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8日讯】（新唐人记者刘惠、田净采访报导）近日，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在微博上用实名举报，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祸国殃民，要求清算过去十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给中国百姓带来的灾难。这一行动引发国内外的巨大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浦志强是英雄，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站出来。
2月6日，浦志强在自己的三大微博上（新浪、腾讯和搜狐）实名举报，〝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现其他老同志周永康，祸国殃民！我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联）。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
随后浦志强的几个微博帐号因为实名举报被删，很多民众非常关注浦志强的安危，甚至担心他会成为第二个高智晟律师。对于微博的内容，媒体采访浦志强，他表示不再作任何回应。
侨居美国的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表示，中国现在的律师维权非常勇敢，其他的中国人也会效仿，恐惧的心里就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专制的基石就会动摇，那么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走向自由。像浦志强都是英雄，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出现。
〝非常好的现象就是说有越来越多人敢于与专制政权进行斗争，他们不畏强暴，不畏那种危险、潜在的威胁使他们站出来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站出来，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据泛华网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习近平决定要对周永康动手，被双规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为逮捕周永康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不过，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这次反腐从李春城被抓起来，肯定和周永康有关系。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触动周永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共高层怎样处理薄熙来问题上达不到统一协议，肯定是江派和周永康不愿意让中共内部派系深挖薄熙来问题。今天处理薄熙来，薄熙来背后那些见不得人的层层的黑幕无论谁包庇他将来都要负责任的。〞
大陆民间维权律师李向阳，对于浦志强的实名举报表示佩服。
李向阳：〝周永康确实欠下了人民很多血债。政法委在中国被称为第二中央，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对法轮功学员这迫害，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中国民众实行的高压恐怖政策，给国内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是反人类的罪恶。〞
李向阳最后表示，中共反人类的本性，在周永康身上、政法委身上都体现出来了。政法委、周永康代表了当下社会的邪恶与黑暗。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共专制一天不改变，中国人民的灾难一天都不能结束。
2013年2月8日星期五
泛华网号外：网传吴邦国质疑薄案
[吴邦国讲话详细内容见《泛华网号外：吴邦国质疑薄案详细内容》。]
新浪微博上有消息，吴邦国质疑薄熙来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近日罕见表态，公开质疑薄案，吴邦国说：“然而整个事件决定我们根本不知情，有人直接绕过人大用党的程序强行硬性草草仓促定案，用党的权威而不是人大的法定程序取消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我们非常震惊，我们人大非常不满意。”
泛华网2月8日报道。
新浪微博上有消息，吴邦国质疑薄熙来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近日罕见表态，公开质疑薄案，吴邦国说：“然而整个事件决定我们根本不知情，有人直接绕过人大用党的程序强行硬性草草仓促定案，用党的权威而不是人大的法定程序取消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我们非常震惊，我们人大非常不满意。”
泛华网2月8日报道。
人民日报暗批封建皇权是否影射江泽民？/高新
自由亚洲电台2013-02-07报导
本月四日，中共政权对外公布了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次日，人民日报刊登出评论员文章《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文章内容本是老生长谈，令人生厌，但后半段中突兀地冒出的一句“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决不允许在党内滋生蔓延”，的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许多网站和论坛转载此文时干脆把标题换成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决不允许“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名单和文章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根据名单有感而发，我们不妨先以这份政协名单里中共界别的江泽民外甥吴志明为例。
此公出生于一九五二年，原本是一个铁路派出所的小警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时他的职务也还只是安徽蚌埠铁路公安分局的刑侦科干事，据说当时是他本人主动向上级透露了自己与新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的亲威关系，才被立刻提升为副科长，不过一年后便跳升为副处长，继而从副处长升任正处长，再从正处长跳升上海铁路公安局正局长，再到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从普通干事到国家副部长级，此公满打满算只花了十一年时间。而当年习近平从县委副书记升至副省部级也正好是花了十一年时间。
也许当时那些一心要借提拔吴志明讨得江主席欢心的人还打算过让吴志明再上一层楼，无奈此公冒升至上海市公安局长、市委常委和市政法委书记之前的全部工作经历都仅仅在局限在公安部门，能够专业对口的正省部级领导岗位只有中央政府里才有，而无论是安排这位吴志明出任国务院司法部长还是享受正部级长待遇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肯定会引发整个中央政法系统的强烈不满。于是，中共高层犹豫来犹豫去，就把年吴志明的年龄拖到六十大限了。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如今严格限制的正省部级封顶年龄是六十五岁，副省部级是六十岁，所以去年五月上海市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产生的新一届市委常委中就不再有已经过完六十大寿的吴志明的大名了，而此前的二零一一年他的市公安局局长位置也已经交给了副市长王学兵兼任。至此，有不明就里的外界媒体还有文章分析说因为江泽民对政坛的影响力已经日渐衰微，他的一度长期掌握上海市政法大权的外甥也被迫退休，殊不知就在离开上海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岗位之前，吴志明即已经被中组部和上海市委内定为市政协主席的换届人选了，而前不久在上海市政协换届大会上顺利“当选”，从而官正省部级至少是上海干部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自从江泽民十年前把总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至今，外界媒体先是一厢情愿地把所谓胡温政权与江泽民之间的“恶斗”整整炒作了十年，如今习近平一上台即又开始炒作习李政权如何对江泽民不恭不敬，但事实上仅仅江泽民的亲外甥被赶在不升则退的年龄坎上又被胡锦涛和习近平共同努力推升到正省部级岗位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无论是胡还是习，还都是很给江泽民面子的。
无独有偶，除了吴志明，一九四五年二月出生，到如今已经年满六十八岁的江泽民秘书出身的黄丽满居然也被塞进这届政协的委员名单，是中共界别的99名代表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比享受正国级待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最年长的俞正声还年长了整整两个月。
这两天网上已经流传出的一份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内定名单中只列出了一个党内女性李海峰的名字，同时也有网上分析文章称如果需要在全国政协内安排一名党内副主席的话，李海峰胜算更大，理由是李海峰的现任职务是国务院侨办主任，而势必不会在十二届政协中再次连任副主席的廖晖长期以来都是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
这种分析虽然在理，但有一个外界没有关注到的重要背景是，石油工人出身，当初比年长自己七岁的胡锦涛的共青团中央任职资历还要早两年的李海峰当年在副省部级岗位上几经辗转之后，也是胡锦涛亲自提名到国务院出任不需要所谓“专业对口”的侨务办公室充任第一把手的，并因此而在五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上顺利当选中央委员。但在几个月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与自己的“政治伯乐”胡锦涛交班同时，这位李海峰居然在中央委员差额预选过程中就名落孙山。自中共一九八七年召开的十三大开始，在位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正职负责人在被提名连任中央委员时居然还被差额下去的情况，在李海峰身上可能是第一次发生。由此说来，李海峰这次被安排为政协委员当然肯定也会“当选”为政协常委的幕后考量应该与现任国务院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的入局是同样原因。这位陈德铭早在五年前即已经落选十七大中委，退而求其次进入了候补中委序列。如今十八大上再次落选中委，以在任国务院商务部长身份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太没面子，于是便给他一届政协常委也算是一种政治安慰。当年李克强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候选人身份落选十四大中央委员之后就是在次年三月被安排了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全国人大常委比全国政协常委在名份上更为光鲜一点，但对陈德铭来说，在任的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同时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就如同人大副委员长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一样荒唐。
当然，如果看在胡锦涛的面子上一定要安排李海峰出任下届政协副主席，肯定没有落选的危险，五年前的连续两届中委的落选者邓朴方转而被安排为政协副主席，被大会宣布当选时会场上还有热烈掌声响起。
回过头来再说黄丽满。此女一九八二年从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之始便担任了江泽民的党务秘书，江泽民调任上海市长时此女继续留在北京，直到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真正成为有职有权的党总书记后，她的政治地位才不断获得晋升，一九九八年升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二零零五年初，也是赶在年满六十不升则退的年龄大限上，黄丽满被宣布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官升了，政治生命也随之延长了。五年前，黄女离开广东回京，被安排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她的这个职务来看，谁来接替廖晖的政协副主席衔位，她黄丽满和李海峰之间也许还真有一争。
但即使是不升任政协副主席，仅仅是再担任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位黄丽满也已经是被破例安排了，这意味着她的政治生命可以被延续到二零一八年三月，届时她已经七十有三，而胡锦涛和温家宝到今年三月彻底退休时，其十足年龄也才是七十岁加五个月。这到底是因为江泽民还在继续以权谋私还是被投之以桃的胡、习二人在报之以李？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四日，中共政权对外公布了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次日，人民日报刊登出评论员文章《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文章内容本是老生长谈，令人生厌，但后半段中突兀地冒出的一句“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决不允许在党内滋生蔓延”，的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许多网站和论坛转载此文时干脆把标题换成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决不允许“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名单和文章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根据名单有感而发，我们不妨先以这份政协名单里中共界别的江泽民外甥吴志明为例。
此公出生于一九五二年，原本是一个铁路派出所的小警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时他的职务也还只是安徽蚌埠铁路公安分局的刑侦科干事，据说当时是他本人主动向上级透露了自己与新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的亲威关系，才被立刻提升为副科长，不过一年后便跳升为副处长，继而从副处长升任正处长，再从正处长跳升上海铁路公安局正局长，再到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从普通干事到国家副部长级，此公满打满算只花了十一年时间。而当年习近平从县委副书记升至副省部级也正好是花了十一年时间。
也许当时那些一心要借提拔吴志明讨得江主席欢心的人还打算过让吴志明再上一层楼，无奈此公冒升至上海市公安局长、市委常委和市政法委书记之前的全部工作经历都仅仅在局限在公安部门，能够专业对口的正省部级领导岗位只有中央政府里才有，而无论是安排这位吴志明出任国务院司法部长还是享受正部级长待遇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肯定会引发整个中央政法系统的强烈不满。于是，中共高层犹豫来犹豫去，就把年吴志明的年龄拖到六十大限了。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如今严格限制的正省部级封顶年龄是六十五岁，副省部级是六十岁，所以去年五月上海市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产生的新一届市委常委中就不再有已经过完六十大寿的吴志明的大名了，而此前的二零一一年他的市公安局局长位置也已经交给了副市长王学兵兼任。至此，有不明就里的外界媒体还有文章分析说因为江泽民对政坛的影响力已经日渐衰微，他的一度长期掌握上海市政法大权的外甥也被迫退休，殊不知就在离开上海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岗位之前，吴志明即已经被中组部和上海市委内定为市政协主席的换届人选了，而前不久在上海市政协换届大会上顺利“当选”，从而官正省部级至少是上海干部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自从江泽民十年前把总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至今，外界媒体先是一厢情愿地把所谓胡温政权与江泽民之间的“恶斗”整整炒作了十年，如今习近平一上台即又开始炒作习李政权如何对江泽民不恭不敬，但事实上仅仅江泽民的亲外甥被赶在不升则退的年龄坎上又被胡锦涛和习近平共同努力推升到正省部级岗位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无论是胡还是习，还都是很给江泽民面子的。
无独有偶，除了吴志明，一九四五年二月出生，到如今已经年满六十八岁的江泽民秘书出身的黄丽满居然也被塞进这届政协的委员名单，是中共界别的99名代表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比享受正国级待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最年长的俞正声还年长了整整两个月。
这两天网上已经流传出的一份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内定名单中只列出了一个党内女性李海峰的名字，同时也有网上分析文章称如果需要在全国政协内安排一名党内副主席的话，李海峰胜算更大，理由是李海峰的现任职务是国务院侨办主任，而势必不会在十二届政协中再次连任副主席的廖晖长期以来都是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
这种分析虽然在理，但有一个外界没有关注到的重要背景是，石油工人出身，当初比年长自己七岁的胡锦涛的共青团中央任职资历还要早两年的李海峰当年在副省部级岗位上几经辗转之后，也是胡锦涛亲自提名到国务院出任不需要所谓“专业对口”的侨务办公室充任第一把手的，并因此而在五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上顺利当选中央委员。但在几个月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与自己的“政治伯乐”胡锦涛交班同时，这位李海峰居然在中央委员差额预选过程中就名落孙山。自中共一九八七年召开的十三大开始，在位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正职负责人在被提名连任中央委员时居然还被差额下去的情况，在李海峰身上可能是第一次发生。由此说来，李海峰这次被安排为政协委员当然肯定也会“当选”为政协常委的幕后考量应该与现任国务院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的入局是同样原因。这位陈德铭早在五年前即已经落选十七大中委，退而求其次进入了候补中委序列。如今十八大上再次落选中委，以在任国务院商务部长身份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太没面子，于是便给他一届政协常委也算是一种政治安慰。当年李克强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候选人身份落选十四大中央委员之后就是在次年三月被安排了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全国人大常委比全国政协常委在名份上更为光鲜一点，但对陈德铭来说，在任的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同时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就如同人大副委员长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一样荒唐。
当然，如果看在胡锦涛的面子上一定要安排李海峰出任下届政协副主席，肯定没有落选的危险，五年前的连续两届中委的落选者邓朴方转而被安排为政协副主席，被大会宣布当选时会场上还有热烈掌声响起。
回过头来再说黄丽满。此女一九八二年从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之始便担任了江泽民的党务秘书，江泽民调任上海市长时此女继续留在北京，直到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真正成为有职有权的党总书记后，她的政治地位才不断获得晋升，一九九八年升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二零零五年初，也是赶在年满六十不升则退的年龄大限上，黄丽满被宣布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官升了，政治生命也随之延长了。五年前，黄女离开广东回京，被安排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她的这个职务来看，谁来接替廖晖的政协副主席衔位，她黄丽满和李海峰之间也许还真有一争。
但即使是不升任政协副主席，仅仅是再担任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位黄丽满也已经是被破例安排了，这意味着她的政治生命可以被延续到二零一八年三月，届时她已经七十有三，而胡锦涛和温家宝到今年三月彻底退休时，其十足年龄也才是七十岁加五个月。这到底是因为江泽民还在继续以权谋私还是被投之以桃的胡、习二人在报之以李？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李鹏亲信高严出逃 网爆李小鹏或牵涉其中
[泛华网注：续泛华网综合报道李鹏亲信高严的事迹后，大纪元记者金睛摘录转载了泛华网的报道。]
【大纪元2013年02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金睛报导）自李小鹏去年12月坐上山西省代省长的位子后，当地连续发生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大陆官方有报导指，山西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也同样隐藏着权钱交易、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腐败问题。
而就在李小鹏近来霉运不断之时，李鹏家族丑闻迭起，继李鹏之女掌控的国电集团涉薄熙来案被秘密调查之后，李鹏家族进而被曝在十八大召开前，运作巨额黑金逃离中国大陆。日前，李鹏亲信高严出逃旧闻再被热炒，网爆李小鹏或牵涉其中。看来与李鹏家族过不去的大有人在。
有李鹏“关照” 亲信高严一路高升
1965年，吉林热电厂团委书记的高严与同在东北电管局所属的丰满水利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工作李鹏相识。
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这期间，高严成为了李鹏最得力的干将。
1986年1月，在已经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直接过问下，出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1992年3月，在李鹏的干预下，高严连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吉林省的二号人物。1992年成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1993年成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东北来到云南担任云南省省委书记。
1997年1月16日中共国务院批准国电正式成立。公司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是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与经营主体，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企业集团。
1997年8月，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正式逮捕，而此时的高严，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电力工业部随后并入国电公司，副部长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年12月，李鹏长子李小鹏从华能调到国家电力公司给高严当副手，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同时还兼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涉嫌贪腐被“双规”后 高严蹊跷消失
在高严掌控期间，国电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60%的发电资产，并且电力调度权非常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
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严之子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5万美元。
在高严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2000年9月，市场运作的国电电力用配股资金收购了国有母公司资产，其实是用每股0.3元的价格收购了价值每股1元的资产。这实际导致了70%国有资产的流失。
2002年3月底，高严被限制了公务出行。2002年4月，高严被“双规”。
2002年7月，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8月29日，高严会见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
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2002年10月初，有媒体开始报导高严涉嫌腐败已被双规，此后又传出高严出逃国外的消息。但国务院下属的中共外交部拒绝就有关国家电力公司前任总经理高严出逃澳大利亚的传闻发表评论。
2002年12月，在同伙高严出逃后，李小鹏通过父亲李鹏，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调回华能，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鹏、李小鹏父子在高严腐败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还有待挖掘。
2003年6月中旬，有消息人士说，据公安部调查，高严在国内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国外。
2003年11月，有消息人士说，高严一案已基本定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
北京官场认为，高严潜逃乃是李鹏家族的安排，目的是自保。
高严出逃前后，国电总公司、深圳华能、山东华能官员纷纷落马，唯独他大力推荐的副手李小鹏安然无恙。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公开。该报告指出，经审计发现，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造成国有资产向三产企业流失29.7亿元；因违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违规违纪问题，造成损失15.3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此外，审计报告指出，原国电公司损益不实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决策失误造成损失重大，违规金额高达211.4亿元。作为国电公司最高决策层的高严显然对此难辞其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jinjingyongmeng@gmail.com
（责任编辑：谢东延）
【大纪元2013年02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金睛报导）自李小鹏去年12月坐上山西省代省长的位子后，当地连续发生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大陆官方有报导指，山西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也同样隐藏着权钱交易、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腐败问题。
而就在李小鹏近来霉运不断之时，李鹏家族丑闻迭起，继李鹏之女掌控的国电集团涉薄熙来案被秘密调查之后，李鹏家族进而被曝在十八大召开前，运作巨额黑金逃离中国大陆。日前，李鹏亲信高严出逃旧闻再被热炒，网爆李小鹏或牵涉其中。看来与李鹏家族过不去的大有人在。
有李鹏“关照” 亲信高严一路高升
1965年，吉林热电厂团委书记的高严与同在东北电管局所属的丰满水利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工作李鹏相识。
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这期间，高严成为了李鹏最得力的干将。
1986年1月，在已经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直接过问下，出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1992年3月，在李鹏的干预下，高严连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吉林省的二号人物。1992年成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1993年成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东北来到云南担任云南省省委书记。
1997年1月16日中共国务院批准国电正式成立。公司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是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与经营主体，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企业集团。
1997年8月，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正式逮捕，而此时的高严，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电力工业部随后并入国电公司，副部长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年12月，李鹏长子李小鹏从华能调到国家电力公司给高严当副手，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同时还兼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涉嫌贪腐被“双规”后 高严蹊跷消失
在高严掌控期间，国电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60%的发电资产，并且电力调度权非常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
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严之子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5万美元。
在高严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2000年9月，市场运作的国电电力用配股资金收购了国有母公司资产，其实是用每股0.3元的价格收购了价值每股1元的资产。这实际导致了70%国有资产的流失。
2002年3月底，高严被限制了公务出行。2002年4月，高严被“双规”。
2002年7月，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8月29日，高严会见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
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2002年10月初，有媒体开始报导高严涉嫌腐败已被双规，此后又传出高严出逃国外的消息。但国务院下属的中共外交部拒绝就有关国家电力公司前任总经理高严出逃澳大利亚的传闻发表评论。
2002年12月，在同伙高严出逃后，李小鹏通过父亲李鹏，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调回华能，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鹏、李小鹏父子在高严腐败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还有待挖掘。
2003年6月中旬，有消息人士说，据公安部调查，高严在国内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国外。
2003年11月，有消息人士说，高严一案已基本定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
北京官场认为，高严潜逃乃是李鹏家族的安排，目的是自保。
高严出逃前后，国电总公司、深圳华能、山东华能官员纷纷落马，唯独他大力推荐的副手李小鹏安然无恙。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公开。该报告指出，经审计发现，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造成国有资产向三产企业流失29.7亿元；因违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违规违纪问题，造成损失15.3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此外，审计报告指出，原国电公司损益不实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决策失误造成损失重大，违规金额高达211.4亿元。作为国电公司最高决策层的高严显然对此难辞其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jinjingyongmeng@gmail.com
（责任编辑：谢东延）
毒雾掀起迁都热议 当局早决定“2016年迁都信阳”？
文章来源: RFI 于
2月6日，大雾中的北京。
路透社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北京连续受到毒雾笼罩，网上再掀迁都热议，学者汤爱民去年年初出版的《中国迁都论》、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展望计划办公室执行总干事邵律合撰的一篇文章《迁都：引领中国发展的战略转型》，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由于沈晗耀和邵律在文章中倡议迁都河南信阳，信阳的「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网日前更刊文声称，当局早已决定「2016年迁都信阳」。
北京迁都并非是个新说法。每逢遇到大堵车、沙尘暴、干旱缺水，迁都之说就见诸舆论和网上，香港有媒体为此还特别访问了《中国迁都论》的作者汤爱民，不过没有一个地方说迁都要比信阳殷切，因为沈晗耀和邵律建议迁都的首选之一，就是这个有豫南小江南之称的信阳市。
信阳的「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网日前更刊文问：「中国迁都信阳的工作是否已经启动？」。文章指出，随着近年来首都北京诸多问题如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沙尘暴等不断趋于恶化，对迁都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
文章特别介绍了2011年《上海经济》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晗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迁都信阳的建议。
文章同时又透露2012年7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国家城市规划局，国家环保局等二十几个部门，160多人来到河南信阳就首都迁都进行第28次来信阳考查研究，最后确定中国于2016年迁都于信阳。
文章引述沈晗耀和邵律合作撰写的论文指出，迁都地点应在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连接处的中部枢纽地区建设新首都，确立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有政治权威的“抓手”，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失衡的状况。具体选址应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生态容量，资源充足、环境优美、气候适宜。
文章引用两位学者的论文结论指出：「武汉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武汉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迁都于此势必对其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距离武汉两百公里左右的河南信阳和湖南岳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新首都建成后可与武汉形成“姐妹城”的双城格局。」
而《中国迁都论》的作者汤爱民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的访问时表示，迁都是趋势，南移西迁，在长江与黄河间最合适。汤指出，目前湖北西部、河南南部、陕西西南部附近的区域比较合适，「经过我多年的考察研究，认为这些地方具备建设新都的区位优势、自然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和社会资源等优势。我也提了一些备选之地，如荆门、襄阳、南阳等」。
问候司马南
李吉诃德，博客中国
惊悉司马南身患“癌晚”，“来日无多”，忽然生出若干感慨。我大约知道“癌晚”的意思，就是离“春晚”已然不远，而此时司马南濒于绝境，不禁心存怜悯。
人之将死，好话多送，除此我也不知能做什么。慰问没有地址，助医没有偏方，悼念太早，道歉又太轻，只好送去鼓舞，愿他续保革命的英雄主义气节，常以红歌语录感染自己，去与病魔搏斗。斗！
然而虚惊一场。司马南与玛雅人一样不大靠谱，世界末日未到，司马南未癌，所谓“癌晚”只是他转发别人的一条微博而已，不免令无数关心他的人们失望，也使我失去了一次成为“好人”的机会。
作为“小面值党”的“大号人物”，司马南的心思果非常人所能解读。他先晒自己吃药，跟着就说“癌晚”，再说世界末日，大家自然以为司马南危了，于是着手准备庆祝，却不想他原本是分裂的：是自己吃药，别人患病，传说末日，其间又没有路标隔断之类，于是引起了误会。
不过了解司马南的人是应该将她们分开的，比如要把生活与工作分开，把信仰与现实分开，把美国电梯与美国政府分开，把朝鲜火箭与朝鲜火钳分开……。“分”正是司马南所言所行的一贯风格——对了，他的言与行也是分开的。比如嘴上骂着美国堕落，脚却已经堕落过去，并且头也进了电梯。
我疑心他是故意要大家先乐后悲，乐极生悲的。作为热衷政治的人物，司马南这次“乌龙癌症”并不排除是有意为之，或所谓“政治智慧”的一次体现。有人说司马南流年不利，是拿“癌晚”当作自保的手段；有人说是“金蝉脱壳”计，为日后赴美做出铺垫。我不以为然。
我倒是想了两点其他：一是了解舆情；二是演习死亡。
重庆挫败，抑郁无主，发个微博，投石问路，结果就招来了一场“石头雨”：有祝他早死早生的；有说他死得太晚的；有劝其以此积德的；有说已买好鞭炮，这次只好留到新年的……。司马南诈得一手好死，不得不令人揣摩他用心的有趣。
佯病以至诈死，是大多“政治人物”的好把戏，其实就是他们的“民调”。不但病，还要藏，以便从暗处观察周遭反应。大到皇上，小至七品，大约都谙此道，只是佯与不佯，诈与不诈，何时佯诈罢了。以司马南发型的精致，自然不会无厘头地乱发微博，无端慨叹。而从反馈来看，他的用心终于得到了回报：人至“癌晚”，仍有十之八九咒骂，仿佛没有一点念想。
凡常人的病吟或是为了感动自己，或是为了引起怜情，而司马南简直像是张罗诅咒。但也不必过忧，或许他就以为这是“风云人物”的必须，是“堤高于岸浪必摧之”的道理。视点不同，结语便不同——我只看到了浪催的悲催。
一个花甲之人，为了一种早已落伍的“山寨法西斯”的模式鼓呼，直至千夫所指。倘非走火入魔，谁会相信这样的理论与实践能在当今中国取得成功？
司马南的“病变”起于重庆，稍有些见识的人都能看出重庆险恶，那里的“主事”也非善类。而司马南等为了上位，不惜租身投靠，实在是与赌徒无异。并非他们智力不足——世上哪有呆傻的赌徒？——，而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罢了。试想，若司马南赌赢不就是宣传部长？孔庆东赌赢不就是文化部长？张宏良赌赢不就是内务部长？司马平邦赌赢不就是红小兵总大队长？
然而不行，因为重庆先天不足，后天薄命。尝听说过宫廷政变、农民起义、秀才造反、平民暴动，听说过各式各样的阶级革命，可谁听过靠唱歌赢了天下的事？
不知何时起，中国的文化人常远文化而近政治，仿佛唯此才有根基与归宿一般。而文革使她达到了顶点。司马南是个向往文革的文化人，可惜生不逢时，只好拿“山寨文革”解渴。他一头钻进政治，钻啊钻，其乐无穷的样子，没想到一个人在“胡同”里也能玩儿出这些花样。而他的破落就在一头钻进美国电梯，使人看到了他的伪，一头钻向重庆南墙，使人看到了他的恶。
“来日无多”的感慨对于司马南的确该是一个常备的题目，这次是转发，下次或许就是自发。尤其是在当下，凡野心诡计、卖身钻营、人格分裂、思行错位、电梯夹头、火箭闹心、球鞋惊吓等等都有可能成为“癌晚”的诱因。
往往生命的意义并不在活时的状态，而是看到自己“死后”的样子。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演习死亡”。
某哲人说：哲人乃演习死亡之人。司马南这次“演习”了一回，其实他该时常演习，这样或许对他的余生有益。
惊悉司马南身患“癌晚”，“来日无多”，忽然生出若干感慨。我大约知道“癌晚”的意思，就是离“春晚”已然不远，而此时司马南濒于绝境，不禁心存怜悯。
人之将死，好话多送，除此我也不知能做什么。慰问没有地址，助医没有偏方，悼念太早，道歉又太轻，只好送去鼓舞，愿他续保革命的英雄主义气节，常以红歌语录感染自己，去与病魔搏斗。斗！
然而虚惊一场。司马南与玛雅人一样不大靠谱，世界末日未到，司马南未癌，所谓“癌晚”只是他转发别人的一条微博而已，不免令无数关心他的人们失望，也使我失去了一次成为“好人”的机会。
作为“小面值党”的“大号人物”，司马南的心思果非常人所能解读。他先晒自己吃药，跟着就说“癌晚”，再说世界末日，大家自然以为司马南危了，于是着手准备庆祝，却不想他原本是分裂的：是自己吃药，别人患病，传说末日，其间又没有路标隔断之类，于是引起了误会。
不过了解司马南的人是应该将她们分开的，比如要把生活与工作分开，把信仰与现实分开，把美国电梯与美国政府分开，把朝鲜火箭与朝鲜火钳分开……。“分”正是司马南所言所行的一贯风格——对了，他的言与行也是分开的。比如嘴上骂着美国堕落，脚却已经堕落过去，并且头也进了电梯。
我疑心他是故意要大家先乐后悲，乐极生悲的。作为热衷政治的人物，司马南这次“乌龙癌症”并不排除是有意为之，或所谓“政治智慧”的一次体现。有人说司马南流年不利，是拿“癌晚”当作自保的手段；有人说是“金蝉脱壳”计，为日后赴美做出铺垫。我不以为然。
我倒是想了两点其他：一是了解舆情；二是演习死亡。
重庆挫败，抑郁无主，发个微博，投石问路，结果就招来了一场“石头雨”：有祝他早死早生的；有说他死得太晚的；有劝其以此积德的；有说已买好鞭炮，这次只好留到新年的……。司马南诈得一手好死，不得不令人揣摩他用心的有趣。
佯病以至诈死，是大多“政治人物”的好把戏，其实就是他们的“民调”。不但病，还要藏，以便从暗处观察周遭反应。大到皇上，小至七品，大约都谙此道，只是佯与不佯，诈与不诈，何时佯诈罢了。以司马南发型的精致，自然不会无厘头地乱发微博，无端慨叹。而从反馈来看，他的用心终于得到了回报：人至“癌晚”，仍有十之八九咒骂，仿佛没有一点念想。
凡常人的病吟或是为了感动自己，或是为了引起怜情，而司马南简直像是张罗诅咒。但也不必过忧，或许他就以为这是“风云人物”的必须，是“堤高于岸浪必摧之”的道理。视点不同，结语便不同——我只看到了浪催的悲催。
一个花甲之人，为了一种早已落伍的“山寨法西斯”的模式鼓呼，直至千夫所指。倘非走火入魔，谁会相信这样的理论与实践能在当今中国取得成功？
司马南的“病变”起于重庆，稍有些见识的人都能看出重庆险恶，那里的“主事”也非善类。而司马南等为了上位，不惜租身投靠，实在是与赌徒无异。并非他们智力不足——世上哪有呆傻的赌徒？——，而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罢了。试想，若司马南赌赢不就是宣传部长？孔庆东赌赢不就是文化部长？张宏良赌赢不就是内务部长？司马平邦赌赢不就是红小兵总大队长？
然而不行，因为重庆先天不足，后天薄命。尝听说过宫廷政变、农民起义、秀才造反、平民暴动，听说过各式各样的阶级革命，可谁听过靠唱歌赢了天下的事？
不知何时起，中国的文化人常远文化而近政治，仿佛唯此才有根基与归宿一般。而文革使她达到了顶点。司马南是个向往文革的文化人，可惜生不逢时，只好拿“山寨文革”解渴。他一头钻进政治，钻啊钻，其乐无穷的样子，没想到一个人在“胡同”里也能玩儿出这些花样。而他的破落就在一头钻进美国电梯，使人看到了他的伪，一头钻向重庆南墙，使人看到了他的恶。
“来日无多”的感慨对于司马南的确该是一个常备的题目，这次是转发，下次或许就是自发。尤其是在当下，凡野心诡计、卖身钻营、人格分裂、思行错位、电梯夹头、火箭闹心、球鞋惊吓等等都有可能成为“癌晚”的诱因。
往往生命的意义并不在活时的状态，而是看到自己“死后”的样子。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演习死亡”。
某哲人说：哲人乃演习死亡之人。司马南这次“演习”了一回，其实他该时常演习，这样或许对他的余生有益。
泛华网档案：李鹏亲信高严
相关报道：泛华网人物系列
高严，男，原名高庆林，吉林榆树人，生于1942年12月。小时候聪明好学，1959年8月16岁时考上了长春电力学校，学的是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据他的旧识说，他曾发誓要出人头地，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为此，他改名高严。四年大学毕业，高严1962年12月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担任车间技术员。电力人才的稀缺以及高严个人的努力，使他很快脱颖而出，1965年6月2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并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其间，与同在东北电管局所属的丰满水利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工作李鹏相识。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25岁时下放劳动。1969年6月他又回到热电厂，任吉林热电厂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1974年6月，年仅32岁的高严经过五年分厂书记的锻炼，升任吉林热电厂副厂长。1975年8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短短一年以后，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这期间，高严成为了李鹏最得力的干将。1983年3月兼通辽发电总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组书记。1986年1月，在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直接过问下，出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89年致1992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函授学习。1992年3月，国在务院总理李鹏的干预下连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吉林省的二号人物。1992年成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1993年成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致1995年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学习，取得硕士学历。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东北来到云南担任云南省省委书记。其间，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熟悉，并确定情人关系。高严向杨珊许诺“我虽然不能和你结婚，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之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为她搞房搞车并提供生活费用。
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此事之后没几日，组织部门因褚时建的严重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完全掌控局势的高严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黄雨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雨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1997年1月16日国务院批准国电正式成立。公司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是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与经营主体，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
1997年8月，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正式逮捕，而此时的高严，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电力工业部随后并入国电公司，副部长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时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又琐碎的企业。同时，高严调到北京以后，三天看不到杨珊心里就发慌，他决定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厮守在一起。
高严的命运起伏和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进行紧密贴合。国电整合时，高严顺势而起；国电分拆经营后，高严跌入谷底。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国电分分合合乃是大势所趋，但高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没有“在商言商”。
1997年11月高严续任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998年3月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在北京，高严除单位为其安排一套正部级住房外，还利用职权在北京占用电力系统面积共计492平方米的五套住房。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多设一个窝。高严还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杨珊使用。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以养病为由，与杨珊一起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后来，高严对自己打电话亲自部署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渐渐厌倦了。他动用起了贴身秘书，常常是向黄雨说几条重要的指示，由秘书向国家电力公司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国家电力公司的其他领导对于高严通过秘书向他们布置任务的做法非常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举报，也不断汇聚到中纪委和有关中央领导手中。
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在电力系统内部，凡是主张把工程项目给他儿子的，大力提拔，不愿给或者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则给予撤换或免职。能否帮助自己宝贝儿子捞钱，成了提拔干部的一个指挥棒。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5万美元。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了主题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人事干部工作会议，会议由国电公司主办，华中公司承办，125名国电公司及公司系统内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人事部门负责人参加。在后来的国家审计署对全国电力系统开展审计中发现：这个只开了3天的会议，花费达304万元，其中食宿费用91万元，接待费用82万元，礼品费用99万元以及做假账发生的费用32万元。会议地点选定在武汉一家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大饭店召开。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的住宿堪称“国宾待遇”。一方面，为了他中午有地方休息，会议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一般五星的套房在澳门的也就1500到2000左右，如威尼斯人，新葡京等。一方面，还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更换了床上用品，就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同时除了华中公司保卫处的两名保安外，还专门请武汉市公安局派了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事务。会议结束的丰盛酒会一过，全体与会代表都收到了一份价值不菲的会议礼品，包括华伦天奴T恤衫、沙驰皮包、名牌剃须刀、高档洗漱用具、上等茶叶各1件，每份礼品价值逾3000元。会议工作人员也得到了一份价值不等的纪念品。高严身边个别工作人员甚至还趁机收受了一台价值约3万元的IBM笔记本电脑。这些礼品共花费99万元。
到2000年年底，国电总资产1.8万亿元，占中国电力行业2.5万亿元总资产的72%；2001年实现销售收入4003亿元人民币。在2001年年度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强中，原国电排名第77位。在高严掌控期间，国电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60%的发电资产，并且电力调度权非常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中国国家电力系统就是原国电，他们的标准和准入制度就是国家的标准。但这样的巨无霸显然不符合市场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2000年9月，市场运作的国电电力用配股资金收购了国有母公司资产，其实是用每股0.3元的价格收购了价值每股1元的资产。这实际导致了70%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此宗大项收购，当时的国家电力新闻发言人刘曙光曾对媒体说，收购资产不管价格怎样，但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公司是国家的公司，说到底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为人信服。一位市场人士分析说，市场化前提下的上市公司进行此类收购，并不存在公司是国家的或者是民营的之分，诸如此类的解释显然在混淆市场的概念，市场和监管方无法认可。当时，这个事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直到2004年审计署报告部分公开之后，相当多的业界人士都将之与报告中“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的字样联系出来。
这样的做法并未在原国电高层内获得普遍认可，当时在内部对此有所争议，但最终仍获得通过。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高严在多项业务纷争不下的时候，强势干预并最终获得“理想的统一意见”的故事。这是典型的高严风格，“只要需要做大量说服工作时，他总是不厌其烦，最终他的意见总是能占据优势”。而在很多人士看来，高严最终拍板固然是作为一个企业掌舵者的必备条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改变了企业经营的规则，把企业收购等经营行为转向了权力的集中化。然而，与拍板时的强悍形象大相径庭的是，高严为人不事张扬，“耐心”和“干练”是外界对他最多的评语。
从2001年开始，国务院开始尝试电力体制改革。高严说，电力总公司将完成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改革，省电力公司实现公司制改组；完成电力集团公司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分公司的改革，公司系统将形成完整的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的体制。高严指出，电力总公司将积极探索电网股权多元化的改革。为加快电网发展步伐，在保持国家对电网控制力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制吸收社会资本进入电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这被视为高严对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判断，而高严对其思路获得高层认可非常有信心。但国家的目的并不仅是实现原国电内部改革，而是要对国家电力供应体制的全盘调整。
2001年12月，李鹏长子李小鹏从华能调到国家电力公司给高严当副手，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同时还兼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02年1月28日和29日，高严在国电2002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高调推行“作风整改”。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宗旨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国务院5号文件)。
2002年3月底，高严被限制了公务出行。
2002年4月，高严被“双规”。
2002年7月，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关于高严的最后一次报道是2002年8月29日，当日高严会见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
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出逃之前，他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布置任务，但不能说他外出了。
2002年10月初，有媒体开始报道高严涉嫌腐败已被双规，此后又传出高严出逃国外的消息。当时，中国外交部拒绝就有关国家电力公司前任总经理高严出逃澳大利亚的传闻发表评论。
2002年10月，有关高严失踪的传闻开始见诸报端，称其潜逃至澳大利亚。也有报道说，高严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高严出逃的传闻导致“国电电力”股票在沪上市以来首次遭遇跌停板，国家电力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下属企业华能国际也下挫11%，山东国际电源下跌了6.7%。分析人士指出，高严出事引发中国电力股票下跌应该属正常的市场反应，但现在却造成中国大部分电力股包括海外上市的电力股股价一起大幅下挫，意味着高严的问题“一定很严重，牵扯面也会很大”。同时，中纪委对高严在国内的有关线索的调查发现，他的问题相当严重。
2002年12月，在同伙高严出逃后，李小鹏通过父亲李鹏，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调回华能，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鹏、李小鹏父子在高严腐败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还有待挖掘。
2002年12月29日，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中国电力新组建或改组的11家公司宣告成立。至此，“国家电力公司”寿终正寝，其电网、电源及辅业资产相应被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辅业集团公司所取代。而据海外媒体报道，野村国际 Nomura International 驻香港的分析师 Pierre Lau 指出，改革计划是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的推动下进行的，并非国家电力公司自身的决定。原国电的一位高层说，这样的决定显然和高严的判断背离甚大。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正部级官员，分拆后的小公司无法安置这尊“大神”，适值60岁的高严重回政界不太现实，如果国家电力分拆后规模大大缩小，他将不会被任命为这类实体的负责人，因而他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退休。“按照国家要求，分拆和领导离任都要进行责任审计，自然会有诸多问题暴露出来。而高层分拆原国电的思路实施已经不可避免，他甚至连位置都保不住。”原国电一位高层说，“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就此消失”。
2003年6月中旬，有消息人士说，据公安部调查，高严在国内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国外。
2003年11月26日，前云南省委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针对高严涉案情况的通风，已经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进行。从2004年1月底开始，电力供应及消费大省的纪检部门已通过常规或者非常规的渠道对此案进行了初步通报。
2004年2月18日，云南省纪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该部门在2003年查办的典型案件中，“协助中纪委查处原国电总经理高严”。
2004年3月，河南、湖北以及上海的电力公司已经由纪检部门进行了例行情况通报，与会者尚有省级纪委人员，传达级别直至地市级电业局。
上述两轮通报仅指出“原国电总经理高严腐败案已经初步查明”，但对其涉案细节没有公开。至此，有关高严是否是因涉案而失踪的猜想已经明朗。消息人士说，高严一案已基本定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
该人士称，依据历年来对高层官员的腐败调查惯例，相关部门进行通风即意味着此案在技术调查层面即将结束，剩下的就是在合适的情况进行公开，而这个期限将视高严是否能在短期内归案决定。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公开。该报告指出，经审计发现，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造成国有资产向三产企业流失29.7亿元；因违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违规违纪问题，造成损失15.3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此外，审计报告指出，原国电公司损益不实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决策失误造成损失重大，违规金额高达211.4亿元。作为国电公司最高决策层的高严显然对此难辞其咎。
2008年10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官网发布了一则悬赏20万通缉高严的信息，通缉照片、年龄等信息与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相符，通缉信息显示，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
与高严腐败案相关的人员
高铭，高严之弟，1954年1月6日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
陈兴铭，1949年11月25日生，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公司总裁，吉林人，已移居洛杉矶。地址： 1305 Bellavista Drive, Walnut, CA 91789, United States。
王媛，高严儿媳，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孙龙民、孙龙有、孙艳玲、孙艳梅等人都与此事有关。
高严可能的出逃地
高严在北美的落脚点，有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等几个地方可供选择。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高严藏身在美国洛杉矶的沃纳特镇（Walnut, CA）当寓公的可能性最大。沃纳特是加州大洛杉矶地区一个不大的镇，根据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资料，该镇人口才三万，周围被几条高速公路围成矩形，交通极为便利。与周围喧闹的城市相比，沃纳特显得相对祥和，环境幽美宁静，居民住房距离较远。这个地区曾经一度以白人为主，但亚裔上中产阶级源源不断地迁入，目前已经构成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很多移民来自台湾，但来自香港、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近年增长较快。亚裔企业随处可见，其中包括一家台湾人开的高科技企业 View Sonic。泛华网认为高严在沃纳特镇的可能性很小。
一说，可能藏身于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官方没有证实高严是否入境。有关人士表示:“中纪委一直没有停过对高严案的调查，在高严案逐渐深入的过程中，顺藤摸瓜，查到了李、黄二人的问题。”而李、黄二人的落马，都与同一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是李、黄与高严之间的中间人，你根本想不到，这个人只是郑州市下辖县级市荥阳市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我们当地管这个人叫‘混混’。”据这位人士透露，这个“无业游民”是国电公司一位处长的亲戚，而这位处长又和高严及高严之妻关系较好，所以后来这个“混混”就通过这个处长认识了高严的妻子。中纪委在查高严案的时候，就牵扯出了这位处长，而这位处长又供出了这位“混混”，“混混”进去后，就全部招了。值得关注的是，泛华网先前首家曝料李鹏家族正在准备将财产转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未知是否与高严有联系。
高严至今仍然在逃。
泛华网综合报道。
高严，男，原名高庆林，吉林榆树人，生于1942年12月。小时候聪明好学，1959年8月16岁时考上了长春电力学校，学的是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据他的旧识说，他曾发誓要出人头地，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为此，他改名高严。四年大学毕业，高严1962年12月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担任车间技术员。电力人才的稀缺以及高严个人的努力，使他很快脱颖而出，1965年6月2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并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其间，与同在东北电管局所属的丰满水利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工作李鹏相识。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25岁时下放劳动。1969年6月他又回到热电厂，任吉林热电厂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1974年6月，年仅32岁的高严经过五年分厂书记的锻炼，升任吉林热电厂副厂长。1975年8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短短一年以后，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这期间，高严成为了李鹏最得力的干将。1983年3月兼通辽发电总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组书记。1986年1月，在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直接过问下，出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89年致1992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函授学习。1992年3月，国在务院总理李鹏的干预下连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吉林省的二号人物。1992年成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1993年成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致1995年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学习，取得硕士学历。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东北来到云南担任云南省省委书记。其间，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熟悉，并确定情人关系。高严向杨珊许诺“我虽然不能和你结婚，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之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为她搞房搞车并提供生活费用。
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此事之后没几日，组织部门因褚时建的严重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完全掌控局势的高严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黄雨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雨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1997年1月16日国务院批准国电正式成立。公司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是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与经营主体，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
1997年8月，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正式逮捕，而此时的高严，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电力工业部随后并入国电公司，副部长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时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又琐碎的企业。同时，高严调到北京以后，三天看不到杨珊心里就发慌，他决定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厮守在一起。
高严的命运起伏和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进行紧密贴合。国电整合时，高严顺势而起；国电分拆经营后，高严跌入谷底。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国电分分合合乃是大势所趋，但高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没有“在商言商”。
1997年11月高严续任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998年3月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在北京，高严除单位为其安排一套正部级住房外，还利用职权在北京占用电力系统面积共计492平方米的五套住房。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多设一个窝。高严还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杨珊使用。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以养病为由，与杨珊一起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后来，高严对自己打电话亲自部署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渐渐厌倦了。他动用起了贴身秘书，常常是向黄雨说几条重要的指示，由秘书向国家电力公司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国家电力公司的其他领导对于高严通过秘书向他们布置任务的做法非常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举报，也不断汇聚到中纪委和有关中央领导手中。
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在电力系统内部，凡是主张把工程项目给他儿子的，大力提拔，不愿给或者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则给予撤换或免职。能否帮助自己宝贝儿子捞钱，成了提拔干部的一个指挥棒。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5万美元。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了主题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人事干部工作会议，会议由国电公司主办，华中公司承办，125名国电公司及公司系统内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人事部门负责人参加。在后来的国家审计署对全国电力系统开展审计中发现：这个只开了3天的会议，花费达304万元，其中食宿费用91万元，接待费用82万元，礼品费用99万元以及做假账发生的费用32万元。会议地点选定在武汉一家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大饭店召开。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的住宿堪称“国宾待遇”。一方面，为了他中午有地方休息，会议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一般五星的套房在澳门的也就1500到2000左右，如威尼斯人，新葡京等。一方面，还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更换了床上用品，就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同时除了华中公司保卫处的两名保安外，还专门请武汉市公安局派了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事务。会议结束的丰盛酒会一过，全体与会代表都收到了一份价值不菲的会议礼品，包括华伦天奴T恤衫、沙驰皮包、名牌剃须刀、高档洗漱用具、上等茶叶各1件，每份礼品价值逾3000元。会议工作人员也得到了一份价值不等的纪念品。高严身边个别工作人员甚至还趁机收受了一台价值约3万元的IBM笔记本电脑。这些礼品共花费99万元。
到2000年年底，国电总资产1.8万亿元，占中国电力行业2.5万亿元总资产的72%；2001年实现销售收入4003亿元人民币。在2001年年度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强中，原国电排名第77位。在高严掌控期间，国电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60%的发电资产，并且电力调度权非常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中国国家电力系统就是原国电，他们的标准和准入制度就是国家的标准。但这样的巨无霸显然不符合市场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2000年9月，市场运作的国电电力用配股资金收购了国有母公司资产，其实是用每股0.3元的价格收购了价值每股1元的资产。这实际导致了70%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此宗大项收购，当时的国家电力新闻发言人刘曙光曾对媒体说，收购资产不管价格怎样，但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公司是国家的公司，说到底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为人信服。一位市场人士分析说，市场化前提下的上市公司进行此类收购，并不存在公司是国家的或者是民营的之分，诸如此类的解释显然在混淆市场的概念，市场和监管方无法认可。当时，这个事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直到2004年审计署报告部分公开之后，相当多的业界人士都将之与报告中“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的字样联系出来。
这样的做法并未在原国电高层内获得普遍认可，当时在内部对此有所争议，但最终仍获得通过。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高严在多项业务纷争不下的时候，强势干预并最终获得“理想的统一意见”的故事。这是典型的高严风格，“只要需要做大量说服工作时，他总是不厌其烦，最终他的意见总是能占据优势”。而在很多人士看来，高严最终拍板固然是作为一个企业掌舵者的必备条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改变了企业经营的规则，把企业收购等经营行为转向了权力的集中化。然而，与拍板时的强悍形象大相径庭的是，高严为人不事张扬，“耐心”和“干练”是外界对他最多的评语。
从2001年开始，国务院开始尝试电力体制改革。高严说，电力总公司将完成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改革，省电力公司实现公司制改组；完成电力集团公司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分公司的改革，公司系统将形成完整的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的体制。高严指出，电力总公司将积极探索电网股权多元化的改革。为加快电网发展步伐，在保持国家对电网控制力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制吸收社会资本进入电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这被视为高严对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判断，而高严对其思路获得高层认可非常有信心。但国家的目的并不仅是实现原国电内部改革，而是要对国家电力供应体制的全盘调整。
2001年12月，李鹏长子李小鹏从华能调到国家电力公司给高严当副手，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同时还兼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02年1月28日和29日，高严在国电2002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高调推行“作风整改”。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宗旨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国务院5号文件)。
2002年3月底，高严被限制了公务出行。
2002年4月，高严被“双规”。
2002年7月，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关于高严的最后一次报道是2002年8月29日，当日高严会见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
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出逃之前，他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布置任务，但不能说他外出了。
2002年10月初，有媒体开始报道高严涉嫌腐败已被双规，此后又传出高严出逃国外的消息。当时，中国外交部拒绝就有关国家电力公司前任总经理高严出逃澳大利亚的传闻发表评论。
2002年10月，有关高严失踪的传闻开始见诸报端，称其潜逃至澳大利亚。也有报道说，高严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高严出逃的传闻导致“国电电力”股票在沪上市以来首次遭遇跌停板，国家电力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下属企业华能国际也下挫11%，山东国际电源下跌了6.7%。分析人士指出，高严出事引发中国电力股票下跌应该属正常的市场反应，但现在却造成中国大部分电力股包括海外上市的电力股股价一起大幅下挫，意味着高严的问题“一定很严重，牵扯面也会很大”。同时，中纪委对高严在国内的有关线索的调查发现，他的问题相当严重。
2002年12月，在同伙高严出逃后，李小鹏通过父亲李鹏，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调回华能，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鹏、李小鹏父子在高严腐败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还有待挖掘。
2002年12月29日，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中国电力新组建或改组的11家公司宣告成立。至此，“国家电力公司”寿终正寝，其电网、电源及辅业资产相应被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辅业集团公司所取代。而据海外媒体报道，野村国际 Nomura International 驻香港的分析师 Pierre Lau 指出，改革计划是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的推动下进行的，并非国家电力公司自身的决定。原国电的一位高层说，这样的决定显然和高严的判断背离甚大。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正部级官员，分拆后的小公司无法安置这尊“大神”，适值60岁的高严重回政界不太现实，如果国家电力分拆后规模大大缩小，他将不会被任命为这类实体的负责人，因而他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退休。“按照国家要求，分拆和领导离任都要进行责任审计，自然会有诸多问题暴露出来。而高层分拆原国电的思路实施已经不可避免，他甚至连位置都保不住。”原国电一位高层说，“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就此消失”。
2003年6月中旬，有消息人士说，据公安部调查，高严在国内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国外。
2003年11月26日，前云南省委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针对高严涉案情况的通风，已经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进行。从2004年1月底开始，电力供应及消费大省的纪检部门已通过常规或者非常规的渠道对此案进行了初步通报。
2004年2月18日，云南省纪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该部门在2003年查办的典型案件中，“协助中纪委查处原国电总经理高严”。
2004年3月，河南、湖北以及上海的电力公司已经由纪检部门进行了例行情况通报，与会者尚有省级纪委人员，传达级别直至地市级电业局。
上述两轮通报仅指出“原国电总经理高严腐败案已经初步查明”，但对其涉案细节没有公开。至此，有关高严是否是因涉案而失踪的猜想已经明朗。消息人士说，高严一案已基本定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
该人士称，依据历年来对高层官员的腐败调查惯例，相关部门进行通风即意味着此案在技术调查层面即将结束，剩下的就是在合适的情况进行公开，而这个期限将视高严是否能在短期内归案决定。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公开。该报告指出，经审计发现，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造成国有资产向三产企业流失29.7亿元；因违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违规违纪问题，造成损失15.3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此外，审计报告指出，原国电公司损益不实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决策失误造成损失重大，违规金额高达211.4亿元。作为国电公司最高决策层的高严显然对此难辞其咎。
2008年10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官网发布了一则悬赏20万通缉高严的信息，通缉照片、年龄等信息与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相符，通缉信息显示，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
与高严腐败案相关的人员
高铭，高严之弟，1954年1月6日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
陈兴铭，1949年11月25日生，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公司总裁，吉林人，已移居洛杉矶。地址： 1305 Bellavista Drive, Walnut, CA 91789, United States。
王媛，高严儿媳，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孙龙民、孙龙有、孙艳玲、孙艳梅等人都与此事有关。
高严可能的出逃地
高严在北美的落脚点，有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等几个地方可供选择。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高严藏身在美国洛杉矶的沃纳特镇（Walnut, CA）当寓公的可能性最大。沃纳特是加州大洛杉矶地区一个不大的镇，根据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资料，该镇人口才三万，周围被几条高速公路围成矩形，交通极为便利。与周围喧闹的城市相比，沃纳特显得相对祥和，环境幽美宁静，居民住房距离较远。这个地区曾经一度以白人为主，但亚裔上中产阶级源源不断地迁入，目前已经构成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很多移民来自台湾，但来自香港、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近年增长较快。亚裔企业随处可见，其中包括一家台湾人开的高科技企业 View Sonic。泛华网认为高严在沃纳特镇的可能性很小。
一说，可能藏身于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官方没有证实高严是否入境。有关人士表示:“中纪委一直没有停过对高严案的调查，在高严案逐渐深入的过程中，顺藤摸瓜，查到了李、黄二人的问题。”而李、黄二人的落马，都与同一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是李、黄与高严之间的中间人，你根本想不到，这个人只是郑州市下辖县级市荥阳市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我们当地管这个人叫‘混混’。”据这位人士透露，这个“无业游民”是国电公司一位处长的亲戚，而这位处长又和高严及高严之妻关系较好，所以后来这个“混混”就通过这个处长认识了高严的妻子。中纪委在查高严案的时候，就牵扯出了这位处长，而这位处长又供出了这位“混混”，“混混”进去后，就全部招了。值得关注的是，泛华网先前首家曝料李鹏家族正在准备将财产转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未知是否与高严有联系。
高严至今仍然在逃。
泛华网综合报道。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