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中的中国梦:2013以宪政开始 以小时代结束

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于 2013-12-21

岁末，一场雾霾席卷了半个中国，上海的PM2.5指数超过了惊人的700，室内的空气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粉尘味道。但这在北方不足为奇，北京曾经超过900，哈尔滨曾经超过1000。在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雾霾中，人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也开始具体而微了。

2013年，从一场关于“中国梦”的争论开始。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提出“中国梦”的说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根据来自《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2013年新年献辞最初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个题目很快被否决，经过反复的内部审查，最后的稿件依然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删改。中国的媒体实行事先审查，但限于时间流程，事先审查通常是由出版机构内部自我审查来完成（这样能避免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时代的“开天窗”现象）。此次宣传部直接介入事先审查，引发《南方周末》同仁的强烈反对。由于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的《南方周末》，重新获得关注，新年献词的删改迅速成为震惊海内外的公共事件。即使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也通过海外媒体《联合早报》否认自己曾经介入，似乎他们同样认为直接进行事先审查是不太妥当的。

“中国梦”究竟是一种什么梦？2013年4月，在“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先生表示：“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他还指出，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会晤时表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可是，“美国梦”似乎没有通过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宣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打算，可见两种梦又有不能相通之处。

《南方周末》把“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被一举粉碎之后，把“中国梦”与反宪政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在春夏之交达到巅峰。宪政或者说反宪政，成为2013年的关键词。2013年第10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6月《党建》刊登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称“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2013年第11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的文章《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宪政格格不入。

宪政的反对者认为，当今中国，只能有宪法，不能有宪政。“有宪法，无宪政”曾经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但在这里却被视为一种正常或者说理想状态。反对者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宪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宪政完全不能兼容，而且与宪政派相比，社会主义宪政更具“迷惑性”。2013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称“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虽然纸媒无法呈现不同的声音，但在网上有反批评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政派进行了绝地反击，“宪政”一词也随着争论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1905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被清国朝野上下视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从1905年之后，公开反对宪政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反对民主、赞同君主，但是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立宪”。不管是晚清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的洪宪，还是国民党在宪政之前实行的军政、训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百多年来，虽有过绝口不提宪政的时期，但是公开地直接地反对宪政，是很罕见的。公开主张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与其说是对中国模式的称赞，更像是批评。2013年秋天，反对宪政的口径做了微调，改为批判宪政，但是接受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第20期《求是》杂志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继续批判“宪政民主”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把“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区别开来，认为后者的目标是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政府主导的“大批判”，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微博时代，效用却迅速递减，批判与反批判呈现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景象。2013年夏秋之际，政府开始对言论“亮剑”。对言论的管理，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仅就这四五年而言，从2009年的“反低俗”到2010年的“反三俗”再到2013年的“反谣言”，不绝于耳。但201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政法机构越过专门负责管理言论的宣传机构，直接出动。通过意识形态管理言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色，此次舍意识形态之长，或许是因为此前在意识形态论争中并无绝对优势。此次严打经过精心设计，对薛蛮子、“立二拆四”、陈永洲均是精准打击。虽然程序上问题重重，却占据了道德高地，让旁观者难以为他们辩护。

随着严打而来的是扩大化：歌手吴虹飞在微博上声称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和建委，并无任何行动和后果，被刑事拘留；安徽砀山一名网民将10死5伤的交通事故说成16死，被行政拘留；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中学生因为言论涉及当地一起杀人案，被刑事拘留。这些个案因为在网上成为公共事件，得到纠正，那些没有成为公共事件的个案，不知所终。在管理言论的同时，对街头行动更是采取强力维稳，虽然劳教已基本被搁置，年底的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废止劳教议案，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等指控却迅速增加。

经过长达大半年的高度紧张状态，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至今尚不清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者再度引发了国民望梅止渴的热情，一如去年十八大之后的景象，一如十余年前十六大后的景象。在此前后，法学家张千帆、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的微博被销号，很多维权律师的微博早已进入不停“转世”的模式，北京大学不再续聘夏业良先生，华东政法大学不再续聘张雪忠先生。

在一片纷繁的景象之后，人们陷入到雾霾之中，无法看清眼前的路，甚至无法看清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或许，按照新权威主义的说法，先在司法上做出顶层设计，同时抑制公民参与，实行可控的改革，是一条理想路径。但问题在于，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集权，值得存疑。在一系列事件中，法治程序非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不断地被破坏。

在仅有580页定价却高达280元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勃列日涅夫的70年代，自由民主的希望明显减弱，保守倾向“清晰地表现出为斯大林平反，更加可靠地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以及在‘解冻’之后拧紧螺丝钉的意向”。他这样写道：“尽管对自由主义倾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发现，党的机关已渐渐失去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它东奔西突：时而猛烈抨击，时而好言相劝，时而拉拢收买。”这本价格超常的“内部发行”读物，我看到的已经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或许是苏鉴不远，一篇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被新华网等主流网站广泛传播。这与70年代的台湾有异曲同工之处。1972年4月，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连续六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小市民的口吻反对学生运动、言论自由、自由知识份子、学术自由，主张政府应有更大权力，以保障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饭。1973至1975年，台湾大学哲学系不再续聘十余名教师，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

年终，在“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南方周末》将奖杯颁给了郭敬明。这一年，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公映，《人民日报》刊发署名评论：“（郭敬明）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流传的本质。”从“宪政梦”到“小时代”，经过一年的思索，《南方周末》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中国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王晓渔是学者、文化批评家。）

爱必支：中国人的天命

中国人的天命当然是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天命。既然是天命，就必须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李承鹏:一个瓜农的中国梦

一个瓜农，凌晨三点钟摸黑起床摘西瓜，五点钟与老伴一起装车出发，七点钟到达县城摆摊叫卖，十点钟被城管没收了秤……五十分钟后，太阳照得那些西瓜娇翠欲滴，瓜农面如死灰、气绝身亡。

瓜熟蒂落，尚需四季，一条人命，何须几秒。

收走一条人命这么容易。那些城管卷土重来时，没想过围殴的是一条人命，他们看来，人命如瓜，顺手摘去，没什么大不了。所以他们说“要打就打死”……这样的故事，我的祖国，每一条崭新的大街都历练过城管的掩杀，没见过这掩杀，哪好意思说自己进过城。竟有些麻木了。如果你一定要寻找点寒凉的新意，抬头看去，瓜农尸体的侧上方有一枚招牌，“城市管理示范街”，是的，就是示范给你们看。

是的，城管并没有殴打瓜农，瓜农只是突然倒地身亡。临时性强奸，调整式涨价，礼节式受贿、保护性拆迁，通涨型紧缩，轮流发生性关系，突然倒地身亡……是的，不是城管殴死了瓜农，杀死瓜农的是西瓜。

或者，那个瓜农正要去殴打城管时，突然想起自己为了省钱还没吃早饭，哦，肚子饿，很饿……然后就饿死了。

这个《宪法》上清白写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下岗了，农民失地了，好歹种些西瓜，竟莫名其妙死了。我这么说，肯定要被骂成汉奸的。可是我的朋友，同济大学的王晓渔想起《小兵张嘎》，小兵张嘎在路边摆摊卖瓜，看到胖翻译官走来，居然没有拔腿逃跑，而胖翻译官只是蹲下来吃了只西瓜，一没有驱赶，二没有收苛捐杂税，更没有把卖瓜者殴打致死然后抢夺尸体。现在想想，《小兵张嘎》完全是一部美化敌人的反动电影。

别说封建王朝贪腐了，《大明律》写着：王府不许擅自招集外人凌辱扰害百姓，擅作威作福打死人命及强取人财物者，先行追究设谋拨置之人，攘夺财物致伤人命，除真犯死罪外余人等发边卫充军。

也别污辱城管是拿牌照的黑社会。香港黑社会入洪门誓言第三十一誓：勿恃我洪家人多，倚势欺人，横行霸道必须安分守己，各安职业，如有恃众欺人者，天也难容，死在万刀之下……你去抢西瓜杀瓜农，黑道都要找报馆记者跟你撇清关系的。

每当批评城管，就会有一脑子沼气池的家伙冲上来说“难道小贩违章占道没错吗”。即便你脑腔是一洼沼气池也得冒点火花吧——违章占道就得把人打死，你违章占道开车是不是该被爆头？然后你就说：“没看到城管也被打被刺吗”。问题正在这里，这样一个互戗互杀，既无法律依据实际效果无比恶劣城管制度，还不该换以文明的方法吗？

总不相信合法的执政，却迷信暴力的弹压。昆明城管围殴群众，连云港城管围殴群众，沈阳城管围殴群众，成都城管围殴群众，延安城管爆踩群众……请问，这是百团大战吗。

让你走群众路线，你却走暴打群众路线。比环卫工人还仔细打扫每一条街，比日本鬼子还要扫荡彻底，比本拉登还要神出鬼没，比泼皮牛二还要纠缠不休，比湘西赶尸队还要阴森。抢尸，你没杀人，动用数百警力抢尸做什么？这就违反文明底线了。要知即便封建王朝，偷尸者，死罪。

连尸体都要抢，这是一个缩影。你发现没有，到处在以各种方式掠夺财产，从亿万企业，到一枚西瓜，从商海死囚，到无名瓜农，区别只是有时用城管抢有时用法院抢有时用银行抢，有时候用变幻多端的政策抢。

那些“在商言商”的大佬们也发些声吧。在祖国，人人都没安全感，要知道，今天你选择沉默，明天抢你所谓的“商业帝国”，如抢西瓜。

少来点张牙舞爪的励精图治，多来点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让企业家知道偷盗与生意的边界在哪里，让职员知道上升的管道而不是行贿的卡号在哪里，让学生知道招聘的门而不是潜规则的床在哪里，让农民知道回家吃饭的路而不是饿死投胎的黄泉在哪里。别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如果文明只有一个世俗路牌，那去菜市场，如果本朝要画一幅传世的浮世图，还敢不敢画宋朝那熙攘中透着恬淡的《清明上河图》？猫眼网友感叹，怪不得清明上河图卖得这么贵哟。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教青年要静心、静气，不争执不焦虑。帝都连青年人的群租都禁废掉，瓜农连生命不保，静你个西瓜的心。

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突然倒地身亡了。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突然倒地身亡，一个瓜农可以突然倒地身亡，一个国家呢……

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住在临武的山上。他不过是想把瓜种得甜一些，收获多一些，快快地把西瓜卖完了，好赶回家吃饭。这是他的中国梦。他对他的西瓜是很珍惜的，你为什么不对他珍惜一些。你最好先保护好一个瓜农的梦，我们才坐下来谈谈什么是中国梦。

对你的人民好一些，对你的瓜珍惜一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最后，难道你不懂，治大国如种西瓜。

泛华网喊话：习近平先生，你有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

国家政体的选择

在人类已知的国家政体形式中，目前可供选择的不外乎君主立宪制、集权专制制度、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几种可能。回顾中国历史，清末的慈禧如果更加主动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可以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有机会阻止革命的发生。事实上，邓小平也错过了一次贵族立宪制的机会。如果他当时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创造力，他可能有机会将中国共产党贵族化，并建立贵族立宪制。尽管共产党贵族立宪制对今天的太子党们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今天的局势已经不能让中国的民众接受这样的事实了。失去的机会可能永远失去了。同样失去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继续集权专制制度的可能。中国现在每年二十万起的群体事件，说明目前的集权专制制度或许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但不能解决随之带来的社会矛盾。必须承认，与生俱来的僵化的经济政策是各种专制制度几乎不可避免的原罪，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当然，必然的代价是集权专制制度自身遇到了生存的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成功具有不可持续性。事实上，新加坡的精英专制制度也解决了专制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悖论。于是乎，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很有吸引力，毕竟大家都是专制制度。

其实，说新加坡是专制制度，很多人不会同意。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只有那些获得人民行动党邀请的精英才可能担任领导人，普通平民很难通过其他民主途径从政。从这点上来看，新加坡的精英政治确实有别于广泛意义上理解的民主制度。事实是，中国可以选择的未来只有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两种了。君主立宪制、集权专制制度、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四种制度中，都有成功的例子。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制度成功的国家比较多。精英专制制度成功的例子只有新加坡一家。集权专制制度成功的例子只有中国一家，如果中国可以算成功的话。分析那些除中国外的成功例子，宪政可能是唯一的必不可少的共同因素。而宪政正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这难道正是中国不具可持续性的成功的根源？这个假说的证明还有待于政治学家们的努力，但习近平显然已经先于其他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两种中，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地会倾向于精英专制制度。毕竟，民主制度已经铁定了中共集团必有下台的一天，能否再次上台，也不能确切保证。反之，精英专制制度确保了单一的执政集团可以长期地执政下去。但有前提，就是必须实行宪政。什么是宪政呢？简言之，就是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要求政府和执政集团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法律的规定，並受宪法的制約，其核心就是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rule of law）的必要性。什么是法治呢？说起来并不复杂，其原则不外乎是制定法律要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新制定的法律不应该有回溯性、法律改变不应该过于频繁、司法机关要独立、法院拥有最终释法权、每个人的诉讼权不能被剥夺、庭审要公正、执法机构不能枉法。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既定的法治规则和程序，中共仍然可以制定任何法律。

政治理念的选择

马克思是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和恩格斯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批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性地指出任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极致的帝国主义；因为人性总是险恶的，资本总是逐利的。这种认知，有观点认为，最终使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避免进入垂死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最终使得从追逐眼前的利益转向追逐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而股市的健全最终也使得全民可以共享资本带来的利益。通过选票，西方国家的民众可以一人一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通过股票，民众可以以资本的多寡来分享社会发展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国家通过多年的演变，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目标。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更成为这些国家中各个政党不二的选择。

反观当年的东欧和中国，斯大林社会主义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几乎崩溃，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最终被证明为不具备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对人性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并从而导致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同样失败的还有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便纳粹德国没有在经济活动中失败，但毫无疑问在国际间争取生存空间的争斗中失败。所有这些都说明二十世纪人类其实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度过的。这种全球范围的包揽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人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哪些理念是可取的；因此，中共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生活在谎言中，去拥戴那些注定没有生命力的理念。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了。但在同时，中国摈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精良的部分，用议会制来实行宪政以调节扭转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公正性。而一人一张选票正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公正，不仅蚕食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还制造了越来越多愤怒的民众。现在是时候开始讲真话了，泛华网建议中共公开抛弃不合生产关系的政治教条，停止宪政是姓社还是姓资这种无聊的讨论，向全民公布政治改革的计划书，放弃在可见未来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公开向全民清晰地表达意图，是要过渡到民主制度还是要过渡到精英专制制度。无论是哪种未来，宪政和法治在中国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选择

无论中国的未来是民主制度还是精英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都不可能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转变成一个常规的执政党是必然。事实上，“三个代表”的理论已经标志了这种转变。事实上，即便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不可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经济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当年那样的计划经济年代。

当现在的集权专制制度结束并过渡到精英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时，社会必将面对剧烈的变化。只要不是革命，中共应该是有能力面对这种变化；毕竟，三十年前中共曾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

领袖个人的选择

历史显示，在集权专制制度结束过程中，集权制度的领袖们行为各异，其命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党的命运最终也有所不同。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是苏联的戈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三位。戈巴乔夫相对主动地颠覆了自己党的合法地位，而齐奥塞斯库一直到最后还坚守着权力。戈巴乔夫的个人命运好过齐奥塞斯库，后者不幸被革命者处决了，而他的政党也在革命中被推翻并消失。相对说来，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最为成功和和平，不仅社会政体没有出现动乱，当年的独裁党国民党今天仍然是台湾最主要的政党之一，并再次成为执政党。这些结果，似乎揭示着一个规律，那就是主动政治改革不仅可以减少动乱的可能，旧专制政府人员的人身安全也较有保障。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并不欣赏戈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但泛华网也要提醒习先生，时间不多了，应该主动采用行动，以减少革命的可能，减少在可能出现的动乱中丧命的人数。

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

在政治领域，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一般认为包括汉武刘彻、太宗世民和康熙玄烨这三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积极进取具前瞻性，大力改革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廉政勤俭，成功开拓新疆土；最重要的是他们为后世长久盛世奠定了基础。看一下今天，在威斯法阶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下，开拓疆土已不可能，但开创长久盛世的机会赫然就在眼前。那就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以宪政原则为经济发展导航，让中国鼎立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习近平先生，你有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在中国建立宪政的功绩将胜过刘彻、李世民和玄烨这些历史伟人。习近平先生，不要错过这个历史机会。

泛华网喊话。

冯崇义、杨恒均：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来源：：影响力中国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宪政中国鼓与呼。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朝野上下赞同宪政的国人越来越多。宪政这一议题起初只是在民间社会媒体上讨论，这几年终于进 入官方媒体，成为民间和官方都共同关注的时政和学术热点。大多中国人都善良地推测，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上任之后，将会审时度势，最终点燃中国迈向宪政的炬 火、大张旗鼓地奔向宪政的目标。正在这个时候，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官方媒体在过去几周连续高调发出一些霉味十足的怪异文章，企图剿灭国人的宪政梦， 堪称“反宪运动”或“反宪逆流”。

      宪政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宪政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广义的宪政主义理念和协定，英文的对应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另一层是狭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英文的对应词是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广义层次上的宪政主义，源远流长，指的是订立协定来分享权力、实现公平正义，体现于君臣共治、立政为 民、天下为公等理念和实践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西方通常将源头追到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和领主订立的《大宪章》，用契约性书面文件划定国王的权力和 贵族们的权利。有些人认为中国宪政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曾经昙花一现的“共和”。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姬胡因国人造反而逃亡，前朝摄政周武王 胞弟姬旦（周公）和前朝太保周武王族弟姫奭（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称为“共和”。但中国的这种权力共享与“共和”只是没有约束力的君子协定，而且没有涉 及“权利”。

     狭义层面的宪政，是宪政民主的缩写，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谈论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指的正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 国家。这些国家是法治国家，宪法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高于法律、都受制于法律；这些国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切实保护人权；公民授权是这些国 家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当权者通过定期的、自由的选举而产生，以体现主权在民、保证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终极制约。

     法学界从法学角度理解宪政，当然会将宪法解读为法治或“宪法之治”。法治或“宪法之治”，当然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包括制定宪法，使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行 政权，保证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违宪审查和处罚。但是，法治只是宪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外政治史上不乏“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象。斯大林的党国和希特勒的 党国的专制暴政，都是“依法”执行的。没有人权和民主这两项内容，法律就堕落为官府压迫国民的工具。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在实体法至上还有确认人权的“自然法”。现代宪政的经典文献依据，正是那些被公认的人权文献，诸如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7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以根本大 法的形式划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及至1948年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民主成为所有签约国公认的核心价值。世界真正进入了人权和民主的时 代，连那些专制国家也要在宪法中开列人权清单、也要在国号中加入“民主”字样。

     “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谈论宪政，指的是狭义的宪政，即宪政民主。中国人倡导宪政，始于1901年中国自由主义始祖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梁 启超《立宪法议》一文中开宗明义：“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 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 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 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中国人的宪政实践始于清末的政治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承诺以9年为限实现推行君主立宪。但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不愿放权，玩弄 通过“立宪”来扩张权力的阴谋诡计。当时的立宪派便和革命派联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将满清王朝推翻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 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 后，立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伟大 成果在于，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使中国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民国初年中国人将主权在民、人权平等等 宪政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诸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极为不幸的是，在俄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和勾引之下，中国人在政治制度选择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发生反复、走上迷途。俄共党国的建立，意 味着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君主专制和宪政民主（君主立宪也应归入这一类）之外，又有了党国专制制度。当时一些心志很高、想“取法乎上”的中国人居然认为党 国体制才是最先进的制度。“国父”孙中山的转变最具有讽刺意味。孙中山本是宪政民主的忠实信徒。他在1906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就明确宣布，他所从事的 “国民革命”，旨在“建立民国”，并定下经过三年“军政之治”和六年“约法之治”而达至“宪法之治”的程序。在俄共的不良影响之下，孙中山迷上了“以党治 国”，将“约法之治”改变为国民党对中国人民实行“训政”。孙中山1924年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同时所制定的《民国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 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正是他设定的“训政”，后来演化为蒋介石所主导国民党党国专制。好在孙中山尽管心仪“以党治国”的 “训政”，仍然没有放弃宪政民主的目标、只是将“训政”当成走向宪政旅途中的短暂过渡。

     国民党统治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宪政运动”，正是遵循“国父遗训”，在合法的话语和政治框架之下推动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在 “宪政运动”中所积淀的“宪政”理念，指的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落实宪政民主。中共在当时要争取民心，也只能投身于“宪政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反对一党专 政、争取宪政民主。就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非常明白，中共要与国民党争天下，就不能离开宪政这一法统。毛泽东后来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也是顺着这一历史脉络来确定中共统治中国的法统。

     反宪政体现现代蒙昧主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大难，中国人才醒悟到崇拜毛泽东而无法无天，陷入了现代蒙昧主义的陷阱。自从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启了告别现代蒙昧主义、 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三十多年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民主和法制”、争取言论自由、重建公民社会、人权入宪、确定“法治国家”的目标、掀起公民维权 运动，等等等等，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既崎岖坎坷也绚丽多彩。这时候官方媒体上的反宪言论，确实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一股逆流:5月21日《红旗文稿》刊登 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 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名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

     归功于这些年来学术界和公共媒体上的深入探讨，哪些反宪政的人们对宪政的涵义都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党建》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将 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 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 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 帜就够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规定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 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公布“鉴定结果”，标明哪些东西是“非马列 主义的”、哪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或哪些东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或东东都灭掉。

     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爱！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 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 “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 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算哪个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主旋律言行违反基本逻辑之处实在太大太多，难怪网民惊叹：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便我们遵从“中国逻辑”，根据“是马非 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的检验结果做取舍，把非马的、姓资的、西方的东西或东东都灭掉，我们除了引爆核武器将地球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我们连核 武器也不能引爆，因为那可是西方率先发明的玩意。到了二十一世纪，主旋律蒙昧到这种程度，还要国人也跟着蒙昧到这种程度，呜呼，哀哉！这种反文明、反人道 的现代蒙昧主义，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给中国带来奇灾异难！几十年过去了，主旋律没有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觉醒，仍然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 而且还诱使一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和留洋博士一起弘扬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呜呼，哀哉！

     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要断定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否能兼容，首先要严格区别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向往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 价值，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为制度平台。这种社会主义以宪政民主为基础，根本不存在与宪政民主不兼容的问题。另一种社会主义，是以特权和专制为 核心价值，以一党专政为制度平台，当然与宪政民主不兼容。这种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所 追求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有所区别，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断言“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确实充满智慧、充满历史 感。官方宣传部门将“中国梦”定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但是，宪政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 “复兴”，绝对离不开宪政；没有宪政的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人类的文明，也很容易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中国曾经在“民 族复兴”的旗号下，向着法西斯的目标走了一段路程。

     1928年国民党一统江湖之后，迎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经济建设与贪污腐败结伴而行。当时恰逢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重 创，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实行党国专制的国家反而“蒸蒸日上”，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也“蒸蒸日上”。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深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鼓舞，群起 模仿。1932年国民党黄埔系从事政训工作的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人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的“中华复兴社”，鼓吹为了民族复兴而用铁血手段振兴 经济、清除腐败、“扫荡党内一切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们也于1934年在全社会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知识道德”。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话说， “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所推 行的“民族复兴”，使国民党党国法西斯化，其结果我们都知道。

     政治上腐败堕落盛行、生态底盘破裂，社会道德水平滑落。这三者交相为患，国将不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专制，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这样的反腐败是缘木求 鱼，甚至会越反越腐。唯有宪政民主，才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当今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那 些贪官污吏借维稳之名，大行暴政之实。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被“维稳”所“压倒”，剩下的只是绝望。在“维稳”过程中，党政部门不 断地滋生问题和扩大问题，同时以“法治”的名义将弱势民众和为基本人权辩护的维权律师一起“压倒”。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 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中国应该尽快恢复帝制

不是俺危言耸听，中国确实应该尽快恢复帝制。

最近俺很忙，一直在认真学习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一党领导”、“三个自信”、“五个不搞”还有“七个不讲”的重要精神。经过俺认真的学习，发现这“一三五七”其实就只有“一党领导”是要点，其它都是瞎掰。这不准搞那不准说的，那叫啥自信啊。

叫我说，光一党领导还不够，还要“世世代代都要党的领导”才对。大家想想，万一哪一天党要是没了，那可咋办？那中国岂不是从此失去了伟光正，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万覆不劫的深渊，宇宙从此走向一片黑暗啊！所以党必须永远领导中国。

党永远领导我们，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新生事物。中国古书里就有“世袭”这个词。不过古代只有皇帝一家人搞世袭，别人都没份。如今呢，是我党集体搞世袭，也就是一党世袭。你也许会反驳我说，那不叫世袭，叫执政。那我可要问你：这全世界有哪个执政党不经选举一口气不停地执政了六七十年都不停歇，甚至写进宪法，还要永远执政下去的？这不叫世袭又是什么？大家想想，我党历史上各位领袖是如何区别的？我们党管那叫第N代领导同志。例如小平同志是第二代，江总书记是第三代，等等。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不叫世袭又叫什么？如果这还不能让您信服的话，那大家喊了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如今从中央到地方，我党的领导同志都在把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孙女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不都成了一个个代代相传的小皇帝了？其实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不要大惊小怪的。党可以搞世袭，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为什么就不可以搞世袭？党要万岁，党的世世代代也要万岁。什么是宇宙真理？这就是！

但经过努力学习，我发现这“一党领导”与“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吻合的地方。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所谓的“特色”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特色。那什么是中国特色呢？马列主义肯定不是中国特色，普世价值更不是。中国特色，说到底，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就是权大于法，就是世袭。说的再明白点，中国特色，那就是帝制。但帝制只是皇帝一家子搞世袭，而不是党搞集体世袭。可毛主席为什么从来不说“特色社会主义”呢？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在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怎么好意思称帝？但在他逝世后，谁都管他叫“毛先帝”，难道不对吗？他在世的时候，跟皇帝有啥两样？

现在又要肯定毛主席领导的那三十年了。好啊，那咱们再搞一次土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好不好？再搞一次文革好不好？我看没人敢！要肯定毛主席前三十年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想走毛主席路线的，那他们想干什么呢？他们是想要毛主席那样的权威，也就是皇帝那样的说一不二的权威。说到底，就是想复辟，想称帝，想恢复帝制！这才是真正的用心，这才叫特色社会主义！什么“禅让”啊，什么“宇宙真理”啊，那都是为恢复帝制造舆论。这世上谁能看见宇宙真理？那只有天子啊！天子是什么人？天子就是皇帝。

诸位不要一说恢复帝制就心惊胆颤的。帝制，不过是把我党的集体世袭变回一人世袭，把全国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变成京城里一个大皇帝。这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特大喜讯：经历了辛亥革命，共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我国恢复帝制的条件已基本上成熟。

自打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虽然看上去是与帝制分道扬镳了，但其实中国没有一天真正摆脱了帝制的阴影。大家动不动就闹革命，革命个屁！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谁不是不披黄袍的皇帝？

中国反帝是靠了两杆大旗，一是民主，二是科学。可今天之中国民主了吗？今天之中国科学了吗？如今谁要是在中国高喊民主，你找死啊！科学？就说这世界上谁不知道马列主义早已在绝大多数国家臭不可闻，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唾弃了？那为什么我党还死抱着马列主义的臭脚乱啃？这是哪门子的科学？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专门召开了一个“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今天你要是胆敢在中国谈宪政，胆敢再成立一个“宪政促进会”试试，你活得不耐烦了你？

所谓的帝制，就是天下一切都是皇帝的。皇帝最重要的家产不是皇宫，而是军队和警察。警察就不必说了。中国的军队，从来就是皇上的保皇军。除宝岛台湾外，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或“人民军队”。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军队要么就是各个军阀的私人军队，要么就是效忠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今天中国的军队，那也不能叫人民军队，而是党的军队，因为那个军队只忠于党。为了党可以向人民开枪，这怎么可能是人民军队？每次党在京城开大会，总是有多少个军被调入京城，“誓死保卫党的十X大”。可老百姓的房子被强拆时，上访的穷苦百姓被殴打被强奸时，卖菜的老大爷被城管打得鼻青脸肿时，渔民在自己国家的海域打渔被朝鲜军人劫持绑架勒索时，怎么从不见军队去“誓死保卫”那些老百姓？至于武警和公安，据说经费比军队还要多。拿那么多的钱去养活警察，那是用来对付谁的？

就拿今天的人大政协来说吧，说起来那些玩意儿还都是为监督政府而设立的。可有哪个委员胆敢说政府半句不对？那些摆设还不如袁世凯时期的国会管用。一百年前国人就说中国共和了。共和了吗？共和个屁！什么叫共和？您查查字典去！今天的中国哪有半点共和的样子！

甚至就连今天中国的婚姻制都回到了古代那个样子。说是一夫一妻制，可有几个当官的不包二奶啊。我可告诉你，今天要是有某个当官的不包二奶，那一定是因为他患有先天性性功能障碍，不信你去查查他的DNA。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努力确实都白费了。国人摆脱帝制的种种努力不是功亏一筹就是前功尽弃。今天的中国比辛亥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接近帝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经过我党我军我国政府多年的努力，恢复帝制已经万事俱备了。特色社会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那四个字：恢复帝制！

其实恢复帝制也没啥不好啊。

就说这一党集体世袭吧，老百姓要养多少个大大小小的皇帝啊。恢复帝制后，全国人民就只要养一个皇帝就够了。这能省下多少亿两银子啊。如今TMD连个县政府都造的跟个皇宫似的，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那完全就是比照古代皇帝巡视。你看那满街的高楼大厦，要知道起码有一半都是给大小皇帝用的。我不相信纳税人心里就不痛！

恢复帝制后，全国就只剩下一个皇帝了。到了县一级，公务员就只有县太爷一个，师爷一个，衙役几十个人，还有几个捕快什么的吧。以前就这么点人就把全县管得服服帖帖的，哪有那么多游行示威的事发生，更没有听说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这等怪事。哪跟今天似的，随便一个破县就有上万个公务员。古代老百姓谁有功夫一天到晚打着横幅去县衙门请愿示威啊。那是因为古代的衙门比今天的人民政府要体恤民情。你有听说过古代一队县衙役跟着开发商后面浩浩荡荡地去拆迁这种怪事吗？如今哪里的拆迁不要武警、公安打头阵啊。所以恢复帝制大大有利于缩小官僚队伍，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减少政府机构的互相扯皮，提高行政效率。

恢复帝制后，惩治腐败反而比今天更有效，更容易了。今天我党的反腐为什么那样艰难？谁都知道那是因为大大小小的皇帝太多，谁都惹不起。再加上大家都在贪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who cares！反正国家又不是俺自己的，老百姓算个屁！而恢复了帝制后会怎样呢？你要贪污，皇帝跟你急：你小子竟敢贪我家的钱，找死了你！到那时候他才不管你是谁的大舅子小姨子呢，抓住你不由分说五马分尸，祸灭九族。这比今天官官相护、层层包庇、上下勾结、里应外合这样低效治理腐败起码要有点用吧。

恢复帝制后，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环保问题可立即迎刃而解。大家都明白，祖上留给我们的中华大好河山如今已经被各种污染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反正这江山是国家的不是自己的，who cares！恢复帝制后，皇帝怎么也要为自己的子孙积点德，留点可以居住的山河吧。这多年做不到的环保和污染治理，一下子就解决了。你要跟皇帝说GDP？他一巴掌抽死你！其实这古时候中国的GDP在全世界的比例也不低呀，比今天可高多了。怎么那时候就不用这么厉害的污染？

这两天在高考。国内如今作弊和防作弊的技术，就连CIA都看得心惊肉跳的。为什么都想上大学呢？就是为了改变命运。穷人想做官，想富。但如今读书真能改变命运吗？鬼扯！拼文凭那都是老皇历了，拼爹才是硬道理！一个好爹胜过十个好文凭。如今穷人向上爬的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每一个高官要么就是另一个高官的儿子要么就是另一个高官的女婿，军队里新提拔的军一级的干部大部分都是高官之后。恢复帝制后，科举制得以恢复。人才选拔经过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进士最多选拔数百，状元最后只能选拔一名，决不能像今天似的，状元满天飞，都拿自己当人物。考过的，皇上赐官。这样一来，穷人的孩子也可以和富二代、官二代一起公平竞争，这多好啊。

恢复帝制的好处实在多，而且对男女老幼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随便举个例子：如今不老是有小学校长跟小学女生开房吗？不老是有人民教师强奸学生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在恢复帝制后就好办了。古时候抓到强奸幼女的，哪有把罪名改为“嫖宿幼女”的？少说也得砍头呀，搞不好还要来个“五马分尸”或“凌迟”。今天强奸幼女也太TMD容易了。

综上所述，要搞中国特色其实也没啥不好的，中国今天这个样子实在不比很久以前好到哪里去。怕就怕打着中国特色的招牌干着集体世袭的坏事，挂羊头卖狗肉。集体世袭比一人世袭要糟糕千万倍。既然已经不准搞民主、法治、宪政、普世那些个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了，那就干脆恢复帝制嘛。现在这种制度不上不下的，不伦不类的，摒弃了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切，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所有糟粕，这是最糟糕的组合。

说正经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节骨眼上。进一步，就是跟随世界潮流，实现民主法治宪政，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未实现过的长治久安。退一步，就退到封建帝制，让“周期律”继续循环，通过改朝换代实现政权的更迭。不进不退，就现在这个死样子，是最混帐的！这样下去，不出五十年，中国的山河就彻底完蛋了，中国社会就彻底崩溃了。

不要以为中国大不了再来一场革命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后，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开始只是目前这种小规模的柔性动乱。但中国的老百姓会跟细菌一样学会抗药性。当这种抗药性演化到任何抗菌素都无法生效时，大规模的破坏就会发生，就跟今日的叙利亚那样。

你要是不想在中国有朝一日恢复帝制，那就废除任何形式的世袭嘛，那你就实现真正的共和吧。这不是梦，这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早已实现了。

昨晚俺做了个梦：梦见中华宇宙真理教教宗兼大唐国国君僖宗陛下驾到美洲，黑压压的万民俯首称臣，众人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这就是TMD中国梦。

来源：解滨博客

美国之音：中国梦的陷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也就是所谓的“习奥会”刚刚结束，甚至还没有结束，他的美国之行就成为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的笑料。
   
    中国官方大力宣传的习主席访美之所以成为笑柄，是因为中国官方的“中国梦”宣传出了岔子，惹了乱子，使习近平主席陷入了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习近平与人民网打架*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6月9日发表一篇报道，它的题目就惟妙惟肖地展示出习主席的尴尬：
   
    习近平生活在梦幻世界中
    Xi living in a dream world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梦跟美国梦是相通的，’习于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争议。 ”
   
    众所周知，自从去年11月接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总书记职位以来，习近平一直强调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怎么突然就进入了五迷三道的梦幻世界，从而引起争议了呢？
   
    这里的故事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
   
    本来，习近平说“中国梦跟美国梦是相通的”也不能算什么惊天动的大新闻。但不幸的是，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不到两个星期之前刚刚发表重头文章，高调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有重大差别，甚至水火不容。
   
    人民网发表的那篇被普遍认为是口味很重的重头文章强调，“美国…靠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人才逐渐变成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它的梦是把现实延续下去，不让挑战他的力量出现，一直可以做自己的美梦。”
   
    有人民网如此这般的重头文章在先，习近平说中国梦跟美国梦相通的讲话在后，于是，习近平就和他领导下的人民网直接冲突起来。
   
    习近平说“中国梦跟美国梦是相通的”因此而成为大新闻。习主席也因此而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地进入《南华早报》所调侃的梦幻世界。
   
    这种奇景让中国网民笑翻了天，也让世界媒体乐不可支。
   
    *耳光乎？陷阱乎？*
   
    习近平在美国所说的那些在中国国内引起争议、并导致《南华早报》认为他进入梦幻世界的话是：
   
    “我明确告诉奥巴马总统，中国将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平心而论，这些话在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般的外交辞令。
   
    然而，正如中国官方多年来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国情特殊的国家，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
   
    在习近平到美国发表这样的讲话之前，他领导下的中共宣传机关和中国政府舆论管制机构一直在竭尽全力试图要中国公众相信，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中国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大阴谋，而中国梦跟美国梦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高调强调中国国情全世界独一无二、中国梦跟美国梦差异巨大甚至水火不容的宣传精神，体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27日发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石毓智的长文“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中。
   
    石毓智所列举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七大区别性的特征分别是：
   
    1）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
    2）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
    3）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
    4）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5）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
    6）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
    7）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
   
    在许多观察家和中国千百万网民看来，习近平在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的讲话，是狠狠地打了人民网和石毓智一个响亮的耳光。
   
    但与此同时，在另外许多观察家和中国网民看来，习近平其实是重重地摔进了人民网和石毓智早早有意无意地给他布置好的陷阱里。
   
    到底是习近平重重地栽了，还是人民网和石毓智教授被习总搧了响亮的耳光，目前中国公众和网民以及世界各国和各路的观察家们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百家争鸣状态。
   
    *法国报纸看热闹*
   
    显然，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并不妨碍看客看热闹，凑热闹，添热闹，玩热闹。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布贡6月9日发表的图文并茂外加视频的博文，标题也跟《南华早报》一样明显地显示出嘲弄，嘲笑，谐谑，讽刺，挖苦，调皮捣蛋。
   
    法国《世界报》这位记者博文的标题是：
   
    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在美国梦的土地上
    Xi et son « rêve chinois » au pays de l’American Dream
   
    这位法国记者长博文讲述了习近平自担任中共党魁提出“中国梦”的说法以来，“中国梦”在中国所受到的官方大力宣传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怪现象，其中 包括中国军队拥有大校官阶的歌手陈思思高歌“中国梦”受到官媒的热捧，以及陈思思大校正在步中国军队另一个叫彭丽媛的歌手的后尘，而那位彭姓歌手如今已经 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在博文的最后，法国《世界报》记者布贡像相声演员一样抖了包袱：
   
    “6月9日星期天，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贪污受贿受到审判的消息，从而显示‘中国梦’无处不在。在受审期间，这位倒台的领导人表示，他‘本身应该利用自己的能力为中国梦、为铁道贡献自己的能力。’”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刘志军贪污至少8亿元人民币、374套房产、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这样的一个大贪官也跟习近平国家主席一唱一和大谈“中国梦” ，加上不到两个星期前人民网发表的中国梦独步世界与美国梦差异巨大的文章，使习近平及其领导班子显得极为滑稽。这种滑稽在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当中所引发的喜剧效果目前还难以估量。
   
    不过，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北京当局显然感觉这种喜剧杀伤力巨大。目前，中文互联网上正在热传负责管制中国网络言论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则内部通知：
   
    “请网站加强‘习奥会’相关信息的监看和管理，对相关漫画、调侃讽刺言论以及质疑和攻击信息及时清理，管不住的跟帖一律关闭。”
   
    跟以往一样，中国当局对这种一发出便成为笑柄的内部通知不承认，不否认，不评论，不解释，让观察家难以百分之百地确认中国当局确实是发出了这样的通知。
   
    *下一场笑话是什么？*
   
    然而，对大多数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来说，中国官方是否承认或否认已经无关大局无所谓了，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官方确实是把自己变成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大多数中国公众、世界媒体和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现在所抱有的悬念是，中国当局下一步还要闹什么笑话。
   
    最后，顺便再说说给习近平和北京当局惹出大乱子、造成大难堪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石毓智。
   
    许多中国网民和观察家认为，石毓智教授先前投稿人民网，是为了迎合中共当局先前明显地表示出来的与普世价值势不两立的态度。
   
    如今，在习近平主席发表中国梦美国梦相通的讲话后，石毓智教授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也顺带使习近平主席成为笑柄。
   
    显然是为了亡羊补牢或将功补过，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石毓智教授随即再发表长文，题目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七大‘相通点’”，并庄严声明 他是一个学有成就的人，是一个先前在大学里“教过两年逻辑学、不会随便说出前后矛盾的话”的人，先前绝对没有拍任何人的马屁，也没有任何拍马屁的意图。
   
    然而，石教授已经成为公信力大打折扣、甚至公信力荡然无存的大笑柄，他的声明连同他的看似自打嘴巴、自相矛盾的文章（例如，美国梦是不让挑战他的 力量出现，以便它一直可以做自己的美梦，这如何跟中国梦相通）只是在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在世界媒体当中引起更多的哄笑，冷笑、怪笑，欢笑。
   
    显然，“中国梦”在国情特殊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陷阱，一头怪兽，谁上谁栽，谁碰谁倒霉。
   
    截至目前，石毓智教授题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七大‘相通点’”的新文章尚未见中国《人民日报》或其网站转载。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中國夢成豬圈夢

中共今年第九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規定了「七不講」：不講普世價值、不講新聞自由、不講公民社會、不講公民權利、不講黨的歷史錯誤、不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講司法獨立。「七不講」讓「中國夢」變成「豬圈夢」！但是，中共喉舌《解放軍日報》，本月21日之文〈中國夢的自信在哪裏〉，直接讓中共可以開除地球人球籍。文中提到：中國夢以信仰為魂、自覺為根……因為我們篤信「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

「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乍一看，還以為是有人PS惡作劇，發現字字非虛後有人狂吐五個小時。這回步子邁得夠大，沒有摸着石頭過河，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步到位成「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萬惡的資本主義」只能在地球西邊偏安，朝鮮金胖子的「主體思想」只在太陽系適用，真正的宇宙真理掌握在中共手裏，有朝一日完全可以在火星建立黨支部，把上帝發展成黨員也不在話下。

一號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也不示弱，雄文〈黨性二字一旦說出來必石破天驚〉，如題真正「驚天地，泣鬼神」，將共產黨人奪取政權比作摩西帶領猶太民族逃出埃及，文中稱：摩西手中高舉的，是上帝賜與了魔力的神奇手杖；而人民那時跟着共產黨走，是因為那一代共產黨人，把「黨性」二字如火炬般高擎。

猶太英雄摩西憑着堅定的信仰，帶領猶太人經歷千辛萬苦，將猶太人帶到「流着奶與蜜」的迦南地。而中國共產黨打着建立民主自由中國的旗號，踏着白骨堆奪取政權，整死餓死幾千萬人，到今天只有共產黨自己周圍都是「二奶和小蜜」。

雄文將共產黨描敍成德蘭修女那樣的聖徒：「黨性」能迸發出神聖的力量，不是靠神仙皇帝，靠的是共產黨人「清修」般的信仰，靠的是人性與道德。依我看，中共的「黨性」，最神奇的力量是官員只要聽話，貪污幾個億也沒關係。「黨性」讓黨員即便不是皇帝，也可以夜夜笙歌錦衣玉食；「黨性」，讓「清修」黨員的魔爪肆無忌憚的伸向未成年幼女；「黨性」出現的地方，家園被毀，房子被拆，冤獄坐穿，讓今天的中國「竇娥」遍地，民不聊生。在中國，黨性二字一說出來，人聽人厭，佛見佛愁，撒旦都要繞路「讓領導先走」。

中共宣傳機器開足了馬力，為「中國夢」這條乾屍塗脂抹粉，目的就是美化專制獨裁，抵制民主憲政，對抗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官媒黨報滿紙荒唐言，把中共官員描畫的恍若天使。現在是中國五千年來最好的時候？最好的制度？「七不講」讓「中國夢」變成了「豬圈夢」！但你們還恬不知恥、自言自語地把「中國夢」吹噓成「天堂夢」。

青青子吟
自由撰稿人

香港   蘋果日報

内部透露：习近平访美前重要讲话：我有一个中国梦

我有一个中国梦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北京，这块我们先烈用鲜血和尊严浇灌的土地上！我的身后，是毛泽东的雕像！他是全世界公认的民族主义战士！他是全世界的光荣！

我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在曾经在屈辱中呻吟的民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毛泽东一样去做一个民族主义的战士，还是一个奴隶？！

你们或许要说：习近平同志，我需要一个工作，一个住房。是的，你的说法很对，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是国家！那就是尊严！

只要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上空一日还飘扬着日本的国旗，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那些日本人、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在世界的版图上，这个叫中国的国家四分五裂、积弱不堪，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其他国家的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中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工作，一个住房！而是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民族地生存空间！这生存空间，不是靠乞求和抗议来实现的，而是靠铁和血来实现的！

别人欺辱我们，哪怕是最弱小的像菲律宾这种的国家也来践踏我们，我们只会叫着：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这样的人，是没有骨头的！这样的人，是低贱的！我们应该用大炮地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我们应该碾压他们的尊严、生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只知道抗议的懦夫！

你们要记住，一个只懂得抗议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国家！一个只懂得抗议的政府，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政府！当我们的尊严、领土、生存的空间都遭受践踏的时候，还不知羞耻地抗议的政府，我们是不需要的！你们最后也会抛弃它们的！

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一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国家！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他们没有屈服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

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我们有雕刻在五星红旗上面的伟大理想，我们会为这理想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只有这理想！波茨坦公告，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我们有拒绝执行它的决心和理由！做你们想做的吧！就像贺龙当年拿起菜刀，就像他带领着他的同胞们高举着那面自由的大旗英勇杀敌一样！假如你们期望战斗，那就去战斗吧！然后我就能够看到你们是十三亿七千万奴隶还是十三亿七千万坚贞不屈的中国人！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习近平，也会像贺龙那样，举着属于我们民族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着去见我们的先烈！我会见到那些中国历史上荣耀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伟大的秦始皇和李世民大帝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不为奴役而战！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不是机器，不是牛马，我们是人！是从来没有屈服过的中国人！

我们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战！我们为人人有工作而战！为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滚出中国人的土地而战！为我们不需要整天喊着抗议而战！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为我们的诺言而战！

为解放这个国家而战！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荣耀而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骄傲地宣传：我们是从来不屈服的中国人而战！

我的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万岁！自由，万岁!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来稿

犀利公：梦就是梦

十九世纪末最热闹的中国梦无疑是立宪。代表官方描绘这一梦想的是皇帝本人。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 诏》，宣布实行新政。鼓吹君主立宪的康梁师徒等人，也都在朝堂上任了职。一百零三天后，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梁逃往国外，维新派梦断京城。美 梦变恶梦的根源是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慈禧本人的利益。

两年后（1900年），在“庚子之乱”的强烈刺激下，慈禧本人亲自主导新 政，再次向臣民们描绘美丽的中国梦。尽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诸多革命组织的鼓惑，但绝大多数国人还是对新政有所期待，因为这五年 （1901-1905），朝廷在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多个方面，都有看得见的举措。民众最为期待的政治改革，尽管姗姗来迟，但还 是在新政实行五年后揭开了序幕。1905年12月，慈禧派出五大臣分赴日美欧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 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简略回顾这段老掉牙的“中国梦”史，是想揭示一桩事实：梦就是梦，当不得真。当拉链拉到可以看见大致轮廓时，人们终究会认清私处的丑陋。清廷改革的拉链很 长，头一段是洋务运动，长达34年（1861-1894）；第二段是维新变法，持续了4年（1895-1898年）；第三段是清末新政，实行了5年 （1901-1905）；最后一段是预备立宪和立宪，开启于1906年。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了第一届内阁名单，13名国务大臣，满九汉四，庆亲 王奕劻为总理。此时，人们终于看清了清廷的“私处”——立宪是假，维持皇族集权是真。

清史研究近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慈禧多活10年，立宪可成，辛亥革命当可避免。然而，持论者是否理性地分析过：满清贵族集团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吗？

与此类似，民国史研究者也有一种论调：如果没有苏联武装的中共军事力量的攻击，国民党一定会建立起美式民主政体的。然而，持论者同样忽视了当时国民党集团 的严重腐化现状。日寇甫已投降，各位大员分赴各地“劫收”，大肆贪腐、勒索，以致于不少“光复”地区的百姓悲叹不如日据时代（龚选舞《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 夕》）。至于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的向善与新生，那是在蒋介石这位强人去世后一个客籍组织的不得已选择。

执政者在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时，只能回避现实，编织美梦，向民众作空口许诺。十九世纪末的清廷如此，二十世纪中期的民国也是如此。国民党还都南京 后，也承诺土地改革，也开始“民主”选举，但民众已经不再相信了，他们宁愿相信宣称日后会给予他们土地和民主的共产党。

无论是清廷垮台前向民众许诺的立宪梦，还是国府在大陆垮台前许诺的宪政梦，都不过是旧体制在终结前的最后一梦。他人包办的梦想通常实现不了，一如毛承诺过 的民主自由，邓承诺过的共同致富。对“××新政”抱以多少期待和赞美，就会收获多少失望与羞辱。没有体制的更新，就没有梦想的实现。自己喊理论自信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没有用，民众相信才管用。

2013-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