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匆匆结束同中国的太阳能纠纷

作者 索菲

欧盟与中国就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纠纷达成一项协议，中国方面称赞这项协议，认为由此表明了中国解决这一纠纷的积极意愿，但欧洲方面，太阳能工业领域却对这一协议表示不满，认为欧盟委员会贸易官员们，因内部分歧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只想匆匆忙忙尽快结束与中国的纠纷，因此根本没有很好地捍卫欧盟太阳能产业的权益。

法国« 世界报 » 常驻上海记者哈罗德指出，欧盟内部分歧使得欧盟贸易代表德古赫特不可能将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反倾销临时关税平静地走完6个月的程序，但欧洲太阳能产业对与北京达成的协议不满意，试图寻找欧盟法院的裁定，重新审核与北京达成的协议。

根据 « 世界报 » 指出，欧盟与中国在欧盟开启的反倾销关税从前两个月的百分之11.8上升到百分之47.6的规定日期到来前10天，在北京达成了谈判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中国未来出口到欧盟的太阳能光伏产品每瓦单价将不得低于0，56欧元（也就是56生丁），而全年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太阳能光伏产品总瓦数也有具体规定（不得超过7千兆瓦），超过这两个主要协议点的任何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都将被课以反倾销税百分之47。

欧盟太阳能产业方面对这一协议的内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协议中达到的最低价每瓦56生丁，就是现在欧盟指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倾销价格。而欧盟与中国达成的（7千兆瓦）出口上限，仍然保证中国的出口光伏产品占据欧盟光伏市场百分之70的份额。

但中国方面都称赞这一协议。从政府机构到光伏行业联合组织的官员都强调中国做出了让步，显示了愿意谈判解决与欧盟争端的积极意愿，同时表明中国继续向欧盟出口的决心。

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作出的让步使双方达成协议有了可能，因此中国与欧盟双方都应当高兴地接受这一协议。中国能源研究机构一名官员说，这对中国是个好消息，因为中国光伏工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今年3月，在中国无锡的世界最大的光伏企业尚德就宣布破产。« 世界报 » 说，中国方面所指的让步主要指的是，直到7月初，中国都暗示对欧盟出口的太阳能光伏产品总数上限将不会接受低于10个千兆瓦。

欧盟太阳能行业对这个协议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高兴，一些企业指责德古赫特并没有好好捍卫欧洲太阳能企业的权益。这个协议将不会使引发欧盟太阳能行业不满的情势发生改观。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德古赫特办公室并没有高调宣布这一协议，对盛传的协议最低价格和进口最高限额等数据讳莫如深。

根据 « 世界报 » 的分析，欧盟6月份开始生效的对中国太阳能产品临时反倾销税让欧盟陷入深深的分歧。德国反对这一措施，中国不失时机地威胁报复其他国家，中国的威胁从6月初就展开对法国葡萄酒国家补贴进行反倾销调查开始。欧盟内部分歧的事实不可能使这一临时反倾销关税措施平静地持续6个月，而尽快妥协则是唯一的出路。

此外，法国 « 费加罗报 » 经济副刊围绕在中国生产苹果手机的和硕工厂劳动条件撰文，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动观察组织负责人说，和硕的劳动条件比富士康还糟糕。

« 费加罗报 » 经济副刊还发表北京鉴于地方当局公共债台高垒立即进行核查发表文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地方公共债务到2012年底高达叁万亿欧元。

被法国司法机构以“有组织欺诈罪”起诉的涉及90年代初，里昂信贷银行收购当时的阿迪达斯公司引起的纠纷主要角色，法国商人，前部长达比事件又发现两个文件进一步证实有关仲裁有假，越来越多已经结案的犯罪案件由于基因鉴定新技术得以侦破，但是基因鉴定纪录存档的范围成为问题，抗议法国新婚姻法的游行示威正在筹备署期过后的新行动以及穷人对食品开支日益昂贵怨声载道等等占据今天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位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港教授：中国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才能获藏人认可

【西藏之声2013年7月３０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教授撰文表示，中国政府唯有在西藏问题上，尊重国际公约，同时与达赖喇嘛尊者达成协议，才能获得藏人的支持；此外，苹果公司位于中国的一家供应商传出在招聘员工时歧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消息。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网，今天（７月３０日）刊登了一篇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戴大为（Michael Davis）撰写的文章。

戴大为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在西藏发生了第120起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统治的事件后，享有自治权利的香港人民，也许会好奇普通藏人为什么会这么不满。他简要介绍了1951年西藏代表同北京签署《17条协议》、后来中共违反协议，最终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及中共政府将西藏划分成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另12个自治州和县，等等一系列当时的背景。

戴大为教授还认为，西藏问题就出在当局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相关少数民族自治方面的法律，而且用压制政策来应对藏人的反抗。他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即要求西藏三区获得名符其实的自治，和香港目前享受的模式非常相似，但是北京当局却指这是“高度自治”，而且会最终转变成独立，对香港的待遇却没有进行解释。

在文章中，戴大为教授分析说，中共政府应该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处理西藏等问题时，遵守国际公约，减少干预西藏事务，同时与达赖喇嘛尊者达成协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藏人们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于昨天（7月29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苹果公司供应商，台湾“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海工厂，在招聘员工时歧视少数民族，公然在招工标准上指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彝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等特殊生活习俗民族，不予接收。”

中国劳工观察指这一招工标准，违反了中国的就业法律，有消息称，和硕公司表示会就此进行调查。

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英国白金汉大学（Buckingham University）安全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格力斯教授（Anthony Glees）原本受邀出席由一个非官方机构组办的、有关安情方面的研讨会，据悉将有24名来自中国公安部的官员参加。然而主办方稍后要求格力斯教授在会议中不可以提出人权议题，于是格力斯教授拒绝了邀请。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泰晤士报》的消息表示，安东尼教授强调自己非常乐意对任何方面讲述英国情报界成功的方式，“但是如果不顾道德地告诉这些秘密警察，是非常令人愤怒的事情，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在中国和西藏所做的事是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对中国网民进行的大量监控。”

开来嫂都被“死缓”了，熙来哥岂有被死刑的道理（高新）

薄熙来在山东省会济南市被当局开始公诉的消息传出后，外界反响之大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共决策层的心理准备，因为至少是有习近平和孟建柱两人的签署了“同意”二字的检察院起诉书中强调了“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外界早在投毒杀人重犯薄夫人只被判处死缓之后就已经不再有相信的关于“为了救党图存薄熙来将会被习近平砍头示众”的说法又重新有了市场，理由是刘志军活下来之后被“首席大法官”周强下令在湖南长沙秘密枪决并毁尸灭迹的湖南民间企业家曾成杰的罪状中也分别使用了“数额特别巨大”和“情节特别严重”十二个字，足以见得就象周强坚决要用曾成杰的被枪决证明自己到任最高法院之前的政绩十分的辉煌一样，，习近平也要用薄熙来的被注射死刑来证明自己这一次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反腐运动真的是在玩儿真的。

当然，直到肯定也早已经和“检察院起诉书”一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讨论通过并至少是有习近平和孟建柱两人签署了“同意”二字的“法院判决书”对外公布之前，谁也不敢说薄熙来百分百不会被习近平下决心“斩立决”，因为已经被高高举起的济南中院的惊堂木被轻轻放下之前，习近平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放心担心本原在写给了习近平本人及“政治局全体同志们”的检讨书中已经口口声声要向党赎罪的薄熙来是否会在庭审过程中临时变卦，反过来一定要和习近平政权拼一个鱼死网破--当庭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抖搂出来，更可怕是逍遥于中共政权之法外的薄瓜瓜向外界报料--果真如此的话，习近平和薄熙来的关系也就只剩“你死我活”这一项选择了。

不过外界无数对薄熙来日后出路的评论和猜测中关于“薄熙来篡党夺权失败，中共应杀薄祭旗“的猜测也好，一厢情愿的进言也好，肯定是最不靠谱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的内部文件也好还是对外公开宣传也好，一真都是费尽心机地引导中共党内和外界世界不要把对薄熙来的处理往“权力斗争”或者“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向联想。例外的是，这次宣布薄熙来被公诉的第二天，一篇署名”王祥“，题为《薄熙来受审 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的“新华网评”似有“跑偏”之嫌。

文中说：“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走过封建制，为君王一人之愚忠虽已成过去时，但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因为不是论经济建设、政治制度创新，还是社会繁荣发展，唯有令出一门，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不畏退、不彷徨，方能不偏不倚。”

……在大政方针上、在领导干部任免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央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政策制定、人事更换，都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也许这会涉及到某些地方的利益，但小局要服从大局，唯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因为该文的后半段用“封疆大吏”形容正在被中共处理的“老虎”级前官员，所以如此内容，自然会令人感觉是在暗示薄熙来之所以有了今天被当局给以“公诉”的下场，都是因为他在担任中共政权的“封疆大吏”--西南镇守使期间没有维护中央的“政令统一”。难怪此文一出立刻被外界的敏锐人士看出“该文几乎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薄熙来应该被‘重判’的根本原因：不服中央，挑战中央，此罪虽不载于中国法律条文之上，但在中共高层看来却是罪大恶极，其罪当诛！”

除了这篇新华网评，外界硬是把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力的对薄熙来案的处理完全说成是“党内权斗”、“路线之争”的分析文章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引用一篇似乎是要站在“帮忙”的立场上给中共当局进谏的文章，题目是《薄熙来篡党夺权失败，中共应杀薄祭旗》，文中说：“虽然检方对其起诉仅提及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这三项罪名，但薄熙来作为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通过机会主义捆绑民意，在重庆另立山头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类似高岗的路线错误，才是不可饶恕的法外之罪。”

文中说：“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政治传统，是中共在中国得以执政60余年所依赖的政治传统和制度性优势。而在当前中共已然因腐败、官僚化、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等问题面临较为严重的执政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出现地方与中央对抗的苗头而得不到遏制，则会对中共的执政地位造成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共应该拿薄熙来祭旗，‘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上述两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没有参考过当年在给江青等人判刑时中共决策层内的争论过程，曾经参与过对江青等人审判的亲历者以及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人士都有文章回忆说，当时最坚决反对给江青判死刑的人首推陈云。

相关回忆文章中描述说：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笔者二十多年前撰写《中共太子党》一书时即有当时已经人在海外的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政治局内主张判江青死刑一派的代表人物一是邓小平，二是王震。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剑英）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向前）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

后续的故事是，眼见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针锋相对，胡耀邦赶紧出了一个双方都有台阶下的主意，给江青和张春桥都判死缓。

在处理”四人帮“案的过程中，习仲勋刚刚被从广东调回中央工作，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自然也没有正式发表意见的可能。至于习近平本人，当时正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耿飚的秘书，在当今这届中共决策层中，他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对三十多年前的党内高层决策有直接了解者。

可见，恰恰是因为无论是外界舆论还是中国大陆内部甚至是中共党内的左派势力都在无意有意地把薄熙来美化成“政治犯”，反而会令习近平即使象当年的邓小平仇恨江青一样恨薄熙来恨得牙根痒，也绝不敢下令对薄熙来处以极刑，更何况无疑也是由他习近平亲自拍板定夺的绝对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一档的薄谷开来杀人案都已经被网开一面。亲自下手灌毒令外宾当场毙命的杀人案首犯已经被曾经当面尊称他为“开来嫂子”的习总书记刀下留人，对此杀人案只犯有“包庇罪”的“熙来大哥”断无被“斩立决”的道理--如果薄熙来曾经背后给习近平起过一个外号叫“习阿斗”的传闻是真，习近平也会再导演一出“中南海里的‘仇将恩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陆媒惊曝四大银行7月前三周存款流失万亿

【大纪元2013年07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顾晓华综合报导）近日，大陆媒体惊曝7月前三周四大银行存款流失超万亿，首周四大行存款流失就超过7000亿元。

据《上海证券报》报导，由于存款负增长势头持续，四大行7月信贷投放未延续月初迅猛势头。7月前三周四大行新增贷款约2200亿元，存款负增长超万亿，其中第二第三周四大行贷款投放节奏明显放缓。首周四大行存款则下降超7000亿元。

报导中还称，这意味着随后两周四大行新增贷款投放仅500亿元左右，同期存款则继续流失约3000亿元。

知情人士称，四大行前三周存款下降过万亿，其中工、农、中、建分别降约3460亿元、2340亿元、1800亿元、2500亿元。

美国福斯特杂志也报导了消息，文中分析了存款突然流失的原因。称从一些迹象来看，本月出现大量资本撤离中国的情形，但资金流出银行体系似乎与资金流往海外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若两者之间有联系，官方媒体就不会曝光了。

文章认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存款流失的原因甚至比资本撤离还要糟糕。运用各类策略的银行在每个季末登记存款，以满足存贷款比率及其他要求。银行的这些手段以及其他季末策略有两种主要后果。第一，银行显然没有安全经营业务所需的存款基础；第二，资金的这种来回往复运动能持续一段时间，以维持银行的正常运转。实际上，中国的银行几十年来一直在运用这些策略以及其他许多更为复杂的策略。

实际上，四大银行存款流失现象几年来一直存在，几年前曾有大陆媒体报导四大银行的存款流向民间借贷市场，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温州曾经都是民间借贷“爆发”之地，但是近年陆续出现了由于资金链断裂，借款商人、老板等纷纷跑路现象，形成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危机。

今年3月份，在2013年中国（龙岩）区域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上，郎咸平应邀就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做主题演讲时表示，银行危机源于中国债务危机的爆发，自2012年 4月起，许多地方政府出现债券还款违约问题。云南、四川、上海等省市出现地方政府债券大面积违约现象，利息支付不出。2012年6月1日以交通银行股价首 先跌破每股净值为起点，中国的银行危机正式爆发。

郎咸平说，中国目前有16家上市银行，其中10家曾经跌破过每股净值，包括交通银行、平安 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5家差点跌破每股净值，包括宁波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农 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中国是唯一的。

（责任编辑：谢东延）

王立軍逃進美國領事館是得到中共高層指點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


　　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讓海伍德案攤開於公眾的目光之下。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聞光合著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指出，當美國領館人員因為王立軍的出現而手忙腳亂時，館外正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明槍暗鬥。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版出版。

　　王立軍決定走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要從他的個人慾望無法被滿足說起。獲《出版人週刊》給予星級評價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指出，王立軍認為只擔任副市長沒有太大的權力，因此興起想當重慶市委常委的念頭，他不斷遊説谷開來，希望薄熙來能給自己提升，雖然薄熙來為此相當憤怒，但王立軍並未退縮，仍希望薄熙來有朝一日能提拔自己。

　　此外，王立軍也想營救在鐵嶺的兄弟。薄熙來進入重慶後，開始唱紅打黑，打擊到前任市委書記賀國強和汪洋的利益，因此中紀委一直在調查王立軍過去在鐵嶺公安局時的犯罪紀錄。

　　2011年6月，王立軍接到來自鐵嶺的電話，表示“後院失火”了，先是王立軍的好兄弟、鐵嶺公安局原局長谷鳳杰因買官賣官、貪汙受賄被雙規，一週後，六名官員，皆為王立軍的友人與忠實追隨者，全都受到調查。

　　王立軍一方面想為朋友解圍，另一方面覺得他人在敲山鎮虎，最後可能會整到自己，因此求助於薄熙來，但薄不願意涉入此事，也不準備給王立軍提升，王對此感到非常失望。同時，王立軍也發現中央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反應冷淡，擔心薄熙來最終會把打黑時的虐待、過份行徑算到自己的頭上。

　　王立軍明白了薄熙來在任何的政治鬥爭之間，為了保住自己，很可能會拋棄他，因此開始謀劃後路，積極策劃謀殺海伍德一事，想抓住薄熙來的把柄。當時也為十八大人事變動前夕，薄熙來有很多競爭對手，因此王立軍跟中央高層的“默契”，也促使王放膽策劃謀害海伍德。

　　當海伍德遭殺害，王立軍向薄熙來丟出此把柄時，薄熙來下定決心除掉王立軍。《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王立軍察覺到身處險境，因此計劃逃往北京，希望與周永康或李克強見上一面。


　　王立軍察覺到身處險境，一度計劃逃往北京。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王立軍見到了周或李，但公安部的消息來源表示，王立軍的北京友人勸他打消這個念頭，因為薄熙來在高層相當有人脈，一旦薄熙來發現王立軍的動作，王可能會“人間蒸發”。

　　《外參》月刊曾披露，薄熙來在北京的一位對手，可能曾鼓勵或默許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因為製造一起國際關注的事件，或許是個相當有效的方法，甚至可能是唯一能撼動薄熙來、拯救王立軍自己的方法。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對《明鏡月刊》表示，選擇美國領事館的原因，第一，薄熙來在北京的關係太深，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沒有辦法敲掉周永康、薄熙來這一條線；第二，王立軍身上帶著海伍德案的相關證據，領事館方面不可能再去查證，至少在輿論上能給美國造成很大的壓力，只有通過輿論的壓力，才能搞垮薄熙來。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受訪者之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對《明鏡月刊》表示，即使沒有人暗示，王立軍決定跑到美國領事館，藉由外力來打破北京的權力關係，也顯示他智商足夠。“他想把事情搞大。到美國領館說生命受到威脅，最起碼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另外就是他想與薄熙來魚死網破。”

　　王立軍攜謀殺案材料進領館

　　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時，正好是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即將訪問美國之際，因此更能吸引媒體的目光。2012年2月6日，王立軍打電話給時任重慶渝北公安局長的王鵬飛，雖然不清楚王立軍是否向王鵬飛說明了自己的計劃，但王鵬飛幫王立軍找來一台SUV車與一位司機，以及三支手機。

　　王立軍進入美領事館的事件爆發後，薄熙來懷疑王鵬飛參與並共同策劃了王立軍事件，因而綁架王鵬飛，試圖問出王立軍出走的細節、帶了什麼材料給美國領事館，尤其哪些材料是不利於自己的，以及除了王立軍外，是否有其他人掌握著備份，但王鵬飛並未吐露任何信息。（《明鏡月刊》41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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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会是李克强的经济药方吗？

Craig Stephen

考虑到中国刺激经济的选择越来越少，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振经济的做法可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会迫使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贬值？本文作者Craig Stephen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过去一些年，每当中国经济遭遇颠簸时，执行刺激性的支出措施就成了默认的解决方案。但目前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似乎已被取代，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已承诺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质量更高、但速度放缓的经济增长。

不过就在上周，中国政府似乎又想重走老路，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诺中国经济的下限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问题是，仅仅在数天之后，外界猜测李克强可能会走的这条老路似乎就行不通了。

不仅多数省份都未能完成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中国审计署还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的债务进行审计。

上证综合指数周一跌破2,000点大关，这意味着多数市场人士预计审计结果不会给市场带来好消息。事实上，如果评级机构的警告值得一听的话，中国政府可能应该做好救助地方政府的准备，而不是推出更多的刺激举措。

惠誉今年4月下调了中国主权评级，并警告称，中国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债务问题可能需要中央政府救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50%，较中国官方估计的比例高出一倍多。

地方政府债务带来了其他风险。除了债务规模过高和透明度较低等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可能引起审计人员的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融资对利率和资产价格都较为敏感。

中国大陆也很不幸地追随了香港的政府财政寻租模式，高地价最终绑架了其他所有政策，其结果是这种财政的脆弱性很可能限制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做出的政策应对。

现在，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经济似乎成了为数不多的政策选项之一。

虽然这可能会招致政治批评，但中国只是在采用那些希望通过经济刺激和通货再膨胀来摆脱债务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实施的政策。最近的例子当然是日本及其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反对人民币贬值的论据是，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它会阻碍中国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倚重内需来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努力。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论据似乎也有缺陷。

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方面。人民币汇率水平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工业领域价格进一步下降的问题也暗示人民币贬值将使该领域受益。目前中国生产者价格已连续16个月出现下降。

反对人民币贬值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民币走强能鼓励人们购买更多进口产品，从而提振消费。但中国最近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

人民币走强并未提高中国萎靡不振的消费支出，目前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左右，该比例约为美国的一半。不过，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实似乎大大刺激了海外购物。去年，中国游客的海外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

也许出现这种国内节俭、出国挥霍矛盾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走高使得人民币在海外要值钱多了。

维持人民币强势的另一个政策原因是，这与中国政府的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项目开放计划是相符的。人民币贬值将削弱市场对人民币投资和保值的信心，进而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资本项目的努力。

如果中国政府的确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面开倒车，那么可能面临巨大损失的利益集团将是金融行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可以给金融业推出新的人民币产品带来很多机会。但如果要在经济增长与增强人民币投资的吸引力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应该会胜出。

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可能只需要加快资本帐户开放。中国6月份的疲软出口数据以及资本外流表明，人民币已经存在贬值压力。

法国农业信贷集团(Credit Agricole)称，上周中国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下限的举措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汇率机制也将很快市场化。

不过另一些分析师们也警告称，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不是中国政府主动在人民币汇率方面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而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软可能会迫使中国政府采取这种举措。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情景假设”也预计人民币将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这一假设预计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6%以下。该行预计，这可能推动美元兑人民币现汇汇率升至7元，也就是人民币兑美元名义贬值10%。

华尔街日报译自MARKETWATCH

长白山天池现“怪兽” 模糊轮廓像鹿头

　　清晨的长白山天池宛如一面镜子，就在长白山天池火山监测站工作人员在湖边监测取样时，无意间发现原本平静的天池水突然被划开一道“V”形水波，水面上还有一个不明物体露了出来，仿佛水下有个东西在向前迅速地游着……



　　7月29日，长白山天池火山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武成智，向记者介绍了他拍到的疑似“天池水怪”。据武成智介绍，7月27日5时许，他和同事一起上山，到长白山北坡天池水边监测温泉水温，取温泉溢出气体样本。

　　取完样后，武成智突然看到远处原本平静的天池水面上，突然被什么东西划开了一道“V”形水波。在水波最前方，仿佛还有一个“黑点”露出了水面，疾速向前游着。

　　武成智马上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进行拍摄。武成智对拍下的相片查看发现，一张照片上有疑似“水怪”头部露出水面，模糊的轮廓颇像小鹿的头部及脖子露出水面。

来源： 城市晚报

李悔之：中西巨额债务有何本质的不同？

一个月前，在一个购书网上发现了一本奇书——《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何以优于西方》。作者是近十年间在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旅法学者”宋鲁郑。

书商是这样介绍此书的：

“该书作者旅法著名学者宋鲁郑以他独特的视角，向全球读者进述了‘中国为什么能赢’、‘西方民主的真相’、‘西方民主的陷阱’以及‘中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对比与差异’，是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

“旅法学者”竟隆重奉献出“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的一个奇迹。对宋鲁郑十多年前去法国，这些年一直有人痛心疾首，说如此奇才去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宣传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对此咱不敢苟同：老宋现在的身份，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能对宣传伟业作出杰出贡献。

只是，如此奇书并不适宜我等政治觉悟太低的刁民学习，扫了几眼便赶快逃之夭夭了。

然而奇怪的事来了——半个月时间里，一位自称是“李悔之博客老读者”的网友多篇反“西方那一套”的文章发给我。其中第一篇就是宋鲁郑的“力作”《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并再三表示：希李先生百忙中抽时间对此文发表评论。

其实，一年前就有人将《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发给我，并留言：“老李，宋鲁郑这三姓家奴又放毒了，撰文狠狠敲敲他那垃圾文章吧”。

骂人作“三姓家奴”很不“五讲四美”。不过，这特色国度上每天都发生太多指鹿为马的荒谬事，让太多本来脾气很好的同胞失去耐心，变得很黄、很粗野、很暴戾……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细读《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之后，也就理解为何一些涵养功夫欠佳的兄弟为何痛骂宋鲁郑作“三姓家奴”了——与以往的文章一样：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唱衰“西方那一套”；为了打击“中国自由派”，任意编造蹩脚故事情节、夸大事实、偷换概念……通文感受为到一丝学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活脱脱一篇《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

就《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标题而言吧，文章只例举了几个情节、几个“中国自由派”人士的言论，竟得出了这样两个“二选一”结论：“中国的自由派”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缺乏良知”！

中国究竟有多少自由派？——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个人的言论，中国自由派就“缺乏常识”，或“缺乏良知”了？

这，究竟是无意之疏忽？抑或是常识匮乏之过？还是刻意的“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退一万步而言，几件事，几个人的言论足可以代表整个群体，但，宋鲁郑先生所批评的几件事的观点是否站起住脚？下面试举几例进行剖析:

一、“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一语究竟错在哪里？

经常看宋鲁郑文章的人都知道：近十年间，郑先生一再用“海外学者”的身份告诉他的中国同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多假，社会有多乱，经济有多糟……或明或暗警醒中国千万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看来，老宋自己十多年前移民法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

而借外国人之口赞美特色制度，也是宋鲁郑先生的一个惯用之招。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开头，宋鲁郑特地精心杜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以证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比西方更宽松优越：

一次，宋鲁郑与“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相聚”（没有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姓，有点蹊跷——宋鲁郑先生引用数据和例证，极少能让读者进行考证的），谈到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时，宋鲁宋这样告诉他的朋友：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和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都认为，“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

接着宋鲁郑写道：

“同样是经济界的朋友先是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然后问了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们是在法国吗？”

韩志国、孔爱国两教授的话，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政治经经学常识，没有一丝可笑之处，宋鲁郑却来个“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

关键词：“惊讶无比”！

宋鲁郑的朋友为何“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宋鲁郑没作正面交待，而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编了一个朋友的“弦外之意”：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当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环境，就是在法国，也没有人敢这样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当然就是他们这样讲了，并不会有牢狱之灾，但却会失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更不会有什么奖可颁以及巨额的奖金 可拿。”

上述一番话的意思浓缩为一句话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其实比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换言之：当今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更有言论自由。

看到宋鲁郑先生讲的故事，又不禁想起了“中国人权比美国人权好五倍”一类的笑话。

只要对法国，对西方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宋鲁郑先生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蹩脚，太小儿科，令人啼笑皆非：作为启蒙大师伏尔泰的故乡，作为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理论鼻祖卢梭、孟德斯鸠的祖国，作为世界最早建成宪政民主制度的老牌西方强国之一，由于宪政民主制度给法国带来了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给法国人民带 来自由和尊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只有批评政府的过失，极少人会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本身。

退一万步而言：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十分健全、完善，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国家，纵然有人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或主张搞法西斯、搞共产主义，或主张复辟封建王朝制度，“失 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不是没有可能。但“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就危言耸听了。“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就更滑天下之大稽——国民阵线领导人、极右翼政客让-玛丽·勒庞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提出太多不可思议乃至激起民愤的民粹主义政治议题。还曾说过“纳粹分子屠杀几百万欧洲犹太人只是二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类骇人听闻的话，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一直是法国政坛的一匹黑马——在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他的得票率仅次于时任总统希拉克排在第二位！

其实，“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它没有任何极端之处——前两任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作过类似的表态。温家宝更是一再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成功”。宋鲁郑先生为了让他的同胞相信特色国度的言论环境比西方还宽松，于是精心杜撰了上面这样一个蹩脚故事。可惜的是，老宋他编故事的水平也实在太糟了。

变换花样尽情赞美特色制度，绞尽脑汁唱衰“西方那一套”，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是宋鲁郑先生发扬了十多年的优良传统了。

二、仅西方政府“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吗？中西巨额债务又有何本质的本同？

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严格而言是GDP的“一支独秀”），一直是主旋律回击“西方那一套”最常用的“杀手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鲁郑也不例外。请看他下面一番高论：

宋鲁郑：“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相比的话，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国家破产，代价和后果最后还是国民来承担的）。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应 该不会连世界上基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吧？应该不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清楚吧？”

关键词：“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

在上述一番话中，宋鲁郑来个“先予后取”——先是肯定：“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然后，将“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归功于“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 民主制度”。他这番的意思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巨额债务，更没有破产之虞，恰恰是因为没有搞“西方那一套”。

宋鲁郑这番话，确实会让许多平时不太关心时政，尤其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理不太顺的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困惑：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的政府为何都面临巨额债务难题？有些国家甚至面临财政破产困境，是不是“西方那一套”惹的祸？是不是有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民主体制使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了？

对宋鲁郑上述一番话，要分两个层面进行评述：

（1）仅是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困境，中国果真“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财政破产”之虞吗？

举几个简单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法国世界排名第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净增20639亿元（世界奇迹）。占GDP总额的23%。按照13亿中国人口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名中国人当年平均交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当年农民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全年总收入！

2012年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70亿元（同样是世界奇迹）。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曾在微博上感叹：“中国人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得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他还列举了清朝乾隆中期1766年的数据：当时朝廷在全国的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0万普通皇城百姓的收入。

2012年初，一个题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有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元，要缴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总共是3800元；如果你拿出所余的6200元全部消费，还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买单17%增值税及28%各种杂税共计2800元，所以这明税和暗税相加，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只实赚3400元的小头，那大头的6600元全都向政府交了税！”

如此高的税赋，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却依然惊人：2009年，全国财政赤字7396.76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赤字9000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赤字8000亿元。

一年近万亿的财政赤字，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致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的惊人的债务。

请看：

2013年3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报》披露了这样一个消息：2009年政府收入可能近10万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将近30％。

2010年5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根据财政部财科所估 算，200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约4万亿元。2009年5月份银监会最新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为7．38万亿元；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

路透社香港2011年11月18日电：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堪称国内的"小希腊"。以海南省为例,其累计债务与GDP之比逼近100%的高位。另，中国五分之一的城市面临债务水平高企的困境,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地方债务中,有四分之一将于2011年到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8座城市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在各省区中,海南省的负债水平最高,总债务与GDP之比达93%。受中央政府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推动，2010年地方政府负债猛增19%。

2011年4月19日，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在媒体会上透露，根据摩根大通内部研究估计，截至2012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略超14万亿”。

2013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旧债难还又添新债》的文章。文中透露：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一些地方政府借了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

纵上所述，中国是否“没有巨额债务”，是否没有“财政破产”之虞，也就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了。

（2）西方政府与中国政府负债有何本质的不同？

同样是巨额债务，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有何本质的不同？

许多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个别甚至有破产之虞，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高福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说难听一点，是钱花到了习惯了高福利却好吃懒做的人民身上去了——经济增长速率不能支持寅吃卯粮的高消费，靠选民决定命运的政府又不敢随意削减福利开支，更加不能随意增税，于是负债和破产便在所难免了。

以税收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为例，作为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税率较高的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法国的税种繁多，2007年其各项税收总收入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8%，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其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支出为38%（而排名第二的中国仅仅是3%。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以著名的高福利国家加拿大为例——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到7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到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再以希腊为例：首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希腊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比 例会更高。不算基本工资，希腊公务员每个月还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其次，希腊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老龄化的沉重压力意味着希腊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养老金支出。

平心而论，西方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确实与“西方那一套”有关——为讨好选民，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在大选时，各政党和政客纷纷提出高福利的选举纲领和选举口号迎合大民。因而造成政府不堪负重，大众养成懒惰习惯，国家竞争力下降等等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开始，已成为不少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痼疾。这就是撒切尼夫人和里根当初的新政济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然而，在民主机制强大的纠错功能面前，这个制度痼疾并非是不可治愈的。就近两年的情况而看，欧债危机的重灾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经济已渐渐复苏。

反过来看中国，在宏观税赋名列世界第二，在绝大多数国有资源、绝大多数能赠钱的大型垄断企业都在政府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每年仍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地方政府更是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更重要的，是如此高的税赋用到哪里去了？每年政府用在福利型开支的钱有多少？世界公认的福利型开支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块。按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福利支出”实际上为2.6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为20.6%。

而美国的宏观税负与中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0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59%。而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已经是全球公认的低福利国家。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财政透明度问题。所谓财政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是：“财政透明度是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计划的公开度”。但，中国政府2·6万亿元福利支出究竟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央经过省、市县、乡镇、村的重重过滤，最后具体到个人时，是否羞于说出口？

城镇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十分可怜， 9亿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中国已然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8亿人面临“生不起、养不起、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生存难题。

美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感叹：我们的政府是真狠！他测算，1995年至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中国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整整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农民的收入更是可怜才仅仅增长了1.7倍！

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搞“西方那一套”的国家，政府穷得要脱裤子，老百姓却给高福利养成“懒汉”了；而搞特色的国家，世界亚军的税赋却仍然债台高筑，大多老百姓穷得要掉裤子。更糟的是：除了“三公”消费和维稳开支之外，钱大多数不知花到哪里去了。

三、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人害国的无良文人？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谬论百出，没几处稍经得起推敲，篇幅所限，就不一一置评了。

宋鲁郑是这些年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法籍华人——十多年间，这位据说“经商为主”的奇人，发表文章的频率却高于很多职业文人。百度百科有一段介绍他的话很有趣：“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 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中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以几乎一天一篇文章的速度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上 述一段介绍宋鲁郑的话之所以“很有趣”，一是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写起文章来无论是口吻还是文风，竟比《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还评论员；二是这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尽享各种公民权利的宋先生，却坚决反对他国内的同胞追求各种公民权利，更坚决反对中国搞“西 方那一套”；三是作为一位“学者”，却历来党国不分，政权与祖国不分，政府与国家不分，将爱党、爱政府认作是“爱国”；将批评党与政府的政策和过失认成是“攻击中国”、“敌视中国”、“唯恐中国不乱”……等等。

人民网强国社区和乌有之乡的人赞扬宋鲁郑先生是“海外赤子”、“真正的爱国学者”，这两个荣誉确实很崇高。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真正的“海外赤子”，只会凭着对祖国，对同胞的爱，如实介绍海外的所见所闻；真正的爱国学者，只会如实介绍、评价“西方那一套” 给所在国带来的好处和不足。只会对祖国的当政者善言规劝。而不是一味唱衰“西方那一套”，公然向“绝不”的当政者抛眉眼。更不是一再扭曲事实，甚至百般贬损、诬陷追求宪政民主的同胞。

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国害国的无良文人？还是由列位看官自己下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