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

作者：辛允星 时间：7/6/2013

引子：虽然还未到老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怀旧情怀还是日益严重，特别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起在北京生活的7年时光，感觉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位毛左转变成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自认为）……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2004年6月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临时寄宿在一位近亲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后寻找工作的岁月里，我可谓是历经磨难，到处碰壁，可靠的工作岗位申请不到，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那些被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销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被迫无奈之下，我也曾尝试接受一些培训，也曾到职介所寻求机会，但最终发现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种工作方式而作罢。清晰地记得，在这段艰苦求职的时间里，我遭遇了很多的身体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园的天桥低下避雨，直得很晚才回到马驹桥的临时居所；还有一次因为囊中羞涩一整天没吃饭，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亲戚的职工餐厅填饱了肚子；更多的悲剧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我只能是把北京地图拿来使劲算计，以尽可能减少换乘机率，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五站地的距离，我一定是选择步行前往某招聘单位，一次因为错误判断，结果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了马甸桥附近，等于半个北三环！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摸索，我终于通过报纸上的“前程无忧”信息栏找到了第一家工作单位，名曰“翰略经济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实就是一家“招商引资”的中介机构，即通过电话联系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告知他们本单位手头有众多的投资商，鼓励地方官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参加我们组织的投资洽谈话。我对这个领域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在从事电话业务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稚嫩，结果工作两个多月的时间毫无收获，加之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我于是在2004年国庆节前后毅然辞职，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实习期，而这段时间所获的劳动回报还不到千元。很快我又寻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单位“心知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板是自主创业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软件的销售总代理，其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电话将这个品牌各种型号的心理测量软件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联系人就是各学校的心理质询中心负责人或者心理咨询老师。我对教育行业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成为公司“第一单”销售任务的完成者，并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近千元。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半年多，还是因为要准备考研而辞职了，我的理想还是没有离开大学。

从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这是我在北京求职和工作的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镇物流企业工地迁居到了西北五环的肖家河公寓，又和两位高中时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漂族。这段60于公里的距离，我居然靠自行车来回了三五次，最终才落脚在知名的北漂大本营——肖家河，并误打误撞般的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记得刚到肖家河，我们三位高中同学都没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相互救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经常合作在餐厅花3元钱买一盘土豆丝，共同享用，吃不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自买了煤气罐和炊具做饭吃，以此节省饮食开支。之后，我经常会在傍晚走到路边的菜市场购买那些剩菜，整堆的买下来，这样价格会便宜特别多，但是发现这样的菜做出来十分难吃，但也没有办法。公寓不允许住户私自做饭，所以被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从东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过起了“三人行”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农户出租房之后，我们三人当中的一人因为吃不消这种艰苦的日子临时返回了山东老家，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剩下的两人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尔买鸡蛋吃了，但是为节省开支，我们还是轮流到西苑的万泉河蔬菜批发市场集中买菜，算下来30元钱的菜可以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加上280元钱的房子，我们两人的月生活费不过500元钱，即使我们的三人小组后来再次得以组合，我们的月生活开支一直也未超过1000元。因此，我当时虽然月收入仅1000于元，却还可以偶尔在旧书摊上买些书籍来读，一本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钱就买了下来。为了省钱，我还是坚持只要非“长途”就尽量步行外出，后来才发现这种的疯狂举动需要付出代价了，因为长期走急路，左脚的拇指甲钻进了肉里，最后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个小诊所花了26元钱进行最简单的手术，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后这条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时间，当时正是夏季，现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心有余悸！

从2005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2006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300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382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三、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2004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情况下也会前往那里，看看书、找找熟悉的面孔；读研之后还多次带同学前往那里听讲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常客。截止到2007年底最后一次前往乌有之乡，我已经在那里倾听过近两百场讲座，认识了像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毓海等这样的中国左派大腕，也认识了像黄季苏、郭松民、高梁、祝东力这样的温和左派；更是领教了巩献田、张宏良、杨晓青、孔庆东这样的“雷左”人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也目睹了像黄平、汪晖、邓正来这样的学术牛人的尊荣。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杨帆的演讲以“气愤骂人”为的基本特点，张宏良的演讲则更具鼓动性，加上著名的孔庆东，他们三人都是“大嗓门”，可谓声如洪钟；韩德强则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江浙师爷气质（后来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掌掴老人，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但是做演讲思维敏捷并逻辑清晰，和祝东力、黄季苏具有相似的儒雅气质；高梁、郭松民两人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语都十分朴实，因此感觉很有亲和力；巩献田、杨晓青都来自法学界，在演讲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见他们在高校法学园地里所遭遇的各种“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之幸）。

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记忆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选其一二简单陈述。记得邓正来先生到乌有之乡做讲座，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乌有之乡之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我就问他，那里为什么不能去？是吧，我感觉来这里没有什么嘛”，当初我不能理解邓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终于懂得其中的意蕴，因为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真做学问的人去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毛左”，而这又确实具有很强的贬义！还记得有一次，杨帆教授做讲座结束，他向听众当中的一个人挥手，请他到演讲席也讲两句，结果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也不登台，最后还是杨教授自己接受听众的“呼应式”提问，这位拒绝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晖，我那是第一次目睹这位知名学者的尊荣。关于汪晖先生的这个拒绝举动，我现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谓“新左”思想家的贞洁，防止自己“沦为”毛左的身份尴尬，当然，这种“诛心”式的无端揣度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笑谈”来看待。我还记得黄平先生到乌有之乡做演讲的场面，他身穿黑色中山装，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和蔼，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虽然是书店的顾问，但因为忙很少参与这里的事务，然后转入演讲的正题，他语言温润，娓娓道来，与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还记得，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惠丽副教授前来乌有之乡做演讲，结果搞起了商品推介会，当场出售来自河南省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大米，杨帆教授带头购买了两袋，随之又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现场情况十分热闹，何教授据说因此也名声远播。还有一次讲座也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是苏铁山老师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事迹方面的报告，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来自陕西的，衣服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讲座现场可谓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满眼泪水地倾诉着中国人今天对毛主席的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有一位女士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在听众席当中突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到：“老毛的时代也该结束了！”这下子可惹恼了在座的一些听众，有人大呼：“把她轰出去，赶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机，听众们也开始私下嘀咕着什么，幸亏乌有之乡的书店老板范景刚及时制止，才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们平时就称呼这位老板“小范”，他不苟言笑，为人处事的态度也十分低调，但在关键时候确实能掌控局面，和杨帆教授习惯骂人和发脾气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许就是他专心于业务而从不做演讲的原因吧。

四、参与毛泽东旗帜网组织的活动

去乌有之乡的次数多了，自然会结识很多好朋友，慢慢地就产生了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因此我还参与了一些后勤工作，比如帮忙布置和收拾讲座会场、搬运新购图书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会认识一些同盟机构的朋友，毛泽东旗帜网的管理者们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在与他们接触之后，我又开始参与到旗帜网的一些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中，比如整理和搬运图书到某些会场向参会者发放，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活动应该是2005年冬季“纪念毛主席诞辰112周年”的系列活动。我跟随毛泽东旗帜网的管理者以及其他自愿者们一起，先是到朝阳区的一家印刷厂搬书，然后分别装到统一准备好的袋子里，忙活了整整一天才完成这项工作；记得第二天，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正式开幕，我也作为后勤人员进入了会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当时感觉自己能够参与这样的重大活动也算是无上的荣耀了。也正式通过这个活动，我见到了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前中宣部领导王忍之、前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郑天翔等高级人物，还有毛泽东的一些家属；记得很多老人都是被家人搀扶着去的，他们说一定要去表达对主席的深切缅怀。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后勤人员又到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我正好与魏巍先生坐在一桌的临近位置，我感觉十分忐忑，但和魏老聊了几句就感觉轻松起来；他眉毛都是白色的，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言谈举止十分和蔼可亲。我主动说到：“我们这些人都是读着您的文章长大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小学教材中的经典文章，我至今印象还十分深刻，没想到今天竟然能与您坐在一起！”魏老摆摆手，说道：“你们年轻人要继承那种精神，不要忘记那些历史，国家的未来还要靠你们”。然后我把自己在参会时领到的一本书《向往毛泽东》拿出来请魏老签名，他大笔一挥就在书的扉页处签上了名字，之后我又请另外一位老师签名，这本书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尽管我也许永远不再打开，但它的意义已凝固，印证着我曾经的思想历程。前几年在读研期间听说魏老去世了，我本想打听下老朋友后事的安排前往悼念的，但还是因为思想的不断革新而作罢，也许一面之缘注定如此吧！

五、聆听秦晖先生的演讲

我在乌有之乡混迹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内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高潮期，因此我在这里所听到的讲座大多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论证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祸害；后来围绕《物权法》的出台又搞了几次讲座，巩献田的演讲正是对这部新法律的鞭挞。通过这些活动，我了解到了郎咸平、刘国光等“反对私有化”学者的主张，也知道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从哈耶克到张五常、从茅于轼到张维迎等，都属于乌有之乡集中批判的经济学家。我虽然也偶尔去网上去查阅下这些学者的思想及其论证方式，但在情感上我已经天然地站在了“新左派”的一边，因此在与我们的北漂三人小组成员交流时经常发生争执，我那位律师哥们深谙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思想脉络，他对我从乌有之乡学来的思想表示坚决不能认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我也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围绕这些话题的激烈争论已经成为我们那个“小屋”最鲜明的特色，邻居们只能听热闹却对我们的话题不知所云，这种局面真的可以称的上是“北漂生活的奇葩”了。

我感觉从乌有之乡学习到的核心思想无外乎如下几个核心要点：（1）国家和民族是最为根本的东西，个人的人要服从和服务与国家民族的利益；（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众民主和经济平等是超越与资本主义之上的优越制度；（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腐败、社会堕落均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文化的侵害；（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虽然生活比较贫困，但是精神生活富裕，而且取得了军事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因此所付出的牺牲实际上换回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5）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依靠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和技术积累，而不算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若当时继续走毛主席的路线，中国会发展得更好；（6）中国只有摆脱帝国主义设计好的“和平演变”圈套，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建立在殖民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民主、自由、博爱等思想都是谎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宗旨，守护好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才能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到。这些观点其实和我们教科书和国家主流媒体保持着高度一致，但是乌有之乡的专家学者们却多次声称自己在中国是“非主流”，我当时就十分糊涂，但由于高度的组织忠诚感作祟，我也未再做追问。

在我坚守以上政治观点两年多之后的2006年12月17日，同样是在乌有之乡，我聆听到了清华大学知名教授秦晖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的左与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秦先生，结果却导致了我的思想大转折。秦先生穿着朴实，而演说能力超群，在我听来简直就是字字珠玑，思路逻辑十分清晰，环环相扣，毫无破绽！他从“左与右”的通常区分谈起，引出所谓“激进”与“保守”必须有一个对象才好做区别，进而一一分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话题，比如人性的善恶自由、自由与个体安全、权责对等和群己权界等，最终暗示出来的结论似乎是：中国当下的很多左右之争实际上是充满逻辑悖论的，西方国家的左右派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共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中国历史乃至当今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择公有还是私有、自由多一点还是保障多一点等，而是要实现权责对等，左派主张国家权力要大些，那么也应该主张对民众的责任大一些；右派主张国家责任小一点，更要主张国家权力小一点，若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推卸国家责任，就是不符合基本政治伦理的观点。这是我陷入中国特色的左派思维逻辑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深刻的道理，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个对智商要求很高的知识，但是直到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失败”的我才接触到。

秦先生的演讲结束之后，很多听众都积极踊跃地提问，但是也不乏一些故意刁难者，从提问者的语气中就能感觉到这一点；我身边的一位听者甚至这样说到：“我们这里怎么能请这种思想的人来啊！”显然是不能接受秦老师的观点。临近讲座提问环节结束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个大插曲——某位工人模样的听者突然从会场最后位置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用手指着秦老师大声呵斥：“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你就说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吧！”我认得这位朋友，他是辽宁的一位国企下岗工人，长期在北京上访，乌有之乡的常客，我在乌有之乡接触了很多类似的人物。秦先生针对他的激烈提问，让然很客气地说到：“问题很复杂，不像你想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但是现场已经很混乱，很多听众似乎已经容不得秦先生继续解释，因此这次讲座就在这种混乱中草草结束了。中国左派可能已经习惯了自己掌握真理的感觉，容不得异样的声音，即使面对饱学诗书的教授，他们也可以充满信心地进行批判，若是在文革时期，这些人估计早就开始暴打走资派了。

在聆听秦先生的讲座之后，我连续半年陷入了对自己政治观点的深入反思中，加之当时已经读研，开始广泛涉猎一些学术著作，并偶尔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这时候自己的家人又摊上了一个很小的官司（起因是邻里纠纷，结果是家人被法官戏弄，被骗上千元钱什么事情也没解决，父母只好搬家他处），这一些列的理论与现实冲击促使我的思想进入了“大整合”的时期。我努力读书、写随笔，把自己的百度空间整得十分充实，这一方面是反省自己曾经坚守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帮助自己寻找更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我记得当时给自己提出了诸多的提问：（1）中国的社会腐败与堕落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和遥远的外国到底有什么关系？（2）中国搞公有制真的就可以实现公平正义？那老人家为什么说合作化时期的农民都爱偷懒呢？（3）中国的官员是被资产阶级带坏才腐败的？（4）毛泽东式的伟人真的能够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吗？可是文革似乎并未达到这个效果呢！（5）国家和民族为何物？我们只有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才能获得尊严与在世界上的生存权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我看来当然都不再是问题，但是在2006年底的时候，我却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对以上问题的正面回答的，秦先生的演讲只是帮助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已。

六、读博后，我的思想转变

在整个的2007年，我都在思考以上提出的思想话题，这一年秋季我又成为了一名博士研究生，读书自然也更多了，哈耶克、张五常等之前被我们批判的学者的书也在其中，随着视野的开阔，我越来越对自己之前所持的政治理念持怀疑态度。当我仔细阅读完毕秦晖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之后，我终于断定自己的思想已经彻底从“毛左”过渡到了自由主义状态，我认为其核心的标志就是：自己不再认可“卡利斯玛”权威的有效性，而对密尔的“群己权界论”给予了充分接受；不再认为个人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个人提供利益才具有合法性；不再认为中国的社会腐败源自资产阶级的财富，而是源自公共权力的滥用！我相信对这几个重大理论话题的回答足以见证我的思想转型。

尽管2007年底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乌有之乡，但是由于我已经习惯了参与各种的公共话题的讨论，我还是莫名其妙地被网友找到，加入了QQ的“秦晖底线群1”；不久我在这个群里与一位网名为“卡尔。斯密特的”网友进行了系统的三次大辩论，辩论的记录至今留存还很完整，自认为这是我成为自由主义者之后第一次以新的思想身份参与公共活动。也正是通过这次网络辩论，我知道了“国家主义”这套政治理念的由来，并顺着对这一思想的仔细追寻了解到了刘小枫及其著作《现代人及其敌人》，但最后却走到了许继霖先生那里，博士毕业之后2011年秋季，我细读许纪霖先生的著作《知识分子十论》、《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终于对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同时我还滚雪球似的接触了其他一些让我“耳目一新”的著作，它们的作者包括启良先生（湘潭大学）、袁伟时先生、资中筠先生、朱学勤先生、于歌先生等，加上我们社会学科班的孙立平先生、郭于华先生、于建嵘先生等，他们的著作让我最终彻底明白了真实的中国历史如何，世界的学术思想是如何演化而来的，我曾经的毛左思维是如何的幼稚和荒唐！

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我记得也有文记载：哈耶克也是在27岁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当我看到这些，心理才稍微的有所宽慰，不再对自己当初的无知无畏而羞愧难当！更幸运的是，自己总算没有成为一位“没有大脑的人”，终于在26岁的时候实现了这场思想的重大蜕变，这已经成为对友人经常提起的调侃之词。我并非故意将自己与大师并列，以博得什么荣耀，而是以此来安慰自己那份尴尬的心灵，毕竟全盘否定自己的思想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对比中，我还是毅然完成了这个工作。

如今，我已经在大学教书两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小院子，每天早晨起来看看自己种的蔬菜和养的花草，自然有一种与北漂生活时期截然相反的心境。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寄托于某位圣人身上，但求能够在这个荒诞的时代里混口饭吃，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虽不是宗教，也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吃喝穿戴之物，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却能让我的心灵变得稍微洁净那么一点点，懂得什么是生活的底线，面对虚伪的权贵人士和各种离奇的社会规则而泰然视之，既不谄媚也不对阵。

北京，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乌有之乡，也已经成为我永远告别的思想场地，我再也不想到那个让人心碎的城市生活，也再也不想接受那种“民间党校”的再教育。回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一则为了缅怀自己的人生弯路，二则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通过我的故事更早更快地走出那个可能给人间制造无穷灾难的“乌托邦”！

许一力：城镇化规模40万亿吓人 开工就没回头箭

2013年05月28日 来源： BWCHINESE中文网

从当年朱镕基总理西部大开发提到过的3.6万亿，再到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的10-20万亿支持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现在一下子一个城镇化就弄到了40万亿，这个投资数字增长为何这么快？

　　最近国内媒体都在争论外媒报道的“40万亿城镇化草案遭否决”的新闻，业内人士纷纷辟谣。

　　但这个40万亿的数字还是吓到了不少人。从当年朱镕基总理西部大开发提到过的3.6万亿，再到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的10-20万亿支持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现在一下子一个城镇化就弄到了40万亿，这个投资数字增长为何这么快?

　　背后有什么原因么?为什么在朱镕基之前的中国，并没有沿用类似的发展模式。而朱镕基之后的各任总理开启的投资型经济建设模式，究竟反映出了中国怎样的经济需求?

　　今天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现在的城镇化寻找理由，也不是批判过分倚重的投资，我的角度非常客观，只是将近15年来的投资型经济做一个总结而已，探讨几届领导人的发展思路的延续性。

　　对于最近15年的超大投资，这件事情能发生，我想分为两个面：一个是这么大的投资数字，国家怎么有能力让其发生?另一个是为何要发生。

　　第一个问题，必须要从分税制改革说起。在朱镕基接手之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危机时期。

　　当时的国家并非不启用投资计划，而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90年代初，中央赤字达到了历史极致，甚至为了以银行资本金填补中央赤字，中国出现了全球罕见的银行资本金为负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国体制改革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80年前后，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的转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仅需要向中央交纳定额的税收收入。同时，地方政府以免除企业的税款等手段将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的保留在当地。

　　长此以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保障，中央政府在当时处于十分弱势的低位。

　　中央与地方财政盈余关系的倒挂在94年--也就是朱镕基上任副总理之年达到极致。中央没有钱，对于地方经济的调控就处于长期缺失的状态，而地方财政充盈，却没有权利，投资就处于长期缺失的状态。

　　恰恰是基于这种背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出现以国家为主体发动的大型投资计划。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4年朱镕基铁腕的分税制改革，直接从地方政府手中回收财政收入，分税制等于是削地方的权。分税制在诸多阻力下的成功推行，使得之后中央地方财政重新回到分庭抗礼的状态。

　　所以中央才有调控能力，才可以推进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等大局性质的投资规划。中央有钱了，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中央财政部，这也是之后能够连续十数年出台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根基。

　　有根基并不意味着要推进大投资计划。大规模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的同时，其对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对于消费的反向抑制，以及印钞所带来的购买力贬值等问题，一直为学界所诟病。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事实上是，朱镕基时代开始的大投资路线，恰恰是处于一种退无可退状态下的必然。

　　朱的西部开发战略，起步于98年，当时的中国在结束了财政上的倒挂问题之后，迎来了第一次由外及内的金融危机的波及。

　　94年开始，随着分税制的推行，深化改革的政策方向还有大规模的国企改革，随着改革深入，中国迎来了可能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失业潮，这个数据远远超过08年经济危机时的数据。

　　大规模失业带来的是国内的购买力下降，内需不振下，中国经济在94年开始逐渐转为外向型经济--依赖进出口贸易。深化国际合作也大概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既然中国要进入这种全球化的节奏，就要接受全球化的影响--无论好坏。恰好97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海啸--亚洲金融风暴。

　　在风暴中外需对中国关上了大门，紧随其后的两年，产能过剩成为了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加之98年洪水，和94年开始的大失业。政府在新千年之前，面对着改革开放后，最困难的经济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让朱镕基总理的投资路线成为必然。一次以国债为主要投资方式的西部开发，中央就砸下3万多亿资金，直接完成了消化过剩产能和促进就业两方面问题。并且在大投资的牵引下，中国当时良好地资本边际效率，让社会享受了长达十数年的高速增长。

　　有了西部开发的经验，中央才在之后的数年间，连续推出了振兴东北、新农村建设、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等诸多投资主线。与西部开发的背景大约相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大投资，同样背负着不同时期背景下的必然因素。

　　08年的次贷危机，和11年欧债危机引发的至今尚未消退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都使得中央的投资计划成为了当时乃至于现在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上是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钝化的经济背景。

　　简单来说，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首要的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让农业现代化，解放农业生产力，这背后的一个作用是延缓了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外向型经济的受阻，为接下来的经济转型、新增长点的建立赢得时间。

　　应该说，中国从90年代之后的经济规划都体现出了中央更具大局观的发展模式，这种大局观的确立，恰恰是建立在朱镕基分税制改革带来的中央回收财政大权运动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有。中国既然选择了外向型全球化经济模式，就意味着要背负全球化的危机背景。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还并非是近几年展现出的这种形式。

　　比如从90年代来说，当时促进进出口贸易，中国大量进口原材料，这就意味着同样进口了出口国的经济特征，比如通胀因素。这样带给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巨大的。

　　一方面，中国进口通胀，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就会非常严重。另外一点，既然通胀被进口那么国内对应必然选择提高利率的应对方式，然而一旦利率抬高，又会造成国内外资本的利差，这种利差直接导致的，就是外资投资成本相对于国资资本要低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开放市场，必然面临着中国市场大量被更具成本优势的外资抢占的问题--也恰恰是基于这种考虑，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管制。

　　特别是近些年，在全球性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防火墙有效地保护了国内不至于进入恶性通胀的困境。

　　外向型的经济既然可以引发输入型通胀，那么相对应的也就存在输出型通缩。98年的金融危机，恰恰是以输出型通缩为基础的，出口受阻，大量产能淤积带来的通缩成为前投资时代鲜明的特征。中国经济在加入全球化之后确实越来越复杂。

　　不得不说，面对未来，新一轮的投资思路已经确立，城镇化也应该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包含了三届领导人不断延续和不断完善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渴求更加全球化的道路上，新的投资模式必然同样面临着过去输入型经济危机的问题。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崛起之路从来都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

卢麒元：中国经济的下半年预测和建议

　　中国经济的剧烈调整已经开始了。我们高度关注这次调整的方向、烈度、时间以及结果。

　　错误的货幣政策

　　中国经济的剧烈调整是被动的，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接近尾声了，美元的实质利率开始回升了，美元开始大规模回流了。其他国家必须应对美元出现的调整，各国央行要么加息，要么贬值本幣。有趣的是，中国央行既不加息也不贬值本幣。此种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必然刺激资本外逃，必然导致资产价格崩溃。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多数投资者必然选择增持现金，出现「钱荒」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当然，钱荒也有积极意义，终于可以促进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了。套用一句流行的句式：危机倒逼改革。

　　错误的结构调整政策

　　确切地说，中国早就应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了。5年前，迫于巨大外部压力，管理层实施了4万亿(总量18万亿)刺激计划，终结了已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去年下半年，再次用4万亿的2.0版本阻止了第二次结构调整的机会。新届政府运气实在不算好，现在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完成，即将结束量化宽松的货幣政策。没有美国量化宽松的顺风车，中国版的量化宽松就缺少了依据(外汇结存将迅速减少)。如果霸王硬上弓继续滥发货幣，人民幣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看来，4万亿的2.0版本已经失效，本届政府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将被迫重启延误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

　　为什么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呢?由于中国实施隐性的联繫汇率制度，货幣发行权失去控制，不能自主管理通货膨胀，实质负利率长期处于两位数的超高水平，这就导致工业生产部门利润长期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其结果就是不动产溢价远远高于工业部门利润，迫使资本逃离生产部门转向房地产等不动产投资，在未能实现产业升级的前提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退出和转移的迹象。如果中国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将不能支撑人口结构，国民经济发展将彻底失去动能，中国将无法顺利升级为发达国家，而极有可能陷入拉美化。事实上，错误的货幣政策已经帶来灾难性后果，再不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将错失本世纪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美欧日都在成功改革

　　与中国错失调整良机相对应，美国勇敢地抓住了2008年这个关键性的歷史时刻，他们开始了义无反顾的调整。经过5年的艰难调整，美国要素价格基本恢復了正常水平，整体生产率水平得到了歷史性恢復，经济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欧洲在德国主导下，也开始了歷史性调整，在统一财政的歷史进程中，欧洲的生产率水平开始缓慢回升，整体竞争力在逐渐恢復之中。即便是反应迟缓的日本，也于今年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他们的生产率水平在提升，整体竞争力也在恢復。

　　毋庸置疑，2008年对任何国家都是调整的最佳机遇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非但放弃了已开始的调整，反而进行了莫名其妙的逆向调整。短短5年时间，中国的要素价格变得极度扭曲，生产率水平急剧下降，整体竞争力迅速降低，产业未能升级而是在丧失，国民经济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现实地看，已经被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了。

　　上策：先税改后金改

　　今年下半年，是中国经济调整的关键时期。管理层的不同选择，将会帶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选择：霸王硬上弓，延续4万亿2.0版本，甚至启动4万亿3.0版本。好处是，确保地方债继续扩容，房地产价格继续上升，确保经济高速增长，确保就业继续增长。坏处是，拒绝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高端产业无法形成，中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提前结束工业化进程。结论是，在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完成调整后，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直至崩溃。

　　第二种选择：以不变应万变，坐视流动性极度短缺，任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好处是，所有的资产泡沫一次性破灭，要素价格开始回归合理水平，各类资源开始重新分布，产业升级重新启动，经济结构开始调整优化。坏处是，房地产价格崩溃，金融机构承受重创，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就业状况急剧恶化，社会保障压力剧增。结论是，国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管理层可能面临下课的危险，但国民经济尚有復苏的可能性。

　　第三种选择：有选择地调整，有先、有后、有保、有放，先改税政而后改金融，保障财政金融而严控不动产投机，坚决调整要素价格并努力稳住资产价格。好处是，封死总负债增长，避免泡沫继续膨胀，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逐步理顺要素价格，促进资源回归工业部门，继续产业升级，维持工业化进程。坏处是，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地产商要大规模破产，经济增速有所降低，就业情况未如理想，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结论是，大家集体捱苦日子，一起努力完成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生产率水平，提高国家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促成国民经济再次高速增长的机会。

　　显然，应做出第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下半年将有一次小阳春，明后年将陷入大萧条;第二种选择，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萧条，明后年会在滞胀中挣扎;第三种调整，下半年陷入衰退，明后年逐渐走出衰退，2017年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毋庸置疑，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现在当然应该是现金为王。

　　有能力的投资者，应该选择美元计价的资产进行投资，等待中国经济调整完成后再度回归。就理性而言，笔者并不主张以爱国的名义牺牲个人利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放弃改善国家的机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推动政府作出明智的选择，也应该配合政府进行极其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我们应该用有限的资源支持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

　　至于对管理层，也许危机才是最好的老師，在危机中才能开启最伟大的变革。我们期待着新一届政府励精图治，扭转危局。

　　笔者想重述一遍对经济问题的一般性分析。中国经济由于货幣发行失控，导致要素价格全面扭曲，使得资源配置极度倾斜于不动产部门，最终迫使产业升级中断，提前终结了工业化进程。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建议，通过坚决果断的税政调整，强制性地回归要素价格，重新调整资源配置，继续产业升级，完成工业化进程。为了平顺地进行调整，要使用成本控制(避免使用数量控制)的方式调节流动性，使得资产价格波动处于可控制的区间之中，确保金融体系不至于崩溃，确保财政体系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应该制订一篮子财政金融政策，确保经济政策的系统性、连续性、有效性，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控性。财政金融貌似复杂，其实极其简单。真理是朴素的，朴素的东西必然简单。财政的真理就四个字：量入为出。金融的真理就四个字：收支平衡。

　　国人对新届政府寄予厚望。只要新届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义无反顾地进行调整，全国人民苦捱3年，定可开启嶄新局面。

来源: 卢麒元新浪博客 2013-07-05

丁咚：中国宪政之争的背景和原因

郑志学在《认清“宪政”的本质》一文中提出，“宪政”包括九个方面内涵：第一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是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是多党轮流执政；第四是议会财政；第五是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是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是军队国家化；第九是新闻自由。他就此强调，“宪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如果说，杨晓青等署名文章还带有些许学术探讨性质的话，那么这篇显然为化名作者所写的文章，无疑是在明确为这场反宪派和挺宪派（泛宪派、社宪派、宪社派以及儒宪派之合称）的论争定性，认为挺宪派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语气还是用词，都能看出其代表了某种官方色彩，体现了更明显的政治意图和政治价值，可以说是反宪派的一篇纲领性文章。

据说，起初有关方面准备抛出17篇反宪文章，系统攻击宪政主张，形成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效应，试图清除西方政治理论影响，彻底打压乃至消灭宪政在中国生存的根基，但他们错估形势，忽视了民意的力量，结果适得其反，在舆论强烈反弹之下，始作俑者不得不决定撤下其他文章，使得宪政之争暂时告一段落。来也倏忽，去也倏忽。这场宪政之争持续时间并不算长，却带有明显的策划痕迹，由于其激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针锋相对的批判，再次凸显了宪政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确立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大意义，并显示了其在公民心中具有不可取代、不可动摇的地位的事实，因此必将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反宪政派狂轰滥炸的决定性后果之一是恰恰暴露了其潜藏在语词游戏之下的真实想法。郑志学为挺宪派所做的盖棺论定的断语是“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也表明反宪派的核心诉求，是在中国永远确保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其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基本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万世长存。对所谓的宪政九大内涵的驳斥，实际上都是为这一核心诉求服务的，概括起来其实就三句话：不要西方式的权力制衡和约束，执政党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上不能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受到限制，掌握对国家、社会、公民的绝对控制力；不要西方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政治地位，坚决杜绝私产者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产生控制政治的欲望和可能；不要西方式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基本意识形态，有效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行，坚决防止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导致民众的反抗，危及自身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都维护和加强中共的传统影响力，就要从根本上阻止西方话语体系战胜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居于主导地位，阻止西方宪政在中国的实现。

那么，有关方面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尤其是，敢冒突破中共前领袖邓小平钦定的在政治上不争议基本方针的风险，在一个全球化、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难以割舍、信息流通无比便利快捷同时无法阻挡的时代，急不可耐地挑起如此愚不可及如此自毁形象的政治争议？其背后是具有很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原因的。总的来说就是，从当下看，中共十八大后，朝野对政治改革都抱有过高的期待，一些人对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急切的宪政主张，认为要反思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反思历史必然触及其中的破烂不堪之处，搞宪政就必然触及何时终结一党执政的问题，由此挠痒了有关方面的敏感小神经，引发了其警惕，并由此酝酿掀起了这场反宪政运动（《南方周末》新年社论事件可看作起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上中国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市场化改革，逐渐使民营经济在中国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地区，民营经济比重普遍超过了中间线），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私有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崛起必然要求政治、社会对此适应，必然使得民众渴望享有更多的权利，分享国家发展的好处，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明显滞后，导致经济发展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一方面使经济改革和发展失去动力，出现了滞缓的问题，一方面引发了政治腐败增强、贫富差距增大、官民对立加剧等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部紧张，需要释放和舒缓，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国家制度中设计必要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约束；确立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制度，为私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护；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而这些唯有通过宪政才能实现。由此引起了执政党强烈的忧患感、危机感和紧迫感，其中的保守势力企图以彻底根除宪政来维护既得利益，确保子子孙孙世代永享。从国际大环境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萎缩趋势更加明显，社会主义国家硕果仅存，和中国一样，越南、古巴先后进行了改革，其中越南还在往前走，朝鲜由于拒绝改革国家发展面临窘境。除此之外，专制体制越来越不得人心，受到所在国人民的强力反抗，纷纷瓦解，就连中国的近邻缅甸在政治改革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扩张，在世界上拥有了最大份额，主导地位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中国固守政治成规的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并合纵连横，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态势。可以这么说，中国是大国中唯一仍在实行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守自己的语词体系，周边民主国家林立，对华态度错综复杂，大国矛盾纠结斗争频仍，其孤独感可想而知，因此也急欲从根本上消除内部和外部要求变革的诉求，而宪政以及其背后的西方政治理论被认为是其向中国推出的“糖衣炮弹”，因此予以重点批判，以免陷入宪政背后的“话语陷阱”，最终丧失执政地位，丧失一切既得利益。

中共建政成功就是基于对宪政的认同和以此为斗争工具团结反政府派别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进行各种博弈后的结果。反宪政派反复引用了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有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论。中共建政的第一件重大国事活动就是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制订《共同纲领》，在当时的条件下，其扮演了宪法的角色；此后又于1954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下，建立了国家政治的基本架构，从内容到形式其模型都来自西方。比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设立国家主席，主席下设立国务院总理）执掌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执掌司法权，全国政协（后来的全国人大）执掌立法权，分明就是三权分立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不同的是，建政以来数十年中共都实际上居于最高领导地位，且分立之三权系统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中共建政史看，凡是确立宪法地位、遵循宪政的基本原则至少名义上如此的时候，总是相对顺利的，凡是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乱搞一通乃至连名义都不要的时候，总会出现种种艰难曲折。后者最显著者莫过于公认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后，为改变国家政治和社会失序的状况，重修宪法被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78年宪法仍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到了1982年，在邓小平等新一届中共核心领导层的主导下，重新制定了宪法，此后又经过了若干次修订。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用了“宪政”之说，比如他说宪法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2008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在全国人大报告中，对2004年通过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是“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所以说，自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利用宪政问题向其发难，争取各大反国民党派别的同情和支持，并成功建政后，即使没有以最高领导人名义谈及“宪政”，也没有真正彻底实施过宪政，但至少从未明确反对过宪政，直到这次反宪派大张旗鼓地发表反宪文章，也没有得到政治人物的正式呼应，反倒在民间呼声下悄然撤退，宪政之争暂时止息，但后续影响仍然深远。

在前改革时代，中共就建立了宪政的基本形式，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宪法的根本大法的权威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中共的每一步改革和发展成果在党的政策中进行表述后，都需要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否则就无法放下心来。这实际上也是在肯定宪法的意义和作用，肯定宪政对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价值。比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私有制等传统上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一些做法，在中国渐次实行，中共指导理论也不断发展变化，“三个代表”思想、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相继提出，它们都在中共主导下写进了宪法。但宪法的修订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进行政治化并对政治本身提出更高要求的现实并不适应。所谓的经济政治化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权利等重大经济原则和制度问题都要从政治层面予以体现，使之进入宪法。所谓的经济对政治提出更高要求是指，导致腐败蔓延和市场失序的因素即权力不受限制的使用、民众无以也无力监督必须结束，这也要在宪法中予以体现。正是政治上的不适应，引发了理论界、知识界和舆论界对实行宪政的急切渴求。但很多人要么是无视历史，要么是无视现实，总之提出的主张根本不可能被正享有绝对权力者所接受，还有一些人试图依靠这些绝对权力者良心发现，自我改变，有些人从维护绝对权力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性，为专制主义寻找依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很好的宪政，比资本主义宪政优越，只要不否认社会主义宪政即可。总而言之，这些论争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的巨大内部紧张感，使得执政党以及依附它的各种学术主张者和在野的学者之间发生激烈的观点冲突，为摆脱僵持不下的局面，有关方面企图彻底否定宪政，为宪政之争进行政治上的定性，希望就此遏制住宪政主张者和宪政之争，通过“争”达到“不争”的目的，以此维护现存政治秩序，去掉其长期执政道路上的羁绊。即令他们能够依靠权力的支持向其反对者发出各种“帽子”和“判决书”，也无法改变或者阻止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一方面这种要求造成内在的紧张，并表现反宪派公开跳出来攻击挺宪派上，一方面它也会继续推动中国发生真正的变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强权统治者。反宪派强调，宪政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根本无关宪政什么事儿。宪政也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政治表现形式。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政治表现形式，也没有永恒的政治组织，更没有永恒的政治领导，迟早都会被别的更好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本身所决定的。所以这场争论中的核心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毫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挺宪派中的激进主张者也毫无必要在某些环节上固守自己的观点，因应现实和时势的变化，恰如其分提出变革要求，并顺应历史自然发展进程，为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更有意义。

人民是一切变革的最深切感受者，也是一切好处和坏处的直接体验者，更是历史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虽然受到数十年定向教育和宣传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大变革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国人民觉醒的速度仍然超越了某些人的想象。打破政治和社会禁忌，公开讨论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主张公民权利和自由，抨击政治腐败和社会丑陋，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容。当然，其主要渠道还是在互联网上，虽然它受到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打压。互联网是科学技术送给中国民众最好的礼物。在互联网世界，基本消除了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不违宪的言论，并以QQ群、微博、博客、社区等平台为主要方式，形成了现实社会中罕见的公民组织雏形，以民众相对自由的言论和社会组织雏形形态为主构成了初级的中国公民社会。中国民众濡染其中受到最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意识逐步自觉，民主诉求日渐高涨。公民们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相互联接、聚集成更具合力更强大的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构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制衡和约束。在互联网世界，宪政理念及其所代表权力制衡、公平正义等基本含义更容易受到共鸣和支持，事实上那些宪政主张者主要的传播渠道正是在互联网。改革开放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和交流方式的革命为中国公民更积极地寻求政治权利、对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监督创造了条件，也必然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对互联网与理论界、知识界联合的恐惧感，正是反宪政派招摇过市的最基本源头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促使包括大私产者、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技术公民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崛起，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很弱势，甚至在权力下噤若寒蝉，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局势变化特别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它们迟早会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欲望和要求，并与社会运动相呼应，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现存政治秩序构成“威胁”，这些人中为数不少者对宪政基本保持缄默，但由于它们才是宪政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更被视为潜在的更重要的参与分子，除了在现实中受到种种限制以及盘剥之外，拒绝实行宪政才是最根本的制约手段。在这一情势下，这一群体的很多人寻求移民海外，保障他们的资产和人身安全，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移民了，但业务仍然留在国内，形成“心离身不离”的局面。最终，他们将会认识到，逃避不是办法，只有在中国内部实现变革才是根本出路。另一方面，执政党“铁板一块”的外部形象渐渐损蚀，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内部的竞争和选举机制匮乏或者流于形式，现行党内体制导致很多真人才被埋没，或者失去上升的空间，由此引发内部冲突，有些还进一步激化，比如薄熙来事件。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执政党内部的派系应该说长期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激化后外露则比较少见。随着党内领袖绝对权威的不再，党内派系分化和斗争也将越演越烈，失势的一派必然寻求更多的改革，直到在国家政治层面进行改变，比如实行真正的宪政，由公民进行选举。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是这个道理，对他们来讲，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也是宪政的潜在支持者，对党内主导政治的派系形成了来自内部的压力。批判宪政，让他们去掉幻想，对宪政之争无疑也是一个推动力。

“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最美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

值此尊者达赖喇嘛七十八华诞之际——

再三顶礼尊者达赖喇嘛！ 

敬叩寿祺！敬祝无量寿！ 

千万遍祈愿：生生世世，追随依持！

以上三张图片为2011年1月4日，尊者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与在中国的两位人权律师滕彪、江天勇，作家王力雄进行网络视频对话之时，作为无护照的我，凭借互联网带来的奇迹，跨越地理的、人为的藩篱，以莫大的福报，在网络上拜见到尊者达赖喇嘛，并聆听到尊者的谆谆开示：

“一定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汉人知识分子与我们藏人知识分子之间，在任何时候，彼此介绍真实的情况，相互沟通与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放在心上。过去六十年来，我们境内的广大藏人的勇气与虔诚像山一样坚固。西藏的真实状况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西藏有真理，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点逐渐明了，宏观来看，强大的中国也在变化当中。因此你们一定要有信心，更加努力，记住了吗？”

《Lam La Che (On the Road，在路上)》 [1]

作词：唯色

作曲：Techung

演唱：Techung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最美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

他是我们的益西洛布

我们的衮顿

我们的贡萨确

我们的嘉瓦仁波切[2]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一束最美的花朵

献给他，献给他

一缕微笑

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3]

[1]:这首歌的网址是：http://techung.bandcamp.com/album/lam-la-che-on-the-road。点击可听到。

[2]:歌中的“益西洛布”、“衮敦”、“贡萨确”、“嘉瓦仁波切”都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简单直译为：“益西洛布”即如意之宝；“衮顿”即尊前；“贡萨确”即伟大的至高无上的陛下；“嘉瓦仁波切”意为至尊之宝。

[2]:原诗《在路上》的第三段为：“在路上……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赶在凋零之前/热泪盈眶，四处寻觅/只为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一颗如意宝珠/一缕微笑，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来源：唯色，看不见的西藏

王軍的美國夥伴涉嫌殺妻後離奇死亡

《新史記》陳亦凡

然而《華爾街日報》引述Sky Capital Partners董事長兼執行長徐麥可（Michael Hsu）的說法，彭日成在1997年任職該公司合夥人時，偽造徐麥可與執行長的簽名，盜領300萬美元。當時徐麥可因不希望家醜外揚而沒有報警——彭日成家族是該公司的大股東。徐麥可表示，這筆款項後來追回約三分之二，彭當然是捲舖蓋走人。

另一指控者保盛豐前總裁阿布巴卡爾和彭日成的關係更為複雜，與彭日成同歲，兩人一度親如兄弟，卻在2007年被彭日成開除，理由是他收受客戶300萬美元回扣、在辦公室男女關係不檢。

阿布巴卡爾與PEM Group的官司仍在進行，他指稱2007年初，彭日成指示他與其他高層主管，將一筆投資的保險額度大幅灌水，從3160萬美元膨脹到1.08億美元，誆騙台灣的投資人。阿布巴卡爾爆料說，彭日成回台灣都住晶華酒店，在酒店裡召妓。


彭日成與妻子的合影。

此外，彭日成的妻子於1997年被槍殺，疑凶無罪釋放，有陪審員懷疑彭日成買兇殺妻，但檢察官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彭與案件有關。死時33歲的彭佳妮（譯音）曾做過脫衣舞孃，與彭結婚前也有過一段婚姻，育有兩名子女。她與彭的婚姻並不和諧，警方曾四度接到家庭暴力報警，其中1993年的一次，彭佳妮報警說，她害怕丈夫“會殺死自己”。

彭佳妮稱，彭日成把她父母的住宅套現，得來的錢花在“賭博、女人和酒”上，有一次，彭日成把她的鼻樑打斷，威迫她從銀行提取七萬美元，然後一晚輸光。據悉，彭日成從未因家庭暴力案而被起訴。

1997年5月，彭的妻子聘請私家偵探調查丈夫外遇，就在約定與偵探見面當天，一名衣著得體的男子登門造訪，問清楚她是否彭妻子後，便舉槍指嚇。家傭聽到彭佳妮尖叫後，看見她在屋內四竄，但最終還是被射殺，當時5歲的孩子還在身邊。

警方調查凶案期間，彭與妻子的前夫爭奪她的75萬美元保險賠償的管理權，該筆賠償的受益人是彭佳妮的兩名子女，彭日成最終敗訴。

兇殺案事發四年後，警方拘捕一名疑犯，由於該名疑犯認識彭日成，令人懷疑彭涉案，彭的律師否認，最後彭未遭到起訴。陪審團最終以10比2裁定疑犯罪名不成立，一名陪審員表示：“我們許多人認為彭先生謀殺她或買凶把她殺死”，原因是她妻子想離婚，而且知道彭太多業務。　

2009年4月下旬，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指控加州金融家彭日成詐騙投資者數億美元資金，並已獲得臨時禁令，凍結其財產。

然而，四個半月後，彭日成卻突然離奇死亡。美國媒體報導說，2009年9月12日早上，彭日成突然在加州的醫院死亡，終年43歲，死因不明，就連美國警方也無法確認其真正死因。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彭日成在9月11日下午被醫護人員送入洛杉磯新港灘（Newport Beach）住所附近一家醫院，並於第二天清晨在醫院內死亡，具體死因沒有明確公佈。新港灘警察局警官賽勒表示，醫護人員接到彭日成家打來的電話，指出他的情況非常緊急，不久後他被送入住家附近的醫院。當時彭日成還活著，但是情況嚴重。

一個自稱“彭日成的鄰居”的人向《華爾街日報》爆料說，緊急醫護人員在9月11日下午到彭日成住所，用擔架接走了一名男子。隨後有數名犯罪現場調查員在其住宅調查了近兩個小時。彭日成之死是否涉及他殺，死因不明。

長子王兵指揮持槍綁架案

在王震、王季青夫婦的三個兒子中，長子王兵被認為是兼具二人共性的一個，老二王軍偏王震多些，三子王之偏王季青多些。

2008年，網上出現一篇題為《王兵回憶父親王震：“怪人”和“奇人”》文章，不但介紹了父親王震的幾件事兒，也“順便”描述了王兵跟父親的關係。

文章說，王兵坦言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但怕父親怕了一輩子。王震一生手不釋卷，對後代的最大希望是“多拿幾個畢業證”。但王兵生性不愛讀書，沒少受父親的訓斥，這是王兵怕父親的一個原因。

王兵是不是“怕父親怕了一輩子”無從考究，但王兵膽大包天，為所欲為，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則聞名海內外。他和弟弟王軍一樣，都在軍隊任職。到了70年代末，在榮毅仁創建中信公司時，王兵和王軍又先後進入中信公司任職。

在王軍以中信總公司副總經理名義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長時，王兵與吳小蘭（葉選平之妻）一度任過副董事長。不過，王兵、王軍二人都是軍商合一，雖然脫下軍裝換西裝，但軍籍並未退掉。到1995年時，王兵已經是大校軍銜，王軍的軍銜據傳比王兵要高。

何頻、高新所著的《中共“太子黨”》一書指出，中共元老子女中，像王家子弟這樣保持多重身份的還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和女兒楊李、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陳毅的兒子陳小魯、陳賡大將的兒子陳知涯等等。北京也有傳說陳雲的小兒子陳方曾一面在掛在宋慶齡基金會名下的公司經商，一面也還保有海軍軍籍。

1983年3月，中信公司、中國海洋航空公司、中國直升機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和深圳通發實業公司等六大股東，合股成立了一個中國海洋直升飛機公司（簡稱中海直）。該公司剛剛成立時，在深圳四川大廈14樓掛牌，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叫馬相持，不久王兵則接任了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職務。

王兵所領導的中海直公司，表面上是發展旅遊事業，如開辦直升機觀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動，但收益甚差。中海直真正的發財門路還是做買賣。中國大陸曾有一句話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飛機大炮，其它樣樣都做”。而據說王兵的公司是“包括飛機大炮，沒有什麽不做”，言下之意是從事軍火貿易。

在深圳，早就有這方面的傳聞，當地的有關部門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當地政要罵得狗血淋頭，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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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烟瘴气的中国军事网站与论坛，意淫无敌天下！

作者: 潘中盛

于 2013-7-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丑态百出，颠三倒四，谎话连篇。乌烟瘴气的中国军事网站与论坛

为什么一些军事论坛军事网站成了意淫大本营，谎言集散地，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疯子的聚集地。傻子的俱乐部。

由于现在的网络发展很快，军事网站越来越多，如何吸引点击率，就显得很重要。写一些“爆炸性”的报道就提到很好的吸引作用，所以才催生假军事文章，假军事新闻的诞生,牛逼军事雄文满天飞。“震惊帖”铺天盖地。

一些网站，论坛雇佣枪手，甚至于唆使神经病人，冰毒吸食者，或者普通军迷们为了吸引点击量，有时不惜编造假消息。炮制自吹自擂的假军事文章，杜撰假军事历史。编造故事，虚张声势。狐假虎威。炮制精神鸦片，故意作祟，造谣惑众，有组织地通过网上论坛散布假军事消息，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妖言惑众，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

今天网络论坛中的有些消息已经很像新闻单位和权威机构的正规文稿，让人真假难辨。“中国护航编队遭到某国潜艇追踪，成功迫其离开”、“中国歼－10编队到争端海域巡航”、“中国海军与某国海军日前在某海域展开激战”、“解放军在救灾前线发现神秘飞行器”“奥巴马看了一眼不发；歼10击落F-22”“中国空陆军严阵以待随时闪击印度！”"中国全面拦截美国：解放军在巴基斯坦出手了""外媒揣测中国神秘声波武器击落美军的B-2和F-22"“中国激光武器击沉美国航母”“梁光烈要击沉美国航母”等等……牛皮加谎言，铺天盖地。乌烟瘴气。引来一大堆苍蝇围观,意淫一个又一个极具爆炸性又吸引眼球的标题比比皆是。满版的标题都是“震惊”和感叹号，美国忌惮，日本震惊，韩国恐惧，印度愤怒,台湾哭了，越南疯了，法国傻了，英国完了，德国惊呆。

文章内容尽是什么：美国大惊

美国人恼羞成怒

北京突然出手震晕美国！

美国开始“狗急跳墙”了

美国大惊失色

美国当场就惊呆傻眼

美军"极度惶恐"

美军"咬舌自尽"

欧美惊呆了

韩国傻了

美国惊呼

俄罗斯哭了

香港惊呼

日本承认

世界震惊

台湾嚎啕大哭

在这些帖子里,美军,印度军,英军,俄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韩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等等都表示很"害怕"我们,在这些强文中,美国总统,俄国总统,日本首相,欧洲,美国的各种军事专家,各种媒体,各国军队,各国的国防部长等等总是不断地发出"惊呼","惊叹","哀叹","惧怕","恐惧"等等声音,以表示对我军的极度害怕,让人怀疑奥巴马他们心脏怎么受得了.

什么“哪个国家害怕了，中国怎么怎么样。。。”，什么“哪个国家傻了，中国的什么怎么样”，还有“什么中国的什么什么震惊世界，怎么怎么样”等等，一再夸大中国的武器有多厉害，中国的国力有多强大，中国的态度有多强硬。

这些所谓军事消息，军事雄文之类的。有的“三分事实七分创作”，有的则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有的干脆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任意杜撰。子虚乌有。而消息的来源，有些被放到国内权威媒体身上，以增强可信度；有些则被故意放到某个军迷讨厌的专家用来放大军迷的反感。甚至于冒充境外军事媒体，冒充外国专家，假冒外国司令，外国国防部长等等。再来个“外媒”“美媒”、”俄媒”“港媒”还有“日媒”，来证实一下消息的可靠性，毫无事实根据，胡编乱造，以假乱真，混淆视听，博取网民的信任。让没有鉴别力的弱智网民信以为真。严重误导人民群众。愚弄人民群众。蓄意欺骗普通网民。搞精神诈骗。

同时，还有军事网站专门针对网络军迷大多为中轻年男性，人格有缺陷。变态心理，军队普通士兵（文盲加科盲）的特点，传播网络色情，实施网络欺诈等犯罪。在一些管理不严的军事社区，武器猛图旁往往还有美女猛图，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在粪青云集的一些中小军事网站和论坛上，最多见到的广告都是增大阳具的家什、放翻女性的迷药、以及各类情趣用品。大概因为网站管理员们也知道，粪青们看了网上的东西达到心理高潮之后，生理上也要高潮一把。

只是，我们很难指望这些头脑简单注定当炮灰的生物，能够吸引有魅力的异性，他们能够做的只不过就是关掉军事论坛后打开暴风影音，一边看着恨之入骨的日本人的优秀代表苍井空或饭岛爱，一边自己动手撸。

爱国军迷们，粪青们就在这样复杂的，谎话连篇的环境下进行着虚拟生活。在意淫的世界里，反美，抗日，攻打台湾。自欺欺人，玩手淫。搞自慰，吹牛打炮。

由于一些网站肆意编造“假爱国新闻，杜撰牛逼文章”。造谣滋事。无事生非，哗众取宠，一部分爱国军迷的不慎言行、不良居心者的阴谋，对国家安全、国人团结与对外形象，以及对外关系等都形成着某种伤害。更是造成国际笑话。外国媒体对中国军迷冷嘲热讽。军迷的行为荒唐滑稽。认为中国网站是在提供精神鸦片，精神海洛因。精神伟哥。借“假军事新闻”鼓舞人心，提高士气。提高粪青的自豪感。

这是造成爱国军迷游走于社会边缘，不能像其他受众群体那样在国家重大议题中登堂入室、发挥更主流作用的原因。

由于爱国军迷，粪青们长期受大量意淫文章的影响，精神上神魂颠倒，神智不清，思维混乱，胡言乱语，夸大其词，吹牛打炮。满嘴谎言。这洋一个群体，在普通人眼中更是成了“疯子”的形象，“精神分裂症患者”“智障人士”“脑残一族”“军事意淫族”，极尽挖苦讽刺。甚至于人们认为这类爱国军迷完全是一群“嗑药的瘾君子”。成天生活在幻觉之中。

很显然，中国的军事论坛，军事网站，已经不是一个讲技术的场所，而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阵地。吹牛打炮，散布谎言的基地。极权主义，封建思想的温床。

在这类论坛上，到处充斥的全部是宣传，欺骗，谎言。洗脑。在这类论坛上，只有神经病，吸毒者的言论，才能大行其道。中国的军事论坛，已经演变成神经病人的大本营，鸦片烟鬼的天堂。粪青意淫俱乐部。精神毒品的集散地。

同时建议新浪，网易，搜狐等等门户网站筹划一个愚人节军事专版，让那些为了赚人气赚点击率而说大话吹大牛的人在专版里任意的发帖，

中共武装人员进驻新疆清真寺 阿克苏多人被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采访报导)星期五是新疆七五事件四周年，全疆各地采取高压维稳方式，首府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受到武装人员监控。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称， 星期四晚间，阿克苏通往喀什的公路上，有维族人和武警发生摩擦，三至四人被警方带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呼吁中国政府公布七五事件后失踪的维吾尔人 的下落。

星期五是新疆七五事件四周年，也是当局高压控制最严厉的一天。南疆喀什一位汉族人李先生星期五对记者说，当地反恐气氛浓厚：“今天‘七五‘也是特殊时期，出城进城都有安全检查，主要查被通缉的11个人，查违法分子”。

记者：乌鲁木齐有装甲车巡逻，你们当地有吗？

回答：我们这边有啊，我们这边固定的像我办公室楼下就有两个武警执勤点，有武警车辆、有特警、有便衣，路上交警巡逻、特警巡逻。有骑摩托车的、有开车的，一会一班、一会一趟。

总 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周五向本台通报，在南北疆交通要冲的阿克苏通往喀什的公路上，周四夜间发生维族人与武警摩擦：“在阿克苏和喀 什中间的国道上，昨天当局在清查过程中，维吾尔人和中国（武警）双方发生摩擦，阿克苏地区公安局逮捕了大概三到四名维吾尔人”。

记者就此致电阿克苏市公安局办公室询问。

记者：昨天在阿克苏通往喀什的公路上，是不是有维吾尔人跟武警发生摩擦？

公安：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记者：世界维吾尔大会说的。

公安：你打这个电话想谘询什么？

记者：我想核实，听说有三到四个人被带走？

公安：这种事情不可传谣、不可信谣，所以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也不可能跟你说什么。

武装人员进驻清真寺

星 期五是伊斯兰信徒的“主嘛日”，迪里夏提说，在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当局严禁穆斯林以任何形式，为遭受镇压而死亡的维吾尔人进行祈祷：“在清真寺外也部署了 便衣和持枪的武装人员，市区内到处在清查，另外，乌鲁木齐市维吾尔人居住地区，当局采取相互监督、相互举报的措施，其目的是分化维吾尔人，导致维吾尔人之 间相互不信任。另外现在维吾尔人即便在自己家里，每天都在承受歧视性的清查和挑衅”。

昌吉居民区鸣笛震慑

昌吉 市的维权人士胡军告诉记者，在他居住地社区，周五早上天还没亮，当局就开始维稳动员：“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小区居委会喊着集合，派出所的、小区的、联 防等，在小区里搞了一个仪式，还拉警报，在小区里转一圈。今天网络也不是特别好，早晨封网封得厉害，很难‘翻墙‘“。

他说，几天前他就被国保监控：“我现在被他们上岗，已经几天了，国保来了几趟，车就在楼底下”。

记者：您可以到附近的菜场、超市去吗？

回答：我一去，他们后边人就跟上了。

新疆日报星期五继续发表谴责暴力恐怖份子的文章，称“ 6•26”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中，恐怖份子犯下的反人类反社会罪行令人发指，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互联网上，网友们在谴责恐怖份子丧心病狂暴行的同时，对党和政府的决策表示支持。

乌鲁木齐市民张先生说，近期受当局指令的网络“五毛”大行其道，包括监视言论和转发官方的文章：“网上基本上是官方派大量的人在那里发帖官方的东西”。

本 周三起被软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周四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发表文章说，2009年“7•5事件”后被捕的1800人中，一部份被判死刑，一部 份判有期和无期徒刑，一部份被释放，还有一部份人失踪。目前有34名“7•5事件”后失踪的维吾尔人身份得到确认，并公布了这些人的名字，他还说，有证据 显示他们是在事件发生后被警方逮捕，但是目前家属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警方也不公开表示他们的行踪。他建议政府应就“7•5事件”后失踪的维吾尔人，发布客 观、全面、详细、有说服力的报告，对受害者家属进行道歉，并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

此外，新疆公安厅本月初发布通告，要求民众举报恐怖活动及上缴刀具，官方天山网周四引述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收缴管制刀具等物品的通告发布以来，已经收到了群众主动上交的近千把管制刀具，已有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但没有公布投案者身份。

2009年发生在新疆的“七五”、“七七”维汉冲突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此后，新疆动荡局势加剧。

谁在阻止中国司法改革？

习近平强调坚决反对司法腐败。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大多并非来自司法腐败，而是司法行政化。学者赞同去行政化改革是关键，认为不改革必然产生司法腐败。
中国司法不公的原因在哪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近日向媒体表示，绝大多数司法不公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我们没有真正找准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其中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腐败被一向公众认为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的予以严厉打击，是习近平上任伊始开出的一张治国良方。在今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次会议也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但是目标是"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在本周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中，郑鄂认为改革的重点是体制改变。他说，"我们目前的审判机制，事实上是源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审判机制，和当年的苏联模式是一样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有的体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对德国之声介绍，中国司法系统的行政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说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和立法系统的设置和管理，二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行政化管理，三是法院内部院长、副院长及庭长对法官的管理。这是中国司法的基本模式。何兵认为，不改变这个模式，司法改革就推动不了。

去行政化改革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中国法律学者、律师和法官从十多年前就开始达成普遍共识，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呼吁。肖扬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时候（1998-2008年），已提出这样的改革方向。到了王胜俊担任最高法院院长（2008-2013年），司法系统又加强了行政化管理。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获得605张反对票、120张弃权票，创5年来不信任票的最高记录。何兵认为，这些不信任票给了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极大的压力。

何兵教授说，去行政化改革的难点在于，中国到现在也没搞准司法的定位，没有理顺法院和政党、人大以及法院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党委、政府干预案子的现象十分普遍。

找准改革方向不能掩饰司法腐败

郑鄂还介绍了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作为去行政化的一项尝试，广东省深圳福田区法院、佛山中院开始试行审判长负责制，这项改革被认为是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最大限度排除行政权力对审判权力的干扰。

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彦敏对德国之声表示，她对郑鄂院长的意见表示赞同，在司法系统去行政化才能进行真正的改革。但是广东多位法律学者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谨慎的回避态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广东省法院系统的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郑鄂的说法有为腐败问题开脱的嫌疑。



人大代表对最高院的不信任程度空前

何兵认为，去行政化改革和反腐败是一个问题。不进行系统性的改革，腐败不可能杜绝。他认为，司法改革是一个国家机器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进行，地方试点只是枝节问题，对整个系统的改革推动作用不大。他说，"有些改革地方法院不敢提，提得不好就是反党。"郑鄂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司法改革重心已经从以前的工作机制改革转向体制改革，迫切要求顶层设计"。

中国司法改革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从6月28日开始，最高法院开通专门网页"裁判文书"公开判决书。目前网站公开的多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定书，地方法院裁判文书很少收录。

公开判决书被网民普遍认为是一个进步，但是有选择性地公开受到法律人士的批评。律师周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高院应该就哪些判决不予公开作出解释。

何兵教授在微博上表达了对将于明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期待。他对德国之声说，目前法院系统内部的改革动力不足，人大代表继续投出不信任票，将会增加改革的压力。时事评论人赵楚则认为这是"虚假希望"，这类"希望"已经被习李新政反复"打了耳光"。

作者：张平
责编：雨涵
德国之声中文网

紧急关注：海南举牌抗议“校长开房”的叶海燕一家被扔野外

   

     2013年7月6日，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创始人叶海燕，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出求救信息，微博上说：紧急求助，半夜被强行带离丢在.365省道边，我和女儿， 还有男友在一起。根据叶海燕留下的信息分析，她一家是被扔在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广海镇奇石管理区刘李罗村。
  
     记者试图电话联系叶海燕，13097853323但电话已停机。
    
     记者再联系曾经与她一起去海南举牌的维权人士，他们也表示无法联系到她，正着急的四处打听其下落。
  
     根据@叶海燕宝贝实名微博留下的最后一条讯息，是2013年7月6日07点06分，这条微博上说距离他最近的地方是广海。随后就没有了微博更新，也许是手机没电，也许是遭到了什么不测？
  
     记者翻看叶海燕的最近微博，根据叶海燕发出的微博显示，实际上是从7月5日就开始对她驱逐。
  
     2013年7月5日22点22分，@叶海燕宝贝：刚接到考完试的孩子，准备回租好的房子收拾东西准备再次搬走。出租房间里停水停电。我和男人，还有女儿都坐在黑暗里。感觉到这里的空气都不怀好意，隐藏着暴力与傲慢，安全系数很低，发一微博求平安。
  
     2013年7月6日00点15分，@叶海燕宝贝：房东说不是他停的电,他也不愿意停电.物业也说没停我们的电,并答应送电,结果发现,是我们的电线被切断 了.如果说,叶海燕举牌事件,暴露了一个社会弊病，举牌后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一个比“小学生开房”事件更大的病灶。这是一个法律无法解决的病灶。
  
     00点18分，@叶海燕宝贝：我这几天，都被悲伤左右着情绪，不愿意面对。这种悲哀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而是所有在这件事情中被迫要去做坏人的人。包括可 怜的房东，物业管理部门。对于老百姓来说，做一个好人，讲道理的人，就是在增加自己的实力与社会地位。可是拥有实力与社会权力的人却不在乎。破坏规则的代 价，他看不到。
     00点26分，@叶海燕宝贝：这件事情让我更理解了公权力的可怕与普通人的脆弱。他野蛮的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部门来左右任何一个人的命运。要弄死或折磨一 个普通人易如反掌。我同情那些终年上访却始终没有结果的普通人。现在我也跟他们一样。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走到哪里都会被驱逐。更惨的是跟我接 近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00点27分,@叶海燕宝贝：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没有别的请求，希望有能力和好心的朋友，帮我照顾孩子。她是个可爱又聪明的孩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00点52分，@叶海燕宝贝：因为房间里没有电,我和孩子,住在宾馆,现在是一点钟,宾馆也让我们走.因此,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可能就只能在大街上住. 希望别的宾馆,不是这样.如果不行,我希望当地派出所,能收留我们一晚.
    
     06点29分，@叶海燕宝贝：紧急求助，半夜被强行带离丢在.365省道边，我和女儿，还有男友在一起。
  
     06点34分，@叶海燕宝贝：我们和一堆家具被扔在路边。离镇有点远，在一个叫刘李罗的村边。
  
     06点40分，天已经亮了，叶海燕传出一张现场照片。
  
     06点59分，@叶海燕宝贝：手机电不多了。
    
     07点06分，@叶海燕宝贝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最近的地方是广海。之后就再无音讯。
  
     据媒体报道：5月27日，叶海燕等人来到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抗议，其标语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叶海燕举牌照片被公布后，“开房找我”成为微博热门话题。
  
     5月30日午间，11名不明身份的人到叶海燕价值对他实施殴打，期间正好叶海燕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电话录音显示了案发全过程，但随后叶海燕却被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10天。
  
     自被博白公安拘留释放并遭驱逐后，搬家到了广东中山市。在中山市又遭到了当局的逼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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