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于 2013-12-21
岁末，一场雾霾席卷了半个中国，上海的PM2.5指数超过了惊人的700，室内的空气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粉尘味道。但这在北方不足为奇，北京曾经超过900，哈尔滨曾经超过1000。在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雾霾中，人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也开始具体而微了。
2013年，从一场关于“中国梦”的争论开始。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提出“中国梦”的说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根据来自《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2013年新年献辞最初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个题目很快被否决，经过反复的内部审查，最后的稿件依然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删改。中国的媒体实行事先审查，但限于时间流程，事先审查通常是由出版机构内部自我审查来完成（这样能避免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时代的“开天窗”现象）。此次宣传部直接介入事先审查，引发《南方周末》同仁的强烈反对。由于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的《南方周末》，重新获得关注，新年献词的删改迅速成为震惊海内外的公共事件。即使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也通过海外媒体《联合早报》否认自己曾经介入，似乎他们同样认为直接进行事先审查是不太妥当的。
“中国梦”究竟是一种什么梦？2013年4月，在“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先生表示：“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他还指出，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会晤时表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可是，“美国梦”似乎没有通过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宣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打算，可见两种梦又有不能相通之处。
《南方周末》把“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被一举粉碎之后，把“中国梦”与反宪政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在春夏之交达到巅峰。宪政或者说反宪政，成为2013年的关键词。2013年第10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6月《党建》刊登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称“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2013年第11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的文章《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宪政格格不入。
宪政的反对者认为，当今中国，只能有宪法，不能有宪政。“有宪法，无宪政”曾经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但在这里却被视为一种正常或者说理想状态。反对者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宪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宪政完全不能兼容，而且与宪政派相比，社会主义宪政更具“迷惑性”。2013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称“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虽然纸媒无法呈现不同的声音，但在网上有反批评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政派进行了绝地反击，“宪政”一词也随着争论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1905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被清国朝野上下视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从1905年之后，公开反对宪政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反对民主、赞同君主，但是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立宪”。不管是晚清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的洪宪，还是国民党在宪政之前实行的军政、训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百多年来，虽有过绝口不提宪政的时期，但是公开地直接地反对宪政，是很罕见的。公开主张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与其说是对中国模式的称赞，更像是批评。2013年秋天，反对宪政的口径做了微调，改为批判宪政，但是接受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第20期《求是》杂志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继续批判“宪政民主”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把“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区别开来，认为后者的目标是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政府主导的“大批判”，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微博时代，效用却迅速递减，批判与反批判呈现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景象。2013年夏秋之际，政府开始对言论“亮剑”。对言论的管理，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仅就这四五年而言，从2009年的“反低俗”到2010年的“反三俗”再到2013年的“反谣言”，不绝于耳。但201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政法机构越过专门负责管理言论的宣传机构，直接出动。通过意识形态管理言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色，此次舍意识形态之长，或许是因为此前在意识形态论争中并无绝对优势。此次严打经过精心设计，对薛蛮子、“立二拆四”、陈永洲均是精准打击。虽然程序上问题重重，却占据了道德高地，让旁观者难以为他们辩护。
随着严打而来的是扩大化：歌手吴虹飞在微博上声称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和建委，并无任何行动和后果，被刑事拘留；安徽砀山一名网民将10死5伤的交通事故说成16死，被行政拘留；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中学生因为言论涉及当地一起杀人案，被刑事拘留。这些个案因为在网上成为公共事件，得到纠正，那些没有成为公共事件的个案，不知所终。在管理言论的同时，对街头行动更是采取强力维稳，虽然劳教已基本被搁置，年底的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废止劳教议案，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等指控却迅速增加。
经过长达大半年的高度紧张状态，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至今尚不清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者再度引发了国民望梅止渴的热情，一如去年十八大之后的景象，一如十余年前十六大后的景象。在此前后，法学家张千帆、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的微博被销号，很多维权律师的微博早已进入不停“转世”的模式，北京大学不再续聘夏业良先生，华东政法大学不再续聘张雪忠先生。
在一片纷繁的景象之后，人们陷入到雾霾之中，无法看清眼前的路，甚至无法看清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或许，按照新权威主义的说法，先在司法上做出顶层设计，同时抑制公民参与，实行可控的改革，是一条理想路径。但问题在于，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集权，值得存疑。在一系列事件中，法治程序非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不断地被破坏。
在仅有580页定价却高达280元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勃列日涅夫的70年代，自由民主的希望明显减弱，保守倾向“清晰地表现出为斯大林平反，更加可靠地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以及在‘解冻’之后拧紧螺丝钉的意向”。他这样写道：“尽管对自由主义倾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发现，党的机关已渐渐失去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它东奔西突：时而猛烈抨击，时而好言相劝，时而拉拢收买。”这本价格超常的“内部发行”读物，我看到的已经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或许是苏鉴不远，一篇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被新华网等主流网站广泛传播。这与70年代的台湾有异曲同工之处。1972年4月，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连续六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小市民的口吻反对学生运动、言论自由、自由知识份子、学术自由，主张政府应有更大权力，以保障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饭。1973至1975年，台湾大学哲学系不再续聘十余名教师，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
年终，在“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南方周末》将奖杯颁给了郭敬明。这一年，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公映，《人民日报》刊发署名评论：“（郭敬明）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流传的本质。”从“宪政梦”到“小时代”，经过一年的思索，《南方周末》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中国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王晓渔是学者、文化批评家。）
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2013年12月7日星期六
何清涟：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梦想成真
在各种想象与期盼中，习近平执政已逾一年，其真实政治形象也日渐清晰，这是众多外国的中国政治幻想家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梦想
目前，评判习近平的一年多的执政业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习近平是个政治强势人物。关于其政治取向的评价则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国内多是谀词颂语，出于对“专制、独裁”这类词语的忌讳，所有评价都绕开这两个关键词，只将习与毛泽东及邓小平相联系；国际社会则纠结于西方想象的政治改革，坚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坚持塑造一个要改革的习近平，方才符合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即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只是时间迟早。即使现实中的习近平已经毫无政改意向，还有人坚持：等习近平坐稳权力宝座之后，扫除一切障碍之后，他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中外均有，只是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但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展现的政治自信心更强，政治手腕也更强势。
本文将从内政、经济、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条件，阐明我对习近平时代已具雏型的威权政治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近年来分析中国时政的文章里出现过，本文只是将其简要纳入威权体制这一框架里分析。
内政篇：威权体制的确立
先说内政。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政治问题有三：一、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二、“红二代”挟父辈之势评弹时政，意图干政；三、民间政治参与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呼唤宪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权力，结束一党专政渐成在野政治共识。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权虽然没有陷入风雨飘摇之危境，但用“风雨如晦”来形容却很贴切。
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见效最快的政绩。习近平对这三大问题的处理原则是内外有别，前两大问题是党内家务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收拾完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权力集于一身；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当中未设李克强的位置，一下就将胡温等第四代原定的“双接班”变成总书记独大，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
对待民间社会以维权、微博议政等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习近平毫不犹豫采用铁腕打压，在胡锦涛时期一直保持高活跃状态的许志永与王功权均被捕系狱。以前，江泽民打压政治反对者，为了减少国际非议，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式，遇到企业界人士，惯用集资、逃税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权却不再借用经济罪名入罪，而是用近两年采用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狱，这一点显示了习近平不怕“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划脚”，杜绝民间政治参与的决心。
收拾了党内山头，扼制住民间的政治参与，让红二代看到了“红色江山”存续下去的希望，加上习近平在其父亲百年冥诞时特别邀请红二代各家族“掌门人”与会，以示与红二代共享红色江山之意，这帮在胡温治下闹腾得很欢的八旗亲贵子弟也纷纷表示臣服。凡依附于体制的各类人等，也不再象胡温晚期那样人心惶惶、总有要出大事的感觉。
习近平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变为制度设置，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标志着新威权政治模式的建立。习近平崇尚新权威主义有迹可寻：2009年刘亚洲派了一个军官团在新加坡考察。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透露，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十八大后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夏天，习与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场鲜为外人所知的会晤，李光耀后来发表过不少对习的好评，可见二人对威权体制有高度认同。
很多人认为，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而言，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威权体制不可行。其实，习近平要的只是威权体制的顶层设计与特质，在管理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问题上，他仍然会依赖于居委会及村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习主持京奥时期，奥运安保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依赖居委会参与社会治安。
经济篇：解决了地方财政来源枯竭问题
经济上，习近平从胡温手里接下一个烂摊子：外资相继撤离；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不少行业陷入破产或萧条，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谭。面对此局，李克强想了不少招术，还是乏善可陈，上海自贸区就没能达到预期的吸引外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60条”有不少是过去的老药方，有的换了个新说法，有的连新说法都没有，很难说这些药服下去会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方面，习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准备让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这是地方税收结构的重大改变。胡温晚期，征收房产税之事已经在议，但遭遇官员群体的顽强抵制，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一事拍板敲定，并交由各地自办，依赖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即使先征收其中三分之一，税收总量也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地方税收的长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产税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从江朱时代开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一直是让地方政府苦恼的问题，至胡温时期，举债成了地方政府纾缓财政困难的常规性方式。可以说，让有房者交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是中国地方税收结构的重要转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各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确定征收对象的标准，覆盖面的宽窄完全视各地情况裁夺。中西部地区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贫民的破旧房产纳入征收范围，则看当地政府的财政饥渴度，以及官员对社会安定状态的评估。
解决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习近平加强统治集团执政能力、凝聚统治集团人心的重要举措。至于就业、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险、环境质量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属于年年谈、年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就算纳入“改革60条”，依旧难有起色。
有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环境生态恶化已不可逆转，资源短缺也日益显现，对石油、矿产、粮食、包括清洁饮用水等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但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当某方面问题还未严重到不可救药之时，要求改变的呼声音比较高；一旦形势已不可逆转，反而不再成为一个舆论热议的问题。比如环境质量与有害食品就是如此。这既是“温水煮青蛙”效应，也是宣传部门长期引导舆论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国土整治与改善生态环境这个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今后中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上，远不如钓鱼岛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来得重要。
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梦想
目前，评判习近平的一年多的执政业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习近平是个政治强势人物。关于其政治取向的评价则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国内多是谀词颂语，出于对“专制、独裁”这类词语的忌讳，所有评价都绕开这两个关键词，只将习与毛泽东及邓小平相联系；国际社会则纠结于西方想象的政治改革，坚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坚持塑造一个要改革的习近平，方才符合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即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只是时间迟早。即使现实中的习近平已经毫无政改意向，还有人坚持：等习近平坐稳权力宝座之后，扫除一切障碍之后，他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中外均有，只是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但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展现的政治自信心更强，政治手腕也更强势。
本文将从内政、经济、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条件，阐明我对习近平时代已具雏型的威权政治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近年来分析中国时政的文章里出现过，本文只是将其简要纳入威权体制这一框架里分析。
内政篇：威权体制的确立
先说内政。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政治问题有三：一、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二、“红二代”挟父辈之势评弹时政，意图干政；三、民间政治参与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呼唤宪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权力，结束一党专政渐成在野政治共识。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权虽然没有陷入风雨飘摇之危境，但用“风雨如晦”来形容却很贴切。
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见效最快的政绩。习近平对这三大问题的处理原则是内外有别，前两大问题是党内家务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收拾完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权力集于一身；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当中未设李克强的位置，一下就将胡温等第四代原定的“双接班”变成总书记独大，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
对待民间社会以维权、微博议政等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习近平毫不犹豫采用铁腕打压，在胡锦涛时期一直保持高活跃状态的许志永与王功权均被捕系狱。以前，江泽民打压政治反对者，为了减少国际非议，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式，遇到企业界人士，惯用集资、逃税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权却不再借用经济罪名入罪，而是用近两年采用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狱，这一点显示了习近平不怕“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划脚”，杜绝民间政治参与的决心。
收拾了党内山头，扼制住民间的政治参与，让红二代看到了“红色江山”存续下去的希望，加上习近平在其父亲百年冥诞时特别邀请红二代各家族“掌门人”与会，以示与红二代共享红色江山之意，这帮在胡温治下闹腾得很欢的八旗亲贵子弟也纷纷表示臣服。凡依附于体制的各类人等，也不再象胡温晚期那样人心惶惶、总有要出大事的感觉。
习近平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变为制度设置，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标志着新威权政治模式的建立。习近平崇尚新权威主义有迹可寻：2009年刘亚洲派了一个军官团在新加坡考察。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透露，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十八大后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夏天，习与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场鲜为外人所知的会晤，李光耀后来发表过不少对习的好评，可见二人对威权体制有高度认同。
很多人认为，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而言，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威权体制不可行。其实，习近平要的只是威权体制的顶层设计与特质，在管理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问题上，他仍然会依赖于居委会及村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习主持京奥时期，奥运安保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依赖居委会参与社会治安。
经济篇：解决了地方财政来源枯竭问题
经济上，习近平从胡温手里接下一个烂摊子：外资相继撤离；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不少行业陷入破产或萧条，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谭。面对此局，李克强想了不少招术，还是乏善可陈，上海自贸区就没能达到预期的吸引外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60条”有不少是过去的老药方，有的换了个新说法，有的连新说法都没有，很难说这些药服下去会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方面，习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准备让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这是地方税收结构的重大改变。胡温晚期，征收房产税之事已经在议，但遭遇官员群体的顽强抵制，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一事拍板敲定，并交由各地自办，依赖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即使先征收其中三分之一，税收总量也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地方税收的长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产税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从江朱时代开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一直是让地方政府苦恼的问题，至胡温时期，举债成了地方政府纾缓财政困难的常规性方式。可以说，让有房者交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是中国地方税收结构的重要转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各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确定征收对象的标准，覆盖面的宽窄完全视各地情况裁夺。中西部地区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贫民的破旧房产纳入征收范围，则看当地政府的财政饥渴度，以及官员对社会安定状态的评估。
解决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习近平加强统治集团执政能力、凝聚统治集团人心的重要举措。至于就业、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险、环境质量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属于年年谈、年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就算纳入“改革60条”，依旧难有起色。
有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环境生态恶化已不可逆转，资源短缺也日益显现，对石油、矿产、粮食、包括清洁饮用水等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但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当某方面问题还未严重到不可救药之时，要求改变的呼声音比较高；一旦形势已不可逆转，反而不再成为一个舆论热议的问题。比如环境质量与有害食品就是如此。这既是“温水煮青蛙”效应，也是宣传部门长期引导舆论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国土整治与改善生态环境这个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今后中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上，远不如钓鱼岛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来得重要。
泛华网内幕：周永康之后，还有谁是大老虎？
【泛华网2013年12月7日讯】与泛华网有联系的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周永康不会是习近平眼里的大老虎，因为周永康不过是上届的政治家常委，并且排名非常靠后。北京内幕人士说，江泽民任内干掉了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枪毙了一个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连懦弱的胡锦涛任内都干掉了两个现任政治局委员，如果习近平只干掉个前任常委，可能自己都不会太满意。
现在还有四个大老虎可供习近平选择：上任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任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前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这几个大老虎中间，徐才厚早就被软禁，尽管也不时被安排露面，但是死老虎一支。温家宝的家属经济问题不少，但上届政治家常委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没有经济问题。江泽民的军中势力现在已经被习近平彻底打掉，但如果动他，动静一定很大，毕竟是江核心。
这位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处理徐才厚已经正在进行中，毕竟军中对他的腐败反对意见实在太多了。排在第2的相信应该是刘云山。刘云山家属腐败早就是证据确凿的事，但当时江泽民为对抗胡锦涛的团派，硬将刘云山塞进常委，现在看来真好为习近平打现任老虎准备了一个靶子。刘云山大概自己也知道一点，现在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敢公开对抗习近平的人，习近平不打击他，实在是没有道理。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习近平现在非常强势，有王岐山和俞正声的鼎力相助，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他。刘云山胆敢反对他，勇气不得不让人佩服。
内幕人士对泛华网分析说，温家宝在四人中间排在最后面，能排得上这个名单，主要是因为支持薄熙来的人以他为目标。关键时候，这只老虎也是可以用的。事实上，一旦打下了刘云山这个老虎，习近平的威望必然如日中天，打不打江泽民已经不重要了。打江泽民本身也有一定危险性，习近平本不会做这个考虑。只所以将江泽民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周永康。周永康的罪行涉及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问题，如果审讯周永康时不加约束，那这个罪行就有可能被越挖越大，火就会烧到江泽民，那时就有了办理江泽民的理由和证据了。这中间的玩法，就看习近平了如何把握了。
泛华网报道。
现在还有四个大老虎可供习近平选择：上任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任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前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这几个大老虎中间，徐才厚早就被软禁，尽管也不时被安排露面，但是死老虎一支。温家宝的家属经济问题不少，但上届政治家常委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没有经济问题。江泽民的军中势力现在已经被习近平彻底打掉，但如果动他，动静一定很大，毕竟是江核心。
这位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处理徐才厚已经正在进行中，毕竟军中对他的腐败反对意见实在太多了。排在第2的相信应该是刘云山。刘云山家属腐败早就是证据确凿的事，但当时江泽民为对抗胡锦涛的团派，硬将刘云山塞进常委，现在看来真好为习近平打现任老虎准备了一个靶子。刘云山大概自己也知道一点，现在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敢公开对抗习近平的人，习近平不打击他，实在是没有道理。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习近平现在非常强势，有王岐山和俞正声的鼎力相助，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他。刘云山胆敢反对他，勇气不得不让人佩服。
内幕人士对泛华网分析说，温家宝在四人中间排在最后面，能排得上这个名单，主要是因为支持薄熙来的人以他为目标。关键时候，这只老虎也是可以用的。事实上，一旦打下了刘云山这个老虎，习近平的威望必然如日中天，打不打江泽民已经不重要了。打江泽民本身也有一定危险性，习近平本不会做这个考虑。只所以将江泽民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周永康。周永康的罪行涉及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问题，如果审讯周永康时不加约束，那这个罪行就有可能被越挖越大，火就会烧到江泽民，那时就有了办理江泽民的理由和证据了。这中间的玩法，就看习近平了如何把握了。
泛华网报道。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爱必支：中国人的天命
中国人的天命当然是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天命。既然是天命，就必须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1月26日星期二
習李運用權力更為自如
習李一周年 樹立實幹形象
王正緒
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領導班子上任將滿一年，正好可以藉此時機，評價一下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一年來的表現。
習李上任伊始便全程實幹。與2002年年底接掌政權的胡溫相比，習李運用權力更為自如。
首先，權力過渡比十年前更加完整、也更加干脆利落，從而令習李能夠採取一系列行動，證明他們確實有決心做出成績。
經濟方面，李克強執政的第一年遠比溫家寶果斷。他確定了未來幾年的政策調整方向。習李的行動清楚顯示兩人是改革派，其中包括成立上海自貿區、整肅混亂的信貸市場，以及取消一系列政府審批要求。
當年胡溫上任後僅數月，就爆發近年來最嚴重的疫症危機之一：非典（SARS）疫情。習李上任初期也發生幾起危機：禽流感、上海黃浦江漂浮大量死豬事件及四川地震。
這些事件雖也嚴重，但與非典一比顯然是小巫見大巫。從這點來說，習李比胡溫運氣好一些。不過，兩人也卓有成效地處理了這些事件，因此得以迅速鞏固權力。
胡溫時代的最後兩年，中國外交關係在多個方面有所惡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日釣魚島爭端，以及中國與其他鄰國的南海領土紛爭。習近平上任後，發動了精心設計的外交攻勢，試圖扭轉中國在地區和國際受損的形象。
他很快就加強了與非洲、俄羅斯、中亞以及巴西等拉美國家的關係，上任不久後展開中美洲之旅也令人印象深刻。大約同一時間，李克強也訪問了南亞和歐洲，加深了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隨後，中國還與瑞士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這些舉動很可能令美國開始感受到壓力，從而著手修復對華緊張關係。習近平訪問中美洲期間，便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談。如今中美關係已經轉趨穩定。
隨著習李訪問東南亞，中國與週邊國家的關係也得到改善。最近，習近平又召開關於週邊外交政策的高級別會議，為中國外交政策指明方向。
胡溫上台後，受到幾個因素的極大限制，最明顯的是當時即將卸任的領導人江澤民仍保留軍委主席職位。而習李遇到的此類困難較少，因此短期內兩人就取得很多成果。
習近平在外交事務上的舉措，顯然說明他已迅速地牢牢掌控權力。此外，他打擊幾名腐敗高官的舉動也引起矚目，其中包括一名部級官員。
習近平還顯示出加強中共執政能力的決心。鑑於中國在施政方面正面臨諸多挑戰，這或許是正確之舉。無論中國有多少政治派別，中共對於中國實現發展目標仍然不可或缺，這一點難以質疑。
還有一些領域需要完善製度，例如改革司法制度。不過，司法改革是一個十分艱鉅的任務，中共領導層似乎尚未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
中共黨內問題重重，譬如官員貪腐、日益嚴重的派系分裂和意識形態混亂等。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時，習近平的手法太過保守過時。他用來建設黨國的許多思路和方法，都讓人想起毛澤東理論，如進一步壓制媒體自由。
正在進行的「群眾路線」運動旨在重新聯接黨群關係，消除各種形式的官僚作風，但卻令人憶起毛澤東時期沒完沒了的學習班。
這並不足為奇。習近平就是那種制度的產物。他在毛澤東時代接受教育，因此他對黨建和國家建設的觀點就深深烙下了那個時代的印記。
他
對民主和政治改革的看法也如是。過去一年，中共大肆抨擊「普世價值」和「憲政」，已引發諸多爭議。實際上，這些概念和思想至少有一部分與中共理論和政治承
諾一致，但中共宣傳機關卻將之視為西方針對中國的陰謀。這顯然是因為中共擔心公開討論這些概念會威脅中共對權力的掌控。
這些事件令人們質疑習近平對政治開放所抱持的態度。許多中國學者和商界人 士也對政治左傾感到失望。
外界認為，習李可能在本次三中全會上公佈經濟改革路線圖，真正著手推動經濟改革。
兩人將在多個方面面臨艱鉅挑戰：打破銀行和金融業、能源、電信及其他行業的國有壟斷；改革稅制，確保中央與地方稅收收入保持良好平衡；提高政府決策透明度；消除地方政府對買地和大型基建項目的依賴等。
習李及其領導班子若在這些領域有所表現，才能被視為政績，並加載史冊。
本文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副教授、中國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本文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副教授、中國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习近平有点傻大胆 不怕中国出事
文章来源:明镜网
习近平接掌中共大权半年多，他极力鼓吹的“中国梦”渐渐露出端倪。正当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庄园会”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国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举行第二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的十馀位学者，再次将习近平及其政策走向，当成“会诊”的对象。
张艾枚：听了国巍讲的，有一个感觉：中国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国巍刚才提到的：习近平本人的因素。他没有能力，过去不想干。
关于习近平的能力问题，十八大之前，大概在海外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这个情况，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突出；过去不想干，想干就是想当刘邦、刘秀、刘备，这是很有意思的信息。现在看，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现代“刘邦”的萧何、张良、韩信这些人对“刘邦”打天下坐天下所起的作用，桃园结义中的兄弟对“刘备”所起的作用……
因此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习近平起作用的是哪些人？王岐山、刘云山、刘源，对他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据称“七不讲”、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本人，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出笼的？
另一个是，刘源的新民主主义，与习近平的理论自信又是什么关系？刘源因为整垮谷俊山，很是红火了一阵，他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军内大贪揪出来，海内外瞩目。但是后来因为他与薄熙来的关系，居然连军委委员都没有当上，很多人为他可惜。但是今年海外又盛传，习近平重查谷俊山，所以刘源有可能重新返回政治舞台中心。我们从《阳光时务周刊》看，刘后来搞了一个“新民主主义2.0版”，据说参考了阳光卫视负责人陈平的主意，左派和右派达成了协议，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建议都塞进去了，那么这个“新民主主义2.0版”与习近平的理论自信是什么关系？
郑国巍：最近知道，习特别喜欢跟那些“红二代”的哥们儿侃大山。我听说，他对夸夸其谈的东西很感兴趣。这些能侃的高干子弟，就不断地影响他，让他听懂了一条：西方的那一套货色有很多问题，我们能够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这本身没错，但是要什么东西和有什么东西是两码事：“宇宙真理”还不如拾人牙慧呢！
但习近平胆大啊，有可能想在灾变、突发事件当中发现人才。他和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是怕出事，习近平不怕出事，他“澹定”。底线思维就是：出事，又怎么了？美国人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探知他的底线：你打网络战是打算怎么着？
习近平有点傻大胆。这是中国当下一个很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例如，我很惊讶，他居然就让楼继伟当了财政部长，放在了所有部长中最重要的部长位置上----楼可是个敢捅大娄子的人。我认识他，他的嘴是没有遮拦的，是一个不怎么能控制自己的人，你把他说激动了他就掏钱。
我听说，楼继伟最大的笑话是得罪了江泽民，在家里坐了好几年的冷板登：那一年向江泽民汇报，中国未来的退休养老金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用经济学上要表达这个缺口，他用多少资产的“存量”，不能用“流量”来表达。假定于固定的收益率，相对应的是用多少补上资产的流量的缺口。一下子就爆出一个“十万亿”缺口----“十万亿”是存量的概念。江泽民本来听这个汇报，听得头晕眼花，听到“十万亿”，眼睛瞪大了：我才干了几年，怎么就亏空十万亿！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座，他逞能要上去讲解，就说：“假如你今天退休……”，江泽民一听，这实在是犯了大忌讳了！就说“散会”！就为这句话，楼继伟坐了三年冷板登。
楼继伟是最强硬派，“谁的孩子谁抱”，眼高手低胆又大，很危险。他当财政部长了，原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职务，很长时间没人敢接。有本事的不接：你弄的烂摊子，乱七八糟的投资，我给你擦屁股？想接的，又不够资格。
2013年11月19日星期二
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逮捕薄熙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中国忽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数众多的左派。在这之前，无论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还是中国的敌对势力都认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政坛的左派，而右派就是亲民主的包括中国国内屁民和海内外的反华人士。在逮捕薄熙来之前，左就意味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就意味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左右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历史上，在思想领域，自由意志主义和革新意识以左为标记，而保守则为右。因此，一百多年前当以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出现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左派。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要求革命，更因为这些新思潮同时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当共产主义思潮发展到暴力革命阶段，因为权力巩固的需要以及事务发展规律中的“异化”现象，共产主义思潮反过来成为扼杀自由意志和革新意识的最强力量。于是出现了中国政坛中与最初的左右划分正好相反的现象，那就是保守为左，而寻求改革的势力为右。
这次忽然崛起的挺薄派，其囊括的观点涵盖了支持重庆模式、支持对中下层的社会保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寻求社会公平公正和对毛泽东的眷恋等。其中的一些，不排除与右派的诉求吻合。尽管如此，但在政治光谱中，毫无疑问，左派就是左派，与要求宪政改革的右派绝然不同。挺薄派的出现，其实是从我们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执政集体是保持一致的。他们的叛变，是我们的一个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些支持，更因为他们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面对右派的颠覆，还要应对左派的骚动。他们的叛变带来的好处是，他们帮助界定了我们真正在走的道路。那就是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第三位置主义。正式的称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模式”的说法，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已。挺薄派的出现，终于成就了中国现在的全频谱的政治光谱，而不像以往那样在政治光谱上难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得名。第三位置主义已经超越了“左”和“右”而成为第三极，而不是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进行简单的政治融合。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定义，常常用于形容新法西斯和新纳粹运动，但也包括庇隆主义和纳粹主义。简言之，第三位置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尽管纳粹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践，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畴中，而纳粹主义已经位于第三极的第三位置主义范围中。
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国人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中性词。更有人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极权集体主义，中国的现状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定义。本文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花笔墨。但需指出，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红卫兵到近年的咂日系车，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热烈的民族主义基础。太平天国推行的更是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经济领域内试图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第三位置主义的特点，可以以承袭了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压抑，进行由政府全盘计划经济，第三位置的经济政策反对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位置认为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到包括产业、农业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在内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治精英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而是构成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突显商业公司控制了政府决策过程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情况，因为这些商业公司完全为国家所控制。商业公司对于政府的影响力通常是透过游说和其他管道来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些行径通常被视为是对公众有害的。但与这些害处相比较，精英政治带来的好处是经济发展有机会可以高速扩展，而不必在决策过程中消耗过多资源用于利益平衡。而后者正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上“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如出一辙。
除了政策之外，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模式”是如何具体运作的。1992年中国的GDP是2.7万亿人民币，2012年是52万亿，也就是说，2012年一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20年前一年的近20倍。中国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数值是GDP的年增长率。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但也要消耗掉1000千克的粮食，如果每年都只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这家的富裕程度不会变化。只有当每年多生产出了一定的粮食，比如多生产了10%，就是100千克的粮食，然后换成了货币，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富裕。这10%就相当于GDP的增长率。据此计算，中国从1992年到2012年GDP平均年增长率是9.77%。
为什么GDP会增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其中包括科技进步，经营环境的改善等等。另一方面包括一些不实的原因，比如货币贬值等。也就是说，GDP增长率中真正有效部分是实在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部分。只有剔出了不实因素的影响，才可以得到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有哪些是不实的因素呢？不实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
货币贬值一般用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以2000年为基准100计，1990年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是49，2010年是112。也即是说，2000到2010年的十年中国一共物价上涨了12%，成绩非常好，有些让人没法相信。不过，我们姑且采用这组数据。以此为依据，可以计算出中国在这20年内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4.22%。当然，必须指出通货膨胀率指数是指消费者的通货膨胀率，而消费在中国的GDP中并不高。在缺乏全部GDP的通货膨胀率数据下，我们姑且用这个数据。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超过这个数值的。
什么是产能过剩呢？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包括某一产业的产品过剩和投资于这一产业的投资额的过剩。其中过剩的投资本身形成了虚假的市场需求，造成了一个过剩的产能链。仍以上面那个用来计算GDP增长率的家庭为例，就是多生产的100千克粮食，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结果卖不掉，只能放在粮仓里。但为了生产这100千克粮食所用的雇工的工资、肥料等费用，已经被计入在整个产业链的GDP中了。
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落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现在大多数产品仍然是先生产再销售，而不是根据订单生产，更没有期货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风险和抑制并没有由期货平衡机制来承担。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多少呢？由于研究的落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提供明确的数值。郎咸平指出，由于建设拉动GDP使得消费被压缩到35%，而产能却不断扩张到70%，“我们70%的产能只有35%的消费，那么消费不了的另外30%叫做什么呢？叫做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运用郎咸平简单化的数值，那么不光是GDP中有产能过剩，在GDP增长率中也有相同比例的、也就是2.93%是产能过剩被计算在内。
降低成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成本押后，就是虚假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生产成本中的废污水的处理成本向后押，比如将废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或更隐秘一点，将废污水灌入地下，由于现时的成本核算中没有处理排污的费用，结果自然是降低了成本，使得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更高的竟争力，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GDP。但是这些污染必然在将来的某一天，要由后代来处理。这些往后押的成本有多少呢？不知道。现在知道的是，全國一半人口沒有清潔的用水，90%的城市水體被嚴重污染，全国农业土壤40%遭侵蚀。我们还知道国家环保总局指出2004年污染损失达到GDP的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中国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让我们以最低的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的3%为本文的计算依据。
在计算GDP增长率中，还有其它的不实因素的存在，比如建了就拆、拆了又建的城市开发，这里就不考虑在内了。那么中国真实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减去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这三个虚项，中国过去20年真实的GDP增长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0.38%。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与我们观察到的比比皆是的中国有钱人不相吻合，就是3万多亿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1992年全年GDP的7.5倍。中国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大多数人的日子比20年前好。中国的经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确实是腾飞了，-0.38%的实质GDP增长率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所有虚项都只是账面上，而GDP的增长则有每年新增的人民币做背书。到手的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只能感受到，而过剩的产能和押后的成本连感受都感受不到。比比皆是的有钱人只能说明现在贫富差别在加大，财富正在重新分配。
错在哪里？上面的静态分析中遗漏了经济中泡沫的作用。当一个经济体中流通的钱很多时，带来的好处是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因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买卖人，他用10元进的货，12元卖掉，可以赚2元。如果他只有10元，那他一次就只能赚2元，如果他借了钱，手里有20元，那他一次就可赚4元，效率当然是提高了。但是热钱太多也有坏处，它可以使经济过热，形成泡沫。中国这个经济体，流通的钱有三大来源，一是每年都在添印的人民币，二是投资，三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的钱主要也是用来投资，当然成本高一点，风险大一点。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的总发行量到2013年3月是100万亿人民币了。2011 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大约占到了中国GDP 的48%，也就是说，现在大约是25万亿。到2013年1月，中国总负债可能已经高达50万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项尽管都是造成泡沫的因素，但其间是交叉计算的，所以不能相加。
事实上，正是长达2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泡沫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上面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情况更坏的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管理能力以及多年来系统性地向公众提供不真实的数据使得现在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整体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换言之，那个曾经用10元进货12元卖掉的买卖人，当他看到手里有了惊人的50万元钱时，他已经搞不清楚这里面多少是实际赚来的，多少是流动资金，更糟糕的是，他都搞不清楚他还欠了别人多少钱。与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多数中国现任领导人不同的，尽管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支持，但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第三位置主义的纳粹主义在德国也一度创造出经济高度发展的奇迹，但终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因其资源供应不可持续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纳粹德国必须不断地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困境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困境不谋而合，一方面既说明了两者经济模式有其相似之处，也同时揭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经典的依赖战争来解决经济危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而这一点，更使得中国有必要全面走向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中国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军费，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更为下一个阶段的全面法西斯化打下雄厚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视国家为一种拥有积极权利的组织实体，而非一种设计用以保护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制度，法西斯主义也不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监督。法西斯主义认同权力和力量即为正当性的概念，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法西斯主义的特色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法西斯国家管理并控制生产工具。法西斯主义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法西斯主义使用明确的民粹主义用词；呼唤英雄式的群众力量恢复过往的光辉；并要求对单一的领袖效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政权曾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轴心国于二战失败后，法西斯主义一词成为政治光谱上的贬义词，在1945年后便非常少有政治团体会以此自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也常被其反对者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实为非常有效的强国捷径。
法西斯主义是从左翼政治衍生的社会运动，不过最终向右翼倾滑。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变化也符合这种轨迹。那么，同样作为极权主义政权，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完全依赖于计划经济，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社团主义的，即在政府全盘计划经济下包含了微观市场经济机制，并由精英集体操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强调内部斗争，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口支持，包括社会各色定位的群体，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极端贫穷的农民。自从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中国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是社会主义了。法西斯主义强调外部斗争，因此，最终发出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强国的必然结果。
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内阁面对崛起的挺薄左派，并没有大势打压，而是采用团结的方法；这从这次三中全会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端倪。事实上，挺薄左派的观点并不与薄熙来本人相同，作为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薄熙来与现政府并没有路线矛盾。他的问题只是腐败和乱搞男女关系而已。回到中国左派崛起的这个问题上，左派崛起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压力，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需要公有制，也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更需要一个爱国主义的社会，但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宪政。令人兴奋的是，习近平内阁正在一步步地满足这种精神需求，正在成为一个强权的领袖。扼杀网络谣言只是第一步而已。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逮捕薄熙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中国忽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数众多的左派。在这之前，无论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还是中国的敌对势力都认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政坛的左派，而右派就是亲民主的包括中国国内屁民和海内外的反华人士。在逮捕薄熙来之前，左就意味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就意味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左右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历史上，在思想领域，自由意志主义和革新意识以左为标记，而保守则为右。因此，一百多年前当以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出现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左派。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要求革命，更因为这些新思潮同时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当共产主义思潮发展到暴力革命阶段，因为权力巩固的需要以及事务发展规律中的“异化”现象，共产主义思潮反过来成为扼杀自由意志和革新意识的最强力量。于是出现了中国政坛中与最初的左右划分正好相反的现象，那就是保守为左，而寻求改革的势力为右。
这次忽然崛起的挺薄派，其囊括的观点涵盖了支持重庆模式、支持对中下层的社会保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寻求社会公平公正和对毛泽东的眷恋等。其中的一些，不排除与右派的诉求吻合。尽管如此，但在政治光谱中，毫无疑问，左派就是左派，与要求宪政改革的右派绝然不同。挺薄派的出现，其实是从我们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执政集体是保持一致的。他们的叛变，是我们的一个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些支持，更因为他们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面对右派的颠覆，还要应对左派的骚动。他们的叛变带来的好处是，他们帮助界定了我们真正在走的道路。那就是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第三位置主义。正式的称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模式”的说法，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已。挺薄派的出现，终于成就了中国现在的全频谱的政治光谱，而不像以往那样在政治光谱上难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得名。第三位置主义已经超越了“左”和“右”而成为第三极，而不是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进行简单的政治融合。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定义，常常用于形容新法西斯和新纳粹运动，但也包括庇隆主义和纳粹主义。简言之，第三位置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尽管纳粹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践，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畴中，而纳粹主义已经位于第三极的第三位置主义范围中。
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国人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中性词。更有人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极权集体主义，中国的现状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定义。本文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花笔墨。但需指出，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红卫兵到近年的咂日系车，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热烈的民族主义基础。太平天国推行的更是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经济领域内试图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第三位置主义的特点，可以以承袭了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压抑，进行由政府全盘计划经济，第三位置的经济政策反对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位置认为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到包括产业、农业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在内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治精英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而是构成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突显商业公司控制了政府决策过程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情况，因为这些商业公司完全为国家所控制。商业公司对于政府的影响力通常是透过游说和其他管道来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些行径通常被视为是对公众有害的。但与这些害处相比较，精英政治带来的好处是经济发展有机会可以高速扩展，而不必在决策过程中消耗过多资源用于利益平衡。而后者正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上“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如出一辙。
除了政策之外，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模式”是如何具体运作的。1992年中国的GDP是2.7万亿人民币，2012年是52万亿，也就是说，2012年一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20年前一年的近20倍。中国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数值是GDP的年增长率。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但也要消耗掉1000千克的粮食，如果每年都只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这家的富裕程度不会变化。只有当每年多生产出了一定的粮食，比如多生产了10%，就是100千克的粮食，然后换成了货币，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富裕。这10%就相当于GDP的增长率。据此计算，中国从1992年到2012年GDP平均年增长率是9.77%。
为什么GDP会增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其中包括科技进步，经营环境的改善等等。另一方面包括一些不实的原因，比如货币贬值等。也就是说，GDP增长率中真正有效部分是实在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部分。只有剔出了不实因素的影响，才可以得到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有哪些是不实的因素呢？不实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
货币贬值一般用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以2000年为基准100计，1990年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是49，2010年是112。也即是说，2000到2010年的十年中国一共物价上涨了12%，成绩非常好，有些让人没法相信。不过，我们姑且采用这组数据。以此为依据，可以计算出中国在这20年内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4.22%。当然，必须指出通货膨胀率指数是指消费者的通货膨胀率，而消费在中国的GDP中并不高。在缺乏全部GDP的通货膨胀率数据下，我们姑且用这个数据。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超过这个数值的。
什么是产能过剩呢？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包括某一产业的产品过剩和投资于这一产业的投资额的过剩。其中过剩的投资本身形成了虚假的市场需求，造成了一个过剩的产能链。仍以上面那个用来计算GDP增长率的家庭为例，就是多生产的100千克粮食，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结果卖不掉，只能放在粮仓里。但为了生产这100千克粮食所用的雇工的工资、肥料等费用，已经被计入在整个产业链的GDP中了。
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落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现在大多数产品仍然是先生产再销售，而不是根据订单生产，更没有期货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风险和抑制并没有由期货平衡机制来承担。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多少呢？由于研究的落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提供明确的数值。郎咸平指出，由于建设拉动GDP使得消费被压缩到35%，而产能却不断扩张到70%，“我们70%的产能只有35%的消费，那么消费不了的另外30%叫做什么呢？叫做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运用郎咸平简单化的数值，那么不光是GDP中有产能过剩，在GDP增长率中也有相同比例的、也就是2.93%是产能过剩被计算在内。
降低成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成本押后，就是虚假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生产成本中的废污水的处理成本向后押，比如将废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或更隐秘一点，将废污水灌入地下，由于现时的成本核算中没有处理排污的费用，结果自然是降低了成本，使得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更高的竟争力，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GDP。但是这些污染必然在将来的某一天，要由后代来处理。这些往后押的成本有多少呢？不知道。现在知道的是，全國一半人口沒有清潔的用水，90%的城市水體被嚴重污染，全国农业土壤40%遭侵蚀。我们还知道国家环保总局指出2004年污染损失达到GDP的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中国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让我们以最低的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的3%为本文的计算依据。
在计算GDP增长率中，还有其它的不实因素的存在，比如建了就拆、拆了又建的城市开发，这里就不考虑在内了。那么中国真实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减去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这三个虚项，中国过去20年真实的GDP增长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0.38%。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与我们观察到的比比皆是的中国有钱人不相吻合，就是3万多亿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1992年全年GDP的7.5倍。中国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大多数人的日子比20年前好。中国的经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确实是腾飞了，-0.38%的实质GDP增长率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所有虚项都只是账面上，而GDP的增长则有每年新增的人民币做背书。到手的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只能感受到，而过剩的产能和押后的成本连感受都感受不到。比比皆是的有钱人只能说明现在贫富差别在加大，财富正在重新分配。
错在哪里？上面的静态分析中遗漏了经济中泡沫的作用。当一个经济体中流通的钱很多时，带来的好处是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因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买卖人，他用10元进的货，12元卖掉，可以赚2元。如果他只有10元，那他一次就只能赚2元，如果他借了钱，手里有20元，那他一次就可赚4元，效率当然是提高了。但是热钱太多也有坏处，它可以使经济过热，形成泡沫。中国这个经济体，流通的钱有三大来源，一是每年都在添印的人民币，二是投资，三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的钱主要也是用来投资，当然成本高一点，风险大一点。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的总发行量到2013年3月是100万亿人民币了。2011 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大约占到了中国GDP 的48%，也就是说，现在大约是25万亿。到2013年1月，中国总负债可能已经高达50万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项尽管都是造成泡沫的因素，但其间是交叉计算的，所以不能相加。
事实上，正是长达2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泡沫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上面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情况更坏的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管理能力以及多年来系统性地向公众提供不真实的数据使得现在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整体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换言之，那个曾经用10元进货12元卖掉的买卖人，当他看到手里有了惊人的50万元钱时，他已经搞不清楚这里面多少是实际赚来的，多少是流动资金，更糟糕的是，他都搞不清楚他还欠了别人多少钱。与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多数中国现任领导人不同的，尽管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支持，但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第三位置主义的纳粹主义在德国也一度创造出经济高度发展的奇迹，但终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因其资源供应不可持续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纳粹德国必须不断地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困境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困境不谋而合，一方面既说明了两者经济模式有其相似之处，也同时揭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经典的依赖战争来解决经济危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而这一点，更使得中国有必要全面走向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中国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军费，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更为下一个阶段的全面法西斯化打下雄厚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视国家为一种拥有积极权利的组织实体，而非一种设计用以保护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制度，法西斯主义也不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监督。法西斯主义认同权力和力量即为正当性的概念，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法西斯主义的特色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法西斯国家管理并控制生产工具。法西斯主义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法西斯主义使用明确的民粹主义用词；呼唤英雄式的群众力量恢复过往的光辉；并要求对单一的领袖效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政权曾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轴心国于二战失败后，法西斯主义一词成为政治光谱上的贬义词，在1945年后便非常少有政治团体会以此自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也常被其反对者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实为非常有效的强国捷径。
法西斯主义是从左翼政治衍生的社会运动，不过最终向右翼倾滑。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变化也符合这种轨迹。那么，同样作为极权主义政权，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完全依赖于计划经济，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社团主义的，即在政府全盘计划经济下包含了微观市场经济机制，并由精英集体操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强调内部斗争，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口支持，包括社会各色定位的群体，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极端贫穷的农民。自从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中国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是社会主义了。法西斯主义强调外部斗争，因此，最终发出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强国的必然结果。
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内阁面对崛起的挺薄左派，并没有大势打压，而是采用团结的方法；这从这次三中全会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端倪。事实上，挺薄左派的观点并不与薄熙来本人相同，作为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薄熙来与现政府并没有路线矛盾。他的问题只是腐败和乱搞男女关系而已。回到中国左派崛起的这个问题上，左派崛起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压力，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需要公有制，也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更需要一个爱国主义的社会，但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宪政。令人兴奋的是，习近平内阁正在一步步地满足这种精神需求，正在成为一个强权的领袖。扼杀网络谣言只是第一步而已。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1月5日星期二
聚焦中国: 英媒：中共三中全会五大看点 判断习近平党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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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 可以期待习近平政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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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成功安插心腹 习近平控制政法委不动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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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网传习近平8•19讲话全文：言论方面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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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
聚焦中国: BBC | 点评中国：习近平会还会有大动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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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见识一下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泛华网2013年10月29日讯】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发表了一篇完全颠倒黑白、胡搅蛮缠的奇文。现在未知是有人要抹黑习近平还是习近平真的智力低下到了接近白痴的程度。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第516期，作者：金仁，原题为：《金仁：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毛泽东是否是独裁者的争论颇为激烈，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算是旧话重提。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海外出版的书刊，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横、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的一些活跃人士，因袭以往说法，也给毛泽东戴上了独裁者的帽子。那么，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独裁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毛泽东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独裁与专制相伴随，与民主相背离。在专制政体之下，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容易走向独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所谓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似乎难以形成个人独裁局面，但却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政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一切重大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决定，使毛泽东在重大事项上独裁已无可能。就具体领导体制而言，毛泽东推崇集体领导，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高饶事件”之后，他明确表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集体，而不是集中于毛泽东个人。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仍强调：权力集中于常委和书记处，表明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集体手中。集体领导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权力配置、资源分配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可能。应当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础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独裁。毛泽东曾有过集权的倾向，但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事实上，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集权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以求短期内赢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毛泽东并不留恋权力。独裁者之所以能独裁，就在于掌握了权力，失去权力也就再无独裁的可能，权力对于独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紧握权力不放是独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泽东十分珍惜权力，但该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该移交的时候能移交。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中央全会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不再提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此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写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语。这说明，毛泽东并不迷恋权力，在权力的让渡问题上是理智的。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逝世，毛泽东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实现党的权力的正常移交，但这并非毛泽东握住权力不放，而是没有找到在毛泽东看来可以托付权力的合适人选。
独裁者通过继承制实现权力更替，毛泽东能从全局出发考虑接班人的选拔培养。独裁者不愿放弃权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从家族内部来选拔培养权力的接任者，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循环。毛泽东晚年十分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接班人的标准和人选，超越了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局限。1969年1月，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收到河南省五三农场某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同时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此，毛泽东做出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并认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应当说，毛泽东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囿于家族内部成员，突破了独裁者的思维惯性与权力交接方式。
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独裁者往往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树立权威、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个人崇拜制造对独裁者的迷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须借助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之所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有其客观原因。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坦承：“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因此，“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毛泽东并非个人崇拜的狂热追求者，当个人崇拜形成之后，毛泽东又深感不安，并力图加以制止。1967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寿的禁令。1968年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用来形容毛泽东的副词。1969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表示：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说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理性的，他本人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贯支持者。
独裁者刚愎自用，毛泽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喜欢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决策与执行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个人色彩。毛泽东尊重民意，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发明。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倡多谋善断；批评有些干部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会后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也告诫诸位：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这种个性与处事风格，与独裁者截然不同。
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毛泽东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独裁者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私欲。与此相反，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秉持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民生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1959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对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具有超强个人魅力的领袖，说话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独断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实现民主的具体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设一度被忽视，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有力的监督。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独断作风明显，远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第516期，作者：金仁，原题为：《金仁：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毛泽东是否是独裁者的争论颇为激烈，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算是旧话重提。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海外出版的书刊，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横、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的一些活跃人士，因袭以往说法，也给毛泽东戴上了独裁者的帽子。那么，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独裁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毛泽东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独裁与专制相伴随，与民主相背离。在专制政体之下，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容易走向独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所谓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似乎难以形成个人独裁局面，但却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政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一切重大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决定，使毛泽东在重大事项上独裁已无可能。就具体领导体制而言，毛泽东推崇集体领导，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高饶事件”之后，他明确表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集体，而不是集中于毛泽东个人。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仍强调：权力集中于常委和书记处，表明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集体手中。集体领导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权力配置、资源分配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可能。应当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础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独裁。毛泽东曾有过集权的倾向，但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事实上，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集权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以求短期内赢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毛泽东并不留恋权力。独裁者之所以能独裁，就在于掌握了权力，失去权力也就再无独裁的可能，权力对于独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紧握权力不放是独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泽东十分珍惜权力，但该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该移交的时候能移交。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中央全会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不再提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此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写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语。这说明，毛泽东并不迷恋权力，在权力的让渡问题上是理智的。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逝世，毛泽东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实现党的权力的正常移交，但这并非毛泽东握住权力不放，而是没有找到在毛泽东看来可以托付权力的合适人选。
独裁者通过继承制实现权力更替，毛泽东能从全局出发考虑接班人的选拔培养。独裁者不愿放弃权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从家族内部来选拔培养权力的接任者，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循环。毛泽东晚年十分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接班人的标准和人选，超越了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局限。1969年1月，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收到河南省五三农场某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同时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此，毛泽东做出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并认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应当说，毛泽东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囿于家族内部成员，突破了独裁者的思维惯性与权力交接方式。
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独裁者往往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树立权威、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个人崇拜制造对独裁者的迷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须借助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之所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有其客观原因。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坦承：“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因此，“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毛泽东并非个人崇拜的狂热追求者，当个人崇拜形成之后，毛泽东又深感不安，并力图加以制止。1967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寿的禁令。1968年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用来形容毛泽东的副词。1969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表示：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说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理性的，他本人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贯支持者。
独裁者刚愎自用，毛泽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喜欢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决策与执行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个人色彩。毛泽东尊重民意，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发明。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倡多谋善断；批评有些干部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会后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也告诫诸位：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这种个性与处事风格，与独裁者截然不同。
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毛泽东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独裁者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私欲。与此相反，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秉持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民生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1959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对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具有超强个人魅力的领袖，说话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独断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实现民主的具体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设一度被忽视，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有力的监督。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独断作风明显，远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2013年10月27日星期日
润涛阎：习近平与薄熙来相同的地方在哪里？
打从秦始皇大一统成功后中国的专制制度走了两千多年，轮回的方式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只是手段不同，而轮回的结局只有两个：皇帝个人集权与一定程度的放权。
帝制的满清灭亡后，袁世凯的新政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孙中山等革命党的暴力破坏下袁世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权。早期他的总统管不了议会甚至内阁总理，他的权力被内阁总理与国会蚕食一大部分。当总统府与内阁的内斗如火如荼，各省都有随时宣布独立的可能，他便决定收权，走回到帝制阶段。他的嫡系都不答应他复辟帝制，他也就不得不放弃帝制而改回宪政民主制。关键的关键是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司法系统。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山头林立，总统与内阁总理如同走马灯般更换，没一个人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有治理国家的权力，内斗使得权力下放到了军阀混战的地步。国民党的北伐实际上是蒋介石想收回被北洋政府下放了的权力，刚好赶上了日本进关，共产党借机夺了鸟位。
毛泽东的政权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政权，他自己都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老百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头型都管起来，更别说户口、粮票、布票，衣食住行样样都死死地管起来，人民没有了任何个人自由。
毛泽东死后的一切改革，本质上都是权力下放。只不过是下放的程度上的差异导致有左派与右派之争。就连左派的代表人物邓力群之流也只是抱怨胡耀邦给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度太多了，既“反对自由化不利”。对于经济的放权，陈云李先念这些毛泽东时代鸟笼计划经济的掌舵人也只是抱怨赵紫阳的经济改革速度太快了，他们也没有自信到敢说社会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大一统没有私人企业的老路上去。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财了的都是些高干子女和少数不是高干子女但必须给贪官受贿的民间富豪。官二代富二代们的穷奢极欲与疯狂榨取民脂民膏，让社会又走到了轮回的边缘。
薄熙来发现了如此继续放权的后果不堪设想，便提出唱红打黑，就是由放权走回到收权的过程，只是用共产党的语言包装一下而已。重庆就是他的个人独裁家天下，王立军副市长只不过是他可以打耳光的家奴，黄奇帆就是比狗鼻子还灵的一条哈巴狗。这还是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下的轮回，只是此时是共产党当政，而共产党当政期间走收回权力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收权的，薄熙来就不得不提出类似于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个唱红打黑，毕竟他不能跳出共产党的语境框架。
习近平看到了薄熙来的粉丝很多，虽然网上不能自由发言而导致薄熙来的粉丝不是乌泱乌泱的假象，但是中央是可以得知下面的民意的。
习近平经历过胡温时的九常委分权期，九常委里有江泽民安插的五个，胡锦涛时时刻刻被江泽民通过九常委里的多数而掣肘。十八大的七常委中，有江泽民安插的四个：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刘云山。那时我就写文章预测习近平一定会给江泽民点color see，就是让那四个常委去打酱油。习近平不收权，等于第二个胡锦涛，沸腾的民怨就会让走收回权力的薄熙来成为精神领袖。薄熙来为习近平走收回权力之路打开了民意基础。对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的围剿暗地里早已展开，他们与走群众路线的习近平决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各个家族的吃相太难看。
按照润涛阎第一定律：生命在于忽悠。社会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忽悠便是社会生命继续下去的动力。一旦放权时间到了30年，贪官污吏们积累的财富太多了，民怨沸腾，便走回到收权的轮回。这样，社会无休止的反复忽悠现象就显现出来了。
与薄熙来一样，习近平不得不走收权的道路，因为中国走不出“一放就贪腐，一收经济就不发展”的轮回。
道理何在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奴性文化，读书人都想当人上人，意识中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当上人上人的，也就想着自己的孩子也要当人上人。这样，当权的人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发财，百姓们发财是不合天理的，他们就绝不让人民百姓发财。这就是一旦收回权力而遏制下面的官员腐败，社会就走向贫穷。毛泽东时代饿死三千万人不仅仅有他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等瞎胡搞的因素，也有“当官的不能发财，人民就别想发财”的因素，因为大跃进过后人民依然很穷，官员们都在热衷于权力斗争，还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当权力一下放，官员们就可以发财了，他们就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也随着大发展，因为人民的“相对贫穷”程度加大了，但“绝对贫穷”程度减小了，尤其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度也增加了（当官的只顾家属发财个人腐败玩女人，对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也多少放松一些）。穷怕了的人民也就有自己也能分一杯羹的梦想而大干起来。
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丝毫言论自由，甚至说错了一句话比如“毛主席也会死”的一位工人被判反革命罪；说“林彪长得像个奸臣”的被判10年监狱，可笑的是，林彪死后他还在监狱里继续坐牢直到毛泽东去世。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言论自由度随着贪官腐败的程度增加而增加。
薄熙来在重庆就因为有人在网上说了几句反对他的话就被劳教，因为他在搞权力收回，当独裁者的过程必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逐步加深，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减速，人民的言论自由度就会收窄。
10年前润涛阎开始上网时就写过文章，提出中国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从专制制度走向现代文明民主法治制度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领导人走不出“毛共”与“邓共”的轮回，直到共产党解体。如同中国几千年来走不出“盛世---乱世---盛世—乱世”的轮回一样。共产党垮台后中国也不会立刻走向民主法治。轮回的特征是：
一放就腐败，一腐败就乱，一乱就收，一收经济发展就停滞。
所以，我们看到：要么是贪官污吏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社会，要么是人民与官员都不富裕的没有自由的个人独裁社会。
在专制制度下，尤其是在“宁肯不富，不能不均”（衍生于孔子“宁患寡，不患不均”）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独裁者收回权力并遏制腐败哪怕饿死很多人人民大众也很少造反；而一旦权力下放一些导致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一旦碰上自然灾害就会引发民变。中国的百姓只能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选择。所不同的是：
权力收回时期的“美德”在于公平地享受痛苦（包括百姓无自由与经济上贫穷、当官的往往被独裁者整肃甚至杀头）；而权力下放时期的“邪恶”在于不公平的分配（包括财富的分配、获取财富与权力的机会不平等）。
相同的是：
个体尊严被践踏，司法只被胜者玩弄。表现出整个社会成为一部绞肉机而无人能逃脱痛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没有三代富的奇特景象。
帝制的满清灭亡后，袁世凯的新政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孙中山等革命党的暴力破坏下袁世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权。早期他的总统管不了议会甚至内阁总理，他的权力被内阁总理与国会蚕食一大部分。当总统府与内阁的内斗如火如荼，各省都有随时宣布独立的可能，他便决定收权，走回到帝制阶段。他的嫡系都不答应他复辟帝制，他也就不得不放弃帝制而改回宪政民主制。关键的关键是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司法系统。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山头林立，总统与内阁总理如同走马灯般更换，没一个人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有治理国家的权力，内斗使得权力下放到了军阀混战的地步。国民党的北伐实际上是蒋介石想收回被北洋政府下放了的权力，刚好赶上了日本进关，共产党借机夺了鸟位。
毛泽东的政权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政权，他自己都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老百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头型都管起来，更别说户口、粮票、布票，衣食住行样样都死死地管起来，人民没有了任何个人自由。
毛泽东死后的一切改革，本质上都是权力下放。只不过是下放的程度上的差异导致有左派与右派之争。就连左派的代表人物邓力群之流也只是抱怨胡耀邦给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度太多了，既“反对自由化不利”。对于经济的放权，陈云李先念这些毛泽东时代鸟笼计划经济的掌舵人也只是抱怨赵紫阳的经济改革速度太快了，他们也没有自信到敢说社会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大一统没有私人企业的老路上去。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财了的都是些高干子女和少数不是高干子女但必须给贪官受贿的民间富豪。官二代富二代们的穷奢极欲与疯狂榨取民脂民膏，让社会又走到了轮回的边缘。
薄熙来发现了如此继续放权的后果不堪设想，便提出唱红打黑，就是由放权走回到收权的过程，只是用共产党的语言包装一下而已。重庆就是他的个人独裁家天下，王立军副市长只不过是他可以打耳光的家奴，黄奇帆就是比狗鼻子还灵的一条哈巴狗。这还是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下的轮回，只是此时是共产党当政，而共产党当政期间走收回权力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收权的，薄熙来就不得不提出类似于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个唱红打黑，毕竟他不能跳出共产党的语境框架。
习近平看到了薄熙来的粉丝很多，虽然网上不能自由发言而导致薄熙来的粉丝不是乌泱乌泱的假象，但是中央是可以得知下面的民意的。
习近平经历过胡温时的九常委分权期，九常委里有江泽民安插的五个，胡锦涛时时刻刻被江泽民通过九常委里的多数而掣肘。十八大的七常委中，有江泽民安插的四个：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刘云山。那时我就写文章预测习近平一定会给江泽民点color see，就是让那四个常委去打酱油。习近平不收权，等于第二个胡锦涛，沸腾的民怨就会让走收回权力的薄熙来成为精神领袖。薄熙来为习近平走收回权力之路打开了民意基础。对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的围剿暗地里早已展开，他们与走群众路线的习近平决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各个家族的吃相太难看。
按照润涛阎第一定律：生命在于忽悠。社会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忽悠便是社会生命继续下去的动力。一旦放权时间到了30年，贪官污吏们积累的财富太多了，民怨沸腾，便走回到收权的轮回。这样，社会无休止的反复忽悠现象就显现出来了。
与薄熙来一样，习近平不得不走收权的道路，因为中国走不出“一放就贪腐，一收经济就不发展”的轮回。
道理何在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奴性文化，读书人都想当人上人，意识中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当上人上人的，也就想着自己的孩子也要当人上人。这样，当权的人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发财，百姓们发财是不合天理的，他们就绝不让人民百姓发财。这就是一旦收回权力而遏制下面的官员腐败，社会就走向贫穷。毛泽东时代饿死三千万人不仅仅有他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等瞎胡搞的因素，也有“当官的不能发财，人民就别想发财”的因素，因为大跃进过后人民依然很穷，官员们都在热衷于权力斗争，还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当权力一下放，官员们就可以发财了，他们就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也随着大发展，因为人民的“相对贫穷”程度加大了，但“绝对贫穷”程度减小了，尤其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度也增加了（当官的只顾家属发财个人腐败玩女人，对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也多少放松一些）。穷怕了的人民也就有自己也能分一杯羹的梦想而大干起来。
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丝毫言论自由，甚至说错了一句话比如“毛主席也会死”的一位工人被判反革命罪；说“林彪长得像个奸臣”的被判10年监狱，可笑的是，林彪死后他还在监狱里继续坐牢直到毛泽东去世。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言论自由度随着贪官腐败的程度增加而增加。
薄熙来在重庆就因为有人在网上说了几句反对他的话就被劳教，因为他在搞权力收回，当独裁者的过程必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逐步加深，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减速，人民的言论自由度就会收窄。
10年前润涛阎开始上网时就写过文章，提出中国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从专制制度走向现代文明民主法治制度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领导人走不出“毛共”与“邓共”的轮回，直到共产党解体。如同中国几千年来走不出“盛世---乱世---盛世—乱世”的轮回一样。共产党垮台后中国也不会立刻走向民主法治。轮回的特征是：
一放就腐败，一腐败就乱，一乱就收，一收经济发展就停滞。
所以，我们看到：要么是贪官污吏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社会，要么是人民与官员都不富裕的没有自由的个人独裁社会。
在专制制度下，尤其是在“宁肯不富，不能不均”（衍生于孔子“宁患寡，不患不均”）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独裁者收回权力并遏制腐败哪怕饿死很多人人民大众也很少造反；而一旦权力下放一些导致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一旦碰上自然灾害就会引发民变。中国的百姓只能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选择。所不同的是：
权力收回时期的“美德”在于公平地享受痛苦（包括百姓无自由与经济上贫穷、当官的往往被独裁者整肃甚至杀头）；而权力下放时期的“邪恶”在于不公平的分配（包括财富的分配、获取财富与权力的机会不平等）。
相同的是：
个体尊严被践踏，司法只被胜者玩弄。表现出整个社会成为一部绞肉机而无人能逃脱痛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没有三代富的奇特景象。
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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