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21日讯】10月20日，人民网等大陆及海外多家媒体相继刊登了来自上海海洋大学官方网站10月9日的一则新闻：江泽民夫妇在北京接见上海海洋大学领导。旧闻新登，尤其是在胡温习藉由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15日释放出“江泽民的影响力有限”以及党媒等两次刊登宋祖英“少将”军衔为不实的消息后，难免让人心生疑窦。此外，自去年10月江最后露面以来，江基本是只闻其“声”、其“行”，而不见其现身，此番“真人”露相究竟是真是假？
笔者仔细研究了“江接见上海海洋大学领导”这则新闻以及配发的两张照片，发现了如下疑点：
一、接见场所让人生疑。以江的级别来说，江会见某人或是安排在家中客厅（如果身体不适），或是安排在某机关或特定场所的会议室，而且至少布置得应该像模像样。可是，从发布的这两张照片看，会议场所不说简陋，也是布置的十分粗糙，而且有些不够庄重。第一张照片上有电脑等投影设备，第二张的背景后居然是一架钢琴。什么样的客厅或会议室可以两者兼备？既然会见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为何特意将其摆出来？难道以江的身份连一个上档次的会议室也用不上？
二、接见的参与者让人生疑。江虽然不在其位，但从周永康、曾庆红一直以来的折腾看，江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余威尚存。既然如此，江会见某人理应有离任或现任高官陪同接见，以便更好的“造势”。上海海洋大学的书记和校长属于教育口，一直在江麾下蒙受恩典的陈至立、李长春等似乎应出来作陪，为渐趋下风的江系打打气。可从照片上被接见者的着装和座位的安排上看，显然没有任何官员陪同江夫妇，一个上海大学的代表团为何可以如此轻易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见到江？这无疑不符合中共的惯例。
三、江夫妇的座椅让人生疑。在第一张照片上，江和王冶坪共同坐在中间的位置，然而，如果仔细看，蹊跷的事情发生了，王冶坪坐的是椅子，而不是像江和其他客人那样的沙发。既然是夫妇共同会见，为何还要分个高低贵贱？而且，连一个沙发也不让王冶坪坐，似乎说不通。事实上，会见中通常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坐在主宾旁边椅子上的人是翻译。由此我们要问：坐在主宾位置上的真是江夫妇吗？
四、着装上让人生疑。在江与海洋大学校党委书记虞丽娟、校长潘迎捷的合影中，潘迎捷穿着十分随意，不但根本没有扎领带，西装也不扣扣子，而江却西服革履，扎着领带。以潘迎捷的级别，为何敢如此放肆大胆？难道潘不懂规矩？笔者搜索网络却发现，潘迎捷即便在会见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局长时，也是西服加领带，因此不懂规矩之说不成立。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除了潘迎捷的着装让人生疑外，王冶坪相当随便的着装也让人看不懂。如果是在家中，这样的打扮也还可以接受，但江为何是如此正式的扮相？如果不是在家中，王冶坪这样的打扮显然十分奇怪。
五、接见场所中的手提包和纸袋让人生疑。按理说，这样重要的会见，被接见者的物品通常应放在会见场所外，至少不应该出现在镜头中，但在第一张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右首第四个无人坐的沙发前摆放的手提包和纸袋。如果是送的画册，为何不摆在书记和校长近旁？难道是有意摆放？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会见的级别并不高；二、摄影师的水平属于业余。问题是负责给江摄影的摄影师的水准至于这么烂吗？
六、新闻报导中的称呼是“江泽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同志在京亲切接见……”，而通常官方报导对活着的人不会称呼“夫人同志”，而是“XX及夫人XX……”。是有意为之还是不懂行之人为之？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疑点是：校长潘迎捷的行程实在是太匆匆。10月9日在北京见江，10月10日上午马上参加向进驻学校的上海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合检查组汇报工作，而且当晚6时30分，潘迎捷还做了校长专题报告。这样的安排虽然并非不可行，但是否有悖常理？为何潘不早些去见江？
诸多的疑点让笔者大胆推断：同此前江系释放出的江和王冶坪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的假新闻一样，这则新闻也是假的，目的还是混淆视听。真正的江依旧是不死不活或者处于频临死亡状态而无法上镜。至于这两张照片，造假的可能性非常大。以笔者有限的知识，红色的幕布、白色带花的地毯大概都是为了PS的效果而特意设计的。至于海洋大学的校领导们见的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可以将江此前的某张照片嵌进去。当然，笔者希望懂PS的高手们可以给出更有力的分析，而上述疑点也希望释放出这则新闻的海洋大学、特别是书记校长给出合理的解释，否则万一哪一天因与江靠的太近并被人利用而遭人唾骂可是不值当的。
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台媒：胡锦涛是否续任军委主席牵动中共政局
【大纪元2012年10月21日讯】中共即将于11月召开十八大决定下届领导班子，将要卸任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能否仿照前例续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牵动中共各派角逐权力的重要关键。
据中央社报导，中共中央日前宣布将于11月8日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18大），但迄今可藉“枪杆子”把持中共最高权力的中央军委主席由谁担任，在中共密室政治传统下，外界仍坠入迷雾中，出现“大家猜”的情况。
泰晤士报等媒体报导，为确保自己意属的团派人马顺利发展及维持在中共政坛的影响力，胡锦涛将仿照先例，在18大交班后仍保留军委主席职务2年。
但路透、法新等国际通讯社则报导，胡锦涛拟在2013年初交出所有职位“裸退”，但前提是他的亲信、将接下国务院总理职位的李克强，要担任军委副主席。
有说法指，胡锦涛刻意“裸退”，就是要显示与江泽民的不同，因为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2年的恋栈做法，引发中共党内普遍不满，也遭舆论诟病，“裸退”不但可羞辱江，也赢得内外对胡锦涛不恋栈权力的赞誉，同时为中共建立制度。
最近，“习欲敬老，缓掌军权。党校八月，已有建言”的消息，在大陆境内、境外网路论坛疯传；分析认为，由于毛派藉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扑等事件尚未完全落幕，中共内部左、右路线争议再度激化、政局不稳，外有钓鱼台主权等问题，习近平已建请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这么重要，主要是中共向来迷信“枪杆子出政权”，各代领导人都牢牢抓住军权，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生前都坐稳军委主席的位子；尤其是邓小平，从未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却连做3届军委主席到死，都是要抓住实权。
邓小平更首创宣布“退休”后保留军委主席的模式，牢牢以“枪杆子”继续幕后“垂帘听政”，维护改革开放政策往下走。
随后，江泽民也追随邓小平老路，在辞去党政要职后，继续把持军委主席位子，以安插江系人马在中共领导层，发挥他在中共政局的影响力，维护自身利益。
可见，胡锦涛是否续任军委主席，都将牵动中共内部权力分配，更将影响中共政局甚至左、右路线走向，而成为“18大”召开前后，各界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李平）
据中央社报导，中共中央日前宣布将于11月8日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18大），但迄今可藉“枪杆子”把持中共最高权力的中央军委主席由谁担任，在中共密室政治传统下，外界仍坠入迷雾中，出现“大家猜”的情况。
泰晤士报等媒体报导，为确保自己意属的团派人马顺利发展及维持在中共政坛的影响力，胡锦涛将仿照先例，在18大交班后仍保留军委主席职务2年。
但路透、法新等国际通讯社则报导，胡锦涛拟在2013年初交出所有职位“裸退”，但前提是他的亲信、将接下国务院总理职位的李克强，要担任军委副主席。
有说法指，胡锦涛刻意“裸退”，就是要显示与江泽民的不同，因为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2年的恋栈做法，引发中共党内普遍不满，也遭舆论诟病，“裸退”不但可羞辱江，也赢得内外对胡锦涛不恋栈权力的赞誉，同时为中共建立制度。
最近，“习欲敬老，缓掌军权。党校八月，已有建言”的消息，在大陆境内、境外网路论坛疯传；分析认为，由于毛派藉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扑等事件尚未完全落幕，中共内部左、右路线争议再度激化、政局不稳，外有钓鱼台主权等问题，习近平已建请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这么重要，主要是中共向来迷信“枪杆子出政权”，各代领导人都牢牢抓住军权，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生前都坐稳军委主席的位子；尤其是邓小平，从未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却连做3届军委主席到死，都是要抓住实权。
邓小平更首创宣布“退休”后保留军委主席的模式，牢牢以“枪杆子”继续幕后“垂帘听政”，维护改革开放政策往下走。
随后，江泽民也追随邓小平老路，在辞去党政要职后，继续把持军委主席位子，以安插江系人马在中共领导层，发挥他在中共政局的影响力，维护自身利益。
可见，胡锦涛是否续任军委主席，都将牵动中共内部权力分配，更将影响中共政局甚至左、右路线走向，而成为“18大”召开前后，各界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李平）
如何爬上中共最高权位？英媒曝七大幕后因素
【大纪元2012年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月编译报导）18大在即，全球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谁会是中共下一代领导人，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署名傅安思（Angus Foster）的文章分析了中共官员逐级晋升的幕后因素。
起步要早
文章称，年龄在中国非常重要，如果20多岁还没有被选定为要提拔对象的话，可能为时已晚。即将成为中共未来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21岁入党。
人们入党动机各式各样。党员资格能带来地位、特权，比如接触到不公开的信息，得到政府的工作，有机会遇到对你的仕途有帮助的人。一位不愿公开名字的女党员说：“起初想入党表明你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而且接近权力中心。后来，想入党是因为怕被排除在圈子之外。”
跟对人
在中共官场能爬多高，最重要的因素是：靠山有多大。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说：“如果你有一个靠山，能让你年纪轻轻，比其它人早进入有待提拔的队伍的话，你将前途无量。”
对于高官的子女，这很容易，因为他们有父母的关系网的帮助和保护。中国最高级官员里大约一半人属于这一类的，即“太子党”。另一个重要的派别是“团派”，像即将离任的胡锦涛就是在共青团中晋升过来的。
别炫耀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众对党的最大愤怒源于高层腐败。这一腐败的规模无法测算，但据信贪官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偷运1,200亿美元出国。百姓也不满官员享有的福利，比如宴会，公款报销和豪华礼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
中共用打击最明显的罪犯作为响应。它宣称，成千上万的人已受到惩罚。但批评者说，反腐往往是为了宣传，党知道它必须容忍大部份官员的腐败，因为牵连的人太多。《党》的作者理查德•麦格雷戈说，“如果你开始腐败，怎么收手？因为每个人都有染。”
其结果是，高级官员和国有企业的员工能致富，但必须小心，不要炫耀财富。陕西官员杨达才已经吸取了教训。网友暴露了他拥有很多昂贵的手表，并问他以省级官员的薪水怎么能买得起之后，他今年被解职。
是男性
只有大约1/4的党员是女性。女性还从来没有升到政治局常委。目前在24人组成的政治局中，只有一名女性：刘延东。
别冒尖
毛泽东和邓小平曾经一手遮天。如今，中共官僚主义体系，要求彻底服从。党对政治和媒体的绝对控制权，意味着任何错误都可能是你最后一次。
别冒尖，还可以包括你的衣服和外观的标准：深色的西装，乌黑的头发，不得显露灰白头发。
艰苦地区“镀金”
对一个没有民主任务的政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的最高领导人要显得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所以，无所不知的中组部会确保其领导人在舒适的北京之外呆一阵子。
胡锦涛在西藏工作了4年，而另一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49岁的胡春华正在内蒙古工作。
冷酷无情
所有政治制度都培育冷酷无情，但中共的制度是尤其决不宽恕的。裴敏欣说: “如果你被他们排挤出权力圈外，他们要确保你永远回不来。你不仅仅只是失去工作，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家人并搞臭你的名声。”
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得到的建议是，应先读读厚黑学 - 出版于上世纪的政治黑暗艺术的经典之作。书中说，成功需要的武器是毫无羞耻感或内疚感的厚脸皮，和一颗硬到能为自己的私利而伤害他人的黑心。
（责任编辑：肖笙）
起步要早
文章称，年龄在中国非常重要，如果20多岁还没有被选定为要提拔对象的话，可能为时已晚。即将成为中共未来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21岁入党。
人们入党动机各式各样。党员资格能带来地位、特权，比如接触到不公开的信息，得到政府的工作，有机会遇到对你的仕途有帮助的人。一位不愿公开名字的女党员说：“起初想入党表明你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而且接近权力中心。后来，想入党是因为怕被排除在圈子之外。”
跟对人
在中共官场能爬多高，最重要的因素是：靠山有多大。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说：“如果你有一个靠山，能让你年纪轻轻，比其它人早进入有待提拔的队伍的话，你将前途无量。”
对于高官的子女，这很容易，因为他们有父母的关系网的帮助和保护。中国最高级官员里大约一半人属于这一类的，即“太子党”。另一个重要的派别是“团派”，像即将离任的胡锦涛就是在共青团中晋升过来的。
别炫耀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众对党的最大愤怒源于高层腐败。这一腐败的规模无法测算，但据信贪官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偷运1,200亿美元出国。百姓也不满官员享有的福利，比如宴会，公款报销和豪华礼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
中共用打击最明显的罪犯作为响应。它宣称，成千上万的人已受到惩罚。但批评者说，反腐往往是为了宣传，党知道它必须容忍大部份官员的腐败，因为牵连的人太多。《党》的作者理查德•麦格雷戈说，“如果你开始腐败，怎么收手？因为每个人都有染。”
其结果是，高级官员和国有企业的员工能致富，但必须小心，不要炫耀财富。陕西官员杨达才已经吸取了教训。网友暴露了他拥有很多昂贵的手表，并问他以省级官员的薪水怎么能买得起之后，他今年被解职。
是男性
只有大约1/4的党员是女性。女性还从来没有升到政治局常委。目前在24人组成的政治局中，只有一名女性：刘延东。
别冒尖
毛泽东和邓小平曾经一手遮天。如今，中共官僚主义体系，要求彻底服从。党对政治和媒体的绝对控制权，意味着任何错误都可能是你最后一次。
别冒尖，还可以包括你的衣服和外观的标准：深色的西装，乌黑的头发，不得显露灰白头发。
艰苦地区“镀金”
对一个没有民主任务的政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的最高领导人要显得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所以，无所不知的中组部会确保其领导人在舒适的北京之外呆一阵子。
胡锦涛在西藏工作了4年，而另一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49岁的胡春华正在内蒙古工作。
冷酷无情
所有政治制度都培育冷酷无情，但中共的制度是尤其决不宽恕的。裴敏欣说: “如果你被他们排挤出权力圈外，他们要确保你永远回不来。你不仅仅只是失去工作，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家人并搞臭你的名声。”
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得到的建议是，应先读读厚黑学 - 出版于上世纪的政治黑暗艺术的经典之作。书中说，成功需要的武器是毫无羞耻感或内疚感的厚脸皮，和一颗硬到能为自己的私利而伤害他人的黑心。
（责任编辑：肖笙）
台媒揭秘习近平未来三大政治幕僚
【大纪元2012年10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18大后即将上位的中共储君习近平，近期受到海内外媒体极大的关注。台湾媒体《卓越》杂志第318期发文，揭秘了习近平日后掌权后的三大政治幕僚。
报导称，目前为止，十八大的布局安排已大致稳定，尤其在薄熙来案子结束后，习近平的健康恢复之后，十八大只是场面大秀而已。
根据一些消息，习近平的未来三大班底势力，除了太子党外，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一些老部属及过去福建等省级干部将是重要的政治幕僚。
“太子党精神领袖”叶选宁
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在太子党二代之中，非常具有名望，影响力很大。但叶选宁却十分低调，外界很少知晓及讨论他在习近平的班底角色，但他却是习近平政、商关系重要的牵线者，包括拉拢许多军方的大咖，例如张海阳。
叶家曾在胡锦涛处理周永康事件中因顾虑中共倒台，当时未支持逮捕周永康。之后，江派搅局十八大，钓鱼岛战事一触即发，叶家态度转变，高调支持习近平打击毛左和严办薄熙来。
习叶两家两代交好，叶选宁帮习近平摆平与众多军头的关系，包括拉近习与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及二炮政委张海阳的关系。在倒薄熙来事件中，叶选宁最近在习近平与胡温联手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又将海外3,000太子党伏兵名单移交给习近平。
据港媒报导，张震之子张海阳上将便是其中代表人物，本与习无交情可言，叶选宁搭桥下结为至交。
张海阳是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2009年晋升上将军衔，他与其父张震为解放军历史上首对“父子上将”，而张震与叶剑英私交甚笃，叶选宁也帮习近平与张家的线搭上。
《大纪元》获悉，有“第二央视”之称的香港凤凰卫视，其实权实际已掌控在具有“太子党的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手中。凤凰卫视自习近平“背伤”事件后开始高调打击薄熙来。
“大力推动改革”的发言者胡德平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二代也是习近平重要势力，例如胡耀邦的女婿刘晓江及胡家二代人物胡德平。胡习两家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最近胡家的第二代与习近平更私下互动频繁，支持习近平接班。
现年69岁的胡德平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近年来被看成是“大力推动改革”的发言者。
在习近平传出“背伤”之际，9月7日路透社发表独家报导称，习近平与政治改革倡导者胡德平举行了私人会谈，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习强调，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薄的问题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与胡德平私交甚笃，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习胡会面为事实。他认为如果习近平顺利接班，势必会进行改革：“我认为他会改革，因为不改革中国大陆就没有出路，包括他本人也没有出路。”
德国之声9月25日披露，7月13日习近平找到胡德平，和他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寻求思想理念的支持，他重提胡、习两个家族老一辈的深厚友情。胡德平是太子党中宪政民主派系的总代表。
中共“十七大”时，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确立后，胡德平曾劝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对付政敌。而这一次，在需要确定十八大报告基调问题上，两人首次正式联手，拿下了薄熙来。
此外胡德平也公开力挺温家宝。3月14日，温家宝发出“二次文革可能重演”的危言，第二天，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3月29日，胡德平公开表示：“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态度，根本否定的态度。”
“政治理念智囊”李源潮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会抓组织部（管人事）、宣传部、统战部，因此现任组织部长李源潮是目前党中央政治人物，最被看好的一位。
台媒报导称，根据很多说法，习近平和李源潮在政治理念上特别契合，尤其在叮咛属下工作效率，更有相知相惜之处。主要是形象上看起来，都是温柔派的人物，李源潮被认为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据传李源潮在习近平近日有关政改的主张中，扮演着智囊的角色。由于两人个性想法合拍，李源潮成为习近平重要的班底几乎是极自然的事。
据《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报导透露，被外界称为兼具“太子党”和“团派”双重色彩的李源潮，将接替习近平晋升中共总书记之后所留下的空缺，包括接任国家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港澳事务协调小组组长。
习近平身为国家副主席已兼港澳事务之重责大任，对于港澳地区非常熟悉，了解中共内部的人士甚至认为，香港未来在习近平对台的事务上会扮演很重要的转介角色。
成立于2003年的中央港澳事务协调小组，属中共中央直属党务系统机构，而非政府部门，所以设立之初，就由当时负责党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兼任组长，成员则涵括中央统战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港澳办、商务部、外交部、驻港澳中联办等多个党政部门。现时的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刘延东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两人。
李源潮与香港也颇有渊源。早在1990年代担任国新办副主任期间，他曾有机会与去内地采访的香港传媒打交道。他对香港一些上市公司在江苏的投资也如数家珍，十分熟悉。
（责任编辑：肖笙）
报导称，目前为止，十八大的布局安排已大致稳定，尤其在薄熙来案子结束后，习近平的健康恢复之后，十八大只是场面大秀而已。
根据一些消息，习近平的未来三大班底势力，除了太子党外，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一些老部属及过去福建等省级干部将是重要的政治幕僚。
“太子党精神领袖”叶选宁
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在太子党二代之中，非常具有名望，影响力很大。但叶选宁却十分低调，外界很少知晓及讨论他在习近平的班底角色，但他却是习近平政、商关系重要的牵线者，包括拉拢许多军方的大咖，例如张海阳。
叶家曾在胡锦涛处理周永康事件中因顾虑中共倒台，当时未支持逮捕周永康。之后，江派搅局十八大，钓鱼岛战事一触即发，叶家态度转变，高调支持习近平打击毛左和严办薄熙来。
习叶两家两代交好，叶选宁帮习近平摆平与众多军头的关系，包括拉近习与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及二炮政委张海阳的关系。在倒薄熙来事件中，叶选宁最近在习近平与胡温联手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又将海外3,000太子党伏兵名单移交给习近平。
据港媒报导，张震之子张海阳上将便是其中代表人物，本与习无交情可言，叶选宁搭桥下结为至交。
张海阳是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2009年晋升上将军衔，他与其父张震为解放军历史上首对“父子上将”，而张震与叶剑英私交甚笃，叶选宁也帮习近平与张家的线搭上。
《大纪元》获悉，有“第二央视”之称的香港凤凰卫视，其实权实际已掌控在具有“太子党的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手中。凤凰卫视自习近平“背伤”事件后开始高调打击薄熙来。
“大力推动改革”的发言者胡德平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二代也是习近平重要势力，例如胡耀邦的女婿刘晓江及胡家二代人物胡德平。胡习两家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最近胡家的第二代与习近平更私下互动频繁，支持习近平接班。
现年69岁的胡德平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近年来被看成是“大力推动改革”的发言者。
在习近平传出“背伤”之际，9月7日路透社发表独家报导称，习近平与政治改革倡导者胡德平举行了私人会谈，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习强调，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薄的问题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与胡德平私交甚笃，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习胡会面为事实。他认为如果习近平顺利接班，势必会进行改革：“我认为他会改革，因为不改革中国大陆就没有出路，包括他本人也没有出路。”
德国之声9月25日披露，7月13日习近平找到胡德平，和他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寻求思想理念的支持，他重提胡、习两个家族老一辈的深厚友情。胡德平是太子党中宪政民主派系的总代表。
中共“十七大”时，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确立后，胡德平曾劝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对付政敌。而这一次，在需要确定十八大报告基调问题上，两人首次正式联手，拿下了薄熙来。
此外胡德平也公开力挺温家宝。3月14日，温家宝发出“二次文革可能重演”的危言，第二天，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3月29日，胡德平公开表示：“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态度，根本否定的态度。”
“政治理念智囊”李源潮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会抓组织部（管人事）、宣传部、统战部，因此现任组织部长李源潮是目前党中央政治人物，最被看好的一位。
台媒报导称，根据很多说法，习近平和李源潮在政治理念上特别契合，尤其在叮咛属下工作效率，更有相知相惜之处。主要是形象上看起来，都是温柔派的人物，李源潮被认为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据传李源潮在习近平近日有关政改的主张中，扮演着智囊的角色。由于两人个性想法合拍，李源潮成为习近平重要的班底几乎是极自然的事。
据《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报导透露，被外界称为兼具“太子党”和“团派”双重色彩的李源潮，将接替习近平晋升中共总书记之后所留下的空缺，包括接任国家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港澳事务协调小组组长。
习近平身为国家副主席已兼港澳事务之重责大任，对于港澳地区非常熟悉，了解中共内部的人士甚至认为，香港未来在习近平对台的事务上会扮演很重要的转介角色。
成立于2003年的中央港澳事务协调小组，属中共中央直属党务系统机构，而非政府部门，所以设立之初，就由当时负责党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兼任组长，成员则涵括中央统战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港澳办、商务部、外交部、驻港澳中联办等多个党政部门。现时的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刘延东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两人。
李源潮与香港也颇有渊源。早在1990年代担任国新办副主任期间，他曾有机会与去内地采访的香港传媒打交道。他对香港一些上市公司在江苏的投资也如数家珍，十分熟悉。
（责任编辑：肖笙）
中国宪政模式：单一政党宪政国
作者：强世功
2012-10-20
当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但是，这种“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宪政体制？当下中国是否存在着宪政？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学者在过去几十年来或明显或潜在的辩论话题，而这样的辩论同样具有西方思想的背景。
18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开始用宪法组织起来时，宪政（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就用来表达用宪法组织国家且政治运作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政治形态，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无疑反映这个国家最高的价值追求。二战以来，基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及随后冷战以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不同价值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自由主义为了战胜其他价值，开始强调宪法所体现的价值要素，导致“宪政”概念逐步脱离“宪法”概念，变成某种价值的体现。若从价值角度来讨论宪政，至少有五种宪政形态：传统国家主义宪政（traditional nationalist constitutionalism）、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自然法宪政（natural law constitutionalism）、神权宪政（the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和理性主义宪政（rationalist constitutionalism）。
在众多的宪政价值中，自由主义宪政所体现的价值随着二战和冷战的胜利而获得了某种普遍性，由此成为评判其他宪政体制的理想标准。不仅自由、人权成为宪政的核心价值，而且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之类的制度安排，甚至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之类的政治制度都成为理想宪政的标准。按照这个宪政标准，体现其他价值的宪政可能就不是宪政，甚至乃是反宪政（anti-constitutionalism）。于是，“宪政”概念就逐渐变成了操控意识形态正当性话语的手段。而在冷战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在否定苏联的宪政体制的同时，也将中国宪政制度置于苏联社会主义宪政体系的背景之下，认为中国宪法与苏联宪法一样属于专制政体或极权政体的一部分。由此，20世纪基于苏联极权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与19世纪以来基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一脉相传，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否定新中国以来的宪政制度不过是现代西方在其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罢黜百家”，否定其内部的共产主义体系和其外部的中国文明传统以及伊斯兰文明传统，从而“独尊”基督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这场从17世纪开始的漫长历史努力，直至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西方正统意识形态建构的完成。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在这种“大一统”背景下宣布所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努力以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已经终结。西方自由宪政代表了人类未来唯一的价值规范，由此构成所谓规范宪法学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后冷战西方世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将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化到”美国主导的“大一统”格局中，这构成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提出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旨。西方学术界总结了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成功经验，即动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力量”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就成为后冷战以来西方学术界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成为对抗、瓦解“国家”的理论工具。自由、人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民运动、法治、宪政和民主等都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理论关键词。这些概念与“软实力”、“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和“新战争”等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后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思想景观。
然而，西方学术界倡导以“社会”对抗“国家”，却没有料到全球化背景下本·拉登这样的社会力量以最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全球化国家机器。9·11事件影响了西方学术走向，西方的问题不在于市民社会如何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如何认真对待宗教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开始被关注。“国家与社会”范式很快淡出了西方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差不多取代了“历史终结论”，西方学术界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看待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甚至西方文明本身，严肃的政治哲学思想重新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随着东欧和苏联崩溃，反而伴随着市场改革、全球化而强劲崛起。这也迫使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认真对待中国，“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在西方学术界孕育而生。其中，对中国宪政体制的讨论也不再把中国归入苏联共产主义传统中加以讨论，反而关注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不再是中国实现宪政的障碍，反而成为中国形成独特宪政传统的有利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再是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象征，反而成为“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重新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倾向。甚至连提出“历史终结”的福山也加入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并把中国政治体制视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秩序。
无论是讨论中国模式，还是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独特之处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美国学者巴克尔（Larry Catd Backer）看来，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中国宪政制度的核心，中国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自由宪政模式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即“单一政党宪政国”（a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巴克尔出生于古巴，后来移居美国，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担任华盛顿和平与伦理联盟（Coalition for Peace ＆ Ethics, Wash-ington, D. C.）的主任。尽管巴克尔教授在法学院讲授宪法、公司法、欧盟法和比较法等传统法律课程，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科专业研究，而是围绕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将人类组织起来的机制就是他所关心的“法”。由此，不仅美国联邦宪法是法，《圣经》、微软公司的章程是法，而且结婚宣誓、入会的仪式也属于法。也许正是这种社会科学的理论立场，使得他在研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秩序安排中，特别关注权力／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规则制定、执行和解释的机制，也特别关注权力／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保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影响，他参与组织的华盛顿和平和伦理联盟也是一个试图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不受党派意见影响的独立研究机构。
巴克尔教授并非汉学家，也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并不熟悉，相关的文献掌握也不全面，以至于他对中国当代宪政体制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有些简单。但是，巴克尔对中国宪法的关注基于他对人类组织中权力／法律机制的兴趣，由此能够将中国宪政、美国宪政和伊朗宪政放在一起比较其运行机制和价值的不同。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和非党派化的学术眼光，使得他能够有效地避开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对中国宪政和法治的流行看法，提出一些富有创见性的洞见。
在他看来，目前全球具有三种宪政模式，其一就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超国家宪政”首先表现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宪法重建。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自由、人权价值以及自由宪政的模式来建构的德国宪法与日本宪法，其核心就在于用国际人权规范来约束国家主权，使国家主权服从于自由宪政体制所建构的国际法律秩序。其次表现在东欧和苏联同样按照自由宪政模式加以重建。其二就是以伊朗1979年宪法为代表的“神权宪政”（theologic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宪法模式确立了西方式的国家机器，甚至建立人权保护、权力制衡等宪政制度，但其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最根本的、最高的实质性价值规范并非自由和人权之类的世俗价值，而是伊斯兰教确立的价值规范。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制定的阿富汗宪法和伊拉克宪法，完全不同于二战后的德国宪法和日本宪法。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具备了“超国家宪政”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都采取了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两部宪法中毫无例外地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最高的价值规范，使得国际人权规范在这两个国家必须服从伊斯兰的宗教规范。其三就是中国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这种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巴克尔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政体归入“理性主义宪政”。不过，在巴克尔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宪政模式一方面与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有相似的地方，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高的社会规范价值超越于宪法之上；另一方面又类似于“超国家的宪政”模式，因为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价值规范权威的基础在于“学说／教义”（doctrine），而这些学说本身是普遍的、超国家的。不过，他最终认为中国宪政类似于美国宪政，属于古老的国家主义宪政，主张国家主权至上，超越于国际法律规范之上。由此，在他看来，宪政的未来究竟采取国家主义宪政，还是世俗的超国家宪政，还是宗教的超国家宪政模式，依然处在不确定的变化之中。
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述巴克尔对宪政的独特看法，也不打算讨论中国宪政体制究竟属于哪一种宪政模式，而是初步介绍巴克尔教授关于中国宪政模式的论述，以期引发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讨论，深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
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发展
现代国家建构是经由对传统的革命而确立起来的。从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构成了全球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的浪潮。俄国十月革命继续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从而将自由权利从资产阶级推进到无产阶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区分，但二者都共同分享了现代性的基本命题。由此，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建构无疑要分享一些共同的基础，比如都将公民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的权力运作用宪法规定下来。尽管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共产党的领导，由此构成独特的“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the State-Party model of governance）
（一）“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困境
“‘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列宁集中讨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的关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表象，是由于社会分化导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为了镇压和统治另一个阶级才建立并使用的暴力机器。如果说国家乃是工具和机器，是一种政治的形式，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利用国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呢？比如说无产阶级利用议会中的合法斗争来改善自己的福利。这其实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持续存在的主张。这种主张被恩格斯和列宁批评为“修正主义”，因为这种主张假定国家机器及其相应制度（比如法权、议会制度等）的正当性，并且认为这些制度都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机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学说。
《国家与革命》就是列宁与修正主义思想论战的产物。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法律观，即国家绝不是简单的、似乎谁都可以平等加以利用的“价值中立”的机器（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虚伪性所在）。国家的本质乃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是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多数劳苦大众的工具。由此，国家乃是暴政和不义的象征，它不仅维持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且少数人基于不义（比如剥削）而积累了针对多数人的优势，国家非但没有矫正这种不义，反而用暴力维持了这种不义，并试图将这些不义合法化（整个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这无疑强化了这种不义，促进了这种阶级的不平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国家”虽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在根本上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因此，正如“统治”概念意味着不义一样，国家这种形式就像手铐一样意味着不义。由此，一个由自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存在阶级，也不会存在统治，自然不需要国家。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普遍、永恒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废除阶级进而消灭国家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一个普遍正义的社会关系乃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种相互合作奉献的社会，不需要国家这样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在废除国家的同时，需要探索一种集体生活的不同形式。
由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中，党与国家始终处在永恒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一方面，在阶级对立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本身包含了腐败的因子，因为国家机器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停滞，尤其可能出现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将国家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进而在革命之后形成“新阶级”。
鉴于共产主义乃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且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借助国家机器。为了将党与国家的潜在张力降到最低限度，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即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要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增加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等。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需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阶级对立，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创造条件。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最终废除国家之间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火炬手，是先锋队，照亮未来的发展道路，因而共产党必须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由此，“党既要作为先锋队的理想，又要党卷入到国家治理中，是这个过渡期的治理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在巴克尔看来，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乃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其核心就在于，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先锋队政党必须临时性地利用国家来消灭国家本身，并且最终消灭自身，将国家与政党融入到人民之中。然而，这个“国家一政党”体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即这个先锋队政党（vanguard party）有可能蜕变为它所取代的阶级政党（class party），从策略性地利用国家机器转向完全依赖国家暴力机器，从而使得临时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种持久的统治模式，甚至压制性的无产阶级民主。
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一方面，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理想，从先锋队政党蜕变为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集团，从而陷入日益严重的腐败之中。党内民主受到了遏制，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得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最后变成了个人专断。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完全陷入国家机器中，国家的暴力职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国家暴力不受法律的约束，缺乏法治约束的权力变成了恣意的、赤裸裸的暴力。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不是利用先锋队政党在群众的感召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完全利用国家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残酷的肉体消灭的暴力方式来消除党内外的一切异己力量。由此，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强调“专政、官僚制、服从和一元化的国家结构”，党内缺乏民主，国家缺乏法治，最终堕入“极权主义国家”。
在巴克尔看来，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未能容纳宪政的基本理念，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法治。因为在巴克尔看来，宪政的前提或者根本乃是法治，即法律具有稳定的权威，而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地位的就是宪法。法治的重要意义在于法律本身的治理特性：一方面，法律能够稳定地、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而为现存秩序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法律又是可以修改的，可以准确地反映人民意志或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由此，社会主义宪法完全可以利用法治来调节党与国家关系，从而使得未来理念与现实条件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新发展：“单一政党宪政国”
正是基于对苏联宪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巴克尔特别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政的发展。尽管巴克尔并没有集中讨论“八二宪法”之前新中国宪政的奠基和发展，但他敏锐地注意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处理党与国家关系上与苏联的根本区别，即新中国始终保持“国家机器的尝试性，并强调国家机器作为工具而非机构的特征”。他借用美国汉学家陆思礼的研究，强调新中国如何有弹性地使用法律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强调新中国与苏联的区别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巴克尔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区别，尤其从列宁创设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看，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
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政党的特征，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的政治理想，尽管可能一段时期曾策略性地调整革命的目标。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并主张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时，中国共产党就将赫鲁晓夫看作是修正主义。在当年导致中苏政治分裂的中苏论战中，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当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时期从先锋队政党变成阶级政党，哪怕是“全民党”，也意味着背离了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从而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和堕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不断的运动和革命，保持了党的先锋队特征，从而成功地避免了苏联面临的先锋党官僚化危机，为改革开放之后法治重建过程中有效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虽然进入国家机器之中，但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完全堕入国家机器中。党时刻警惕面临着官僚化的危险，并始终将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和教育群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样就使得党与国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张力之中：党进入国家之中，但又超越于国家之上，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当苏联共产党完全官僚化，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中，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最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超越于国家之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治。除了文革时期短暂的中断，中国共产党始终意识到宪法和法治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即党在政治上超越于宪法和法治，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行动上又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这无疑容纳了法治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后的修宪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建，无疑是恢复并重建“五四宪法”奠定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而这种恢复和重建，意味着开创了一种新的“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一种既不同于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不同于之前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为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中国宪政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概念转型，“理解这种概念转型有助于理解后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国家、党和政府关系的新观念以及在法治的框架中将这些关系组织起来”。这种根本性的概念转型不仅在于出现了法治和宪政观念，而且在于党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
这项事业的关键不仅在于容纳法治和宪政主义的世界观（Weltanschaung）。从“党”所主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转向同样由“党”主导的位于国家核心地位的统治机器用了半个多世纪。尽管如此，变化的轮廓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目前，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理解为外在于任何合法权力的革命纽带的观念，与其努力保持作为政治权威的最高体现、从而推动监督国家机器的巨大政治运动之间，鸿沟越来越大。因为从党的观念出发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发生在国家之内，而非国家之外，这并不具有苏联模式的个人主义转向，似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其一个多世纪之前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但看起来更加可信的道路。1979年还有点反宪政的因素，但在2008年，就会发现理论框架有点不同，即提出了“单一政党宪政国”（a 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正是从“有点不同”开始，会萌生出一种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a uniquely developing the-ory of governance）。
为了阐述“单一政党宪政国”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新模式，巴克尔勾画出从毛泽东奠基、经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不断巩固和深化的“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使得其中一些关键性要素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巴克尔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宪政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党的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处于外在者的位置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先锋队政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即使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认为自己外在于国家机器。” 因此，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党从国家之外转向国家之内的漫长过程，其中的政治动荡就与这种转型有关。党在国家之外就意味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群众路线，强调去制度化，从而将关注点集中在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而非关注国家机器和制度建设。这种趋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制度建设，国家机器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逐步完善。随着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也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这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党成为国家机器运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理解中国的宪政体制，还是理解中国的法治，都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人手，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制度运作。
（三）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价值规范与政治公民
政党是现代政治运作中最重要的力量，不理解政党就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现代政治中演化出两种类型的政党：其一，作为利益集团而形成的政党。这种政党就演化成目前西方政治中的选举型政党，从而形成多元政治的格局。“选举型政党在法律上讲就相当于一个公司，先有成员，然后组织公司，公司目标就是韦伯说的攫取利润，政党的目标就是获得权力，与公司攫取利润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利益集团或者宗派意义上的政党就是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过程中反复批判的“宗派”（faction）。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批判了类似的“宗派”，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派主义”。因为构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不是“宗派”之间的“党争”，而是统一的人民意志的形成。其二，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是基于终极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使命而产生的。“不是先有党员，然后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共产党，然后要夺取政权。相反，整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先有一个政道在，有‘天命’在，有领悟到这种天命的先知或者导师，然后在精英群体中培养门徒，从而形成一个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党员组织，再去动员整个社会大众。” 这种政党组织具有某种救赎主义的宗教色彩，但其目标不是单纯的心灵或精神救赎，而是夺取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终废除国家和政党本身。
巴克尔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是基于西方政党的选举程序，而在于它所承担的终极价值规范。这些价值本身是超越于政府的，连同国家机器都没有权力去改变这些价值。正因为如此，巴克尔比较了中国与伊朗的宪法，发现二者有类似的地方。比如在伊朗宪法中，国家机器本身必须服从于最高宗教领袖设定的终极限制，而在中国宪法中，国家机器也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伊朗的最高宗教权威必须服从神学上的严格限制，即什叶派伊斯兰教（Shia Islam），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个超级结构高于国家机器，尽管国家机器负责直接治理人民，但国家机器的权力又要服从于更高的政制权威，在伊朗就是‘护宪委员会’（Guardian Counsel），一种政治上建立起来的宗教团体，而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当然，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一样包含了法治和宪政的发展要素。
尽管巴克尔将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做比较，从而试图找到二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但巴克尔更关注这几种不同宪政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
这些宪政模式很关键的不同，就是建构治理边界的规范和这些规范运作机制的渊源不同。世俗的超国家宪法要服从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治理规范；神权宪法要服从某种普遍化的宗教中的命令和规则。不同于这两种宪政模式，中国的宪政国家将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化规范适用于具体的相关情景之中，而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关注共产党由政治公民构成，而且通过共产党的过滤，公共善（common good）被人们所理解并被适用。
由此可见，中国宪政模式中的价值规范是开放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对其“学说／教义”的理解甚至是实用主义的。这在中国的语境中就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等。不同于超国家宪政模式和神权宪政模式中对规范价值的普遍性和不变性的强调，中国宪政模式对规范价值的开放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恰恰反映了对“公共善”的高度关注，而这些“公共善”的形成需要经过由政治公民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的整合和过滤。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关注由“政治公民”（politicalcitizenship）所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经济和社会公民”（economic and social citizenship）的社会大众的关系。正是“政治公民”与“经济和社会公民”区分，才使得“国家-政党”体制中需要区分党和国家，进而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
三、党和国家的分权
“八二宪法”之所以是“单一政党宪政国家”的开端，就在于理顺了党与国家的关系。“其一就是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相分离。其二是将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法律化。”这就使得党和国家都开始服从法律规则的治理，从而把党的机器、党与国家的关系纳入法治宪政的框架结构中。
（一）事实与规范的分离：党与国的分权
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分离必然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党与国家的职能和职权，由此导致治理权力的划分。巴克尔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包含的党政分离的思想。比如党不宜管案件的审批；党负责处理党内的纪律问题，而把法律问题交给国家的司法机关来处理；党不宜管的太多太细，应当把权力下放，将权力交给各级政府去管，从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留下足够的空间等。
在处理党与国家的权力划分方面，巴克尔并非着眼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紧紧抓住邓小平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这个关键来考察党与国家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制度建设最终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运行模式：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的模范，努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原初构想的无国家制度，同时承担起为社会提供政治价值的任务。正是借助这些政治价值，国家的行为才能被理解和适用，国家权力也才能被解释。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既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党与国家的分离，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国家在日常生活方面服务于人民，而党则通过为国家提供价值体系而服务于国家。国家的运作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来进行，而法律规则的恰当运用则需要依赖这套政治价值。
由此可见，巴克尔紧紧抓住了现代性政治面临的基本难题，即事实与规范分离导致价值规范领域中的“诸神之争”与事实领域中权力运作的理性化。正是从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难题出发，巴克尔试图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而把国家看作是理性化的权力运作机器。由此，党与国家的关系被他理解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国家与党之间，国家机器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西方的制度化的统治模式，而另一半则符合对政府和政治进行融合的理解。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直进行这种融合。国家机器的这种分裂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很难建立这样的机构建制（institutions），它既能够促进与其他国家交流，同时又能够成为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实质性基础。国家权力的机构建制采取一些形式化的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无疑是一种西方模式，即一个政治实体用国际社会（the communi-ty of nations）所能理解的方式来展示其国家的机构建制。这是公共组织的外表，也是其他世界所期望看到的。正是在这些地方，它们适用一些恰当的行为标准。但是，国家机器的内在展示，也就是它的实质价值，则借助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机构建制得以表现出来。
巴克尔认为，党与国家的这种分权模式其实类似于西方宪政中的分权，即“行政权力赋予国家及其确立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必须受到法律限制，并按照法律来运行。而整治权力以及保护内在与宪法框架的价值和国家得以组织起来的价值，则赋予了中国国产党。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行使行政权力，现在这属于全国人大的职能，这个权力依照法律来行使。但是，对宪法及其价值的解释和保存则属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巴克尔这里所说的“行政权力”（administrative power）并非西方宪政分权学说中与立法权和司法权并列的执行权（executive power），而是在政治科学意义上对“政治”（politics）与“行政”（administration）的重新划分。现代政治科学对三权分立学说提出批评，认为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包括“政治”或“决策”的要素与“行政”或“执行”的要素。尤其是在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下，政党承担了政治或决策的职能，而国家机器包括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在承担行政职能。正是把握住现代性政治的基本难题，巴克尔准确地领悟了党与国家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党如何发展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来支撑国家制度的理性化运作。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难题之一就在于如何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价值。这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难题。一旦丧失了政治价值的凝聚力，先锋队政党就很容易蜕变为阶级政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尤其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宣布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时时面临着执政正当性的考验。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不仅对“三个代表”理论进行重新解释，突出作为先锋队政党或革命党特征的“先进性”，而且对“三个代表”作出了平民主义的解释。
（二）党和国家的分权机制：“党的间接柔性治理”
虽然邓小平看到了这种“国家-政党”高度整合体制的弊端，从而提出党与国家制度的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会按照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二元论政治逻辑，把党仅仅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而国家则运用权力来实现政治价值。如果说党和国家制度的分离体现在“八二宪法”中，那么邓小平在1980年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八二宪法”的政治序言。在这篇关于中国宪政体制的经典文献中，邓小平根据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提出改革国家宪政体制，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分权，以至于“八二宪法”变成了一部“分权宪法”。
在“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中，分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党与国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分权”往往是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财政等领域的联邦主义论述。但在邓小平这次提出的宪政体制改革中，就触及到了党与国家职能的划分问题：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杜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那么，党与国家如何划分权力？邓小平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具体而言，邓小平构想的党与国家制度的分离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党逐步退出微观的经济和社会的权力运作。在这个领域中，党主要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通过自己的组织动员来促进经济社会的有效运作；其二，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权力运作上，党不再承担政府的职能。党与国家的分权实际上是由原来的党委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转向了党委透过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进行人事任免这两个渠道来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
如果我们把文革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段时期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称之为“党的直接刚性治理”，即党委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治理事务；那么邓小平重新调整的党与国家的分权实际上确立了一种“党的间接柔性治理”，即党赋予国家机器和社会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进行一种柔性的、隐蔽的、间接的引导和控制方式。这意味着对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和配置，从而形成了动态的权力制约机制。这种新型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在权力配置方面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由党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由国家和社会来负责具体落实这些决策的执行，这就确立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相应的执行权力领域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国家与社会必须按照国家宪政体制进行运作，这就强化了宪法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党与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比如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等）就形成了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由于现代行政法治国中行政权力的巨大膨胀，行政权包含了大量的决策权和立法权，实际上导致两种决策权之间的相互制衡。比如党中央与国务院在经济决策问题上经常存在着竞争。这种分权模式有点类似于中国古典的君相分权制衡模式，但比古典的分权制衡模式要复杂得多。
其二，国家权力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行运作，而党通过组织原则培养、考察、选拔和任命领导干部进人国家机器，从而领导和驾驭国家机器的运作。这样，党的组织权力与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权力之间就形成了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比如党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由组织考察任命，而宪法和法律要求国家机构的各级领导人由各级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这样，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选举制度就对党的人事任命权力构成了有效的制约，迫使党组织考察推荐的干部能够获得人民代表的认可，否则就会出现党组织考察的干部无法通过人大选举任命的局面。领导干部一旦进人国家机器之后，就拥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国家机器要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依赖这些进人国家机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党员忠诚于党、服从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言：“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这样，尽管在表面上国家机器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运作，但这种权力运作的实质依然是服从或服务于党的领导，使得党的权力运作成为一种隐蔽而迂回的运作。
其三，党不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与社会事务，但党的组织却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这样，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的分殊化、多样化就与党的组织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集中化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平衡。党放手对微观经济社会领域的控制，使得这些领域自然根据经济、社会属性而形成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多元化格局，贫富之间、性别之间、族群之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家族之间、信仰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都会出现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分歧。而要在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和信仰之间达成共识，就需要党组织这个协商和整合力量。由此，党组织深入到微观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一方面可以将他们的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反映到党的组织体系以利于形成整合；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党的政策和价值诉求带到社会领域。
可见，巴克尔在理解党与国家的分权过程中，试图把党组织仅仅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显然忽略了“国家一政党”体制中上述复杂的分权机制。邓小平虽然提出在党与国家之间分权，但这种分权绝非非此即彼的权力划分，而是基于权力行使“过分”而做出“程度”上的划分，而且这种程度的划分是基于党的任务发生了改变。因此，这种“程度”划分永远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而作出策略划分，而不是原则性的权力分割。在后来的“严打”运动以及应付重大灾难和重大建设事项中，展现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统合能力，这种临时性的“国家一政党”高度整合被称之为“举国体制”。
（三）“国家一政党”关系的法律化：宪政法治国的建构
宪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从而使得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中进行运作。因此，宪政的关键就是法治，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宪法高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运行，从而避免政治权力的恣意，使得政治权力在理性的、可预期的轨道上运行。由此，对于“国家一政党”体制来说，宪政法治国的要义就在于将党和国家的关系用宪法规定下来，并确立宪法的权威地位，以法治来取代人治。
（四）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两个宪法文本
“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之所以往往被看作是反宪政的，就在于党作为先锋队政党时刻处于国家之外，从而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或者用先锋队政党所动员的政治理论来摧毁宪法和法治。巴克尔之所以把1979年之前中国的宪政实践与苏联模式放在一起，把1979年之后中国宪政发展看作代表了“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新模式，即形成了“单一政党宪政国”的模式，就在于党与国家的权力进行了划分而且用宪法将这种权力划分固定下来，从而形成了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迈向了法治，宪法获得了最高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在宪法之下运作，从而奠定宪政国家的基础。
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首先体现在宪法中。“八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但同时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巴克尔看来，仅仅从成文宪法角度来理解“国家一政党”体制无疑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看待宪法问题，这种视角坚持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建制相分离，完全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忽略了党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宪政意义。巴克尔虽然没有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宪法文本结构，但他无疑把中国共产党党章看作建构中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宪法文本。在中文中，“宪法”与“党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但在英文中，这两个单词都是“constitution”。因此，巴克尔在讨论中国宪法问题时，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宪法与党章统统放在宪法的概念下加以讨论。正是从党章与宪法这两个相互补充的宪法性文本出发，巴克尔认为：
在中国，宪法化的原则最好被理解为分叉的，这种分叉反映了整个社会是如何通过政治组织起来的。由此，重要的是理解宪法由两个文件组成：1982年中国宪法和掌握权力的党的宪法，即中国共产党党章。前者规定了国家组织机构以及国家机器与拥有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这部宪法意味着要提供一个框架从而将构成更高政治权威的次级宪法（inferior constitution）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器中。后者将国家政治权威的宣言加以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党的权力是公共的、团体性的，并受到明文规则和规范的约束，正是这种规则和规范构成了“国家一政党”政体的特征。真正使这两部宪法与1979年之前先锋队政党的治理区别开来，就在于把法律看作政治权力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机制。但是，从宪政的角度看，这种区别是关键性的，从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迈向法律约束的治理架构，表明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来采纳以法治作为组织政治权力的基础性框架。毫无疑问，这是宪政国家的根本前提。
正是从上述事实与规范二分法来处理党与国家的关系，巴克尔认为，中国宪法的关键在于让确立“国家的形式化正式机构”的宪法与明确“党在价值／治理方面的监督角色”的党章实现了重合。“党章的宪政角色在于提供政治价值的渊源，并保证这些价值适用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中。”而对于党与国家的关系，最关键的就在于党章中不仅明确规定党的任务之一在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且明确宣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意味着党与国的关系被宪法和党章这两个宪法文本明确规定下来，而这种党和国关系的法律化构成了宪政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五）法治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互动
宪政概念必须依赖于法治才能成立，因为只有“法的统治”才能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宪政模式，必然要讨论中国的法治。
“法治”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乃是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规则对权力构成了刚性约束，权力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这是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标志。由此，三权分立、有限政府、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都属于程序意义上的法治范畴。其二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的程序运作必须符合相应的价值规范，国家必须捍卫一系列共同信奉的最基本价值规范。由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就具有不同的实质性法治。比如美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就是“公平”，而德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乃是“人的尊严”；而在伊斯兰世界，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无疑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关。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一方面，无疑要关注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建设，这其实也是中国近年来法治建设努力的基本方向，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司法改革运动更是将程序改革置于整个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发展无疑也要关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即中国的法治发展如何体现中国的基本价值规范，国家如何保障这些基本的价值规范能够体现在法治之下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引发争议，就在于这种程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的背离或紧张。具体而言，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最终背离了实质法治要求的基本价值规范。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追求实质平等以及关心并辅助弱者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这些规范必须作为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然而，当程序法治建设有利于有金钱、权势和地位的特权阶层或精英阶层，而不利于基层普罗大众的利益时，这种阶层的利益矛盾就通过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体现出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承担者，因此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积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党必须调整法治建设方向，使得程序法治的建设符合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这恰恰构成了从“肖扬法院”到“王胜俊法院”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由此，“王胜俊法院”提出了“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和宪法和法律至上”，无疑是试图重新整合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分裂，使得程序法治建设与实质法治建设相协调。
然而，这恰恰是诸多中国法治的批评者所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他们看来，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党，也因为党超越于宪法之上、党反对三权分立、党妨碍了司法独立、党介入司法改革等，党在中国法治的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局外人或者破坏者的角色。由此，法治建设必须反对党的领导。在巴克尔看来，这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怪。
这些主张尽管使用了中立的语言，但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二战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之外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具体而言，这种流行的法治分析口吻植根于一种特殊的宪政理念之中，……这种从1945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关于宪政深层理念（deep constitutionalism）的国际规范，已经充当了评判中国制度的理想标准。……这些对中国及其宪政发展进行分析的路径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不如说是这些批判者的文化视角。
这种研究方法被中国法专家郭丹青称之为“按照理想对不完美现实的批判分析法”（IRI,imperfect realization of an ideal），当然这种完美的理想状态总是西方的法治模式，因此从西方法治模式出发无助于理解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巴克尔援引了郭丹青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批评了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分析路径的局限性。
首先，这种分析路径忽略了将党所提倡的政治理念写入宪法中的重要意义，以至于把中国宪政的各种努力贬低为意识形态。巴克尔甚至抱怨地指出：“如果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则可能被视为实质性的或深层的宪政理念（substantive or deep constitu-tionalism）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将其推动民主、负责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形态运动看作关于美国宪政价值的重要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就公民、政府和政党的角色展开的重要对话，却被贬斥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在巴克尔看来，党提出的政治理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乃至于科学发展观，实际上都为法治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从而构成实质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美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是在“麦迪逊思想”和“杰斐逊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的思想指导着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的解释，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也采取传统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方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政治规范价值引入法律话语当中加以贯彻落实。
其次，这种分析路径不仅误解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主张，而且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作用。换句话说，要正确理解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不能把党的理论主张看作意识形态宣传，而必须理解其作为国家规范性价值的意义，同样也不能把党看作宪政和法治运作的障碍。“如果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器内外所发挥的制度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法治进行分析。这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政意义上的‘执政党’的地位的表现形式，也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加以考察：它不是西方式的政党—像麦迪逊分析的宗派一样，而是国家权力建构中的实质性要素。”而在国家权力的运作中，“中国国产党作为人民的建制化代表（the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服务于重要的国家目的，即将国家权力的形式化正式机构与政治权力行使的规范性基础融合起来”。
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必须理解党在法治中的作用，由此形成党与法治相结合的“混合的法治概念”（hybrid concept）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 这个概念一方面将社会各项事业纳入法律规则的治理之下，从而用法律的意志来取代个人意志，用法治来取代人治，这无疑符合西方法治模式的基本要求，但这个概念同时融合了党的领导，使得法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法治内部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提供的不仅仅是实质法治的基本价值规范，而且直接渗透到国家司法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是程序法治的破坏者。
由此，将党的领导纳到法治中，就意味着党的领导也必须服从法治的基本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巴克尔比较了两种解决思路：其一，“缩党扩政”（less party more state），即按照党政分离的思路，让党退出国家机器的运行，变成一个纯粹的政党。这无疑是按照西方的宪政法治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宪政体制。其二，“扩党缩政”（more party less state），即按照现在的思路，进一步加大党与国家的融合，强化党在国家机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但同时用治理国家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要求党。巴克尔倾向于后一种思路，由此他特别看重“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可以被解读为为党和国家的官员创设和施加一种重大的信托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使他们有义务完全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属于这种信托责任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党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因此，巴克尔认为可以用“三个代表”理论中包含的西方民主和法治思想来驯服党。
为了驯服党，使得党履行这种依法治国的信托责任，首先，要在党内培养一种“法治伦理”，使得党同时成为“法治建设的先锋队”，从而用执政党的法治意识来取代革命党的革命意识，而党员的伦理责任意识是党承担这种信托责任的关键。由此巴克尔讨论了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之后的各种党内伦理建设的运动，比如“两个务必”，“八荣八耻”等。其次，将法治的要求贯彻于党内。“党嵌入正式国家机制之中，同时国家权力的法治要素也嵌人中国共产党本身，二者可以有多种方式相互推进。” 这就意味着要依法治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首先必须遵守党章和党内的规范，从而强化党的纪律。最后，为了推进依法治党，就必须约束党内的个人主义要素。这一方面要求扩大党内民主，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让更多的社会阶层进入党。由此，“三个代表”对于依法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违宪审查：中国式的宪法法院
宪政意味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违宪审查就是保障宪政的必要制度安排。目前，世界上的宪政国家主要采取四种违宪审查模式：其一是英美普通法传统的司法审查模式；其二是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政治审查模式；其三是两种模式相混合的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其四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审查模式。
在这四种违宪审查模式中，比较有争议的是全国人大审查模式。从宪法上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无疑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但全国人大同时是立法机关，由自己来审查自己的立法是否违宪，在法理上是矛盾的，在现实上是不可行的。这就引发了关于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争论。由于宪法上规定了这种全国人大审查模式，不少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而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英美的司法审查模式，主张实行“宪法司法化”。
无论是全国人大的审查模式，还是宪法司法化模式，都是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来思考违宪审查问题。在巴克尔看来，这种关于中国违宪审查的争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因为这些不同的主张都忽略了在中国宪法中的主权权力或政治权力，而违宪审查行使的权力乃是政治权力，而不是行政权力。在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中，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宪法所确立的这些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都属于行政权力，而政治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宪政体制中，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最高人民法院，都无法真正行使违宪审查权。因此，“在中国，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实现违宪审查是可能的，但只有按照中国宪政体制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来实施才是可能的。而这些最高权力机构并不位于国家机器中，而是由中国宪法将其赋予中国共产党。”[54]“中国共产党是而且应当被看作是对宪法的权威解释者，宪法秩序是由中国共产党所主持创设的，且中国共产党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
具体而言，巴克尔认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的机构。这个委员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宪法法院，但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司法纠纷，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在‘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中国家权力与政治权力，即全国人大架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这个委员会仅仅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数成员提出的审查议题，而不接受个人提出的审查诉求。这种宪法法院既不需要采取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审查形式，也不需要采取西方模式的将政治与司法混合在一起的宪法法院模式，而类似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然而，可能巴克尔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采取这种违宪审查模式，估计从来不会有什么违宪审查问题，就像目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什么违宪问题需要审查一样。
四、简单的结论
巴克尔从现代性政治面临价值与事实相分离这个根本问题出发，以比较的视野来讨论全球宪政问题，特别是比较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世俗的超国家宪政、伊斯兰世界的神权宪政和中国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或“单一政党宪政”，从而指出这些不同的宪政模式在根本价值规范与国家机器程序化运作之间的内在张力。尽管巴克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但任何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严肃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给出的一些尝试性解答。
从这种秉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看，二战以来西方宪政所体现的普遍价值规范原本是“历史的”和“政治的”。普遍规范不是理论自我主张的结果，而是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产物。普遍规范价值的宣扬者喜欢谈论“历史终结”，因为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其价值规范的普遍正当性。然而他们喜欢的其实是“终结”这个后果，但从来不准备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因此，他们在内心中不喜欢真正严肃对待“历史终结”的思想家，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还是福山。因为只有严肃对待“历史”的思想家才能真正理解“普遍性规范”所包含的政治意涵，而规范主义者总是试图用法律程序技术过滤掉“普遍性规范”中的历史和政治意涵。这种事后的“消毒”工作就像给私生子领取合法出身证明一样，乃是为了掩盖其卑贱或非法的起源，这其实颇有些皇帝新装的嘲讽意味。因此，规范主义者与政治宪法学的分歧不仅意味着我们在学术工具箱中顺手拿起哪件工具—这些工具迫使我们追问能否对“历史”和“政治”持一种诚实的态度，而且考验我们的心智是否足够健康：到底是如自由的雄鹰那样以超越的眼光、怀着平常心看待古今历史上不同文明、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宪政体制；还是如同愚蠢的鸵鸟那样，一头扎到某个沙堆中，以对外面世界的无知来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巴克尔的研究虽然简单，但那是一个雄鹰视角下的简单；而他批评的那些规范主义者，就像那只一头扎在西方宪政中的鸵鸟，试图躲避他们所不理解的世界，无论是神秘的伊斯兰世界，还是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中国。
如果我们能够像巴克尔那样看世界，那么我们就需要怀着平常心和平等心来看待美国宪政、伊朗宪政和中国宪政，既不准备特别去巴结谁、赞美谁，也不需要特别去鄙视谁、仇恨谁。“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希望过上自己的好日子。我们需要持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体会不同制度面临的困境。“人不是天使”，因此人类制度的优劣是相对的，不同的工具解决不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万能的灵丹妙药。正如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着“反多数难题”的困扰，对美国最高法院堕落为“政治法院”的批评不绝于耳，“人民宪政”的主张也此起彼伏，而神权宪政和“国家一政党”宪政就不存在这样的困惑。神权宪政和“国家一政党”宪政都存在宪法之上的最高价值规范，会压制自由、人权的价值，也会出现破坏法治的状况，但这些宪政体制可以有效地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避免多元主义加速的政治分裂和社会文化分量，而今天美国正在经受这种社会文化的分裂所导致的政治分裂的困扰，民主国家也都在经受着民主带来的痛苦。
因此，历史不会终结，就像人不可能变成天使，人间不可能变成天堂一样。二战以来，人类历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不仅二战和后冷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着急速的变化，全球化也使人类生活的前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崛起中的中国无疑是推动这个世界变化的重要动力，也是未来应对人类生活挑战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我们要继续怀着平常心来对待中国，真正认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熟悉、而实际上依然陌生的国家、人民和文明。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中国的认识往往要借助于西方的研究，正如海外汉学对中国的研究每每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度和文明产生陌生感一样，巴克尔对当下“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思考上的刺激。
“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且不说这种体制与古典天下体系有某种连续性，民国以来形成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及其演变，足以体现出中国人应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独特方式。“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而目前对“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却在国外。我们身处其中，却日用而不察。因此，真正关心中国宪政法治建设者，不能不认识“国家一政党”体制、研究“国家一政党”体制，从而改革“国家一政党”体制、完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许，就像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一样，“国家一政党”的权力划分难题可能会带给中国学者持久的困惑。
2012-10-20
当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但是，这种“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宪政体制？当下中国是否存在着宪政？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学者在过去几十年来或明显或潜在的辩论话题，而这样的辩论同样具有西方思想的背景。
18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开始用宪法组织起来时，宪政（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就用来表达用宪法组织国家且政治运作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政治形态，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无疑反映这个国家最高的价值追求。二战以来，基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及随后冷战以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不同价值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自由主义为了战胜其他价值，开始强调宪法所体现的价值要素，导致“宪政”概念逐步脱离“宪法”概念，变成某种价值的体现。若从价值角度来讨论宪政，至少有五种宪政形态：传统国家主义宪政（traditional nationalist constitutionalism）、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自然法宪政（natural law constitutionalism）、神权宪政（the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和理性主义宪政（rationalist constitutionalism）。
在众多的宪政价值中，自由主义宪政所体现的价值随着二战和冷战的胜利而获得了某种普遍性，由此成为评判其他宪政体制的理想标准。不仅自由、人权成为宪政的核心价值，而且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之类的制度安排，甚至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之类的政治制度都成为理想宪政的标准。按照这个宪政标准，体现其他价值的宪政可能就不是宪政，甚至乃是反宪政（anti-constitutionalism）。于是，“宪政”概念就逐渐变成了操控意识形态正当性话语的手段。而在冷战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在否定苏联的宪政体制的同时，也将中国宪政制度置于苏联社会主义宪政体系的背景之下，认为中国宪法与苏联宪法一样属于专制政体或极权政体的一部分。由此，20世纪基于苏联极权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与19世纪以来基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一脉相传，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否定新中国以来的宪政制度不过是现代西方在其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罢黜百家”，否定其内部的共产主义体系和其外部的中国文明传统以及伊斯兰文明传统，从而“独尊”基督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这场从17世纪开始的漫长历史努力，直至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西方正统意识形态建构的完成。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在这种“大一统”背景下宣布所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努力以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已经终结。西方自由宪政代表了人类未来唯一的价值规范，由此构成所谓规范宪法学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后冷战西方世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将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化到”美国主导的“大一统”格局中，这构成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提出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旨。西方学术界总结了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成功经验，即动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力量”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就成为后冷战以来西方学术界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成为对抗、瓦解“国家”的理论工具。自由、人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民运动、法治、宪政和民主等都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理论关键词。这些概念与“软实力”、“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和“新战争”等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后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思想景观。
然而，西方学术界倡导以“社会”对抗“国家”，却没有料到全球化背景下本·拉登这样的社会力量以最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全球化国家机器。9·11事件影响了西方学术走向，西方的问题不在于市民社会如何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如何认真对待宗教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开始被关注。“国家与社会”范式很快淡出了西方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差不多取代了“历史终结论”，西方学术界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看待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甚至西方文明本身，严肃的政治哲学思想重新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随着东欧和苏联崩溃，反而伴随着市场改革、全球化而强劲崛起。这也迫使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认真对待中国，“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在西方学术界孕育而生。其中，对中国宪政体制的讨论也不再把中国归入苏联共产主义传统中加以讨论，反而关注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不再是中国实现宪政的障碍，反而成为中国形成独特宪政传统的有利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再是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象征，反而成为“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重新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倾向。甚至连提出“历史终结”的福山也加入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并把中国政治体制视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秩序。
无论是讨论中国模式，还是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独特之处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美国学者巴克尔（Larry Catd Backer）看来，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中国宪政制度的核心，中国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自由宪政模式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即“单一政党宪政国”（a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巴克尔出生于古巴，后来移居美国，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担任华盛顿和平与伦理联盟（Coalition for Peace ＆ Ethics, Wash-ington, D. C.）的主任。尽管巴克尔教授在法学院讲授宪法、公司法、欧盟法和比较法等传统法律课程，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科专业研究，而是围绕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将人类组织起来的机制就是他所关心的“法”。由此，不仅美国联邦宪法是法，《圣经》、微软公司的章程是法，而且结婚宣誓、入会的仪式也属于法。也许正是这种社会科学的理论立场，使得他在研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秩序安排中，特别关注权力／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规则制定、执行和解释的机制，也特别关注权力／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保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影响，他参与组织的华盛顿和平和伦理联盟也是一个试图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不受党派意见影响的独立研究机构。
巴克尔教授并非汉学家，也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并不熟悉，相关的文献掌握也不全面，以至于他对中国当代宪政体制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有些简单。但是，巴克尔对中国宪法的关注基于他对人类组织中权力／法律机制的兴趣，由此能够将中国宪政、美国宪政和伊朗宪政放在一起比较其运行机制和价值的不同。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和非党派化的学术眼光，使得他能够有效地避开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对中国宪政和法治的流行看法，提出一些富有创见性的洞见。
在他看来，目前全球具有三种宪政模式，其一就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超国家宪政”首先表现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宪法重建。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自由、人权价值以及自由宪政的模式来建构的德国宪法与日本宪法，其核心就在于用国际人权规范来约束国家主权，使国家主权服从于自由宪政体制所建构的国际法律秩序。其次表现在东欧和苏联同样按照自由宪政模式加以重建。其二就是以伊朗1979年宪法为代表的“神权宪政”（theologic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宪法模式确立了西方式的国家机器，甚至建立人权保护、权力制衡等宪政制度，但其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最根本的、最高的实质性价值规范并非自由和人权之类的世俗价值，而是伊斯兰教确立的价值规范。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制定的阿富汗宪法和伊拉克宪法，完全不同于二战后的德国宪法和日本宪法。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具备了“超国家宪政”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都采取了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两部宪法中毫无例外地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最高的价值规范，使得国际人权规范在这两个国家必须服从伊斯兰的宗教规范。其三就是中国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这种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巴克尔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政体归入“理性主义宪政”。不过，在巴克尔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宪政模式一方面与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有相似的地方，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高的社会规范价值超越于宪法之上；另一方面又类似于“超国家的宪政”模式，因为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价值规范权威的基础在于“学说／教义”（doctrine），而这些学说本身是普遍的、超国家的。不过，他最终认为中国宪政类似于美国宪政，属于古老的国家主义宪政，主张国家主权至上，超越于国际法律规范之上。由此，在他看来，宪政的未来究竟采取国家主义宪政，还是世俗的超国家宪政，还是宗教的超国家宪政模式，依然处在不确定的变化之中。
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述巴克尔对宪政的独特看法，也不打算讨论中国宪政体制究竟属于哪一种宪政模式，而是初步介绍巴克尔教授关于中国宪政模式的论述，以期引发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讨论，深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
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发展
现代国家建构是经由对传统的革命而确立起来的。从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构成了全球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的浪潮。俄国十月革命继续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从而将自由权利从资产阶级推进到无产阶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区分，但二者都共同分享了现代性的基本命题。由此，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建构无疑要分享一些共同的基础，比如都将公民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的权力运作用宪法规定下来。尽管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共产党的领导，由此构成独特的“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the State-Party model of governance）
（一）“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困境
“‘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列宁集中讨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的关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表象，是由于社会分化导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为了镇压和统治另一个阶级才建立并使用的暴力机器。如果说国家乃是工具和机器，是一种政治的形式，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利用国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呢？比如说无产阶级利用议会中的合法斗争来改善自己的福利。这其实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持续存在的主张。这种主张被恩格斯和列宁批评为“修正主义”，因为这种主张假定国家机器及其相应制度（比如法权、议会制度等）的正当性，并且认为这些制度都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机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学说。
《国家与革命》就是列宁与修正主义思想论战的产物。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法律观，即国家绝不是简单的、似乎谁都可以平等加以利用的“价值中立”的机器（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虚伪性所在）。国家的本质乃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是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多数劳苦大众的工具。由此，国家乃是暴政和不义的象征，它不仅维持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且少数人基于不义（比如剥削）而积累了针对多数人的优势，国家非但没有矫正这种不义，反而用暴力维持了这种不义，并试图将这些不义合法化（整个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这无疑强化了这种不义，促进了这种阶级的不平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国家”虽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在根本上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因此，正如“统治”概念意味着不义一样，国家这种形式就像手铐一样意味着不义。由此，一个由自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存在阶级，也不会存在统治，自然不需要国家。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普遍、永恒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废除阶级进而消灭国家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一个普遍正义的社会关系乃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种相互合作奉献的社会，不需要国家这样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在废除国家的同时，需要探索一种集体生活的不同形式。
由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中，党与国家始终处在永恒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一方面，在阶级对立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本身包含了腐败的因子，因为国家机器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停滞，尤其可能出现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将国家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进而在革命之后形成“新阶级”。
鉴于共产主义乃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且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借助国家机器。为了将党与国家的潜在张力降到最低限度，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即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要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增加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等。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需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阶级对立，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创造条件。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最终废除国家之间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火炬手，是先锋队，照亮未来的发展道路，因而共产党必须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由此，“党既要作为先锋队的理想，又要党卷入到国家治理中，是这个过渡期的治理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在巴克尔看来，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乃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其核心就在于，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先锋队政党必须临时性地利用国家来消灭国家本身，并且最终消灭自身，将国家与政党融入到人民之中。然而，这个“国家一政党”体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即这个先锋队政党（vanguard party）有可能蜕变为它所取代的阶级政党（class party），从策略性地利用国家机器转向完全依赖国家暴力机器，从而使得临时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种持久的统治模式，甚至压制性的无产阶级民主。
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一方面，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理想，从先锋队政党蜕变为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集团，从而陷入日益严重的腐败之中。党内民主受到了遏制，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得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最后变成了个人专断。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完全陷入国家机器中，国家的暴力职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国家暴力不受法律的约束，缺乏法治约束的权力变成了恣意的、赤裸裸的暴力。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不是利用先锋队政党在群众的感召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完全利用国家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残酷的肉体消灭的暴力方式来消除党内外的一切异己力量。由此，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强调“专政、官僚制、服从和一元化的国家结构”，党内缺乏民主，国家缺乏法治，最终堕入“极权主义国家”。
在巴克尔看来，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未能容纳宪政的基本理念，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法治。因为在巴克尔看来，宪政的前提或者根本乃是法治，即法律具有稳定的权威，而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地位的就是宪法。法治的重要意义在于法律本身的治理特性：一方面，法律能够稳定地、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而为现存秩序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法律又是可以修改的，可以准确地反映人民意志或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由此，社会主义宪法完全可以利用法治来调节党与国家关系，从而使得未来理念与现实条件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新发展：“单一政党宪政国”
正是基于对苏联宪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巴克尔特别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政的发展。尽管巴克尔并没有集中讨论“八二宪法”之前新中国宪政的奠基和发展，但他敏锐地注意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处理党与国家关系上与苏联的根本区别，即新中国始终保持“国家机器的尝试性，并强调国家机器作为工具而非机构的特征”。他借用美国汉学家陆思礼的研究，强调新中国如何有弹性地使用法律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强调新中国与苏联的区别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巴克尔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区别，尤其从列宁创设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看，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
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政党的特征，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的政治理想，尽管可能一段时期曾策略性地调整革命的目标。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并主张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时，中国共产党就将赫鲁晓夫看作是修正主义。在当年导致中苏政治分裂的中苏论战中，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当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时期从先锋队政党变成阶级政党，哪怕是“全民党”，也意味着背离了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从而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和堕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不断的运动和革命，保持了党的先锋队特征，从而成功地避免了苏联面临的先锋党官僚化危机，为改革开放之后法治重建过程中有效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虽然进入国家机器之中，但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完全堕入国家机器中。党时刻警惕面临着官僚化的危险，并始终将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和教育群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样就使得党与国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张力之中：党进入国家之中，但又超越于国家之上，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当苏联共产党完全官僚化，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中，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最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超越于国家之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治。除了文革时期短暂的中断，中国共产党始终意识到宪法和法治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即党在政治上超越于宪法和法治，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行动上又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这无疑容纳了法治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后的修宪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建，无疑是恢复并重建“五四宪法”奠定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而这种恢复和重建，意味着开创了一种新的“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一种既不同于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不同于之前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为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中国宪政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概念转型，“理解这种概念转型有助于理解后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国家、党和政府关系的新观念以及在法治的框架中将这些关系组织起来”。这种根本性的概念转型不仅在于出现了法治和宪政观念，而且在于党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
这项事业的关键不仅在于容纳法治和宪政主义的世界观（Weltanschaung）。从“党”所主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转向同样由“党”主导的位于国家核心地位的统治机器用了半个多世纪。尽管如此，变化的轮廓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目前，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理解为外在于任何合法权力的革命纽带的观念，与其努力保持作为政治权威的最高体现、从而推动监督国家机器的巨大政治运动之间，鸿沟越来越大。因为从党的观念出发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发生在国家之内，而非国家之外，这并不具有苏联模式的个人主义转向，似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其一个多世纪之前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但看起来更加可信的道路。1979年还有点反宪政的因素，但在2008年，就会发现理论框架有点不同，即提出了“单一政党宪政国”（a 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正是从“有点不同”开始，会萌生出一种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a uniquely developing the-ory of governance）。
为了阐述“单一政党宪政国”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新模式，巴克尔勾画出从毛泽东奠基、经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不断巩固和深化的“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使得其中一些关键性要素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巴克尔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宪政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党的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处于外在者的位置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先锋队政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即使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认为自己外在于国家机器。” 因此，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党从国家之外转向国家之内的漫长过程，其中的政治动荡就与这种转型有关。党在国家之外就意味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群众路线，强调去制度化，从而将关注点集中在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而非关注国家机器和制度建设。这种趋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制度建设，国家机器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逐步完善。随着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也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这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党成为国家机器运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理解中国的宪政体制，还是理解中国的法治，都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人手，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制度运作。
（三）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价值规范与政治公民
政党是现代政治运作中最重要的力量，不理解政党就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现代政治中演化出两种类型的政党：其一，作为利益集团而形成的政党。这种政党就演化成目前西方政治中的选举型政党，从而形成多元政治的格局。“选举型政党在法律上讲就相当于一个公司，先有成员，然后组织公司，公司目标就是韦伯说的攫取利润，政党的目标就是获得权力，与公司攫取利润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利益集团或者宗派意义上的政党就是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过程中反复批判的“宗派”（faction）。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批判了类似的“宗派”，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派主义”。因为构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不是“宗派”之间的“党争”，而是统一的人民意志的形成。其二，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是基于终极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使命而产生的。“不是先有党员，然后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共产党，然后要夺取政权。相反，整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先有一个政道在，有‘天命’在，有领悟到这种天命的先知或者导师，然后在精英群体中培养门徒，从而形成一个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党员组织，再去动员整个社会大众。” 这种政党组织具有某种救赎主义的宗教色彩，但其目标不是单纯的心灵或精神救赎，而是夺取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终废除国家和政党本身。
巴克尔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是基于西方政党的选举程序，而在于它所承担的终极价值规范。这些价值本身是超越于政府的，连同国家机器都没有权力去改变这些价值。正因为如此，巴克尔比较了中国与伊朗的宪法，发现二者有类似的地方。比如在伊朗宪法中，国家机器本身必须服从于最高宗教领袖设定的终极限制，而在中国宪法中，国家机器也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伊朗的最高宗教权威必须服从神学上的严格限制，即什叶派伊斯兰教（Shia Islam），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个超级结构高于国家机器，尽管国家机器负责直接治理人民，但国家机器的权力又要服从于更高的政制权威，在伊朗就是‘护宪委员会’（Guardian Counsel），一种政治上建立起来的宗教团体，而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当然，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一样包含了法治和宪政的发展要素。
尽管巴克尔将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做比较，从而试图找到二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但巴克尔更关注这几种不同宪政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
这些宪政模式很关键的不同，就是建构治理边界的规范和这些规范运作机制的渊源不同。世俗的超国家宪法要服从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治理规范；神权宪法要服从某种普遍化的宗教中的命令和规则。不同于这两种宪政模式，中国的宪政国家将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化规范适用于具体的相关情景之中，而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关注共产党由政治公民构成，而且通过共产党的过滤，公共善（common good）被人们所理解并被适用。
由此可见，中国宪政模式中的价值规范是开放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对其“学说／教义”的理解甚至是实用主义的。这在中国的语境中就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等。不同于超国家宪政模式和神权宪政模式中对规范价值的普遍性和不变性的强调，中国宪政模式对规范价值的开放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恰恰反映了对“公共善”的高度关注，而这些“公共善”的形成需要经过由政治公民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的整合和过滤。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关注由“政治公民”（politicalcitizenship）所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经济和社会公民”（economic and social citizenship）的社会大众的关系。正是“政治公民”与“经济和社会公民”区分，才使得“国家-政党”体制中需要区分党和国家，进而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
三、党和国家的分权
“八二宪法”之所以是“单一政党宪政国家”的开端，就在于理顺了党与国家的关系。“其一就是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相分离。其二是将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法律化。”这就使得党和国家都开始服从法律规则的治理，从而把党的机器、党与国家的关系纳入法治宪政的框架结构中。
（一）事实与规范的分离：党与国的分权
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分离必然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党与国家的职能和职权，由此导致治理权力的划分。巴克尔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包含的党政分离的思想。比如党不宜管案件的审批；党负责处理党内的纪律问题，而把法律问题交给国家的司法机关来处理；党不宜管的太多太细，应当把权力下放，将权力交给各级政府去管，从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留下足够的空间等。
在处理党与国家的权力划分方面，巴克尔并非着眼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紧紧抓住邓小平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这个关键来考察党与国家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制度建设最终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运行模式：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的模范，努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原初构想的无国家制度，同时承担起为社会提供政治价值的任务。正是借助这些政治价值，国家的行为才能被理解和适用，国家权力也才能被解释。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既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党与国家的分离，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国家在日常生活方面服务于人民，而党则通过为国家提供价值体系而服务于国家。国家的运作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来进行，而法律规则的恰当运用则需要依赖这套政治价值。
由此可见，巴克尔紧紧抓住了现代性政治面临的基本难题，即事实与规范分离导致价值规范领域中的“诸神之争”与事实领域中权力运作的理性化。正是从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难题出发，巴克尔试图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而把国家看作是理性化的权力运作机器。由此，党与国家的关系被他理解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国家与党之间，国家机器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西方的制度化的统治模式，而另一半则符合对政府和政治进行融合的理解。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直进行这种融合。国家机器的这种分裂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很难建立这样的机构建制（institutions），它既能够促进与其他国家交流，同时又能够成为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实质性基础。国家权力的机构建制采取一些形式化的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无疑是一种西方模式，即一个政治实体用国际社会（the communi-ty of nations）所能理解的方式来展示其国家的机构建制。这是公共组织的外表，也是其他世界所期望看到的。正是在这些地方，它们适用一些恰当的行为标准。但是，国家机器的内在展示，也就是它的实质价值，则借助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机构建制得以表现出来。
巴克尔认为，党与国家的这种分权模式其实类似于西方宪政中的分权，即“行政权力赋予国家及其确立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必须受到法律限制，并按照法律来运行。而整治权力以及保护内在与宪法框架的价值和国家得以组织起来的价值，则赋予了中国国产党。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行使行政权力，现在这属于全国人大的职能，这个权力依照法律来行使。但是，对宪法及其价值的解释和保存则属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巴克尔这里所说的“行政权力”（administrative power）并非西方宪政分权学说中与立法权和司法权并列的执行权（executive power），而是在政治科学意义上对“政治”（politics）与“行政”（administration）的重新划分。现代政治科学对三权分立学说提出批评，认为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包括“政治”或“决策”的要素与“行政”或“执行”的要素。尤其是在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下，政党承担了政治或决策的职能，而国家机器包括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在承担行政职能。正是把握住现代性政治的基本难题，巴克尔准确地领悟了党与国家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党如何发展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来支撑国家制度的理性化运作。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难题之一就在于如何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价值。这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难题。一旦丧失了政治价值的凝聚力，先锋队政党就很容易蜕变为阶级政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尤其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宣布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时时面临着执政正当性的考验。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不仅对“三个代表”理论进行重新解释，突出作为先锋队政党或革命党特征的“先进性”，而且对“三个代表”作出了平民主义的解释。
（二）党和国家的分权机制：“党的间接柔性治理”
虽然邓小平看到了这种“国家-政党”高度整合体制的弊端，从而提出党与国家制度的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会按照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二元论政治逻辑，把党仅仅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而国家则运用权力来实现政治价值。如果说党和国家制度的分离体现在“八二宪法”中，那么邓小平在1980年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八二宪法”的政治序言。在这篇关于中国宪政体制的经典文献中，邓小平根据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提出改革国家宪政体制，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分权，以至于“八二宪法”变成了一部“分权宪法”。
在“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中，分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党与国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分权”往往是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财政等领域的联邦主义论述。但在邓小平这次提出的宪政体制改革中，就触及到了党与国家职能的划分问题：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杜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那么，党与国家如何划分权力？邓小平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具体而言，邓小平构想的党与国家制度的分离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党逐步退出微观的经济和社会的权力运作。在这个领域中，党主要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通过自己的组织动员来促进经济社会的有效运作；其二，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权力运作上，党不再承担政府的职能。党与国家的分权实际上是由原来的党委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转向了党委透过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进行人事任免这两个渠道来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
如果我们把文革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段时期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称之为“党的直接刚性治理”，即党委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治理事务；那么邓小平重新调整的党与国家的分权实际上确立了一种“党的间接柔性治理”，即党赋予国家机器和社会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进行一种柔性的、隐蔽的、间接的引导和控制方式。这意味着对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和配置，从而形成了动态的权力制约机制。这种新型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在权力配置方面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由党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由国家和社会来负责具体落实这些决策的执行，这就确立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相应的执行权力领域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国家与社会必须按照国家宪政体制进行运作，这就强化了宪法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党与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比如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等）就形成了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由于现代行政法治国中行政权力的巨大膨胀，行政权包含了大量的决策权和立法权，实际上导致两种决策权之间的相互制衡。比如党中央与国务院在经济决策问题上经常存在着竞争。这种分权模式有点类似于中国古典的君相分权制衡模式，但比古典的分权制衡模式要复杂得多。
其二，国家权力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行运作，而党通过组织原则培养、考察、选拔和任命领导干部进人国家机器，从而领导和驾驭国家机器的运作。这样，党的组织权力与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权力之间就形成了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比如党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由组织考察任命，而宪法和法律要求国家机构的各级领导人由各级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这样，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选举制度就对党的人事任命权力构成了有效的制约，迫使党组织考察推荐的干部能够获得人民代表的认可，否则就会出现党组织考察的干部无法通过人大选举任命的局面。领导干部一旦进人国家机器之后，就拥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国家机器要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依赖这些进人国家机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党员忠诚于党、服从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言：“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这样，尽管在表面上国家机器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运作，但这种权力运作的实质依然是服从或服务于党的领导，使得党的权力运作成为一种隐蔽而迂回的运作。
其三，党不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与社会事务，但党的组织却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这样，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的分殊化、多样化就与党的组织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集中化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平衡。党放手对微观经济社会领域的控制，使得这些领域自然根据经济、社会属性而形成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多元化格局，贫富之间、性别之间、族群之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家族之间、信仰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都会出现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分歧。而要在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和信仰之间达成共识，就需要党组织这个协商和整合力量。由此，党组织深入到微观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一方面可以将他们的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反映到党的组织体系以利于形成整合；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党的政策和价值诉求带到社会领域。
可见，巴克尔在理解党与国家的分权过程中，试图把党组织仅仅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显然忽略了“国家一政党”体制中上述复杂的分权机制。邓小平虽然提出在党与国家之间分权，但这种分权绝非非此即彼的权力划分，而是基于权力行使“过分”而做出“程度”上的划分，而且这种程度的划分是基于党的任务发生了改变。因此，这种“程度”划分永远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而作出策略划分，而不是原则性的权力分割。在后来的“严打”运动以及应付重大灾难和重大建设事项中，展现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统合能力，这种临时性的“国家一政党”高度整合被称之为“举国体制”。
（三）“国家一政党”关系的法律化：宪政法治国的建构
宪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从而使得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中进行运作。因此，宪政的关键就是法治，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宪法高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运行，从而避免政治权力的恣意，使得政治权力在理性的、可预期的轨道上运行。由此，对于“国家一政党”体制来说，宪政法治国的要义就在于将党和国家的关系用宪法规定下来，并确立宪法的权威地位，以法治来取代人治。
（四）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两个宪法文本
“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之所以往往被看作是反宪政的，就在于党作为先锋队政党时刻处于国家之外，从而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或者用先锋队政党所动员的政治理论来摧毁宪法和法治。巴克尔之所以把1979年之前中国的宪政实践与苏联模式放在一起，把1979年之后中国宪政发展看作代表了“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新模式，即形成了“单一政党宪政国”的模式，就在于党与国家的权力进行了划分而且用宪法将这种权力划分固定下来，从而形成了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迈向了法治，宪法获得了最高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在宪法之下运作，从而奠定宪政国家的基础。
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首先体现在宪法中。“八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但同时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巴克尔看来，仅仅从成文宪法角度来理解“国家一政党”体制无疑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看待宪法问题，这种视角坚持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建制相分离，完全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忽略了党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宪政意义。巴克尔虽然没有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宪法文本结构，但他无疑把中国共产党党章看作建构中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宪法文本。在中文中，“宪法”与“党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但在英文中，这两个单词都是“constitution”。因此，巴克尔在讨论中国宪法问题时，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宪法与党章统统放在宪法的概念下加以讨论。正是从党章与宪法这两个相互补充的宪法性文本出发，巴克尔认为：
在中国，宪法化的原则最好被理解为分叉的，这种分叉反映了整个社会是如何通过政治组织起来的。由此，重要的是理解宪法由两个文件组成：1982年中国宪法和掌握权力的党的宪法，即中国共产党党章。前者规定了国家组织机构以及国家机器与拥有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这部宪法意味着要提供一个框架从而将构成更高政治权威的次级宪法（inferior constitution）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器中。后者将国家政治权威的宣言加以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党的权力是公共的、团体性的，并受到明文规则和规范的约束，正是这种规则和规范构成了“国家一政党”政体的特征。真正使这两部宪法与1979年之前先锋队政党的治理区别开来，就在于把法律看作政治权力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机制。但是，从宪政的角度看，这种区别是关键性的，从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迈向法律约束的治理架构，表明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来采纳以法治作为组织政治权力的基础性框架。毫无疑问，这是宪政国家的根本前提。
正是从上述事实与规范二分法来处理党与国家的关系，巴克尔认为，中国宪法的关键在于让确立“国家的形式化正式机构”的宪法与明确“党在价值／治理方面的监督角色”的党章实现了重合。“党章的宪政角色在于提供政治价值的渊源，并保证这些价值适用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中。”而对于党与国家的关系，最关键的就在于党章中不仅明确规定党的任务之一在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且明确宣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意味着党与国的关系被宪法和党章这两个宪法文本明确规定下来，而这种党和国关系的法律化构成了宪政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五）法治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互动
宪政概念必须依赖于法治才能成立，因为只有“法的统治”才能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宪政模式，必然要讨论中国的法治。
“法治”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乃是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规则对权力构成了刚性约束，权力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这是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标志。由此，三权分立、有限政府、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都属于程序意义上的法治范畴。其二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的程序运作必须符合相应的价值规范，国家必须捍卫一系列共同信奉的最基本价值规范。由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就具有不同的实质性法治。比如美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就是“公平”，而德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乃是“人的尊严”；而在伊斯兰世界，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无疑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关。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一方面，无疑要关注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建设，这其实也是中国近年来法治建设努力的基本方向，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司法改革运动更是将程序改革置于整个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发展无疑也要关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即中国的法治发展如何体现中国的基本价值规范，国家如何保障这些基本的价值规范能够体现在法治之下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引发争议，就在于这种程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的背离或紧张。具体而言，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最终背离了实质法治要求的基本价值规范。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追求实质平等以及关心并辅助弱者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这些规范必须作为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然而，当程序法治建设有利于有金钱、权势和地位的特权阶层或精英阶层，而不利于基层普罗大众的利益时，这种阶层的利益矛盾就通过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体现出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承担者，因此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积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党必须调整法治建设方向，使得程序法治的建设符合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这恰恰构成了从“肖扬法院”到“王胜俊法院”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由此，“王胜俊法院”提出了“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和宪法和法律至上”，无疑是试图重新整合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分裂，使得程序法治建设与实质法治建设相协调。
然而，这恰恰是诸多中国法治的批评者所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他们看来，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党，也因为党超越于宪法之上、党反对三权分立、党妨碍了司法独立、党介入司法改革等，党在中国法治的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局外人或者破坏者的角色。由此，法治建设必须反对党的领导。在巴克尔看来，这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怪。
这些主张尽管使用了中立的语言，但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二战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之外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具体而言，这种流行的法治分析口吻植根于一种特殊的宪政理念之中，……这种从1945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关于宪政深层理念（deep constitutionalism）的国际规范，已经充当了评判中国制度的理想标准。……这些对中国及其宪政发展进行分析的路径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不如说是这些批判者的文化视角。
这种研究方法被中国法专家郭丹青称之为“按照理想对不完美现实的批判分析法”（IRI,imperfect realization of an ideal），当然这种完美的理想状态总是西方的法治模式，因此从西方法治模式出发无助于理解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巴克尔援引了郭丹青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批评了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分析路径的局限性。
首先，这种分析路径忽略了将党所提倡的政治理念写入宪法中的重要意义，以至于把中国宪政的各种努力贬低为意识形态。巴克尔甚至抱怨地指出：“如果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则可能被视为实质性的或深层的宪政理念（substantive or deep constitu-tionalism）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将其推动民主、负责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形态运动看作关于美国宪政价值的重要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就公民、政府和政党的角色展开的重要对话，却被贬斥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在巴克尔看来，党提出的政治理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乃至于科学发展观，实际上都为法治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从而构成实质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美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是在“麦迪逊思想”和“杰斐逊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的思想指导着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的解释，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也采取传统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方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政治规范价值引入法律话语当中加以贯彻落实。
其次，这种分析路径不仅误解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主张，而且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作用。换句话说，要正确理解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不能把党的理论主张看作意识形态宣传，而必须理解其作为国家规范性价值的意义，同样也不能把党看作宪政和法治运作的障碍。“如果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器内外所发挥的制度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法治进行分析。这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政意义上的‘执政党’的地位的表现形式，也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加以考察：它不是西方式的政党—像麦迪逊分析的宗派一样，而是国家权力建构中的实质性要素。”而在国家权力的运作中，“中国国产党作为人民的建制化代表（the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服务于重要的国家目的，即将国家权力的形式化正式机构与政治权力行使的规范性基础融合起来”。
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必须理解党在法治中的作用，由此形成党与法治相结合的“混合的法治概念”（hybrid concept）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 这个概念一方面将社会各项事业纳入法律规则的治理之下，从而用法律的意志来取代个人意志，用法治来取代人治，这无疑符合西方法治模式的基本要求，但这个概念同时融合了党的领导，使得法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法治内部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提供的不仅仅是实质法治的基本价值规范，而且直接渗透到国家司法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是程序法治的破坏者。
由此，将党的领导纳到法治中，就意味着党的领导也必须服从法治的基本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巴克尔比较了两种解决思路：其一，“缩党扩政”（less party more state），即按照党政分离的思路，让党退出国家机器的运行，变成一个纯粹的政党。这无疑是按照西方的宪政法治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宪政体制。其二，“扩党缩政”（more party less state），即按照现在的思路，进一步加大党与国家的融合，强化党在国家机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但同时用治理国家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要求党。巴克尔倾向于后一种思路，由此他特别看重“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可以被解读为为党和国家的官员创设和施加一种重大的信托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使他们有义务完全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属于这种信托责任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党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因此，巴克尔认为可以用“三个代表”理论中包含的西方民主和法治思想来驯服党。
为了驯服党，使得党履行这种依法治国的信托责任，首先，要在党内培养一种“法治伦理”，使得党同时成为“法治建设的先锋队”，从而用执政党的法治意识来取代革命党的革命意识，而党员的伦理责任意识是党承担这种信托责任的关键。由此巴克尔讨论了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之后的各种党内伦理建设的运动，比如“两个务必”，“八荣八耻”等。其次，将法治的要求贯彻于党内。“党嵌入正式国家机制之中，同时国家权力的法治要素也嵌人中国共产党本身，二者可以有多种方式相互推进。” 这就意味着要依法治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首先必须遵守党章和党内的规范，从而强化党的纪律。最后，为了推进依法治党，就必须约束党内的个人主义要素。这一方面要求扩大党内民主，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让更多的社会阶层进入党。由此，“三个代表”对于依法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违宪审查：中国式的宪法法院
宪政意味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违宪审查就是保障宪政的必要制度安排。目前，世界上的宪政国家主要采取四种违宪审查模式：其一是英美普通法传统的司法审查模式；其二是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政治审查模式；其三是两种模式相混合的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其四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审查模式。
在这四种违宪审查模式中，比较有争议的是全国人大审查模式。从宪法上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无疑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但全国人大同时是立法机关，由自己来审查自己的立法是否违宪，在法理上是矛盾的，在现实上是不可行的。这就引发了关于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争论。由于宪法上规定了这种全国人大审查模式，不少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而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英美的司法审查模式，主张实行“宪法司法化”。
无论是全国人大的审查模式，还是宪法司法化模式，都是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来思考违宪审查问题。在巴克尔看来，这种关于中国违宪审查的争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因为这些不同的主张都忽略了在中国宪法中的主权权力或政治权力，而违宪审查行使的权力乃是政治权力，而不是行政权力。在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中，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宪法所确立的这些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都属于行政权力，而政治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宪政体制中，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最高人民法院，都无法真正行使违宪审查权。因此，“在中国，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实现违宪审查是可能的，但只有按照中国宪政体制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来实施才是可能的。而这些最高权力机构并不位于国家机器中，而是由中国宪法将其赋予中国共产党。”[54]“中国共产党是而且应当被看作是对宪法的权威解释者，宪法秩序是由中国共产党所主持创设的，且中国共产党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
具体而言，巴克尔认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的机构。这个委员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宪法法院，但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司法纠纷，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在‘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中国家权力与政治权力，即全国人大架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这个委员会仅仅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数成员提出的审查议题，而不接受个人提出的审查诉求。这种宪法法院既不需要采取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审查形式，也不需要采取西方模式的将政治与司法混合在一起的宪法法院模式，而类似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然而，可能巴克尔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采取这种违宪审查模式，估计从来不会有什么违宪审查问题，就像目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什么违宪问题需要审查一样。
四、简单的结论
巴克尔从现代性政治面临价值与事实相分离这个根本问题出发，以比较的视野来讨论全球宪政问题，特别是比较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世俗的超国家宪政、伊斯兰世界的神权宪政和中国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或“单一政党宪政”，从而指出这些不同的宪政模式在根本价值规范与国家机器程序化运作之间的内在张力。尽管巴克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但任何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严肃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给出的一些尝试性解答。
从这种秉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看，二战以来西方宪政所体现的普遍价值规范原本是“历史的”和“政治的”。普遍规范不是理论自我主张的结果，而是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产物。普遍规范价值的宣扬者喜欢谈论“历史终结”，因为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其价值规范的普遍正当性。然而他们喜欢的其实是“终结”这个后果，但从来不准备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因此，他们在内心中不喜欢真正严肃对待“历史终结”的思想家，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还是福山。因为只有严肃对待“历史”的思想家才能真正理解“普遍性规范”所包含的政治意涵，而规范主义者总是试图用法律程序技术过滤掉“普遍性规范”中的历史和政治意涵。这种事后的“消毒”工作就像给私生子领取合法出身证明一样，乃是为了掩盖其卑贱或非法的起源，这其实颇有些皇帝新装的嘲讽意味。因此，规范主义者与政治宪法学的分歧不仅意味着我们在学术工具箱中顺手拿起哪件工具—这些工具迫使我们追问能否对“历史”和“政治”持一种诚实的态度，而且考验我们的心智是否足够健康：到底是如自由的雄鹰那样以超越的眼光、怀着平常心看待古今历史上不同文明、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宪政体制；还是如同愚蠢的鸵鸟那样，一头扎到某个沙堆中，以对外面世界的无知来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巴克尔的研究虽然简单，但那是一个雄鹰视角下的简单；而他批评的那些规范主义者，就像那只一头扎在西方宪政中的鸵鸟，试图躲避他们所不理解的世界，无论是神秘的伊斯兰世界，还是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中国。
如果我们能够像巴克尔那样看世界，那么我们就需要怀着平常心和平等心来看待美国宪政、伊朗宪政和中国宪政，既不准备特别去巴结谁、赞美谁，也不需要特别去鄙视谁、仇恨谁。“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希望过上自己的好日子。我们需要持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体会不同制度面临的困境。“人不是天使”，因此人类制度的优劣是相对的，不同的工具解决不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万能的灵丹妙药。正如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着“反多数难题”的困扰，对美国最高法院堕落为“政治法院”的批评不绝于耳，“人民宪政”的主张也此起彼伏，而神权宪政和“国家一政党”宪政就不存在这样的困惑。神权宪政和“国家一政党”宪政都存在宪法之上的最高价值规范，会压制自由、人权的价值，也会出现破坏法治的状况，但这些宪政体制可以有效地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避免多元主义加速的政治分裂和社会文化分量，而今天美国正在经受这种社会文化的分裂所导致的政治分裂的困扰，民主国家也都在经受着民主带来的痛苦。
因此，历史不会终结，就像人不可能变成天使，人间不可能变成天堂一样。二战以来，人类历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不仅二战和后冷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着急速的变化，全球化也使人类生活的前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崛起中的中国无疑是推动这个世界变化的重要动力，也是未来应对人类生活挑战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我们要继续怀着平常心来对待中国，真正认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熟悉、而实际上依然陌生的国家、人民和文明。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中国的认识往往要借助于西方的研究，正如海外汉学对中国的研究每每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度和文明产生陌生感一样，巴克尔对当下“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思考上的刺激。
“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且不说这种体制与古典天下体系有某种连续性，民国以来形成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及其演变，足以体现出中国人应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独特方式。“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而目前对“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却在国外。我们身处其中，却日用而不察。因此，真正关心中国宪政法治建设者，不能不认识“国家一政党”体制、研究“国家一政党”体制，从而改革“国家一政党”体制、完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许，就像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一样，“国家一政党”的权力划分难题可能会带给中国学者持久的困惑。
传俞正声任国家副主席 不入常留位给汪洋
(苹果日报) 十八大还有两周多就开锣，中共高层权斗正进入「埋身肉搏」的阶段。目前，外界除较确定设立七常委外，常委名单的人选至今广泛流传多
个版本，且变数不断。据悉，上海政坛近日广泛流传，上海市委书纪俞正声将接任国家副主席一职，但不入常，以腾空一席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上海政坛正广泛流传俞正声因年龄问题，将任国家副主席，但不兼任政治局常委，让年轻的汪洋上。」据悉，有关安排就像中共早年的董必武模式。董是中共 建政后第二位国家副主席，但他当时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常委。而董之后的四任副主席也都不是政治局常委，其时国家副主席一职听似一人之下非常崇高，其 实象徵意义远大于实质。直到1998年胡锦涛起，国家副主席开始兼任政治局常委，并握有实权，而往后的曾庆红和习近平都沿用此惯例。
《纽时》：王岐山任政协主席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属于太子党，又被归纳为上海帮，被指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密切。但今年重庆事件后，他倒向胡锦涛一边。年届67岁的他，是现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年纪最大的，此届不入常将再无望。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团派出身兼胡锦涛老乡，近年拿尚方宝剑大力清洗广东官场上的江派势力，年方57岁的他 不入常，五年后的十九大仍有机。
目前，基本有共识的七常委中，除习近平（国家副主席）、李克强（常务副总理）、张德江（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和王岐山（副总理）四人被指稳坐政治局常委外，其余版本各有人选，包括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汪洋、俞正声、张高丽和刘延东。
《纽约时报》昨报道，王岐山在十八大后可能不会再主管经济事务，改任无实权的政协主席；总部位于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中心则指，汪洋和刘延东能入常，俞正声和张德江出局；路透社前日引述亲中共高层消息称，汪洋与俞正声十八大双双不入常……
各派系故意放风制造声势
随十八大临近，有关入常的名单出现多个版本，证明中南海还没有一锤定音，乃各派系故意放风制造声势。
而针对十八大的召开，北京成立十八大安保专项小组，部署十大行动，并明确了「大事不出，小事也不出」的高标准要求。
外传中共十八大常委版本
1.0（9常委）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刘云山、汪洋
2.0（7常委）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汪洋
3.0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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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俞正声、汪洋、刘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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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刘云山、汪洋、刘延东
「上海政坛正广泛流传俞正声因年龄问题，将任国家副主席，但不兼任政治局常委，让年轻的汪洋上。」据悉，有关安排就像中共早年的董必武模式。董是中共 建政后第二位国家副主席，但他当时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常委。而董之后的四任副主席也都不是政治局常委，其时国家副主席一职听似一人之下非常崇高，其 实象徵意义远大于实质。直到1998年胡锦涛起，国家副主席开始兼任政治局常委，并握有实权，而往后的曾庆红和习近平都沿用此惯例。
《纽时》：王岐山任政协主席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属于太子党，又被归纳为上海帮，被指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密切。但今年重庆事件后，他倒向胡锦涛一边。年届67岁的他，是现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年纪最大的，此届不入常将再无望。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团派出身兼胡锦涛老乡，近年拿尚方宝剑大力清洗广东官场上的江派势力，年方57岁的他 不入常，五年后的十九大仍有机。
目前，基本有共识的七常委中，除习近平（国家副主席）、李克强（常务副总理）、张德江（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和王岐山（副总理）四人被指稳坐政治局常委外，其余版本各有人选，包括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汪洋、俞正声、张高丽和刘延东。
《纽约时报》昨报道，王岐山在十八大后可能不会再主管经济事务，改任无实权的政协主席；总部位于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中心则指，汪洋和刘延东能入常，俞正声和张德江出局；路透社前日引述亲中共高层消息称，汪洋与俞正声十八大双双不入常……
各派系故意放风制造声势
随十八大临近，有关入常的名单出现多个版本，证明中南海还没有一锤定音，乃各派系故意放风制造声势。
而针对十八大的召开，北京成立十八大安保专项小组，部署十大行动，并明确了「大事不出，小事也不出」的高标准要求。
外传中共十八大常委版本
1.0（9常委）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刘云山、汪洋
2.0（7常委）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汪洋
3.0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
4.0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俞正声、汪洋、刘延东
5.0
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
6.0
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刘云山、汪洋、刘延东
中共政治局 可望首見女性入常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中共十八大將於11月8日登場，劉延東能否成為史上首位中央政治局女性常委，備受矚目。英國《衛報》看好她擠進中共權力核心，但美聯社認為，中國女性想擠進最高政治圈，先上太空恐怕簡單得多。
現年67歲的劉延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中唯一女性，她同時擁有「團派」（共青團出身）與「太子黨」（高官之後）的背景，父親劉瑞龍曾引介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加入共青團，與「上海幫」也頗有淵源，因此被看好在十八大入常（成為政治局常委），唯一問題是她是女性。
《衛報》日前引在北京任教的中國政治專家莫斯（Russell Leigh Moses）稱，劉延東能力突出，夠格躋身中國最高決策層級。但女性在中國政治終究是少數，就算是兩度被《富比士》列為「全球最有權力女性」第2名的國務院前副總理吳儀，也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
比當女太空人還難
《德國之聲》稱，中共執政後雖有江青、葉群、鄧穎超和吳儀等4名女性進入政治局，但未出現女常委。中國女權運動者馮媛表示，在中國想打進男性政治圈，當女太空人比較簡單。
劉延東67歲小檔案
●學歷：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
●現職：第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
●家庭：
◎與丈夫楊元惺育有一女楊帆
◎父為農業部前副部長劉瑞龍
資料來源：新華網、《蘋果》資料室
台灣 蘋果日報
中共十八大將於11月8日登場，劉延東能否成為史上首位中央政治局女性常委，備受矚目。英國《衛報》看好她擠進中共權力核心，但美聯社認為，中國女性想擠進最高政治圈，先上太空恐怕簡單得多。
現年67歲的劉延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中唯一女性，她同時擁有「團派」（共青團出身）與「太子黨」（高官之後）的背景，父親劉瑞龍曾引介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加入共青團，與「上海幫」也頗有淵源，因此被看好在十八大入常（成為政治局常委），唯一問題是她是女性。
《衛報》日前引在北京任教的中國政治專家莫斯（Russell Leigh Moses）稱，劉延東能力突出，夠格躋身中國最高決策層級。但女性在中國政治終究是少數，就算是兩度被《富比士》列為「全球最有權力女性」第2名的國務院前副總理吳儀，也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
比當女太空人還難
《德國之聲》稱，中共執政後雖有江青、葉群、鄧穎超和吳儀等4名女性進入政治局，但未出現女常委。中國女權運動者馮媛表示，在中國想打進男性政治圈，當女太空人比較簡單。
劉延東67歲小檔案
●學歷：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
●現職：第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
●家庭：
◎與丈夫楊元惺育有一女楊帆
◎父為農業部前副部長劉瑞龍
資料來源：新華網、《蘋果》資料室
台灣 蘋果日報
胡裸退換李克強汪洋進軍委 荒唐
《大事件》特約記者 劉吉
路透社引述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人士說，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十八大後，想徹底交權給習近平，但是，希望自己一手提拔起的愛將（protégé）副總理李克強在他卸任後出任軍委副主席。
路透社說，胡錦濤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重複以往交班過程產生的問題。
報道引述三個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人士說，胡錦濤想徹底交權，不想像他的前任江澤民那樣，遲遲把著軍委主席的職位不放。江澤民的做法非常不受歡迎。
因為有江澤民的先例，胡錦濤也可以選擇跟江澤民一樣，在十八大交班後，仍然留任兩年軍委主席，但他決定到2013年初徹底交班，一身輕。
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權力的終極堡壘，該職位統率超過230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
一位與中共領袖有關係的商界人士說，胡錦濤希望成為1949年以後，中共歷史上第一位任滿之後卸去所有職務、絕不戀棧的最高領導人。有分析人士表示，胡錦濤大力提陞李克強，除了要代表和維護他的政治遺產，也是為了保護他和家人及其勢力不受在位政治對手的報復。
同時，有報道稱，胡錦濤打算“裸退”的另一原因是，胡及其夫人劉永清的健康存在問題。1980年代胡主政西藏時，因高原缺氧而罹患嚴重疾病，一直沒有
痊愈。近年來，曾發作住院治療，且每日需要注射治療，身體健康的問題也大大影響了其工作和政治熱情。劉永清患乳腺癌正接受治療。2011年1月胡出訪美
國，以及今年七一到港出席回歸紀念，劉都未有隨行。加上她對很多“第一夫人”的應酬興致不大，往往勉為其難，更因身體不好，索性推掉外訪。
一些分析人士把胡錦濤提拔李克強作軍委副主席，解讀為是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另外一些分析人士則認為，這也是試圖削弱習近平的政治影響力，也就是說是為了制約習近平。總之，有著卸任後繼續對這個中國最強大的權力工具保持影響力的考量。
59歲的習近平已經擔任軍委副主席兩年，而且有軍隊經驗，1979到1982年期間曾在當時的國防部長耿飈手下作秘書。在福建和浙江等地任職時，以積
極擁軍著稱。習近平被認為是太子黨和實用派，可以利用危機整頓共產黨並強化自己的影響。一些觀察還認為，習近平具有彈性，既可以支持胡錦濤一派，但也可以
融進上海幫。
如果李克強能同時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就能指揮承擔平息動亂、保衛政府機構和外國使領館、救災任務的武警部隊，其地位和權力要比現任總
理溫家寶強大得多。預料團派的李克強也會在軍事事務方面，繼承胡錦濤制定的方針，包括在台灣、南海和東海領土爭議等問題上採取比較溫和及克制的態度。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習近平佔據一個軍委副主席的位置已經沒有懸念。同時，根據從內幕人士獲得的消息，李克強也有可能進入軍委，也就是出現“雙接班”的情況。
王軍濤稱：“胡錦濤本來希望李克強和習近平兩個人雙雙進入接班的渠道，就是以後共產黨採取雙接班的這樣一個體制，也就是李克強同時可以任軍委副主席，瞭解和參與軍隊的運作。”
汪洋也進軍委？
8月1日，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省長朱小丹，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歐廣源，省政協主席黃龍雲等來到廣州省軍區，與省軍區司令員劉聯華、政委黃善
春以及省軍區官兵一起，共慶建軍85週年。汪洋等還來到射擊場，饒有興致地進行自動步槍和手槍的實彈射擊，體驗火熱的軍營生活。
汪洋打靶的圖片隨即在網絡上引起一陣轟動，更傳出他將在十八大擔任中紀委書記和軍委委員的傳聞。
網友“逢場作戲”對此分析指出，總理擔任軍委職務，並不是不可能，因為大陸黨媒前一段時間就提到，要讓政府總理對軍隊有影響力。特別是四川大地震時，
溫家寶無法及時有效地調動軍隊抗災，就存在體制的問題。另外，黨軍體制也不利於新時期下的軍隊建設。如果總是把國家軍隊當做黨衛軍，恐怕負面影響是很大
的。中共也一直在強調黨領導軍隊，但不排除用這種方式來表述軍隊國家化的屬性。而且，中共中央軍委，同時還有另一個牌子是國家軍委，那麼，李克強如果明年
接班國家總理，就不排除他擔任國家軍委副主席職務的可能。那麼，既然是到時候會兼國家軍委副主席，那實質上，也就是要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來就是一
套班子兩個牌子。
而汪洋（且不論他是不是入常，是不是擔任中紀委職務）擔任軍委委員，主要是因為，據說軍方紀委要統一受中紀委管轄。這可能也是中共所謂加強黨對軍隊的
領導的一個設想。但是，很多人認為不可能。網友“逢場作戲”卻認為，是有一定可能的。前一段汪洋跑到廣州軍分區打槍，搞不好是一個公關動作，表示他以後也
是要指揮槍杆子的。看來，汪洋到中紀委並且兼任軍委職務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事實上，如果這樣設置，中共常委班子，或者說中共中央，確實是強化了對軍隊的領導和管理。這可能也部分受到薄熙來政變“傳聞”的影響。中共最近已經
對軍隊是不是真正忠於自己不那麼自信了。否則黨媒為啥說要防止亞忠誠呢？另外，中共據說要搞什麼威權民主，那麼，強化常委班子的領導能力，這些步驟也合乎
情理。
所以，李，汪參與軍委職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到時候，習，李，汪都和軍委有關聯，其實就是奠定了他們的三駕馬車模式。即使是俞正聲擔任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擔任政協主席，實質上的影響力，恐怕到時候都趕不上排名最後的汪洋的。】
法新社的評論指出，共產黨內部的未來權力分配談判並沒有結束。一些新的變化和驚奇，很有可能影響權力分配。
“李、汪進軍委，純屬外界的臆測。如果讓李進軍委，擺明是挑戰習，習和李不是一個層次，習也不會接受這個安排，因為這會亂套，”知情者對《大事件》説：“當然，如果十九大時確定李為習的接班人，那時，李進軍委還說得過去。”
“汪洋打了一下靶，就被認為為進軍委熱身的說法更是荒唐，”知情者對《大事件》説：“他連常委都入不了，更不要說進八桿子打不着的軍委了。”(《大事件》)
汪洋打了一下靶，就被認為為進軍委熱身的說法更是荒唐
《大事件》:軍委組成人員的大名單
《大事件》特約記者 劉吉
隨著十八大召開的臨近，政治局常委人選不斷受到外界的猜測和議論。同時，中共中央軍委也會發生重大人事變動，對於“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共來說，重
要性不低於“入常”。胡錦濤是否留任軍委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人選、中央軍委委員大換血，有媒體從這三個層面，分析了軍委人事變動的三大焦點。
中共中央軍委分為主席、副主席和委員3個層次。台灣中央社認為，現任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會不會續任，是第一個焦點。
胡錦濤在十六大接替江澤民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並沒有立刻接下軍委主席一職，而是繼續擔任了2年多的軍委副主席，到了2005年才真正接掌軍權。
外界因而曾有預期，習近平在十八大成為中共總書記後，將會像胡錦濤當年一樣，暫時先不取得兵符，等過渡期後再扶正。時事評論員藍述稱，中共的這種做法是為了保證權力平穩過渡，這樣的安排是不奇怪的。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目前有三人，其中習近平是第一副主席，另外兩人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兩人的分工來說，郭伯雄掌管軍事，而徐才厚則是主導政治。由於年齡限制，預計兩人都將在十八大卸任。
由於年齡限制，軍委委員面臨大換血已經不可避免。這將涉及國防部長、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二炮、海軍和空軍主官，重要性不言可喻，是十八大軍方人事變動的第三個觀察點。
知情者對《大事件》説，十八大軍委成員和外界流傳的名單大不同，“基本上下屆中央軍委的大框架早已敲定，軍委組成人員也基本內定完畢。”軍委組成人員的大名單是：
軍委主席：習近平
副主席：范長龍（現濟南軍區司令員）
副主席：許其亮（現空軍司令員）
軍委委員：
國防部長：常萬全（現任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
總參謀長：房峰輝（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總政治部主任：張陽（現任廣州軍區政委）
總後勤部部長：趙克石（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現任沈陽軍區司令員）
海軍司令員：孫建國（現任副總參謀長）
空軍司令員：馬曉天（現任副總參謀長）
二炮司令員：魏鳳和（現任副總參謀長）
“北京、沈陽、南京、濟南四大軍區司令員均升軍委委員，而“太子黨”將領劉源、張海陽、劉嘵江、劉亞洲均因身體或其它原因未能升軍委委員，”知情者對《大事件》説。
值得一提的章沁生上將，他是軍中首屈一指的戰役研究專家，任過總參作戰部長、國防大學教育長、廣州軍區司令員，2009年12月又陞任排名第一的副總
參謀長，2010年7月晉陞上將軍銜。在2012年之前，章沁生十八大晉陞總參謀長的呼聲最高，其陞遷前途更被外界看好。然而，2012年春節發生的轟動
一時的醉酒失態，以及隨後出現的種種傳聞，儘管軍方從未證實，章沁生在軍中的聲譽及政治仕途卻已急轉直下。北京消息來源告訴《大事件》：雖然章沁生仍當選
了十八大代表，但他想陞任總參謀長的機會幾乎是零。(《大事件》)
范長龍
為十八大後繼續控權，胡錦濤刻意抹黑習近平
《明鏡月刊》樵夫
不久前，彭博社“曝光習近平家族擁有巨大財富”，強烈暗示習近平及其家族貪污，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然而之後不少專業人士提供的證據和分析表明，這個 “新聞”實際上從標題到內容，都在刻意誤導。習近平絕對是中共黨內極少數的廉潔者；習近平家族也絕非像李鵬等太子黨家族那樣貪得無厭。這種“新聞”實際上 就是對習近平的打擊。那麼為什麼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關鍵時刻，會出現這種非常反常的政治現象？一位接近中共高層的內幕人士透露，這種刻意誤導的“新聞”背 後，有著胡錦濤與周永康的背景！
這位內幕人士透露，最近中共高層在十八大問題上的鬥爭越演越烈。這種鬥爭的關鍵是胡錦濤是否在退下來之後，還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另外一些人，是否進入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尤其是胡錦濤的親信令計劃等人。
胡錦濤希望可以像江澤民一樣，在十八大之後繼續擔任軍委主席，以繼續在中國政壇上保持自己的權力；還希望他的親信令計劃等人成為政治局常委。然而，無 論是在黨內還是在軍隊內部，反對胡錦濤在十八大之後繼續擔任軍委主席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對其大內總管令計劃的不滿也非常強大。因此要達到這些政治目的，胡 錦濤需要越來越多的理由和支持，尤其是需要習近平的支持。
可是，在這些問題上，習近平所采取的基本原則是各派平衡；而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習近平也是基本上同意黨內一些人所提出的，貫徹黨內民主的主張，因此 並未像胡錦濤所希望的那樣，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尤其是在令計劃入常問題上堅決支持胡錦濤。這使得胡錦濤非常不滿，私下對令計劃等心腹表示，習近平“尚未 主政，就這樣不聽話”，“應該敲打他一下”。
極其反常的做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非常接近令計劃的內幕人士頻頻放言習近平能力平庸，甚至言之鑿鑿地說習近平及其家族貪污；而不多久，彭博社則更進一步跟進，“曝 光習近平家族擁有巨大財富”，發表了強烈暗示習近平及其家族貪污的“新聞”。所以，實際上彭博社“曝光”習近平貪污的幕後，就是胡錦濤，衹是一般人沒有意 識到這一點而已。
這位透露胡錦濤刻意抹黑習近平的內幕人士認為，胡錦濤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一是要打擊習近平，讓他“聽話”；二是引起黨內外對習近平的不滿，然後他 再出面來支持習近平，既可以讓習近平感激他的幫助，又可以借此在十八大之後穩坐軍委主席，並讓自己的親信令計劃等順利入常。
這位接近中共高層的內幕消息人士最後表示：胡錦濤的刻意抹黑習近平的做法，可謂一箭雙雕，手段老到，因為它不僅沈重打擊了習近平，還可以借此證明習近 平主政是完全壓不住陣腳的，需要他胡錦濤的支持。不過他的這種政治手段還是露出了馬腳。因為按照中共現在的慣例，中共當局對出現不利於中共高層領導的消 息，尤其是貪污的消息，都會由公安部與安全部的相關部門，立案調查。而習近平現在已經是胡錦濤的接班人，馬上就要主政，出現這種對他打擊甚大的負面消息， 公安部和安全部更是應該立即立案，組織專門力量調查，並嚴厲打擊。然而這次他們卻一反慣例，根本沒有組織力量調查，而衹是封了彭博社了事。這種極其反常的 做法，如果沒有來自最高層的指示，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而這個最高層衹能是胡錦濤的大內總管令計劃。（《明鏡月刊》31期）
令計劃要處理很多胡錦濤處理不過來或不便處理的事務。
不久前，彭博社“曝光習近平家族擁有巨大財富”，強烈暗示習近平及其家族貪污，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然而之後不少專業人士提供的證據和分析表明，這個 “新聞”實際上從標題到內容，都在刻意誤導。習近平絕對是中共黨內極少數的廉潔者；習近平家族也絕非像李鵬等太子黨家族那樣貪得無厭。這種“新聞”實際上 就是對習近平的打擊。那麼為什麼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關鍵時刻，會出現這種非常反常的政治現象？一位接近中共高層的內幕人士透露，這種刻意誤導的“新聞”背 後，有著胡錦濤與周永康的背景！
這位內幕人士透露，最近中共高層在十八大問題上的鬥爭越演越烈。這種鬥爭的關鍵是胡錦濤是否在退下來之後，還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另外一些人，是否進入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尤其是胡錦濤的親信令計劃等人。
胡錦濤希望可以像江澤民一樣，在十八大之後繼續擔任軍委主席，以繼續在中國政壇上保持自己的權力；還希望他的親信令計劃等人成為政治局常委。然而，無 論是在黨內還是在軍隊內部，反對胡錦濤在十八大之後繼續擔任軍委主席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對其大內總管令計劃的不滿也非常強大。因此要達到這些政治目的，胡 錦濤需要越來越多的理由和支持，尤其是需要習近平的支持。
可是，在這些問題上，習近平所采取的基本原則是各派平衡；而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習近平也是基本上同意黨內一些人所提出的，貫徹黨內民主的主張，因此 並未像胡錦濤所希望的那樣，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尤其是在令計劃入常問題上堅決支持胡錦濤。這使得胡錦濤非常不滿，私下對令計劃等心腹表示，習近平“尚未 主政，就這樣不聽話”，“應該敲打他一下”。
極其反常的做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非常接近令計劃的內幕人士頻頻放言習近平能力平庸，甚至言之鑿鑿地說習近平及其家族貪污；而不多久，彭博社則更進一步跟進，“曝 光習近平家族擁有巨大財富”，發表了強烈暗示習近平及其家族貪污的“新聞”。所以，實際上彭博社“曝光”習近平貪污的幕後，就是胡錦濤，衹是一般人沒有意 識到這一點而已。
這位透露胡錦濤刻意抹黑習近平的內幕人士認為，胡錦濤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一是要打擊習近平，讓他“聽話”；二是引起黨內外對習近平的不滿，然後他 再出面來支持習近平，既可以讓習近平感激他的幫助，又可以借此在十八大之後穩坐軍委主席，並讓自己的親信令計劃等順利入常。
這位接近中共高層的內幕消息人士最後表示：胡錦濤的刻意抹黑習近平的做法，可謂一箭雙雕，手段老到，因為它不僅沈重打擊了習近平，還可以借此證明習近 平主政是完全壓不住陣腳的，需要他胡錦濤的支持。不過他的這種政治手段還是露出了馬腳。因為按照中共現在的慣例，中共當局對出現不利於中共高層領導的消 息，尤其是貪污的消息，都會由公安部與安全部的相關部門，立案調查。而習近平現在已經是胡錦濤的接班人，馬上就要主政，出現這種對他打擊甚大的負面消息， 公安部和安全部更是應該立即立案，組織專門力量調查，並嚴厲打擊。然而這次他們卻一反慣例，根本沒有組織力量調查，而衹是封了彭博社了事。這種極其反常的 做法，如果沒有來自最高層的指示，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而這個最高層衹能是胡錦濤的大內總管令計劃。（《明鏡月刊》31期）
令計劃要處理很多胡錦濤處理不過來或不便處理的事務。
令计划之子车祸校花上个月被打一针后猝逝
（亚洲周刊） 今年三月北京发生法拉利车祸，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身亡，两名藏族美女重伤，分别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扎西卓玛，以及活佛的女儿杨吉，杨吉在病情好转后却被医生打了一针后猝逝，被怀疑另有隐情。
今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失事，车上挤逼着的一男二女，车祸后变成一亡二重伤。半年后，亚洲週刊获悉，另一位伤重送往医院治疗、正 在康复中的藏族姑娘杨吉亦突然死亡，医院声称是猝死。但来自北京的消息称，早前医生已对家属宣布，杨吉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怎么突然又被死神召唤过去，质疑 是否另有隐情。京城这宗交通事故，至今不仅令两位年轻人魂丧京城，更撞出了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外。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人事安排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要因此而调职，由粟战书接任，令则改任统战部长，原来传他更上层楼的说法，可能都随风而逝。
三月十九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了十八日凌晨四点十分左右，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行至保福寺桥东辅道时，失控撞到桥体 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三人被勐烈的撞击甩出车外，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另两人重伤的重大交通意外。消息还称其中一名女子还是全身赤裸，网上有人 怀疑死者和女子当时肯定在搞「车震」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3月间北京一辆黑色法拉利跑车撞毁，传出男驾驶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图／翻拍自网路)
网络盛传：车上三人，男性驾驶员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公子，不幸当场死亡。另二女子同为民族大学在校学生，受重伤急送医院抢救。北 京知情人士告诉亚洲週刊，身受重伤的二位女子都是十分貌美的二十五岁的藏族姑娘，已经大学毕业，而非在校学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名叫扎 西卓玛，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位藏族姑娘亦来自青海藏区，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活佛女儿，毕业于政法大学，名叫杨吉。
事发后，连当时死亡的驾驶员三人，都一起被送往医院，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女儿扎西卓玛算幸运，伤及腹部，肚破肠流，治癒后回青海疗养了。杨吉伤得比较严 重，腿断成三截，手臂折断，半身被火烧焦，头髮都烧光了，生命一度垂危。但经过医院一段时间的全力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姑娘已完全脱离了危险期，性命 保下来了，但会落下终身残废。知情者说，杨吉醒来，听到法拉利驾驶者不幸去世的消息，却冷漠而愤愤地说：「随他去，不关我事！」家人很奇怪，追问，为什么 这么无情，她一直不愿出声。
病情好转的杨吉开始感到寂寞，躺在床上，她手拿着iPhone，到处找人发简讯、聊天。上个月，杨吉感到不舒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杨吉昏睡过去后就再也 没有醒来。医院宣布她突然死亡，家属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死神处走回来的杨吉怎么又被夺去生命。本来，家人已打算过了冬天就送杨吉回青海西宁疗伤，如今 一切成空。有人向亚洲週刊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属连外国人都敢毒死，还有公安高官参与隐瞒，一个中国公民又算得了什么？他怀疑死因另有内情，但无奈，杨吉的 遗体早被火化。
杨吉的父亲是藏区很有名气的活佛，在藏区和京城都有不少忠诚弟子，甚至有中共的高官都供奉他。北京知情者说，有高官弟子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杨吉家人，劝姑娘不要与外界联络，要保持低调。「事情很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打听这宗交通意外背后的故事。」
杨吉去世后，政府将其藏区的亲属从青海接到北京参加葬礼，所有食宿交通费用均由政府包办，但所有亲属都被严格控制，不能随便乱跑，在京用车都由政府提供。丧礼上不能拍照，并要求所有参与丧礼的人士严守秘密。丧礼结束遗体即刻火化，但骨灰不能带回家乡。
尽管杨吉的父亲在北京有藏传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杨吉的后事办完以后，当局即派人护送杨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暂住。据说，远离京城是为确保十 八大稳定；杨吉父亲也没有任何指责和要求，他表示不会追究，一切认命，说「治不好，就是命」。但有京城朋友见过只有一个独女的杨吉父母后说，两夫妇看上去 一夜间变得十分苍老。
杨吉在政法大学读书时就是大学公认的校花，长得出众。她大学毕业后仍留在京城补习外语。因为早前她父亲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弟子已帮她办妥去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的读书申请，正办理出国护照，原本今年九月要出国赴美深造。现在去不了美国，悲惨的随鹤西去。
网络有爆料称，车祸时闻讯赶到的一二零急救中心的医生确定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子重伤，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北京媒体称，双榆树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路面已经被散落的汽车零件铺满了，一辆面目全非的法拉利跑车停在马路北侧，发动机则位于路中央，已经起火燃烧，消防队员进行灭火，两 分钟后被完全扑灭，随后消防队员与民警又对现场进行了细緻处理。
目击者沉先生发现黑色法拉利跑车已解体，同时，地上躺着一名裸体的美貌年轻女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发出轻微的哼哼声」。随后，沉报了警。还有报道称，包括司机在内共有三人，一男两女，全部被远远地甩出车外，其中一名女子全身赤裸。
亚洲週刊获悉，事实是，这部挤着三个人的法拉利，是刚从一个私人的活动场所出来，还要去赶另一个场子。匆匆忙忙中开上了死亡之路。撞毁的是法拉利四五 八，只能坐二人，却挤了三个人。事故原因是，法拉利在转向时，坐中间偏左的女郎因离心力关系，在强大的惯性下，身子自然偏向左边压住了男子，致使该男子无 法操作，酿成惨祸。
惨案发生后，中国内地网站出现多个涉及中央高层领导子女的版本，网络相关言论也受严格控制，相关信息都遭删除，一宗交通意外引发中国政坛的严重危机。网 名@tufuwugan的网友说：一起普通的车祸，本来我们并不在意，可你们紧张到抽风，四处删帖，这才让我们怀疑背后的故事。你们总用愚蠢的行为来证实 传闻不是假的，法拉利，私生子贾宝玉，女人……。
公共权力被严重私有化
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对亚洲週刊表示，中国为官者及其家属，因为儿子而起杀心，因为儿子车祸要掩盖真相，要防重大丑闻被揭露，这些与「我爸是李刚」的 事件一脉相承，都暴露出权二代、官二代的问题。「是权贵阶层不择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封建体制残余严重，皇亲国戚的子女问题，也会反映到官 场、贵族子弟的丑态，甚至反映到最高层。公共权力被严重私有化。」
「十八大」召开在即，迎接十八大的却是高层丑闻不断，随便一件意外都能引爆政治危机、带出一串丑态，背后显现的是腐败严重侵蚀党的机体，从官员漫延到家属、从基层直上中央。「十八大」之后，将面对更大的挑战。
今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失事，车上挤逼着的一男二女，车祸后变成一亡二重伤。半年后，亚洲週刊获悉，另一位伤重送往医院治疗、正 在康复中的藏族姑娘杨吉亦突然死亡，医院声称是猝死。但来自北京的消息称，早前医生已对家属宣布，杨吉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怎么突然又被死神召唤过去，质疑 是否另有隐情。京城这宗交通事故，至今不仅令两位年轻人魂丧京城，更撞出了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外。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人事安排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要因此而调职，由粟战书接任，令则改任统战部长，原来传他更上层楼的说法，可能都随风而逝。
三月十九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了十八日凌晨四点十分左右，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行至保福寺桥东辅道时，失控撞到桥体 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三人被勐烈的撞击甩出车外，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另两人重伤的重大交通意外。消息还称其中一名女子还是全身赤裸，网上有人 怀疑死者和女子当时肯定在搞「车震」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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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间北京一辆黑色法拉利跑车撞毁，传出男驾驶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图／翻拍自网路)
网络盛传：车上三人，男性驾驶员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公子，不幸当场死亡。另二女子同为民族大学在校学生，受重伤急送医院抢救。北 京知情人士告诉亚洲週刊，身受重伤的二位女子都是十分貌美的二十五岁的藏族姑娘，已经大学毕业，而非在校学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名叫扎 西卓玛，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位藏族姑娘亦来自青海藏区，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活佛女儿，毕业于政法大学，名叫杨吉。
事发后，连当时死亡的驾驶员三人，都一起被送往医院，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女儿扎西卓玛算幸运，伤及腹部，肚破肠流，治癒后回青海疗养了。杨吉伤得比较严 重，腿断成三截，手臂折断，半身被火烧焦，头髮都烧光了，生命一度垂危。但经过医院一段时间的全力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姑娘已完全脱离了危险期，性命 保下来了，但会落下终身残废。知情者说，杨吉醒来，听到法拉利驾驶者不幸去世的消息，却冷漠而愤愤地说：「随他去，不关我事！」家人很奇怪，追问，为什么 这么无情，她一直不愿出声。
病情好转的杨吉开始感到寂寞，躺在床上，她手拿着iPhone，到处找人发简讯、聊天。上个月，杨吉感到不舒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杨吉昏睡过去后就再也 没有醒来。医院宣布她突然死亡，家属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死神处走回来的杨吉怎么又被夺去生命。本来，家人已打算过了冬天就送杨吉回青海西宁疗伤，如今 一切成空。有人向亚洲週刊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属连外国人都敢毒死，还有公安高官参与隐瞒，一个中国公民又算得了什么？他怀疑死因另有内情，但无奈，杨吉的 遗体早被火化。
杨吉的父亲是藏区很有名气的活佛，在藏区和京城都有不少忠诚弟子，甚至有中共的高官都供奉他。北京知情者说，有高官弟子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杨吉家人，劝姑娘不要与外界联络，要保持低调。「事情很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打听这宗交通意外背后的故事。」
杨吉去世后，政府将其藏区的亲属从青海接到北京参加葬礼，所有食宿交通费用均由政府包办，但所有亲属都被严格控制，不能随便乱跑，在京用车都由政府提供。丧礼上不能拍照，并要求所有参与丧礼的人士严守秘密。丧礼结束遗体即刻火化，但骨灰不能带回家乡。
尽管杨吉的父亲在北京有藏传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杨吉的后事办完以后，当局即派人护送杨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暂住。据说，远离京城是为确保十 八大稳定；杨吉父亲也没有任何指责和要求，他表示不会追究，一切认命，说「治不好，就是命」。但有京城朋友见过只有一个独女的杨吉父母后说，两夫妇看上去 一夜间变得十分苍老。
杨吉在政法大学读书时就是大学公认的校花，长得出众。她大学毕业后仍留在京城补习外语。因为早前她父亲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弟子已帮她办妥去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的读书申请，正办理出国护照，原本今年九月要出国赴美深造。现在去不了美国，悲惨的随鹤西去。
网络有爆料称，车祸时闻讯赶到的一二零急救中心的医生确定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子重伤，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北京媒体称，双榆树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路面已经被散落的汽车零件铺满了，一辆面目全非的法拉利跑车停在马路北侧，发动机则位于路中央，已经起火燃烧，消防队员进行灭火，两 分钟后被完全扑灭，随后消防队员与民警又对现场进行了细緻处理。
目击者沉先生发现黑色法拉利跑车已解体，同时，地上躺着一名裸体的美貌年轻女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发出轻微的哼哼声」。随后，沉报了警。还有报道称，包括司机在内共有三人，一男两女，全部被远远地甩出车外，其中一名女子全身赤裸。
亚洲週刊获悉，事实是，这部挤着三个人的法拉利，是刚从一个私人的活动场所出来，还要去赶另一个场子。匆匆忙忙中开上了死亡之路。撞毁的是法拉利四五 八，只能坐二人，却挤了三个人。事故原因是，法拉利在转向时，坐中间偏左的女郎因离心力关系，在强大的惯性下，身子自然偏向左边压住了男子，致使该男子无 法操作，酿成惨祸。
惨案发生后，中国内地网站出现多个涉及中央高层领导子女的版本，网络相关言论也受严格控制，相关信息都遭删除，一宗交通意外引发中国政坛的严重危机。网 名@tufuwugan的网友说：一起普通的车祸，本来我们并不在意，可你们紧张到抽风，四处删帖，这才让我们怀疑背后的故事。你们总用愚蠢的行为来证实 传闻不是假的，法拉利，私生子贾宝玉，女人……。
公共权力被严重私有化
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对亚洲週刊表示，中国为官者及其家属，因为儿子而起杀心，因为儿子车祸要掩盖真相，要防重大丑闻被揭露，这些与「我爸是李刚」的 事件一脉相承，都暴露出权二代、官二代的问题。「是权贵阶层不择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封建体制残余严重，皇亲国戚的子女问题，也会反映到官 场、贵族子弟的丑态，甚至反映到最高层。公共权力被严重私有化。」
「十八大」召开在即，迎接十八大的却是高层丑闻不断，随便一件意外都能引爆政治危机、带出一串丑态，背后显现的是腐败严重侵蚀党的机体，从官员漫延到家属、从基层直上中央。「十八大」之后，将面对更大的挑战。
五毛党党章《网络评论员工作指南》
五毛党就是网络评论员，拿国家正规工资的。每发一个「正确舆论导向」的帖子可以领取5毛钱(数字式比喻)的奖金!目前，五毛在国内论坛上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网友最常骂的一句话就是「五毛死全家」供各地网络评论员培训班使用的工作指南此前被网民曝光。
网络评论员培训工作指南
为了培育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技巧和合作技能，qq视频聊天室，特编写本工作指南，供全国各省市的网络评论员培训班使用。
总则：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度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华强盛，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需时刻筹备着用自身的智慧和艰难劳动捍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基本工作方式：
1、在工作时光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依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依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域、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t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式：日常工作依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依照总体方针，维护准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须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争辩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本身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新闻纯属谣言。
6、必要时可以制作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誉度比拟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作一种凌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预，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凌乱，使读者失去兴致，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进步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拟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换的技能，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赖，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地位。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会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辨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形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沉着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脑筋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坚持清醒的脑子，珍惜自己的政治前程。
16、网络评论员执行小组监视和纠察监视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就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盼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活动中争做先锋。
网络舆论导向工作指点委员会
网络评论员培训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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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度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华强盛，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需时刻筹备着用自身的智慧和艰难劳动捍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基本工作方式：
1、在工作时光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依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依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域、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t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式：日常工作依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依照总体方针，维护准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须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争辩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本身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新闻纯属谣言。
6、必要时可以制作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誉度比拟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作一种凌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预，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凌乱，使读者失去兴致，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进步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拟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换的技能，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赖，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地位。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会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辨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形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沉着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脑筋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坚持清醒的脑子，珍惜自己的政治前程。
16、网络评论员执行小组监视和纠察监视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就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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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导向工作指点委员会
港元兑人民币跌穿 为「全场八折」欢呼 大陆客势涌港血拼
港元兑人民币跌穿八算，港人叫苦之际，一河之隔的内地，大部份人都心花怒放，因为这变相等于香港「全场八折」，纷纷嚷着要来港「打酱油」，抢购日用品之余，亦盘算来港买波鞋及还未上市的iPad Mini等心头好。网上又疯传来港购物攻略，预计来港购物潮又要升温。
人民币近 年持续升值，内地人来港购物已由昔日主力买高消费品，扩展至每逢周末假日来港「打酱油」，狂扫日用品。港元兑人民币跌破80元大关消息一出，内地人已在微 博等热烈讨论，特别是广东省居民更嚷着要赶快办证、来港血拼，「否则对不起努力升值的人民币」，而且「买买就把路费赚回来了!」
「矿泉水都去香港买」
有人在微博上兴奋表示：「79啦!人民币换港纸79啦!我对Nike(波鞋)啊!好想买啊!便(宜)内地160蚊啊!」有人更表明，未来两个月必须 去香港一次，「我要找个最 大的行李箱，各种刷、各种买、各种塞，谁都不要拦着我!」有父母则表示，要积极来港买奶粉，有人更表示终于可以买某部心仪已久的「童车中的劳斯莱 斯」。有人表示可趁机来港买iPhone及相机，有人更瞄准预计下周才公布的iPad Mini，指希望香港是首批有售的地区，因港版售价估计约1,700港元，即1,370元人民币有找，直言：「这么便宜?」
内地网民除列出购物清单，亦有人嫌人民币升值「未够喉」，有在港读书的内地人说，「这样留学费用又便宜了。按这个趋势，15w( 15万元人民币)该够了。」有深圳居民亦表示，来港买1,000元奶粉才多平20元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要继续升才好。有人更直接：「人民币万岁!(港元)还会继续跌的!以后买支矿泉水都去香港买就对了!」有人则为港元不值，指香港优势越来越弱，慨叹：「这么跌下去，真的要纸巾都去香港买了!」
人民币近 年持续升值，内地人来港购物已由昔日主力买高消费品，扩展至每逢周末假日来港「打酱油」，狂扫日用品。港元兑人民币跌破80元大关消息一出，内地人已在微 博等热烈讨论，特别是广东省居民更嚷着要赶快办证、来港血拼，「否则对不起努力升值的人民币」，而且「买买就把路费赚回来了!」
「矿泉水都去香港买」
有人在微博上兴奋表示：「79啦!人民币换港纸79啦!我对Nike(波鞋)啊!好想买啊!便(宜)内地160蚊啊!」有人更表明，未来两个月必须 去香港一次，「我要找个最 大的行李箱，各种刷、各种买、各种塞，谁都不要拦着我!」有父母则表示，要积极来港买奶粉，有人更表示终于可以买某部心仪已久的「童车中的劳斯莱 斯」。有人表示可趁机来港买iPhone及相机，有人更瞄准预计下周才公布的iPad Mini，指希望香港是首批有售的地区，因港版售价估计约1,700港元，即1,370元人民币有找，直言：「这么便宜?」
内地网民除列出购物清单，亦有人嫌人民币升值「未够喉」，有在港读书的内地人说，「这样留学费用又便宜了。按这个趋势，15w( 15万元人民币)该够了。」有深圳居民亦表示，来港买1,000元奶粉才多平20元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要继续升才好。有人更直接：「人民币万岁!(港元)还会继续跌的!以后买支矿泉水都去香港买就对了!」有人则为港元不值，指香港优势越来越弱，慨叹：「这么跌下去，真的要纸巾都去香港买了!」
来源：苹果日报
纽时被放风：李克强上位 王岐山或不再掌管经济
“预计今年64岁的王岐山会得到一个资历较高的职位，而经济政策方面的大权将大部分落入李克强手中”。
北京——长久以来，呼吁中国进行深层次经济政策改革的倡导者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王岐山身上，后者曾是一位精明的银行家，他因长于在顽固的官僚体制内强力推进艰难的决策而享有声誉。
朱镕基在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家总理期间，拆分了数千家国有企业，为私营企业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彼时，王岐山正是朱镕基的得意门生。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炎(SARS)席卷了北京城，却未受到遏制，王岐山临危受命担任北京代市长，并迅速地控制了疫情。
Pablo Martinez Monsivais/Associated Press
2011年5月，美国财长盖特纳(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2008年，当胡锦涛主席需要一位掌管日常金融和经济政策，以及负责中美经济关系的副总理时，他选择了王岐山。
不过，很多党内人士表示，随着计划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日渐临近，王岐山成为中国经济的掌门人，从而手握相关大权的机会在一天天地变小。十八大将揭开中国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更迭的大幕。
虽然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的权责还没有最终敲定，而且根据预测，有关决定直到本次党代会行将结束之际才会宣布，但一个正在达成的共识是，王岐山很可能转任某个党内职位，该职位只能对经济政策发挥有限的影响力。
预计今年64岁的王岐山会得到一个资历较高的职位，而经济政策方面的大权将大部分落入李克强手中，预定后者将在明年接替温家宝的总理职务。今年57岁的李克强是一位有着高学历的官员，行事颇具学者风范。据称，他阅览了大量经济政策报告，且事无巨细，他都予以了高度关注。
尽管如此，长期和王岐山及李克强共事的一位人士透露，在应对危机以及推行触犯利益集团的艰难决策这两方面，和王岐山相比，李克强的经验远远不足。他说，“李克强可能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影响力。”
直到最近，王岐山一直被认为是接任常务副总理的有力人选。该职务主要负责处理几乎所有和非军事问题有关的政策，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职位。不过，王岐山的另一位崇拜者，一位能够接近共产党高层的人士透露，虽然王岐山仍有很小的机会能够赢得该职位，但在政治核心圈内对他出任该职位的呼声正在迅速降低。
与部级官员和更高层官员有接触的党内人士表示，王岐山似乎更有可能成为全国政协主席。政协是一个顾问性机构，而主席一职并无实权。他还有极小的可能会成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人大担负着进行法律改革的重要责任，但在经济事务上涉足较少。
无论是以上哪个职位，都能确保其就任者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统治中国的九人小组可能会在十八大之后缩减为七人小组。实际上，通常的观点认为，上述两个主席职位在常委会中的地位要比常务副总理一职更高。
但在传统上，政协和人大主席的职位拥有的行政权力和实际权力比常务副总理一职要小。
一名党内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常务副总理一职的第一人选似乎是现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他拥有经济学学士的学历，但以谨慎著称，他更专注于维持政治稳定，而非推行有试验性意义的经济政策。
中国许多大型、低效的国有企业都被共产党元老的孩子和私人朋友所掌控，这样就使制定全面的经济改革措施十分困难，包括在不侵犯他们中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允许更多来自私营企业的竞争。
总理与副总理职位的实际交接还要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然而，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及排名将提前决定权力的交接。
共产党内部人士和研究中国的分析人士表示，在政治局内部残酷的权力争夺和互相利用的政治游戏中，王岐山受到了排挤。
“主要的担忧是，如果王岐山当上副总理，那么李克强就可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无法摆脱其影响，”一位经常和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内部人士表示。“王岐山比李克强年长，并且经验更为丰富，也有着更高的声望，这让他们的关系有些尴尬。”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中国政治专家林和立(Willy Lam)称，李克强和王岐山似乎关系不和。“如果王岐山当上副总理，他和李克强之间的将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林和立说。
两位认识王岐山和李克强的北京政界内部人士表示，两人虽未公开地表现出对彼此的敌意，但却有着迥异的个人风格。王岐山喜欢掌控局面，会花大量时间和与其共事的人讨论政策，而李克强则更理性，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报告上。
其中的一位内部人士说，今年夏末，一些党内元老曾做出努力，希望王岐山而不是李克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但是该努力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可能起到了反作用，破坏了两人的关系。
李成在位于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下辖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担任研究主任。他说，王岐山“总是想做出点事情，十分积极主动。”
可是在以共识驱动的党内高层，这并不一定是个绝对的优点。
除了王岐山和张高丽之外，政治决策的内部人士以及观察人士认为，最有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人选还有：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另外两名竞争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最近几周受到了日益加剧的反对。不过目前流传的任何一种排序，在十八大召开前仍然可能改变。基本上已经确定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两个人物是预计将成为下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和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克强。
中国政府高层均希望把中国经济引到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上。该发展道路将会更依赖内需而不是出口，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支出，依赖中小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而在国有银行系统发放贷款时，也会更多根据信用可靠性而不是政治关系。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要实现这个大目标所需做出的每一项具体政策改革都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利益集团中通常会有“太子党”，即中国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的后代。
即将离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花了大量时间谈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是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系统，在推动艰难决策的形成上，他几乎乏善可陈。
黄安伟(Edward Wong)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张薇、谷菁璐
来源：纽约时报
敏感时刻 江泽民再次公开露面 有几大特点
大陆各大门户网站在首页发消息，称江泽民10月9日在北京接见上海海洋大学校长等人，并声称消息来源是
人民网。但此消息并不是人民网报道，人民网转载来源写的是“上海海洋大学网站”。海洋大学网站附有2张图片。网易搜狐新浪网站上有大批五毛党在留言中歌颂
江泽民，不同看法全被删贴。腾讯上这篇文章关闭了评论功能。
大陆各大门户网站在首页发消息，称江泽民10月9日在北京接见上海海洋大学校长等人，并都在消息来源位置标注“人民网”。但此消息并 不是人民网报道，人民网转载来源写的是“上海海洋大学网站”。海洋大学网站附有2张图片。网易搜狐新浪网站上有大批五毛党在文后留言中歌颂江泽民，不同看 法全被删贴。腾讯上这篇文章关闭了评论功能。
腾讯搜狐新浪都在该文章末尾处有“上海海洋大学网站”字样，而网易在文章末尾还是写“来源：人民网”。
到目前为止，此推迟10天的消息并无官方媒体报道。人民网也没有在首页放此消息，只是低调发表在时政栏目中。与门户网站的高调形成鲜明对比。
海外网友质疑图片是PS的，是换头术。
上海海洋大学的网站上党委宣传部执笔文章题为“江泽民夫妇在京亲切接见校领导祝贺我校百年华诞”：“在全校师生喜迎百年校庆、深入学习贯彻江泽民同 志题词精神之际，2012年10月9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同志在京亲切接见了专程赴京汇报的校党 委书记虞丽娟、校长潘迎捷等一行。校领导向江泽民夫妇致以最诚挚地祝福，代表全校师生衷心感谢江泽民同志对学校的关心和厚爱，并向江泽民同志赠送了反映学 校百年发展历程以及学习贯彻题词精神的画册。”
此消息有几个特点和疑问：
1. 推迟10天的消息
9日接见为何到现在消息才出来? 上海海洋大学网站党委宣传部的这篇文章发表日期是13日。
2. 消息来源是上海海洋大学网站
文章来源是上海海洋大学网站，门户网站转载时为何要故意突出“人民网”为消息来源? 见图上海海洋大学网站的原文章截图。
图：文章由上海海洋大学网站党委宣传部执笔
3. 无官方报道
人民网的此消息说明来源是上海海洋大学网站，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媒体的报道。
4. 上不了人民网首页
遍寻人民网首页没有，是在时政栏目里。见图：人民网首页
人民网时政栏目
5. 网友评论海内外两极
大陆的评论，网友观察说：今天网易，搜狐高调报道江泽民活动，并且动员大批五毛党在留言中歌颂江泽民，不同看法全被删贴，这个重要动向值得各界高度关注。恐非吉兆。
海外网友评论：
不用担心，最后的末日疯狂而已。
是真人还是膺品?
总觉得三人合影里江的头有些别扭，脖子到衬衣的过渡太短，不像站两边的人那样自然。
换头术!
像PS的
怎么看着这照片都不对劲。
江泽民夫妇与上海海洋大学校长等人座谈
江泽民与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虞丽娟、校长潘迎捷合影
死不要脸!
老而不死是为贼也
啥时去见萨达姆，卡扎非，金正日。。。。还有本拉登
水产，海洋和蛤蟆还真有点关系。
鬼也
诈尸
戏子又出來表演了.
这厮确实像是个蛤蟆变的。
回光返照
僵尸滚回去。
你手上沾满6。4 学生的鲜血怎麽还不死
海外读者评论
今天中国这个党政军全面贪污腐败的乱局绝对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个人一手造成的。卖国贼、汉奸、叛徒、淫棍毛泽东鼓吹共产党一党独裁从而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彻底贪污、腐败。1989年六四时全中国老百姓积极参加的反贪污、反腐败的六四革命运动被叛徒邓小平一夥残酷地血腥镇压后，邓小平提拔叛徒、贪官污吏江泽民作总书记。如果没有叛徒江泽民提拔不少贪官污吏如、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薄熙来等等一夥贪污腐败分进入政治局。有的还作了常委，今天中国这个乱局会发生吗？内因是主要的。邓小平、江泽民才是制造动乱，祸国殃民的始作庸者！说是外因是主要的；不仅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道理；而且极有可能是贪官污吏司令员江泽民一夥的人！邓小平、陈云都多次说薄熙来这种人绝对是不能提拔作官的三种人！薄熙来上台就是典型的贪官污吏司令员江泽民老人干政的结果；现在已经查明对温总理的谣言，诬蔑全部来自江泽民一夥。主要是吴邦国、李长春、周永康 、薄熙来等等。他们出巨资在国内外造胡锦涛 ，温家宝的谣。恰恰就是这几个人在查薄熙来贪污腐败案中发现了吴帮国贪污腐败近二百多亿人民币(吴帮国坚决要五个坚持。其实就是要坚持贪污腐败)；周永康贪污腐败也近二百多亿人民币(周永康是玩了一百多个女人的“百鸡王”，他说司法要服从共产党的利益。其实就是玩女人，贪污、腐败就是共产党的利益)；李长春贪污腐败近一百多亿人民币(李长春叫嚣要坚持马列主义一万年，其实就是要坚持贪污腐败一万年)；薄熙来本人和家属贪污腐败近六十亿美金(唱红打黑结果是薄熙来本人和家属比黑社会还黑)！难怪邓小平、江泽民本人，吴邦国本人、新四人帮多次强烈反对干部公布财产！在江泽民，吴邦国的带领下，97%的人大代表坚决反对财产公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反贪污反腐败，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正如中国几乎100%的老百姓今天都在说的：“贪污犯就在党中央，腐败反分子就在政治局！”其中大官大贪；中官中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公布财产马？它可能真正反贪污，腐败吗！绝对不可能！六四大屠杀绝对不是中国繁荣的根本原因。但确实造成了中国大陆今天的全面腐败，贫富渊殊，党政军中无官不贪、无官不腐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绝对罪该万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绝对遗臭万年！薄熙来重判；江泽民为首一夥贪官污吏的气数尽了！
江泽民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的叛徒！卖国贼、汉奸、叛徒、贪官污吏总司令江泽民的父亲是汪伪政府的科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的汉奸。所谓的养父江上青是江泽民自己胡编的，因为一个富有的家庭不可能把自己十岁的儿子过继给别人的。出身汉奸家庭的江泽民(父亲是汉奸)抗战时在汪伪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当时一般进步青年认为在里面念书的应该是汉奸。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伪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并入上海交大。因此江泽民转入上海交大学习。江泽民在交大读书成绩很差，数学几乎统统不及格，一些要补考才勉强过关，一些补考还是不及格。他在1946年，一说1947年初加入中共。但在国共内战、白色恐怖高潮的1948年和1949年江泽民突然失踪，地下党四处寻找，不见人影。二年多没与组织联系。当时共产党领导学生、老师、正在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游行示威。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或处死。据江泽民自己说他1948年到1949年那时他在乡下教书，根本不知的道上海的事情。这是典型脱党叛变的叛徒无耻行为！江泽民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叛徒！他上台后又出卖不少中国领土给俄国。因此江泽民是典型的货真价实的共产党的叛徒、汉奸、卖国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个人不仅是叛徒，而且都是生性残酷的刽子手。毛泽东在镇压AB团，延安整风，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反对他毛泽东就杀。1975年“四五”，百万北京老百姓纪念周恩来的追悼会，让毛泽东变成了“四五”血洗天安门。1976年“六四”时，北京学生们的大规模反贪污、反腐败运动，让邓小平变成“六四”大屠杀。江泽民血腥镇压“导报”猛拍邓小平、陈云端马屁。才上的台。毛泽东的“四五”、邓小平的“六四”、江泽民对“导报”。他们对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和莘莘学子的血腥大屠杀是他们残酷的本性大暴露。“六四”时、江泽民对真实报道了北京血腥压的“世界经济导报”勒令关门。抓捕了“世界经济导报”党委书记钦本立和不少手无寸铁的报人或新闻记者。结果党委书记钦本立死了。在处理市民和学生的强烈抗议北京“六四”血腥大屠杀事件中，在北京的江泽民坚决主张镇压，但在朱容基和上海其他老同志强烈反对镇压才避免了莘莘学子的血腥大屠杀。、江泽民与邓小平是一路货色，都是共产党的叛徒！薄一波与江泽民是叛徒惜叛徒；惺惺惜惺惺！抗战胜利后，江泽民从汪伪的中央大学转入上海交大，一共读了一年半书。所修的“高等数学”、“复变函数”、“数理统计”等、等、学科统统不及格。江泽民的情况在上海交大的老教师统统很清楚。有兴趣不妨去调查一下！
江泽民的是典型的货真价实的戏子、非常喜欢出风头的人来疯、十三点！上海人私下都叫江泽民为戏子、或三点水（即十三点，人来疯）。江戏子泽民是人来疯的例子可以举的数也数不清楚。在美国他操着公鸭喉咙居然引颈高歌，在德国居然要跳华尔兹舞，连高等数学在交大都不及格的人，居然编译了一本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专门著作让他的亲信习近平（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模底考试中数理化统统不及格）带给德国总理。在法国他又弹起来了音调不正确的钢琴。在英国他用江北英语企图背诵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名句，结果因缺词而大闹笑话。究竟总理温家宝是人来疯，还是江戏子泽民是人来疯不是一清二楚吗！总理温家宝到底干过那一件坏事，或说过一句谎言你们要那么恨他，骂他影帝，能说来听听吗？估计你一件也说不出。影帝之词出自江戏子泽民之口。可能是总理温家宝坚决要财产公开，坚决反贪污。反腐败触痛了贪官污吏江戏子泽民和他的一夥，才叫你们那些混蛋、徒子徒孙到美国来制造大量谣言的。江戏子泽民或他的同夥、他的徒子徒孙、或毛大仙的徒子徒孙，因为只有你们一夥才一贯以吹牛说谎来欺骗人民。可惜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和西方国家你们注定要彻底失败的。奉劝你们一句，还是快点滚回中国大陆去。因为那里才是你们贪污腐败的天堂，才是你们造谣惑众的广场！特别奇怪的是上海人，对他们的江北老乡，江戏子泽民骂得更厉害。他们说：“这个江北瘪三，除了吹牛、说谎、玩女人、出卖国土外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邓小平眼睛瞎了，挑了这么个瘪三作总书记！”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阿波罗网报道
“总参一姐” 央视博客指是正牌
民众称总参一姐任婕被查到军队确有其人，并获得2011年全军巾帼建功个人，同时又查到任婕的工作证。日前，在对总参一姐任婕真假军人身份军方、官方与民间正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时，新华网报导，冒充女军人的网民任婕已被查获，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
图片系本人截图制作
图：民众称“总参一姐”任婕被查到军队确有其人，并获得2011年全军巾帼建功个人，同时又查到任婕的工作证。（网络图片）
日前，在对“总参一姐”任婕真假军人身份军方、官方与民间正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时，新华网报导，冒充女军人的网民“任婕”已被查获，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对此篇报导，网民们发现了许多漏洞，质疑声再次响起。
新华网10月18日报导，记者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获悉，冒充女军人的网民“任婕”已被查获，当事人任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已责令腾讯网注销该账号，并对腾讯网未能履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认证责任提出批评。
报导说，经军队和地方公安机关侦查，确认“任婕”网上照片显示的军官证系伪造，查明“任婕”真实姓名为任某某，上网地点在甘肃兰州，并将任某某查获，收缴假军服2套、军衔等军用标志服饰10馀件，从其上网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中提取固定了相关电子物证。
民众质疑：谎再弄的圆点不行吗？
有网友说：交代的还是不清不楚的，既然抓住了怎么也要附几张该女子被抓或签被捕手续的照片以示正听啊。还有网友说：应该公布这个女人的年龄、职业、为什么冒充高级军官、还有被捕照片。怎么好像稀里糊涂就结案了。以下为更多民众质疑。
蹊跷的是，急于撇清关系不断辟谣的某有关方面这次倒很沉得住气，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发布消息。侦破此众人瞩目的假冒案的地方公安机关也甘当无名英雄。 采写这个独家新闻的新华网的记者也谦逊的拒绝署名。
冒充上校才拘留5天，这也太轻了，能起到惩戒作用吗？？.
办个假士兵证买火车票，被抓了都拘留15天呢，这冒充上校给总参谋部抹黑，才拘留5天。哥无奈的笑了~~
有当过兵的行家说：想假冒得那么真很难的哦。记得该哥们说：从臂章、徽等之类的，一般当过兵的都未必懂那是总参的。我怀疑这任某某真有其人。但按理说：你高调可以，但不能坑干爹啊。总之很费解！元芳姑娘，你怎么看？
抓扫黄的时候，失足妇女衣服没穿就开始审问，第二天视频。照片全出来了。这抓假冒上校的女人咋就这么文明呢？拘留五天，她叫啥，干啥的，关在哪，悔改细节，咋就没个记者现场采访一下，发点照片出来？？
2011年总政通报百名先进个人 任婕名列其中
之前，一位27岁就拥有“副师级上校军衔”，自称是“总参一姐”的任婕在网络走红。“总参一姐”在微博上不仅发“军装照”，还发性感照，并在其博文中牵扯多位军界高官。随即，军方、官媒同声辟谣，称该女为“假军人”。
对于中共军方称“总参一姐”任婕为假冒军人”的辟谣报导，民众普遍表示质疑，同时将“2011总政表彰全军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的详细名单的网页搜索出来并曝光。在通报100名先进个人中，任婕名列其中。
10月16日，《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对此引述军方总参和总政的相关人士报导，称“获奖名单上的彼任婕非此任婕”。
另外，军方有关部门15日称网络上流传的“总参一姐”任婕为“假冒军人”。同时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该微博已经申请关闭”
泛华网首发：江泽民会见大学领导一事的调查
上海海洋大學的官网报道了江澤民及夫人王冶坪在京接見了專程赴京匯報的校黨委書記虞麗娟、校長潘迎捷等一行（网址是 http://www.shou.edu.cn/news/news_detail.asp?ID=15259） 。下面是泛华网对此事作出的初级调查。
2012年10月9日凌晨3时04分。根据数码照片包含的文字信息，这个时间是照片2（即三人合影照）的拍摄时间。
2012年10月9日上午10时15分。根据数码照片包含的文字信息，这个时间是照片1（即众人合坐）的拍摄时间。
2012年10月9日上午。这个时间是报道中出现的江泽民会见大学领导的具体时间。
2012年10月13日。这个日子是页面上注明的网页建立、或海洋大學报道的发表时间。Google 搜索引擎也显示页面在那天已经存在。
2012年10月17日凌晨5时29分12秒。这个时间是网页日志上显示的照片1最后修改或上传时间。
2012年10月17日凌晨5时29分21秒。这个时间是网页日志上显示的照片2最后修改或上传时间。
2012年10月19日23:38:52 GMT。最近的一个 Google 快照的时间，其内容显示与10月20日的内容没有差异。
2012年10月20日。这个日子是新华网和人民网页转载上海海洋大學的官网报道的时间。
照片1包含的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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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XiaoLiang
Date taken: 10/9/2012 10: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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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Wednesday, 17 October 2012 5:29:12 a.m.
照片2包含的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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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Xiao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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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Wednesday, 17 October 2012 5:29:21 a.m.
分析：
该报道在上海海洋大學官网的位置是头版头条。
两张照片都是用Nikon D3 相机拍摄。Nikon D3 是於2007年Nikon發布的具有1210萬畫素全畫幅(35mm)數位單眼相機(DSLR)。
两张照片的摄影者都是一个叫“XiaoLiang”的人，因为相机型号相同，有可能两张照片是同一个相机，尽管ISO设置不同。两种照片用了不同的镜头拍摄。两张照片的摄影时间间隔是7小时11分钟。另外，根据照片的像素尺寸以及相机的专业程度，可以得出结论这两张照片是经过压缩的。因为用这样的专业照相机，像素尺寸不会如此之小。现在读者看到的照片是后期压缩过的网络专用版照片。
照片本身的像素分析显示没有修改过的痕迹。
网页上的照片文件名显示命名按一定的算法进行，因此文件的命名要么是网站软件的自动改名，要么是Nikon D3相机的自动命名。如果文件名的命名是按序号进行，那两张照片之间相差了859张照片。由于网站日志显示照片在10日17日被修改过，而文件名也显示出20121017的序号，有理由认为文件名是由网站软件自动产生。
有疑问的地方：
这次曝光没有任何媒体人士出席。
从该报道在上海海洋大學官网的位置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报道的重要性。与其重要性相比，会面后上海海洋大學用了四天时间才将该新闻放到网上，显示中间的决策并不顺利。另一个时间上的疑问是新华网和人民网随后用了七天时间才转载，显示转载决策中政治性意味浓重。
江泽民的年纪以及会面的性质显示这种会面将不需要使用7个多小时，而会面发生在凌晨3时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数码照片包含的照片拍摄时间要么被人为改动过，要么两张照片是用两个不同的 Nikon D3 相机拍摄，而拍照照片2 的相机时间设置有错。从相机的型号看，摄影者 XiaoLiang 是专业摄影工作者；而作为专业摄影工作者，相机的时间设置错误是不可以原谅的过失。
结论：
没有证据显示照片画面被改动过，但照片包含的文字信息存有疑问。疑问包括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及何时进行的照片压缩工作。
泛华网在《江泽民行踪调查》一文中提到江系有必要安排一次可以旁证的“公开露面”，并预计十八大之前江泽民会有至少一次可以让人独立核实的曝光。不幸的是，这次曝光并没有“可以让人独立核实”。
新华网和人民网用了11天时间才发布消息，显示出江系对媒体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失控状态。事实上，这次曝光更有理由让人认为江泽民已经身不由己。希望中共当局可以出面辟谣，让江泽民再曝光一次，并可以让媒体人士在场以独立核实真伪。
泛华网首发。
2012年10月9日凌晨3时04分。根据数码照片包含的文字信息，这个时间是照片2（即三人合影照）的拍摄时间。
2012年10月9日上午10时15分。根据数码照片包含的文字信息，这个时间是照片1（即众人合坐）的拍摄时间。
2012年10月9日上午。这个时间是报道中出现的江泽民会见大学领导的具体时间。
2012年10月13日。这个日子是页面上注明的网页建立、或海洋大學报道的发表时间。Google 搜索引擎也显示页面在那天已经存在。
2012年10月17日凌晨5时29分12秒。这个时间是网页日志上显示的照片1最后修改或上传时间。
2012年10月17日凌晨5时29分21秒。这个时间是网页日志上显示的照片2最后修改或上传时间。
2012年10月19日23:38:52 GMT。最近的一个 Google 快照的时间，其内容显示与10月20日的内容没有差异。
2012年10月20日。这个日子是新华网和人民网页转载上海海洋大學的官网报道的时间。
照片1包含的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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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Xiao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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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Wednesday, 17 October 2012 5:29:21 a.m.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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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照片都是用Nikon D3 相机拍摄。Nikon D3 是於2007年Nikon發布的具有1210萬畫素全畫幅(35mm)數位單眼相機(DSLR)。
两张照片的摄影者都是一个叫“XiaoLiang”的人，因为相机型号相同，有可能两张照片是同一个相机，尽管ISO设置不同。两种照片用了不同的镜头拍摄。两张照片的摄影时间间隔是7小时11分钟。另外，根据照片的像素尺寸以及相机的专业程度，可以得出结论这两张照片是经过压缩的。因为用这样的专业照相机，像素尺寸不会如此之小。现在读者看到的照片是后期压缩过的网络专用版照片。
照片本身的像素分析显示没有修改过的痕迹。
网页上的照片文件名显示命名按一定的算法进行，因此文件的命名要么是网站软件的自动改名，要么是Nikon D3相机的自动命名。如果文件名的命名是按序号进行，那两张照片之间相差了859张照片。由于网站日志显示照片在10日17日被修改过，而文件名也显示出20121017的序号，有理由认为文件名是由网站软件自动产生。
有疑问的地方：
这次曝光没有任何媒体人士出席。
从该报道在上海海洋大學官网的位置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报道的重要性。与其重要性相比，会面后上海海洋大學用了四天时间才将该新闻放到网上，显示中间的决策并不顺利。另一个时间上的疑问是新华网和人民网随后用了七天时间才转载，显示转载决策中政治性意味浓重。
江泽民的年纪以及会面的性质显示这种会面将不需要使用7个多小时，而会面发生在凌晨3时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数码照片包含的照片拍摄时间要么被人为改动过，要么两张照片是用两个不同的 Nikon D3 相机拍摄，而拍照照片2 的相机时间设置有错。从相机的型号看，摄影者 XiaoLiang 是专业摄影工作者；而作为专业摄影工作者，相机的时间设置错误是不可以原谅的过失。
结论：
没有证据显示照片画面被改动过，但照片包含的文字信息存有疑问。疑问包括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及何时进行的照片压缩工作。
泛华网在《江泽民行踪调查》一文中提到江系有必要安排一次可以旁证的“公开露面”，并预计十八大之前江泽民会有至少一次可以让人独立核实的曝光。不幸的是，这次曝光并没有“可以让人独立核实”。
新华网和人民网用了11天时间才发布消息，显示出江系对媒体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失控状态。事实上，这次曝光更有理由让人认为江泽民已经身不由己。希望中共当局可以出面辟谣，让江泽民再曝光一次，并可以让媒体人士在场以独立核实真伪。
泛华网首发。
传薄瓜瓜正式被立案 一家3口或将“坐穿牢底”
【大纪元2012年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已被判死缓，薄熙来也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等待接受审
判。消息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也已经正式被检查机关立案。据称，薄瓜瓜涉案极深，仅从涉案金额之巨就可以将其终身监禁。那么这一家三口或将“坐穿牢底” 。
薄瓜瓜涉案金额之大超预想 一家3口“把牢底坐穿”
据《泛华网》最新消息，一位与之有联系的消息人士披露，薄瓜瓜已经正式被检察机关立案。日前，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已经将大部份的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正在做最后的整理、物证搜集和结案工作。
消息人士称，薄瓜瓜涉案极深，涉及的金额之大超出了原先的预计，单从金额上就可以把他终生监禁了。
薄瓜瓜11岁便赴英国求学，先后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过去曾高调接受传媒采访。有知情人士在互联网上曾经透露，薄瓜瓜在重庆有20 多辆豪华车，有Ferrari、Bentley、Mercedez、Masarati、BMW、Land Rover等。
2006年，薄瓜瓜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就读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综合）专业，成为该专业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学费大约在每年2.6万英镑。而其目前所在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费高达一年7万美元。
薄瓜瓜在海外过着奢华的生活。英国媒体报导称，牛津一校刊曾用“爱花钱到病态”形容薄瓜瓜。外界对他的“私人生活”有各方面的质疑。
薄瓜瓜的母亲薄谷开来已被判死缓。其父薄熙来已被双开及移交司法机关，中共高层公布对薄熙来数宗大罪，罪宗之一是“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薄瓜瓜成为“收受他人巨额财富”的指涉者。
薄熙来的罪行贯穿其任职大连市、辽宁省、商业部和重庆市期间。从大连开始，薄就涉贪腐行为。
今年4月，海外媒体大量报导，调查组两个多月的初步调查，发现薄罪责性质之恶劣令中共高层都感到“相当震惊”。中共已初步掌握大量铁证，薄熙来涉数目巨大的贪腐金额和不明财产，其海外资产远远不止此前流传的80亿元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中共历史上党内最大的贪腐案件。
日本《朝日新闻》4月的一个报导称，薄熙来夫妇向海外转移60亿美元资产。
《朝日新闻》8月14日的报导称，薄瓜瓜在伦敦豪宅林立的南肯辛顿区，至少坐拥市价超过200万英镑的两套豪华公寓。
对于薄瓜瓜购买英伦豪宅的大手笔，日媒更质疑其巨款来自何处？这也一直是外界急欲探知的秘密。因为薄瓜瓜名下来源不明的巨资，其背后涉及的重重黑幕，不仅止 于其父母的贪腐交易，更是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违背伦理与侵犯人权的罪恶，即活摘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尸体贩卖。而这不但是薄谷二人对王立军与海伍德进行杀人 灭口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一直企图掩盖的重庆事件的核心真相。
不少分析人士指，从官方报导的严重措辞看，薄熙来被移交司法机关后不死也得要他半条命。完全有可能判处其死缓或无期徒刑。
薄瓜瓜不配合调查
薄瓜瓜在父母双双出事期间大多保持沉默，去向成迷。消息人士对泛华网说，薄瓜瓜的案子在移交给检察机关之前，中纪委就试图与薄瓜瓜联系，希望能给他机会让他自己回来配合调查。但薄瓜瓜并不合作。这次正式立案相信也是给薄瓜瓜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够与政府合作，在事情正式提交到国际刑警组织之前可以主动投案。
英国《每日电讯报》日前报导，北京和重庆的两位消息人士透露薄瓜瓜已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重庆消息人士很肯定的是薄瓜瓜上周飞抵北京，一下飞机就钻进警车，现在很可能与调查组在一起，可能会在法庭上露面。这名消息人士曾多次提供有关薄家的准确情报。
微博上有37万多粉丝的“老榕”在大陆微博上表示，他听闻薄瓜瓜已返回北京，“享受由警车接送的待遇。”
但《纽约时报》与《英国卫报》随即向薄瓜瓜电邮查证，遭其否认。
美国表示愿意合作
中美还没有缔结双边引渡条约。消息人士透露，国际刑警中国局已经与美国对口的国际刑警组织联系（泛华网认为是指INTERPOL Washington），初步答覆是，“美国很乐意在这件事情上合作。”
据泛华网了解，中共实际上很不愿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而更愿意与当事国的政府私下联系。过去成功的一些引渡案例中，都没有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而这次中共一开始就与美国的国际刑警组织联系，有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并不愿意就此事与中共私下联系。
（责任编辑：李熙）
薄瓜瓜涉案金额之大超预想 一家3口“把牢底坐穿”
据《泛华网》最新消息，一位与之有联系的消息人士披露，薄瓜瓜已经正式被检察机关立案。日前，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已经将大部份的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正在做最后的整理、物证搜集和结案工作。
消息人士称，薄瓜瓜涉案极深，涉及的金额之大超出了原先的预计，单从金额上就可以把他终生监禁了。
薄瓜瓜11岁便赴英国求学，先后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过去曾高调接受传媒采访。有知情人士在互联网上曾经透露，薄瓜瓜在重庆有20 多辆豪华车，有Ferrari、Bentley、Mercedez、Masarati、BMW、Land Rover等。
2006年，薄瓜瓜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就读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综合）专业，成为该专业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学费大约在每年2.6万英镑。而其目前所在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费高达一年7万美元。
薄瓜瓜在海外过着奢华的生活。英国媒体报导称，牛津一校刊曾用“爱花钱到病态”形容薄瓜瓜。外界对他的“私人生活”有各方面的质疑。
薄瓜瓜的母亲薄谷开来已被判死缓。其父薄熙来已被双开及移交司法机关，中共高层公布对薄熙来数宗大罪，罪宗之一是“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薄瓜瓜成为“收受他人巨额财富”的指涉者。
薄熙来的罪行贯穿其任职大连市、辽宁省、商业部和重庆市期间。从大连开始，薄就涉贪腐行为。
今年4月，海外媒体大量报导，调查组两个多月的初步调查，发现薄罪责性质之恶劣令中共高层都感到“相当震惊”。中共已初步掌握大量铁证，薄熙来涉数目巨大的贪腐金额和不明财产，其海外资产远远不止此前流传的80亿元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中共历史上党内最大的贪腐案件。
日本《朝日新闻》4月的一个报导称，薄熙来夫妇向海外转移60亿美元资产。
《朝日新闻》8月14日的报导称，薄瓜瓜在伦敦豪宅林立的南肯辛顿区，至少坐拥市价超过200万英镑的两套豪华公寓。
对于薄瓜瓜购买英伦豪宅的大手笔，日媒更质疑其巨款来自何处？这也一直是外界急欲探知的秘密。因为薄瓜瓜名下来源不明的巨资，其背后涉及的重重黑幕，不仅止 于其父母的贪腐交易，更是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违背伦理与侵犯人权的罪恶，即活摘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尸体贩卖。而这不但是薄谷二人对王立军与海伍德进行杀人 灭口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一直企图掩盖的重庆事件的核心真相。
不少分析人士指，从官方报导的严重措辞看，薄熙来被移交司法机关后不死也得要他半条命。完全有可能判处其死缓或无期徒刑。
薄瓜瓜不配合调查
薄瓜瓜在父母双双出事期间大多保持沉默，去向成迷。消息人士对泛华网说，薄瓜瓜的案子在移交给检察机关之前，中纪委就试图与薄瓜瓜联系，希望能给他机会让他自己回来配合调查。但薄瓜瓜并不合作。这次正式立案相信也是给薄瓜瓜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够与政府合作，在事情正式提交到国际刑警组织之前可以主动投案。
英国《每日电讯报》日前报导，北京和重庆的两位消息人士透露薄瓜瓜已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重庆消息人士很肯定的是薄瓜瓜上周飞抵北京，一下飞机就钻进警车，现在很可能与调查组在一起，可能会在法庭上露面。这名消息人士曾多次提供有关薄家的准确情报。
微博上有37万多粉丝的“老榕”在大陆微博上表示，他听闻薄瓜瓜已返回北京，“享受由警车接送的待遇。”
但《纽约时报》与《英国卫报》随即向薄瓜瓜电邮查证，遭其否认。
美国表示愿意合作
中美还没有缔结双边引渡条约。消息人士透露，国际刑警中国局已经与美国对口的国际刑警组织联系（泛华网认为是指INTERPOL Washington），初步答覆是，“美国很乐意在这件事情上合作。”
据泛华网了解，中共实际上很不愿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而更愿意与当事国的政府私下联系。过去成功的一些引渡案例中，都没有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而这次中共一开始就与美国的国际刑警组织联系，有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并不愿意就此事与中共私下联系。
（责任编辑：李熙）
章子怡案，博訊：我們不會和解
明鏡網記者范方華／人民網援引僑報洛杉磯報道，章子怡誹謗案10月16日開庭，其律師梅森（John Mason）表示在取證聽證會上，被告方表現非常糟糕，甚至沒有辦法回答問題。韋石對明鏡網反駁，該場聽證會的召開，其實是因為他們反告章子怡誣告，對於章子怡律師的提問，韋石已全力回答能夠回答的部分。
根據人民網援引僑報洛杉磯的報導，16日召開了章子怡誹謗案的取證聽證會，律師梅森指出，被告方經常要求延期，而且從來沒有辦法提供證據，至回答不出任何問題，他相信，被告方很快就會放棄。
此報導刊出後，韋石在第一時間接受明鏡網採訪時表示，雙方律師和他都出席了該場取證聽證會，這也是第2次舉行取證聽證會，他在會上全力回答了報導過程與他們掌握到的一些情況。但有些問題他們配合，有些問題他們拒絕回答，比如追問消息爆料者的名字，韋石並未回答，因為這件事有其敏感度。
韋石對明鏡網解釋，其實此場並非章子怡控告博訊案的“開庭”，因為加州法院由於管轄權問題，沒有權力受理此案，“法院還沒受理，怎麼就說開庭了？”第二，韋石表示，他們已經反訴章子怡亂告媒體，因此對方才叫他們去取證，章子怡的律師想找出證據，證明他們沒有亂告媒體，而取證的目的，在於節省法庭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開庭。
章子怡律師梅森（John Mason）針對明鏡網的採訪要求作了簡短的答覆，梅森表示，被告並未提供任何實質的證據，“證據在哪？來源為何？”梅森質問。
梅森先前接受明鏡網採訪時表示，與章子怡有關的出版訊息是肆意、殘酷和惡意的，並已對章子怡和她的全球名聲造成嚴重損害，被告從來沒有任何刊登這些文章的合法性，他們未事前聯繫章子怡，也未公佈撰寫文章或訊息來源者的名字。而被告刊登文章，則為了利用章子怡，不當提升自己的事業利益。
取證聽證會召開的隔天，10月17日，章子怡出席“第三屆紐約中國電影節”，在曼哈頓林肯中心的愛麗絲杜莉音樂廳現身。明鏡網記者試圖向章子怡提問，但她未允許媒體發問，對薄熙來一事絕口不提。明鏡網獲悉，不安排媒體現場提問，是章子怡出席電影節的要求之一。
根據人民網援引僑報洛杉磯的報導，16日召開了章子怡誹謗案的取證聽證會，律師梅森指出，被告方經常要求延期，而且從來沒有辦法提供證據，至回答不出任何問題，他相信，被告方很快就會放棄。
此報導刊出後，韋石在第一時間接受明鏡網採訪時表示，雙方律師和他都出席了該場取證聽證會，這也是第2次舉行取證聽證會，他在會上全力回答了報導過程與他們掌握到的一些情況。但有些問題他們配合，有些問題他們拒絕回答，比如追問消息爆料者的名字，韋石並未回答，因為這件事有其敏感度。
韋石對明鏡網解釋，其實此場並非章子怡控告博訊案的“開庭”，因為加州法院由於管轄權問題，沒有權力受理此案，“法院還沒受理，怎麼就說開庭了？”第二，韋石表示，他們已經反訴章子怡亂告媒體，因此對方才叫他們去取證，章子怡的律師想找出證據，證明他們沒有亂告媒體，而取證的目的，在於節省法庭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開庭。
章子怡律師梅森（John Mason）針對明鏡網的採訪要求作了簡短的答覆，梅森表示，被告並未提供任何實質的證據，“證據在哪？來源為何？”梅森質問。
梅森先前接受明鏡網採訪時表示，與章子怡有關的出版訊息是肆意、殘酷和惡意的，並已對章子怡和她的全球名聲造成嚴重損害，被告從來沒有任何刊登這些文章的合法性，他們未事前聯繫章子怡，也未公佈撰寫文章或訊息來源者的名字。而被告刊登文章，則為了利用章子怡，不當提升自己的事業利益。
取證聽證會召開的隔天，10月17日，章子怡出席“第三屆紐約中國電影節”，在曼哈頓林肯中心的愛麗絲杜莉音樂廳現身。明鏡網記者試圖向章子怡提問，但她未允許媒體發問，對薄熙來一事絕口不提。明鏡網獲悉，不安排媒體現場提問，是章子怡出席電影節的要求之一。
僑報引梅森的話表示，他們絕對不會撤訴，並將會追究到底，他相信博訊不久就會放棄此案。韋石對明鏡網說，最早是對方提出和解，至今他們的這個門仍是敞開的，只要對方提合理的要求；現在對方堅持到底，不和解，韋石也不會和解。
博訊19日發出聲明，對僑報報導做出回應：
人民網發表題為“外媒報章子怡誹謗案開庭被告網站表現糟糕”的報道，其中多有不實之詞，為此，博訊有必要做出澄清：
1、案件進展：目前，美國加州法庭需要做的決定是－因為管轄權問題，是不是要受理起訴案；被告反訴原告，對其亂告媒體（Anti-SLAPP）的懲罰問題。
換句話說，現階段還沒到審理博訊的所謂“誹謗”案子的本身，法院也沒有開庭，只是在拉斯維加斯開展開庭前的取證聽證會而已。
媒體稱11月16日開庭：事實上，法官和雙方律師在11月16日討論以上2個議題，而不是“開庭”。
2、
自起訴以來，博訊一直積極應付，不知道對方律師Mason對中文媒體說的原話是什麼，中文媒體披露的他的言辭是錯誤的,很多地方曲解法律程序，斷章取義，
妄加罪名。其中說道“被告甚至回答不出任何問題”。實際情況是，聽證已經進行了2次（天），但因為技術細節，例如打字員抱怨聽不懂一些字詞，而提早中斷聽
證。原告要求博訊提供消息源的名字，要求博訊提供近年來資金來源和名字，對這些敏感信息，博訊拒絕提供，對其它的信息，包括報道出台的過程，都一一如實做
了回答。
眾所周知，博訊過去已經有多名大陸記者被抓、判刑，博訊關於章子怡的報道是薄熙來政治醜聞的一部分，在這樣重大的醜聞上，博訊的消息源如果公開，顯然後果更危險。博訊對這些敏感信息保密是符合新聞媒體的基本道德規範和操守的。
報道還稱“他相信該網站方面不久就會放棄此案”，此案是章小姐的起訴案，不存在被告“放棄此案”的問題，要放棄也是章小姐撤訴。
報道還稱“該網站所屬公司China Free Press, Inc”（CFP)，這是此案的另外一個問題。China Free Press是獨立的非營利機構，是公益組織。CFP和博訊沒有相互隸屬關系。
此
案是個重要而復雜的案件，涉及中國的政治內幕操作、影星的生活、海外的中文媒體等，一方面，博訊資源有限，另一方面，原告有足夠的金錢不斷找出各種理由起
訴。原告不得不應訴。CFP就是完全無辜的，仍然聘請律師應對。而此案的結局也是意義重大，不僅涉及博訊的存亡，也涉及媒體是否還能揭發重大貪腐案，在維
護社會公義上能否堅持正當報道。就美國本土而言，是否聽之任之，讓原告依靠訴訟將媒體拖垮。如果博訊因此垮掉，哪個中文媒體會成為地球另外一邊的政權的另
外一個目標？
博訊只是報道了至今仍認為是事實的內容。本次取證韋石（孟維參）對新聞出台過程如實做了解釋，博訊報道的章
女士的內容只是涉及薄熙來案的小部份信息，在發表有關報道前，博訊對章女士的情況盡力做了調查、核實，掌握的信息比公開報道的更為全面，本次取證期間對這
些信息做了陳述。取證證的內容屬於公開資料，當法庭公布後，媒體可以查閱，相信其中有很多未曝光的信息，博訊並未發表全部信息，足以證明博訊的報道不是針
對章子怡本人的，而是專注於薄熙來腐敗案的報道。
附人民網的報道全文：外媒報章子怡誹謗案開庭 被告網站曾稱其與高官有染
來源：人民網
原標題：外媒報章子怡誹謗案開庭被告網站表現糟糕
據 僑報洛杉磯報道，章子怡誹謗案16日開庭，其律師梅森（John
Mason）17日在接受采訪時稱，在取證聽證會上，美國某中文網作為被告方表現非常糟糕，甚至沒有辦法回答問題。他認為，對方很快就會放棄。針對網上有
關章子怡很快會撤訴的傳聞，梅森指出，他們絕對不會撤訴，並將會追究到底，而且堅信一定會取得勝利。章子怡誹謗案16日舉辦了取證聽證會，而章子怡的律師
梅森17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堅決不會撤訴，並將追究到底，而且表示一定會取得勝利。同時，他還指出，辨方經常要求延期，而且從來沒有辦法提供證據，
他相信該網站方面不久就會放棄此案。
梅森說，被告一直在延期而且改變立場，他們現在就在為此付出代價，在16日的法庭上，被告甚至回答不出任何問題。
他說，做了42年的職業律師，從來沒有看到過針對他客戶如此荒唐的誹謗，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現在不清楚是否案件會進行到11月，因為他相信辨方很快就會放
棄。根據起訴書，該美國中文網重復發布報道稱章子怡是一名妓女，稱其與中國政府官員等有性關係，並從中獲得超過1億元的資金，而這些報道被全世界的媒體所
轉載，之後該網站還拒絕發表聲明撤回報道。
章子怡向該網站、該網站所屬公司China
Free Press, Inc.以及其所有者孟維參（Weican Null
Meng音譯）共發起5項指控，其中包括誹謗、侵犯隱私、有意干預可預期經濟獲益、忽略性干預可預期經濟獲益、不合法和不公平的商業行為。原告要求被告賠
償7項損失，其中包括：總體損失；根據證據造成的特殊損失；法律規定的懲罰性損失；法律規定的合理律師費用；法律規定的被告的一切開銷；禁制令補償；以及
其它法庭認為合理的補償。
章子怡（明鏡網記者柯宇倩攝）
江澤民夫婦在京接見上海海洋大學校領導
江澤民夫婦在京親切接見上海海洋大學校領導
江澤民接見上海海洋大學校領導
交談中，江澤民同志認真聽取了校領導關於學校歷史發展以及百年校慶籌備等情況匯報，對百年來學校取得的發展成就表示充分肯定，並向我校百年華誕表示祝 賀。當談到學校創始人張謇最早提出“漁界所至，海權所在也”的主張時，江澤民同志指出，張謇先生很有戰略眼光。百年來，我校師生把論文寫在遼闊的大海和祖 國的江河湖泊上，為中國成為漁業大國做出了重大貢獻，江澤民同志對此給予充分肯定。
2007年，我校建校95周年之際，江澤民同志第一次為我校題詞“培育海洋科技人才，探究藍色世界奧秘”。題詞堅定了學校發展海洋學科的信心，也堅定 了我校建設高水平大學發展道路的信心。江澤民同志十分關心學校的海洋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情況，仔細詢問了學校學科結構、實驗室建設以及招生就業等情況，校 領導一一作了匯報，重點介紹了目前學校正在建立海上實驗室，將依托正在籌建中的遠洋漁業資源調查船，開展海洋環境監測、海洋生物採樣、海洋水文和氣象環境 數據收集、漁場和海洋環境數據綜合處理和分析等科研調查，在實踐中培養海洋科學、海洋技術、漁業資源學和捕撈學等涉海專業和領域高層次人才。江澤民同志指 出，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地球的四分之三是海洋，蘊藏著豐富的資源。在人類日益受資源與環境約束的今天，科技興海已成為各國通用的競爭策略，資源缺乏的 中國更需要高度重視海洋事業發展。他說，從事海洋事業的工作者要出海接受磨礪，希望有更多的師生投身祖國的海洋事業，學校要主動融入國家海洋發展戰略，將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機結合起來，加強海洋權益研究，爭取為國家的海洋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2008年，經教育部批准，我校由上海水產大學改名為上海海洋大學，這一次的更名意義尤為重大、內涵尤為深刻，為學校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大 的空間和舞台。在這個歷史性時刻，江澤民同志再次親筆為我校題寫了“上海海洋大學”新校名。交談中，江澤民同志饒有興致地翻看了反映學校歷史發展和校園新 貌的畫冊，對上海海洋大學轉型發展取得的成績表示肯定。
2008年學校提出了服務於國家海洋戰略的高水平海洋學科專業型建設工程，並啟動了新一輪的未來建設工程。在這一輪的調整中，我校人才培養質量不斷地 提高，學科建設水平明顯增強，學校綜合實力和社會地位有了較快提升。又是在這一重要的轉型階段，江澤民同志欣然為學校第三次題詞“發揚優良傳統，不斷開拓 創新，把上海海洋大學建設成為一流的高水平特色大學”，題詞為上海海洋大學新的百年發展指明了奮斗方向和目標。交談中，江澤民同志聽取了我校師生學習貫徹 題詞精神的情況匯報，以及學校的教學科研現狀。當了解到我校大閘蟹養殖技術已經輸入台灣並且取得成功時，他表示贊許。
江澤民同志與我校駱肇堯同志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友誼，展示了國家領導人與一名普通教師的深厚情誼。交談中，他深情地回憶起與駱肇蕘同志的數次往來，並關切地詢問駱老的家庭情況，他高度評價了駱老為我國食品科技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稱贊駱老是全校師生工作學習的楷模。
會見最后，江澤民同志與校領導一行親切合影，並衷心地希望學校發展能再上新台階，早日建設成為一流的高水平特色大學。
來源：上海海洋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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