：
   
    “令计划由胡锦涛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实权派的人物从举足轻重的位置转移到了二线，很可能和胡锦涛的政治思路有关。令计划实际上是胡锦涛的政治影子，他不具有独立性，他的权力主要来自胡锦涛的权力。那么胡锦涛这次‘裸退’，是否是由于他的这种思路，退下来，秘书、办公厅主任都不沾光？这是不是一个既定方针或者也是他和习近平、李克强共同研究的结果。”
   
    中共“十八大”成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习近平预计会在此届人大正式成为国家主席。在纽约的高新指出，薄熙来事件对中共权力交接的影响尚未结束，而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如何应对党内高层的贪腐问题，无疑将是对所谓“习、李新政”的考验：
   
    “如果（令计划）的问题是牵扯到胡锦涛本人，那就肯定不会被抛出来。薄熙来案也是一样，薄熙来也会在内部被要求调查到什么程度为止。因为再往下调查，牵扯到更多的高干子女。牵扯到习近平本人或王岐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腐肯定是要有界限的、设置高压线，因为反腐的目的是救党图存，不是自毁长城。所以，真要把（习近平）‘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不管牵扯到谁，也要一查到底’的口号落实下去，共产党就没有了。”
   
    1979年，23岁的令计划由山西运城调入团中央，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等职。1995年，令计划以团中央宣传部长身份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成为胡锦涛的主要助手。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令计划2007年9月，接替王刚出任中办主任，时年51岁。令计划成为当时的中共党中央核心成员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天津大火死伤惨重，竟然被掩盖至今/视频

博讯义工10日到现场访查，附近的邻居说，当时全天津的消防车都来了，有伤员被拉走，不知道去了哪个医院。后来有几辆卡车拉尸体，一个一个往上扔。初步判断，死亡超过100人。天津官方报道称：无伤亡。

附近的邻居显然得到了警告，有的不敢谈，敢谈的也是边说，边左顾右盼。



博讯3月4日收到报料：今天下午（04、03、2013）天津华苑产业园区海泰大厦发生大火一幢20多层的写字楼全部烧毁，由于楼太高天津消防无法施救。整幢楼内全是出租写字间只有少数人逃生。
    
次日，博讯又收到进展：天津昨天（4/03/2013）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火灾，海泰大厦的两幢楼瞬间烧没，死伤惨重，官方报道无伤亡报告。
  
博讯收到消息没及时发出，因为网上都没有提起此事。做为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大城市天津，在咨询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此大的事件，网上都悄无声息，让人难以 置信。博讯记者今天在国内网络找到这个视频，证明博讯读者的报料是真实的。这个足以引起世界关注的大火，竟然被掩盖至今。如果中共有死伤人数超过一定数字 丢官的惩治规定，不如将惩治盯住掩盖死亡数字的官员。
  
博讯将继续关注死亡数字。






  
天津蓟县2012年7月大火，民间说法是死亡超过300，但官方报道的数字则少于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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