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必支：中国人的天命

中国人的天命当然是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天命。既然是天命，就必须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