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最新的核试验，在很多国际事务专家笔下可以写出洋洋万言；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平壤朝北京脸上吐的一口浓痰。
和以往一样，北京这一次最终可能也还是唾面自干，还不排除内部有人不忘计算平壤这一步到底是对美国损害大还是对周边地区（包括中国）损害大这样一个虚幻的数学问题。
中国朝核政策的核心并不是朝核，而是利用朝核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是为了反美，抗美。有人说朝鲜最新的核试验说明北京朝核政策的失败，这话并不错，但恐怕北京当家的本来就不在乎朝鲜有核武器，本来就不在乎中国多一个性情乖张行为莫测的核邻居。或者说，它目光短浅的政治外交使它根本难以考虑长远的民族利益。
那它在乎的是什么？说穿了，没有什么国家安全，只有制度安全和权力保障，这就叫“核心利益”。只要这个核心利益不变，反美抗美的政治外交路线就不会变，北京就不会从根本上检讨它的朝核政策，除非来自朝鲜的核烟云飘到中南海。
最终在国家安全上为朝核问题付出代价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朝鲜不断增长核实力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中国用自己的国家安全在买单。这样下去，总有一天“鲜血凝成的友谊”会一语成谶，就像“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近亲通婚注定结不出好果，最终大打出手一样。
为什么平壤不但在核问题上，而且也在其他区域安全问题上有恃无恐，一再挑衅？如果北京真的把离自己首都直线距离不过数百英里的朝鲜半岛和海域看作自己国家安全的肘腋，把话给平壤挑明了，有这份智力百般玩弄国际社会的平壤统治者会听不懂？
滑稽的是，每一次朝鲜半岛和周边海域出现危机，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中国外交部都会出来说“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是在南美或是西非，离这个是非之地十万八千里，所以不在“有关各方”之列，无关痛痒，神情笃定；而和朝鲜半岛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倒成了“有关各方”中最大的一方，中国要看它的好戏，不忘借机敲打敲打。
难怪国际上一直有人猜疑：平壤和北京从来就是在演双簧。
如果不是演双簧的话，这样一个“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就不但是在德性上，而且在心智上双重残障。（程映虹）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3-02-14
2013年2月14日星期四
美国五角大楼设网络战杰出勋章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13日宣布，设立“杰出战争勋章”，以突出网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我看过遥控平台和网络系统等现代工具如何改变战争方式。”帕内塔说，“这些现代工具让我们的军人有能力与敌人作战，从远处改变战斗进程……这一勋章承认我们在21世纪参与科技战争的现实。”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国防部眼下日益担心他国非法入侵美国军方网络，致力于提高军方网络战能力。
“杰出战争勋章”的勋带颜色由蓝、红、白三色组成，将授予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后在军事行动中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是帕内塔有 权授予军人的第九高级别勋章。他说，“杰出战争勋章”获得者的工作有助于战斗行动的胜利，哪怕这些行动不需要人亲身参与战斗。
国防部官员说，“杰出战争勋章”是国防部自1944年设立“铜星勋章”后首次设立关联战斗的勋章。“杰出战争勋章”的级别略高于“铜星勋章”，不过，低于“银星勋章”。
本文来源：新京报
“我看过遥控平台和网络系统等现代工具如何改变战争方式。”帕内塔说，“这些现代工具让我们的军人有能力与敌人作战，从远处改变战斗进程……这一勋章承认我们在21世纪参与科技战争的现实。”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国防部眼下日益担心他国非法入侵美国军方网络，致力于提高军方网络战能力。
“杰出战争勋章”的勋带颜色由蓝、红、白三色组成，将授予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后在军事行动中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是帕内塔有 权授予军人的第九高级别勋章。他说，“杰出战争勋章”获得者的工作有助于战斗行动的胜利，哪怕这些行动不需要人亲身参与战斗。
国防部官员说，“杰出战争勋章”是国防部自1944年设立“铜星勋章”后首次设立关联战斗的勋章。“杰出战争勋章”的级别略高于“铜星勋章”，不过，低于“银星勋章”。
本文来源：新京报
【周曉輝】曾慶紅周永康在借朝鮮核試驗攪局？
【大紀元2013年02月15日訊】2月12日，朝鮮第三次進行了地下核試驗。有消息指，此次核試驗的爆炸威力相當於其2009年核試驗爆炸威力的兩倍，為3.0萬噸TNT當量，即幾乎相當於美國在1945年向日本廣島投放原子彈的爆炸威力的兩倍。這讓世界震驚之餘，也讓中國民眾憤慨。中國特別是東北地區的老百姓，在憤怒譴責的同時，亦十分擔憂核污染對身體造成的傷害。
這種擔憂很快被網上的一些消息所加劇。2月13日，網上突然爆出了這樣一則消息：經香港靚逸環境監測數據，截至本日11時20分，中國圖們市核污染超過斯諾核污染最高標準1124倍，中國長春市核污染超過斯諾核污染最高標準501倍。2月14日凌晨，網上又登出來自日本大報《朝日新聞》的消息：核試驗造成的污染讓中國東北地區大部、華北局部、華東、華中部份地區，韓國、日本，包括朝鮮在內，籠罩在核物質的擴散範圍內。
上述消息被網絡、博客、微博廣泛轉載，引起了民眾的廣泛關注，對於中共政府養虎為患之舉的憤怒之聲此起彼伏。據悉，2月14日，在東北哈爾濱、瀋陽等地均發生了小規模的抗議。
的確，如此高的核污染指數結果怎樣，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民眾的反應也在情理之中：健康都沒有了，遑論其他？不過，讓筆者心存疑慮的有幾點：
一、網上根本搜不到香港靚逸環境監測機構的更多信息，似乎其作用就是為了此次朝鮮核試驗；
二、所謂「斯諾核污染」也是查無出處，未見其它核污染事件中使用，而且所諮詢的專業人士也表示不知；
三、香港靚逸環境監測機構是如何對中國東北進行監測的？
四、日本《朝日新聞》的消息所附示意圖乃是2006年朝鮮核試驗後的污染情況，並非是2013年。《朝日新聞》中文網微博已公開承認轉載錯誤。
也就是說，上述網絡關於朝核試驗造成的核污染數據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也無法令人信服。為了查實朝核試驗所造成的後果，筆者搜尋了韓國、日本、美國相關的英文網站，並未發現上述數據，反而上述國家監測的到14日的數據表明，核污染指數正常。
一個是網上不明來源或有誤的信息，一個是嚴格檢測得出的數據，我們更應該相信哪一個？考慮到日本、韓國、美國的信息透明程度以及對國民安危的關心程度，筆者更願意相信它們監測的結果。
由此引出的一個問題是：誰是那些網上不明來源或有誤的信息的推手？其目的何在？或許，2月11日的一則消息可以為我們找到線索。
美東時間2月11日晚，美國國務院正式公佈了以《防止向伊朗、朝鮮和敘利亞擴散法》為由制裁的包括中國四家公司和個人的具體名單，其中有赫赫有名的保利集團。此前有消息透露，中共一直是北韓的核技術提供者，並默許北韓核擴散至伊朗等國，作為軍火商的保利集團在幕後扮演的角色難脫其責。
另有資料顯示，保利集團主要由中共元老的家族經營，曾受到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力捧，並成為中共軍火外貿的「龍頭」。而其創辦人之一的太子黨王軍，曾積極參與「營救薄熙來」，還串聯太子黨秘密聚會整理抹黑習近平、溫家寶的黑材料。
聯繫到中共高層近一年來激烈的博弈，王軍以及保利集團、乃至曾慶紅和周永康在朝鮮核試驗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可疑。自習近平上台後，江系勢力一再被打壓。身處暗中的曾、周等人絕不會善罷甘休，一直在醞釀攪局。而焉知他們不是在利用朝鮮核試驗攪局？
事實上，利用朝鮮攪局並非是曾、周第一次。去年5月，在中菲南海對峙剛剛降溫後不久，就發生了朝鮮扣壓中國漁船和29名漁民事件。當時針對種種疑點，就有分析指，這是周、曾背後搗鬼。只是胡溫習識破了周等人的詭計，很快釋放出這是「丹東黑社會與朝方不法軍警導演的一場鬧劇」的消息，避免了周借民意攪局的企圖。
無疑，朝鮮核試驗背後是中共高層博弈的鬼影。事情如何落幕，習近平如何出手，且往下看。
這種擔憂很快被網上的一些消息所加劇。2月13日，網上突然爆出了這樣一則消息：經香港靚逸環境監測數據，截至本日11時20分，中國圖們市核污染超過斯諾核污染最高標準1124倍，中國長春市核污染超過斯諾核污染最高標準501倍。2月14日凌晨，網上又登出來自日本大報《朝日新聞》的消息：核試驗造成的污染讓中國東北地區大部、華北局部、華東、華中部份地區，韓國、日本，包括朝鮮在內，籠罩在核物質的擴散範圍內。
上述消息被網絡、博客、微博廣泛轉載，引起了民眾的廣泛關注，對於中共政府養虎為患之舉的憤怒之聲此起彼伏。據悉，2月14日，在東北哈爾濱、瀋陽等地均發生了小規模的抗議。
的確，如此高的核污染指數結果怎樣，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民眾的反應也在情理之中：健康都沒有了，遑論其他？不過，讓筆者心存疑慮的有幾點：
一、網上根本搜不到香港靚逸環境監測機構的更多信息，似乎其作用就是為了此次朝鮮核試驗；
二、所謂「斯諾核污染」也是查無出處，未見其它核污染事件中使用，而且所諮詢的專業人士也表示不知；
三、香港靚逸環境監測機構是如何對中國東北進行監測的？
四、日本《朝日新聞》的消息所附示意圖乃是2006年朝鮮核試驗後的污染情況，並非是2013年。《朝日新聞》中文網微博已公開承認轉載錯誤。
也就是說，上述網絡關於朝核試驗造成的核污染數據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也無法令人信服。為了查實朝核試驗所造成的後果，筆者搜尋了韓國、日本、美國相關的英文網站，並未發現上述數據，反而上述國家監測的到14日的數據表明，核污染指數正常。
一個是網上不明來源或有誤的信息，一個是嚴格檢測得出的數據，我們更應該相信哪一個？考慮到日本、韓國、美國的信息透明程度以及對國民安危的關心程度，筆者更願意相信它們監測的結果。
由此引出的一個問題是：誰是那些網上不明來源或有誤的信息的推手？其目的何在？或許，2月11日的一則消息可以為我們找到線索。
美東時間2月11日晚，美國國務院正式公佈了以《防止向伊朗、朝鮮和敘利亞擴散法》為由制裁的包括中國四家公司和個人的具體名單，其中有赫赫有名的保利集團。此前有消息透露，中共一直是北韓的核技術提供者，並默許北韓核擴散至伊朗等國，作為軍火商的保利集團在幕後扮演的角色難脫其責。
另有資料顯示，保利集團主要由中共元老的家族經營，曾受到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力捧，並成為中共軍火外貿的「龍頭」。而其創辦人之一的太子黨王軍，曾積極參與「營救薄熙來」，還串聯太子黨秘密聚會整理抹黑習近平、溫家寶的黑材料。
聯繫到中共高層近一年來激烈的博弈，王軍以及保利集團、乃至曾慶紅和周永康在朝鮮核試驗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可疑。自習近平上台後，江系勢力一再被打壓。身處暗中的曾、周等人絕不會善罷甘休，一直在醞釀攪局。而焉知他們不是在利用朝鮮核試驗攪局？
事實上，利用朝鮮攪局並非是曾、周第一次。去年5月，在中菲南海對峙剛剛降溫後不久，就發生了朝鮮扣壓中國漁船和29名漁民事件。當時針對種種疑點，就有分析指，這是周、曾背後搗鬼。只是胡溫習識破了周等人的詭計，很快釋放出這是「丹東黑社會與朝方不法軍警導演的一場鬧劇」的消息，避免了周借民意攪局的企圖。
無疑，朝鮮核試驗背後是中共高層博弈的鬼影。事情如何落幕，習近平如何出手，且往下看。
郑义：让人民如何宽恕你们呢
席卷中国东部的大雾霾刚刚过去，又出了一条大新闻：江苏启东16名环保示威者被判刑。启东市法院对16名参与去年7月反对造纸厂建造排污口的示威者以“涉嫌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分别判处一年到一年半有期徒刑或缓刑。消息一出，网上骂声不绝。
记得当初启东抗议事件和平落幕，人们对当局的克制回报以积极评价，甚至有报纸认为南通市和启东市政府和当地民众，在这次事件中都表现了理性，事件爆发后很快趋于平息是一场“双赢”。
著名的《钱江晚报》说：“启东事件，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市民，都是赢家。一个衣服都能被市民扒下来、扒下来还能羞涩微笑的市领导，是启东市民之幸。官员与市民之间，无需通过装甲车、催泪弹，各自表达尊严，是社会之幸。它给了政府与市民，各自展现素质的机会，也给了世人一堂化解政府与市民之间矛盾的现场课。这堂课，没有输家。输了的，只是鼓励公民成为暴民的暴力赞美者。”“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有网友说，人群散了，但这个官员羞涩的微笑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
这篇文章，拿到今天来看，就有了讽刺的意味。是啊，市长大人“羞涩的微笑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当危机过去，这“羞涩的微笑”就变成了法庭和监狱。对历史多少保持了一点记忆的人们，在千分之一秒内就做出了准确的群体性判断——秋后算帐！在电脑上打出“启东”和“秋后算帐”这两个关键字，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最为温和的意见是要求平衡处理，即：对于那些在游行示威中行为过激、触犯国家刑法的人要依法处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视民意非法招标的地方官员也要行政问责，监察部门也要介入调查。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服众。
压倒性的声音是另一种倾向——
一位网友说：“老虎屁股果然不好摸，市长当时面带微笑很淡定，事后就算帐啊！”
马上有人跟帖：“老虎屁股现在不用摸了，用打了，不要用错词哦！”
一位网友写道：“秋后算帐，看似高明，其实愚蠢至极。下次，怕你秋后算帐，必然破釜沉舟背水而战。这使朝廷丧失招抚能力，宋江就是这样变成李闯的。”
同一个主帖后面就有如下跟帖：
“所以大家看到了，要彻底，不能相信，一次性解决掉！！！”
“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不愿相信官员的那张嘴。”
“愚蠢，这是要把好学生好青年逼成红卫兵小将啊……自掘坟墓！！”
“还是尽量多处理一些吧，重判！现在的政治犯还是太少了点。”
我强烈希望新上台的最高层诸公到网上去转转，不要再干官逼民反的事情了。民众不仅身受苦难，而且洞若观火，有很高的智慧。比如下面这句话就很令人震撼：“让人民如何宽恕你们呢！”一共10个字，太深刻了！它揭示了“你们”是犯罪者，并非官民冲突的审判者。“你们”的当务之急是认罪、悔罪，请求人民宽恕，而不是貌似中立，以你们私家的军警、法庭、监狱继续犯罪。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很难认同给市长大人套上一件环保T恤就触犯了刑律。照中国的传统，市长大人应该自己脱成赤膊，再绑上荆棘去跟人民请罪才是。不要认为人民的忍耐是无限的，想一想大清帝国的结局吧！皇室最后提出的政改措施，其激进之程度，远非今人所能想像。结果如何，人民没有耐心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记得当初启东抗议事件和平落幕，人们对当局的克制回报以积极评价，甚至有报纸认为南通市和启东市政府和当地民众，在这次事件中都表现了理性，事件爆发后很快趋于平息是一场“双赢”。
著名的《钱江晚报》说：“启东事件，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市民，都是赢家。一个衣服都能被市民扒下来、扒下来还能羞涩微笑的市领导，是启东市民之幸。官员与市民之间，无需通过装甲车、催泪弹，各自表达尊严，是社会之幸。它给了政府与市民，各自展现素质的机会，也给了世人一堂化解政府与市民之间矛盾的现场课。这堂课，没有输家。输了的，只是鼓励公民成为暴民的暴力赞美者。”“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有网友说，人群散了，但这个官员羞涩的微笑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
这篇文章，拿到今天来看，就有了讽刺的意味。是啊，市长大人“羞涩的微笑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当危机过去，这“羞涩的微笑”就变成了法庭和监狱。对历史多少保持了一点记忆的人们，在千分之一秒内就做出了准确的群体性判断——秋后算帐！在电脑上打出“启东”和“秋后算帐”这两个关键字，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最为温和的意见是要求平衡处理，即：对于那些在游行示威中行为过激、触犯国家刑法的人要依法处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视民意非法招标的地方官员也要行政问责，监察部门也要介入调查。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服众。
压倒性的声音是另一种倾向——
一位网友说：“老虎屁股果然不好摸，市长当时面带微笑很淡定，事后就算帐啊！”
马上有人跟帖：“老虎屁股现在不用摸了，用打了，不要用错词哦！”
一位网友写道：“秋后算帐，看似高明，其实愚蠢至极。下次，怕你秋后算帐，必然破釜沉舟背水而战。这使朝廷丧失招抚能力，宋江就是这样变成李闯的。”
同一个主帖后面就有如下跟帖：
“所以大家看到了，要彻底，不能相信，一次性解决掉！！！”
“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不愿相信官员的那张嘴。”
“愚蠢，这是要把好学生好青年逼成红卫兵小将啊……自掘坟墓！！”
“还是尽量多处理一些吧，重判！现在的政治犯还是太少了点。”
我强烈希望新上台的最高层诸公到网上去转转，不要再干官逼民反的事情了。民众不仅身受苦难，而且洞若观火，有很高的智慧。比如下面这句话就很令人震撼：“让人民如何宽恕你们呢！”一共10个字，太深刻了！它揭示了“你们”是犯罪者，并非官民冲突的审判者。“你们”的当务之急是认罪、悔罪，请求人民宽恕，而不是貌似中立，以你们私家的军警、法庭、监狱继续犯罪。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很难认同给市长大人套上一件环保T恤就触犯了刑律。照中国的传统，市长大人应该自己脱成赤膊，再绑上荆棘去跟人民请罪才是。不要认为人民的忍耐是无限的，想一想大清帝国的结局吧！皇室最后提出的政改措施，其激进之程度，远非今人所能想像。结果如何，人民没有耐心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朝核爆东北民众愤怒：惊惧长白山火山爆发
【大纪元2013年02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朝鲜在中朝边境进行的第三次核爆，引发国际舆论谴责，而朝鲜的幕后支持者中共的暧昧态度，更令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东北民众愤怒。吉林长白山附近的民众表示，朝鲜核试验，令当地民众非常担心长白山发生火山爆发。对朝核爆可能导致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区受核污染的民间疑虑，中共环保部的说辞令各界愤怒，要求中共监测和公示朝鲜核爆污染数据。
朝鲜再核爆 吉林晃动令人恐慌
2月12日，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官方报导称，爆炸当量预计为1万吨，引发4.9级地震。据中共央视消息，地处吉林省安图县的二道白河镇和长白山池北区居民，普遍感到长达１分多钟的晃动。
据百度百科介绍，安图素有长白山第一县之称，地处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南部与朝鲜接壤。人口22万，其中朝鲜族占全县人口总数的20.9%。
近日，吉林省长白山池北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当时突然感觉摇晃起来，有几秒钟的时间晃动很厉害，感觉明显。“大家以为是地震了，后来收到短信，才知道是朝鲜进行核试验了。”
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山恒惠旅行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朝鲜核爆当日，当地人感觉到大地晃动了几秒钟。“然后我们这的人都很担心，害怕朝鲜的核试验会引发长白山火山爆发，我们居住的地方离长白山很近，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感觉特别恐慌。”
核辐射阴云笼罩 民众无知情权而愤怒
朝鲜如此近距离核试验引发大陆民众对核辐射的恐慌，中朝边境地区是否受到核污染？有民众认为，是凡核爆，肯定会有污染，放个烟花还PM爆表呢，那么大的蘑菇都引发了4.9级地震了，怎会没有污染？
针对民众的质疑，中共环保部负责人称，朝第三次核爆未影响中国环境和公众健康；中国境内尚未监测到核试验产生的任何人工放射性核素；即使发生放射性释放，主要迁移方向为东南方，目前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引发大量中国民众的咒骂。但官方至今未公布任何正式监测数据来回应民众的愤怒和恐慌。
《大纪元》记者随机采访了长春、吉林、通化、辽源市的数位民众，市民们的愤怒犹如火山喷发！他们普遍反映，发生了如此大事，中共政府到目前没有替老百姓说一句话！百姓都担心核污染、核辐射，但没有办法得到这方面的数据，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和补救。
一位吉林市的市民说，“这个国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都没有知情权，而政府的任何说法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朝鲜核爆的事情发生后，政府没对老百姓有什么通报，我还是从网络上知道的，所以我更相信网络信息。”
有的市民气愤地说，“我们真希望战争打起来，老百姓就藉机揭竿而起，推翻共产党！”
14日，网络上一个广泛流传的消息称，经香港靓逸环境监测数据，截至本日11时20分，吉林图们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1124倍，长春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501倍。东北、华北、北京、天津亿万民众，都在核辐射笼罩范围内。未来一个月各地要爆发大规模上街抗议朝鲜核爆。
资深媒体人林强表示，“朝鲜对中国不宣而战！东北沦陷！”
认证为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的郑克强发微博说，应迅速监测和公示朝鲜核爆污染数据——包括京津地区、东三省、华北地区及东部沿海地区，是否已有核污染？污染程度如何？老百姓应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这些都是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应该尽快地负责任地向民众公示！
凯迪网络猫坛论语微博表示，就算这个核爆污染被风吹向了东南方，那东面的朝鲜和韩国就没有中国的华侨么？他们的健康就不用我们关注了？核爆污染都吹向东南方，在国外的就不算中国人了？
中朝玩弄阴谋 欺骗不灵了
朝鲜再次核爆，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而与朝鲜关系暧昧的中共难脱干系。
大陆资深媒体人士赵世龙表示，今天还有哪个国家敢在别国边境线上搞核爆的？那等同战争行为。朝鲜敢！而且敢在中国边境搞。这是赤裸裸的核讹诈！谁让这个流氓国家拥有核能力的？我诅咒那个杂碎！
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会员王伟业表示，朝核试验地点离中国近，相当在家门口炸了核弹，并且地下核子试验会导致地表植物的辐射物质含量超标。把国人的安全置于何地？不应该担心吗？金三胖不是很痛恨美国和韩国吗？那他为什么不到38线去引爆核弹？那样不是对美国和韩国更有威慑力吗？到中国边境来搞核实验是给谁看的？是吓唬谁的？又吓住了谁？
据BBC报导，英国各大报纸日前普遍报导了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的消息，并就这一话题发表了社论和署名评论。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社论说，中共是朝鲜的支持者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朝鲜就没法生存。此外，金正恩的接班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平壤决定的，这就很说明问题。
（责任编辑：周雅）
朝鲜再核爆 吉林晃动令人恐慌
2月12日，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官方报导称，爆炸当量预计为1万吨，引发4.9级地震。据中共央视消息，地处吉林省安图县的二道白河镇和长白山池北区居民，普遍感到长达１分多钟的晃动。
据百度百科介绍，安图素有长白山第一县之称，地处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南部与朝鲜接壤。人口22万，其中朝鲜族占全县人口总数的20.9%。
近日，吉林省长白山池北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当时突然感觉摇晃起来，有几秒钟的时间晃动很厉害，感觉明显。“大家以为是地震了，后来收到短信，才知道是朝鲜进行核试验了。”
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山恒惠旅行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朝鲜核爆当日，当地人感觉到大地晃动了几秒钟。“然后我们这的人都很担心，害怕朝鲜的核试验会引发长白山火山爆发，我们居住的地方离长白山很近，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感觉特别恐慌。”
核辐射阴云笼罩 民众无知情权而愤怒
朝鲜如此近距离核试验引发大陆民众对核辐射的恐慌，中朝边境地区是否受到核污染？有民众认为，是凡核爆，肯定会有污染，放个烟花还PM爆表呢，那么大的蘑菇都引发了4.9级地震了，怎会没有污染？
针对民众的质疑，中共环保部负责人称，朝第三次核爆未影响中国环境和公众健康；中国境内尚未监测到核试验产生的任何人工放射性核素；即使发生放射性释放，主要迁移方向为东南方，目前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引发大量中国民众的咒骂。但官方至今未公布任何正式监测数据来回应民众的愤怒和恐慌。
《大纪元》记者随机采访了长春、吉林、通化、辽源市的数位民众，市民们的愤怒犹如火山喷发！他们普遍反映，发生了如此大事，中共政府到目前没有替老百姓说一句话！百姓都担心核污染、核辐射，但没有办法得到这方面的数据，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和补救。
一位吉林市的市民说，“这个国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都没有知情权，而政府的任何说法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朝鲜核爆的事情发生后，政府没对老百姓有什么通报，我还是从网络上知道的，所以我更相信网络信息。”
有的市民气愤地说，“我们真希望战争打起来，老百姓就藉机揭竿而起，推翻共产党！”
14日，网络上一个广泛流传的消息称，经香港靓逸环境监测数据，截至本日11时20分，吉林图们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1124倍，长春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501倍。东北、华北、北京、天津亿万民众，都在核辐射笼罩范围内。未来一个月各地要爆发大规模上街抗议朝鲜核爆。
资深媒体人林强表示，“朝鲜对中国不宣而战！东北沦陷！”
认证为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的郑克强发微博说，应迅速监测和公示朝鲜核爆污染数据——包括京津地区、东三省、华北地区及东部沿海地区，是否已有核污染？污染程度如何？老百姓应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这些都是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应该尽快地负责任地向民众公示！
凯迪网络猫坛论语微博表示，就算这个核爆污染被风吹向了东南方，那东面的朝鲜和韩国就没有中国的华侨么？他们的健康就不用我们关注了？核爆污染都吹向东南方，在国外的就不算中国人了？
中朝玩弄阴谋 欺骗不灵了
朝鲜再次核爆，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而与朝鲜关系暧昧的中共难脱干系。
大陆资深媒体人士赵世龙表示，今天还有哪个国家敢在别国边境线上搞核爆的？那等同战争行为。朝鲜敢！而且敢在中国边境搞。这是赤裸裸的核讹诈！谁让这个流氓国家拥有核能力的？我诅咒那个杂碎！
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会员王伟业表示，朝核试验地点离中国近，相当在家门口炸了核弹，并且地下核子试验会导致地表植物的辐射物质含量超标。把国人的安全置于何地？不应该担心吗？金三胖不是很痛恨美国和韩国吗？那他为什么不到38线去引爆核弹？那样不是对美国和韩国更有威慑力吗？到中国边境来搞核实验是给谁看的？是吓唬谁的？又吓住了谁？
据BBC报导，英国各大报纸日前普遍报导了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的消息，并就这一话题发表了社论和署名评论。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社论说，中共是朝鲜的支持者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朝鲜就没法生存。此外，金正恩的接班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平壤决定的，这就很说明问题。
（责任编辑：周雅）
中国受到朝鲜核爆污染
朝鲜核污染消息
来源：参与 作者：清流浦
（参与2013年2月14日讯）13日，据《朝日新闻今日核辐射范围通报》中显示：通过定点对核辐射范围的测试，今日凌晨5：56分，核试验造成的污染让中国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局部、华东、华中部分地区，韩国、日本，包括朝鲜在内，笼罩在核物质的扩散范围内。
日本对此作出反应：立刻加强对空气辐射量的监测，并在上午改为“两分钟一测定”紧急模式。俄罗斯提前撤离了和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100公里内的居民；核试后远东200多个监测站密切监控辐射。
香港靓逸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本日11时20分，中国图们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1124倍，中国长春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501倍。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相关报道： 【周曉輝】曾慶紅周永康在借朝鮮核試驗攪局？
来源：参与 作者：清流浦
（参与2013年2月14日讯）13日，据《朝日新闻今日核辐射范围通报》中显示：通过定点对核辐射范围的测试，今日凌晨5：56分，核试验造成的污染让中国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局部、华东、华中部分地区，韩国、日本，包括朝鲜在内，笼罩在核物质的扩散范围内。
日本对此作出反应：立刻加强对空气辐射量的监测，并在上午改为“两分钟一测定”紧急模式。俄罗斯提前撤离了和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100公里内的居民；核试后远东200多个监测站密切监控辐射。
香港靓逸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本日11时20分，中国图们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1124倍，中国长春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50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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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和防务：美海军一个航母编队就超过中国整个海军
随着战争的升级，战斗性质的介入工作包括舰载战斗机对中国海航战斗机实施拦截，帮助海上自卫队舰船突破封锁，用潜艇“误击”中国海军舰船、帮助日本实施反潜作战等“非直接接触性”冲突。
舰队拥有强大打击能力
文章称，动用的主要海上力量当然还是驻日美海军。这些部队包括：第70任务部队，即第7舰队战斗部门，司令部就设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内，驻扎横 须贺。而这一部队囊括以下作战舰船：第5航母打击群，就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由第15驱逐舰舰队组成，美军驻日部队已经没有护卫舰。
美海军第15驱逐舰舰队包括，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CG—63、CG—67。其满载排水量10000吨。两艘巡洋舰都装备了“标准”—3 海上反导系统，有能力拦截1500公里射程的中程弹道导弹。此外，第15驱逐舰舰队还拥有7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9000吨。它们分 别是DDG—54/56/62/63/82/85/89，都配备SPY—1D相控阵雷达、Mk41垂直发射器可以混装“战斧”巡航导弹。
文章指出，仅仅一个航母舰队的对陆巡航导弹攻击能力、舰对空导弹作战防御能力，就超过了整个中国海军的类似打击能力。实际上，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尚在测试 CJ—10巡航导弹，真正具有打击陆地目标能力的巡航导弹目前部署在二炮，不超过3个旅，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要达到美“海军战斧”的水平，尚需更多技术 开发时间。
文章称，反潜力量以第7舰队巡逻侦察部队为主，机场是三泽基地，在嘉手纳拥有分遣队，卫星图片上看到的P—3C反潜巡逻机就属于这支部队；换句话说，长年对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实施侦察的主力就是这支部队，也是中国不满的主要原因。
此外，第7舰队潜艇部队同样设于横须贺，是最神秘的部队，有多少核攻击型潜艇从未公布。并未发现美军“洛杉矶”级核攻击潜艇常驻横须贺。考虑到日本民 众的反核感情，第7舰队潜艇部队的核潜艇似乎不常驻日本，而是有事需要时进驻。这是增加关岛核潜艇数量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关岛部署了3艘“洛杉矶”级潜 艇。
登陆作战能力不容小觑
文章称，第三远征军的部分军人撤离日本换防关岛后，驻日美军的登陆作战能力并未削弱。长崎县佐世保驻防了第7舰队第7远征打击群。司令部就设在LHD —6大型两栖登陆舰上，满载排水量达到41000吨。其他登陆舰船包括一艘LCC—19登陆指挥舰，也是第7舰队旗舰，以及三艘满载排水量分别为 15000吨、16000吨和17000吨的登陆舰。此外，还有MCM—1/5/7扫雷艇各一艘。
文章指出，依照这样的登陆力量，一次登陆可以运载4734名陆战队员。之所以部署如此强大的登陆力量，不仅仅是考虑到岛屿攻防的问题，当年的意图是顾 及有可能对朝鲜半岛的登陆作战需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长崎县佐世保距离西南诸岛的最远距离为1000公里。更多的陆战队员平时实际上驻防冲绳。驻日美 陆军长期以来实际上的作用是预防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陆上冲突，卷入中日海上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驻日美陆军司令部位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2007年在原第9战域支援司令部的基础上，新设了第1军前方司令部，平时并不编制作战部队。此外，还在冲绳 驻扎了第10地域支援群，实际上主要是陆军信号监听、电子情报分析、侦察卫星数据处理、密码编译部队。它极有可能属于陆军情报局管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针 对中国陆军的信号情报侦察。另外，驻扎冲绳读谷村的这支部队高度神秘，陆军第1特种作战部队第1大队也驻防这里，是一支大约300人的特种部队。该部队就 是著名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多次出入阿富汗、中东执行特殊任务。
综合上述，美军的远东战略尽管以遏制中国为主，为此驻扎了相当庞大的海空、陆战队综合作战力量，与自卫队的联合作战（统合）能力也大大强化。但东海不 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因此防范中国不等于积极希望中日开战。在中日关系之间，扮演的角色是遏制加调和，并不希望真正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一旦冲突发生， 基于安保联盟的性质，美将不得不卷入。对此，华盛顿的多数战略家并不乐见。
资料图：美国布什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资料图：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
资料图：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资料图：美海军“钟云”号宙斯盾驱逐舰。
揭秘游击战
Max Boot，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对于军事史专业的学生来讲，如今国际形势下最令人诧异的事实便是现今并不存在任何一起涉及两个正规军事力量的对抗冲突。此类冲突最近一次发生是2008年俄罗 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短暂交火。自从古希腊重装步兵诞生之日起，正规军之间冲突的可怕阴影就一直笼罩着西方社会。而现今，这种阴影几乎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世界远未和平。阿尔及利亚日前在一处天然气田展开了对人质劫持者的武装行动。在马里，法国正与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着较量。以色列在同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 (Hamas, 简称哈马斯)交战。在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打击塔利班(Taliban)。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正在镇压试图推翻他的反对派。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且战且和。墨西哥则在追剿贩毒集团。此外，多个非洲国家 都在打击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研究游击战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的特征和消除相关谬论，还能从中探索当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途径。本图集回顾了历史上的一些游击战。
这类战争是没有前线的战争，也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起止时间。这类战争是残忍血腥的战事，而这类战争的进攻方──他们通常不着制服──从事的则是打了就跑式的 突然袭击，并经常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这类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游击战。游击战是致命的。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统计数据，单以叙利亚为例，2011年以来已经有六万多人死于战争。在墨西哥，自2006年以来，已经有近五万人死于毒品暴力事件中。 而在非洲国家的内战中，更是已有数十万人丧生。在过去这个十年期，从美国911事件到伊拉克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活动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理解 当今的世界，你必须了解游击战以及游击战的近亲──恐怖活动。
不幸的是，就在我们意识到人类正日渐陷入游击战泥潭的当下，我们对游击战的无知仍然无以复加。和普遍观念相反的是：游击战并非由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或毛泽东开创；恐怖主义的诞生也远早于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发生的1972年。而“武装暴动”，也并非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东方式”的特殊战争形式。
研究游击战的漫长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众多扣人心弦却几近尘封的特征；相关研究还将消除有关这类战争的诸多谬论，并使我们得以应对当代最需迫切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下文将讲述我们早应从游击战历史中获知、却尚未获知的启示。
1. 游击战不是新生事物。部落战争──两股游击力量之间的较量──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而游击战的新形式──游击力量和“正规”力量之间的对决──也仅是稍晚一点点的产物，它起源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把游击战称为“非正规”或“非传统”其实是说反了：游击战才是武装冲突的常态。
很难找出世界上哪个国家曾未遭受过游击战的蹂躏，同样也很难找出哪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未曾耗费过大量精力抵御游击战。
2. 游击战是弱势方普遍青睐的战斗形式，而不是所谓的“东方”战争方式。主要因中国及越南共产党人均于20世纪成功获取政权，所以人们倾向于将游击战战术描绘为孙子和其他中国哲人思想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中国哲人的见解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西方军事大家提出的西方传统战术大相径庭。
事实上，在军队定位方面，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就像古罗马军团一样，庞大并且正规。并非古代中国人，而是古代中国人的敌人──那些来自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对游击战存在着文化倾向性。对于这些部落，以及从印第安苏族到普什图族等其他部落而言，非正规战斗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即使是使用游击战术而崛起的突厥、阿拉伯及蒙古等部落，后来也都转而组建了正规军以保卫来之不易的帝国。他们的经历印证，几乎没有人会自发地选择游击战； 这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常规军队的战斗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同样的，恐怖手段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游击队伍的势力最后的救命稻草。
3. 游击战在历史上既被低估过，也被高估过。在 1945年以前，游击战的价值通常都被低估，这种错误判断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等许多自负的军官引向了毁灭。因为非正规军不愿置身于正面交锋之中，所以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尽管自蛮族入侵罗马以来，非常规军的坚韧 不拔曾令那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纷纷败北。
自1945年以来，对于游击战的认识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视游击运动战无不胜。这主要是因 为由毛泽东、胡志明(Ho Chi Minh)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几位反政府领导人发起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聚焦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却转移了人们对大多数革命者所遭受屈辱下场的关注，比如声名远扬的卡斯 特罗的追随者格瓦拉。他于1967年被玻利维亚士兵杀害。
实际上，虽然游击队通常都能坚持战斗数年，并使对手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很少能实现既定目标。恐怖分子得手的几率则更低。
4. 1945年以来，武装暴动成功的几率越来越高，但是武装暴动大多数时候仍以失败告终。笔者编制的数据显示，在1775年以来发生的443次武装暴动中，武装暴动者取胜的占已结束斗争总数的25.2%，而当权者取胜的占其中的63.8%。在其余斗争中，双方旗鼓相当。
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成功例子显然与人们普遍对格瓦拉等游击队员的神化不符。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者的胜率确实已增至39.6%。但是同期镇压武装暴动的胜 率仍高达51.1%。而且，上述数据夸大了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原因是虽然有很多武装暴动组织仍在作战，却几乎胜出无望，比如缅甸克钦(Kachin)的独 立军。如果将正在进行中的武装暴动计为失败的话，那么在1945年以后的时段内，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将降至23.2%，而武装暴动镇压者的胜率将增至 66.1%。
就像大多数初创企业一样，大多数武装暴动组织也最终分崩离析。然而，诸如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一些武装暴动组织，虽然未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却仍能迫使对手做出让步。
5. 游击战近期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舆论影响力的增强。是 什么原因使1945年以后游击战的成功率得到了提高？舆论力量的增强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主要解释。民主、教育、通信技术、大众传媒及国际性组织的发展提高 了舆论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使得国家长期镇压武装暴动，尤其是在境外开展镇压行动的意愿降低，增强了武装暴动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后的生存能力。
“舆 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上是在1776年，该词的出现恰逢其时，它在说服英国人与美洲殖民地进行停战的协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19世纪20年代发 起的反抗也得益于西方舆论的影响，如拜伦勋爵(Lord Byron)等希腊同情者纷纷为本国政府反对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压迫而摇旗助威。在古巴19世纪90年代反抗西班牙以及阿尔及利亚20世纪50年代反抗法 国的斗争中，他们都运用了依靠国际支持这一相似策略；这一策略目前仍是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的关键策略。
这一策略在越南战争期间又得到了精彩演绎，当年美国言败并不是因为其失利于战场，而是因为舆论转向反战。同样的事情几乎在2007年的伊拉克重现，并很可能也会发生在阿富汗。
6. 几乎没有反游击战运动曾经通过实施大规模恐怖活动取得过胜利──至少在境外是如此。面对难以琢磨的敌人，军队往往诉诸于拷问嫌疑犯来获取信息──就如同911事件后美国的做法，和对平民实施血腥报复──就如同阿萨德军队目前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策略偶有成效（通常发生在反叛者失去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但大多情况下都会以失败告终。
通过在本国实施暴行获得成功的例证之一是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时期的军队：18世纪90年代，他们为镇压旺代(Vendee)地区的反叛对其实施了血洗。正如一位共和派将军所写：“没有一名囚 犯等着我宣判。我把他们全杀了。”但是法国没能在海地复制这种成功，虽然法国人在那里采取了同样野蛮的行径，但却未能平息由“黑人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 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海地奴隶起义。
即使是在没有人权活动家和有线新闻频道的古代世界，各大帝国就 已发现平定不满的民众通常既需要胡萝卜也需要棍棒。比如，罗马和平(Pax Romana)给罗马民众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好处，而罗马帝国正是用这些“小恩小惠”赢得了臣民的支持，这些好处中包括提供道路、沟渠以及──最重要的── 免受流窜游击队和土匪侵袭的安全保障。
7. 作为一种反游击战策略，“赢得民心”常常会奏效，但是这一策略并不像公认的那般煽情。美 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像独裁政权那样残暴，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不那样残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成功地镇压武装暴动。他们只是不得不采取更为 人道的方式。在2007年至2008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Gen. David Petraeus)通过派遣军队进驻城市、向逊尼派部落示好，为我们展示了“以民众为中心”策略可以多么成功，至少从安全方面来看是如此。
这一策略最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赢得民心”，英国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Gen. Gerald Templer)对其推崇倍至，并使其风靡一时。20世纪50年代，坦普尔将军将马来西亚拖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泥潭。但是这个词语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 着暴动镇压试图通过民众支持占得上风。事实上，武装暴动只有当支持政府比支持暴动武装的危险性更小时，民众才会拥护政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以民众 为中心”策略致力于通过部署全天候的安全部队来管理民众，而不是通过发放足球、医疗物资和其他物品来换取民众的爱戴与感激。
8. 大多数武装暴动都是持久战；速战速决的尝试往往事与愿违。1775 年以来，武装暴动的平均持续时间达七年之久。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的平均年限甚至长达近10年。对于交战双方来讲，低强度冲突的全过程都不啻为一种煎 熬。但是缩短战斗期限的尝试经常适得其反。美国就曾经利用正规武力搜捕暴动者，试图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年速战速决，这种意图后来被传奇越战顾 问约翰•保罗•瓦恩(John Paul Vann)批判为“快速、虚无的战果”。只有当美国放弃了速胜的希望时，才开始转败为胜。
“速战速决”战略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说法是设法“擒贼先擒王”，美国和以色列就经常通过空袭对付基地组织(al Qaeda)和哈马斯等反叛组织，以试图达到这一目标。这一策略有时会奏效。例如，公元前139年，罗马人就通过唆使一些西班牙反叛者杀害自己的领袖维里 亚图斯(Viriathus)，从而扑灭了西班牙的反叛。
但是同样不胜枚举的是：当武装暴动领导人被铲除后，武装暴动开展得更为如火如荼 ──1992年，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总书记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后，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当结合了其他更多旨在把暴动武装和民众分离的镇压 策略后，“擒贼先擒王”的做法才是最有效的。如果在暴动武装被孤立的状况下实施上述突袭，可能将取得剪虏若草的效果；因为武装暴动组织通常都能够得以重生。
9. 以前，科技在游击战中的作用相对不那么重要──不过这一点可能正在发生改变。从劫持飞机、自杀式炸弹到挟持人 质、路边伏击，一切游击战及恐怖主义策略都旨在令正规军队的火力优势失效。和正规军的冲突相比，科技在这类战争中的价值较小。即使拥有核弹，苏联和美国也 未能逃脱在游击队手中一败涂地的下场。科技在低强度冲突中的作用通常并不体现在武器装备上。正如T.E.劳伦斯（T.E. Lawrence，又称“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说：“印刷机是现代军官弹药库中最终极的武器。”在当今的武装暴动中，“印刷机”也许应当替换成“因特 网”，但是其中的基本见解并未改变。
笔者在最后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未来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可能会给世界强国带来较过去更为严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来都是重大的、千变万化的并且历时长久的。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资深研究员和《看不见的军队：由古至今的游击战史诗》(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一书的作者。该书由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本文即选编自该书。）
对于军事史专业的学生来讲，如今国际形势下最令人诧异的事实便是现今并不存在任何一起涉及两个正规军事力量的对抗冲突。此类冲突最近一次发生是2008年俄罗 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短暂交火。自从古希腊重装步兵诞生之日起，正规军之间冲突的可怕阴影就一直笼罩着西方社会。而现今，这种阴影几乎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世界远未和平。阿尔及利亚日前在一处天然气田展开了对人质劫持者的武装行动。在马里，法国正与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着较量。以色列在同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 (Hamas, 简称哈马斯)交战。在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打击塔利班(Taliban)。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正在镇压试图推翻他的反对派。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且战且和。墨西哥则在追剿贩毒集团。此外，多个非洲国家 都在打击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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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游击战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的特征和消除相关谬论，还能从中探索当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途径。本图集回顾了历史上的一些游击战。
这类战争是没有前线的战争，也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起止时间。这类战争是残忍血腥的战事，而这类战争的进攻方──他们通常不着制服──从事的则是打了就跑式的 突然袭击，并经常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这类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游击战。游击战是致命的。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统计数据，单以叙利亚为例，2011年以来已经有六万多人死于战争。在墨西哥，自2006年以来，已经有近五万人死于毒品暴力事件中。 而在非洲国家的内战中，更是已有数十万人丧生。在过去这个十年期，从美国911事件到伊拉克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活动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理解 当今的世界，你必须了解游击战以及游击战的近亲──恐怖活动。
不幸的是，就在我们意识到人类正日渐陷入游击战泥潭的当下，我们对游击战的无知仍然无以复加。和普遍观念相反的是：游击战并非由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或毛泽东开创；恐怖主义的诞生也远早于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发生的1972年。而“武装暴动”，也并非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东方式”的特殊战争形式。
研究游击战的漫长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众多扣人心弦却几近尘封的特征；相关研究还将消除有关这类战争的诸多谬论，并使我们得以应对当代最需迫切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下文将讲述我们早应从游击战历史中获知、却尚未获知的启示。
1. 游击战不是新生事物。部落战争──两股游击力量之间的较量──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而游击战的新形式──游击力量和“正规”力量之间的对决──也仅是稍晚一点点的产物，它起源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把游击战称为“非正规”或“非传统”其实是说反了：游击战才是武装冲突的常态。
当 今世界的许多国境线及政府形式都是由常规军队和暴动武装之间的战争确定的。以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例，其“联合”正是基于英格兰人 成功地击败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和爱尔兰游击活动的结果。而大英帝国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由成功的武装抵抗所引发，发起武装抵抗的团体包括从20世纪20 年代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到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更早时，一场由美洲殖民者发起的内战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当时部分殖民者就曾以游击队员的身份参战，这场战争还同 时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版图；反过来，美国在诞生后的数百年间也从未间断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战事。
很难找出世界上哪个国家曾未遭受过游击战的蹂躏，同样也很难找出哪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未曾耗费过大量精力抵御游击战。
2. 游击战是弱势方普遍青睐的战斗形式，而不是所谓的“东方”战争方式。主要因中国及越南共产党人均于20世纪成功获取政权，所以人们倾向于将游击战战术描绘为孙子和其他中国哲人思想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中国哲人的见解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西方军事大家提出的西方传统战术大相径庭。
事实上，在军队定位方面，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就像古罗马军团一样，庞大并且正规。并非古代中国人，而是古代中国人的敌人──那些来自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对游击战存在着文化倾向性。对于这些部落，以及从印第安苏族到普什图族等其他部落而言，非正规战斗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即使是使用游击战术而崛起的突厥、阿拉伯及蒙古等部落，后来也都转而组建了正规军以保卫来之不易的帝国。他们的经历印证，几乎没有人会自发地选择游击战； 这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常规军队的战斗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同样的，恐怖手段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游击队伍的势力最后的救命稻草。
3. 游击战在历史上既被低估过，也被高估过。在 1945年以前，游击战的价值通常都被低估，这种错误判断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等许多自负的军官引向了毁灭。因为非正规军不愿置身于正面交锋之中，所以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尽管自蛮族入侵罗马以来，非常规军的坚韧 不拔曾令那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纷纷败北。
自1945年以来，对于游击战的认识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视游击运动战无不胜。这主要是因 为由毛泽东、胡志明(Ho Chi Minh)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几位反政府领导人发起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聚焦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却转移了人们对大多数革命者所遭受屈辱下场的关注，比如声名远扬的卡斯 特罗的追随者格瓦拉。他于1967年被玻利维亚士兵杀害。
实际上，虽然游击队通常都能坚持战斗数年，并使对手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很少能实现既定目标。恐怖分子得手的几率则更低。
4. 1945年以来，武装暴动成功的几率越来越高，但是武装暴动大多数时候仍以失败告终。笔者编制的数据显示，在1775年以来发生的443次武装暴动中，武装暴动者取胜的占已结束斗争总数的25.2%，而当权者取胜的占其中的63.8%。在其余斗争中，双方旗鼓相当。
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成功例子显然与人们普遍对格瓦拉等游击队员的神化不符。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者的胜率确实已增至39.6%。但是同期镇压武装暴动的胜 率仍高达51.1%。而且，上述数据夸大了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原因是虽然有很多武装暴动组织仍在作战，却几乎胜出无望，比如缅甸克钦(Kachin)的独 立军。如果将正在进行中的武装暴动计为失败的话，那么在1945年以后的时段内，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将降至23.2%，而武装暴动镇压者的胜率将增至 66.1%。
就像大多数初创企业一样，大多数武装暴动组织也最终分崩离析。然而，诸如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一些武装暴动组织，虽然未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却仍能迫使对手做出让步。
5. 游击战近期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舆论影响力的增强。是 什么原因使1945年以后游击战的成功率得到了提高？舆论力量的增强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主要解释。民主、教育、通信技术、大众传媒及国际性组织的发展提高 了舆论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使得国家长期镇压武装暴动，尤其是在境外开展镇压行动的意愿降低，增强了武装暴动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后的生存能力。
“舆 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上是在1776年，该词的出现恰逢其时，它在说服英国人与美洲殖民地进行停战的协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19世纪20年代发 起的反抗也得益于西方舆论的影响，如拜伦勋爵(Lord Byron)等希腊同情者纷纷为本国政府反对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压迫而摇旗助威。在古巴19世纪90年代反抗西班牙以及阿尔及利亚20世纪50年代反抗法 国的斗争中，他们都运用了依靠国际支持这一相似策略；这一策略目前仍是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的关键策略。
这一策略在越南战争期间又得到了精彩演绎，当年美国言败并不是因为其失利于战场，而是因为舆论转向反战。同样的事情几乎在2007年的伊拉克重现，并很可能也会发生在阿富汗。
6. 几乎没有反游击战运动曾经通过实施大规模恐怖活动取得过胜利──至少在境外是如此。面对难以琢磨的敌人，军队往往诉诸于拷问嫌疑犯来获取信息──就如同911事件后美国的做法，和对平民实施血腥报复──就如同阿萨德军队目前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策略偶有成效（通常发生在反叛者失去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但大多情况下都会以失败告终。
通过在本国实施暴行获得成功的例证之一是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时期的军队：18世纪90年代，他们为镇压旺代(Vendee)地区的反叛对其实施了血洗。正如一位共和派将军所写：“没有一名囚 犯等着我宣判。我把他们全杀了。”但是法国没能在海地复制这种成功，虽然法国人在那里采取了同样野蛮的行径，但却未能平息由“黑人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 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海地奴隶起义。
即使是在没有人权活动家和有线新闻频道的古代世界，各大帝国就 已发现平定不满的民众通常既需要胡萝卜也需要棍棒。比如，罗马和平(Pax Romana)给罗马民众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好处，而罗马帝国正是用这些“小恩小惠”赢得了臣民的支持，这些好处中包括提供道路、沟渠以及──最重要的── 免受流窜游击队和土匪侵袭的安全保障。
7. 作为一种反游击战策略，“赢得民心”常常会奏效，但是这一策略并不像公认的那般煽情。美 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像独裁政权那样残暴，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不那样残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成功地镇压武装暴动。他们只是不得不采取更为 人道的方式。在2007年至2008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Gen. David Petraeus)通过派遣军队进驻城市、向逊尼派部落示好，为我们展示了“以民众为中心”策略可以多么成功，至少从安全方面来看是如此。
这一策略最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赢得民心”，英国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Gen. Gerald Templer)对其推崇倍至，并使其风靡一时。20世纪50年代，坦普尔将军将马来西亚拖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泥潭。但是这个词语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 着暴动镇压试图通过民众支持占得上风。事实上，武装暴动只有当支持政府比支持暴动武装的危险性更小时，民众才会拥护政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以民众 为中心”策略致力于通过部署全天候的安全部队来管理民众，而不是通过发放足球、医疗物资和其他物品来换取民众的爱戴与感激。
8. 大多数武装暴动都是持久战；速战速决的尝试往往事与愿违。1775 年以来，武装暴动的平均持续时间达七年之久。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的平均年限甚至长达近10年。对于交战双方来讲，低强度冲突的全过程都不啻为一种煎 熬。但是缩短战斗期限的尝试经常适得其反。美国就曾经利用正规武力搜捕暴动者，试图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年速战速决，这种意图后来被传奇越战顾 问约翰•保罗•瓦恩(John Paul Vann)批判为“快速、虚无的战果”。只有当美国放弃了速胜的希望时，才开始转败为胜。
“速战速决”战略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说法是设法“擒贼先擒王”，美国和以色列就经常通过空袭对付基地组织(al Qaeda)和哈马斯等反叛组织，以试图达到这一目标。这一策略有时会奏效。例如，公元前139年，罗马人就通过唆使一些西班牙反叛者杀害自己的领袖维里 亚图斯(Viriathus)，从而扑灭了西班牙的反叛。
但是同样不胜枚举的是：当武装暴动领导人被铲除后，武装暴动开展得更为如火如荼 ──1992年，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总书记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后，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当结合了其他更多旨在把暴动武装和民众分离的镇压 策略后，“擒贼先擒王”的做法才是最有效的。如果在暴动武装被孤立的状况下实施上述突袭，可能将取得剪虏若草的效果；因为武装暴动组织通常都能够得以重生。
9. 以前，科技在游击战中的作用相对不那么重要──不过这一点可能正在发生改变。从劫持飞机、自杀式炸弹到挟持人 质、路边伏击，一切游击战及恐怖主义策略都旨在令正规军队的火力优势失效。和正规军的冲突相比，科技在这类战争中的价值较小。即使拥有核弹，苏联和美国也 未能逃脱在游击队手中一败涂地的下场。科技在低强度冲突中的作用通常并不体现在武器装备上。正如T.E.劳伦斯（T.E. Lawrence，又称“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说：“印刷机是现代军官弹药库中最终极的武器。”在当今的武装暴动中，“印刷机”也许应当替换成“因特 网”，但是其中的基本见解并未改变。
然而，一旦暴动者掌握化学、生物及核武器，那么今后毁灭性科技的影响力将可能陡增。那时，一伙儿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将拥有比一个无核国──比如巴西或埃及──整个军队还大的杀伤力。此外，网络武器也有可能会引发浩劫。
笔者在最后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未来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可能会给世界强国带来较过去更为严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来都是重大的、千变万化的并且历时长久的。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资深研究员和《看不见的军队：由古至今的游击战史诗》(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一书的作者。该书由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本文即选编自该书。）
关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谈话纪要
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不表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表现为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权威主义，包括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也包括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主义，中国社会是发展不到今天的。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当这种权威主义继续发展，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的时候，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权利意识和保障意识加强的情况下，大众权利如何保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由此，就产生了人们对公平正义和基本权利的追求与传统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看，直接体现为官民之间的矛盾。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让一部分能力强的、科学知识水平高的或人脉关系广的人，首先致富了。我把富分为正义的富和非正义的富，即便是正义的富也会引起人们的嫉妒感，而非正义的富实际上是通过寻租方式，或者说通过权力来获了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势必引发人们的不满和仇恨，这就导致产生了贫富矛盾。如果不正当致富的人，再凭借自身优势继续扩大财富分配差距，就会导致贫富矛盾不断激化。
二、 关于社会信仰与法治
我们到底确定什么样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这几十年，我们强调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真信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真的说不清。一个没有信仰和理想的时代，是非常可悲的，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我们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很多人认为没有普世价值，也许完全普世的做法确实没有，但普世价值是有的，比如西方社会强调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东方社会强调的和谐、中庸等，东西方文化中都承认的大爱、博爱，就应该是“普世价值”，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共同价值”。
关于法治问题，需要提倡法治精神，既包括立法，也包括依法治理。比如关于领导人的住房，要有法律、有规矩，然后依法治理，就不会出现动辄把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产变为个人所有的情况。如果美国总统总占着白宫不走，也许，华盛顿就出现好多个“白宫”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当前政治体制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真的得到了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拥戴，否则也不可能取得1949年执政的成果，但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与演变，现在至少从表象上看，有几大问题难以克服。
一是以党为核心的体制，让很多人不舒服，或者说大多数没有幸福感。中央电视台正在找一个话题：你是否幸福？连莫言先生都不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有多少人感觉到幸福。当了官的，包括当了很大官的人，感觉不幸福，没当官的人，更感觉不幸福；发了财的人感觉不幸福，没有发财的人更感觉不幸福；有知识的人不幸福，没有知识的人，也感觉不幸福。我们设计了一种制度，让多数人不幸福，岂不是一种异化吗？二是不能有效地防止野心家的产生。薄熙来之流是被揪出来了，党内是否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薄熙来”？如果这个人的野心成功了，成为了很高很高的领导人，大家明明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那怎么办？原来还有个中顾委，现在连中顾委也没有了。这怎么办？可以这么说，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体制，这么容易产生这么多野心家、阴谋家。三是不能让最优秀的社会精英脱颖而出。奥巴马式的人物在中国现在没法诞生，在中国现在，当大官、当大学者和大企业家后面没有人，都不行。四是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我们的领导人也难以自律，比如说住房问题，过去中纪委有明文规定，哪一级干部该住多大的房子，但带头改变或者说破坏这些规定的，又是领导人，连高级干部也怨声载道，这成何体统？我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剥夺“剥夺者”，而让自己成为“剥夺者”吗？难怪被人们称为“可恨的利益集团”。
对以上现象，如果做一个政治学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权力既缺少优越性、又缺少监督性，更缺少竞争性。让三性做到三位一体，就更难了。
权力本来是有优越性，它是让人向往的，是受人尊重的，是让许多有识之士去争取的。可是在当下，由于我们理论上的说不清，比如我们老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公仆”的钱比“主人”还多呢？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我们的官员正式的、按规则获得的待遇是很低的，我问过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他的工资也就3000左右，一个县委书记每月拿3000多的工资，如果他一点不腐败，能有尊严吗？连吃饭的钱都缺少了，但是哪个县委书记少了吃饭的钱呢，缺的部分从哪里来，只能通过各种渠道。理论上讲，收一包茶叶和收100万元性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按规则官员们的待遇都很低，但大家都没有按规则，都是在按潜规则行事，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要么规则是虚假的，要么不承认规则是虚假的，那规则下的官员都是坏人，因为官员们很少没有收过茶叶、收过烟。规则不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
权力失去优越性的状态下，权力的监督性如何能体现？是按规则监督，还是按潜规则监督？如果按规则监督，都是坏人，按潜规则监督就没标准了，坏人监督坏人，或者小坏人监督大坏人，更有可能是大坏人监督小坏人。
当然，也谈不上权力竞争性。权力的竞争性分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或者说是党内竞争和党外竞争，党外竞争让社会大众来选择权力的代表者。当然，在中国一下子搞普选太难，先要实现党内的有序竞争，而权力优越性、监督性不能保障，也难以有党内权力竞争的有序性。你有多大的功劳、多高水平、多强的能力和多高的道德水准，变得很苍白了，主要是靠利益关系和裙带关系来选择当权者，这就很难防止野心家的出现了。也就当然无法防止腐败了，反腐仅仅成了攫取权力的手段了。
一种制度腐败并不可怕，但要是腐朽了，就没辙了。因为它已经无生命体征了。我们这个制度现在，第一要防止暴死，如果要死，也要争取安乐死；第二、要争取新生。怎么新生法？我觉得要防止两点，第一是防止过早地推动多党制、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过度地自由化；第二、要防止固步自封，不想对党进行改造的保守主义，不想进行党内改革，就是不想党活；要想实现党活，必须党改。我期待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真正成为新时期帮党、帮体制找到活路，促进体制走向再生的推动者，再无能也至少要做一个安乐死的医生。绝不能让暴死成为现实，那样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怎么实行党改，不妨学习国民党的经验，现在的国民党很像六十年前的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也有一些像六十年前的国民党，但现在国民党改出成绩，国共这两兄弟都是有理想的，也都犯过错误，也许他们是未来中国两岸统一、社会进步的主导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共识
在当前，中国的各种改革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执政党的改革，而执政党改革的核心是分权与监督的问题。
分权要求执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非常清晰，从少数人控制的传统权威性权力机构变为科学合理的现代权力结构。现代权力机构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权力的决策层，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二是权力的执行层，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三是权力的监督层，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者应为平行机构，决策层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层是最高执行机构，监督层是最高监督机构。但目前是执行机构代行决策职能，导致决策机构虚化，监督机构又置于执行机构的领导之下，导致监督职能也受到了弱化。
改革，对内是执政党内部权力结构的改变，对外是执政党职能的调整，执政党只管好大政方针，管好军队就可以了，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作用，真正行使相应权力，成为真正的权威。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大都是党员，只要管住党员，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目前，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几点基本共识：一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二是改革非进行不可，不改等死，改还有活路，但乱改等于找死；三是改革必须分步骤进行，切忌民粹主义泛滥，不要让所谓推倒重来的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再发生，等等。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大家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我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讲过：不用担心中国学习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学习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就是西方或者美国推行的体制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可照搬他们的体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社会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现在真要冒出三四个党，西方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别支持某一党派，可能天下就会大乱，中国很可能又倒退到了一百年前，但现在中国乱不起、伤不起。
二三十年以后，中国能否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目前无法预料，也不能拒绝，但当下的十到二十年，中国不应该搞多党制，不能分散和弱化现在执政党的权威性。当然，这个党是否改名，不叫“共产党”，叫“共享党”呢，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各方面更能接受。或者说，我们对“共产”的理解应该有新的认识，以前人们觉得“共产”就是“共同拥有财产”，我们现在更应该理解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在当下，中国大陆可以借鉴97年以前的香港，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地方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
四、关于经济状况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益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法治建设，社会对产权的保护，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共产党权威主义执行的结果。怎么把中国社会尽快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这是执政党和社会精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肯定是政治体制出了大问题，即出现了暴死的状态。苏联体制暴死后，还可以休克疗法，中国现有体制暴死，连休克疗法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能出现长期的分裂动荡，吃苦受难的最后还是广大民众。所以中国的经济也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十八大后，如果我们能够把发展重心移到几亿农民身上，也许就会出现生机。例如真正把农民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对待，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公平，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内需市场就会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时间改变了韩国农村问题，未来十年能否学习朴正熙，较彻底地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达到什么的状态呢？到台湾去看看，那里就有点像我们追求的社会形态了，那里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到那个时候，发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础，你看他们成天吵吵闹闹的，但谁也不想造反，杀人放火，因为谁都是有产者，不热衷于革命。
对于经济的研究，我认为既要有宏观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又要有中观的行业经济学研究，当然也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研究，现在我们初步与国际接轨了，行业经济研究还做的不够，但已经刚刚起步，宏观战略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说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看来已经提前30年实现了，那说明我们的战略研究不是现在不够，当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够。50年后怎么办？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实现“大突围”，
有一点值得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注意。无论如何中国的市场都是一块肥肉，它一定会不断发达，因为我们还有几亿人的市场没有启动，中国的需求肯定会不断扩大。欧美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个趋势不管一些经济学家怎么说，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到境外，特别是到西方去寻找、去获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发能力和一流的市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欧美在放弃一些技术、市场和品牌方面反而好办，但中国现在的接纳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们的国企死守着经营得一塌糊涂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可以确定一个框架安排，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了70%的银行存量资产）进行安全性保守化经营，因为这些存量资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贸然冒险。拿出30%的商业银行，来做资本创新性业务，保证五到十年内，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境外收购兼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要获得品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时间等着我们去发展品牌了，而获得先进技术，光靠我们自己不够，现在社会又如此浮躁，确实很难有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沉下心来，搞研究，人家做一个螺丝钉的实验需要三五年，我们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么可能形成先进的技术数据呢。只有该引进的引进，能收购的收购，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这些观点我与我的挚友唐万新先生讨论过多次，他的许多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他比我更懂经济。
五、关于国企改革
这些年，人们都在说“国进民退”，实际上，既有“国进民退”，也有“国退民进”。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企。一些不应该、不需要或者没有充分发育的竞争领域，简单地拿到市场上火拼，是绝对不行的。比如造币公司只能是国家的，再比如公交公司也只能是国企，因为需要国家大量的补贴。问题是这些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资源全都控制了。国企与民企在几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资源开发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讲藏富于民的道理，只是想说，国企一方面在国计民生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让人无法接受，比如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大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转换而来的，导致这些企业与权力之间形成了特殊利益连接，搞成了人们痛恨的所谓“利益集团”。再比如，因为国企工资高，福利好，成为掌权阶层的子弟向往之地，还可以做官，成为他们既升官又发财的好地方。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掉。但问题是，全球经济走下坡路时，所有问题就集中爆发了，可能比别的国家的情况还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当多领导，既没有企业家的视野胸怀，也没有企业家的素质，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无法创新技术，又无法形成先进的管理。这怎么得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怎么与别人竞争呢。用厨师来当医生，怎么可能有先进的医疗技术？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捞够了，却在国际上没有办法参与竞争，这样的话，这些企业怎么办，中华民族怎么办？再从深层次理解，我们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把计划经济坏的东西和市场经济坏的东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部分国企领导利用和控制这么一个结合平台谋取私利，这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的。要知道，也许官员有清官、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沾沾官气，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业就不一样了，一百个人里也未必能出一个企业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业了，也没觉得自己做企业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挣钱未必是优秀的企业家，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国企必须改革，应该还资源于民，还利益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不能藏富于民，国家控制的财力无限扩大，这是说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么多财产，又说不清楚，国际上对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时候，国富民穷，皇帝随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政权没有几天就亡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GDP不如美苏，但通过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把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这样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六、 关于富人怎么做富人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是希望先富带动没有富或后富的共同致富。但据统计中国有27%的亿万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我不反对移民。一方面，选择居住地自由是天赋人权，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更优越的教育质量，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稳定的社会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发达国家确实比中国有优势。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的财富得到了积累，有了移民的条件，对于移民现象，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政府也允许人们更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说，这是在“用脚投票”，也有人说这是在“买保险”。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国内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继续分享市场成果，这里面有正义的富起来的，也有非正义富起来的，特别是非正义的富起来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过了几代，洗干净再回来也是可以的，而且也应该会回来，毕竟根在这里。但现在不能让这样的“裸商”继续攫取多数人的血汗。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对得起小平同志，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对得起父老乡亲。但我强调必须是自觉的承担，是富人的资本精神的体现。
（这是卢德之与某要员谈话记录）
百度上关于卢德之的介绍，特录于下：
卢德之，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
196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碑矶村。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基层行政职务，后就职于湖南省民政厅、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和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区服务的探索及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国有企业领导并参与国企改制工作。20世纪末，投身民营经济大潮，为民营企业发展和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李光荣先生及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卢德之是华民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亲任理事长。
现除担任企业职务外，还担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外企业诚信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曾发展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论文数十篇，著有《交易伦理论》。
来源：财经网博客 李银河的个人空间
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不表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表现为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权威主义，包括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也包括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主义，中国社会是发展不到今天的。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当这种权威主义继续发展，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的时候，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权利意识和保障意识加强的情况下，大众权利如何保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由此，就产生了人们对公平正义和基本权利的追求与传统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看，直接体现为官民之间的矛盾。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让一部分能力强的、科学知识水平高的或人脉关系广的人，首先致富了。我把富分为正义的富和非正义的富，即便是正义的富也会引起人们的嫉妒感，而非正义的富实际上是通过寻租方式，或者说通过权力来获了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势必引发人们的不满和仇恨，这就导致产生了贫富矛盾。如果不正当致富的人，再凭借自身优势继续扩大财富分配差距，就会导致贫富矛盾不断激化。
二、 关于社会信仰与法治
我们到底确定什么样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这几十年，我们强调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真信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真的说不清。一个没有信仰和理想的时代，是非常可悲的，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我们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很多人认为没有普世价值，也许完全普世的做法确实没有，但普世价值是有的，比如西方社会强调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东方社会强调的和谐、中庸等，东西方文化中都承认的大爱、博爱，就应该是“普世价值”，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共同价值”。
关于法治问题，需要提倡法治精神，既包括立法，也包括依法治理。比如关于领导人的住房，要有法律、有规矩，然后依法治理，就不会出现动辄把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产变为个人所有的情况。如果美国总统总占着白宫不走，也许，华盛顿就出现好多个“白宫”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当前政治体制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真的得到了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拥戴，否则也不可能取得1949年执政的成果，但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与演变，现在至少从表象上看，有几大问题难以克服。
一是以党为核心的体制，让很多人不舒服，或者说大多数没有幸福感。中央电视台正在找一个话题：你是否幸福？连莫言先生都不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有多少人感觉到幸福。当了官的，包括当了很大官的人，感觉不幸福，没当官的人，更感觉不幸福；发了财的人感觉不幸福，没有发财的人更感觉不幸福；有知识的人不幸福，没有知识的人，也感觉不幸福。我们设计了一种制度，让多数人不幸福，岂不是一种异化吗？二是不能有效地防止野心家的产生。薄熙来之流是被揪出来了，党内是否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薄熙来”？如果这个人的野心成功了，成为了很高很高的领导人，大家明明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那怎么办？原来还有个中顾委，现在连中顾委也没有了。这怎么办？可以这么说，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体制，这么容易产生这么多野心家、阴谋家。三是不能让最优秀的社会精英脱颖而出。奥巴马式的人物在中国现在没法诞生，在中国现在，当大官、当大学者和大企业家后面没有人，都不行。四是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我们的领导人也难以自律，比如说住房问题，过去中纪委有明文规定，哪一级干部该住多大的房子，但带头改变或者说破坏这些规定的，又是领导人，连高级干部也怨声载道，这成何体统？我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剥夺“剥夺者”，而让自己成为“剥夺者”吗？难怪被人们称为“可恨的利益集团”。
对以上现象，如果做一个政治学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权力既缺少优越性、又缺少监督性，更缺少竞争性。让三性做到三位一体，就更难了。
权力本来是有优越性，它是让人向往的，是受人尊重的，是让许多有识之士去争取的。可是在当下，由于我们理论上的说不清，比如我们老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公仆”的钱比“主人”还多呢？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我们的官员正式的、按规则获得的待遇是很低的，我问过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他的工资也就3000左右，一个县委书记每月拿3000多的工资，如果他一点不腐败，能有尊严吗？连吃饭的钱都缺少了，但是哪个县委书记少了吃饭的钱呢，缺的部分从哪里来，只能通过各种渠道。理论上讲，收一包茶叶和收100万元性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按规则官员们的待遇都很低，但大家都没有按规则，都是在按潜规则行事，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要么规则是虚假的，要么不承认规则是虚假的，那规则下的官员都是坏人，因为官员们很少没有收过茶叶、收过烟。规则不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
权力失去优越性的状态下，权力的监督性如何能体现？是按规则监督，还是按潜规则监督？如果按规则监督，都是坏人，按潜规则监督就没标准了，坏人监督坏人，或者小坏人监督大坏人，更有可能是大坏人监督小坏人。
当然，也谈不上权力竞争性。权力的竞争性分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或者说是党内竞争和党外竞争，党外竞争让社会大众来选择权力的代表者。当然，在中国一下子搞普选太难，先要实现党内的有序竞争，而权力优越性、监督性不能保障，也难以有党内权力竞争的有序性。你有多大的功劳、多高水平、多强的能力和多高的道德水准，变得很苍白了，主要是靠利益关系和裙带关系来选择当权者，这就很难防止野心家的出现了。也就当然无法防止腐败了，反腐仅仅成了攫取权力的手段了。
一种制度腐败并不可怕，但要是腐朽了，就没辙了。因为它已经无生命体征了。我们这个制度现在，第一要防止暴死，如果要死，也要争取安乐死；第二、要争取新生。怎么新生法？我觉得要防止两点，第一是防止过早地推动多党制、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过度地自由化；第二、要防止固步自封，不想对党进行改造的保守主义，不想进行党内改革，就是不想党活；要想实现党活，必须党改。我期待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真正成为新时期帮党、帮体制找到活路，促进体制走向再生的推动者，再无能也至少要做一个安乐死的医生。绝不能让暴死成为现实，那样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怎么实行党改，不妨学习国民党的经验，现在的国民党很像六十年前的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也有一些像六十年前的国民党，但现在国民党改出成绩，国共这两兄弟都是有理想的，也都犯过错误，也许他们是未来中国两岸统一、社会进步的主导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共识
在当前，中国的各种改革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执政党的改革，而执政党改革的核心是分权与监督的问题。
分权要求执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非常清晰，从少数人控制的传统权威性权力机构变为科学合理的现代权力结构。现代权力机构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权力的决策层，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二是权力的执行层，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三是权力的监督层，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者应为平行机构，决策层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层是最高执行机构，监督层是最高监督机构。但目前是执行机构代行决策职能，导致决策机构虚化，监督机构又置于执行机构的领导之下，导致监督职能也受到了弱化。
改革，对内是执政党内部权力结构的改变，对外是执政党职能的调整，执政党只管好大政方针，管好军队就可以了，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作用，真正行使相应权力，成为真正的权威。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大都是党员，只要管住党员，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目前，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几点基本共识：一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二是改革非进行不可，不改等死，改还有活路，但乱改等于找死；三是改革必须分步骤进行，切忌民粹主义泛滥，不要让所谓推倒重来的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再发生，等等。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大家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我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讲过：不用担心中国学习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学习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就是西方或者美国推行的体制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可照搬他们的体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社会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现在真要冒出三四个党，西方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别支持某一党派，可能天下就会大乱，中国很可能又倒退到了一百年前，但现在中国乱不起、伤不起。
二三十年以后，中国能否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目前无法预料，也不能拒绝，但当下的十到二十年，中国不应该搞多党制，不能分散和弱化现在执政党的权威性。当然，这个党是否改名，不叫“共产党”，叫“共享党”呢，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各方面更能接受。或者说，我们对“共产”的理解应该有新的认识，以前人们觉得“共产”就是“共同拥有财产”，我们现在更应该理解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在当下，中国大陆可以借鉴97年以前的香港，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地方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
四、关于经济状况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益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法治建设，社会对产权的保护，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共产党权威主义执行的结果。怎么把中国社会尽快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这是执政党和社会精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肯定是政治体制出了大问题，即出现了暴死的状态。苏联体制暴死后，还可以休克疗法，中国现有体制暴死，连休克疗法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能出现长期的分裂动荡，吃苦受难的最后还是广大民众。所以中国的经济也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十八大后，如果我们能够把发展重心移到几亿农民身上，也许就会出现生机。例如真正把农民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对待，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公平，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内需市场就会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时间改变了韩国农村问题，未来十年能否学习朴正熙，较彻底地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达到什么的状态呢？到台湾去看看，那里就有点像我们追求的社会形态了，那里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到那个时候，发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础，你看他们成天吵吵闹闹的，但谁也不想造反，杀人放火，因为谁都是有产者，不热衷于革命。
对于经济的研究，我认为既要有宏观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又要有中观的行业经济学研究，当然也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研究，现在我们初步与国际接轨了，行业经济研究还做的不够，但已经刚刚起步，宏观战略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说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看来已经提前30年实现了，那说明我们的战略研究不是现在不够，当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够。50年后怎么办？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实现“大突围”，
有一点值得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注意。无论如何中国的市场都是一块肥肉，它一定会不断发达，因为我们还有几亿人的市场没有启动，中国的需求肯定会不断扩大。欧美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个趋势不管一些经济学家怎么说，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到境外，特别是到西方去寻找、去获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发能力和一流的市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欧美在放弃一些技术、市场和品牌方面反而好办，但中国现在的接纳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们的国企死守着经营得一塌糊涂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可以确定一个框架安排，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了70%的银行存量资产）进行安全性保守化经营，因为这些存量资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贸然冒险。拿出30%的商业银行，来做资本创新性业务，保证五到十年内，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境外收购兼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要获得品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时间等着我们去发展品牌了，而获得先进技术，光靠我们自己不够，现在社会又如此浮躁，确实很难有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沉下心来，搞研究，人家做一个螺丝钉的实验需要三五年，我们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么可能形成先进的技术数据呢。只有该引进的引进，能收购的收购，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这些观点我与我的挚友唐万新先生讨论过多次，他的许多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他比我更懂经济。
五、关于国企改革
这些年，人们都在说“国进民退”，实际上，既有“国进民退”，也有“国退民进”。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企。一些不应该、不需要或者没有充分发育的竞争领域，简单地拿到市场上火拼，是绝对不行的。比如造币公司只能是国家的，再比如公交公司也只能是国企，因为需要国家大量的补贴。问题是这些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资源全都控制了。国企与民企在几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资源开发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讲藏富于民的道理，只是想说，国企一方面在国计民生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让人无法接受，比如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大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转换而来的，导致这些企业与权力之间形成了特殊利益连接，搞成了人们痛恨的所谓“利益集团”。再比如，因为国企工资高，福利好，成为掌权阶层的子弟向往之地，还可以做官，成为他们既升官又发财的好地方。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掉。但问题是，全球经济走下坡路时，所有问题就集中爆发了，可能比别的国家的情况还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当多领导，既没有企业家的视野胸怀，也没有企业家的素质，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无法创新技术，又无法形成先进的管理。这怎么得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怎么与别人竞争呢。用厨师来当医生，怎么可能有先进的医疗技术？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捞够了，却在国际上没有办法参与竞争，这样的话，这些企业怎么办，中华民族怎么办？再从深层次理解，我们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把计划经济坏的东西和市场经济坏的东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部分国企领导利用和控制这么一个结合平台谋取私利，这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的。要知道，也许官员有清官、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沾沾官气，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业就不一样了，一百个人里也未必能出一个企业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业了，也没觉得自己做企业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挣钱未必是优秀的企业家，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国企必须改革，应该还资源于民，还利益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不能藏富于民，国家控制的财力无限扩大，这是说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么多财产，又说不清楚，国际上对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时候，国富民穷，皇帝随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政权没有几天就亡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GDP不如美苏，但通过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把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这样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六、 关于富人怎么做富人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是希望先富带动没有富或后富的共同致富。但据统计中国有27%的亿万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我不反对移民。一方面，选择居住地自由是天赋人权，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更优越的教育质量，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稳定的社会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发达国家确实比中国有优势。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的财富得到了积累，有了移民的条件，对于移民现象，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政府也允许人们更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说，这是在“用脚投票”，也有人说这是在“买保险”。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国内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继续分享市场成果，这里面有正义的富起来的，也有非正义富起来的，特别是非正义的富起来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过了几代，洗干净再回来也是可以的，而且也应该会回来，毕竟根在这里。但现在不能让这样的“裸商”继续攫取多数人的血汗。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对得起小平同志，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对得起父老乡亲。但我强调必须是自觉的承担，是富人的资本精神的体现。
（这是卢德之与某要员谈话记录）
百度上关于卢德之的介绍，特录于下：
卢德之，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
196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碑矶村。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基层行政职务，后就职于湖南省民政厅、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和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区服务的探索及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国有企业领导并参与国企改制工作。20世纪末，投身民营经济大潮，为民营企业发展和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李光荣先生及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卢德之是华民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亲任理事长。
现除担任企业职务外，还担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外企业诚信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曾发展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论文数十篇，著有《交易伦理论》。
来源：财经网博客 李银河的个人空间
中国印币式强制结汇损害国民祸及世界/《博讯》
本文选自《博讯》杂志创刊号（2月号）
近兩年來，美元的增發量折合人民幣後，為平均每年25332 億元，而人民幣的增發量為平均每年121669 億元，是美元增發量的4.8 倍！不要忘記：美元在全世界流通，而人民幣主要在國內流通。你說今天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的罪魁惡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
最早世界貿易是物物交換，早期鄭和下西洋，拉上中國特產，換上世界上的精品運到中國。後來用金銀替代。由於原來美元是金本位，美元印製與金子兌應 比例。世界用美元代替金子，而且是拿美元隨時到美國可以兌換到美元。由於冶金生產技變化，金價波動較大，美國信譽不斷增強，世界美元大量増強，美元印製與 黃金儲備脫鉤。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最大強制結匯國，強制結售匯制度是指，除國家規定的外匯帳戶可以保留外，企業和個人必須將多餘的外匯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外匯指定銀行必須把高於國家外匯管理局頭寸的外匯在銀行間市場賣出。用通俗語言講，個人不能自由買賣持有使用外匯。
嚴 格意義上，由於國家急需要強制結匯，應該用正在流通的國內紙幣，出口多少東西，收回多少人民幣，再發債借國債，借國內外公民的人民幣，來兌換買外匯持有人 的金融資產，才不會造成通脹。而且還嚴格按照兌換比例兌換，不能隨便波動。對使用外匯才公平。開始很多國家，包括中國是這樣做的。
如 果這個國家採用直接印幣，強制買公民外匯資產，無疑於直接對社會搶劫。外匯一般是國內公民企業，做的產品，賣到國外，國外用美元結算。東西從這個國家出 去，換來了美元，隨時可以買國外東西。如果強制兌換國內某一組織，這些錢是直接印的，造成這個國家紙幣又多了很多。比如這國家總人民幣印數為100萬人民 幣，這個國家囯內可交換總資產為100 萬，出口了20 萬價值貨物，這個國家資產減少了20萬，成了可交換80 萬資產，但這個國家流通了120 萬紙幣。美元被這個國家收走，不能在國內流通。中國外匯儲備達3.5 萬億美元儲備，多印達近20 萬億人民幣，相對應等於流通近40 萬億人民幣，造成國內快速嚴重通脹。公民的血汗不斷偷走。催生巨額虛假GPD。外匯急增這幾年，也是通脹高速惡化的幾年，而且不斷加深。
如 果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外銀行貸款，中國用無監督印紙幣兌換，等於直接稀釋了國內紙幣的價值。看似外商投資，實際中國增加外匯儲備，沒給國內創造價值，卻增 加一堆紙幣。吸引越多，印的紙幣越多。也會引起通脹。在一開始強制，拿國家信用擔保，由於國家戰略急需，用基本恒定的比例徵用公民外匯資產。用8 元買公民一美元，公民有需求再用8 元買一美元。而且國家用發行外匯國債形式，收集人民幣並支付利息，這時是基礎合理的。但國家支付利息是巨額負擔的，隨著不斷的増多，利息成本更多。
但 當這個國沒有多少戰略急需，依然百分之百強制結匯，還改變方式，直接印錢，來強制兌換公民手中的外匯資產時，有強買強賣性質，有對公民個人資產強行侵佔侵 權嫌疑，而且不斷直接印製鈔票，在稀釋國內可流動資產，透支國家信用。如果買賣只能在 銀行進行，賣給銀行，銀行收取服務費，從銀行買再收服務費。例如法定約定中間 1 美元價為8 元，銀行買我們的價是7.8元，我們買銀行是8.2 元時。這時是雁過拔毛，使國有指定銀行獲巨額利益。如果強制購買，國家應承擔費用。
這樣由於壟斷規定的服務傭金利差較大，而且公 民使用外匯有嚴格繁瑣的審查手續和限制，催生了地下黃牛，自由買賣外匯行業，也叫黑巿。他們比銀行手續低，買外手續簡單。在外匯需求不緊張時，他們收的比 銀行高，賣的比銀行低才有市場。但如果社會需求巨大，例如對本國貨幣失去信心，持世界流通，幣值世界購買力穩定的美元防通脹時，需求巨大。銀行供應嚴重不 足時，他們賣得就比銀行高。這時他們又通過聯合銀行人員，高價賣給巿民。而且出現巨額波動，無論前蘇聯，還是臺灣，白俄羅斯，伊朗，伊拉克，泰國都出現 過。強制結匯的美元紙幣，其實為中國欠世界的購買。原本國民支配權，國家打著戰略儲，為提高國計民生的生活品質才能徵用的。目的為隨時能從國際上買到急缺 物資，防止自然災害，防止戰爭等人禍，才能強征公民外匯資產，才具有合法性。這些外匯嚴格意義上講，只能用於購買改善國內民生急需產品，或儲備美元現金。 如果買國外外債和投資國外公司，就有濫用，挪用外匯的嫌疑。如有損失，更是犯罪，而且買賣交易過程，產生巨額費用，造成變向的給某些管理人員，貪污，受 賄，獲取不當利益創造條件。難道發生戰爭，發生自然災害時，用我們外匯債額能買來東西。所以這些錢不能來投資的，如果太多了，儲備計畫數量夠了，應藏匯與 民，讓公民自己自由買賣，決定使用權，這也是法律規定公民財產不受侵犯，應該得到保護。
強制結匯的錢，由於戰略儲備需要，是國內 流動資產換來的，強制結匯的錢不應在國內流通。只應買外東西。如果拿外匯儲備的錢，再買國內資產，如投資中國股市，等於又在國內流通一遍，或借給高勝，黑 石等投資公司，這些公司也拿這些錢投資中國公司，這些錢又等於中國又印了一遍，中國外匯儲備量不斷増加。例如中國借給外國公司10 個億美元，外國公司再到中國投資10 億美元，中國印80 萬人民幣，中國BX 0 7 6外匯儲備增加10 億美元，反復10次，這樣外匯儲備増加100 億，國內人民幣增長800 億，這也是外匯儲備連續急増的原因。也是高通脹重要因素。
中 國式用印錢方式強制結匯造成直接結果是無論是外商投資到中國錢或是做外貿的錢，假設中國每增加1 萬億美元，按8 元人民幣兌換，中國多印8 萬億人民幣，世界上物質沒多多少，世界上無端的多出了8萬多億紙幣，造成世界整體性的通貨膨脹。為世界經濟打亂了貨幣這穩定幣值的穩定性。
由 於印錢式強制結匯，中國為了多出口產品，產品在國際上有競爭力，換取外匯，有人為的調節匯律的能力。不斷壓低人民幣價格，以資源粗加工及勞動力密集形方 式，大量出口產品。以破壞環境，和損害勞工健康形式，換來是帶血的外匯。破壞了公平競爭法則，出口該什麼，使國這個產業如沒有保護，使這些產業破產。造成 世界整體的製造能力下降，從事這些工作人收入下降，購買力下降。一旦中國由資源賣完，環境惡化不能生產，工人不願受壓榨，不能有效持續供應時，造成世界性 的供應危機。如果是中國過度生產，造成各種環保，人權，工人健康的國家大量失業，購買力不足，又會減少對中國的訂單，造成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國式印紙幣的 強制結匯，原由公民自己決定購買權，轉變為國家統一操控的購買權時，這購買的動力和效率會出現大的變動。公民判斷一個國家信譽而帶來心理價值是不一樣的， 會在有信心時持有，沒信心時消費掉。消費掉時增大對這個國家的產品購買能力，促進這個國家價值創造能力。如果持匯人，持有這種外匯，認為它幣值穩定，或有 保值增值空間，會促進這個國家的貨幣穩定性。發行紙幣，等於發行世界債，用世界資源來建設運轉這個國家。
如果外匯用無節制印幣強制收購， 就造成了國收購外匯成本極低，用高壓強權，定制法規來收持匯資金既可，私下交易是違法犯罪。這樣能迅速的聚集大量外匯，它在使用外匯就不一樣。持匯公民直 接購買大件產品可能性小，傾向于關於民生和改善生活品質產品。但國家傾向於買大件產品，或戰略武器，能夠複製的高科技產品等。中國一訂大飛機是上百台，沒 有如此強制結匯，不可能集中購買，這些企業也不用很急生產。有續生產成本最低，會打亂生產供應的有續性。而且破壞了生產結構，集中由領導拍板買什麼，買什 麼，什麼供應緊張。例如中國購買美國大豆，貯備時飛漲，提高了種豆積極性，等供應多了，中國又消化不完。買石油，石油瘋漲等。犯錯誤性越大，破壞了世界產 品的供需平衡。造成資源浪費。
如果這些外幣大量投到股市和債市時，又造成這樣價格上漲。大量撤走，會出現波動。破壞金融穩定。如果這國主動賣給中國國債，在集中兌換中發生金融危機。
而且從投入國家來說，這些國家市場面可交換流動資產不變情況下，造成投入國家紙幣增多，造成幣值不穩定，造成的通脹。也破壞了這個信譽。增加了本國對幣值穩定，印製幣數量的控制能力。
當然持巨額外匯在自由市，買股票，買債券時，這些非國家協議擔保時，中國買什麼，什麼漲，賣什麼有沒有人有能力接盤而賣不出去而巨虧。買的這些公司或國家破產時，這些帶血的外匯資產，也可能化為烏有。
總之這個不是共贏的印幣強制結匯政策，不要把公民的血汗錢由人民幣変成人冥幣，還公民自由兌換權，是世界公民共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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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美元的增發量折合人民幣後，為平均每年25332 億元，而人民幣的增發量為平均每年121669 億元，是美元增發量的4.8 倍！不要忘記：美元在全世界流通，而人民幣主要在國內流通。你說今天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的罪魁惡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
最早世界貿易是物物交換，早期鄭和下西洋，拉上中國特產，換上世界上的精品運到中國。後來用金銀替代。由於原來美元是金本位，美元印製與金子兌應 比例。世界用美元代替金子，而且是拿美元隨時到美國可以兌換到美元。由於冶金生產技變化，金價波動較大，美國信譽不斷增強，世界美元大量増強，美元印製與 黃金儲備脫鉤。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最大強制結匯國，強制結售匯制度是指，除國家規定的外匯帳戶可以保留外，企業和個人必須將多餘的外匯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外匯指定銀行必須把高於國家外匯管理局頭寸的外匯在銀行間市場賣出。用通俗語言講，個人不能自由買賣持有使用外匯。
嚴 格意義上，由於國家急需要強制結匯，應該用正在流通的國內紙幣，出口多少東西，收回多少人民幣，再發債借國債，借國內外公民的人民幣，來兌換買外匯持有人 的金融資產，才不會造成通脹。而且還嚴格按照兌換比例兌換，不能隨便波動。對使用外匯才公平。開始很多國家，包括中國是這樣做的。
如 果這個國家採用直接印幣，強制買公民外匯資產，無疑於直接對社會搶劫。外匯一般是國內公民企業，做的產品，賣到國外，國外用美元結算。東西從這個國家出 去，換來了美元，隨時可以買國外東西。如果強制兌換國內某一組織，這些錢是直接印的，造成這個國家紙幣又多了很多。比如這國家總人民幣印數為100萬人民 幣，這個國家囯內可交換總資產為100 萬，出口了20 萬價值貨物，這個國家資產減少了20萬，成了可交換80 萬資產，但這個國家流通了120 萬紙幣。美元被這個國家收走，不能在國內流通。中國外匯儲備達3.5 萬億美元儲備，多印達近20 萬億人民幣，相對應等於流通近40 萬億人民幣，造成國內快速嚴重通脹。公民的血汗不斷偷走。催生巨額虛假GPD。外匯急增這幾年，也是通脹高速惡化的幾年，而且不斷加深。
如 果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外銀行貸款，中國用無監督印紙幣兌換，等於直接稀釋了國內紙幣的價值。看似外商投資，實際中國增加外匯儲備，沒給國內創造價值，卻增 加一堆紙幣。吸引越多，印的紙幣越多。也會引起通脹。在一開始強制，拿國家信用擔保，由於國家戰略急需，用基本恒定的比例徵用公民外匯資產。用8 元買公民一美元，公民有需求再用8 元買一美元。而且國家用發行外匯國債形式，收集人民幣並支付利息，這時是基礎合理的。但國家支付利息是巨額負擔的，隨著不斷的増多，利息成本更多。
但 當這個國沒有多少戰略急需，依然百分之百強制結匯，還改變方式，直接印錢，來強制兌換公民手中的外匯資產時，有強買強賣性質，有對公民個人資產強行侵佔侵 權嫌疑，而且不斷直接印製鈔票，在稀釋國內可流動資產，透支國家信用。如果買賣只能在 銀行進行，賣給銀行，銀行收取服務費，從銀行買再收服務費。例如法定約定中間 1 美元價為8 元，銀行買我們的價是7.8元，我們買銀行是8.2 元時。這時是雁過拔毛，使國有指定銀行獲巨額利益。如果強制購買，國家應承擔費用。
這樣由於壟斷規定的服務傭金利差較大，而且公 民使用外匯有嚴格繁瑣的審查手續和限制，催生了地下黃牛，自由買賣外匯行業，也叫黑巿。他們比銀行手續低，買外手續簡單。在外匯需求不緊張時，他們收的比 銀行高，賣的比銀行低才有市場。但如果社會需求巨大，例如對本國貨幣失去信心，持世界流通，幣值世界購買力穩定的美元防通脹時，需求巨大。銀行供應嚴重不 足時，他們賣得就比銀行高。這時他們又通過聯合銀行人員，高價賣給巿民。而且出現巨額波動，無論前蘇聯，還是臺灣，白俄羅斯，伊朗，伊拉克，泰國都出現 過。強制結匯的美元紙幣，其實為中國欠世界的購買。原本國民支配權，國家打著戰略儲，為提高國計民生的生活品質才能徵用的。目的為隨時能從國際上買到急缺 物資，防止自然災害，防止戰爭等人禍，才能強征公民外匯資產，才具有合法性。這些外匯嚴格意義上講，只能用於購買改善國內民生急需產品，或儲備美元現金。 如果買國外外債和投資國外公司，就有濫用，挪用外匯的嫌疑。如有損失，更是犯罪，而且買賣交易過程，產生巨額費用，造成變向的給某些管理人員，貪污，受 賄，獲取不當利益創造條件。難道發生戰爭，發生自然災害時，用我們外匯債額能買來東西。所以這些錢不能來投資的，如果太多了，儲備計畫數量夠了，應藏匯與 民，讓公民自己自由買賣，決定使用權，這也是法律規定公民財產不受侵犯，應該得到保護。
強制結匯的錢，由於戰略儲備需要，是國內 流動資產換來的，強制結匯的錢不應在國內流通。只應買外東西。如果拿外匯儲備的錢，再買國內資產，如投資中國股市，等於又在國內流通一遍，或借給高勝，黑 石等投資公司，這些公司也拿這些錢投資中國公司，這些錢又等於中國又印了一遍，中國外匯儲備量不斷増加。例如中國借給外國公司10 個億美元，外國公司再到中國投資10 億美元，中國印80 萬人民幣，中國BX 0 7 6外匯儲備增加10 億美元，反復10次，這樣外匯儲備増加100 億，國內人民幣增長800 億，這也是外匯儲備連續急増的原因。也是高通脹重要因素。
中 國式用印錢方式強制結匯造成直接結果是無論是外商投資到中國錢或是做外貿的錢，假設中國每增加1 萬億美元，按8 元人民幣兌換，中國多印8 萬億人民幣，世界上物質沒多多少，世界上無端的多出了8萬多億紙幣，造成世界整體性的通貨膨脹。為世界經濟打亂了貨幣這穩定幣值的穩定性。
由 於印錢式強制結匯，中國為了多出口產品，產品在國際上有競爭力，換取外匯，有人為的調節匯律的能力。不斷壓低人民幣價格，以資源粗加工及勞動力密集形方 式，大量出口產品。以破壞環境，和損害勞工健康形式，換來是帶血的外匯。破壞了公平競爭法則，出口該什麼，使國這個產業如沒有保護，使這些產業破產。造成 世界整體的製造能力下降，從事這些工作人收入下降，購買力下降。一旦中國由資源賣完，環境惡化不能生產，工人不願受壓榨，不能有效持續供應時，造成世界性 的供應危機。如果是中國過度生產，造成各種環保，人權，工人健康的國家大量失業，購買力不足，又會減少對中國的訂單，造成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國式印紙幣的 強制結匯，原由公民自己決定購買權，轉變為國家統一操控的購買權時，這購買的動力和效率會出現大的變動。公民判斷一個國家信譽而帶來心理價值是不一樣的， 會在有信心時持有，沒信心時消費掉。消費掉時增大對這個國家的產品購買能力，促進這個國家價值創造能力。如果持匯人，持有這種外匯，認為它幣值穩定，或有 保值增值空間，會促進這個國家的貨幣穩定性。發行紙幣，等於發行世界債，用世界資源來建設運轉這個國家。
如果外匯用無節制印幣強制收購， 就造成了國收購外匯成本極低，用高壓強權，定制法規來收持匯資金既可，私下交易是違法犯罪。這樣能迅速的聚集大量外匯，它在使用外匯就不一樣。持匯公民直 接購買大件產品可能性小，傾向于關於民生和改善生活品質產品。但國家傾向於買大件產品，或戰略武器，能夠複製的高科技產品等。中國一訂大飛機是上百台，沒 有如此強制結匯，不可能集中購買，這些企業也不用很急生產。有續生產成本最低，會打亂生產供應的有續性。而且破壞了生產結構，集中由領導拍板買什麼，買什 麼，什麼供應緊張。例如中國購買美國大豆，貯備時飛漲，提高了種豆積極性，等供應多了，中國又消化不完。買石油，石油瘋漲等。犯錯誤性越大，破壞了世界產 品的供需平衡。造成資源浪費。
如果這些外幣大量投到股市和債市時，又造成這樣價格上漲。大量撤走，會出現波動。破壞金融穩定。如果這國主動賣給中國國債，在集中兌換中發生金融危機。
而且從投入國家來說，這些國家市場面可交換流動資產不變情況下，造成投入國家紙幣增多，造成幣值不穩定，造成的通脹。也破壞了這個信譽。增加了本國對幣值穩定，印製幣數量的控制能力。
當然持巨額外匯在自由市，買股票，買債券時，這些非國家協議擔保時，中國買什麼，什麼漲，賣什麼有沒有人有能力接盤而賣不出去而巨虧。買的這些公司或國家破產時，這些帶血的外匯資產，也可能化為烏有。
總之這個不是共贏的印幣強制結匯政策，不要把公民的血汗錢由人民幣変成人冥幣，還公民自由兌換權，是世界公民共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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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朝鲜核爆标志中国朝核政策彻底失败
扭曲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外交指导又与不合时宜和一厢情愿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结合，并由此得到论证和增强，具体言之，即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所谓战略缓冲国。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中美日的体系性、结构性全面军事对抗，而朝鲜是中国掣肘美日的棋子。
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朝鲜违背决议进行火箭发射通过了关于朝鲜的第三个决议（《第2087号决议》），中国对此决议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责成朝鲜不得再采取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并宣布对于朝鲜进一步违背决议的活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到20天，朝鲜进行了已经公开宣布的第三次核试爆，此举使得朝核问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上限，也给检验20年来中国的朝鲜和半岛政策提供了立即的机会。
中国在2003年发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主导和参与重大地区及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说是作为大国崛起的第一个亮相。无论从历史和文化联系、地缘战略，还是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害而言，朝核问题都是中国外交必须关注的事务，可以说，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朝核问题采取重大外交主动，不失为一招及时和巧妙的好棋。然而，十年来实践的结果却是大败亏输，丢尽脸面，一无所获，何以至此？除了美日俄等外部因素之外，中国自身战略思维和政策的失误，以及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与领导错误，乃是导致政策总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策失败首要的内因是20余年来甚嚣尘上、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在中国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对欧美世界开放30年后，当局出于对内巩固政权的需求，逐步在国内树立和推广红色中国的虚假观念，在这一观念下，红色朝鲜成了臆想中的同志和兄弟。这种虚假的自我意识和定位不仅阉割了正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且完全无视二战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史：无论当初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还是后来的中越关系、中朝关系及中苏关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不能弥合和取消国家利益的分别和冲突。事实上，相比战后欧美日体系内基于市场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更难以协调，虽然打着貌似相同的旗号，但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斗争却从未消缓，兵戎相见是常见的事情。
扭曲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外交指导又与不合时宜和一厢情愿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结合，并由此得到论证和增强，具体言之，即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所谓战略缓冲国。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中美日的体系性、结构性全面军事对抗，而朝鲜是中国掣肘美日的棋子。这种思维扭曲了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现实，有意掩盖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基本利益思维：在加入全球贸易体系30多年后，中美日关系尽管有局部的利益摩擦和安全猜忌，但从来都不是美苏关系的翻版，也不可能回到零和博弈的状态下，而且，在新军事革命形态的战争环境下，朝鲜根本不具备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缓冲作用。未来可能的对华军事威胁毋须先攻占地势艰难、幅员狭小的半岛北部作为兵力和活力基地。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奉行大国外交，这种外交战略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乃是基本内容，为何在这种背景下会使中国的朝核政策走上自我损害的意识形态文革路线？从外部而言，这与911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恶意有关，在应对颜色革命恐慌和美国对华冷和平阴影下中国当局寻求对应筹码；而从内部来说，则是中国坚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的执政党权力合法性危机有关，在这种内部背景之下，职业外交的思维和全球战略的考量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质言之，党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以及对朝决策地位。这是中国在朝核乃至半岛问题上丧失好局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核爆对于中国也许是坏事中的好事，党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双轨外交局面也许会为之一变，因为，残酷的现实表明，在21世纪奉行意识形态挂帅的红色党外交必定会损人不利己，而执政党也不可能在国家利益之外另觅自身利益的基础。
2009年，朝鲜在几乎完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第二次试爆，直到近年来的火箭发射活动，这些都对中国发起的以六方会谈为主要平台的解决半岛问题框架提出了直接挑战，而中国以虚假的意识形态战略和陈旧的地缘战略思维，完全不能应对，同时，由于逐步承担了朝鲜第一大援助国的角色，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支付道义和形象代价的同时，步步为朝鲜牵着鼻子走。实际上，2009年的核爆已经宣布六方会谈死亡，但中国出于保全面子和掩饰失策的需要，更是为了拒绝内部的政策责任检讨，依然一厢情愿地坐视半岛核局势失控，直到此次最后失败。
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周边核态势。检讨朝鲜的国际行为模式以及对华关系历史，朝鲜当局奉行的主体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反华的反事大主义路线前提之下的，朝鲜为获得世袭政权与国家政治互为表里的生存利益，对中国除了利用不会有真诚的关系基础。在全球大国中，坐视自己如此邻近的小国走上核武装之路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远程精确打击作战样态下的今天，作为全球军力发展最迅猛的大国，中国把未来安全建立在与纵深浅近而负担沉重的邻居小国的合作之上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中国已是深深卷入全球事务的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无论其内部社会与政治情势如何演变，中国已不可能在21世纪的世界另立门户，建立与主流国际社会相对甚至隔离的国际体系。因此，此次朝鲜核爆对中国朝野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认识朝核乃至半岛和亚太问题，确定中国在半岛与朝鲜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也为重新在新的国际政策理念下规划有关政策提供了一个不能再延误的机会。
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朝鲜违背决议进行火箭发射通过了关于朝鲜的第三个决议（《第2087号决议》），中国对此决议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责成朝鲜不得再采取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并宣布对于朝鲜进一步违背决议的活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到20天，朝鲜进行了已经公开宣布的第三次核试爆，此举使得朝核问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上限，也给检验20年来中国的朝鲜和半岛政策提供了立即的机会。
中国在2003年发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主导和参与重大地区及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说是作为大国崛起的第一个亮相。无论从历史和文化联系、地缘战略，还是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害而言，朝核问题都是中国外交必须关注的事务，可以说，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朝核问题采取重大外交主动，不失为一招及时和巧妙的好棋。然而，十年来实践的结果却是大败亏输，丢尽脸面，一无所获，何以至此？除了美日俄等外部因素之外，中国自身战略思维和政策的失误，以及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与领导错误，乃是导致政策总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策失败首要的内因是20余年来甚嚣尘上、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在中国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对欧美世界开放30年后，当局出于对内巩固政权的需求，逐步在国内树立和推广红色中国的虚假观念，在这一观念下，红色朝鲜成了臆想中的同志和兄弟。这种虚假的自我意识和定位不仅阉割了正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且完全无视二战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史：无论当初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还是后来的中越关系、中朝关系及中苏关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不能弥合和取消国家利益的分别和冲突。事实上，相比战后欧美日体系内基于市场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更难以协调，虽然打着貌似相同的旗号，但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斗争却从未消缓，兵戎相见是常见的事情。
扭曲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外交指导又与不合时宜和一厢情愿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结合，并由此得到论证和增强，具体言之，即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所谓战略缓冲国。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中美日的体系性、结构性全面军事对抗，而朝鲜是中国掣肘美日的棋子。这种思维扭曲了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现实，有意掩盖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基本利益思维：在加入全球贸易体系30多年后，中美日关系尽管有局部的利益摩擦和安全猜忌，但从来都不是美苏关系的翻版，也不可能回到零和博弈的状态下，而且，在新军事革命形态的战争环境下，朝鲜根本不具备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缓冲作用。未来可能的对华军事威胁毋须先攻占地势艰难、幅员狭小的半岛北部作为兵力和活力基地。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奉行大国外交，这种外交战略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乃是基本内容，为何在这种背景下会使中国的朝核政策走上自我损害的意识形态文革路线？从外部而言，这与911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恶意有关，在应对颜色革命恐慌和美国对华冷和平阴影下中国当局寻求对应筹码；而从内部来说，则是中国坚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的执政党权力合法性危机有关，在这种内部背景之下，职业外交的思维和全球战略的考量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质言之，党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以及对朝决策地位。这是中国在朝核乃至半岛问题上丧失好局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核爆对于中国也许是坏事中的好事，党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双轨外交局面也许会为之一变，因为，残酷的现实表明，在21世纪奉行意识形态挂帅的红色党外交必定会损人不利己，而执政党也不可能在国家利益之外另觅自身利益的基础。
2009年，朝鲜在几乎完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第二次试爆，直到近年来的火箭发射活动，这些都对中国发起的以六方会谈为主要平台的解决半岛问题框架提出了直接挑战，而中国以虚假的意识形态战略和陈旧的地缘战略思维，完全不能应对，同时，由于逐步承担了朝鲜第一大援助国的角色，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支付道义和形象代价的同时，步步为朝鲜牵着鼻子走。实际上，2009年的核爆已经宣布六方会谈死亡，但中国出于保全面子和掩饰失策的需要，更是为了拒绝内部的政策责任检讨，依然一厢情愿地坐视半岛核局势失控，直到此次最后失败。
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周边核态势。检讨朝鲜的国际行为模式以及对华关系历史，朝鲜当局奉行的主体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反华的反事大主义路线前提之下的，朝鲜为获得世袭政权与国家政治互为表里的生存利益，对中国除了利用不会有真诚的关系基础。在全球大国中，坐视自己如此邻近的小国走上核武装之路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远程精确打击作战样态下的今天，作为全球军力发展最迅猛的大国，中国把未来安全建立在与纵深浅近而负担沉重的邻居小国的合作之上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中国已是深深卷入全球事务的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无论其内部社会与政治情势如何演变，中国已不可能在21世纪的世界另立门户，建立与主流国际社会相对甚至隔离的国际体系。因此，此次朝鲜核爆对中国朝野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认识朝核乃至半岛和亚太问题，确定中国在半岛与朝鲜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也为重新在新的国际政策理念下规划有关政策提供了一个不能再延误的机会。
揭密：朝鲜如何向东北投放冰毒
文章来源: 凤凰周刊 于
【导读】凤凰周刊报道，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
报纸《东亚日报》报道称，中国“发怒了”：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针对朝鲜产毒品，中国开始暗中与韩国调查当局密切合
作。
2011年6月20日，国家禁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做客“人民网”谈“中国合成毒品问题”。
刘跃进介绍，合成毒品发生蔓延的重灾区在东北低于。“东三省查获的合成毒品人数要占到所有吸食毒品人数的70%以上。”合成毒品是相对鸦片等传统毒品而言化学合成的毒品，冰毒即主要的合成毒品。
既非沿海地区、也非毒品产地的东三省成为重灾区，颇为国人意料。与东三省接壤或为临近的俄罗斯、韩国均为毒品输入地，而非重要产地，只有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面积种植和制造毒品。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
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论为重灾区。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中国“发怒了”
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报纸《东亚日报》报道称，中国“发怒了”：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针对朝鲜产毒品，中国开始暗中与韩国调查当局密切合作。
《东亚日报》引用韩国政府方面消息称：“这只是被披露的数目而已，实际上在中国内地走私的朝鲜毒品规模比这个大很多”。
尽管大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但研究者们和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
延边大学法学院崔军勇2010年文章认为，近3-5年间，延边地区吸食的毒品中很大部分来自朝鲜。朝鲜公民携带毒品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态势。
中朝边境地区除陆地边界线，还有大量以江、河水面为界。冬季冰面可直接行车，夏季枯水期“一步跨”（一步即可跨过对岸的边界）增多，这令中朝跨境贩毒 极为便利。此外，中朝边境交通便利、易于逃窜。从近年侦破的涉朝鲜贩毒案件分析，朝鲜毒品入境地点主要是辽宁丹东边境、吉林龙井三合镇辖区边境一带，以及 开山屯镇、长白县长白镇等地。
源源不断的毒品，令东北的中朝边境地区首先受害。以与朝鲜联系最为紧密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首府延吉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从1995年的44人增加到2010年前后的2090人，增长了近47倍。
吸毒人员逐渐低龄化，1996年以前平均年龄40岁左右，如今63%的吸毒者年龄在17-35岁之间，最小的不满14岁。吸毒人员全方位扩大。从过去个体经商、闲散人员，到现在的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中小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边贸的商人中约有30%人员吸毒。
朝鲜方面毒品供应结构从传统毒品到新型毒品（冰毒为主）的变化，也带来了中朝边境毒品吸食结构的变化。
根据《2006年中国禁毒报告》，两省吸食新型毒品人数在当时已经超过了传统毒品。崔军勇分析，目前来自朝鲜的毒品主要是冰毒，偶尔有鸦片，主要产自 朝鲜咸镜北道的清津、咸兴地区。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劣质的甲基苯丙胺（冰毒），走私者称之为“L体”，也就是冰毒的残渣，吸食后对人体产生更大副作用。
这些都对一水相连的延边地区产生叠加的伤害。
1990年代朝鲜大饥荒期间，大量朝鲜饥民逃亡中国，中国方面给予相当的宽容和同情。但逐渐有偷渡者携带毒品到中国。这使得多数中国边民从过去多朝鲜偷渡者的同情、宽容逐渐变成了警惕、不欢迎。
2000年以来，大陆投入巨资，在延边地区边防一线建设大陆制式观察哨（楼），安装大量高科技数字化监控设备。
同时有针对性地对边民进行教育。无奈国境线太长，且缺乏天然屏障。始终无法禁绝偷渡与贩毒走私等犯罪。
朝鲜毒品生产转型
1990年代初，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催生毒品种植。
有关朝鲜毒品的产量，各方说法不一。河北武警学院边防系讲师孟立君提供的数字称，此时朝鲜要求所有集体农庄划出125英亩土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则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1-2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而且其流通途径也以政府和企业、外交通道、混入一般装载物中等，变得十分复杂。
与其他毒品产地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甚至军方，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于2009年引用韩国治安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柳同烈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地区政权崩溃后，北韩（韩国对朝鲜的称呼）为 赚取外汇，开始在政权主导下生产毒品。金正日1992年甚至将毒品事业称为‘白桔梗事业’加以鼓励。”据推测，朝鲜权利机构每年可通过毒品获得1亿美元收 入。
该报道引用韩国有关负责人的话证实，自1997年起，北韩在平北、慈江道、双江道、咸北每个市、郡的合作农场都种植了10町步（1町步约合1公顷）鸦片，这是为赚取外汇的“政策事业”。
曾贩过毒品的“逃北者”崔贤植（化名）透露，清津市的“罗南制药厂”制造毒品一般制造药品的工厂内部都设有毒品制造设备，平南的顺川制药厂也有类似设 备。每月共生产约1吨海洛因和冰毒。在毒品制造工厂里由泰国毒品制造技术人员负责生产。“印有红色狮子顶着球的画面海洛因包装袋，酷似泰国本地产品。”
尽管获利颇丰，毒品还是不可避免地令朝鲜再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对其高度警惕。
2003年，朝鲜货船“烽燧”号船员因涉嫌走私价值1.5亿澳元的海洛因而在澳大利亚悉尼被捕。澳大利亚政府为警告北韩的国际毒品走私行为，派出空军战机于2006年在公海上击沉了“烽燧”号。2004年6月，2名北韩外交官在埃及因涉嫌从事非法毒品交易被捕。
毒品贸易均由朝鲜高层控制。《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哈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 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这就是 北韩的现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 稍微有点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由于药品奇缺，很多居民将毒品当做“万能药品”。“咸兴市居民以为吸食少量毒品还可以治病。感冒引起的发烧或者拉肚子，高血压引起的脸部瘫痪时吸食希洛苯或者药粒（海洛因）效果就很好。都信以为真。”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经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压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的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59.87千克。
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
从朝鲜流入的毒品，除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本地消费，还有大量流入大陆腹地，以及流向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这使得原本远离毒品的东北地区，成了毒品的国际中转站。
《东亚日报》披露，朝鲜在中国走私毒品有严密渠道，即所谓的“3—3—3制”。在9至10人一组的贩毒团伙中，3名朝鲜人负责将毒品带到朝中边界，之后由3名朝鲜族中国人负责在东北三省运输并交给3名韩国人，他们再把毒品销往韩日。
2006年，辽宁省禁毒总队破获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4.03”特大跨国走私贩卖冰毒案，摧毁了一个涉及境外及国内多省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网络。官方报道称，抓获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日本籍2人、“境外某国籍”1人、中国籍3人。
根据公安部禁毒局指示，此后，专案组继续加大侦控力度，尤其对日籍毒贩在辽宁的活动情况进行全时空跟踪侦查，最终将准备飞返日本大坂的两名毒贩在大连 周水子国际机场抓获。之后专案组发现，该犯罪网罗成员复杂，遍及辽宁、吉林、山东多个城市，长期从事贩毒活动，团伙内部结构紧密，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09年1月，至少有28名日本人因涉毒被关押在中国境内，仅东北三省目前就有9人在押。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朝鲜经由东北的毒品受害者。2004年2月，汉城麻浦警署拘留了李某等17人，他们涉嫌通过中国毒贩集团走私价值几百亿韩元的朝鲜产冰毒，并在韩国贩卖。
早在2003年前后，韩国方面就已经注意到，不断有“逃北者”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带获得朝鲜的毒品，再代入韩国贩卖》“由第三国生产的毒品的危害，要由其他两个无辜的邻国出手，这确实 无法让人接受。”崔军勇称。
2003年之后，国际上与朝鲜有关的冰毒和海洛因的缉获量总体下降。一些国际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替朝鲜“背黑锅”：“考虑到中国犯罪分子与朝鲜毒 品生产走私的联系日益密切，有人认为来源于朝鲜的毒品缉获量的减少是因为许多来源于朝鲜的毒品被错误地当成是来源于中国的。”
一个例证是，截至2006年初，日本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缴获来源于朝鲜的兴奋剂。但是2006年的1月，日本警方在横滨，在来自中国大连的轮船上缴获14公斤海洛因，最终被认为来源于朝鲜。
被掩盖 的危害
尽管危害甚大，但中国在高调反毒品的同时，对来自朝鲜毒品向来保持奇怪的沉默。
延边媒体人士介绍，历年来众多贩毒案件中的毒品几乎全部来自朝鲜，但在报道中，朝鲜通常以”边境某国“代替。前述“4.03”特大贩毒案中，被抓获的日本毒贩的国籍被点明，却又有神秘的“边境某国籍”一人的说法。
《东亚日报》认为，中国虽然认为朝鲜产毒品走私案件的增加趋势有危险，但考虑到中朝关系一直没有公开毒品走私问题。
不过，随着贩毒日益猖獗，中国也难以持续替朝鲜掩盖。甚至已出现朝鲜官员在中国贩毒被抓。
韩联社2010年6月报道，从事贸易工作的一名朝鲜新义州官员（林某），因涉嫌毒品交易在丹东被逮捕。韩国媒体引用反人道犯罪调查委员会共同代表Do Hui-yun的话称，“其间也有北韩的对南工作间谍涉嫌贩毒而被捕的事例，但北韩贸易局干部亲自进行贩毒而被捕，这十分罕见。”
丹东的禁毒支队在逮捕林某过程中查获了2千克病毒。据悉，林某在从新义州前往丹东时将毒品藏在了泡菜盒里。报道称，林某在中朝贸易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力。Do Hui-yun称：“林某被捕，揭露了北韩国家机构参与贩毒这项国际犯罪的事实。”对此，韩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的确得到上述情报，但中国政府并未给予证实。
国际社会对朝鲜贩毒行为的监督、报道和跟踪使得朝鲜的毒品走私越来越难。结果就是朝鲜的毒品走私不得不和邻国的一些犯罪组织组成的公司合作贩毒，尤其是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犯罪组织。
多个国际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合作通常是五五分成，朝鲜的毒品利润减少了一半，因此被迫增加交易量。
面对如此局面，一直照顾“中朝友谊”的中国也被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打击。
《东亚日报》于2011年7月披露，中韩之间进行了毒品走私防御工作的秘密协作。有解释称，虽然中国在外交问题上一直庇护着朝鲜，但两国的反毒品协作表明，中国再也不能放任不管威胁着东北三省地区的朝鲜产毒品走私问题了。
该报引用外交消息通报称：“中国十分愤怒，中国认为从去年开始朝鲜产毒品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当局在强调毒品防御工作时，虽然没有提到“朝鲜产”这一词，但实际上针对的是朝鲜产毒品。
在朝鲜活动的韩国民间团体“好朋友”则表示，由于朝鲜产的大部分毒品走私到中国，中国一方面严厉打击流入境内的毒品，一方面也要求朝鲜严厉打击国内的制毒贩毒行为。朝鲜并不希望毒品成为两国的外交问题，并于去年秋天捣毁了3个制毒、贩毒团伙。
DAILY报道称，由于朝鲜产毒品大量流入中国，中国政府指认咸兴的兴南制药厂为毒品生产工厂，要求朝鲜政府关闭工厂。据悉朝鲜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部分关闭了兴南制药工厂的实验室和工厂。
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毒品专家组甚至向媒体公开点名批评朝鲜：“2005年上半年，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毒品案件中有3起案件涉嫌 跨国贩毒（海洛因和病毒），这些案件涉毒数量巨大，每宗交易数量都在1000克以上。犯罪分子通过与朝鲜境内的贩毒分子相勾结，将从朝鲜地下加工厂生产的 毒品，通过吉林省延吉市偷运至境内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贩卖。”
这一罕见的公开批评，被认为是尽管大陆政府尽量隐忍，执法部门却早已对朝鲜无法容忍。（实习生汪家玮、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
凤凰周刊 2011年10月15日出版
2011年6月20日，国家禁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做客“人民网”谈“中国合成毒品问题”。
刘跃进介绍，合成毒品发生蔓延的重灾区在东北低于。“东三省查获的合成毒品人数要占到所有吸食毒品人数的70%以上。”合成毒品是相对鸦片等传统毒品而言化学合成的毒品，冰毒即主要的合成毒品。
既非沿海地区、也非毒品产地的东三省成为重灾区，颇为国人意料。与东三省接壤或为临近的俄罗斯、韩国均为毒品输入地，而非重要产地，只有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面积种植和制造毒品。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
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论为重灾区。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中国“发怒了”
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报纸《东亚日报》报道称，中国“发怒了”：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针对朝鲜产毒品，中国开始暗中与韩国调查当局密切合作。
《东亚日报》引用韩国政府方面消息称：“这只是被披露的数目而已，实际上在中国内地走私的朝鲜毒品规模比这个大很多”。
尽管大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但研究者们和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
延边大学法学院崔军勇2010年文章认为，近3-5年间，延边地区吸食的毒品中很大部分来自朝鲜。朝鲜公民携带毒品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态势。
中朝边境地区除陆地边界线，还有大量以江、河水面为界。冬季冰面可直接行车，夏季枯水期“一步跨”（一步即可跨过对岸的边界）增多，这令中朝跨境贩毒 极为便利。此外，中朝边境交通便利、易于逃窜。从近年侦破的涉朝鲜贩毒案件分析，朝鲜毒品入境地点主要是辽宁丹东边境、吉林龙井三合镇辖区边境一带，以及 开山屯镇、长白县长白镇等地。
源源不断的毒品，令东北的中朝边境地区首先受害。以与朝鲜联系最为紧密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首府延吉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从1995年的44人增加到2010年前后的2090人，增长了近47倍。
吸毒人员逐渐低龄化，1996年以前平均年龄40岁左右，如今63%的吸毒者年龄在17-35岁之间，最小的不满14岁。吸毒人员全方位扩大。从过去个体经商、闲散人员，到现在的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中小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边贸的商人中约有30%人员吸毒。
朝鲜方面毒品供应结构从传统毒品到新型毒品（冰毒为主）的变化，也带来了中朝边境毒品吸食结构的变化。
根据《2006年中国禁毒报告》，两省吸食新型毒品人数在当时已经超过了传统毒品。崔军勇分析，目前来自朝鲜的毒品主要是冰毒，偶尔有鸦片，主要产自 朝鲜咸镜北道的清津、咸兴地区。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劣质的甲基苯丙胺（冰毒），走私者称之为“L体”，也就是冰毒的残渣，吸食后对人体产生更大副作用。
这些都对一水相连的延边地区产生叠加的伤害。
1990年代朝鲜大饥荒期间，大量朝鲜饥民逃亡中国，中国方面给予相当的宽容和同情。但逐渐有偷渡者携带毒品到中国。这使得多数中国边民从过去多朝鲜偷渡者的同情、宽容逐渐变成了警惕、不欢迎。
2000年以来，大陆投入巨资，在延边地区边防一线建设大陆制式观察哨（楼），安装大量高科技数字化监控设备。
同时有针对性地对边民进行教育。无奈国境线太长，且缺乏天然屏障。始终无法禁绝偷渡与贩毒走私等犯罪。
朝鲜毒品生产转型
1990年代初，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催生毒品种植。
有关朝鲜毒品的产量，各方说法不一。河北武警学院边防系讲师孟立君提供的数字称，此时朝鲜要求所有集体农庄划出125英亩土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则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1-2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而且其流通途径也以政府和企业、外交通道、混入一般装载物中等，变得十分复杂。
与其他毒品产地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甚至军方，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于2009年引用韩国治安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柳同烈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地区政权崩溃后，北韩（韩国对朝鲜的称呼）为 赚取外汇，开始在政权主导下生产毒品。金正日1992年甚至将毒品事业称为‘白桔梗事业’加以鼓励。”据推测，朝鲜权利机构每年可通过毒品获得1亿美元收 入。
该报道引用韩国有关负责人的话证实，自1997年起，北韩在平北、慈江道、双江道、咸北每个市、郡的合作农场都种植了10町步（1町步约合1公顷）鸦片，这是为赚取外汇的“政策事业”。
曾贩过毒品的“逃北者”崔贤植（化名）透露，清津市的“罗南制药厂”制造毒品一般制造药品的工厂内部都设有毒品制造设备，平南的顺川制药厂也有类似设 备。每月共生产约1吨海洛因和冰毒。在毒品制造工厂里由泰国毒品制造技术人员负责生产。“印有红色狮子顶着球的画面海洛因包装袋，酷似泰国本地产品。”
尽管获利颇丰，毒品还是不可避免地令朝鲜再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对其高度警惕。
2003年，朝鲜货船“烽燧”号船员因涉嫌走私价值1.5亿澳元的海洛因而在澳大利亚悉尼被捕。澳大利亚政府为警告北韩的国际毒品走私行为，派出空军战机于2006年在公海上击沉了“烽燧”号。2004年6月，2名北韩外交官在埃及因涉嫌从事非法毒品交易被捕。
毒品贸易均由朝鲜高层控制。《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哈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 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这就是 北韩的现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 稍微有点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由于药品奇缺，很多居民将毒品当做“万能药品”。“咸兴市居民以为吸食少量毒品还可以治病。感冒引起的发烧或者拉肚子，高血压引起的脸部瘫痪时吸食希洛苯或者药粒（海洛因）效果就很好。都信以为真。”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经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压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的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59.87千克。
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
从朝鲜流入的毒品，除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本地消费，还有大量流入大陆腹地，以及流向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这使得原本远离毒品的东北地区，成了毒品的国际中转站。
《东亚日报》披露，朝鲜在中国走私毒品有严密渠道，即所谓的“3—3—3制”。在9至10人一组的贩毒团伙中，3名朝鲜人负责将毒品带到朝中边界，之后由3名朝鲜族中国人负责在东北三省运输并交给3名韩国人，他们再把毒品销往韩日。
2006年，辽宁省禁毒总队破获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4.03”特大跨国走私贩卖冰毒案，摧毁了一个涉及境外及国内多省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网络。官方报道称，抓获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日本籍2人、“境外某国籍”1人、中国籍3人。
根据公安部禁毒局指示，此后，专案组继续加大侦控力度，尤其对日籍毒贩在辽宁的活动情况进行全时空跟踪侦查，最终将准备飞返日本大坂的两名毒贩在大连 周水子国际机场抓获。之后专案组发现，该犯罪网罗成员复杂，遍及辽宁、吉林、山东多个城市，长期从事贩毒活动，团伙内部结构紧密，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09年1月，至少有28名日本人因涉毒被关押在中国境内，仅东北三省目前就有9人在押。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朝鲜经由东北的毒品受害者。2004年2月，汉城麻浦警署拘留了李某等17人，他们涉嫌通过中国毒贩集团走私价值几百亿韩元的朝鲜产冰毒，并在韩国贩卖。
早在2003年前后，韩国方面就已经注意到，不断有“逃北者”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带获得朝鲜的毒品，再代入韩国贩卖》“由第三国生产的毒品的危害，要由其他两个无辜的邻国出手，这确实 无法让人接受。”崔军勇称。
2003年之后，国际上与朝鲜有关的冰毒和海洛因的缉获量总体下降。一些国际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替朝鲜“背黑锅”：“考虑到中国犯罪分子与朝鲜毒 品生产走私的联系日益密切，有人认为来源于朝鲜的毒品缉获量的减少是因为许多来源于朝鲜的毒品被错误地当成是来源于中国的。”
一个例证是，截至2006年初，日本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缴获来源于朝鲜的兴奋剂。但是2006年的1月，日本警方在横滨，在来自中国大连的轮船上缴获14公斤海洛因，最终被认为来源于朝鲜。
被掩盖 的危害
尽管危害甚大，但中国在高调反毒品的同时，对来自朝鲜毒品向来保持奇怪的沉默。
延边媒体人士介绍，历年来众多贩毒案件中的毒品几乎全部来自朝鲜，但在报道中，朝鲜通常以”边境某国“代替。前述“4.03”特大贩毒案中，被抓获的日本毒贩的国籍被点明，却又有神秘的“边境某国籍”一人的说法。
《东亚日报》认为，中国虽然认为朝鲜产毒品走私案件的增加趋势有危险，但考虑到中朝关系一直没有公开毒品走私问题。
不过，随着贩毒日益猖獗，中国也难以持续替朝鲜掩盖。甚至已出现朝鲜官员在中国贩毒被抓。
韩联社2010年6月报道，从事贸易工作的一名朝鲜新义州官员（林某），因涉嫌毒品交易在丹东被逮捕。韩国媒体引用反人道犯罪调查委员会共同代表Do Hui-yun的话称，“其间也有北韩的对南工作间谍涉嫌贩毒而被捕的事例，但北韩贸易局干部亲自进行贩毒而被捕，这十分罕见。”
丹东的禁毒支队在逮捕林某过程中查获了2千克病毒。据悉，林某在从新义州前往丹东时将毒品藏在了泡菜盒里。报道称，林某在中朝贸易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力。Do Hui-yun称：“林某被捕，揭露了北韩国家机构参与贩毒这项国际犯罪的事实。”对此，韩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的确得到上述情报，但中国政府并未给予证实。
国际社会对朝鲜贩毒行为的监督、报道和跟踪使得朝鲜的毒品走私越来越难。结果就是朝鲜的毒品走私不得不和邻国的一些犯罪组织组成的公司合作贩毒，尤其是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犯罪组织。
多个国际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合作通常是五五分成，朝鲜的毒品利润减少了一半，因此被迫增加交易量。
面对如此局面，一直照顾“中朝友谊”的中国也被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打击。
《东亚日报》于2011年7月披露，中韩之间进行了毒品走私防御工作的秘密协作。有解释称，虽然中国在外交问题上一直庇护着朝鲜，但两国的反毒品协作表明，中国再也不能放任不管威胁着东北三省地区的朝鲜产毒品走私问题了。
该报引用外交消息通报称：“中国十分愤怒，中国认为从去年开始朝鲜产毒品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当局在强调毒品防御工作时，虽然没有提到“朝鲜产”这一词，但实际上针对的是朝鲜产毒品。
在朝鲜活动的韩国民间团体“好朋友”则表示，由于朝鲜产的大部分毒品走私到中国，中国一方面严厉打击流入境内的毒品，一方面也要求朝鲜严厉打击国内的制毒贩毒行为。朝鲜并不希望毒品成为两国的外交问题，并于去年秋天捣毁了3个制毒、贩毒团伙。
DAILY报道称，由于朝鲜产毒品大量流入中国，中国政府指认咸兴的兴南制药厂为毒品生产工厂，要求朝鲜政府关闭工厂。据悉朝鲜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部分关闭了兴南制药工厂的实验室和工厂。
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毒品专家组甚至向媒体公开点名批评朝鲜：“2005年上半年，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毒品案件中有3起案件涉嫌 跨国贩毒（海洛因和病毒），这些案件涉毒数量巨大，每宗交易数量都在1000克以上。犯罪分子通过与朝鲜境内的贩毒分子相勾结，将从朝鲜地下加工厂生产的 毒品，通过吉林省延吉市偷运至境内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贩卖。”
这一罕见的公开批评，被认为是尽管大陆政府尽量隐忍，执法部门却早已对朝鲜无法容忍。（实习生汪家玮、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
凤凰周刊 2011年10月15日出版
泛华网专题：从声明用词看中国外交部是如何逐步阳痿的
中国外交部就朝鲜三次核试验的声明，用词一次软过一次。第一第二次是“强烈要求”，第三次是“强烈敦促”，第四次可能会是“强烈希望”。但愿第五次不会是“祈求”。
事实上，就朝核问题，中国确实已经黔驴技穷，没有牌打了。泛华网建议政治局常委过问一下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有没有涉嫌犯渎职罪。
泛华网2013年2月14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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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前三次中国外交部就朝鲜三次核试验的声明全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3年2月12日
2013年2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9年5月25日
2009年5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相关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妥善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作出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6年10月9日
10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事实上，就朝核问题，中国确实已经黔驴技穷，没有牌打了。泛华网建议政治局常委过问一下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有没有涉嫌犯渎职罪。
泛华网2013年2月14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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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前三次中国外交部就朝鲜三次核试验的声明全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3年2月12日
2013年2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9年5月25日
2009年5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相关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妥善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作出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6年10月9日
10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泛华网专题：朝鲜刚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但泛华网已经得知第四份中国外交部声明
泛华网通过分析已经知道中国外交部就还未发生的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3年X月X日
2013年X月X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我们强烈希望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泛华网2013年4月1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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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前三次中国外交部就朝鲜三次核试验的声明全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3年2月12日
2013年2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9年5月25日
2009年5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相关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妥善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作出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6年10月9日
10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3年X月X日
2013年X月X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我们强烈希望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泛华网2013年4月1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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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前三次中国外交部就朝鲜三次核试验的声明全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3年2月12日
2013年2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9年5月25日
2009年5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相关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妥善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作出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06年10月9日
10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反对核扩散，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朝鲜士兵不是跟美帝而是跟居民打仗
消息人士：“进入备战状态的军队和民兵掠夺百姓粮食和烧柴”
记者 崔頌民
[2013-02-06 17:07 ]
朝鲜内部消息人士5日介绍，朝鲜为准备核试验进入备战状态等逐步提升内部紧张局势的情况下，禁止人员流动和小巷生意，百姓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了。
再加上进行非常战斗训练的士兵们到附近民间住宅抢夺粮食和柴火的事件发生，居民们对非常动员措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两江道惠山市消息人士跟DailyNK的通话中称：“动员进行备战准备的军人们在防御阵地和坑道内过野外生活。最近还投入了教导队和工农赤卫队。”“当局没有进行补给的情况下，他们就到附近的农村抢夺柴火、粮食和副食品。”
“当局以战争状态为藉口禁止人员流动，做流动小生意的百姓吃喝都成了问题。”“再加上军人、教导队、工农赤卫队等深夜来偷柴火和晾干的蔬菜等。”
消息人士说：“由于非常措施生活拮据的居民们说，被敌人的炮弹打死之前，先挨了我军的一炮。”
“烧柴火的军用汽车以战争状态为由在市场白拿木柴，还说‘统一士兵手里哪有钱啊。祖国统一后还给你们。’”
“训练中挨饿的年轻士兵们跑到附近住宅索取食物说‘将军的士兵们因为肚子饿来找人民，支援一下吧。’”
正因为如此，百姓们看到军人过来就隐藏粮食和副食品，或者把鸡、狗等所有家畜赶进家里，锁上大门。
警察们也知道军人的掠夺事情，但是都置之不理。如果有人来上告，干部们就说：“因为是非常时期，应该忍受生活上的困难和不满。帮助受苦的军人是应该的。”也就是说，百姓们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了。
随着军人和民兵掠夺事件的增多，部分地区还发生了暴力事件。消息人士说：“不是跟美帝或南朝鲜的战争，而是百姓和军队之间为了吃的进行战争。”“非常时期结束了才会稳定下来。”
消息来源：DailyNK
记者 崔頌民
[2013-02-06 17:07 ]
朝鲜内部消息人士5日介绍，朝鲜为准备核试验进入备战状态等逐步提升内部紧张局势的情况下，禁止人员流动和小巷生意，百姓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了。
再加上进行非常战斗训练的士兵们到附近民间住宅抢夺粮食和柴火的事件发生，居民们对非常动员措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两江道惠山市消息人士跟DailyNK的通话中称：“动员进行备战准备的军人们在防御阵地和坑道内过野外生活。最近还投入了教导队和工农赤卫队。”“当局没有进行补给的情况下，他们就到附近的农村抢夺柴火、粮食和副食品。”
“当局以战争状态为藉口禁止人员流动，做流动小生意的百姓吃喝都成了问题。”“再加上军人、教导队、工农赤卫队等深夜来偷柴火和晾干的蔬菜等。”
消息人士说：“由于非常措施生活拮据的居民们说，被敌人的炮弹打死之前，先挨了我军的一炮。”
“烧柴火的军用汽车以战争状态为由在市场白拿木柴，还说‘统一士兵手里哪有钱啊。祖国统一后还给你们。’”
“训练中挨饿的年轻士兵们跑到附近住宅索取食物说‘将军的士兵们因为肚子饿来找人民，支援一下吧。’”
正因为如此，百姓们看到军人过来就隐藏粮食和副食品，或者把鸡、狗等所有家畜赶进家里，锁上大门。
警察们也知道军人的掠夺事情，但是都置之不理。如果有人来上告，干部们就说：“因为是非常时期，应该忍受生活上的困难和不满。帮助受苦的军人是应该的。”也就是说，百姓们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了。
随着军人和民兵掠夺事件的增多，部分地区还发生了暴力事件。消息人士说：“不是跟美帝或南朝鲜的战争，而是百姓和军队之间为了吃的进行战争。”“非常时期结束了才会稳定下来。”
消息来源：DailyNK
赵京: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
2013年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惠普限制中国学生用工”的联合报道：“全球最大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生产商之一惠普(Hewlett-
Packard)正对中国各地工厂雇佣学生及临时工人数做出新限制。……惠普此举反映了电子公司对中国有问题的用工行为看法的极大改变。”“由于工厂劳动
力越来越匮乏，中国许多工厂一直依赖高中生、技校生和临时工应对间歇性订单增多状况。学生抱怨道，学校领导会临时让他们从事与学业无关的劳动，工作时间也
过长。当地政府有时也会命令学校提供劳动力，而工厂会付给校方酬金。”“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许多全球电子业巨头都基本忽视了这一问题，仅在一些情况
下对关于损害劳工权益的报道进行追查。”“周五早上，惠普通知中国供货商这一规则，规定，所有的工作必须是自愿的，学生和临时工‘在合理地预先告知之后，
应可以随时离厂，各方不得刁难。而且劳工须有可靠的、不会招致打击报复的申诉机制。’”“惠普发言人霍华德·克拉沃(Howard
Clabo)说，从3月开始，惠普将对供应商展开培训，并且和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学者进行座谈。”“一直以来，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劳工
权利人士的批评。……在重庆，富士康和惠普合作，生产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电脑。”[1]
与此同时，惠普发布2013年3月20日举行的股东大会资料，其中包括我作为股东要求成立人权委员会的第6号提案和公司董事会为了反对此提案的声明中例举的惠普人权政策（包括供应商政策）[2]。我几年来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终于结出了初步成果。
2010年6月1日，我向惠普提交2011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被惠普用小计谋拒绝，“我才意识到惠普在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用的黔驴之计，不禁大笑起来：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3]
2011年3月，“知道要教育惠普这样的老牌王国，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再次联系惠普，经历了半年的会谈，有一点进展，包括：“话题转到供应链的 人权政策。这是惠普作为世界上最大电脑制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国的1万名雇员在689城市、2千县经营1万个生意伙伴、7千个商店、1千3百个服务中心。我 们读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现象，其源头就在惠普、苹果公司等供应链的顶端。”结果，“推动惠普王国的人权政策改变虽然艰辛，今天总算是迈出了第 一步”[4]，但放弃（错过）了提交2012年股东大会提案的机会。其间，惠普写好了守密条款要我和Morton Sklar律师签字，被我们断然拒绝。我们关注公共政策，对公司的秘密不感兴趣，更不会被收买利用为公司宣传，失掉独立性。
2012年3月21日，我出席惠普的股东大会，代理宣读老朋友的谴责董事会（特别是CEO）贪婪无能的提案，同时“提出惠普的人权实践问题，指出 虽然公司已经有不错的纸面人权政策，但关键在于如何有独立的机构确认其执行。Whitman果然老练，以‘惠普不能撤离中国’把议题转移开。……我指出她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知道下一步只能……诉诸股东提案了。”[5]
2012年5月17日，我正式提交2013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以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说明惠普这样的超级国际 公司建立人权委员会的必要。9月12日，一年前会谈过的副总裁兼伦理与遵守事务主管Watson女士回复我，要求我主动撤销提案，却没有同意我的举行英特 尔公司那样的邀请外部专家“会诊”的建议[6]。我没有回复这样的傲慢。不久，我收到老对手副总裁兼副总律师Ritenour要求通话的礼貌电邮。我再次 指出自己来自被无法无天的土皇帝统治了几年、又是惠普在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务中心的重庆，有责任就惠普的人权政策为不懂中国事务的普通股东和没有言论自由 的普通中国民众代言。他知道除非我的提案得到大会表决我不会停止战斗，就同意这次不排除我的提案。我也礼尚往来，当即表示只要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我不会再 次提案。
2013年1月2日，我收到惠普董事会把我的提案付诸表决的正式决定，和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7]。与雪佛龙或谷歌2010年股东大会上反对我的 人权提案的董事会声明一样，，惠普为了得到广大股东的支持，证明我的提案虽然精神上不错但“没有必要、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周详地列举或承诺了公司为 改善人权政策已经和正在实施的步骤，也算正式陈述和改善了公司的人权政策，达到了我几年来帮助惠普的基本战略目标。
有趣的是，紧接着我的提案，由全美长老会基金、德州的天主教Benetictine姊妹会、神圣上帝会众、联合美以美教会的全球牧师和慈善投资服 务共同提出的第7号提案（见注2），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权政策，连理由（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担忧）也与我的提案类似（但更温和、间接），怪不得董事会的反对 声明也屡次提到我的提案！与我2010年与（比我股份、组织、影响强大百万倍的）耶稣会合作推动雪佛龙人权政策的经历类似[8]。反过来看，正是这样的两 个完全不同背景、实力的股东的相同提案，迫使公司在人权政策上迈出了别的公司不肯、不愿、不能迈出的步伐，值得庆贺。
惠普的股票在2010年曾达到53.9美元，今天只有16.9美元。作为股东，我必须以我的“退休基金”持股直到完成“人权提案得到表决”的基本 战略目的，才考虑战略撤退，买进新的战略目标的股票。虽然经济上损失在所难免，但以千万分之一的股份利用股东提案这个阿基米德“社会运动杠杆”，广交了关 注人权事务的耶稣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工会、社会责任基金、大赦国际、联合国全球契约等组织和个人，推动了影响全球生活的国际大公司的人权政策的改善， 特别是对于我不能亲自回国服务的中国民众尽到微薄之力[9]，社会回报无可估量，值得付出这样的牺牲。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2月13日]
[1]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 （中文）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en/ (English).
[2] 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71/71087/proxy2013/HTML2/default.htm
[3] 赵京：“惠普H-P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hp.pdf
[4] 赵京：“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hp111010.pdf
[5] 赵京：“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6]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hp120912.pdf
[7]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130102.pdf
[8] 赵京：“推动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9] 1985年大学毕业时，我放弃加速器专业考取了国家教委唯一的社会学留学资格（当年的名额是去日本），但我1992年拿到大阪大学第一名社会学博士学位 时，被日本当局伙同中国驻日公使唐家璇等赶出日本教育机构。唐因为与日本当局合伙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被江泽民赏识提拔到外交部长的位子（现在知道他的前任 钱其琛就是因为腐败/出卖机密被抓），而我1995年则被迫逃出日本，连中国国籍也被拿掉了。 [博讯来稿]
与此同时，惠普发布2013年3月20日举行的股东大会资料，其中包括我作为股东要求成立人权委员会的第6号提案和公司董事会为了反对此提案的声明中例举的惠普人权政策（包括供应商政策）[2]。我几年来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终于结出了初步成果。
2010年6月1日，我向惠普提交2011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被惠普用小计谋拒绝，“我才意识到惠普在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用的黔驴之计，不禁大笑起来：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3]
2011年3月，“知道要教育惠普这样的老牌王国，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再次联系惠普，经历了半年的会谈，有一点进展，包括：“话题转到供应链的 人权政策。这是惠普作为世界上最大电脑制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国的1万名雇员在689城市、2千县经营1万个生意伙伴、7千个商店、1千3百个服务中心。我 们读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现象，其源头就在惠普、苹果公司等供应链的顶端。”结果，“推动惠普王国的人权政策改变虽然艰辛，今天总算是迈出了第 一步”[4]，但放弃（错过）了提交2012年股东大会提案的机会。其间，惠普写好了守密条款要我和Morton Sklar律师签字，被我们断然拒绝。我们关注公共政策，对公司的秘密不感兴趣，更不会被收买利用为公司宣传，失掉独立性。
2012年3月21日，我出席惠普的股东大会，代理宣读老朋友的谴责董事会（特别是CEO）贪婪无能的提案，同时“提出惠普的人权实践问题，指出 虽然公司已经有不错的纸面人权政策，但关键在于如何有独立的机构确认其执行。Whitman果然老练，以‘惠普不能撤离中国’把议题转移开。……我指出她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知道下一步只能……诉诸股东提案了。”[5]
2012年5月17日，我正式提交2013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以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说明惠普这样的超级国际 公司建立人权委员会的必要。9月12日，一年前会谈过的副总裁兼伦理与遵守事务主管Watson女士回复我，要求我主动撤销提案，却没有同意我的举行英特 尔公司那样的邀请外部专家“会诊”的建议[6]。我没有回复这样的傲慢。不久，我收到老对手副总裁兼副总律师Ritenour要求通话的礼貌电邮。我再次 指出自己来自被无法无天的土皇帝统治了几年、又是惠普在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务中心的重庆，有责任就惠普的人权政策为不懂中国事务的普通股东和没有言论自由 的普通中国民众代言。他知道除非我的提案得到大会表决我不会停止战斗，就同意这次不排除我的提案。我也礼尚往来，当即表示只要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我不会再 次提案。
2013年1月2日，我收到惠普董事会把我的提案付诸表决的正式决定，和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7]。与雪佛龙或谷歌2010年股东大会上反对我的 人权提案的董事会声明一样，，惠普为了得到广大股东的支持，证明我的提案虽然精神上不错但“没有必要、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周详地列举或承诺了公司为 改善人权政策已经和正在实施的步骤，也算正式陈述和改善了公司的人权政策，达到了我几年来帮助惠普的基本战略目标。
有趣的是，紧接着我的提案，由全美长老会基金、德州的天主教Benetictine姊妹会、神圣上帝会众、联合美以美教会的全球牧师和慈善投资服 务共同提出的第7号提案（见注2），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权政策，连理由（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担忧）也与我的提案类似（但更温和、间接），怪不得董事会的反对 声明也屡次提到我的提案！与我2010年与（比我股份、组织、影响强大百万倍的）耶稣会合作推动雪佛龙人权政策的经历类似[8]。反过来看，正是这样的两 个完全不同背景、实力的股东的相同提案，迫使公司在人权政策上迈出了别的公司不肯、不愿、不能迈出的步伐，值得庆贺。
惠普的股票在2010年曾达到53.9美元，今天只有16.9美元。作为股东，我必须以我的“退休基金”持股直到完成“人权提案得到表决”的基本 战略目的，才考虑战略撤退，买进新的战略目标的股票。虽然经济上损失在所难免，但以千万分之一的股份利用股东提案这个阿基米德“社会运动杠杆”，广交了关 注人权事务的耶稣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工会、社会责任基金、大赦国际、联合国全球契约等组织和个人，推动了影响全球生活的国际大公司的人权政策的改善， 特别是对于我不能亲自回国服务的中国民众尽到微薄之力[9]，社会回报无可估量，值得付出这样的牺牲。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2月13日]
[1]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 （中文）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en/ (English).
[2] 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71/71087/proxy2013/HTML2/default.htm
[3] 赵京：“惠普H-P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hp.pdf
[4] 赵京：“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hp111010.pdf
[5] 赵京：“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6]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hp120912.pdf
[7]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130102.pdf
[8] 赵京：“推动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9] 1985年大学毕业时，我放弃加速器专业考取了国家教委唯一的社会学留学资格（当年的名额是去日本），但我1992年拿到大阪大学第一名社会学博士学位 时，被日本当局伙同中国驻日公使唐家璇等赶出日本教育机构。唐因为与日本当局合伙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被江泽民赏识提拔到外交部长的位子（现在知道他的前任 钱其琛就是因为腐败/出卖机密被抓），而我1995年则被迫逃出日本，连中国国籍也被拿掉了。 [博讯来稿]
前山西副书记出狱如英雄凯旋 名流富商倾巢迎接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贪官出狱，俨如王者归来。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被网民踢爆于近日提前出狱，省委副秘书长、煤老闆和名流富商 倾巢而出，争相迎接贪官「荣归故里」，或列队欢迎，鲜花簇拥，甚至欲以礼炮迎接；回家后门庭若市，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该微博在网上热传，有网民痛批，这 是中国黑暗官场的真实写照。
据网民举报，侯伍杰在北京出狱那日，山西省委一副秘书长亲自捧鲜花去机场迎接，但扑空怅然而返；原来，当地煤老闆捷足先登，早已将他接出大牢并一路护送自陆路返太原。
诸多先前曾受「侯副书记」雨露之恩的老闆则在大东关高速口列队，欲鸣礼炮迎接，反是刚出狱的侯见状急忙制止。连日来侯府门庭若市，逢迎之徒摩肩接踵 至，全是王者归来的架势。事件引起热议，有网民质疑候的刑期至少到2015年，「少的这两年，是怎么减去的？」有人痛批这是典型官商勾结，「公开向世人示 威了！」
现年68岁的侯伍杰曾是内地「带病」提拔的典型官员。1995年，侯在阳泉市当官时到北京与阳泉电视台「不漂亮，但爱打扮」的女台长开房偷欢被警方扫黄逮个正着，但此事非但没有影响侯的官运，更升官至省委副书记等职。
2004年12月，侯伍杰出国考察登机时被中纪委扣下「双规」，两年后被北京中级法院以受贿88万元(人民币．下同)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事实上，有 卖官书记之称的侯伍杰涉贪金额远不止于此。山西省纪检委办案人员曾透露，从各种渠道来的收入至少有5,000万元，侯在各地还拥有的房产达38处之多。当 年，侯曾威胁办案人员，「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怎么样，那山西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楣，不会少于二、三百个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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