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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VOA专访:姜维平谈薄熙来谷开来(2)

中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资料照片)
中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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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选举新领导 传有委员为所有候选人投弃权票

作者 凯文

3月12日,中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人,俞正声当选政协主席。但委员葛剑雄在媒体专栏中透露,可能有一位委员给所有候选人投下弃权票,或以此方式表达对选举办法的异议。

政协委员葛剑雄是大陆著名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2013年两次担任政协委员。自2011年以来,他在“FT中文网”开设“两会日记”专栏,记录每年参加政协会议的观感。

3月12日最后一期“两会日记”以“政协投票目击记”为题,葛剑雄记录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情况”。会议主持人宣布开始写票后,过十分钟问是否写好,台下有一位委员举手称还没有,于是多等几分钟,再问是否写好,该委员回答仍未写毕。这时候全场哗然,大家都望向他。这时会场里居然响起了一片掌声。当主持人第三次询问时,该委员不再举手,但站起来拿出相机,拍下自己的选票。

葛剑雄称,事后计票时发现,包括俞正声在内,所有的人都有一票弃权票。他认为,这似乎表明至少有一个委员给所有人都投了弃权票。他得辛辛苦苦地涂掉三百多个名字,所以要花很长时间。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委员。

葛剑雄分析称,这位委员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他用这种方式提出对选举办法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里面所有的人,他要的是一种程序民主,以便大家更好地行使真正的民主。其次,他通过照相来检验这套选举系统是不是真正公正。如果不照相,万一计票的时候,没有人有弃权票,他就说不清楚了。

葛剑雄并没有提及这位委员的姓名,但对这一举动抱理解态度,认为表面上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但这是民主应有的代价,是很正当的行为。

此外,葛剑雄还在同一专栏文章中委婉表示,目前政协选举的反对比例偏低,这实际上说明委员互相之间不了解,对候选人并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委员倾向于通通投赞成票,这是政协制度应该需要改革的问题。

与此相关,政协选举办法在网络上曝光后也引起质疑。根据这一办法,选票分为两张:一张是选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一张是选举常务委员。委员在投票时,如赞成选票上所列的候选人,不需要在选票上作任何符号。如果反对选票上某位候选人,需要把该候选人姓名右边的长方形小白框涂满黑色,还可以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范围内另选他人,投弃权票时,委员需要把该候选人姓名右边的椭圆形小白空涂满黑色。

这一投票办法显示出,政协推定选举人应同意候选名单,只有当投反对票或弃权票时,才需提笔改动。

在闭幕日上,全体政协委员选举俞正声为主席,选举杜青林等23人为副主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因儿子车祸导致丑闻缠身后,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次不出意外当选政协副主席,但反对票高达90,弃权票高达22,表明人选虽然经过协商通过,但相当部分委员仍对令计划持保留意见。

23名副主席中,通常每人反对票在数票至二十票之间,弃权票不超过十票。除令计划外,反对票超过二十的只有三人:陈元(27票)、周小川(25票)和卢展工(22票)。令计划高达90票的反对比例,在众人中极为突出,虽然不足以阻止其当选,但间接表明人心难平。

但是,新浪微博上关于令计划得票数的报道和分析,多数在几个小时内被删除。

来源:RFI

港记者北京被殴事件发酵 百名选委联署力促彻查

文章来源:

便衣男子拦截杨匡前往探望刘霞(胡佳推特图片/电视画面截图)

香港记者上周在北京采访遇袭事件持续在香港发酵。星期二,近百名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成员及港区人大选举委员会成员发表联署声明,要求北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凶徒,在一个月内公布调查结果,并确保香港记者及市民在内地的安全及自由。

香港多家媒体的记者3月8日在北京两会期间采访香港民运及保钓人士杨匡试尝探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时,遭到多名便衣男子阻挠和殴打,引发香港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谴责。

自事件发生后,已经有多个媒体权益组织、人权组织、政党和民间团体立即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彻查事件。而港府和一些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也纷纷表态,给予关注。另外,多个泛民主派的政党和团体还先后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

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要社会都去关注,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改变。具体的改变是什麽,就要靠我们关注的程度,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群众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香港民运及保钓人士杨匡

近日,香港各界对香港记者在北京采访遭遇殴打事件的关注程度持续升温。3月12号,再有近百名香港选举委员会成员联署,要求北京在一个月内公布事件真相。这份在记者会上公布的联署声明还要求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36位港区人大代表加入联署,敦促北京当局立即采取行动。

另外,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下午从香港记者协会获得最新消息,香港记协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3月16日下午将联合在中联办举行媒体记者游行抗议,要求北京彻查记者被殴打事件,声援在北京遭到殴打的媒体同行。

香港媒体报道,参与发起联署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星期二早与行政长官梁振英会面,会上范国威议员向梁振英询问殴打记者事件。莫乃光说,梁振英指涉及打记者的人士是小区保安,而非国安人员。莫乃光说,他对梁振英的解释很失望,认为梁振英避重就轻,尝试找理由开脱。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二在莫乃光的推特上留言说,从无线电视播出的视频中,认出其中一名殴打香港记者的便衣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海淀分局国保支队,常驻羊坊店派出所,34岁,其上司是刘霞案的专管警官。

香港民运及保钓人士杨匡星期三下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相信,香港社会对记者被打事件的反应会对北京产生一定压力,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改变和进步。

杨匡说:“整个社会有一个这麽大的反应,而且牵涉的事情是新闻自由、前线记者的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要社会都去关注,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改变。具体的改变是什麽,就要靠我们关注的程度,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群众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杨匡表示,他自3月8号晚间被北京国保带走失踪3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没有得到香港政府的救助,而他对港府在香港记者被打事件中表现出的漠然态度不感到奇怪。

香港“保钓船长”杨匡3月7号傍晚曾和维权人士刘沙沙等4人来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住楼下,打开写有“刘霞,大家支持你”的横幅,但很快就遭人阻止。杨匡等人一度被警方带去派出所,直至凌晨3时才获释。

3月8日,杨匡再次前往探望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的刘霞。而多家香港媒体的8、9名记者跟随采访杨匡,随后发生其中两名摄影记者被严重殴打的事件。

杨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这次行动是要唤起社会关注中国大陆异见人士的状况。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北京和香港政府没有尽责调查事件,缉拿凶手。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鲍勃.迪亚兹说,“中国的新领导层必须要发出明确的信息,他们不会容忍这类的犯罪行为”。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再题两会:评俞正声政协讲话




再题两会:评俞正声政协讲话


模式拒西方

通篇老套腔

新桃符却旧

政改要泡汤



201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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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现在"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话很流行。这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伪话题。第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差别很大,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第二,民主宪政不是西方各国所独有,也是中国执政党叫了几十年的口号;第三,这不照搬,那也不走,总想维持权贵联盟的分脏体制,这是不可能的邪路。大家不会陪着你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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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 陆扬:俞正声讲话 清晰表明高层拒政改 

中国新任政协主席3月12日发表闭幕讲话。讲话被认为充斥了保守的倒退思维。观察人士指出,这个讲话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坚决拒绝宪政民主改革。

*讲话保守老道*

新任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中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讲话通篇被认为没有任何新意,反而充斥保守倒退的言论。俞正声说,中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他还说,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俞正声要求政协委员“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

*高瑜:俞讲话根本不敢提政改*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3月12日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俞正声的讲话调子基本反映了毛时代的思想,整个讲话都是沿袭了前任政协主席的讲话基调,只是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改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高瑜说,都说温家宝光说不做,但温毕竟还敢放出政治改革的话。而俞正声的讲话完全是按照习近平的执政纲领,而这个纲领不会让人们看到政治改革的未来。

高瑜说:“俞正声现在谈的这些完全就是和总书记保持一致。实际上现在垄断两会和所有领导人讲话的原则都是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的讲话,还有一个就是1月5日对新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讲话。这两个是他(习)治党治国的大纲。所以按照这个(纲领),政治改革不会有。”

高瑜说,民间发出的政治改革呼声,希望中国走上宪政的道路。实际是要中国这艘航船改变航道。而习近平在他的“南巡”讲话中说,“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建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高瑜说,中共领导层拒政改已经再明确不过了。

*江棋生:不要对新政抱政改幻想了*

北京的独立学者江棋生同一天表示,从俞正声的讲话可以看出,要是有人对中共新政抱有政改的期待那就太天真了。

江棋生说:“拿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坚决拒绝宪政民主;坚决主张一党专政。说白了就是这个。从邓小平开始,这个态度一直很鲜明。这是他们的高压线。包括习近平在广东的讲话,改什么,不改什么,我们有数。不该改的就不能改。三个自信,说西方的那一套不灵了,以前是市场失灵,现在是民主失效。反过来说,我们这边风景独好。”

中国凭借现在西方国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就说自己的制度好过西方国家的制度。江棋生说,中国的有识之士现在应该完全看清楚了,再也没有必要写公开信劝习近平、俞正声、张德江和李克强他们搞宪政民主改革。江棋生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危机还没有迫使中共高层感到有必要实现制度变更。因此,现在民间呼吁高层启动政改根本就是鸡同鸭讲。

*网友热评*

俞正声政协闭幕讲话在互联网引起网友热评。网友“文雷108”说,没有人要求你们照搬,你只要把普斯(世)价值帮屁民们搬回来就行了。

网友心随风动111说,简单地把宪政归结为西方的什么什么,而拿不出“全民直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财产公布”等这些措施,实则一种诡辩!

网友王伟1963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能照搬别人的制度(中国之前照搬过苏联,就失败了)。但是,不照搬不等于不学习、不借鉴,这些年中国的进步,难道不是学习、借鉴别人的成果吗?怕就怕有人把「决不照搬」当成阻碍中国继续变革的戒律。

两只细脚: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是气壮还是心虚????

俞正声近日指责香港,说香港可能成为“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引起香港社会强烈不满。


来源:万润南文学城博客

黄奇帆含沙射影为薄熙来叫屈

姜维平

今年两会与去年两会比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庆代表团依然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只是厚着脸皮表演的人物,由薄熙来换成了黄奇帆,好像薄回到后台换装去了,而“唱红打黑”的戏被中央叫停,但蒙混过关的黄奇帆还不服气,还在字正腔圆,大发谬论。3月11日上午,重庆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继续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黄奇帆在发言中指出,有两种类型的司法电影,对法官判案起着很好的训练作用。看来,不分管司法的黄市长关心法律了,先让我们分析一下,他讲了些什么。

据官媒报道,重庆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代表们发言都很踊跃,现场气氛严肃又不失活泼。代表们从国外的个案联系到我国司法的实际情况,纷纷建言献策。其中黄奇帆市长的发言引起了在场所有人员的极大兴趣。黄奇帆说,国外有两类司法电影,对法官判案有训练作用,建议法官们都看看,但是最好是周日,平时还要工作。由此,知道重庆负责市政工作的黄奇帆还是人大代表,有权对法官指手划脚,他没有具体回顾薄王乱法时代的滔天罪行,却转移人们的视线,引导法官看外国电影,还把影片分成两类,担心别人误会他不务正业,先用话挡上,建议周末看国外电影消遣。

不过,假如黄奇帆自己的亲友,被薄王打成“黑社会”,关在监狱里,或被枪毙,或死在看守所里,他肯定没有看电影享乐的雅兴,这位直接参与了一年多前“唱红打黑”运动的官员,不仅对薄熙来的狂妄自大,欺世盗名没进行规劝,批评和抵制,而且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把640多个正常的有缺点,但未必有罪的民企,包装虚构成“黑社会”,使数以千计的民企老板和员工,成了黑社会组织成员,或“黑老大”,使数以万计的人蒙受了冤屈,单是公安系统不顺从薄王的干警就被“黑打”了上千人,这是“六四”以来,最大的一起地区性的反人类的政治运动,我称其为“二次文革实验版”,也叫它文革复辟的“微型景观”,幸亏胡温习李连手力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假如不是习近平的仁慈和怀柔,像黄奇帆这样的遵照薄的指示,为追赶王立军而越界围困美领馆,事后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庸官,既使对重庆了如指掌,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得撤职查办,但黄市长绝无感恩悔罪之心,却得了便宜卖乖,在“两会”上竟狂妄地借外国电影,含沙射影地为薄熙来狡辩,他说,外国电影分两种类型,一是,英雄救难。主人公把国家解救了,但是他违背了法律程序,这类影片的每个案例都是在结束的时候,一边给英雄授个大奖,一边是判个十年五年。他的意思是,第一,社会上两极分化很厉害,矛盾很尖锐,老百姓很不满,薄熙来讲的“共同富裕”,“分蛋糕”,搞得“唱红打黑”,顺应了民意,把“国难”救了,他是英雄,是人民的大救星;第二,薄熙来动机好,只是违背了司法程序,因此建议,一边要保留他在重庆的极左路线,一边不得不接受薄将被判刑的结果。

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上的不公平是如何造成的?这方面海内外学者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不想重复,只问你黄奇帆一句:像薄熙来这样的贪官,他和我住邻居,光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98号的万达公寓28层,他就私占了三套面南的房子,合计360平米,现在按市价多达3600万元,请问,就这一处,与我家近在咫尺的高档公寓论价,已是千万富翁,而重庆一个打工的,从生下来苦干到死,也赚不了3600万,你说,让他们如何“共富”,这还不算他在大连和北京的其它私有财产,你说,这不是瞎忽悠,是什么?

其次,他“分蛋糕”的来源,不是汪洋说的“制造”,而是“抢夺”。什么是“黑社会”?通通是拼凑,虚构,包装和诬陷的不实之词,搞出一批“黑老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借口追缴,罚没私有财产,再利用不义之财行贿受贿,买官鬻爵。从2008年至2011年,共抢夺民企财产上千亿,“唱红”挥霍2700亿,试问:有多少钱进了国库,救助了穷人,哪些钱不是民脂民膏?光你黄奇帆指挥车辆奔赴成都抢人一项,消耗的气油费,足够支付病死的重庆农妇吴远碧的医药费。『见拙作《停唱红歌,救救母亲》』因此,薄熙来仅仅是违背司法程序的问题吗?你黄奇帆既没良心也没脸,还接着阴阳怪气地说:越来越多的化学武器的出现,恐怖分子利用化学武器搞破坏,死了很多人,实在没办法了,总统特赦,把主人公从监狱里放出来,限定24小时破案。

这等于说,中共高层处理了薄熙来,但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不得不用,你黄奇帆这样靠所谓“地票”欺骗,靠卖地坑害农民的官员不得不保留,因为政府靠动迁储存土地,你抢得最多,多达40多万亩,所以,你最牛逼,你是“不倒翁”,薄熙来判个十年,八年的,很快就放了,你们过去是“如鱼得水”,一丘之貉,现在是藕断丝连,企图翻案。说不定随着薄的沉浮,你黄奇帆还有当总理的希望。他还以化学武器等为恐吓,提“总统”什么的,暗示习近平特赦薄熙来呢。

黄奇帆知道薄熙来案快开庭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再怎么慎重,论证,研究,必得走法律程序,而法官就是关键了,黄奇帆不敢公开为薄熙来鸣冤叫屈,只好借外国电影点拨法官们,他说,最后案子也破了,可这个过程主人公又走极端。在电影里,程序正义和司法正义不断的让人讨论和思考,体现其中的矛盾,这类影片对法官如何看待程序正义和司法正义、感情和理性起着很好的训练作用。那么,他要大家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呢?是习近平讲的“笼子论”吗?是规劝法官依法办事,有错必纠吗?

黄又说,二是,审判官审判制度和法官量刑。电影里黑白两道人物总是想影响陪审团,陪审团也有道德和良心的考验,而故事的发展就是怎么去诱惑陪审团,这里边的案情也很复杂,虽说最终正义总是战胜邪恶。可是在这过程中,明明是黑社会,但是偏偏在这样的制度下判了无罪,黑帮老大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律师取得了胜利,但又非常痛苦,因为良心受到谴责,这种电影看了以后,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制会有理解。

看来,黄已经感觉到,薄熙来,王立军等人搞得“黑社会”将面临申诉平反的问题,他以前也参与其中,如果说是“功劳”,他是劳苦功高,如改定“罪恶”,他是在劫难逃,因此,他不想平反,更不想看到黑老大“大摇大摆”地出去。

在我看来,他自作聪明,以为别人听不懂,但他彻底地错了,由李俊案,彭治民,曾智强案的跟踪报道看来,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根本就不是重庆的“黑社会”。如果说重庆有一个黑社会,就是薄,王,谷,黄等人为首,以公检法为组织框架的,利用公权力搞运动的“黑社会”,“老大”就是薄熙来。

我请读者回忆2011年《重庆日报》发表的题为《重庆法治建设有效推进,“打黑除恶”彰显司法正义》的文章,他来自黄奇帆在北京大学作的报告,其称,11月30日上午,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市长黄奇帆作了一场关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报告。历时三个多小时,通过大量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着重介绍了重庆开放改革创新和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赢得北大学子阵阵掌声。

如今,成了阳奉阴违变色龙的黄奇帆是怎么讲的呢,文章很长,读者自行找来看,我不便重复,只想指出两点,一是数字,3月6日,重庆人大主任张轩说的与其严重不符,黄也讲得与其自相矛盾,他说,重庆过去十来年积淀了1000多个命案,通过打黑,破了780多个命案,彰显了司法正义。张轩却说是83个涉黑团伙,1290多人。

请注意,2011年11月30日,黄奇帆讲的不是1290多人,而是指1000多个命案,侦破了780个命案,那么,他涉及抓捕了多少人?显然,现在,黄,张都把薄王的罪恶严重地缩水了,其目的何在?二是,谁是“黑社会”?依据黄市长当时讲的“四个特征”,李俊等人根本不符,而薄王却足够。第一,它有人命案,是重大刑事案,李俊没有,彭治民没有,谷开来却有;第二,它有“保护伞”。李俊与成都军区做生意,他的“保护伞”是什么人?至今没听说有,而薄,谷,王及“四大金刚”却有,“保护伞”过去是薄一波,现在是谁,不言自明;第三,它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薄王抢夺民企上千亿,正是来源;第四,它有严密组织。薄王徇私枉法,公器私用,杀了人还有公安局的警员帮助掩护,270个专案组,7000多人搞运动,难道不是有组织的吗?

因此,依据黄奇帆在“两会”上的讲话,我们看到重庆官员的心态,急风暴雨过后,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地吸取教训,更没有悔罪内疚的心灵洗礼,而是一方面与薄王切割,撇清责任,争取继续当官;另一方面企图压服被黑打的民企,覆盖遮挡薄王的罪恶,安抚躁动不安的公检法,更狡猾地欺骗老百姓,这就造成了体制依旧,薄王阴影不散的困局,而黄奇帆的上述奇谈怪论则是“两会”最大的丑闻,也是最狂妄的挑衅语,假如习近平再以仁爱之心宽待,必最终被其为代表的势力所害。到了那时,薄熙来也许会从后台换装复出。

2013年3月1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3月12日首发

作者声明:何频主办的明镜出版社在以“纪伟仁”『假冒中纪委的人』名义撰写的《从重庆阴谋到北京政变》一书中,大量引用与抄袭本人的研究成果,发了大财,伤天害理,臭名昭著,已被本人委托的香港律师发出警告函,诉讼即将在香港与美国两地展开,同时将刊出揭露何频抄袭犯罪集团的长篇系列报道,展示证据与真相,今后,明镜旗下的所有出版物,网站,不准转载,引用,编写,抄袭,变相抄袭本人所有文章,违者必究。

阿海主办的北运河出版社在《薄熙来夺储败亡记》一书的344页至365页,也公然抄袭我的文章《王立军的自白》,同样将面临诉讼。
姜维平狱中回忆录《活人墓》即将出版,已汇款的读者请耐心等待,尚未汇款的不要再汇,等新的销售方式确定再议,作者联系方式,邮箱:
Jiang Wei Ping
5576 Yong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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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York ON m2n 0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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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ping55@hotmail.com
电话647---763--6898

通知李源潮去團中央當書記時他的臉都白了

《新史記》相江宇、楊韻

來到最高權力層門前

在1983年底召開的共青團十一屆二中全會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補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源潮的排名還在軍方出身的宋德福之前,團中央學校部部長李克強則被增補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這一年,李源潮33歲。從復旦畢業到擔任上海團市委副書記,李源潮只用了15個月;從上海團市委副書記升到團市委書記,只用了一個月;而從上海晉陞進團中央書記處的時間更短,才不到七個月。

為什麼李源潮能在不到兩年內一下子陞為領導全國青年的第四號人物?

有 評論人士指出,這一點從陳丕顯和李源潮兩人的簡歷中就透露端倪,八十年代前期,陳丕顯官陞一級,李源潮就飛躍一步,1982年9月,陳丕顯當選為中央書記 處書記,同年10月調中央工作;李源潮在1983年4月被調到上海市團委,1983年12月調到團中央。如果沒有陳的大力提攜,恐怕不會有李源潮的今天。

難怪他的復旦老同學在文章中稱,因為提拔太快,連李源潮自己都沒有想到,“據說通知他去團中央當書記時,他的臉都白了”。

眾所周知,另一位團派大員王兆國,也是陳丕顯向鄧小平推薦的。而據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透露,陳丕顯培養了不少年輕幹部。“很多的,像浙江省委副書記梁平波也是由他(陳丕顯)培養出來的。他不像有些人因為工作忙碌就忽視選拔人才,更不會只忙於培養自己的子女。”胡德平說。

梁平波和李源潮一樣,都是在上海市康平路大院長大的,都是當年聆聽陳丕顯教誨的上海高幹子弟。



 
细心的人士注意到,十八大上,李源潮好像一下老了十歲。

1983年年底調到團中央後,李源潮頗帶文人學者的性格氣質,他的某些看法,難免被從基層爬滾打升上來,具有不少社會閱歷和實際工作經驗的王兆國、宋德福等人視作“書生氣”。這也是他陞遷之路一度停步不前的原因。

在團中央分管宣傳的李源潮,因團報《中國青年報》言論大膽尖銳遭受不少壓力,尤其是“六四”期間更令他被中宣部指責為態度軟弱。“六四”事件後,因拒絕落井下石,雖贏得口碑,最後卻被調到國務院新聞辦,重用中似被冷藏,冷藏中又似有玄機。

當文化部副部長的四年,是李源潮仕途中最鬱悶的四年。無論是兩任正部長,還是幾位副部長,都沒把他放在眼裏,都處處給他穿小鞋,難怪當時有人就斷言“他也就是這樣了”。

幾年過後整他的人是不是後悔莫及呢?誰能料到,在文化部鬱鬱寡歡的李源潮,年近半百突然時來運轉?!世紀之交,他從北京來到中國最富庶省份之一江蘇。2002年末,晉陞為封疆大吏。2007年10月下旬,李源潮再次進京,進入政治局、書記處,掌管中組部。

十 七大後,在海內外所有媒體看來,已經步入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李源潮,會毫無爭議地在中共十八大上更上一層樓。但直到最後,風雲詭譎變幻,最無爭議的李源 潮,卻出現最大爭議。直到十八大前夕,誰也不知道中共有人事話語權的元老們葫蘆裡賣的什么藥,誰也說不準在中共未來的人事棋局上,李源潮這顆棋子會怎麽 擺!(《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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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究竟是否會重刑難逃?

  《明鏡月刊》編譯 巫古森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自2012年3月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後,歷經雙規和開除黨職、公職,進入司法程序,這位原本極具潛力的政治明星不知身處何方。一丘之貉的谷開來和王立軍均受到制裁,接下來就輪到他了,讓人好奇的是,審判將如何進行?懲罰又有多重?

  在中國領導人面臨要求反腐的輿論壓力對越來越大之際,受賄、包庇謀殺又濫用權力的薄熙來,可能因此受到嚴厲處罰。1月23日,前中央委員、中央黨校副 校長李景田於世界經濟論壇接受《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採訪時指出,等在薄熙來前方的會是重刑,他舉了幾個例子,像劉青山和張子善兩位天津領導,在20世紀50年代被控貪汙而遭到槍決,可說是 黨推動第一波反腐運動後拿來祭旗的對象。

  儘管李景田掌管的中央黨校負責培養幹部和發展黨的思想,並沒有懲治貪官的作用,但《華爾街日報》認為,李景田能夠接觸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總書記習近平 擔任中央黨校負責人期間,兩人一同共事過,而且直到去年,李還是主要決策機構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換句話說,李與高層的關係緊密,他對薄熙來的評論並非空穴 來風。

  http://www.ccps.gov.cn/recommendation/201207/W020120720316379003060.jpg
  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景田與高層關係密切。

  薄熙來正等候審判,過去他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對諸多指控辯駁,下一次露面,可能就在法庭上。《華爾街日報》指出,就薄被控貪汙這點來看,如果當局決定 對他嚴懲,將是中共對腐敗採取強硬立場的信號。去年11月走馬上任的新領導們,多次表示腐敗已深深威脅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薄的身份剛好是太子黨,嚴厲處罰 出身黨內元老世家的高官能帶給外界良好印象,即使權力再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李景田的看法不意味著薄熙來只有死刑這條路可走,劉青山、張子善和前人大常會副委員長成克傑雖然都難逃一死,但1998年因腐敗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 的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後來獲得保外就醫;此外,李景田也提到曾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他於2006年被罷黜,因受賄、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被判入獄 18年。同時,李景田承認,中國活力充沛的社交媒體在反腐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打擊腐敗不能只靠一個人,需仰賴黨內、黨外和媒體監督等力量。

  去年薄熙來下台之初旋即在互聯網上引發熱烈討論,由於中國的電視和報紙都必須受到層層管控,社交媒體遂成為公眾最好的發聲平台,拿新浪微博來說,很多 低階貪官在那裡被揭發而導致革職,但儘管如此,社交媒體仍得面對為數眾多的“小秘書”把關,且政府官員也擔心它會幫助傳播謠言和負面信息。《華爾街日報》 提到,去年春天薄熙來倒台的討論演變出新方向,可能發生政變的說法甚囂塵上,當局一度關閉微博的評論功能,最近政府也通過實名政策,並要求網絡公司加強自 我審查,剔除有害內容。

  像李景田這樣的資深官員願意對外媒侃侃而談並不常見,《華爾街日報》把握機會提問了有關他與習近平共事的經驗,李說,習近平不講空話,反對形式主義, 已改變一定程度的政府作風。這番話正好與習近平的官方報導相呼應,在官媒筆下,習被描繪成說話直截了當、不拘縟節的最高領導人。


  審判過程已被精心安排

  薄熙來案無疑是一場眾所矚目的“世紀大審”,而中國20世紀的世紀大審,可能就是轟動全國的“四人幫”審判了。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 (Jerome Cohen)於美國─亞洲法律研究所(U.S. - Asia Law Institute)博客上發表文章,將薄熙來與“四人幫”做了一番比較,指出處理薄熙來是中共自“四人幫”後最嚴峻的法律挑戰,四人幫公審有其重要的歷 史意義,代表中國從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型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耐人尋味的是,審判薄熙來會不會被賦予相似的“政治作秀”功能?中國又將從當 前轉向什麼時代?

  毛澤東過世後不久,江青及其黨羽隨即遭到逮捕,人們認為他們必須為10年浩劫負起主要責任,但相隔4年多,江青等人才被推上法庭,而且政府試圖保證, 這些倒行逆施、犯下滔天大罪的被告一定會遭受制裁。孔傑榮說,對一個剛從動盪和惡夢中恢復秩序的政府而言,將混亂的始作俑者繩之以法是一件宏偉任務,外國 也不認為當局有能力秉公執法、主持正義,一則美國漫畫就嘲諷,之所以要等上4年多,因為中國需要讓法官們先完成法學院課程。

  審判的目的不僅僅追究“四人幫”的政治責任,也要將他們當作真正的“罪犯”看待,這些惡人指使和直接從事多項犯罪活動,包含非法搜查、非法關押、刑訊 逼供、誣陷和迫害大批群眾等,因此“四人幫”公審是鄧小平鞏固合法性的大好契機,藉此向人民宣傳政府剛剛通過生效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因此即使事情極端敏 感,鄧沒有選擇秘密審判,反而大膽使之曝光。

  孔傑榮描述了庭上的高潮場面,當最高法院院長詢問江青是否需要一位辯護律師時,江青以無助的毛澤東遺孀的姿態問道:“什麼是辯護律師?”院長耐心向她 解釋,雖然簡短但實用,是第一個向群眾教育法治的機會。然而,江青又詢問,辯護律師是否能代替她的位置讓她不用出庭,院長回答不可能,江青便兇悍地說: “那我不需要律師!”不久後江還因為喧鬧失序被強行拖出法庭,審判的教育意義也就每況愈下。

  有罪判決薄熙來已成定局,剩下的問題就是刑罰會有多重,無罪推定原則可能在此不適用,無罪推定的精神是“未經審判來證明有罪確定之前,優先推定被控告 者無罪”。孔傑榮也預測,薄熙來審判不會像“四人幫”公審那樣漫長、透明或混亂,當時江青毫不服氣,頑強抵抗,力圖為自己辯護並將責任推到毛主席身上,但 從谷開來的例子觀察,被告於開庭之前已通過某種方式制服,按照計劃表示懺悔,名義上是“公開”程序,實質上一切都有精心策畫,整個過程說不定不用花上一 天。

  因此,就算薄熙來有權指定律師,法庭可能不會傳喚關鍵證人,也不允許進行交叉詰問,檢察官按照劇本,當庭朗讀開庭前採集的證人陳述,而且必然經過精密 雕琢,僅披露對中共有利之信息。如此一來,即使比起30年前中國的司法系統已有長足進步,公民反倒不見得能完整窺探薄熙來案的真面目。


  薄熙來不是黨內唯一壞蛋

  薄熙來的殞落同是作家的絕妙題材,充斥著刺激元素如性、背叛、濫權和謀殺,還有什麼黑幫電影會比它精采?專欄作家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於《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介紹了兩本關於薄熙來的新書,分別是《金融時報》記者吉密歐(Jamil Anderlini)推出的《薄熙來醜聞:中國的權力、死亡和政治》(The Bo Xilai Scandal: Power, Death and Politics in China,暫譯)以及《悉尼先驅晨報》記者約翰·加諾特(John Garnaut)撰寫的《薄熙來家族沉浮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Bo)。

  吉密歐以英國商人海伍德之死揭開序幕,視他為略帶哀傷的瓦爾特·米提(Walter Mitty),米提是一篇美國短篇小說的主人公,後被延伸形容“逃避現實、喜歡空想的人”,不過在加諾特的著作中,海伍德只是跑龍套的角色,作者更著重於 薄熙來政治生涯裡恩怨情仇的故事,這些事件注定了他的崛起,也對其垮台起了關鍵作用。

  舉例來說,書本講述文革期間紅衛兵如何逮捕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巧合的是,作為一名在校學生,溫家寶積極參與地質學院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加諾特 說:“關於溫家寶有多大程度幫忙鬥倒薄一波並不清楚,然而,20世紀80年代薄一波獲得平反後,盡其所能遏止溫的政治仕途,但2007年,當溫身處政治局 常委高位時,同樣力阻薄熙來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人們關注薄熙來的處罰到底有多重。

  除此之外,兩位記者對薄熙來的貪汙行為多所著墨。他們不約而同提到薄熙來擔任大連市委書記期間,向英國公司購買巨型氦氣球,妻子谷開來堅持要超額申報 金額,所以這些多出來的錢,也就是大連市的公款,用以支付兒子薄瓜瓜就讀英國私立學校的學費,就是這樣的貪婪慾望開始影響到黨內其他高層的利益時,薄的失 勢已無可挽回。

  每一部電影、每一部小說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派角色,共產黨也不例外,但薄熙來絕對不會是黨內的唯一壞蛋,如果領導人無法在權力制衡和反腐上頭創造根 本性變革,那制裁一個薄熙來後,仍有千千萬萬個利慾薰心的薄熙來依舊在侵蝕著中共早已形同風中殘燭的執政基礎。(《明鏡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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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信息依旧不透明

    来源:德国之声
   
    非典十年,信息依旧不透明

2003年,非典病毒肆虐全球。此类高传染性肺炎的源头来自中国。但中国政府在SARS爆发初期隐瞒了疫情,导致蔓延速度加剧。
   
    (德国之声中文网)王明(音)首次听到这种神秘的肺炎是在2002年年底。这名上海记者回忆当年的情形说道:"四处都有传言,但是无人知晓详情。 没有任何官方报道。"当时王明在一间国家电视台任职。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拿到一份宣传部门的文件。文件中证实了一起在上海浦东感染SARS死亡的案例,同 时也明文警告,不得对其进行报道。
    SARS的全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是一种非典型肺炎。首个SARS病例出现在2002年11月的广东省。当时一名感染上病毒的医师将带到香港,当地随后爆发大规模疫情。

不透明的信息政策
   
    非典十年,信息依旧不透明
非典型肺炎是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
   
    时值中国领导换届,为了防止负面新闻妨碍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当局对媒体的控管更为严格。中国政府隐瞒了此类危险疾病,并且试图淡化疫情。直到中 国军医蒋彦永揭露疫情,人们才得知SARS的严重性。至今他一直被视为人民英雄。他的行动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曾宣称,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但2003年4月中旬的数据却推翻了这个说法:仅仅在北京,患病人数便比通报的病例高出十倍。

    许多人因此遭到革职,高层官员中也有人丢了乌纱帽,其中包括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同时也有政府和共产党地方层级官员被免职。一夕之 间,疫情透明化成为最高指标:共产党领导曾要求通报所有SARS病例,并警告称,所有隐匿或延迟通报信息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一些外国媒体甚至称之为"中 国的开放"。

    然而,媒体报道的自由不久后再次受限。在2003年6月SARS危机逐渐解除后,对媒体的控管明显再次被收紧。

    微博让真相无所遁形

    王明认为:"若今日发生类似SARS的疫情,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长久隐瞒。"在互联网短信服务如微博大规模盛行的今日,信息传递有了全新的渠道。目前共有超过5亿的微博用户,虽然此类的信息交流平台同样遭到严格审查,但微博的出现仍为政府带来新的挑战。
    非典十年,信息依旧不透明
2003年中国爆发大规模SARS疫情
   
    SARS疫情暴发期间,抑制信息的自由流通可能让人赔上性命。但非营利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的陆军认为,中国政府并未从SARS中汲取教训。他对政府一如既往的非透明信息政策提出批评。"人民有知的权利,尤其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信息。"

    但政府的做法却背道而驰。陆军举了一个近期发生在上海的例子:过去数日在上海黄浦江内出现了几千头死猪。他说,早在1月份时,相邻的浙江省已经爆发大规模猪瘟,但直至数日前才通报了信息。猪只的死因以及是否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至今仍不清楚。陆军表示:

    "我觉得从这些公共卫生的事件来看,政府没有从非典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也没有作出足够的改变。"

    作者:Anny Boc 编译:张筠青
    责编:谢菲

王石警告:中国地产泡沫爆破可能引发革命

    继SOHO总裁张欣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谈时发出惊人之语“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民主”之后,又有地产大佬王石在接受同一档节目访谈时出于 惊人“中国地产泡沫可能引发革命”,房奴最想揍的任志强都说过类似的话,还不止一次。其实这些话换任何人说,哪怕是贩夫走卒,听起来也不刺耳,在天朝最手 眼通天,和政府形影不离勾肩搭背的地产商嘴里说出来就意味深长了。我看到了这样的玄外之意:党国体制内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是坚如磐石的利益同盟,也难以摆 脱面临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宿命。牺牲了农民几十年,能榨出的都榨出来了;牺牲了工人几十年,能牺牲的都牺牲了;哄骗了知识分子几十年,该威逼利诱的都威逼利 诱了,收买不了的也被收拾了;和资本家狼狈为奸了几十年,该利用的都利用的差不多了……好戏开场了!
   
    引述《华尔街日报》指,万科董事长王石近日于出席美国CBSNews《60分钟》时警告,一旦中国房地产泡沫爆破,将出现灾难性后果,甚至有机会发生令中东政治版图巨变的相似革命。

    王石警告:中国地产泡沫爆破可能引发革命

    报道称,王石悲观地提出警告指,中国楼市泡沫一旦破裂,或许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包括大规模游行示威,甚至发生革命的可怕场面,或可能成为下一个阿拉伯之春。
   
    然而,王石一开始对CBS称,相信中国有关方面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房地产爆破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后来又指不一定能解决。
    
    本文来源:李麦逊凤凰网博客

美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强势应对领土问题意在稳定国内

    ●共同社消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12日透露,情报部门在向参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对美威胁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为抑制国 内不稳定因素,将继续毫不妥协地主张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等拥有主权,保持强硬姿态。
   
    报告还对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弹道导弹升级等军备发展表现出警惕情绪。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在东海及南海主张主权、扩大海军活动,意在 与提出重视亚太地区的奥巴马政府相抗衡。此外,尚处于过渡期的新政府面对经济增速放缓、腐败等内政问题,担心国内形势不稳定,这也是中方(在主权问题上) 态度强硬的背景之一。
   
    报告还指出,中方正通过大幅增加海监船等完善军事力量。面对主权对立的情况,可谓海监船部署在前方,而海军舰则坐镇后方。此外,年度报告开头就列 举了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其中包括来自海外的网络攻击。克拉珀在参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谴责中方侵入他国计算机系统,有组织地窃取信息。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发现更长政府机构名称,63字刷新纪录

【泛华网2013年3月13日讯】3月12日,现代快报全媒体版报道湖北一政府机构名称有45个字引起网友热议,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所知道的超长机构名称。当然,纪录一次又一次被网友刷新。新疆都市报微博晒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51个字。随后楚天都市报微博称还有更长的,63个字,“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旅游景区国家5A级新旅游项目开发区景区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景区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传深圳出台“限涨令”:今年房价只准跌不许涨

文章来源:
传深圳市国土部门近日已出台“限涨令”,所有新盘都必须实现月度零增长即每个新盘、每个月的成交均价,环比上个月都不能上涨。另外,国土部已经严格限制超越价格红线的项目备案登记,该消息已得到万科、招商、金地等在内的深圳各大房企项目负责人的确认。




  人们在等待叫号

  

  排队咨询的人们

  

  一名市民在看墙上挂着的税费规定

  

  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外景

  

  个税按差额的20%征收是早有的规定

  

  办理过户手续的人们

  3月12日,据业内人士透露称深圳市国土部门近日已出台楼市“限涨令”,明确要求2013年深圳所有新盘,成交均价必须实现月度环比零增长,并已开始执行。

  按照“限涨令”规定,所有新盘都必须实现月度零增长即每个新盘、每个月的成交均价,环比上个月都不能上涨。另外,有微博爆料称,国土部已经严格限制超 越价格红线的项目备案登记,超出政府限价的项目将不予备案。该消息已得到万科、招商、金地等在内的深圳各大房企项目负责人的确认。

  据了解,限涨令是以今年2月份的成交均价为基准,但有开发商表示不够人性化,2月份恰逢春节,成交量很小,由此产生的成交均价具有很大偶然性,并不能代表楼盘真实的均价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一线城市房价现大幅增长,北上广深四城环比涨幅均突破1%,深圳最高达2.2%。日前,有研究机构公布的2月数据,全国十大城市中,深圳广州(楼盘)涨幅超2%,居前两位。

  其实,早在2011年就曾有传言深圳要实行“限涨令”,但已被深圳规划国土委回应澄清“并未调整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早前政策:

  深圳拟取消豪宅预售 设定项目价格上限

  消息人士透露,为实现房价控制目标,深圳市或出台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这些新政策可能包括,对每个项目价格上限进行限制,高于价格上限的项目不发预售证,对各个片区制定均价上限;要求新加推单位的价格不得超过上期价格;豪宅项目取消预售,转为现房销售等政策。

政治局常委的孩子全进商界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3-03-13

华盛顿 — 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在“两会”代表中, 除了富豪群体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也受到人们特别关注 - 那就是中国的“红色后代”,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中共 “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大肆敛财,已经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

  中国“两会”召开,“两会”中中共元老后代的身影备受各界瞩目,这其中就包括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第三代领导人李鹏的女儿李小琳。

  除了毛泽东后人外,中共元老的后代,甚至是后来的中共几代领导人的子女都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邓家和李家还有江泽民家族甚至被称为中国的三个“腐败”王国。

  中共“太子党”利用裙带关系致富可以追溯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期。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朴方为首。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 John Garnaut)说:“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叶剑英家族,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一时间都变得相当富裕。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加内特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今年出版。他说,1986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加内特说,胡耀邦的子女告诉他,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诉求,而是“反腐败”和“反官倒”。邓朴方就是受到抨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89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

  “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更是开启了高干子弟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因为搞市场经济和搞私有化了,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得与商结合,中共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如果全是当官的赚钱也不容易,如果全是经商也没有门路。”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性行业,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垄断。

  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的垄断。

  邓小平家族:地产、有色金属和军火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

  吴建常:邓家大女婿,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成立保利集团,成为军火巨商。

  江泽民家族:电信

  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志成:江绵恒之子,曾任职高盛,后成立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私募基金规模达10亿美元。

  李鹏家族:电力系统。

  李小鹏,李鹏长子,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小琳,李鹏女儿,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前总经理。

  朱琳,李鹏夫人,据称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以廉洁、公正出名的前总理朱镕基的子女也不例外,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朱云来后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在第三代领导中,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的财富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而被曝光。这幢房屋据称当时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去年,中共十八召开前夕,《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将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推到了风口浪尖。报道说,温家宝的母亲、妻子、子女、亲戚都已经变成了巨富,在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他的家人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的财富。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并拥有世界最大金融企业之一的“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温家宝家族已经通过律师否认了上述财富的存在,甚至中国外交部也称这样的报道是“抹黑”行为。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统计,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中九大常委的孩子都介入了商界,而且与前几代不同,他们大多活跃在金融界。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的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茅的财富2003年预计达到3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现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掌管资产逾百亿元人民币。2006年,时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的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高达20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吴邦国的妻子和兄弟也活跃在商界。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现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并掌管一家私募基金。

  政协主席贾庆林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其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因担心与其商业有关的调查,已经移居国外。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斌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周永康在石油行业任职38年,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

  中国官方媒体《半月谈》在2010年也公开承认,“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并直指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约翰.加内特说: “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孩子都进入商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与他们成了一伙,你就得到了终极的安全和保障。 当然,你得分出一半财富,但是,你获得了文件,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勇敢,吞下这么多的财富。 这可是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财富。”

  虽然从第二代的胡耀邦时代到现在,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都有禁止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的文件,但是都形同虚设。

  温家宝曾经也表示:“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加内特表示不同意见。他说:“高层领导人家族成员的腐败绝对是无法控制了, 没有人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子女,更不用说别人的子女了,这是造成现在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 “ 共产党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灭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产,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后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你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

  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自己也是“太子党”的一员。中共十八大之前,彭博通讯社报道,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过亿,但主要由其姐姐、妹夫以及弟弟拥有,他们的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报道谨慎表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习近平自己的小家庭卷入任何敛财的行为。

央行副行长:中国铁路总公司继承原来铁道部贷款

2013年03月13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13日电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今日表示,国家对铁道部原来贷款或债券等各项支持措施和支持政策不变,下一步国家将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支持铁路建设、支持铁路的投资和融资。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金融在梅地亚中心召开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将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本网记者问及日前国务院机构改革将铁道部部分职责划到交通运输部,并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本次调整是否将会对铁路贷款和铁路债券的信用状况产生影响?

对此,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表示,根据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铁道部政企分开,原来由商业银行向铁道部发放的贷款以及铁道部发行的债券,铁道部下属企业从商业银行拿到的贷款都由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继承。

刘士余表示,国家对铁道部原来贷款或债券等各项支持措施和支持政策不变,所以说商业银行对铁路总公司的贷款,各类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券不会因为铁道部的改革而改变信用状况。

刘士余透露,下一步国家将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支持铁路建设、支持铁路的投资和融资。

中国网民质疑48%的GDP不知去向

【泛华网2013年03月13日讯】网友liangfy在凯迪社区发表文章质疑中国48%的GDP不知去向,题为《中国GDP48%不知去向的惊人内幕》。泛华网注意到文中采用的GDP计算方式是采用收入计算法,即 GDP = COE + GOS + GMI + TP&M – SP&M,也就是GDP等于职工工资+商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尽管文章中没有列出数据来源,但概念并没有大面上的错误。事实上,在现有体制下,以国企为代表的商业利润是没有办法监控其去向的,这部分是真正的肥缺。全文如下:

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能够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大蛋糕。而中国的情况非常奇怪: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2%左右,两者相加只有52%,没法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大蛋糕。中国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为什么缺了一大块?缺的这一大块国民收入“蛋糕”,是以腐败和灰色收入的方式流进了个人腰包。

中国需要供养的政府人员究竟有多少?

这是一个世界之谜。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 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但是无论如何记住一点:政府机构人员中,金光闪闪的公务员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吃财政 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而现在事业单位改革推出来近4000万人。

财政饭有三层意思

第一种财政饭是法理许可的财政支出,比如公务员的部份帐面工资就是合法的吃财政饭。第二种财政饭是政府有关规定赋予的“自收自支”权利而获取的,如政府各部门庞大收费中的一小部份。第三种财政饭是法理法规都不许可,但是被社会完全默认的财政来源,也就是每一个政府部门皆在干着的违法收费、经营搞实业,这个是被政府默认也被社会默许的“潜规则”范围内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简直是深不见底。

需要强调一点,上面第二、三种政府收入是被社会默许的,与当今国人思维中的“贪污受贿”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数据就能够大致得出老百姓需要赡养的人员总数了吗?

绝对不是,举例证明:国有企业(可以类推政府情况)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借调”人员,什么是“借调”人员?就是不属于编制内,但实际就是靠他们干活的员工,这些人都是隐身人,是不在正常的统计报表内的,但是数量惊人,另外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暂时隐形人”,就是领导的孩子们,他们终究会被转正而获得“编制”,但是干不了活儿。自然,各个政府部门都有无数官家无能的亲属被安插在各衙门里,活得也不比一般小体制人差,慢慢也会“进化”为正式的政府员工;出街的城管确实是临时工,他们都不在编制内,自然不可能在国家的统计范围内;还有非常特殊的“白员”群体,比如交警部门的暂扣车辆停车场,很多交警部门的停车场都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管理”的,你可以贿赂他们来要回自己被扣的车辆,这些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是黑白结合的一种常态。

中国有一个无比牛逼的名词就是“编制”,所有体制内机构,如政府部门、国有垄断企业和事业单位,它们的正式员工,也就是有“编制”的体制人,这个阶层“皇帝般”的员工,多是不用劳神有压力地工作的,体制内机构的脏活、苦活、累活、伤脑筋的活都是雇佣非正式员工来干,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借调人”、“白员”、合同工、临时工。每一个体制人的后面都有不在编制的“临时工”,警察的后面有辅警,有保安,有联防,电信局供电局在外工作的员工不可能有编制,环卫局扫马路的工人更不可能有编制。一个编制人的后面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临时工负责干活,体制编制人实际上就是现代奴隶主,临时工就是现代奴隶。

以上足可以证明,除了包括600多万公务员在内的,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政府机构里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比公务员及体制人本身的数量还要多。严格的说,那些所谓行业协会 也是属于吃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有威慑力四处敲诈勒索获取丰厚利益,还是要靠政府赐予的老虎皮。

现在大家有个大致印象了,除了四千多万国家承认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属于潜规则范围内的吃财政饭的人员,这个事实人人都知道,但是体制绝对不会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实际上除了以上数据,农村还没计算。

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700万村官,又说是500万村官,我就不明白政府怎么连自己的职员都统计不清楚?经过改革,现在的数量也许少了,我只能说但愿如此,问题是:难道把这些“乡村皇帝”们都饿死吗?

好几千万人的吃财政饭大军需要多少财富来供养?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11年国民生产总值为47万亿元,税收收入9万五千亿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0 万亿元,城镇人均收入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6977元,城镇人口近7亿,农村人口近6.5亿,那么国民总收入应该为21万3千亿元。而根据中央党校 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的估计,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政府统计是近五万亿元,实际的财政收入则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蛋糕”怎么分配?

官方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约为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15766亿元。占 2003年GDP的13.52%,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国家预算收入、有统计的预算外5000亿收入、没有被统计的3000亿预算外收入,整个 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被行政公务人员所消耗;又有政府部门统计表明: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

体制人每年需要多少钱供养?

中组部原部长张**前些年说“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推算全国至少有数千个省级干部,数万个厅级干部,至于县级官员就不可数了。

现在沿海地区政府部门一般职员年合法收入十万元是很平常的,属于中低收入,发达地方普通公务员年收入二十万元也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一年发24个月工资,注意这是合法收入,是可以拿出来“晒”的收入,养一个公务员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了。

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说“有权有钱部门人员有4、5套房子很普遍”;几千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不用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自己缴纳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他们都由国家财政养到死。很多地方政府小职员每月的车贴就比民工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政府人员买个床单内衣都要开个发票去报销。可以说,国家除了没给政府职员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必须提供的。至于那些村王乡王县王市王省王等等的书记及某长们,这些人及其家族一年需要多少财富来赡养? 简直没法想像。

现在媒体接连爆出各地科级干部贪污数千万甚至数亿元,那么高级公仆得捞多少钱呢?数千个省级干部及其家庭一年要花费多少钱供养?数万个厅级干部及其家庭需要多少钱供养?无数的厅级局级科级干部需要多少钱来供养?全国好几百万金光闪闪的公务员需要多少财富来为他们进行全方位服务?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数千万政府雇佣的形形色色的临时工。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人难道就是省油的灯?事业单位难道就是后娘养的吗?你以为街道办事人员收入就低?街道人员月薪万元根本就很平常。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国民收入的大部份都被政府人员拿去了。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 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能够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大蛋糕。而中国的情况非常奇怪: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2%左右,两者相加只有52%,没法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大蛋糕。中国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为什么缺了一大块?缺的这一大块国民收入“蛋糕”,是以腐败和灰色收入的方式流进了个人腰包。

中国就是一个超级二元社会,一部份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体制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国家的国民。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2013年3月12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翟青为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任命梅克保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任命张军扩、张来明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命牛之俊为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任命徐鸣为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保留副部长级待遇);任命杨卫为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沈岩、姚建年、何鸣鸿、刘丛强、高文、高瑞平(女)为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陈求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职务;免去张力军的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职务;免去黄洁夫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免去段世杰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职务;免去侯云春、卢中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刘玉辰的中国地震局副局长职务;免去杨卫的浙江大学校长职务;免去刘建新、哈尼巴提·沙布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美媒:薄熙来情妇积极揭发 薄案比想像严重得多

相关新闻:有名有姓,被薄熙来玩弄过的女性名单

【大纪元2013年03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怡莲综合报导)目前,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已移送司法机关。近日外媒报导,因薄熙来情妇的积极检举揭发,薄熙来的问题比目前所有报导的要严重得多。之前,也有媒体报导称,正在接受调查的薄熙来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比较强硬、对抗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3月9日,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薄熙来的问题比目前网上报导的要严重得多,情节也严重得多。

他说,薄熙来在大连金石滩那里有个情妇,是服装模特儿,姓于,专案组就找了她四、五次,她本人非常配合组织,积极检举揭发薄熙来很多问题。

姜维平还表示,类似这样的官员、企业家、他的情妇,总之知情者、涉案者都在积极配合组织反映薄熙来的问题。所以现在问题不在薄熙来的态度怎么样,“他态度不重要啦。”

也有媒体报导称,因为中纪委掌握了薄熙来很多问题,薄熙来被调查时候的态度已从最初比较强硬、比较对抗、比较狂妄,做了很大的转变。

之前,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重庆代表团开放日上表示,“薄熙来案的侦查正在依法进行当中,重庆要吸取薄案教训,与中央保持一致。”孙政才的这一说法与去年两会温家宝对薄熙来的表态相呼应。1月上旬,中纪委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崔少鹏宣布薄熙来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薄熙来的情妇:服装模特于梅

据人民报报导,于梅是一个有点小名气的服装模特,嫁的丈夫是大连黑社会头子,后来在押。熟悉于梅的人都知道,她非常喜欢攀附有权势的人,无论是在野的黑社会,还是在官场有权势的人。模特这个身份让她最后如愿以偿地傍上了薄熙来。而其丈夫在押更让薄熙来毫无顾忌的公开来往、公开嫖宿。

1993年,薄熙来初当大连市长,于梅在枕边要求薄熙来给她办大连模特学校,薄熙来一口答应下来,立刻下令把机关办公楼腾出来给姘头享用。于是政府机关办公楼办起了中国第一所培养职业模特的中等专业学校。

初期,于梅大量招收学生有困难,薄熙来就为她寻找机会,规定大连国际服装节每年召开一次,在服装节上,于梅为薄做宣传造势,如此一来,二人都受益。薄熙来尝到了甜头,于是命令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渡假区内,拿出8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600平方米给于梅,并由国家掏钱,建超一流标准的教学楼、学生宿舍、多功能模特影视艺术活动中心、模特剧场及4,000平方米的喷水池。

在薄熙来的步步高升下,此学校多次搞大连国际服装节、中国青年时装设计大赛、名师名作展演、日本火焰节、宁波服装节等海内外大型时装演出;还由国家出钱组团赴美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多次访问演出和拍摄广告。

当然她也不是没有付出的,被有性虐癖好的薄熙来咬烂的乳头就是明证。

薄熙来淫乱私生活

去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在新华社公布的文章中,薄熙来共涉7宗罪,其中一条是: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上海已捞死猪5916头

文章来源:

3月12日,嘉兴市南湖区与平湖市交界处的长春桥下,三头死猪漂浮在河边水面上 新华社发
■ “黄浦江漂千头死猪”追踪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昨日晚发布黄浦江水域漂浮死猪事件最新进展情况。截至当日15时,全市已累计出动打捞船只233艘,共打捞死猪5916头。目前打捞量已开始下降。上海继续加强与浙江省和嘉兴市农业部门的联防联控,从源头上落实防范措施。

浙江省农业厅和嘉兴市同日发布消息称,嘉兴未发生生猪疫情,目前正在协助上海调查死猪来源,并组织力量对河道加紧进行清理。

浙江

少数养殖户随意丢死猪


浙江省农业厅畜牧局昨日发布消息说,自接到上海市对口部门关于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发现大量漂浮死猪(其中有14头死猪佩戴浙江嘉兴市耳标)的情况通报后,浙江省农业厅立即督促嘉兴市有关部门,迅速开展动物疫情排查。经嘉兴市疫情排查和省专家组现场调查,截至目前未发现重大动物疫情。

嘉兴市畜牧局副局长蒋皓说,生猪死亡的原因比较复杂,会因为饲养技术、环境条件、气候、疫病等各种原因造成,从目前来说,嘉兴没有发生大规模疫情,生猪死亡率还在正常范围内。

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说,嘉兴市是生猪主产区,以中小规模养殖为主。尽管这些年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但由于少数养殖户法制意识淡薄,存在随意丢弃死猪现象。目前嘉兴市已组织力量,对重点地区的死猪作深埋、化尸窖等无害化处理,全力调查涉嫌乱丢死猪的业主。

规模养殖减少乱抛死猪


蒋皓说,要减少乱抛死猪现象,一方面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也要加强宣传,提高养猪户的素质。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减少养殖数量,进行规模养殖、生态养殖。

上海

生猪未有大规模死亡


上海市政府昨日表示,从调查情况看,前一时期上海生猪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大规模死亡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向黄浦江等水域丢弃死猪的现象,全市生猪生产总体处于稳定状态。

针对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漂浮死猪继续出现的情况,上海市农委将继续做好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指导工作。

水质仍符合饮用标准


上海市政府说,目前,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总体稳定,与去年同期水质状况基本相似;现有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松江、金山、闵行、奉贤等相关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浙江嘉兴称未现大面积猪死亡 去年死猪多到吓人


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正不断发酵升级。

截至12日下午的最新数据,上海已累计打捞死猪5916具。12日,被指死猪来源地浙江嘉兴召开媒体见面会,嘉兴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称,嘉兴还在协查相关情况,不排除漂浮死猪来源于嘉兴,但他强调嘉兴未发生疫情。

而嘉兴当地多位养猪户亦向记者表示,周边并未出现大面积猪死亡的情况。根据记者在嘉兴当地的调查,嘉兴目前“猪满为患”,猪存栏数量远超人口总量,对当地环境产生了重大压力,而且死猪无害化处理也尚未到位。

浙江嘉兴被指死猪来源地


依据嘉兴日报近日报道,去冬今春嘉兴的死猪现象特别严重。该报道指出,嘉兴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统计显示,该村死猪数量1月份为10078头,2月份则为8325头。

而自3月初,黄浦江上则出现了大辆死猪。随后,嘉兴即被指为死猪来源地。但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表示,上述死猪数据准确性有待商榷。

蒋皓说,嘉兴目前正全力协查此事,不排除嘉兴是黄浦江死猪的来源地。“目前,嘉兴全市动物疫情未见异常,也就是说,嘉兴没有疫情。”

在采访中,蒋皓一直强调因为养殖条件、技术、气候等因素影响,不同季节猪死亡率并不相同,通常低于3%的死亡率是正常的。

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是养猪大村,全村目前有5万多头猪,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记者一进村口,特殊的气味扑面而来。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说,竹林村平均每天的死猪量在20-30头之间,但这个数据是成年猪,乳猪的数量实在无法统计,但肯定不是嘉兴日报说的“该村死猪数量1月份为10078头,2月份则为8325头。”

养猪户袁新(化名)家就养了五六百头,他介绍,猪通常在冬季容易得病,“天气冷,受冻,乳猪可能扛不住死得多。”

不过他也表示,他家也没死几头猪,村里近期并没有出现大面积死亡现象,而且一般也不会乱扔入河,“因为被发现的话处罚很重,而且村里都有处理池和专门的垃圾桶,我们还可以打电话让村里来回收,这比扔河里方便。”

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客满”

对于死猪,嘉兴曾以“深埋”的方式进行处理。自2009年开始,嘉兴市开始推广死猪“无害处理池”,目前共有690余个点位。

据介绍,无害化处理池是一个密闭的水泥罐体,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据悉,一头猪的处理周期在一年左右。

但记者在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采访时却发现,该村一无公害处理点贴出告示——“病死猪处理池已满”。

而在该处理点靠近路边的入池口,还有两只蛇皮袋,内装数只死亡乳猪。

就在记者采访时,一位养猪户骑着电瓶车来倾倒死猪,因池子已满,她将装有死猪的两只蛇皮袋扔到尺子的封盖旁。“死猪不能随便倒,要罚款的,但池子满了很久了,只能这么放着,村里会有人来收的。”这位养猪户说。

不过,来收这些死猪的也不一定是正当的“专人”,甚至可能是不法人士。近日,嘉兴当地公安就查抓了一个“捡”死猪的。

容量已满的无害化处理池显然为不法分子留下了犯罪空间。

据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介绍,该村目前共有7个无害化处理点,每个池子的容量大约100m?,可容纳40吨左右的死猪。但他并未回答目前该村的无害化处理池是否会能容纳该村的死猪数量。

而据记者了解,尽管上述无害化处理点已满状态已经有持续两周以上时间,但因为经费问题,该村增扩无害化处理点计划还未出台。

和陈云华相似,嘉兴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也未向记者透露该地区全年死猪数量,同时亦未对“该市无害处处理点容量能否足够容纳死猪的数量”作出正面回应。

他只做了假设性的表示,“我们发现不够的话,会立刻再建,建一个无害化处理池的时间约为一周。”

嘉兴去年死猪曾多到吓人


尽管黄浦江上死猪已被打捞5000多头,但12日,记者在嘉兴市区的河道上并未看到漂浮的死猪。

嘉兴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嘉兴环保局对河道水进行了“溶解氧”日常监测,该项目可监测到猪腐烂时的厌氧消耗,如果出现大量腐败情况,该项数据会下降。

“但从该项数据看,死猪并未对嘉兴河道水质造成影响,甚至好于去年同期。”这位负责人表示,因为河道水整治行动,嘉兴的水质至少在感官上已有明显好转——去年,嘉兴河道的死猪曾让他感到震撼。“不仅是死猪,还有猪的尿液粪便,那真是触目惊心。”

而嘉兴市环保局另一位负责人说,去年五六月份,嘉兴方面曾在该市范围内巡河,“看到大量的死猪,实在是吓死人的。”

这位工作人员,嘉兴的断面水质在浙江垫底,就是因为猪。

他解释,嘉兴的河道水主要污染来源是生活和农业污染。而农业污染中,30%-40%的污染排放来自猪的排泄物。

“因为散户比较多,总量比较大,发展中设施老化,猪粪水就流到河道去了。”这位工作人员建议政府能消减养猪总量、合理规划,“现在嘉兴的猪的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总量。”

事实上,嘉兴对于生猪的减产早有政策。依据《南湖区生猪产业减量提质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嘉兴养猪重镇南湖正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而海宁、平湖等多地也推出了类似政策。

数据显示,嘉兴市目前共有养猪户10余万,生猪700多万头,其中出栏量为450万头,而去年一年,生猪减量在20万头左右。

薄熙来如何审判 黄奇帆近日一番话透露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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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熙来案爆发至今已近一年,有关其审判的消息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近日的一番话颇耐人寻味,当中透露的一些玄机或许是破解薄案的钥匙。

  黄奇帆说,国外有两类司法电影,对法官判案有训练作用,建议法官们都看看。一是,英雄救难。主人公把国家解救了,但是他违背了法律程序,这类影片的每 个案例都是在结束的时候,一边给英雄授个大奖,一边是判个十年五年。接着,愈来愈多的化学武器出现,恐怖分子利用化学武器搞破坏,死了很多人,实在没办法 了,总统特赦,把主人公从监狱里放出来,限定二十四小时破案。最后案子也破了,可这个过程主人公又走极端。在电影里,程序正义和司法正义不断的让人讨论和 思考,体现其中的矛盾,这类影片对法官如何看待程序正义和司法正义、感情和理性,起着很好的训练作用。

  二是,审判官审判制度和法官量刑。电影里黑白两道人物总是想影响陪审团,陪审团也有道德和良心的考验,而故事的发展就是怎么去诱惑陪审团,这里边的案 情也很复杂。而明明是黑社会,但偏偏在这样的制度下判了无罪,黑帮老大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律师取得了胜利,但又非常痛苦,因为良心受到谴责。

  悲剧英雄 荡涤风气

  黄奇帆其实是以隔山打牛的手法,暗喻薄熙来案件。在黄看来,薄熙来打黑虽然违背程序正义,但确实荡涤了社会风气,挽救了中共的形象。但由于他以权凌 法,又走向了反面,甚至公然违背法律正义。重庆事件之后,打黑事件平反,不少涉黑人物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号捲土重来,又使社会公平再次受损。

  在黄奇帆眼中,薄熙来是一个悲剧英雄,在现行体制之下,如果真正按现行法律制度与程序,实在无法将那些黑恶势力绳之以法,他们有大把的钱请律师及权贵靠山帮他们脱罪;但如果采取非常规手段将他们从重从快一网打尽,则有悖程序正义的塬则。

  黄奇帆是薄熙来唱红打黑的主要支持者,亦是薄熙来在重庆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民生工程的操盘手,薄熙来倒台之后,黄奇帆亦捲入政治漩涡中心,有关他将 被清算免职的声音不绝于耳。在此期间,黄奇帆检讨效忠,谨言慎行,一改过往高调的做派。今次他用外国司法电影来暗喻重庆事件,其实是内心思考的陈述。

  据外国媒体报道,薄熙来被审查之后非常不合作,不仅绝食,而且还留长髮和鬍子,其目的就是让当局无法公开审判。薄案的审理不仅牵涉太子党内部的合与 分,也关系到左右两大阵营的力量消长,虽然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对第五代来说仍然相当棘手,而即将接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周强,更是接了一个烫手山芋。

朝鲜纪录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

朝鲜纪录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国人民没吃没喝没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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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杀谁祭旗?

牛泪按: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宣布一个消息:因腐败落马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将在“两会”后不久出庭受审。刘志军家人已为其物色好了辩护律师,但这些努力恐将白费。刘志军本人将受到极为严重的腐败指控,并被检方要求判处死刑。任何转载此消息者,请注明消息来自老牛这里。

我知道讨论杀谁祭旗的标题可能会有点“封建残余”,但正如我在上篇文章所透露的消息,来自各方面的资讯都明确显示,以习近平、王岐山为主体的“反腐黄金组合”将在“两会”后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金融领域将是此次反腐运动的重点,部分高官富商也可能遭到调查清洗。那些在过去几年或亲自出手受贿揽财,或透过家属近亲虎咽鲸吞,或借助身边富商捞得盆满钵盈的高官富商太子党们,恐怕已感到阵阵寒意。

我不认为“两会”后的这轮反腐会产生多么长久深入的持续效力。反腐最终还要靠法治建设和外部监督,只有破除特权制度,消灭特权思维,建立透明政府,只有放开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党外监督,只有透过制度建设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建立起长久有效的反腐机制。舍此长久之策,如果继续沿袭过去几十年已经验证无效的反腐框架和方式思路,腐败只会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亡党亡国。

但我相信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因为无论是为党国事业,还是为祖宗传承,习近平和王岐山都有充足理由将腐败视为死敌。我也相信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对腐败严重程度和腐败危害具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因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已将反腐工作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习王二人也没有再用“腐败分子只是少数”等这样自欺欺人的官面用语来敷衍民意。

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表明了他对腐败的认识和态度,习近平引用历史典故,列举苏联垮台的经验教训,做出老虎苍蝇都要打的宣示,这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主抓反腐的王岐山自己也说过反腐要打持久战,也要打歼灭战,要“治标”也要“治本”。我认为这轮反腐打的就是歼灭战,是在透过疾风暴雨式的“治标”,为和风细雨式的“治本”赢得时间。

从国内目前的舆论场看,当局对腐败已呈高压之势,这次北京“两会”,除了极少数神通广大的腐败分子继续在私密会所花天酒地,大部分与会官员表现都相当自律,而民众也由此对习王反腐更为乐观其成。当然也有人对习近平、王岐山反腐信心不足者,极度悲观者如“逢场作戏”就发文认为,今日习近平启用王岐山反腐和昔日慈禧老佛爷动用王爷反腐一个道理,不管使用任何措施,都免不了最终散伙的结局。

王岐山反腐能不能成功,习近平能否拿下大老虎,考验着这两位领导人的智慧和魄力。过去几十年反腐失败,已经令中共丧失了不少人心,现在是抓紧时间收拾人心的时候了。希望习王“反腐黄金组合”在此非常之时,能有非常之举,以成就非常之功。

我们可以做个竞猜,各位认为,在接下来的这场反腐斗争中,习近平最有可能会拿谁祭旗?习李要如何下手才能把反腐斗争推向深入,才能突破民众对中共反腐的观望情绪?

来源:牛泪多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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