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打破信息封锁改变朝鲜

    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说，华盛顿正在努力打破朝鲜的“信息封锁”，这种封锁使该国政府得以掩盖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实施愚民政策。
    
    美国的朝鲜人权特使罗伯特•金星期四表示，在这个被严格控制的共产党国家结束媒体隔绝是鼓励积极改革的基础之一。
   
    罗伯特•金在首尔一个论坛上告诉记者，美国政府将继续向朝鲜播出新闻和其他信息。朝鲜人几乎无法上网而且严格限制手机使用。
    
    他说，朝鲜仍然是“最极端的与世隔绝的例子”，平壤的信息控制是它较少听到国际抗议声的原因之一。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朝鲜人权问题特使罗伯特.金3月6日在北京与朝鲜官员会谈后返回酒店

美国之音等驻华记者签证问题将提交美中最高层面

    （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星期三作了题为《转型期的世界航向》的演讲。在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提到美国之音等外国媒体无法获得中国政府记者签证的问题，并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中共的最高层。
   
     有听众提出问题说：“最近有一名美籍记者在中国的签证被吊销，因此不得不离开中国。此外，我还了解到另有几家美国报刊、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的记者无法获得 中国签证。与此同时，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的人数却有很大增长。目前CCTV已经在向美国进行英语广播。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要依靠公正 的新闻媒体来获悉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措施？ 为什么我们不用对等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我们提出拒绝给中国记者发放签证，直到他们允许美国记者到中国去？”
   
    对美中记者不对等的问题，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回答说：“就美国记者和其他记者享有对等的在中国境内自由报道机会的问题，我们认为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在最高层面被提及，同时也将继续被提及，而且不仅仅是作为个案，而是一个总体的更大的问题被提出来。”
   
    坎贝尔说：“一般来讲，我认为我们制度所享有的自由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的主要目标将会是不仅仅在双边情形下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正在发生的 不仅是可能对美国记者加以更多的限制，坦白而言，这也涉及其他国家的记者。因此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在今后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确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严重问题。”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２０１１年曾提出《中国媒体对等法案》。今年由于半岛电视台英文记者陈嘉韵被迫离开中国从而使得这个法案在美国国会重新受到重视。

博讯独家：挪威前首相来华被拒，或引起连锁反弹

     挪威前首相邦德维克被中国驻挪威使馆拒签，情况极为罕见，据说是与诺贝尔和平奖有关。这些年，中国一方面敞开大门吸纳国外政要与商人，使用各种方法把他们 “基辛格化”，一边拿中共的钱与好处，一边在国际上为北京政权充当说客。另外一方面，却对那些对中共政权稍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实行禁入令，早就引起了国 际社会不满。但像这次，拒签一个前国家首相，还是第一次。中共可能意识到一边豢养基辛格们一边拒绝持不同意见的外国人入境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想扩大战 果。也有认为北京这次是冲昏了头，玩过了界。
   
     一位负责对华人社区工作的驻扎洛杉矶的FBI高级探员说，北京实在是走得太过了，他个人掌握的资料就显示，北京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与情人在洛杉矶成群结队， 购买豪宅，花天酒地，几乎把中国的钱都转移过来了。他说，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竟然空运中国女大学生到美国供他淫乐，说是美国缺少处女学生，不好玩。这 位探员说，中共一方面限制外国人入境，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家属与子女送到西方国家，享受西方的自由与法治。西方国家碍于立国理念，无法对他们怎么样。但 他表示，他个人也许顾不了那么多，他说，外交部的两个发言人都通过关系送自己的亲属到美国，他都掌握的资料，他们都有黑钱输送到西方。这位FBI高级探员 的中文虽然不好，但他手下有六位华人探员，他们平时收集了不少华人移民的资料，尤其是与北京高级官员有关的。据他说，平时政治正确的薄熙来，与外国人勾结 最广泛，为了转移资产，甚至连美国的黑社会与犯罪分子都有联系。

    西方国家碍于公民人权，一直对任何入境的人实行人权政策，对他们基本上没有政治监控，更无打击报复，这一点中国一些愚民与愤青可能不清楚，但中共 高官都非常清楚，他们利用西方的弱点，也就是民主自由的优点，一方面充分享受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一方面却又对西方的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禁入的措施。这 些不是一天两天了，但这位探员表示，这种情况或会因为挪威首相被拒绝入境而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藏人拘押期间致死并非个案

在四川藏区，一名藏人僧侣在拘留所关押期间遭警察殴打致死。警方逮捕他的理由是这名僧侣涉嫌散发和张贴反政府传单。与此同时，当局正大范围驱赶非拉萨本地的外来藏人。

据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周四（6月14日）的报道称，这名32岁的藏人僧侣是在5月底被警方拘押的。他被控在四川省政府建筑大楼外张贴和散发要求西藏 独立的传单。几天后，警方在通知家属其被逮捕的消息时，这名僧侣已经死亡。德新社的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当局是上月底，在四川康区的新龙县强行逮捕的这 名叫嘎旺（Khawang）的藏人。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援引一名来自新龙县流亡印度的藏人耶喜·桑波（Yeshe Sangpo）的话称，"警方在逮捕藏人嘎旺后，曾试图强迫其供认罪行。"

藏族女作家唯色也向德国之声证实了嘎旺在拘留所死亡的消息，并表示类似嘎旺这样的"事例"在四川藏区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康区和临近的甘孜地区。

"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是个案。这些藏人被抓之后，根本没有接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对待。遭受酷刑和被打死的事件屡有发生。"

唯色表示，外界很难了解藏区内的真实情况，这种被打死、被自杀的现象在当地是非常严重的。她举例说，

"像紧挨着新龙县的甘孜县那里，我去过好几次。甘孜县从08年、09年到去年，都一直有藏人用撒传单和喊口号的方式抗议中共的打压。这些藏人甚至知道这样做会被抓，但是他们还是会去抗议。"

仅 在这位藏人女作家2009年1月到3月的实地采访中，甘孜县就有60多个藏人被捕。拘捕的理由都是因为喊口号和撒传单。唯色说，这样的情况当地平均每几天 就会发生一次。去年的5月到7月，在甘孜县同样也有70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藏人在缺少任何公正司法审理的情况下被判刑。

缺证藏人遭"清理"

最 近，鉴于一系列自焚抗议活动的发生，中共再次加大对藏人的打压和控制。上周，中国当局宣布将继续限制外国游客个人前往西藏旅游。此外，6月13日西藏之声 还报道，中共近期加强管制措施中涉及规模最大的是：驱赶在拉萨的安多和康区藏人，所有拉萨地区的藏人必须具备"五类证件"，缺少一种便会遭到"清理"。

实 际上这样的"清理"活动早在2008年所谓的"3.14"之前就发生过。唯色说，当时，中共当局下令，驱逐在拉萨三大寺学习佛经的外来藏区僧人。非拉萨本 地藏人被硬性规定要出示种类繁多的证明才能留下，否则将被迫返回原住地。几年前的那次驱赶活动后，发生了大规模藏人抗议活动。

唯色对记者透露，近期持续升温的清理和打压活动，与今年5月底再次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不无关系。据唯色了解，"目前，已有数以千计的外地藏人遭拘押后，被强行遣返回老家。"

作者：严严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印度逮捕八名被误认为中国间谍的台湾人

印度警察13日在北部喜马偕尔邦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逮捕了八名台湾人，指控他们逾期滞留，并没收了他们携带的30万卢比、3千美金、国际银行卡及中国的手机 卡。这些人一开始被认为是中国人，后来德里警方证实他们来自台湾，他们会在审讯后被驱逐出境。13日的逮捕行动中，有数目不详的华人逃离了现场。这一逮捕 事件提升了印度当局对越来越多的华人出现在印度的担忧。


正前往英国的达赖喇嘛在离开印度机场时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只是说对此毫不知情。位于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门声明这些台湾人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并不构成威胁，但印度情报部门表示他们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障达赖喇嘛的安全。

印 度中央情报部门在半年前获悉，由锡金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刚嘎仁波切兴建的寺庙工地里，有一批非法居留的中国人从事泥瓦工、木工、油漆工和电工等职业，他们于 13日晚间搜查了距离达兰萨拉93公里处的这间兴建中的寺庙。《印度快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强调，不久前达赖喇嘛指控中国情报部门正训练藏人妇女图谋给他 下毒。

印度内政部官员说，到明天的审讯结束前，无法判定这些人逾期滞留在印度的动机。《印度快报》说中国大使馆表示如果被逮捕的人提出要求，他们将愿意提供领事保护。


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人民议会会址
RFI-Chine


法广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燭光悼旺陽 「還有很多旺陽活在黑暗」

六月悲傷

【本報訊】燭海照亮雨後中環，淚水滲着良知與悲憤，灌溉一息尚存的自由花。六四鐵漢李旺陽逝世一周，寃情仍未昭雪。1,500人昨晚在中環參加追思會，怨中共，哭旺陽。手持燭光的市民異口同聲，呼籲國家主席胡錦濤「拿出良心」。發起全球聯署的內地維權人士北風警告，若果中央再不公開旺陽案情，港人的悲憤情緒勢必延續至7.1大遊行。

內地維權人士北風昨晚表示，陳光誠委託友人參與「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聯署，並留言：「人命關天，事情到了這種公然毀滅證據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作吧！禽獸不如！」

記者：白琳　馬志剛　林俊謙

六月飛霜，天與地，幾多的心裏還在落淚？昨晚7時，地上雨水未乾，剛下班的白領帶着鮮花匆匆趕至，點點燭光逐漸鋪滿皇后像廣場。市民在追思會開首重溫旺陽生前接受有線電視訪問的片段，然後默哀一分鐘，啜泣聲劃破寂靜。

「每個人都有權知道真相」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致辭，怒轟邵陽地方官員禽獸不如，中央以維穩之名縱容惡行簡直喪心病狂，市民隨即舉起燭光，重複高叫「喪心病狂！」、「殺人政權可恥！」、「還旺陽公道！」等口號，六四燭光集會歌曲《自由花》和《民主會戰勝歸來》，再次在中環響起。

一張張愁容，盡是似曾相識的面孔。六四維園集會、中聯辦萬人大遊行，大家都在，昨晚又在中環重聚。多名市民向本報表示，每逢關於六四與李旺陽的示威集會，他們都盡量出席，不討回公道不罷休。任職教師的區小姐為中國感到無奈和悲哀，驚覺內地仍然停留在「包青天」年代，「人權可以咁樣被踐踏，咁冇天理。人在做，天在看。希望胡錦濤憑良心做事」。社工黃小姐偕四個輕度弱智人士來追思會，「雖然佢哋智力比較低，但都覺得單案好多疑點。希望政府官員同胡錦濤講，我哋每個人都有權知道真相」。

自從李旺陽「被自殺」，瑪麗醫院醫護人員朱先生心裏疑問一直未解，「我想問胡錦濤，為中國好嘅人點解要坐監？一班貪腐嘅人點解喺官場享受緊？我真係唔明，呢個世界唔應該係咁」。他說會參加往後的遊行集會，不但為六四烈士和李旺陽，也為香港，「如果唔企出來，咁冇公義嘅事可能會喺香港發生」。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指，相信中聯辦萬人遊行，加上千人追思會，梁振英及中央必定深明港人立場，促請梁回應民意，把聯署簽名轉交胡錦濤，「特首唔單止反映，仲有責任表態」。港區人大也不應只去信中央，而是上京向領導人直接陳情。支聯會預告，7.1將以行動向胡錦濤表達平反六四及徹查旺陽之死。

「還有很多旺陽活在黑暗」

在追思會為旺陽誦詩的北風表示，昨天氣不穩仍有1,500人出席，反映港人仍未對旺陽寃死釋懷，「這件事挑戰很多人的底線，港人情緒沒有得到釋放。湖南當局應該盡快公佈案情，釋除公眾疑慮，否則此情緒只會延續到7.1大遊行」。

出席追思會的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表示，一個旺陽死了，還有很多旺陽活在黑暗之中，因六四受盡中共折磨卻無人知曉，新聞工作者有責任報道真相。她又寄語旺陽：「一路好走，自由長伴，民主在望。」


香港  蘋果日報



死不瞑目的李旺陽沉寃待雪，昨晚出席悼念集會的市民傷感落淚。黎樹雄攝



李旺陽逝世一周，死因仍未真相大白。

长江流域旱涝急转 中共专家承认人祸

    (新京报) 专家称长江流域性“旱涝急转”史上罕见，不少地方水利设施老化，自然植被蓄水能力差。
   
     本月初，长江中下游部分旱区遭遇连续暴雨，并引发洪灾，农田受淹，房屋倒塌。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生态专家称，“旱涝急转”作为一种极端天气现象，与全球变暖大环境有关。
    
    10余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6月3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迎来了较强降雨过程。鄱阳湖、洞庭湖水系主要河流水位普遍上涨，赣、湘、黔、闽等省份有1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气象专家介绍说，长江中下游过去也发生过“旱涝急转”现象，其程度没有这次的剧烈，短时间内这么多地区由望天“喊”渴到暴雨成灾，可谓历史上罕见。
   
    江西省防办负责人证实，过去这一区域“旱涝急转”范围较小，大多发生在伏秋旱之后，涝灾也不大。这次“旱涝急转”涉及整个流域性范围，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
   
    湖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正洪认为，“旱涝急转”是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现象之一。
   
    长江地区不少水利设施老化
   
    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出了多方面的警示。
   
    一是流域水资源调控难度较大，需要统筹解决。资料显示，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2400多座。这些水库和电站分布在不同的河段和行政区域，管理部门各不相同。
   
    二是不少地方水利设施老化。湖北阳新县水利局副局长刘道荣说：“全县七成以上的小塘堰、小水库、小涵闸等小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大旱来了，发挥不了蓄水灌溉效益；强降水来了，淤塞的小塘堰不能满负荷蓄水，带病运行的小水库更不敢多蓄水。”
   
    三是自然植被蓄水能力弱。江西省山江湖办副主任鄢帮有分析说，一些河流流域留不住水，作为生态屏障的流域植被质量低下也是原因之一。他说，一些省份的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但主要是马尾松，树下灌木植被少，因而森林蓄水能力很弱。

李旺阳签名超过一万二千 中共当局发出禁令

     来源：参与 作者：赵云
   
     （参与2012年6月14日讯）截至6月14日22时00分，“关于要求严肃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紧急呼吁”联署已经获得12200人签名。据发起者北风 统计：“截止至6月14日22时00分，线上联署人数12200！“关于要求严肃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紧急呼吁”联署，请点击： http://t.co/izgREpDZ 。”
   
    对于签名活动，中共当局不仅对连署进行攻击，在网络上提交大量的虚假连署，而且还发出禁止媒体报道禁令。“对湖南邵阳李旺阳死亡事件及境外反应，各媒体一律不采访、报道和评论，也不转载境外媒体和网上相关信息。”
   
    此外，中共当局还加大对李旺阳亲友的控制力度。著名维权人士王译发出信息说：“紧急信息：因李旺阳先生遇害一事，湖南方面继续加大对李先生亲友的攻击力度，刚才收到邵阳新宁罗茜的信息，他被当局强制带去了广西，请转发”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讯时评：政法委“维稳”让港人为李旺阳站出来

     笔者见证了香港万人大游行，为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民运人士伸冤。李旺阳20多年如一日，为低层争人权，为中国争民主，为此坐牢，被折磨到身体残废而不能自 理。李旺阳只是许许多多中国争人权争民主正义之士的缩影，他没有显赫的头衔，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名气，香港之前恐怕没有几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当这位身体 不能自理的残疾人据说自己把自己吊死在窗栏上的照片传到香港后，港人震怒了。笔者有幸见证了港人走上街头的场景，在笔者的印象中，香港人为一位素不相识的 大陆人走上街头，发出万人怒吼，还真没有几次，而这一次的规模足足让人感动到落泪。

    

     经过这么多年的维稳，经过这两年维稳办以维稳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侵害大陆民众的人权，尤其是茉莉花后大肆抓人，大陆已经没有多少人敢站出来了，就在这个时 候，港人终于站了出来。李旺阳事件在香港曝光后，湖南政法委请示中央政法委后，向各地政法委下达密令，禁止任何维权人士踏进湖南境内，要把李旺阳“自杀” 的消息封锁到无人知晓。当然这只是政法委这些年干下的伤天害理的事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政法委这些年打着维稳的旗帜，不但成了“第二中央”，而且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中共中央，外界有所不知的是，连石油的巨大利润竟然 都是由维稳办与政法委在暗中保驾护航的。直到最近政法委的权力被稍微压缩，油价才第一次降到了三年前的水平。维稳办也以维稳的名义介入到各地的经济活动 中，福建、广东、北京的公安国保多次以维稳名义介入公司纠纷，打压没有向他们交钱的生意人，常常向工厂主收保护费，作为打压被工厂主欺压的民工的条件，这 种行为已经到了猖狂的程度。广东乌坎事件之所以出现了政府与维办不同调的场景，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负责公安维稳的两位官员在香港收了相关商人一大笔钱财，因 此才积极对付村民，甚至连汪洋与朱明国的智识也违抗。最近中央纪委在国家安全部的配合下，已经获得了一些证据，并正在深入调查。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6月12日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汇报会上再次强调，为十八大的召开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坚持不懈抓紧抓好政 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政法干警要做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然而，在全国各地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的事件都是政法委直接领导下的，有人解读政法委书记的讲话是向中央靠拢，可以目前政法委与维稳办的劣迹 与名声来看，这其实是要把胡温的前途与胡温的命运绑架在一起。历史给胡温的时间已经不多，如何处理薄熙来在考验着他们的政治智慧。日本记者透露他采访薄熙 来时，薄熙来坚定地说，他会东山再起的。
   
    与他坚定声音相比，在两会记者会上慷慨激昂的温家宝总理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向何处去，又到了关键的时刻，十八大逼 近，中共如果不拿出新思维，展现新的魄力，这次黑箱操作而窃取政权的常委与委员们，恐怕会亲眼见证到民众如何埋葬这个制度与这个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姜维平：薄熙来翻不了案

北京新闻界消息人士说，尽管有一些人通过日本小报等海外媒体散布假新闻，但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中央主要领导人意见一致，空前团结，薄熙来翻不了案，也不会软着陆，他将被“双开”和重判，这不仅是因为他多年以来贪腐枉法问题十分严重，而且因为四面树敌，积怨太深，只要阶段性地公布他和谷开来的罪行，以前封网和强奸媒体编织的谎言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将在近期与读者见面的惊人内幕，会撩起精彩演员薄熙来的面纱，他是中共历史上已暴露的最大贪官，裸官，也是最具欺骗性的政治演员。他及其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倒台有助于胡温习李联手开启政改新程。

军队已抛弃了薄熙来

前一段时间，以成都军区为重点的部队内部确有一些思想混乱，过去在经济上得到薄熙来输送利益的某些军头，曾受到中南海高层调查，有迹象显示，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阮某可能是畏罪自杀，并非官媒所言因病去世，有熟悉军内生态的人士说，贪腐之风已侵蚀军队，令中南海高层忧虑，既使他不是非正常死亡，原本年事已高，听到不利自己的风声，心中有鬼，担惊受怕，也会猝死，总之，有相当一批过去与薄熙来明来暗往的军头，慌恐紧张，纷纷倒向，乱了方寸，但不论如何，随着江泽民政治影响力逐渐势微，胡锦涛和习近平连手，已牢牢地控制了军队，本月23日，他们一起会见北京军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阵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参加会见。这中间至少有三人与薄熙来有旧，梁光烈曾出席了去年秋天由薄熙来牵头搞的军事演习，徐才厚和吴胜利上个世纪在大连与薄熙来过从甚密，这次他们集体亮相，并接受胡锦涛提出的所谓“坚决听党指挥”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说明他们已经跟风倒向。不管是发之内心，还是虚情假意，反正表面上，军队从地方到中央都归顺了胡习，表明他们都一致地抛弃了野心膨胀的薄熙来，他将被“双开”后移交司法机关，不是判不判刑的问题，而是该不该依法处死的问题。总之，没有悬念。

两代核心一个准则

北京新闻界消息人士说，拿下薄熙来，不仅胡温非常坚决，而且习李也如释重负，胡小心谨慎，温思想开明，他们思想性格有所不同，但对薄熙来的负面印象，从无分歧；习近平宽容憨厚，李克强精明干练，他们行事风格也略有不同，但对力阻薄熙来入常却意见一致，中南海高层一致认为，没人能领导薄熙来，凡是与薄熙来共事过的各级领导大都对他的个性张扬，独断专行，厚黑枉法，贪财好色印象深刻，比如，在金县，和陈美良斗，和唐启舜顶牛；在大连和曹伯纯斗，和于学祥不睦；在沈阳与闻世震斗，和陈正高翻脸；在北京，和吴仪斗，和温家宝较量；在重庆，和王鴻举斗，向汪洋叫板，挖贺国强老巢，等等，因此，胡锦涛拍板拿下薄熙来，不仅各级官员一片欢呼，而且为习李下一代领导人顺利接班排除了地雷。

现在，正是排雷期，排得得心应手，稳妥顺利，单是设在大连飞机场附近某酒店的一个专案组，就已经掌握了薄谷夫妇贪腐枉法暗杀政敌等滔天罪行，一大批他的死党受到调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过于严重的问题如实告知人们，中南海高层担忧连锁反应，因为薄熙来的父亲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他是薄熙来的保护伞，薄的犯罪与其父的罪行扯在一起，涉案者太多，涉案金额太大，涉案情节太吓人，处理谁不处理谁，处理到何种程度，分寸把握，利弊权衡，政策性太强，故正在研究，知情者说，其实早前抓捕判刑薄一波前大秘王益时，就已经发现了薄熙来，谷开来的经济问题，撕开了冰山一角，薄熙来的垮台又展现了全貌，过度清算和信息公开可能导致中共统治崩盘。

所以，在这一形势极度敏感时期，两代领导人即将进行权力交接，他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快刀斩乱麻，不要让薄熙来事件影响大局稳定，估计谷开来涉嫌预谋杀人的案件会及早处理公布，该判死刑就判死刑，绝对不会姑息。由于王立军夜闯美领馆开了一个先例：中共高官的内斗需要美国人协调解决，如果不严惩将仿效者如云，故虽然他有重大立功表现，但也难逃重罪制裁；薄熙来以极左的欺骗手段，操控媒体，强奸民意，愚弄老百姓，唱红打黑，挥霍公款2700亿，抢夺民企1000亿，造成重庆倒退30年，因此，为排除左的干扰，坚持改革开放，胡温习李都会甩掉薄熙来，继续前进。薄熙来重判治罪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主转型，习近平会在胡温铺垫的基础上，着手平反“六四事件”等一切冤假错案。

薄瓜瓜有所动作

一位接近北京高层的记者表示，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薄谷贪腐的金额是60亿美金，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实的，其实，高层干部已经内部传达了，只是不便公开。这些钱主要是在大连时贪占的，对此，本人相信，因为90年代中期，笔者曾暗查过谷开来办的两个公司情况：开来律师事务所和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引人注目，那时，后者每年赢利就上亿，我认为，薄熙来和谷开来主要是通过炒地皮，海外招商捞取巨额不义之财的，有的钱已转移海外，一度谷开来小住瑞士，他的《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由《东北之窗》杂志的御用文人代笔，就是在瑞士修改定稿的。那时大连有传言，她把巨款存在瑞士银行。这些钱再投资，利滚利，历史长，越来越多，现在成了天文数字不奇怪，也成了缠在他们头上的绞索。

但不利办案的问题是，薄瓜瓜依然没有回国，假如他在美国低调读书也就罢了，但他不甘寂寞，一方面公然撒谎，说他的学费来自谷开来的律师费和稿费，据笔者上个世纪从大连媒体朋友处得知，她下令《东北之窗》杂志刊发长文《我为马俊仁打官司》，并印了8万本，但没卖出去多少，大都积压在仓库里，因为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连判决书都没有，何来打官司？人人知其谎言，没有效益，为此亏空，《东北之窗》杂志员工3个月开不出工资，何来谷开来的天价稿费？中国的哪个媒体的稿费能养得起哈罗公学的学生？

另一方面，有消息人士说，薄瓜瓜圈子里的神秘人物，却近期在美国斥资收买一些文人，名人，以春秋笔法为薄熙来喊冤，许多过去批判专制的人，也莫明其妙地加入了为薄熙来张目的阵营，这些举动已在干扰对薄熙来的审查和处理，大连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士说，薄熙来贪污的巨款大多在儿子名下，他必须把这些大连人民的血汗钱归还国库，而薄瓜瓜又是海伍德身世知情者，所以，他应当主动回国讲明情况，至于怎么处理他，要依法办事，相信会公平。

重庆司法已现曙光

消息人士说，另一个被薄熙来极左思潮蹂躏的重灾区是重庆，600多个虚构拼凑和包装的黑社会，涉及上万人，目前他们的蒙冤亲友大都在申诉，彭治民，黎强，李修武等人都向检察院递交了文件，有迹象表明，中南海高层已决定复查唱红打黑的所有案件，其中李庄案，李修武案，彭治民案等都进入高检和高法的议事日程，有关方面已下发文件，让重庆法院拿出重审方案计划，刘光磊已开会公开督促参与黑打逼供的公安人员投案自首，但官媒担心社会不稳而没做报道。

据可靠消息来源，李俊家族的申冤力度较大，不仅聘请了多位律师前往重庆调查取证，包括深人重庆监狱和看守所，拿到了第一手的证据，证实被判刑者曾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而且还直接与王立军领导下的“091专案组”人员王普，魏鑫等人见面，指出他们刑讯逼供的严重问题，并向有关方面递交了律师函，这些举动都未受到公开的阻扰，这表明张德江主政的重庆，已与薄熙来和王立军划清界限，正在恢复常规性执法，使黑打中的蒙冤者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也有人说，一切都得等到十八大之后才能定夺，重庆公检法人员都在看形势，有的薄熙来的余党还在为其守住残局，比如，沙坪坝区委书记李建铭还在另搞一套，公安局副局长刘克勤还在派人恐吓李修武的亲友，“091专案组”的人员王普等人，还以评估审计为名敲诈勒索了俊峰集团30万元。流亡海外的民企老板李俊说，早点把薄熙来判刑，就断了这些人的后路和幻想，重庆警方撤销了我的通缉令，把李修武等亲人放了，我就可以回家了。

《人民日报》：薄熙来案将“祸及千家”

编者按：《人民日报》发文《领导干部晚节问题非个人私德 严防“晚节悲剧”》，大谈中共领导干部因为违纪、贪腐等问题晚节不保，“祸及千家”。很明显这篇文章是应今年的薄熙来事件而发，暗指薄熙来因个人价值观问题而酿成“晚节悲剧”，不仅对其个人家庭造成巨大影响，还牵连“千家”。此时《人民日报》发文，正值18大召开前的紧张筹备阶段，这既是给党内一部分领导干部打预防针，更是为争取在18大前解决薄熙来事件做铺垫。

人总是会老的。中年之后，以什么样的节操、什么样的信念、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夕阳时刻”的到来，人们的选择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日出日落般自然到达善的终点；一种是老当益壮、愈加奋发，凭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谱写新的篇章；还有一种是放弃坚守了几十年的信仰与原则，或被动或主动地追逐钱色，以至于前事尽毁，不得善终。

第一种可以叫做晚节有归，第二种叫做晚节高亮，第三种叫做晚节不保。

什么是晚节？通常，它指的是一个人晚年的节操，有时也指一项事业的最后表现。

今天讨论晚节，人们更多的关注点，是晚节不保。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这方面的教训与悲剧太多太沉重了。“59岁现象”、“退休前犯罪”、“离职时捞一把”、“功败垂成”等等，无不令人深深叹息！

共产党员同样会老，同样会遇到晚节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肩负公仆职能、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晚节问题绝非个人私德，而是攸关党的执政大计。如果有太多的党员晚节不终，那么我们党的形象和事业必遭损害。

晚节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制度缺陷，有人认为是心态失衡，有人强调是价值观扭曲，有人提出是教育管理不够……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更内在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党性不纯、修养不高。

古来难保是晚节。根据传统的标准，大公无私、廉洁自律、生活检点者才是节操良好，否则就是失节。但在封建社会，真正能保持全节的官员，实在是少之又少。从本质上说，共产党人有先天优势可以解决晚节问题。因为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队员，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马列主义老祖宗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应当是“廉价政府”，其公职人员应当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和“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

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面对如此尖锐的晚节问题呢？原因很简单：有一些党员的心灵与情操，受到了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精神糟粕的玷污，其党性修养方面的瑕疵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消除。

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问题，权利欲望、低级趣味、修养缺陷找到“机会窗口”后，就必然会一涌而出，攻破所有原本靠信念和理智把守的人生底线。因此，守住晚节，最重要的还是靠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没有这一条，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一个共产党员为党、国家和人民奋斗一生，是光荣的。倘若一个党员在“晚节时刻”背离了信仰、原则和正义，在金钱、美色、私欲等考验面前败下阵来，把一生追求付诸东流，则是可悲的。

这种可悲，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家庭、社会的。

严防“晚节悲剧”，必须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必须解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的问题。为此，就需要开展持久的社会教育，从严厉惩罚形成的震撼教育，到舆论谴责造成的道德教育，再到利益剥夺造就的压力教育，使所有面对晚节考验的人们，最终建立一种共识：使党性成为一种社会性，以党性优势克服人性弱点，靠党性修养建立晚节防线！

只希望：晚节多有优美事，不让悲剧祸千家。

美不豁免中国买伊朗石油 华府敢否太岁头上动土

【多维新闻】美国国务院11日宣布新一波进口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名单，韩国、印度、台湾等7个经济体“榜上有名”，但中国却不在此列。联想到6月28日美国将开始实施制裁措施，外界开始担忧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关照对象”。中国外交部12日回应称，中国进口伊朗原油不损害其它国家的利益，完全合法合理。分析认为，中国的回应已暗示出中国不可能因美国制裁的恫吓而就此屈服，但美国也不敢对中国实施严苛制裁，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已是双方共识，中国最终或将与美国的制裁“绝缘”。

早在2012年3月，美国曾宣布首批11个免受从伊朗进口石油制裁名单，当时中国被排除在外。在6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宣布的第二批“大赦”名单中，印度、土耳其、韩国、南非、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台湾入围，中国再次榜上无名。对于两次“大赦”名单均没有中国，舆论认为主要原因有个点。其一，美国想迫使中国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边。而轻易豁免中国，也就意味着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低头认输。其二，美国此举有其国内政治因素考虑，奥巴马政府将中国列入制裁黑名单，是为了避免在大选前受到国内“对华软弱”的批评。

中国依旧处在黑名单，被认为意味着美国没能说服中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中国可能成为面临制裁的石油进口大国，这为中美争端埋下了伏笔。奥巴马2011年12月签署了《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第1,245条中规定，任何与伊朗进行贸易以及金融往来的经济主体，都将被限制和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这一法案自2012年6月28日即将生效。

面对美国国务院11日依旧将中国列入制裁黑名单，中国政府予以了坚决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2日强调，中国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出发，通过正常渠道从伊朗进口原油，公开透明，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不损害第三方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完全合法合理。一种声音认为，中美在此立场上的互不相让，使得中美即将发生冲突的氛围越来越浓。

对此，一些大陆学者认为，伊朗是2011年中国第三大进口石油供应国，几乎每天进口约55.7万桶。中国要做出大幅调整相当困难。如果美国因此制裁中国，势必会引发中美间的一场贸易战。对于美国的制裁，中国势必给予反击，而通用汽车（GM）、花旗银行（Citibank, N.A）都可能成为中国的箭靶子，那样美国势必损失惨重。

以上学者表示，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过去10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增长468%，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对美债券等间接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以当下中美经贸联系之密切，如此严重的贸易战做法美国也承受不起代价，若真走到制裁中国那一步，这绝对是两败俱伤的行为。

路透社12日独家报道称，中石化一名高管向其透露，作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该公司2012年余下时间里没有增加进口伊朗原油的计划。该高管还称，中石化已拒绝了伊朗方面的低廉报价，他还说，“对国家而言，向石油储备库添补一些折价伊朗石油的经济利益太小，中国的真正顾虑是中美关系。” 而《纽约时报》也分析认为，奥巴马签署的制裁伊朗法案其实留有回旋余地。当认为制裁措施扰乱国际油价时，美国可以推迟实施制裁，此外奥巴马还可以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宣布对中国免予制裁。

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当今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议题，都离不开中国参与。中美斗而不破，已是中美关系平常化后的一种常态。而中美只有和气才能生财，如果反目成仇，除了两败俱伤，两国一无所获。对于制裁中国行为，美国绝不敢贸然发动。在制裁生效之前，中美一定会找到一种办法，力避两国都害怕的贸易战。而当下中石化拒绝伊朗低价石油，奥巴马在中国豁免权上的态度又相当具有灵活性，便预示着中国获得从伊朗石油进口制裁豁免权存在可能。


(謇言 撰稿)

十八大或修改党章 明文规定领导人任期

【多维新闻】多维新闻此前已披露，中共于5月上旬召开党内高级干部会议，通过投票方式收集关于十八大“入局”、“入常”候选人的意见，这是中共党内第二次最高级别“票选”。另有消息透露，目前十八大党章修改工作正在紧密推进，有两个小组分别负责起草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章。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指出，党章修改有两个内容值得期待：一是能否将已经形成惯例的领导人任期写入党章；二是，如何扩大党内民主。

江泽民开总书记任两届先例

从十二大开始，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所做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个规定也适合于党的领袖职务，但是党章本身并没有明文规定领袖任职的具体届数。而江泽民在担任了十四大和十五大两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就退了下来，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了，开创了中共领导人任职两届10年的先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时在海内外产生了空前良好的社会反响，说明中国废除了事实上的领导人终身制。此次，胡锦涛也将在干满十六大和十七大两届任期后退下来，能否一并将已经形成惯例的领导人任期计入中共党章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十七大时，中共第一次尝试由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开启了中共高层人选产生机制重要创新。权威人士透露，在政治局这一层级实行民主推荐程序，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其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将实行差额选举，这是中共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一步，走到这一步做了很多铺垫，也为十八大产生新的领导人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于5月上旬召开党内高级干部会议，通过投票方式收集关于十八大“入局”、“入常”候选人意见，就是中共党内第二次最高级别实行民主推荐程序的尝试。

党内元老与政治局协商提名启动推荐制

事实上，在十七大尝试民主推荐程序之前，中共领导产生机制还曾经历过通过党内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的一段岁月。

在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他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后，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西方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但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人主持中共和国家领导工作，即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是拍板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二是确定高层人事变动原则。用邓小平本人的话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

1982年9 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第三章第22 条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在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后，虽然中央顾问委员会不存在了，但仍保留了由党内元老发挥推荐党的领导人的作用。在胡耀邦当选总书记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大体都采取了通过党内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这样的产生方法。这其实上可视为民主推荐的前身。

十六大后趋于制度化

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在十六大后加速。十六大报告给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十七大报告又提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共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新要求。

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中共对党内民主不断地制度化、规范化。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制度文件。

同时，中央政治局在党内民主中角色吃重，带头执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如重大决策之前，都会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地、各部门的意见，积极讨论后才作出决定。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党章修正案征求意见的范围，也由过去的省部级领导班子，扩大到党的十六大代表和新当选的党的十七大代表。而党组织作出的决策，凡涉及到民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会广泛地实行听证、公示等制度，对那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也会实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

在地方上，官员选拔任用机制也开始改革。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官员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考察预告、任用前公示、试用期和地方党委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制度全面推行。近年来，江苏、云南、四川、重庆、吉林等地广泛地推行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改革。

接近中共高层的权威人士透露，中共扩大党内民主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改革党内的选举制度，继续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

该权威人士强调，中共推行党内民众一直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由点及面、由易及难的方针，中共领导人产生机制更是逐步推进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最忌操之过急。




(陆一 撰稿)

谷氏又一女强人：令计划妻子生财“有道

郭南

令计划的老婆叫谷丽萍，不仅与薄熙来的老婆同出于一个姓氏，而且都有相同的爱好——钱。不过，谷丽萍显然更技高一筹，她不像谷开来那样通过很多金主那样明目张胆地在商业领域大捞特捞，而是通过公益社会组织，这个中国的灰色地带，不显山不露水地发家致富。

谷丽萍名下的公益组织叫“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谷是创始人。2003年11月，在令计划担任中办主任后不久，该组织横空出世，在令的帮助下，谷出面招集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7家机构联合成立了这个组织，组织英文简称为YBC。

谷自任副理事长，总干事。而理事长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伟担任。胡伟也因数年来帮谷丽萍捞钱当挡箭牌立下功劳，2005年通过令计划，升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2010年12月更升任常务兼宣传部长，为日后晋升封疆大吏或部门主脑奠定下坚实基础。

这个公益组织成立当天，即有全国各大企业，包括中国电信、格兰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华夏基金、诺基亚、惠普、埃森哲、山东福日集团、中国广厦等中外企业“孝敬”了数亿元。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社会组织而言，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现在这个组织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50余座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名义为推动青年创业，实则是以公益名义搞地皮和房地产，据内部人士透露，该组织在全国经营房地产的规模只有谷等一两个人知道，但仅在上海一地，就涉及30亿元以上。

2010年，为了更方便地使用从各种渠道弄来的巨额资金，谷又成立了一个“瀛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基金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投资或逃税，当然更主要是掩盖权钱交易。

这个基金会同样由谷丽萍说了算，但对外的理事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长奎。周是令计划的亲信。

现在这个基金会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北京、武汉、上海、鞍山等地，通过房地产投资大获其利，比如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修建项目，一般都有该基金的影子。

谷丽萍简介：

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总干事 ，YBC的创始人；曾任北京盛百年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IT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创办了青少年社会机构网站，被多家公司聘请为执行董事、顾问；曾任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北京感到愤怒 向英国严厉施压：达赖去利兹就撤奥运训练营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预定星期五在英国利兹举行的约克郡国际商业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此，中国官员扬言，将把中国运动员从利兹奥运训练营撤出。

　　有报道说，中国官员已经要求利兹市议会向活动主办者施压，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利兹市政当局努力撇清和这次商业大会的关系，但是说，当局了解达赖喇嘛参加活动的敏感性。

　　利兹市议会执行主任汤姆.里约尔丹在一份声明中说，约克郡国际商业大会是民间活动，并不是由利兹市议会主办的。

　　中国奥林匹克官员去年8月选择利兹作为中国的训练营地。至少11种运动的大约300名中国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将在西约克郡驻地受训，以适应英国环境。

《经济学人》：23年后的天安门 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

1989年6月4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涌入城市、结束学生领导的游行示威时，我正在北京。解放军使用坦克和自动武器杀害了许多人。从此以后这件事便留 存在我心里。像许多外国记者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每年的6月4日作为一个纪念日，纪念人们如何铭记那终结了几周的骚乱、大规模抗议和高层政治闹剧的 流血落幕，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寻求公开地纪念那些事件，以及政府如何直接地阻止纪念。

　　在1996年，我开始发现六四事件的纪念不再是强制的。我在北京大学采访了一个同学，她曾是1989抗议活动的核心人物，和她的交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们有其他的事情操心，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还要考虑七年后我会在哪里，而不是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她说。

　　从那时起，纪念的方式和途径普遍地少了些担忧与紧张。1999年和2009年十周年的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香港总会以守夜的方式纪念。当然， 大陆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不间断的核心小组为了纪念、责任与赔偿，也坚持在压迫下进行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安门母亲"，她们是由1989年镇压中受伤或 者被杀学生的亲属组成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抹煞1989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已经成功。通过他们对媒体和教育资源几乎垄断的控制，以及他们对那些挑战关于历史事件官方版本的人的恐吓与打压，政府已经让故事褪去，比时间前进的速度更快。根据我目前的判断，强行遗忘将是痛苦的。

　　然而今年的纪念日表明，宣传部长没有成功使六四事件完全消失。尽管今年不是引人注目的十周年，23周年纪念日却在六四的相关新闻和纪念上有所上升。香港守夜吸引了数千人，在大陆的一些城市，试图纪念逝者的小型纪念活动也在增加（被迅速解散）。

　　鉴于前几天的周年纪念，网速由于过滤和监控的加强而变慢。不仅天安门广场，很多更远的地方都部署有大量警察。在我周日开车从天津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两个警察检查站。我也在周一看到警察紧张地在围观街头艺人的人群周围看守——离天安门15公里远。

　　奇怪的是，官方于昨日（指6月4日）屏蔽了对于“上海综合指数”这一术语的搜索。此事发生时，中国的主要股票交易指数当日下跌了64.89点。这一数 字的于1989年6月4号（即"6/4/89"）的怪异联系如果不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隐秘的纪念活动，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些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的人 指出，当天开盘指数是2346.98，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所有当天最敏感数字的结合。

　　沉重的是，"天安门母亲"于五月下旬宣告，组织中一位73岁的名叫亚伟林（音）的男性，在地下车库上吊自杀了。他在绝望中死去，他22岁大的儿子亚爱 国（音）在1989年被杀害，但一直没有得到死亡赔偿。据该组织消息，亚伟林是一名在健康时便退休的公务员，他"用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抗议政府的 暴行"。

　　6月1日，一位曾在1989年"学潮"中掌权的重要官员，公布了他对于这一事件的重新定性。陈希同当时是北京市市长，和其他人一样，他成为官方争论的代言人：抗议是被少数国外支持的"黑手"操纵的反革命阴谋；政府的反应是正确和必须的。

　　陈希同在1995年在一件巨大的腐败丑闻中失去权力，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无关。他在香港出版的新书中说到，六四事件是一个可以也应该避免的悲剧。 然而他承认，事情处理不当，在决策过程中他无能无力。暴力过后不到一个月，他成为大声宣读政府报告的人。在新出版的采访中他坚持说，声明中的每一个字—— 事实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别人写的，他没有选择，只能宣读。

　　对于今年有些过于敏感六四纪念仪式的解释，很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分歧有关。从陈希同对外展示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现在出现，是为了证实当时发生的很 明显 的事情：北京街头的暴行和权力斗争有关。六四运动，陈希同说，"它来源于顶层内部权力的争夺，并且导致了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至于今天，陈希同指出，最高领导人对1989年历史的决定仍在继续。他对过程的陈述高度利己，而且 无法证实。即使如此，此类的暗示对于他现在的同事来说极其不受欢迎。今年年底，中国正在准备十年一次的领导人交接，这只船已经因为薄熙来(专题)的名誉扫地而摇 摆。薄熙来(专题)曾是成为新一届领导人一员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现在他却处于政治和法律的边缘地带，他的妻子因为谋杀而被起诉，他的前任副手在绝望中冲进美国领事 馆而涉嫌叛国。

　　关于天安门历史事件的进一步的内部斗争，将可能会成为领导层想要克服的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如果陈希同的话是真的，他们迟早如此。陈预测，在政府撤销关 于1989年信息的密级前，这仅仅是时间问题，撤销密级也对不同领导人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描述。用他的话说，"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总有一天会 被平反。"


　　I WAS in Beijing on June 4th 1989,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ormed into the city to end student-led demonstrations. They used tanks and automatic weapons and left many dead. And I have lived here ever since. Like most foreign reporter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I marked each June 4th anniversary with a story about how people remembered the bloody denouement that ended those weeks of tumult, mass protest and high political drama; about how, in subtle ways, they sought to commemorate those events publicly; and about how, in not-so-subtle ways, the government sought to stop them.

　　In 1996, I started thinking that observance of the June 4th anniversary story was no longer obligatory. It was a remark made by a student I interviewed at Beijing University, one of the key incubators of the 1989 protest movement, that changed my mind. “We have other things to worry about. I need to concentrate on my studies and think about where I will be seven years from now, not about what happened seven years ago,” she said.

　　Since that time, the approach and passage of the anniversary has generally been less fraught and less tense. Round-number anniversaries in 1999 and 2009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and the event has always been commemorated with vigils in Hong Kong. And of course a relentless core group of mainland activists has persisted in their underdog’s campaign for remembrance, accountability and redress. Foremost among these are the Tiananmen Mothers, a group of relatives of those who were injured or killed in the 1989 crackdown.

　　But to a surprising degree, the official campaign to shove 1989 down the memory hole has succeeded. Through their near-monopoly control of the media and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their intimid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those who would challenge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events, authorities have made the story fade, faster than its advancing years would seem to allow. So far as I have gauged it, I’ve found the forced forgetfulness to be distressing.

　　With this year’s anniversary however comes evidence that the ministers of propaganda have not succeeded in making “6-4” disappear entirely. Though it has not been one of those attention-getting round-numbered ones, the 23rd anniversary has seen an uptick in June 4th-related news and remembrance. The Hong Kong vigil attracted scores of thousands, and smaller-scale attempts to commemorate the killings were mounted (and quickly broken up) in cities on the mainland.

　　For days leading up to the anniversary, internet-speeds slowed as filtering and monitoring were stepped up. The police presence was heavy not only in Tiananmen square itself, but also farther afield. I passed through two police checkpoints on Sunday, while driving back to Beijing from neighbouring Tianjin. I also saw police nervously standing guard by a crowd that had gathered around some street musicians on Monday—some 15km away from Tiananmen.

　　In one especially bizarre episode, yesterday officials blocked internet searches on the term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As it happened, China’s leading stock exchange had reported a drop of 64.89 points for the day. The odd correlation of those digits, to June 4th, 1989 (ie “6/4/89”) surely marks a wild coincidence, if not an instance of extremely clever caper. Those who think it was mischief point out that the index was reported to have opened for the day at 2346.98, an improbable-seeming combination of all the day’s most sensitive digits.

　　In a more solemn development, in late May the Tiananmen Mothers announced that one of its members, a 73-year-old man named Ya Weilin, had hanged himself in an underground car park. He died in despair over the lack of redress for death of his 22-year-old son, Ya Aiguo, who was shot in 1989. According to the group, the elder Mr Ya was a retired government employee in good health who “ended his life in such a resolute way to protest the government’s brutality.”

　　And on June 1st one of the key officials who had been in power during the events of 1989 went public with a drastic rewrite of the story. Chen Xitong was mayor of Beijing at the time and, as much as anyone, became the public face of the official argument: that the protests were the result of a counter-revolutionary conspiracy orchestrated by a few foreign-backed “black hands”;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as correct and unavoidable.

　　Mr Chen was removed from power in 1995 in a spectacular corruption scandal,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Tiananmen in 1989. In a new book published in Hong Kong he says that June 4th was a tragedy that could have and should have been avoided. While he acknowledges that it was handled improperly, he says that he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decision-making. Less than one month after the violence, he had been the one to read aloud the government’s report. In these newly published interviews he insists that every word of that statement—indeed every mark of punctuation—was written by others, and that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read it.

　　The explanation for this year’s somewhat tetchier-than-usual observance of the June 4th anniversary may well be connected to the sort of elite-level political discord that is on display in Mr Chen’s interviews. He now appears to confirm what had seemed obvious at the time: that the turbulence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was tied to turbulence in the corridors of power. Events, Mr Chen said, “stemmed from the internal struggle at the top level and led to a tragedy nobody wanted to see.”

　　As for today, Mr Chen points to continued divisions within the highest leadership over the history of 1989. His account is of course highly self-serving and impossible to verify. Even so, intimations of this sort must be especially unwelcome to his colleagues now. China is poised for its once-a-decade leadership transition later this year, and the boat has already been rocked by the spectacular fall from grace of Bo Xilai. Mr Bo had been a top contender for a spot in the new leadership but now finds himself in political and legal limbo, with a wife accused of murder and a senior deputy suspected of having made a desperate, treasonous dash to an American consulate.

　　Further infighting over the history of Tiananmen would seem to be the last thing party leaders want to grapple with. But if Mr Chen is to be believed, they shall have to sooner or later.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government declassifies information about 1989, and provides a clearer account of the roles played by different leaders, he predicts. “Unfair and unjust things will be readdressed one day,” in his words.

实拍：农村计划生育标语 很多口号令人震惊但已深入人心

1980年以来，计划生育被指定我国基本国策。几十年来，农村作为重点难点地区，为了维持低的出生率，使统计数字达标，当地的计生干部想尽宣传手段，口号 标语便是一计。2007年，国家启动计划生育口号的“洗脸工程”，清理冷漠标语口号，使用新的“更人性”的标语，但很多口号已深入人心。
　　

　　

　　

　　

　　

　　

　　

　　

　　

　　

　　

　　

　　

　　

　　

　　

　　

　　

　　

　　

　　

　　

　　

　　

　　

　　

　　

　　

　　

　　

　　

　　

　　

　　

　　

中国记者亲历朝鲜官方宴会: 肉食被一抢而光

去朝鲜前做了充分的吃苦准备，入境后却发现并没有太多的吃苦机会;当然也没有太多与百姓接触的机会。由于不太自由，在朝鲜期间只在3个地方用过餐。

　　首先是高丽饭店——访问朝鲜自始至终住在这家所谓的特级酒店。虽然也由四十余层的双塔组成，顶层还有旋转咖啡馆鸟瞰主体思想塔和大同江，但细看之下墙 体都不甚平整，设施也只相当于国内三星级水准。自助餐厅倒是尚可，四壁除了传统吉祥的仙鹤松柏图之外大量使用镜面，桌布餐巾的色彩也都大胆鲜亮。

　　高丽饭店的自助餐有十多个菜色，味道普遍不错，但跟国内相比依然有别。朝鲜泡菜跟韩国泡菜相比口味清淡不少，用新鲜完整的生菜叶卷着西红柿、黄瓜、洋 葱和腌制好的白菜、萝卜或鱿鱼，蘸着大酱食用，再配一碗大同江鮻鱼汤或者大酱汤，这便是最典型的朝鲜吃食。此外还有洋葱炒牛肉或烤鱼之类类同中餐的菜式， 也有黄油面包咖啡甜点等西式简餐。基本的饮食需求完全可以满足。

　　其二是人民文化宫。4月15日晚参加金日成诞辰百年焰火晚会后，朝鲜政府安排了国宴招待外宾。朝方安排外宾席地坐在大同江岸的草地上，在冷风中从下午 3点一直等到晚上9点活动结束，才有机会体验传说中的朝鲜国宴。结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文化宫外表雄浑，内部装修却简易至极，所谓国宴距离高丽饭店的自 助标准也相去甚远。每10人一桌，桌上摆着酒、蛋糕和水果。蛋糕特别怀旧，一如90年代初中国二三线城市面包房出品，扑鼻的香精味儿。苹果也皱皱巴巴，想 必是从中国进口，因天寒路远影响了口感。本地产的酒水都嫌粗砺，汽水也是糖精勾兑色素的山寨芬达的感觉，惟大同江啤酒可以下咽。羊肉和豌豆泥之类的热菜也 都极简，虽则国宴一般形式大于内容，但平壤的这一桌太像是偏僻乡村的寒门婚宴，各国友人尝几口便纷纷停筷。

　　此时才意识到，高丽饭店的餐宴已是倾举国之力奉献的，此后每次在饭店用餐都多了一份爱惜和感恩。

　　第三站是跆拳道馆。平壤4月之春友谊文化艺术节闭幕式结束后，朝方在此安排晚宴和联欢舞会。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参加这次活动的不光有外宾，还有朝方的 官员、陪同和翻译。二十余人围着一张桌子，举着餐盘和酒杯自助用餐。由于是冷餐，此次宴会更偏西式一些，猪肉牛肉均切成薄片，鸡排鱼排也都单独陈列。然 而，刚动筷不久，就发现肉食被朝鲜人一抢而光，所有朝鲜人都只夹肉吃，我们这桌的肉食吃完后，同桌的朝鲜人转移到隔壁桌开始夹肉。生平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 景，觉得十分荒诞。按理说能在这里吃饭的朝鲜人也都来自相对富庶的阶层，居然为多吃几块肉哄抢到这种地步，若非亲眼所见真是很难相信。

　　后来听一个中国的朝鲜族朋友说，他在平壤的亲戚，普通干部家庭，已经30年没吃过肉了。

　　Tips

　　1 入境可以携带电脑和iPad，但是不能上网

　　2 每年4月中旬会举办友谊之春文化艺术节，8月则有阿里郎艺术节，推荐这两个时段前往

　　3 可以带国产香烟和糖果作为礼物，会受欢迎

　　4 不要谈论金氏家族的家长里短，称呼金家三代为“永远的主席”、“敬爱的领袖”和“伟大的将军”，分不清的话可以统称为“同志”

　　5 提到韩国时称“南朝鲜”

　　6 中国人在朝鲜境内可以且只能用人民币消费

　　7 金刚山的团队旅游日前已对中国人开放，可以随团从北京、沈阳或者丹东出境访问

薄熙来有望复出任副总理主管经济？只是一场权力春梦

央视播出党八股「理论文献片」，主题是重庆党政干部如何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内中有薄熙来的镜头和引述他对官员的告诫。此片出街，即引发毛派余孽和薄粉们一片欢唿，同时网传：薄熙来有望复出任副总理主管经济。这真是一场春梦！

　　诚然，大陆民怨载道，官场糜烂。薄熙来正是将这种普遍怨愤视为社会基础，他的「重庆模式」确在某种程度上抑富济贫，他公开批评胡四代「背离了共产党的理想」，亦属事实。那么薄与胡区别在何处？答案很简单，薄代表极权主义，胡代表后极权主义。

　　何为共产党的理想？就是极权主义！它和纳粹主义和右翼独裁政权如有不同，便是更糟更恶和更彻底的极权。薄打黑，抄没民营企业的财产，酷似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薄禁止卖淫，卖淫嫖娼都要收监；希特勒也是这么干的；薄唱红，开设红色电视频道，主要街区禁止商业广告，他组织民众搞载歌载舞的「红海洋」，希特勒消灭「不健康」的文化，焚书焚画，检阅纳粹青年大游行。希特勒只是未似薄熙来那般大砍重庆原生的黄桷树，以建设「森林重庆」（不是王家衞的《重庆森林》）为名，大规模改种他喜欢的银杏树。薄熙来治渝有口碑不假，但远比不上希特勒上台时的政绩，他使德国摆脱战争赔款的重负，ＧＤＰ超英赶法，短短几年间跃升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他让德国民众有社会保障，有福利，许诺每家有一部轿车。然而正是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给德意志民族带来最惨痛的浩劫！薄熙来倘篡权成功，民族大悲剧更不可免。

　　胡四代奉行的后极权主义，其实从邓小平时代已开始，江泽民对后极权贡献良多。简单概括，就是经济上松绑，在无关政治的领域赐予人民以一定自由，黄要扫，但越扫越黄；贪要治，但越治越贪；「三俗」要反，但越反越俗；在后极权的金粉盛世，人慾物慾齐齐暴涨，独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伸张。维持共产党专制统治毫不动摇，这一点极权和后极权没有区别，心狠手辣的薄熙来可以让一众华洋人等肉体消灭，更可令异见者死了连见光的机会都没有。胡锦涛呢？只须看看国际知名度如此之高的陈光诚受到经年累月的禁锢和虐待，以及坐了二十一年牢的李旺阳「被自杀」，就晓得后极权统治，绝不因为多了一个「后」字便稍许松动。

　　此前重庆人受够了后极权的黄黑赌毒，满街垃圾招贴，特别是依傍权力者立地暴富，草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及至薄铁腕治渝，坊间称颂一时，就像当下草根底层怀念老毛似的。真要回到毛时代，他们就欲哭无泪了。胡的后极权对吏治日益腐恶和社会整体糜烂而熟视无睹，却把天下维得稳稳的，取缔一切制衡力量。最后终结极权统治只有四个字：「自我毁灭」。这是古往今来所有专制帝国的宿命。

中国养老金缺口可怕：明年就达1.8万亿

养老金到底有没有缺口?如果缺口确实存在，那么规模有多大?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国有股划拨，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等多措施以缓解 压力。

　　这份研究报告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银研究团队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体撰写。

　　　　缺口

　　　　莫须有还是无底洞?

　　对于养老金这一隐形债务，各相关部门都有自己的测算和判断。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目前结余1.9万亿元，所以从全国层面看，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问题。未来全国养老保险基金能够做到长期收支平衡。

　　「刚开始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时，全部是收不抵支，缺口逐渐在缩小，现在一直缩小到13个省，但加上财政补助，全部都是收大于支。」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但从另一角度看，不加改革的前提下，未来中国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和因此对国家财政造成的支付压力增大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各级财政补贴金额 为338亿元，2006年为971亿元，2010年1954亿元，2011年新增补贴高达2272亿元，财政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这意味 着，近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1.9万亿元)，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

　　而根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 求的财政补贴将持续上升，至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 D P的规模比较，今后38年累积，养老金总缺口的现值(用名义G D P增长率作为折现率来计算)相当于目前G D P的75%，远高于环保成本，是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对财政的压力的近20倍。

　　研究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来自中国银行研究团队的廖淑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是利用推测法和估算法，基于 国家统计局往年已发表的数据作为存量基础，加上每年的流量变化，逐年累计而成。以此方法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 D 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 D P的38.7%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导致国家的养老保险支出越来越庞大。」廖淑萍说。

　　她指出，虽然由于测算期限长，上述模型中的利率、死亡率、工资增长率等关键参数也会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测算结果的绝对数值「但根据情景分析的结果，如果现行养老制度不变，养老金缺口放大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这一总体趋势是确定的。」

　　　退休

　　　　维持现状还是提高年龄?

　　当对养老的担忧让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延迟退休年龄这一话题也就不可避免地再次被摆上了桌面。

　　有专家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 .3亿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3.32亿人，超过总人口的23%。

　　不仅如此，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1980年至2010年期间，平均每五年上升约1岁，如果退休年龄政策不变，则意味着老年人口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给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部委对「延迟退休」以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想法由来已久。本月初，人社部曾公开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相应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正在对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挑战是全世界面对的共同课题，欧美国家提高退休年龄已经成为趋势，目前，美国的退休年龄已提高到65至67岁，德国的退休年龄是女性65岁，男性67岁。

　　而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0岁)过低，与预期寿命严重不符。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政策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迄今已经约 40年，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7岁多，计划生育也使得缴费人数相应下降，因此「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大变化，使得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已经成为必然趋 势。」

　　此外，褚福灵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延长了缴费年限，按照待遇计算的办法，也提高了参保人的待遇，因此，要提高退休年龄，是制度的内在要求，主要不应当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适度稳步提高退休年龄，确保参保人得到可持续的充分保障，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也指出，从理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看，我国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他举例说，设定到2050年左右，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应该统一，也应该从目前的退休年龄标准提升到65岁。

　　如若延迟退休的政策在几年内成型，将为养老金支付规模带来明显改变。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但前述《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也指出，通过养老金收支模型，尽管退休年龄的提高能使养老金缺口明显缩小，但仅仅实行退休年龄改革还不足以克 服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压力。退休年龄提高后，至2050年，养老金收支缺口需要的财政补贴仍然佔全国财政支出的9.9%，因此必须辅以其他 改革。

　　　　方案

　　　　财政兜底还是建防火墙?

　　面对这一状况，有专家指出，要充分认识养老金问题，积极缓解其将要带来的巨大压力。

　　一般而言，开源节流措施包括延长退休年限、延长缴费年限、扩大覆盖面、增加基金收益率等，在制度外解决方式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国有股划转等。

　　而马骏牵头的团队也对此做了研究。通过在完善对缴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预测的基础上，测算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和向社保划拨上市国企股份的若干不同方案，第 一次提出了将退休年龄逐步于2020年至2050年间提高7岁，并在五年内启动将80%的国有企业股份逐步划拨给社保体系的改革建议。

　　具体来说，延迟退休年龄一项，可以使我国工作群体(相对基准)增加25%，也使得我国退休群体的数量(相对基准)减少28%。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 方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持有市值约为13.7万亿元的上市国有公司的股份(已经剔除在两地同时挂牌企业的重复计算)。假定今后划拨的力度将会加大，并且要求 社保体系只使用这些国有股每年分派的红利(股息)，而不变现这些股票本身，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 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解决养老金困局的重点，在于先实现制度统一，再实现标准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也是养老保险「绑架」财政的重要因素。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叶响裙表示，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由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转制成本要妥善解决，在改革 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未退休的「中人」，他们的个人账户上并没有累积基金，这部分资金就构成了转制成本，需要由政府「兜底」。

　　对此，褚福灵指出，国家财政承担基本养老的补贴与兜底责任，是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也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但鉴于养老保险与财政的天然联系，也有部分 学者建议釐清财政与保险制度之间的边界，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切断缴费型保险制度裹挟财政的潜在可能性，在养老保险与财政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北京人喝水怎么办？污染日益严重，五大水系全部被污染

近年来，北京水体污染日益严重，五大水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官厅水库已不能作为饮用水源。

　　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昨日证实，北京东南地区河流水质几乎都是劣V类。这一判断基于该组织持续的实地调研。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绿家园志愿者王京京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公众能够明显感受到北京的河水没有以前清澈了。”

　　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数据称，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

　　据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彤介绍，北京正常水资源需求在50亿~60亿立方米，但从近10年来看，北京真正资源量平均只有21亿立方米，缺口比较大。与此同时，水污染情况也较严重。

　　自2011年6月开始到2012年5月，在绿家园志愿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支持下，每周六的“乐水行”活动中，志愿者都会到北京城区及周边 的河流进行调研，现场取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在检测结束后，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标注出每一条河流的位置，并且标注出水质情况、测量时间、气候、 位置等。

　　北京有大小河流100多条，分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永定河、蓟运河、北运河、大清河、潮白河)。王京京告诉本报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体 污染日益严重，五大水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官厅水库已不能作为饮用水源，仅用于工业用水、农业灌溉以及补充城市河湖用水。“值得注意 的是，密云水库的水也开始有富营养化的趋势。”

　　据分析，除降雨减少、持续干旱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外，点源污染加重是重要原因。绿家园志愿者调查发现，随着工业逐步离开北京，生活污水成为北京市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生活污水排量非常大，而且分布面广，有众多的小污水排放口。

　　北运河为主要的排污河，以通惠河、西坝河、清河为主，这里的污水没有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中，使得河水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此地区的河道大多为劣V类水质。

　　据媒体报道，北京石景山区有75处污水口，工业废水直排河道。北京市水务局的一项数据显示，清河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45万吨，而2010年高峰期污水来水量为每日50万~70万吨。

　　“北京的人口提前10年达到了1800万，可污水处理规划还在按原来的城市规划进行，这导致污水处理能力相对不足。”北京市水务局排水处副处长熊建新说。

　　作为北京城市内近郊区的重要排污河道，北京东南地区的河流水质几乎都是劣V类，北京西北地区的水质相对较好，但依然有个别河流是劣V类。而不同的河流水质情况各异，这主要与河流水质的来源和功能有极大的关系。

　　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2011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也称，2011年北京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略有改善”，但仍需“深化水污染治理和污水再生利用”。

　　上述公报称，北京在改善水环境状况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密云、怀柔水库等饮用水源地水质监管，提高全市污水处理水平，建成永定河“四湖一线”工程和北运河引温入潮二期工程。北京市政府日前宣布，“十二五”期间，北京将建成18座污水厂和5座再生水厂。

十八大仍是过渡 中共已在布局十九大 民主是大方向

内地各省党代会及换届选举工作按计划将于本月底全部结束。当大多数人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十八大时，北京有分析人士指出，十八大的布局与十九大已有一定关联。

目前内地各省区市党代会的召开和换届选举是为中共十八大做准备，确立下一个五年的人事安排和各项政策方针，但有分析指其中亦含有对未来的长远考虑。

据接近中南海的北京学者透露，强化民主将是中共未来重要政治方向。党内民主推荐的选拔方式或在未来逐步形成机制，例如由全党正部级以上官员进行民主投票等，甚至未来最高领导层也可能实现差额选举。该学者指出：「指定接班人的威权时代已经过去，薄熙来事件亦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这方面，中共或会形成一种新的机制，使领导干部有一种压力和竞争意识，引入新的思维。」

该人士透露，在组织人事上，当前中共对于十九大的部署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未加公开宣扬。从中共最近十数年的实践来看，最高领导层的形成虽未完全制度化，但在中共内部已经达成了「七上八下」这样一个规则或称共识，即68岁以上一般不会再进入下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因此，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必然会考虑年龄搭配的问题，以与十九大实现平稳对接。

「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是中共近年强调的选人用人原则，而对于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阅历、知识构成、个人魄力等等都是重要因素。比如一般要有地方工作经验，至少担任过一到两个大省的一把手。在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就曾先后主政于福建、浙江、上海，李克强则曾任职于河南、辽宁。

除了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能够独立主持工作、独当一面，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中共还要经过长时间考验，德才兼备亦是当下重要用人原则，按照官方的说法即考查是否具有高尚人格、廉洁奉公等。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复杂外部环境，能否把握未来形势发展、综合考虑国际因素以驾驭全局，具备战略眼光和现代意识，也是中共对于党内高官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