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通货膨胀的狼又来了！

通货膨胀的狼又来了！10月CPI同比上涨3.2%，创8月新高，鲜菜涨31.5%。企业主利润空间受到成本拉伸性通胀的蚕食，运营艰难；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受到货币性通胀的侵蚀，紧巴巴的精打细算之下内需堪忧。通货膨胀又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谈到通胀的原因，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最值得担忧的隐患，我们最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通胀的制度性泡沫，这些问题是央行也爱莫能助，无法调控的。

这些制度性的泡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出口导向性的税收政策。在中国，拉动就业主要是靠出口，而不是靠内需，因此"Made in China"的许多商品都可以免交相关的消费税。出过国的朋友几乎没有不抱怨中国物价高的：一双耐克鞋一般要100美元，Levis牛仔裤122美元左右，一杯星巴克咖啡5.5美元左右，在美国499美元的16G的Ipad要卖757美元左右。这些中产阶级的标准消费品往往要比美国贵到至少30%，可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差不多只是美国的1/6。这种把内需转移到出口需求的税收政策导致国内物价虚高，显然不是为拉动内需服务的。

2.国内商品消费流通领域的税收负担极其沉重。中国税收收入的几乎70%来源于消费相关的税收：增值税，消费税，工商税，关税等等。剩下的30%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而在美国消费税大概占税收总收入的2%，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占最大头，大约是86%。相形之下，中国的税收制度明显成为了束缚内需的繁重枷锁，其收入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极弱。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减少货币的流动速度和乘数效应，阻碍广义需求的扩张。以消费为“奶牛”而忽视贫富差距调节职能的中国税收是造成高物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内需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在消费税当中，增值税的负担最为沉重。商品在供应链环节的每一次流动都要缴纳增值税。标准增值税率是17%。政府的年收入中几乎60%来源于这项税收。相比之下，在美国，批发管道，原材料，和半成品是不收增值税的，一般只在销售终端时征收销售税。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销售税征收比例低于10%。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消费经济强大是美国人民奢侈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其实他们忽视了保护促进民生消费的美国税收制度才是幕后的最大功臣。自打1994年中国税改以来，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以几乎是GDP增长两倍的速度上升，而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60%下降到了30%多。相比美国，咱们这“国富民弱”的税收制度把中国经济一步步引向了一个虚抬物价，打压内需的境界。

3.除了税收之外，物流费用也是造成物价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毕马威的中国物流报告，在中国，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和配送管理费用加一起占GDP的18%，是美国的两倍。在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除了路费之外，司机还得应付地方政府制服人员的乱收费现象。根据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王继祥的数据，同样的商品从上海运到广州或是运到纽约，前者的物流成本是后者的4到5倍。这一切都表明高昂的物流成本已是我国物价虚高的重要推手。根据我对中国知名物流企业家翟学魂的询问，中国物流成本高昂的原因也是制度性的：“公路运输业有三种力量参与利益的分配：行政权力、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组织。第一股力量是行政权力，控制公路运输的基础资源—能源和道路，以垄断价格收取油费及路桥费，以执法权收取罚款；第二股力量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数千万司机和搬运工，完成公路运输中主要的生产作业；第三股力量是企业组织，他们衔接运输供需，管理服务及成本。行政权力直接分走了整个行业约四分之三的收入，剩下四分之一要在运输企业、个体劳动者以及相关的卡车制造商、轮胎制造商等等整条货运价值链里进行分配。”不降低行政权力在物流利益的抽成率，也就是坚决打压收费公路和路政人员对物流利益链分配作用的垄断性，物流成本就会对物价造成持续的上升压力，并且极大的遏制内需的发力。

综上所述，如果税收政策继续忽视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继续维持对内需收税占总税收的高额权重（70%）；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铲除行政权力对物流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垄断性（约75%的占比），那么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控制效果都会大大折扣。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受制于美联储等他国央行，但这些物价泡沫的制度性原因却是我们主观能控的。

原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论坛

棱镜门和国家机器市场化:价值千亿美元的大金矿

（原文发表于7月15日【联合早报】）

【前言】

最近一直在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市场化(national security privatization)问题进行研究，以前人们提到这个问题往往想到的是以"黑水公司"为代表的硬外包，而忽视了以大数据为核心的软外包才是主流。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软外包已经是一个总额高达56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13年的联邦预算中削减了军费但是增加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费用，这说明美国正在逐渐把把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的重心从传统军力(硬投射)转向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战力(软投射)。

“棱镜门”主角斯诺登的出现使得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巨大的软外包产业呈现在镁光灯下，许多人开始质疑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但残酷的现实是，在全球去杠杆化，对政府财政预算极其敏感的当下，只有市场化才能为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弹性十足的雇员队伍，私营机构中灵活机敏的应对机制，强大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以及包纳万象的技能组合。国家安全部门要摆脱预算和议会政治的掣肘，以充分的弹性应对日新月异的挑战，除市场化外别无他途。比如如果国家安全部门要增加联邦特工的种类和数目，增加硬件软件的研发都必须预先通过国会和参议院复杂的议会政治程序，这将导致国家安全部门不能及时的以适当的人员配置和技术实力应对刻不容缓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挑战，而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则提供了摆脱这种困境的解决方案。所以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不会就此打住，而将继续深入下去。在目前全球化和大数据引发的高速变化的世界里，只有市场化才能给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快速反应和适应的弹性机制。

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的绝对主角便是以“棱镜”为代表的大数据。很多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事物观察家甚至认为目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可以和冷战时代的原子弹技术媲美。而在这轮大数据驱动的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的趋势中，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是如何通过像以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情报先进研究计划局(IARPA)和In-Q-Tel为代表的机构去引导私营部门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去培育巩固壮大具全球统治地位的高新产业，这些产业又如何提升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对产业革命宏观经济和就业市场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联邦政府数十年坚持“以技术领先为核心”去捍卫国家安全的原则，而这原则的维系靠的是私营的高新产业群，而不是国家机器。现代国家安全的挑战已经复杂到了美国已经无法使用单方面的实力（比如传统军力）来维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境整合多重技术，因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充满活力的私营高新产业群，因为目前的这些挑战已经超越了单凭联邦政府一己之力面对的范畴。

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也是联邦政府实现“小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大政府”“小政府“之争也是美国茶党的核心议题。民主的政府不一定是好的政府，也不一定是廉洁的政府，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个政府就越容易造成资源错配，以及寻租的腐败现象。可惜的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机器市场化”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执政思路，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安全核心主要体现在国家机器对国民思想和行为的引导和控制上，缺乏对人民主体意识和利益的体现及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这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和“越维稳越不稳”的悲剧。而“国家机器市场化”的美国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把维稳外包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并维护了国家安全，维护了美国高新产业对全球的绝对领导力，创造了无数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当下是中国执政党的一个关键转择点，各方挑战空间绝后，内忧外患层出不穷，这个时候必须出奇制胜，而这个奇招很有可能就是“国家机器市场化”，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再也不需要重演社会结构暴力断层的悲剧。

【正文】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以为“棱镜门”的主角斯诺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其实他只是一个私人承包商，并非联邦雇员。准确地说，他是美国安全部门最大的一个外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雇员。

蹊跷的是，作为一个私企员工，斯诺登是如何掌握那许多联邦政府最高机密的？这种事情在他国是无法想象的。蹊跷的背后，人们容易忽视的是一个大趋势，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呈现出惊人的市场化（私有化）趋势，许多国家机器的职能都已经外包给了私营机构。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事物观察家肖洛克（Tim Shorrock）的数据，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开支，其中70%是支付给像博思艾伦这样的私营外包商的，这使得国家安全部门外包，成了一个价值560亿美元的巨大产业。联邦政府通过安全级别（security clearance ）鉴定，来决定个人对机密信息的接触程度，只要你拥有相应的安全级别，哪怕你不是联邦雇员，也可以接触相关绝密信息。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数据，目前全美拥有最高机密安全级别的个人总共为140万名，其中34.3%——约48万名在为像博思艾伦这样的私营外包商工作。现时约有2000家私营外包商在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博思艾伦便是其中翘楚，其营收的23%来源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外包合同，其业务的98%都围绕政府采购合同展开。


(如上图所示，目前全美拥有最高机密安全级别的个人总共为140万名，其中34.3%——约48万名在为像博思艾伦这样的私营外包商工作)


（如上图所示，自911时间以来，以博思艾伦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部门外包商的外包收入开始飙升，至今犹然虽然军费都开始被砍。博思艾伦的营收的23%来源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外包合同，其业务的98%都围绕政府采购合同展开。）

虽然联邦政府雇用私营外包商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大规模市场化的现象，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出现的。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经费大减，许多联邦特工失业。为冷战而崛起的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失去了战略远景，成本控制成了第一要务，这一切都使得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面临以九一一事件为转折点的国家安全新威胁面前，显得十分脆弱。

九一一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缺乏关键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的资产，兄弟部门之间的情报资产缺乏有效的分享和比较的平台，尤其严重的问题是，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为代表的高科技，成为了国家敌人放大破坏力的超强杠杆，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技术资产已经严重滞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开始恶补缺陷，但是新型特工的招募和培训，以及关键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研发旷日持久，明显已适应不了日新月异的国家安全威胁的紧迫性和需求。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别无选择，从此走上了大规模市场化的道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去杠杆化，对政府财政预算极其敏感的当下，只有市场化才能为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弹性十足的雇员队伍，私营机构中灵活机敏的应对机制，强大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以及包纳万象的技能组合。国家安全部门要摆脱预算和议会政治的掣肘，以充分的弹性应对日新月异的挑战，除市场化外别无他途。

这轮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的技术核心，便是以“棱镜”计划为代表的大数据。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大发展，直接引爆了大数据革命，根据IBM的数据，全球每天创造高达2.5X1018个字节（2.5 exabytes，250亿亿）的信息，大数据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全球90%的数据都是过去两年创造的。最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首席信息官安德森（Lonny Anderson）在访谈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视大数据为情报收集和分析的核心架构，而大数据所依附的云计算，将成为兄弟部门之间的情报资产分享和比较的平台。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数据项目中，犹他州的威廉姆斯营大数据中心便是其最引人注目的一颗明珠，该中心占地100万至150万平方英尺，造价20亿美元左右，将使美国国防部的全球信息栅格（global information grid）拥有尧字节（yottabyte，即1024字节）级的设计存储和大数据挖掘能力。一旦建成，该中心将处理国家安全局的所有卫星监控、海外监听及和“棱镜”类似的项目收集的所有数据，事实上该中心将成为各安全部门之间情报资产分享和比较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该中心也是由私营外包商(DPR Construction,Balfour Beatty US,Big D Construction)承建的。很明显，大数据和云计算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应对九一一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挑战的关键答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13年的联邦预算中削减了军费，但是增加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费用，这说明美国正在逐渐把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的重心，从传统军力转向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战力。

对比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的趋势，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安全核心，主要体现在国家机器对国民思想和行为的引导和控制上，缺乏对人民主体意识和利益的体现，及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而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一直以技术领先为核心，培育和发展私营高科技企业，在为国家所用的同时，通过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市场机制，造就了一大批垄断尖端技术的全球大企业，这其中有很多是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美国情报先进研究计划局（IARPA）和中情局非盈利创投基金In-Q-Tel的成功案例。

围绕“大政府－小政府”议题展开的美国茶党运动，似乎也在昭示人们未来“华盛顿模式”和“北京模式”的关键区别，将不再是“民主”和“专政”，而是国家机器市场化的程度。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价值高达近千亿美元的，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国家安全部门外包市场绝对是本世纪不容错过的最大的一个金矿。对于就业者来说，这将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高端工作。如果斯诺登不在国家安全外包行业工作，作为一个基层分析师（analyst）他绝对拿不到他所说的20万年薪，但问题是你必须拥有Security Clearance。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去这里一探究竟：http://govcentral.monster.com/security-clearance-jobs/articles/413-how-to-obtain-a-security-clearance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剪不断理还乱的信贷泡沫

投资界传奇，曾和索罗斯一起在1990年代血洗英镑的Stanley Druckenmiller上月接受高盛的专访指出，中国正在为2009年和2011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付出代价──信贷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情形类似于2005年的美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今年首季信贷增长近18万亿元人民币，但GDP的增长只有区区5万亿。

Stanley Druckenmiller畅言，中国的投资/GDP占比达到了惊人的47%，日本和南韩最高峰时的记录也不过是36--38%，这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Stanley Druckenmiller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严重杠杆化，金融危机风险与日俱增，而新政府则着眼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这意味固定投资增长将持续减速。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势必持续放缓。

中国现在的影子银行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往中国过度投资的恶果。过往多年银行成为了政府的政策工具，在铁路、公路、港口以至房地产发展等等方面都积极投资和放贷，与此同时国内融资需求也急剧上升，在央行有求必应的年代，“投资中国”成了人有多大胆天有多大产的疯狂游戏。

官方数字显示，截至4月包括非银行信贷的“社会融资总额 ”（Total Social Financing）年增长率高达21.7%；而过去五年信贷复式增长率更高达30.8%，增速为美国2006年信贷泡沫高峰时的三倍，几近疯狂。在2011年第四季度，央行开始收紧闸门之后，巨大的融资需求只有通过影子银行得到释放，各种高息理财产品成为吸引资金的“暗黑魔法”。

影子银行野蛮生长令政府担忧，而央行收紧闸门也是为了遏制影子银行的规模，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推高了融资成本，酿成了端午节前后的钱荒闹剧，股市也受到了重创。

很明显，治理影子银行问题，单从供应层面勒紧银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需求层面来讲，目前投资渠道和投资机遇的缺乏正是影子银行群众基础的根源，因此中央必须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把正当的融资需求从影子银行的暗黑世界里剥离出来，加以合法化和规范化；搞活搞大企业债券市场。总而言之，泛滥于影子银行的融资需求犹如洪水，封堵不是出路，疏导才是关键。

原文发表于【财新网】专栏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终结美元霸权是危险的系统性工程

(原文发表于【联合早报】)

（前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讲美元的垄断地位已经到了倒计时，更有甚者言说欧元或者人民币将取而代之。

他们的根据无非是美联储一直在采取弱化美元的政策，还有就是美国的赤字问题，财政悬崖等等。笔者思考这个问题良久，发现美元不是日元，也不是欧元和英镑，因此不能用一般的标准去分析美元的未来。美国发生财政悬崖的时候，标普降低了美国的信用评级，有朋友问我是不是要抛掉美国国债，我说不能抛。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日本或者某个欧洲国家，答案就相反了。因为美元与众不同，所以那个时候抛掉美国国债就要蒙受巨大损失。结果标普逆龙鳞的行为不但没有挫伤美元，反而给美国国债行情带来了一波不大不小的高潮。

在经济学里，一个人的债务就是另一个人的资产。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美国成功的把他们的赤字债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避险资产(Safe Haven),所以同等数量级的赤字问题对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可能都是致命的，但对美国而言就无伤大雅。债务货币化往往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债务金融化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美元债务的金融化是一个关键，而要认清美元债务金融化的本质就必须认清美元债务金融化能够被全球市场普遍接受是因为购买金融化的美元债务其实就和购买保险（Insurance Policy）一样。分析这个Insurance Policy的宏观结构和基础就成了判断美元未来和美元资产前途的关键。金融化的美元债务为全球提供了一个规模最大的风险管理和对冲的资产池（Asset Pool）。

美元霸权就像一座房子，要拆掉这所房子，必须深刻的理解这所房子的支撑点在哪，否则，房子拆不好，反而把自己人砸死了也不一定。本文并不是美元的颂歌，而是美元霸权拆除过程的安全手册中的内容。

（正文）

近几年来，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美联储数轮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以及赤字失控的财政悬崖。这一切都使得全球经济无比恐慌，并加速去美元化。这种情况是如此严峻，以致矛盾重重的中日两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不受美元缩水的苦恼而决定联手，在两国的贸易和投资中逐渐摒弃美元，改用人民币和日元直接交易。那么美元的统治地位是否真的岌岌可危呢？其实美元并没有这么脆弱，其主导地位是由美国在全球的领袖地位来背书的。不喜欢全球领袖这个名词的人也可以使用“霸权”和“美利坚帝国”的字眼。有些学者甚至畅言就全球影响力而言，近现代只有“美利坚帝国”可以和罗马帝国媲美。只要“美利坚帝国”的宏观基础完好，美元的主导地位便无可动摇。

首先，对许多国家而言，维护美元的主导地位就像购买保险一样，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更好的去对冲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的风险。为了有效的担负起这些对冲的责任，美国维持着全世界最庞大最先进，也是唯一一支全球化的军事力量，而这台军事机器的良好运转有赖于强大坚实的美元基础。

仔细解读美国的联邦预算你会发现，美国的军费开支长年以来占据联邦支出的一半左右。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不得其解，美国的军费开支不是占预算的20%左右吗？这是因为一般人们说到军费主要是指国防部支配的经费，而实际上维护美国军事机器的良好运转需要的远远不止国防部的投入。（如下图所示）这里以2009年为例，美国的军费开支可以分成两大块，第一块是当前军费，其中包括国防部的6530亿美元，其他部门的军事支出1500亿美元，反恐战争相关1620亿美元；第二块是上溯军费,其中包括老兵福利支出和军费债务的利息支出。这两大块加在一起占当年整个联邦支出的54%。


2010年，美国情报部门的全球开支是800亿美元。2011年，除了国务院和国际开发总署之外，联邦政府另拨了546亿美元的外交和外援经费，用于诸如和平工作队（ Peace Corps），广播理事会（成员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千年挑战公司之类的项目。上述这些天文数字的费用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军事、外交和地缘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帮助盟国和战略伙伴对全球经济和军事的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比如在东海和南海，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就在不断要求美国在他们和中国之间保持力量均衡；在中东，以色列和沙特长期以来都在要求美国遏制伊朗的核野心。

为了在经济，地缘和外交风险面前获取美国的对冲支持，许多国家往往都要大量的吸纳美元资产，一方面是为“美利坚帝国”昂贵的全球运作提供货币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关系微妙的时候示好以缓解关系获取支持（这一招中国经常运用）。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联邦债券会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避险资产。

再次，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表现都和美国的贸易赤字成正相关性，说的朴素一点，也就是美国越负债越超前消费，这些国家的出口及经济发展的就越好。因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支持就成了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前提。201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151亿美元，是有史以来美国对任何国家最大数目的一个贸易赤字。（如下图所示）仔细的分析一下数据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了美国，中国的全世界贸易结果将是赤字，想起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这几乎让人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日本和德国也对美国保持数量可观的贸易顺差。 2012年，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为5404亿美元，没有一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能靠近美国的这个级别。说句不夸张的话，经济评论员经常讲的全球贸易失衡其实就是美国贸易失衡。美国把他的消费需求出口到全球，全球把他的产品卖到美国。美元的主导地位在贸易上就是美国消费需求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体现，说白一点，一个出口立国的国家绕不开慷慨的美国消费者，因此他就必须接受美元。而这些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必须大量购买美元资产（联邦债务等）以此来为慷慨的美国消费者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而且购买美元资产有利于本币对美元贬值，增加本国出口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国抛售美元资产，美元就会大幅贬值，这对他们的出口行业将会有致命的打击。美元霸权是出口大国追求出口竞争力的必要条件，除非有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取代美国消费者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主导地位，而唯一一个有此潜力的国家就是中国，只不过中国离内需型国家还有很漫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再者，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共有10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全球资本市场中只有美国联邦债券市场达到足够可以容纳下他们。有人会说日本国债市场比美国的大，但日本国债90%以上都是对内销售，封闭性太强，所以美国联邦债券市场便成了不二选择。有人会说，德国国债，英国国债和黄金不可以吗？他们的规模都太小，说句幽默的话，光中国的外储全部进去就可以把他们的价格送上月球了。



最后，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联邦债券）是全球金融体系最主要的流动性工具和风险管理和对冲的资产池。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联邦债券）的崩溃将会导致全球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这一点可以从欧洲债务危机中的主权债务资产崩盘所引发的银行危机中鸟瞰。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联邦债券）的崩溃将会导致围绕美元资产展开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的崩溃。另外巴塞尔协议Ⅲ使得货币市场（money market）的重要性更加显著，而美国联邦债券是流动性最高的货币市场证券和最重要的抵押资产。美国联邦债券的崩溃将会造成回购市场瘫痪，大大推高融资成本，导致流动性枯竭和窒息套利交易的空间。由此而产生的系统性市场恐惧将会使雷曼兄弟事件大规模出现，这也许将是全球金融体系所无法承受的金融海啸。



总而言之，只要“美利坚帝国”的宏观基础完好，美国消费者继续主导全球贸易版图，美元霸权就无法动摇，美国联邦债券就依然是最炙手可热的避险资产。美元霸权的终结是“美利坚帝国”衰弱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终结美元霸权就想拆掉一所房子，必须深刻的理解这所房子的支撑点在哪，否则，房子拆不好，砸死的可能是自己。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