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堕落，首先在于知识分子堕落

未普

最近，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华人圈子里，发生了几起文化事件，其一，中国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组织了100个知 名作家手抄毛的这篇讲话；其二，央视播出由作家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其三，美国有一位在大陆当过知青的华人作家填词写了一部歌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的组歌，叫《岁月甘泉》。

这三起文化事件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和堕落。先说这100个知名作家，里面除了少数原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后拨乱反正 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中坚作家。而在思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流向已经逆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不再是政治服务的简单工具，不再把 阶级性放在高于人性的位置上，所以那时候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谁知道六四过去23年，中国泛社会精神堕落，道德沉沦，这首先在于这些刻画 人心人性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堕落。在那些被出版社邀请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中，只有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一个人断然拒绝，她说：“我从 来没有抄过东西，也不会去抄东西。”这件事在网上引起滔滔议论，网民除了讽刺和斥责那100个作家，也赞扬了王安忆的风骨。

至于央视在黄 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知青》，开始几集还没有觉得怎样，越往后播，网上越是舆论哗然，这是典型的为上山下乡运动招魂和为文革贴金的货色。于是忍无可忍的网 民发动联署，要求央视停播这套“精神污染”垃圾电视剧。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对一代青年灵与肉的摧残，难道还是什么值得赞美歌颂的事物吗？

同 样的精神扭曲和是非颠倒，在所谓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和曲调里，也集中体现出来。这个由美国华人作家填词和大陆作曲家谱曲的不伦不类的东西，首先从 作品名字看，就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和知青的岁月居然是“甘泉”，它甘在哪里？更加上歌词和曲调都塞满了文革年代最流行的火红口号和夸张的感情。这个组歌在 美国华人当中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尖锐的说这是“唱红歌”，因为它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回文革年代演出，说不定还可以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

应 该说，无论是国内看《知青》的观众，还是海外听《岁月甘泉》组歌的老知青移民，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人觉得可以满足怀旧心理，那其实是对自己青春的缅怀追思和 祭典。就像现在大陆在公园广场里唱红歌的人，他们并非认同红歌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别的曲调能够保留下来，他们只会唱红歌而已。同样，为知青生 涯的细节重现而感动的观众，也是因为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青春的全部，生活中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哪怕是苦难，也作为记忆收藏和翻出来回味，这可 以理解，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作家，他的精神境界不是煽动大家去怀旧，而应该深刻揭示那个年代的悲剧性，和深刻批判造成那场民族大灾难的内在根源。为何 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中国的作家群和知识分子反而整体精神倒退了呢？

其实答案很明白，他们当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后六四的政治高压和所谓盛世的铜臭物欲中已经被淹没，其实后六四23年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欲横流、寡廉鲜耻不但见于字里行间，见于银幕荧屏，甚至腐臭到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

作 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了望者、批判者，是公义良心的捍卫者，在中国古代所谓“士”这个阶层，以及在毛时代一大批被整肃被流放被判刑的知识分 子当中，这都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道统。岂知到了今天，已经风化剥落到接近彻底沉沦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rfa）

茉莉吁北京实施人道 尽快放吕加平保外就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流芳
    
    中国自由作家吕加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于2011年5月获判10年重刑。目前在湖南邵阳监狱服刑的吕加平已年过70，身患重疾。今年5月25 日，网络上发起呼吁吕加平保外就医的签名活动。吕加平的亲属透过网络呼吁中国维权人士与网友积极支持这一活动，希望能够在6月14日前，征集1000个签 名，作为吕加平的生日礼物。6月14日，我们在本节目中请来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茉莉女士。茉莉女士力主维护吕加平的权利并积极参与了征集签名活动。
    
    6月14日，吕加平将在监狱中迎来了自己的生日。请你首先向我们介绍一下，呼吁吕加平保外就医的签名活动是否取得成功，有没有征得预先期盼的1千个签名？
    
    这个签名于5月28日在网上发布。一开始情况非常热烈。仅三天时间，就收到5百多签名。而且70%以上都是实名签署。吕加平的亲属和朋友都希望能够带着1 千个声援他的签名，带着这个好消息去监狱里探监，去送给吕加平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让吕加平在狱中也能够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暖。活动发起三天之际，就已收 到530个签名。到了5月30日，我继续与吕加平的亲属联系，联系他的签名邮箱，却不再能够得到回音。我很怀疑是当局采取了查封手段，让他噤声。现在，营 救吕加平的网站仍在运行，在网上，推特上的许多朋友在签名。到了5月31日零点的时候，签名声援吕加平保外就医的人数达到了670人，其中有40个来自推 特。签名活动还有一个发起人张先生，他仍在继续这项活动。但是，由于征集签名的个人邮箱已经没有回音了，因此，我估计，吕加平的亲属很难在14日把1千个 声援名单带到监狱里去。他的家属好像已受到当局控制，被禁止发声了。非常遗憾，这份礼物很可能送不到。
    
    签名的大概有哪些人？这么多人的签名支持能否构成足够的压力、迫使有关当局考虑对吕加平实施保外就医？吕加平目前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
    
    参加签名的有海内外的维权人士、有的使用的是实名、有的是网名、还有的是推特上的签名。我发现有的签名者还带着自己推特上的头像。
    
    吕加平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71岁了，长期患有心脏病还有股骨头坏死症，在监狱服刑期间，又查出胆结石、胆囊炎、支气管扩张、糖尿病等七种疾病。在 2010年底时，他曾心脏病发作。被带到监狱去看病时，还戴着手铐、脚镣。就在今年的5月16日，也就是半个月前，吕加平的太太于钧艺女士再次探监。她披 露说：吕加平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是一口一口地吐血。晚上睡觉骨头痛、睡不好觉、坐不稳、站不稳、也不能走，一走就摔跤。曾经在监狱里摔倒过。情况非常危 急。所以希望这些签名能够促使当局允许吕加平保外就医。
    
         吕加平当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吕加平被判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过去反革命宣传罪的翻版。这是一种以言治罪、用残酷的刑法来惩罚不同观点的人。我们在网上看到北京第一中级法 院的判决书上，吕加平的罪状主要是三篇文章。第一篇：《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的由来》、第二篇：《二十多年中共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存在吗？》、第三 篇：《「特別动议」方式是中国具体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利器》。根据判决书，这三篇文章均属煽动性的文章。因此，他以电子邮件和网站的方式传播就构成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什么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我们看看中国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其实，上面几篇文章，吕加平都只是在 行使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只是表达政治观点。
    
    要构成煽动罪，需要许多具体的条款、要素。根据这些要素，煽动者不仅仅表达思想，他还要讲述具体的做法，推动别人去行动。被煽动者也要有行动，才能证明煽 动的结果。被煽动者的行动要构成犯罪，才能证明煽动者本人有罪。但是，吕加平的三篇文章都是大实话，讲出一种观点而已，我们看不到任何他要别人去具体做些 什么，也看不到任何煽动的结果。而且，即使被煽动的人有看法，他也没有构成犯罪，因此也不能证明吕加平有罪。吕加平的这些文章讲的都是大实话、批评共产党 的腐败、批评现行的政治体制、批评共产党凌驾于国家最高权力之上。这些观点，首先没有煽动他人的行为；第二，他是批评共产党，并没有批判国家政权；我们要 搞清楚：国家政权不是执政党。在中国的宪法中，国家政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吕加平批评的只是一个党，他没有批评国家。所以，颠覆国家政权这一说法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判决吕加平是一个严重的违宪行为。
         
    实际上，吕加平在2011年5月13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这一消息却是在一年后才为人所知；你对此作怎样的解读？
    
    我知道有的人做了其它的解读，政治方面的。在我看来，因为我跟吕加平是老乡，据我了解的情况，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审判是秘密审判，当局对家属进行了威胁造成 的。吕加平是在2010年9月以后就失踪了。一直到2012年2月，人们才看到北京法院的判决书。就是说，被判了一年多，人们才知道他已被判刑。那么家属 遭到了什么样的威胁，不能说出来呢？首先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原来是学音乐的、拉小提琴的。很有风度的一个人，现在也有71岁了。他太太也被判刑三年、缓 刑五年。虽然没有坐监，却不能公开发声了。另外，他的两个儿子长期以来都受到牵连。大儿子大林，原来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学工作，后因父亲的原因被学校除名、 失业了；小儿子栗子是青年歌手、音乐制作人，他在北京从事音乐工作，很有成绩了。但是，因为帮助父亲反映情况，也被公安追捕。他的两个孩子和太太都承受着 很大压力。这是吕加平被判刑却迟迟不为人所知的原因。
    
    现在，在吕加平的家属都被禁止发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继续为他呼吁，促请中国当局实行一点人道主义，尽快放吕加平先生保外就医。

真正的奇迹发生在80年代：《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前言和提要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 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 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 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 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 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 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 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 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 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 ——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 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炜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炜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 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炜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炜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 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 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 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 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 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 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 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 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 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 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 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 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 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 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 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 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 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 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 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
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 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 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 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 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 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 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 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 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 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 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 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 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八十年代整体上趋向于自由化的政治改革在九十年代被中止并逆转。

　　本书以一整章篇幅来讨论上海，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上海代表着经典的城市偏好模式——这个城市严格限制小规模、自主创业的那种具 有典型农村特征的小生意，同时赋予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与政府有密切因缘关系的商业项目以缴税方面的种种好处。此外，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是中国城市经济体中 最少改革的地方，而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领导人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主掌了中国政局。本书的疑问是：上海出了什么问题？并进一步提供了如下解说：

　　·尽管位于中国最富裕的市场，上海本地的私营部门企业却位居这个国家最小的私营企业之列，其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云南这样的 省份，而云南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上海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要了解以上模式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例子：你发现美国的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体 相当于土耳其。）

　
　·在上海，对本地私营企业政治上的、规章上的、金融上的限制是极其严厉的，本地私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在一九八五年达到顶峰的事实就是明证；

　　·在上海，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极低；

　　·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GDP增量巨大，但家庭收入水平相较于全国平均数几乎没有增长；

　　·尽管上海的工资收入高，资产收入却位居全国最少的几个省份之列；

　　·自二零零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这期间上海人口中最为贫困的一部分人群已完全失去收入；

　　·九十年代，尽管上海渴望成为中国的高技术摇篮，但相较于私营企业更加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和广东，上海每年批准的专利数量实际上是在下降。

　　·上海同样腐败。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在两个中国——富于创业精神、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农村中国和与之相对的国家领导下的城市中国——之间进 行政治平衡的功能。八十年代，农村中国得势，但在九十年代，城市中国占了上风。尽管九十年代中国在放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步，本书对农村的发展在决定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整体性格和速度方面的作用倾注了更多笔墨。不论何时何地，当农村中国得势，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变得 富于创业精神、政治上独立，并且其实践活力四射、有竞争力，其效应正面良善。不论何时何地，当城市中国占上风，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倾向于在政治上依赖国家， 并且变得腐败。大多数经济学家依据GDP数据判断中国经济表现。中国的GDP增长若以十年为单位来考察，其间的差异相当细小，而若以八十年代更加富于创业 精神的那个版本的资本主义与九十年代接近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相对照，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含义实际上差别巨大。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而真实的后果是这样：

　　·尽管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GDP增长都很迅速，八十年代的家庭收入增长要快很多；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八十年代是在上升而在九十年代是在下降；

　　·一些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结论都指向一点，即自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TFP的增长或是相较于此前放缓，或是完全萎缩；

　　·被大量宣传的减贫成果，大多数都发生在短暂的八年创业时代（一九八零——一九八八）而非漫长的十三年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九八九——二零零二）；

　　·收入差距情况在九十年代有实质性恶化，而在八十年代起初是有改善的；

　　·诸如征地和腐败之类政府治理问题在九十年代严重加剧；

　　·对农村地区课以重税导致政府基本服务的倒退和成本上升；

　　·二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间，中国成年文盲数量增加了三千万，逆转了此前数十年文盲数量减少的趋势；这一情形在西方几乎未引起注意。

　　·中国衡量成年文盲的方法暗示，九十年代的农村基础教育状况造成了文盲数量的这种增加，从时机上看，这一逆转与政府政策模式中对城市偏好的加剧是接近吻合的。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构建了对于中国经济和制度的演变历程、实践和政策的直接而基于事实的观察。齐整的模型建构和系统的实证研究是解决学术和政策争论的重要工具，但只有当手头掌握真确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本书正是打算直陈事实。（感谢译者赐稿）

 

作者:Yasheng Huang

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作者：黄亚生 黎青衫

对中国经济悲观的深层原因

过去两周与海内外基金经理做了很多交流，发现大多数人都比较悲观，其悲观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时的情形。不仅投资者如此，企业家和老百姓对经济的满意度也在下降。但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无论是GDP、出口、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等都比2009年上半年要好。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仅仅是因为国内房地产的调控和国外欧债危机的蔓延吗？

中国步入重工业化后期：资本报酬率下降成为趋势

2011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9208亿元，同比增长13.24%，与2010年38.96%的净利润增速相比，大幅放缓。到了2012年第一季度，则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固然有经济周期的因素，也有海外经济疲弱的原因，但更有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重工业增速为10.3%，轻工业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重工业，达到11.5%，这或许标志着1999年开始的这轮重工业化已经开始减速，尽管中国整个重工业化的进程还能持续，但也已经步入了后期阶段。

其实，用粗钢产量的增速变化来反映重工业化的阶段会更有说服力。中国粗钢产量的增速在2005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回落，从当年的28%左右，回落至去年的7.3%，而粗钢产量的增幅变化大致可以作为判断各个国家重工业化进程的依据。如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在1935年左右，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在1958年和1970年左右，之后它们都步入了重工业化的后期。

那么，在重工业化步入后期之后，会有什么变化，为何会让企业主产生悲观情绪？这可以从资本报酬率下降的角度来解释，如前所述，2010年之后企业盈利增速开始下滑，导致投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增长非常惊人，说明有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向外转移资本，也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由短缺变为过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1998-2008年，企业盈利总额占GDP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劳动报酬总额占比明显下降。如在2000年，企业盈利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9%，而劳动报酬总额占GDP为51%，至2007年，企业盈利总额占GDP的比重上升至31%，而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降至不到40%。

但2009年之后，劳动薪酬占比开始明显上升，如职工工资总额占GDP之比从2008年之前的11.2%左右，上升到2009年之后的11.8%左右，而企业盈利的占比则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人力成本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次是资本过剩背景下获得超额回报率的机会减少。2009年初政府部门推出的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实质上是把未来几年的很多投资项目提前到开展了，导致未来可投项目的减少。

未来CPI涨幅将超PPI：消费成本上升、企业盈余减少

研究美国、韩国的产业变迁可以发现，在重工业化的加速阶段，PPI累计涨幅都超过CPI累计涨幅，而到了重工业化的后期，CPI则超过了PPI。中国也已步入重工业化后期，故CPI也有望超过PPI。从今年前5个月中国CPI与PPI的走势看，似乎可以得到印证：尽管这两个指标都在回落，但PPI已经是负增长，而CPI涨幅还在3%以上。

对于重工业化后期CPI为何超越PPI，可以从就业人口比例下降的角度来解释，因为就业人口下降导致薪酬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这同样可以参照日本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出现后，消费大幅增长的案例。而决定消费将主导经济增长的最大理由，还是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确实已经到了末期。

重工业化由加速到减速，与城市化水平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过去十年，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人口迁移速度很快，但从去年起，外出农民工数量开始锐减，从2010年的800多万减至500多万。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今后的上升幅度也开始放缓。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速明显放慢，且青壮年人口比重减幅更大。从参加高考的人数来看，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2009年降至1020万，今年则降至900万左右。经济增长本质就是人口现象，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此消彼长，或进一步改变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重。

2009年起，劳动者报酬的快速上升，或预示着未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使得人工成本还将继续上升，这对推升CPI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后CPI将短期维持在3%或更高的情况下，服务类价格的上涨更值得重视，尤其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教育等行业的消费，都属于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消费升级的范畴，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保健养老的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将导致CPI中服务消费的价格快于普通商品的价格涨幅。

从中国过去20年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服务类消费的份额确实在提升，这与日本和韩国完全类似。目前，中国服务类消费大约只占消费总额的1/3左右，虽然这存在低估，但与美国服务类消费2/3的占比相比，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这轮结构调整中，无论是企业主还是老百姓，都会感受到赚钱难和消费成本上升的压力。

中国经济转忧为喜还需等多久

中国经济增速将下一个台阶已经没有太多疑问，原本在2008年就应该调整的步伐，被次贷危机所打乱，2009年中国经济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最终还是疲弱下来。因此，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可以看成是对过去十多年以房地产投资为主导的高增长的修正，应属于长周期（kuznets cycle)的范畴。若从201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开始回落算起，则调整期可能覆盖整个10年代。从日美韩台等经济体的长周期调整案例看，十年的调整期也不算长，同时结构调整也不意味着经济会持续下滑，因为长周期中同时还包含中周期（Juglar cycle)和短周期（kitchin cycle)。中周期的见底时间最晚会在2014年，而短周期或库存周期，估计在今年下半年就应该见底了。

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应该是一个浅U型，悲观的情绪会在下半年有所转好，但这样一个补库存周期对经济拉升的力度也非常有限，未来几年中国增速波动的均值大约在7-8%之间。但中周期的见底回升还是值得期待，中周期主要指设备投资周期，中国经济需要发展的地方还有很多，投资机会也很多，如区域经济的发展、集约化生产、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消费升级等还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投资应该从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模式向民间主导的模式转变。如果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有改革和创新红利，以及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所积累并由政府掌控的巨额资源。

当然，要使中国当前的优势和潜力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需要把握好时机和改革节奏，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本身已经包含了政策推动力。而要改变企业主和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减少老百姓对未来通胀的担忧，在推进改革的力度上就需要超预期。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

北大生科院长 海归饶毅：中国科研一直捡别国成果的"面包屑"

核心提示：饶毅认为：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以药品为例，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

　　饶毅其人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先后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职回国。

　　饶“议”有理

　　“儿子、女婿”应该一个样，海归博士也应该从助教做起，科研教学两手抓

　　海归推动科改，必须要形成关键多数，没有做到只能离开

　　有自信的年轻人，应该无论社会如何喧哗都有自己长远追求

　　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

　　金融比科学更重要？ 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

　　饶毅清楚地记得自己这代人科学生涯的起跑线，“是1978年初，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 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但当他30年后放弃美国优厚的职位和待遇，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却顿感时过境迁，“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 革，只有新华社发了很短的消息，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这与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举国皆动不可同日而语。”

　　饶毅发现，科学遭遇的不只是冷落，简直是冰水，“有时髦的经济学‘讲家’——经常在各种场合讲经济学的所谓专家，最近表示，中国不用发展科学，中国应 该只发展娱乐和服务行业，这是中国发展关键所在。从老师到家长，很多人都认为年轻人不必学科学而应该学金融。”更让他觉得哭笑不得的是，“我听说还有少数 小学生甚至认为做贪官是最好的。”

　　在这种“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的论调中，日本成了“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的例子。针对这种观点，饶毅认为，“所谓日本科 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根本是误解。”饶毅指出，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国好多了，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有约20位获奖人，中国还是 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项目；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的世界级 大药厂数量为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

　　日本所谓不够强是与美国比起来说的，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如果我们讥笑日本没有科学，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更差者笑话较差者。”饶毅认为，“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

　　“面包论”仍适用  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

　　“难道我们总是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让饶毅忧心的是：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 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有些信息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保护政策下获得的。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像肝炎等病，中国有近亿患 者，而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了，因为没地方进口了。”

　　饶毅坦言，自己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对中国的看法很相像，“对远景乐观，对现状很担忧。”他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

　　但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饶毅现场引用了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的文章：“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 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 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饶毅更在现场意味深长地反问：“因为我们有百度，可以搜索更多的‘面包屑’，就以为我们的科学更发达了？”

　　论文数量不代表质量  选人才不能异化为“选刊物”

　　科学上数量第一第二都没关系，关键是质量，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饶毅语出惊人：“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一个学科——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没有这样系统性的学科建树。”

　　在中国的论文数量上，饶毅做了一回说破“皇帝新装”的人，指出国内出于“论文崇拜”、“国际期刊崇拜”，竟供养了大量“傍名刊”的国际骗子。最近有英国《自然》杂志集团下的一家媒体提出一个“妙论”，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相应地证明中国科技水平世界第二。

　　饶毅表示：“实际上，英国杂志《自然》为了赚钱。近几年出版了一本《Nature Communication》的杂志，这份杂志明确表示，凡是没有造假的文章都可以发表。还有前几年另一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收到大量中国投稿，所以短时间内，大量来自中国的论文发表在nature集团的杂志上，发表量急剧升高。国内有些机 构、部委竟将发表在这样刊物上的论文计算在有关统计中，nature这样宣传就是吸引你们来发表。”

　　回国五年，饶毅在各地科研院所大学看到的现况尤为惊心。随着经费的增加，中国科学界不再致力于先进仪器的研发，而是花高价购买国际尖端仪器装点“先进 实验室、研究所”的门面。“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些单位竟然用买断国外某种仪器的办法当个短暂的“世界 第一”，其利润还来不及抵债，所购的仪器就被更新换代。不少国际著名科学资助机构到中国来之后都感慨，你们中国太有钱了。”

　　饶毅指出，当代中国科研不仅与世界，即使与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60年代的两弹一星，70年代的袁隆平杂交水稻等近代辉煌相比，也有相当大差距。

　　“即便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饶毅做了一个比较：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

　　同时，“山寨中国”也令饶毅对当下的科研水平感到失望：“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帮助中国产业从目前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走向自主创新，对得起纳税人的合理要求。”

　　“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 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科改讨论迟来却未晚  改革需消除中国式嫉妒

　　还有种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但是反对我说。希望科学界知情人任何场合都能支持改革

　　现行科研体制需要改革。为了这个今天看来已经是社会共识的结论，饶毅和呼吁改革的海归学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2004年底，饶毅与另两位知名海归鲁白、邹承鲁在《自然》（《Nature》）杂志中文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说的是国内学术界人人都知道的弊病，但有关部委认为是针对他们的，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

　　但到了2010年，饶毅与另一位著名千人计划海归学者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英文文章，重提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几天之内，国家领导人就批示六个 主要部委，要求他们提出改革的应对措施。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至此，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在延迟了7年后，有望获得较大推进。

　　饶毅坚信：“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饶毅现场举出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作为例子。

　　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首任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

　　8年来，该所摸索实践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今年，国际最著名的科 研资助机构之一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每人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科学家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其中4位在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

　　饶毅认为：“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但国内对北生所的这种肯定并不 多。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但到2012年和同行相比却落后了。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 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亿元，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

　　饶毅介绍：“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鲜明的对比。”

　　饶毅坚持认为，“对中国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却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

　　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饶毅认为，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还有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现出其原形。

　　饶毅慢慢发现：“有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但是反对我说。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所有不同场合都能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体制改革。”

　　海归应做改革主力军  同流合污对不起国家

　　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

　　对待海归和本土学者，饶毅一直呼吁要“儿子、女婿”一个样。在推动科研体制改革上，他认为海归甚至可以担当得更多：“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 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

　　饶毅认为：“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但如果回国后以适应为名，与不良习俗合流，就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2011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后，饶毅宣布永不再参选院士，并向北京大学递交了辞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的辞呈，但未获批准。在演讲现场，饶毅透露，自己再一次提出了辞职申请。

　　但饶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致力于推动科研改革的初衷有所改变：“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但每个海归学者即使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

　　回国五年来，饶毅竭力而为，哪怕很多时候那更像是一个人的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但究竟怎么改革， 很多人想法不一。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但改革却很少得到推动，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 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不一定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

　　很多人对饶毅辞职的决心如此坚定感到不解。饶毅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 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有关部门，多个 政策只要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

　　饶毅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 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在30年之内，必定会在应用和基础方面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 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饶毅希望并坚信未来会出现那样的场景：“几十年后的中国科学界，会笑话今天我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柬应中国要求继续扣押涉谷案法国工程师 称中国可派人审问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坎哈利斯周三（27日）表示，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因与中国近二十年最大政治丑闻薄熙来案有关，而被当局拘留。发言人称，中国可派一名法官到当地审讯德维莱尔。

　　坎哈利斯对记者说，德维莱尔涉嫌为前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管理资金而被拘留。

　　此前，中国当局指控谷开来涉嫌去年11月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海伍德和德维莱尔与谷开来关系密切。

　　坎哈利斯说：“到目前为止，德维莱尔并未受到任何起诉。而就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德维莱尔涉嫌为谷开来管理重要资金。”

　　他表示，柬埔寨目前并没有引渡德维莱尔的计划。并称，中国政府尚未提供任何针对德维莱尔犯罪指控的证据，但中国可派一名法官审讯德维莱尔。

　　他表示虽然中柬有引渡协议，但由于事件涉及多国，中国政府需透过国际刑警要求引渡德维莱尔。

　　中国政府并未对坎哈利斯的言论做出回应。

　　德维莱尔曾在薄熙来90年代任大连市市长期间结识薄熙来一家，并帮他追回了欠款。

　　2000年当谷开来和德维莱尔在英国共同成立公司时，他们给别人的联系地址是同样的地址，即英国东南沿海的城市伯尔尼茅斯的一所公寓。

　　当德维莱尔和他父亲2006在卢森堡成立房地产公司时，德维莱尔在公司注册文件中使用的地址是谷开来在北京律师事务所所使用公寓的地址。

　　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政治及经济盟友，近年来中国对柬埔寨每年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援助以及投资。

未普：《人民日报》为何频繁变调？

作者：未普 文章来源：RFA 2011/6/3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好像在洗三温暖，调子乍冷乍热，立场忽左忽右。人们不知道它想要说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说。

虽说大争论时代已经到来，各种观点的表达无需大惊小怪，但《人民日报》的频繁变调，及其中共高层政治势力的较劲，却显然存在著某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关联。

这还要从去年八月底说起。为了纪念深圳发展三十年，温家宝和胡锦涛一前一后亲临深圳，发表了调子完全不同的讲话；之后不久，《人民日报》从10月18日始，到11月2日结束，连续发表了五篇署名郑清源的文章。

郑文明显贬温，对温家宝高调谈政改相当不满，并断然否认温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而这个郑清源，据多个网站证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匿名代言人，其后台，有的说是胡锦涛，有的说是江泽民。虽然胡和江二人都即有实力又有愿望掐住温的脖子，但却有明显的区别，一个是在职的第一把手，一个是幕后的第一把手。无论是哪一位在起作用，眼尖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就在郑文抛出后不久，温家宝沉寂了一段时间。

今年4月，温家宝又活跃了。他在出访马来西亚和印尼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再次侃侃而谈。有趣的是，从四月底到五月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五篇评论，但调门完全不同于郑清源。这五篇评论均以关注社会心态为出发点，光看其题目，就满有意思：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4月21日）

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4月28日）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5月5日）

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5月19日）

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5月26日）

这几篇文章一出台，就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叫好声和热烈的讨论，尽管有不少网友认为它们仍然过于委婉。

就在网友的热烈讨论声中，敏锐的评论家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温家宝何以再度活跃？《人民日报》何以再次华丽大转身？多维网站28日披露了几则消息，北京接近高层的人士和上海消息灵通人士均说，江泽民在4月曾大病一场，在上海抢救，生命曾经垂危过。一直到5月22日，江泽民缓过劲来，方才在杨州摆出姿态，接见金正日。

更为有趣的是，江泽民缓过劲来之后，《人民日报》的调子又变了，而温家宝的日子似乎又不好过了。温前几日出访日本时不提政改，反而落泪，而《人民日报》则在5月25日发表了一篇颇含杀气的文章，题目是“党纪不允许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作者是中纪闻。该文以异常严厉的口气下达了六个不允许的指令，即，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像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这六个“决不允许”目标所指，不外乎经常发表一些与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同声音的人，这不是温家宝又是谁呢？当然还有辛子陵、茅于轼等人。

《人民日报》的变调说明了什么？江泽民和这个变调，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又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本事就极具政治敏感性，遑论答案！想当年《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赵岩就是因为报道了一篇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消息，遭到三年牢狱之灾。可是现在多家海外网站报道的都一样：江泽民一向行事高调，事实上对中国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均有意见参与，一些重大活动也积极出场。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江泽民刻意保持一种高调，似乎也有意向外炫耀，他老江仍然掌控著中国的政局。

这一次《人民日报》变调后的嗓门似乎过于高亢，高亢地竟使我有这样的联想：难道他们又要杀一儆百了？听听这句话，“任何党员，不论其在党内的威望和职务有多高，只要是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都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予以严肃惩处，决不姑息迁就”。他们惩处了刘晓波，惩处了艾未未，现在又要惩处谁呢？

达兰萨拉关注藏人自焚式抗议行动

采取自焚式抗议行动的藏人数量还从未像今年这样如此之多。生活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们一直心怀焦虑地关注着这一事态的发展，在这一社区人们对僧侣的自焚行动和中国政策进行着激烈的讨论。

在达兰萨拉，接待逃离中国的藏人的难民营食堂像体育馆一样大，可以同时容纳500人就餐。食堂里挂着达赖喇嘛的巨幅画像。今天坐在这里就餐的只有5个人。 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说："2008年拉萨事件过后，每年我们大约都会接纳2000到3000名从西藏流亡的藏人。之后西藏当地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国政府 设置了额外的检查哨所，部署了军队。想逃过来是相当困难的。"

难民营的负责人说，这座新建的难民营现在只住着两名从西藏流亡的僧侣，因为流亡的路程太过危险，而且也需要大笔的花销。嘉荣崇佩（Gayrong Chonphel）是这两名僧侣中的一位，现在他要向全世界讲述，在他家乡的寺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2008年，军队和警察占领了我们的寺庙。他们对我 们开展'改造式的教育'。"

自焚抗议者当中也包括尼姑

嘉荣说，那些人要求他同达赖喇嘛"划清界限"，因为汉人说达赖喇嘛是个企图分裂西藏的"恐怖分子"。嘉荣说，当时他逃了出来，在森林里躲藏了几个月。"在 西藏人们可以亲眼看到，西藏的文化是如何在压制下渐渐消亡的，就像藏语正在灭绝。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宁愿死去，这样就不需要再亲眼看到这一切。所以才会有 这些自焚的人。我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沮丧情绪。"

向自己的身体浇灌汽油并点燃，这是藏人采取的一种极其悲惨壮烈的抗议行动，而其后果往往是自焚的抗议者不幸遇难。今年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藏人自焚。每一次传出再次发生藏人自焚的消息，达兰萨拉都会为死者点燃蜡烛。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试着阻止他们采取自焚行动；作为佛教徒，我们为他们祈祷；作为藏人，我们理解他们采取这类行动的动机。"

这些原本并不符合佛教教义的自焚事件让西藏流亡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现在流亡政府面对的要求偏离达赖喇嘛提出且主张走中间道路而另选他徒的压力越来越大。

洛桑桑盖说："我的位子已经很难坐，现在又额外多出了新的困难。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主张非暴力和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虽然流亡到达兰萨拉的藏人僧侣在这里都可以不受太多限制地享受到宗教自由，但是差不多所有人都心怀一个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够返回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西 藏。僧人嘉荣崇佩刚刚得到家人的消息，他们警告嘉荣现在千万不要回去。嘉荣自己也知道，回家只是一个梦想，也许永远都只是一个梦想。

作者：Kais Küstner 编译：洪沙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中文网

沧州访民于汝法遇害：于浩波斥许志永和稀泥

    (明龔发布) 中國維權人士許志永在2012年6月21日的推特上說：闖美國大使館后被移交中國警方后死去的76嵗老人于汝法回家時未受傷，是回家后受傷而死的。本文作者就此推特文章電­話採訪了于汝法的兒子于浩波先生。
  
     于先生說這裡有兩個謊言：1、受傷與否的問題：沒發現皮外傷不代表沒受傷，老人身體嚴重變形——直不起腰，脖子伸不直，而且説話已經無法被聼清，而在闖使館之前沒有這些情­況；2、沒有任何義工來他家調查情況，單方面向公檢法問情況不是真正的調查。

    于浩波先生說，自從6月18日晚與許志永先生見過一面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形式的直接聯係。就此推文，他表示強烈抗議，並請許先生本人以及海内外各界媒體到現場查看情況。
    附件有許志永的推文，電話採訪錄音片段，于先生泣訴其父親生前受到死亡威脅。
  
    爲此，作者再次呼籲美國大使館儘快公開公佈于汝法先生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前後的錄像，以了解于汝法老人被移交北京警方以前的身體狀態。

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

社 会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低级流氓，比如“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调戏妇女等等；另一类则属于高级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温文雅 尔，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迹，而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否认事实、反咬一口等手段而达到推卸责任，甚或嫁祸于人。北京大学的领 导层自然属于后者，他们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却干着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推卸责任的无耻勾当。

当出现这种思想，和在这么落笔的时候，我也感到有些惊讶，北京大学这个高等学府的殿堂上怎么会出现流氓无赖？什么才是流氓？可以把北大领导层的行为称作流氓行为吗？在我又进一步考察“流氓”这个词组之后，我认定这是可以的，而且贴切。

流氓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应该是指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无固定职业，很容易地，他们就会有一些不良行为，于是，流氓一词又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是流氓本义的那种无业、游荡等内涵已逐渐淡化，而不务正业、为非作歹，以低级下流手段等内涵作为流氓的特征已日益突出，进而上升为主要内容。那些有职业而惯行下流行为者也被称为流氓。” （引自《百度百科》有关词条。颜色和加重号是引者给的。）

于是，流氓一词就专指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的行为和人了，这些行为，与无赖无异，所以流氓也同时就是无赖。

社 会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低级流氓，比如“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调戏妇女等等；另一类则属于高级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温文雅 尔，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迹，而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否认事实、反咬一口等手段而达到推卸责任，甚或嫁祸于人的人，也都属于 流氓一类。两者都是用低级下流的手段，区别只是两者的地位不同，表现不同，前者是社会上的小混混，而后者则常常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峨冠博带。

北京大学的领导层自然属于后者，他们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却干着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推卸责任的勾当，明明打了79岁高龄深受北大迫害的老人闫桂勋，却说什么那只是“搀扶”！

打了人，却说是搀扶！

闫 桂勋被北大陷害、坑害达42年之久，至今不给赔偿，不给正当说法，还挨了打。闫桂勋是河北农村人，家境贫寒，考入北大数学系颇为不易。1957年毕业，生 不逢时，值反右之年，毕业时也要有个鉴定，当时他所在的党支部明白地告诉他，他不是右派，并且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不料，过了不久，他的档案到了哈尔滨， 那里面多了一张白条，——没有盖红章，——说闫桂勋是右派，从此闫桂勋就墜入了右派的深渊，发生了很多矛盾，闫对此抗辩，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在的学 校曾几次派人到北大验证此事的有无，北大均不负责任地不予甄别，使他继续负右派之冤。这其中，他被剥夺教书的权利，监督劳动等等右派待遇。在伟大的文革 中，他因为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而被批斗，一个大耳刮子，使他的耳朵半失聪，现在他说话和听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叫。

1959年学校曾问 他，你如果承认自己是右派，就可以马上给你摘掉右派帽子，闫桂勋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这顶右派桂冠，一直戴到1979年方始摘掉，因为中央规定，摘掉 “所有右派”的帽子，你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也要给你摘帽子。可是，闫的问题并没有结束：改正落实政策的指标里没有他，因为他的右派档案党委没有盖章， 所以北大这回认真了，名额里又没有他了，他没有得到“改正通知书”。于是他不得不到北大来上访，长话短说，又是十几年的光阴，他不断地到北大上访，坐在北 大高等学府殿堂上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一直到1999年，才给了他这样一个“文件”：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内容是：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

我们这些“真右派”的刑期是22年，闫桂勋这个“假右派”则是42年，这就是北大！北大有了这个文件，就算是对闫桂勋有了一个“交待”。

闫 桂勋可不这么认为，我的青春全被那个北大“白条”毁坏了，受苦无数，难道北大就没有责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吗？于是，闫桂勋只能继续上访，要求北大给予 “双赔”（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十三个寒暑，他从66岁上访到79岁，每周到北大二到三次，在2011年79岁的时候还挨了打。

2011 年5月27日，闫桂勋照例挂着他喊冤的牌子去北大办公楼的过道中要求“双赔”，当天那里在开一个会，接待室的人觉得闫桂勋说话声音太大，影响会议，影响不 好，就打电话要北大保卫部来人处理，保卫部由两个干部带了一大帮“保安”，到办公楼来，四面散开，对闫桂勋形成包围之势，但是，那些保安只是站在那里助 威，没有别的动作。两个干部，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眼镜，这个人开始拉扯闫桂勋，要把他拽出办公楼，闫桂勋不走，两人开始较力，那个干部对闫拉拉扯扯，推 推搡搡，闫桂勋抓住处身后的大盆景的树枝不放，把树上的枝叶拉断了，僵持不下，那人急了，你一个八十岁的老家伙我还收拾不了，在推拉的过程中，就当胸给了 闫桂勋两拳，最后闫桂勋还是没有离开。这就是北大干部痛打闫桂勋的经过。

闫桂勋被打后胸部疼痛，在家躺了十来天之后，继续去北大上访。

闫 桂勋生在农村，又是学数学的，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肯变通，为人木呐，缺乏应变事物的能力，如果当时他就去校医院检查伤处，就把打人这件事情确定了下 来，不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但是他却只是回家休养，没有马上采取别的措施，挨打一事，他只对校友俞梅荪讲了，俞梅荪是右派之子，蒙受冤狱，他是北大法律系 毕业，与北大原党委常务副书记、现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同班同学。他把此事写成报导，发在《观察》上，香港的《亚洲周刊》转载了此文，影响扩大了，北大感到紧 张。

2011年6月22日，我们这几个北大“真右派”，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到北大就闫桂勋挨打一事，要北大一个“说法”。

去 的人有：沈志庸（物理系）、博绳武（物理系）、燕遁符（物理系）、王书瑶（物理系）、纪增善（化学系）、俞庆水（地质地理系）和俞梅荪。这次去没指望北大 能痛快地承认打人，而是弄清经过。我们去是事先同北大打了招呼的，他们有所准备。接待我们的是“两办”副主任王天兵。北大的党委办公室同校长办公室是合二 而一的，称为“两办”。

王天兵说他不是北大毕业的，来自东北的某高校，他大致承认了我在上面说的经过，那个干部要拉闫桂勋离开办公楼他也承认了，并且承认了，那个干部同闫桂勋有“肢体接触”。王天兵承认的这些事实，是他事前对保卫部调查的结果，王天兵没有说是那个干部“搀扶”了闫桂勋。

后 来请来了保卫部的一个副部长，我怕他报复，不敢说他的姓名，只用X部长代替。我们要求那个打人的干部出来对质，X部长轻松地说那个人今天休假。于是是不是 打了人，只能由这位X部长确认了，他说，他的部下没有打人，只是“搀扶”了闫桂勋。我们当然不能认同，闫桂勋能长期坚持自己到北大上访，他有独立行走能 力，要你搀扶什么？但是，那个部长坚持说是搀扶，没有打人。

北大领导不但长期不给他解决问题，还在其干部打了他之后，用卑劣手段推卸责任。在整个推推搡搡、拉拉扯扯过程中，那个干部用重拳打了闫桂勋两拳，他们却说这是“攙扶”！

我为之气塞，这是卑鄙下流的手段，无耻之极，难道用偷换概念的“文明”手段来推卸责任，就是高等学府应该有的吗？难道这还不是下流吗？难道这还不是流氓加无赖吗！

当 然，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的确只能说那个中层干部是流氓，而没有理由说整个北大领导层都是流氓，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反身问王天 兵：“你对X部长的说法怎么看？”他说“两个部门之间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同级的。”这就是说，王天兵不同意X部长“搀扶”的说法，他们没有统一口径。

到了9月14日，我们再次去北大讨要说法的早晨，很不幸，我突然前列腺急性发作，没有去成，据去了的朋友讲，他们这次统一口径，就说是“搀扶”了。

到 了2012年5月24日，我去北大会一个老同学，不意在北大东门外的大桥上碰到了闫桂勋在游荡，身上还是挂着那块喊冤的牌子，他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求告 无门，样子很是凄惨，他说，他今年80了，活不了几年了，他现在每周去北大三次。碰到北大这样流氓集团，我们不去帮他，谁还能帮他？

5月 28日星期一，我们几个右派再次去北大，为闫桂勋伸张正义。去的人是纪增善、俞庆水、燕遁符、我，还有俞梅荪。事先我打了招呼，接待的还是王天兵，另有新 上任的接待处的欧阳处长。开门见山，我问他现在北大领导对闫桂勋挨打一事做何结论，他这次改口说，上次X部长不是说了吗，是“搀扶”，没有打人。我问： “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能够代表北大党委和校长？”他明白无误地说：“代表北大党委和校长。”

2011年我们去北大，王天兵明白地说，他的 看法与那个X部长不同，认同有肢体接触，但是不认同“搀扶”的说法，现在，不仅仅是他个人认同了搀扶的说法，而且北大的党委和校长都认同了这种说法，可 见，我说“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并没有错。现在是整个班子的问题。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个北大领导层到少包括三个人，副书记杨河负责这件事的处理；新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是朱善璐；校长是臭名远扬的周其凤。

朱 善璐北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从事行政工作，官至江苏省委副书记，介绍还说他是教授，什么时候当的没介绍；提起周其凤就叫人想起一只让人恶心的苍蝇，他的名 言是“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有就是“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化学怎么成了你我？原因是我们的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过程是“化学过程”，你可别看错了， 他就是这么说的。如果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过程是化学过程，那什么才是生物过程？难道就因为高分子化学家当了北大校长，一切过程就都成了化学过程了吗？难道这 位化学“院士”已经可以用化学方法合成生命了吗？杨河也是哲学系毕业，博士、博士生导师。他们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他们当然不是地痞流氓，可是 他们把对抗性的推推搡搡（中间还打了人）说成是“搀扶”，还不是无赖流氓吗？

北大党委的这种流氓行为是有那么点传统的。我曾说北大是中央 第二党校，有人说错了，排不上第二。第二应该是谁呢？说是中国人民大学，他是中共进北京后建立的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但是现在看来，中央第二党校 还应该是清华大学，因为这几十年来，清华为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最多，不但有众多的省部级干部出自清华，而且党的总书记和几位总理副总理也出自清华，所以就应 该清华排第二，人大排第三，这样北大就只能名落孙山，殿军，排在老四了，多少委屈了一点点。

那么传统从何而来呢？当然不是来自蔡元培，也不是来自胡适，第四党校总要有些传统吧。

八 年抗战，躲在延安的窑洞里，每天一只鸡，“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战”，八年时间，从两三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日寇投降，挥师北上，攻城略地，抢占 胜利果实，却轻飘飘地说别人下山来“摘桃子”；1957年，先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是言者 无不有罪，打右派55万，株连数百万，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有言，而且有行，那么什么是他们的“行”呢，因为言论本身也是 行，如此一来，言者无罪岂不成了行者无罪了吗？

1979年对右派进行“改正”，不是“平反”，结果是，99.98%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却还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需要很大的不要脸的勇气。

1989 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向人大报告说，在“动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 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明明是一次惨案，却轻飘飘地说这仅仅是是一次“风波”，如果这也算风波，那么死多少人才算惨案？

北大领导的流氓行为，比起这些，简直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其实，北大原可以不这样做，只要对闫桂勋说：“我们对干部管理不严，教育不够，不该动 手拉扯你，出手重了些，使你感到疼痛，向你道歉，”就完了，至于赔偿，少则3、5百，多则一、两千，就完了。北大会怎样？北大会获得一个好名声，不护短， 勇于认错，风格很高。只是个别干部打人，并不是北大书记或校长打人。由于思维惯性，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结果就是用一个更严重的错误， 掩盖一个比较小的错误。呜呼哀哉。

北大还拒绝给闫桂勋赔偿，理由是“没有依据”，我问“北大迫害闫桂勋有依据吗？为什么迫害人不要依据，赔偿就要依据了？”王天兵不说话了，隔了一会他又说：“北大没有迫害闫桂勋”！我问：“那白条是不是北大加的？”他不说话了。

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王天兵还有一点良知，他还敢说他的想法同那个X部长不同，这回他变“聪明”了，我的意思是他变狡猾了。这也是北大对他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教育，一种影响。北大就是这样教育人的。所以我说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

 

作者: 王书瑶，民主中国

党刊整版捧乔石 连发两文被指震慑周永康

【多维新闻】北京时间6月27日，中共党刊《人民日报》刊发署名“甄岩”的评论员文章《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学习《乔石谈民主与法制》，通过《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发布一事，对乔石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努力和贡献进行了总结和肯定。在6月25日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也刊登过司法部原副部长佘孟孝回忆乔石长文，被外界认为是经历薄熙来事件站队、陈光诚事件处置不力等事件影响后，中央对政法委工作不满，试图通过此种方式震慑周永康。

此前中共退休领导人如朱镕基、李鹏都曾发书，但是《人民日报》虽都有过报道，但是都未曾用整版予以刊登。

除此之外，6月25日，中共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刊发司法部原副部长佘孟孝长文，由《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而回忆乔石在主管政法委时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上的努力和成就。随着十八大不断临近，《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的高调出版再次吸引了舆论的眼球。再加上中共高层政治中薄、周以及中共政法机关在处理陈光诚、李旺阳事件中的种种表现，有关政法委职能被弱化，政法委书记或从常委中消失的传言也不断流传。对此有分析认为，鉴于近几年在种种案件中政法委频频干预司法，备受外界诟病，因此外界此次借乔石出书之际将政法委职能再次拎出重提，或暗示十八大后政法委在体制内的位置或职能可能发生大的变动。

乔石1993年3月起兼任中国人大委员长，主持修改宪法，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法律地位，在党内和民间形象良好。曾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田纪云2011年底曾在《南方周末》撰文纪念乔石，赞他坚持改革开放，工作严谨，以诚待人。而在大陆坊间也流传他曾被认为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后虽然一直未能“登顶”，但是依然在中国民间拥有一定的声誉。


(佑安 撰稿)

日媒八卦薄熙来：曾驾盗车撞死了一头驴

日本媒体6月26日以“毛孩子时代的薄熙来”为题，以类似于杂志八卦明星人物的手法描写了“红卫兵时代的薄熙来”。

据日本朝日新闻6月26日报道，1949年，就在毛主席向天安门广场前的群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个月前，薄熙来在当时的北平出生了。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中学时代就读于高干子弟集中的北京四中。

1966年，薄熙来在这所学校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未来的中国，我们来引领！”——据该校一名校友回忆，当时薄熙来和其他高干子弟就在教室里高喊着这一口号，兴奋得满脸通红。后来，薄熙来加入了红卫兵纠察队。为了批斗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等毛泽东的政治对手，他们还闯入了领导人的住处与办公室所在地——中南海。

但在第2年，薄熙来的父亲、时任副总理薄一波也遭到了批判，当他被红卫兵揪到北京工人体育馆接受群众批斗后，情况发生了剧变。据一名与薄家有深交的党员透露，薄熙来的母亲为了免遭迫害，曾计划逃往东南亚。然而，当她逃到广州时被当局逮捕，并且死于非命。

此后，薄熙来与其兄弟姐妹的行为变得更加嚣张无度，甚至在红卫兵中都十分惹眼。薄熙来在驾驶一辆偷来的汽车时撞死了一头驴，因而被逮捕，并被送往北京郊外农场的“强制劳动班”接受改造，住的地方如同带着铁栅栏的监狱。

白天薄熙来要干农活，太阳落山后还要上课学习毛泽东思想。曾被送往同一家农场的一名男性回忆道，当时薄熙来等人饥饿至极，看到从窗口飞进来的麻雀就你争我抢，抢到后拔掉毛就吃了下去。

和薄熙来的弟弟一起长大的原北京四中校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即使时代变了，我们的根基也不会改变。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孩子。”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薄熙来的命运也随之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机。

美国《外交政策》:“龙夫人”谷开来

多名能够阅览中共内部调查报告的党内人士6月25日爆料，目前薄熙来被软禁在中国北部的一处政府设施中接受调查。对于其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男性实业家以及非法积蓄财产一事，薄熙来称：“我毫不知情，也并未参与其中。”美国媒体6月26日刊登文章将谷开来比作“龙夫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权有钱的男人如果被一位漂亮的妻子占据了其权力，这样的女人被认为是“龙夫人”（dragon lady）。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6月26日刊登文章称，外界媒体一直将谷开来誉为“中共的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麦克白夫人”或者女皇。中国政治大戏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罢免之后，其妻子谷开来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互联网以及外国媒体一直猜测谷开来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死有密切关联。目前，谷开来已经承认谋害英国商人海伍德。

谷开来被认为2011年11月在重庆宾馆秘密谋害海伍德，随后未经验尸将其尸体火化。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因此事与薄熙来产生争执，逃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事件也被泄露。4月，中国官媒新华社承认谷开来因为海伍德谋杀案正在接受调查。同时，6月22日，日本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引用中共信息来源，称谷开来已经承认谋杀海伍德。

文章称，在中国历史上，“龙夫人”这一比喻被用在多位历史人物中，令人们再熟悉不过。一个成功的掌权者获得财富、权力与众多爱妻，但是因为其妻子而不断的扩大野心，最后其妻攫取了权力与财富。这是中国传统历史对女人的定义。中国历史上夏商周的妹喜、妲己以及褒姒均被认为是“红颜祸水”，甚至今天，这位“龙夫人”也被认为是搅乱中共内部的元凶。

文章追溯了中国唐朝女皇武则天，中国儒家历史学家将其描绘成淫乱之人以及佛教的腐蚀者。另一位很著名的“龙夫人”是清朝的慈禧，慈禧原来仅仅是皇帝的妾侍，但是最后则独掌大权。虽然，现在没有更多证据显示，慈禧比谷开来有更强烈的杀人倾向，但是现代媒体却从未停止过对慈禧疯狂野心的描述：电视剧的剧本中称慈禧为了在她死后保持她的遗产，因此蓄意谋杀了光绪帝。

中国历史上的“龙夫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嫁给一个男人，但是，之后的人生便执着于“王权”。宋美龄也是其中一例，她是蒋介石的妻子。在历史上，蒋介石被认为是政治阴谋家、自我欲望膨胀以及私生活不检点的人。众所周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式家族从战争中攫取了成千上百万的美元。这些金钱是美国原本打算用于援助战争的。

宋美龄当时非常看重美国共和党总统获选人维吉尔（Wendell Willkie），据说，宋美龄曾与维吉尔私通，这样“她可以统治东方，他可以掌握西方”。

文章称，另一位不得不提的“龙夫人”则是江青。这位前电影明星成为毛泽东的夫人后，可谓是飞扬跋扈。她分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政策，众多艺术家被逼迫致死。文化大革命后，江青被监禁，她狡辩称：“我就是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在中国，如果丈夫是政界人士，他们的妻子一般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中共高官的家人以及私事也很少曝光。也许是出于中国国内媒体对“龙夫人”生活现状三缄其口，因此中国民众普遍对于开放的、西方世界女性领袖予以更多关注，例如：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米歇尔（Michelle Obama）、布莱尔（Cherie Blair）。

尽管官方限制报道，性交易在中国大量存在，因为纵容凶残情妇的故事更是屡屡见报。毛泽东在1949年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并禁止缠足和纳妾，这成为了中国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但他从来没有根除中国根深蒂固讨厌妇女的现状。现在，在中国求职广告中，对于女性应聘者的身高、体重以及外貌仍有具体要求；同时，职场性骚扰、家庭暴力司空见惯，成功女性的地位仍然受到质疑。

文章最后称，当薄熙来倒台，他的政敌发现可以把薄熙来描述成“独裁者”，而他的妻子正符合中国历史“龙夫人”的描述。文章称，谷开来“肥皂剧”可以很好的分散注意力。她的种种传言不断刺激公众的视听，但一段时间以来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党内。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但是中国历史，是由一群沉默寡言的、对他们妻子即轻蔑又害怕的老男人们书写的。

电力争夺战：中国两任总理家族的生死博杀

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被海内外高调解读为温曲线表达政改意愿的信号。但知情人透露，温此举实有另番用意：借民间的“六四”记忆树立自己打击李鹏，为在已经开始的电力争夺战中抢得民意先手。

　　自中共改革以来，红色家族经30年运作，已成为左右中国政经大局的一股主要力量。中共高干家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瓜分和控制国家重要行业，如江泽民家族控制中国电信行业，曾庆红家族、周永康家族控制石油能源行业，李鹏家族控制了电力行业，朱镕基曾一度控制金融行业，温家宝家族控制了珠宝行业。

　　但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随着2002年开始的权力交替，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和朱镕基之子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而更为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始呼风唤雨。温云松和他旗下的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瓜分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金融时报》报道，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正在募集一档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将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据报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个，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5亿美元，先前曾参与提供资金的外国企业包括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掌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报道认为，温云松作为一个毫无资本运作丰富阅历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吸引国际资本的强势加入，正是因为他手中最重要的资本——其父，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中国总理温家宝。

　　以温云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党“红小兵”，完全不同于朱云来等上一代太子党，“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现在经济实力发生了改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 ，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知情人士透露，《金融时报》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但“红小兵”们的欲望远不止此，近年来连续的电力改革，正是温家宝争夺电力系统掌控权，觊觎和抢夺李鹏家族掌控下的电力行业的重要手段。现在温家宝与李鹏两大家族已经撕破脸皮，公然开战。

温家宝对电力蛋糕觊觎之久

　　李鹏家族掌控中国电力行业已非一日，这在中国已经算不得秘密。其子李小鹏，原是华能集团的老总，掌握华能集团多年。自2008年5月后离开华能，商而优则仕，转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10年6月又升任山西常务副省长，虽然离开电力，但仍然掌握着中国电力的上游命脉——煤炭。其女李小琳，也身为中国电力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

　　除家庭成员外，中国电力系统大大小小的部门、公司，都布满了李鹏的人马。凡数得上的各大电力公司的老总，都与李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温家宝对电力觊觎之心已久。他妻子张蓓莉已实际上掌握了中国的珠宝业，在国际珠宝业也有很高的地位，但这个行业在国民经营中无足轻重，总属微末，虽然可以换得盆满钵溢，家财数亿，但与煤炭、能源一类战略性行业相比，是典型的“边角余料”，难以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不掌握事关国计民生的命脉产业，在政治上话语权就不强，即上不得台面，又容易授人以柄，更易被人打压。于是温转而迅速插手金融，让自己的儿子，以私募的方式在命脉产业中打入一个楔子。并且借电力改革手段，在李家的地盘上打起了算盘。

　　这就是2010年2月初电力系统大调整的原因。知情人士讲，目前，中国电力行业正在迎来自2002年电改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人事变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李鹏人马。

　　知情人士讲，温对电力系统下手，真可谓高瞻远瞩，步步为营，杀法绝断，手段老道，端得是即稳又准还狠。与之相反，李鹏则节节败退，顾此失彼。

温氏阳谋：步步为营，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温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前期就铺排有方。自十六大上台后，温即策动电力改革。

　　首先是分而治之。2002年，温以“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为由，借反垄断推动电力改革。推行“厂网分开”，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电力资产按照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进行划分。发电环节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发电资产直接改组或重组为规模大致相当的5个全国性的独立发电公司。电网环节分别设立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下设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北5个区域电网公司。温为赢得电力行业精英的支持，强调上述新设公司或机构均普遍实行“一把手”管理制度。

　　虽然李鹏对电力行业一言九鼎，但这一改革得到了电力行业的普遍支持。一则，原来只一家国家电力公司，位置有限，李鹏手下全挤在那儿，得不到升迁，一旦有了宁当鸡头不为牛后的机会，谁不愿意？二则自原国家电力公司老总高严事败出逃后，李鹏深受打击，他也不愿意再犯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错误，也愿意让自己的手下人多占些山头，多些回旋的余地。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得同意。

　　这就为温分治电力行业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内部分权。实现第一步后，温在2007年开始逐步对电力行业进行人事调整。其时，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王炳华被调往刚刚挂牌成立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担任董事长；原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陆启洲接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2008年4月，国电集团原总经理、党组书记周大兵退休，朱永芃接任国电集团总经理，李庆奎任国电集团党组书记。

　　2008年7月，原国电集团副总经理李庆奎担任华电集团副总经理、党组书记一职；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乔保平调任国电集团担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职务。

　　2008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旭东接替尤权出任国家电监会主席。这王旭东也是一波三折的人物，原是“小木匠”李瑞环的人马。1993年由天津市委副书记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自此仕途转缓，一干就是7年。直到2000年，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李瑞环一下台，王旭东失去靠山，受政敌攻击被调查，被迫让出诸侯大位，转而到信息产业部降格使用，担任党组书记和副部长。因是内阁成员，有机会与温走得近，在向温表示了效忠之后，得到温的力保，终于摆脱困境，2003年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党组书记。2008年信息产业部改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后，温调任他担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秘密受命为温争夺电力天下服务。

　　在上述人事调整中，温以“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名义，推翻自己2002年“普遍实行‘一把手’管理制度”的承诺，通过国资委不再让各电力公司的“一把手”身兼多职，而更普遍地设立国企董事会制度，让董事长和总经理“分权”。进一步稀释李鹏马仔的权力。

　　电力高层换届调整的同时，温家宝也加强了对电力系统的审计。国家审计署重兵进驻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下属的18个网省公司，同时对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进行审计。这招杀威棒，使坐在金钱堆上的李鹏旧部人人胆寒。中共官僚，在看风向、排班站队上，个个聪明，于是一些见风使舵的人开始向温靠近。

　　嗅出异常的李鹏震怒，但此时已无人可靠。因为那些经他直接提拔的马仔也都年事已高，被逐步逼向二线，而那些奉行“县官不如现管”的电力新锐们更不把过气的李鹏太当回事，纷纷想尽办法向温示好表忠心。无奈之下，李鹏只好亲自出面，向温提出，要求李小鹏从政。其意是希望通过李小鹏向政坛高位进军，以保李家的未来。温果然同意，2008年6月2日，原华能集团党组书记兼总经理李小鹏告别了华能集团，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在华能集团的负责人调整之后，电力行业人事调整已经过半。紧接着温通过人事调整，兵不血刃地得到了华能集团，李家江山失去重要半壁。

　　再次是全面进攻。进入到2010年1月，温再一次吹响向电力行业进军的号角，对维持了近8年的电力企业格局，借新老交替之际进行电力“掌门人”大换班。此次调整主要集中在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其余主要的电力集团也多有涉及。

　　如，大唐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翟若愚正式退休，大唐集团副总经理刘顺达接任董事长职务；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陈进行调任大唐集团，担任总经理职务。南方电网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懋振退休，原总经理赵建国接任其董事长职务；大唐集团副总经理钟俊调任南方电网总经理职务。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飞，也调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任总经理一职。三峡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退休，原副总经理曹广晶升任三峡公司董事长。

温氏阴谋：收降纳叛，入股电力，边攻边固

　　与此同时，温又通过两手，将电力行业逐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收降纳叛，派出自己的人马掌控各大电力公司，二是通过儿子的私募基金入股电力，化公为私。

　　先说收降纳叛。比如，借几大国有电力公司大换血之际，温的马仔们纷纷抢滩。如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总裁刘振亚，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王帅廷，新任华能电力集团总裁曹培玺，新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陈飞、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一把手陆启州等人都先后离开原来的主子转投温家宝门下。其中又以刘振亚的风头最为强劲，据传马上将接任电监会主席。

　　关于刘振亚，后文还有详述，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刘振亚出身于山东电力系统。从技术员一步步“科技兴邦”到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山东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跃进。刘用手中资源投靠曾庆红，曾提拔他为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十六大曾退休前，刘振亚暗中即弃弱投强，转投到温家宝门下。其时温内心已在盘亘如何抢夺电力这块大蛋糕，当然乐得有人作内应，于是任命其为国家电网公司筹备组副组长，主管电力改革。一时在电力系统权倾朝野。因为替温家宝收降纳叛做了大量工作，温提拔他当上了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共十七大时又赏他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待遇。

　　在温的支持下，被称为“另一个三峡”的巨大昂贵工程特高压项目，在刘的主导下终于力排众议，一路绿灯开始启动。2009年首期投资即高达830亿元，成为温营造新电力势力的“新三峡工程”。

　　王帅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李鹏人马，他走上电力之路也是阴差阳错。王本是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后任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由于仕途多阻，1994年徐州成立华润电力有限公司后，他以徐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身份兼任华润总经理、党委书记，后来干脆辞去政府副秘书长职务，专心从商。当时在中国搞电力，不拜李鹏的码头是不行的，于是王千方百计向李家靠拢。但无奈华润刚起步，在中国电力行业中排不上号，李家也对他不冷不热，就算真心投靠，也顶多算个边缘性人物。2001年华润电力成立后，王任华润电力的总经理，7年只前进了一小步，而且只是名头比以前响亮了一些而已，可见其处境。电力改革一启动，王闻得风声知道温用人心切，于是拜温为主，成为温的马仔。现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正蓄势待发，成为华润（集团）总裁宋林的备胎。

　　曹培玺则是跟刘振亚一起投向温家宝的。曹培玺是刘振亚一手提拔起来的。1995年刘任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后，就把曹从山东青岛发电厂厂长提升为自己的助理，第二年就提曹为自己的副手。刘升迁至国家电力公司主管电力改革后，将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合并组建成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调曹担任该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06年又提曹担任华电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电力人事大调整，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原总裁李小鹏转任山西省副省长，本该由李小鹏的副手黄永达接任集团总裁，但在温授意、刘振亚的运作下，黄在集团对外发布代行集团董事长之职6个月后，转任集团书记虚职，将总经理之职拱手让给空降而来曹培玺。

　　陈飞虽然年轻，但在电力行业却资历颇深，也曾深得李鹏家族信任，一度担任三峡工程施工指挥部指挥长。但由于电力行业当时呈垄断状态，位置有限，像陈飞这样的电力新锐很难跻身上位，受到排挤。在被迫远走广西，担任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不久后，转而从政，挂职到云南，后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2002年电力大改革，经人推荐，作为李鹏电力势力边缘被排挤的人物，进入温的视线。正郁郁不得志的陈飞，突然得到天顾，于是感激涕零，表示誓死效忠温家宝。2003年12月温授意国资委，让其担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06年10月至2008年2月还兼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10年1月温向电力系统发起总攻后，受温重托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据知情人透露，陈飞还有另一个秘而不宣的使命，就是利用他担任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央企业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为温家寻找、建立和培养青年企业家团队，以确保温家宝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常久影响力，确保温氏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陆启洲也是个老电力了。出身于地方电力系统，最终以湖北省电力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身份，上调国家电力公司担任发输电运营部主任，主管发电和供电这个中心环节，对各大发电公司和电网情况了如指掌。刘振亚到国家电力公司后，两人结成同盟，在刘负责电力改革期间出力不少。刘到国家电网公司后，将其调入，任为副手。并通过刘得到温的赏识，2007年进一入高升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陆启洲这个人工作能力强，而且深谙官场之道，从不得罪上司，是个永远令上司放心的人物。他能到中电投，也是因为其前任王炳华的力荐。2001年9月陆就曾接替王炳华同志担任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营部主任的职务，现再次接替王炳华担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刘振亚为何总是屹立不倒呢？再说化公为私。说起这事儿，还得提刘振亚。这刘振亚何以得到温的信任呢?

　　知情人说，在李鹏家族全面掌控电力的时期，刘振亚实际上被视为电力的一个异数，因为他不仅不是李家的人，还与李家不对付，得罪过李小鹏和李鹏。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最终成了中国电力的柱梁，这中间的水可就深了。

　　2007年1月《财经》杂志曾曝光“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由两家民营企业受让91.6%股权”一事，民间资本以38亿要鲸吞700多亿的国家资产，一时间天下哗然，刘振亚首当其冲。有人爆料说，这笔交易的背后曾庆红家族、俞正声家族和王乐泉家族。但据知情人讲，其实只是曾家公子和温家儿子所为。原因是刘振亚即不想得罪旧主人，又想得到新主子的欢心，于是三人暗中操纵了这笔交易，无奈事关重大，眼红者众，走漏了风声，被捅了出来。

　　事败之后，中纪委介入调查。由于事关温云松，温家宝强力干涉，在全部事实基本查实的情况下，中纪委暂停了对刘振亚本人的调查，鲁能的私有化也停了下来。然而，据知情人讲，2009年一审计，鲁能资产却又少了两百亿，原来刘振亚既然不能够一次性“批发”，就干脆“零售”，这三年把鲁能的资产零零星星低价卖给了两位公子的多位代理人，以换得保护伞。中纪委震怒，欲再次对刘启动调查，但受阻于温，温竭力死保。同时温全力运作，欲将刘提拔为电监会主席，以突破中纪委的围剿。此事因为查有实据，温的死保引来中纪委很多人的不满，大家都是靠政绩吃饭，你保住一个，中纪委这边的政绩就少了一块。负责此案的中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是中纪委二把手何勇的嫡系人马。这让何勇十分恼怒，曾私底下气愤地誓言，一定要将刘振亚关入监狱。

　　但何勇的誓言也顶多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怨言，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他，十八大肯定要下台，届时温的人马掌控中纪委，刘振亚终会逃出此劫不说，那些得罪了温家的何勇旧部，也将面临被清洗的危险。

　　另外，据知情人透露，刘振亚还傍上了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刘与贺，从渊源上看，本应是政敌。因为贺国强是李鹏的人马，而刘振亚在在电力公司老总高严的问题上，说了高严很多坏事，有一些涉及到李小鹏，得罪了李鹏家族。为了向贺国强示好，刘振亚正主动提出要调贺的弟弟贺锡强担任自己的副手。贺锡强1959年生，先后担任湘潭电业局局长、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华东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上海市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现任华东电网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有了贺国强这个靠山，中纪委再想动刘振亚，就更困难了。

温云松私募基金大举入股电力项目

　　除了刘振亚这一支，温还亲自上阵，为儿子抢夺电力及新能源冲锋陷阵。一方面，温让自己的马仔，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担任能源局局长。张1944年出生，按理早该退休，但温不顾别人反对，强行让他超期服役，就是要让张扶温公子一马。温通过张国宝，让温云松入股大唐电力的煤化工项目，未来上市套利也在数亿之巨。另一方面，温亲自担任新设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一职。而这个职务此前舆论普遍认为是由副总理李克强担任。海外评论认为，“这个底牌一揭，国内媒体的颂歌之中，也普遍暗含对于权力游戏的惊叹”。凤凰网评论认为，“国家能源委员会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这是江泽民当政时，一直想抓在自己手里却没有抓到的。如今温家宝举重若轻，以区区的能源名义，就实际上掌控了国家安全的大权，温以实际行动为自己的“世界权力第一人”做了最好的注脚。

　　在温主导下，温云松的私募基金频频斩获大单，如先后入股大唐国际在内蒙古赤峰和大连华锐的风电项目等等。其中大唐赤峰克什克腾旗大黑山风电厂首批风机2007年12月并网发电，成功并入东北电网。大连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1403MW，行业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七；2009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510MW，行业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三。

　　温家宝的欲望远不止此。知情人称，新天域还欲收购中国银行（国际）51%的股权，但遭到中银国际董事长肖钢的拒绝。看来，在争夺到电力蛋糕之后，金融业成为温家宝要吸引消化的另一个战略性行业。

电力行业在温手中，或可会演化为中国多党民主制的资本

　　知情人称，温时常畅谈政治改革，明言普世价值，还撰文纪念耀邦，很多人因此认为温是个民主改革派。其实，温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保守派，就是个投机性极强的人。三个性格迥异的总书记，他都服侍得他们极为舒服，就连帮派心里很强的江泽民，也被温哄得团团转，扶持他当总理。这样一个大内宦官性质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主义，理念，唯一的信念就是怎么能当官就怎么做，怎么能获取最大利益就怎么干。如果形势倒退，要他当金正日，他绝不推辞。如果民主大势昭然，要他登高一呼，甚至组党竞争当中国新国父，他也一定会干。

　　他既可能是叶利钦，也可能是亚纳耶夫（苏联819政变头头，被推为代总统），但他绝对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既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坚定的信念，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

　　知情人称，此番电力大战，或许会结出另一类果实，假使电力行业到了温家手中，或许以温云松为代表的新一代“海归太子党”，会将这部分资源，运用到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中。因为温云松才30多岁，比起前代太子党仗恃父辈闹革命打天下的资本，身披革命出身的“根红苗正”，温云松他们这代人，少年留洋，身心俱受民主洗礼，继承的却是民主的“根红苗正”，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若用这些资源为中国的多党制培根养基，也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

作者：秦汉 旁观中南海系列
06 Sep 2010

泛华网：国电集团涉薄熙来谷开来案

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谷开来在2011年由李鹏之女李小琳任董事长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组建国电重庆分公司时非法获取个人利益。目前国电集团正受到薄熙来谷开来专案组的调查。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是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全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成立于2002年12月，是经国务院同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企业。截至2010年底，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可控装机容量 9531万千瓦，资产总额5224亿元，产业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控制煤炭资源量140亿吨，年煤炭产量4700万吨；新能源发展独具特色，风电装机亚 洲第一、世界第四，是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国电集团先前在渝仅有60万千瓦燃煤机组在运。通过薄熙来的关系，国电获得了几个能源项目，并于2011年5月与重庆市政府组建国电重庆分公司；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重庆市投资200亿元，重点用于加强风电、水电、生物等发电新能源的开发等。重庆市在该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是副市长童小平。2011年，重庆面临电力紧缺的矛盾，全市电力保障的压力剧增。为此，重庆需要加快建设一批电源项目。按规划，“十二五” 期间重庆市将新开工一系列火电、水电、风电及生物质能发电项目。预计到“十二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容量将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2200 万千瓦，以满足全市的电力需求。

根据重庆市政府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协议内容，“十二五”期间，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将在重庆开发建设火电项目，在石柱、奉节、酉阳等开发风电项目，在忠县开建4×35万千瓦天然气发电项目，在合川、万州和奉节等地建设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项目，建设大型节能环保绿色电站，参与重庆市煤炭等相关产业的开发等。也因此，国电集团在薄熙来的“五个重庆”的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的调查重点是薄熙来谷开来的个人利益是如何参与到重庆市与国电的交易中的，尤其是谷开来在重庆市并没有任何官方职位。目前调查仍然处于秘密阶段，但中央已经明确调查范围，即便国电集团在组建过程中有严重违纪行为，也只追究涉事个人的责任。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在今年5月23日参观第十五届渝洽会国电集团展厅时，对国电集团的整体工作作出了肯定。

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国电集团目前组织了相当的网络人力资源，对网络上任何负面消息进行封杀。

泛华网首发

人民日报整版刊文：学习《乔石谈民主与法制》

    核心提示：人民日报今日整版刊文《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学习<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称《乔石谈 民主与法制》一书出版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文章提到，在“积极推进民主进程”部分，“乔石特别指出，我们过去对法制讲得比较多，对民主讲得比 较少一些。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一讲民主就怕麻烦。他说，我始终认为，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出版了。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
   
    乔石同志1982—1998年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央政治 局委员，第十三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本书选入了乔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有关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讲话、报告、谈 话、文章共102篇，书中还收录了一些照片和题词。收入本书的文稿，绝大部分系第一次公开发表，是研究这一时期我国民主法制建设难得的珍贵文献史料。
   
    本书分上下两集。上集（1985年9月至1992年12月）主要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政法工作，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依法管理社会，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社会安定，促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下集（1992年12月至1998年2月）着重谈修订和贯彻实施宪法，维护 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加强经济立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 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倡廉反腐，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本书虽系谈民主与法制，但涉及的领域和方面 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对许多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
   
    一、加强政法部门建设，健全法制机构。乔石1985年7月接替陈丕显主管政法工作，恰值改革开放起步的艰难阶段。面临的是“文化大 革命”后社会治安问题异常严重、犯罪分子气焰十分嚣张的局面。而公、检、法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彻底砸烂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恢复，有 经验的领导骨干大都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这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面临的社会治安状况很不适应。
   
    乔石首先抓政法部门领导班子的建设，按照中央规定的干部“四化”原则加强配备。他认为做党政领导工作，就是要有组织领导能力，要有真才实学，有没 有大学文凭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真正具有做领导工作必须的知识。选拔领导干部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不仅要考虑现在，还要考虑到20世纪末，甚至21世 纪，这就要培养一代新人。培养新人要严格挑选，认真考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锻炼成长，一茬接一茬地搞下去。乔石选配政法部门领导班子时特别强调三条：一是 政治上强。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要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动态，政治上要敏锐，能主动积极地发现问题，抓住工作重 点。二是业务上要精。不仅要精通有关政策、法律和本职业务，而且要懂一点经济建设和科技知识，要逐渐积累一些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知识和经验。三是作风上 硬。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国家法律；廉洁奉公，办事公正，顾全大局，能够同兄弟部门主动搞好团结 合作；对队伍中的问题敢抓敢管，绝不护短。他说，要根据干部的“四化”标准和上述条件考核领导班子，选拔领导干部，特别是要选好第一把手。
   
    经过调整，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知识结构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对新的领导班子，乔石强调要以身作则，锐意改革，大力加强政法工作的改革，大胆创新，把机关建设好，领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1988年7月，乔石讲到合理调整现有的警力时，提出要组建一支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动力量，要逐步装备一些非杀伤性警械，以备必要时统一调动使用，做到一旦有事，临阵不乱，处置及时、得当。
   
    鉴于违反党纪者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管，违反国法者有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管，而违反政纪者却没有一个专司监察职能的机关管的情况，乔石代表国务院 于1986年11月向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设立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的方案》并作了说明。议案通过后，乔石又亲自指导筹建工作。1987年7月，国务院 监察部正式成立，这就弥补了国家行政体制的一个缺陷，使法制机构更加健全。
   
    二、进一步明确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任务。乔石指出，政法部门是国家的法治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安定的特殊任务，对社会治安好 坏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法保护党的事业、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条 件，是政法机关的基本职能。保持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始终是政法战线的头等任务。
   
    乔石说，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法工作要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更自觉、更主动地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对一切有利 于改革开放，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要依法加以保护和支持；对一切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要依法加以反对和限制；对一切破坏改革 开放，破坏民主与法制、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要依法加以打击和制裁，不能丝毫放松。依法打击一切犯罪活动、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必须大力强化依法保护 人民合法权益的职能，强化依法管理社会、保障正常社会秩序的职能，强化依法维持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总之，要认真研究解决政法工作中的新问 题，积极探索，开拓进取，不断有所创造，更好地肩负起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乔石一再反复强调要完成好这一使命，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并提出要在加强的前提下改善，在改善的过程中加强的原则。
   
    乔石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方针，并率先垂范加以贯彻执行。他分管全国政法工作恰值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的困难阶段。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突 然一开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刑事犯罪活动和社会治安问题增多，一时社会秩序显得有些乱。有人就利用改革带来大量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 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消极影响而把治安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使改革开放特别是办经济特区的政策面临要不要搞下去，还能不能搞下去的 挑战。在这关键的时刻，刚刚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不久的乔石，于1985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相继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和上海、天津两市，一边对社会 治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一边指导对那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查禁，对带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霸头的犯罪活动予以坚决的打击和惩处。针对当时有人对特区建设持 否定态度，乔石在广东特别强调指出，“特区工作不能减弱。要总结经验，一定要下决心把特区办好，非搞好不可，搞好特区不会犯错误。我不相信特区政策搞不下 去，更不会走投无路。”这些在今天听来很平常，可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话语，使广东的领导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和支持，明确了方向，增强了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
   
    三、高度重视全面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乔石一向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全面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他说，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是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政法队伍必须是一支纯洁精干、忠诚可靠、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纪律严明、作 风过硬、秉公执法的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
   
    乔石指出，我们这支队伍是属于党的，是属于国家的，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党和 政府、人民赋予政法部门相当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必须用以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群众养育了我们，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起强烈的保护人民的观念，决不能有任何 的特权思想，决不能在人民群众面前耍威风，更不能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政法干警是人民的卫士，自己要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要有那种旧警察的作风，动不动 在老百姓面前扬威耀武，或者采取粗暴野蛮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不能让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侵蚀到政法队伍内部来。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如果脱离了人民群 众甚至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是极端危险的。要充分发挥政法干警维护人民利益的作用，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条件。要发扬人民警察爱人 民的优良传统，每时每刻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多办好事，办实事，使人民群众对我们有一种亲近感，觉得有依靠。同时秉公执 法，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使坏人见了害怕。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高大形象，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队伍。
   
    乔石说，我们的政法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富于奉献精神，竭尽全力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积极的贡献。在肯定主流的同时，他指出，对存在的组织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 估计。目前，在一些单位和少数干警中玩忽职守、乱处滥罚、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腐化堕落还比较严重，有的甚至掩护乃至参与犯罪团伙的活动或为犯罪分子说情 或搞伪证，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令人触目惊心。此外，群众反映我们的一些执法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些干警执法中存在一种对群众“冷、硬、 横”的错误态度。乔石要求，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执法犯法的，必须痛下决心，严加整治，该法办的必须绳之以法，毫不含糊，决不护短，决不养痈遗患；对有些 不适合在政法部门工作的，要尽早调离，另作安排；官僚主义作风和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必须迅速改正，切实做到文明执勤，礼貌待人。否则将直接影响党与群众的 联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对政法队伍的从严治理，乔石强调领导要以身作则，切实改进作风；要建立起严格的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绝不让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侵蚀到政法队伍中来，以保证队伍的纯洁性。
   
    四、不断开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路。乔石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即大力倡导探索和研究新时期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新问题，并身体力行。 1981—1984年，中央在批转有关社会治安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全党全社会对社会治安要进行综合治理。乔石分管政法工作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创性 地进行了深入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拓，逐步形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体系。1986年他就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是一项教育人、 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他的想法逐步形成了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件，经中央批准后形成一整套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 推行并建立了全国自上而下完整的综合治理组织领导体系，成为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好形式，成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 径。其关键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负其责，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 教育的等多种手段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强调一手抓预防，一手抓打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各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 抓好基层工作。
   
    乔石特别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强调综合治理，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但是重头还在政法 部门，责任丝毫不减轻。各政法部门必须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包括依法进行“严打”。同时政法部门还要在动员全社会维护治安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党 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作用，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组织和联系工作，推动群防群治工作的开展。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乔石强调抓好三个重要环节：
   
    （一）教育，包括理想道德教育、安定团结教育和法制教育，以增强群众的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本来就缺乏法制传统，又经过了 “无法无天”的“文革”的严重破坏，加上教育的失误，影响了一两代青年。如果青少年不在我们党领导下教育好，我们国家是有危险的。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高度 重视。把我们的后一代后两代教育好，这是百年大计。要把法制教育和理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法制宣传是加强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普及法律常识是个历史的 创举，是一件宏大的社会工程。通过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人人都懂法、守法、用法，人人都依法办事，自觉地运用法律来规范和约 束自己的行为，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
   
    （二）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乔石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矛盾比较多，潜伏着许多不安定因素，要及时和正确地处理社会矛盾和调解民间纠纷，保障社会安 定。为此，各级党政领导要密切掌握社会动向和注意了解群众的思想动向，主动与群众对话，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生活，主动做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工作，努力 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争取不发生或少发生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稳定。对于各种突发事件的苗头，决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防范、及时制止，防患于 未然。要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事态扩大，不要搞得很紧张，动不动就动用警察。在调查清楚并取得确凿证据后，再根据性质依法处理，防止定性不准，处理 不当而留下“后遗症”。
   
    （三）搞好劳改劳教工作。乔石说，这是根据我国特点创造的一种把罪犯和犯有轻微罪行的人员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办法。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改造对象和任务也有了不同，要研究新形势下产生犯罪的原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劳改劳教人员的思想状况和变化规律，增 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真正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教育、改造、挽救过来。为此，乔石提出，要把劳改劳教场所逐步办成既是教育又是通过强制劳动改造他们 的思想恶习的特殊学校。从事劳改劳教工作的干警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灵魂工程师。只有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把他们的恶习矫正过来。 特别是对失足青少年，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拉他们一把，尽全力把他们教育、挽救过来。还要研究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教育安置问题，发动全社会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防止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对这些人要妥善安置，接茬帮教，教会一技之长，掌握就业本领。社会不要歧视他们。
   
    在实践中，乔石深感要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尤其是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就必须使之纳入法制轨道，从法律上保证综合治理的措 施得到落实。1989年1月，他指示相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1991年1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综合治理工作迈上了新台 阶。这次会议总结了这些年来探索开拓的基本经验，明确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3月2日，分别作出了《关 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规范的形式使综合治理有了组织、制度保障。3月2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乔石担任第一任主任。
   
    五、修订和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 方向。当年10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写进了党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1月决 定成立以乔石为组长的宪法修改小组，草拟宪法修正案。距来年全国人大八届大会仅有三个月时间，乔石领导的宪法修改小组经过紧张的工作，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 内容的初步方案。经中央原则同意后，下发征求各地方、各部门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及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意见。最后，由中共中央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主要是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农村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宪法序言中“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删除了“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是一件具有 深远意义的大事。
   
    乔石一向强调，法律的实施同立法同等重要。贯彻实施宪法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和使命。为了行使好宪法赋予的各项职权，乔石任委 员长后，大力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自身组织和制度建设，制订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能够担负起宪 法赋予的各项职权的工作机关，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乔石指出，立法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也是专门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专门委员会和常 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更多地牵头组织专家学者起草法律，对有关部门的起草法律工作进行协调和督促，这就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经济法规是由国务院各部门起草的历 史。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就起草了36件法律，这就突破了过去人大立法工作主要是审议、通过国务院各部门起草的法律的被动状 态，使人大的立法工作大为加快，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的决定草案129件，通过118件。这样的立法速度和规模，在人大历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
   
    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另一个职责是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乔石一再强调，要把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放到与立法同等重要的地位。人大及其常 委会首先要把宪法实施的责任承担起来。要把监督和保证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他指出，目前保证宪法实施的 具体制度还不健全，一些违反宪法的现象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公民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贯彻实施宪法关 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都要以宪法为最高准则，大家都依 法办事。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
   
    乔石特别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是维护社会稳定、实行国家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
   
    六、加强经济立法，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的五年是我国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转换的关键时刻。乔石出任委员长后，在第一次常委会议上即提出，常委会要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尽快制定一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 的法律。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完备的法律规范和保障，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无所遵循，就必然出现混乱。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要比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那就更需要法律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
   
    1993年3月31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乔石就提出要力争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任务。他说，这是一项紧 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要靠我们自己摸索，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框架，同样没有现成的模式，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靠自己探索。他指出，当前急需出台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和健全社会 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以改革 的精神对待和解决立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他确立了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方针和原则：第一，立法要同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把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还必须充分认识到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应当通过法律来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的 发展，依靠国家力量排除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阻力，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制定法律后行动，尽量避免立法工作 滞后于改革需要的状况。第二，局部利益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起草法律一定要从全局出发，从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避免不适当强调局部的利益和权力。 第三，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要加强对我国各方面实际和现在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及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使之 不断完善。对于国外特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状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他们走过的弯路，也值得我们借鉴。有些 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第四，地方人大立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重要补充。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紧制定有关市场 经济的地方性法规，特别是一些改革开放搞得比较早的地方，积累的经验比较多，应当先行一步，成为经济立法工作的试验区，为制定法律提供经验。另外，各地发 展不平衡，法律不可能把各种情况都规定进去。地方可以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实施细则。第五，更好地发挥专家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 会工作机构可以更多地牵头组织专家学者起草法律，也可以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第六，加快立法工作的同时，注重提高立法质量。拟定条文要尽可能明确、具 体、便于操作，又要符合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和效率的原则，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注意法律之间的衔接和配套。制定法 律还要注意同国外有关法律和国际惯例相衔接，以利于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在这一正确的方针原则指导下，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工作的进展是顺利的，成果是显著的。八届人大五年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方 面的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在规范市场主体方面制订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在确立市场行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广告法、拍卖法、担保法、保险法、仲裁法等法律和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在加强宏 观调控方面制订了预算法、审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等法律，并对统计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进行了修改；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制订了劳动 法、破产法等法律。这样，市场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都有了最基本的法律和法规，为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法制条件和保证，使我国经济立法滞后的状况 有了明显改观，初步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
   
    七、积极推进民主进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乔石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乔石在抓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强调并阐发小平同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论断。他 说，民主和法制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兴旺， 国家机关有人民支持才有力量。人民群众越是关心国家大事，越是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就越有利于我们国家事业的兴盛发达。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 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改革和建设是群众自己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加、热情支持和共同努力，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同样应当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要使两者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这样才能 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乔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说到底是人民当家作主。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内容。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和法律对 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利和受教育等基本权利和自由作出了广泛的规定。为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我们一定要依据宪 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群众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创造条件，开辟途径。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重视经济立法的同时，始终十分重视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的立法。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制订和修订了民法通则、刑法、刑事诉讼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为了保障特殊群体 合法权益，制订了归侨侨眷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特别是通过立法建立了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制度，这 是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迈出的新步伐。
   
    乔石强调，我们必须把小平同志1978年说过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 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话作为我们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始终不渝地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重要 的任务。乔石说，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民主必须同加强法制结合起来，没有法制作保证，民主也不可能搞好。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民主又不是你想怎么样就 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人人都按自己的准则来行事，整个社会就乱套了。因此，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就要有一些制度和法律规定民主的 程序、民主的规则，大家都按制度和规则行事。乔石还指出，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轨道有秩序地进行。我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而且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人治思想和习惯影响很深，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这对民主法制建设干扰很大。因此，建 设民主法制国家我们可能比其他国家困难更多，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将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但是不能畏难而退，而是要下更大决心，坚定不移地排除这方面的阻 力，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乔石还指出，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有益的东西，但绝不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政治模式。必须划清社 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乔石还特别指出，我们过去对法制讲得比较多，对民主讲得比较少一些。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一讲民主就怕麻烦。他说，我始终认 为，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建国前28年的斗争，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有时甚至很残酷，牺牲了几千万人，我们党一直高举 起民主的旗帜。现在我们党执政了，更应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根本任务，与经济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按照制度 化、法律化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使民主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可以 建设起来。
   
    八、强化监督，加强廉政建设。乔石指出，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败、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严格防止和坚决反对腐败。必须充分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要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乔石说，经济要繁荣，干部要清廉。绝不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以权谋私”是与共产党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 的，这种腐败现象危害极大。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廉洁的，违法犯罪的只是极少数。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在党政机关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 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情况， 致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腐败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不仅危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而且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和国家的声誉。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关于腐败的发生和治理，乔石指出，缺乏制约的权力很容易产生腐败，现在有许多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监督造成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导 干部不受监督必然要出问题。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解决腐败问题既要治标又要治 本，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根本的是加强立法，把惩治腐败纳入到法制轨道，为惩治腐败分子提供法律依据。运用法律的力量，坚决禁止和严 格防范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严格执法作为解决廉政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开展反腐败斗争，也必须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已经制定的法律、 法规。同时还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为更有力地惩治腐败提供法律依据。
   
    总之，廉政建设，根本解决腐败问题，最重要的是靠法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行政监察部门要严肃执法，不徇私情，不受任何干扰，认真查处大案要 案，坚决惩治腐败。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纠正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抓出 成效，取信于民，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乔石指出，监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制约，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也是一种服务。不仅需要立法，而且需要建立起对权力强有力的有效的制约和监 督机制体系。他说，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有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党组织的纪律检查监督，有政府的行政监察监督，有检察 机关的法律监督，有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民主监督，还有新闻舆论监督，等等。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 各种监督都需要加强。要把这些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八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 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使执法监督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本书还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香港基本法，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和积极开展议会外交等都有精当论述。
   
    本书语言平实，思想深刻，思维缜密，展现了乔石同志的风范。本书的出版发行，对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甄岩
   
    人民日报版面截图
    

    《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封面
    

中央政法委：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积累很好经验

    来源: 新华网
   
     昨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在京听取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一行工作汇报。朱明国就近年来广东政法工作主要情况和去年以 来省委省政府妥善处置乌坎事件、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展“三打两建”等重点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了汇报。王乐泉指出，广东政法机关特别是 在处理先发问题、多发问题等方面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如近几年在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妥善处置乌坎事件、有效化解劳动纠纷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从总体 上看，广东近年来的政法工作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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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寄望粤政法部门推进创新社会管理
   
    中新网北京6月26日电 (索有为 奚婉婷 蔡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26日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一行的工作汇报。王乐泉称，希望广东政法部门积极探 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路子、新举措，推进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尤其要做好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工作。
   
    据了解，朱明国就近年来广东政法工作主要情况和去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妥善处置乌坎事件、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展“三打两建”等重点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了汇报。
   
    王乐泉指出，广东政法机关在处理先发问题、多发问题等方面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如近几年在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妥善处置乌坎事件、有效化解劳动纠纷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王乐泉强调，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面临的问题复杂，面临的共性问题一点不少，还面临特殊性、先发性的特殊问题，因此广东维护稳定的工作任务艰巨繁重。
   
    王乐泉要求广东政法部门充分认识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路子、新举措；推进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尤其要 做好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工作；要创新工作思路，认真排查，分类指导，鼓励先进，督促后进，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等官员出席汇报会。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省委副秘书长刘日知及省委政法委、省直政法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汇报会。

強迫墮胎事件 陜西處分多名官員

陜西省安康市昨日通報對鎮坪縣懷孕7個月的孕婦馮建梅強迫墮胎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副縣長被記大過，縣人口計生局局長和鎮長被撤職。

新華社引述安康市政府調查稱，鎮坪縣曾家鎮政府的做法違反了國家及陜西省相關規定，違背當事人意願，工作方法粗暴，充分暴露了一些基層幹部依法行政觀念不強，執行政策水準低，影響惡劣，教訓深刻。

當 局決定對鎮坪縣政府分管計生工作的副縣長于延媚行政記大過；撤銷鎮坪縣人口計生局局長江能海職務；撤銷曾家鎮黨委副書記、鎮長陳抨印職務；對鎮人 大主席袁昌勤、鎮紀委書記龍春來黨內嚴重警告；對鎮幹部張學松和縣醫院院長潘益山行政記大過；責成鎮坪縣政府按照相關政策規定給予馮建梅生活補助，協助其 解決家庭困難。

香港 明報

陳維明：平反六四說法不正確

明鏡記者柯宇倩／隨著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旅居美國的中國雕塑家陳維明確實感覺到，在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時，阻力也越來越強，但他對《明鏡》表 示，如今中國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連官員都寧可背負叛國投敵的罪名，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在這樣一個變革的前夕推動民主女神像，是很好的時機。

來自中國杭州的雕塑家陳維明，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6月中，《明鏡》記者趁著陳維明到紐約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之際，專訪到這位長年推動中國民主的藝術家。

陳維明對《明鏡》坦言，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前一段時間確實讓他有種推動紀念“六四”運動和民主化越來越困難的感覺。“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快速發展，好像讓世界感到意外，但現在給世界的更大意外，是中共高官也要投奔西方，像王立軍一樣。”

陳維明認為，中國大陸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中共官員完全知道這個政權的恐怖，他們知道如何把人“被失蹤”、“被自殺”，相對來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這樣的危險中，因此甘冒背負叛國投敵如此大罪名的風險，也要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

“六四”23週年之際，曾傳出中共或有意平反“六四”的消息，陳維明對《明鏡》表示，其實“平反”的說法不正確，因為中共執政沒有法理依據，一個合法的政 權應該是人民選出來的，所以它的平反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劊子手怎麼可以給受害者平反？他們是罪人，沒有資格為六四平反，只有劊子手被送上法庭的時候，才 是正義得到伸張的時候。”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陳維明（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香港民眾對中國人認同感創新低

香港特派員李春／香港報導

香港回歸中國將近十五年，但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卻創下新低，自稱是「香港人」則創回歸以來新高。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這項民調顯示，香港巿民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大幅下跌至一九九九年有該項調查以來新低。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香港市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評分為八點一一分，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感為六點九九分。

此外，若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二元對立比較，香港巿民中，無論是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要高，大約有廿八至卅八個百分點的差距。

以整體樣本計，巿民自稱為「香港人」或「廣義香港人」（包括「香港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比率，都上升至九七回歸以來的新高。

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表示，卅歲以下受訪者，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評分，過去半年急瀉，需要正視。

他說，綜合各種測試顯示，香港巿民最認同「香港人」的身分，然後是一系列的文化認同，包括「中華民族一分子」、「亞洲人」、「世界公民」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的認同程度，就相對低於其他身分認同。



台灣 聯合報

處理群眾事件應創新社會體制

李凡

　用一種協商和談判的辦法解決政府和基層群眾之間的衝突，而代替用高壓的辦法讓社會強行接受政府的政策，是中國大陸解決日益發展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根本 辦法。大陸政府的政策思路必須改變。廣東在解決烏坎的問題上，誠然如其所說，他們沒有創新，只是回歸了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的思路。但是實際上廣東的回歸不 是一個簡單的回歸，而是有創新的理念在裡邊的。這裡邊和廣東去年提出的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有關，這個改革將從今年7月1日起具體實行。

　地方政府改變思維

　在各地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許多地方政府不敢和社會對話，不願意協商，也根本不想承認自己在處理社會事件中的錯誤，而是一味用打壓的辦法解決問 題。就是在這樣社會矛盾衝突不斷加大的背景下，中央出現了進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想法，廣東是最早提出具體創新辦法的地方。按照廣東的做法，所謂的創新社 會管理體制，就是用讓社會組織起來，積極介入各種公共事務，積極參與一些有關的各種活動，開啟一個政府和社會之間用協商、參與、討論、監督等辦法的新的管 理體制，代替過去以命令行政手段為主導的管理辦法。其中，如何化解群體性事件，是考驗創新社會管理的關鍵之一。

　廣東的探索是中國各地探索用民主法治的辦法逐步解決社會和政府衝突的思路中的一部分。從對大陸各地的情況瞭解來看，創新的探索是有許多的。浙江地區多為 採用改革人大並用人大和公眾進行對話。例如溫嶺的以啟動人大為基礎的公共預算改革、溫州的代表在線和樂清的人大廣場活動，都是以改革基層人大為主來進行的 建立社會和國家對話機制的改革。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目前政府和群眾直接面對面是發生在基層，例如農村的縣和鄉、城市的區和街道。他們執行中央和省級政府的政策，但是也往往曲解上級政策 為己用，社會公眾要找政府解決問題也是和這些直接管轄他們的政府打交道，這些基層的政府如何對待群眾，他們和社會的關係成了解決中國社會衝突最主要的地 方。從現實來看，社會對政府的不滿也基本上都是對這些基層政府的不滿，在他們眼裡一些基層政府貪污、腐敗、欺負老百姓、搶奪老百姓的財產等等，因此才不斷 產生群體性事件。

　基層人大應起作用

　中國在基層的許多政治制度結構是國際上所沒有的，例如中國的基層人大是中國的一種特有的基層政治制度。在許多國家，有基層民意代表機構的並不多。因此在 推動他們的基層民主的時候，就需要創造一種民意代表。中國的縣鄉兩級都有人民代表大會。但是我們的這些地方人大卻並沒有好好地利用：一是人大代表事實上不 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二是中國政府害怕人大監督政府的運作，而讓人大處於「冷凍」狀態，一年開一次會，一次會開半天。這樣的人大結構無法在基層的治理中起 到任何作用。

　就人大的民意代表實質來講，是可以在基層的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尤其是在解決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上，在和政府進行溝通、談判、協商、公眾參與以及推動加 強法治、政府公開的作用，它要比普通社會組織更具民意。放開基層人大的權力，在基層人大體制上進行創新性的改革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思路。

　（作者為大陸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


台灣 中國時報

美研究称甲型H1N1流感致死人数远高于公布数据

    来源: 新华网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26日在《柳叶刀·传染病》杂志发表报告说，在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间，甲型H1N1流感可能造成约15．17万至57．55万人死亡，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确诊死亡人数的8倍至31倍。
   
    世卫组织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那期间，甲型H1N1流感确诊死亡人数达到1．85万。但世卫组织曾表示，由于部分甲型H1N1流感死者并未纳入医疗系统的统计，且流感病毒不一定在所有死者体内都能检测出来，因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在新研究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根据12个具代表性国家中由独立机构收集的医疗数据，推算了这些地区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人数； 此外，还收集了当地因呼吸道疾病死亡的人数。他们将这些数据汇总并建立数学模型后，重新估算全球因甲型H1N1流感死亡的人数。
   
    研究人员的估算结果显示，不但总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原先公布数字，而且59％的甲型H1N1流感死者分布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并且80％的死者属于65岁以下人群。
   
    但研究人员也表示，尽管甲型H1N1流感病毒具有一定致命性，但总体上仍属于比较温和的流感病毒。
   
    2009年3月，墨西哥发现了首个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种病毒是由4类禽流感和猪流感病毒“杂交”而成的新毒株，可在人际间传播。此后这种病毒在部分国家引发了疫情。

惩罚朝鲜发射火箭 中国对朝粮援骤减到了1万吨

    (腾讯网) 　朝鲜自今年4月以来持续干旱，造成粮食严重短缺，自今春以来已有2万人被饿死。与此同时，韩国媒体称，中国6月将原计划的10万吨的对朝粮援骤减到了1万吨，这无疑给朝鲜“火上浇油”。舆论称，中国此举是为了惩罚朝鲜发射火箭的举措。
    
     韩国媒体称，今年6月，中国政府将原计划10万吨的对朝粮食援助减少到了1万吨。朝鲜消息灵通人士表示：“今年是金正恩上任的第一年，因此有较强的象征意 义。而且，朝鲜干旱导致粮食严重紧缺。但中国一直在推托提供粮食援助。”朝鲜猜测，“因为朝鲜不顾中国的强烈要求，一意孤行地在4月发射了远程导弹，所以 中国在采取报复措施”。 
   
     　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一直对朝鲜进行针对性的各项援助，其中主要为粮食石油，还有生产资料等物资。但是具体规模和数量却不得而知。西方国家也一直认为正是 中国这些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助长了朝鲜同美韩对抗的气焰，同时也是朝鲜强硬的资本。所以在美韩看来，从中国援朝物资的规模增减或许可以看出中朝关系的微妙 变化。
   
     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24日，熟悉朝鲜事务的消息灵通人士表示：“中国商务部和朝鲜政府每年都会讨论援助产品目录，数量、时期等，但基本上都是10万 吨粮食、50万吨石油，以及价值2,000万美元的朝鲜所需物资。”去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9万吨粮食、50万吨石油，每年都有一些小小的波动。消息人士 表示：“定期援助同长期贷款或现货交换没有任何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援助。”
   
     　韩国媒体报道称，据中国海关统计，从2008年至2011年，朝鲜从中国购买的粮食从12.5万吨增加到35.6万吨，有大幅上涨趋势。奇怪的是，今年 6月，中国政府将原计划10万吨的粮食援助减少到了1万吨。而且是在朝鲜国内面临严重旱灾的时候，不怪乎韩国媒体做出中国有意报复的猜测。不过，中国即便 对朝鲜无视劝告发射卫星行为有意见，就非要在粮食援助问题上做文章吗?
   
     　从后果看，朝鲜这次失败的卫星实验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和策略形成的负面影响很大，日本因此实现了反导系统的重新调整布防，借监视朝鲜之由将间谍监视船和驱 逐舰派驻黄海。韩国借机发展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驻韩美军借机提升和增加武器级别、数量。美日韩三国首次在家门口的黄海公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分析认 为，中国把现在黄海和东北亚的恶劣局面全部归罪与朝鲜，并用朝鲜急需的粮食援助做惩罚手段，不论是为了报复朝鲜还是取悦美日韩，都是不理智和幼稚的。
   
     大幅削减粮食援助，倒霉的还是朝鲜百姓，而朝鲜政府会如何丑化中国的行为则可想而知。因此而取悦美日韩也不会有丝毫效果，美日韩澳日趋成型的亚洲小北约模式的发展，不会因为中国对朝鲜的惩罚而停下脚步。
   
     　当然警示朝鲜，并让朝鲜考虑中国的感受行事也是中国必须做的，否则朝鲜的率意而为屡屡打乱中国的整体战略的现象还会继续发生。朝鲜一边让百姓饿肚子，一边推行劳民伤财的先军政治，还要中国为其民生买单，这本身就是可笑的。
   
     　但多数人认为，粮食的制裁效果有限。中国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若中国过分对朝鲜施压，有可能会有大量朝鲜人越境。虽然中国在推托提供粮食援助，但同时也 在密切关注朝鲜的粮食储备情况。”分析称，中国应该削减对朝无偿粮食援助份额，增加对朝鲜的议价粮食出口，这样既可以保证朝鲜的粮食供应问题，又可以逼朝 鲜政府将好高骛远的太空计划的经费用到国计民生当中来，同时可以避免朝鲜继续给中国的东北亚和整体世界战略找麻烦。
   
     报道还指出，今年，因为朝鲜有重返六方会谈的迹象，中国原本计划提供最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但是，朝鲜于3月16日宣布要发射远程导弹，在中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在4月13日发射了导弹。

外媒披露：薄熙来前妻不想离 老爸出面搞定

日本《朝日新闻》近日连载「红色的党」，大曝太子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靠爸」崛起、胁迫前妻离婚等往事，以及对前总书记江泽民极尽谄媚之能事。
   
    　　报导引述薄家亲友说法，指薄熙来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苦尽甘来回到北京一家金属厂工作，结识同事李丹宇，她是前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女儿，两人之后结婚生子，这段期间，薄进北大念书、后进中国社科院。
   
    　　后来夫妇关系恶化，薄熙来要求离婚，李丹宇不同意，薄父薄一波请人传话到李家说：「熙来是我子女中最优秀的，希望能随他的意，同意离婚」。
   
    　　《朝日新闻》引述传话人的话说，当时李雪峰还没复职，薄一波呛声说：「你能不能复职就看我出不出力了!」李雪峰气得涨红脸，后来还是同意离婚。
   
    　　《朝日新闻》系列报导从一九九九年八月江泽民视察大连拉开帷幕，当时江为了照顾恩人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出任市长，亲自视察大连十天，薄熙来当时无视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下令市公安局在江泽民一行住宿的酒店、汽车内，装上德制窃听器。
   
    　　薄从窃听得知，江泽民对于大连市区矗立近廿米高的「华表」，不快地对随行人员说：「有必要搞得这么高大吗?」薄熙来得此讯息，见猎心喜，尽管 八○年代已规定禁止制作现任领导人肖像画，他还是找人在市府大楼外挂起巨幅江泽民画像，在到访第十天，江泽民在刻意放慢的座驾中，看到自己巨幅画像，频频 回首张望。
   
    　　薄熙来礼数周到，连江的随员秘书、司机，每人都获得八万元人民币的「土产品」。果然，个把月后，中共中央就宣布撤换于学祥，任命薄熙来接任市委书记。

    来源：中国时报
    

      

中国在通胀和硬着陆之间左右为难

中

国决策者是否已开始担心他们挤压泡沫的力度太大了点？

中国央行周末意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普遍观点认为，在通货膨胀压力开始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开始降温的背景下，央行此举是为了在过去半年压缩信贷之后再次提高信贷量。

前 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Gavyn Davies在《金融时报》(FT)博客中汇编的中国关键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出现硬着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工业增加值，该数据已接近2008 年低点。Davies认为，中国政府将通过货币和财政两方面的努力再次拉动经济增长、避免出现硬着陆。

中国4月份的贸易数据也明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大幅放缓。中国4月进口额同比仅上升0.3%，而3月份为上升5.3%；出口同比升幅则从3月的8.9%降至4.9%。中国3月出现近期最大的贸易逆差。

独立观察家已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6%-7%，而中国政府的目标区间一般是在8%-10%。

也 许你对中国官方数据持怀疑态度，但还有很多其他令人忧虑的迹象。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原料供应国，近年来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因此该 国经济的表现已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值得注意的是，澳元兑美元汇率自3月以来已累计下跌了大约10%。另外，被当作中国经济增长风向标的主要工业金属 －－铜的价格也已跌至4个月低点。

 当然，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已开始减弱，经济学家认为这将使中国央行拥有放松货币政策的足够空间。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同比上升3.4%，位于中国央行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食品价格涨幅仍在7%，而对于许多最贫困的人口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正是食品价格。

经济学家、资深中国观察家谢国忠(Andy Xie)最近在《财新》杂志发表的专栏文章中称，货币刺激政策已失去了刺激增长的有效性，但对引发通胀还是相当有效的。

放松货币政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会促使中国经济内部长久失衡。实际深度负利率实际上已将家庭财富转移至业界。这种金融压制的做法迫使中国人以超高价格购置房产，并使国有企业经营者以及控制土地分配的官员积聚了财富。

再次吹起房地产泡沫可能会消解大量投资房地产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普遍怨恨。但问题是，政策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目前的库存水平很高，而价格仍远远超过薪资可负担的水平，即便放松限制政策，房价能否再度走高也很难说。

房地产市场有自己的价格趋势，惯性也相当大。一旦房价开始上涨，就很难停下；而一旦开始下跌，也很难止住。

正如美国决策者所言，当房价正在下跌却仍不便宜时，很难说服人们购置房产，即便有廉价、宽松的信贷环境。只有通货膨胀预期会促使人们投入房地产市场。但在中国，通货膨胀上升会给最贫困的人口带来痛苦，因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Alen Mattich

洛桑森格：自焚者的遗言是渴望自由

    西藏流亡政治领袖洛桑森格周二表示，接二连三的自焚事件是受压迫和绝望的民众发出的强烈信号。
   
    
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赤巴洛桑森格
   
    (德国之声中文网) 于2011年4月当选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赤巴的哈佛学者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表示，他希望北京今年的领导层换届能够给西藏带来新的前景。
   
    自2011年3月以来，已有超过30名藏人在中国自焚，以抗议中国政府的宗教和文化压制。
   
    43岁的洛桑森格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向《悉尼先驱晨报》表示，这意味着，那里的形势不堪忍受。"这不单是绝望之举，也是政治上的举动。和平的抗议、集会不被允许。他们所留下的遗言始终是，他们渴望自由。"
   
    
“他们渴望自由”
   
    就在上周，两名藏人在青海玉树自焚，一人当场身亡，另一人严重受伤。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之后寺院为死者举行的遗体火化仪式受到军警的严厉控制。被烧伤藏人的妻子等多人被当局拘捕。
   
    中国政府指责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煽动自焚，策划分裂。北京坚称在经济投资的支持下，藏人的生活如今得到改善。
   
    洛桑森格在澳大利亚国家媒体俱乐部的发言中作出上述表态。他说，2008年拉萨的反政府骚乱是自焚事件的起因。"从那以后，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作出积极和自由的回应，而是很不幸地进一步打压。"
   
    "军警在拉萨的街头巡逻，把达赖喇嘛'妖魔化'的运动加强。公然抨击自己所尊敬的人，去践踏他的照片，说他的坏话，假如是你，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洛桑森格说，2008年拉萨的反政府骚乱是自焚事件的起因
   
    洛桑森格说，这就是藏人采取自焚这种极端做法的原因。他说："我们多次请求他们，不要采取极端的做法，但是他们仍然继续这样做。"
   
    尽管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始终持强硬立场，但这位流亡总理说，新一届领导层或许可以产生新的变化，他对此抱有希望。"从过去50年的经验来看，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保持乐观，但是作为人，我仍对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领导层抱有希望。"
   
    不过，习近平此前的表态似乎已冲淡对中国领导层改变路线的希望。去年习近平曾在一次发言中表示，要"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
   
    来源：法新社等 编译：苗子
    责编：李鱼

流亡西藏官方与非官方组织联合纪念“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前政治犯组织星期二（6月26日）联合举行“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纪念活动，通过图片展、演讲、话剧表演等向民众介绍境内藏人，特别是政治犯在中国当局的高压政策下，所遭受的酷刑折磨。
   
    

    Photo: RFA
    图片：“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达兰萨拉纪念活动主讲人介绍西藏境内酷刑状况（记者丹珍拍摄）
   
    6月26日是纪念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援助酷刑受害者小组和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 动”于当晚5点到8点联合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校举行纪念活动，共300多人参加活动表达了声援。活动场内还挂有自焚与受酷刑藏人，以及酷刑用具等的图 片，引起在场人士关注。
   
    活动主办方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秘书长索南曲培、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副主席李科先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达瓦次仁发表演说，向民众介绍活动目的和境内藏区狱中政治犯受酷刑经历。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秘书长索南曲培发言时对受难藏人表达声援，呼吁世界领导人让幸存的酷刑受害者得到医疗康复权利。

    “今天是‘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这给藏人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以向所有酷刑受害者和幸存者致敬，并进行声援。‘酷刑’是由职权行使 者广泛地对他人施加折磨，使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和伤害。这种行为已构成国际法规定的‘危害人类罪’。每年有超过10万人在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接 受治疗，但仍有更多人则无法得到医治。因此，我们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允许酷刑受害者享有正常的医疗康复权利。”
   
    

    图片：纪念活动一侧的酷刑图片展（记者丹珍拍摄）
   
    九•十•三运动副主席李科先表示，幸存的酷刑受害者正是主要的见证人，可以让世人了解酷刑施行者的残暴行径。
   
    “就西藏而言，目前整个藏区就有1000多人关押在中共监狱中，而国际上也有很多人正遭受着酷刑折磨，这些幸存的受害者所讲述的亲身受虐经历，向 世人揭发了那 些实施酷刑的独裁者所犯下的罪行，让世人了解到他们的残暴手段。藏人在各种罪名下遭受苦难，整个西藏成为被遮蔽的大监狱，因此我们肩负着为受难同胞换回自 由的重任。”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达瓦次仁介绍了他本人和其他藏人政治犯曾在西藏的监狱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的经历；并指出，在中国红旗下长大的年轻藏人已成为争取自由与人权的先锋者，让中国当局无法用所谓“藏人享有幸福”的这种宣传谎言，继续蒙骗国际社会。
   
    演讲结束后，一批曾在中共监狱中服刑过的流亡前政治犯组成的话剧表演队向民众表演了藏人从街头呼喊口号示威、遭军警毒打后拘捕、被审讯、遭判刑，以及在狱中被强制接受军训时遭殴打等的过程，令不少在场民众泪流满面。
   
    九• 十•三运动秘书长岗拉姆在活动结束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大家都知道，暴政者对人民的压迫和虐待还没有结束，所以说被大家称为‘和平与自由的二十一世 纪’中，对人类的酷刑和暴力还是继续存在着。西藏境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1人自焚。所以说，我们联合举行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能唤醒大家的共鸣跟认知，以 及责任感，不要忘记受苦受难同胞的真实处境。”
   
    

    图片：达兰萨拉僧俗藏民和支持者在纪念活动上观看藏人受虐话剧（记者丹珍拍摄）
   
    岗拉姆表示，一位生长在印度的年轻藏人看完话剧后称赞九•十•三运动的这一活动令人深受启发。
   
    “在西藏流亡社区长大的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过来跟我说，‘你们的表演和今天的酷刑日过得很有意义。你们这个政治犯团体的作为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因 为这能启发人，让人真实地感受到，这不是口头上、表面上的形式，实际上你们就是真正忍受过中共政府残酷的酷刑下流亡出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所以，他说 他的感受非常深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发自印度达兰萨拉的采访报道。

朝鲜向中国大量输送美女？丹东成朝鲜美女窝

有两条好消息，朝鲜将有12万劳动者前往中国以赚取外汇，这些人除了丹东之外，还将分批前往中国东北三省其它一些城市就业。再有就是朝鲜终于改变政策改革开放从美女开始鼓励她们嫁外国富商。不过要先交5万美元。

打开互联网去搜索，像什么朝鲜美女入侵丹东，丹东已成了朝鲜美女中国第一城大本营的说法还真不少。不信您就去看一看，眼见为实，咱中国就属丹东朝鲜美女多，而且还不少是妙龄女二八红颜柳眉窈窕小细腰，美得你，好男人谁不想金屋藏娇。

咱中国有钱人挺多，想找朝鲜美女的也不会少。过去有千金散尽救风尘赎妓女，今天花上点银子娶上个朝鲜美女不也是帮人家脱贫致富抗美援朝。嘿，美国鬼子都会叫好，去丹东，咱也要把朝鲜美女找。

去朝鲜挑美女，不把牢，把钱一交心直跳，人家的地盘上，谁不怕吃亏上当。想嫌钱为啥不去和朝鲜当局达成个共同开发的协议，在丹东建个合资的“朝鲜美女婚介所”，你管批发，我来零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