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逮捕薄熙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中国忽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数众多的左派。在这之前，无论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还是中国的敌对势力都认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政坛的左派，而右派就是亲民主的包括中国国内屁民和海内外的反华人士。在逮捕薄熙来之前，左就意味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就意味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左右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历史上，在思想领域，自由意志主义和革新意识以左为标记，而保守则为右。因此，一百多年前当以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出现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左派。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要求革命，更因为这些新思潮同时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当共产主义思潮发展到暴力革命阶段，因为权力巩固的需要以及事务发展规律中的“异化”现象，共产主义思潮反过来成为扼杀自由意志和革新意识的最强力量。于是出现了中国政坛中与最初的左右划分正好相反的现象，那就是保守为左，而寻求改革的势力为右。

这次忽然崛起的挺薄派，其囊括的观点涵盖了支持重庆模式、支持对中下层的社会保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寻求社会公平公正和对毛泽东的眷恋等。其中的一些，不排除与右派的诉求吻合。尽管如此，但在政治光谱中，毫无疑问，左派就是左派，与要求宪政改革的右派绝然不同。挺薄派的出现，其实是从我们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执政集体是保持一致的。他们的叛变，是我们的一个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些支持，更因为他们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面对右派的颠覆，还要应对左派的骚动。他们的叛变带来的好处是，他们帮助界定了我们真正在走的道路。那就是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第三位置主义。正式的称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模式”的说法，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已。挺薄派的出现，终于成就了中国现在的全频谱的政治光谱，而不像以往那样在政治光谱上难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得名。第三位置主义已经超越了“左”和“右”而成为第三极，而不是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进行简单的政治融合。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定义，常常用于形容新法西斯和新纳粹运动，但也包括庇隆主义和纳粹主义。简言之，第三位置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尽管纳粹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践，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畴中，而纳粹主义已经位于第三极的第三位置主义范围中。

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国人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中性词。更有人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极权集体主义，中国的现状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定义。本文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花笔墨。但需指出，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红卫兵到近年的咂日系车，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热烈的民族主义基础。太平天国推行的更是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经济领域内试图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第三位置主义的特点，可以以承袭了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压抑，进行由政府全盘计划经济，第三位置的经济政策反对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位置认为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到包括产业、农业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在内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治精英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而是构成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突显商业公司控制了政府决策过程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情况，因为这些商业公司完全为国家所控制。商业公司对于政府的影响力通常是透过游说和其他管道来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些行径通常被视为是对公众有害的。但与这些害处相比较，精英政治带来的好处是经济发展有机会可以高速扩展，而不必在决策过程中消耗过多资源用于利益平衡。而后者正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上“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如出一辙。

除了政策之外，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模式”是如何具体运作的。1992年中国的GDP是2.7万亿人民币，2012年是52万亿，也就是说，2012年一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20年前一年的近20倍。中国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数值是GDP的年增长率。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但也要消耗掉1000千克的粮食，如果每年都只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这家的富裕程度不会变化。只有当每年多生产出了一定的粮食，比如多生产了10%，就是100千克的粮食，然后换成了货币，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富裕。这10%就相当于GDP的增长率。据此计算，中国从1992年到2012年GDP平均年增长率是9.77%。

为什么GDP会增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其中包括科技进步，经营环境的改善等等。另一方面包括一些不实的原因，比如货币贬值等。也就是说，GDP增长率中真正有效部分是实在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部分。只有剔出了不实因素的影响，才可以得到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有哪些是不实的因素呢？不实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

货币贬值一般用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以2000年为基准100计，1990年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是49，2010年是112。也即是说，2000到2010年的十年中国一共物价上涨了12%，成绩非常好，有些让人没法相信。不过，我们姑且采用这组数据。以此为依据，可以计算出中国在这20年内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4.22%。当然，必须指出通货膨胀率指数是指消费者的通货膨胀率，而消费在中国的GDP中并不高。在缺乏全部GDP的通货膨胀率数据下，我们姑且用这个数据。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超过这个数值的。

什么是产能过剩呢？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包括某一产业的产品过剩和投资于这一产业的投资额的过剩。其中过剩的投资本身形成了虚假的市场需求，造成了一个过剩的产能链。仍以上面那个用来计算GDP增长率的家庭为例，就是多生产的100千克粮食，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结果卖不掉，只能放在粮仓里。但为了生产这100千克粮食所用的雇工的工资、肥料等费用，已经被计入在整个产业链的GDP中了。

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落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现在大多数产品仍然是先生产再销售，而不是根据订单生产，更没有期货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风险和抑制并没有由期货平衡机制来承担。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多少呢？由于研究的落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提供明确的数值。郎咸平指出，由于建设拉动GDP使得消费被压缩到35%，而产能却不断扩张到70%，“我们70%的产能只有35%的消费，那么消费不了的另外30%叫做什么呢？叫做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运用郎咸平简单化的数值，那么不光是GDP中有产能过剩，在GDP增长率中也有相同比例的、也就是2.93%是产能过剩被计算在内。

降低成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成本押后，就是虚假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生产成本中的废污水的处理成本向后押，比如将废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或更隐秘一点，将废污水灌入地下，由于现时的成本核算中没有处理排污的费用，结果自然是降低了成本，使得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更高的竟争力，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GDP。但是这些污染必然在将来的某一天，要由后代来处理。这些往后押的成本有多少呢？不知道。现在知道的是，全國一半人口沒有清潔的用水，90%的城市水體被嚴重污染，全国农业土壤40%遭侵蚀。我们还知道国家环保总局指出2004年污染损失达到GDP的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中国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让我们以最低的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的3%为本文的计算依据。

在计算GDP增长率中，还有其它的不实因素的存在，比如建了就拆、拆了又建的城市开发，这里就不考虑在内了。那么中国真实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减去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这三个虚项，中国过去20年真实的GDP增长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0.38%。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与我们观察到的比比皆是的中国有钱人不相吻合，就是3万多亿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1992年全年GDP的7.5倍。中国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大多数人的日子比20年前好。中国的经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确实是腾飞了，-0.38%的实质GDP增长率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所有虚项都只是账面上，而GDP的增长则有每年新增的人民币做背书。到手的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只能感受到，而过剩的产能和押后的成本连感受都感受不到。比比皆是的有钱人只能说明现在贫富差别在加大，财富正在重新分配。

错在哪里？上面的静态分析中遗漏了经济中泡沫的作用。当一个经济体中流通的钱很多时，带来的好处是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因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买卖人，他用10元进的货，12元卖掉，可以赚2元。如果他只有10元，那他一次就只能赚2元，如果他借了钱，手里有20元，那他一次就可赚4元，效率当然是提高了。但是热钱太多也有坏处，它可以使经济过热，形成泡沫。中国这个经济体，流通的钱有三大来源，一是每年都在添印的人民币，二是投资，三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的钱主要也是用来投资，当然成本高一点，风险大一点。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的总发行量到2013年3月是100万亿人民币了。2011 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大约占到了中国GDP 的48%，也就是说，现在大约是25万亿。到2013年1月，中国总负债可能已经高达50万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项尽管都是造成泡沫的因素，但其间是交叉计算的，所以不能相加。

事实上，正是长达2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泡沫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上面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情况更坏的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管理能力以及多年来系统性地向公众提供不真实的数据使得现在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整体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换言之，那个曾经用10元进货12元卖掉的买卖人，当他看到手里有了惊人的50万元钱时，他已经搞不清楚这里面多少是实际赚来的，多少是流动资金，更糟糕的是，他都搞不清楚他还欠了别人多少钱。与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多数中国现任领导人不同的，尽管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支持，但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第三位置主义的纳粹主义在德国也一度创造出经济高度发展的奇迹，但终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因其资源供应不可持续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纳粹德国必须不断地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困境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困境不谋而合，一方面既说明了两者经济模式有其相似之处，也同时揭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经典的依赖战争来解决经济危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而这一点，更使得中国有必要全面走向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中国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军费，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更为下一个阶段的全面法西斯化打下雄厚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视国家为一种拥有积极权利的组织实体，而非一种设计用以保护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制度，法西斯主义也不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监督。法西斯主义认同权力和力量即为正当性的概念，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法西斯主义的特色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法西斯国家管理并控制生产工具。法西斯主义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法西斯主义使用明确的民粹主义用词；呼唤英雄式的群众力量恢复过往的光辉；并要求对单一的领袖效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政权曾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轴心国于二战失败后，法西斯主义一词成为政治光谱上的贬义词，在1945年后便非常少有政治团体会以此自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也常被其反对者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实为非常有效的强国捷径。

法西斯主义是从左翼政治衍生的社会运动，不过最终向右翼倾滑。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变化也符合这种轨迹。那么，同样作为极权主义政权，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完全依赖于计划经济，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社团主义的，即在政府全盘计划经济下包含了微观市场经济机制，并由精英集体操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强调内部斗争，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口支持，包括社会各色定位的群体，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极端贫穷的农民。自从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中国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是社会主义了。法西斯主义强调外部斗争，因此，最终发出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强国的必然结果。

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内阁面对崛起的挺薄左派，并没有大势打压，而是采用团结的方法；这从这次三中全会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端倪。事实上，挺薄左派的观点并不与薄熙来本人相同，作为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薄熙来与现政府并没有路线矛盾。他的问题只是腐败和乱搞男女关系而已。回到中国左派崛起的这个问题上，左派崛起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压力，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需要公有制，也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更需要一个爱国主义的社会，但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宪政。令人兴奋的是，习近平内阁正在一步步地满足这种精神需求，正在成为一个强权的领袖。扼杀网络谣言只是第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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