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在2月8日披露吴邦国质疑薄案。近日，新浪博客再现详细内容。全文如下：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吴委员长质疑薄案那个是确有其事的。只是媒体都被胡温控制着，吴通过正常渠道根本发不出自己的真实声音，他也很无奈，一个议会议长居然要通过自己的朋友在微薄发信息才能发出自己内心的心声这本来就是悲剧。
整个薄熙来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流程就是这样的，胡温直接滥用党中央淫威施压给重庆人大发命令，重庆人大即刻照办，完全没有上报自己的上级全国人大，也没有告诉吴委员长，全国人大没有核实、吴委员长也没有批示，就这样，中央发令，重庆照办，完全绕开全国人大，停止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恰好有一位多年的至交也同时是吴委员长的好友，利用这个第三者的关系与吴建立了间接的联系渠道，吴的言行消息他都会第一手得到，也经过吴本人授权发布。吴的原话完整版是这样说的，现一字不漏实录于下：
“薄熙来这个人我是很清楚的，他绝对是一个好同志，我不相信那些针对他的负面评价。党内某些人有家长作风，爱独断专行，爱搞一言堂，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遭罢免，怎么说也应该经过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复核，然而整个事件决定我们根本不知情，有人直接绕过人大用党的程序强行硬性草草仓促定案，用党的权威而不是人大的法定程序取消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我们非常震惊，我们人大非常不满意。有三个人就是要把薄整死，我也因为此事备受委屈。在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遭罢免后，我一连接到好几个电话，很多都是亲友打来的，他们说：邦国，你怎么能昧着良心通过这样的决定，怎么可以这么对他，这是你的意思吗？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说：我根本不知情，如果这事真的上报给我我一定会誓死阻拦，只要我在，就不会让这样的决定通过，但是重庆人大欺瞒了我根本没有通知我们全国人大。”
附：
薄熙来与陈良宇的新闻公告对比，有心人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明显的不同：
对薄熙来案：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告只是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
对陈良宇案：2007年终止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公告明确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的报告，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终止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现该博文已经被删除。泛华网没有能力核实真伪。
泛华网报道。
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中国将重陷资产泡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利刚
在全球金融风险降低，经济转好，以及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周期的推动下，进入新年的中国经济显露出一幅乐观良好的图景。萎靡了很久的中国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房产市场也开始升温，市场憧憬新年牛市的情绪开始高涨。
结束了10个季度的连续下滑后，在新一轮城镇化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年的表现令人期待，笔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每季度经济增速应该可以平稳地维持在8%以上，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1-8.3%。
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观基本面的好转，加上主要央行的大幅放水，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资产泡沫的窘境。
特 别在日本央行步入美联储的后尘进行新一轮的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之后，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会进一步为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推波助澜。虽然市场已开始讨论美联储 在年内退出“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今年这种可能性的出现还较小，但其对于全球资本流向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去年流入美国的避险资本会大幅流出，而进入新一轮 增长期的中国，也会成为资本流入的首选。虽然这样的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加速会放大资本流入的效果。
中国资产泡沫风险，在几年调整之后重新整固，颇有大举回头之势，而随后可能出现的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又会增加影子银行体系信用违约的风险。要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中国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通胀和资产泡沫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为了治理通胀，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迅速下行的代价。而进入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却再度看到了通胀的魅影。
首先，整个大中华区域的资本流入较为明显，香港金管局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数千亿元的港币流动性，以避免港币的升值。在台湾岛内，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在 中国大陆市场上，流动性从去年10月起明显改善，即使央行主动减少了逆回购的操作量，市场的资金面却依然呈现整体宽松的局面。同时，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 力，并出现了连续的“涨停”走势，为了避免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央行也被迫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流动性的增加。
此外，对中国过去的通胀监测可以表明，中国的猪肉周期大约为2年，经历了上一轮通胀后，中国新一轮的猪肉周期似乎已经开始，按照历史节奏，整个猪肉周期预期将在今年下半年明显上升，这也将带来明显的通胀带动压力。
食 品价格之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似乎也难以避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多数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并在今年年初再度攀升，这样的一种现象值得 关注，因为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新房存量并不高，如果去库存过于迅速，那么房价的上升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笔者相信在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 健康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发布后，２０个城市群的大规模建设，很可能推升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房价重入升轨，资产泡沫的风险将被 再度吹大。
资本流入、通胀上升、资产泡沫重现，加上经济周期上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将是不能承受之重，一旦通胀成为问题，那么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将是中国官方唯一的选择，这也将造成经济的下行风险。
“信用违约”的爆胎
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可能会引发另一个来自于金融领域风险，那就是依存于影子银行体系信托贷款和相关的金融产品。
这样的两个事件值得重视，首先是中信信托旗下的三峡全通信托计划面临着违约的风险，此外，上市公司超日电子发行的大量信托计划也面临着清盘的可能。
与 过去几年相比，某些行业的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而为这些行业提供过桥融资的信托行业则可能需要为当年的“良莠不分”而付出代价。与资产规模巨大的商业银 行不同，信托行业能否承受可能出现的“坏账潮”，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信托公司在发起和执行信托计划中未能进行完善的尽责调查，甚至 存在包装受托公司资产质量的问题，那么其面临的“道德风险”将十分明显。
与信托风险爆发类似，中国的公司债市场是否会出现第一例“信用违约”，也将是今年不得不防的“地雷”。
同 样是超日电子，其发行的公司债也面临着到期无法偿还本息的风险。中国债券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山东海龙以及新中基这样的“疑似违约”事件，但最终都由政府出 面兜底，与这两家公司不同的是，超日电子是一家民营企业，其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由于面临道德风险，政府出面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违约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在债券市场上，另一类高危企业则是城投公司，其背后代表着地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但即使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显著的“冷热不均”也可能导致某些资产质量较差的城投公司爆发金融黑洞，从而为城投债券“零违约”的历史画上句号。
“违 约”本身并不是不可接受，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也需要“信用违约”来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并改善监管体制和效率，但从短期来看，信用爆胎对 于整体市场信心来说，却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机构的谨慎不仅将导致体内的流动性短缺，也将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惜贷”。
中国的整个金 融体系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合拍”，这样的一种“不合拍”可能导致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但只要以市场化改革为主 导方向，化解风险的同时也能够推动金融反应机制的创新和升级。反而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风险，即政府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过度地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这 样的“绥靖”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爆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日之争与东亚产业链调整阵痛
中国2013年的一个外部风险因素则来自于日本。由于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日关系从去年开始迅速恶化。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首先选择与东盟和美国进行接触，清晰表明了“孤立中国”的态度。
在经济端，很多日本企业已经主动选择“中国+1’的策略，即在中国设厂投资的同时，会在东盟国家选择建设一个类似的投资基地，以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避免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产业链的断裂。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纠纷由来已久，日本的“中国+1”策略事实上迫使中国在日本之外寻找更多的贸易伙伴，然而在短期内找到与日本经济体量相当的贸易伙伴却并不容易。
在体量之外，中日龃龉带来的不仅是双边贸易的趋冷，也导致了中日需要各自重新定位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位置，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的外贸行业也将面临阵痛和调整。
“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本报记者 辛明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2月21日 11 版）
这个春节，高勤荣过得心急火燎，他盼着节日赶紧过去。
节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和山西两个户口的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热议。
最近，人们忙于过年，事件渐渐冷了下来。但他没松气，一刻也没闲着，每天都忙着和线人沟通，搜集证据，继续发博。等正月十五一过，公众的视线重回微博，他将继续网络爆料。
“反腐，不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能做得到的，我爆一个料，挖出一个线索，传统媒体再跟上，就形成合力，但证据必须确凿。”高勤荣说，“现在赶上好时候了，‘上头’号召我们‘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群众实名举报，纪委就会查。这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高勤荣说，他现在无正式职业，靠跟朋友倒腾点小生意勉强为生。但微博爆料是他生活的中心，支撑他的是20多年的新闻理想。
1984年，高勤荣进入新闻行业。1987年，他一篇稿子“干掉”了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从此在舆论监督的战线上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因为揭露运城市“假渗灌工程”蒙冤入狱8年，至今仍在不断申诉。出狱后，他虽然没了记者证，却赶上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于是重新拿起笔，继续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丢失5千万元财物；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15年吃空饷……
从当年的记者变身现在的互联网爆料人，高勤荣喜欢新闻这个行当。“某些基层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苦，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在博客中自述是“一个蒙冤8年的反腐记者，一把永不卷刃的投枪匕首。虽不是梁山好汉，但有铮铮铁骨。”他在新浪微博的名字叫“高勤荣扬眉剑出鞘”，名字中透着个性。
“闹他！继续大干。”老高情绪激昂。
和记者面对面谈新闻、谈理想，他时而愤慨激昂地拍桌子，时而感动得眼泪打转。谈到自己和家人，他长吁短叹。这一路走来的苦难，冷暖自知。
“三板斧”
高勤荣，山西万荣人，因报道老家的负面新闻而出名，最后又“栽”在了老家的法庭上。
他早年毕业于山西文学院，1984年进入山西青年报。刚去报社，写的都是主旋律。但基层去多了，知道的“坏事”也就多了，他眼里不揉沙子，开始打抱不平。
“1988年，我就把当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父子两人‘干’掉了，书记之子强奸多名妇女，市公安局抓了三次，放了三次。”高勤荣说，“当时，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见到我说，‘小高，我给你说个事，这个小子强奸妇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个电话，我们就得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一个月内，他调查了所有受害者，写了篇内参，发给人民日报。该报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觉事情很严重，派了两个记者来到太原，三个人再次核查，最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逮捕令发出之后》的长篇通讯。
“第一天见报就轰动了，整个太原都轰动了。第二天，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省委决定将某某开除出党》，第二版就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高勤荣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他儿子被判了14年，那篇报道影响确实太大了。”
高勤荣出了名，接到的线索也就多了。
接下来，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郑德刚采写了一篇《党费风波》，报道的是当时的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某某。有人向他们反映该副局长三件事：奸污妇女、贪污腐败、三年不交党费。
高勤荣当时想，三件事一起调查有难度，而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他先从党费入手。
公安局的“内线”给他提供了证据。在一张缴纳党费的登记表上，这位副局长三年都是空白。
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但是，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又是一道难题。崔某某副局长仍趾高气扬，像没事人似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高勤荣看不惯，他认为党章是全体党员遵守的最高原则，岂能践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组织部长，他问，“我是一名党员，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党组会？”
征得组织部长同意后，高勤荣列席了公安局的党组会。
据他回忆，当时党组会的形势很“严峻”，7名党组成员中，4个都是这位副局长的“铁杆”。开会前，党组书记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然后对高勤荣说：“高记者，你先给讲两句吧。”
高勤荣心想，公安局的党组会，哪能乱讲话，但当时他又不能不讲。他严肃地说：“我相信每个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
这一句简短的话语，使会议的形势一下子变了。最终，党组会按党章条例，全票通过将这位副局长开除党籍。
会议结束后，高勤荣马上给山西日报发了一篇稿子。后来，这位副局长的职务也被免了。
两篇报道之后，高勤荣在当地出了名。总编对他说：你捅这么大娄子，我当时还真为你捏把汗呢。
从此，高勤荣做监督报道越来越有感觉。
第三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合作，当时山西省正搞第六届全运会，各地市代表队在全国范围内借高水平运动员参赛，弄虚作假成风。他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调查后刊发文章，又在全国引起轰动。
“那时候找到当记者的感觉了，太刺激了，很有正义感。”高勤荣挺了挺腰板说，从那时起，在山西新闻圈里，他出了名。由于手里的线索越来越多，每次出去采访，报社和电视台记者都愿意跟着他。
两次流泪
“我可不是‘刺头’。”老高说，写了一辈子稿子，正面报道占了3/5，“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弘扬正气，唱主旋律。”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他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市黎城县有一个村支书，为了使全村富裕起来，带领全村人种大棚菜、建石沙场等，成绩斐然，闻名遐迩。报社派他去采访。
高勤荣白天采访，晚上住在村支书家里，和村支书聊了一晚上。
“全村都富了起来，你咋样，存了多少？”老高问。
村支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给老高。
“我接过来一看，才300多块钱，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却没挣多少。我当时非常感动，眼圈也禁不住湿润了。”回去后，他便写了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把这位村支书的事迹好好地弘扬了一番。后来，这位村支书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流泪，是悲愤交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访。在宾馆里，他看见窗外有一个警察晃来晃去，高勤荣就把他叫了进来。警察一进门就跪下了，“你是记者吧，你救救我儿子吧！”
这个警察说，有天晚上他儿子肚子疼，送到医院后，医生给输了液。没想到半夜，儿子疼痛加剧，他急忙去找值班护士，护士找到值班大夫。这个值班大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护士说，再挂一瓶液。结果，凌晨5点多时，娃死了，才9岁。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闹他！”
回来后，他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磊之死》。随后，又将稿子交给新华社山西分社，经该社记者调查后，联合署名在全国发表了一篇通稿《医生忙着打麻将 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报刊发此文后，副省长立即批示严查，最后这位大夫被严肃处理。
提起这件事，高勤荣至今还有些哽咽，眼泪打转转。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气又悲。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张磊死了，人们感到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做了节育手术的母亲。我写到这，真的是流泪了。后来听这位警察说，他老婆看完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来。”高勤荣说。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只要心里有百姓，笔下有群众，与民同歌，与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实。”
命运的祸根
高勤荣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好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气大，影响深。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荣一听又火了。洪水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关人士询问此事，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高勤荣马上写了一篇内参《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前半部分，他记叙了军民如何昼夜奋战。后半部分，他写道，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运城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却只身跑到北京，看病乎？要官乎？人们气愤地说，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们的专员哪里去了？
稿子写完后，他打电话请示单位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等专员回来，给他看看。“当时写批评报道得给对方看，这是规定。”老高说。
专员回来后，高勤荣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专员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高勤荣反问。
“我病了，给省长请假了！”
“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你好意思请假？”高勤荣也怒了。
“你是不是党员？”高勤荣问。
专员不吭声了。高勤荣一拍桌子，摔门走人。
事后，高勤荣了解到，这位专员的确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是他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着稿子找到单位领导，专员也赶到太原“做工作”。
单位领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高，你咋给专员那样说话？你得赔情道歉。”
“我不道歉，我做过调查。我写的哪点不是事实？”
后来，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发。但是，他持续关注运城的负面新闻，给自己后来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调查“假渗灌”
1998年，又是运城，还是负面报道。
当时，他去运城采访，在火车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说，运城当地有一个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他一打听，老百姓说，运城现在在搞农业渗灌的大工程，但是运城是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当地还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迎接现场会。
下了火车，他就找了个车，沿着公路去调研。他看到，为了迎接现场会，沿路修了一排渗灌池，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池底连水泥都没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纯粹是弄虚作假。后来，他又跑了四五个县，拍了大量的照片，还用摄像机录下很多线索。
采访完后，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给人民日报写内参。
写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项目究竟花了多少钱？当时，运城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位副主任和高勤荣是好朋友，就把该地委向省委的汇报材料拿给他看，上面写着总投资两亿八千七百多万元。
高勤荣交了稿子后，人民日报很慎重，又派记者到运城落实，还在当地召开了几个农民座谈会，发了内参。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纪检委打来的电话，要找他谈谈。高勤荣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在宾馆里，他翘着二郎腿，心情愉悦地等着谈话。因为他听说，关于运城的假渗灌工程，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后，中纪委有关领导已批示，让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高勤荣一听就不对劲，直言不讳地说，“没有！”
谈话不欢而散。高勤荣说，之后工作人员又和他谈了三次话，问题很琐碎：你的BB机哪里来的？手机哪来的？有人给你送过烟吗？你是不是在歌厅唱过歌？
调查半年之后，最终不了了之。
调查组走后的两天，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假渗灌”的事情，文章最后还说：高勤荣仅是个普通党员，根本够不上省纪委调查的范围。
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到运城采访，高勤荣又带他们到他采访过的地方去调查。
使高勤荣悲伤的是，当年中央台因为这个节目获了金奖，他却获了罪。
有人打电话威胁他：“高勤荣你小心点，老子非要收拾你不可！”老婆在家埋怨，孩子担惊害怕，他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多次到北京找人反映情况。
但是，负面报道还是“引火烧身”了。
狱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北京被山西省运城3名警察带走。在被带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证”。在看守所，他拒绝签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荣被以三项罪名起诉至运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达的一份长达17页的判决书上，高勤荣因为“受贿”、“介绍卖淫”、“诈骗”这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提起上诉，但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下达后，高勤荣被投入晋中监狱服刑。
“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打条借钱，又有领导签字，却判我诈骗；别人还我家借款，我有书证，法院不予采纳，判我受贿；其他人嫖娼，又判我介绍卖淫。他们这样做，一是为打击报复，泄私愤；二是不让记者说真话。”现在说起来，高勤荣依然愤怒。
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把他调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他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在2002年举办的全国8省市监狱报刊评比中，高勤荣一人独得两个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但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但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开“血色黑洞”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后来，他想，总不能靠老婆养活，他先想到了卖血，后又想，在街上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把鞋摊开到运城市委门口去，除了擦鞋，没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荣说起这个创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记者，高勤荣还是喜欢做新闻。出狱后，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手里又有了线索。
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他说，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尽管他不是记者，但他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他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长，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亿一千万元。关于此事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发，他用了笔名。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用高勤荣的话说，他的线索引发的话题传播得“铺天盖地”。
“哎呀，我一看，这互联网的力量太大了，比传统媒体传播快多了。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尤其是新任领导上来之后，很重视实名举报，我借互联网和新政的东风，又有了战斗的舞台。”老高说。
爆料“房媳”
老高潜心研究互联网的传播。一个个举报线索，如何才能在当下传播？
他说：标题和140字以内的介绍很重要。一山西人大代表4个老婆10个娃的线索，举报人举报的是一起因土地拆迁引发的斗殴，他梳理线索的时候发现了“4个老婆10个娃”的事情。为了让事件得到快速传播，引起重视，必须懂得传播规律，“公众关注点很重要”。
该微博被大量转发后，该人大代表上午就被取消资格，晚上被刑拘。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离不开。能为老百姓伸冤，我很高兴。”老高说。
互联网的报道越来越多后，高勤荣接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线索的人多次核实，并拿到了张彦的身份证复印件。1月22日，高勤荣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证据扎实，传统平面媒体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政府部门，中央台跟进报道。
高勤荣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线索和爆料越来越多。
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出他的预料，“房媳”家人非常愤怒，扬言要“收拾高勤荣”。
2月7日，他爆料：继山西“房媳”之后，运城又一干部持有4个身份证。第二天，《京华时报》刊登文章《山西房媳丈夫被曝为银行行长办3户口以转移资产》，文中称，有爆料人称“房媳”丈夫孙红军为其哥儿们陈建辉也办理了多个户口，陈建辉目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陆县支行行长。运城市纪委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介入调查。著名爆料人高勤荣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已掌握了房媳的丈夫孙红军违规为他人办理多个户口的事实，“陈建辉是孙红军的铁哥儿们，孙红军在当公安局长时为其办理的户口。”
老高说，他的线索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运城的爆料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风吹草动，总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给他发短信，老高掌握了被举报人的一举一动。
高勤荣说，2月2日下午，在运城市郁金香大酒店512房间，运城纪委在调查山西房媳事件过程中，某些人竟然将被举报人和证人安排在同一房间，同一时间谈话了解情况，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爆料，你们媒体要跟进啊。”高勤荣说。
这个春节，高勤荣过得心急火燎，他盼着节日赶紧过去。
节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和山西两个户口的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热议。
最近，人们忙于过年，事件渐渐冷了下来。但他没松气，一刻也没闲着，每天都忙着和线人沟通，搜集证据，继续发博。等正月十五一过，公众的视线重回微博，他将继续网络爆料。
“反腐，不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能做得到的，我爆一个料，挖出一个线索，传统媒体再跟上，就形成合力，但证据必须确凿。”高勤荣说，“现在赶上好时候了，‘上头’号召我们‘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群众实名举报，纪委就会查。这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高勤荣说，他现在无正式职业，靠跟朋友倒腾点小生意勉强为生。但微博爆料是他生活的中心，支撑他的是20多年的新闻理想。
1984年，高勤荣进入新闻行业。1987年，他一篇稿子“干掉”了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从此在舆论监督的战线上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因为揭露运城市“假渗灌工程”蒙冤入狱8年，至今仍在不断申诉。出狱后，他虽然没了记者证，却赶上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于是重新拿起笔，继续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丢失5千万元财物；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15年吃空饷……
从当年的记者变身现在的互联网爆料人，高勤荣喜欢新闻这个行当。“某些基层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苦，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在博客中自述是“一个蒙冤8年的反腐记者，一把永不卷刃的投枪匕首。虽不是梁山好汉，但有铮铮铁骨。”他在新浪微博的名字叫“高勤荣扬眉剑出鞘”，名字中透着个性。
“闹他！继续大干。”老高情绪激昂。
和记者面对面谈新闻、谈理想，他时而愤慨激昂地拍桌子，时而感动得眼泪打转。谈到自己和家人，他长吁短叹。这一路走来的苦难，冷暖自知。
“三板斧”
高勤荣，山西万荣人，因报道老家的负面新闻而出名，最后又“栽”在了老家的法庭上。
他早年毕业于山西文学院，1984年进入山西青年报。刚去报社，写的都是主旋律。但基层去多了，知道的“坏事”也就多了，他眼里不揉沙子，开始打抱不平。
“1988年，我就把当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父子两人‘干’掉了，书记之子强奸多名妇女，市公安局抓了三次，放了三次。”高勤荣说，“当时，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见到我说，‘小高，我给你说个事，这个小子强奸妇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个电话，我们就得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一个月内，他调查了所有受害者，写了篇内参，发给人民日报。该报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觉事情很严重，派了两个记者来到太原，三个人再次核查，最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逮捕令发出之后》的长篇通讯。
“第一天见报就轰动了，整个太原都轰动了。第二天，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省委决定将某某开除出党》，第二版就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高勤荣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他儿子被判了14年，那篇报道影响确实太大了。”
高勤荣出了名，接到的线索也就多了。
接下来，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郑德刚采写了一篇《党费风波》，报道的是当时的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某某。有人向他们反映该副局长三件事：奸污妇女、贪污腐败、三年不交党费。
高勤荣当时想，三件事一起调查有难度，而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他先从党费入手。
公安局的“内线”给他提供了证据。在一张缴纳党费的登记表上，这位副局长三年都是空白。
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但是，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又是一道难题。崔某某副局长仍趾高气扬，像没事人似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高勤荣看不惯，他认为党章是全体党员遵守的最高原则，岂能践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组织部长，他问，“我是一名党员，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党组会？”
征得组织部长同意后，高勤荣列席了公安局的党组会。
据他回忆，当时党组会的形势很“严峻”，7名党组成员中，4个都是这位副局长的“铁杆”。开会前，党组书记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然后对高勤荣说：“高记者，你先给讲两句吧。”
高勤荣心想，公安局的党组会，哪能乱讲话，但当时他又不能不讲。他严肃地说：“我相信每个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
这一句简短的话语，使会议的形势一下子变了。最终，党组会按党章条例，全票通过将这位副局长开除党籍。
会议结束后，高勤荣马上给山西日报发了一篇稿子。后来，这位副局长的职务也被免了。
两篇报道之后，高勤荣在当地出了名。总编对他说：你捅这么大娄子，我当时还真为你捏把汗呢。
从此，高勤荣做监督报道越来越有感觉。
第三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合作，当时山西省正搞第六届全运会，各地市代表队在全国范围内借高水平运动员参赛，弄虚作假成风。他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调查后刊发文章，又在全国引起轰动。
“那时候找到当记者的感觉了，太刺激了，很有正义感。”高勤荣挺了挺腰板说，从那时起，在山西新闻圈里，他出了名。由于手里的线索越来越多，每次出去采访，报社和电视台记者都愿意跟着他。
两次流泪
“我可不是‘刺头’。”老高说，写了一辈子稿子，正面报道占了3/5，“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弘扬正气，唱主旋律。”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他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市黎城县有一个村支书，为了使全村富裕起来，带领全村人种大棚菜、建石沙场等，成绩斐然，闻名遐迩。报社派他去采访。
高勤荣白天采访，晚上住在村支书家里，和村支书聊了一晚上。
“全村都富了起来，你咋样，存了多少？”老高问。
村支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给老高。
“我接过来一看，才300多块钱，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却没挣多少。我当时非常感动，眼圈也禁不住湿润了。”回去后，他便写了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把这位村支书的事迹好好地弘扬了一番。后来，这位村支书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流泪，是悲愤交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访。在宾馆里，他看见窗外有一个警察晃来晃去，高勤荣就把他叫了进来。警察一进门就跪下了，“你是记者吧，你救救我儿子吧！”
这个警察说，有天晚上他儿子肚子疼，送到医院后，医生给输了液。没想到半夜，儿子疼痛加剧，他急忙去找值班护士，护士找到值班大夫。这个值班大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护士说，再挂一瓶液。结果，凌晨5点多时，娃死了，才9岁。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闹他！”
回来后，他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磊之死》。随后，又将稿子交给新华社山西分社，经该社记者调查后，联合署名在全国发表了一篇通稿《医生忙着打麻将 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报刊发此文后，副省长立即批示严查，最后这位大夫被严肃处理。
提起这件事，高勤荣至今还有些哽咽，眼泪打转转。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气又悲。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张磊死了，人们感到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做了节育手术的母亲。我写到这，真的是流泪了。后来听这位警察说，他老婆看完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来。”高勤荣说。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只要心里有百姓，笔下有群众，与民同歌，与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实。”
命运的祸根
高勤荣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好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气大，影响深。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荣一听又火了。洪水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关人士询问此事，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高勤荣马上写了一篇内参《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前半部分，他记叙了军民如何昼夜奋战。后半部分，他写道，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运城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却只身跑到北京，看病乎？要官乎？人们气愤地说，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们的专员哪里去了？
稿子写完后，他打电话请示单位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等专员回来，给他看看。“当时写批评报道得给对方看，这是规定。”老高说。
专员回来后，高勤荣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专员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高勤荣反问。
“我病了，给省长请假了！”
“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你好意思请假？”高勤荣也怒了。
“你是不是党员？”高勤荣问。
专员不吭声了。高勤荣一拍桌子，摔门走人。
事后，高勤荣了解到，这位专员的确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是他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着稿子找到单位领导，专员也赶到太原“做工作”。
单位领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高，你咋给专员那样说话？你得赔情道歉。”
“我不道歉，我做过调查。我写的哪点不是事实？”
后来，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发。但是，他持续关注运城的负面新闻，给自己后来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调查“假渗灌”
1998年，又是运城，还是负面报道。
当时，他去运城采访，在火车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说，运城当地有一个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他一打听，老百姓说，运城现在在搞农业渗灌的大工程，但是运城是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当地还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迎接现场会。
下了火车，他就找了个车，沿着公路去调研。他看到，为了迎接现场会，沿路修了一排渗灌池，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池底连水泥都没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纯粹是弄虚作假。后来，他又跑了四五个县，拍了大量的照片，还用摄像机录下很多线索。
采访完后，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给人民日报写内参。
写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项目究竟花了多少钱？当时，运城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位副主任和高勤荣是好朋友，就把该地委向省委的汇报材料拿给他看，上面写着总投资两亿八千七百多万元。
高勤荣交了稿子后，人民日报很慎重，又派记者到运城落实，还在当地召开了几个农民座谈会，发了内参。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纪检委打来的电话，要找他谈谈。高勤荣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在宾馆里，他翘着二郎腿，心情愉悦地等着谈话。因为他听说，关于运城的假渗灌工程，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后，中纪委有关领导已批示，让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高勤荣一听就不对劲，直言不讳地说，“没有！”
谈话不欢而散。高勤荣说，之后工作人员又和他谈了三次话，问题很琐碎：你的BB机哪里来的？手机哪来的？有人给你送过烟吗？你是不是在歌厅唱过歌？
调查半年之后，最终不了了之。
调查组走后的两天，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假渗灌”的事情，文章最后还说：高勤荣仅是个普通党员，根本够不上省纪委调查的范围。
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到运城采访，高勤荣又带他们到他采访过的地方去调查。
使高勤荣悲伤的是，当年中央台因为这个节目获了金奖，他却获了罪。
有人打电话威胁他：“高勤荣你小心点，老子非要收拾你不可！”老婆在家埋怨，孩子担惊害怕，他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多次到北京找人反映情况。
但是，负面报道还是“引火烧身”了。
狱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北京被山西省运城3名警察带走。在被带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证”。在看守所，他拒绝签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荣被以三项罪名起诉至运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达的一份长达17页的判决书上，高勤荣因为“受贿”、“介绍卖淫”、“诈骗”这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提起上诉，但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下达后，高勤荣被投入晋中监狱服刑。
“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打条借钱，又有领导签字，却判我诈骗；别人还我家借款，我有书证，法院不予采纳，判我受贿；其他人嫖娼，又判我介绍卖淫。他们这样做，一是为打击报复，泄私愤；二是不让记者说真话。”现在说起来，高勤荣依然愤怒。
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把他调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他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在2002年举办的全国8省市监狱报刊评比中，高勤荣一人独得两个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但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但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开“血色黑洞”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后来，他想，总不能靠老婆养活，他先想到了卖血，后又想，在街上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把鞋摊开到运城市委门口去，除了擦鞋，没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荣说起这个创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记者，高勤荣还是喜欢做新闻。出狱后，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手里又有了线索。
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他说，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尽管他不是记者，但他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他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长，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亿一千万元。关于此事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发，他用了笔名。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用高勤荣的话说，他的线索引发的话题传播得“铺天盖地”。
“哎呀，我一看，这互联网的力量太大了，比传统媒体传播快多了。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尤其是新任领导上来之后，很重视实名举报，我借互联网和新政的东风，又有了战斗的舞台。”老高说。
爆料“房媳”
老高潜心研究互联网的传播。一个个举报线索，如何才能在当下传播？
他说：标题和140字以内的介绍很重要。一山西人大代表4个老婆10个娃的线索，举报人举报的是一起因土地拆迁引发的斗殴，他梳理线索的时候发现了“4个老婆10个娃”的事情。为了让事件得到快速传播，引起重视，必须懂得传播规律，“公众关注点很重要”。
该微博被大量转发后，该人大代表上午就被取消资格，晚上被刑拘。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离不开。能为老百姓伸冤，我很高兴。”老高说。
互联网的报道越来越多后，高勤荣接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线索的人多次核实，并拿到了张彦的身份证复印件。1月22日，高勤荣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证据扎实，传统平面媒体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政府部门，中央台跟进报道。
高勤荣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线索和爆料越来越多。
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出他的预料，“房媳”家人非常愤怒，扬言要“收拾高勤荣”。
2月7日，他爆料：继山西“房媳”之后，运城又一干部持有4个身份证。第二天，《京华时报》刊登文章《山西房媳丈夫被曝为银行行长办3户口以转移资产》，文中称，有爆料人称“房媳”丈夫孙红军为其哥儿们陈建辉也办理了多个户口，陈建辉目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陆县支行行长。运城市纪委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介入调查。著名爆料人高勤荣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已掌握了房媳的丈夫孙红军违规为他人办理多个户口的事实，“陈建辉是孙红军的铁哥儿们，孙红军在当公安局长时为其办理的户口。”
老高说，他的线索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运城的爆料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风吹草动，总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给他发短信，老高掌握了被举报人的一举一动。
高勤荣说，2月2日下午，在运城市郁金香大酒店512房间，运城纪委在调查山西房媳事件过程中，某些人竟然将被举报人和证人安排在同一房间，同一时间谈话了解情况，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爆料，你们媒体要跟进啊。”高勤荣说。
铁流：刘云山公然与习近平总书记对着干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3年2月22日讯）习总书记去年１２月４日有关恪守宪法的讲话精神，全国主流媒体均未认真进行宣传刊载，就像大年三十的鞭炮，过了除 夕就再没有声音了，更别说贯彻执行。过去的“最高指示”，以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报刊的鼓吹多么卖力，纵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 可见此红幅标语，唯独习总一再强调提示的“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 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却如此的不被重视，不被提及，是何原因？因为中共一但遵宪、行宪、维宪，大小官员就会被关进“权力的铁笼子里”，就不敢作恶贪腐 鱼肉人民，更不敢权钱勾结强占土地估拆民房，自然再不敢养小蜜、包二奶，所以他们要拼命反对习总书记的宪法治国，总代表就是刘云山常委。
在“南周事件”前坊传说纷纭，刘云山在18大竞选常委中是得票率远远低于汪洋、刘延东等同志，却居然成了常委，原因是有党内大腕硬挺，甚至公然说 “他不入常，18大休想如期召开”。刘云山在全国新闻界的心目中臭名昭著，无论新老记者、编辑口上只要一提起他，莫不骂声咧咧：“新闻杀手”、“言论沙 皇”、“地地道道的毛左”、“第二个薄熙来”。他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公敌，大家对他没一个好字，共同的结论是：只要中共用他来主管意识形态，中国永远是谎 言帝国，休想有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五七老人对他评语是13个字“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所重用的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坊间 传闻不幸言中，刘云山上台三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
2013年伊始，大打出手扼杀《南方周末》新年“宪政梦”献词。此事件后台黑手不是庹震而是刘云山。试问，一个小小的粤省宣传部长敢于在人众中公 开说：习近平来深圳视察“可能只是作秀，他是来缅怀自己父亲的，和中央政策没关，如果我们宣传过火，就把习近平摆上台，他下不来，我们就上不去”、“习近 平要就是被逼下台，要就是成为末代皇帝”、“习近平之所以能够上，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爸爸”、“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那些言论，就是以现在标准，宣判他颠覆国家 可能看得起他了，顶多就是一个汉奸、叛徒”。由于庹震的愚蠢妄为，“南周事件”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此时刻，中宣部又向全国城市報刊下达了一个违反新 闻常规与组织原则的秘密指示：“必须转载《环球时报》社论”。自此，习总书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便被打入 了冷宮，全国大小媒体更不敢再提及。就连《东方早报》新开辟的“宪政启蒙”专栏也被叫停。该专栏原计划长期开办，由宪政专家张千帆先生供稿，可惜开办时间 不足一月，就不幸呜呼哀哉了。更明白不过的是今年央视除夕春晚，整整四个小时无宣传宪法一词。
可喜的是民间不少有识的中青年人从底层发出了坚决支持习近平总书记遵宪、行宪、维宪的声音。2月20日下午一时，他们在北京奥体公园南门打出了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使命］的横幅，没有想到便衣警察（国保）却强行进行干预，并收去他们支持习总书记的标语横幅，这到底为 什么？看到刘云山常委不但能主管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能驾驭中共政法委了，权力真大！可惜这个权力不是用“以习进平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是明目张胆地 在分庭对抗。我的们要警惕啊！
（這是我们2013年2月20日下午一时在北京奥体公园南门打出的“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使命］的大幅法，却被便衣警察（国保）强行收去的铁证”难道这也是犯法么？
附颜伯钧先生发给全国网民的公开信：
就宣传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给相关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颜伯钧
《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题目。
他强调指出，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 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 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 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 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习近平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 究。
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我们在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认为这篇讲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我国切实落实宪法，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我 们决定，不仅仅自己学习好这个文件，深入领会好这个文件精神，并且要以身作则走上街头广泛宣传这篇讲话，让广大人民群众也能深入领会这次讲话的深刻意义。
2013年2月20日，我（颜伯钧13366451776）、王永红（13701390100）、张向忠（13311080726）以及其他几个 朋友决定在奥体公园南门进行以打横幅、宣讲讲话稿件的方式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当日下午13：30左右我到达指定区域，王永红给我打电话说他还有十分 钟左右就到，不过国宝给他打了电话，已经尾随他过来了，想要阻止我们的这次公益活动。于是我马上选好展开条幅的位置，等王永红他们一到，我们立即展开条 幅，马上向周围的群众宣讲习总书记讲话的主要内容：“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并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和视频记录以便今后继续宣传。周围的群众对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非常认同，报以热烈的掌声，也对这 种宣传方式非常认可，冲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此时，尾随王永红的国宝大约15人左右，四辆车外加三辆警车已经赶到现场，为了避免和相关人员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影响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我们 马上收好条幅和相机离开现场。其他围观的群众也纷纷离开。我关了手机直接去了北京通州区梨园地铁站附近我的工作室继续工作。在离开现场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 看见张向忠被几名警察围住了问话，王永红和其他人员我没看见，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在我回通州区的时候，有国宝一台车和几名国宝一直跟着我，先是跟踪我坐的 113路公交车，两站地之后我下车企图甩掉他们的跟踪，向南疾走400米，坐430路公交车到安定门，此时，国宝的车一直紧跟着我。之后我又下车快速转车 104路，此时有一名国宝跟我上了104公交车，他没有公交卡，也没有零钱，弄了半天才有一阿姨帮他刷了卡，我看见如此情形，在大佛寺我又下了车，拐进一 路边公厕，蹲了十来分钟，再出来，此时此国宝不见踪影。之后我又坐108路电车到东单，再坐1路到四惠，倒322回通州，而后打车回到工作室。
下午6点，等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准备下班的时候，我打开手机，马上就有国宝的电话打进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他在我家门口等我，我说半小时左右到家，问他有什么事情找我？他说见面具体说的。
6点20左右，我到家，看孩子不在家，我把家里进行简单的收拾，打电话给国宝说：“我已经到家了，你们可以上来了”。他们一行三个人，其中两个自 称姓王的是国宝，另一个是我们中仓派出所的警察。两个王姓的国宝，其中一个之前来过我家，所以比较熟识了，这次问话的主角也是他，他年纪不大，二十八九的 样子，说话也比较随和。另一国宝很少说话，年纪四十上下，基本上听我们说，是通州本地人。中仓派出所的警察很年轻20岁左右，一直没说话，手里拿个类似取 证器的电气设备，对我进行照相，之后又把我的条幅展开进行照相。
那个年轻的王姓国宝拿出问话的纸张开始对我进行问话做笔录。首先，拿身份证做了相关登记，诸如：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码等。
第二问我的简历：我说1998年毕业进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成为一名工人；1999年军转民，我进入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工作，成为一名大学教 师；2002年考入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2005年5月毕业，进入北京市通州区政府办公室政策研究中心工作，任经济科科长。 2007年由于通州区政府单方面不履行合同义务，不给我转户口，不能进入事业编制，也不能继续工作，此后，我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国宝在记录的时候，关于 2007年之后的部分，没有写我为何失业，直接就写了2007之后待业在家。我当时表示抗议，他们狡辩说这是简历不需要写的太详细，典型的避重就轻的搞 法。
第三询问2月20日打横幅的情况，我将上述打横幅的经过进行了简要叙述。
第四询问了合伙人情况，我说就我和王永红两人，因为风大就张开了半分钟的样子。我认识王永红是通过搞工程认识的，现在我们想开公司，做这个活动就是想做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第五问我做此事的目的，我说目的有三：一是宣传宪法精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让他们养成自觉遵守宪法的习惯；二是我们认为习总书记的讲 话很好，我们非常拥护，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要上街积极宣传，响应党中央、总书记的号召，切实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三是扩大影 响，为我们开展文化公司以及网站的业务打广告，树形象，因为我们文化公司主要出售法律类、政治类和经济类的书刊。
期间我反问他们：“我们宣传习总书记的讲话有错么？你们为何要阻扰？如果有错错在哪里？请你们指出来，我们改正”。
他们说：“你们宣传习总书记的讲话没有错，错在你们的行动方式上”。
我说：“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宣传才正确，请你们弄个程序出来，我们下次宣传的时候，就按照这个程序来搞，这样你们省事，我们也少了麻烦”。
他们说：“到时候再说”。
我说：“好，下次我一定找你们”。
第六问我，条幅在哪里做的，他们能否拿走。我说条幅2012年12月份在天津做的（当时我在天津出差），如果你们确实想要这个条幅那你们就拿走吧。条幅大约5米长，1米宽，是喷绘的那种，红底白字，发出一种浓浓的恶臭，放在客厅的时候味道很刺鼻。
第七问，这是第几次上街拉横幅，我说第一次，没想到你们反应会这么激烈。
第八问我是否拍照，我说我没有拍照，但是不排除路人、围观者和其他人拍照。毕竟现在高科技时代，手机的功能也很强大，拍照视频等功能都能实现，围观的群众都有手机，所以我不敢保证他们有没有拍照和录像。
还问了几个问题，我一时记不清了，让我看看之后，要我签上名字及“以上叙述属实”的字样之后按上红手印。
这样一直弄到晚上大约8、9点钟的样子，他们才收好横幅，拿好我的问话记录离开我家。之后我打电话给朋友们询问相关情况，张向忠当天下午被带到派出所直到晚上12点才出来。第二天2月21号一早8：00左右马连洼派出所将王永红带走，直到下午4点钟左右才放回。
以上是整个事情的详细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一直想质问相关人员的就是：为什么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不能自由宣传共和国总书记关于恪守宪法原则的讲 话。是不是总书记的讲话不正确，还是共和国的公民不能宣传，不能让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了解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如果总书记的讲话正确，如果共和国的 公民能宣传总书记的讲话，请相关部门告诉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怎么来宣传总书记的讲话才合法合规，请你们把相关程序公示出来，我们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宣传 共和国的宪法，宣传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让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能自觉的遵守宪法，都能承担他作为一位共和国公民 应尽的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的光荣义务。让共和国宪法的精神和使命万世永存，恩泽四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颜伯钧
2013年2月21日晚23：20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参与2013年2月22日讯）习总书记去年１２月４日有关恪守宪法的讲话精神，全国主流媒体均未认真进行宣传刊载，就像大年三十的鞭炮，过了除 夕就再没有声音了，更别说贯彻执行。过去的“最高指示”，以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报刊的鼓吹多么卖力，纵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 可见此红幅标语，唯独习总一再强调提示的“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 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却如此的不被重视，不被提及，是何原因？因为中共一但遵宪、行宪、维宪，大小官员就会被关进“权力的铁笼子里”，就不敢作恶贪腐 鱼肉人民，更不敢权钱勾结强占土地估拆民房，自然再不敢养小蜜、包二奶，所以他们要拼命反对习总书记的宪法治国，总代表就是刘云山常委。
在“南周事件”前坊传说纷纭，刘云山在18大竞选常委中是得票率远远低于汪洋、刘延东等同志，却居然成了常委，原因是有党内大腕硬挺，甚至公然说 “他不入常，18大休想如期召开”。刘云山在全国新闻界的心目中臭名昭著，无论新老记者、编辑口上只要一提起他，莫不骂声咧咧：“新闻杀手”、“言论沙 皇”、“地地道道的毛左”、“第二个薄熙来”。他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公敌，大家对他没一个好字，共同的结论是：只要中共用他来主管意识形态，中国永远是谎 言帝国，休想有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五七老人对他评语是13个字“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所重用的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坊间 传闻不幸言中，刘云山上台三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
2013年伊始，大打出手扼杀《南方周末》新年“宪政梦”献词。此事件后台黑手不是庹震而是刘云山。试问，一个小小的粤省宣传部长敢于在人众中公 开说：习近平来深圳视察“可能只是作秀，他是来缅怀自己父亲的，和中央政策没关，如果我们宣传过火，就把习近平摆上台，他下不来，我们就上不去”、“习近 平要就是被逼下台，要就是成为末代皇帝”、“习近平之所以能够上，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爸爸”、“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那些言论，就是以现在标准，宣判他颠覆国家 可能看得起他了，顶多就是一个汉奸、叛徒”。由于庹震的愚蠢妄为，“南周事件”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此时刻，中宣部又向全国城市報刊下达了一个违反新 闻常规与组织原则的秘密指示：“必须转载《环球时报》社论”。自此，习总书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便被打入 了冷宮，全国大小媒体更不敢再提及。就连《东方早报》新开辟的“宪政启蒙”专栏也被叫停。该专栏原计划长期开办，由宪政专家张千帆先生供稿，可惜开办时间 不足一月，就不幸呜呼哀哉了。更明白不过的是今年央视除夕春晚，整整四个小时无宣传宪法一词。
可喜的是民间不少有识的中青年人从底层发出了坚决支持习近平总书记遵宪、行宪、维宪的声音。2月20日下午一时，他们在北京奥体公园南门打出了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使命］的横幅，没有想到便衣警察（国保）却强行进行干预，并收去他们支持习总书记的标语横幅，这到底为 什么？看到刘云山常委不但能主管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能驾驭中共政法委了，权力真大！可惜这个权力不是用“以习进平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是明目张胆地 在分庭对抗。我的们要警惕啊！
（這是我们2013年2月20日下午一时在北京奥体公园南门打出的“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使命］的大幅法，却被便衣警察（国保）强行收去的铁证”难道这也是犯法么？
附颜伯钧先生发给全国网民的公开信：
就宣传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给相关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颜伯钧
《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题目。
他强调指出，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 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 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 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 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习近平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 究。
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我们在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认为这篇讲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我国切实落实宪法，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我 们决定，不仅仅自己学习好这个文件，深入领会好这个文件精神，并且要以身作则走上街头广泛宣传这篇讲话，让广大人民群众也能深入领会这次讲话的深刻意义。
2013年2月20日，我（颜伯钧13366451776）、王永红（13701390100）、张向忠（13311080726）以及其他几个 朋友决定在奥体公园南门进行以打横幅、宣讲讲话稿件的方式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当日下午13：30左右我到达指定区域，王永红给我打电话说他还有十分 钟左右就到，不过国宝给他打了电话，已经尾随他过来了，想要阻止我们的这次公益活动。于是我马上选好展开条幅的位置，等王永红他们一到，我们立即展开条 幅，马上向周围的群众宣讲习总书记讲话的主要内容：“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并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和视频记录以便今后继续宣传。周围的群众对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非常认同，报以热烈的掌声，也对这 种宣传方式非常认可，冲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此时，尾随王永红的国宝大约15人左右，四辆车外加三辆警车已经赶到现场，为了避免和相关人员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影响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我们 马上收好条幅和相机离开现场。其他围观的群众也纷纷离开。我关了手机直接去了北京通州区梨园地铁站附近我的工作室继续工作。在离开现场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 看见张向忠被几名警察围住了问话，王永红和其他人员我没看见，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在我回通州区的时候，有国宝一台车和几名国宝一直跟着我，先是跟踪我坐的 113路公交车，两站地之后我下车企图甩掉他们的跟踪，向南疾走400米，坐430路公交车到安定门，此时，国宝的车一直紧跟着我。之后我又下车快速转车 104路，此时有一名国宝跟我上了104公交车，他没有公交卡，也没有零钱，弄了半天才有一阿姨帮他刷了卡，我看见如此情形，在大佛寺我又下了车，拐进一 路边公厕，蹲了十来分钟，再出来，此时此国宝不见踪影。之后我又坐108路电车到东单，再坐1路到四惠，倒322回通州，而后打车回到工作室。
下午6点，等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准备下班的时候，我打开手机，马上就有国宝的电话打进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他在我家门口等我，我说半小时左右到家，问他有什么事情找我？他说见面具体说的。
6点20左右，我到家，看孩子不在家，我把家里进行简单的收拾，打电话给国宝说：“我已经到家了，你们可以上来了”。他们一行三个人，其中两个自 称姓王的是国宝，另一个是我们中仓派出所的警察。两个王姓的国宝，其中一个之前来过我家，所以比较熟识了，这次问话的主角也是他，他年纪不大，二十八九的 样子，说话也比较随和。另一国宝很少说话，年纪四十上下，基本上听我们说，是通州本地人。中仓派出所的警察很年轻20岁左右，一直没说话，手里拿个类似取 证器的电气设备，对我进行照相，之后又把我的条幅展开进行照相。
那个年轻的王姓国宝拿出问话的纸张开始对我进行问话做笔录。首先，拿身份证做了相关登记，诸如：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码等。
第二问我的简历：我说1998年毕业进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成为一名工人；1999年军转民，我进入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工作，成为一名大学教 师；2002年考入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2005年5月毕业，进入北京市通州区政府办公室政策研究中心工作，任经济科科长。 2007年由于通州区政府单方面不履行合同义务，不给我转户口，不能进入事业编制，也不能继续工作，此后，我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国宝在记录的时候，关于 2007年之后的部分，没有写我为何失业，直接就写了2007之后待业在家。我当时表示抗议，他们狡辩说这是简历不需要写的太详细，典型的避重就轻的搞 法。
第三询问2月20日打横幅的情况，我将上述打横幅的经过进行了简要叙述。
第四询问了合伙人情况，我说就我和王永红两人，因为风大就张开了半分钟的样子。我认识王永红是通过搞工程认识的，现在我们想开公司，做这个活动就是想做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第五问我做此事的目的，我说目的有三：一是宣传宪法精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让他们养成自觉遵守宪法的习惯；二是我们认为习总书记的讲 话很好，我们非常拥护，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要上街积极宣传，响应党中央、总书记的号召，切实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三是扩大影 响，为我们开展文化公司以及网站的业务打广告，树形象，因为我们文化公司主要出售法律类、政治类和经济类的书刊。
期间我反问他们：“我们宣传习总书记的讲话有错么？你们为何要阻扰？如果有错错在哪里？请你们指出来，我们改正”。
他们说：“你们宣传习总书记的讲话没有错，错在你们的行动方式上”。
我说：“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宣传才正确，请你们弄个程序出来，我们下次宣传的时候，就按照这个程序来搞，这样你们省事，我们也少了麻烦”。
他们说：“到时候再说”。
我说：“好，下次我一定找你们”。
第六问我，条幅在哪里做的，他们能否拿走。我说条幅2012年12月份在天津做的（当时我在天津出差），如果你们确实想要这个条幅那你们就拿走吧。条幅大约5米长，1米宽，是喷绘的那种，红底白字，发出一种浓浓的恶臭，放在客厅的时候味道很刺鼻。
第七问，这是第几次上街拉横幅，我说第一次，没想到你们反应会这么激烈。
第八问我是否拍照，我说我没有拍照，但是不排除路人、围观者和其他人拍照。毕竟现在高科技时代，手机的功能也很强大，拍照视频等功能都能实现，围观的群众都有手机，所以我不敢保证他们有没有拍照和录像。
还问了几个问题，我一时记不清了，让我看看之后，要我签上名字及“以上叙述属实”的字样之后按上红手印。
这样一直弄到晚上大约8、9点钟的样子，他们才收好横幅，拿好我的问话记录离开我家。之后我打电话给朋友们询问相关情况，张向忠当天下午被带到派出所直到晚上12点才出来。第二天2月21号一早8：00左右马连洼派出所将王永红带走，直到下午4点钟左右才放回。
以上是整个事情的详细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一直想质问相关人员的就是：为什么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不能自由宣传共和国总书记关于恪守宪法原则的讲 话。是不是总书记的讲话不正确，还是共和国的公民不能宣传，不能让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了解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如果总书记的讲话正确，如果共和国的 公民能宣传总书记的讲话，请相关部门告诉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怎么来宣传总书记的讲话才合法合规，请你们把相关程序公示出来，我们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宣传 共和国的宪法，宣传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让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能自觉的遵守宪法，都能承担他作为一位共和国公民 应尽的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的光荣义务。让共和国宪法的精神和使命万世永存，恩泽四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颜伯钧
2013年2月21日晚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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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揭秘：国安副部长秘书叛逃CIA曝惊天内幕
本文选自《博讯》杂志2月号。
中共國安國保惡鬥十年大揭秘
本刊特約記者 森水
2012年5月，海外驚爆中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陸忠偉的秘書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反，此案於去年初中方破獲。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安 部處長俞強聲(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胞弟)叛逃CIA以來，中國情報系統最嚴重的叛逃事件。事件震驚海內外，但中美兩國情報部門對事件均三緘其口， 案情迄今不明。
《博訊》記者從美國接近CIA系統的人士獲悉，這位副部長秘書被策反後，向CIA出賣了大量中國情報和政法系統的機密，其中他透露的第一件事，就 是中國國家安全部與公安部的內鬥情況。接近CIA的人士透露，這名節變者談及中國國安和公安內部惡鬥的激烈程度，堪可用「你死我活」形容，曾令美方大惑不 解，繼而深為震驚。
據透露，這些年中國的國際環境相對緩和，使專責對外情報工作的國家安全部在中南海所受到的重視程度有所減弱，而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盪加劇，使專責「對內」的公安系統日顯重要。
其中，公安系統轄下的國內安全保衞部門(簡稱國保)，更是以維穩的名義迅速坐大，不但「越界」侵蝕原屬國安範疇的領域，甚至在工作的方法與手段上 沿用國安那套，且涉嫌違規濫用，以至成為破壞社會和諧因素之一，在中共黨內甚至高層引起諸多質疑。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法委書記被降格，並逐出政治局常委， 與此不無關係。
國安部建立割走公安部肥肉
據了解，國家安全部與公安部明爭暗鬥，從1983年國安部成立時就開始了。鑑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安全需要，1983年7月，由長期以來負責情報 工作的原中共中央調查部為主，成立了國安部。由於調查部原來只負責情報收集，並無反間諜機構與政治保衛，故成立之時就合併了公安部政治保衛局，以及中共中 央統戰部的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的部分單位。尤其是把公安部的政治保衛、反間與技術偵察局（當時主要是主管郵件檢查與電信偵控）劃給新成立的國安部，大大 削弱了公安部的職權。公安部一直不太服氣。
國安部成立伊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也參與國內安全事務，但主要負責情報與反間諜。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八十年代，中國與世界的接觸越來越广，情報收集任務日益繁重，海外進來的間諜也越來越多。國安部與公安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上世紀九十年代江澤民當政後，國家安全部地位大幅提升。原因除了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處於西方國家圍堵之中，急需情報突圍、發展中外關係之 外，與江澤民更加注意國際形象和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江澤民利用情報治國，是體制內都知道的，國家安全部的權力有所擴張，尤其對國內「敵對勢力」的偵查與監 控，主要由1989年後新成立的國安部反對敵勢力局執行。
法輪功圍中南海 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國安失職
然而江澤民執政晚期，兩起情報失誤釀成重大事件，令國家安全部地位大幅下降。一起是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二是 1999年4月25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為抗議中共打壓，靜悄悄成功地包圍中南海。有消息指江澤民在得悉中南海被包圍後，曾在政治局會議上拍案大怒：「我們 的紅色情報員都在哪里？！」兩起事件反映安全情報失誤，造成外交和內政被動，國安部因此「背黑鍋」。
此外，國安部在國內事務中地位的下降也是必然。六四後江澤民苦心經營十年，中國的外交關係基本理順，美國不再以「和平演變中國」為主要任務，所謂 的「國外反華勢力」針對中國的活動也有所收斂。但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後國內矛盾經十多年積累，日益增多，影響社會和平安定的群體事件此起彼伏，而預告和處 理這些突發事件，顯然已超出法律賦予國安的主要義務範圍。這個時候，公安國保部門開始登場，並發展迅速。
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錦濤上台，公安系統內的國保隊伍已經迅速坐大，不但人員編制急擴，還配置了各種偵查技術，包括竊聽與電信監控等以前只有國 家安全部門可以使用的手段，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內「克格勃」。國安部的職能則被進一步局限於「對外情報與反間」。國安部眼見權力被削弱，也只能忍氣吞聲。
在香港，因基本法23條立法引發2003年50萬人反政府大遊行，令本來就低調的國家安全部在香港的工作更為低調。香港中聯辦一位工作人員透露， 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按基本法香港要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使國安部門有法可依，大遊行後國安縮尾，但公安卻利用自己掌握辦理來往通行證特權，把手腳伸 到香港。常常在香港監視異議人士，並以反恐、國家安全以及配合香港警方在內地抓人為理由，要求香港配合他們執行一些非法活動。
胡錦濤批準公安維穩可監聽公民
接近國安部的人士透露，過去十年來公安國保濫權的所作所為，國安部老謀深算的特工們都看在眼裏。國保權力膨脹，鑄下不少錯誤，尤其是以對待國外特 工的手段對待國內公民，嚴重違反法治，侵害憲法。有國安人員表示，國安之所以被賦予監聽、監控與搜查公民通信的權力，是因為國安負責反間諜工作。而涉及情 報與反間諜工作，世界上任何法治國家包括美國，都視其為合法，因為國家安全事關重大。
但是公安國保自成立並接收國安的部分工作後，把原本用來對付海外間諜的手段，用來對付自己的公民，造成共和國歷史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執法犯法情況，秘密監控、監聽，黑頭套等，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手段連無法無天的文革期間都沒有用過。
以竊聽技術來說，國安部使用竊聽有嚴格程序，一般針對有特嫌的人才可使用，少數情況是針對進入中國的海外人士，為收集情報而使用。國安部（包括前 調查部）一般不得對政府內部人員使用竊聽手段。國家安全部的秘密條文規定，即便省級幹部涉嫌間諜行為，要對其進行竊聽也必須得到上級（部級）主管的審批。
然而，2004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批準公安國保部門可以以維穩為由，對公民使用竊聽等手段。此後，竊聽手段使用越來越氾濫，公安國保可以以維稳之名，對被拆遷人士以及一些對政府表達不、提出訴求的公民，使用監聽和竊聽手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監聽技術還被紀律檢查或行政監察部門濫用。地方官員被隨意竊聽。例如山西、福建、廣東、湖北、重慶的公安部門，就被曝光曾經 肆無忌憚地竊聽官員的秘密與隱私，有些地方公安局領導還以此要脅上級領導要官要錢。王立軍在任重慶公安局長時，竟對到訪重慶的中央政治委員與他們秘書的電 話進行秘密監聽，然後上報薄熙來，邀功請賞。
有消息指，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對公安國保權力的擴大難推其咎，他本人也多次利用公安的竊聽達到個人目的，包括整掉政壇對手、維護自己的利益等。
據了解，周永康支持下公安國保無法無天的做法，引起中共黨內甚至高層不滿，前年開始，中共十八大籌備小組收到不少來自退位或在位政要的投訴，指過 去多年中央政法委縱容公安國保以維穩為名，濫施專政，執法犯法，造成眾多新矛盾，破壞社會和諧，要求中央對政法委削權，這些呼籲終於導致中央政法委在十八 大被逐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表面上安然退位，實則在黨內狼狽不堪。
《博訊》新聞網2010年4月曾報道，國安部一位原負責監控網路敵對勢力的局長，日前與某門戶網站投資人與主管人會面時曾透露，國家安全部國內敵 對勢力局有三個處負責網路動態監察。這位局長強調，國安只監控涉及國家安全的資訊和動態，對一般網民反貪污腐敗、要求言論自 由、批評領導人的言論等，「我們都能理解，只要不涉及國家安全，我們不會干涉。」
茉莉花事件北京市公安國安大火拼
另一宗可反映國安與公安國保政惡鬥的事件，是2011年初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受中東等地多國群眾上街聚會、最終推翻統治者事件的影響，中國內地多 個城市也相繼發生群眾上街聚集事件。這原本是一起網民自發發起的事件，公安國保為避重蹈當年國安沒能有效預防法輪功包圍中南海而失去中南海寵倖的覆轍，動 用一切力量打壓茉莉花運動，引發共和國歷史上又一宗殘忍的暴力專政事件。
不完全統計，內地前後竟有600多位公民被非法拘禁，經公開報道被毆打折磨者多達354人（另外一些人可能不敢聲張）。胡溫執政十年的成績與營造 的聲譽，幾乎毀於一旦。茉莉花事件充分暴露了公安國保的無能與愚蠢。更可笑的是，他們竟懷疑事件本身就是內部人策劃，用來對付公安的，甚至將矛頭指向國安 系統。
據透露，茉莉花事件時，北京市公安國保濫拘濫捕，並秘密逮捕了兩位為國安部工作的線人，令國安部門大為不滿，官司打到中央政治局，既是秘密警察頭 子、又是公安最高領導人的周永康莫衷一是，要胡錦濤和習近平親自過問，並有可能成為公安國保的「滑鐵廬」，註定了政法委將要退出政治舞臺的前景。有北京市 公安國保的頭頭至今說起此事，還堅持認為這是國家安全部門策劃的「陰謀」。
其實，國安系統對公安國保一直有微辭。《博訊》新聞網早於2009年4月就獨家披露，當年每年一度的全國國家安全安部廳局長會上，原本討論國安系 統如何搞好廉政建設，但一位國安部高官突然離題發言，歷數公安部的腐敗行為，認為公安系統「應該好好整頓」，其發言獲不少與會者附和，不少人會意點頭。 2012年7月《博訊》新聞網還透露，有國安部官員私下斥責，公安國保「就是一群低素質的克格勃」，指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果任由他們發展，中 共可能會敗在他們手裏。
重慶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國安翻身
重慶事件爆發後，2012年6月，《博訊》新聞網就獨家披露，王立軍把持的重慶市公安局對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的紅線電話(即保密電話)搞竊聽，結 果被國安部反間諜部門查獲。2012年9月王立軍在成都受審，其中不公開審理部份，就包括搞非法竊聽。這也是為甚麼2012年2月7日王立軍被國安部副部 長從成都美國領事館帶回北京後，案件一直由國安部負責調查的原因。
《博訊》新聞網還透露，國安部這些年通過技術手段，掌握不少公安部門囂揚跋扈、非法對領導幹部搞竊聽的證據，並掌握了不少地方公安部門負責人的違法違紀證據。據悉，包括廣東省在內，至少七個地方公安廳長涉嫌擁巨額財產來歷不明，每人擁財都在六千萬元人民幣以上。
南方某省公安廳長一家擁有七個公司，在八大城市最貴黃金地段擁有頂層公寓或者高檔別墅。據悉，那幾位公安廳領導目前已不再兼任當地政法委領導，並 被當局暗中調查，只是他們自己還不知情。國家安全部門的偵察顯示，湖北省公安廳長、福建公安廳長、雲南公安廳長、廣東公安廳長的財產都超過5000萬人民 幣，有的高達3億元，這些都被善於在境外取證的國安部一網打盡。相對而言，國安系統領導比較自律，至今很少聽到國安系統高官因貪腐被立案查處的消息。
有消息指，國安系統對地方公安負責人的腐敗行為的秘密調查，原屬違規行為，一度引起公安內部非議反感，兩大系統曾經「歛拔弩張」，但重慶王立軍事件中，國安系統對王立軍的竊聽，意外發現他竟竊聽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的驚天陰謀，此後國安的做法得到中南海的肯定。
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王立軍事件令國安系統重新振奮。過去這些年國安系統一直「臥薪嚐膽」，利用十年收集了不少公安違規非法行為，尤其 公安領導的貪污腐敗。來自國安部的消息指，這些資料未必全部「上報」紀檢監察部門，但如果公安某些領導在未來一段時間不知收斂，或許等待他們的將是監獄。
習近平近國安遠國保？
國家安全部與公安國保部門的內部惡鬥，已淪為美國CIA譏笑中國情報系統的一大笑話。但回到中國，無論國安還是國保，本質上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 工具。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主政，面對依然如故的內政維穩問題，以及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是繼續利用名聲掃地的公安，還是重新重用國家安全部，備受兩大系統 關注。
雖然公安、國安兩大系統都在利用各種機會，拚命表現自己，邀功請賞，但顯而易見的是，十八大政法委失勢，周永康被黨內千夫所指，肯定令習近平對公 安有所避忌。但是，無論是警察(公安)治國，還是特務(國安)治國，都不符合現代文明國家的定義。習近平不會不明白，中共也不會不明白，只有實行民主憲 政，中國才有出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刊特約記者 森水
2012年5月，海外驚爆中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陸忠偉的秘書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反，此案於去年初中方破獲。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安 部處長俞強聲(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胞弟)叛逃CIA以來，中國情報系統最嚴重的叛逃事件。事件震驚海內外，但中美兩國情報部門對事件均三緘其口， 案情迄今不明。
《博訊》記者從美國接近CIA系統的人士獲悉，這位副部長秘書被策反後，向CIA出賣了大量中國情報和政法系統的機密，其中他透露的第一件事，就 是中國國家安全部與公安部的內鬥情況。接近CIA的人士透露，這名節變者談及中國國安和公安內部惡鬥的激烈程度，堪可用「你死我活」形容，曾令美方大惑不 解，繼而深為震驚。
據透露，這些年中國的國際環境相對緩和，使專責對外情報工作的國家安全部在中南海所受到的重視程度有所減弱，而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盪加劇，使專責「對內」的公安系統日顯重要。
其中，公安系統轄下的國內安全保衞部門(簡稱國保)，更是以維穩的名義迅速坐大，不但「越界」侵蝕原屬國安範疇的領域，甚至在工作的方法與手段上 沿用國安那套，且涉嫌違規濫用，以至成為破壞社會和諧因素之一，在中共黨內甚至高層引起諸多質疑。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法委書記被降格，並逐出政治局常委， 與此不無關係。
國安部建立割走公安部肥肉
據了解，國家安全部與公安部明爭暗鬥，從1983年國安部成立時就開始了。鑑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安全需要，1983年7月，由長期以來負責情報 工作的原中共中央調查部為主，成立了國安部。由於調查部原來只負責情報收集，並無反間諜機構與政治保衛，故成立之時就合併了公安部政治保衛局，以及中共中 央統戰部的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的部分單位。尤其是把公安部的政治保衛、反間與技術偵察局（當時主要是主管郵件檢查與電信偵控）劃給新成立的國安部，大大 削弱了公安部的職權。公安部一直不太服氣。
國安部成立伊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也參與國內安全事務，但主要負責情報與反間諜。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八十年代，中國與世界的接觸越來越广，情報收集任務日益繁重，海外進來的間諜也越來越多。國安部與公安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上世紀九十年代江澤民當政後，國家安全部地位大幅提升。原因除了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處於西方國家圍堵之中，急需情報突圍、發展中外關係之 外，與江澤民更加注意國際形象和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江澤民利用情報治國，是體制內都知道的，國家安全部的權力有所擴張，尤其對國內「敵對勢力」的偵查與監 控，主要由1989年後新成立的國安部反對敵勢力局執行。
法輪功圍中南海 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國安失職
然而江澤民執政晚期，兩起情報失誤釀成重大事件，令國家安全部地位大幅下降。一起是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二是 1999年4月25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為抗議中共打壓，靜悄悄成功地包圍中南海。有消息指江澤民在得悉中南海被包圍後，曾在政治局會議上拍案大怒：「我們 的紅色情報員都在哪里？！」兩起事件反映安全情報失誤，造成外交和內政被動，國安部因此「背黑鍋」。
此外，國安部在國內事務中地位的下降也是必然。六四後江澤民苦心經營十年，中國的外交關係基本理順，美國不再以「和平演變中國」為主要任務，所謂 的「國外反華勢力」針對中國的活動也有所收斂。但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後國內矛盾經十多年積累，日益增多，影響社會和平安定的群體事件此起彼伏，而預告和處 理這些突發事件，顯然已超出法律賦予國安的主要義務範圍。這個時候，公安國保部門開始登場，並發展迅速。
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錦濤上台，公安系統內的國保隊伍已經迅速坐大，不但人員編制急擴，還配置了各種偵查技術，包括竊聽與電信監控等以前只有國 家安全部門可以使用的手段，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內「克格勃」。國安部的職能則被進一步局限於「對外情報與反間」。國安部眼見權力被削弱，也只能忍氣吞聲。
在香港，因基本法23條立法引發2003年50萬人反政府大遊行，令本來就低調的國家安全部在香港的工作更為低調。香港中聯辦一位工作人員透露， 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按基本法香港要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使國安部門有法可依，大遊行後國安縮尾，但公安卻利用自己掌握辦理來往通行證特權，把手腳伸 到香港。常常在香港監視異議人士，並以反恐、國家安全以及配合香港警方在內地抓人為理由，要求香港配合他們執行一些非法活動。
胡錦濤批準公安維穩可監聽公民
接近國安部的人士透露，過去十年來公安國保濫權的所作所為，國安部老謀深算的特工們都看在眼裏。國保權力膨脹，鑄下不少錯誤，尤其是以對待國外特 工的手段對待國內公民，嚴重違反法治，侵害憲法。有國安人員表示，國安之所以被賦予監聽、監控與搜查公民通信的權力，是因為國安負責反間諜工作。而涉及情 報與反間諜工作，世界上任何法治國家包括美國，都視其為合法，因為國家安全事關重大。
但是公安國保自成立並接收國安的部分工作後，把原本用來對付海外間諜的手段，用來對付自己的公民，造成共和國歷史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執法犯法情況，秘密監控、監聽，黑頭套等，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手段連無法無天的文革期間都沒有用過。
以竊聽技術來說，國安部使用竊聽有嚴格程序，一般針對有特嫌的人才可使用，少數情況是針對進入中國的海外人士，為收集情報而使用。國安部（包括前 調查部）一般不得對政府內部人員使用竊聽手段。國家安全部的秘密條文規定，即便省級幹部涉嫌間諜行為，要對其進行竊聽也必須得到上級（部級）主管的審批。
然而，2004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批準公安國保部門可以以維穩為由，對公民使用竊聽等手段。此後，竊聽手段使用越來越氾濫，公安國保可以以維稳之名，對被拆遷人士以及一些對政府表達不、提出訴求的公民，使用監聽和竊聽手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監聽技術還被紀律檢查或行政監察部門濫用。地方官員被隨意竊聽。例如山西、福建、廣東、湖北、重慶的公安部門，就被曝光曾經 肆無忌憚地竊聽官員的秘密與隱私，有些地方公安局領導還以此要脅上級領導要官要錢。王立軍在任重慶公安局長時，竟對到訪重慶的中央政治委員與他們秘書的電 話進行秘密監聽，然後上報薄熙來，邀功請賞。
有消息指，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對公安國保權力的擴大難推其咎，他本人也多次利用公安的竊聽達到個人目的，包括整掉政壇對手、維護自己的利益等。
據了解，周永康支持下公安國保無法無天的做法，引起中共黨內甚至高層不滿，前年開始，中共十八大籌備小組收到不少來自退位或在位政要的投訴，指過 去多年中央政法委縱容公安國保以維穩為名，濫施專政，執法犯法，造成眾多新矛盾，破壞社會和諧，要求中央對政法委削權，這些呼籲終於導致中央政法委在十八 大被逐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表面上安然退位，實則在黨內狼狽不堪。
《博訊》新聞網2010年4月曾報道，國安部一位原負責監控網路敵對勢力的局長，日前與某門戶網站投資人與主管人會面時曾透露，國家安全部國內敵 對勢力局有三個處負責網路動態監察。這位局長強調，國安只監控涉及國家安全的資訊和動態，對一般網民反貪污腐敗、要求言論自 由、批評領導人的言論等，「我們都能理解，只要不涉及國家安全，我們不會干涉。」
茉莉花事件北京市公安國安大火拼
另一宗可反映國安與公安國保政惡鬥的事件，是2011年初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受中東等地多國群眾上街聚會、最終推翻統治者事件的影響，中國內地多 個城市也相繼發生群眾上街聚集事件。這原本是一起網民自發發起的事件，公安國保為避重蹈當年國安沒能有效預防法輪功包圍中南海而失去中南海寵倖的覆轍，動 用一切力量打壓茉莉花運動，引發共和國歷史上又一宗殘忍的暴力專政事件。
不完全統計，內地前後竟有600多位公民被非法拘禁，經公開報道被毆打折磨者多達354人（另外一些人可能不敢聲張）。胡溫執政十年的成績與營造 的聲譽，幾乎毀於一旦。茉莉花事件充分暴露了公安國保的無能與愚蠢。更可笑的是，他們竟懷疑事件本身就是內部人策劃，用來對付公安的，甚至將矛頭指向國安 系統。
據透露，茉莉花事件時，北京市公安國保濫拘濫捕，並秘密逮捕了兩位為國安部工作的線人，令國安部門大為不滿，官司打到中央政治局，既是秘密警察頭 子、又是公安最高領導人的周永康莫衷一是，要胡錦濤和習近平親自過問，並有可能成為公安國保的「滑鐵廬」，註定了政法委將要退出政治舞臺的前景。有北京市 公安國保的頭頭至今說起此事，還堅持認為這是國家安全部門策劃的「陰謀」。
其實，國安系統對公安國保一直有微辭。《博訊》新聞網早於2009年4月就獨家披露，當年每年一度的全國國家安全安部廳局長會上，原本討論國安系 統如何搞好廉政建設，但一位國安部高官突然離題發言，歷數公安部的腐敗行為，認為公安系統「應該好好整頓」，其發言獲不少與會者附和，不少人會意點頭。 2012年7月《博訊》新聞網還透露，有國安部官員私下斥責，公安國保「就是一群低素質的克格勃」，指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果任由他們發展，中 共可能會敗在他們手裏。
重慶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國安翻身
重慶事件爆發後，2012年6月，《博訊》新聞網就獨家披露，王立軍把持的重慶市公安局對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的紅線電話(即保密電話)搞竊聽，結 果被國安部反間諜部門查獲。2012年9月王立軍在成都受審，其中不公開審理部份，就包括搞非法竊聽。這也是為甚麼2012年2月7日王立軍被國安部副部 長從成都美國領事館帶回北京後，案件一直由國安部負責調查的原因。
《博訊》新聞網還透露，國安部這些年通過技術手段，掌握不少公安部門囂揚跋扈、非法對領導幹部搞竊聽的證據，並掌握了不少地方公安部門負責人的違法違紀證據。據悉，包括廣東省在內，至少七個地方公安廳長涉嫌擁巨額財產來歷不明，每人擁財都在六千萬元人民幣以上。
南方某省公安廳長一家擁有七個公司，在八大城市最貴黃金地段擁有頂層公寓或者高檔別墅。據悉，那幾位公安廳領導目前已不再兼任當地政法委領導，並 被當局暗中調查，只是他們自己還不知情。國家安全部門的偵察顯示，湖北省公安廳長、福建公安廳長、雲南公安廳長、廣東公安廳長的財產都超過5000萬人民 幣，有的高達3億元，這些都被善於在境外取證的國安部一網打盡。相對而言，國安系統領導比較自律，至今很少聽到國安系統高官因貪腐被立案查處的消息。
有消息指，國安系統對地方公安負責人的腐敗行為的秘密調查，原屬違規行為，一度引起公安內部非議反感，兩大系統曾經「歛拔弩張」，但重慶王立軍事件中，國安系統對王立軍的竊聽，意外發現他竟竊聽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的驚天陰謀，此後國安的做法得到中南海的肯定。
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王立軍事件令國安系統重新振奮。過去這些年國安系統一直「臥薪嚐膽」，利用十年收集了不少公安違規非法行為，尤其 公安領導的貪污腐敗。來自國安部的消息指，這些資料未必全部「上報」紀檢監察部門，但如果公安某些領導在未來一段時間不知收斂，或許等待他們的將是監獄。
習近平近國安遠國保？
國家安全部與公安國保部門的內部惡鬥，已淪為美國CIA譏笑中國情報系統的一大笑話。但回到中國，無論國安還是國保，本質上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 工具。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主政，面對依然如故的內政維穩問題，以及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是繼續利用名聲掃地的公安，還是重新重用國家安全部，備受兩大系統 關注。
雖然公安、國安兩大系統都在利用各種機會，拚命表現自己，邀功請賞，但顯而易見的是，十八大政法委失勢，周永康被黨內千夫所指，肯定令習近平對公 安有所避忌。但是，無論是警察(公安)治國，還是特務(國安)治國，都不符合現代文明國家的定義。習近平不會不明白，中共也不會不明白，只有實行民主憲 政，中國才有出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非官方数据呈现出怎样的中国经济？
|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2-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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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网专题：解放军各级军官每年贪污士兵伙食费2650亿
解放军的腐败是有悠久历史的。邓小平时代，军队只能得到很有限的军饷，因此解放军各个营房都自己养猪，每只部队都大搞三产创收。南海舰队有一个副司令专门负责走私和贩运从香港澳门偷来的汽车到大陆来卖。那可是用军舰走私为香港黑道大飞护航，香港警察是不敢管得太认真的。不要以为这是私下行为，泛华网得知的内幕，走私是在中央军委备过案的。问题是，这样走私搞来的钱在使用时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监管，于是大部分最终以半黑半白的形式落入了各大军区最高层将军们的私人腰包里。非常富有中国特色。
这个局面在刘亚洲的一再上报直谏后终于得到扭转，到江泽民时代快结束时，解放军终于可以得到足够的军饷了。但半黑半白的贪污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最近的情况又如何呢？泛华网从环球时报引述美国“我的日报”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计算出，解放军各级军官每年贪污士兵伙食费至少2650亿人民币。这篇文章说，中国士兵被要求用剩饭制作蛋炒饭和充分利用食材边角料腌制小菜、泡制酸菜等来反对铺张浪费。这个伙食标准，估计一天费用不会超过30元。文章又说，中国2011年的军费开支为9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于230万部队官兵的伙食。权以50%来充当“大部分”，可以计算出每年士兵的伙食费至少有2650亿人民币被贪污了。至少！
泛华网报道。
附： 蛋炒饭成解放军节俭新招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于 2013-02-22
美国“我的日报”网2月21日报道，原题：中国官兵被要求用剩饭制作蛋炒饭 在反对铺张浪费的战斗中，中国士兵正用一种新武器武装自己：剩饭。据中国媒体报道，解放军总后勤部已命令全军官兵“加强文明节俭饮食行为养成。”报道称部队官兵被要求重新合理利用剩饭剩菜，可制作炸馒头片、蛋炒饭、大烩菜等;充分利用食材边角料腌制小菜、泡制酸菜等。
杜绝部队伙食浪费的管理新规是中国打击骄奢之风尤其是政府铺张浪费行动的一部分。官员的显摆行为通常被视为腐败的证据，北京认为此类行为已对中共构成严重威胁。
普通百姓对政府腐败行为的批评声日益强烈。中国的社交网站用户正仔细观察官员的公开照片，寻找其肆意挥霍的证据通常是名贵手表或其他奢侈饰品，以凸显寻欢作乐的官员和艰难度日的老百姓之间的悬殊对比。
因此中共领导人已以身作则地主动进入节俭时代。他们将奢侈宴会当成主要打击目标，去年已下发相关禁令，并在今年2月份传达出严惩违反禁令者的意愿。
如今中国军队不得不关注内部浪费现象。按新规定，军队内部招待所一律取消最低消费标准等相关收费，公务接待从简，严禁安排高档菜。相关报道称部队伙食厉行节约潜力大，但未提供具体数字。中国2011年的军费开支为9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于230万部队官兵的伙食。(作者劳瑞伯基特，丁雨晴译)
这个局面在刘亚洲的一再上报直谏后终于得到扭转，到江泽民时代快结束时，解放军终于可以得到足够的军饷了。但半黑半白的贪污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最近的情况又如何呢？泛华网从环球时报引述美国“我的日报”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计算出，解放军各级军官每年贪污士兵伙食费至少2650亿人民币。这篇文章说，中国士兵被要求用剩饭制作蛋炒饭和充分利用食材边角料腌制小菜、泡制酸菜等来反对铺张浪费。这个伙食标准，估计一天费用不会超过30元。文章又说，中国2011年的军费开支为9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于230万部队官兵的伙食。权以50%来充当“大部分”，可以计算出每年士兵的伙食费至少有2650亿人民币被贪污了。至少！
泛华网报道。
附： 蛋炒饭成解放军节俭新招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于 2013-02-22
美国“我的日报”网2月21日报道，原题：中国官兵被要求用剩饭制作蛋炒饭 在反对铺张浪费的战斗中，中国士兵正用一种新武器武装自己：剩饭。据中国媒体报道，解放军总后勤部已命令全军官兵“加强文明节俭饮食行为养成。”报道称部队官兵被要求重新合理利用剩饭剩菜，可制作炸馒头片、蛋炒饭、大烩菜等;充分利用食材边角料腌制小菜、泡制酸菜等。
杜绝部队伙食浪费的管理新规是中国打击骄奢之风尤其是政府铺张浪费行动的一部分。官员的显摆行为通常被视为腐败的证据，北京认为此类行为已对中共构成严重威胁。
普通百姓对政府腐败行为的批评声日益强烈。中国的社交网站用户正仔细观察官员的公开照片，寻找其肆意挥霍的证据通常是名贵手表或其他奢侈饰品，以凸显寻欢作乐的官员和艰难度日的老百姓之间的悬殊对比。
因此中共领导人已以身作则地主动进入节俭时代。他们将奢侈宴会当成主要打击目标，去年已下发相关禁令，并在今年2月份传达出严惩违反禁令者的意愿。
如今中国军队不得不关注内部浪费现象。按新规定，军队内部招待所一律取消最低消费标准等相关收费，公务接待从简，严禁安排高档菜。相关报道称部队伙食厉行节约潜力大，但未提供具体数字。中国2011年的军费开支为9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于230万部队官兵的伙食。(作者劳瑞伯基特，丁雨晴译)
陆3千种有毒化学致247癌症村 年杀逾140万人
【新唐人2013年2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凯欣综合报导）中国环保部近日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时，承认中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但在描述具体问题时大玩语言伪术，把严重污染范围、癌症村缩小，又未公布严重污染地区、癌症村的详情。不过，报告中承认，全国有3000多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中共环保部日前公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指出，中国大陆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式十分严峻，个别地区甚至因污染
严重而出现〝癌症村〞。随着东部沿海调整产业结构及加强环保法规，迹象显示，〝污染带〞和〝癌症村〞正向内陆地区转移。
环保部发布的报告中承认，全国有3,000多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据悉，这些危险化学品，具有急性或慢性毒性、生物蓄积性、不易降解性、致癌致畸致突变性等，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其中数十种已被国际公约列为〝严格限制〞和〝需逐步淘汰〞之列。同时，还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还未明确和掌握。
〝十二五〞规划坦承，近年中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局部地区持久性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浓度，高于国际水平；有毒、有害化学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现饮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
环保部再当谎报部
大陆民众痛斥，环保部报告中说：〝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质浓度高于国际水准〞的是〝局部地区〞，出现饮用水危机的是〝多个地方〞，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的是〝个别地区〞，环保部就是〝谎报部〞。
《苹果日报》报导说，中国环保部承认中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但在描述具体问题时大玩语言伪术。
报导指出，作为中国负责环境问题监督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环保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恶化责无旁贷。环保部的报告淡化化学品污染的严重性，把癌症村缩小到局部地区、个别地区，自然有为自己减轻责任之意。不只与公众的认知、感受有落差，而且，不公布严重污染地区、癌症村的详情，包括具体地点、污染情况及民众健康受影响情况，就有可能让民众误入这些地区而受害。
早在两年前，新华社旗下杂志《半月谈》就以〈地下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为题，踢爆企业用高压水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
陕西〝西部网〞报导，中国三分一的用水是地下水，而全国九成地下水受到污染，六成更属严重污染；新华网则报导，118个城市监测数据显示，六成四的城市地下水被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只有百分之三。因此，报导认为，这是绝人子孙的大罪。
癌症年杀逾140万人
此前，大陆有研究指，全国每分钟有六人被诊断患癌，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逾140万，发病率最高的分别是食道癌、肝癌、直肠癌、胃癌和肺癌五大类。
大陆有研究指，全国每分钟有六人被诊断患癌，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逾140万。（网络图片）
大陆地表水中度污染 83.7%民众不放心饮用水 。（网络图片）
报导说，广东韶关翁源县大宝山矿区的上坝村，因地处矿区水系下游，饮用水源受采矿出来的重金属污染，全村3000人口，在近20年来有250多人死于癌症，成为闻之色变的癌症村，海内外媒体多有报导。同区的凉桥村、塘心村、阳河村、小镇村，情况相同。
广东惠州惠城区马安镇上寮村，2004年至2008年四年间有13人死于癌症，另有4人确诊患癌；村民质疑与地下饮用水源遭工业污染所致，但当地政府化验称，样本中未验出致癌重金属。实际上酸硷度偏低，作为生活饮用水不理想。
华 东师范大学于2009年曾有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根据各地媒体的报导，总结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四个省区尚未发现癌症村 外，其他27个省分都有分布，癌症村总数达247条，遍布全国126个县，其中癌症村最多的省为河南39条、河北29条、安徽25条、广东 25条、江苏21条。
因此，很多人以为，数以十万计中共干部，近年急将妻儿子女送往欧美、将资产转移外国，乃担心一旦被清算而购买的政治保险。然而，近期几件事显示，这或许还有环境急剧恶化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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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环保部日前公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指出，中国大陆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式十分严峻，个别地区甚至因污染
严重而出现〝癌症村〞。随着东部沿海调整产业结构及加强环保法规，迹象显示，〝污染带〞和〝癌症村〞正向内陆地区转移。
环保部发布的报告中承认，全国有3,000多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据悉，这些危险化学品，具有急性或慢性毒性、生物蓄积性、不易降解性、致癌致畸致突变性等，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其中数十种已被国际公约列为〝严格限制〞和〝需逐步淘汰〞之列。同时，还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还未明确和掌握。
〝十二五〞规划坦承，近年中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局部地区持久性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浓度，高于国际水平；有毒、有害化学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现饮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
环保部再当谎报部
大陆民众痛斥，环保部报告中说：〝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质浓度高于国际水准〞的是〝局部地区〞，出现饮用水危机的是〝多个地方〞，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的是〝个别地区〞，环保部就是〝谎报部〞。
《苹果日报》报导说，中国环保部承认中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但在描述具体问题时大玩语言伪术。
报导指出，作为中国负责环境问题监督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环保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恶化责无旁贷。环保部的报告淡化化学品污染的严重性，把癌症村缩小到局部地区、个别地区，自然有为自己减轻责任之意。不只与公众的认知、感受有落差，而且，不公布严重污染地区、癌症村的详情，包括具体地点、污染情况及民众健康受影响情况，就有可能让民众误入这些地区而受害。
早在两年前，新华社旗下杂志《半月谈》就以〈地下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为题，踢爆企业用高压水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
陕西〝西部网〞报导，中国三分一的用水是地下水，而全国九成地下水受到污染，六成更属严重污染；新华网则报导，118个城市监测数据显示，六成四的城市地下水被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只有百分之三。因此，报导认为，这是绝人子孙的大罪。
癌症年杀逾140万人
此前，大陆有研究指，全国每分钟有六人被诊断患癌，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逾140万，发病率最高的分别是食道癌、肝癌、直肠癌、胃癌和肺癌五大类。
大陆有研究指，全国每分钟有六人被诊断患癌，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逾140万。（网络图片）
大陆地表水中度污染 83.7%民众不放心饮用水 。（网络图片）
报导说，广东韶关翁源县大宝山矿区的上坝村，因地处矿区水系下游，饮用水源受采矿出来的重金属污染，全村3000人口，在近20年来有250多人死于癌症，成为闻之色变的癌症村，海内外媒体多有报导。同区的凉桥村、塘心村、阳河村、小镇村，情况相同。
广东惠州惠城区马安镇上寮村，2004年至2008年四年间有13人死于癌症，另有4人确诊患癌；村民质疑与地下饮用水源遭工业污染所致，但当地政府化验称，样本中未验出致癌重金属。实际上酸硷度偏低，作为生活饮用水不理想。
华 东师范大学于2009年曾有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根据各地媒体的报导，总结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四个省区尚未发现癌症村 外，其他27个省分都有分布，癌症村总数达247条，遍布全国126个县，其中癌症村最多的省为河南39条、河北29条、安徽25条、广东 25条、江苏21条。
因此，很多人以为，数以十万计中共干部，近年急将妻儿子女送往欧美、将资产转移外国，乃担心一旦被清算而购买的政治保险。然而，近期几件事显示，这或许还有环境急剧恶化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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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称黑客受害者混淆视听
西方分析人士批评，即使中国反驳美国有关其军方黑客的指责，也无法缓和人们愈益忧虑其大规模的网络间谍行动。
此前，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发表一份罕见的报告表示，他们相信中国军队为最近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高层黑客攻击的幕后操纵者，中国官媒随后反驳有关指责。
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社论还重复中国军方的说法称，中国也是黑客攻击行动受害者但是从不指责他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易斯却指出，中国的间谍行动已成为一个重大国际问题。
刘易斯表示，即使中国自称是受害者，也无法脱离这个事实。
他说，纵然西方国家也拥有其网络活动，但北京的不诚实回应却是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忧虑。
游戏规则
据曼迪昂特公司的报告称，他们对141个黑客攻击的目标所做出的反跟踪分析发现，发动袭击的地点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总部在上海浦东的一座12层塔楼。
报告把该黑客攻击组织称为代号APT1（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1）。
报告指出，大约有20个行业受到该组织攻击，其中盗取的信息包括技术蓝图、制造过程、临床实验结果等等。
刘易斯称：“作为传统上战略计划和资料搜集的一部份，大国在网络空间上采取军事及间谍活动是意料之内。然而，中国盗取商业资讯则超越了分寸，令亚洲及西方国家感到震惊。”
他认为，经济部份在间谍活动上或许是最令人困扰的，因为这或多或少透露了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
说服力
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也反驳称，在国际上关于“网络攻击”尚未有明确一致的定义。
然而，刘易斯驳回网络违规行为缺乏共识的说法，他列举出欧洲理事会的《网路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制订的文件。
《网路犯罪公约》是一份由接近40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公约，当中并不包括中国。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麦丘恩则认为，中国可能也与其他国家一样受到相等程度的网络攻击，“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网络罪行，无论是中国或美国都不能置身事外”。
不过，她也建议中国在面对指责上应该更有说服力地回应人们的忧虑，而不是只强调其受害者的角色。
BBC中文網
此前，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发表一份罕见的报告表示，他们相信中国军队为最近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高层黑客攻击的幕后操纵者，中国官媒随后反驳有关指责。
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社论还重复中国军方的说法称，中国也是黑客攻击行动受害者但是从不指责他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易斯却指出，中国的间谍行动已成为一个重大国际问题。
刘易斯表示，即使中国自称是受害者，也无法脱离这个事实。
他说，纵然西方国家也拥有其网络活动，但北京的不诚实回应却是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忧虑。
游戏规则
据曼迪昂特公司的报告称，他们对141个黑客攻击的目标所做出的反跟踪分析发现，发动袭击的地点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总部在上海浦东的一座12层塔楼。
报告把该黑客攻击组织称为代号APT1（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1）。
报告指出，大约有20个行业受到该组织攻击，其中盗取的信息包括技术蓝图、制造过程、临床实验结果等等。
刘易斯称：“作为传统上战略计划和资料搜集的一部份，大国在网络空间上采取军事及间谍活动是意料之内。然而，中国盗取商业资讯则超越了分寸，令亚洲及西方国家感到震惊。”
他认为，经济部份在间谍活动上或许是最令人困扰的，因为这或多或少透露了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
说服力
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也反驳称，在国际上关于“网络攻击”尚未有明确一致的定义。
然而，刘易斯驳回网络违规行为缺乏共识的说法，他列举出欧洲理事会的《网路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制订的文件。
《网路犯罪公约》是一份由接近40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国际公约，当中并不包括中国。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麦丘恩则认为，中国可能也与其他国家一样受到相等程度的网络攻击，“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网络罪行，无论是中国或美国都不能置身事外”。
不过，她也建议中国在面对指责上应该更有说服力地回应人们的忧虑，而不是只强调其受害者的角色。
BBC中文網
这儿子太“坑爹”！警方确认李双江之子被刑拘
文章来源: 综合新闻 于
李双江梦鸽夫妇以及儿子李天一
新浪娱乐讯 今日(2月22日)11:04分，微博实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王丰-SCMP”在新浪微博爆料，称从北京海淀公安分局接到消息，昨晚 一名叫“李冠丰”的年轻男子被警方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并附上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的网页链接，称名字虽改了，还是能认出对方是谁。新浪娱乐与李天一的母亲梦 鸽取得联系，对方并未否认，但也并未给出肯定答复。
网曝李双江之子因涉嫌轮奸被刑事拘留
在这条微博中，该爆料人这样写到：“北京来电：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 他真正是谁。”文末，博主附上了李天一在维基百科上的网页。此微博发出后立即引发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大呼难以置信，也有网友直叹李天一太“坑爹”。
李天一曾因寻衅滋事被收容教养一年
李天一，出生于1996年4月，父母系知名歌唱家李双江和梦鸽。2011年9月，时年15岁的李天一，无照驾驶一辆宝马汽车，和同伴苏楠在北京海淀西山华 府小区门前殴打一对夫妇，并损毁他人机动车辆。此后，李双江亲自出山与受伤夫妇会面，双方达成和解。而因李天一尚未成年，故因寻衅滋事罪被政府收容教养一 年，并于次年9月获释。据悉，李天一在劳教期间低调稳重未搞“特殊”，更展现出一定的艺术才华。
李天一被曝涉嫌轮奸 警方内部人员确认被刑拘
腾讯娱乐讯 （文/小西、薛建宇） 今天下午（2月22日），一则有关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的消息在网络疯传。腾讯娱乐第一时间致电警方内部人员求证此事，对方证实，李双江之子李冠丰（原名：李天一）确实已被刑事拘留，但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
今天下午，据微博实名认证为王丰-SCMP的网友爆料：“北京来电：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 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博文最后还附上了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的网页链接，暗指涉事男子就是李天一。腾讯娱乐第一时间致电海淀分局工作人员求证此 事，对方表示，李双江之子李冠丰（原名：李天一）确实已被刑事拘留，但案件的具体细节因为收到上级指示，不方便透露。
出生于1996年4月的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今年还未满17岁，曾就读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人民大学附中、美国shattuck St.mary's冰球学校。2011年9月，他因无证驾驶宝马车并打人被教养1年，2012年9月获释，疑改名李冠丰。2月21日晚，李天一又被指涉及一起恶劣轮奸案，被刑拘。
记者致电汉良律师事务所的胡律师，对方表示，行为人满16周岁已经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涉及两人以上轮奸的案件，可以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未成年人不会判处死刑。至于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的具体的判定结果还要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
微博认证网友王丰-SCMP爆料李天一涉嫌轮奸遭拘留
北京警方证实李双江之子被刑拘
荆楚网（微博）讯 据最新消息，北京警方证实，李双江之子李冠丰（原名李天一）目前已被刑拘。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李天一行为被认定为轮奸的话，他将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李天一，1996年4月出生于北京，父亲李双江、母亲梦鸽均是知名歌唱家。曾就读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人民大学附中、美国shattuck St.mary's冰球学校。2011年9月6日晚，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殴打一对夫妇，后被拘留。2011年9月15日，李天一因构成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一年，次年9月获释。
75岁李双江宣布复出 爆料刘晓庆昔日糗事
2月16日，淡出荧屏已久的李双江参加了安徽卫视《黄金年代》节目录制，宣告再度“出山”，当天还邀来“年代偶像”张行，他更是曝出刘晓庆当年走穴各种有趣的糗事。
75岁高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老师也再度复出，并首次登上《黄金年代》的舞台，原音重现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据李双江介绍，自己很多歌都会唱歌母亲听，节目中也曝光了李双江老师和母亲的合照，谈及给母亲唱歌的各种往事，李双江老师总是眼泛泪光，十分令人动容。
工行董事長姜建清仕途受阻一文被封
中
國當局屏蔽了《華爾街日報》英文和中文網站上發佈的有關獲得商業成功的中國國有銀行高管為何沒能在仕途上平步青雲的文章。
Xinhua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姜建清
到週二下午6點﹐對這篇文章的英文和中文版本的訪問均被阻止。《華爾街日報》通過新浪微博賬戶發佈的有關該文章的帖子也被屏蔽。新浪發言人說﹐對此無可奉告。
這 篇文章的刊登正值外界預計中國新任領導人確定央行行長、商務部長和財政部長等經濟要職人選之時。姜建清將工商銀行打造成了中國盈利能力最強的國有銀行﹐但 在前不久的中共黨代會上﹐他卻是中國四大銀行董事長中唯一一個沒有獲得晉升的。據銀行和中共官員表示﹐這極大降低了姜建清擔任前述任何一個要職的可能性。
過 去一年里﹐中國當局也曾屏蔽過《華爾街日報》和其它外國媒體對於敏感話題的報道﹐如中共前高官薄熙來倒台和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財富狀況等。去年4月薄熙來倒 台後﹐整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曾一度被屏蔽了五天。《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彭博社(Bloomberg)的網站到現在仍被封鎖。
中國互聯網審查對於涉及企業和商家的文章通常相對寬鬆。在這一領域﹐受到嚴密控制的中國媒體被允許展開自由度更大的報道。屏蔽工行文章的舉動進一步凸顯出中國大型國有銀行所處的政商之間的灰色地帶。
Lingling Wei
破解高级五毛洗脑伎俩
作者： 苏中杰
炮制这种假话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把本来不存在的好事物当成既定的事实来陈述，或者当成社会背景来陈述，或当成某种客观存在来陈述，这样，读者就不能不接受了，洗脑措施也到位了，就可以让你去“共识”了。这样的陈述，凭空设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前提，就不需要论证了，当然，人家只是在文章中带出来的话，不是主论点也不是分论点，也不需要论证。
请看采用“戈培尔原理”的这个妙招的八个例子——
1、“经济上不去，执政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
这句话，看似揭示执政危机，实际上却送给当权者一分人世间最珍贵的大礼∶当权者的执政本来就是合法的！
这句话的前提，是先对执政的合法性进行肯定，所以说的是合法性的统治权力遇到危机——经济难上去。把“经济搞上去，执政就合法”这一理念铁定化，适应了统治者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合法的宣传需要，隐去了政权合法性来自民选这一根本性大前提，让人们继续在“经济上去了，执政就合法”的欺骗性逻辑上走下去。
有人也许说，这句话所表述的意思是说靠经济成就证明权力合法性的做法维持不下去了，但这类充分条件句式所表达的逻辑，却是用经济证明政治的关系。
2、处理某某事件，“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同以上那句话一样，看似是对统治权力进行监视，但隐含着一个相当重大的前提∶首先肯定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因为对不合法的统治权力来说，没有接受考验的资格。民众要对它进行考验，必然是民众选了它，然后才看自己选上来的东西在台上干得怎么样，在处理某某具体事件中表现如何，能力如何。把没有资格接受考验的统治权力抬高到可以接受民众考验的合法性高度，送去的不能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礼遇。
非合法的权力，来自于恶，来自于干坏事。要对其进行观察，就是观察它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上，是继续多干坏事还是少干坏事，而不是看它的能力大和小，它还没有资格让人们看它的能力大和小。
3、“人民赋予官员的权力，本来是┅┅”，“贪官们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
这样的话，看似在批判贪官，实际上是在为统治权力贴金∶统治人民的政权是民选政权。贴金的办法是制造谎言。试问，人民什么时候赋予过官员的权力？人民什么时候行施过赋予官员权力的权利？这样的谎言重复得多了，窃来的权力也变得神圣起来了。窃取权力本来就是对民权的剥夺，制造谎言则又是对民意的奸污，可恶不？
4、某某官员的行为，“可能影响政府公信力”。
这句话认可的根本性大前提，是政府是有公信力的，如果没有公信力，自然就不存在影响公信力的问题。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不能不是优秀的政府。这公信力本来是有的，如果没有某某官员的影响，必然还会更好！——看，这支赞歌唱得很巧妙，也很有征服力吧？
事实上，非民选政府，是不存在什么公信力的；如果有“公信”二字，非得选票支持不可，老百姓选得没选它，还有公信可言吗？以前老百姓之所以没选票还对之寄予希望，那不叫“公信”，而叫“公愚”。现在民众不相信政府了，那不叫政府失去公信力（它不可能失去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是民众有了公民智慧所赋予的穿透力。
5、“党内改革派”、“改革先锋×××”、“×××推动政改，可是孤掌难鸣啊”，等等。
如果说1989年以前有“党内改革派”的话，还能让人相信，因为那时主张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限制党权和政权的政改措施已开始启动，同时党内不少人有支持民间力量的表现，但是现在再说什么“党内改革派”，几乎等同于瞎编。首先找一找，谁是党内改革者？如果党内连一个改革者都没有，又哪能谈得上“改革派”呢？那个所谓的“孤掌难鸣”者，视川震十多万死难者的沉重代价为“多难兴邦”，而且连自己权辖之内的经济改革内容之一——高税率都不肯降一毫半分，任那个高税率压得国人喘不过气来，空言几句改革就成了坚持政改的“改革者”？就是“先锋”？这显然都不是事实，但为了洗脑的需要，就非得瞎编不可，不但编造出一个“改革者”，而且不顾“孤掌难鸣”中的那个“孤”字，在纸面上扩大为改革群体——“派”，即“改革派”，并大量地永无止息地重复“党内改革派”，以便让天下人看到光明∶党是好党，是开明的党，是有生命活力的党，是以天下为公的党，是有希望的党——党内的改革者是会降福于百姓的，自由民主会到来的！草民们，咱们由此达成“共识”，欢呼他，支持他，为党的新生而鼓掌吧！
党内没有什么改革派，现今有的，只能是“微调派”和“死硬派”。“微调派”主张稍对统治手段进行调整，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死硬派”则要坚持一惯的铁血手段。两者都是以维护统治权力为目标的，连政治让步都谈不到。
6、“30年的改革，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近几十年汉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非“改革”莫属，“改革的成就”，是盛世大颂中的主旋律，是皇恩浩荡、统治合法的最大证明，经过几十年来日日夜夜的灌输，已深深地内化到国人的思维之中，也成了学者和文士们行文立论的强大的、不可动摇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所以早已处于理性的质疑之外，在舆论批评中具有“豁免权”，哪个敢对此说个“不”字，那是要“激怒天下”的，特别是要激怒“共识者”们的。
但是，民间的段子可不饶恕“改革”，请听∶
城管又来了，小贩赶快跑！
警察又来了，好人赶快跑！
叫兽又来了，漂亮的女生赶快跑！
改革又来了，全体老百姓赶快跑！
老百姓为什么喊赶快跑？因为改革是抢劫老百姓的。不是这样吗？改革的要义是利益再分配，使之合乎社会公义，可是天下哪里见过这样的改革∶越改，百姓越穷，官员越富；越改，贫富差距越大；越改，统治势力越强大；越改，民间力时越微弱；越改，环境越遭破坏；越改，平民生活越得不到保障；越改，官员越凶残；越改，删文封博越厉害┅┅
这哪里是改革，分明是抢劫和固权！多年来把抢劫和固权说成改革，是为其开脱罪责，是为天朝的稳定建立举世奇gong和百年大业啊！
7、“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必然┅┅”
这样的说法，是用经济学概念对中国的体制进行升级式的荣誉性表扬。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是不同的。命令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权力运作，说穿了是用长官意志加个人权力操控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是科学原则，以事先可以认识到的科学性来指导经济运作。两相比较，前者充满了野蛮无知和不可饶恕的权力罪恶，后者能认识到和科学性虽然有限，远不如市场经济的实践性和高效性，但比命令经济则有相当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当年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而非命令经济，并发展到极致，增长空间已不大了。
中国1949年之后实行的到底是命令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事实证明，是罪恶滔天的命令经济，当年饿死四千万人的大跃进是命令经济的恶果，三峡大坝的后患、南水北调的蠢动、滥上高铁项目和血腥的强拆又无一不是命令经济的罪恶和变态性延续，均无任何科学性和合理性可言。现在，在不得不放弃命令经济后，把罪恶的命令经济说成计划经济，进行升级性表扬，对比出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经济增幅小，从而谱写中国改革开放的颂歌。这样的颂歌，隐瞒了起点∶人家起点高，增幅就小些；你起点很低，稍放松一点就都成了“伟大成就”，而且“举世瞩目”！这如同光脚的终于穿上了丑陋难看的土布鞋，能展现出“惊人”的变化，而一向穿高档皮鞋的把普通猪皮鞋换成牛皮鞋，却并不引人注目。
8、“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这种貌似客观式的陈述句，是通过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方法来表扬当朝的——把当朝统治下的社会说成“传统社会”！如果中国现在是传统社会，那当朝是多么的宽厚和仁慈啊！可是，现在不是传统社会，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统治最严密的极权社会！传统社会已经远去了，连影儿都没有！
传统社会不搞政教合一，最高权力者不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当不了皇帝加教主；传统社会都有深固的民间社会，结社和活动是自由的；传统社会政府不统管经济，经济所有权和运作权在民间，产业是私有的；传统社会新闻舆论是相对自由的，如清末就没有报禁。所以，传统社会的统治力量是较弱的，有可能改良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而这一切，极权社会都与之相反，不但被可怕的意识形态禁固着，而且政治经济，言论出版，全操控在统治者手里，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把如此狰狞可怖的极权社会说成能给自由之花提供沃土的传统社会，不能不是奉献给当朝的一支绝妙的赞歌！
被这支赞歌唱得晕过去之后，忘记了改良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就会产生一种幻觉——啊呀，你看，我们的老爷总的来说还算是好老爷，会接受我们的改良要求的！
当然，还不止于这八例，朋友们还可以说出许多。不过，仅通过以上八例，我们就领略到文人学士们赞美统治者的妙招。现在要问的是，原创者们如何能想出这样的妙招呢？回答是，根本用不着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地去想，只要站在体制内立场，本着体制内思维，怀着体制内感情，同时打着“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旗号，从求“共识”的愿望出发，便心有灵犀一点通，“戈培尔原理”就唾手可得，妙招就自然生成，嵌入社会评论类文章，充分发挥洗脑作用。许多人并不是此妙招的原创者，但自觉或不自觉地拾起这个妙招来用，那正是被洗脑的结果，也正是此妙招原创者所希望的。
炮制这种假话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把本来不存在的好事物当成既定的事实来陈述，或者当成社会背景来陈述，或当成某种客观存在来陈述，这样，读者就不能不接受了，洗脑措施也到位了，就可以让你去“共识”了。这样的陈述，凭空设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前提，就不需要论证了，当然，人家只是在文章中带出来的话，不是主论点也不是分论点，也不需要论证。
请看采用“戈培尔原理”的这个妙招的八个例子——
1、“经济上不去，执政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
这句话，看似揭示执政危机，实际上却送给当权者一分人世间最珍贵的大礼∶当权者的执政本来就是合法的！
这句话的前提，是先对执政的合法性进行肯定，所以说的是合法性的统治权力遇到危机——经济难上去。把“经济搞上去，执政就合法”这一理念铁定化，适应了统治者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合法的宣传需要，隐去了政权合法性来自民选这一根本性大前提，让人们继续在“经济上去了，执政就合法”的欺骗性逻辑上走下去。
有人也许说，这句话所表述的意思是说靠经济成就证明权力合法性的做法维持不下去了，但这类充分条件句式所表达的逻辑，却是用经济证明政治的关系。
2、处理某某事件，“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同以上那句话一样，看似是对统治权力进行监视，但隐含着一个相当重大的前提∶首先肯定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因为对不合法的统治权力来说，没有接受考验的资格。民众要对它进行考验，必然是民众选了它，然后才看自己选上来的东西在台上干得怎么样，在处理某某具体事件中表现如何，能力如何。把没有资格接受考验的统治权力抬高到可以接受民众考验的合法性高度，送去的不能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礼遇。
非合法的权力，来自于恶，来自于干坏事。要对其进行观察，就是观察它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上，是继续多干坏事还是少干坏事，而不是看它的能力大和小，它还没有资格让人们看它的能力大和小。
3、“人民赋予官员的权力，本来是┅┅”，“贪官们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
这样的话，看似在批判贪官，实际上是在为统治权力贴金∶统治人民的政权是民选政权。贴金的办法是制造谎言。试问，人民什么时候赋予过官员的权力？人民什么时候行施过赋予官员权力的权利？这样的谎言重复得多了，窃来的权力也变得神圣起来了。窃取权力本来就是对民权的剥夺，制造谎言则又是对民意的奸污，可恶不？
4、某某官员的行为，“可能影响政府公信力”。
这句话认可的根本性大前提，是政府是有公信力的，如果没有公信力，自然就不存在影响公信力的问题。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不能不是优秀的政府。这公信力本来是有的，如果没有某某官员的影响，必然还会更好！——看，这支赞歌唱得很巧妙，也很有征服力吧？
事实上，非民选政府，是不存在什么公信力的；如果有“公信”二字，非得选票支持不可，老百姓选得没选它，还有公信可言吗？以前老百姓之所以没选票还对之寄予希望，那不叫“公信”，而叫“公愚”。现在民众不相信政府了，那不叫政府失去公信力（它不可能失去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是民众有了公民智慧所赋予的穿透力。
5、“党内改革派”、“改革先锋×××”、“×××推动政改，可是孤掌难鸣啊”，等等。
如果说1989年以前有“党内改革派”的话，还能让人相信，因为那时主张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限制党权和政权的政改措施已开始启动，同时党内不少人有支持民间力量的表现，但是现在再说什么“党内改革派”，几乎等同于瞎编。首先找一找，谁是党内改革者？如果党内连一个改革者都没有，又哪能谈得上“改革派”呢？那个所谓的“孤掌难鸣”者，视川震十多万死难者的沉重代价为“多难兴邦”，而且连自己权辖之内的经济改革内容之一——高税率都不肯降一毫半分，任那个高税率压得国人喘不过气来，空言几句改革就成了坚持政改的“改革者”？就是“先锋”？这显然都不是事实，但为了洗脑的需要，就非得瞎编不可，不但编造出一个“改革者”，而且不顾“孤掌难鸣”中的那个“孤”字，在纸面上扩大为改革群体——“派”，即“改革派”，并大量地永无止息地重复“党内改革派”，以便让天下人看到光明∶党是好党，是开明的党，是有生命活力的党，是以天下为公的党，是有希望的党——党内的改革者是会降福于百姓的，自由民主会到来的！草民们，咱们由此达成“共识”，欢呼他，支持他，为党的新生而鼓掌吧！
党内没有什么改革派，现今有的，只能是“微调派”和“死硬派”。“微调派”主张稍对统治手段进行调整，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死硬派”则要坚持一惯的铁血手段。两者都是以维护统治权力为目标的，连政治让步都谈不到。
6、“30年的改革，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近几十年汉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非“改革”莫属，“改革的成就”，是盛世大颂中的主旋律，是皇恩浩荡、统治合法的最大证明，经过几十年来日日夜夜的灌输，已深深地内化到国人的思维之中，也成了学者和文士们行文立论的强大的、不可动摇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所以早已处于理性的质疑之外，在舆论批评中具有“豁免权”，哪个敢对此说个“不”字，那是要“激怒天下”的，特别是要激怒“共识者”们的。
但是，民间的段子可不饶恕“改革”，请听∶
城管又来了，小贩赶快跑！
警察又来了，好人赶快跑！
叫兽又来了，漂亮的女生赶快跑！
改革又来了，全体老百姓赶快跑！
老百姓为什么喊赶快跑？因为改革是抢劫老百姓的。不是这样吗？改革的要义是利益再分配，使之合乎社会公义，可是天下哪里见过这样的改革∶越改，百姓越穷，官员越富；越改，贫富差距越大；越改，统治势力越强大；越改，民间力时越微弱；越改，环境越遭破坏；越改，平民生活越得不到保障；越改，官员越凶残；越改，删文封博越厉害┅┅
这哪里是改革，分明是抢劫和固权！多年来把抢劫和固权说成改革，是为其开脱罪责，是为天朝的稳定建立举世奇gong和百年大业啊！
7、“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必然┅┅”
这样的说法，是用经济学概念对中国的体制进行升级式的荣誉性表扬。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是不同的。命令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权力运作，说穿了是用长官意志加个人权力操控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是科学原则，以事先可以认识到的科学性来指导经济运作。两相比较，前者充满了野蛮无知和不可饶恕的权力罪恶，后者能认识到和科学性虽然有限，远不如市场经济的实践性和高效性，但比命令经济则有相当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当年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而非命令经济，并发展到极致，增长空间已不大了。
中国1949年之后实行的到底是命令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事实证明，是罪恶滔天的命令经济，当年饿死四千万人的大跃进是命令经济的恶果，三峡大坝的后患、南水北调的蠢动、滥上高铁项目和血腥的强拆又无一不是命令经济的罪恶和变态性延续，均无任何科学性和合理性可言。现在，在不得不放弃命令经济后，把罪恶的命令经济说成计划经济，进行升级性表扬，对比出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经济增幅小，从而谱写中国改革开放的颂歌。这样的颂歌，隐瞒了起点∶人家起点高，增幅就小些；你起点很低，稍放松一点就都成了“伟大成就”，而且“举世瞩目”！这如同光脚的终于穿上了丑陋难看的土布鞋，能展现出“惊人”的变化，而一向穿高档皮鞋的把普通猪皮鞋换成牛皮鞋，却并不引人注目。
8、“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这种貌似客观式的陈述句，是通过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方法来表扬当朝的——把当朝统治下的社会说成“传统社会”！如果中国现在是传统社会，那当朝是多么的宽厚和仁慈啊！可是，现在不是传统社会，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统治最严密的极权社会！传统社会已经远去了，连影儿都没有！
传统社会不搞政教合一，最高权力者不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当不了皇帝加教主；传统社会都有深固的民间社会，结社和活动是自由的；传统社会政府不统管经济，经济所有权和运作权在民间，产业是私有的；传统社会新闻舆论是相对自由的，如清末就没有报禁。所以，传统社会的统治力量是较弱的，有可能改良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而这一切，极权社会都与之相反，不但被可怕的意识形态禁固着，而且政治经济，言论出版，全操控在统治者手里，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把如此狰狞可怖的极权社会说成能给自由之花提供沃土的传统社会，不能不是奉献给当朝的一支绝妙的赞歌！
被这支赞歌唱得晕过去之后，忘记了改良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就会产生一种幻觉——啊呀，你看，我们的老爷总的来说还算是好老爷，会接受我们的改良要求的！
当然，还不止于这八例，朋友们还可以说出许多。不过，仅通过以上八例，我们就领略到文人学士们赞美统治者的妙招。现在要问的是，原创者们如何能想出这样的妙招呢？回答是，根本用不着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地去想，只要站在体制内立场，本着体制内思维，怀着体制内感情，同时打着“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旗号，从求“共识”的愿望出发，便心有灵犀一点通，“戈培尔原理”就唾手可得，妙招就自然生成，嵌入社会评论类文章，充分发挥洗脑作用。许多人并不是此妙招的原创者，但自觉或不自觉地拾起这个妙招来用，那正是被洗脑的结果，也正是此妙招原创者所希望的。
高官妻自爆：革命圣地延安 人间地狱的淫乱共妻生活
陶铸是文革前中共中南局书记，文革开始时一度奉召入京，後被打成“刘、邓、陶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而被整死。陶铸死得不明不白，未能留下苹言片语，他女儿陶斯亮倒以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成了名作家。陶铸老婆曾志熬过文革，活到世纪末，出版了回忆录。此书1999年底问世，2000年初就加印，可见其洛阳纸贵。
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地狱
曾志也是老革命，二十年代就参加地下工作。和所有的老革命一样，她写回忆录是为了光大先人事迹，勉励後人继续革命。这些史实都是她引以为荣之事，写出来果然是淋漓尽。致笔者翻了几页，也不由得拍案叫好。以下略举数例∶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视窗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中共“革命传统”教育中做足文章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是革命圣地延安，相去不远便是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一些场面虽然没这麽鲜血淋漓，却让人肉麻不堪。例如，有个叫危拱之的女革命家，大革命时留苏，参加“长征”，後来当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後她半疯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里当著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後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此人曾是叶剑英的妻子)。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後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记得曾经有一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延安安颂歌，开头是这麽两句∶“夕阳辉映著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边的柳影”。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延安岁月”，竟然被曾志女士寥寥数笔，发落成了七分炼狱、三分猪圈。
共产党人杀人放火的真实纪录
曾志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岁。为甚麽有那麽多少男少女陶醉於革命呢？曾志回忆道∶“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著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革命给了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甚麽样的驱动力呢？曾女士说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红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倚仗这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的，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於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乾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著了。”朱德总司令看见她的这一革命行动，居然慈祥地笑了。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这些男女乱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烧掉，牲口宰掉，跟著这夥疯疯癫癫的男女去推翻旧社会。结果，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这些“革命者”成了愤怒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从村里冲出来，高喊杀共产党。当正规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个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駡共产党放火杀人”。被赶得四处乱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著。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共产党说国民党污蔑它“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想不到在曾女士的书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件件落到了实处。过去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为甚麽那麽喜欢造反，少男少女们打砸抢和用皮带抽老师的那股革命干劲又是从哪来的？现在茅塞顿开了。
不懂共产党的人请看此书
这样一个曾女士革命成功後干什麽呢？党委任她为“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用她自己不无骄傲的话来说是“担负振兴广州市工业的重担”。读到这里，笔者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但想到曾女士毕竟还上过几年小学，在“革命队伍”中就算是“知识份子”了，又为数百万羊城儿女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没有摊到一个高举板斧的黑旋风来“分管工业”。
曾志女士写了一本好书，那些不知道甚麽叫中国共产党、甚麽叫中国革命的人应该来读一读这本书。那些弄不懂共产党人为甚麽搞不好经济的人也应该来读一读。那些以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五十年代末的人更应该来读一读。
最後得提一提的是∶此书的书名十分切题，叫做“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笔者只听说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死亡营的幸存者，现在曾志女士把自己比作中共革命的幸存者，可见在她的下意识里，这三件事大概是差不了多少的。
来源：右派网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政治学”
2013年02月20日
来源：南风窗 作者：李克诚
我国的代表“配额制”以及注重“结果平等”的选举文化和制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较大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有其必要性和积极的一面。然而，在竞争性选举成为全球主流选举文化的当下，随着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这种传统的做法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随着省级地方“两会”的陆续落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也已结束，35个选举单位经投票选举产生了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这次选举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后第一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将对我国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在“一人一票、同票同值”的新规则下，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又将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权力配置产生何种影响呢？通过梳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历史演变，或许也可看出附着在其后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与走向。
“城乡平权”背景下的代表名额再分配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其中的最大亮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简称“城乡平权”、“城乡同权”）。这也结束了实行近60年的城乡居民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上“一人一票、但同票不同值”的不平等局面。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时，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1；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明确了实行 “城乡同比”的原则。从8︰1到4︰1再到1︰1，城乡居民“同票同权”终于变成了现实。
“应当说，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以前的‘不平等’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合理性，现在的‘平等’也是水到渠成、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国民八成以上都是农民，而城市则是工业文明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其他阶层人士的聚集地，因此，赋予城市居民在选举权上的更大权重，既是对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是在人大制度中表达“工人阶级先进性”及“保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政治含义。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已有超过一半的国民生活在城市，城乡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另外，随着选举实践经验的积累，民众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的觉醒，赋予全体国民相同的、同等的选举权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且可行。
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就意味着对城乡选民的投票权重和基数进行再调整，就需要对内地31个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重新进行分配。制定出一个相对公平、科学、合理、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名额分配方案，就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
“人口比例”和“地区平等”原则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人口因素来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势必造成另外一些问题。譬如，像河南、河北这样人口较多、且农业人口也较多的省份，其代表名额可能大幅攀升，而那些“人口小省”或者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其代表名额会大幅下降。所以，仅仅依据人口因素来分配，也不尽合理，且会遭到一些地方的强烈抵制。
如何协调发展程度不一致、利益诉求有分化的不同地方的意见，这就考验着立法者的政治智慧。最终，全国人大的立法者们想出了一个更具平衡色彩的分配方案，并写入了《选举法》：各个省份应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三部分构成。
这一方案并不详尽列明各个省份的应分名额，而是对分配的规则作出原则性规定，因而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至于“地区基本名额数”占据多大权重，则将其解释、分配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灵活的处理手段，既使“城乡同权”、“一人一票、同票同值”得到了落实，也不会对现有的分配格局进行大的颠覆。
经过多次开会研究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制定并通过了一个令各方能接受、也符合上述原则的名额分配的具体方案：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近3000人）中的2/3的名额（2000名）拿出来，按照人口比例数来分配，也即每67万人分配1名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确保“地区平等”，使各个省份无论人口多少，均有一定的人大代表名额数，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决定，每个省份的“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名”。在扣除掉香港（36名）、澳门（12名）、台湾（13名）、解放军（265名）之后，其余的代表名额，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灵活调配，以确保“人口特少的民族、地区和各方面代表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由此可见，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主要遵循“人口比例”的原则，并辅之以“地区平等”以及“广泛代表性”原则。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人大相关会议上的表述，这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浦兴祖对本刊记者说，在分配代议机关名额时，考虑到人口、地区等因素，并非我国独有的做法。美国国会中的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的原则来分配议员席次，而参议院则是按“地区同等”的原则（每个州两名参议员）。
代表“配额制”与独特的“平等观”
在对各个省份分配代表名额数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结构与比例作出原则性规定。比如，要确保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2%（360名），同时要保证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一名代表；妇女代表要高于上届（22%），连任代表要占一定比例，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有所降低”，等等。
有时还会下达具体的指令性指标。比如，全国人大代表中高山族代表有两名，一名分配给福建省，另一名分配给台湾省。对于这种在选举之前就明确代表结构的做法，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将其称为代表“配额制”。
这种做法，目的在于确保最终的选举结果使“各个地区、民族、阶层以及各个方面”的人士均有代表出现，从而体现我国的“实质民主”和 “结果民主”。实际上，这也是我国自人大制度设立之初便定下的“规矩”，初衷是避免出现“虚伪的形式民主”、“穷人”（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当选的可能。
这也使得我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文化显现着一种独特的“平等观”和民主观：不同于西方更注重“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我国更注重选举的“结果平等”。而为了使“结果平等”及“合理的代表结构”落到实处，从代表候选人酝酿、提名环节开始，“组织意图”便开始显现其影响力。
这从各个省份全国人大代表的来源及身份的“整齐划一”上也能看出端倪。哪些人会被选举成为本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前的选举语境下，其实是一门需要统筹安排、讲究平衡艺术的“学问”。《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每个省份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主体主要有三大块：党政领导干部（官员群体）、企业家（国企和民企等）及专业人士（教授、科研人员、医生、法律界、文艺界、金融界人士和运动员等）。
其中，官员群体中，省委书记、省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武警总队长（政委）、各地级市的市长几乎铁定会入选全国人大代表名单，而两位左右的副省长、2~3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前主任）、省内重要城市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发改委主任、省财政厅厅长等也多数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属于党务口的领导干部，如省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及各地级市市委书记，通常已是全国党代表，往往不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而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医院的相关领导或人士通常也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高频”岗位，他们多数具有另一身份—某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或成员。这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多是由执政党与其他党派团体“酝酿”和“推荐”的。
政治新生态与新挑战
由于“城乡同权”这一新因素的影响，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各个省份中的名额分配格局上，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不少改变。
从总体上看，多数省份的调整幅度并不算很大（增减幅度多在10%以内），但仍显现出比较清晰的地域分化的色彩：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受益于城市人口较多，以往在名额分配上的较大优势不再有了，它们的代表名额数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以往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一些省份，如河南、河北、贵州、福建及西北地区的省份，此次的人大代表名额则有所上升。
从名额分配的数量上来看，山东、河南、广东、江苏、四川等5省均高于130个名额，位于“第一集团”，尤其鲁、豫、粤三省更是高达150余人，这相当于一些中等省份（如江西76人、福建62人、吉林58人、山西61人、贵州66人）的两倍多，更是青海（18人）、宁夏（18人）、西藏（17人）等省份的8~9倍之多。河北、湖南、湖北、安徽、辽宁等身份，因其人口优势，也分得了百余名左右的代表数，属于“第二梯队”。
不同省份拥有全国人大代表数量的多寡，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对整个国家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力，这一态势将会日渐显现。比如，法律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人大代表联名，可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在现实中，对于一些关系到地方利益且所在代表团（省份）不便出面的公共议题（如重大投资项目或铁路修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上的全国人大代表便可出面、作出联署，以引起中央的重视或争取对所在地方利益的倾斜。换句话说，一个拥有较多名额全国人大代表的省份，其对中央政府的游说、议价能力也就越大。这意味着，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变动，地方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消长正在悄然生变。
如前所述，我国的代表“配额制”以及注重“结果平等”的选举文化和制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较大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有其必要性和积极的一面。然而，在竞争性选举成为全球主流选举文化的当下，随着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这种传统的做法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黄冬娅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属于典型的间接选举（并非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由省人大代表选举出的），且差额比例长期在低限徘徊（20%上下）。这种弱竞争性的选举，很难在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和情感联系。
因此，改进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扩大差额选举比例，逐步推进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让普通民众体会到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政治参与感”和选举“话语权”，从而使全国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之间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关联，或将成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的一个课题。
来源：南风窗 作者：李克诚
我国的代表“配额制”以及注重“结果平等”的选举文化和制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较大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有其必要性和积极的一面。然而，在竞争性选举成为全球主流选举文化的当下，随着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这种传统的做法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随着省级地方“两会”的陆续落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也已结束，35个选举单位经投票选举产生了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这次选举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后第一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将对我国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在“一人一票、同票同值”的新规则下，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又将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权力配置产生何种影响呢？通过梳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历史演变，或许也可看出附着在其后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与走向。
“城乡平权”背景下的代表名额再分配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其中的最大亮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简称“城乡平权”、“城乡同权”）。这也结束了实行近60年的城乡居民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上“一人一票、但同票不同值”的不平等局面。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时，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1；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明确了实行 “城乡同比”的原则。从8︰1到4︰1再到1︰1，城乡居民“同票同权”终于变成了现实。
“应当说，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以前的‘不平等’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合理性，现在的‘平等’也是水到渠成、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国民八成以上都是农民，而城市则是工业文明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其他阶层人士的聚集地，因此，赋予城市居民在选举权上的更大权重，既是对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是在人大制度中表达“工人阶级先进性”及“保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政治含义。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已有超过一半的国民生活在城市，城乡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另外，随着选举实践经验的积累，民众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的觉醒，赋予全体国民相同的、同等的选举权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且可行。
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就意味着对城乡选民的投票权重和基数进行再调整，就需要对内地31个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重新进行分配。制定出一个相对公平、科学、合理、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名额分配方案，就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
“人口比例”和“地区平等”原则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人口因素来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势必造成另外一些问题。譬如，像河南、河北这样人口较多、且农业人口也较多的省份，其代表名额可能大幅攀升，而那些“人口小省”或者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其代表名额会大幅下降。所以，仅仅依据人口因素来分配，也不尽合理，且会遭到一些地方的强烈抵制。
如何协调发展程度不一致、利益诉求有分化的不同地方的意见，这就考验着立法者的政治智慧。最终，全国人大的立法者们想出了一个更具平衡色彩的分配方案，并写入了《选举法》：各个省份应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三部分构成。
这一方案并不详尽列明各个省份的应分名额，而是对分配的规则作出原则性规定，因而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至于“地区基本名额数”占据多大权重，则将其解释、分配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灵活的处理手段，既使“城乡同权”、“一人一票、同票同值”得到了落实，也不会对现有的分配格局进行大的颠覆。
经过多次开会研究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制定并通过了一个令各方能接受、也符合上述原则的名额分配的具体方案：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近3000人）中的2/3的名额（2000名）拿出来，按照人口比例数来分配，也即每67万人分配1名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确保“地区平等”，使各个省份无论人口多少，均有一定的人大代表名额数，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决定，每个省份的“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名”。在扣除掉香港（36名）、澳门（12名）、台湾（13名）、解放军（265名）之后，其余的代表名额，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灵活调配，以确保“人口特少的民族、地区和各方面代表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由此可见，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主要遵循“人口比例”的原则，并辅之以“地区平等”以及“广泛代表性”原则。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人大相关会议上的表述，这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浦兴祖对本刊记者说，在分配代议机关名额时，考虑到人口、地区等因素，并非我国独有的做法。美国国会中的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的原则来分配议员席次，而参议院则是按“地区同等”的原则（每个州两名参议员）。
代表“配额制”与独特的“平等观”
在对各个省份分配代表名额数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结构与比例作出原则性规定。比如，要确保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2%（360名），同时要保证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一名代表；妇女代表要高于上届（22%），连任代表要占一定比例，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有所降低”，等等。
有时还会下达具体的指令性指标。比如，全国人大代表中高山族代表有两名，一名分配给福建省，另一名分配给台湾省。对于这种在选举之前就明确代表结构的做法，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将其称为代表“配额制”。
这种做法，目的在于确保最终的选举结果使“各个地区、民族、阶层以及各个方面”的人士均有代表出现，从而体现我国的“实质民主”和 “结果民主”。实际上，这也是我国自人大制度设立之初便定下的“规矩”，初衷是避免出现“虚伪的形式民主”、“穷人”（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当选的可能。
这也使得我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文化显现着一种独特的“平等观”和民主观：不同于西方更注重“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我国更注重选举的“结果平等”。而为了使“结果平等”及“合理的代表结构”落到实处，从代表候选人酝酿、提名环节开始，“组织意图”便开始显现其影响力。
这从各个省份全国人大代表的来源及身份的“整齐划一”上也能看出端倪。哪些人会被选举成为本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前的选举语境下，其实是一门需要统筹安排、讲究平衡艺术的“学问”。《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每个省份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主体主要有三大块：党政领导干部（官员群体）、企业家（国企和民企等）及专业人士（教授、科研人员、医生、法律界、文艺界、金融界人士和运动员等）。
其中，官员群体中，省委书记、省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武警总队长（政委）、各地级市的市长几乎铁定会入选全国人大代表名单，而两位左右的副省长、2~3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前主任）、省内重要城市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发改委主任、省财政厅厅长等也多数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属于党务口的领导干部，如省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及各地级市市委书记，通常已是全国党代表，往往不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而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医院的相关领导或人士通常也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高频”岗位，他们多数具有另一身份—某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或成员。这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多是由执政党与其他党派团体“酝酿”和“推荐”的。
政治新生态与新挑战
由于“城乡同权”这一新因素的影响，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各个省份中的名额分配格局上，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不少改变。
从总体上看，多数省份的调整幅度并不算很大（增减幅度多在10%以内），但仍显现出比较清晰的地域分化的色彩：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受益于城市人口较多，以往在名额分配上的较大优势不再有了，它们的代表名额数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以往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一些省份，如河南、河北、贵州、福建及西北地区的省份，此次的人大代表名额则有所上升。
从名额分配的数量上来看，山东、河南、广东、江苏、四川等5省均高于130个名额，位于“第一集团”，尤其鲁、豫、粤三省更是高达150余人，这相当于一些中等省份（如江西76人、福建62人、吉林58人、山西61人、贵州66人）的两倍多，更是青海（18人）、宁夏（18人）、西藏（17人）等省份的8~9倍之多。河北、湖南、湖北、安徽、辽宁等身份，因其人口优势，也分得了百余名左右的代表数，属于“第二梯队”。
不同省份拥有全国人大代表数量的多寡，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对整个国家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力，这一态势将会日渐显现。比如，法律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人大代表联名，可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在现实中，对于一些关系到地方利益且所在代表团（省份）不便出面的公共议题（如重大投资项目或铁路修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上的全国人大代表便可出面、作出联署，以引起中央的重视或争取对所在地方利益的倾斜。换句话说，一个拥有较多名额全国人大代表的省份，其对中央政府的游说、议价能力也就越大。这意味着，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变动，地方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消长正在悄然生变。
如前所述，我国的代表“配额制”以及注重“结果平等”的选举文化和制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较大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有其必要性和积极的一面。然而，在竞争性选举成为全球主流选举文化的当下，随着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这种传统的做法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黄冬娅教授对《南风窗》记者说，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属于典型的间接选举（并非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由省人大代表选举出的），且差额比例长期在低限徘徊（20%上下）。这种弱竞争性的选举，很难在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和情感联系。
因此，改进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扩大差额选举比例，逐步推进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让普通民众体会到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政治参与感”和选举“话语权”，从而使全国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之间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关联，或将成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的一个课题。
2009年以来，以身浴火的第108位藏人南拉才让
[泛华网注：泛华网是首家用中文报道这例新闻的：《泛华网独家：17日甘肃省甘南发生一起自焚事件》]
日 本画家Tomoyo Ihaya为自焚牺牲的藏人南拉才让绘画，并写下：“I can not paint flame on your body anymore. It makes me cry. I can only paint butter lamps and candle light, the light of hope to wish an ultimate path to your peace and freedom on your Land of Snows.”（不能再在你身上画火焰，我痛哭不已。只能为你画上酥油灯，愿引向雪域西藏的自由与和平的终极之路）
以下，是108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2月17日，在境内藏地有104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08位藏人自焚，包括15位女性，已知其中91人牺牲（境内89人，境外2人）。
目 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2位自焚藏人（境内30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 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2月，7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84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自焚藏人最多，为31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13人和安多热贡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1人：阿坝州阿坝县31人、壤塘县4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3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4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
甘肃省藏区24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4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4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93人，女性15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27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55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1位在康区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08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1人牺牲（境内89人，境外2人），其中65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4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 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 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 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03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 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 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 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 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 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 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让。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泽。
补充：4位自焚未成的藏人：
1、成列。
2、多吉热丹。
3、卓玛杰。
4、久谢杰。
104、南拉才让（Namlha Tsering）
安多桑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牧民，49岁。
2013年2月17日（藏历新年初七），下午约6点钟，南拉才让（又名霍巴）在夏河县大街上，面朝县武装部，点火自焚，他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盘坐地上，壮烈牺牲。随后，围观的军警带走了他的遗体和摩托车，并用水清洗了自焚现场。
他是西藏境内自焚的第104位藏人，甘南州夏河县自焚的第14位藏人。
南拉才让是夏河县甘加乡仁艾行政村第二自然村牧民，他的父亲名叫桑珠，母亲名叫索廓，妻子名叫措罗。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出家为僧，二儿子和三儿子是双胞胎，小儿子多吉已去世。
日 本画家Tomoyo Ihaya为自焚牺牲的藏人南拉才让绘画，并写下：“I can not paint flame on your body anymore. It makes me cry. I can only paint butter lamps and candle light, the light of hope to wish an ultimate path to your peace and freedom on your Land of Snows.”（不能再在你身上画火焰，我痛哭不已。只能为你画上酥油灯，愿引向雪域西藏的自由与和平的终极之路）
以下，是108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2月17日，在境内藏地有104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08位藏人自焚，包括15位女性，已知其中91人牺牲（境内89人，境外2人）。
目 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2位自焚藏人（境内30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 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2月，7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84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自焚藏人最多，为31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13人和安多热贡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1人：阿坝州阿坝县31人、壤塘县4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3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4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
甘肃省藏区24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4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4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93人，女性15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27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55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1位在康区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08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1人牺牲（境内89人，境外2人），其中65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4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 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 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 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03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 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 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 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 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 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 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让。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泽。
补充：4位自焚未成的藏人：
1、成列。
2、多吉热丹。
3、卓玛杰。
4、久谢杰。
来源：维色博客
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的竹泽原来是一位仁波切
竹泽朱古是自焚前十三天即1月30日到加德满都的，住在西藏难民接待站，在难民接待站登记的名字是龙多丹增。他是为了自焚才到异国他乡的吗？是因为在异国他乡自焚，中共当局就无法连坐他的亲人、乡亲和寺院吗？
竹泽朱古曾表示自己未能为藏民族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一定会尽全力达成愿望。这应该是他的遗言。
但听说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竹泽朱古的遗体迄今还在尼泊尔政府手中……
回顾2009年以来自焚的108位藏人（境内104位，境外4位），其中已有三位仁波切以身浴火，壮烈牺牲。他们是——
2012年1月8日自焚的索巴仁波切，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东吉寺的仁波切，格鲁派，42岁；
2012年4月6日自焚的朱古图登念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丈卡寺的仁波切，宁玛派，45岁；
2013年2月13日自焚的竹泽朱古，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甲修寺的仁波切，宁玛派，25岁。
来源：维色博客
朱瑞：关于朱古竹泽的点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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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曾经燃烧过吗？ 清水能够洗去一切吗？ 生活依然照常吗？ |
朱瑞
我再次来到加德满都的博拿佛塔前，在竹泽自焚的地方默默站立，缅怀这位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供灯的年轻生命。而这样为西藏民族和国家献身的僧俗藏人，从2009年到今天，已经108位了。
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 只要一个正常的生命、正常的国家，都会同情西藏的苦难，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在西藏继续实施残酷的殖民政策。然而，尼泊尔这个曾与西藏千丝万缕，同被藏传佛教滋养的喜马拉雅之国，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允许毛泽东的黑手伸进木斯塘事件造成千古悲剧之后，也就越来越屈膝于中共的气焰。近年来更是越走越远。这次，竹泽自焚后，在藏人聚居区，尼泊尔当局增设了大量警察，尤其是西藏难民接待站附近，被24小时看守。不必回避，人人都心知肚明，中国的金钱正在日甚一日地收买这个国家的正义和良心。
为了达到扩张和称霸的目的，中国一向对邻国要么吞并，要么收买，要么挑衅，使亚洲笼罩着一片恐怖。比如，对西藏的吞并，对红色高棉政权、缅甸军政府和独裁的北朝鲜的支持，以及对印度这个民主国家的挑衅，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但说今天对西藏境内的大江大河的截流，就是对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水源的抢劫，总之，中国共产政权所到之处，种下的都是邪恶。
然而，藏人并没有因此而恐惧。在博拿佛塔附近的西藏社区，从2月17日开始，来自安多、康和卫藏的人们，汇集在一起，为竹泽，同时也为所有的自焚英雄，举行了三天的祈愿法会。我也参加了法会，经声如潮，起伏着对烈士的声声护佑。
也许大家不知，这位自焚烈士还是一位朱古。这是今天我从唯色的推特上得知的：“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的25岁僧人竹泽，实际上是一位仁波切（活佛）！他是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甲修寺的仁波切。”“甲修寺是以宁玛派为主的世代血脉传承的寺院。竹泽的父亲、48岁的桑昂丹珍仁波切是该寺第十四代主持。竹泽的祖父、已经圆寂的四朗朗加仁波切曾有八年的文革劳改生涯。”
法会上，我与一位来自安多的藏人扎西相识。扎西在西藏难民接待站附近开了一家餐馆，竹泽常去那里吃饭。他说：“我最后一次见到竹泽，是藏历二十九这天。他和两位朋友一起要了馍馍（藏餐的一种，类似包子）和汽水。那天，竹泽穿着俗家衣服，戴着帽子，他跟我打招呼，因为这之前，我们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竹泽告诉我，他是僧人，穿了俗家衣服是因为来这里时办那些手续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吃饭期间，竹泽还给他的母亲打了电话，说‘我们这边没有过洛萨，如果家里那边过洛萨的话，请您好好地过，不要为我担心。’那天，竹 泽把自己的钱都换了尼泊尔卢比，是跟一个尼泊尔的理发师换的。坐在竹泽身边的一个朋友还问他：‘都换了尼泊尔的钱，你去印度怎么办？’”
“即使竹泽自己不说，我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僧人，从他吃饭的动作和他的文化，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僧人。他的藏文很好，比如菜谱上，我们写错的藏文，他都指了出来。像拉面，我说‘藏文里没有这个词’，他说‘有，叫格尔特，藏文里什么词都有。’”
“竹泽每次离开餐馆时，都跟大家打招呼，一再说‘图洁切’。他的心很好，尊重别人，也很了解我们西藏历史。”
“竹泽告诉我，2008年，他因为政治原因就进过监狱，2011年又被抓了起来，‘我不能回家，也不能待在寺院，到处躲到处藏。’”扎西又说，“洛萨期间，竹 泽看到难民接待站四周的尼泊尔警察多了起来，就说‘在境内我们是这样被监视，到了境外还是这样受监视，我们藏人太难了。’”
正是在十三世 达赖喇嘛宣布西藏恢愎独立一百周年的特殊时刻，2013年2月13日，竹泽以身浴火，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那么，他那烧得发黑的遗体，如今在哪里？前几天，在博拿佛塔前转轻时，一位阿妈啦告诉我，竹泽的遗体已被悄悄地火化了。而今天，扎西告诉我：“竹泽的遗体还在尼泊尔政府手里，听说西藏难民接待站打过 几次电话，也没有给。”
2013年2月19日记录于加德满都
唯色补充：
2013年2月13日（藏历新年初三，传统的煨桑日；也是星期三，神圣的“拉嘎”日），百年前的这天，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流亡的日子，重返拉萨并发布诏示，宣布西藏恢复独立。而这天上午8点多，一位藏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博拿佛塔转经街道上点火自焚，于当晚10点30分不治牺牲。
我在前一篇博文<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的竹泽原来是一位仁波切> 中写过：这位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的25岁僧人竹泽实际上是一位仁波切、朱古（活佛）！他是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甲修寺的仁波切，让我们用康巴的习惯尊称他为竹泽朱古吧。而甲修寺是以宁玛派（白玉宁玛派）为主的世代血脉传承的寺院。竹泽朱古的父亲、48岁的桑昂丹珍仁波切是该寺第十四代主 持，也是甲修寺八位仁波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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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泽朱古的父亲、桑昂丹珍仁波切的博客首页截图。 |
这之后，图片显示，桑昂丹珍仁波切携数位僧俗藏人，去印度佛教圣地朝圣。这其中有竹泽朱古吗？
这之后，竹泽去了尼泊尔。十三天后，他自焚牺牲。
据【西藏之声2013年2月19日报导】“……一位外国游客向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透露，他曾目睹了西藏僧人竹泽在尼泊尔自焚的经过。这名外国游客要求匿名，但表示自己不但目睹了自焚，而且曾在事发前和竹泽交谈过。
“……这名外国游客表示，2月13日上午8点12分左右，自己和友人在事发地附近的一个餐厅中见到竹泽，竹泽主动与他们交谈，说自己是藏人，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这名外国目击者还表示，竹泽将自己拉到餐厅门后，平静地拿出一个打火机，要求拍照后，离开餐厅。稍后这名外国游客听到餐厅外传来人们的尖叫声，然后看到竹泽全身都是火焰，而他也没有喊叫，过了3分钟左右后，人们才开始用外套扑灭火焰。”
以下有竹泽朱古的图片转自桑昂丹珍仁波切的博客：
来源：维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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