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
近日，北京律师李庄被最高检和重庆高法人员约谈，给薄熙来黑打的蒙冤者带来一丝希望，数以千计的被包装虚构成黑社会的重庆市民，望眼欲穿地等待“习李新政”的拨乱反正，孙政才顺应民意，一举拿下淫官雷振富，并平反了900多名警察的冤案，但薄王时代的死党李剑铭还在负隅顽抗，这个执掌沙坪坝区委书记大权的贪官，过去把该区变成了极左重灾区，遍地都是“红岩”和“江姐”，现在，还继续黑打抢钱，坚守薄熙来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重庆消息人士说，李庄在11月底，受俊峰企业集团委托，为其维权申诉，曾电话和他联系，但他态度强硬，蛮横，拒绝与其通话，流亡海外的李俊说，孙政才不要手软，不要等淫秽录像公布后再抓贪官，应当立即“双规”李剑铭，他是沙坪坝区“黑打”的总后台。
众所周知，重庆俊峰置业有限公司因李修武、李俊被薄熙来、王立军“黑打”，并强行包装成“黑社会”，其民企财产被“091专案组”监管近两年，已产生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共中央宣布开除薄熙来党籍和公职后，“专案组”随即于2012年9月30日归还俊峰公司证照印章，全体员工倍感欣慰。正当大家千方百计恢复经营时，惊悉公司在农业银行沙坪坝区支行账户的资金于10月11日，被沙坪坝区法院冻结了2651万元。
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由于地方法院的人事任免大权，操控在李剑铭手里，他担心李俊翻案回家，揭穿他追随薄熙来黑打抢钱，贪污腐败的老底，故暗中指示沙坪坝区公安局给区法院施加压力，编造各种理由，为企业制造麻烦，银行提供的情况表明，沙区法院冻结账户存款的理由是，（2011）沙法刑初字1080号案刑事诉讼有所需要。据此，俊峰公司认为，沙区法院的冻结行为严重违法，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故将情况告知重庆高院院长钱锋，他十分重视，批示限期整改，但李剑铭耍两面派，一方面声称把钱还给民企，另一方面又指示地税局以欠税名义划走了2000万元，李俊说，原先，基于公司现状，税务部门已答应可以俊峰暂时缓缴，钱峰督促沙区法院纠正错误，维护公司及400余员工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这是贯彻张德江在6月8日有关发展民企讲话的精神，而李剑铭却变着花样要整垮俊峰集团，其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律师李庄说，沙区法院的冻结令及向银行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冻结理由是（2011）沙法刑初字1080号案刑事诉讼需要。然而，此法律文书并不涉及俊峰公司。该判决书中既没有确认俊峰公司犯罪，也没有确认其中任何一个被告人通过俊峰公司犯罪，更没有确认其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犯罪所得与俊峰公司有财产关系。虽然俊峰公司工商档案登记的投资人是李少平、郑欧，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俊峰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李俊，而他是否构成犯罪，（2011）沙法刑初字1080号刑事判决并未确认。
目前，李俊躲藏在海外，时隐时现，他的存在和不断发声，意义深远，它不仅仅在于，保留了一条从薄王严刑酷法下，自救出来的草民小命，而在于证实薄王徇私枉法，有理有据，它在唤醒国人的同时，促使中南海高层领导人痛下决心，粉碎薄王杀人贪腐集团，因此，他以不屈不挠的硬汉形象，载入了中国民企发展史，光照千秋。不论民众对其如何评价，都无法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依据一个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而他本人又未经审判，就被没收了巨额财产，这是薄王乱法时代的荒唐闹剧的延续。它的悲哀，不在于这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在21世纪竟能卷土重来，祸国殃民，而在于薄王垮台后，还有余党依然怀念“到处都是铁山坪，遍地都是黑社会”的年代，李剑铭就是一个被薄熙来骗术的毒素渗透了血液的典型人物。
著名律师伍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据此，俊峰公司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所有权属于公司，不属于任何第三人，也不属于公司的投资人。（2011）沙法刑初字1080号刑事判决中，并没有给予俊峰公司任何刑罚，即便是俊峰公司的登记股东，也只有郑欧被判处罚金2万元。既然判决书没有对公司判处罚金或者剥夺其他财产权，沙坪坝区法院冻结俊峰公司账户存款2651万元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其行为是严重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作为执掌司法大权的人民法院，如此违法更不应该。
李俊说，违法行为使俊峰集团雪上加霜，原本，这些被冻结账户的资金可以应急使用，一是因延期交房长达1年，对“香格里拉”一期1—7号楼，计230户应当支付违约赔偿金，共计1800余万元；二是为保证“香格里拉”一期8—24号楼在年底前交房，必须支付工程款、材料费、民工薪水，等等，费用约1.5亿元；三是公司400余名职工的工资不可拖欠；四是必须归还银行贷款5300万元。李俊认为，资金被区法院违法冻结后，上述费用无法支付，已产生严重不良后果
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李剑铭表面上重视维稳工作，实际上骨子里希望民企俊峰出乱子，以前，他强压李俊把买到手的土地低价回报政府，办所谓“森林公园”，讨薄欢心；又想让亲友承揽李俊企业工程的机电项目，遭拒后怀恨在心，“黑打”开始时，李剑铭指定与公安局关系密切的迈瑞公司接管俊峰，未能得逞，现在，由于薄王倒台，他吃掉民企的“吞鲨行动”流产，心里不满，就故意搅浑水，“十八大”召开之前，他操控区公安局有意制造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扣压公章，让公司不能及时支付建设费用，多次延期交房，另一方面又指示“091专案组”的王蒲，刘克勤等人，挑拨离间，鼓动390户购房者集体组织维权行动，今年11月2日，近200位业主，身穿统一服装，到俊峰公司售楼部前集合，然后，手持多面横幅去三峡广场、区政府等地游行示威。当天，还有近百人云集在公司门前，并强行闯入办公室狂呼乱叫，讨要说法，经总经理罗浩耐心解释后，陆续离去。此类事件近期时有发生，沙坪坝区公安局却做“壁上观”。10月31日，又有近40名农民工，愤怒地冲击公司办公区域和食堂，并有多人抱着铺盖卷去区建委，占据办公桌睡觉，以示抗议，据统计，此等行为已发生十余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李剑铭面对这些不稳定因素，幸灾乐祸，他急盼民企出事和社会动乱，因为山城一旦乱了，就可以证明薄熙来治下国泰民安。从1994年在深圳国企任职，就与京城太子党建立联系的李剑铭，已担任沙坪坝区委书记五年多，他不仅贪财好色，劣迹斑斑，而且，买官卖官，极富政治野心，他表面上对张德江和孙政才点头哈腰，但骨子里还是认同薄熙来，他知道薄王时代能给他提供充分表演的大舞台，能叫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抢钱买官，步步高升。
关注中国民企发展，已移民加拿大的东北老板王先生说，重庆黑打是近年发生的移民潮的主要原因，官员转移财产是躲避清算，富豪“跑路”是为了逃离“黑打”，幸亏胡温习李力阻薄熙来的上升，否则，中国就会落入“二次文革”的灭顶之灾，现在，李俊案成了一个标志，能否纠正，对稳定民企人心意义重大。但有李剑铭这样的薄熙来余党抵制，问题非常麻烦，如不果断清除他，就不能刮毒疗伤。他建议孙政才立即把李剑铭调离沙坪坝区。
李俊说，如果他能回重庆，半年内就能化解企业很多矛盾，使经营走上正轨，但官方必须首先撤销他的通缉令，他说，近两年来，公司被“091专案组”控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打击和损失。2010年12月9日，专案组以违法所得为由，没收了公司6140万元；2011年2月24日，又没收540万元；2011年6月16日，从公司账上一次性划走了2亿元现金，等等。这些公开抢劫的钱，没有全部进入国库，却进了公安局的打黑账号，被薄王吃喝玩乐，行贿买官，挥霍一空，直接造成了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过去从未有过的延期交房，并被迫承担高达5000千万元的违约金。这一点是对张德江“关于扶持、保护民营企业的会议”指示精神的极大嘲讽，试问，法院的冻结行为到底是扶持、保护企业，还是置民企于死地？他说，感谢钱锋院长坚持原则，明确指示，使民企有了转机，但光有几个官员的正义感还不够，孙政才应当果断地把李剑铭等薄的死党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尽快提拔新的领导干部，形成合力，才能围剿薄王残余势力，开启重庆的新时代。
2012年12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12月2日首发。
作者声明：何频主办的明镜出版社在以“纪伟仁”『假冒中纪委的人』名义撰写的《从重庆阴谋到北京政变》一书中，大量引用与抄袭本人的研究成果，发了大财，伤天害理，臭名昭著，已被本人委托的香港律师发出警告函，诉讼即将在香港与美国两地展开，今后，明镜旗下的所有出版物，网站，不准转载，引用，编写，抄袭，变相抄袭本人所有文章，违者必究。
阿海主办的北运河出版社在《薄熙来夺储败亡记》一书的344页至365页，也公然抄袭我的文章《王立军的自白》，同样将面临诉讼。
姜维平狱中回忆录《活人墓》即将出版，已汇款的读者请耐心等待，尚未汇款的不要再汇，等新的销售方式确定再议，作者联系方式，邮箱:
Jiang We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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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日星期一
六四拒绝屠杀 28军被中共消声匿迹？
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 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一、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 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开进。
图：此照片为1989年夏244团北京戒严时，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前排左 三)在师政委俞深盛(前排左二)的陪同下，与部分团领导合影。前排左一：团政委任宗刚;前排左四：团长彭照杉。后排由左至右依次为：二营营长徐福利;干部 科长王国志;一营政教张立桂;干部股长田学东;参谋长牛正道;一营营长姚立华;政治处副主任赵贵春;干部处干事李敏。(网络图片)
六 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 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六月四日清 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 坦克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
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 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 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 放。
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 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 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 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支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 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 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二、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支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 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 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唿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
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份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三、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 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 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
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评论：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家当时就住在木樨地到礼士路一带，6月4日早上10点多我随人流自西向东朝天安门走，没有发现后面方向有任何异动，也没有人朝反方向移动。下午两三点时 回到礼士路附近，发现西边黑烟滚滚，路人相传是部队故意自行点燃装甲车后撤走了。当时众人欢呼，还有一个据说是退伍军人开的坦克装甲车朝西方向开来，并向天明枪。人群振奋。我在家吃过晚饭后，约6点钟，走去西边看烧毁的坦克，当时已经熄灭没有硝烟了。有些男孩子正爬上爬下，寻找车内遗留品。当时听在场的人 讲，是部队自己离开并烧毁的装甲车，而且他们走时留下的车已经拆去所有能拆的东西了，什么也没剩。大家都有说这是他们有预谋这么干的。果然之后连续一个月 的时间里，新闻联播播放这些燃烧的装甲车和那辆被人开在路上还明枪的车的录像，说歹徒如此嚣张妄为，戒严部队才不得已采取平叛措施。但实际这一幕是发生在平叛开枪之后的。也正因此，我在随后的2年多都不愿意再看新闻，因为我认为它是任意胡说。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看见承认这是部队进城后才烧毁的装甲车事实， 但是一些时间无法和我亲眼看到的对上，所以我还是怀疑它的真实性！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 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一、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 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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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此照片为1989年夏244团北京戒严时，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前排左 三)在师政委俞深盛(前排左二)的陪同下，与部分团领导合影。前排左一：团政委任宗刚;前排左四：团长彭照杉。后排由左至右依次为：二营营长徐福利;干部 科长王国志;一营政教张立桂;干部股长田学东;参谋长牛正道;一营营长姚立华;政治处副主任赵贵春;干部处干事李敏。(网络图片)
六 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 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六月四日清 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 坦克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
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 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 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 放。
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 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 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 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支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 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 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二、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支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 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 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唿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
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份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三、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 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 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
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评论：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家当时就住在木樨地到礼士路一带，6月4日早上10点多我随人流自西向东朝天安门走，没有发现后面方向有任何异动，也没有人朝反方向移动。下午两三点时 回到礼士路附近，发现西边黑烟滚滚，路人相传是部队故意自行点燃装甲车后撤走了。当时众人欢呼，还有一个据说是退伍军人开的坦克装甲车朝西方向开来，并向天明枪。人群振奋。我在家吃过晚饭后，约6点钟，走去西边看烧毁的坦克，当时已经熄灭没有硝烟了。有些男孩子正爬上爬下，寻找车内遗留品。当时听在场的人 讲，是部队自己离开并烧毁的装甲车，而且他们走时留下的车已经拆去所有能拆的东西了，什么也没剩。大家都有说这是他们有预谋这么干的。果然之后连续一个月 的时间里，新闻联播播放这些燃烧的装甲车和那辆被人开在路上还明枪的车的录像，说歹徒如此嚣张妄为，戒严部队才不得已采取平叛措施。但实际这一幕是发生在平叛开枪之后的。也正因此，我在随后的2年多都不愿意再看新闻，因为我认为它是任意胡说。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看见承认这是部队进城后才烧毁的装甲车事实， 但是一些时间无法和我亲眼看到的对上，所以我还是怀疑它的真实性！
解密时刻：大饥荒 — 死人不是数字游戏
华盛顿 — 开场白：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推动“大跃进”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了5年之久的大饥荒。然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人们对于这场饥荒造成了多少人死亡仍然是莫衷是一。
旁白：许多中国和国际专家学者都对这场人类历史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他亲自到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且查阅了大量史料。杨继绳认为，这场严重的大饥荒使中国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人饿死，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我们对杨继绳先生的采访就从当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饥荒谈起。
李肃：所谓的“信阳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现在确认是100多万人。有人说是108万，就是100万左右吧。
李肃：信阳地区当时有多少人？
杨继绳：信阳有800万人。八分之一比例不算高，有的地方比例三分之一的也有，象通渭就是三分之一，通渭我去过三次。
*饥荒重灾区*
李肃：当时还有哪些省份受灾比较严重？
杨继绳：四川饥饿的时间最长，从58年底到62年。他一直捂盖子，一直说不知道。所以后来文革打倒李景泉不是说饿死800万吗，按照四川公布的人口数据来看，是800万，但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1200万。廖伯康他也不是通过科学的数据来算的，他是党政干部嘛。我估计饿死的在1000万左右。
李肃：当时四川省人口一共有多少？
杨继绳：6000到7000万。
李肃：我记得在文革的初期，大概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是说四川是7000万人。也就是说在50年代应该有6000多万。如果死1000万人的话，差不多是六分之一，百分之十几，接近20%的样子。
李肃：我们刚才说过大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死了1000万人。
杨继绳：但四川省当时不知道，捂盖子，没有告状啊。安徽省为什么？因为有人告状啊，中检委等都派人去调查了。一次一次地调查，曾希圣还给调查组造谣，说他们听坏人的话，把他们赶走了。后来又调查，董必武、王维纲、李坚等都去此地调查，还写信，周恩来都回信的。所以安徽省告状告得特别厉害，没盖住。四川省盖得比较严密。
李肃：也就是说四川死了1000万人的事实瞒了很久，什么时候才被暴露出来的？
杨继绳：文革的时候说是死人800万，文革中是红卫兵造反抄了档案，是根据他的人口统计数字算的七百九十几万，就是800万。但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说有1200万。我也不是全信他，他是政协主席是官员，不是人口学家，只能是感觉，听了部分意见，估计在1000万左右。
旁白：廖伯康当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说，他与重庆其他负责人员1961年向中央寄出匿名信反映情况。1962年，他还在北京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面汇报了四川饿死1000万人的问题。廖伯康强调，这只是估计数字，实际死亡数字起码要高出250万。四天后，杨尚昆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四川的严峻情况，会议决定派人到四川调查。但是据《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8日刊登的对廖伯康的采访报道说，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对四川的调查不仅不了了之，而且参与向中央汇报的廖伯康、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被四川省委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
李肃：还有哪些地方灾情比较严重？
杨继绳：安徽省比较严重，死亡率比较高，也是一层一层压，捂盖子。
李肃：安徽省当年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按照他公布的人口数字死亡300多万人，但是安子文文革中间不是倒霉吗，下放到安徽呆了好几年，他回来说有500万人。
李肃：那么安徽省整个人口有多少？
杨继绳：三、四千万吧。
李肃：那差不多也是六分之一的样子，跟四川省是差不多的。在您的墓碑书中提到
了吉林。
杨继绳：吉林是比较好的省。
李肃：是东北的粮仓，粮食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相当严重的灾情，是不是？
杨继绳：比如说长春市周围的树皮都剥光了，市中心的树皮剥削光了，后来园林局不得不下通知不让剥树皮，这就说明它的饥饿情况嘛。
李肃：那吉林的灾情是怎么造成的呢？
杨继绳：跟全国一样都是高粮食征购。
李肃：它有捂盖子的情况吗？
杨继绳：吉林情况要好一点。吉林一个是吴德，一个是江渭清，一直到文革还站住了，是个很会应付的共产党官僚体系中有办法的人。
李肃：吴德后来作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杨继绳：江渭清后来还是作了江苏省委书记，是共产党中比较油的一个人。他两边都不得罪，有时还讲点真话，在毛泽东的面前有时还讲点真话，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江苏和吉林是两个比较好的省，有这种情况。
*死亡数字的对比*
李肃：那好，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数字，关于这个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各方面都做过统计，这个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从900万到4500万不等，那么您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杨继绳：严格说来，这个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如果是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是准确的话，那很容易算得出来，很简单的一个代数公式算出来了。但是这个数字不准确，所以没法算，算不清楚。各省的调查也不是科学调查，就是官员打个电话统计统计，这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足信。所以包括美国的叫科尔还有班尼斯特，还有法国的一位学者，他们都算的，中国也有算的，怎么校正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通过校正以后再算。校正也不是随便校正，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方法，通过几次人口普查的数字，还有一个千分之一的育龄妇女的追溯调查。这个调查比较可靠，入户调查，专门有家庭调查的。几次人口普查，加上计生委的育龄妇女的数字为依据，通过人口学的方法来推算，来校正，校正的结果有2700万到4000万不等的这个数字。
李肃：2700万到4000万不等。
杨继绳：对。按照他们校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像那个科尔，就是3000多万，还有那个班尼斯特也是3000万左右。法国学者推算的是4000万。另外一本书叫《中国大饥荒》，一个小册子，他4500万都有。很多的，不一样。这是外国统计学家，中国统计学家也统计过，算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按照简单的公式计算，是1660万，三年。后来，当时统计局长叫李成瑞，到意大利去开一个世界人口会议，班尼斯特和科尔，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算，不要外国人算。他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说我们能不能立一个国家课题，让我们自己算一算。课题就招标，当时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他本来是学电机的，后来不是80年代搞软科学吗，他就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学了一年的人口统计。刚回来以后他就建了一个人口所，这个人口所成立不到一年他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他算，算的结果他认为是1700万。后来李成瑞就国家组织课题，就组织专家来鉴定，来验收，认为他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是科学的，也就是说1600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700万是国家认为最科学的数据，这应该是政府认可的。后来根据八十年代各省出的一个人口年鉴，22个省的都有，我把他抄下来，按照各省的人口统计年鉴，算出来是不到2100万。但李成瑞自己认为是2200万。也就是说从1600万到2200万是政府认可的。另外当时中共党史第二卷也有个突破，它认为60年人口绝对数比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60年人口应该比59年增加1000万人口左右，但不但没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左右。那就是说60年饿死的人就不止1000万了，就1500万到1600万都有。也就是说党史二卷承认1960年这一年就饿死了1500万左右，还不包括59年和61年的。所以我们刚才谈的官方的认可，这是官方的认可。
旁白：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Ansley J. Coale)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含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科尔对官方统计进行了校正，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应该在2700万左右。
李肃：您认为哪个数字比较可靠？
杨继绳：因为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只能把人口统计拿过来进行分析、比较、判断。但还有一个人口学家，叫王维志，他是五十年代到莫斯科统计学院学人口统计的，毕业后就到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工作。所有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全是由公安部三局四处，就是户籍处统计的，而且王唯志正好是在户籍处工作。他认为这些人口学算的都是数字游戏，因为他懂得人口数字是怎么统计上来的。他用经验公式算的，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他一调整，他说三年饿死3400万到3500万，他没有算58年和62年，如果把58年加上去就是将近4000万。所以我就取数字取了3600万，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是个中数。所以我认为3600万比较合适的，所以我就公布了3600万。实际可以等而划之的说，当时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之间比较合适些，但是数字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的。
*死人不是数字游戏*
李肃：那么3000万到4000万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的大， 是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整个人口了。
杨继绳：所以我在书上讲，如果3600万是比较准确的话，那么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中比较大的，死人比较多的，相当于45年8月9号长崎(投下)原子弹的450倍原子弹。
李肃：投了450颗原子弹。
杨继绳：就是相当于。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相当于发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比一战死亡人数多，二战死亡人数很多，但是八年，咱们大饥荒两三年，所以这个惨烈程度要超过二战，那么个数字。但是如果3600万是认可的话，是这么个概念是非常惨烈的。
旁白：荷兰史学家冯克(Frank Dikötter)对中国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2010年出版的《毛时代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中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他2010年10月1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安徽阜阳地区1958年人口有800万，三年后就有240万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是被当地官员害死的。他说：“在临泉，县委书记总结（当时）暴力行为时说，民众挨打，被吊死，不让吃饭，或被活埋。一些人遭受酷刑和毒打，被割去耳朵，双眼被挖出，嘴被撕破等，经常有人死亡。我们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谋杀也很普遍。在临泉的大黄庄，19位村干部中有9人在大饥荒时期至少杀死一名村民，生产队长李凤英（音译）杀死了5个村民。村民有时还被故意蒙骗。1959年年底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阜南县粮食局属下的食品加工厂在庭院中置放了豆饼，而且大门敞开。饥饿的村民们试图抢豆饼时，身后的大门突然关上。县委书记说，抓住的人被塞进了麻袋，然后被用铁棍毒打，麻袋上全是血。有人脸还被刀划破，伤口抹了油。”冯克说，仅安徽阜阳地区在大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柬埔寨红色高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屠杀当地民众的总和。
*人吃人*
李肃：当时听说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尤其在农村地区。您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杨继绳：人吃人的数字全国有文字统计的资料，有数千起。安徽一个省就有1260起。
李肃：这是比较严重的地方吗？人吃人的情况和灾情的轻重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杨继绳：有联系。比如江苏是个比较好的省，江苏有人吃人，安徽更多。安徽有人吃人的故事，甘肃也有人吃人的情况。
李肃：您能不能谈一些比较严重的例子？
杨继绳：甘肃、宁夏都是有名有姓的，我现在都记不住了。他母亲死了，快死以前说我身上什么肉都没有，我心脏还有肉，就把我心脏吃掉。她女儿就把她心脏吃了。她女儿后来死了，又被别人吃了。
李肃：她女儿吃了心脏其实也没救活自己。
杨继绳：她女儿也不行了。安徽一个女的人家煮人肉，还有香味，被干部发现了，他们就拿到会场上要批判她，很多人就围着，闻到味道，说要尝尝看，结果一盆肉都抢光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吃活人的情况还比较少，大量是吃尸体。59年冬天60年春天是死人最多的时候，埋了人也埋得很浅，没有力量埋，肉都被片走了，大腿和臀部的肉。信阳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去抢尸体，互相打，结果打死了一个，胜利者不仅把死人肉吃了，把活人肉也吃了。
李肃：就把被他打死的人也吃了？
杨继绳：对。这例子很多，我在书上举了上百例，挺惨的。
旁白：大饥荒时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宏2012年10月1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信阳地区确实存在人吃人的现象。他说：“活人吃死人嘛，饿极了反正女儿也是活不了了，有吃孩子的，也是奄奄一息，也是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干脆都吃了。那时候人弄得都整个村里整得到处都人心惶惶，谁也不管这了。那都饿得命都不保了，生不了育了，为了这那都少生了多少孩子。”
李肃：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是个什么样子？
杨继绳：这一点我也翻了几本中国饥荒史，是1928年到1930年，22个省同时受灾，当时说是死亡人口是1000万人，这是外国学者写的。后来中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实际只有800万人。这是最高的一个情况，过去都没有这么集中。
李肃：那就是说大饥荒实际上相当于中国最严重饥荒的时候的三到四倍。
杨继绳：对，但是我讲1928年到1930年真正是自然灾害，天灾，旱灾。因为旱灾对农作物的摧残比水灾要更重一些。所以当时有1000万左右，外国人写的一本书，我书上有书名字我记不得，但是中国学者李文海他算出来说没这么多，他说是几百万人。他说是600万人。
旁白：宋永毅教授将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同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大跃进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他对美国之音说：“你把24史看，发生吃人情况的只有两种。第一种是战乱，这个战乱或者是夷族入侵，或者是内部农民起义。内部农民起义吃人最严重的是两次，一次是黄巢起义；第二次就是元末明初时候的红巾军起义，这个也是24史记载中吃人最厉害的。你可以说这个有内忧外患，有战乱、夷族入侵造成的。第二个就确实是由于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那么今天大家都清楚了，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你想想刘少奇也是坚决支持大跃进的，有的地方走得比毛泽东还要左。他最后都认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都要跟毛泽东去说，我们不能再把大跃进继续搞下去了。他用的例子就是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李肃：那么在世界历史上，和这次大饥荒来比的话，有没有更大规模的或者是相应规模的饥荒？
杨继绳：世界历史上，天灾我没有统计，但是人祸是有的，譬如乌克兰大饥荒。最近乌克兰总理尤申科讲有1000万，我认为有点夸大，因为尤申科已经制度改革，脱离苏联了，他声讨苏联的罪行，所以说1000万。实际上在尤申科以前统计是600万左右。600万相当于是人口的6%，咱们如果是3600万也相当于当时人口的6%左右。这是前苏联的乌克兰，乌克兰周围也有一些大饥荒，但乌克兰较严重。再一个朝鲜，朝鲜最近大饥荒也死了不少人。这两个国家，包括当时中国、乌克兰、朝鲜，都是因为当时的制度，高度集权的制度，搞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对农民进行强制的剥夺。当然非洲也有大饥荒，那都是规模小，而且有国际援助。当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国际援助的，封锁消息的，所以完全是关起门来挨饿。
*封锁消息 拒绝援助*
李肃：我们说到国际援助，现在哪个国家出现饥荒，包括朝鲜现在出现的饥荒，国际都在给予援助，联合国，还有国际社会，包括朝鲜的伙伴，在它南边的韩国提供大量的粮食，包括美国、中国。那么中国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国际社会曾经愿意予以援助，但是中国是拒绝了。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这场大饥荒这个时候，国际社会有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杨继绳：一个是当时那个制度下是不允许外国人搞援助的，唐山大地震也不让外国援助的。当时大饥荒不但不让援助，而且对外封锁消息，不知道中国有大饥荒。除了香港跟广东有来往以外，透露些情况外，其他都不知道。你比如说斯诺，斯诺是毛泽东的朋友吧，美国记者。他就写书说中国没有大饥荒。还有英国常驻北京记者叫格林，他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帷幕》，好像得奖了。他说没有大饥荒。
李肃：外界怎么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大饥荒呢？
杨继绳：因为当时对外国记者是封锁的，让他们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新华社有专家，新华社对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要休假。陪记者去休假的是我们国内部主任方实。方实后来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跟我坐一个房间，他跟我讲的他的事，是方实领着新华社的专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都封锁起来了，都隔绝了，湖里面漂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儿划船，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还写文章，说中国没有饥荒，中国怎么好，然后新华社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
旁白：少数西方记者在大饥荒时期在官方的安排下走访了中国的农村地区，参观了人民公社，最后认为中国的饥荒没有像西方描述的那样严重。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三次访问中国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在1964年出版的《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一书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厉实行粮食配给的中国，没有看见大量挨饿的人。他认为美国传媒上勾画的景象并不真实，美国公众没有得到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资讯。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在1962年出版的《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了大饥荒。他在书中说，中国的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
李肃：那么当时是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一些消息，因为通过香港等地还是知道了中国内部出现了问题。中央情报局经过调查以后，认为中国没有饥荒。他主要是看中国这个粮食的出口，认为中国还在出口粮食。
杨继绳：对啊，是出口。
李肃：这个就是说美国当时仅仅靠这个做出一个结论吗？说中国没有大饥荒？
杨继绳：美国根据什么做出结论，起码他作出结论有可靠的信息吗？信息高度封锁，他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外国记者都看不见，中国的朋友，毛泽东的朋友斯诺都看不见，常驻中国的记者格林，他写的中国《无知的帷幕》还是本比较有名的书，也看不见，那他怎么得出信息？
李肃：那么中国当时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呢，为什么不想让外界知道，甚至不想让中国自己老百姓知道发生了灾难，哪怕是自然灾难？
杨继绳：这是政治原因吧。因为社会主义是高度先进的，是最优越的制度，如果饿死了人，怎么是最优越的制度呢？跟过去虔诚的理论和政治是完全相悖嘛。所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所以不断地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面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
李肃：就是把邮局封了？
杨继绳：把邮局封了。邮局的信都通过公安局检查。张树藩是当时信阳的专员，就是副书记，他说我手里有一万二千封信，不但没收，还有一封就交给公安局了。公安局查这个信是谁写的，说是一个女麻子，女的有麻子，结果就全县抓女麻子。
李肃：就是因为这封信里说了有饥荒的存在？
杨继绳：后来查这个人，是不是女的，是不是脸上有麻子，所以全县抓女麻子抓了几天。
旁白：前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告诉美国之音，大饥荒时期为了防范真实情况外泄，信阳地委责令对当地寄往北京和郑州的上访信件一律截扣。他说：
“当时所有写的信，地委有个精神，都得扣，就是上访信，都不准向外反映。凡是向中央，向省委写的信都扣。外出都当成盲流扣起来，也扣着好多人。”
余德鸿说，这种情况就连他这位地区官员也不能幸免：
“在饿死人的前后，我下乡向地委先后写了16个报告，就是把底下的实际情况写成文字报告，（结果）地委按照我这个报告划我为右倾，批斗我。先斗的张树藩，斗张树藩一个多月之后就斗我，我也差一点死了。”
*饿死还是病死*
李肃：当年饿死人的情况您能不能谈个具体的例子？
杨继绳：饿死人的概念现在国内也争论什么叫饿死人。我在书中粮食问题的那一节叫中国人讲究能量平衡。什么叫饿死人？不是说饿了倒了就死了，不是这样的。人需要能量来平衡，能量是靠食品来补充的。人假如肚子全饿空了，胃不蠕动，一般身高在一米六五的人在常温15度的情况下，如果躺着不动，一天24小时就积储能量1400多千卡，这是维持生命最低的能量。如果需要运动的话，象劳动那就更高了，象农民在零度以下的残酷的环境下重体力劳动一天要4000多大卡、千卡。当时农民的食品一天只有几百大卡、千卡。所以食品不够怎么办？先吸收消耗自己的脂肪，脂肪消耗完了就消耗蛋白质，最后消耗心脏，因为人的身体又自我保护能力，心脏最重要。但消耗脂肪的过程中产生病态，叫做酸中毒，有死人。在每一个消耗环节都引起多种疾病。最后如果消耗心脏，就是心力衰竭而死。这算寿命比较长的，中间很多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而死的。这就叫饿死。当时统计叫病死，不叫饿死，实际就是饿死。浮肿是消耗脂肪造成的，所以从能量平衡来讲，饿死就是吸收几百千卡而消耗三、四千千卡，一天两天还行，十天八天一个月以后就不行了。这样就饿死人。
李肃：您能讲一个具体的饿死人的例子吗？就是发生在您调查过程当中，您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杨继绳：我父亲那时是这么饿死的。我当时在上中学，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别人家里有人挖野菜，我那时18岁，应该回去的，但我那时在上学就回不去了。后来我村里一个小孩朋友上县里告诉我说你父亲不行了，让我去买盐，不行了卖盐喝水也算一个能量补充，盐喝多了也有各种疾病的，没办法。我父亲倒在路上被抬回家了，浑身很瘦，瘦得跟解刨学的骨头一样，只剩下一块皮，说话就不行了。他就赶我回去，不让我在家呆着。我从学校带回三斤米，在家待着不行了，不然我得吃那个米，所以我就走了。走之前我赶紧把水缸里挑满水，然后去挖点野菜，是花生的芽，有毒的那种，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前年回家跟比我小七、八岁的孩子朋友说，他当时看得到，我带回去的米，我父亲根本没吃到口，因为农村米是很珍贵的。后来我父亲说，你不要告诉孩子，等我死完了，再告诉他。不然他又得拿米回来。他给我们的村民组组长，相当于党小组长，比我大个七、八岁的人说，千万不要告诉他，等我死后再告诉他。他死后四五天了我才回去。
李肃：您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杨继绳：湖北省浠水县。
李肃：这个地方饥荒严重吗？
杨继绳：湖北省不算太严重，据张体学（湖北省长）文化大革命中讲，湖北省饿死30万人，但我算湖北省应该饿死50到60万人。这算比较少的。我后来听说，前年我们村里一个会计，跟我年龄差不多，比我大几岁。他说当时跟一个副县长比较好，开了点粮食，比较好。后来副县长倒霉，支援新疆，发配到新疆去了，一直就没有消息了。
李肃：就是说当年没有饿死这么多人是因为这位副县长从粮库中放了点粮食。当年你们那个县饿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县里没有统计，湖北省有统计，死了几十万。
李肃：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网上和中国一个左派网站叫乌有之乡，有一个人写了一篇东西，指责你是造谣，说您说您父亲当年是饿死的，可是实际上当年你们那个村周围谁也没有饿死，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死。怎么能证明你父亲是饿死的？
杨继绳：我前年回武汉讲课，有人说你们家旁边姓黄的饿死了，还有几个人。但是我们村不是大片地饿死，就是死了几个人，三、四个人。
李肃：就是说村里还是有别人饿死？
杨继绳：我们村比较小，南方十几户就是一个村嘛。
李肃：那么你们家族里面除了您的父亲，还有其他人饿死吗？
杨继绳：我们那个村实际上是个佃户村，十家十几个姓，都没有血缘关系。就我家饿死一个人。他们劳动力多的可以去挖点树皮。我当时上学，所以我一直很内疚，因该早点回家。很后悔。
*压农村 保城市*
李肃：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严重得多？农村饥荒的情况。
杨继绳：城市比农村晚挨饿一年，因为从粮食征购到调拨至少10个月的时间。像我59年就挨饿。59年清华大学还在随便吃，有鱼有肉的，到我60年上清华时就没有了。所以城市比农村晚饿一年。到61年底，62年农村就好一些了，清华大学还挨饿。我记得62年春天回老家武汉，汉口车站旁的小胡同里面卖的粉条，都是随便买，随便吃，吃的很饱，北京不可能有啊。到61年62年以后城市就不如农村了。那时有个顺口溜，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嫁工人怕定量，嫁干部怕下放，嫁当兵怕打仗，嫁个农民吃的胖。这是62年的情况。
李肃：那个时候嫁人的标准是要嫁农民。
杨继绳：对。嫁个农民吃的胖。
李肃：当年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后来您说蔓延到了城市。城市的饥荒情况是什么样子？
杨继绳：城市里我们大学生都有粮食定量，副食品有，但比较少。我书中写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城市饿死人可以说很少，几乎没有。但大学生很饿。我当时定量卡还丢了十天呢，朋友七拼八凑也就过去了。定量卡是一个卡片，划三十个格，你吃一个格打个勾。我丢了十天，同学七拼八凑我就过去了。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身体比较强壮，路上捡了一个定量卡，到别的食堂去划卡被发现了，女同学被赶到男厕所去了，又告到班上，还开会批评她了。另外一个同学拿了窝窝头走了没划卡，后来抓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就被撤职了。
李肃：她就因为那一个窝窝头拿了，但是没划卡。
杨继绳：后来同学发现赶上来了。这位同学背了很长时间的包袱，到80年代他当了一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请客弄了好多菜，为那个窝窝头向我们表示歉意。我们清华大学当时一个科研项目叫488项目，就是造小球藻。所谓小球藻就是尿生成的有机物。主持人还就是我们系的，叫王绍光，还在，他是研究生。还有我们班的另一个同学参加了，他说小球藻就是尿做的绿色植物，我们当时抱着很大的期待。所谓吃小藻有营养啊，而且还保密，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我们中国人吃。吃了半天我腿有点绿颜色，可能是盐放太少了，很大的期望抱着，结果很失望。
杨继绳：我们一个数学老师，除了上大课以外还上小课，住在清华北院的一个平房，上课15分钟，结果上课时没见老师，原来他去河边拔野草，讲台抽屉放了很多野草，学生淘气问老师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做馅饼。
李肃：老师说要用野草做馅饼。
杨继绳：清华大学是最高学府，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结果助教还拔野草做馅饼。这个老师姓名我现在忘了，很瘦的一个老师。
李肃：您说当年城市有定量，定量是多少？
杨继绳：我们大学生是31斤。
李肃：就是说一天有一斤粮食。
杨继绳：但是没有别的，还是很饿。31斤粮食现在看吃不了啊。当时没有油，没有青菜，什么都没有。大家年轻长身体的时候，真是饿得很。
李肃：一般的居民也有这么高的定量吗？
杨继绳：居民28到29斤，学生优惠，年轻，长身体的时候。
李肃：当年饥荒的时候，农村人口的平均口粮有多少？一个月有31斤吗？
杨继绳：没有。农村更不行，平均有半斤粮就不错了，半斤粮还不是粮食，是白薯干，发霉的白薯干。白薯就是红苕，瓜菜等等根本没有。
李肃：城市的粮食是征购来的？
杨继绳：从农村征购来的，而且是贸易粮，农村原粮，是质量比较好的，去了壳的。一斤贸易粮相当于1.5到2斤的原粮。
李肃：也就是说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城市的定量还是能保证？
杨继绳：能保证，但是很饥饿，包括我写的原子能科学家，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也很挨饿。朱光亚在外面拣了几个小李子，大家分分吃就是很了不得了，非常地高兴了。
李肃：但城市毕竟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的情况。
杨继绳：没饿死人，但出生率降低是有的。
李肃：当时中国的上层在了解农村发生大面积饥荒的情况下，有没有说把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减一减，来补救农民？
杨继绳：周恩来提出了保城市，压农村。
李肃：为什么？是城市人的生命价值高一些吗？
杨继绳：当时小平在四川讲了一句话嘛，叫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饿死一个人的影响哪个大？政治影响不一样啊。
李肃：也就是说，是政治决策。
杨继绳：政治决策。
李肃：是因为怕影响大小，农民死多了影响不大。
杨继绳：也看不见，外国人看不见。我们吃小球藻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清华有很多留学生，都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是亚、非、拉，斯里兰卡、印度的留学生，我们系里就有。他们单独吃饭，有留学生食堂，但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吃了小球藻。
李肃：在当时保城市供应的时候，中国上层、中共中央有什么样的明确决策？
杨继绳：不断地催粮食。
旁白：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北京等中国主要城市的存粮明显不足。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近两个月来，北 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1960年中共大事记说，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当年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为了缓解粮、棉、油供应的紧张形势，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决定5月至9月除个别地区外，停止对农村供应食油。
杨继绳：比如说吃油，油的发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李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那一年，农村的油全部被收购了？
杨继绳：全部收购了，一两油都没有。
李肃：那就是余油没有了，如果有余粮的话。
杨继绳：没有余油。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国家榨油的，私人油坊没有，都是国家的，全部就提供城市。周恩来亲自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供应油啊！
结束语：尽管这场大饥荒今天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是回忆这段往事仍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几千万人的死亡，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人类大悲剧。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提供了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我是李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旁白：许多中国和国际专家学者都对这场人类历史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他亲自到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且查阅了大量史料。杨继绳认为，这场严重的大饥荒使中国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人饿死，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我们对杨继绳先生的采访就从当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饥荒谈起。
李肃：所谓的“信阳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现在确认是100多万人。有人说是108万，就是100万左右吧。
李肃：信阳地区当时有多少人？
杨继绳：信阳有800万人。八分之一比例不算高，有的地方比例三分之一的也有，象通渭就是三分之一，通渭我去过三次。
*饥荒重灾区*
李肃：当时还有哪些省份受灾比较严重？
杨继绳：四川饥饿的时间最长，从58年底到62年。他一直捂盖子，一直说不知道。所以后来文革打倒李景泉不是说饿死800万吗，按照四川公布的人口数据来看，是800万，但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1200万。廖伯康他也不是通过科学的数据来算的，他是党政干部嘛。我估计饿死的在1000万左右。
李肃：当时四川省人口一共有多少？
杨继绳：6000到7000万。
李肃：我记得在文革的初期，大概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是说四川是7000万人。也就是说在50年代应该有6000多万。如果死1000万人的话，差不多是六分之一，百分之十几，接近20%的样子。
李肃：我们刚才说过大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死了1000万人。
杨继绳：但四川省当时不知道，捂盖子，没有告状啊。安徽省为什么？因为有人告状啊，中检委等都派人去调查了。一次一次地调查，曾希圣还给调查组造谣，说他们听坏人的话，把他们赶走了。后来又调查，董必武、王维纲、李坚等都去此地调查，还写信，周恩来都回信的。所以安徽省告状告得特别厉害，没盖住。四川省盖得比较严密。
李肃：也就是说四川死了1000万人的事实瞒了很久，什么时候才被暴露出来的？
杨继绳：文革的时候说是死人800万，文革中是红卫兵造反抄了档案，是根据他的人口统计数字算的七百九十几万，就是800万。但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说有1200万。我也不是全信他，他是政协主席是官员，不是人口学家，只能是感觉，听了部分意见，估计在1000万左右。
旁白：廖伯康当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说，他与重庆其他负责人员1961年向中央寄出匿名信反映情况。1962年，他还在北京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面汇报了四川饿死1000万人的问题。廖伯康强调，这只是估计数字，实际死亡数字起码要高出250万。四天后，杨尚昆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四川的严峻情况，会议决定派人到四川调查。但是据《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8日刊登的对廖伯康的采访报道说，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对四川的调查不仅不了了之，而且参与向中央汇报的廖伯康、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被四川省委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
李肃：还有哪些地方灾情比较严重？
杨继绳：安徽省比较严重，死亡率比较高，也是一层一层压，捂盖子。
李肃：安徽省当年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按照他公布的人口数字死亡300多万人，但是安子文文革中间不是倒霉吗，下放到安徽呆了好几年，他回来说有500万人。
李肃：那么安徽省整个人口有多少？
杨继绳：三、四千万吧。
李肃：那差不多也是六分之一的样子，跟四川省是差不多的。在您的墓碑书中提到
了吉林。
杨继绳：吉林是比较好的省。
李肃：是东北的粮仓，粮食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相当严重的灾情，是不是？
杨继绳：比如说长春市周围的树皮都剥光了，市中心的树皮剥削光了，后来园林局不得不下通知不让剥树皮，这就说明它的饥饿情况嘛。
李肃：那吉林的灾情是怎么造成的呢？
杨继绳：跟全国一样都是高粮食征购。
李肃：它有捂盖子的情况吗？
杨继绳：吉林情况要好一点。吉林一个是吴德，一个是江渭清，一直到文革还站住了，是个很会应付的共产党官僚体系中有办法的人。
李肃：吴德后来作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杨继绳：江渭清后来还是作了江苏省委书记，是共产党中比较油的一个人。他两边都不得罪，有时还讲点真话，在毛泽东的面前有时还讲点真话，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江苏和吉林是两个比较好的省，有这种情况。
*死亡数字的对比*
李肃：那好，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数字，关于这个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各方面都做过统计，这个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从900万到4500万不等，那么您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杨继绳：严格说来，这个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如果是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是准确的话，那很容易算得出来，很简单的一个代数公式算出来了。但是这个数字不准确，所以没法算，算不清楚。各省的调查也不是科学调查，就是官员打个电话统计统计，这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足信。所以包括美国的叫科尔还有班尼斯特，还有法国的一位学者，他们都算的，中国也有算的，怎么校正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通过校正以后再算。校正也不是随便校正，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方法，通过几次人口普查的数字，还有一个千分之一的育龄妇女的追溯调查。这个调查比较可靠，入户调查，专门有家庭调查的。几次人口普查，加上计生委的育龄妇女的数字为依据，通过人口学的方法来推算，来校正，校正的结果有2700万到4000万不等的这个数字。
李肃：2700万到4000万不等。
杨继绳：对。按照他们校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像那个科尔，就是3000多万，还有那个班尼斯特也是3000万左右。法国学者推算的是4000万。另外一本书叫《中国大饥荒》，一个小册子，他4500万都有。很多的，不一样。这是外国统计学家，中国统计学家也统计过，算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按照简单的公式计算，是1660万，三年。后来，当时统计局长叫李成瑞，到意大利去开一个世界人口会议，班尼斯特和科尔，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算，不要外国人算。他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说我们能不能立一个国家课题，让我们自己算一算。课题就招标，当时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他本来是学电机的，后来不是80年代搞软科学吗，他就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学了一年的人口统计。刚回来以后他就建了一个人口所，这个人口所成立不到一年他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他算，算的结果他认为是1700万。后来李成瑞就国家组织课题，就组织专家来鉴定，来验收，认为他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是科学的，也就是说1600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700万是国家认为最科学的数据，这应该是政府认可的。后来根据八十年代各省出的一个人口年鉴，22个省的都有，我把他抄下来，按照各省的人口统计年鉴，算出来是不到2100万。但李成瑞自己认为是2200万。也就是说从1600万到2200万是政府认可的。另外当时中共党史第二卷也有个突破，它认为60年人口绝对数比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60年人口应该比59年增加1000万人口左右，但不但没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左右。那就是说60年饿死的人就不止1000万了，就1500万到1600万都有。也就是说党史二卷承认1960年这一年就饿死了1500万左右，还不包括59年和61年的。所以我们刚才谈的官方的认可，这是官方的认可。
旁白：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Ansley J. Coale)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含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科尔对官方统计进行了校正，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应该在2700万左右。
李肃：您认为哪个数字比较可靠？
杨继绳：因为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只能把人口统计拿过来进行分析、比较、判断。但还有一个人口学家，叫王维志，他是五十年代到莫斯科统计学院学人口统计的，毕业后就到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工作。所有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全是由公安部三局四处，就是户籍处统计的，而且王唯志正好是在户籍处工作。他认为这些人口学算的都是数字游戏，因为他懂得人口数字是怎么统计上来的。他用经验公式算的，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他一调整，他说三年饿死3400万到3500万，他没有算58年和62年，如果把58年加上去就是将近4000万。所以我就取数字取了3600万，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是个中数。所以我认为3600万比较合适的，所以我就公布了3600万。实际可以等而划之的说，当时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之间比较合适些，但是数字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的。
*死人不是数字游戏*
李肃：那么3000万到4000万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的大， 是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整个人口了。
杨继绳：所以我在书上讲，如果3600万是比较准确的话，那么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中比较大的，死人比较多的，相当于45年8月9号长崎(投下)原子弹的450倍原子弹。
李肃：投了450颗原子弹。
杨继绳：就是相当于。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相当于发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比一战死亡人数多，二战死亡人数很多，但是八年，咱们大饥荒两三年，所以这个惨烈程度要超过二战，那么个数字。但是如果3600万是认可的话，是这么个概念是非常惨烈的。
旁白：荷兰史学家冯克(Frank Dikötter)对中国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2010年出版的《毛时代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中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他2010年10月1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安徽阜阳地区1958年人口有800万，三年后就有240万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是被当地官员害死的。他说：“在临泉，县委书记总结（当时）暴力行为时说，民众挨打，被吊死，不让吃饭，或被活埋。一些人遭受酷刑和毒打，被割去耳朵，双眼被挖出，嘴被撕破等，经常有人死亡。我们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谋杀也很普遍。在临泉的大黄庄，19位村干部中有9人在大饥荒时期至少杀死一名村民，生产队长李凤英（音译）杀死了5个村民。村民有时还被故意蒙骗。1959年年底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阜南县粮食局属下的食品加工厂在庭院中置放了豆饼，而且大门敞开。饥饿的村民们试图抢豆饼时，身后的大门突然关上。县委书记说，抓住的人被塞进了麻袋，然后被用铁棍毒打，麻袋上全是血。有人脸还被刀划破，伤口抹了油。”冯克说，仅安徽阜阳地区在大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柬埔寨红色高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屠杀当地民众的总和。
*人吃人*
李肃：当时听说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尤其在农村地区。您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杨继绳：人吃人的数字全国有文字统计的资料，有数千起。安徽一个省就有1260起。
李肃：这是比较严重的地方吗？人吃人的情况和灾情的轻重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杨继绳：有联系。比如江苏是个比较好的省，江苏有人吃人，安徽更多。安徽有人吃人的故事，甘肃也有人吃人的情况。
李肃：您能不能谈一些比较严重的例子？
杨继绳：甘肃、宁夏都是有名有姓的，我现在都记不住了。他母亲死了，快死以前说我身上什么肉都没有，我心脏还有肉，就把我心脏吃掉。她女儿就把她心脏吃了。她女儿后来死了，又被别人吃了。
李肃：她女儿吃了心脏其实也没救活自己。
杨继绳：她女儿也不行了。安徽一个女的人家煮人肉，还有香味，被干部发现了，他们就拿到会场上要批判她，很多人就围着，闻到味道，说要尝尝看，结果一盆肉都抢光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吃活人的情况还比较少，大量是吃尸体。59年冬天60年春天是死人最多的时候，埋了人也埋得很浅，没有力量埋，肉都被片走了，大腿和臀部的肉。信阳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去抢尸体，互相打，结果打死了一个，胜利者不仅把死人肉吃了，把活人肉也吃了。
李肃：就把被他打死的人也吃了？
杨继绳：对。这例子很多，我在书上举了上百例，挺惨的。
旁白：大饥荒时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宏2012年10月1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信阳地区确实存在人吃人的现象。他说：“活人吃死人嘛，饿极了反正女儿也是活不了了，有吃孩子的，也是奄奄一息，也是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干脆都吃了。那时候人弄得都整个村里整得到处都人心惶惶，谁也不管这了。那都饿得命都不保了，生不了育了，为了这那都少生了多少孩子。”
李肃：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是个什么样子？
杨继绳：这一点我也翻了几本中国饥荒史，是1928年到1930年，22个省同时受灾，当时说是死亡人口是1000万人，这是外国学者写的。后来中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实际只有800万人。这是最高的一个情况，过去都没有这么集中。
李肃：那就是说大饥荒实际上相当于中国最严重饥荒的时候的三到四倍。
杨继绳：对，但是我讲1928年到1930年真正是自然灾害，天灾，旱灾。因为旱灾对农作物的摧残比水灾要更重一些。所以当时有1000万左右，外国人写的一本书，我书上有书名字我记不得，但是中国学者李文海他算出来说没这么多，他说是几百万人。他说是600万人。
旁白：宋永毅教授将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同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大跃进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他对美国之音说：“你把24史看，发生吃人情况的只有两种。第一种是战乱，这个战乱或者是夷族入侵，或者是内部农民起义。内部农民起义吃人最严重的是两次，一次是黄巢起义；第二次就是元末明初时候的红巾军起义，这个也是24史记载中吃人最厉害的。你可以说这个有内忧外患，有战乱、夷族入侵造成的。第二个就确实是由于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那么今天大家都清楚了，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你想想刘少奇也是坚决支持大跃进的，有的地方走得比毛泽东还要左。他最后都认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都要跟毛泽东去说，我们不能再把大跃进继续搞下去了。他用的例子就是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李肃：那么在世界历史上，和这次大饥荒来比的话，有没有更大规模的或者是相应规模的饥荒？
杨继绳：世界历史上，天灾我没有统计，但是人祸是有的，譬如乌克兰大饥荒。最近乌克兰总理尤申科讲有1000万，我认为有点夸大，因为尤申科已经制度改革，脱离苏联了，他声讨苏联的罪行，所以说1000万。实际上在尤申科以前统计是600万左右。600万相当于是人口的6%，咱们如果是3600万也相当于当时人口的6%左右。这是前苏联的乌克兰，乌克兰周围也有一些大饥荒，但乌克兰较严重。再一个朝鲜，朝鲜最近大饥荒也死了不少人。这两个国家，包括当时中国、乌克兰、朝鲜，都是因为当时的制度，高度集权的制度，搞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对农民进行强制的剥夺。当然非洲也有大饥荒，那都是规模小，而且有国际援助。当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国际援助的，封锁消息的，所以完全是关起门来挨饿。
*封锁消息 拒绝援助*
李肃：我们说到国际援助，现在哪个国家出现饥荒，包括朝鲜现在出现的饥荒，国际都在给予援助，联合国，还有国际社会，包括朝鲜的伙伴，在它南边的韩国提供大量的粮食，包括美国、中国。那么中国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国际社会曾经愿意予以援助，但是中国是拒绝了。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这场大饥荒这个时候，国际社会有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杨继绳：一个是当时那个制度下是不允许外国人搞援助的，唐山大地震也不让外国援助的。当时大饥荒不但不让援助，而且对外封锁消息，不知道中国有大饥荒。除了香港跟广东有来往以外，透露些情况外，其他都不知道。你比如说斯诺，斯诺是毛泽东的朋友吧，美国记者。他就写书说中国没有大饥荒。还有英国常驻北京记者叫格林，他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帷幕》，好像得奖了。他说没有大饥荒。
李肃：外界怎么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大饥荒呢？
杨继绳：因为当时对外国记者是封锁的，让他们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新华社有专家，新华社对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要休假。陪记者去休假的是我们国内部主任方实。方实后来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跟我坐一个房间，他跟我讲的他的事，是方实领着新华社的专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都封锁起来了，都隔绝了，湖里面漂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儿划船，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还写文章，说中国没有饥荒，中国怎么好，然后新华社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
旁白：少数西方记者在大饥荒时期在官方的安排下走访了中国的农村地区，参观了人民公社，最后认为中国的饥荒没有像西方描述的那样严重。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三次访问中国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在1964年出版的《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一书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厉实行粮食配给的中国，没有看见大量挨饿的人。他认为美国传媒上勾画的景象并不真实，美国公众没有得到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资讯。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在1962年出版的《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了大饥荒。他在书中说，中国的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
李肃：那么当时是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一些消息，因为通过香港等地还是知道了中国内部出现了问题。中央情报局经过调查以后，认为中国没有饥荒。他主要是看中国这个粮食的出口，认为中国还在出口粮食。
杨继绳：对啊，是出口。
李肃：这个就是说美国当时仅仅靠这个做出一个结论吗？说中国没有大饥荒？
杨继绳：美国根据什么做出结论，起码他作出结论有可靠的信息吗？信息高度封锁，他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外国记者都看不见，中国的朋友，毛泽东的朋友斯诺都看不见，常驻中国的记者格林，他写的中国《无知的帷幕》还是本比较有名的书，也看不见，那他怎么得出信息？
李肃：那么中国当时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呢，为什么不想让外界知道，甚至不想让中国自己老百姓知道发生了灾难，哪怕是自然灾难？
杨继绳：这是政治原因吧。因为社会主义是高度先进的，是最优越的制度，如果饿死了人，怎么是最优越的制度呢？跟过去虔诚的理论和政治是完全相悖嘛。所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所以不断地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面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
李肃：就是把邮局封了？
杨继绳：把邮局封了。邮局的信都通过公安局检查。张树藩是当时信阳的专员，就是副书记，他说我手里有一万二千封信，不但没收，还有一封就交给公安局了。公安局查这个信是谁写的，说是一个女麻子，女的有麻子，结果就全县抓女麻子。
李肃：就是因为这封信里说了有饥荒的存在？
杨继绳：后来查这个人，是不是女的，是不是脸上有麻子，所以全县抓女麻子抓了几天。
旁白：前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告诉美国之音，大饥荒时期为了防范真实情况外泄，信阳地委责令对当地寄往北京和郑州的上访信件一律截扣。他说：
“当时所有写的信，地委有个精神，都得扣，就是上访信，都不准向外反映。凡是向中央，向省委写的信都扣。外出都当成盲流扣起来，也扣着好多人。”
余德鸿说，这种情况就连他这位地区官员也不能幸免：
“在饿死人的前后，我下乡向地委先后写了16个报告，就是把底下的实际情况写成文字报告，（结果）地委按照我这个报告划我为右倾，批斗我。先斗的张树藩，斗张树藩一个多月之后就斗我，我也差一点死了。”
*饿死还是病死*
李肃：当年饿死人的情况您能不能谈个具体的例子？
杨继绳：饿死人的概念现在国内也争论什么叫饿死人。我在书中粮食问题的那一节叫中国人讲究能量平衡。什么叫饿死人？不是说饿了倒了就死了，不是这样的。人需要能量来平衡，能量是靠食品来补充的。人假如肚子全饿空了，胃不蠕动，一般身高在一米六五的人在常温15度的情况下，如果躺着不动，一天24小时就积储能量1400多千卡，这是维持生命最低的能量。如果需要运动的话，象劳动那就更高了，象农民在零度以下的残酷的环境下重体力劳动一天要4000多大卡、千卡。当时农民的食品一天只有几百大卡、千卡。所以食品不够怎么办？先吸收消耗自己的脂肪，脂肪消耗完了就消耗蛋白质，最后消耗心脏，因为人的身体又自我保护能力，心脏最重要。但消耗脂肪的过程中产生病态，叫做酸中毒，有死人。在每一个消耗环节都引起多种疾病。最后如果消耗心脏，就是心力衰竭而死。这算寿命比较长的，中间很多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而死的。这就叫饿死。当时统计叫病死，不叫饿死，实际就是饿死。浮肿是消耗脂肪造成的，所以从能量平衡来讲，饿死就是吸收几百千卡而消耗三、四千千卡，一天两天还行，十天八天一个月以后就不行了。这样就饿死人。
李肃：您能讲一个具体的饿死人的例子吗？就是发生在您调查过程当中，您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杨继绳：我父亲那时是这么饿死的。我当时在上中学，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别人家里有人挖野菜，我那时18岁，应该回去的，但我那时在上学就回不去了。后来我村里一个小孩朋友上县里告诉我说你父亲不行了，让我去买盐，不行了卖盐喝水也算一个能量补充，盐喝多了也有各种疾病的，没办法。我父亲倒在路上被抬回家了，浑身很瘦，瘦得跟解刨学的骨头一样，只剩下一块皮，说话就不行了。他就赶我回去，不让我在家呆着。我从学校带回三斤米，在家待着不行了，不然我得吃那个米，所以我就走了。走之前我赶紧把水缸里挑满水，然后去挖点野菜，是花生的芽，有毒的那种，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前年回家跟比我小七、八岁的孩子朋友说，他当时看得到，我带回去的米，我父亲根本没吃到口，因为农村米是很珍贵的。后来我父亲说，你不要告诉孩子，等我死完了，再告诉他。不然他又得拿米回来。他给我们的村民组组长，相当于党小组长，比我大个七、八岁的人说，千万不要告诉他，等我死后再告诉他。他死后四五天了我才回去。
李肃：您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杨继绳：湖北省浠水县。
李肃：这个地方饥荒严重吗？
杨继绳：湖北省不算太严重，据张体学（湖北省长）文化大革命中讲，湖北省饿死30万人，但我算湖北省应该饿死50到60万人。这算比较少的。我后来听说，前年我们村里一个会计，跟我年龄差不多，比我大几岁。他说当时跟一个副县长比较好，开了点粮食，比较好。后来副县长倒霉，支援新疆，发配到新疆去了，一直就没有消息了。
李肃：就是说当年没有饿死这么多人是因为这位副县长从粮库中放了点粮食。当年你们那个县饿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县里没有统计，湖北省有统计，死了几十万。
李肃：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网上和中国一个左派网站叫乌有之乡，有一个人写了一篇东西，指责你是造谣，说您说您父亲当年是饿死的，可是实际上当年你们那个村周围谁也没有饿死，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死。怎么能证明你父亲是饿死的？
杨继绳：我前年回武汉讲课，有人说你们家旁边姓黄的饿死了，还有几个人。但是我们村不是大片地饿死，就是死了几个人，三、四个人。
李肃：就是说村里还是有别人饿死？
杨继绳：我们村比较小，南方十几户就是一个村嘛。
李肃：那么你们家族里面除了您的父亲，还有其他人饿死吗？
杨继绳：我们那个村实际上是个佃户村，十家十几个姓，都没有血缘关系。就我家饿死一个人。他们劳动力多的可以去挖点树皮。我当时上学，所以我一直很内疚，因该早点回家。很后悔。
*压农村 保城市*
李肃：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严重得多？农村饥荒的情况。
杨继绳：城市比农村晚挨饿一年，因为从粮食征购到调拨至少10个月的时间。像我59年就挨饿。59年清华大学还在随便吃，有鱼有肉的，到我60年上清华时就没有了。所以城市比农村晚饿一年。到61年底，62年农村就好一些了，清华大学还挨饿。我记得62年春天回老家武汉，汉口车站旁的小胡同里面卖的粉条，都是随便买，随便吃，吃的很饱，北京不可能有啊。到61年62年以后城市就不如农村了。那时有个顺口溜，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嫁工人怕定量，嫁干部怕下放，嫁当兵怕打仗，嫁个农民吃的胖。这是62年的情况。
李肃：那个时候嫁人的标准是要嫁农民。
杨继绳：对。嫁个农民吃的胖。
李肃：当年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后来您说蔓延到了城市。城市的饥荒情况是什么样子？
杨继绳：城市里我们大学生都有粮食定量，副食品有，但比较少。我书中写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城市饿死人可以说很少，几乎没有。但大学生很饿。我当时定量卡还丢了十天呢，朋友七拼八凑也就过去了。定量卡是一个卡片，划三十个格，你吃一个格打个勾。我丢了十天，同学七拼八凑我就过去了。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身体比较强壮，路上捡了一个定量卡，到别的食堂去划卡被发现了，女同学被赶到男厕所去了，又告到班上，还开会批评她了。另外一个同学拿了窝窝头走了没划卡，后来抓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就被撤职了。
李肃：她就因为那一个窝窝头拿了，但是没划卡。
杨继绳：后来同学发现赶上来了。这位同学背了很长时间的包袱，到80年代他当了一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请客弄了好多菜，为那个窝窝头向我们表示歉意。我们清华大学当时一个科研项目叫488项目，就是造小球藻。所谓小球藻就是尿生成的有机物。主持人还就是我们系的，叫王绍光，还在，他是研究生。还有我们班的另一个同学参加了，他说小球藻就是尿做的绿色植物，我们当时抱着很大的期待。所谓吃小藻有营养啊，而且还保密，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我们中国人吃。吃了半天我腿有点绿颜色，可能是盐放太少了，很大的期望抱着，结果很失望。
杨继绳：我们一个数学老师，除了上大课以外还上小课，住在清华北院的一个平房，上课15分钟，结果上课时没见老师，原来他去河边拔野草，讲台抽屉放了很多野草，学生淘气问老师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做馅饼。
李肃：老师说要用野草做馅饼。
杨继绳：清华大学是最高学府，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结果助教还拔野草做馅饼。这个老师姓名我现在忘了，很瘦的一个老师。
李肃：您说当年城市有定量，定量是多少？
杨继绳：我们大学生是31斤。
李肃：就是说一天有一斤粮食。
杨继绳：但是没有别的，还是很饿。31斤粮食现在看吃不了啊。当时没有油，没有青菜，什么都没有。大家年轻长身体的时候，真是饿得很。
李肃：一般的居民也有这么高的定量吗？
杨继绳：居民28到29斤，学生优惠，年轻，长身体的时候。
李肃：当年饥荒的时候，农村人口的平均口粮有多少？一个月有31斤吗？
杨继绳：没有。农村更不行，平均有半斤粮就不错了，半斤粮还不是粮食，是白薯干，发霉的白薯干。白薯就是红苕，瓜菜等等根本没有。
李肃：城市的粮食是征购来的？
杨继绳：从农村征购来的，而且是贸易粮，农村原粮，是质量比较好的，去了壳的。一斤贸易粮相当于1.5到2斤的原粮。
李肃：也就是说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城市的定量还是能保证？
杨继绳：能保证，但是很饥饿，包括我写的原子能科学家，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也很挨饿。朱光亚在外面拣了几个小李子，大家分分吃就是很了不得了，非常地高兴了。
李肃：但城市毕竟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的情况。
杨继绳：没饿死人，但出生率降低是有的。
李肃：当时中国的上层在了解农村发生大面积饥荒的情况下，有没有说把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减一减，来补救农民？
杨继绳：周恩来提出了保城市，压农村。
李肃：为什么？是城市人的生命价值高一些吗？
杨继绳：当时小平在四川讲了一句话嘛，叫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饿死一个人的影响哪个大？政治影响不一样啊。
李肃：也就是说，是政治决策。
杨继绳：政治决策。
李肃：是因为怕影响大小，农民死多了影响不大。
杨继绳：也看不见，外国人看不见。我们吃小球藻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清华有很多留学生，都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是亚、非、拉，斯里兰卡、印度的留学生，我们系里就有。他们单独吃饭，有留学生食堂，但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吃了小球藻。
李肃：在当时保城市供应的时候，中国上层、中共中央有什么样的明确决策？
杨继绳：不断地催粮食。
旁白：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北京等中国主要城市的存粮明显不足。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近两个月来，北 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1960年中共大事记说，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当年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为了缓解粮、棉、油供应的紧张形势，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决定5月至9月除个别地区外，停止对农村供应食油。
杨继绳：比如说吃油，油的发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李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那一年，农村的油全部被收购了？
杨继绳：全部收购了，一两油都没有。
李肃：那就是余油没有了，如果有余粮的话。
杨继绳：没有余油。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国家榨油的，私人油坊没有，都是国家的，全部就提供城市。周恩来亲自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供应油啊！
结束语：尽管这场大饥荒今天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是回忆这段往事仍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几千万人的死亡，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人类大悲剧。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提供了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我是李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阳楼市崩盘虚实考：本地人像买白菜一样买房
文章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于 2012-12-02
楼市“崩盘”虚实考
编者按
2012年的中国楼市，已届年关。
这一次，它裹挟着“崩盘”、“救市”、“价格跳水”的喧嚣，再度淬炼市场神经。
“坏消息”已然接连释放。无锡楼盘降价过万提早引发楼市震动，随后温州地价降18.03%、房价降40%的消息相继跟进。
成都三季度商业地产集中入市，推动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至40.9%，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在陕西，面对低迷的楼市，一纸 “限利”新政匆匆出台，地产项目利润率被要求控制在10%左右，引来业界哗然。
贵阳因“购房送户籍”新政，被舆论推至“崩盘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年末楼市中的吸眼球话题。
正当贵阳地产业界、学界致力于反驳“崩盘论”之际，“全国超20城市上调公积金贷款限额”的消息即刻传来，11月，“温州崩盘”争议再起。
值此，《瞭望东方周刊》深入贵阳、温州等地楼市，考证楼市“崩盘”虚实，追踪地方政府“救市”源脉，挖掘楼市背后盘根错节的资金勾连。
我们试图呈现楼市的真实面目，并期许中国楼市在极端的“崩盘论”消极影响中获得积极反思。
贵阳楼市“崩盘”真相
“中国第一神盘”的价格被人称为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当花果园在2010年首度开盘推出11000套房源时，贵阳本地媒体披露其“价格多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最高单价达17000元/平方米”，而不到两年工夫，现如今花果园在售楼盘均价已被腰斩，跌至4000多元/平方米
中国房价最低的省会城市---贵阳，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月间，突然身陷楼市“崩盘”的汹汹物议当中。
但是，像焦元强这样土生土长的贵阳本地人，大都不愿相信，他们的城市真的会像外面人说的那样，将成“第二个鄂尔多斯(7.49,-0.10,-1.32%)”。
“崩盘？我两个同事刚去花果园那边一人买一套呢，场面啊，简直跟买白菜一样。”10月24日，焦元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56岁的焦元强，是贵阳市民政局下属按摩医院的一名按摩医生，从上世纪80年代工作至今，眼睁睁看着按摩收费涨价将近100倍，而他仍旧租赁居住在公家的特价房中。问题在于，即便自身处境如此，他也不会相信，贵阳的房价会跌，更别说楼市会崩盘。
他所说花果园楼盘的购房盛况，没有夸张的成分。就在“崩盘论”闹得沸沸扬扬的10月下旬，这个曾被营销界推为“中国第一神盘”的楼盘，售楼部仍在持续呈现熙熙攘攘的交易场景，这一场景被包括本刊在内的国内一拨又一拨记者亲历见证。
与此同时，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在对“全市房开商预(销)售备案”进行监测。监测数据显示，9月24日至10月7日两周，贵阳新建房销售网签量为3334套，面积32.4万平方米；10月8日收假后的两周，单周成交量收稳在2000套之上；10月下旬的两周，单周成交量3000套以上。
10月的销售状况基本维持了贵阳自今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突破单周两千套”的销售态势。11月中旬，贵阳举办“房交会”，11月19日，房交会组委会发布数据显示，展会3天共成交1108套房屋，成交金额近6.7亿元。
上述一系列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崩盘论”的影响力。
“崩盘论”出笼记
10月9日，双节收假后第二天，《国际金融报》头版头条刊发《贵阳楼市拉响过剩警报》文章。
文章披露了两个事实。一是统计贵阳部分在建楼盘的规划居住人口，总数已达200万，而贵阳全市常住人口也不过400多万人，因此“供应与需求存在巨大偏差”。
二是贵阳市政府在9月出台《关于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及重点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措施涉及购房“送户口、减契税、送车牌”诸多举措。
就媒体披露的数据，财经评论人士吴其伦进行公开评说，认为“贵阳目前的现状是供严重过于求”，“这是典型的政府救市”，“政府成为地产商的超级销售人员”，并抛出了“预计贵阳会成为继鄂尔多斯、温州之后第三个楼市崩盘市场”的观点。
此观点一出，舆论为之哗然，随后，“贵阳将成第二个鄂尔多斯”的楼市“崩盘论”，便在公共媒介急速繁殖、扩散。
10月24日，“崩盘论”余温尚存，吴其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贵阳楼市崩盘的观点是他第一时间提出来的，现在，他已经在写第二篇文章，准备对当地的反驳进行再反驳。
吴其伦再次从贵阳的房价收入比、政策托市、人口基数、产业支撑等方面阐述了他的“崩盘”见解。
不过，针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询问，吴其伦坦言，他对于楼市崩盘的判断，并非基于任何经济模型或者数学模型，“我主要分析政策形势，因为中国房市是政策市”。
本刊记者转述了贵阳地产业界对于吴其伦专业背景的公开质疑。对此，吴其伦反驳说：“他知道我身份吗？我一年做几个房地产案子他知道吗？”
吴其伦为此专门介绍自己的地产履历，“我最早做房产中介，然后在浙江XX集团做商业地产。还做房地产的全案策划，之后又研究房地产这么多年，判断国家政策的准确率非常高。”
事实上，不管吴其伦此番见解存在多大的不确定性，但他的“崩盘论”一出，在贵阳地产业界、学界还是呈现了震动态势。
吴其伦抛出“崩盘论”是在10月上旬最后一天，贵阳方面对此展开的反驳，几乎持续到了11月。
反驳声势不小。先是贵阳地方媒体一驳再驳，继而有当地经济学教授发表文章。而后，又有地产公司总裁级人物撰写长达数千字批驳文章。
“笔战”之后，由地产公司提供支持的各种行业、媒体论坛亦渐次登台，贵阳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纷纷发声，或诉苦、或指责。
贵阳方面甚至一度有消息说，多家地产商或联合起诉“崩盘论”制造者。
吴其伦对起诉不以为意，他告诉本刊记者：“我这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根据你的市场状况做出一个你要崩盘的判断，不可以吗？起诉我才不怕呢。”
“中国第一神盘”房价腰斩
此次反驳“崩盘论”的先锋，是贵阳花果园楼盘的实际地产商贵州宏立城集团(下称“宏立城”)。集团副总裁陈晓辉、策划部经理蔡劲，均亲自写文章批驳“崩盘论”。
其中，陈晓辉还专门界定了“崩盘”的标准：一是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跌幅超过30%甚至50%以上；二是成交量出现停滞，大幅萎缩。
宏立城现在至少位列贵州本土地产商前三甲，而这一身价几乎完全从花果园项目中掘取。在此以前的十数年中，宏立城地产业务履历仅显示为在贵阳开发过一个楼盘。
2010年，宏立城从政府手里取得总建筑面积达560万平方米的花果园彭家湾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投资规模300亿元。
2011年，宏立城再次拿下五里冲片区改造项目，该项目毗连彭家湾片区，系彭家湾项目的延续性项目，投资规模600亿元。
至此，宏立城的花果园项目成为一个总投资达900亿元的巨无霸，拿这一投资规模与当时30亿元级的企业总资产相比，投资杆杠不言而喻。
贵阳另一家本土实力地产商负责人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宏立城刚开始甚至都没有30个亿的资产，他是拿几个亿来撬动这个项目。”
宏立城尚不是上市公司，其财务状况、资金链条、融资渠道均不为外界掌握。
花果园销售形势看上去颇为乐观。自2010年11月27日开盘以来，截至2012年10月，它已连续23个月蝉联贵阳楼市销售冠军，累计收益近300亿元资金。
其中的2011年度，花果园楼盘甚至冲顶至中国单盘销售冠军，并因此被房产营销界称为“中国第一神盘”。
但“中国第一神盘”的价格被人称为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当花果园在2010年首度开盘推出11000套房源时，贵阳本地媒体披露其“价格多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最高单价达17000元/平方米”，而不到两年工夫，现如今花果园在售楼盘均价已被腰斩，跌至4000 多元/平方米。
对此，宏立城方面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这不是降价措施，“一期(均价)7000多元的(楼盘)，位于花果园湿地公园旁边，后面6000多元的靠山，以后5000多元的是回迁房剩余房源，然后3800元开盘的是五里冲，各个产品位置不一样，开发周期也不一样。”
地价基本一样，何以房价如此悬殊？对本刊记者的疑问，宏立城虽承认“地价是差不多的”，但坚决否认降价。
前述贵阳地产商负责人则透露，宏立城开盘均价为6500元，之后降为5500元时，客户闹过一次事。
不过，对于购房者而言，地产商真金白银降价显然比任何真话都更诱人。此间记者在花果园售楼部听见两位购房客议及花果园中间曾是南明区殡仪馆，这时其中一位给另一位打气：“房价都降到3000多了，你还信迷信？”
高容积率真相
贵阳住建部门公开的楼市月度监测数据显示，花果园一个项目的销量常常占到全市一半左右的份额，有时达七成以上。2011年度，花果园销量则占到全市成交量20%以上的份额。因此，花果园房价的风吹草动，对贵阳楼市可谓举足轻重。
“花果园确实在客观上平抑了房价。有人说，如果没有花果园的开发建设，这两年贵阳核心一环内房价肯定集体过万。”宏立城虽不承认降价的说法，却不拒“平抑房价”的名份。
贵阳地产商目前正和宏立城一起，在“崩盘论”面前抱团取暖，而对花果园的低价销售策略，同行们多不买账。受雇于贵阳一家本土地产商的顾问人员，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揭了花果园低价背后的秘密。
“一梯户数太多，是不是采光通风都不行？但花果园就可以搞这个事情，它是45层、4梯10户。”
“中国所有的CBD，包括北京金融街(5.77,0.03,0.52%)、国贸中心，它的平均容积率都只有3到4之间，花果园这样一个5000多亩的项目，容积率居然可以做到6点多。”
这位顾问质疑说，“凭什么贵阳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大盘，容积率却比北京、上海、香港的CBD还要高。”
前述贵阳地产商则透露：“业内也有人说花果园给贵阳新建了一个带电梯的棚户区。他确实把原来的棚户区改造升级了，但顶多是一个升级版的QQ。”
“崩盘论”制造者吴其伦也注意到了花果园容积率方面的问题，并引以为他的重要论据。
他跟本刊打了一个比方：“花果园一盘(规划)容纳人口60万，在西南地区，60万相当于一个县的城乡人口总数，现在把一个县的人搞在5000亩这样一个大盘里。可以吗？不可以呀。”
吴其伦的江浙口音使他一连串的质疑显得感性而执着，“60万人到你这里来干嘛，到哪里就业到哪里发展？你有没有大型的制造业、纺织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都没有，没有产业支撑，来了以后就是一座空城呀。”
吴其伦还说，投资客也不能进这样的楼盘，否则钱一进去就被套牢，“投资要看利润空间，讲求投资回报，投资人去一看，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量，我买了以后卖给谁呀。”
花果园地处贵阳一环外西南角，尽管贵阳市中心一般都指一环以内，商业中心也只包括喷水池、大十字两处地段，但宏立城方面并不觉得自己是郊区大盘，“我们从来也不认为它是郊区，也不是大盘，我们就是市区，就是市中心。”
眼下，花果园项目工地上的楼群遮天蔽日。站在售楼部人工湖畔朝四下看，那些已经封顶、将要封顶的高楼叠错穿插，往往上十栋就连成一座“山”。从“山”的正面看过去，视线几乎无法直线通透“山体”，这也就意味着，小区光线和通风只能局促于楼群中间“弯道行驶”。
宏立城方面向本刊确认了花果园项目容积率超过6，但又表示，“拿贵阳市区的容积率看，我们真不高。”宏立城为此道出了贵阳楼市的容积率秘密，“在贵阳市区，现在容积率8以下的很少找得到，有些规划中的容积率都在13、15，连20的都有。”
宏立城同时确认花果园项目主力楼盘为4梯9户，4梯10户则为回迁房。对于同行指责该梯户比不应通过审批，宏立城方面阐释了自己的逻辑，“一些全国性的地产商朋友说，贵阳的审批手续应该是最严格的，那么，在这样严苛的审批下，我们都过了，这不是给我们特殊政策，这说明我们的采光、通风、朝向等舒适度都是有保障的。”
贵阳内部版“崩盘论”
张扬是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顾问，中天城投是贵州本土唯一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既与贵阳楼市密切联系又具备全国视野的行业人士，张扬试图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评估“崩盘论”。
“我要不是考虑学术争鸣，都想与发表‘崩盘论’的人赌一把，贵阳楼市崩盘了我就给他一百万。”张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贵阳房地产整体没有泡沫，但是贵阳房地产行业也有个别人瞎搞 ，比如把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做工业、做电缆的人来开发。”
张扬对外行进入贵阳地产行业表示担忧，“中央都让央企退出地产行当了，做工业的还要挤进来。再这样下去，我都想建议中天城投把战略方向做调整，不要在贵阳生根了。”
宏立城对贵阳地产行业秩序同样感到不满，其向本刊透露，有外省地产商在贵阳市场上不做房、只做地，“他在贵阳买了300万平方米的盘，从2005年开始运作，2006年开始卖，到现在才卖了几十万平方米，他就等地价升。”
宏立城还表示，“崩盘论”对花果园毫无影响，并且看好后市，认为花果园主体楼盘销售到一定阶段后，在市区暂无巨量大盘的情况下，贵阳楼市价格一定会起来，届时宏立城亦将涨价。宏立城还告诫同行，多练内功，把利润看淡一点。
同行却不看好花果园的未来，前述贵阳地产商负责人对记者说：“花果园往后越来越难卖，因为他的房子逐渐都出来了，购房客将可以看到它的实景。”
该人士还透露，在此以前花果园的状况一直让贵阳的同行和媒体担心，“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说到花果园，提得最多的就是它什么时候崩。不是会不会崩，崩盘是一定的，只是崩在什么时间不确定。”
种种迹象显示，早在“崩盘论”之前，贵阳地产行业内部正在进行错综复杂的角力。只是当这场角力还远未发现新的市场秩序时，就有“坏孩子”喊叫“崩盘了”。随这一声喊，人们只看见贵阳地产商如何携手御外，奔赴贵阳的一批批媒体也只看见一堆令人欣慰的成交数据。
颇有意味的是，正当贵阳地产业界、学界奋起反击“崩盘论”之际，吴其伦的立论开始发生变化。
他告诉本刊：“我为什么提出要崩盘这样一个预警，因为说实话，很多地产商的资金状况我非常清楚，特别是贵阳的大型地产商。地产商在融资渠道收窄的情况下，大都会借高利贷。鄂尔多斯为什么会崩盘？就是地产商大量借高利贷不愿意降价。”
贵阳楼市的未来图景
中天城投旗下未来方舟项目，是贵阳楼市上一个足以与花果园分庭抗礼的超级大盘。项目占地超花果园3倍，由于最初将客户群定位于中高端，故以2左右的低容积率，规划居住人口17万。
中天城投副总经理朱晋仪，同时也是未来方舟项目的营销负责人，10月28日，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未来方舟在今年开盘时即已遭遇过贵阳楼市寒流。
“我们今年3月9日开盘，当时市场非常不好，量价齐跌，消费者观望非常严重，整个市场上都感觉到了谷底。”
中天城投是在2011年底确定未来方舟的营销思路的，当时对市场还十分看好，但翌年3月开盘时，市场环境迫使中天城投不得不调低价位。
“我们从4000元不到的价格开盘，几乎是零利润，当时我们的开盘广告就是‘调控贵阳楼市’，这一版广告打了之后，其他地产商就参照我们的价格了。”
朱晋仪认为，贵阳楼市仍靠刚需支撑，未来方舟、花果园是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以价换量剌激了刚需，甚至提前调动了1到2年的刚性需求。
“目前贵阳楼市中，贵阳客户占到65%，30%来自省内其他地、州、市，剩下5%来自省外。”
朱晋仪判断，未来两到三年，贵阳楼市中来自省外的客户会增长到8%或10%，因此贵阳楼市还是以刚需客户为主。她同时表示，明年将是未来方舟的发力期。
未来方舟、花果园被认为贵阳楼市的“花舟二人转”。由于两盘成交量加在一起，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此“花舟二人转”毫无疑问成为贵阳楼市的晴雨表。眼下，贵阳楼市经过10月“崩盘论”洗礼，又迎来11月中旬的“房交会”，成交数据依然坚挺。
不过，“房交会”上亦曝出消息，贵阳部分楼盘开始推行更低折扣。“房交会”之前，贵阳地产商的销售团队曾相继开拔到重庆、成都等周边城市，拓展外省客户。此间，重庆媒体称重庆一富商10月底在未来方舟砸下1亿元“一口气买下了一整栋物业”。《瞭望东方周刊》事后从权威渠道获悉，该笔交易并未实施。
此外，中天城投在未来方舟项目上制定的2012年度销售计划超百亿，本刊经与中天城投核心管理人士确认，目前任务进度可谓“差得远”，预计该销售目标基本无法完成。
楼市“崩盘”虚实考
编者按
2012年的中国楼市，已届年关。
这一次，它裹挟着“崩盘”、“救市”、“价格跳水”的喧嚣，再度淬炼市场神经。
“坏消息”已然接连释放。无锡楼盘降价过万提早引发楼市震动，随后温州地价降18.03%、房价降40%的消息相继跟进。
成都三季度商业地产集中入市，推动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至40.9%，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在陕西，面对低迷的楼市，一纸 “限利”新政匆匆出台，地产项目利润率被要求控制在10%左右，引来业界哗然。
贵阳因“购房送户籍”新政，被舆论推至“崩盘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年末楼市中的吸眼球话题。
正当贵阳地产业界、学界致力于反驳“崩盘论”之际，“全国超20城市上调公积金贷款限额”的消息即刻传来，11月，“温州崩盘”争议再起。
值此，《瞭望东方周刊》深入贵阳、温州等地楼市，考证楼市“崩盘”虚实，追踪地方政府“救市”源脉，挖掘楼市背后盘根错节的资金勾连。
我们试图呈现楼市的真实面目，并期许中国楼市在极端的“崩盘论”消极影响中获得积极反思。
贵阳楼市“崩盘”真相
“中国第一神盘”的价格被人称为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当花果园在2010年首度开盘推出11000套房源时，贵阳本地媒体披露其“价格多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最高单价达17000元/平方米”，而不到两年工夫，现如今花果园在售楼盘均价已被腰斩，跌至4000多元/平方米
中国房价最低的省会城市---贵阳，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月间，突然身陷楼市“崩盘”的汹汹物议当中。
但是，像焦元强这样土生土长的贵阳本地人，大都不愿相信，他们的城市真的会像外面人说的那样，将成“第二个鄂尔多斯(7.49,-0.10,-1.32%)”。
“崩盘？我两个同事刚去花果园那边一人买一套呢，场面啊，简直跟买白菜一样。”10月24日，焦元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56岁的焦元强，是贵阳市民政局下属按摩医院的一名按摩医生，从上世纪80年代工作至今，眼睁睁看着按摩收费涨价将近100倍，而他仍旧租赁居住在公家的特价房中。问题在于，即便自身处境如此，他也不会相信，贵阳的房价会跌，更别说楼市会崩盘。
他所说花果园楼盘的购房盛况，没有夸张的成分。就在“崩盘论”闹得沸沸扬扬的10月下旬，这个曾被营销界推为“中国第一神盘”的楼盘，售楼部仍在持续呈现熙熙攘攘的交易场景，这一场景被包括本刊在内的国内一拨又一拨记者亲历见证。
与此同时，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在对“全市房开商预(销)售备案”进行监测。监测数据显示，9月24日至10月7日两周，贵阳新建房销售网签量为3334套，面积32.4万平方米；10月8日收假后的两周，单周成交量收稳在2000套之上；10月下旬的两周，单周成交量3000套以上。
10月的销售状况基本维持了贵阳自今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突破单周两千套”的销售态势。11月中旬，贵阳举办“房交会”，11月19日，房交会组委会发布数据显示，展会3天共成交1108套房屋，成交金额近6.7亿元。
上述一系列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崩盘论”的影响力。
“崩盘论”出笼记
10月9日，双节收假后第二天，《国际金融报》头版头条刊发《贵阳楼市拉响过剩警报》文章。
文章披露了两个事实。一是统计贵阳部分在建楼盘的规划居住人口，总数已达200万，而贵阳全市常住人口也不过400多万人，因此“供应与需求存在巨大偏差”。
二是贵阳市政府在9月出台《关于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及重点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措施涉及购房“送户口、减契税、送车牌”诸多举措。
就媒体披露的数据，财经评论人士吴其伦进行公开评说，认为“贵阳目前的现状是供严重过于求”，“这是典型的政府救市”，“政府成为地产商的超级销售人员”，并抛出了“预计贵阳会成为继鄂尔多斯、温州之后第三个楼市崩盘市场”的观点。
此观点一出，舆论为之哗然，随后，“贵阳将成第二个鄂尔多斯”的楼市“崩盘论”，便在公共媒介急速繁殖、扩散。
10月24日，“崩盘论”余温尚存，吴其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贵阳楼市崩盘的观点是他第一时间提出来的，现在，他已经在写第二篇文章，准备对当地的反驳进行再反驳。
吴其伦再次从贵阳的房价收入比、政策托市、人口基数、产业支撑等方面阐述了他的“崩盘”见解。
不过，针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询问，吴其伦坦言，他对于楼市崩盘的判断，并非基于任何经济模型或者数学模型，“我主要分析政策形势，因为中国房市是政策市”。
本刊记者转述了贵阳地产业界对于吴其伦专业背景的公开质疑。对此，吴其伦反驳说：“他知道我身份吗？我一年做几个房地产案子他知道吗？”
吴其伦为此专门介绍自己的地产履历，“我最早做房产中介，然后在浙江XX集团做商业地产。还做房地产的全案策划，之后又研究房地产这么多年，判断国家政策的准确率非常高。”
事实上，不管吴其伦此番见解存在多大的不确定性，但他的“崩盘论”一出，在贵阳地产业界、学界还是呈现了震动态势。
吴其伦抛出“崩盘论”是在10月上旬最后一天，贵阳方面对此展开的反驳，几乎持续到了11月。
反驳声势不小。先是贵阳地方媒体一驳再驳，继而有当地经济学教授发表文章。而后，又有地产公司总裁级人物撰写长达数千字批驳文章。
“笔战”之后，由地产公司提供支持的各种行业、媒体论坛亦渐次登台，贵阳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纷纷发声，或诉苦、或指责。
贵阳方面甚至一度有消息说，多家地产商或联合起诉“崩盘论”制造者。
吴其伦对起诉不以为意，他告诉本刊记者：“我这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根据你的市场状况做出一个你要崩盘的判断，不可以吗？起诉我才不怕呢。”
“中国第一神盘”房价腰斩
此次反驳“崩盘论”的先锋，是贵阳花果园楼盘的实际地产商贵州宏立城集团(下称“宏立城”)。集团副总裁陈晓辉、策划部经理蔡劲，均亲自写文章批驳“崩盘论”。
其中，陈晓辉还专门界定了“崩盘”的标准：一是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跌幅超过30%甚至50%以上；二是成交量出现停滞，大幅萎缩。
宏立城现在至少位列贵州本土地产商前三甲，而这一身价几乎完全从花果园项目中掘取。在此以前的十数年中，宏立城地产业务履历仅显示为在贵阳开发过一个楼盘。
2010年，宏立城从政府手里取得总建筑面积达560万平方米的花果园彭家湾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投资规模300亿元。
2011年，宏立城再次拿下五里冲片区改造项目，该项目毗连彭家湾片区，系彭家湾项目的延续性项目，投资规模600亿元。
至此，宏立城的花果园项目成为一个总投资达900亿元的巨无霸，拿这一投资规模与当时30亿元级的企业总资产相比，投资杆杠不言而喻。
贵阳另一家本土实力地产商负责人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宏立城刚开始甚至都没有30个亿的资产，他是拿几个亿来撬动这个项目。”
宏立城尚不是上市公司，其财务状况、资金链条、融资渠道均不为外界掌握。
花果园销售形势看上去颇为乐观。自2010年11月27日开盘以来，截至2012年10月，它已连续23个月蝉联贵阳楼市销售冠军，累计收益近300亿元资金。
其中的2011年度，花果园楼盘甚至冲顶至中国单盘销售冠军，并因此被房产营销界称为“中国第一神盘”。
但“中国第一神盘”的价格被人称为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当花果园在2010年首度开盘推出11000套房源时，贵阳本地媒体披露其“价格多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最高单价达17000元/平方米”，而不到两年工夫，现如今花果园在售楼盘均价已被腰斩，跌至4000 多元/平方米。
对此，宏立城方面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这不是降价措施，“一期(均价)7000多元的(楼盘)，位于花果园湿地公园旁边，后面6000多元的靠山，以后5000多元的是回迁房剩余房源，然后3800元开盘的是五里冲，各个产品位置不一样，开发周期也不一样。”
地价基本一样，何以房价如此悬殊？对本刊记者的疑问，宏立城虽承认“地价是差不多的”，但坚决否认降价。
前述贵阳地产商负责人则透露，宏立城开盘均价为6500元，之后降为5500元时，客户闹过一次事。
不过，对于购房者而言，地产商真金白银降价显然比任何真话都更诱人。此间记者在花果园售楼部听见两位购房客议及花果园中间曾是南明区殡仪馆，这时其中一位给另一位打气：“房价都降到3000多了，你还信迷信？”
高容积率真相
贵阳住建部门公开的楼市月度监测数据显示，花果园一个项目的销量常常占到全市一半左右的份额，有时达七成以上。2011年度，花果园销量则占到全市成交量20%以上的份额。因此，花果园房价的风吹草动，对贵阳楼市可谓举足轻重。
“花果园确实在客观上平抑了房价。有人说，如果没有花果园的开发建设，这两年贵阳核心一环内房价肯定集体过万。”宏立城虽不承认降价的说法，却不拒“平抑房价”的名份。
贵阳地产商目前正和宏立城一起，在“崩盘论”面前抱团取暖，而对花果园的低价销售策略，同行们多不买账。受雇于贵阳一家本土地产商的顾问人员，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揭了花果园低价背后的秘密。
“一梯户数太多，是不是采光通风都不行？但花果园就可以搞这个事情，它是45层、4梯10户。”
“中国所有的CBD，包括北京金融街(5.77,0.03,0.52%)、国贸中心，它的平均容积率都只有3到4之间，花果园这样一个5000多亩的项目，容积率居然可以做到6点多。”
这位顾问质疑说，“凭什么贵阳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大盘，容积率却比北京、上海、香港的CBD还要高。”
前述贵阳地产商则透露：“业内也有人说花果园给贵阳新建了一个带电梯的棚户区。他确实把原来的棚户区改造升级了，但顶多是一个升级版的QQ。”
“崩盘论”制造者吴其伦也注意到了花果园容积率方面的问题，并引以为他的重要论据。
他跟本刊打了一个比方：“花果园一盘(规划)容纳人口60万，在西南地区，60万相当于一个县的城乡人口总数，现在把一个县的人搞在5000亩这样一个大盘里。可以吗？不可以呀。”
吴其伦的江浙口音使他一连串的质疑显得感性而执着，“60万人到你这里来干嘛，到哪里就业到哪里发展？你有没有大型的制造业、纺织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都没有，没有产业支撑，来了以后就是一座空城呀。”
吴其伦还说，投资客也不能进这样的楼盘，否则钱一进去就被套牢，“投资要看利润空间，讲求投资回报，投资人去一看，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量，我买了以后卖给谁呀。”
花果园地处贵阳一环外西南角，尽管贵阳市中心一般都指一环以内，商业中心也只包括喷水池、大十字两处地段，但宏立城方面并不觉得自己是郊区大盘，“我们从来也不认为它是郊区，也不是大盘，我们就是市区，就是市中心。”
眼下，花果园项目工地上的楼群遮天蔽日。站在售楼部人工湖畔朝四下看，那些已经封顶、将要封顶的高楼叠错穿插，往往上十栋就连成一座“山”。从“山”的正面看过去，视线几乎无法直线通透“山体”，这也就意味着，小区光线和通风只能局促于楼群中间“弯道行驶”。
宏立城方面向本刊确认了花果园项目容积率超过6，但又表示，“拿贵阳市区的容积率看，我们真不高。”宏立城为此道出了贵阳楼市的容积率秘密，“在贵阳市区，现在容积率8以下的很少找得到，有些规划中的容积率都在13、15，连20的都有。”
宏立城同时确认花果园项目主力楼盘为4梯9户，4梯10户则为回迁房。对于同行指责该梯户比不应通过审批，宏立城方面阐释了自己的逻辑，“一些全国性的地产商朋友说，贵阳的审批手续应该是最严格的，那么，在这样严苛的审批下，我们都过了，这不是给我们特殊政策，这说明我们的采光、通风、朝向等舒适度都是有保障的。”
贵阳内部版“崩盘论”
张扬是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顾问，中天城投是贵州本土唯一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既与贵阳楼市密切联系又具备全国视野的行业人士，张扬试图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评估“崩盘论”。
“我要不是考虑学术争鸣，都想与发表‘崩盘论’的人赌一把，贵阳楼市崩盘了我就给他一百万。”张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贵阳房地产整体没有泡沫，但是贵阳房地产行业也有个别人瞎搞 ，比如把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做工业、做电缆的人来开发。”
张扬对外行进入贵阳地产行业表示担忧，“中央都让央企退出地产行当了，做工业的还要挤进来。再这样下去，我都想建议中天城投把战略方向做调整，不要在贵阳生根了。”
宏立城对贵阳地产行业秩序同样感到不满，其向本刊透露，有外省地产商在贵阳市场上不做房、只做地，“他在贵阳买了300万平方米的盘，从2005年开始运作，2006年开始卖，到现在才卖了几十万平方米，他就等地价升。”
宏立城还表示，“崩盘论”对花果园毫无影响，并且看好后市，认为花果园主体楼盘销售到一定阶段后，在市区暂无巨量大盘的情况下，贵阳楼市价格一定会起来，届时宏立城亦将涨价。宏立城还告诫同行，多练内功，把利润看淡一点。
同行却不看好花果园的未来，前述贵阳地产商负责人对记者说：“花果园往后越来越难卖，因为他的房子逐渐都出来了，购房客将可以看到它的实景。”
该人士还透露，在此以前花果园的状况一直让贵阳的同行和媒体担心，“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说到花果园，提得最多的就是它什么时候崩。不是会不会崩，崩盘是一定的，只是崩在什么时间不确定。”
种种迹象显示，早在“崩盘论”之前，贵阳地产行业内部正在进行错综复杂的角力。只是当这场角力还远未发现新的市场秩序时，就有“坏孩子”喊叫“崩盘了”。随这一声喊，人们只看见贵阳地产商如何携手御外，奔赴贵阳的一批批媒体也只看见一堆令人欣慰的成交数据。
颇有意味的是，正当贵阳地产业界、学界奋起反击“崩盘论”之际，吴其伦的立论开始发生变化。
他告诉本刊：“我为什么提出要崩盘这样一个预警，因为说实话，很多地产商的资金状况我非常清楚，特别是贵阳的大型地产商。地产商在融资渠道收窄的情况下，大都会借高利贷。鄂尔多斯为什么会崩盘？就是地产商大量借高利贷不愿意降价。”
贵阳楼市的未来图景
中天城投旗下未来方舟项目，是贵阳楼市上一个足以与花果园分庭抗礼的超级大盘。项目占地超花果园3倍，由于最初将客户群定位于中高端，故以2左右的低容积率，规划居住人口17万。
中天城投副总经理朱晋仪，同时也是未来方舟项目的营销负责人，10月28日，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未来方舟在今年开盘时即已遭遇过贵阳楼市寒流。
“我们今年3月9日开盘，当时市场非常不好，量价齐跌，消费者观望非常严重，整个市场上都感觉到了谷底。”
中天城投是在2011年底确定未来方舟的营销思路的，当时对市场还十分看好，但翌年3月开盘时，市场环境迫使中天城投不得不调低价位。
“我们从4000元不到的价格开盘，几乎是零利润，当时我们的开盘广告就是‘调控贵阳楼市’，这一版广告打了之后，其他地产商就参照我们的价格了。”
朱晋仪认为，贵阳楼市仍靠刚需支撑，未来方舟、花果园是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以价换量剌激了刚需，甚至提前调动了1到2年的刚性需求。
“目前贵阳楼市中，贵阳客户占到65%，30%来自省内其他地、州、市，剩下5%来自省外。”
朱晋仪判断，未来两到三年，贵阳楼市中来自省外的客户会增长到8%或10%，因此贵阳楼市还是以刚需客户为主。她同时表示，明年将是未来方舟的发力期。
未来方舟、花果园被认为贵阳楼市的“花舟二人转”。由于两盘成交量加在一起，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此“花舟二人转”毫无疑问成为贵阳楼市的晴雨表。眼下，贵阳楼市经过10月“崩盘论”洗礼，又迎来11月中旬的“房交会”，成交数据依然坚挺。
不过，“房交会”上亦曝出消息，贵阳部分楼盘开始推行更低折扣。“房交会”之前，贵阳地产商的销售团队曾相继开拔到重庆、成都等周边城市，拓展外省客户。此间，重庆媒体称重庆一富商10月底在未来方舟砸下1亿元“一口气买下了一整栋物业”。《瞭望东方周刊》事后从权威渠道获悉，该笔交易并未实施。
此外，中天城投在未来方舟项目上制定的2012年度销售计划超百亿，本刊经与中天城投核心管理人士确认，目前任务进度可谓“差得远”，预计该销售目标基本无法完成。
四军工央企“一哥”新晋中央委员会
大公网北京12月3日电（记者王俊 金琰）
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罗阳病逝以及“航母style”的走红让中国军工企业以及跻身中央委员会的军工央企“掌舵人”受到外界关注。据大公网记者统
计，包括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在内的4名军工央企“一哥”入围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
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战斗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后，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11月25日在大连执行任务时突发疾病逝世，央视、新华社等官方权 威媒体随后给予他以超高规格方式的报道。而罗阳所任职的中航工业集团等军工央企及其“一哥”入围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也受到外界关注。
罗 阳生前担任董事长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是特大军工央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旗下公司。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 中航工业首次入选，排名第426位，成为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军工企业和航空制造企业，2012年中航工业排名跃升至第250位。
中航工业系列发展的歼击机、轰炸机、无人机等飞行器主要为解放军提供装备。近年来，这家军工央企旗下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成飞”）研发的第四 代（按中国和北约标准）隐形战斗机歼-20，以及由罗阳所在的“沈飞”研发的同属第四代的歼-31（代号“鹘鹰”）最为引人关注。
中 航工业“掌舵人”为林左鸣（1957年生）。2008年主导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筹备的他在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整合之后出任总经理、党组书记，并在今年4月 任董事长、党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林左鸣在11月14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公网记者统计十八届中央委员会205名委员名单发现，除林左鸣外，还有3家军工央企“一哥”作为新晋者入围，这3人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马兴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张国清。
“航天科技”承担着中国全部的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载人飞船、空间站等宇航产品研制、生产和发射试验任务，拥有“神舟”、“长征”等品牌，产品还包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航天科工”主要涉及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发和制造。而“中国兵工”则是中国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商。
按惯例，当选中央委员的基本是执政的一线岗位官员，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纪委的最高层官员，国务院各部委首长，省级党委、政府 “一把手”，解放军各大军区、武警部队的军政主官（司令员、政委）等省部级正职或大军区正职官员（副职当选者的比例非常小）。
另外， 大公网记者还注意到，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企“一哥”比例明显增加。十七届中央委共有204名，当时，100多家央企“一把手” 中仅有1名入围，即时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的“中国核掌门”康日新，他于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确认褫夺中央委员职务后被判无期徒刑。
而今次晋级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央企“掌舵人”共有7人：除上述4位军工央企“大佬”外，还包括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投董事长楼继伟、中国银行董事长肖 刚。不过，内地财经界普遍认为楼继伟和肖刚将升任其他更重要职务，而内地传媒《新京报》去年曾报道指蒋洁敏将“外放”地方历练。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
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战斗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后，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11月25日在大连执行任务时突发疾病逝世，央视、新华社等官方权 威媒体随后给予他以超高规格方式的报道。而罗阳所任职的中航工业集团等军工央企及其“一哥”入围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也受到外界关注。
罗 阳生前担任董事长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是特大军工央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旗下公司。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 中航工业首次入选，排名第426位，成为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军工企业和航空制造企业，2012年中航工业排名跃升至第250位。
中航工业系列发展的歼击机、轰炸机、无人机等飞行器主要为解放军提供装备。近年来，这家军工央企旗下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成飞”）研发的第四 代（按中国和北约标准）隐形战斗机歼-20，以及由罗阳所在的“沈飞”研发的同属第四代的歼-31（代号“鹘鹰”）最为引人关注。
中 航工业“掌舵人”为林左鸣（1957年生）。2008年主导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筹备的他在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整合之后出任总经理、党组书记，并在今年4月 任董事长、党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林左鸣在11月14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公网记者统计十八届中央委员会205名委员名单发现，除林左鸣外，还有3家军工央企“一哥”作为新晋者入围，这3人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马兴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张国清。
“航天科技”承担着中国全部的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载人飞船、空间站等宇航产品研制、生产和发射试验任务，拥有“神舟”、“长征”等品牌，产品还包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航天科工”主要涉及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发和制造。而“中国兵工”则是中国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商。
按惯例，当选中央委员的基本是执政的一线岗位官员，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纪委的最高层官员，国务院各部委首长，省级党委、政府 “一把手”，解放军各大军区、武警部队的军政主官（司令员、政委）等省部级正职或大军区正职官员（副职当选者的比例非常小）。
另外， 大公网记者还注意到，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企“一哥”比例明显增加。十七届中央委共有204名，当时，100多家央企“一把手” 中仅有1名入围，即时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的“中国核掌门”康日新，他于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确认褫夺中央委员职务后被判无期徒刑。
而今次晋级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央企“掌舵人”共有7人：除上述4位军工央企“大佬”外，还包括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投董事长楼继伟、中国银行董事长肖 刚。不过，内地财经界普遍认为楼继伟和肖刚将升任其他更重要职务，而内地传媒《新京报》去年曾报道指蒋洁敏将“外放”地方历练。
周永康溫家寶愛將 李春城傳被雙規
中共十八大上剛當選候補中委的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
北京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正向四川省長位置發起衝鋒，十八大上剛當選候補中委的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因涉及嚴重違紀問題，傳近日被雙規。李春城曾在十七大被取消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資格。
不過，有關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證實。
人民網剛報導，11月27日至28日，四川省委中心組召開學習會，專題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省委書記王東明主持學習並作重要講話。省委副書記、省長蔣巨峰，省政協主席陶武先，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參加學習。
這是一年前，《明鏡月刊》有關李春城的獨家報導：
巴結兩常委公子，李春城翻身沖刺十八大
(2011年11月)
《明鏡月刊》李雙臣
2011年11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黄新初任成都市委书记，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被提升為四川省委副書記。而在此之前一周出版的《明鏡月刊》在 獨家報導中披露，由於受到溫家寶、周永康兩大常委的保護和信任，曾在十七大被取消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資格的李春城，十八大上將重新進入中央候補委員隊伍，並 有望沖擊中央委員資格。
李春城出身於共青團，任共青團哈爾濱市委書記後，結識時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韓桂芝，並很快得到韓的充分信任。韓在任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及省委副書記 期間，對這位愛將大力提攜，先後提拔其擔任哈爾濱市太平區長、區委書記，哈爾濱市副市長。1998年又在韓的大力推薦和運作下，調任成都市副市長。
在四川，機緣巧合，不久，周永康到四川任省委書記。明鏡月刊披露，同樣都是外來戶，李春城很快取得了周永康的喜愛和信任，周提拔他當四川省瀘州市委書 記，接著又調回成都擔任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並成為十六大中央候補委員。十六大後，又昇任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
中共十六大後，李春城看到團派勢力強勁，於是向團派積極靠攏，但作為團派邊緣人物，一時無法取得高層的充分信任。2004年，韓桂芝案發，李春城牽涉進 去。搖擺不定的李春城，落得個舅舅不疼姑姑不愛的地步，最後還是周永康出面，以取消中央候補委員資格換得人身安全。
被取消中央候補委員資格，意味著李春城在人才濟濟的團派內部失去了優勢和機會。於是李春城一方面重新向周永康靠攏，一方面轉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終得到急於擴充人馬的溫家寶的信任。
明鏡月刊披露，深得兩人信任的李春城，也成為近年來多有合作的溫、周之間溝通的一個關鍵橋梁。凡溫家寶兒子、周永康兒子去四川，李春城必提前安排好秘密 行程，悉心接待。對於二位公子在川的投資事務，李也大開綠燈，照顧有加。比如說，周永康家人在四川搞的加油站項目，可謂是“吃的準，吃的狠”，充分利用了 周永康在四川、石油系和國土資源部都主政過的資源。而在四川，李春城把周永康這些家人的伺候的舒舒服服，“很到位”！四川省委省府和成都市委市府裡對李春 城拍周家馬屁不滿和嘲諷的幹部大有人在。
但李春城不管這些，積極通過東北老鄉牽線，也得以跟中紀委主管四川的第五紀檢監察室負責人打得火熱，得以“消腫去淤”，擦淨屁股。
由於有溫、周兩大常委護身，中紀委內部消案，李春城不僅將在十八大上恢復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而且可能會更上一層樓，向省長位置發起衝鋒。（《明鏡月刊》第23期）
《明鏡月刊》
http://www.pubu.com.tw/store/7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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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省委中心組專題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
王東明主持 蔣巨峰陶武先李春城參加學習
本報訊（記者 張宏平）11月27日至28日，省委中心組召開學習會，專題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省委書記王東明主持學習並作重要講話。省委副書記、省長蔣巨峰，省政協主席陶武先，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參加學習。
學習會采取自學和交流學習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兩天時間里，省委中心組成員認真研讀黨的十八大報告和黨章，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和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對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觀點、重大戰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進行了深入學習思考。
在交流發言時，王東明、蔣巨峰、陶武先、李春城、李登菊、葉萬勇、柯尊平、王懷臣、鐘勉、黃新初、陳光志、李昌平、劉玉順、吳靖平、李崇禧、魏宏、黃
彥蓉、王宁、劉捷、曲木史哈、張作哈等作了發言。大家認為，通過專題學習，從總體上加深了對黨的十八大精神的理解，深化了對過去5年和10年黨和國家事業重
大歷史成就的認識，增強了奪取黨和國家事業新勝利的信心﹔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豐富內涵的認識，堅定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深化了對世情、
國情、省情的認識，增強了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深化了對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指導思想的認識，堅定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的信心和決心﹔深化了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和“五位一體”重大目標
任務的認識，明確了奮鬥目標和前進方向﹔深化了對新形勢下面臨的重大考驗和風險的認識，增強了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自覺性和緊迫性。特別是通過聯
繫實際，深化了對事關四川改革發展穩定等全局性重大問題的認識，進一步統一了做好當前和今後四川工作的思想認識。大家還結合四川實際和各自分管工作，就貫
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進一步做好加快發展、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各項工作，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王東明在主持學習會時指出，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是當前的首要政
治任務，同時也是一項長期任務，要不斷深化和拓展，逐步引向深入。學習的關鍵是要在結合上下功夫，以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導，全方位思考和謀划未來幾年我省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當前的緊迫任務，是要在黨的十八大精神統領下，認真分析研判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和全省經
濟發展走勢，認真研究明年和今後一個時期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安排和重要目標。要體現加快發展、科學發展的基調，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國
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提出清晰的工作思路和實實在在的工作舉措。在抓好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做好維護社會穩定、關心困難群眾、安全生產等工作，鞏固和發展四川工作好的局面。
（原標題：省委中心組專題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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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城：把“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工作做得更好
2012年11月09日13:40 来源：四川日报
11月8日下午，出席党的十八大的李春城代表在参加四川省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胡锦涛同志作的十八大报告时表示，报告总揽全局、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总结成
绩和经验实事求是、科学客观，通篇贯穿了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思想，充满了攻坚克难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反映发展规律、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期盼的马克思主
义纲领性文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行动指南，必
将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科学发展路径不断开创崭新局面。
李春城在发言中说，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并明确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突出重点，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
径。在四川实践探索中，我们体会，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即城乡一体化。
李春城说，这些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党政军民大力支持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创造了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和大灾之后加快发
展的奇迹。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奠定的良好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在四川巴蜀大地上展开了一幅全面跨越发展的恢宏画卷。四川经济社会发
展实现了加快由西部经济大省向全国经济强省迈进的历史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围绕发展不足、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主导作
用，在全省大力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初步开创了城乡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局面。深入总结这些年的实践探索，省第十次党代会确立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作为四川在科学发展轨道上实现跨越提升的主路径和主引擎。实践充分表明，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对于实现
“五位一体”总体格局、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在实践层面统筹协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立足已有基础，把“两化”互动、统
筹城乡工作做得更好。（川报集团特派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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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後成都官府奢華 溫家寶怒
November 25, 2012 06:00 AM
報導引述電文稱，數名聯繫廣泛的成都當地商人證實，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正限於麻煩之中。李春城自2003年以來，坐上成都市委書記職務，他被廣泛認為是成
都建設熱潮背後的主要力量之一。他最青睞的項目——成都新的行政中心完工的時機，讓他很不走運。這龐大複雜的「鳥巢式」外牆行政中心，占地37萬平方米，
據悉耗資超過1億7600萬美元（約12億元人民幣）。
電文指出，當成都市的工作人員開始往裡搬遷時，之前剛剛發生了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當地居民正處於悲痛和震驚之中，這造成了形象問題。
真正「傷到」李春城的，一位消息人士指出，是總理溫家寶造訪了這一新的政府總部。電文稱，此前，溫家寶剛剛視察了被地震襲擊最嚴重的災區，見到被從廢墟中
拉出來的死難者遺體和傷者。該消息人士描述了溫家寶是如何厭惡地離開該行政中心，他在裡面待了不到三分鐘。該人士評論說，至少「慶幸」的是，溫家寶沒有走
進去那麼遠，看到李春城自己奢華的辦公室。
李春城於2011年升為四川省委副書記。電文指出，據一名消息人士說，雖然這看來不會令李春城被免職，他當然也不會得到他認為已姍姍來遲的晉升。
Read more:世界新聞網
重庆雷政富事件爆料人：90%爆料来自于官员内斗
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于 2012-12-03
这便是如今中国式反腐的黄金定律，目前记录保持者是重庆北碚区前区委书记“雷冠希”：63小时。
人品低劣、道德败坏甚至面相丑陋，占据各种版面，成为这些权色交易主人公的标签与注脚。而在舆论风暴的背后，很少人知道究竟有着怎样的官场斧声烛影，折射着人性中哪一些幽暗角落。
朱瑞峰的“反腐”现场
“不是反腐败，反腐败不会愤怒，”朱瑞峰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情色”反腐
朱瑞峰先生身着西服，蓝白相间的领带上夹着领带夹，像是要去参加一场商业洽谈。但他出现在北京一家书店里，这天的行程是：接受我的采访，随时应对电话采访，见爆料人，报案……
我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沮丧，关于“雷政富性爱视频”案都重复无数遍了吧？爆料人朱瑞峰体恤地说，他刚刚给我讲了从未透露过的新料。尽管，这则“新料”立刻就被坐在旁边的高先生发到了朱瑞峰的微博上。
腾讯微博的高先生是前来直播朱瑞峰报警全过程的，他思维活跃，不断总结出“无需动脑”、适合微博传播的兴奋点。
11月21日一早，在朱瑞峰爆料的第二天，高先生要到了视频。同事们都围上来观看。
研究一番后，他们上传了这段“靠谱”、注定“有传播效率”的视频，并在最显眼的位置推出话题。信息火速传播，高先生抛出数据说，这一天，腾讯网友发出了105万条相关微博。官员与性爱，这双重隐秘的组合，似乎完美地满足了欲望与道德的需求。
11月4日上午，当朱瑞峰从线人的手机上看到这段视频，他暗自兴奋，“是个好料”。那一天，线人还交代了视频的来龙去脉。
朱瑞峰是这样说的——“视频是女主角赵某在2007年年初拍下的，在此之前，她演练了许多遍。她是一名建筑商招聘进来，专门对官员进行公关的姑娘之一。前段时间，建筑商曾经的一名手下在重庆告诉朱瑞峰，姑娘们招进来后，往往被老板带到饭局陪领导喝酒，而老板总会趁机离开，让他们单独接触。雷政富和赵搭上后，曾给她的老板一些好处，可当这名建筑商要更多利益时，他遭到雷的拒绝，因而让他的同伙拿视频威胁他……威胁未果，建筑商反而被判刑了。”
在这座以大戏著称的城市里，雷政富并不是最难就范的角色。这名手下对朱瑞峰说，他们还使用另外的威胁手段——当官员与女孩行事时，一些人冲进去按住官员，另一个人则扮演女孩的丈夫破口大骂，给女孩扇上一耳光。经此一闹，大多数官员选择息事宁人，可是也有人赤身裸体对着干起来……
视频在手，还是更实在一些。那一天，朱瑞峰听到线人讲的故事，他在心里断定，雷政富“7天之内肯定倒下。”
朱瑞峰是个经验丰富的爆料人。他给我准备了一份长达7页的战绩资料，用四号字体记录了他参与“扳倒”各式贪官的经历，并详细注明了他们的级别。
根据朱瑞峰的经验，贪污受贿的官员，一般要30天以上才能“撂倒”，而在他参与过得另一桩“情色反腐”（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事件中，照片扩散了两天，董峰就倒了。
“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朱瑞峰说，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
因此，“情色”作为官员们的薄弱环节，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几乎所有爆料人都向朱瑞峰说，“他们有二奶！”朱瑞峰总会说，“证据呢，我要证据。”而听到对方回答，他俩“总在一块吃饭”，朱急了，说，“要那种事！”
有一回，山西疫苗的举报人听到朱的反应后，就花数万块雇了私家侦探跟随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还真逮住了“那种事”，立即趴在窗口偷拍。可一不留神侦探掉了下去，不幸摔折了腿，被押到了派出所……
“内斗”反腐
“我要拿到原版”，看到了线人剪辑过的性爱视频，朱瑞峰说，“相信我，就做；不相信就算了，我不缺爆料。”
朱瑞峰向我描述起这一幕，他记得线人的原话是说，原版太大，“像一部电影”，但他愿意去“商量商量”。
商量？朱瑞峰很快抓住这个关键词，并提取出信息——“这就是幕后有人”。一两个小时候，线人同意了朱瑞峰的要求，并说出了自己是“重庆公安内部的人”。
线人告诉朱瑞峰：雷政富受到威胁之后，他跑去向当时重庆的“主要负责人”认错，负责人听后，让王立军成立专案组接手此事。最终，以“私刻公章”的名义将建筑商人逮捕并判处1年有期徒刑，而雷从区委副书记升为书记。
“不但没处理他，反而升了书记”，线人说。朱瑞峰注意到，“他口吻变得气愤，还敲了桌子。”朱瑞峰向我描述当时的心里活动，“我在脑子里转圈，是不是这家伙对他升上书记特别恨？”
朱瑞峰问他，你为什么爆料？
“反腐败啊，”听到这回答，朱瑞峰就笑起来了，笑得让对方有点尴尬。
“不是反腐败，反腐败不会愤怒，”朱瑞峰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朱瑞峰说起自己参与过的几个典型案例：
山西疫苗的爆料人，尽管请到的侦探摔折了腿，却受到医药公司大老板和省委领导支持….前者是受到疫苗垄断市场压抑的商人，后者为来自官场的竞争对手。
而原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的举报人则直接对朱瑞峰说，“我要干死他！”他说自己被双规放出来后，要求平反，去请沈庆华他吃饭，沈不仅不平反还惹恼了他，他就要爆料。
当时朱瑞峰对他说，“贪污受贿查起来很慢，干不死啊！”
朱瑞峰回忆起过往战绩，又说，“沈庆华闻风要抓爆料人，爆料人急得到处找材料。恰逢马上要换届选举，组织部长想往纪委安排两个处长，沈庆华坚决不要，牛得很，两人在会议上骂起来了。组织部长脸挂不住就骂，他妈的，你年龄都是假的，跟我干。组织部长马上回去找人，把他的信息公布到网上。我到他老家调查，年龄造假。本来都该退休了，又当选为纪委书记。30天把他撂倒了。”
“只有引起反感了，对方才会举报，”朱瑞峰说，而他也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爆了一个厅级干部，网上就有很多人提供线索，将官员的对手们聚拢。他曾曝光过一名副县长，接下来副县长之父曾经的竞争对手都给他提供了材料。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雷案中被压制许久的线人总算等到了时机，他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推出，引起“震怒”。但朱瑞峰劝他不要“引起反感”，而是等到新书记上任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必定效果良好。
11月20日，孙政才履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线人电话催促朱瑞峰“赶紧发布”。下午4点多，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发出截图。两个多小时后，又推出提前准备好的报道，将之称为“雷冠希”。
那时，朱瑞峰希望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便把网址链接传给各媒体记者，纪许光是其中一位。收到爆料之后，纪迅速在微博发出并以强烈语气质疑雷政富。朱瑞峰说，纪许光是“最早在微博推”的人。
21日凌晨，纪在微博称“通过缜密调查，已掌握核心材料”。这个凌晨，朱也在开始大范围散播36秒的性爱视频。他说，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网友，一个晚上传了一千多次。第二天纪许光连续发微博质疑，和朱瑞峰一起接受腾讯微访谈，之后他又表达了“不怕报复”、“仰天长啸”的悲壮。
“高调”反腐
后来的事大家也许都知道了。重庆官方自21号作出回应后，第二天表示视频并非PS，第三天就宣布结果：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人民监督网立即置顶宣告新战绩——“人民监督网3天撂倒重庆厅级高官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
随着主战场初步告捷，新的硝烟也在微博升起。先是前记者纪许光“高调反腐”，声称受邀协助纪委调查，“单刀赴会”奔重庆，“誓死顶住一切压力”，又在悲情中归来。之后，纪遭质疑，和前同事掐起架来。
尽管朱瑞峰是人民监督网唯一的爆料人、采写者以及主编，看起来势单力薄，但领导和主管单位倒是给他提供了空间，让他不受新闻环境和人事系统的制约。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管理就是封杀网站。如今，他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拥有一支志愿者团队，随时对网站进行维护。
在爆料方面，朱瑞峰也有着一套经验。他拥有大量群发软件，能自动在各网站论坛注册并发帖。他还购买了一箱手机卡，当网络空间难以施展时，就使用短信群发“贪官”信息，附上自己网址，并介绍说是“让贪官彻夜难眠的网站”。
朱瑞峰称自己为公民记者，听起来，他交往甚广。一位记者说，他经常能提供线索，另一名记者则说，由于环境恶劣，他们也会把线索给他。总之，他以各种方式联合着中外媒体，并保持曝光度。
朱瑞峰还提起了他的“保护伞”团队，随时准备着自己被抓就出动他们为自己打官司和声讨。
至于那些为“贪官”说情利诱甚至是威胁者，似乎大多是乌合之众，对于他们，他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同样地，雷政富一案也出现一名交涉者，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的老板，他自称侯军。据朱瑞峰所说，侯势力强大，人脉宽广，“通吃新闻圈”，他多次约见朱瑞峰而未果。 在20日后，他们又发了几条短信，言语之间颇为讲究。
侯军:兄弟，真要结这么死的仇！（11月20日）
侯军：朱先生,咱们前几天在新街口约谈（注：朱瑞峰说是威胁信息，借此暗示已知道他的住址）我因工作忙未能赴约，抱歉，现听你说老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不要理他了，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好好聊，顺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11月22日）
朱瑞峰：侯军大哥，不见你，是保护你，雷涉薄，王案，中央早已介入，请理解。弟瑞峰望老北京兄长生意兴隆。（11月24日）
侯军：明白了，我们也算有缘，日后如有机会相聚好好叙。谢谢。（11月24日）
这一天，朱瑞峰走进派出所，试图将侯军的威胁短信作为证据交给警方。警察看起来很严厉，对拍照以微博直播也表现出不满。经过尴尬又和气的解释，他总算成功报了案。
这便是如今中国式反腐的黄金定律，目前记录保持者是重庆北碚区前区委书记“雷冠希”：63小时。
人品低劣、道德败坏甚至面相丑陋，占据各种版面，成为这些权色交易主人公的标签与注脚。而在舆论风暴的背后，很少人知道究竟有着怎样的官场斧声烛影，折射着人性中哪一些幽暗角落。
朱瑞峰的“反腐”现场
“不是反腐败，反腐败不会愤怒，”朱瑞峰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情色”反腐
朱瑞峰先生身着西服，蓝白相间的领带上夹着领带夹，像是要去参加一场商业洽谈。但他出现在北京一家书店里，这天的行程是：接受我的采访，随时应对电话采访，见爆料人，报案……
我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沮丧，关于“雷政富性爱视频”案都重复无数遍了吧？爆料人朱瑞峰体恤地说，他刚刚给我讲了从未透露过的新料。尽管，这则“新料”立刻就被坐在旁边的高先生发到了朱瑞峰的微博上。
腾讯微博的高先生是前来直播朱瑞峰报警全过程的，他思维活跃，不断总结出“无需动脑”、适合微博传播的兴奋点。
11月21日一早，在朱瑞峰爆料的第二天，高先生要到了视频。同事们都围上来观看。
研究一番后，他们上传了这段“靠谱”、注定“有传播效率”的视频，并在最显眼的位置推出话题。信息火速传播，高先生抛出数据说，这一天，腾讯网友发出了105万条相关微博。官员与性爱，这双重隐秘的组合，似乎完美地满足了欲望与道德的需求。
11月4日上午，当朱瑞峰从线人的手机上看到这段视频，他暗自兴奋，“是个好料”。那一天，线人还交代了视频的来龙去脉。
朱瑞峰是这样说的——“视频是女主角赵某在2007年年初拍下的，在此之前，她演练了许多遍。她是一名建筑商招聘进来，专门对官员进行公关的姑娘之一。前段时间，建筑商曾经的一名手下在重庆告诉朱瑞峰，姑娘们招进来后，往往被老板带到饭局陪领导喝酒，而老板总会趁机离开，让他们单独接触。雷政富和赵搭上后，曾给她的老板一些好处，可当这名建筑商要更多利益时，他遭到雷的拒绝，因而让他的同伙拿视频威胁他……威胁未果，建筑商反而被判刑了。”
在这座以大戏著称的城市里，雷政富并不是最难就范的角色。这名手下对朱瑞峰说，他们还使用另外的威胁手段——当官员与女孩行事时，一些人冲进去按住官员，另一个人则扮演女孩的丈夫破口大骂，给女孩扇上一耳光。经此一闹，大多数官员选择息事宁人，可是也有人赤身裸体对着干起来……
视频在手，还是更实在一些。那一天，朱瑞峰听到线人讲的故事，他在心里断定，雷政富“7天之内肯定倒下。”
朱瑞峰是个经验丰富的爆料人。他给我准备了一份长达7页的战绩资料，用四号字体记录了他参与“扳倒”各式贪官的经历，并详细注明了他们的级别。
根据朱瑞峰的经验，贪污受贿的官员，一般要30天以上才能“撂倒”，而在他参与过得另一桩“情色反腐”（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事件中，照片扩散了两天，董峰就倒了。
“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朱瑞峰说，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
因此，“情色”作为官员们的薄弱环节，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几乎所有爆料人都向朱瑞峰说，“他们有二奶！”朱瑞峰总会说，“证据呢，我要证据。”而听到对方回答，他俩“总在一块吃饭”，朱急了，说，“要那种事！”
有一回，山西疫苗的举报人听到朱的反应后，就花数万块雇了私家侦探跟随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还真逮住了“那种事”，立即趴在窗口偷拍。可一不留神侦探掉了下去，不幸摔折了腿，被押到了派出所……
“内斗”反腐
“我要拿到原版”，看到了线人剪辑过的性爱视频，朱瑞峰说，“相信我，就做；不相信就算了，我不缺爆料。”
朱瑞峰向我描述起这一幕，他记得线人的原话是说，原版太大，“像一部电影”，但他愿意去“商量商量”。
商量？朱瑞峰很快抓住这个关键词，并提取出信息——“这就是幕后有人”。一两个小时候，线人同意了朱瑞峰的要求，并说出了自己是“重庆公安内部的人”。
线人告诉朱瑞峰：雷政富受到威胁之后，他跑去向当时重庆的“主要负责人”认错，负责人听后，让王立军成立专案组接手此事。最终，以“私刻公章”的名义将建筑商人逮捕并判处1年有期徒刑，而雷从区委副书记升为书记。
“不但没处理他，反而升了书记”，线人说。朱瑞峰注意到，“他口吻变得气愤，还敲了桌子。”朱瑞峰向我描述当时的心里活动，“我在脑子里转圈，是不是这家伙对他升上书记特别恨？”
朱瑞峰问他，你为什么爆料？
“反腐败啊，”听到这回答，朱瑞峰就笑起来了，笑得让对方有点尴尬。
“不是反腐败，反腐败不会愤怒，”朱瑞峰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朱瑞峰说起自己参与过的几个典型案例：
山西疫苗的爆料人，尽管请到的侦探摔折了腿，却受到医药公司大老板和省委领导支持….前者是受到疫苗垄断市场压抑的商人，后者为来自官场的竞争对手。
而原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的举报人则直接对朱瑞峰说，“我要干死他！”他说自己被双规放出来后，要求平反，去请沈庆华他吃饭，沈不仅不平反还惹恼了他，他就要爆料。
当时朱瑞峰对他说，“贪污受贿查起来很慢，干不死啊！”
朱瑞峰回忆起过往战绩，又说，“沈庆华闻风要抓爆料人，爆料人急得到处找材料。恰逢马上要换届选举，组织部长想往纪委安排两个处长，沈庆华坚决不要，牛得很，两人在会议上骂起来了。组织部长脸挂不住就骂，他妈的，你年龄都是假的，跟我干。组织部长马上回去找人，把他的信息公布到网上。我到他老家调查，年龄造假。本来都该退休了，又当选为纪委书记。30天把他撂倒了。”
“只有引起反感了，对方才会举报，”朱瑞峰说，而他也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爆了一个厅级干部，网上就有很多人提供线索，将官员的对手们聚拢。他曾曝光过一名副县长，接下来副县长之父曾经的竞争对手都给他提供了材料。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雷案中被压制许久的线人总算等到了时机，他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推出，引起“震怒”。但朱瑞峰劝他不要“引起反感”，而是等到新书记上任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必定效果良好。
11月20日，孙政才履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线人电话催促朱瑞峰“赶紧发布”。下午4点多，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发出截图。两个多小时后，又推出提前准备好的报道，将之称为“雷冠希”。
那时，朱瑞峰希望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便把网址链接传给各媒体记者，纪许光是其中一位。收到爆料之后，纪迅速在微博发出并以强烈语气质疑雷政富。朱瑞峰说，纪许光是“最早在微博推”的人。
21日凌晨，纪在微博称“通过缜密调查，已掌握核心材料”。这个凌晨，朱也在开始大范围散播36秒的性爱视频。他说，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网友，一个晚上传了一千多次。第二天纪许光连续发微博质疑，和朱瑞峰一起接受腾讯微访谈，之后他又表达了“不怕报复”、“仰天长啸”的悲壮。
“高调”反腐
后来的事大家也许都知道了。重庆官方自21号作出回应后，第二天表示视频并非PS，第三天就宣布结果：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人民监督网立即置顶宣告新战绩——“人民监督网3天撂倒重庆厅级高官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
随着主战场初步告捷，新的硝烟也在微博升起。先是前记者纪许光“高调反腐”，声称受邀协助纪委调查，“单刀赴会”奔重庆，“誓死顶住一切压力”，又在悲情中归来。之后，纪遭质疑，和前同事掐起架来。
尽管朱瑞峰是人民监督网唯一的爆料人、采写者以及主编，看起来势单力薄，但领导和主管单位倒是给他提供了空间，让他不受新闻环境和人事系统的制约。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管理就是封杀网站。如今，他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拥有一支志愿者团队，随时对网站进行维护。
在爆料方面，朱瑞峰也有着一套经验。他拥有大量群发软件，能自动在各网站论坛注册并发帖。他还购买了一箱手机卡，当网络空间难以施展时，就使用短信群发“贪官”信息，附上自己网址，并介绍说是“让贪官彻夜难眠的网站”。
朱瑞峰称自己为公民记者，听起来，他交往甚广。一位记者说，他经常能提供线索，另一名记者则说，由于环境恶劣，他们也会把线索给他。总之，他以各种方式联合着中外媒体，并保持曝光度。
朱瑞峰还提起了他的“保护伞”团队，随时准备着自己被抓就出动他们为自己打官司和声讨。
至于那些为“贪官”说情利诱甚至是威胁者，似乎大多是乌合之众，对于他们，他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同样地，雷政富一案也出现一名交涉者，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的老板，他自称侯军。据朱瑞峰所说，侯势力强大，人脉宽广，“通吃新闻圈”，他多次约见朱瑞峰而未果。 在20日后，他们又发了几条短信，言语之间颇为讲究。
侯军:兄弟，真要结这么死的仇！（11月20日）
侯军：朱先生,咱们前几天在新街口约谈（注：朱瑞峰说是威胁信息，借此暗示已知道他的住址）我因工作忙未能赴约，抱歉，现听你说老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不要理他了，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好好聊，顺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11月22日）
朱瑞峰：侯军大哥，不见你，是保护你，雷涉薄，王案，中央早已介入，请理解。弟瑞峰望老北京兄长生意兴隆。（11月24日）
侯军：明白了，我们也算有缘，日后如有机会相聚好好叙。谢谢。（11月24日）
这一天，朱瑞峰走进派出所，试图将侯军的威胁短信作为证据交给警方。警察看起来很严厉，对拍照以微博直播也表现出不满。经过尴尬又和气的解释，他总算成功报了案。
中南海搏击 纽时记者被揭是薄熙来势力代言人
外媒揭露纽时记者对温的报导是“喂料”，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左）所说的独立调查，完全是撒谎，他是薄熙来（右）势力的代言人。事件发展凸显温家宝与薄案后台周永康势力之间的激烈交锋。（合成图片）
据法广报导，该报记者在采访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时，李伟东对《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是否真的对温家宝的家产进行了独立调查这一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反映，和《纽约时报》没有关系。
李伟东说：“张大卫这个记者本来和薄熙来的关系就很好，大家都知道，他也参加过若干会议。国内反温的力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这是他们给张大卫提供的材料，具 体情节我都知道。所以张大卫说他是独立调查，没有人给他提供材料，这完全是撒谎。他等于是薄熙来势力的代言人。国内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李伟东认为：“温家宝要公布家产的话，党内也不会叫他公布，而且会保护他，说这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这会更加加重党内掩盖财产的努力。当年89年的时 候不就是有人说赵紫阳的儿子大军、二军有问题，赵就说咱们公布财产，等于他在这个集体里变成了一个异类。李鹏就此进行攻击。”
张大卫曾数次撰文替薄熙来家族“辟谣”
此前，大纪元曾报导，10月26日在《纽约时报》发文报导温家宝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驻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曾数次撰文替薄熙来家族“辟谣”。
1、否认薄瓜瓜在北京高调驾驶红色法拉利
2011年11月26日的《华尔街日报》以《薄瓜瓜开着法拉利与洪博培的女儿约会》为题报导薄瓜瓜在北京高调驾驶红色法拉利，与洪博培的女儿外出约会。
今 年4月30日，在薄熙来被辞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后，《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在和黄安伟Edward Wong 合作而成一篇《反驳薄瓜瓜的红色法拉利传言》（Details Are Refuted in Tale of Bo Guagua's Red Ferrari），专门为薄熙来公子薄瓜瓜辩护。
4月25日，两人也联手写成《名誉扫地的中共官方的儿子尝试化解跑车丑闻》（Disgraced Chinese Official's Son Tries to Defuse Sports Car Scandal），为薄瓜瓜“申冤”。
9月28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公布了薄熙来被双开及数宗大罪，其中一条“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这个“巨额贿赂”及薄熙来贪腐究竟多少数额，成为海内外媒体的聚焦点。
纽时记者言语失实 “喂料”变公共信息
10月29日，张大卫（David Barboza）在纽时的另一篇报导《<纽约时报>如何调查中国公司？》中称，“中国政治体系不甚透明，但公众可以轻易获得公司及财务信息”。张大卫在该报导中还表示，对温家宝家人“贪腐材料”的收集已历时10个多月。
不过这一说法被《美国之音》揭穿。10月26日，纽时推出温家宝家人“贪腐问题”的报导之后，当天（26日），《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宝申在一期视频节目中 说，“美国之音驻京记者东方在现场连线介绍，在北京的英文媒体的机构或者说外文媒体的机构都收到一份非常厚的报告。包括温家宝家人的经济投资情况，甚至包括一些审计机构的认证”。
法广：纽约时报对温家宝的独立调查是撒谎
作者：肖曼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就温家宝的家产问题连续爆料，继续吸引全球华人媒体的眼球。平安保险公司和温家宝家人的关系纽时记者主打目标。但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尚未都能服人，材料的来源更是受到质疑。
据海外网站博讯的独家消息，纽约时报最近出台的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文章的爆料者是胡坤，胡坤此人据说曾经是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的前助理，目前人在美国。来自平安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向博讯证实，胡坤是复旦大学的博士，他曾因盗用平安保险公款被捕，并被入狱半年。博讯在2003年的报道曾经认为胡坤蒙冤入狱。
平安保险公司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还透露，胡坤获释后移民到美国，之后开始对马明哲进行报复，并构图“温－马”利益联盟，这使得其真实性受到怀疑。马明哲已经公开声明，他从未向温或者政府要特殊的待遇。现在的问题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张大卫是否采用了胡坤的爆料和是否知道胡坤曾被指控盗用公款，如果知道的话，是否对胡坤的说法进行核实？
以上是博讯网站的报道，本台在采访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时，他对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是否真的对温家宝的家产进行了独立调查这一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反映，和纽约时报没有关系。李伟东说：“张大卫这个记者本来和薄熙来的关系就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也参加过若干会议。国内反温的力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这是他们给张大卫提供的材料，具体情节我都知道。所以张大卫说他是独立调查，没有人给他提供材料，这完全是撒谎。他等于是薄熙来势力的代言人。国内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李伟东表示：“这不是说我欣赏温家宝的全部，温说政改的话题我们都同意，但他家族里也确有某种腐败因素。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儿子都不可能上得这么快，当上大国企的董事长。平安保险公司要上市前也不会凭空地拿他们家人的身份证，肯定是有输送利益的。估计是他发现后很快就退了，所以他很自信地说没有。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夫人孩子有股份，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的普遍现象。温家宝在这方面并不是很严重的，而且自己敢于承担敢于面对。这就可以。”
李伟东认为：“温家宝要公布家产的话，党内也不会叫他公布，而且会保护他，说这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这会更加加重党内掩盖财产的努力。当年89年的时候不就是有人说赵紫阳的儿子大军二军有问题，赵就说咱们公布财产，等于他在这个集体里变成了一个异类。李鹏就此进行攻击。”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就温家宝的家产问题连续爆料，继续吸引全球华人媒体的眼球。平安保险公司和温家宝家人的关系纽时记者主打目标。但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尚未都能服人，材料的来源更是受到质疑。
据海外网站博讯的独家消息，纽约时报最近出台的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文章的爆料者是胡坤，胡坤此人据说曾经是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的前助理，目前人在美国。来自平安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向博讯证实，胡坤是复旦大学的博士，他曾因盗用平安保险公款被捕，并被入狱半年。博讯在2003年的报道曾经认为胡坤蒙冤入狱。
平安保险公司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还透露，胡坤获释后移民到美国，之后开始对马明哲进行报复，并构图“温－马”利益联盟，这使得其真实性受到怀疑。马明哲已经公开声明，他从未向温或者政府要特殊的待遇。现在的问题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张大卫是否采用了胡坤的爆料和是否知道胡坤曾被指控盗用公款，如果知道的话，是否对胡坤的说法进行核实？
以上是博讯网站的报道，本台在采访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时，他对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是否真的对温家宝的家产进行了独立调查这一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反映，和纽约时报没有关系。李伟东说：“张大卫这个记者本来和薄熙来的关系就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也参加过若干会议。国内反温的力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这是他们给张大卫提供的材料，具体情节我都知道。所以张大卫说他是独立调查，没有人给他提供材料，这完全是撒谎。他等于是薄熙来势力的代言人。国内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李伟东表示：“这不是说我欣赏温家宝的全部，温说政改的话题我们都同意，但他家族里也确有某种腐败因素。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儿子都不可能上得这么快，当上大国企的董事长。平安保险公司要上市前也不会凭空地拿他们家人的身份证，肯定是有输送利益的。估计是他发现后很快就退了，所以他很自信地说没有。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夫人孩子有股份，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的普遍现象。温家宝在这方面并不是很严重的，而且自己敢于承担敢于面对。这就可以。”
李伟东认为：“温家宝要公布家产的话，党内也不会叫他公布，而且会保护他，说这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这会更加加重党内掩盖财产的努力。当年89年的时候不就是有人说赵紫阳的儿子大军二军有问题，赵就说咱们公布财产，等于他在这个集体里变成了一个异类。李鹏就此进行攻击。”
中南海“派系分赃” 北京流传“习李没有19大”
【大纪元2012年12月04日讯】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人员构成让外界大跌眼镜。港媒分析称，常委七人八分，高层派系均衡分赃；但是压住的不满难免会以某种形势爆发出来，权力火拚发生概率再加大，数年前北京曾悄传的“习李没有十九大”或一言成谶。
七人八分：派系均衡分赃
香港《争鸣》杂志12月号最新文章称，中共新产生出的“集体核心层”七常委平均年龄接近六十三岁半，比十七大与十六大的常委平均年龄高了一岁。同时，在习李之外，没有一个“五零后”进入。新进入的俞正声等五人从六十七岁至六十五岁不等，平均超过六十五岁半。即便不说派系之争，如此一个老龄化的班子也说明了十八大仍是各派系权力分赃的大会，绝无党内民主可言。
文章分析称，七常委中，习近平的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按约定的“七人八分”，习近平一人拥有二分，再加俞正声将出任重要的全国政协主席；王岐山出掌权力重大的中纪委无异于为太子党备下整肃异己的利器。太子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
江系背景的有张德江与张高丽以及刘云山三人。相比之下，明显的团派仅有李克强一人，但是李克强在政治局常委位居第二且在明年出任总理，排名高于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团派表面上有些吃亏，但“隐形”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身列其中，收到大布局之效。有团派背景亦与习近平有故交的栗战书以政治局委员资格进入书记处，以及资深团派干将刘奇葆亦进入书记处。
权力火拚发生概率再加大
文章引用可靠消息称：今年五月份，政治局常委模拟提名中汪洋稳居前列，李源潮排名亦在张高丽与张德江之前，“二张出一”基本定局，但十八大的最后时刻突然生变，不仅汪李均被淘汰出局，而且二张双双获胜，其情形与十六大时江泽民强行为胡锦涛设定九常位(七改九)并无二致。十八大常委露面时间同十六大一样，比预计(公开)的时间晚了约一个小时，有说是内部争吵激烈。因此，习对记者们致歉以“让大家久等了”是颇有含义的。
文章认为，虽然“七人八分”的格局使高层派系达到分赃均衡，但是压住的不满难免会以某种形势爆发出来。五年后，又一次“只留习李”的情形仍会出现，即按“七上八下”常委年龄红线来卡，现七人中除习李之外的五人均已超过六十八岁。也许用不了等五年的时间，由于政治局老龄化之状且江系不甘罢手诸原因，党内高层严重冲突引发政治火拚不是没可能。数年前北京曾悄传的“习李没有十九大”或一言成谶。
政治局中形成对江派背景常委的“夹击”
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虽然有江派背景，但在今年2月王、薄事件爆发以来，都先后明确表示“效忠”胡锦涛，“紧跟”党中央，甚至也为倒薄打头阵。为安抚江派不搅局，3人十八大被塞入常委，但仍然处于胡、习、李的箝制当中。
大纪元曾报导，隐忍十年，胡锦涛在18大之前才终于登上权力颠峰，然而面对江系“鱼死网破”的自杀式攻击，为保中共不立即解体，大权在握的胡锦涛选择的是以“全退”换来禁止党高官卸任后干预朝政，目的在于清除江泽民的影响力。
此次高层博弈的结果，是军权掌握在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亲信手中，而党政的权力，通过政治局常委的构成，带上浓厚的江派色彩，形成一种短暂的平衡。当前的常委格局被视为是“稳住”江派的假象，不让江派“鱼死网破”而为了保中共不倒。胡锦涛在安排自己的人马在完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裸退，以换取老人“干政”废除，而习近平和李克强掌握着党政最高权，李做总理的地位大大提高，制约常委中的其他人。
七人八分：派系均衡分赃
香港《争鸣》杂志12月号最新文章称，中共新产生出的“集体核心层”七常委平均年龄接近六十三岁半，比十七大与十六大的常委平均年龄高了一岁。同时，在习李之外，没有一个“五零后”进入。新进入的俞正声等五人从六十七岁至六十五岁不等，平均超过六十五岁半。即便不说派系之争，如此一个老龄化的班子也说明了十八大仍是各派系权力分赃的大会，绝无党内民主可言。
文章分析称，七常委中，习近平的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按约定的“七人八分”，习近平一人拥有二分，再加俞正声将出任重要的全国政协主席；王岐山出掌权力重大的中纪委无异于为太子党备下整肃异己的利器。太子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
江系背景的有张德江与张高丽以及刘云山三人。相比之下，明显的团派仅有李克强一人，但是李克强在政治局常委位居第二且在明年出任总理，排名高于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团派表面上有些吃亏，但“隐形”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身列其中，收到大布局之效。有团派背景亦与习近平有故交的栗战书以政治局委员资格进入书记处，以及资深团派干将刘奇葆亦进入书记处。
权力火拚发生概率再加大
文章引用可靠消息称：今年五月份，政治局常委模拟提名中汪洋稳居前列，李源潮排名亦在张高丽与张德江之前，“二张出一”基本定局，但十八大的最后时刻突然生变，不仅汪李均被淘汰出局，而且二张双双获胜，其情形与十六大时江泽民强行为胡锦涛设定九常位(七改九)并无二致。十八大常委露面时间同十六大一样，比预计(公开)的时间晚了约一个小时，有说是内部争吵激烈。因此，习对记者们致歉以“让大家久等了”是颇有含义的。
文章认为，虽然“七人八分”的格局使高层派系达到分赃均衡，但是压住的不满难免会以某种形势爆发出来。五年后，又一次“只留习李”的情形仍会出现，即按“七上八下”常委年龄红线来卡，现七人中除习李之外的五人均已超过六十八岁。也许用不了等五年的时间，由于政治局老龄化之状且江系不甘罢手诸原因，党内高层严重冲突引发政治火拚不是没可能。数年前北京曾悄传的“习李没有十九大”或一言成谶。
政治局中形成对江派背景常委的“夹击”
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虽然有江派背景，但在今年2月王、薄事件爆发以来，都先后明确表示“效忠”胡锦涛，“紧跟”党中央，甚至也为倒薄打头阵。为安抚江派不搅局，3人十八大被塞入常委，但仍然处于胡、习、李的箝制当中。
大纪元曾报导，隐忍十年，胡锦涛在18大之前才终于登上权力颠峰，然而面对江系“鱼死网破”的自杀式攻击，为保中共不立即解体，大权在握的胡锦涛选择的是以“全退”换来禁止党高官卸任后干预朝政，目的在于清除江泽民的影响力。
此次高层博弈的结果，是军权掌握在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亲信手中，而党政的权力，通过政治局常委的构成，带上浓厚的江派色彩，形成一种短暂的平衡。当前的常委格局被视为是“稳住”江派的假象，不让江派“鱼死网破”而为了保中共不倒。胡锦涛在安排自己的人马在完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裸退，以换取老人“干政”废除，而习近平和李克强掌握着党政最高权，李做总理的地位大大提高，制约常委中的其他人。
内部密报：中共已处危机临界点 民愤随时爆发
【大纪元2012年12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香港杂志《争鸣》最新12月号发表文章披露中共内部的秘密报告，指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突发规模性动乱。
内部密报：大陆基尼系数突破危机临界点
《争鸣》文章引述一份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在10月份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报告，这份内部秘密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大陆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达到0.613，已经突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突发规模性动乱。
报告还指出︰社会长期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上官场贪污腐败、党群关系处于紧张、官民对立情绪恶化、警民冲突频发等，形成了社会深层次、积压难解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造声势、保持高压、压制的形式和手段，用以解决、控制矛盾激化、冲突等，充其量只能达到短暂的、表面的平静和维稳，相反会加深扩大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对立，加重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压力和包袱，加剧社会冲突和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对当局期待和信任度已经对中共政权敲响丧钟。
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逼近社会容忍线
今年9月14日发布的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由上世纪80年代的 0.275，升至2010年的0.438，逼近社会最低容忍线。
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分析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蓝皮书还指出，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
《争鸣》杂志的文章披露，多间省级社科院、省政府研究室指责有关数据不科学、不全面，当年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达到0.52或以上。
714名中共官员十一“失踪”官员外逃趋大势
香港《争鸣》杂志报导，10月15日，中共中纪委、中组部通报：中秋、十一节假日出境、出国公职人员未按时返国的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列为“失踪”。
据报导，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临时性“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该小组9月23日即启动工作，指挥小组由中共副总理李克强坐镇，还有李源潮、孟建柱、栗战书等组成反官员外逃领导班子。
这个指挥小组还在大陆各重点航空港站、港口、边境派驻重兵把守，并调配了8,000多名特警，分批在9月28日前报到；与此同时，350多部新型防伪仪器在航空港、口岸边检安装备用。
一项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纪委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责任编辑：肖笙）
内部密报：大陆基尼系数突破危机临界点
《争鸣》文章引述一份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在10月份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报告，这份内部秘密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大陆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达到0.613，已经突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突发规模性动乱。
报告还指出︰社会长期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上官场贪污腐败、党群关系处于紧张、官民对立情绪恶化、警民冲突频发等，形成了社会深层次、积压难解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造声势、保持高压、压制的形式和手段，用以解决、控制矛盾激化、冲突等，充其量只能达到短暂的、表面的平静和维稳，相反会加深扩大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对立，加重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压力和包袱，加剧社会冲突和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对当局期待和信任度已经对中共政权敲响丧钟。
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逼近社会容忍线
今年9月14日发布的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由上世纪80年代的 0.275，升至2010年的0.438，逼近社会最低容忍线。
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分析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蓝皮书还指出，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
《争鸣》杂志的文章披露，多间省级社科院、省政府研究室指责有关数据不科学、不全面，当年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达到0.52或以上。
714名中共官员十一“失踪”官员外逃趋大势
香港《争鸣》杂志报导，10月15日，中共中纪委、中组部通报：中秋、十一节假日出境、出国公职人员未按时返国的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列为“失踪”。
据报导，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临时性“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该小组9月23日即启动工作，指挥小组由中共副总理李克强坐镇，还有李源潮、孟建柱、栗战书等组成反官员外逃领导班子。
这个指挥小组还在大陆各重点航空港站、港口、边境派驻重兵把守，并调配了8,000多名特警，分批在9月28日前报到；与此同时，350多部新型防伪仪器在航空港、口岸边检安装备用。
一项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纪委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责任编辑：肖笙）
揭秘江泽民曾庆红301医院害死杨尚昆内幕
【大纪元2012年12月04日讯】自杨尚昆被整下台后，江泽民很心虚，曾庆红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老东西留着终归是个麻烦，但邓小平活着时不宜动手。
97 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92岁的杨尚昆身体并无大碍。他对江泽民在军队中乱提拔将军、收买人心、打击异己一直不满，时常在老干部聚会上数落江泽民。9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一次许多军队老干部聚会上，杨尚昆又指责江泽民，并且说，现在这个军委主席要再干下去，军队就彻底毁了。曾庆红到处布置耳目，此话自然传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知道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虽在中共十四大被夺去军权，但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依然难以估计。江也知道自己进谗言把赵紫阳和杨尚昆踢下去、自己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做法招致很多人的不满和怨恨。如果这时，前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真做个召集人讨伐他，那江还真招架不了。虽然常有个薄一波给出出主意，但他毕竟不是军人出身，没有军权，再则薄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事，至今还让不少人痛恨。
江泽民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决定寻机除掉杨尚昆，以防后患。江泽民部署得很周密，但人算不如天算，这出阴谋后来还是露出了马脚。2003年8月3日，新华社突然发出了一个奇怪的“新闻”，说的是1996年隆冬时节，在中南海勤政殿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小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病房温湿度的改造。江说，解放军总医院温湿度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为这里住着许多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一定要 “关心好”“照顾好”他们。
为什么江泽民把解放军总医院视为“大问题”呢？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发现了医院在打击异己中的妙用。中共的元老们大多都看不惯无德无能的“戏子”江泽民，又自恃功高，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在中共高层许多内部会议上批评、指责甚至围攻江泽民，但是江拿他们毫无办法。不过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到了一点，就是人老了，总会有病，于是想到了医院。一方面可以利用医院照顾讨好住院的元老，另一方面又把这些人的生死操控在自己的手中，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
果然，江泽民特别“关心”的解放军总医院就被派上了用场。
1998秋，杨尚昆得了感冒，住进了完全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控制的解放军总医院。杨尚昆住院不长时间，98年9月14日凌晨1时17分，在医院突然去世。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杨尚昆去世不久，民间盛传，杨是被害死的。后来杨的家人要求中央调查杨尚昆的死因。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节选自《江泽民其人》；责任编辑：肖笙）
97 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92岁的杨尚昆身体并无大碍。他对江泽民在军队中乱提拔将军、收买人心、打击异己一直不满，时常在老干部聚会上数落江泽民。9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一次许多军队老干部聚会上，杨尚昆又指责江泽民，并且说，现在这个军委主席要再干下去，军队就彻底毁了。曾庆红到处布置耳目，此话自然传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知道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虽在中共十四大被夺去军权，但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依然难以估计。江也知道自己进谗言把赵紫阳和杨尚昆踢下去、自己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做法招致很多人的不满和怨恨。如果这时，前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真做个召集人讨伐他，那江还真招架不了。虽然常有个薄一波给出出主意，但他毕竟不是军人出身，没有军权，再则薄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事，至今还让不少人痛恨。
江泽民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决定寻机除掉杨尚昆，以防后患。江泽民部署得很周密，但人算不如天算，这出阴谋后来还是露出了马脚。2003年8月3日，新华社突然发出了一个奇怪的“新闻”，说的是1996年隆冬时节，在中南海勤政殿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小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病房温湿度的改造。江说，解放军总医院温湿度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为这里住着许多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一定要 “关心好”“照顾好”他们。
为什么江泽民把解放军总医院视为“大问题”呢？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发现了医院在打击异己中的妙用。中共的元老们大多都看不惯无德无能的“戏子”江泽民，又自恃功高，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在中共高层许多内部会议上批评、指责甚至围攻江泽民，但是江拿他们毫无办法。不过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到了一点，就是人老了，总会有病，于是想到了医院。一方面可以利用医院照顾讨好住院的元老，另一方面又把这些人的生死操控在自己的手中，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
果然，江泽民特别“关心”的解放军总医院就被派上了用场。
1998秋，杨尚昆得了感冒，住进了完全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控制的解放军总医院。杨尚昆住院不长时间，98年9月14日凌晨1时17分，在医院突然去世。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杨尚昆去世不久，民间盛传，杨是被害死的。后来杨的家人要求中央调查杨尚昆的死因。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节选自《江泽民其人》；责任编辑：肖笙）
英媒：中国正调查薄熙来是否曾利用澳门赌场洗钱
文章来源: BBC 于
中国调查薄熙来澳门洗钱指称
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一刊登文章称，负责调查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人员正在调查薄熙来是否曾利用澳门的赌场进行非法洗钱。
文章说，据信中国的调查人员已经在澳门秘密讯问了涉嫌洗钱活动的六个人。
据与澳门警方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说，中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们六人是否与薄熙来腐败案有联系。
此举被认为是中共希望能在明年3月前收集好证据，以便审判薄熙来。
薄熙来目前已被免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薄熙来所受到的指控包括滥用职权、收取贿赂以及与他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事有关联。
法律专家说，目前检控人员仍然在收集证据。这一点很重要。
《泰晤士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党内围绕薄熙来的问题分歧很大，因此法律专家说，中共需要足够的证据来审理薄熙来案件。
据内部消息人士称，中国调查人员上月底在澳门最有名的赌场之一的贵宾室里审问了这六名人员。
洗钱渠道
澳门赌业去年一年的官方收入为33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50亿美元的收入。
而这还只是官方收入，但实际上经过澳门赌场的钱还远不止这些。
由于中国腐败横行，澳门成了中国腐败官员洗钱的一个主要渠道。
这六名接受讯问的人员据信都是公费旅游的代理商，公费旅游对澳门的经济来说可以说至关重要，犯罪专家说这些人是在“法律的真空中运作”。
报道说，许多公费旅游机构都与黑社会三合会有瓜葛，他们为赌博业提供中间服务。
他们为赌场找到中国的富裕赌家，安排边注等，通过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的运营结构在澳门和中国大陆之间进行洗钱活动。
2003萨斯闯进中南海撂倒两常委 江泽民四处流窜逃命
【大纪元2012年11月28日讯】2003年，一起恐怖的非典疫情（萨斯，SARS）席卷全球。
萨斯蔓延近30个国家，8,000多人感染，8百多患者死亡，造成三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患者人数最多，香港和大陆的萨斯病例占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但外界质疑中共严重隐瞒了真实数字，而实际数字要比这高得多。
掩盖疫情为连任
萨斯最初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
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关注自己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事，中国媒体被要求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并经常重复江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明确地提到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也就是非典，是被要求不予公开报导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中文语系地区均称“SARS”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唯有中共定名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据说是为了减低民众的恐慌情绪。其实减低恐慌情绪要有具体措施，改个名字除了麻痹民众什么作用也不起。民众不了解真实讯息反而更易于听信谣言造成恐慌。这种自欺欺人的命名法说到底还是贯彻江泽民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产物。
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以江系人马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当李长春离开广东后，广东官员内部开始有不同意见。当有地方报纸报导萨斯疫情时，江泽民又急调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广东省委书记，直接控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多次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疫情。到二月底三月初时，广东省委宣传部索性对各大报进行人事改组。一场大换血下来，广东媒体落入中宣部江系人马手中，在疫情报导上突然偃旗息鼓。
掩盖疫情是典型的掩耳盗铃，虽然消息可以封锁，病毒却无法封锁，广东的萨斯迅速蔓延开来。自2003年2月全球爆发萨斯疫情后，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一片沉默。
2003年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在北京开会时，有个爆炸性新闻，广东一位医生病情太重去香港治疗，很快死在那里。香港传媒才注意到萨斯已在身边，但为时已晚。从那时起，萨斯开始在香港蔓延。这下全世界都开始恐慌。因为香港是国际社会的经济和交通枢纽，也是人员和货物的集散地，每天不知有多少班飞机起飞和降落，不知有多少人出去又进来，要想追踪查访根本是不可能的，发病的还好跟踪，潜伏期的病人就不知有多少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中共立即通报国内的萨斯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
3月26日，江泽民私人医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在北京首度公开疫情。但他只说广东一省有792人感染，31人死亡，对其他各省的疫情一概不提。胡锦涛要求地方政府与官员每天上报疫情，并不得缓报、漏报及瞒报。江的亲信张文康公然对抗胡锦涛说，中国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每天上报疫情。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有意地忽视造成疫情失去控制，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蔓延至20多个省市，包括首都北京及中南海。随着进、出国的人流，疫情很快扩散全球多国地区。
“2003年，《大纪元》超越所有媒体最早地真实报导中国SARS真相，有力维护了民众知情权和生命安全。”
相反，4月2日，官方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但这时全国已经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抢购中药板蓝根冲剂、绿豆、白醋、盐等风潮。许多中药价格一飞冲天，同时许多人开始戴口罩上街。有人填了首《卜算子》调侃说：“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烂漫时，却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疯狂喝中药，待到中药脱销时，奸商丛中笑。”
危机到来时更凸现民众对政府宣传的信任程度。尽管江系人马指天发誓的说已经控制了非典，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学生还是选择了逃回家乡，亦有外国公司的驻华工作人员撤离北京。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北京当地记者估计，自非典爆发，连日来已经有将近一百万人离开北京。报导说，近日北京的机场、火车站都是人头涌涌，挤满准备逃离北京的人潮。北京的大学校园愈来愈空，例如民族大学已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离开。 这种逃离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把北京的非典带到了全国各地。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
蒋彦永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这位现年71岁、被301医院返聘回来的外科医生在声明中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两周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即被免职，舆论一片哗然。
萨斯闯进中南海 撂倒两常委
尽管江系人马一直对萨斯遮遮掩掩，但瘟疫无情。4月中旬萨斯闯进了中南海，撂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吴官正最后一次露面是4月1日，罗干在4月12日以后几个月内都没再露面。该绝密消息被知情人透露出来后，江泽民非常紧张，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说他们去了什么什么地方考察，实际上俩人都在萨斯病毒中苦苦挣扎。
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共官方实行新闻封锁，隐瞒疫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90多个国家对中国停止签证。
中共对萨斯病最初的沉默和对相关资讯的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全世界赔上沉重的经济及生命代价，令各国震惊。
杀人灭口称“稳定”
在国际组织和舆论不断对中国政府处理“非典”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评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警告卫生部门官员不要隐瞒“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开始在中国的电视上频频出现，走上防治萨斯的前线。
江泽民则在罗干、吴官正倒下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躲到上海。这时江氏人马都退到第二线，让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第一火线上与萨斯交战，实际上就是藉此机会要胡温的命。江一到上海就命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叫苦不迭。萨斯摸不着看不见，杀人于无形，人怎么可能用生命与萨斯搏斗？
江泽民坚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因萨斯住进医院，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四个。有人说，“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非典。”后来，人数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个外国人，不报不行。直到最后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数稳定保持在七人。这充份体现“三个代表”在稳定上海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胡锦涛南下广东视察疫情半个月后，逃往上海躲避疫情的江泽民4月26日第一次在上海露面声称“中国控制非典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抗萨前沿由于江系人马隐瞒撒谎及在疫情面前退缩，江泽民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憎恨。北大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毫不留情地指责他：“跑到上海去避难了！怕死！”
但江泽民走哪儿哪儿萨斯疫情就加重。上海虽然层层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但效果并不好。江看上海情况不妙，又跑到了辽宁、山东。5月底等萨斯情况稍好，江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而是住在了玉泉山。有人笑说，面对萨斯，怕死的江泽民只有四处流窜，因为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安全。
从整个萨斯爆发的过程看，江泽民及其亲信自始至终采取的欺骗政策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他们口口声声为维持“稳定”，实际上是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至于老百姓死多少人，他们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即使在萨斯疫情被公开之后，江仍然继续隐瞒萨斯疫情的真相。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院把40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在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了藏匿病人的情况——31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于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不敢将萨斯瘟疫上报，各自谋划策略，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最普遍的手法是医院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据知情者透露，为防止萨斯蔓延，院方还用药物给患者注射“安乐死”。一时间，各地区萨斯疫情成为当地政府的绝密情报。
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萨斯病人没有具体的数据，北京给各地下达了指标，每个地方都有配额，大家根据中央的配额来上报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公布的数据很整齐。”深圳公安一位专门处理萨斯死人的警察说：“因萨斯死者有巨大传染病毒，各地公安专责萨斯尸体的焚毁。”这位公安说：“北京允许深圳公布的死亡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其实，深圳因萨斯死亡者远不止公布的人数。”
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军队用“封村”的办法，封锁了很多萨斯瘟疫暴发的村落。其办法是：首先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封锁消息。有一个村落被封村后，有人偷偷跑出来，结果被军队开枪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区，基本上是等待里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后大面积地消毒处理。中国深圳公安局一位警察说：“医院已不负责处理萨斯病人的尸体，这部份工作，由军队和公安系统接管，死者由部队统一销毁。”
据悉，截至六月底，仅东北地区就有一万人死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杜绝大陆媒体透露丝毫马迹。中国宣传部门有文件，要求关于萨斯等消息，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其他地区不能擅自刊登有关萨斯瘟疫的任何消息。在此之前，中宣部在全国整肃报刊，取缔报纸，防止“不听话的媒体”将消息泄漏出去。
自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发现首例萨斯后，在对待萨斯报导上中共高层就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应该向民众公布，否则蔓延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而江泽民扬言道：“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江系人马直接掌管的中央电视台如何报导萨斯都由江泽民决定。被外界称为敢说真话的抗萨英雄蒋彦永很快被禁声，并受到军纪处分。
更荒唐的是面对萨斯疫情，江泽民和中共没有查找自己的原因，却把责任推给了无助的百姓，威胁要将“故意”传播萨斯病的人处以极刑。在政府的失职中，在惶恐的逃命中，又怎么能有“故意”传非典一说？在这个时候，江泽民也不放过一切可以用来诽谤法轮功的机会。6月9日，新华社竟然报导说法轮功学员要染上“非典”到全国传播，这话新华社自己也不会相信。外界估计，此举其实是在为江下令封锁疫情区并进行灭口提供保障，同时藉此来严打法轮功讲真相的活动，而不是为解决萨斯的问题。
在萨斯事件中，江泽民再次表现了他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视百姓性命为草芥的冷漠本性。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节选自《江泽民其人》；责任编辑：肖笙）
萨斯蔓延近30个国家，8,000多人感染，8百多患者死亡，造成三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患者人数最多，香港和大陆的萨斯病例占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但外界质疑中共严重隐瞒了真实数字，而实际数字要比这高得多。
掩盖疫情为连任
萨斯最初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
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关注自己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事，中国媒体被要求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并经常重复江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明确地提到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也就是非典，是被要求不予公开报导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中文语系地区均称“SARS”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唯有中共定名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据说是为了减低民众的恐慌情绪。其实减低恐慌情绪要有具体措施，改个名字除了麻痹民众什么作用也不起。民众不了解真实讯息反而更易于听信谣言造成恐慌。这种自欺欺人的命名法说到底还是贯彻江泽民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产物。
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以江系人马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当李长春离开广东后，广东官员内部开始有不同意见。当有地方报纸报导萨斯疫情时，江泽民又急调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广东省委书记，直接控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多次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疫情。到二月底三月初时，广东省委宣传部索性对各大报进行人事改组。一场大换血下来，广东媒体落入中宣部江系人马手中，在疫情报导上突然偃旗息鼓。
掩盖疫情是典型的掩耳盗铃，虽然消息可以封锁，病毒却无法封锁，广东的萨斯迅速蔓延开来。自2003年2月全球爆发萨斯疫情后，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一片沉默。
2003年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在北京开会时，有个爆炸性新闻，广东一位医生病情太重去香港治疗，很快死在那里。香港传媒才注意到萨斯已在身边，但为时已晚。从那时起，萨斯开始在香港蔓延。这下全世界都开始恐慌。因为香港是国际社会的经济和交通枢纽，也是人员和货物的集散地，每天不知有多少班飞机起飞和降落，不知有多少人出去又进来，要想追踪查访根本是不可能的，发病的还好跟踪，潜伏期的病人就不知有多少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中共立即通报国内的萨斯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
3月26日，江泽民私人医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在北京首度公开疫情。但他只说广东一省有792人感染，31人死亡，对其他各省的疫情一概不提。胡锦涛要求地方政府与官员每天上报疫情，并不得缓报、漏报及瞒报。江的亲信张文康公然对抗胡锦涛说，中国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每天上报疫情。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有意地忽视造成疫情失去控制，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蔓延至20多个省市，包括首都北京及中南海。随着进、出国的人流，疫情很快扩散全球多国地区。
“2003年，《大纪元》超越所有媒体最早地真实报导中国SARS真相，有力维护了民众知情权和生命安全。”
相反，4月2日，官方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但这时全国已经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抢购中药板蓝根冲剂、绿豆、白醋、盐等风潮。许多中药价格一飞冲天，同时许多人开始戴口罩上街。有人填了首《卜算子》调侃说：“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烂漫时，却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疯狂喝中药，待到中药脱销时，奸商丛中笑。”
危机到来时更凸现民众对政府宣传的信任程度。尽管江系人马指天发誓的说已经控制了非典，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学生还是选择了逃回家乡，亦有外国公司的驻华工作人员撤离北京。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北京当地记者估计，自非典爆发，连日来已经有将近一百万人离开北京。报导说，近日北京的机场、火车站都是人头涌涌，挤满准备逃离北京的人潮。北京的大学校园愈来愈空，例如民族大学已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离开。 这种逃离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把北京的非典带到了全国各地。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
蒋彦永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这位现年71岁、被301医院返聘回来的外科医生在声明中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两周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即被免职，舆论一片哗然。
萨斯闯进中南海 撂倒两常委
尽管江系人马一直对萨斯遮遮掩掩，但瘟疫无情。4月中旬萨斯闯进了中南海，撂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吴官正最后一次露面是4月1日，罗干在4月12日以后几个月内都没再露面。该绝密消息被知情人透露出来后，江泽民非常紧张，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说他们去了什么什么地方考察，实际上俩人都在萨斯病毒中苦苦挣扎。
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共官方实行新闻封锁，隐瞒疫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90多个国家对中国停止签证。
中共对萨斯病最初的沉默和对相关资讯的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全世界赔上沉重的经济及生命代价，令各国震惊。
杀人灭口称“稳定”
在国际组织和舆论不断对中国政府处理“非典”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评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警告卫生部门官员不要隐瞒“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开始在中国的电视上频频出现，走上防治萨斯的前线。
江泽民则在罗干、吴官正倒下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躲到上海。这时江氏人马都退到第二线，让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第一火线上与萨斯交战，实际上就是藉此机会要胡温的命。江一到上海就命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叫苦不迭。萨斯摸不着看不见，杀人于无形，人怎么可能用生命与萨斯搏斗？
江泽民坚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因萨斯住进医院，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四个。有人说，“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非典。”后来，人数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个外国人，不报不行。直到最后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数稳定保持在七人。这充份体现“三个代表”在稳定上海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胡锦涛南下广东视察疫情半个月后，逃往上海躲避疫情的江泽民4月26日第一次在上海露面声称“中国控制非典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抗萨前沿由于江系人马隐瞒撒谎及在疫情面前退缩，江泽民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憎恨。北大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毫不留情地指责他：“跑到上海去避难了！怕死！”
但江泽民走哪儿哪儿萨斯疫情就加重。上海虽然层层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但效果并不好。江看上海情况不妙，又跑到了辽宁、山东。5月底等萨斯情况稍好，江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而是住在了玉泉山。有人笑说，面对萨斯，怕死的江泽民只有四处流窜，因为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安全。
从整个萨斯爆发的过程看，江泽民及其亲信自始至终采取的欺骗政策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他们口口声声为维持“稳定”，实际上是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至于老百姓死多少人，他们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即使在萨斯疫情被公开之后，江仍然继续隐瞒萨斯疫情的真相。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院把40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在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了藏匿病人的情况——31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于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不敢将萨斯瘟疫上报，各自谋划策略，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最普遍的手法是医院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据知情者透露，为防止萨斯蔓延，院方还用药物给患者注射“安乐死”。一时间，各地区萨斯疫情成为当地政府的绝密情报。
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萨斯病人没有具体的数据，北京给各地下达了指标，每个地方都有配额，大家根据中央的配额来上报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公布的数据很整齐。”深圳公安一位专门处理萨斯死人的警察说：“因萨斯死者有巨大传染病毒，各地公安专责萨斯尸体的焚毁。”这位公安说：“北京允许深圳公布的死亡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其实，深圳因萨斯死亡者远不止公布的人数。”
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军队用“封村”的办法，封锁了很多萨斯瘟疫暴发的村落。其办法是：首先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封锁消息。有一个村落被封村后，有人偷偷跑出来，结果被军队开枪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区，基本上是等待里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后大面积地消毒处理。中国深圳公安局一位警察说：“医院已不负责处理萨斯病人的尸体，这部份工作，由军队和公安系统接管，死者由部队统一销毁。”
据悉，截至六月底，仅东北地区就有一万人死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杜绝大陆媒体透露丝毫马迹。中国宣传部门有文件，要求关于萨斯等消息，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其他地区不能擅自刊登有关萨斯瘟疫的任何消息。在此之前，中宣部在全国整肃报刊，取缔报纸，防止“不听话的媒体”将消息泄漏出去。
自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发现首例萨斯后，在对待萨斯报导上中共高层就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应该向民众公布，否则蔓延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而江泽民扬言道：“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江系人马直接掌管的中央电视台如何报导萨斯都由江泽民决定。被外界称为敢说真话的抗萨英雄蒋彦永很快被禁声，并受到军纪处分。
更荒唐的是面对萨斯疫情，江泽民和中共没有查找自己的原因，却把责任推给了无助的百姓，威胁要将“故意”传播萨斯病的人处以极刑。在政府的失职中，在惶恐的逃命中，又怎么能有“故意”传非典一说？在这个时候，江泽民也不放过一切可以用来诽谤法轮功的机会。6月9日，新华社竟然报导说法轮功学员要染上“非典”到全国传播，这话新华社自己也不会相信。外界估计，此举其实是在为江下令封锁疫情区并进行灭口提供保障，同时藉此来严打法轮功讲真相的活动，而不是为解决萨斯的问题。
在萨斯事件中，江泽民再次表现了他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视百姓性命为草芥的冷漠本性。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节选自《江泽民其人》；责任编辑：肖笙）
传张海阳曾“上书”抨击胡锦涛被安排退休
中共18大上刘源、张海阳等红二代未能获进一步提拔，其涉薄案背景受外界关注。近日港媒披露，张海阳还曾参与“上书”抨击胡锦涛，并拒绝中央开出的有条件退休。
港媒日前刊文披露，张震之子张海阳曾参与“上书”抨击胡锦涛搞空头政治挂帅，未能制定适宜的军人退伍、复员、转业、退休安置等机制，中央曾开条件让张海阳退休，但被张拒绝。
香港《开放》杂志5月号曾报导，刘源、张海洋等红二代与薄熙来结盟。张海阳和薄熙来交情匪浅，这对“红二代”有着相似的身份和背景。张海阳在 2005至2009年间担任成都军区政委，后来升任二炮政委，2009年7月20日，张海阳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被视为中央军委委员的准候选人。
张海阳在任成都军区政委时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去年薄熙来率庞大的唱红歌代表团进京时，首场表演即在张海阳所在的二炮礼堂举行。
薄熙来落马后，纷传刘源等红二代将领与薄案切割，但十八大前随着中共军方四总部正职大调整、以及范长龙、许其亮新任军委副主席，之前热门人物张海洋、刘源完全无缘，外界认为，受薄案影响明显。
《法广》曾分析说，薄熙来丑闻扰乱了军队高层职位的交接，因为薄熙来与一些高级军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其中包括张海阳。有英国学者分析，原本被看好的张海阳因为受到薄熙来案的牵连，无缘更上一层楼。
港媒日前刊文披露，张震之子张海阳曾参与“上书”抨击胡锦涛搞空头政治挂帅，未能制定适宜的军人退伍、复员、转业、退休安置等机制，中央曾开条件让张海阳退休，但被张拒绝。
香港《开放》杂志5月号曾报导，刘源、张海洋等红二代与薄熙来结盟。张海阳和薄熙来交情匪浅，这对“红二代”有着相似的身份和背景。张海阳在 2005至2009年间担任成都军区政委，后来升任二炮政委，2009年7月20日，张海阳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被视为中央军委委员的准候选人。
张海阳在任成都军区政委时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去年薄熙来率庞大的唱红歌代表团进京时，首场表演即在张海阳所在的二炮礼堂举行。
薄熙来落马后，纷传刘源等红二代将领与薄案切割，但十八大前随着中共军方四总部正职大调整、以及范长龙、许其亮新任军委副主席，之前热门人物张海洋、刘源完全无缘，外界认为，受薄案影响明显。
《法广》曾分析说，薄熙来丑闻扰乱了军队高层职位的交接，因为薄熙来与一些高级军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其中包括张海阳。有英国学者分析，原本被看好的张海阳因为受到薄熙来案的牵连，无缘更上一层楼。
泛华网内幕：李小鹏失去晋升山西省长的机会
泛华网自北京内幕人士处得知，李小鹏已经失去了晋升山西省长的机会。在十八大召开前，前总理李鹏四处活动投诉他们家的李小鹏没犯过明显的错误，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晋升实属不该。当时与胡锦涛达成的共识是明年年初李小鹏将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在山西排名第二。不过李鹏同时还到处投诉团中央的思想过于右倾，可能最终有一天会走上平反六四的危险道路。这被坊间认为实在是一个还没有过河就拆桥的举止。
泛华网上个月率先报道李鹏家族一方面试图进一步分享政权红利，另一方面却在大规模将资产转移海外以防止中国变天。日前团派的几位大员遍表态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据说胡锦涛也暗示他正在全面快速移交工作，可能没有机会完成与李鹏达成的共识。不过坊间普遍认为胡锦涛是个很重信用的人，能够在最后关头出面表态支持李小鹏名列中央委员会候补代表，实在是很给李鹏面子了。
这位北京的消息人士告诉泛华网，上周新出炉的省部一级的名单中已经没有了李小鹏的名字。他是会留任副省长还是重回华能还未可知。重回电力系统对李鹏家族而言易如反掌，毕竟李鹏家族控制着中国电力行业一半的资源，在中国家族控制的高垄断行业中排名第一。在短短的90年代10年里，李鹏家族是如何仅凭一家之力达到如此大比重控制一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实在是一个待解之谜。尽管李小鹏离开华能多年，但泛华网了解到，李小鹏通过他手中的股票股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力，再通过范夏夏等代理人，实际上仍然紧紧掌握着华能的运作。
泛华网报道。
泛华网上个月率先报道李鹏家族一方面试图进一步分享政权红利，另一方面却在大规模将资产转移海外以防止中国变天。日前团派的几位大员遍表态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据说胡锦涛也暗示他正在全面快速移交工作，可能没有机会完成与李鹏达成的共识。不过坊间普遍认为胡锦涛是个很重信用的人，能够在最后关头出面表态支持李小鹏名列中央委员会候补代表，实在是很给李鹏面子了。
这位北京的消息人士告诉泛华网，上周新出炉的省部一级的名单中已经没有了李小鹏的名字。他是会留任副省长还是重回华能还未可知。重回电力系统对李鹏家族而言易如反掌，毕竟李鹏家族控制着中国电力行业一半的资源，在中国家族控制的高垄断行业中排名第一。在短短的90年代10年里，李鹏家族是如何仅凭一家之力达到如此大比重控制一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实在是一个待解之谜。尽管李小鹏离开华能多年，但泛华网了解到，李小鹏通过他手中的股票股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力，再通过范夏夏等代理人，实际上仍然紧紧掌握着华能的运作。
泛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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