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银行、地方财政的冲击会很大，但对好不容易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更是破坏性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的个人财富都投到了房地产上
人物简介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ValueEngine公司创办人，美国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来得很不容易，所以尤其要珍惜，不能还把钱都压在房子上，如果有几套房子，可以考虑慢慢卖掉一些，把财富从房产转移到理财产品、到境外投资品种，到美元资产、欧元资产，要分散投资。——陈志武
几个月前，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曾来到成都，谈到房地产，他说，中国老百姓可以适当地减持一些房产，淡化房地产占整个家庭投资的比重，变现后的资金去配置一些境外的股票、对冲基金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志武再次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时依然秉持这样的观点，而且直言房地产泡沫离我们越来越近。
华西都市报：为何房地产泡沫破灭离我们越来越近？
陈志武：原因很多，至少从以下几方面看房地产泡沫难以为继。
第一，不管是自有房比例，还是人均商品房面积，都已很高。
第二，接下来是90后开始陆续成家，他们以独生子女为多，双方父母都有一两套房子，爷爷奶奶也可能有房子，甚至很多父母也为子女买了房子，这样，需求的净增长比以前会越来越少。当然，有很多年轻人没房，父母也没房，但过去多年就如此，从增量角度看，接下来新需求的增长只会越来越难。
第三，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之前美国量化宽松、欧洲量化宽松、日本量化宽松等都给中国带来太多货币增量，加上中国自己的四万亿刺激方案等需要也在更大地放水，使中国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广义货币相对GDP的比重猛增，达到GDP的近两倍！现在，美国很快要开始逆转量化宽松政策，意味着过去多年的外汇猛进趋势要逆转了，加上中国自己的流动性不能再多发了，银行信贷、信托贷款等也要收拢了，这对房地产价格会带来很大冲击。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币资本账户会不断开放，境外投资渠道会越来越多，这些也会对房地产形成压力。特别是中国外贸顺差相对GDP之比也比以前小很多，人民币汇率已经太贵，今后更需要贬值而不是升值，这也会带动到境外投资的需求，对国内房地产价格不利。
华西都市报：普通老百姓习惯投资房产，如果泡沫破灭，他们的投资策略应该如何调整？
陈志武：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虽然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银行、地方财政的冲击会很大，但对好不容易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更是破坏性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的个人财富都投到了房地产上面。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来得很不容易，所以尤其要珍惜，不能还把钱都压在房子上，如果有几套房子，可以考虑慢慢卖掉一些，把财富从房产转移到理财产品、到境外投资品种，到美元资产、欧元资产，要分散投资。
华西都市报：短期来说，房价是否还会上涨存在投机的可能？
陈志武：短期看，一线城市或许还会涨一些，但风险越来越大了。其实，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是在涨，但涨的幅度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如果你把视野放宽一些，你会发现美国房价从去年到今年9月涨了近14%，而今年美国股市涨了26%，近30%，所以，相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和股市来说，中国房地产最近两三年涨得并不是让人舍不得离开，看多一些市场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
房产税是迟早的事情
华西都市报：房产税是否会全国铺开？未来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我早就谈到了房产税是迟早的事情。不是我支持房产税，而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要挡住房产税很难，因为有这么多老百姓、这么多专家都说要推出房产税，政府部门是不会拒绝的。当然，之前因为很多官员自己手里、家里人和亲戚手里有多套房产，所以，他们不一定会马上支持房产税。但今年很多官员把房产卖了，或者即将脱手了，所以接下来，来自官员自身利益的阻力会越来越小，房产税会抵挡不住了。
房产税肯定会抑制房价的上涨，对房地产泡沫会带来冲击。但我还是要强调像财产税、房产税这样的税种，不能被用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为宏观调控是短期需要，而房产税、财产税是对私有财产的长期摄取，是一件更加严肃、更加长久的事情。
陈志武，华西都市报 2013-11-29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
吴迪：通货膨胀的狼又来了！
通货膨胀的狼又来了！10月CPI同比上涨3.2%，创8月新高，鲜菜涨31.5%。企业主利润空间受到成本拉伸性通胀的蚕食，运营艰难；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受到货币性通胀的侵蚀，紧巴巴的精打细算之下内需堪忧。通货膨胀又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谈到通胀的原因，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最值得担忧的隐患，我们最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通胀的制度性泡沫，这些问题是央行也爱莫能助，无法调控的。
这些制度性的泡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出口导向性的税收政策。在中国，拉动就业主要是靠出口，而不是靠内需，因此"Made in China"的许多商品都可以免交相关的消费税。出过国的朋友几乎没有不抱怨中国物价高的：一双耐克鞋一般要100美元，Levis牛仔裤122美元左右，一杯星巴克咖啡5.5美元左右，在美国499美元的16G的Ipad要卖757美元左右。这些中产阶级的标准消费品往往要比美国贵到至少30%，可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差不多只是美国的1/6。这种把内需转移到出口需求的税收政策导致国内物价虚高，显然不是为拉动内需服务的。
2.国内商品消费流通领域的税收负担极其沉重。中国税收收入的几乎70%来源于消费相关的税收：增值税，消费税，工商税，关税等等。剩下的30%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而在美国消费税大概占税收总收入的2%，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占最大头，大约是86%。相形之下，中国的税收制度明显成为了束缚内需的繁重枷锁，其收入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极弱。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减少货币的流动速度和乘数效应，阻碍广义需求的扩张。以消费为“奶牛”而忽视贫富差距调节职能的中国税收是造成高物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内需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在消费税当中，增值税的负担最为沉重。商品在供应链环节的每一次流动都要缴纳增值税。标准增值税率是17%。政府的年收入中几乎60%来源于这项税收。相比之下，在美国，批发管道，原材料，和半成品是不收增值税的，一般只在销售终端时征收销售税。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销售税征收比例低于10%。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消费经济强大是美国人民奢侈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其实他们忽视了保护促进民生消费的美国税收制度才是幕后的最大功臣。自打1994年中国税改以来，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以几乎是GDP增长两倍的速度上升，而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60%下降到了30%多。相比美国，咱们这“国富民弱”的税收制度把中国经济一步步引向了一个虚抬物价，打压内需的境界。
3.除了税收之外，物流费用也是造成物价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毕马威的中国物流报告，在中国，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和配送管理费用加一起占GDP的18%，是美国的两倍。在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除了路费之外，司机还得应付地方政府制服人员的乱收费现象。根据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王继祥的数据，同样的商品从上海运到广州或是运到纽约，前者的物流成本是后者的4到5倍。这一切都表明高昂的物流成本已是我国物价虚高的重要推手。根据我对中国知名物流企业家翟学魂的询问，中国物流成本高昂的原因也是制度性的：“公路运输业有三种力量参与利益的分配：行政权力、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组织。第一股力量是行政权力，控制公路运输的基础资源—能源和道路，以垄断价格收取油费及路桥费，以执法权收取罚款；第二股力量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数千万司机和搬运工，完成公路运输中主要的生产作业；第三股力量是企业组织，他们衔接运输供需，管理服务及成本。行政权力直接分走了整个行业约四分之三的收入，剩下四分之一要在运输企业、个体劳动者以及相关的卡车制造商、轮胎制造商等等整条货运价值链里进行分配。”不降低行政权力在物流利益的抽成率，也就是坚决打压收费公路和路政人员对物流利益链分配作用的垄断性，物流成本就会对物价造成持续的上升压力，并且极大的遏制内需的发力。
综上所述，如果税收政策继续忽视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继续维持对内需收税占总税收的高额权重（70%）；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铲除行政权力对物流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垄断性（约75%的占比），那么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控制效果都会大大折扣。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受制于美联储等他国央行，但这些物价泡沫的制度性原因却是我们主观能控的。
原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论坛
这些制度性的泡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出口导向性的税收政策。在中国，拉动就业主要是靠出口，而不是靠内需，因此"Made in China"的许多商品都可以免交相关的消费税。出过国的朋友几乎没有不抱怨中国物价高的：一双耐克鞋一般要100美元，Levis牛仔裤122美元左右，一杯星巴克咖啡5.5美元左右，在美国499美元的16G的Ipad要卖757美元左右。这些中产阶级的标准消费品往往要比美国贵到至少30%，可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差不多只是美国的1/6。这种把内需转移到出口需求的税收政策导致国内物价虚高，显然不是为拉动内需服务的。
2.国内商品消费流通领域的税收负担极其沉重。中国税收收入的几乎70%来源于消费相关的税收：增值税，消费税，工商税，关税等等。剩下的30%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而在美国消费税大概占税收总收入的2%，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占最大头，大约是86%。相形之下，中国的税收制度明显成为了束缚内需的繁重枷锁，其收入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极弱。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减少货币的流动速度和乘数效应，阻碍广义需求的扩张。以消费为“奶牛”而忽视贫富差距调节职能的中国税收是造成高物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内需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在消费税当中，增值税的负担最为沉重。商品在供应链环节的每一次流动都要缴纳增值税。标准增值税率是17%。政府的年收入中几乎60%来源于这项税收。相比之下，在美国，批发管道，原材料，和半成品是不收增值税的，一般只在销售终端时征收销售税。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销售税征收比例低于10%。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消费经济强大是美国人民奢侈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其实他们忽视了保护促进民生消费的美国税收制度才是幕后的最大功臣。自打1994年中国税改以来，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以几乎是GDP增长两倍的速度上升，而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60%下降到了30%多。相比美国，咱们这“国富民弱”的税收制度把中国经济一步步引向了一个虚抬物价，打压内需的境界。
3.除了税收之外，物流费用也是造成物价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毕马威的中国物流报告，在中国，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和配送管理费用加一起占GDP的18%，是美国的两倍。在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除了路费之外，司机还得应付地方政府制服人员的乱收费现象。根据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王继祥的数据，同样的商品从上海运到广州或是运到纽约，前者的物流成本是后者的4到5倍。这一切都表明高昂的物流成本已是我国物价虚高的重要推手。根据我对中国知名物流企业家翟学魂的询问，中国物流成本高昂的原因也是制度性的：“公路运输业有三种力量参与利益的分配：行政权力、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组织。第一股力量是行政权力，控制公路运输的基础资源—能源和道路，以垄断价格收取油费及路桥费，以执法权收取罚款；第二股力量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数千万司机和搬运工，完成公路运输中主要的生产作业；第三股力量是企业组织，他们衔接运输供需，管理服务及成本。行政权力直接分走了整个行业约四分之三的收入，剩下四分之一要在运输企业、个体劳动者以及相关的卡车制造商、轮胎制造商等等整条货运价值链里进行分配。”不降低行政权力在物流利益的抽成率，也就是坚决打压收费公路和路政人员对物流利益链分配作用的垄断性，物流成本就会对物价造成持续的上升压力，并且极大的遏制内需的发力。
综上所述，如果税收政策继续忽视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继续维持对内需收税占总税收的高额权重（70%）；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铲除行政权力对物流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垄断性（约75%的占比），那么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控制效果都会大大折扣。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受制于美联储等他国央行，但这些物价泡沫的制度性原因却是我们主观能控的。
原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论坛
2013年11月5日星期二
人民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
最近两年最让我纠结的就是手中存留的外汇能换回的人民币越来越少，于是乎感叹人民币真的升值不少。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家门口买东西，又会发现用等额人民币能换回的柴米油盐越来越少，便又感叹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有意思的矛盾出来了：人民币到底更值钱了，还是更不值钱了？
很多人给出了答案：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似乎回答了，但其实还是没回答，从购买力看，人民币购买力明明狂贬，这“对外升值”又从何而来呢？又有回答：是因为美元超发，”水淹人民币“，于是水涨船高。可还是不对：
以买同品牌同档次牙膏为例，数年前在美国超市里通常2美元可以买到的，现在是3美元。按之前1:8汇率，以前人民币16元，现在18元。在1:8时期，在京沪等地超市里这样的牙膏很好了，那时大众的牙膏往往在5－10元。而今天的1:6时期，要想买同品牌同档次牙膏，均价通常在35－40元人民币左右。那么，这35－18＝17元的中间差异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人民币泡沫，人民币价值和汇率间的巨大背离！如果用这牙膏对价，我们发现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汇率应该是1:11.6，也就是说名义汇率比实际价值汇率高出将近一倍！
顶层设计者们不会不知道我等小民都可发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官方汇率还是只升不跌，而同期以房价上升为拉动，所有商品价格跳升呢？也许这后面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已远超外人想象。
不管怎样，我们手中仅有的一点存款该怎么办？任凭等到泡沫崩溃的那一天？No，到国外买东西，如果能把国外的房子买了搬回来更好，但是不可能。于是，就买那些可以搬的，见什么买什么，然后搬回来放在家里的柜子里，衣服鞋子帽子甚至内裤袜子... 不但买现在，还买未来起码5年的；不但买自己的，还买全家人未来5年的。
家里都塞满了，就不用去家门口超市商场买这些东西了。但是没有了这些城市中坚的日常消费，经济如何回复如何改善呢？于是恶性循环产生了：国内需求不振，生产下滑，... ... 制度设计者们没办法，再次举起“投资，房产”大旗。泡沫越来越大，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泡沫... 但是我们说，再高的堤坝也挡不住永远奔流不息的河水，总有无法再高的时候。那么，当堤坝无法再高的时候，也就是溃坝、决堤的时候。
现在唯一不可预测的是，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而我们的真心希望是，法律健全了，社会公平回来了，贪污腐败惩处、管制住了，于是乎牙膏价格也就回归了。如此，我们就不用满世界奔波囤货了。
来源：唐尧北漂博客
很多人给出了答案：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似乎回答了，但其实还是没回答，从购买力看，人民币购买力明明狂贬，这“对外升值”又从何而来呢？又有回答：是因为美元超发，”水淹人民币“，于是水涨船高。可还是不对：
以买同品牌同档次牙膏为例，数年前在美国超市里通常2美元可以买到的，现在是3美元。按之前1:8汇率，以前人民币16元，现在18元。在1:8时期，在京沪等地超市里这样的牙膏很好了，那时大众的牙膏往往在5－10元。而今天的1:6时期，要想买同品牌同档次牙膏，均价通常在35－40元人民币左右。那么，这35－18＝17元的中间差异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人民币泡沫，人民币价值和汇率间的巨大背离！如果用这牙膏对价，我们发现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汇率应该是1:11.6，也就是说名义汇率比实际价值汇率高出将近一倍！
顶层设计者们不会不知道我等小民都可发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官方汇率还是只升不跌，而同期以房价上升为拉动，所有商品价格跳升呢？也许这后面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已远超外人想象。
不管怎样，我们手中仅有的一点存款该怎么办？任凭等到泡沫崩溃的那一天？No，到国外买东西，如果能把国外的房子买了搬回来更好，但是不可能。于是，就买那些可以搬的，见什么买什么，然后搬回来放在家里的柜子里，衣服鞋子帽子甚至内裤袜子... 不但买现在，还买未来起码5年的；不但买自己的，还买全家人未来5年的。
家里都塞满了，就不用去家门口超市商场买这些东西了。但是没有了这些城市中坚的日常消费，经济如何回复如何改善呢？于是恶性循环产生了：国内需求不振，生产下滑，... ... 制度设计者们没办法，再次举起“投资，房产”大旗。泡沫越来越大，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泡沫... 但是我们说，再高的堤坝也挡不住永远奔流不息的河水，总有无法再高的时候。那么，当堤坝无法再高的时候，也就是溃坝、决堤的时候。
现在唯一不可预测的是，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而我们的真心希望是，法律健全了，社会公平回来了，贪污腐败惩处、管制住了，于是乎牙膏价格也就回归了。如此，我们就不用满世界奔波囤货了。
来源：唐尧北漂博客
2013年11月1日星期五
何新的“货币战阴谋”和中国经济的困境
胡少江
近来，随著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淡，不少外国人正在撤离中国。甚至连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正在出售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业务，据说李家从房地产和零售业撤资的总金额高达一百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大陆的著名左派作者何新的一篇关于西方政客和商人合伙通过货币战争将中国推向危机的博客文章正在网上广泛传播。
何新文章的标题非常吸引人：“新一轮对华货币战已经战云密布结局难测”。在这篇文章里，何新描述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对四大主要泡沫，即货币泡沫、资产泡沫、债务泡沫和产能泡沫，而这四大泡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场由美国中央银行领导的、日本和英国协助的、韩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跟进的对华货币战争的结果。
何新描绘的这场世界经济强国对中国的货币战争是这样展开的：西方各国在二零零五年以前大举向中国进行投机性的投资，有大量的外资由此进入中国；随后他们便使用各种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又指使中国政府大量发行人民币；超额人民币的发行导致了上面所提到的四大泡沫；现在，这场货币战争正在走向已经设计好了的最后一步，那就是人民币将大幅度贬值。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何新还专门引用了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刚、中国投资公司总裁高西庆和前商务部长陈德铭等人在这一段关于人民币币值的谈话，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外资逃离中国的同时对人民币进行贬值。当然，在人民比贬值之前，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富人们正携带从人民币升值和资产泡沫中赚取的利润开始逃离中国。而随之而来的人民币贬值将刺破四大经济泡沫，使中国经济进入十年左右的“调整寒冬期”。
何新描述的中国的四大泡沫以及四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后果都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也表现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虽然官方通过各种方式一再试图掩饰，但是许多经济数据的下滑也证实了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中国经济的困难已经给中国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人们也期待他们能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拿出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对策。
但是，何新在文章中将中国的困境归结为西方对华货币战的结果，这是典型的“阴谋论”的思维在作祟。在这些人眼中，任何中国出现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从事对华颠覆活动的结果。何新对所谓货币战的描述，显然是“高估”了西方社会在经济战略上“协同作战”的能力；也大大高估了西方各国政府在对华经济战略上“协调共进“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日益加深的中国经济问题，不从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寻找原因，不去清算国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利益相互输送，而是一味地从“西方阴谋”中寻求答案，这种作法妨碍中国人寻找社会发展的真正阻力，组织人们认真的推动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变革。这对国内那些反对改革的既得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一种巧妙的支持。（rfa）
近来，随著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淡，不少外国人正在撤离中国。甚至连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正在出售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业务，据说李家从房地产和零售业撤资的总金额高达一百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大陆的著名左派作者何新的一篇关于西方政客和商人合伙通过货币战争将中国推向危机的博客文章正在网上广泛传播。
何新文章的标题非常吸引人：“新一轮对华货币战已经战云密布结局难测”。在这篇文章里，何新描述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对四大主要泡沫，即货币泡沫、资产泡沫、债务泡沫和产能泡沫，而这四大泡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场由美国中央银行领导的、日本和英国协助的、韩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跟进的对华货币战争的结果。
何新描绘的这场世界经济强国对中国的货币战争是这样展开的：西方各国在二零零五年以前大举向中国进行投机性的投资，有大量的外资由此进入中国；随后他们便使用各种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又指使中国政府大量发行人民币；超额人民币的发行导致了上面所提到的四大泡沫；现在，这场货币战争正在走向已经设计好了的最后一步，那就是人民币将大幅度贬值。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何新还专门引用了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刚、中国投资公司总裁高西庆和前商务部长陈德铭等人在这一段关于人民币币值的谈话，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外资逃离中国的同时对人民币进行贬值。当然，在人民比贬值之前，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富人们正携带从人民币升值和资产泡沫中赚取的利润开始逃离中国。而随之而来的人民币贬值将刺破四大经济泡沫，使中国经济进入十年左右的“调整寒冬期”。
何新描述的中国的四大泡沫以及四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后果都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也表现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虽然官方通过各种方式一再试图掩饰，但是许多经济数据的下滑也证实了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中国经济的困难已经给中国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人们也期待他们能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拿出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对策。
但是，何新在文章中将中国的困境归结为西方对华货币战的结果，这是典型的“阴谋论”的思维在作祟。在这些人眼中，任何中国出现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从事对华颠覆活动的结果。何新对所谓货币战的描述，显然是“高估”了西方社会在经济战略上“协同作战”的能力；也大大高估了西方各国政府在对华经济战略上“协调共进“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日益加深的中国经济问题，不从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寻找原因，不去清算国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利益相互输送，而是一味地从“西方阴谋”中寻求答案，这种作法妨碍中国人寻找社会发展的真正阻力，组织人们认真的推动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变革。这对国内那些反对改革的既得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一种巧妙的支持。（rfa）
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
你被中国经济数据所误导了吗？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10-25
周四又公布了一份中国经济数据──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PMI)，该指数小幅上升，显示10月份商业信心正在改善。近来许多观察人士形容中国的经济数据为愈加乐观的经济指标，这份数据为这一观察增添了又一个论据。但从最近的官方经济数据中得出这一结论是有问题的，近期公布的官方数据存在一定误导性。
对于近期数据的改善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是，6月份的钱荒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轮相当规模的刺激计划，推动制造业迅速反弹，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复苏。这一理论乍看之下似乎得到了一系列经济数据的支持，包括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回升，近期公布的汇丰及官方PMI指数均有所改善。
其实中国经济前景改善这一观点获得如此多的认可不足为奇。面对薄熙来贪腐审判所带来的尴尬局面以及11月份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有关中国经济正在增长的共识对中国领导人有利。撇开中国政府，对于看好中国的观察人士来说，他们预期中的经济好转终于出现，而对于看空人士来说，他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没有遵守改革承诺，退回到依靠政府刺激来获得短期提振的老路上去。
不过笔者所在机构进行的私人调查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状况最多只能算是摇摆不定的。问题不仅在于对数据的过多操控或是统计方法的不准确，即便数据从技术角度看是正确的，它的呈现方式也具有误导性。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调查涵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超过2,000家公司。调查发现，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又一次遭遇了温和的增长放缓，而非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劲复苏。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收入增长放缓，同时采矿和交通运输增速出现下滑。服务和零售业较第二季度的疲软表现有所改观，增长小幅加快。
就制造业来说，近几个月PMI数据的改善之后市场普遍持乐观情绪，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实现收入增长的公司比例出现小幅下滑。新订单增速也放缓，国内和海外订单均是如此，商业信心走软。此外，上游的采矿以及下游的建筑业增长的疲软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轮反弹是像许多分析师认为的那样，由重大政策刺激计划所致。上述颓势也说明了这一点。与其他地区不同，中国的货币刺激计划通常是通过银行直接放贷来实施的。然而接受我们调查的银行家们表示，上个季度可获信贷的增长放缓，在全国和我们八大地区中的七个都是如此，而总信贷增速甚至更受牵制。
受访公司中表示已贷款的公司比例也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贷款申请被拒公司比率的升速达到了新申请贷款公司比率升速的两倍。就算上个季度存在重大政策刺激计划，银行和企业似乎也没有发现。
所以，出现这一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市场继续过度依赖孤立的、不稳定的月度数据。例如，就在几个月之前，私营部门PMI数据表面看去似乎是在表明，中国经济已从全面收缩突然逆转为强劲复苏。
当按季度、而不是按每四周（在这种月度数据中，报告延迟数天可以彻底扭曲样本）追踪一个更大的样本时，我们的数据显示，利润、收入、薪资、就业和物价的增长都在回落。这虽然算不上灾难，但定然不是市场共识以为的那种强劲扩张。
其次，报告周期的选择至关重要。与其他大型经济体不同，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都是公布同比变化，而不是环比变化。所以，前一个季度的情况与本季度的结果基本没什么关系，因为比较基数是上年同期的数据。这就常常会导致误导性很强的结论（本周数字就可能如此）。
事实上，报告周期的选择在第三季度尤为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周期的选择不同会导致数据的结果出现很大的分化：例如如果选择不同的报告周期，那么上海的制造业收入、广东的零售额或北京的薪资增长的趋势都会看起来迥然不同。
虽然我们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和房地产环比增速放缓，但这两个行业都显示出了温和的、稳定的同比增长态势。这与中国发布的最新GDP增长数据一致，但是几乎没有说明经济现在的趋势。
鉴于敏感的薄熙来公审事件占据了夏季很大一块时间，而且备受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份召开，许多理由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公布过度乐观的季度数据。而且即便中国的靓丽增长数据精确反映出了实际经济情况，大家在考虑的时候也应该在心里打点折扣。
周四又公布了一份中国经济数据──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PMI)，该指数小幅上升，显示10月份商业信心正在改善。近来许多观察人士形容中国的经济数据为愈加乐观的经济指标，这份数据为这一观察增添了又一个论据。但从最近的官方经济数据中得出这一结论是有问题的，近期公布的官方数据存在一定误导性。
对于近期数据的改善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是，6月份的钱荒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轮相当规模的刺激计划，推动制造业迅速反弹，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复苏。这一理论乍看之下似乎得到了一系列经济数据的支持，包括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回升，近期公布的汇丰及官方PMI指数均有所改善。
其实中国经济前景改善这一观点获得如此多的认可不足为奇。面对薄熙来贪腐审判所带来的尴尬局面以及11月份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有关中国经济正在增长的共识对中国领导人有利。撇开中国政府，对于看好中国的观察人士来说，他们预期中的经济好转终于出现，而对于看空人士来说，他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没有遵守改革承诺，退回到依靠政府刺激来获得短期提振的老路上去。
不过笔者所在机构进行的私人调查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状况最多只能算是摇摆不定的。问题不仅在于对数据的过多操控或是统计方法的不准确，即便数据从技术角度看是正确的，它的呈现方式也具有误导性。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调查涵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超过2,000家公司。调查发现，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又一次遭遇了温和的增长放缓，而非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劲复苏。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收入增长放缓，同时采矿和交通运输增速出现下滑。服务和零售业较第二季度的疲软表现有所改观，增长小幅加快。
就制造业来说，近几个月PMI数据的改善之后市场普遍持乐观情绪，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实现收入增长的公司比例出现小幅下滑。新订单增速也放缓，国内和海外订单均是如此，商业信心走软。此外，上游的采矿以及下游的建筑业增长的疲软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轮反弹是像许多分析师认为的那样，由重大政策刺激计划所致。上述颓势也说明了这一点。与其他地区不同，中国的货币刺激计划通常是通过银行直接放贷来实施的。然而接受我们调查的银行家们表示，上个季度可获信贷的增长放缓，在全国和我们八大地区中的七个都是如此，而总信贷增速甚至更受牵制。
受访公司中表示已贷款的公司比例也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贷款申请被拒公司比率的升速达到了新申请贷款公司比率升速的两倍。就算上个季度存在重大政策刺激计划，银行和企业似乎也没有发现。
所以，出现这一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市场继续过度依赖孤立的、不稳定的月度数据。例如，就在几个月之前，私营部门PMI数据表面看去似乎是在表明，中国经济已从全面收缩突然逆转为强劲复苏。
当按季度、而不是按每四周（在这种月度数据中，报告延迟数天可以彻底扭曲样本）追踪一个更大的样本时，我们的数据显示，利润、收入、薪资、就业和物价的增长都在回落。这虽然算不上灾难，但定然不是市场共识以为的那种强劲扩张。
其次，报告周期的选择至关重要。与其他大型经济体不同，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都是公布同比变化，而不是环比变化。所以，前一个季度的情况与本季度的结果基本没什么关系，因为比较基数是上年同期的数据。这就常常会导致误导性很强的结论（本周数字就可能如此）。
事实上，报告周期的选择在第三季度尤为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周期的选择不同会导致数据的结果出现很大的分化：例如如果选择不同的报告周期，那么上海的制造业收入、广东的零售额或北京的薪资增长的趋势都会看起来迥然不同。
虽然我们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和房地产环比增速放缓，但这两个行业都显示出了温和的、稳定的同比增长态势。这与中国发布的最新GDP增长数据一致，但是几乎没有说明经济现在的趋势。
鉴于敏感的薄熙来公审事件占据了夏季很大一块时间，而且备受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份召开，许多理由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公布过度乐观的季度数据。而且即便中国的靓丽增长数据精确反映出了实际经济情况，大家在考虑的时候也应该在心里打点折扣。
2013年10月14日星期一
中国财富失踪之谜
作者：巴登大使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高达51％，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清政府地赔了那么多银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得太多；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剿共，抗日，天天打仗，按说该穷吧，可是据统计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还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不难的，没听说那时人穷到什么样。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泽东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查一查历史，转折是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1、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
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铺天盖地的炮弹、燃烧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打得志愿军死无葬身之地。装备低劣加之对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常常一个师的士兵打不过美军一个营，而密集的人群却成为美军炮火射击的最佳目标。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将整个师的志愿军战士消灭在战场上。
用横尸遍野已不足以形容志愿军伤亡的惨重，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留不下，被大口径炮弹炸得连影都找不到。同时，寒冷的天气也是志愿军的大敌。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战士冬天没有棉衣，一次战役就有数万志愿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冻残。在朝鲜战场，中国士兵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最保守估计志愿军也有80万人受伤。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200万士兵伤亡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一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高达240万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每天光吃饭就要吃掉一座山。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狂烂炸，天空中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飞机将一辆辆运送物资的汽车，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十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
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500~60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战争费用使刚成立的新中国捉襟见肘。为了支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这笔巨额外债直到中国人普遍饿死的时候还没还完；但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但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土改，杀地主。从51年开始中央实行土改，将地主的个人资产统统没收，田地、农具分给农民，财产则全部上缴中央。表面上看是为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着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地主是剥削农民致富的，该将所有的财产分给农民才对，为什么只把田分下去了，财产却不分给穷人？共产党打土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地主的钱，这一点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建国后的土改几乎将中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因为抗美援朝实在太需要钱了。这一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干净，中国人彻底变穷了。
不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重大，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
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里，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2、三大改造
接下来，1956年，农民的土地拥有还不到两年，就被中共以合作社的形式又收回去了。广大农民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从52年到56年，中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官方至今不敢评价它正确与否，因为到今天为止，所有被改造过来的东西统统又被改了回去。当时被消灭的私有经济，今天却在大力恢复。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今天共产党的教科书中却明确指出，它“缺乏生机和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如果共产党今天自我标榜他的理论是对的，那他当时一定是作错了。而这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消灭了私有经济，代之以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工商业犹如一坛死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取缔了私营企业，代之以国营企业，大大减缓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到今天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一切靠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更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他们都消灭？现在知道错了，但是已经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得不到发展，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
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他们有机会做世界的品牌。而现在才开始发展，他们只好给外国人打工。
这种政策性失误只是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还不明显。但接下来的 政策失误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对中国而言，是从56年开始，中国进入政治灾难的多发期，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政策性失误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无法幸免，
最终导致经济的整体落后。
3、大跃进，三面红旗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给社会主义提意见，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当有识之士提出意见之后，却不料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诡计。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几乎将知识界的精英全部整肃。剩下的知识分子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别说党发展经济的路线不对，就是告诉他们蚂蚁比大象大，他们也不敢说那是错的。从此再没人敢说真话，一切遵从党的领导，党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是对的。这就为大跃进那样疯狂的年代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在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自然已没人敢抵制。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 《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纷纷遵照毛的指示，规定农业产量的高指标。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据科学估算，农产品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全国人都疯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符合他们痴心妄想的“科学依据”，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说共产党吹牛不脸红，你千万别不信，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共产党更会说瞎话的了。
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大跃进。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赶超英国，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炮楼也改成了炼钢炉。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上山，在校学生和老人也背着头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没有矿石的地方，工人拆暖气，农民砸锅卖铁。将一块块好铁放进锅炉，炼成废铁疙瘩，终于保证了年产一千万吨钢。
这场充满激情的愚蠢举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土法炼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自然环境开始恶化。炼钢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到头来却炼出一堆废铁，没产生出半点经济效益，却把老百姓折腾得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农业大量减产。“大跃进”期间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农作物成熟来不及收割，小麦、玉米、水稻烂在地里，白白损失几千万吨粮食。59年，饥荒开始出现。
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损失高达1200亿元。这种情况下本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尽力恢复才是，但三面红旗中的另外一面──人民公社却使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共产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老百姓谁都不好好干活，天天消极生产，做事磨洋工，混日子，农业产量急剧下降。59年，60年两年间农产品产量下降高达56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4。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官员虚报产量，高额征收粮食，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收走。农民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一家一家的人被活活饿死。三年中中国人饿死人数高达两千万，中华大地出现最悲惨的一幕：老百姓为了活下来，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城市里物资品亦极度匮乏，所有产品凭票供应，工人每日口粮只有200克，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效率低下的生产，加上人为的灾祸，使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城市农村，老百姓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饥荒过后，中国人的家底空了。
大跃进被列为二十世纪最蠢的事件之一。三年的“跃进”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苦。经济上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所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以前的水平。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一降再降，人民生活越来越穷，终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弹丸小国——日本超过。饿死几千万人，损失了数千亿社会财富，和平年代取得这样的成绩，真不知道共产党人怎么好意思让人坚持他的领导。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无知和欺骗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4、过度投入的军工生产。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就大肆宣扬要和"帝、修、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核大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困难中恢复过来，尚需调整，他们却罔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工业资源完全投入军工和重工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军费和军工产品的过度投入再度抽干了国民经济的血液。为了武装民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工厂日夜不停的赶造步枪，全国所有大小城市大挖防空洞，同时倾尽全国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造价高昂的战略导弹，集中力量研制卫星技术，开发核潜艇。这些工程无不耗资巨大：原子弹、氢弹的庞大规模和投入有目共睹；弹道导弹单枚造价就超过一千万美元 ；一颗卫星成本几亿美元，但地面相关设施，配套工程的投入却要上百亿美元，还有结构复杂的核潜艇，单艘耗资就超过10亿美元…….这些东西几乎用光了国家的储蓄。当我们为原子弹、氢弹而欢呼雀跃，当为卫星上天而兴奋的时候，却不知它们耗尽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
当年疯狂扩军备战的年代到底耗用了多少国家财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从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纪实文学中曾描绘说，一个城市生产出的步枪足可以武装城市里每一个人。而遍地开挖的防空洞更是可容纳上亿人。这些像地道一般阴森恐怖的防空洞，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木材和石料做支撑。要知道当时中国人住的还是茅草屋，很多人缺房住。如果用这些材料建设城市乡村，中国建得比现在好。而挖这些防空洞，人力和物力都白白浪费了。
今天当我们再看到那些防空洞时，绝大多数已被弃之不用，甚至早已被人遗忘了。那个年代生产出来的步枪，有的从生产出来就没用过；有些型号过时，早该淘汰了。倾尽国力研制出的原子弹、氢弹至今也没有用。而且现在中国已在国际上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使倾尽国力研制出来的成果变成一张废纸，毫无用处。当年卫星工程巨大的投入，如今早已成为国民生产中沉重的包袱。总之，耗资几千亿的军工生产到今天为止大部分都打了水漂。经济要发展，军费必须降下来。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最终拖跨了国民经济。整个六十年代，中国都在贫穷中度过，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今天当我们谴责别的国家军费激增，穷兵黩武时，却不知道当年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中国人宁可卖掉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来。现在我们有原子弹，有了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大国地位”，却不得不低三下四的向别人申请贷款、无偿援助，甚至提供各种优惠，作出种种承诺以便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这种大国地位，这种现实状况，我们细心去想一想，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些值么？如果中国有美国那样的财力，军费高点是可以的，但对当时那样一个穷国，百姓生活极端贫困，不去发展生产，而是拼命发展军备，最终成为国民生产中的巨大包袱，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5、过度的对外援助。
这一条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国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共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
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共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共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1958到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共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 ，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中共政府的真实写照？
6、三线建设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亿元。
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参见郑义）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趾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趾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髓的失误。
7、文化大革命
这十年完全是一场浩劫，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工厂生产陷于停顿，人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将正常的经济发展全部荒废。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的满腔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去互相斗，去批倒搞臭。文革由开始的文斗，开批斗会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互相杀人，神州大地出现了最野蛮的场面。打砸抢的红卫兵们口里喊着“造反有理”将中国彻底搞乱。仅在1967、1968两年的时间里，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一千亿元。十年中，中国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若干成就，那星星点点的成就怎么能够和损失相比？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是整体性的倒退，遭受的损失超过任何一次外敌入侵，掠夺，和任何不平等条约。
十年文革结束，中国损失八千亿，整了一亿人。消灭了知识界的精英，毁掉了人们的道德基础。焚毁了无数的民间古典珍贵书籍，捣毁了无数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财产损失。长达十年的动乱还使中国社会遭受前所唯有的动荡：1000万户家庭被抄，两千万人被批斗，毒打，数十万人被逼自杀。亲人互相出卖，夫妻反目成仇，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人自危，生怕一句话说错，一个字写错而导致家毁人亡。国民经济在这种严重冲击和干扰下，根本无法发展。粮食产量持续下跌，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悲惨。国营企业十年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发展严重迟缓。混乱的管理，臃肿的机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式的经营状况，使国企发展步履维艰。死气沉沉的国民经济，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彻底落后了。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8年的统治中，抗美援朝，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扩军备战，文化大革命，及数不清的对外援助，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失误，使中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建国时原本不穷的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中，一步步变穷。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而共产党建立起来的这个落后的社会制度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给人们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以毁灭性打击。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中国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从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这么耀眼的成绩，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结果。
8、贪污腐败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前所未有的灾难超过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全部损失。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共产党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
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拿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
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看看中央政治局那些常委们，那些高干子女们，他们哪个捞得少？想想这个，任何人都心安理得了。
中共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腐败组织，不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哪个贪污腐败的程度都赶不上他。共产党官员们也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共产党员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绝对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共产党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共产党人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怎么说是他共产党领导了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共产党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9、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本来一百万的工厂，因为领导们吃了回扣，十万块就卖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 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共产党的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遭到来自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素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与委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朱镕基的政策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拖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这种可怕的状况最终没能瞒过一个海外律师——章家敦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10、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产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11、惊人的浪费
现在各地都有一种投资建设的浪潮，投资项目不考虑日后的经济效益，盲目投入，等建成了却没多大用处，白白浪费。三峡工程，那个地方是不适合建大坝的，不但投资巨大，而且遗患无穷。但错误的决策使三峡工程上马。即使三峡不出事，几十年后，三峡就会变成一个大臭水坑，什么美景，统统破坏。为什么还要上马，因为贪官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他们心中明白，赚不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是有工程，肯定就有贪污的机会，能从中捞到油水，这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该建的工程建了，不该投入把钱投入进去了，建了之后却没有经济效益，白白浪费大量的资金。
昆明世博会，政府投资额高达290个亿，但博览会期间游客不足十万亿，净亏289亿。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了一千多亿的资金给西部，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效果，西部依然落后，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没人知道这一千亿的资金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粤海铁路，投资额高达48亿，但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磁悬浮更是不伦不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根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建成了就是亏损。还有小小一个珠海市也敢盖国际机场，修F1赛道，真不知道这些官员脑子是否进水了？！盲目投资，胡乱建设。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入到头来连基本投资都收不回来，使政府部门背了一大堆债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前花完了以后的财政收入，不得已而搞集资，摊派，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使人民不堪其苦。
国家制定的政策是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用公款投资提供了最好借口，也是导致各地项目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但那些中央领导们应该知道，政府投资注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政府部门的项目，没人敢管，即使知道预算有黑洞，谁敢惹他们？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至少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质量却粗制滥造，要不了多久就要重新返工。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桥梁，还是江防大堤，到处都有腐败的身影，到处都有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事故频繁，损失严重。一个个彩虹桥断裂，一座座危房倒塌，98年洪水只因一个豆腐渣大堤，就使中国损失几千亿元。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工程，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
官员造成的浪费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大项目，还有官员的政绩工程。当官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花巨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建些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捞资本，却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中央制定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偏重官员政绩，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只要有短期效益就可以，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他们不去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涸泽而渔(竭泽而渔)，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环境不堪重负。不依赖正常的技术进步，而过于偏重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走上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五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粗纺（粗放）型的经济，消耗式的发展模式，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投资额竟是日本的三十五倍，其他的三十四倍都浪费掉了。不重视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一味招商引资，将国外严重污染的项目引来，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些环境污染会让我们以后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去治理，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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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高达51％，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清政府地赔了那么多银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得太多；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剿共，抗日，天天打仗，按说该穷吧，可是据统计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还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不难的，没听说那时人穷到什么样。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泽东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查一查历史，转折是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1、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
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铺天盖地的炮弹、燃烧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打得志愿军死无葬身之地。装备低劣加之对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常常一个师的士兵打不过美军一个营，而密集的人群却成为美军炮火射击的最佳目标。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将整个师的志愿军战士消灭在战场上。
用横尸遍野已不足以形容志愿军伤亡的惨重，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留不下，被大口径炮弹炸得连影都找不到。同时，寒冷的天气也是志愿军的大敌。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战士冬天没有棉衣，一次战役就有数万志愿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冻残。在朝鲜战场，中国士兵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最保守估计志愿军也有80万人受伤。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200万士兵伤亡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一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高达240万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每天光吃饭就要吃掉一座山。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狂烂炸，天空中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飞机将一辆辆运送物资的汽车，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十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
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500~60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战争费用使刚成立的新中国捉襟见肘。为了支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这笔巨额外债直到中国人普遍饿死的时候还没还完；但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但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土改，杀地主。从51年开始中央实行土改，将地主的个人资产统统没收，田地、农具分给农民，财产则全部上缴中央。表面上看是为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着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地主是剥削农民致富的，该将所有的财产分给农民才对，为什么只把田分下去了，财产却不分给穷人？共产党打土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地主的钱，这一点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建国后的土改几乎将中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因为抗美援朝实在太需要钱了。这一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干净，中国人彻底变穷了。
不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重大，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
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里，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2、三大改造
接下来，1956年，农民的土地拥有还不到两年，就被中共以合作社的形式又收回去了。广大农民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从52年到56年，中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官方至今不敢评价它正确与否，因为到今天为止，所有被改造过来的东西统统又被改了回去。当时被消灭的私有经济，今天却在大力恢复。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今天共产党的教科书中却明确指出，它“缺乏生机和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如果共产党今天自我标榜他的理论是对的，那他当时一定是作错了。而这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消灭了私有经济，代之以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工商业犹如一坛死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取缔了私营企业，代之以国营企业，大大减缓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到今天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一切靠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更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他们都消灭？现在知道错了，但是已经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得不到发展，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
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他们有机会做世界的品牌。而现在才开始发展，他们只好给外国人打工。
这种政策性失误只是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还不明显。但接下来的 政策失误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对中国而言，是从56年开始，中国进入政治灾难的多发期，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政策性失误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无法幸免，
最终导致经济的整体落后。
3、大跃进，三面红旗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给社会主义提意见，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当有识之士提出意见之后，却不料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诡计。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几乎将知识界的精英全部整肃。剩下的知识分子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别说党发展经济的路线不对，就是告诉他们蚂蚁比大象大，他们也不敢说那是错的。从此再没人敢说真话，一切遵从党的领导，党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是对的。这就为大跃进那样疯狂的年代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在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自然已没人敢抵制。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 《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纷纷遵照毛的指示，规定农业产量的高指标。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据科学估算，农产品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全国人都疯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符合他们痴心妄想的“科学依据”，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说共产党吹牛不脸红，你千万别不信，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共产党更会说瞎话的了。
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大跃进。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赶超英国，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炮楼也改成了炼钢炉。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上山，在校学生和老人也背着头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没有矿石的地方，工人拆暖气，农民砸锅卖铁。将一块块好铁放进锅炉，炼成废铁疙瘩，终于保证了年产一千万吨钢。
这场充满激情的愚蠢举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土法炼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自然环境开始恶化。炼钢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到头来却炼出一堆废铁，没产生出半点经济效益，却把老百姓折腾得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农业大量减产。“大跃进”期间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农作物成熟来不及收割，小麦、玉米、水稻烂在地里，白白损失几千万吨粮食。59年，饥荒开始出现。
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损失高达1200亿元。这种情况下本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尽力恢复才是，但三面红旗中的另外一面──人民公社却使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共产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老百姓谁都不好好干活，天天消极生产，做事磨洋工，混日子，农业产量急剧下降。59年，60年两年间农产品产量下降高达56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4。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官员虚报产量，高额征收粮食，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收走。农民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一家一家的人被活活饿死。三年中中国人饿死人数高达两千万，中华大地出现最悲惨的一幕：老百姓为了活下来，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城市里物资品亦极度匮乏，所有产品凭票供应，工人每日口粮只有200克，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效率低下的生产，加上人为的灾祸，使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城市农村，老百姓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饥荒过后，中国人的家底空了。
大跃进被列为二十世纪最蠢的事件之一。三年的“跃进”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苦。经济上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所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以前的水平。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一降再降，人民生活越来越穷，终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弹丸小国——日本超过。饿死几千万人，损失了数千亿社会财富，和平年代取得这样的成绩，真不知道共产党人怎么好意思让人坚持他的领导。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无知和欺骗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4、过度投入的军工生产。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就大肆宣扬要和"帝、修、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核大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困难中恢复过来，尚需调整，他们却罔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工业资源完全投入军工和重工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军费和军工产品的过度投入再度抽干了国民经济的血液。为了武装民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工厂日夜不停的赶造步枪，全国所有大小城市大挖防空洞，同时倾尽全国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造价高昂的战略导弹，集中力量研制卫星技术，开发核潜艇。这些工程无不耗资巨大：原子弹、氢弹的庞大规模和投入有目共睹；弹道导弹单枚造价就超过一千万美元 ；一颗卫星成本几亿美元，但地面相关设施，配套工程的投入却要上百亿美元，还有结构复杂的核潜艇，单艘耗资就超过10亿美元…….这些东西几乎用光了国家的储蓄。当我们为原子弹、氢弹而欢呼雀跃，当为卫星上天而兴奋的时候，却不知它们耗尽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
当年疯狂扩军备战的年代到底耗用了多少国家财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从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纪实文学中曾描绘说，一个城市生产出的步枪足可以武装城市里每一个人。而遍地开挖的防空洞更是可容纳上亿人。这些像地道一般阴森恐怖的防空洞，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木材和石料做支撑。要知道当时中国人住的还是茅草屋，很多人缺房住。如果用这些材料建设城市乡村，中国建得比现在好。而挖这些防空洞，人力和物力都白白浪费了。
今天当我们再看到那些防空洞时，绝大多数已被弃之不用，甚至早已被人遗忘了。那个年代生产出来的步枪，有的从生产出来就没用过；有些型号过时，早该淘汰了。倾尽国力研制出的原子弹、氢弹至今也没有用。而且现在中国已在国际上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使倾尽国力研制出来的成果变成一张废纸，毫无用处。当年卫星工程巨大的投入，如今早已成为国民生产中沉重的包袱。总之，耗资几千亿的军工生产到今天为止大部分都打了水漂。经济要发展，军费必须降下来。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最终拖跨了国民经济。整个六十年代，中国都在贫穷中度过，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今天当我们谴责别的国家军费激增，穷兵黩武时，却不知道当年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中国人宁可卖掉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来。现在我们有原子弹，有了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大国地位”，却不得不低三下四的向别人申请贷款、无偿援助，甚至提供各种优惠，作出种种承诺以便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这种大国地位，这种现实状况，我们细心去想一想，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些值么？如果中国有美国那样的财力，军费高点是可以的，但对当时那样一个穷国，百姓生活极端贫困，不去发展生产，而是拼命发展军备，最终成为国民生产中的巨大包袱，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5、过度的对外援助。
这一条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国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共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
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共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共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1958到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共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 ，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中共政府的真实写照？
6、三线建设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亿元。
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参见郑义）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趾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趾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髓的失误。
7、文化大革命
这十年完全是一场浩劫，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工厂生产陷于停顿，人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将正常的经济发展全部荒废。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的满腔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去互相斗，去批倒搞臭。文革由开始的文斗，开批斗会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互相杀人，神州大地出现了最野蛮的场面。打砸抢的红卫兵们口里喊着“造反有理”将中国彻底搞乱。仅在1967、1968两年的时间里，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一千亿元。十年中，中国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若干成就，那星星点点的成就怎么能够和损失相比？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是整体性的倒退，遭受的损失超过任何一次外敌入侵，掠夺，和任何不平等条约。
十年文革结束，中国损失八千亿，整了一亿人。消灭了知识界的精英，毁掉了人们的道德基础。焚毁了无数的民间古典珍贵书籍，捣毁了无数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财产损失。长达十年的动乱还使中国社会遭受前所唯有的动荡：1000万户家庭被抄，两千万人被批斗，毒打，数十万人被逼自杀。亲人互相出卖，夫妻反目成仇，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人自危，生怕一句话说错，一个字写错而导致家毁人亡。国民经济在这种严重冲击和干扰下，根本无法发展。粮食产量持续下跌，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悲惨。国营企业十年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发展严重迟缓。混乱的管理，臃肿的机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式的经营状况，使国企发展步履维艰。死气沉沉的国民经济，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彻底落后了。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8年的统治中，抗美援朝，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扩军备战，文化大革命，及数不清的对外援助，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失误，使中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建国时原本不穷的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中，一步步变穷。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而共产党建立起来的这个落后的社会制度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给人们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以毁灭性打击。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中国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从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这么耀眼的成绩，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结果。
8、贪污腐败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前所未有的灾难超过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全部损失。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共产党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
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拿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
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看看中央政治局那些常委们，那些高干子女们，他们哪个捞得少？想想这个，任何人都心安理得了。
中共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腐败组织，不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哪个贪污腐败的程度都赶不上他。共产党官员们也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共产党员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绝对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共产党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共产党人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怎么说是他共产党领导了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共产党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9、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本来一百万的工厂，因为领导们吃了回扣，十万块就卖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 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共产党的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遭到来自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素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与委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朱镕基的政策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拖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这种可怕的状况最终没能瞒过一个海外律师——章家敦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10、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产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11、惊人的浪费
现在各地都有一种投资建设的浪潮，投资项目不考虑日后的经济效益，盲目投入，等建成了却没多大用处，白白浪费。三峡工程，那个地方是不适合建大坝的，不但投资巨大，而且遗患无穷。但错误的决策使三峡工程上马。即使三峡不出事，几十年后，三峡就会变成一个大臭水坑，什么美景，统统破坏。为什么还要上马，因为贪官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他们心中明白，赚不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是有工程，肯定就有贪污的机会，能从中捞到油水，这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该建的工程建了，不该投入把钱投入进去了，建了之后却没有经济效益，白白浪费大量的资金。
昆明世博会，政府投资额高达290个亿，但博览会期间游客不足十万亿，净亏289亿。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了一千多亿的资金给西部，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效果，西部依然落后，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没人知道这一千亿的资金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粤海铁路，投资额高达48亿，但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磁悬浮更是不伦不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根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建成了就是亏损。还有小小一个珠海市也敢盖国际机场，修F1赛道，真不知道这些官员脑子是否进水了？！盲目投资，胡乱建设。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入到头来连基本投资都收不回来，使政府部门背了一大堆债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前花完了以后的财政收入，不得已而搞集资，摊派，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使人民不堪其苦。
国家制定的政策是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用公款投资提供了最好借口，也是导致各地项目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但那些中央领导们应该知道，政府投资注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政府部门的项目，没人敢管，即使知道预算有黑洞，谁敢惹他们？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至少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质量却粗制滥造，要不了多久就要重新返工。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桥梁，还是江防大堤，到处都有腐败的身影，到处都有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事故频繁，损失严重。一个个彩虹桥断裂，一座座危房倒塌，98年洪水只因一个豆腐渣大堤，就使中国损失几千亿元。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工程，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
官员造成的浪费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大项目，还有官员的政绩工程。当官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花巨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建些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捞资本，却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中央制定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偏重官员政绩，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只要有短期效益就可以，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他们不去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涸泽而渔(竭泽而渔)，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环境不堪重负。不依赖正常的技术进步，而过于偏重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走上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五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粗纺（粗放）型的经济，消耗式的发展模式，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投资额竟是日本的三十五倍，其他的三十四倍都浪费掉了。不重视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一味招商引资，将国外严重污染的项目引来，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些环境污染会让我们以后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去治理，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承受不起……
2013年10月12日星期六
在中国挖掘公司内幕的高昂代价
2013年10月11日 華爾街日報
加拿大股票分析师黄昆被关押在中国洛阳的一所监狱里已经超过了一年，他被指控诽谤了一家在纽约和多伦多两地上市的加拿大公司。2011年，一份由黄昆的雇主、一家对冲基金所发布的报告宣称，通过化验，他们发现从希尔威金属矿业有限公司(Silvercorp
Metals,
简称希尔威)旗下一个矿场获得的矿石样品的银品位很低。对黄昆来讲不幸的是，希尔威的这个矿场是洛阳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当地的知名企业，洛阳的公诉机关不仅对黄昆提出了诽谤指控，还指控他通过非法安装摄像头获取了有关矿场运营的视频。经过了9月10日一天的开庭审理后，这位36岁的分析师目前正在等待判决结果，看法官是否会判他有罪并在监狱再度过三年的光阴。一位加拿大领事将洛阳的这所监狱描述为“悲惨”之地。在中国，很少有审判是以宣告无罪而告终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自2012年5月以来，已有数百名分析人员在帮助外国投资者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过程中，或按照外国反贿赂法律的要求对跨国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被抓捕。黄昆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多数被批捕的分析人士都是中国公民，但是公众对被捕外国公民的关注度更高。中国的电视媒体最近播放了著名的欺诈调查员韩飞龙(Peter Humphrey)带着手铐的画面。韩飞龙是一名英国人，他与他的美籍妻子一同受到指控，理由是，他们在上海的中慧公司(ChinaWhys)在对数十家中国企业进行背景调查的过程中，非法获取了国家机密信息。他们调查的公司中就包括希尔威（股票代码：SVM）。
分析人士频繁被捕，可能是对在美上市的中资概念股日益遇冷的回应。对于通过“反向收购”在美国借壳上市的公司来说，黄昆和韩飞龙这样的调查人员帮助曝光了有损这些公司形象的证据，引发了一波卖空、摘牌以及由美国监管部门发出欺诈指控的高潮（参见2010年8月28日发表的文章《当心此类中国出口》(Beware This Chinese Export)）。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资概念股的整体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中资企业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大潮也几乎已经终止─2013年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只有一家。当美国投资者向中资概念投来冷漠的目光时，中资企业高管的不悦可以理解，然而中国中央政府也似乎心怀不满。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去年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抨击美国卖空者针对中国企业的批评是居心叵测，目的是“通过损害中国初创企业的声誉以获利”，并加深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偏见。
黄昆案宣判在即，标志着希尔威事件是在中国打击调查人员行动中走得最远的。同时，鉴于黄昆和他的同事在被洛阳警方调查期间秘密地收集了大量的书面及视频资料，这个事件的记录也是最为详尽的。黄昆所在对冲基金公司的老板乔恩·卡尼斯(Jon Carnes)把这些资料分享给了《巴伦周刊》(Barron’s)以及温哥华的监管和司法部门官员。卡尼斯的投资公司和希尔威的总部都位于温哥华。卡尼斯称，针对他提出的指控──即希尔威指挥洛阳检控其批评者并为此支付费用，加拿大政府已经启动了针对希尔威的贿赂调查。在卡尼斯分享的文件中，有一些据他称是希尔威负担警方费用的证据，希尔威是洛阳最大的用人和纳税单位之一。希尔威和当地警方均否认双方交往中有腐败行为。
从最低限度来说，中国对企业调查活动的打压意味着投资者不得不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押注中国企业。黄昆曾经进行的调查类似于西方的企业调查方式，是负责任的选股者在买入或卖空某只股票前所做“前期调查测试”的一部分。卡尼斯表示：“我无法改变我们在中国进行投资调查的方式。”他还表示：“如果我们想要发现真相，我们就必须展开实地调查。我们的调查行为并未违反任何中国和外国的法律。”
在从中国逃往伦敦后，黄昆的同事魏海章（英文名为Michael）在一份寄至洛阳当地法院的书面陈述中写道：“我深信黄昆是无辜的。”魏海章拍摄了一些照片和视频，他称这些照片和视频显示了数张抬头为希尔威的发票出现在了对他进行询问的警察的办公桌上（左图）。魏海章在8月份出具的这份书面陈述中称，希尔威对洛阳警方的“报酬”使得洛阳警方沦为了该公司的“工具”。虽然希尔威不愿与《巴伦周刊》对话，但希尔威表示，这些发票一定是由该对冲基金集团伪造的。中国的公诉机关对黄昆表示，他提出的贿赂指控没有说服力。
魏海章在他的书面陈述中态度乐观：“纸包不住火，事实终究会浮出水面。”
在逃离中国前，魏海章通过谎称愿意与冯毅（音译）等洛阳警察进行合作而避免了监禁。冯毅是侦办希尔威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在魏海章录制的几段自己与警察的对话中，冯毅曾经表示，黄昆拒不悔改，必将因诽谤警方和希尔威受到惩罚─即使需要编造指控，警方也在所不辞。在一段对话中，他对魏海章表示：“如果你身处外国的经济体系或者金融市场的范畴之中，言论自由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些言论并不适宜。实际上，它们违反了中国的某些法律。”
他说：“黄昆的好日子为数不多了。”《巴伦周刊》请两位讲普通话的人核实了上述对话的内容。
冯毅最近告知《巴伦周刊》，他本人和他的同事都无权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他建议美国领事馆将我们的问题提交至中国外交部。《巴伦周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希尔威的发言人洛恩·沃尔德曼(Lorne Waldman)也没有回应我们关于中国审理希尔威批评者的问题，他说此事属于“仍在诉讼之中的内容”。
无论洛阳公诉机关的判决结果如何，黄昆和他的同事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们对希尔威的怀疑。在过去的几年中，希尔威一直在不断下调其宣称的银矿品位，其目前对外公布的银品位只有初始值的三分之一。9月初，希尔威的言论似乎证实了这家对冲基金公司的发现。希尔威对股东表示，该公司的银矿品位已经下降，因为承包商在其河南银矿开采出的银矿石中掺入了“废石”，其目的是增加运输付款和开采费用。自2011年3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后，希尔威的年度每股收益已经从每股40美分降至了每股16美分。其在纽约证?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也已经从2011年的高点每股16美元降至了近期的3.27美元。
黄昆在获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会计与金融学位后，于2006年加入了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对冲基金公司EOS控股(EOS Holdings)。EOS的老板卡尼斯在早期曾经是中国小型企业的投资人，他以勤勉的投资调查著称。当他进行的实地调查使他确信某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的价值远低于其股价时，卡尼斯就毫不迟疑地卖空它。卡尼斯开始直接在网络上发表看跌观点，但将调研报告匿名发表在Alfredlittle.com网站上，主要是担心EOS的研究人员会遭到报复。
2011年9月，Alfredlittle.com发布报告，公布了据称是在洛阳采集的、从希尔威的几辆矿车上掉下来的矿石的检测结果，引发了对希尔威业务的担忧。鉴于希尔威的股票大跌20%，该公司董事长冯锐对他称之为“错误及欺骗”的卖空袭击展开了反击。希尔威在公司网站上公布了大量的反驳材料，并表示来自毕马威(KPMG)的法务会计已经检查了该公司的部分财务状况。希尔威还在纽约提起了针对“匿名”诽谤者的诉讼，并申请加拿大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介入寻找欺诈嫌疑犯的调查。
洛阳公安局的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则更快地作出了回应。魏海章称，后来他被告知，警方找到了一张显示当地一名研究员将矿石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的监控照片，随后发现这名研究员曾经入驻过矿区附近的一家酒店。这名研究员供出了黄昆和魏海章的名字，他们两人当时分别在成都和西安为EOS工作。洛阳警方于2011年12月20日逮捕了魏海章，在他承诺与警方合作并支付了大约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９８，０００元）后才将其释放，警方对这笔款项开具了名为“归还非法所得”的收据。一周之后，警方在北京机场逮捕了黄昆。警方对黄昆进行了搜身，没收了他的加拿大护照和笔记本电脑，随后驾车将他押解至洛阳。黄昆称，在支付了大约3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１９６，０００元）后他被警方释放。卡尼斯持有这些收据的复印件，希尔威的一名高管还作为见证人签了字。
魏海章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洛阳警方试图让EOS的分析师在事先写好的供词上签字，供词声称他们用来进行虚假化学检测的并非是希尔威的矿石，而是路边的石头。加拿大籍的黄昆拒绝在这份他称之为虚假供述的文件上签字。但是33岁的中国公民魏海章并不能奢望外国政府会对他施以援手。魏海章使警方相信了自己将作出对同事不利的证词，并且在供词上签了字。在逃往伦敦后，魏海章称这些供词是虚假的，自己是被迫签署的。他对《巴伦周刊》表示：“如果我不说他们想要我说的内容，我就会被关进监狱。”
不愿妥协的黄昆于2012年7月22日被关进了监狱。在此之前的几天，《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报道了EOS老板卡尼斯对中国警方听命于希尔威的怀疑，希尔威对此予以否认。在审理希尔威提起的诽谤诉讼的纽约法庭上，卡尼斯在书面陈述中申辩称，希尔威在举证请求书中提及的一份EOS的电话及地址清单，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警方所没收的黄昆笔记本电脑上的通讯录。卡尼斯在书面陈述中表示，希尔威提供的清单与该笔记本电脑中存储的清单具有同样的打印错误，并且清单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实际上是自己家的飞行常客账号。在否认上述信息来源于中国警方后，希尔威撤销了举证请求书。法官卡罗尔·埃德米德(Carol Edmead)于2012年8月驳回了希尔威的诉讼，称希尔威并未指出Alfredlittle.com报告中的任何不实陈述。她裁定Alfredlittle.com报告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意见表达。希尔威并未就法官裁决提起上诉。
2012年9月，加拿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道了卡尼斯有关希尔威资助洛阳警方查案的指称。在被关押前，黄昆向该报提供了据他称是冯毅警官的酒店发票复印件，这些发票的抬头为希尔威旗下的矿业子公司，是冯毅带黄昆进行多次走访调查时开具的。《环球邮报》称，经过与相关酒店和当地税务机关的核实，这些发票是真实的。希尔威对该报称，卡尼斯一定是伪造了这些文件。
但是，据卡尼斯称，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洛阳警方收取希尔威贿赂的证据。2012年5月8日，魏海章虽然正在接受调查，但仍为自由之身，他来到洛阳市公安局试图取回自己的护照，借口是他需要护照以注册特许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的考试。虽然他此次未能拿回护照，但是他在公安局拍摄到了一些视频。在警察把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的几分钟内，魏海章蹑手蹑脚地走到了警察的办公桌旁，晃得厉害的视频记录拍摄下了办公桌上成堆的文件。魏海章在视频中用iPhone拍下了警察的出差发票，据他称这些发票符合警察对EOS的研究人员进行走访调查的行程。发票上显示的付款单位是希尔威控股比例为78%的中国子公司─河南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Henan Found Mining)。
魏海章这段偷拍视频的其他部分显示，冯毅警告魏海章称，他最好能在庭审中作证，否则他会遭受比他的“傻瓜”同事黄昆还惨的待遇。魏海章视频中的警察能够被辨识出，因为卡尼斯提供了据他称是该警察证件的复印件。
视频中的警察承认EOS做空的一些公司可能存在自身的缺陷。他说：“但你现在要纠缠希尔威，事情就升级了。他们现在拥有某些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支持，所以你就必须受到惩罚。”
冯毅继续说：“如果我们从刑法中找不到相关的条款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会做出新的解释。我甚至会给你编造一个罪名。”
今年4月，魏海章身处软禁状态并仍在继续假装配合警方，当时他来到另一座城市的公安局，谎称自己遗失了护照。由于不清楚洛阳的状况，当地警察帮他办理了加急护照，这使他得以逃至柬埔寨。在卡尼斯的帮助下，魏海章顺利抵达了伦敦，目前他正在那里等待加拿大是否会允许他前往温哥华为卡尼斯工作。魏海章说，他甚至给冯毅打了电话，冯毅软硬兼施地说，如果他不回来出庭作证，他将永远不能回到中国。
黄昆的故事则更加悲惨。2012年7月，黄昆入狱，与其他24名犯人被一同关押在面积约为28平方米的牢房内。他的体重减轻了约18公斤。据熟悉洛阳监狱的人士称，那里的犯人被迫无偿在一家工厂内劳动，他们的工作任务是组装圣诞节彩灯等商品，而110伏的电压则暗示这些商品将发往北美销售。
唐·戴维斯(Don Davies)是代表温哥华地区的加拿大下议院议员，黄昆的父亲就居住在那里。戴维斯表示，在这件事上，加拿大政府可能裹足不前。他表示，由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政府一直在积极地吸引中国的投资与贸易。在回应《巴伦周刊》的问题时，加拿大外交部的发言人称：“我们与中国当地政府保持着联系，我们正在密切地关注事态进展。”
卡尼斯称，他的基金做空了约13万股希尔威的股票。虽然从中获利250万美元，但他已经将大部分收益用在了支付黄昆、魏海章以及他本人的辩护费用上。
9月10日，黄昆因被指控诽谤希尔威以及使用非法监控录像监视矿区活动而受审。魏海章没有回国出庭作证。被允许参加本次庭审的只有黄昆的两名律师以及希尔威的一名律师。根据辩护律师发送给卡尼斯的庭审记录显示，警官冯毅称，在魏海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桌和出差发票都不是他的。当辩护律师问及冯毅被拍摄的言论时，他表示无可奉告。
卡尼斯表示，关押投资研究人员并不是提振中国概念股股价的正确方式。他说：“腐败只会让投资者丧失信任，而信任是影响外国股市投资决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据中国媒体报道，自2012年5月以来，已有数百名分析人员在帮助外国投资者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过程中，或按照外国反贿赂法律的要求对跨国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被抓捕。黄昆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多数被批捕的分析人士都是中国公民，但是公众对被捕外国公民的关注度更高。中国的电视媒体最近播放了著名的欺诈调查员韩飞龙(Peter Humphrey)带着手铐的画面。韩飞龙是一名英国人，他与他的美籍妻子一同受到指控，理由是，他们在上海的中慧公司(ChinaWhys)在对数十家中国企业进行背景调查的过程中，非法获取了国家机密信息。他们调查的公司中就包括希尔威（股票代码：SVM）。
分析人士频繁被捕，可能是对在美上市的中资概念股日益遇冷的回应。对于通过“反向收购”在美国借壳上市的公司来说，黄昆和韩飞龙这样的调查人员帮助曝光了有损这些公司形象的证据，引发了一波卖空、摘牌以及由美国监管部门发出欺诈指控的高潮（参见2010年8月28日发表的文章《当心此类中国出口》(Beware This Chinese Export)）。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资概念股的整体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中资企业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大潮也几乎已经终止─2013年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只有一家。当美国投资者向中资概念投来冷漠的目光时，中资企业高管的不悦可以理解，然而中国中央政府也似乎心怀不满。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去年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抨击美国卖空者针对中国企业的批评是居心叵测，目的是“通过损害中国初创企业的声誉以获利”，并加深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偏见。
黄昆案宣判在即，标志着希尔威事件是在中国打击调查人员行动中走得最远的。同时，鉴于黄昆和他的同事在被洛阳警方调查期间秘密地收集了大量的书面及视频资料，这个事件的记录也是最为详尽的。黄昆所在对冲基金公司的老板乔恩·卡尼斯(Jon Carnes)把这些资料分享给了《巴伦周刊》(Barron’s)以及温哥华的监管和司法部门官员。卡尼斯的投资公司和希尔威的总部都位于温哥华。卡尼斯称，针对他提出的指控──即希尔威指挥洛阳检控其批评者并为此支付费用，加拿大政府已经启动了针对希尔威的贿赂调查。在卡尼斯分享的文件中，有一些据他称是希尔威负担警方费用的证据，希尔威是洛阳最大的用人和纳税单位之一。希尔威和当地警方均否认双方交往中有腐败行为。
从最低限度来说，中国对企业调查活动的打压意味着投资者不得不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押注中国企业。黄昆曾经进行的调查类似于西方的企业调查方式，是负责任的选股者在买入或卖空某只股票前所做“前期调查测试”的一部分。卡尼斯表示：“我无法改变我们在中国进行投资调查的方式。”他还表示：“如果我们想要发现真相，我们就必须展开实地调查。我们的调查行为并未违反任何中国和外国的法律。”
在从中国逃往伦敦后，黄昆的同事魏海章（英文名为Michael）在一份寄至洛阳当地法院的书面陈述中写道：“我深信黄昆是无辜的。”魏海章拍摄了一些照片和视频，他称这些照片和视频显示了数张抬头为希尔威的发票出现在了对他进行询问的警察的办公桌上（左图）。魏海章在8月份出具的这份书面陈述中称，希尔威对洛阳警方的“报酬”使得洛阳警方沦为了该公司的“工具”。虽然希尔威不愿与《巴伦周刊》对话，但希尔威表示，这些发票一定是由该对冲基金集团伪造的。中国的公诉机关对黄昆表示，他提出的贿赂指控没有说服力。
魏海章在他的书面陈述中态度乐观：“纸包不住火，事实终究会浮出水面。”
在逃离中国前，魏海章通过谎称愿意与冯毅（音译）等洛阳警察进行合作而避免了监禁。冯毅是侦办希尔威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在魏海章录制的几段自己与警察的对话中，冯毅曾经表示，黄昆拒不悔改，必将因诽谤警方和希尔威受到惩罚─即使需要编造指控，警方也在所不辞。在一段对话中，他对魏海章表示：“如果你身处外国的经济体系或者金融市场的范畴之中，言论自由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些言论并不适宜。实际上，它们违反了中国的某些法律。”
他说：“黄昆的好日子为数不多了。”《巴伦周刊》请两位讲普通话的人核实了上述对话的内容。
冯毅最近告知《巴伦周刊》，他本人和他的同事都无权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他建议美国领事馆将我们的问题提交至中国外交部。《巴伦周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希尔威的发言人洛恩·沃尔德曼(Lorne Waldman)也没有回应我们关于中国审理希尔威批评者的问题，他说此事属于“仍在诉讼之中的内容”。
无论洛阳公诉机关的判决结果如何，黄昆和他的同事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们对希尔威的怀疑。在过去的几年中，希尔威一直在不断下调其宣称的银矿品位，其目前对外公布的银品位只有初始值的三分之一。9月初，希尔威的言论似乎证实了这家对冲基金公司的发现。希尔威对股东表示，该公司的银矿品位已经下降，因为承包商在其河南银矿开采出的银矿石中掺入了“废石”，其目的是增加运输付款和开采费用。自2011年3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后，希尔威的年度每股收益已经从每股40美分降至了每股16美分。其在纽约证?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也已经从2011年的高点每股16美元降至了近期的3.27美元。
黄昆在获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会计与金融学位后，于2006年加入了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对冲基金公司EOS控股(EOS Holdings)。EOS的老板卡尼斯在早期曾经是中国小型企业的投资人，他以勤勉的投资调查著称。当他进行的实地调查使他确信某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的价值远低于其股价时，卡尼斯就毫不迟疑地卖空它。卡尼斯开始直接在网络上发表看跌观点，但将调研报告匿名发表在Alfredlittle.com网站上，主要是担心EOS的研究人员会遭到报复。
2011年9月，Alfredlittle.com发布报告，公布了据称是在洛阳采集的、从希尔威的几辆矿车上掉下来的矿石的检测结果，引发了对希尔威业务的担忧。鉴于希尔威的股票大跌20%，该公司董事长冯锐对他称之为“错误及欺骗”的卖空袭击展开了反击。希尔威在公司网站上公布了大量的反驳材料，并表示来自毕马威(KPMG)的法务会计已经检查了该公司的部分财务状况。希尔威还在纽约提起了针对“匿名”诽谤者的诉讼，并申请加拿大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介入寻找欺诈嫌疑犯的调查。
洛阳公安局的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则更快地作出了回应。魏海章称，后来他被告知，警方找到了一张显示当地一名研究员将矿石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的监控照片，随后发现这名研究员曾经入驻过矿区附近的一家酒店。这名研究员供出了黄昆和魏海章的名字，他们两人当时分别在成都和西安为EOS工作。洛阳警方于2011年12月20日逮捕了魏海章，在他承诺与警方合作并支付了大约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９８，０００元）后才将其释放，警方对这笔款项开具了名为“归还非法所得”的收据。一周之后，警方在北京机场逮捕了黄昆。警方对黄昆进行了搜身，没收了他的加拿大护照和笔记本电脑，随后驾车将他押解至洛阳。黄昆称，在支付了大约3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１９６，０００元）后他被警方释放。卡尼斯持有这些收据的复印件，希尔威的一名高管还作为见证人签了字。
魏海章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洛阳警方试图让EOS的分析师在事先写好的供词上签字，供词声称他们用来进行虚假化学检测的并非是希尔威的矿石，而是路边的石头。加拿大籍的黄昆拒绝在这份他称之为虚假供述的文件上签字。但是33岁的中国公民魏海章并不能奢望外国政府会对他施以援手。魏海章使警方相信了自己将作出对同事不利的证词，并且在供词上签了字。在逃往伦敦后，魏海章称这些供词是虚假的，自己是被迫签署的。他对《巴伦周刊》表示：“如果我不说他们想要我说的内容，我就会被关进监狱。”
不愿妥协的黄昆于2012年7月22日被关进了监狱。在此之前的几天，《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报道了EOS老板卡尼斯对中国警方听命于希尔威的怀疑，希尔威对此予以否认。在审理希尔威提起的诽谤诉讼的纽约法庭上，卡尼斯在书面陈述中申辩称，希尔威在举证请求书中提及的一份EOS的电话及地址清单，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警方所没收的黄昆笔记本电脑上的通讯录。卡尼斯在书面陈述中表示，希尔威提供的清单与该笔记本电脑中存储的清单具有同样的打印错误，并且清单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实际上是自己家的飞行常客账号。在否认上述信息来源于中国警方后，希尔威撤销了举证请求书。法官卡罗尔·埃德米德(Carol Edmead)于2012年8月驳回了希尔威的诉讼，称希尔威并未指出Alfredlittle.com报告中的任何不实陈述。她裁定Alfredlittle.com报告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意见表达。希尔威并未就法官裁决提起上诉。
2012年9月，加拿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道了卡尼斯有关希尔威资助洛阳警方查案的指称。在被关押前，黄昆向该报提供了据他称是冯毅警官的酒店发票复印件，这些发票的抬头为希尔威旗下的矿业子公司，是冯毅带黄昆进行多次走访调查时开具的。《环球邮报》称，经过与相关酒店和当地税务机关的核实，这些发票是真实的。希尔威对该报称，卡尼斯一定是伪造了这些文件。
但是，据卡尼斯称，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洛阳警方收取希尔威贿赂的证据。2012年5月8日，魏海章虽然正在接受调查，但仍为自由之身，他来到洛阳市公安局试图取回自己的护照，借口是他需要护照以注册特许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的考试。虽然他此次未能拿回护照，但是他在公安局拍摄到了一些视频。在警察把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的几分钟内，魏海章蹑手蹑脚地走到了警察的办公桌旁，晃得厉害的视频记录拍摄下了办公桌上成堆的文件。魏海章在视频中用iPhone拍下了警察的出差发票，据他称这些发票符合警察对EOS的研究人员进行走访调查的行程。发票上显示的付款单位是希尔威控股比例为78%的中国子公司─河南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Henan Found Mining)。
魏海章这段偷拍视频的其他部分显示，冯毅警告魏海章称，他最好能在庭审中作证，否则他会遭受比他的“傻瓜”同事黄昆还惨的待遇。魏海章视频中的警察能够被辨识出，因为卡尼斯提供了据他称是该警察证件的复印件。
视频中的警察承认EOS做空的一些公司可能存在自身的缺陷。他说：“但你现在要纠缠希尔威，事情就升级了。他们现在拥有某些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支持，所以你就必须受到惩罚。”
冯毅继续说：“如果我们从刑法中找不到相关的条款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会做出新的解释。我甚至会给你编造一个罪名。”
今年4月，魏海章身处软禁状态并仍在继续假装配合警方，当时他来到另一座城市的公安局，谎称自己遗失了护照。由于不清楚洛阳的状况，当地警察帮他办理了加急护照，这使他得以逃至柬埔寨。在卡尼斯的帮助下，魏海章顺利抵达了伦敦，目前他正在那里等待加拿大是否会允许他前往温哥华为卡尼斯工作。魏海章说，他甚至给冯毅打了电话，冯毅软硬兼施地说，如果他不回来出庭作证，他将永远不能回到中国。
黄昆的故事则更加悲惨。2012年7月，黄昆入狱，与其他24名犯人被一同关押在面积约为28平方米的牢房内。他的体重减轻了约18公斤。据熟悉洛阳监狱的人士称，那里的犯人被迫无偿在一家工厂内劳动，他们的工作任务是组装圣诞节彩灯等商品，而110伏的电压则暗示这些商品将发往北美销售。
唐·戴维斯(Don Davies)是代表温哥华地区的加拿大下议院议员，黄昆的父亲就居住在那里。戴维斯表示，在这件事上，加拿大政府可能裹足不前。他表示，由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政府一直在积极地吸引中国的投资与贸易。在回应《巴伦周刊》的问题时，加拿大外交部的发言人称：“我们与中国当地政府保持着联系，我们正在密切地关注事态进展。”
卡尼斯称，他的基金做空了约13万股希尔威的股票。虽然从中获利250万美元，但他已经将大部分收益用在了支付黄昆、魏海章以及他本人的辩护费用上。
9月10日，黄昆因被指控诽谤希尔威以及使用非法监控录像监视矿区活动而受审。魏海章没有回国出庭作证。被允许参加本次庭审的只有黄昆的两名律师以及希尔威的一名律师。根据辩护律师发送给卡尼斯的庭审记录显示，警官冯毅称，在魏海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桌和出差发票都不是他的。当辩护律师问及冯毅被拍摄的言论时，他表示无可奉告。
卡尼斯表示，关押投资研究人员并不是提振中国概念股股价的正确方式。他说：“腐败只会让投资者丧失信任，而信任是影响外国股市投资决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
梁京：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
中秋长假刚过，中国经济就传来坏消息：不到3个月，钱荒又来了。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自9月6日以来，银行间拆借隔夜利率就一路攀升，到中秋节前夕，已经从2.95％升至3.56％，而月利率则从4.48%飙升至5.91%。于是，当局已经决定对信贷经济刹车，尤其是房贷事实上已经全面停止。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923/n387024222.shtml
6月的钱荒，一半是货币政策当局主动进行"压力测试"，看收紧银根后市场能否把利率稳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结果发现利率狂飙，经济有瞬时崩盘之虞。于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压倒了克强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当局决定以"定向"放松银根的办法，支持实体经济，稳住经济增长。这一次钱荒再起，说明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看透了中央当局不敢放缓经济增速的底牌，于是再掀推高地价房价的高潮，于此同时，权势阶层已经普遍形成判断，中国经济，乃至中共政权大势已去，于是大笔资金连最后再捞一把也顾不上，纷纷外逃。最有意思的是，对大量资金外逃，当局不仅不加阻止，反而畅通渠道，这自然加剧了国内资金的短缺。
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吗？种种迹象表明，确实如此。事实上，连当权者也在为此做准备了，刑拘王功权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未雨绸缪。甚至一些继续唱好中国经济的所谓专家，也是在为掩护权贵和资金外逃释放烟幕。
在这个背景下，外媒"唱衰中国"也进一步升级。最新一期《FT周末杂志》英文版，借薄熙来被宣判之机，把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共还能生存多久"作为重头文章的大标题。文章说，一位党校学者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中央党校举办了一个级别极高的内部研讨会，会上有高层人物直接了当地问党校学者："你们认为中共政权还能坚持几年，一旦崩溃，你们有什么主意？" 这位不敢公开姓名的教授说，"老实讲，中国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
6月的钱荒，一半是货币政策当局主动进行"压力测试"，看收紧银根后市场能否把利率稳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结果发现利率狂飙，经济有瞬时崩盘之虞。于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压倒了克强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当局决定以"定向"放松银根的办法，支持实体经济，稳住经济增长。这一次钱荒再起，说明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看透了中央当局不敢放缓经济增速的底牌，于是再掀推高地价房价的高潮，于此同时，权势阶层已经普遍形成判断，中国经济，乃至中共政权大势已去，于是大笔资金连最后再捞一把也顾不上，纷纷外逃。最有意思的是，对大量资金外逃，当局不仅不加阻止，反而畅通渠道，这自然加剧了国内资金的短缺。
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吗？种种迹象表明，确实如此。事实上，连当权者也在为此做准备了，刑拘王功权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未雨绸缪。甚至一些继续唱好中国经济的所谓专家，也是在为掩护权贵和资金外逃释放烟幕。
在这个背景下，外媒"唱衰中国"也进一步升级。最新一期《FT周末杂志》英文版，借薄熙来被宣判之机，把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共还能生存多久"作为重头文章的大标题。文章说，一位党校学者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中央党校举办了一个级别极高的内部研讨会，会上有高层人物直接了当地问党校学者："你们认为中共政权还能坚持几年，一旦崩溃，你们有什么主意？" 这位不敢公开姓名的教授说，"老实讲，中国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
http://www.ft.com/cms/s/2/533a6374-1fdc-11e3-8861-00144feab7de.html#slide0
所有人都明白，只要经济繁荣还能持续下去，中共是不会垮台的。而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不看好中共政权，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混不下去了。这一次中国经济为什么混不下去了？唱衰中国的人是否会再次遭到那些唱好中国经济的人嘲笑？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笔名"牛刀"的经济评论家值得格外关注。牛刀是何许人，网上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但多年来，此人对中共不顾后果，疯狂掠夺民脂民膏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坚持进行很专业的批评。博客点击总数已经接近一亿。最近一段时间，牛刀更以近乎每日一篇的频率，对中国经济的大势，进行高水平的分析，引起更多读者，也包括官方的关注。有些评论显然已经遭到"和谐"，看不到了。
本月16日牛刀发表的博文题目是"一线城市不跌80%就不是泡沫破灭"。这篇博文传播很广。牛刀在文中预言，"这一次危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前苏联的最大危机，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实际上，苗头已经出现，目前还没有影响所有的人，因此在社会上还没有强烈的反应。那么，什么是苗头呢？其一，2013年一季度信贷增长68%，而GDP只增长7.7%，这个数据说明，依赖投资在中国已经完全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潜藏在后面的危机是，银行烂帐坏账堆积如山，再多的信贷也不能用在实际项目上，只有这个潜藏的危机才会造成这种窘境；其二，2013年6月，美元微幅出逃新经济体国家，中国银行系统出现钱荒，可想而知，在美元大量出逃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刺破泡沫了。那么，什么是影响所有人的巨大危机呢？其一，人民币出现断崖式下跌，没有这个现象不能说明出现重大危机，因为本次危机是滥发货币导致的，最后一定会影响到人民币走势出现逆转，从单边升值到狂跌，最后跌到什么程度谁都不知道。我在《货币狼烟》中建立的数据模型是人民币会跌倒22元，而有的财经专栏作家说，兑美元会跌倒100元；其二，全国房价泡沫同时破灭，一线城市房价跌去80%以上，因为这是泡沫最大的城市，理所当然，在资金集中出逃时房价跌去更多，北京如果不跌去80%根本就不能称为是泡沫破灭。这才是经济危机。"
http://m.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2e4uu.html#page=6
当然，还会有相当多的人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牛刀的可怕预言。不过，当局悄悄删除牛刀的一些博文，以及发改委急忙与另外一位预言房价崩盘的金融专家国世平撇清关系告诉我们，当局很怕老百姓相信他们的预言。（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所有人都明白，只要经济繁荣还能持续下去，中共是不会垮台的。而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不看好中共政权，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混不下去了。这一次中国经济为什么混不下去了？唱衰中国的人是否会再次遭到那些唱好中国经济的人嘲笑？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笔名"牛刀"的经济评论家值得格外关注。牛刀是何许人，网上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但多年来，此人对中共不顾后果，疯狂掠夺民脂民膏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坚持进行很专业的批评。博客点击总数已经接近一亿。最近一段时间，牛刀更以近乎每日一篇的频率，对中国经济的大势，进行高水平的分析，引起更多读者，也包括官方的关注。有些评论显然已经遭到"和谐"，看不到了。
本月16日牛刀发表的博文题目是"一线城市不跌80%就不是泡沫破灭"。这篇博文传播很广。牛刀在文中预言，"这一次危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前苏联的最大危机，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实际上，苗头已经出现，目前还没有影响所有的人，因此在社会上还没有强烈的反应。那么，什么是苗头呢？其一，2013年一季度信贷增长68%，而GDP只增长7.7%，这个数据说明，依赖投资在中国已经完全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潜藏在后面的危机是，银行烂帐坏账堆积如山，再多的信贷也不能用在实际项目上，只有这个潜藏的危机才会造成这种窘境；其二，2013年6月，美元微幅出逃新经济体国家，中国银行系统出现钱荒，可想而知，在美元大量出逃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刺破泡沫了。那么，什么是影响所有人的巨大危机呢？其一，人民币出现断崖式下跌，没有这个现象不能说明出现重大危机，因为本次危机是滥发货币导致的，最后一定会影响到人民币走势出现逆转，从单边升值到狂跌，最后跌到什么程度谁都不知道。我在《货币狼烟》中建立的数据模型是人民币会跌倒22元，而有的财经专栏作家说，兑美元会跌倒100元；其二，全国房价泡沫同时破灭，一线城市房价跌去80%以上，因为这是泡沫最大的城市，理所当然，在资金集中出逃时房价跌去更多，北京如果不跌去80%根本就不能称为是泡沫破灭。这才是经济危机。"
http://m.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2e4uu.html#page=6
当然，还会有相当多的人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牛刀的可怕预言。不过，当局悄悄删除牛刀的一些博文，以及发改委急忙与另外一位预言房价崩盘的金融专家国世平撇清关系告诉我们，当局很怕老百姓相信他们的预言。（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袁剑：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
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来源：爱思想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
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来源：爱思想
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专家：危机爆发信号已现 2014中国或现恐怖一幕
【大纪元2013年08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日前，大陆知名财经评论员、财经专栏作家牛刀发表博文表示，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信号已出现，表明危机即将爆发；2014年中国或重现20世纪末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经济泡沫恐怖一幕，中共政权面临崩溃。
大陆6月"钱荒"之后，股市大跌，将中国经济放缓后各种隐藏危机曝光现形；引海内外关注。在外界一致看衰中国经济之际，有学者称中国已实质上发生危机。
牛刀：信号已现 危机即将爆发
牛刀8月6日发表博文称，中国所谓的货币存量就是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坏账的量，这些坏账项目（多数应该是房地产）实质已经破产，随着融资数额越滚越大，利率不断抬高，其收益终将连融资利息也无法偿还，走向坏账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将蝉联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给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 Co.)。牛刀认为，这是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一个信号，表明危机即将爆发。对中国来说，政府的信誉主要表现在银行，而银行滥发货币已经表示失去信誉。
牛刀还列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经济泡沫破灭而引发的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经济危机惨状，表示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现在迹象已经出现。
牛刀表示，目前没有救市手段。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护泡沫，终究难逃最后的破灭，越往后拖危害越大。中国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而是全局性的。一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摧毁的将不仅仅只是经济体系；由此导致的银行的破产，将会导致政权的崩溃。
郎咸平：中国经济面临八大危机 经济数据全面造假
7月20日，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大陆无锡"郎眼看钱荒"主题讲座上表示，大陆上半年经济数据从GDP到通胀到外贸到顺差，全是假的，尤其是外贸数据，掺水十倍。
中国经济已进入最可怕的滞胀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今年6月钱荒，标志着金融海啸正式爆发。
郎咸平盘点中国经济八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 通胀，地方政府相继破产 国企危机 民企危机爆发 银行 股市 地产
牛刀：中国房地产泡沫2014将全面爆发
此前，牛刀撰文分析并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从2012年开始，2014将全面爆发，2015年中国房价泡沫彻底破灭，包括一线城市，跌得最苦的可能是北京。
牛刀预测，房产泡沫的破裂将导致实体制造业的全面倒闭，从而陷入大萧条，并导致金融危机，最终将引爆地方债务。2015年将是中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一年，银行破产无法避免，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也影响到政权。
去年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说，十二五期间可能要发生一场经济危机。引发这场危机爆发，经济方面的原因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个是地方债务危机。
日前，中国经济放缓，各种危机突显。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被外界普遍质疑。7月，中国高温持续蔓延却未见"电荒"；权威机构如汇丰银行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PMI持续下滑，被经济学家解读为中国经济恶化的两大铁证。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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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6月"钱荒"之后，股市大跌，将中国经济放缓后各种隐藏危机曝光现形；引海内外关注。在外界一致看衰中国经济之际，有学者称中国已实质上发生危机。
牛刀：信号已现 危机即将爆发
牛刀8月6日发表博文称，中国所谓的货币存量就是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坏账的量，这些坏账项目（多数应该是房地产）实质已经破产，随着融资数额越滚越大，利率不断抬高，其收益终将连融资利息也无法偿还，走向坏账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将蝉联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给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 Co.)。牛刀认为，这是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一个信号，表明危机即将爆发。对中国来说，政府的信誉主要表现在银行，而银行滥发货币已经表示失去信誉。
牛刀还列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经济泡沫破灭而引发的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经济危机惨状，表示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现在迹象已经出现。
牛刀表示，目前没有救市手段。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护泡沫，终究难逃最后的破灭，越往后拖危害越大。中国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而是全局性的。一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摧毁的将不仅仅只是经济体系；由此导致的银行的破产，将会导致政权的崩溃。
郎咸平：中国经济面临八大危机 经济数据全面造假
7月20日，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大陆无锡"郎眼看钱荒"主题讲座上表示，大陆上半年经济数据从GDP到通胀到外贸到顺差，全是假的，尤其是外贸数据，掺水十倍。
中国经济已进入最可怕的滞胀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今年6月钱荒，标志着金融海啸正式爆发。
郎咸平盘点中国经济八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 通胀，地方政府相继破产 国企危机 民企危机爆发 银行 股市 地产
牛刀：中国房地产泡沫2014将全面爆发
此前，牛刀撰文分析并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从2012年开始，2014将全面爆发，2015年中国房价泡沫彻底破灭，包括一线城市，跌得最苦的可能是北京。
牛刀预测，房产泡沫的破裂将导致实体制造业的全面倒闭，从而陷入大萧条，并导致金融危机，最终将引爆地方债务。2015年将是中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一年，银行破产无法避免，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也影响到政权。
去年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说，十二五期间可能要发生一场经济危机。引发这场危机爆发，经济方面的原因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个是地方债务危机。
日前，中国经济放缓，各种危机突显。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被外界普遍质疑。7月，中国高温持续蔓延却未见"电荒"；权威机构如汇丰银行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PMI持续下滑，被经济学家解读为中国经济恶化的两大铁证。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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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政府投资号急吹 "克强经济学"破产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如今是个经济泡沫伴随着概念泡沫的年头，一个概念的破产时间比论证时间还短促。今年6月由巴克莱资本推出、国际投行界看好的"李克强经济学"就是如此，其中主要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正被中国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至于本来就是文火慢熬的"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中央新策：婆婆让媳妇自己当家*
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已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
在诸项投资中，轻轨建设是重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各地发展轻轨的理由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还可以将各大经济圈连接起来。这一消息也得到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证实，部长杨传堂近日在交通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总理与财长都已说过不刺激经济，地方政府难道敢违抗中央政府自行其是？从程序上说，倒还真不算。巴克莱资本在6月底推出"李克强经济学"概念之时，可能没注意到，早在2013年5月，中央政府已为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口子，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达117项，其中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项目就多达25项，下放的理由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因此，中央政府可以说自己信守承诺，这是地方政府发挥投资审批自主权所致。但是熟悉中国政府运作模式的人，都知道这只能算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地方疯狂批复城轨项目虽然是自个当家作主，但真正落实到建设阶段时，资金筹集却需要中央"给政策"，否则寸步难行。
*中央政府的"金融定向扶持"*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上海是金融政策扶持的重点。8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提供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这一额度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这笔贷款将用于迪士尼乐园项目以及支持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所涉城市改造和升级工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述支持只是农行对上海六大领域金融扶持的一部分，如此大额度贷款，不能不引起外界认为政府将进行"新一轮财政刺激"的猜想。
除了各大商业银行之外，这一次还有专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国家投资开发银行加入。近期内，国开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开行各省分行也与许多地级市也签订不少协议。据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上半年发放新增贷款数千亿，其中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
国开行的加入表明，发行地方债仍将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国开行是作为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债券银行，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体，俗称"第二财政部"，前任董事长陈元因其执掌家大业大的中国"第二财政部"，《金融时报》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
如果说商业银行向地方加大贷款力度是商业行为，国开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发放贷款则完全体现了财政刺激经济这一属性。
*地方政府如何了断债务？*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绝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和影子银行极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也很担心这问题。今年7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289个城市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使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远没有及格。更严重的是，很多市政府涉嫌隐瞒地方债，仅有13个市公开了债务信息。地方债早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旧债未清，又大规模举借新债，这在民主国家很难做到，在美国，这样的政府只能宣告破产，如加州南部的橘县与底特律。但是，"天下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8月13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一文，标题就叫做"官员推诿地方债务：上届政府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其中提到，该刊记者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欠了多少债，地方政府弄不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不仅没有"债务意识"，反而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认为上届政府欠下的债务，本届政府不必要偿还——这种"经济"已无信用可言。没有"信用"支撑的经济体，无论是投资还是生产，全都是短期化行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是与非？
至此可以判定，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甚至是"旧瓶装旧酒"，只换了个新标签，即用"新城镇化"取代"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并辅之以让农民进城即拥有城镇户口的"福利政策"。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李克强，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7月22日）一文中，已经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在各方压力下， 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我唯一没想到的"这段时期"会短促到不足三个月。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博客。
如今是个经济泡沫伴随着概念泡沫的年头，一个概念的破产时间比论证时间还短促。今年6月由巴克莱资本推出、国际投行界看好的"李克强经济学"就是如此，其中主要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正被中国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至于本来就是文火慢熬的"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中央新策：婆婆让媳妇自己当家*
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已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
在诸项投资中，轻轨建设是重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各地发展轻轨的理由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还可以将各大经济圈连接起来。这一消息也得到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证实，部长杨传堂近日在交通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总理与财长都已说过不刺激经济，地方政府难道敢违抗中央政府自行其是？从程序上说，倒还真不算。巴克莱资本在6月底推出"李克强经济学"概念之时，可能没注意到，早在2013年5月，中央政府已为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口子，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达117项，其中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项目就多达25项，下放的理由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因此，中央政府可以说自己信守承诺，这是地方政府发挥投资审批自主权所致。但是熟悉中国政府运作模式的人，都知道这只能算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地方疯狂批复城轨项目虽然是自个当家作主，但真正落实到建设阶段时，资金筹集却需要中央"给政策"，否则寸步难行。
*中央政府的"金融定向扶持"*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上海是金融政策扶持的重点。8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提供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这一额度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这笔贷款将用于迪士尼乐园项目以及支持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所涉城市改造和升级工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述支持只是农行对上海六大领域金融扶持的一部分，如此大额度贷款，不能不引起外界认为政府将进行"新一轮财政刺激"的猜想。
除了各大商业银行之外，这一次还有专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国家投资开发银行加入。近期内，国开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开行各省分行也与许多地级市也签订不少协议。据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上半年发放新增贷款数千亿，其中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
国开行的加入表明，发行地方债仍将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国开行是作为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债券银行，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体，俗称"第二财政部"，前任董事长陈元因其执掌家大业大的中国"第二财政部"，《金融时报》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
如果说商业银行向地方加大贷款力度是商业行为，国开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发放贷款则完全体现了财政刺激经济这一属性。
*地方政府如何了断债务？*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绝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和影子银行极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也很担心这问题。今年7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289个城市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使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远没有及格。更严重的是，很多市政府涉嫌隐瞒地方债，仅有13个市公开了债务信息。地方债早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旧债未清，又大规模举借新债，这在民主国家很难做到，在美国，这样的政府只能宣告破产，如加州南部的橘县与底特律。但是，"天下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8月13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一文，标题就叫做"官员推诿地方债务：上届政府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其中提到，该刊记者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欠了多少债，地方政府弄不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不仅没有"债务意识"，反而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认为上届政府欠下的债务，本届政府不必要偿还——这种"经济"已无信用可言。没有"信用"支撑的经济体，无论是投资还是生产，全都是短期化行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是与非？
至此可以判定，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甚至是"旧瓶装旧酒"，只换了个新标签，即用"新城镇化"取代"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并辅之以让农民进城即拥有城镇户口的"福利政策"。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李克强，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7月22日）一文中，已经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在各方压力下， 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我唯一没想到的"这段时期"会短促到不足三个月。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博客。
2013年8月2日星期五
刘杉：中央恐房产泡沫与债务危机共振
8月1日，审计署开始对政府性债务全面审计，包括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
早在2011年，审计署曾经对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做过一般性审计摸底，但结果至今没有公布。到底是没有摸清事实，还是不敢揭开盖子，无法确定。不过从政治角度看，要是没问题，早就当政绩宣传了。
在审计署启动债务审计前，美国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境外舆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步底特律政府后尘。此后中国迅速启动债务审计，这一方面意味着地方债务问题令人担心，另一方面也表明新政府想搞清家底，分清责任，避免不黑不白。从情况看，中央政府对债务情况心中无底，对现有统计数据更是不信任。此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推算过地方债的大致规模，但差别很大，数据相差最高达三倍，凸显地方债务结构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按照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地方政府破产可能性近乎为零，但地方债理论违约概率会很高。如果地方债出现大规模违约，必然牵扯到银行流动性管理，即便地方债可以展期，借旧还新，仍可能影响到银行的资产配置和资金链，导致银行系统出现支付危机。
中国经济集聚的两大危险点是地方债和房地产，不幸的是，地方债又和房地产联系密切，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进行还债，这也意味着，一旦土地财政枯竭，或者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那么地方债危机就会全面引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房地产问题也是无可奈何，既担心泡沫破裂殃及地方政府和银行，又担心泡沫继续膨胀引发社会不满，导致政权危机。
因此，化解地方债风险和消除房地产泡沫成为新政府的两大难题。由于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这让地方政府雪上加霜。如果说，维持一定增速有“十八大”政治要求的话，那么经济上也需要维持一定增长，以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财政收入。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基调，把“稳增长”放在首位，这是现实主义的政策选择。历史经验看，无论政治制度如何，政府都会把经济稳定放在第一位，这往往与执政地位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结构调整二十年动静缓慢的原因，也是“4万亿”政策出台的逻辑基础。
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心在增加，很可能延缓结构调整步伐，也对房地产调控心存忌讳。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到房地产调控，强调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被房地产界认为是大利好，此种看法实际很短视。从中长期看，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银行去杠杆，总体上流动性偏紧，因而房地产长周期调整即将到来。目前政府不提房地产调控，实际具有功利主义想法，因为政府担心房价下调不仅影响银行，而且助推地方债出现支付危机，二者共振导致银行系统出现大的风险。从更深层次看，新政府不想为房价崩盘买单，由市场自己刺破泡沫，那么成本自然由市场承担。
当然，如果银行出现支付危机，依靠增发货币也能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但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居民预期逆转。如果银行支付问题严重，要依靠央行救济支撑，那么在美元QE退出背景下，可能引发全民性的兑换美元热潮，从而诱发银行出现真正的崩盘危险。
现在中央政府和学界都担心地方政府缺乏还债意愿，由于干部安排制度存在缺陷，地方权力首长只考虑短期经济利益，而不考虑未来偿债能力，甚至根本就想让中央财政买单。他们深信，政府不会破产，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如果中央政府能够逐渐消解债务风险，也就不会惧怕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是让市场自己去抚慰伤口。在这个过程中，恼人的问题是，因为货币超发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实体经济没有吸引力，因而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还得靠投资驱动，但民间投资启动困难，政府可能忍不住又要拿出那只闲不住的手。
作者刘杉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南开大学国经所客座教授
来源：IBTimes
早在2011年，审计署曾经对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做过一般性审计摸底，但结果至今没有公布。到底是没有摸清事实，还是不敢揭开盖子，无法确定。不过从政治角度看，要是没问题，早就当政绩宣传了。
在审计署启动债务审计前，美国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境外舆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步底特律政府后尘。此后中国迅速启动债务审计，这一方面意味着地方债务问题令人担心，另一方面也表明新政府想搞清家底，分清责任，避免不黑不白。从情况看，中央政府对债务情况心中无底，对现有统计数据更是不信任。此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推算过地方债的大致规模，但差别很大，数据相差最高达三倍，凸显地方债务结构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按照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地方政府破产可能性近乎为零，但地方债理论违约概率会很高。如果地方债出现大规模违约，必然牵扯到银行流动性管理，即便地方债可以展期，借旧还新，仍可能影响到银行的资产配置和资金链，导致银行系统出现支付危机。
中国经济集聚的两大危险点是地方债和房地产，不幸的是，地方债又和房地产联系密切，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进行还债，这也意味着，一旦土地财政枯竭，或者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那么地方债危机就会全面引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房地产问题也是无可奈何，既担心泡沫破裂殃及地方政府和银行，又担心泡沫继续膨胀引发社会不满，导致政权危机。
因此，化解地方债风险和消除房地产泡沫成为新政府的两大难题。由于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这让地方政府雪上加霜。如果说，维持一定增速有“十八大”政治要求的话，那么经济上也需要维持一定增长，以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财政收入。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基调，把“稳增长”放在首位，这是现实主义的政策选择。历史经验看，无论政治制度如何，政府都会把经济稳定放在第一位，这往往与执政地位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结构调整二十年动静缓慢的原因，也是“4万亿”政策出台的逻辑基础。
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心在增加，很可能延缓结构调整步伐，也对房地产调控心存忌讳。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到房地产调控，强调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被房地产界认为是大利好，此种看法实际很短视。从中长期看，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银行去杠杆，总体上流动性偏紧，因而房地产长周期调整即将到来。目前政府不提房地产调控，实际具有功利主义想法，因为政府担心房价下调不仅影响银行，而且助推地方债出现支付危机，二者共振导致银行系统出现大的风险。从更深层次看，新政府不想为房价崩盘买单，由市场自己刺破泡沫，那么成本自然由市场承担。
当然，如果银行出现支付危机，依靠增发货币也能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但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居民预期逆转。如果银行支付问题严重，要依靠央行救济支撑，那么在美元QE退出背景下，可能引发全民性的兑换美元热潮，从而诱发银行出现真正的崩盘危险。
现在中央政府和学界都担心地方政府缺乏还债意愿，由于干部安排制度存在缺陷，地方权力首长只考虑短期经济利益，而不考虑未来偿债能力，甚至根本就想让中央财政买单。他们深信，政府不会破产，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如果中央政府能够逐渐消解债务风险，也就不会惧怕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是让市场自己去抚慰伤口。在这个过程中，恼人的问题是，因为货币超发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实体经济没有吸引力，因而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还得靠投资驱动，但民间投资启动困难，政府可能忍不住又要拿出那只闲不住的手。
作者刘杉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南开大学国经所客座教授
来源：IBTimes
2013年8月1日星期四
沈建光：政治局会议透露中央对经济下滑担忧加大
昨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房地产政策思路也有所转变，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
中国经济下滑压力加大
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对比4月25日政治局的一季度经济会议的新闻稿，笔者发现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之处，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亦验证了笔者7月政策的转向点，预示着下半年防止经济下滑会有更加积极的措施。
一是对经济增长下滑担忧加大。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文字稿中提到“国内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企业利润出现恢复性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等等。
但是，伴随着二季度上述数据转差，相似表态并未出现在二季度会议的文字稿中。特别是，本次会议提到“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的表态，显示决策层对未来国内外需求面临的严峻挑战感到担忧。
二是决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与上次会议不同，本次在稳增长的表态方面有更多的阐述。例如，会议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虽然“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但未来还需要“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显示下半年政策力度将加大以保证增长不至于滑落至7.5%以下。
另外，今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回答记者问时表示“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GDP增长7.5%预期目标”，同样证明了笔者这一判断。
三是通胀压力不大，为货币政策提供空间。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到“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而如今的提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显示与一季度判断不同，通胀已经不是当前决策层担忧的首要问题，稳增长、特别是以改革化解增长中的矛盾仍是指导思想。另外，会议提到“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显示未来货币政策可以做的更多。
四是政策预调微调，符合笔者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对比一季度政治局会议纪要中强调的政策措施，本次稳增长的政策比重更加丰富、具体，且有操作性。特别提及了保持合理投资增长，激发企业活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等。另外，政策预调微调的表态也让笔者联想到去年上半年央行利率下调与准备金下调前的政策基调。
五是房地产政策思路有所转变。从近三次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表态可以明显看出决策层态度的转变，例如去年年底的提法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一季度的提法是“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而最新的提法是去“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验证了笔者早前对于房地产市场应该建立长效机制的判断，即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而通过不动产登记、房产税扩容、保障房建设、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配套出台，有助于改变房价暴涨预期，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进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惟其如此，才能同时解决好压制房价泡沫但维持房地产业对经济支撑的两难问题。
可见，最新一期的政治局会议证实了笔者早前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的观点，非常及时。而昨日央行时隔五月重启逆回购释放流动性，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均政策积极的证据。另外，相对于上半年保守的财政政策，下半年也将更加积极。
总之，笔者判断，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将有望在下半年扭转经济持续走低局面，达到全年经济增长7.5%的政策目标。而且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为10月三中全会的全方位改革，尤其是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 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提供好的条件。
(本文作者介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下滑压力加大
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对比4月25日政治局的一季度经济会议的新闻稿，笔者发现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之处，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亦验证了笔者7月政策的转向点，预示着下半年防止经济下滑会有更加积极的措施。
一是对经济增长下滑担忧加大。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文字稿中提到“国内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企业利润出现恢复性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等等。
但是，伴随着二季度上述数据转差，相似表态并未出现在二季度会议的文字稿中。特别是，本次会议提到“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的表态，显示决策层对未来国内外需求面临的严峻挑战感到担忧。
二是决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与上次会议不同，本次在稳增长的表态方面有更多的阐述。例如，会议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虽然“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但未来还需要“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显示下半年政策力度将加大以保证增长不至于滑落至7.5%以下。
另外，今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回答记者问时表示“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GDP增长7.5%预期目标”，同样证明了笔者这一判断。
三是通胀压力不大，为货币政策提供空间。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到“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而如今的提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显示与一季度判断不同，通胀已经不是当前决策层担忧的首要问题，稳增长、特别是以改革化解增长中的矛盾仍是指导思想。另外，会议提到“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显示未来货币政策可以做的更多。
四是政策预调微调，符合笔者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对比一季度政治局会议纪要中强调的政策措施，本次稳增长的政策比重更加丰富、具体，且有操作性。特别提及了保持合理投资增长，激发企业活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等。另外，政策预调微调的表态也让笔者联想到去年上半年央行利率下调与准备金下调前的政策基调。
五是房地产政策思路有所转变。从近三次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表态可以明显看出决策层态度的转变，例如去年年底的提法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一季度的提法是“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而最新的提法是去“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验证了笔者早前对于房地产市场应该建立长效机制的判断，即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而通过不动产登记、房产税扩容、保障房建设、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配套出台，有助于改变房价暴涨预期，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进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惟其如此，才能同时解决好压制房价泡沫但维持房地产业对经济支撑的两难问题。
可见，最新一期的政治局会议证实了笔者早前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的观点，非常及时。而昨日央行时隔五月重启逆回购释放流动性，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均政策积极的证据。另外，相对于上半年保守的财政政策，下半年也将更加积极。
总之，笔者判断，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将有望在下半年扭转经济持续走低局面，达到全年经济增长7.5%的政策目标。而且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为10月三中全会的全方位改革，尤其是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 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提供好的条件。
(本文作者介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神木金融风暴1年200老板失踪
2013-08-01 19:41 中国新闻周刊网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6.45,0.08,1.26%)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2005、2006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14.49,0.52,3.72%)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恒源煤电(7.63,0.16,2.14%)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跌影响，可能会损失利息，但本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此次，受到到冲击最大的，则是那些被诈骗的中产民众。很多人都是把几十年节省下来的钱都给投了进去。今年3月13日，刘旭明已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神木公安证实，相当一部分资金已经被刘旭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买车以及挥霍。刘旭明非法募集的3亿多元的资金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追缴回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神木政府尚未表达兜底意愿。老板跑路、资金追缴困难，民众的愤怒的情绪，终于被7月12日那条短信所点燃。数天后，县委县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恢复往日平静，但民间借贷的危机并未解除。
下个引爆点，或许就隐藏在县城窟野河西岸那一排排尚未完工的高层住宅里。7月末，尽管神木新盘价格依然坚挺，但二手房的报价已经开始下滑，一些去年还值100万的房子，如今已有人开出70万的价格甩卖。考虑到今年年底，还有4000套保障房将进入市场，届时神木房价的变动，势必将再度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系化名)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6.45,0.08,1.26%)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2005、2006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14.49,0.52,3.72%)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恒源煤电(7.63,0.16,2.14%)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跌影响，可能会损失利息，但本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此次，受到到冲击最大的，则是那些被诈骗的中产民众。很多人都是把几十年节省下来的钱都给投了进去。今年3月13日，刘旭明已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神木公安证实，相当一部分资金已经被刘旭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买车以及挥霍。刘旭明非法募集的3亿多元的资金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追缴回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神木政府尚未表达兜底意愿。老板跑路、资金追缴困难，民众的愤怒的情绪，终于被7月12日那条短信所点燃。数天后，县委县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恢复往日平静，但民间借贷的危机并未解除。
下个引爆点，或许就隐藏在县城窟野河西岸那一排排尚未完工的高层住宅里。7月末，尽管神木新盘价格依然坚挺，但二手房的报价已经开始下滑，一些去年还值100万的房子，如今已有人开出70万的价格甩卖。考虑到今年年底，还有4000套保障房将进入市场，届时神木房价的变动，势必将再度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系化名)
华民：中国泡沫经济之危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制造业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GDP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房地产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房地产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制造业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GDP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房地产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房地产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陶冬：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坦言，研究中国经济18年以来，首次见到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
陶冬：人民币国际化前应先处理债务危机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于周四(8月1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贸易顺差缩小，资本外流持续，信贷风险也在上升，政府目前需同时处理去杠杆化和经济放缓问题，现时可能并非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时机。
其坦言，研究中国经济18年以来，首次见到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虽在信贷激增的同时得以维持，但同时也制造“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两枚炸弹，中国经济已经杠杆化，且信贷并非流向了能带来生产力的领域。
陶冬预计，通货膨胀可能成为危机爆发的催化剂，7月通胀率约为3%，未来受猪肉价格影响，CPI将由年初的2%升至年底的4%，明年达到5%，届时央行将被迫加息。
他指出，未来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料能维持7%，但政府必须主动处理债务危机，拆除定时炸弹，相信中央政府有财力救援。
陶冬续指，6月的“钱荒”实际上就与影子银行中总额达7.5万亿元的信托有部分集中于当月到期有关，而流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7.6万亿元理财产品也将于明年中到年尾迎来到期高峰。
资本帐开放进程方面，陶冬表示，中央已积极在海外推动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正驶在高速路上，预计到2015年，进度可达80%至90%，但现在或许并非是最好时机，考虑到国内贸易顺差在缩小，资本外流还在上升，信贷风险也在上升。
来源： 财新网
陶冬：人民币国际化前应先处理债务危机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于周四(8月1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贸易顺差缩小，资本外流持续，信贷风险也在上升，政府目前需同时处理去杠杆化和经济放缓问题，现时可能并非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时机。
其坦言，研究中国经济18年以来，首次见到中国经济存在如此高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虽在信贷激增的同时得以维持，但同时也制造“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两枚炸弹，中国经济已经杠杆化，且信贷并非流向了能带来生产力的领域。
陶冬预计，通货膨胀可能成为危机爆发的催化剂，7月通胀率约为3%，未来受猪肉价格影响，CPI将由年初的2%升至年底的4%，明年达到5%，届时央行将被迫加息。
他指出，未来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料能维持7%，但政府必须主动处理债务危机，拆除定时炸弹，相信中央政府有财力救援。
陶冬续指，6月的“钱荒”实际上就与影子银行中总额达7.5万亿元的信托有部分集中于当月到期有关，而流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7.6万亿元理财产品也将于明年中到年尾迎来到期高峰。
资本帐开放进程方面，陶冬表示，中央已积极在海外推动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正驶在高速路上，预计到2015年，进度可达80%至90%，但现在或许并非是最好时机，考虑到国内贸易顺差在缩小，资本外流还在上升，信贷风险也在上升。
来源： 财新网
中国7月制造业数据出现分歧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中国官方发布的7月份制造业数据出现小幅上扬，与外界此前对中国经济上月出现负增长的预期不符。
不过由汇丰银行(HSBC)同一时间发布的独立调查则表示，“中国制造商面临的商业环境显著恶化”。
中国官方周四发布的7月份政府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6月份的50.1增长到50.3，这意味着制造业状况略微改善。然而，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PMI指数却从前一个月的48.2跌至7月份的47.7，为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对制造业而言，PMI指数高于50意味着生产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表明生产处于收缩状态。多数分析人士原本预计7月份官方指数会跌至50以下，他们指出中国经济整体正在持续放缓。
汇丰银行和官方数据之间的差异将重新引发一种市场猜测：中国政府试图展现一幅较为乐观的中国经济图景，以支撑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尽管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澳新银行(ANZ)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Liu Ligang)表示，官方数据“不会改变我们的整体评价，即中国经济不断恶化”。
他补充说：“官方PMI似乎有些失真，这可能会延误政策调整时机，导致决策失误。”
最近几周，中国高官似乎已开始主动出击稳定投资者、经济学家和评论员的信心，让他们相信尽管三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减速，但中国经济状况良好。
两项调查结果出现差距，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汇丰银行的调查集中于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制造商，而官方PMI指数则主要反映了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的情况。
译者/何黎
中国官方发布的7月份制造业数据出现小幅上扬，与外界此前对中国经济上月出现负增长的预期不符。
不过由汇丰银行(HSBC)同一时间发布的独立调查则表示，“中国制造商面临的商业环境显著恶化”。
中国官方周四发布的7月份政府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6月份的50.1增长到50.3，这意味着制造业状况略微改善。然而，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PMI指数却从前一个月的48.2跌至7月份的47.7，为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对制造业而言，PMI指数高于50意味着生产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表明生产处于收缩状态。多数分析人士原本预计7月份官方指数会跌至50以下，他们指出中国经济整体正在持续放缓。
汇丰银行和官方数据之间的差异将重新引发一种市场猜测：中国政府试图展现一幅较为乐观的中国经济图景，以支撑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尽管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澳新银行(ANZ)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Liu Ligang)表示，官方数据“不会改变我们的整体评价，即中国经济不断恶化”。
他补充说：“官方PMI似乎有些失真，这可能会延误政策调整时机，导致决策失误。”
最近几周，中国高官似乎已开始主动出击稳定投资者、经济学家和评论员的信心，让他们相信尽管三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减速，但中国经济状况良好。
两项调查结果出现差距，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汇丰银行的调查集中于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制造商，而官方PMI指数则主要反映了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的情况。
译者/何黎
PMI指数显示：中小民营企业深受打击
中国制造业在目前整个中国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表现如何？这要看如何解读中国官方和国际金融机构两个不同版本的中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中国官方八月一号公布的中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所谓的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0.3%，环比略微上升，连续10个月高于百分之五十。PMI指数高于百分之五十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处于扩张状态，低于百分之五十则表明生产处于收缩状态。由此解释， 中国经济还行，用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企业信心增强略有回升”， 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运行总体平稳”。如果看国际金融机构汇丰银行星期四公布的同一个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那情况就出现很大的分歧， 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只有47.7%，在所谓的50荣枯线以下，创下近11个月来新低。
解读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疲软，中小民营企业受打击最甚。对此， 在广东经商的民营企业人士帅先生表示赞同：
“特别是做实体的，特别难做。我所接触的中小民营企业很多确实是在萎缩。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政府的工程没有像往年那么多。由于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不像以前那么有钱建设各类项目和花费，情况自然不好。”
中国媒体星期四有评论说，中国官方和汇丰对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不同解读显示出中国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冰火两重天”的经营状况。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目前自然是处在 “冰”的状况。 不过，帅先生说， 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实行一些利好中小民营企业的措施， 例如在国有银行贷款方面有所变化。
中国制造业状况不佳，在中国经济学者段少译看来都是前几年政府“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惹的祸。要使中国经济止住下滑趋势，掉头向上， 中国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 进一步放开金融业， 让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有所突破， 因为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完全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有银行无效率可言。第二， 应该把更多的国营企业私有化， 第三，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去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而不是干预市场”。
段先生强调，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如社保、医疗和教育，更多地让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解决经济中的运行问题，不要动不动就采取经济刺激计划：
“经济发展应该是自然发展，价格在市场上配置资源。 政府干预市场就是扭曲价格， 被政府扭曲的价格就会误导投资者作出错误的选择”。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曾说，汇丰的PMI数据表现不同于中国官方的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和季调方法存在差异， 中国官方的PMI数据，其主要统计对象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而汇丰PMI数据的统计对象则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美国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星期四表示，目前中国官方的PMI指数重要性更大一些， 因为它对于市场信心有着积极意义，未来数月内中国制造业PMI将出现进一步的改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八月一号公布的中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所谓的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0.3%，环比略微上升，连续10个月高于百分之五十。PMI指数高于百分之五十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处于扩张状态，低于百分之五十则表明生产处于收缩状态。由此解释， 中国经济还行，用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企业信心增强略有回升”， 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运行总体平稳”。如果看国际金融机构汇丰银行星期四公布的同一个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那情况就出现很大的分歧， 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只有47.7%，在所谓的50荣枯线以下，创下近11个月来新低。
解读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疲软，中小民营企业受打击最甚。对此， 在广东经商的民营企业人士帅先生表示赞同：
“特别是做实体的，特别难做。我所接触的中小民营企业很多确实是在萎缩。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政府的工程没有像往年那么多。由于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不像以前那么有钱建设各类项目和花费，情况自然不好。”
中国媒体星期四有评论说，中国官方和汇丰对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不同解读显示出中国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冰火两重天”的经营状况。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目前自然是处在 “冰”的状况。 不过，帅先生说， 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实行一些利好中小民营企业的措施， 例如在国有银行贷款方面有所变化。
中国制造业状况不佳，在中国经济学者段少译看来都是前几年政府“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惹的祸。要使中国经济止住下滑趋势，掉头向上， 中国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 进一步放开金融业， 让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有所突破， 因为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完全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有银行无效率可言。第二， 应该把更多的国营企业私有化， 第三，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去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而不是干预市场”。
段先生强调，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如社保、医疗和教育，更多地让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解决经济中的运行问题，不要动不动就采取经济刺激计划：
“经济发展应该是自然发展，价格在市场上配置资源。 政府干预市场就是扭曲价格， 被政府扭曲的价格就会误导投资者作出错误的选择”。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曾说，汇丰的PMI数据表现不同于中国官方的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和季调方法存在差异， 中国官方的PMI数据，其主要统计对象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而汇丰PMI数据的统计对象则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美国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星期四表示，目前中国官方的PMI指数重要性更大一些， 因为它对于市场信心有着积极意义，未来数月内中国制造业PMI将出现进一步的改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大陆钢铁业6月份全行业亏损 资金链断裂风险上升
【大纪元2013年07月31日讯】7月31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对外称，会员钢铁企业6月再度出现全行业亏损，纳入钢协统计范围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达6.99亿元。如果下半年钢材产量不能有效控制，首次供大于求的状况今年难以缓解。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发言人也于上周表示，钢铁行业负债率持续高升，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度在上升。
据《经济参考报》报导，中钢协最新内部统计数据显示，6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面为36 .5%，纳入钢协统计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中亏损企业达31户。1~6月份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面达40.07%。
值得注意的是，1~6月份纳入钢协统计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率只有0.13%，6月份降至-0.23%。
近期，由工信布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钢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5月，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总额4.3万亿元，同比增长4.3%；负债总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 6.5%；资产负债率69.4%，提高1.4个百分点。
中钢协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30日对大陆媒体称，钢企负债率不断高企，很多中小钢企即使面对亏损也不敢停产，因为停产就意味着银行马上要来抽贷。
“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对《经济参考报》表示，下半年整个钢铁行业仍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房地产等基础建设不会有大幅度反弹，钢铁需求也不会有明显好转；另一方面，由于产能过高，一旦钢材价格稍微回暖，各个钢厂的产量马上会井喷式反弹，“供过于求”的现状不仅压缩了钢材价格的上涨空间，同时也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客观上造成了原材料价格“易涨难跌”。
特别是下一步银行信贷会更加谨慎，如果钢铁行业继续处于这种低迷状态，必然会有一些钢厂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出局，钢厂兼并重组“抱团取暖”也会增加，最终形成钢铁行业新一轮的洗牌。
（责任编辑：洪昀）
据《经济参考报》报导，中钢协最新内部统计数据显示，6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面为36 .5%，纳入钢协统计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中亏损企业达31户。1~6月份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面达40.07%。
值得注意的是，1~6月份纳入钢协统计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率只有0.13%，6月份降至-0.23%。
近期，由工信布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钢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5月，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总额4.3万亿元，同比增长4.3%；负债总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 6.5%；资产负债率69.4%，提高1.4个百分点。
中钢协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30日对大陆媒体称，钢企负债率不断高企，很多中小钢企即使面对亏损也不敢停产，因为停产就意味着银行马上要来抽贷。
“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对《经济参考报》表示，下半年整个钢铁行业仍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房地产等基础建设不会有大幅度反弹，钢铁需求也不会有明显好转；另一方面，由于产能过高，一旦钢材价格稍微回暖，各个钢厂的产量马上会井喷式反弹，“供过于求”的现状不仅压缩了钢材价格的上涨空间，同时也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客观上造成了原材料价格“易涨难跌”。
特别是下一步银行信贷会更加谨慎，如果钢铁行业继续处于这种低迷状态，必然会有一些钢厂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出局，钢厂兼并重组“抱团取暖”也会增加，最终形成钢铁行业新一轮的洗牌。
（责任编辑：洪昀）
债务和影子银行，中国的定时炸弹
作者 RFI 古莉
债务和影子金融体系是威胁中国的定时炸弹。法新社周二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受金融系统不平衡之害，正在与爆炸性的公共债务搏斗。专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不受监控的信贷票据泛滥，如同一些计时炸弹，时刻准备爆炸。
中国审计署周日（7月28日）宣布“紧急”审计公共债务，表示未来几天将派遣审计人员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债务情况摸底查核。这次审计是继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次审计政府债务。2011年的审计对象是省、市、县三级，这一次加上中央和乡，共为5级。据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经济师估计，2011年夏天审计过后，中国省、市地方政府的债务从10万零7000亿元猛增到17万5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当局的这个警号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公布一周之后发出的。国际货币基金估计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净增长接近GDP的45%，表示这个比例令人担心。但据渣打银行的报告估算，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要占到国内GDP的78%。一般认为，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60%，就到了警戒线，超过这个比例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法新社引述分析说，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经济活动，大量举债兴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造豪华政府办公楼等场所。有时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脱离经济现实，没有带来真正的盈利。
又鉴于地方的税收大部分上交中央，出售土地不动产是地方政府的唯一大宗收入来源，但实际上卖地的收入有限度，因此地方政府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举债。北京中央政府决定结束这样的轻率冒进行为。为此，北京最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暂停一切楼堂馆所的建设项目，期限为5年。
不过，与此同时，私营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趋势。这些机构大部分是国家调控之外的影子银行或金融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和经营小额贷款的地方，在国家大银行系统之外，向人们提供贷款。
这个与国营大银行同时存在的金融系统，被称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在中国飞速的发展，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估指出，从2010年到2012年年末，中国影子银的规模已经达到2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55%。
法国兴业银行音译名叫姚伟的分析师表示，人们之所以向影子银行借贷，并非是心里多么愿意，而是因为国家控制的银行通常更愿意贷款给大型国有集团，国有银行瞧不起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不够可靠，与政府官员的交往也少。
除了公司和个人之外，地方政府通常也不容易在传统的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地方政府便通过建立特殊经济实体向影子银行融资。而金融机构的猛增通常会埋伏下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工作组负责人罗德 劳尔（Markus Rodlauer）指出，过去5年，中国传统银行和非传统银行的累计新增贷款额迅速增加，从2008年占GDP的130%，到2012年占GDP的200%。他表示，中国金融部门发展迅速，是需要强调的风险之一。以国际货币基金在其他地区的经验而言，面对金融部门如此迅速发展，需要更加谨慎。因为在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等方面都可能出问题。
法新社说，今年6月震动中国银行拆借市场的严重危机再度引发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担忧。中国央行在6月底曾宣布，将会保障货币市场的稳定。中国央行在本周二又出乎预料地宣布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大约28亿美元。
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和王秦伟（Qinwei Wang）认为，很多借给公营机构的贷款将永远得不到偿还，到一定时候，国家需要接济地方政府为贷款而成立的经济实体。但那时，这个过程未必会平缓进行。
债务和影子金融体系是威胁中国的定时炸弹。法新社周二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受金融系统不平衡之害，正在与爆炸性的公共债务搏斗。专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不受监控的信贷票据泛滥，如同一些计时炸弹，时刻准备爆炸。
中国审计署周日（7月28日）宣布“紧急”审计公共债务，表示未来几天将派遣审计人员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债务情况摸底查核。这次审计是继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次审计政府债务。2011年的审计对象是省、市、县三级，这一次加上中央和乡，共为5级。据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经济师估计，2011年夏天审计过后，中国省、市地方政府的债务从10万零7000亿元猛增到17万5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当局的这个警号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公布一周之后发出的。国际货币基金估计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净增长接近GDP的45%，表示这个比例令人担心。但据渣打银行的报告估算，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要占到国内GDP的78%。一般认为，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60%，就到了警戒线，超过这个比例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法新社引述分析说，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经济活动，大量举债兴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造豪华政府办公楼等场所。有时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脱离经济现实，没有带来真正的盈利。
又鉴于地方的税收大部分上交中央，出售土地不动产是地方政府的唯一大宗收入来源，但实际上卖地的收入有限度，因此地方政府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举债。北京中央政府决定结束这样的轻率冒进行为。为此，北京最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暂停一切楼堂馆所的建设项目，期限为5年。
不过，与此同时，私营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趋势。这些机构大部分是国家调控之外的影子银行或金融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和经营小额贷款的地方，在国家大银行系统之外，向人们提供贷款。
这个与国营大银行同时存在的金融系统，被称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在中国飞速的发展，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估指出，从2010年到2012年年末，中国影子银的规模已经达到2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55%。
法国兴业银行音译名叫姚伟的分析师表示，人们之所以向影子银行借贷，并非是心里多么愿意，而是因为国家控制的银行通常更愿意贷款给大型国有集团，国有银行瞧不起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不够可靠，与政府官员的交往也少。
除了公司和个人之外，地方政府通常也不容易在传统的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地方政府便通过建立特殊经济实体向影子银行融资。而金融机构的猛增通常会埋伏下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工作组负责人罗德 劳尔（Markus Rodlauer）指出，过去5年，中国传统银行和非传统银行的累计新增贷款额迅速增加，从2008年占GDP的130%，到2012年占GDP的200%。他表示，中国金融部门发展迅速，是需要强调的风险之一。以国际货币基金在其他地区的经验而言，面对金融部门如此迅速发展，需要更加谨慎。因为在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等方面都可能出问题。
法新社说，今年6月震动中国银行拆借市场的严重危机再度引发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担忧。中国央行在6月底曾宣布，将会保障货币市场的稳定。中国央行在本周二又出乎预料地宣布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大约28亿美元。
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和王秦伟（Qinwei Wang）认为，很多借给公营机构的贷款将永远得不到偿还，到一定时候，国家需要接济地方政府为贷款而成立的经济实体。但那时，这个过程未必会平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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