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美在华企业盈利暴跌

2013-07-20

中国曾被视为美国大型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放缓，美国在中国的很多企业上季度盈利暴跌。

路透社7月19日报导，纽约的Newedge公司的市场战略总监Robbert van Batenburg说，18个在中国有大型业务的标普公司当中，12个的表现不如更广泛的标普500指数，包括百胜公司和英特尔。

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的运营商）上周报告在中国的季度盈利下跌15%，肯德基在中国的销售自从12月份以来下跌。百胜现在将近51%的收入来自中国，两年前只有34%。

芯片制造商高级微设备公司58%的收入来自于中国，2010年这个比例是45%。该公司的季度亏损是一股9%。

分析家争论说，如果中国央行不注入流动性到它的金融系统，增长将保持下滑。

17日，对冲基金大师Jim Chanos说他在做空卡特彼勒，导致该股票下跌近2%。Chanos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经济在走向崩溃，说卡特彼勒公司“在错误的周期绑上错误的产品”。卡特彼勒大约25%的的收入来自于亚太地区。

根据美林的调查，投资者的全球新兴市场资产减少到12年来的最低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郑念报导

杀戳，当社会秩序散失时

原标题：远洋渔船上演现实版“大逃杀” 11名船员杀害22名同伴



远洋渔船载33人出海，11名船员被认定杀害22名同伴;与案件有关的民事部分也将开庭审理

昨日，“鲁荣渔2682”号案在山东威海宣判，包括刘贵夺在内的5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1名被告人被判死缓，其余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4年至15年。2010年12月，该远洋渔船载33名船员出海，2011年8月12日，被中国渔政船拖带回港时，船上只剩11名船员，历时近两年的侦办和审理，11人被判杀害22名同伴。

强度大收入低心怀不满

法院判决称，2011年5、6月份，以船长李承权为首的33名船员，随鑫发公司所属的鲁荣渔2682号渔船在东南太平洋秘鲁、智利海域鱿钓期间，被告人刘贵夺及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等船员，认为鱿钓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心怀不满，分别串联被告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王鹏及双喜、戴福顺、丁玉民等人，预谋劫持该船回国向公司讨说法。

劫船过程中，伙食长夏琦勇是第一个遇难者，被刘贵夺等人杀害并抛入海中。同年7月，行驶至夏威夷以西海域时，船员温密、温斗两兄弟及其他3名船员被杀害抛入海中，另一船员被迫跳海，一人失踪。次日，另有3名船员遇难。

刀棍加害逼迫船员跳海

2011年7月，劫船者内讧，刘贵夺打算除掉包德等人，船长李承权、崔勇、段志芳为自保，主动要求入伙。当晚，刘贵夺先指使人持刀捅刺包德，逼其跳海。继而，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或被刺伤，或被迫跳海。

7月25日4时许，船舱进水、失去动力，王延龙失踪。付义忠、官学军、丁玉民、宋国春4人跳上木筏准备逃走，但随洋流漂回渔船附近，4人被刘贵夺、李承权等人加害被迫跳海。次日有渔船接到其求救信号，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后，7月29日，中国渔政118船拖带“鲁荣渔2682”号返航，随后11人被抓获。

判决公布后，被告人崔勇的律师称量刑过重，将上诉。

渔船所属鑫发公司被诉

除刑案部分外，与本案有关的民事部分也将开庭审理。

船员温斗、温密的代理律师张文普认为，基于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向雇主主张支付劳务费及人身受到伤害的赔偿请求。张文普曾说，从掌握的材料来看，船上至少有两名刑满释放人员，其中一名曾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公司用假章与船员签了合同。

船长李承权曾称，船上18人没有海员证，引发家属强烈质疑，但至今公司及相关监管部门未就此给出结论。

判决结果

生死船

远洋渔船上演现实版“大逃杀”，船长为自保主动要求入伙，两带头者内讧火并

11人，5人死刑，1人死缓。

这是“鲁荣渔2682”惨案的最终结局。

7月19日，被告人刘贵夺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神色平静。

一如8个月前开庭时。法官问他，沾血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说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

法官要他说明。他沉默了一下，抬起头，“杀人的意思。”

2010年12月27日，鲁荣渔2682号载着33名船员出海捕鱼。2011年8月12日，只有11人回国，22人或被杀或失踪。

回来的11人，在第一次口供中，口径一致——他们清白无辜。

真相在后来的讯问中逐渐厘清。

没有无辜者，他们都“沾血”了。

阴谋

2010年12月27日，鲁荣渔2682号载着33名船员离开荣城石岛码头，3个月后，将到达东太平洋秘鲁、智利海域。

按照合同，他们会在海上呆足两年。一年四万五，提成另算。主要工作是钓鱿鱼，然后装箱冷冻。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曾经出远洋钓过鱿鱼的黄强说，漂在海上，要忍受无尽的寂寞;而最累时“两夜一天都没法休息”。

鲁荣渔2682号的船员们对此并不了解。

船长李承权是大连人，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中，有人做小生意赔本希望借此翻身，比如厨师长夏琦勇;有人愿意出海去闯一闯，比如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马玉超。

刘贵夺，这个被公诉人称为致20人死亡的年轻人，当时从黑龙江来到大连，在劳务市场找到了这份工作。

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劫船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钓鱿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遂心怀不满。”

在刘贵夺的供述里，劫船是内蒙古人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提出的。2011年6月16日，渔船在智利海域补满了燃油，足以开回中国。

当晚约11时，劫船开始了。

血祭

船分三层。有人负责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定位系统。有人守住甲板通往船长室所在的舷梯。

起诉书中称，刘贵夺、包德等持刀和铁棍进入船长室，用刀刺、棍击等手段将李承权控制，逼迫其返航。

“包德捅了船长腿一刀，船长喊了一嗓子。我说别喊，就又捅了他腿一刀”，刘贵夺在笔录中说。

船长室的动静惊动了毫不知情的厨师长夏琦勇，他随即被姜晓龙杀死了。

姜晓龙在笔录中说，夏琦勇听到动静想冲进船长室。他怕局面失控，用刀比划着让夏琦勇下去，两个人撕扯起来。

夏琦勇后背被扎伤后，姜晓龙想继续捅他的前胸，轮机长温斗说，你别干傻事。

姜晓龙再去看夏琦勇时，夏琦勇的脸已经白了。姜晓龙觉得他已经死了，就和另一个人抬起他往下扔。第一次没扔下海，掉到一层甲板上，又找了一个人，三个人一起把夏琦勇扔了下去。

他的死亡像是拉开一个大幕，意外震惊了所有人。刘贵夺说，他告诉劫船的人，人死了就死了，回国后再说。

船长醒来后被抬到卫星导航附近，通讯设备被关闭，设定方向朝中国行驶。

2011年7月中旬，渔船到了夏威夷以西海域。刘贵夺说他和包德都发现有人想要造反。造反的证据是轮机长温斗想要破坏船上的设备，另外，他们发现船的油耗每天突然增加了几倍。

2011年7月16日、17日，他们向被疑造反的人下手。

镇压

温密和温斗是兄弟俩，同住一个四人间。起诉书称动手前刘贵夺在舵楼放了高音音乐。温斗被从四人间里叫出来，刚一出门，温密就被杀害抛入海中。温斗上了舵楼后，被埋伏在楼梯处的包德捅死。

杀戮并没有完，被他们认为想造反的人依次被从房间里叫出杀害。姜晓龙有时候也觉得害怕，他发现原来不在黑名单上的人也在他眼前被杀或者被逼跳海。

“造反”的人都被杀光后，刘贵夺发现包德“对准”了自己。因为自己和几个人走得近了，包德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也有人偷偷告诉刘贵夺，包德要干掉他。

此时，船长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起诉书称，李承权、崔勇、段志芳为求自保，主动要求加入刘贵夺的行列。

2011年7月24日，渔船进入日本以东1000余海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又一场杀戮开始了。

刘贵夺说，他告诉包德让船长去杀崔勇。包德给了船长刀，船长拿刀捅了包德，崔勇补了两刀，包德被迫跳海。

在姜晓龙的口供中，包德跳海后，刘贵夺打开窗户，对着海里的包德喊，“你们这伙人还有谁?告诉我，捞你上来。”包德在海里大喊都出来后，刘贵夺再没搭理他。

被他们认为和包德一伙的其他五人，或直接被逼跳海，或被捅刺之后跳海。

生死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这艘船也许再也不会回到中国。

2011年7月25日，大管轮王延龙失踪了，他失踪后船长发现船舱进水，进水的原因是海底总阀开了。海底总阀只有大管轮王延龙和轮机长温斗知道。温斗已经死了。刘贵夺说肯定是王延龙干的。

船有可能沉。船长这一次联系了公司在朝鲜作业的船求救。还没有杀过人的四个人偷偷穿了救生衣，上了救生筏离开了船。但是海流往上走，他们又被吹到了船的附近。

起诉书称，船长李承权、刘贵夺等人朝木筏上扔鱿鱼铁坠。四人均被迫跳海。

宋国春最终被拉上了船。

李承权提出船上还有两人未沾血，段志芳、项立山被要求沾血。他们将宋国春穿的救生衣脱下，绑了手脚，用铁坠将他沉入海底。项立山在法庭上不断说，不杀宋国春自己就是死。

宋国春的死亡终于将杀戮画上了句点。

2011年7月29日，中国渔政的118号船驶来。在这之前，11个人定好了攻守同盟——被内斗掉的包德一伙人是坏人，第一个被杀的夏琦勇参与了劫船，剩下的人在船快沉的时候带着救生筏离开了。

判决结果

1被告人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劫持船只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被告人李承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被告人王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劫持船只罪，判有期徒刑12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被告人冯兴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被告人梅林盛、崔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6被告人项立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7被告人段志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来源：新京报

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0日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保罗·克鲁格曼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翻译：许欣
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企业界寄予莫大期望的中国如今成为拖累

* 标普成份股依赖中国业务程度逐年攀升

* 百胜和AMD过半营收来自中国

* 分析师称公司应锁定中国中产阶级

路透纽约7月19日 - 这正式成为事实。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开始波及美国企业。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在增长，被视为美国大型公司营收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国经济成长率曾经高达两位数，目前则下滑到7.5%，而且信贷市场过热，房地产泡沫的担忧挥之不去。

中国经济放缓的同时，美国主要企业的更多营收也来自亚洲。在华曝险较大的18档标准普尔成份股之中，12家年内迄今表现差于标准普尔500指数.INX，包括百胜集团(Yum Brands)(YUM.N: 行情)和英特尔(Intel)(INTC.O: 行情)，这两家公司都指称中国经济降温形成阻力。

“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美国)公司的曝险这些年来大增，”Newedge的市场策略主管Robbert van Batenburg称。

根据美林一份调查，由于这些担忧，投资者将全球新兴市场股票曝险部位降至12年来最低水平。

许多工业产品和奢侈品生产商，以及大宗商品和消费事业公司都已建立巨大的中国曝险。

对冲基金大佬Jim Chanos周三表示，他在做空卡特彼勒(CAT.N: 行情)，导致卡特彼勒股价大跌近2%。Chanos很早就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他称卡特彼勒“在错误的周期阶段押注错误的产品”。卡特彼勒大约25%的营收来自亚太地区，不过并未提供各国营收数字。

在华营收占比较高的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图表(link.reuters.com/nuf79t)

**前景黯淡** 

美林6月对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中国的问题是最令人担忧的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基金经理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是一个主要尾部风险，56%的受访者将它列在第一位，而一个月前持这种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仅为三分之一。

“中国经历了一次非常艰难的转型，他们正尽力刺激国内消费。这已经诱发通胀，及一次重大信贷紧俏，”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首席股票投资官Omar Aguilar说。

“我认为，许多人低估了中国和巴西的影响。(接下来)他们大概会对自己的估计相当保守。他们将要下调预估，”Aguilar称。

肯德基和Taco Bell快餐品牌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上周公布季度获利下降15%，因肯德基在关键市场中国的销售从12月开始呈下滑趋势。百胜近51%的营收来自中国，两年前仅为34%。

英特尔大约16%的营收来自中国，同样下调全年营收预估，并表示将缩减资本支出，因应个人电脑销量萎缩以及中国经济疲弱的大环境。

芯片厂商超微半导体(AMD)(AMD.N: 行情)有58%的营收来自中国，高于2010年的45%。该公司第二季每股亏损0.09美元，略好于预期的亏损0.12美元。AMD在新闻稿中未提及中国。

分析师认为若中国央行未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经济增速将持续下降。法国兴业银行目前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到2020年将降至低见4-5%。

**瞄准中产阶层**

一些分析师指出，企业可以透过将焦点转向中国政府支持的中产阶级发展项目上，度过中国经济放缓期。这些项目的目标是提高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从目前的40-41%，到2020年提高到45%以上。

William Blair分析师Nicholas Heymann认为，如果这些公司瞄准中产阶级，就可以实现在中国销售的稳定增长；但如果他们继续专注于地方政府支持的出口导向型项目，将会期望落空。

他指出，联合技术(UTX.N: 行情)旗下奥的斯电梯部门在中国顺利增长，因电梯需求增速超过供给。

饮料企业也凭借中产阶层的壮大而拉动销量。可口可乐(KO.N: 行情)首席执行官穆泰康本周稍早曾表示，中国是一个巨大消费者市场，拥有蓬勃发展的新兴中产阶层。

“我们对中国的长期前景十分看好，”他对记者表示。

不过，中国经济放缓对美国企业而言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因为此时正值欧元区持续低迷，而美国复苏进程也不振。

“中国影响着所有行业，有些行业又比较严重…”研究机构Langenberg的创始人Brian Langenberg称。

“在那些受到打击企业之中，许多是基建行业，类似卡特彼勒、Joy Global之类性质的企业。这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吗？可能会。这一季大概就会见真章了，”密西根州特拉弗斯城Northwestern Bank副总裁Perry Adams称。(完)

(编译 朱晓军/王兴亚/石冠兰 审校 蔡美珍)

路透社: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热爱西方式民主

2013年7月20日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已日渐冷谈。

中国的经济调查和经济数据随处可见。其季度或年度报告的发布总是能够引起一阵激动、焦虑以及大量的相关解读。上一轮经济数据的发布也毫无例外。这一情况遭到了《华尔街日报》无情的嘲讽，该报撰文说，人们等待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发布的急切心情与“等待看金·卡戴珊孩子第一眼的心情一样，只不过在吸引力上还要略逊一筹…”

然而与经济数据相比，关于中国政治的调查和数据却非常少，至少在英语世界少有听闻。尽管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情况不甚明朗，但的确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他们甚至正在尝试探究类似“第三条道路”的主题，如民主与政治管理等。事实上，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名叫俞可平的官员，其发表的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曾引起轰动。

在对中国当代政治偶尔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课题，名为“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该研究来自于中国最高国家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研究的主持者张明澍显然希望以此在不同类型的“民主”之间进行区分。他这样解释道：

总体而言，一种类型是西方式民主。它源于雅典…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催化，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和英国的这种类型的民主。但另外一种类型则是中国如今的民主，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点上，精明的中国分析者们开始抱怨，类似这样的争论是如何代表了当前中国的政治演说。除此之外，张明澍进一步解释说，他对于中国人民希望的民主模式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存政治和市民文化决定的，他还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Gabriel Almond关于特定的市民文化如何塑造政治体制类型的学术论断。当然，这听起来很像是那场持续了许久的争论——由于缺乏素质（有时也被理解为市民精神），中国社会尚未准备好进行大的体制变革。

但暂时将这些争议搁置，我们可以发现，张明澍的一些关键性的发现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中国人对当前政体的态度的内部观察，特别是中国年青一代的观点和态度。[我无法保证其方法论的合理性，但该作者表示他对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1750个随机样本进行了调查。每一位被调查对象都填写了40道问题的调查问卷。]

表格1.1：民主是个好东西吗？

	回答人数	所占比例
是的	961	54.9
不是	47	2.7
无法确定，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现状	703	40.2
其他	0	0
不知道	39	2.2

表格1.2：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按年龄分类）

年龄段	是的	不是	无法确定，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现状	不知道	回答人数
18-21	44.1%	3.6%	50.5%	1.8%	111
22-31	48.3%	2.1%	47%	2.6%	387
32-41	50.6%	1.9%	46%	1.5%	411
42-51	63.6%	2.7%	31%	2.7%	365
52-61	58.3%	3.1%	36.2%	2.4%	290
62-71	61.4%	5.5%	31%	2.1%	145
＞72	65.9%	0	31.7%	2.4%	41
共计	54.9%	2.7%	40.2%	2.2%	1750

表格2.1：中国更好还是美国更好？（意义模型）

	回答人数	%
中国比美国好	666	38.1%
美国比中国好	140	8%
国情不同，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901	51.5%
不知道	43	2.5%

表格2.2：中国更好还是美国更好？（意义模型）

年龄段	中国更好	美国更好	国情不同，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不知道
18-21	22.5%	18%	55.9%	3.6%
22-31	25.1%	12.1%	60.7%	2.1%
32-41	35.3%	7.5%	55%	2.2%
42-51	41.4%	6%	49.6%	3%
52-61	48.3%	4.5%	43.8%	3.4%
62-71	55.9%	4.8%	39.3%	0%
＞72	65.9%	0%	31.7%	2.4%

该研究中还有大量的数据（包括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类），但从现有数据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第一，代际差异明显，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代（所谓的“80后”）和那些较为年长且经历过中国现代历史中混乱年代的人之间。第二，中立主义倾向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年青一代中更加明显。（“左派”在中国通常是指更加强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新毛主义，“右派”则是指更加亲西方和奉行市场主义。）总而言之，超过一半的回答者所持的观点差别很小，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与美国进行比较，言下之意就是各国有各国的优势和劣势。

在中国广东的自由派报纸《南方周末》对张的一次采访中，他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研究发现（节选翻译如下：）

南方周末：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张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调查。）

张明澍：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

……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调查所显示的38%的左派、51%的中派和8%的右派会形成“对撞”吗？

张明澍：调查显示，政治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即右派倾向）跟受教育程度有一点正相关。但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接受温和务实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倾向政治上的中派或右派……

……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稍微有一点出轨，既得利益马上受到损害，只能温和地配合体制。

知识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会不会发生观念上的“对撞”？主动权还是在决策层。决策层应该既从知识分子那里了解一些东西，也从下层了解些东西，做出综合考量。

南方周末：你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上的中间派占很大比重。你认为，这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很大关系。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叫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激进还是比较保守，学界依然争论不休。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中间派”也是一个变数极高的群体？

张明澍：对。这次我们把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和中国简单比较”的人认定为“中派”……

……事实上，决策层大致上就站在中间，在有的问题上偏右一点，有的问题上偏左一点，起一个模糊的调节作用，不会让这个社会再次陷入左和右的尖锐冲突中。

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人很可能会对这些研究发现视而不见，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为巩固当前政治现状提供的智力支持。或者可能是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媒体在推动这样的态度。但至少，类似于这样的调查推动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这批人正在挑战着中国的例外主义，如李世默[1]（Eric X. Li）等人声称，中国需要一个本土化的、土生土长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从西方借鉴并重新包装的模式。

无论其原因是什么，我坚持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并无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挖掘这些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前中国政治现状的主流。如果这样的转变的确正在大量的中国新生代群体中发生，并将持续进行的话，那么国外的观察者们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对于中国的预期了，期待着当80后一代掌握权力之后，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万事无绝对。对于中国政治问题我也无法给出什么答案。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没有掌握更多事实的情况下，仅仅抓住目前的政治现状，要比GDP是增长了7%还是7.5%重要得多。

原文地址

《南方周末》访张明澍：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

[1]李世默先生拥有伯克利加州大学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MBA学位。于2000年创立成为基金。在创立成为基金之前，李先生是兰亚基金的合伙人，在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诸多行业从事多年的实业投资。1989至1993年，李先生在美国的一家系统集成公司Perot Systems Corporation工作，是其初创成员之一。2013年，李世默获邀，进行了TED演讲，演讲题目：《两个制度的故事》

美国网络部队即将就绪

7月18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五角大楼组建网络作战部队的工作即将完成，部队总人数达4000人，主要负责发动网络攻击和执行网络防御行动。

他说，尽管目前的国防经费面临削减，但对网络部队的投入却受到保护。他还表示，与其他兵种相比，网络花费相对低廉。 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公开介绍美国网络部队。

有关美军组建网络部队的消息，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早在今年三月就有透露，他说：“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防御性部队，而是一支供国防部调遣的攻击性部队，用于在美国网络空间遭到袭击时捍卫国家。”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斯诺登在逃亡香港时声称，从2009年起，美国国安局多次入侵香港及中国大陆的计算机。

为了防止斯诺登事件的重演，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同一天还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采取新措施保护机密情报。第一条是在调阅高度机密信息时启用“两人守则”，也就是涉及这类信息的工作必须两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

日前，美国Verizon 冒险团队和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了《2013年数据泄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迄今为止在有关国事的知识产权网络间谍活动中，和中共有关联的黑客最活跃。在报告中详述的120起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案中，96%来自中国，其它4%的来源国不明。

2月份，美国电脑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发表一份长达60页报告称，他们对141个主要黑客攻击做出反跟踪分析，认为发动袭击者是中共驻扎在上海一座楼中的61398部队。该军方盗取了来自各个行业的数量惊人的数据，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的公司和部门。

据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最近报道, 中共黑客窃取了数十种美国尖端武器系统。 美国情报界认定，中共利用军事及情报组织窃取美国、欧洲及亚洲企业的智慧财产，做些许改变后再拿到市场上与美国竞争。外部专家估计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几百亿美元。

美国政府与军方的高级官员强调网络入侵正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网络安全因此也成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敏感的新话题。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清妍报道
(责任编辑: 澄浩)

【禁闻】国际货币基金：中国GDP恐降至4%

【新唐人2013年07月20日讯】1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兑现经济改革承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4%左右。此前IMF对中国今年的GDP评估，已由4月的8%降到7.75%。专家指出，因为在中共虚假数据维持下的〝假繁荣〞已经浮出水面，国际组织逐渐清醒了。

周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撰文警告说，留给中共领导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中共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果断加快经济改革，否则，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4%左右。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现在中国经济衰退的趋势让国际社会 国际金融机构现在开始清醒了起来，不像原来那样头脑发热，一厢情愿的相信中共的欺骗宣传，认为中国在改善，多少多少年要超过美国，但实际上，真正降到4%的话，在扣除中共官员浮夸造假的因素，中国经济肯定处在负的衰退的区间之内。〞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溪:〝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到底是多少，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它的投资其实就是盖了一些像鬼城，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还有一些它的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其实都造成问题，它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表面化，很多国际组织都可以看得出来了。〞

IMF 提出的建议包括：实施金融系统改革，让市场力量而非行政力量发挥更大作用；让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红利；更多的通过累进所得税而非社会保障缴费来提高财政收入等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毛寿龙：〝从制度上来讲，它如果能够给个人提供更多的积极向上的空间，给其他人提供能够宁静生活，这样的一些制度性的的空间，那么对这个社会来讲，比较成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毛寿龙向《新唐人》表示，中共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毛寿龙：〝很多人都在说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很难成功，但也有人认为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话，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会进入北非的那种情况，或者不稳定的政治发展阶段。是不是有一种可循的道路，避免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实现政治方面的发展，这方面还没有很好的成熟的思路。〞

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全面趴下。面对中国的经济困境，各路经济学家普遍悲观。

美国摩根大通企业及投资银行中国市场主席李晶在7月15号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国的经济矛盾堆积如山，经济将停滞不前。

北京当局，近期希望摆脱以挹注资金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过根据中国前三个月的数据显示，投资仍是中国经济扩张的最大驱动因素。如果停止地方政府及国企大量投资房地产及道路建设，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戛然而止。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认为，如果没有政策推动，不但经济复苏很难，反而会进一步下滑，经济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将不断加大。

不过，〝汇丰银行〞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则表示，中共当局不会容忍经济迅速减速，总理李克强将对公共住宅等增加支出。

谢田：〝这个能不能做成很值得怀疑的，以前也搞过经济适用房，最后这些房源也通过权力交换的关系被贪官拿走，建成的的公共住宅会不会同样被贪腐官员拿走呢？在中共的绝对权力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谁能保证不成为另一批官员致富的另一个发源地？即使它想进行这种公共住宅的支出，这些钱从哪里来，中国的国有银行都在闹钱荒。〞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溪指出，中共当局在经济上的困境到了无解的境地。因为共产党依靠控制经济来维持统治，甚至包庇地方政府贪污腐化来维持稳定，如果进行经济改革，中共将面临解体，不改革同样会亡国。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萧宇）

中南海内斗激化 华润董事长等腐败案密集曝光内幕

【大纪元2013年07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清综合报导）中共江泽民集团大佬曾庆红的心腹、薄熙来的同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17日被实名举报，中纪委18日称对此案正在调查，国资委19日表示对华润集团进行审计；同时，与周永康、江绵恒等关系匪浅的四川国腾电子实际控制人何燕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一个是国企的副部级官员，一个是神秘的“美女富豪”，相继被抛出，其背景都指向江系。

宋林被外界称为“又一个刘铁男”。此前不久，原四川省常委、省委秘书长，已退居二线，跟随周永康18年的心腹大秘郭永祥被中纪委双规，这是继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湖北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之后，周永康的第三个铁杆心腹被调查。法广报导称，何燕案和这系列调查有关。

继中纪委调查后 国资委表态“严查华润”

就在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调查之后的第二天，7月19日国资委亦发声：有关部门正在对华润集团进行审计。

中共官方新华社7月19日引述国资委官员称，国资委已经注意到华润集团高管层被网络实名举报的相关报导。该名官员说，国资委将根据审计结果，研究相应措施；如果存在“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自新华社记者王文志17日网上实名举报后，宋林一直没有现身，但7月19日香港亲共媒体《香港商报》称宋林本人接受了该报查询，证实自己仍在香港办公。

《香港商报》引述宋林说，他将在“合适的时候”现身会见媒体记者。此前，中纪委表示已经收到了王文志对宋林等华润高层涉嫌渎职贪腐的举报，正按程序处理，让外界耐心等待。

宋林与江派大佬关系密切

大纪元此前报导：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中资企业官员称，宋林与江泽民集团大佬级人物曾庆红、薄熙来、太子党陈源等关系密切，特别是他与薄熙来之间的合作足迹从大连一直到重庆，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华润集团董事长遭举报是代表其所属派系的失势。

宋林成为继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之后，被记者实名举报的又一副部级官员。有分析指出，所谓反贪，实际上都是中共权斗的产物，因为这类贪腐证据，外界一般无从得知，必然由中共高层某一派系放风，只有中共中南海高层内部人士，甚至透过国安系统才能掌控。

国资委19日证实在对华润集团进行审计，华润在港企业股价继续下跌，其中被点名举报的华润电力星期五（19日）收盘跌4.5%。

国腾董事长被“采取强制措施”股票18日跌停

无独有偶，多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四川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燕，亦被抛出。

7月19日，新华社报导称：6月30日，“美女富豪”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燕，因“涉嫌非法经营”被宜昌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现正侦办”。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官方微博19日也发文证实此消息。何燕为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多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国腾主营业务为北斗配套卫星导航设备。

据大陆老虎财经报导称， 国腾电子女当家何燕被抓，与军方背景的国腾电子或遭受重创，其实，作为对国防领域与特定部门过于依赖的风险一家企业，一旦核心人物中枪，几乎等于全盘皆输。

国腾电子18日午后复牌大跌，截至收盘，该股跌停，现报14.94元，跌10.00%，成交额为7720万元。其实 17日何燕被带走调查的传闻在资本市场扩散后，国腾电子股价就下挫4.87%，资金出逃迹象明显。

国腾资金“链” 江绵恒被曝光是幕后老板

《电子工程专辑》官方微博发评论称：国腾电子这是出什么事了？今天看到不少关于国腾电子的负面消息和新闻，传美女老板何燕被抓。国腾电子是上市公司，又在北斗导航的业务，还有其它军工的业务。这是一家国企还是民企？

资本主义自由人权：最近披露的一系列与国资有关的大案，均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华润也好，延长石油也好，均由国资为大幅高估的资产买单，少则数亿，多则上百亿，进入了不知名幕后人物的腰包，或正要进入。据传国腾电子实际控股股东，正好成为低价获取国资收益的一方，浮出水面的实际控股股东可能也不是最后最大的获益者。

国腾公司或许其背景太深，在大陆甚为低调，从不接受采访。2003年4月7日，中共官媒人民网曾转载《21世纪经济报导》《何然＝何燕：一个女亿万富豪的神秘诞生》，披露她的发家史和国腾资金“链”。

海外中文网站曾报导：2000年4月应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成都五牛足球队被命名为五牛国腾队参加联赛。在2000年中李岚清等多个中央领导专程前往该公司视察。在西部论坛召开前中央电视台两次专访该公司，会后该公司获西部专项贷款10亿。 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是江绵恒。

新华社发文暗示反腐提速 将有“老虎”被抛出

中共十八大至今已有6名省部高官落马，2名副部级官员被实名举报，而前能源部长刘铁男已遭解职。新华社6月底的一篇评论称，“自李春城起十八大后中央反腐明显提速，不知下一‘老虎’是谁？”中共党媒发出如此强调被认为是一种信号或暗示：之后或有更多官员，甚至不排除省部级乃至以上的“老虎”落马。

中南海搏击白热化 习近平发火“摔杯子”

自习近平阵营上位后，升级反腐为战争，拉下多名江系高官，指向终极后台周永康和江泽民。反腐遭到江派利益集团的顽抗，江派常委刘云山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把控中宣部在官媒连出一系列文章为反腐降温。习近平阵营推出的“劳教改革”亦遭到江派的抵制，从“上访妈妈”唐慧案到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曝光等，都看到中共两派的深度分裂，博弈已趋于白热化。

据体制内一位专家向《新纪元》透露，政治局学习会上，习近平确实发火了。主要问题是新华和《人民日报》发的几篇文章，把习新提出的几个构想全部用以前的惯用术语进行解释，使他的“新政”变成了“旧政”。

近期，据知名网络评论人士牛泪在论坛上透露称，针对近段时间媒体舆论对他的“毛左”形象定位，习近平发火了。不过这次习近平发的是暗火，也就是说火被憋在心里，想发却不能明发，或不方便明发，只能把茶杯狠狠摔在自己心里，再透过政治上的手腕进行平衡整肃。这些蛛丝马迹从最近中共官方公开的报导中也能看出来。

多名四川富商被密捕 周永康亲信被调查

近期，周永康大秘郭永祥接受调查，周永康在苏州中学露面的消息被官方在网络删除。周永康作为江泽民一手塞进政治局的马仔，手上掌握大量江泽民的黑材料。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直被视为是江泽民的左膀右臂。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周充当打手，被江泽民看中，在“十七大”成为政治局常委。作为曾经掌控中共最大的间谍系统的“政法王”，周永康手中也掌握了很多高官的黑材料。习近平动了周身边的人，其实就是动了周永康，直指江泽民。

四川省与周永康等有关的富商也纷纷被调查，其中包括：四川富商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四川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郎酒老板汪俊林；四川省成都市最大的国企，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等。法广报导称，四川国腾电子案和这系列调查有关。

有四川当地人士告诉中国大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连串的事件或许并非孤立。

王立軍和谷開來都是大計畫下的棋子

《內幕》記者柯宇倩／谷開來被合肥中級法院判為殺害海伍德的主犯，處以死刑緩期執行。但《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在接受《內幕》採訪時指出，王立軍在整個案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才是主犯之一，甚至可能是首犯。

王立軍和谷開來都是棋子


谷開來成了王立軍製造把柄的工具，而王立軍也只是他人的一個棋子。陳小平對《內幕》說，從大背景來看，谷開來是被一個大計劃所利用，谷開來本身沒有參與這個大計劃，而制訂大計劃者，就是海伍德案的首犯，王立軍和谷開來都是計畫的一個棋子。

所謂的大計劃，有兩種可能。陳小平解釋，第一，海伍德的真正身份是英國間諜，因此中方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必須殺掉海伍德。第二，如果這位間諜滲透到中共權力的核心層，將成為很大的醜聞，同時影響薄熙來和周永康的接班計畫，因此如果不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說，還是必須殺掉海伍德。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周永康是薄熙來政治上強有力的盟友，除了對重慶唱紅打黑的支持外，人大會議期間，即使重慶已經出了事，周永康仍露面挺薄熙來。周永康原準備安排薄熙來接替自己政法委書記的位置，讓薄成為他政治上的利益繼承人和保護者。

有私人目的的王立軍，之後被更大的集團所利用了。陳小平對《內幕》表示，王立軍由於私心沒得到滿足，和薄熙來產生衝突，所以選擇背叛薄熙來、舉報了薄熙來。因此王立軍被挑中，成為執行另一個計畫的人。

“中共權力轉換時的鬥爭，不亞於皇宮中親子間的殘殺，王立軍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事爆發後，上頭的人立刻發現這是搞掉薄熙來的好機會，此時王立軍成為他們的工具。揭開了第二場政治鬥爭。原本的鬥爭，是想在政治局拿到好位置，現在的鬥爭是想把這條線（周永康—薄熙來）的人都吃掉。”陳小平說。

海伍德死亡後，英國政府和家屬的冷淡反應也是很多人質疑的地方。陳小平對《內幕》表示，英國政府在這之中的表現特別讓人相信海伍德就是間諜，因為只有間諜被殺，政府才會這麼安靜，“間諜就是為國犧牲不留名”。政府外，家屬也保持緘默，外界流傳海伍德家屬收到了五千萬封口費。

谷開來沒殺成，王立軍感憤怒


谷開來在法庭上供述，她和兒子同海伍德結識後，曾介紹海伍德參與一公司的中价代理以及參與一土地項目的前期策劃，但該項目實際未開發，後海伍德因索要報酬等問題，與她及其兒子產生矛盾，並對薄瓜瓜進行人身威脅。

根據“趙象察”的旁聽記錄指出，
2005
年左右，經谷開來介紹，海伍德結識了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國內某紅三代出身國企高管張某，其合作項目涉及到法國的一處地產項目，以及重慶江北區建設的大項目。此項目如果如期完成，海伍德可從中獲得
1.4
億英鎊的收益。

由於項目並未完工，海伍德與薄瓜瓜往來郵件，索要預期收益十分之一的賠償，雙方就具體數額發生爭議，在多次交往未果後，海伍德開始採取威脅手段，並將薄瓜瓜軟禁於其在英國的住處，借此向谷開來施壓。

《華盛頓郵報》引述庭審現場人士的話指出，檢調官員出示海伍德警告薄瓜瓜的信函，威脅如果薄瓜瓜不願給錢，就“毀了你”（
you will be destroyed
），庭審現場展示的是附有中文翻譯的郵件複印版本，但法庭上沒有提出證據證明該郵件確實出自海伍德之手。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兩位作者對《內幕》指出，他們與很多人的談話中瞭解到，谷開來很少看自己的
email
，都是別人開給他看，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在海伍德死亡前的一次報告中，也表示在看過薄瓜瓜和海伍德的
email
後，並未發現任何威脅性的字眼。

海伍德一位友人對《華爾街日報》表示，檢方稱海伍德不但威脅薄瓜瓜，還將他軟禁在英國的寓所中，導致谷開來下定決心除掉海伍德。這名友人說，這完全不符合海伍德的個性；海伍德是薄瓜瓜多年來的好友，也是他在英國讀書時的輔導員，像一位叔叔一樣對待著薄瓜瓜。

那谷開來稱海伍德威脅薄瓜瓜的原因為何？兩位作者對《內幕》表示，這表明了有人在中間進行挑撥和誇大，這個人或是王立軍。

谷開來決定殺害海伍德，動機有兩個。兩位作者說，第一，她的兒子被威脅，第二，海伍德掌握太多薄家秘密，如果海伍德十八大前把這些秘密暴露出去，對薄熙來升官不利；但仍舊是王立軍在其中推了一把，才讓谷開來感覺到威脅的擴大。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指出，王立軍對謀害海伍德的整件案件，從頭至尾都非常瞭解。王立軍要大連商人徐明的手下給重慶公安局發一封匿名信，舉報海伍德是名毒販，藉此將海伍德監控起來，因此其實一開始，海伍德就在王立軍的掌控之下。

當天下午，王立軍到谷開來家，協助拆開毒藥的外包裝蠟紙，中途谷開來手疼，王立軍按照氰化物的解毒方法幫谷開來消毒包紮，晚間八時左右，谷開來膽怯了，稱身體不舒服，不想見海伍德，王立軍說那不行，當場要求谷開來寫了一封信給公安局，稱海伍德精神不正常，要公安局下一個禁令，讓海伍德別靠近她，之後王立軍帶走原件，谷開來留了復印本。

谷開來出庭受審，體態改變甚大。

清华教授王绍光：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文章来源: 观察者网 于 2013-07-19

6月29日，由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在北大举行。会上王绍光教授作简短发言，称其在过去20年里，他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以下为全文：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电影来描述20年来的感受——《致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于1993年问世时，媒体报道把胡鞍钢和我称作“青年学者”。看看如今满头白发的我，哪里还有青春的痕迹？诸位也许可以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青春的确终将消失。

现在言归正传。我今天不打算谈《报告》本身，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交待《报告》写作的时代背景；二是谈谈我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内在关联。

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亦或者可以说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没有发生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但他已把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风波”发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国发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论断的铁证。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9-1991年，那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

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过“休克政策”。当时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疗法”。1989年，索罗斯出钱支持萨克斯等推行波兰版“休克疗法”，即“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来就是苏联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我当时刚到耶鲁大学教书，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煞有介事地谈论苏联的500天转型计划，仿佛美妙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没有想过休克疗法。1988年4月开始“物价闯关”。当时的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萨克斯“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壕堑”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结果，这则消息马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性抢购，情况一片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短暂叫停物价闯关。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发出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指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它还宣布，下半年将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

但正是在此期间，休克政策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二次来到中国。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见了江泽民。然后，在张五常与“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曼跑到中国首都，给200多位官员作报告，主要谈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访京的高潮是与赵紫阳会面，双方谈得如此投机，以至于会见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据《薛暮桥回忆录》（418页）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但赵紫阳似乎并未完全放弃闯过物价关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经济。这些人的主张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据说他们的见解让赵紫阳“很受启发”。当然后来发生的“风波”致使休克型的变革路线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国的“风波”达到巅峰的同一天，波兰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压倒性击败共产党（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东欧首位非共产党总理，掀开了苏东政权转移的序幕。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国”易名为“共和国”；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权体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这样的剧变一次又一次地在东欧各国上演，那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变色。到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原来看似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开始崩溃了。最后一块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苏联正式解体了。

这就是我当时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回到中国问题上，当时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鲁、张欣、杨小凯）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它马上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几位原来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对我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在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谈国家能力问题。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我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以及犹他大学的童燕齐教授一度筹备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

正好在这段时间，胡鞍钢来到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俩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对方取长补短。1993年5月，胡鞍钢返回国内；6月中旬，我俩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我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

回想起来，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直到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曾一度坚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全球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与朋友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国家汲取能力的话，这时提出的“国家基本制度”内涵更丰富、更全面。这个研究群体包括胡鞍钢（清华大学）、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朱云汉（台湾大学）、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辉（美国兰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例如，以前谈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我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由财政部长项怀诚作序，我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我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0）；并将会出版两本译文集，一本是《超于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总的来说，过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CIA前局长：华为就是中国间谍 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来源: 温哥华太阳报 于 2013-07-19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海登(Michael Hayden)18日表示，中国大陆电信巨擘华为是北京当局间谍，这是「不争的事实」。

海登告诉「澳洲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大陆毫无节制对西方国家发动间谍行动。海登表示，他深信华为与大陆国家情报机构分享情资。

当被问及华为是否明确对美国和澳洲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海登回答：「是的，我是这么认为。」

华为疑似与大陆当局有关，让英国、美国和澳洲担心华为提供的电信设备可能被用来监听和发动网路攻击。不过，华为多次否认与大陆政府有直接关联。

报导说，华为全球网路安全主管沙福克(John Suffolk)驳斥海登，表示这番言论老套、毫无根据且破坏名誉。

沙福克说：「在这个时候，要嘛就做出行动证明，否则就该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