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虽然我的处女作《枫》是中国大陆最早正面暴露文革内战的作品，但我从来不同意「彻底否定文革」。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理论。在合国上下众口一词的「彻底否定文革」之声浪中，我一次又一次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狂热。那种不惜牺牲自已个人的一切乃至于生命的狂热，除了对毛泽束的个人崇拜之外，难道就没有更为深刻一点的历史动因了吗？不，那一切热情绝非宗教迷狂可以一言以蔽之。当时，我真切地体味到一种解放感。毛泽东是解放的旗帜！我出生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懂事起，就明白自已是这个社会里最无生存权利，最受凌辱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纵然我品学兼优，笃信马列，但我的厄运生来已定。文革初，一直是街道「积极分子」的母亲被批斗毒打后赶下农村劳改。我在学校被工作组定为「右派学生」（说来可笑，因系学校党支部「保皇派」），而老红卫兵又视我为「狗患子」，将我殴至重伤，九死一生。我的母校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约诞生地，巨大荣誉使红卫兵的创始者们较为自制。许多中学的红卫兵则滥打乱杀，不仅私设牢房，而且刑罚残酷，有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剌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等等，牢房里更有人血写成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在此之前，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二十余天之内，大抓「右派」、「反革命」，不算百余所中学，仅二十四所大学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比例绝不亚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正是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解放了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多年以来，这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的反抗学校党组织和高干子弟压迫的权利。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第一次站起来作了人！而且，这种个人的解放感又与「打倒党内走资派」，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紧紧焊在一起，从而使人获得了一种感受上、事实上乃至于思想上的全面解放。
当然，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便成了我们不惜以生命去捍卫的生命线。当我走出北京，介入外省文革运动之后，更感受到民众之中的翻身解放感。在四川宜宾，对立派农民包围我们，控诉「困难时期」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口粮，因此他们要起来造宜宾当权派的反。而我们首都红代会支持的宜宾「红旗派」则将矛头指向了更高一级的当权派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因为他们认为李井泉是造威他们一切苦难的根源，而宜宾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刘结挺、张西挺二人正是反对李井泉的。根据文革中的揭发，广西区党委领导乔晓光曾这样描述他治下的人民生活：「广西的农民吃得很差，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能跃进，穿的实在破烂，住的是破烂屋，一个房子住几户，西部地区是「五畜同堂」，牛、猪、鹅、鸭、人住在一起，至于行，就是两条腿加一根扁担。」据较为开明的胡耀邦当政时期新修的广西上林县志称，在大跃进时期，中共干部对农民十分残暴：干部的「四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生产、生活特殊化、虚假浮夸）问题更严重。大丰公社原有九个党委书记（副书记），其中有五个亲自踢打过群众。三十一个社干部中有十一个毒打过社员。公社书记打过十二人。在大里搞粮食安排时亲自动手打了人，逼出三百六十斤粮食开小型现场会，总结推广打人征粮「经捡」。到云城又毒打社员ＸＸＸ，逼出三十斤程食后，继绩翻箱倒柢，还拿全村老百姓来跪。云城工作组共七人，人人动手打人，共打群众二十六人。同拳打，同脚踢，用木打，用电筒打等。打得ＸＸＸ头肿得十天梳不了头，半个月不能出工。群众揭发说：「ＸＸＸ是『五挂帅』书记。」即打人、跪人、打鱼、杀鸡、杀鸭五挂帅。公社副主任入入入打过三十六人，被打者最老的八十多岁（二人），最小的十三岁，有的被迫在田头生小孩，还有二一个妇女被折磨致流产。公社干部ＸＸＸ于一九六０年前后三个月中，先后在云城、云黄等地踢打六四名社员，有的被打得头破牙崩。
其不但自己动手打社员，还命令群众互打，叫父亲打儿子，儿子打父亲，打完还不够，还把父亲与儿子头互碰。公社干部如此，大队干部更加恶劣。云石大队十一个干部中有九个是打过群众的。全大队被踢打和不给吃饭共计二０一人，占全大队成年人的七一％，云黄大队八个干部中，没有一个不打过群众的。队长说：「干部不打人不是好干部。」云黄大队挨打的六十六人，挨玩的八人，不给吃饭的七十八，罚立正的十六人，共计一六０人，占全大队成年人六四％。新生大队社员被干部打、跪、不给吃饭的一三五人，占全大队成年人八五％。同时速不给社员吃饭、罚做苦工、多方刁难。有个大队长吊打社员后，又用火来烧。云城大队ＸＸＸ用蚂煌咬社员十多人。打人、罚跪、不给吃饭，诸如此类队队都有，而且手段之多，计有：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木、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打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头、封门口、插自旗、假枪毙、带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煌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土工、打鼓喊冲锋等三十多种。文革之前人民所遭受的种种残酷压迫与剥削，最后典型化为一个各地都屡见不鲜的喜剧：请老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淳朴的老农往往忘记了会议主持者的指示，在忆旧社会之苦时，不小心说溜了嘴，大忆特忆起共产党新社会之苦来，最后被人请下台去了。文革中，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各阶层民众，都聚集在毛泽东的「造反」大旗之下，获得了反抗的权力。如今，前朝遗老遗少们皆以赞美诗的情调缅怀文革之前「太平盛世」的「十七年」。其实，「十七年」是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是一个黑暗到达一线微弱的反抗之光都透不出来的政治黑洞。
在严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任何一站最轻微的抗议都会立即招致最严厉的镇压。连对一个小小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党员提一条无关痛痒的意见不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罪在不赦吗？文化革命天地翻覆，人民不仅可以提意见、抗议，而且还可以批斗、打倒、夺权，小至支书，大至省委书记直至党中央副主席。「十七年」中，任何非官方的组织一律是「反党组织」、「反党集团」，而文革中，人民不仅可以自由组织集团、派别，甚至还可以用武器来保卫自已的权利（尽管常常迷失方向）。从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们是绝难体会到这种天翻地覆的解放感的。王祖鉴、王定和洪华的故事，增加了我对「十七年」的理解，并可成为我关于「两个文革」理论之左证。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就人民而言，文革绝非当今权贵们所极力使人们相信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糊里胡涂的「大疯狂」。任何一个巨大的群众斗争，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已的行动毫无知觉，直到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而且我们总是满足于对自已的一切行为的「合理化」解释法，直到最后才发现这些解释都是些不恰当的借口罢了。」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反抗暴政抑是其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最根本的动因，仅用「个人迷信」、毛振臂一呼是无法解释这场席卷四分之一人类的政治风暴的。王定、王租鉴、洪华三位县委书记的亲身经历所反映的合作化、大跃进时期人民的辛酸，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文革之前的五０年代，共产党的专制便给人民造成了血泪交迸的深重苦难！
在这个毫无政治透明度的铁幕国家里，人民无从了解苦难的范围及烈度，更不可能认识到一切苦难的总根源正是极权制度，正是金字塔顶端的毛泽东，只能把仇恨指向直接剥夺和压迫他们的共产党中、下层干部。对于人民的这种仇恨，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是了然于心的。在一次讨论并制定「四清」运动政策的最高会议上，有如下一段对话：刘少奇：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陶铸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李井泉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李井泉：是。）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关于人民和中共的尖锐矛盾，从毛到各省封疆大吏都是明晰的。如果说开头毛泽东还未提到理论高度，那么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中，则已经思考成熟：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在毛深感大权旁落的六０年代中期，他决心利用这一矛盾来打倒政敌，捍卫自己的最高权力了。文革伊始，他先支持红卫兵以「造反」这个在中国人传统心态中被认为最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尖锐词句来打倒基层党组织的激烈行动，紧接着便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历经两千年君主专制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民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使一切造反行径名正言顺，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一下，平日逆来顺受的人民便如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辜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民众的民主斗争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得到类似的先例：辛亥革命发韧之初，四川人民为了从政府手中夺回铁路主权，曾利用过光绪皇帝的权威。因光绪帝早先曾发过一个「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于是民众便祭起光绪来「造反」。当时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扎起光绪帝的「圣位台」，致使官吏频频下轿致敬。百姓还故意将「圣位台」扎得大而低矮，堵塞街道，使轿子无法通行。那一阵子，轿子绝迹，官吏步行，大快人心。还有以光绪「圣位台」围困官吏宅邸的事例：官老爷要出门，下人禀告：老爷，前门出不得，皇上在前门外。要出后门：老爷，后门地出不得，皇上在后门外。结果居然是四门难出，恼怒而无可奈何。四川总督赵尔丰妄图以高压恫吓民众，逮捕了几位著名士绅。矛盾激化了。
当天中午，数千民众摹赶起总督衙门请愿。按中国的专制传统，聚众请愿亦几近造反。但老百姓这次有护身符：光绪皇帝。民众手捧光绪上谕之「语录」和光绪的神位、线香，理直气壮地冲进总督衙门。残暴而愚蠢的赵尔双下令开枪弹压，当场击毙三十余人，尸体和皇上的神位、上谕一起倒在血泊之中。这一下好了，现在，不是百姓造反，而是总督大人造反了！合川各地纷纷起义，赵尔丰最后被冲进总督衙门的民众乱枪打死。在攻克成都时，自发的民众手执鸟枪、梭标、牛角叉以及锄头、挡耙、扁担冲进城门，自己地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发泄，要造反。最后，利用过皇帝的民众干起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皇权，实现共和。这是不敢轻言造反的中国老百姓不意中绕的一个戏剧性的大圈儿。众所周知，庚子之乱亦包含皇帝百姓互相利用的一个方面。慈禧太后见义和拳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子，认为民心可用，便利用百姓的排外情绪驱杀「洋人」，以间接打击洋人支持的力主变法维新的「帝党」，稳固她刚刚夺回的国家最高权力，百姓则利用皇权的默许和支持，名正言顺地扩大组织，实现自己的意志。文化革命虽然也深具利用皇帝来打击贪官污吏的动力源，但人民和时代均未成熟到可以把握胜利的成果，进而推翻极权统治。「奉旨造反」终究不成。人民以鲜血生命换来的权力之果得而复失。这里还有一个不应回避的小问题：既然第二个文革（即人民的文革）是人民与共产黛贪官污吏的斗争，为何最激烈最残酷的内战都爆发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我想，只要对文革的过程稍加解析，问题不难解答：北京及各省文革之初，皆有一全盘肯定「十七年」中共统治的「保皇派」，如「老红卫兵」和「赤卫队」、「产业军」、「工人纠察队」等等。当人民真正组织起来之后，「保皇派」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打得土崩瓦解。
全民愤怒声讨「十七年」的浪潮，迅猛地淹没了他们歌功颂德的「捍卫」。在批判「十七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造反派」冲垮了各级党政机构，很快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应该说，这一历程，正是文革的本质性特征之显露。不幸的是，正是在此时，在填充权力真空，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以为权力已唾手可得的民众被精于此道的毛所分裂。如一起摧垮「老红卫兵」和「产业军」之后，四川的造反派被分裂为以「八二六」、「反到底」为一方，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八一五」为一方的两大派：又如贵州，在并肩摧垮「老红卫兵」和「赤卫军」之后，民众被分裂为「四一一」和「支红派」两大派：又如北京，在摧毁了「老红卫兵」和「联动」之后，学生造反派被分裂为「天派」、「地派」两大派（「天」「地」派尤为复杂，因为身处京都，各派政治势力直接插手）。人民的基本觉悟正在于此：都造「十七年」的中共统治反。人民的不成熟也在于此：轻而易举被分裂，在内部爆发激烈的内战。他们反抗极权专制的斗争并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毛及其心腹们极其老练地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如在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上支持这一派，在另一时间，另一问题上支持另一派，成功地分裂了民众，使他们互相抗衡，混战不休，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真正威胁，使对大局势的控制权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已手中。因此我认为：文革在斗争形式上的激烈残酷，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里好有一比：一个受尽凌辱的瞎子的暴怒。
他凭着直觉蒙拢地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只可惜睁不开眼睛，无法确定敌人的准确方位，只有挥舞着手中的菜刀朝着大致的方位乱砍一气。如果有一群瞎子，如果还有心怀匡测的明眼人故意干扰，他们完合会误伤同伴。但即使误伤得十分惨重，你地无法否认这暴怒在根本的意义上正是指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因此，我认为文革中的残忍（也括人民内部的残忍）是尚未完合睁开眼睛的人民对中共「十七年」暴政的反抗和宣泄。广西的情况要简单得多。由于中共广西当局力图自保，一直把文革的斗争矛头误导向「地富反坏右」等老牌「阶级敌人」，直至一九六七年才开始斗争「党内走资派」，迟至一九六七年四月，全省才正式分裂为「联指」（保守派）和「四二二」（造反派）两大派。「四二二」以「打倒韦国清」表达出广西各族民众对中共暴政的强烈反抗;「联指」则是被韦国清等欺骗利用的群众，他们被告知：一切苦难的根源就是「阶级敌人」的反共复辟活动。可以说，广西文革就是韦国清假『保守派和军队』之手用机枪大炮扫平造反派，并非造反派内部的权力争夺。这实际土是一场武装「镇反」和「反镇反」，它的残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残忍何以会发展到大屠杀、人吃人的极端？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理论挑战。第一次广西之行后，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跨过几天图书馆。大量有关广西的史志皆证实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便有吃人之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该算《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上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王固所撰之《汉书》亦赫然写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宋代范哗所撰《后汉书》更写得骇人：「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若喜而赏其父。……注：《人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桓出道间伺侯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另一条注也写道：「乌浒，南方夷号也。《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对于「僚人」亦有如下记载：「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此外，在[唐】《隋书》、【元】《宋史》、【汉】《异物志》、【明】《桥南琐记》、【明】《炎缴纪闻》等书中，亦有对南方壮族先民嗜杀食人之俗的记载。后来见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在分析人吃人狂潮时亦提及「壮族有吃人肉旧俗。」把文革中大屠杀，人相食归结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听来显然最现成最省力。但这个答案是我无法认同的。我徒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此外，同壮族人民的接触，使我深信这是一个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这样，一头是大量古籍，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一头是我的情感与笃信不二的直觉。显然我已陷入理论的困境：直觉只是直觉。直觉不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对广西发生的一切反人类事件，我必须找到科学的理论解释。我知道，那神秘的答案肯定险藏在壮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壮族作全方位考察，这便是第二次广西之行的任务。
我和妻从王租鉴家附近的旅店搬到了市中心，开始拜访专攻壮族文化历史的各族学者专家。只要学术界认为值得一谈的人，只要找得到的人，我们都一一登门求教。谈到最后，我们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广西文革会发展到人吃人？显然谁也没考虑过这种怪问题，一般只证明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确有吃人之俗。我们早知道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天期望他们的双语片言也许会把疑团点破，或帮助我们估计寻求答案的大致方向。其中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要数壮族历史神话民间文学权威蓝鸿恩先生了。在第一次见面时，蓝先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帮助我们从民间传统、史诗迅速切入了壮族史，尤其是他向我们讲述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文化英雄－－→东林的故事，更使我们受到了直接的启发。广西文学界的朋友们更不必说了，他们的支持是全面的。而且，一批年轻的文友鲜明地提出「百越境界」的南方文学主张，使我们清晰的获得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原始浪漫、自由飞动的深刻印象。四月十八日是广西壮族的「三月三歌节」，广西文联邀请我们同作家、外地客人一道就近赴邕宁县观赏。邕宁县治所在地称蒲庙镇，从清雍正九年至一九八八年已建墟二百五十七年。与民间三月三歌节结合在一起的开墟纪念活动很是闹热，来自各乡镇的舞狮、舞龙、八音、骑顶马、高跷、神仙鬼怪队皆敲锣打鼓地在县城中心街道上游行舞蹈。美中不足的是当局在闹市中心摆了一座「观礼台」，各队游行至此，皆要向「领导」及「远方客人」们顶礼致敬一番。官方的并非恶意的介入，把三月三的民间对歌也搞成了表演的形式，在人民公园的事台楼阁里，一批批早已组织好的民间歌手在麦克风前即兴演唱，歌声与扩音器嗡嗡作响的电声轰击着我们的耳膜，如之汗流泱背的拥挤，其使人兴味索然。本来，三月三是壮家民间的爱情节日。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勒貌（壮语，小伙子）和勒俏（壮语，姑娘）自小相爱，常以山歌唱出相互的倾慕。后姑娘被迫嫁给一老头，偷偷逃出来找到情郎，双方用歌互诉衷肠。姑娘的娘家和婆家要捉拿这对情人问罪。而这对忠贞的情人终于双双殉情放火红的木棉树下。另一民间传说亦大体相似，不过是姑娘未嫁。为反抗父母压制，双双于二月三十日晚跑上山坡，爬上一棵大枫树，痛哭殉情，鲜血染满枫树和树下的红兰草。到三月初三日，人们才发现。为了纪念这一双勇敢追求爱情自由的年经人，人们每到三月三前后，便要吃用枫叶和红兰草染的糯米饭，并情歌对答，自由恋爱。代代相传，终于形成三月三歌节。真正民间的歌墟，是在山野林莽之间，通过情歌互答而产生情意的青年男女便会到静僻的山林中去互诉衷肠，自由幽会。无论结婚与否，家人及舆论概不得干涉。由于有约定俗成的法规，歌墟从无打斗骚乱，十分文明。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盛大歌墟，在无月亮的暗夜进行而绝无经微的暴力事件。也许，这是人们对远古摹婚制时期爱情自由的一个回忆与补偿吧？据历史记载，壮族喜唱歌至少有可上溯一千余年之历史。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壮人迭歌相合，含情凄惋……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为了产生高明的歌手，有些村寨甚至不惜筹款派遣青年到远方去拜师求教，以便在对歌时为自己村寨赢得荣誉。如《岭表纪蛮》有说：「各寨常于寨丙遴选聪明强记善歌能唱之人，醵金为学费，使往某地某寨向某善歌者习歌：此人不远千里而赴之，以求一寨博荣誉。」同书还有以对歌来代替械斗的记载，令人叹为观止：「桂西北一带之土人，如有两村以上发生重大隙怨：亦当以歌战代械斗。斯时两寨男女，排列战场，交迭唱歌，互相谩骂，其点揭透辟，尖锐劖刻，有非语言能形容者。如胜负不分，旁村出而和解，亦以歌相劝。以歌代斗，亦趣闻矣。」
壮族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歌的海洋之中。呱呱坠地，便可以听到母亲的摇篮曲和安眠曲；满月了有亲友齐聚约满月枕酒歌：平常日子，但有喜庆之事，家中常常举行「欢江栏」（壮语，家中的歌会）；长大了，更要学唱情歌，否则要遭人耻笑；人生之旅的终点，便在哭丧歌声中结束自已的生命。壮族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歌的海洋中。不用说衣食起居，劳作待客，就连共产党的政治学习、政策宣传也统统被「歌化」：以聚众唱歌的大节日算，便至少有元宵节、二月十九、三月三、四月八、中元节、中秋节、九月九、冬至节等等。近人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一书中记述道：「壮乡无论男女，皆以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可以说，壮族是一个唱着生唱着死的民族，一个欢乐浪漫的民族。四月中旬，我们除了参观了篓宁县的官办三月三歌会，又到中越边境上的宁明县参观了著名的壮族史前文化遗迹：花山崖画；还到省博物馆请铜鼓专家带我们观赏了云屯的铜鼓。下一步，该离开都会，到大山里共寻找巫术了。早在查阅史志时，便发现广西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巫术至于她们是否真的到了阴间，过了奈河桥？此事应学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使阴间子虚乌有，但她们确是进入了一种巫境。那晚来去有三小时之久，据说还是短的。在这三个多小时里，姑娘们手在不停地摇扇，双脚不停地掂抖，嘴襄不住地说唱，（据说此时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如手拍、针扎等）如果没有进入一种超常境界至少是一种催眠状态。醒来后，她们根本记不得在阴间的一切，想知道，只有转别人的复述。赶阴街时，她们的表层意识是松驰的，一切平日隐而不露的心事，被压抑的性格、感情全都不加掩饰她暴露出来。我想，这确是一种真正忘我的心理状态。那一晚，我亲身感受到巫的气氛，才真正体会到巫确实是壮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自然、逼真、愉快、轻松、世俗化。试想，那些聚精会神地看巫事的孩子们，从小便接受着巫的教育和暗示，长大成人后，通过巫术活动所表达的种种宗教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意识，自然会构成他们的世界观，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牢固基石。紧接着，朋友们第二晚又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巫事。晚上，当我们如约而至时，那女巫却变卦了。岑隆业与本地壮族朋友们和阻止巫事的乡亲们用壮语激烈争执半天，最后还是不行。岑隆业火冒三丈，气呼呼地告诉我们，今晚的这位女巫比前日晚的要高明，一切都安排好了，却有一亲戚去苦告她，小心以后又来运动。最后我们把当地公安人员都请去了，再三说明是文化采风，终是不答应。无奈，只好找了位胆大的，但据说法术不高明。只有认可，否则一晚时间就虚掷了。这位女巫搞的排场比上一位要大，很庄严、虔诚。赶阴街的是两位中年妇女。他们骑上「马」到阴间不久，岑隆业等便不耐烦了：翻译过来的歌词，竟是对我们这些「远方的尊贵客人」唱的？他便跟她们打岔，叫她们快走。我她看出二人根本没有进入任何忘我之境，完全清醒。但记记歌词，看看假的也好嘛，便劝他别干涉，听其自然。两个女人也走到阴街上了，一条街一条街地唱着，我们的壮族友人们连翻译都懒得干了：歌词陈旧，都是些平庸的老套子。这倒也好，我不记笔记了，选择了几个角度照了一些相。夜太深了，见两位赶阴街的女人还在不紧不慢地在「阴间」闲逛，岑隆业便叉打岔道：「快回来吧，咱们的客人们不耐烦了丁」那两个女人口中虽然仍在细细地唱，但显然都略微愣征了一下，注意到他的声音。好了，她们又唱起来了：「咱们远方的客人不耐烦了……」很快，她们策马奔回阳世。歌声一停，其中一女人突然箭一般射出门去。人们哈哈大笑：她被一泡尿憋急了！前前后后我们又看了几次巫事，对巫术获得了一些感性的直接印象。一般说来，女巫在村襄很有权威，即使在共产党设生产队、党支部之后，这种权威也照样存在。但这种权威，既不是像皇权那样可以世袭，也不是如藏传佛教那样靠活佛转世，或者像佛教、基督教那样靠修炼、学习，衣钵相传。女巫的产生是突然的。有的女人在大病一场之后，便成了巫。似不像争夺权利而搞的装神弄鬼。成巫之后，都会表现出一些「特异功能」，为常人所不及。岑隆业曾亲见他村里一女人成了巫，重病、苏醒之后，那女人竟迅速爬上了一棵男人们都爬不上的大树，而且居然还爬到了斜伸在河面上的最危险的枝头！依我看来，每一个壮人都有成为巫的生理－－心理基础。从小耳濡目染，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一种超常境界。如气功世家、表演世家，生来便自带三分。而最后终于成巫的，一般是身世苦难的女人。女性本来敏感，易于接受暗示：加之身世苦难，必然更加内向，精神生活较为强烈丰富。一场使人陷入昏迷的大病，其作用可能是接通了一条被文明所切断了的直达深层心理的思维通道（如大病之后获得特异功能），于是，长期沉积在心灵深处的关于远古的记忆被激活了。于是，种种奇异的功能及几天几夜都唱不完的宏伟史诗都呈现出来，不学自会，如生而有之。自然，这只是我对巫的一种猜测。总之，巫不是迷信，而是一种需要以科学态度对待的文化心理现象。几次巫事，也使我们初步了解到壮族原始宗教所描绘的鬼的世界。北方汉族的鬼皆为厉鬼，牛头马面，披头散发，血盆大口，无不挣柠恐怖。树下有吊死鬼恫吓，水边有淹死鬼拖曳，坟堆里更有冤鬼终夜壕哭不休。对于壮族来说，鬼的世界便是人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可以互相沟通的共同世界。鬼们生活于一个美丽奇幻的世界，那里的鬼与生人并无二致，皆朴实善良，男耕女织，安居乐业。那里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因果报应的轮回，没有恐怖的十八层地狱。那里只有椅旋的风光、温暖的太阳、热闹的街市、和平的村寨及裸体耕耘的返璞归真的男女。那个世界如此美好，以至怕阳间的人们留连忘返而在奈河桥上设岗禁行！总之，壮族原始宗教给人们描绘了一个美如伊甸园的阴间，显然是给死亡赋予了积极的意义。这是对生命最坚定最有力的肯定。成熟的来西方宗教皆有天堂与地狱的对峙，以此来警戒世人的食欲与罪恶。而这个没有未日审判，没有地狱而只有天堂的原始宗教，显然只能产生于私有制之前的一个善良、宽容、和平的民族。巫术盛行却又尚未发展成惩恶劝善的成熟的宗教，说明壮族与他们古代那个浑朴的时代相去不远。那个现代人类早已遗失的天真淳朴的幼年时代，在壮族人民的心中还保有鲜明的记忆。巫一个善长得不知何为罪恶的宗教。一个在罪恶面前毫无思想准备的宗教。年幼的不知罪恶的宗教塑造了一个年幼的不知罪恶的壮族。在中华民族里，南方少数民族确是年幼的。在一个瑶族神话中，创世女神有三个儿子。分家那一日，老大先起床，拿了一杆秤到一个好地方去做起了生意，创家立业，生男育女，日子过得很好，成了今天的汉族。老二一起床，就杜着犁耙到平原去耕耘播种，安家落户，成了现在的壮族。而老三起得最晚，哥哥们把家产都拿光了，只好拿上仅剩的简陋工具和一把小米，一把苞谷，到深山里开荒播种，艰苦创业。
这显然不是一个原生神话，但它至少形象地表述了这样一个史实：在中华民族文明的清晨，南方少数民族是苏醒甚迟的幼弟。在桂西北考察民俗的日子里，我们听到了大量有关壮族「不落夫家」习俗的故事。按「不落夫家」之俗，新婚之夜，新娘与娘家带来的女伴同床，丈夫不能问津。次日清晨即回娘家久住不还。夫妻之间的性关系，纯系野合维持。同行的壮族朋友说，妻子来见丈夫并不进村，但村人见到，皆有立即通知她丈夫的义务。直到怀孕之后，才正式到夫家居住，开始一夫一妇的家庭生活。大致如明代邝露《赤雅丁妇》所述：「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全，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始称为妇也。」「不落夫家」的时间，少者二、三年，长者竟达七、八年。此期间，每逢年节和农事太忙时，则由其太太的母亲或姐妹亲自去接她回来住几天，便又转回娘家居住。在「不落夫家」期间，妇女在娘家自由自在，不仅可以参加歌墟及一切社交活动，能谈情说爱，而且还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
在隆林等地，女孩从能参加田间劳动时起（十二、三岁），父母便划给她一小块土地（无地便去开荒），自种自收，其收入为私房钱。等到结婚，等到落夫家时，这一笔可观的储蓄便是妇女在太家地位的经济后盾。毫无疑问，这正是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中妇女的顽强反抗之余迹。共产党曾简单地将此视为「陋习」，企图以行政手段予以彻底革除。如土改时期，规定不落夫家不分田或分田在其夫家，间题似乎一下子得以解决。后来一合作化，田地归公，不落夫家之俗又兴盛起来。于是又是行政手段：不落夫家不派工，或出工不给工分，又压下去一次。但仍有不少妇女宁肯上山开荒单干，仍是不落夫家。
由「不落太家」旧俗开始，我们发现了大量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古老遗风。如「夜婚」实为远古抢婚习俗之象征性残余；「产翁」（太太抱子坐月子，现已绝迹）实为父系向母系争夺子女所有权：又如「舅权」（兄弟、舅父之权大大超过太太、父亲）为母系制原始社会的直接遗俗：再如「姑舅表婚」（一种是舅父之子有权优先娶外甥女。一种是外甥娶舅父之女，却严禁舅父之子娶外甥女，单向姑舅表婚）实为远古族外婚的遗风：还如近亲堂兄妹通婚（据对广西龙胜龙脊乡马海屯的调查统计，堂兄弟姐妹结婚的竟达该屯婚姻总数约五％左右，并为社会舆论所容许）实际上竟是远古血缘婚制的残迹了：再加上远古群婚制的「一点蒙拢的记忆」（恩格斯语）之歌墟，可以说，壮族民俗中，至今尚保留了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婚姻家庭形式之遗迹。奶由此观之，壮族不仅是一个在文明之光召唤下苏醒甚迟的幼弟，而且还是一个迟迟未能摆脱童稚之态的发百缓慢的幼弟。壮族社会发展迟缓，保留了贫困，却也保留了许多现代「文明社会」早已遗失的人类美德。如果我们大家一起作一次壮乡之行，（最好将岁月前移二十余年，因文革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来，壮乡亦在劫难逃，世风日下）在我们面前将展现一派宛若伊甸园之景象。
在简易公路的尽头，我们只有弃车步行。因几百年来汉族大量向南方移民，凭借军事、经济、政治的实力逐步将南方少数民族从平原河谷地域压迫至深山老林。要看到民俗较为纯粹的壮乡，只有进山了。进入茂密的亚热带森林，（如果它侥幸逃脱了「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的毁灭性砍伐而劫后余生）向导边走过向我们介绍着各种奇花异树的壮语名称及它们在壮医中的药用……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林中的寂静，就在我们屏息四顾的当儿，远处传来人声狗吠。顷俄，一伙壮家猎人欢呼而来，跳跃而来，在我们驻足的林莽间捕获了一只重伤的野猪。这意外的巧遇令我们与奋不已，走过去同他们攀谈、递烟。在他们开始切割猎物时，我们告辞了。但猎人们紧拉住我们的手竟不放我们离去，原来，他们请我们稍待片刻，要分给我们几分野猪肉。向导向我们解释：集体打猎须均分猎物。开枪首先击中猎物的可分得头和脚，这是他应得的荣誉。此外，他还可分得三分：人头一分、枪一分、猎狗一分。剩下的肉按人头均分，不论是否带枪，也不论成人小孩，只要参与了围猎，那怕仅仅是吶喊助威，一律每人一分。而且，恰巧在场者也人人有分。我们再三婉谢，终是盛情难却，只好从我们一行「应得」的份额中拿走一分，勉强脱身而去。……林间，不时见伐倒的树木或砍下堆作一处的灌木，经年无人索取，雨淋日晒，已变作黑包。有人问：不会拿乱吗？向导微微一笑，如客人问得婉转，答道：不会，壮族最恨盗窃，一般绝不会发生。你们看，那些柴堆和木头上都栓有一个茅车结，有茅结的东西都有主，没人会乱动的。行至林边，他指着草丛中的一些背兜、绳索、干粮等杂物，说是猎人们暂存的，不系茅结，放他十天半月也不会遗失。有人造山寨探亲访友，当把用不着的累赘之物放在路边，出寨继续赶路时仍原封未动。……出得森林，一片片开垦了的水田山地突现眼前，一个干栏式的吊脚楼组成的山寨自由自在地摆置于红土坡顶。松柏环绕，而高大的木棉树枝干笔直，高举着满树红花，在寨子上空燃成一片红云。一条大路将我们引到一个渡口：原来两山之间尚隔一河。河不很宽，但山间之河深不可测，无法涉渡。向导长啸一声，对岸小车棚内走出一老人，将小船驶来，默默将我们渡过，叉默默坐棚前小竹椅上抱起他的太竹烟筒抽水烟。向导同老人嘀咕了几句壮语，引上我们继续赶路。不交摆渡钱吗？不久。向导头也不回。我们疑疑惑惑，也不敢多问，只有紧紧跟上走。虽是春日，但亚热带的阳光已是酷热如焚。走不惯山路的我们这些城里人，早已心肺若煮、汗雨淋淋。还远吗？有人问。向导用巴掌抹了把脸，他额头上也绽出了汗珠：到上边歇歇脚。山坳上立着一个孤零零的小草亭。顺一段弯曲石阶爬上山坳，走进小亭，竟见一白发苍苍的老妈妈给我们抱过来一棵茶碗。老人笑嘻嘻地打量着我们，用壮语间喝热茶还是凉茶？上点岁数的人自然要喝热茶，但我们几个年经点的却说凉茶过瘾。一碗茶咕噜咕噜灌下肚，才觉出一丝清凉的草药味儿。一间，才知茶里泡有「野桂皮」、「杜仲」、「百解」等解暑车药，就是凉着喝地出不了问题。有人在亭柱上发现了一首歪歪斜斜的「打油诗」，一字一句地辨认着念出声来：侗乡情意比山深，东边坳上起茶亭。一亭一个加油站，万水千山步步情。侗乡？我们怎么走到侗族的地方了？向导走过去，看清了确是侗乡二字，略一思索，笑道：喝茶的人写错了。这茶亭主要是侗族的习俗，壮族有些地区也有。这一带也有个族，喝茶的人以为是侗族茶亭呢。我们这里，在茶亭喝茶跟摆渡一样，也是不收钱的。这才知道，刚才过渡，我们确实没有交摆渡钱。太家不约而同想到一个间题：那么，茶亭老人和摆渡老人的生活间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向导问茶亭老人两句，说：到处都差不多，解放前由寨子里拨出一块公田，叫「茶亭田」和「摆渡田」，用田地的收入供养老人们。现在由队里给他们记个工分。不光不收茶钱，过去穿草鞋时候，这亭柱上还总挂着几双布帮草鞋呢。走长路的人，鞋磨透了，只管拿，也是不须破钞的。再三谢过看守茶亭的老妈妈，离开大路，很快便进入我们要去的寨子的地面。进寨之前，我们又发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新鲜事物」：谷仓、包谷仓皆依山取势，建在村外。
而且，村边的一条小溪，皆用竹篱或树枝、木板围成一个个鸭圈。一个「偷」字不由得又浮现在我们这些汉人脑际。向导肯定地说不会，别说粮食、鸭子成年累月放在村外无人偷盗，等稻禾封行的季节，田里还有一群群肥大的「禾花鱼」，就连农家一宝的牛，往往地依山建厩，概无失窃之虞。为什么在村外？图个方便：粮食随用随取：牛厩建在山上，施肥就近。壮乡的淳淳古风，其使人自觉形秽，彷佛半天工夫，我们皆从洋洋自得的现代人退化为不开化的蛮族。同行的人类学家纠正道：这只是我们文明人的误解与偏见。在精神上，所谓的蛮族倒比「雷锋精神」高尚、自然得多。我们要是能「退化」到蛮族倒也好了！一踏上寨内的青石板路，人们皆缄口不语，注意自身形象，生怕在君子国里暴露出种种野蛮之状。我们走进一棵大榕树旁的农舍，立即受到全家人的热情招待。端茶敬烟自不必说，而且一定要挽留我们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推说日程紧张，还想抓时间多看几家。不料宾主争执间，女主人已在小桌上放好了碗筷酒杯，并声称鹅已杀好。于是只有「恭敬不如从命」，扭捏地围桌而坐。同行人中一熟悉历史者吊开书袋，说壮家好客在更籍中多有记载：如明人邝露在《赤雅》中曾写道：「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牲礼饮，久敬不衰。」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也说，他在崇祯年间到广西今大新县地方考察，路遇一位壮族老人，将他请至其家，「请少憩以俟明晨」，并「煮蛋献浆」以待之，在今天等县地方，又碰到一位黄姓之壮人，「一见如故，遂欢饮十日」。关于壮族好客热情之俗，凡汉人撰写的史书游记地方志，都有介绍。茶未凉，话未完，一桌丰盛的饭菜已经摆好。有传统佳肴「白切鸡」、「辣椒骨」，还有腊肉及应时新鲜菜蔬。主人亲自给我们斟酒，称鸡是自养的，菜是自种的，酒是自酿的，请远方来的汉族兄弟们随意自便，不要客气。酒过三巡，微微醉意解脱了我们的拘谨，便纷纷夸赞起壮家的热情好客。这很使主人们高与。这些质朴的人丝毫没有想到我们在他的酒桌上大谈壮家好客实有阿谀之嫌，并有问必答地介绍了壮家的礼节。壮家重礼，谈吐文明。同族或同寨人之间，互相不呼其姓，直呼其名，以示亲近，就是士政时斗地主，也改不了口。对客人则以哥、姐、伯、母相称，以示尊敬。自称不用「我」字，而是自呼己名或卑称为「仆」，以示谦虚。晚辈对长辈自称「儿」、「依」、「奴」，皆牡语小辈之意。长辈则自称「惠」，太约相当于汉语「婢」意。对于有子女的父母，则以子女名加上「父」、「母」，称ＸＸ父、ＸＸ母，壮语是卜ＸＸ、迷ＸＸ。成了祖父母，则以长孙名ＸＸ加上爷、奶称，壮语是抱ＸＸ，讶ＸＸ。对于孩子，则在名前冠以昵称，男孩是「特」、「依」、「恒」，女孩是「达」、「氏」、「墨」，以示慈爱。对兄弟民族亦同样礼敬有加：称瑶族为「甫等」（即居住在山林的兄弟民族），称苗族为「甫拜布」（即居住在高山的兄弟民族）等等。周到的礼节，成为日当生活的一部分。吃饭时，要请老者和客人坐尊位。需要从别人面前走过，必先征得同意，否则自动绕道而行。路上相遇，互相让路，争相下马。刚才一路上，所遇的壮族青年，皆立路边给我们让路，这倒是亲眼所见的。向导笑道：你们没留胡子，也没拿东西，否则，年轻人不仅应让路，还要帮老人担上东西送一程，礼重的还要送到你家里呢。敬老慈幼是壮家的传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德高望重、通情达理的老人，往往成为排解纷难的人物，自然而然就成为村中的「寨老」。他们负责处理寨里大事，调解村与村之间的纠纷，一般十分公正。外出求学的青年，则是全村的荣耀，村人无不尽力集资相助，以示鼓励与期望。团结互助，「一家有事百家帮」。这是一种自然而毫不矫情的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民间建房或婚丧大事，被视为大家的事，村人及邻村亲友皆闻讯而至，有钱出钱，有米出米，有酒出酒，有力出力。春耕生产大都是集体进行，集体送肥下田，送完一家再送一家：插秧也是一家一家插，直到全村的春插完成为止。至于孰先孰后，早有公正人士安排，谁家也不会为先后而争执，各家出的劳力强弱多寡，亦从来无人计较，同心协力抢上季节便是皆大欢喜。正如光绪《镇安府志》记载：「凡耕获，皆通力全作，有古风。」
光绪《归顺直隶州（靖西）志》称：「春耕通力合作，田亩多少勿较也，秋收亦然。」在这种传统的长期熏染之下，人们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已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帮助视为自已应享的权利。更使人叹服的是：壮人不仅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互助友爱的美好心灵，还将这种爱心延及牲畜。酒酣，不知是谁问及壮家节日，他们所特有的「敬牛节」一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农历四月初八是壮族民间的牛节，亦称「敬牛节」、「脱轭节」、「牛魂节」，因为春耕期间，牛犁田耙地，辛劳非常，还要挨鞭打，苦不堪言，魂飞块散，所以春事一毕，便要给牛脱轭休息，还要对牛温柔和气，为牛招魂。四月初八一早，家家户户都将牛栏修整一新，还在牛栏门口贴上一小张四方红纸，为牛祈祷平安。太阳出山了，男人和小孩把牛牵到河边去洗浴。孩子们兴高东烈地往牛身上戽水，太人们用梳子、篦子把牛身上的虱子、虱蛋篦除干净。然后，把牛牵到一块较大的草坪上集中，称为「牛交友」，让他们互相认识，免得日后见面打架。一头头经过梳洗的牛，在阳光下显得更加肥壮可爱，老人们津津有味地评论哪家的牛养得最好，交流经验：孩子们则道逗着小牛玩耍。中午，各自把牛牵回家来。这时，节日饭菜已做好，隆重的敬牛仪式间始了。堂屋里摆着一某丰盛的饭菜，全家老小规矩地围坐桌边。家长牵一头最老的牛绕桌而转，边转边唱牛歌。说到这里，我们请男主人唱几句给我们听听。男主人毫不推辞，站起身来绕桌而转，舞蹈歌咏：牛也我的宝咧，牛也我的财咯！稔子花开了，阳雀鸟叫了，春水弹琴了，禾苗封垌了，四月八到了，脱轭节到了。我把你来敬，我把牛轭脱，让你喘口气，让你歇歇脚，吃口好料子，听我唱牛歌……唱至此，他停下来解释道：这时，要用批杞叶包一团五色糯饭和一块腊肉喂给牛吃。
然后接下去该唱古时候人世上没有牛耕田耙地的辛苦，然后再唱壮族的始租布洛陀造牛的过程。布洛陀从山上采集来首乌、白皮木、马蜂窝、芭蕉叶、红石块、酸枣、稔子花、老山茹、鹅卵石、棕榈毛、芦苇花、枫树苑等物，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忙碌，才在四月初八这一天造出牛来。这一段很长很长，他喝醉了，怕唱不好，再随便唱一段说牛辛苦的词吧：牛咄我的宝例，牛咄我的财咯！早上淋冷雨，晚上浴冷风，赶完地里活，要做田里工，一年忙到头，从来不闲空。几多吆喝声，吓了你的胆，几多鞭子抽，惊了你的魂，今天脱下轭，让你把腰伸，让你胆镇定，让你魂还身……唱完牛歌，家长又给牛喂一口五色糯饭和腊肉，全家都离坐来抚摸牛背，说一些吉利的祝愿。然后再把牛牵回栏里，并从桌上各碗里挟起一点饭菜，羼在玉米粥、黄豆粥、玉米苗等上等饲料里，让牛美餐一顿。最后全家人一起用餐，欢欢喜喜过牛节。
一个心灵多么纯朴善良的民族啊！…壮乡的酒醉人，壮乡的情更醉人。直到日头偏西，我们一行人才醉态可掬地告别村人，踏上归途。走远了，回望山寨，唯见木棉树火红的花云与半天晚霞相辉映，竟融成一片动人的迷蒙梦境。壮乡，我们早已失落的一去不返的伊甸园！史志称壮族是一个极其野蛮残忍的食人族。两宗教、民俗却证明壮族是一个年幼的不知何为罪恶的善良民族，一个唱着歌生，唱着歌死的欢乐的民族。显然，我们已迷失于一片林莽之申。我们有可能挣扎出这神秘的林莽，沐浴于理性的灿烂阳光下吗？一种选择：用倾向性的长刀砍断缠绕我们的事实的藤萝，向着主观臆断的方向前进。
这样，我们身后将留下一个丧失职业道德的事实的屠场，而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小片自欺欺人的虚幻的阳光。另一种选择：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切事实的藤萝，谨慎勇敢地继续摸索前进。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理性的太阳，我们终将走出困境，站立在明澈的阳光之下。在史籍、宗教、民俗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壮族绚丽的史诗及神话传说。史诗是可靠的，而神话传说也不会撒谎。「神话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根据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自然形式之一，只有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
相信史诗及神话传说将把我们带入谜一般的壮族历史。西林、隆林二县地处三省交界的僻远之地，文革「破四旧」的毁灭文化之风刮到此境已是疲软无力，因此，一些「地理」（风水）书、命相书及手抄的师公唱本得以幸存。西林县的一位文学青年，居然在红水河边一村寨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壮族史诗《姆六甲》，可惜篇幅浩太，他多年未能译完。于是，关于壮族史诗创世纪部分，我只好依靠壮族学者的散文学术著作。在壮族的伟大史诗《姆六甲》中，字宙最初是一团旋转着的太气，在越来越急速的旋转中，它凝结为一个蛋（宇宙蛋）。一个拱屎虫推动着宇宙蛋施转，一个螟蛉子却在宇宙蛋上钻洞。当螟蛉子钻出一个洞时，宇宙蛋猛然爆烈，分为三片（宇宙大爆炸）。上片为太，下片为水，第三片便是中界的大地。上、中、下三界是寂寞空虚的。其一个伟大的时刻，大地上长出一朵鲜花。鲜花盛开，花蕊里生出一位女神来。她坡头散发，一丝不着，秀外而慧中，她便是人类的始祖姆六甲（＊注）。【＊注姆六甲亦写作咪六甲。姆、咪乃母亲之意：六甲是一种鸟名，壮人以六甲鸟为聪明的象征。姆六甲即智慧之母繁。】上下界分开之际，螟蛉子飞上了天，拱屎虫留在了地，一个造天，一个造地。拱屎虫勤快，地造得很宽：螟蛉子懒惰，天造得很窄。这样，它们造的天地无法合严。于是创世大神姆六甲把大地一把抓皱，于是天地合严。被抓皱的大地也有了山岭高地与峡谷沟垦。
而姆六甲长流不息的经血，便是养育了壮族人民的生命之源红水河。有了高山大河的大地仍然毫无生气。姆六甲撑开双腿，立于两座大山之上：忽然吹来一股长风，屎急起来，便撒了一泡尿。寂寞的姆六甲挖起尿湿的泥上，照着自已的形象捏了许多泥人，用乱草蒙盖起来。七七四十九太之后打开蒙草，泥人竟活起来了。姆六甲到树林中采来许多桃和辣椒向人们撒去，抢到辣椒的便成了男人，而抢到杨桃的便成了女人。为了使大地更富于生气，姆六甲又用泥土东捏西里，到处抛撒，于是，太空中有了飞禽，大地上有了走兽。滂沱大雨中，人和鸟兽皆无庇护之所。姆六甲张开双腿坐下来，她的生殖器官便化作一个巨大的山石洞。这便是人类和鸟兽最初的安全的家。
创世神又给人类造了太阳，还教会他们捕鱼和保存火种，于是人类身体健康，生齿日人越生越多，食物越来越不够吃，于是姆六甲之后的壮族大神雷王便规定：年迈不能劳作的或死去的人，一律应把他们的肉分而食之。流传至今的民谣这样唱道：「很久很久前，天下人野蛮，儿子吃老子，杀老母过年，老人还犁田，刀杀来当餐……」后来，一个名叫特伊（＊注）在山上放牛，见母牛生仔很痛苦，在地上滚了许久。回家后，他把母牛生仔的情形告诉了母亲，并间询生他时的情形。母亲说：「我生你们兄弟三人，哪一回不是死去活来的？」【＊注亦称勒酒、东林、董永。据蓝鸿恩解释，东林乃董永之谐音，可能系将壮族神话附会到宾身葬父的汉族孝子董水的故事上去了。】从此，特伊觉得吃老人的肉太残忍了，便和哥哥们商定，以后别家把老人的肉送来都不再吃，把它在火上腊干了留起来。特伊的母亲终于去世，村上的人们蜂拥而至。特伊不准人们剜母亲的肉。村人不满地说：「岂有此理，我们父母的肉都分给你们吃了，你们母亲的肉就不给我们吃？」
特伊取出腊好的人肉干，说：「你们迭来的人肉我们没有吃，我母亲的肉不能给你们吃！」人们不依，要吃新鲜肉。特伊九弟只好把家里的牛杀了，把鲜肉分给大家。雷王听说特伊破坏了他订下的规矩，就要来劈死他。特伊兄弟去请教人类的启蒙神布洛陀。布洛陀说：「雷王凭着他的铜鼓逞威风，你们可以做一个皮鼓，你们人多轮流敲，雷王就她一人敲，她一定比不过你们。」当雷王飞下来惩罚特伊时，特伊兄弟立即敲起皮鼓和钢鼓对抗。雷王愣了，她不知道特伊在搞什么名堂，就派她的女儿青蛙去打探。特伊兄弟逮住了青蛙，询间雷王的铜鼓是【＊注亦称勒酒、东林、董永。据蓝鸿恩解释，东林乃董永之谐音，可能系将壮族神话附会到宾身葬父的汉族孝子董水的故事上去了。】什么样子。青蛙泄漏了铜鼓的秘密：因为铸有六只青蛙的形象，所以敲打起来声音宏亮。于是特伊兄弟们仿制了铜鼓，声如雷鸣，不仅震荡了山谷，连太上的白云也打颤。雷王不敢和特伊兄弟此鼓，而且，又见人们有肉吃，只有善罢罢休。从此，人类改掉了吃人的旧俗。
幸好壮族没有一位道德君子孔太子，所以人吃人的阶段得以在史诗中堂而皇之地保留至今。恩格斯认为：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由于食物来源经当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写得更为翔实：「怀德湾的部落不仅吃战场上杀死的敌人，而且还吃他们自己这边被杀死的伙伴，甚至连那些自然死亡者只要情况良好也在被吃之列。」
在极度匮乏的原始社会，吃人是初民维持生命及族类生存之必需，无法以文明时代的道德观念加以评价。「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当当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如果硬要评价，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原始道德。对于原始部落时期人吃人现象，如果戴着现代道德的眼镜去加以观察，只能误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罪恶。那些以鄙视口吻记述壮族原始部落时期吃人现象的古代汉族文人不幸正是如此。只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吃人已不再是维持生存之需的时候，新道德才会应运而生。特伊的故事所描述的正是新道德战胜芒道德的伟大历史进步。特伊正是一位人类文明史上值得纪念的文化英雄。刚刚褪去兽毛的远古人类，在与兽类相去不远的采集渔猎活动之中，无法意识到人类所可能具有的万物独尊的地位。由于原始畜牧业的出现，使得某些人类个体，尤其是具有出类拔萃的理智的人物首先意识到人类的尊严。这种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最终划清了人与兽的界限，增强了人类的内聚力，使人类原始的社会性发展为积极的道德追求。由此，人终于成其为人，终于以已经意识到的社会化的力量在荒蛮的世界上着手创建自己族类的人间乐园。特伊兄弟与雷王的斗争，可能正是在这划时代的时刻发生在壮族先民里的部落战争。代表新道德新生产生活方式的部落战胜了曾经权柄在握的代表旧道德的部落。自此，人吃人的自然法被彻底废上。以牛肉代替人肉，是新旧道德交替时期的相互妥协。这一自然过渡的仪式便是「砍牛」。在雄壮英武的砍牛仪式上，村人歌舞聚餐，以吃牛肉代替原始蒙昧的吃人肉。砍牛遂形成一种史诗性的仪式，一种流传至今的盛大节日庆典。我敢肯定：这是壮族人民对他们从蒙昧跨入文明的永恒的纪念。砍牛是壮族、瑶族葬礼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壮、瑶葬礼只是在秋后至次年的初春之间才能举行，理由是这一季节没有雷鸣（实际上暗含雷王的历史性失败）。死于春夏者，先将尸体埋在家中的堂屋、灶边或屋前房后，到规定时间再将尸体挖出正式埋葬。葬礼一般比婚礼热闹隆重。十天前讣告远近亲太，五太前开始打铜鼓。死者入葬前一天砍牛。人们从四村八寨带来铜鼓，在早阔的草地上搭起几十米长的木支架，将各色铜鼓整齐地侧吊在木架上。壮、瑶视铜鼓为重器，早日不准乱打，供奉在固定的神位上。只是在需要与神鬼互通信息时及重大祭祀、重大事件进行之际才可动用。打铜鼓场面极为壮观，少则六至十个，多则七八十甚至百多个不等。再多的铜鼓也由一个大牛皮鼓指挥，（太约暗含特伊首先是用皮鼓与雷王的铜鼓抗衡，特伊的胜利就是皮鼓的胜利，就是畜牧部落的胜利。）众鼓的快慢强弱、喜怒哀乐全由它定调。时辰一到，指挥众铜鼓的皮鼓手点燃三灶香，摆上酒肉饭东祭鼓：然后鼓手们口含米酒喷洒在鼓面上，再用禾穗谷线转扫鼓面。在皮鼓手率领下，众鼓手引吭高歌，唱起祭鼓歌：噢唷唷ＸＸＸ去世了，世间的人们哭声震山川，河水哗哗流着泪牙，高山默默低下头神仙一点不知道呀，请你鼓声到神仙面前告诉我们的哀怨。噢唷只有鼓声走得快，帮我们到神仙面前诉哀情。祭鼓毕，铜鼓群在指挥鼓的带领下以各种节奏套路整齐地敲打起来。侧挂的铜鼓，其鼓面相对的另一端是一个开敞的空间；每个铜鼓后皆有一人双手执一木桶，以木桶口对钢鼓口，随鼓声起落作前后左右晃动。鼓音从鼓脚开敞的大口流入晃动的木桶口，变得更加复杂悦耳而达至远方。皮鼓手边舞边击，铜鼓群在他的指挥下时经时重，时缓时急，时高时低，发出庄重浑厚的「咚－－轰，咚－－轰」的巨声。十四轮鼓打完。（前七轮怀念死者，后七轮保佑生考），间始砍牛。砍牛场上鸣炮三响，通告天神准备打开天门接人，打开牛厩关牛。炮声一落，舅爷（舅权受到特殊尊敬）系白布包头，穿一身里长外短的锈有花边的新衣，在一位寨老的陪同下，双手横托三尺余长的砍牛刀，口念哀歌，缓步到停放于堂屋的灵枢前鞠躬致敬，然后又绕棺一周，出门来到砍牛场上。舅爷带来的三、五名砍牛手雄起赵迈步来到舅爷身后立定。送葬的亲戚排成双行纵队，垂头躬身，左手抚胸，右手拿谷穗及小竹枝向砍牛场徐步而来，最后，站列于舅爷的伞旁。尔后丧主等人牵着一至数头健壮的公牛，通过人群的夹道进入场中，把牛栓在事先埋好的刻有花纹的木桩上。寨老一边念祭词，唱祭祖歌，一边抓起白米粒向每条牛身上撒去。意为给死者送种籽，让牛带去阴间耕种。歌罢，舅爷向牛敬酒三筒，并亲吻牛面感伤哭诉。此时全场呜咽泣哭，唱起哭丧歌。孝子亲人围上水牛，无限悲伤她抚摸牛身，亲吻牛面，并给牛嗅青草、谷穗，曲膝致礼，向牛告别。哭声歌声哀天动地，震撼山谷，传及数里。
随后舅爷在伞下从刀辅中抽出锋利的砍牛刀，向牛三拜，再双手授予雄健的砍牛手。砍牛手接过长刀向天地各作三拜，这时早有人鞭牛绕桩奔走，砍牛手看准后猛然对准牛头砍一刀，顿时鲜血飞溅，牛负痛狂走。第二个砍牛手接过长刀再砍一刀，如此一人一刀，直到把牛头砍得吊垂（不能砍断）（＊注），再多人上前将牛放倒剥皮取肉。【＊注在西德某制片公司，我曾看到一段记录越南砍牛仪式的胶片。砍牛动作，大致与中国壮、瑶砍牛差不多。所不同者是必须一刀将牛头砍掉。】砍牛毕，再鸣炮三声，告示天神、祖宗。此刻一般太已黑尽。翌日，预定时辰一到，台灵枢上山埋葬。葬毕，于墓前树起昨日栓牛的木桩，把牛的双角钉在木桩上。头天砍几头牛，墓前就树立几根木桩，钉多少对牛角。早已用大锅煮熟的牛肉每人一大块分给送葬者吃，啃着牛肉，喝着米酒，一醉方休。夜幕落下，醉倒者满山遍野，未倒者跟跟跄跄信步东西。
对于砍牛，汉人与壮、瑶人观感迥然相异。汉人感到血腥残忍，目不忍赌：而壮、瑶则感到庄严神圣。汉人觉得砍牛手简直是屠夫：而砍牛手自觉威武潇洒，谁砍得最好，谁就会得到姑娘们的爱情。从汉文化的立场看来，砍牛不过是一种充满迷信色彩的破坏生产力的陋习，共产党曾简单地以行政命令严加禁止。其实，砍牛是壮族（瑶族）从蒙昧跨入文明的宏伟界碑。特伊斗雷王的神话无疑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壮（瑶）文化原型。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壮（瑶）原始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从蒙昧到文明的演化过程皆齐备完整：雷：以雷为太神表明南方民族对雨的重视。广西一带古称岭南，境内多山，丘陵起伏，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气候属亚热带地区，雨量特别充沛。据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壮族先民大都居住放大山中的小块洼地或靠近河流的地域。每至雨季，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如天河决口，许多低地水深可达数米至数十米，即壮族史诗所述：「洪水滔天。」这对于渔猎阶段和原始农业阶段的壮族先民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又，因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夏雨冬旱，年平均降水量一五毫米的八％集中在四到九月的更季半年。因此水、旱二灾交替。雨量充沛的广西，竟是旱灾为害最烈。据一六一二至一九四五年的三三三年统计，广西共发生旱灾一七次，大约来年一次。在这种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壮族先民自然将雨的先声雷当作保护者顶礼膜拜，尊为图腾。青蛙：先民发现青蛙与雷雨有某种「神秘」的关系：一听蛙鸣，多有雷雨。于是人们就猜测蛙与雷雨有特殊关系，进而亦将蛙尊为图腾。壮族民间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长达整整一个月的「蚂拐节」（青蛙节）便是这种图腾崇拜的表现。初一清晨，男人不分老少，成群结队敲着铜鼓到田野里寻找冬眠的青蛙。最先捉到青蛙者便荣幸地成为「蚂拐郎」（即青蛙的丈夫，雷神的女婿），成为主持整个蚂拐节的首领。此时运放地炮七响，禀报雷王：人间蚂拐郎与天女结亲。然后将青蛙密封在「宝棺」内（一节金黄的老楠竹），再把「宝棺」端进「花楼」（彩色纸轿），最后将纸轿放进蚂拐亭（凉亭）。铜鼓声、鞭炮声奋然雷动，「蚂拐歌」远传四方。此后，白天孩子们台蚂拐郎挨村挨户去贺喜，入夜来村人齐聚凉亭载歌载舞陪伴青蛙新娘。正月末，各村先后下葬蚂拐，比过年还要热闹。先请长者打开花楼宝棺，当众验看青蛙尸骨颜色，以此判断年景。若尸骨呈灰黑色，便是年景不佳，老人们焚香叩头，祈求青蛙上天向雷王转达人间风调雨顺的希望。但青蛙被密封在干净的竹棺内，又逢干旱的初春，多是尸骨金黄。于是欢声雷动，铜鼓齐鸣，地炮二十一响，整个青蛙坟场就像浪花翻腾的红河水。
铜鼓：广西自唐至今，千多年来不断有铜鼓出土。仅广西自治区博物馆便收藏有铜鼓三百二十多个，成为世界之最。广西铜鼓之多，首先与雷神崇拜有关。粤式（广西属西粤）铜鼓的主要纹饰云雷纹，密布于鼓面中心太阳纹的周围，象征着云雷与太阳光体共存于天际。如之环踞于鼓面周围的立体蛙饰，充分体现了壮瑶等民族的雷神崇拜。
因此，铜鼓亦称雷鼓或蛙鼓。由于铜鼓在图腾崇拜、原始部落战车、原始宗教中具有重太意义，遂如中原地区的钟、鼎，成为民族重器，成为占有者权力地位的象征。《明史，刘显传》称：「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值得注意的是，广南铜鼓的舞蹈纹「……柱下部栓住一头牛，牛前后各有一人持利器作杀牛状。两边舞人头戴高羽冠上身裸露，腰下服三叉吊幅，或手中执戈，或徒手，面向杀牛场面起舞。」
这直接便是砍牛仪式的再现。－－－可以说，特伊斗雷王的神话包含了图腾崇拜、原始宗教、自然法、部落战争、文明战胜蒙昧的历史过程等等壮族原始文化的所有要素，它不仅是壮族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甚至还可以粗略地填补汉民族从蒙昧时期到文明历史的空白。或者说，我们可以依据它来猜测汉民族的这一历史过程。人吃人是所有民族都经历过的蒙昧阶段，但汉民族的文化传说中已成不到它的些微痕迹。在对壮族历史的考察中，我格外重视从民俗、史诗、神话传说、巫术中去发掘历更的真相。在本书写作之际，才发现我几乎完全忽略了当代学者的壮族史研究。回想起来，这多半是出于对于当代历史著作的深刻不信任。在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的一统天下，绝少有真实可信的历史与坚持职业道德哟学术研究可言。在我有限的资料中，抽出《南方民族论稿》一书研读，不料竟发现该书英年早逝的作者方法严肃，文风正派。他对于壮族历史的许多论述，恰是我通过民俗、史诗、神话传说、巫术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历史学之印证。据《南方民族论稿》所述，壮族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根本还没有跨入文明的门坎。这一期间，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成互掠奴隶则是屡见不鲜。所以汉代史籍，凡是提到岭南壮族先民者，不是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就是说「越人相攻，固其俗」，或者说「此州之人，识义者里，厌其安乐，好为祸乱」等等。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壮族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太的转折。一是汉族专制王朝直接统治下的交通较为方便的河谷平原及车事据点，迅速汉化，社会发展加速：一是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山高林密地带，则成为牡族先民西越（粤）人反抗民族压迫的避难所，太量迁徙至该地的越人继续保持着固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化、聚合为各自为政的氏族部落。因此，由于汉文化的进入，壮族社会的发展严重失衡。自此，社会发展严重的不平衡成为牡族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惰书南蛮传》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蛟、曰俪、曰俚、曰僚、曰也，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说明，那些逃避被汉人同化的西越人后裔，至情朝时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迟至唐宋时期，广东信宜一带的古越人后裔，还是「谷熟时，里闬共取」，过着一种原始氏族部落古风犹存的生活。就是在岭南汉化得较为严重的先进地区，至唐朝时奴隶制还处于鼎盛时期。奴隶买卖极为盛行，并当作传统商品而出口到外地和国外。这种情况，在唐王朝大中九年的一道勃令中可窥一斑：「岭外诸州，……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
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刚到任时，便目睹当时缚卖奴隶的景况，说：「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
甚至迟至宋代，奴隶制依然存在。宋人周去非在描述壮族上官统治地区的奴隶制残余时说：「生杀予夺尽出奴隶。……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且于下流阅其尸也。日熏，犹醉酣，杖剑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
所以，壮族古代奴隶制度发韧于战国，兴盛于六朝及唐初，没落于唐中叶，消亡于北宋，长达千年，却一直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在这种不发达的奴隶社会中，保留了大量原始社会残余。其中农村公社及原始婚姻家庭形态甚至残余至今。也许，我们终于可以面对史籍对壮族先民的指控作出一些初步的答辩了。壮族先民「好相攻击」。是的。部落战争，并非壮族所独有。壮族先民「其俗食人」。是的。原始社会，生产力使然，亦并非壮族所独有。壮族先民「生首子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是的。我还可以举一则神话加以补充：古时候，太阳和月亮也和人一样生活。他生育了许多孩子星星。但空荡荡的天空中哪有那么多东西来养活孩子们呢？做父亲的太阳间始发愁，后然竟恨起这些孩子来。他决心要消灭这些孩子，见到一个就抓来吃掉一个。作妈妈的月亮非当悲伤，只得带着孩子们躲避太阳。只有当太阳下山后，才敢让孩子们在夜间出来玩耍。但有些孩子不小心，在日落前，日出后玩耍，结果便被太阳吃掉了。他们的血染红了太际，这就是晨曦和晚霞的由来……
由于原始社会食物短缺：又由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转换时期的婚俗「不落夫家」，育子大都为「野仔」（借用壮族民间俗语。至今壮人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大哥」）：所以壮族先民吃首子并非不可理解。在梳理了史籍、民俗、更诗、神话传说、巫术、历史研究的芜乱藤萝之后，我们将继续摸索前进。也许我们已经探出了一条走出林莽而通往理性之光的曲折小径？三点小结：一、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种种原因，壮族社会发展异当迟缓，很晚才脱离蒙昧而进入文明的门坎。对于一个从未建立过统一的民族国家，没有文字，没有成文法的壮族，嗜杀食人不过是并不是很遥远的昨天，这昨天在民族的集体记亿中还鲜明可辨。二、在这妻，人相食是一种经自然法加以明确规定的道德。无庸讳言，在壮族的深层心理中，人相食并非十恶不赦的滔天罪恶。三、昨天是容易返回的。无罪恶感的昨天在蛊惑人心的鼓动下则是更容易返回的。譬如两栖动物，与哺乳动物相比较，水生是前者的昨天，后者的前天。哺乳动物基本丧失了水中生活的记忆与技能，而两栖动物则很容易重返江海，如东再加以诱惑或驱赶，则更加容易。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回答那极富挑战性的间题：文革中，为何唯独广西残忍到太屠杀，人相食？
因为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无疑是壮文化与汉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一千三百余万，其中一千二百余万聚居住广西，占全广西人口五%左右）。从周朝起，近二千年来一直与中原汉族交往密切，一部分壮族早已融入汉族，现在的壮族也是汉化得最严重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以，我们还需对汉文化进行简略的考察。请允许我就嗜杀食人这一狭窄范围略举数例：「齐之雍邑人名巫者，谓之雍巫，字易牙，为人多权术，工射御，兼精于烹调之技……桓公召易牙而问曰：「汝善调味乎？」对曰：「然。」桓公成日：「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易牙既退，及午膳，献蒸肉一盘，嫩如乳羊，而甘美过之。桓公食之尽，间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对曰：「此人肉也。」桓公太惊，间：「何从得之？」易牙曰：「臣之长子三岁矣。臣闻「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尝人味，臣故杀子以适君之口。」……桓公以易牙为爱己，亦宠幸之……」
易牙后官拜丞相，篡权祸国。此为奸臣献肉。晋公子重耳避祸出亡齐国，途中「……众人争采厥薇者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孟以进，重耳食之而美。食毕，间：「此从何处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间「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
后重耳还国为君，介子推拒不出仕，被焚于绵山之中。此为忠臣献肉。「楚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淮汉间。每破州县，若有积粟，则食粟，裸而淫其妇女，百般成虐。将去，则焚其余粟，烹妇女婴儿啖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无粟则食人，税诸城堡妇女婴儿，以供军实……唐道散骑常侍段确慰劳之。确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猪肉。』确怒骂，粲烹食之…」
公元六二０年，唐太宗「李世民杀罪恶尤大的单雄信、朱粲等十余人。朱粲是极端残忍，捉人当车粮的野兽，被民众聚攻，投奔王世亮。斩首后，洛阳民众争投瓦砾击他的尸体，顷刻成一个大堆。」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这样写军队吃人：公元八八三年，「据史书所记，当时河南大饥荒，黄巢用人当食粮。一说，取死人置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一说，提活人投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这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谤。秦宗权后来作乱时，曾车载盐渍尸体充军粮，统治阶级用后来秦宗权的野兽行为横加在黄巢身上，并且描写得更加恐怖，其实，围陈州时，不用说黄巢，连奏宗权也不曾食人。」
「当然，统治阶级毁谤起义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书说当时一斗米价贵至三十缗，起义军向唐军买人作食粮，唐军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起义军，按肥瘦论价，一人值数百缉。起义军统率者不让兵士吃三十缗一斗的米，却让吃数百缮的人，这是讲得通的话么？」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根据「农民起义是椎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毛泽东思想原理，一个想「当然」，一句反问就把黄巢吃人之事推得一干二净。好在史书并非他一人可以读懂，我在逃亡期间，无正当身分稳坐图书馆查阅史籍，也到书店站柜台前翻了一下《旧唐书》「黄巢」条目：中和三年五月，黄巢坡陈州。「贼有舂磨寨，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
中和元年。「时东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辅，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
司马光亦记载了当时官军掠人之状：「官军掠人，畴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这简直是一个人肉屠场加市场！对于黄巢，范老先生爱护备至，对于奏宗权等却义愤填膺：公元八八七年，「割据者蔡州节度使奏宗权，派部将四出攻掠……各路共陷二十余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乡村却破坏无遗。这群野兽，出行不带粮食，只用车载盐渍人尸当作车粮。凡是走到的地方，大烧大杀，千里无炊烟，鸡犬声不闻，居民几乎被灭绝。」（＊注）
【＊注对于黄巢，和对于同为起义军之黄巢部将秦宗权，范文澜一褒一贬，爱僧分明得很。原来，秦宗权「出身成分不好」，系原唐王朝蔡州节度使，后虽投降黄巢，但历史上有污点，按共产党的说法，实为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观之，范先生阶级分析之功底，不可谓不深厚矣。＊注完】以人尸作车粮的规模，（新唐书）亦有记载：「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音众！」官车道摄，获盐尸数十车。」
公元八八七年，卢州刺史杨行密围攻扬州。宣钦观察使「奏彦兵在围城中杀人当粮食。杨行密围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彦兵几乎吃完。杨行密攻入城中，残存居民只有数百家，饥饿得不像人形。」
公元八九一年，奏宗权部将「孙儒烧扬州城，驱迫丁壮及妇女随车，杀老弱充车粮，渡江攻杨行密。」
当时的围城战中「官」、「贼」双方肆意屠杀百姓以充车粮的情况，在《资治通鉴》中亦有描绘：「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通鉴》还载，当时之攻战，叫阵竟是：「欲得尔肉以饱士卒，可令肥者出斗。」
一个吃人吃红了眼，吃人吃疯了的时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富家比豪斗气，竟可至大吃人肉：「惰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渤海『高瓒』闻而造之，为设鸡肫而已。『瓒』小其用，明日大设，屈『昂』数十人，烹猪羊等长八尺，薄饼阔丈余，里馅如庭柱，盘作酒盎行巡，自作金刚舞以送之。『昂』至后日，屈『瓒』所屈客数百人，大设，车行酒，马行炙，挫碓斩脍，硙轹蒜脔，唱夜又歌狮子舞。『瓒』明日，复烹一双子十余岁，呈其头颅手足，座客皆唯而吐之。
昂后日报设，先令美妾行酒，妾无故笑，昂叱下，须臾蒸此妾坐银盘，仍饰以脂粉，衣以锦绣，遂擘腿肉以啖，瓒诸人皆掩耳目。昂于奶房间撮肥肉食之，尽饱而止。瓒羞之，夜盾而去。」
其实，高瓒大可不必自愧弗如。豪勇至此，皆可并列天下第一了。至于饥仅之岁，饿弹遍野之时，吃死人乃至易子而食，各国各族皆不鲜见。但唯独中国人吃得有板有眼，有规有距，吃得从容不迫，正大光明。《阅微草堂笔记》载：「……前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羊猪。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后。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求速死……周侧然心动……（见）无生理，急刺其心死……」「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人逆旅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其手足，才汲水洗涤。恐布战慷之状，不可忽视。客心悯侧，倍偿赎之。释其缚，助之着衣，手触其乳。少妇艴然曰：「荷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簿诸此也。君何遽相转薄耶工」解衣掷地，仍裸体伏姐上，唳目受屠。屠恨之，生割其股肉一峦。哀号而已，终无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君王吃、臣民吃、官军吃、义车吃、战乱吃、饥荒吃、仇恨吃、负气吃、店肆买卖吃、军旅随队吃，以巨碓舂之连骨带皮碎吃，以银盘盛之饰粉衣锦整吃，盐渍吃、鲜活吃、作羊豕吃、作珍异吃……可以说，汉族吃人吃得残忍，吃得血腥，吃得卑劣，吃得忠贞，吃得经济，吃得有理，吃得智慧，吃得潇洒……总之，举世无双，吃出了市场规律，吃出了文化，吃出世界水平！若设当年就有吉尼斯大全，我所援引诸例，在「人吃人」总目下，例例皆可称世界之最！谁敢说中国只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呢？难道这已经形成一种独特文化形态的「吃人术」不是对人类文明约叉一重大贡献吗！吃人如此有术，自然杀人亦堤有术的。滥杀无辜，国人知之甚多，此处则略引二则：战国时代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大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卒，一夜俱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至今号为丹水……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杀，放归邯郸，使之扬秦国之威。」后「狡兔死走狗烹」，秦王赐死。「武安君（白起）持剑在手，叹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役，趟卒四十万来降，我挟诈一夜尽坑之，彼诚何罪？我死固其宜矣－－己乃自刭而死……后至太唐末年，有大雷震死牛一只，牛腹有白起二字。论者谓白起杀人太多，故数百年后，尚受畜生雷震之报。杀业之重如此，为将者可不成哉！」
这是官军杀人。请看一则农民起义军杀人：「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家。（＊注）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注所杀进士、举人、贡生之数，费密《荒书》谓一万七十人，《缎寇纪略》卷十谓二万二千二百人。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注）贼将有不忍至镒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协川中士大夫便受佣职，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注李文治编着《晚明民变》称，「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是军官衙门所在之处，常堆只着很多手掌。欧阳直谓见过一个自副将升总兵的札副，其札头空白的地方用殊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来手掌一千七百有零。总计川民被杀的当不下百万。」至于《明史》所说张献忠杀蜀人六万万之数，《晚明民变》在一注释中解释为因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合计四路所杀之数，为六万万有奇。实际万历年间，四川户口总数，登户籍者不过三百余万口，妇女老幼合计最多亦不过千余万口。作史之人对四川户口总数无一正确之概念，遂以伪传伪。作者认为，杀戮数百万或有可能。「成都、重庆、巫、夔、叙府数千里间萧条满目，几乎断绝人迹。」「杀人的方法非常残酷，创「生剥皮法」，皮剥尽而气未绝。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杆，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之若送葬俑。又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间分剥至两肩，反披于肩上，不许亲戚人等与以饭食，严禁亲友留藏；受刑之人，多有依栖古墓月余，然后死亡的。」
＊注完】又黄巢杀外国人，「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秩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什么理由？范文澜估计道：黄巢「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它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作者注）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太量的外国人，如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众受害更大，那么，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请看，这便是中国当代最权威的一部「通史」给刽子手辩护的逻辑。人相食的蒙昧时期，对早已跨入文明之门的汉族来说，早已成为前天、大前天的故事。在汉民族的深层心理中，早已不存在原始时代必要的「善」的吃人，人吃人早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恶。但这个世界上最尊崇道德的民族却极缺乏东西方宗教褒扬的宽恕精神。相反，它激赏报复，以恶报恶。这个民族的道德，从不反对抽象的恶（如共产党从不肯定抽象的人道……一个问题约两种提法）。不管手段如何罪恶，但只要报复的、惩罚的是恶人、敌人，罪恶反而会奇妙地升华为道德。如果说作家是「民族的良知」，是「人类灵魂工程师」，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作家是如何塑造这个民族的灵魂与良知的的！在《东周列国志》中，白起尚遭受到作家的谴责。但近世的与伟大的《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却以津津乐道的口吻描写了许多以恶报恶、大快人心的「道德」的杀人食肉场面。关羽败走麦城被害身亡后，刘备「……设关公灵位。先主亲捧马忠首级，谐前祭耙。又令关兴将糜芳、博士仁（二人系关羽部下降将作者注）剥去衣服，跪于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
刘先主登基为帝之前，也曾吃过人肉。他兵败徐州之后，「一日，到一东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间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曰：「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到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都已割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肉也。」
后，刘安作为义士被重赏。让我们翻间《水浒传》一页页顺着看。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复仇：「林冲……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
「只见小喽啰已将高衙内四马攒蹄，捆缚献上。林冲见了衙内，眼睁睁看了半晌，却没摆布处，恨不得夹生的碎嚼了他。忽猛然得一计较，便叫左右：「去请寻高衙内平日用的厨子，前来间话。」不一时，寻得厨子来。林冲便间道：「你主人平时吃猪羊肉怎样吃法？」厨子道：「猪耳卷如饺，羊眼熟油炒，羊肉做羊膏，猪肉作烧烤。」林冲道：「好极。」便吩咐将衙内牵下去洗刷干净，再上来听用。宋江便吩咐撤去酒筵，当中供起林冲娘子的神位来。林冲逊谢。只见左右已将洗净的衙内箝口反缚献上，宋江便吩咐：「先取三杯血酒来祭奠娘子。」左右一声答应，衙内身上早开了三个窟萨。左右将血酒捧上，宋江率众头领依次祭奠。林冲一一回谢了。「迭了神位，重间筵席，宋江、吴用、林冲、刘唐、杜迁、吕方、郭盛、戴宗、凌振、时迁、戴全、张魁，共十二位首领，依次坐列。林冲命先将猪羊牛马肉土来饮酒。饮过三巡，林冲方命用羊眼熟炒之法，一个喽啰便把尖刀向衙内眼眶一挖，鲜血满面。又命取耳朵，只见叹啰持刀复向衙内去割，不知这耳朵不消割得，一扯便落。喽啰持着笑道：「启禀头领：这耳朵是假的。」林冲笑道：「怎么假的，敢是那个先割过了？」数头领哄堂大笑。看那衙内，早已魂归乌有。」
太伤星行者武松为兄报仇：「武松…两只脚踏住她（潘金莲）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里。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口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枢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
武松鸳鸯楼杀戒大开：武松自述：「……巨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出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徒弟踢下水去。思量这口气怎地得出，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鸟的后槽；爬入墙内，就去厨房里杀了两个丫环，直上鸳鸯楼上，把张监督、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叉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媳，都戳死了。」
共计杀十九人，刀都砍缺了。地刑星菜园子张青与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夫妻黑店：张青自述：「……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维生；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给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作黄牛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喂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滥杀路人：「……当下三个头领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子们，正好做醒酒汤。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叹啰缀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叹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叹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到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里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乱杀百姓：「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横尸还野，血流成渠……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还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还杀人。晃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一，」那汉那里来听叫噢，一斧一个，排头儿攻将去。」
李逵代人虐杀活割：「……宋江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晃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火来，细细地割这厮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又烟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都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夫从腿上割起，凉好的，就当面友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又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颔做醒酒汤。众多好汉割了黄文烟，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
后来，李逵忆及此事，十分畅快，说：「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李逵杀吃小盗：杀了李鬼，「却到锅里看时，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是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看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
拔出腰刀，便去季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里去了。」
天牢星病关索杨碓杀妻：「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妳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妳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的情分，二乃大后必然被妳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大下手为强。我想妳还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够了，不必再继续引证下去了。一大部《水浒传》中，充斥着对嗜杀、吃人的津津乐道的细致描绘，却毫无对这些血腥暴行的怀疑和反省。作者大约唯一的一次道德反省，居然以天道不可逆的观点，以至高无上的最高道德律合（天道）对反道德行为加以肯定：「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李逵）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的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只是磨他一回，我叫取来还你。」
由于《水浒传》的雏形是说书人的话本，可见这些反人道的观点首先是得到民众热情肯定的。（＊注）【＊注明末农民起义受《水浒传》影响之深，在《晚明民变》中亦有论述：「民变的兴起，几个直接的原因，曰裁驿，曰兵变，曰加派，曰饥荒，曰政治黑暗，已详于前。此外《水净传》一书，似乎颇带有刺激和兴奋的作用。此书虽产生在异族劫夺下的元代，但是叙述的事实，是北宋末年的浑盗，描述的对象，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他用一种极通俗的笔法，暴露政界的龌龈，和社会的不平；劫富济贫，杀戮贪官，打抱不牛，是「梁山泊」这一集团的特质，它所以能在中国下层社会发生极大影响的原因即在乎此。明朝晚年，政治的腐败，仕宦的淫奢，和平民的痛苦，正是一部《水浒传》的写照，所以这部小说一旦到了与北宋末年社会情况相同的晚明，《水浒传》复活了，说《水浒传》书，扮《水浒传》戏，画《水浒传》画，甚至图《水浒传》诸人物以为赌具，其风行一时可以想见。……民变为首的诨号有很多与《水浒传》相同的，如一丈青、黑旋风、混江龙、险道神、托天王、关索诸号，皆袭取《水浒》中原有的诨号：宋江、燕青诸名则直取诸《水浒传》中原来的姓名。余如过天星、满天星、紫微星、九条龙、托塔王、跳山虎、掠山虎、飞大虎、扑天虎、独头虎、独脚虎、双翼虎、白蛟龙、紫金龙、龙江水、金翅鹏、云里手、草上飞、黑煞神、黑蝎子、混世王、普天飞诸名号，也是取法《水浒》之名号而略有异同的。」
作者未论及明末农民起义军中张献忠（包括李自成晚期）所代表的暴民残忍也深受《水浒传》的影客。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注完】遗憾的是，几百年过去，中国人仍然沉溺于那些英雄好汉嗜杀吃人的血淋淋的快感之中。当我们看到八十万禁车教头林冲与宋江等痛饮高衙内的人血酒，继而刺眼割耳之时，不是感到一股英雄豪气直冲胸膛吗？在看到武松、杨雄虐杀奸妇，剖腹掏心之际，我们不是体味到一种道德感的宣泄吗？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卖人肉包子，委实下作了一些，但他们太妇也是英雄了得的好汉，不必深究了吧？矮脚虎王英险些误剜了宋江，我们绝不会为丰富的吃人经验而稍感不安，而仅仅急切地希望享受悬念解除的释然。李逵凌割人肉，炙烤下酒，李逵杀吃李鬼，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草莽英雄的憨蛮可爱。而这位革命最坚决，最受读者喜爱的黑旋风李逵和武松分别在法场和鸳鸯楼杀得性起，不分良莠，滥杀无辜，以至杀得尸横遍野、血溅满身之际，我们不是感到杀得痛快，太快人心，人心大快吗？这便是我们最优秀的文学瑰宝，小说经典教导我们的道德！几个世纪过去，我们没有听到一声反思与抗议。即使有个别叛逆者曾发出过微弱的吶喊，也全然淹没于全民族激赏报复的汪洋太海之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这种残忍的文化甚至入侵到儿童文学领域。不必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是今天，我们也不时可读到小老鼠如何如何坏，「小猪、小狗、小猫、小鹅一起把小老鼠推进河里。小老鼠淹死了。小猪、小狗、小猫和小鹅一起唱着歌，高高兴与回家去」之类的残暴「童话」。当我们的孩子们都以残忍为当然之际，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如东有朝一日哪位学者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刑罚考》，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刑罚之复杂，之残酷，应属世界之最！炮烙、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腰斩、腐刑等等，都是带着汉民族特色之国粹。对待妇女，太其有中国式的酷刑：如极残忍的「骑木驴」：将被认为是淫荡不贞的女人骑在一「木驴」（刑具）上，缚牢，再晃摇「木驴」使之颠簸，「木驴」背上一深深插入女人下阴的木板子便缓缓搅动。受刑者惨呼不绝，令人目不忍睹。又如「宫刑」，对男子是腐掉生殖器;对妇女是什么？近来有人考证出，女人之「宫刑」并非如人们过去猜测的仅仅是「幽闭」，而是有技巧的行刑者往妇女腹部某一位置猛击一记，致使子宫脱垂，永久阻塞阴道。唐代著名酷吏来俊臣普发明一刑：「……女人则倒悬之，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使酸痛不可忍：或以滚烫熟鸡子，纳数枚于阴中，使酸痛非当。」
再如著名的「请君入瓮」，因被刑讯逼供者是十恶不赦之酷吏来俊臣，我们不都感到太快人心吗？公元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一拥而上，争啖来俊臣肉，顷刻啖尽，挖眼剥皮，剖腹掏心，踏作肉泥。这一场面，不仅使当时人，而且使后世人，使整个民族感到莫大快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中国几乎有约定俗成的自然法的效力。不管「其人之道」是否罪恶下作，只要是报复，一辙还一报，一般都会得到社会道德的认同。中国人始终无法理解西方国家机器对待罪犯的人道精神，至于废除死刑，在中国更传为笑谈。残忍的传统使我们无法理解西方的法的精神：法律不是被害者的报复。法律是以上帝的名义恢复正义。鲁迅曾激愤地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翻遍历史，尽是「吃人」二字！实在并非哗众取宠之语。我深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汉民族专制文化，就是吃人文化！
而且更使人悲哀的是，这个吃人文化的反人道特征，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消亡，反而被共产党的「斗争」和「专政」理论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轰－－我为我的民族和我曾虔诚笃信的共产真理深感羞愧。毫无疑问，通三千年以来，汉民族通过经济、攻治、军事、法律、文学艺术、宗教深刻地影响着壮族，在带来牛耕、铁器、水利、官制的同时，也给这块美丽的土地带东了以仇恨为出发点的杀戮与吃人意识。虽然我不打算就汉文化对壮文化的影响方式再作文章，俚忍不住还要再举二例：据著名壮放学者蓝鸿恩先生的考证，中国的第一幅人体解剖图，竟然是杀害了一位壮族造反者，被开肚皮照描下来的。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六中的《药议》篇中，纠正了许多医药学上的世俗谬误，又说：「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蓝先生查了《宋史》，搞清了这张《欧希范真五脏图》的来历：欧希范，今广西环江县人，壮族。曾读书应举，小知识分子。本欲求一功名，但被知州诬陷，说他要编管全州。官逼民反，欧希范遁归，率族人造反，率众五百，被环州，劫州印，焚积聚。后为官军聚攻，据险固守。后官府假意招安，置曼陀花（麻醉剂）于酒中，将其同举事者捕获，后又捕获欧希范。欧被害后，将尸体解剖，绘成《欧希轭真五脏图》以传世，填补了中国在人体解剖上的空白。最后将他剌为肉酱一醢），送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巡迥示众，以宣国威。
由此观之，汉族统治者向壮族输出残暴，不仅方法灵活多样，而且讲效果，重普及。壮族史诗中那位伟大的创世神姆六甲，在民间亦称花王圣母，壮话称「花婆」。她同时也是妇女的生育女神和儿童的守护神。她居住在一座花山上，辛苦地照料着满山花卉。花山上的一朵花就是人世间一个人。孩子一降生，就在母亲的床头上一个花婆神位，再在野外采一东野花供奉在神位之前。人们格外虔诚地敬奉花婆，因为花儿还幼小，需要花婆格外小心加以照料。孩子过生日，必须采来鲜花敬献花婆，感谢花婆的眷顾。孩子生病了，人们便祭祀花婆，请花婆去察看一下：这棵小花儿是生虫了，还是该浇水除草了。
孩子成人后，再不需要花婆费心，便在成年的生日上，向花婆表示敬意。人死后，他的灵魂又飞回花山，叉成为一棵鲜花。不管是善人恶人，花婆都向他张开宽恕的怀抱。而他留在人世的孩子，想念又母时，每每失神地住视着在微风中摇曳的野花，指着一朵由花说：妈妈，这是我的妈妈！指着一朵红花说：爸爸，这是我的爸爸－－……多么美丽的生死观，多么感人的神话！听到花婆的这些神话，我的眼睛都潮湿了。花婆的放事，简直是原始宗教人道主义精神之典范！花婆还是妇女的保护神。妇女们的痛苦，总是向花婆倾诉。在花婆逝世的日子，全村妇女都要聚集到女巫家几天几夜诵唱花婆的史诗。想起自己的痛苦，想起花婆的慈爱，每每唱得泣不成声，热泪长流。万物都向花婆致哀：水牛唱（自然是人代唱），老虎唱，狗唱，甚至小板凳也要的。为什么？因为花婆赋予万物以生命与爱心。这位伟大的创世神、守护神自然是不会死的。于是，在优美的诗句中，花婆又复活了，重新以她宽厚无边的同情心，关注着人世间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善良的或罪恶的人……但我们在桂西北考察时，竟发现如今花婆的神位已移到了墙角边，每家每户堂屋正中，供奉的却是汉文化中一切罪恶的渊蔽「天地君亲师」！这一发现令我痛心疾首。自己浪漫自由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保护神被弃置了，迎奉来的，却是现在连汉民族也开始唾弃的代表君主专制政治压迫精神奴役的五位一体的恶神！－－－－在接受汉文化先进因素的同时，也同时接受汉文化中最可怕的致命毒素，这也许就是这个善良民族难逃的劫数－－－－本章的重大课题是被译文革中广西大屠杀人相食之谜。在历史与现实的神秘林莽里，我们已跋涉良久。我们没有挥起倾向性的长刀攻断那些互相缠绕扭结在一起的矛盾的藤萝，向着主观臆断的方向前造。我们只是小心谨慎地将宗教、民俗、史诗、神话、史籍、历史研究、文革罪行的诸多藤萝加以梳理归整，试图于迷侗中走出一条通往理性之光的曲折道路。在我们身后，已树立起四块明确的路碑：
１壮族是一个不知何为罪恶的善良的民族：２史籍所载壮族嗜杀吃人，不过是任何民族都曾有通的蒙昧时期：砍牛正是壮族从蒙昧到文明的宏伟界碑：３嗜杀食人对于进入文明甚迟的壮族，不过是并不十分遥远的昨天：这昨天无法用道德加以评价，或者说这是先民主存所必需的自然的道德：这昨天在恶意的煽动下，有可能退回：４近三千年来，汉族一直以自已罪恶的吃人文化影响着壮族；那么，我们是否已接近了林莽的边缘？我们是否已可以最后冲出迷悯，站立在明澈的理性的阳光之下？请相信我。请随我走最后一程汉壮文化是如何结合而竟然生下了群众性人吃人这一怪胎的呢？
第一：吃人作为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道德内容。在原始时期它仅是一种生存需要，并无仇恨意味；在专制时期，则演化为宣泄仇恨的最高方式。
第二：在对壮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之同时，汉文化一直以其反人道的毒素不断影响着壮族。渐渐地，壮族原始、朴素的人吃人形式被注入了「无所不用其极」的仇恨内容。于是壮族也逐渐将人吃人演化为表达仇恨的最高方式。关键：人吃人对于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壮族来说，是朴素的形式加上朴素的内容；而对于早已跨入文明的汉族来说，是罪恶的形式加上罪恶的内容。如果产生一个形式、内容的错位，在朴素的形式里注入罪恶的内容，那么，罪恶便会在朴素的掩盖之下横扫社会，形成不可遏制的大疯狂。
第三：文革中，汉族地区并未发生吃人事件，因为汉族毕竟离原始社会太远，人相食已是遥不可及的前天、大前天：而且吃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已经认识到的赤裸裸的罪恶。而对于壮族来说，人相食不过仅仅是沈积在集体无意识地层里并不十分遥远的昨天，在昨天，这还并非罪恶，而且回忆起来并非十分困难。（＊注）【＊注简单一提人类遗传记忆。我们生而惧怕黑暗：因为我们的始祖是白日活动的动物，他们惧怕实伏夜出的猛兽，于是也惧怕黑夜、黑暗。我们惧怕水：因为我们的始祖是陆上动物，水对于它们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同样，我们惧怕登高：因为我们的始祖常活动于高树、高岩，却又没有羽翼，失手跌落便是死亡。这些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经验并非后天习得，而是通过遗传机制代代相传。我们甚至毋需回忆、思索，只要一旦处于危险境地，它们就会从无意识深处的「黑箱」中向我们发出相应的指令。动物亦有此种遗传记忆：现西班牙有一种老家在非洲的秃鹫，第一次见到非洲驼鸟蛋就会用嘴叮起石块将其击破吸食。生物学家进一步实验：将出壳不久的小秃鹫在完全隔离父母的条件下人工养大。刚放飞之后，第一次见到科学家暗中放置的蛇鸟蛋时也会作出叮起石块击破吸食这一整套复杂动作。结论只能是：通过基因代代相传的关于非洲生活经验的古老的记忆。如果以上事实可以理解，那么更应该理解以下理论，远古文化必然要通过人类社会的种种文化活动宗教、神话、传说、史诗、仪式、风俗等等……代代相传，而最终成为沈积在心理深层的无意识。在一定的情势下，这些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的文化沈积就会被激活，而浮现到意识的表层，形成一种集体意识，支配我们的行动。注完】在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的狂烈煽动下，很容易使产生形式、内容之错位，酿成巨大灾难。这便是文革时期遍布广西的人吃人群众运动。（恩斯特卡西尔：『伦理世界绝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永还在制造之中』」）
这一文化心理运作机制看来复杂，其实十分简单。譬如：孩子们常常虐待甚至残害小动物。他们尚无成熟的道德感，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往往并无恶意。即使在他们稍大时，如东一个成人唆使他们以仇恨去虐杀小动物，（看看，牠把你手指头都啖破了！真可恶！我帮你抓住，给你绳子，勒死它！）由于心理障碍较小，他们干起来往往上成人容易得多。我们可以下结论了：文革时发生于广西的人吃人惨剧，完全是由于汉文化和马列主义反人道毒素对朴素的壮文化的罪恶的入侵。虽然，事出南方，事出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广西，汉人也照样吃人），但罪在中原，罪在汉文化。其直接的罪魁祸首，正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疯狂煽动人类仇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被卷入吃人狂潮的无知百姓，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时早就说过了：「上帝啊，请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哦！」）（在广西考察期间，当我终于得出这个结论之际，不禁全身战栗。除了发现真理的「高峰体验」，还因为在那一瞬，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的命运除非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与共产政权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永不可宣示的发现。）让我们再参观一个小村寨，这是一个寓言式的微型模型：在赴花山崖画的游船上，一位年经的文友告诉我们：在桂西北隆林县沙梨乡，几年前还可见裸体劳作。在隆林沙梨我们未能访到，却在沙梨的邻乡找到一点痕迹。那小村寨叫母姑河，离公路很还，恰昨夜又翻山越岭数十里去看一年经女巫，体力不支，更惧血压又突然下降，只好请两位斗志昂扬的广西作家代劳。第三天上牛，他们疲惫不堪地走回来：未能窥见裸男裸女，只为我照回了几张照片。文明之风席卷了每个角落，偏居山坳的桃花源地吃到了智慧树上的苹果：母姑河也穿上了衣裤，富于诗意古风的裸体劳作终于消失。但他们带回了一些饶有情趣的裸体故事：那是一个幽美的小山村。一条蓝绿色的小河从村脚下缓缓流通。两岸皆有田地，雨后河水大涨，人们只有赶上牛，携上农具裸泳而过。天热时，便在河里裸浴，男女杂处，而绝无一见到裸体便浮想联翩的文明病。晚近年代，也只是稍加回避，并不十分严格。有几位姑娘邀男同学到村里玩，到得河还，想游泳，说话间便自自然然脱成裸体，跳下河去。男同学们尴尬之极，姑娘们才意识到：他们不是母姑河人。一位下乡干部下河洗澡，碰巧两个姑她也来洗澡，见河里是来村里指导工作的干部，高高兴与打着招呼，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她俩热情地给下乡干部递肥皂、手中，吓得那位干部连忙沈进深水，只留下鼻子嘴巴在外面吸气。姑娘们边洗还和他说笑，他窘迫得头上冒汗，而泡在水里的身子又凉得紧张得发抖，回去就病倒了，自此再不敢到河里洗澡。还有一位全县闻名的学毛选积极分子，到北京见过毛泽东，后任该公社书记。一日，经过河边，见几个全裸的小伙子正打鱼。
小伙子向女书记打招呼，女书记却抖起威风，劈头盖脑地训斥他们太不文明，吓得小伙子们只好蹲在水里听训。几十年来，母姑河贫困依旧。母姑河人发起牢骚来，便总要说，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条裤衩！现在，母姑河人下河也开始穿裤衩了，文明了。但男人们打鱼时，还忍不住故态萌发，一丝不挂。有一次远出集体打鱼，转移地点时，为抄近路，爬上了小路，恰巧驰来一辆长途客军，几十个赤条条的汉子排作一字长蛇阵，旅客们膛目结舌，不知来到了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母姑河，一块浑朴未凿的碧玉！它当然不可能逃脱文明之手的加工改造。但我们应当怎样来雕凿它呢？共产党向它伸去的，只是残酷与仇恨的雕刀！文化革命，斗阶级敌人，这美如桃花源的小小山村，一夜之间，竟也学会了吊打、刑讯。「文明的」性意识，竟促使母姑河人火烧被害者阴毛，把炽热的煤油灯坡璃罩塞进姑娘的阴道！桃园梦醒是地狱！母姑河哦母姑河！这是一个寓言。这是一个文化致治心理的小小模型。一切文明都要走向成熟，都要经历社会震荡的痛苦，付出道德牺牲的代价。这正如一个纯贞的姑娘「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诗意的处女时代，她总要成熟，总要婚配，总要在剧烈的阵痛之后产生新生命。但是，如果使她受孕的是梅毒或爱滋患者，那么阵痛之后生育的，将是一个可怕的畸形儿，将是一个不幸的悲剧。我们经历艰辛，终于成功地走出了那一片神秘的亚热带丛林。我们终于沐浴于理性的灿烂阳光之下。然而，我们并未享受到期待已久的经松愉快：这里并没有如茵草地和淙淙泉水。在我们眼前，竟然轰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在它鲜血涂抹的刺目红色碑身上，赫然镌刻着几个大字。
【泛华网编辑】
广西文革人吃人－－中共血腥暴政注释：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三十页。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乔晓光的十大罪状》，载《大会消息》，第八版，桂林「老多」南海航队等组织整理编印。
[瑞士]Ｃ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第一七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四四至四六页。
同上，第四一七页。或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六七三页。此批示虽然正式发表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两报一刊社论」，但早在文革之初便以种种形式在民间传播。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谈话。见于林彪「九大」报告。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卷一下，第七十三页。
范哗：《后汉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卷八十六，第二八三四页。
同上，卷八，第三三二页。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六月第一版，卷一一，第二二四八至二二五一页。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二十八页。
《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童健飞人醉人的歌墟》。
同上书，李善文：《巴马三月三》。
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第九十－－九十三页。
《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蓝正祥、黄焕英《达努节》。
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第一四－－一五页。
周宗贤：《方民族论稿残存在壮族社会中的原始婚姻家族形态》。
以上民俗一节，参考书目为：周宗贤：《南方民族论稿》：《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牛节》（覃承勤）《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十四期壮家的节日》（红波）；同上书《贺县过山瑶的生活风俗》（高国扬）。
拉法格：《宗教与资本》，第二页。
蓝鸿恩《神弓宝剑》，第一至二页。《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二期人的觉醒》（蓝鸿恩）。
以上自史诗创世纪至特伊的放事一节，参考书目为：蓝鸿恩《神弓宝剑》，《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蚂拐节》（覃剑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十八页。
摩尔根人古代社会》，第二一六九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
砍牛场面节选于《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十四期南丹县白裤瑶婚、丧习俗简述》（蒙爱农）。壮、瑶皆有砍牛之俗，手边一时没有壮族砍牛资料，便以瑶族资料代替。壮、瑶杂居，民俗极近，想来大致不差。
《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蚂拐节》（覃剑平）。
蒋廷瑜《铜鼓史话》，第九十七页。铜鼓一节，多参考该书。
《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晋书》卷五七《陶璜传》。
《太早寰字记实州风俗条》。
《唐大诏会集》，卷一九。
《柳河东集》，卷四十二，《寄韦珩》诗。
《岭外代答》，卷三，《峒丁》。
蓝鸿恩编：《壮族民间故事选太阳、月亮和星星》。
《东周列国志》，第十七回。
同上书，第三十一回。
《精编二十六史》，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第三一八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北京，第三册，第八十五页。
同上书，第四四二页。
同上书，第四一一页。
《二十五史精华》，第三册，《旧唐书》，黄巢条目，第一七一页。
同上书。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范又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三九六页。
《新唐书逆臣列传》。
同上书，第三九八页。
同上书，第三九八页。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同上书，卷二五八。
《唐人说荟》，卷五，张蓦：《耳目记》。
纪的，《阅微草堂笔记》。
《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八至九十九回。
《二十五史精华》，第四册，《明史精华》，张献忠条目。
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一九八九，上海，第一六八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四一五页。
《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
同上书，第十九回。
《水浒传》，第十回。
《荡寇志》，第九十八回。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
同上书，第三十一回。
同上书，第二十七回。
同上书，第三十二回。
同上书，第四十回。
同上书，第四十一回。
同上书，第四十三回。
同上书，第四十六回。
同上书，第五十三回。
《晚明民变》，第一九六至九七页。
《精编二十六史》，来俊臣条目，第三三五页。
《宋史蛮夷传》。
恩格斯卡西尔《人论》，上海译又出版社，一九八五，第七十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