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区挂牌成立，大足县和双桥区撤销，不知道群众反应的问题是否与此有关。重庆万盛因为区县重新划分引起长期的抗争。
双桥位于成渝高速公路北侧6公里，东距重庆城区80公里，西距成都市26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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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星期五
重庆大足双桥群众抗议 防暴警察镇压，传闻有人死亡
博讯据网络消息，2012年6月6日上午，重庆市双桥区大邮公路上，群众聚集反应问题，抗议政府错误决策。政府没对话，却派来大批戴头盔的防暴警察，对群众狂打，目击者称，群众被打的血肉横飞，有的倒地不起，有的被乱棍打死。还有群众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重庆大足区挂牌成立，大足县和双桥区撤销，不知道群众反应的问题是否与此有关。重庆万盛因为区县重新划分引起长期的抗争。
双桥位于成渝高速公路北侧6公里，东距重庆城区80公里，西距成都市26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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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谈论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道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特别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称“大文化”。与此关系不大的如歌舞、艺术、饮食、节日、民俗、服装、时尚、礼仪等等，不在讨论范围。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中，“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各持一端由来已久。国人一般喜欢讲“主义”，再加一个“唯”字：“唯……主义”，或“唯……论”，就把事情绝对化了。我首先不赞成“决定论”，也不认为文化与制度是对立的，不过这样就可能落入“折衷主义”之讥。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见。
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适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传统，本来就与西方截然不同，不适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宪政“这一套”，只能实行“威权主义”（这个名词实际是舶来品），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仁政”，实行人治，和划分等级的“礼制”，几千年就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不好。还见到一种说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软弱，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与欧洲的君主立宪虚君制相提并论，算是已经有了“宪政”。这是出于无知、偏见，或对“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极端，虽未公开主张恢复皇权专制，亦不远矣。这种“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娱乐相结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充斥于屏幕的宫廷戏——秦皇、汉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 “主子”、“奴才”，“吾皇万岁，万万岁”！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现“五千年辉煌”，以此引领世界，医治西方社会的痼疾！当然持此论者并不拒绝享用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器物。一下子时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张之洞的“体用”那里。
正是出于对上述以“文化”、“特色”为依据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论调深恶痛绝，有些倡导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一个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于是从晚清以来呼吁开启民智（如严复）、塑造“新民”（如梁启超）、批判国民的“坏根性”（如鲁迅）、倡导“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认为方向错了，错在没有集中致力于制度的改革。进而认为，既然“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性的，那就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对思想、文化进行革新的问题，也没有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必要。极而言之，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只需要改变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权利。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靠谁来改革制度？无论靠谁，总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为什么在遭遇外来列强之前，皇权专制能维持几千年，朝野都谈“仁政”而事实上暴政多于“仁政”，却常能行其道？为什么每次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结果却只能遵行成王败寇的规律，成而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复循环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强之后，百年来这么多关于制度改革，要求宪政、民主的呼声不绝于耳，不断于书，为什么这样举步维艰？为什么现代的革命运动以民主口号始，以专政极权终，却也能在相当时期内畅行无阻？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回避。本文开头所定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所以同一种制度机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的表现各异。同样的非正义、甚至非人道的现象在有些国民看来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国民却长期忍受。同样的议会、选举、政党、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后发的亚洲国家至今难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效果，乱象丛生，法律、制度在那里显得软弱无力，“枪杆子”还有相当的操控局面的力量。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种文化的载体。又如方今的恐怖主义，是文化还是制度的产物？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的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时期，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是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试以一事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要求领袖有“雅量”多给他一点发言的时间而遭拒绝和痛骂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仍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是钦佩梁的骨气，对领袖缺乏“雅量”不以为然；在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明确的人看来，则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问题，政协委员本来有发言权，谁也无权剥夺，竟然被剥夺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迟至上世纪90年代，我还读到另一种反应：一位曾任最高领袖身边卫士的回忆录（或访谈录？），提到此事，却说梁漱溟尽管如此顶撞，“也没有拿他怎么样”，足见领袖心胸宽大。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认为梁的行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对他本该严惩，竟然“没拿他怎么样”（例如他后来居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荡。以上截然对立的是非观，在今天的我国不同人群中仍同时存在。前两种是“启蒙”的成绩，但还不一定在全社会占主流，说明启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国先秦时期确实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宝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至今我们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这“老本”。现在经常有人举《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讨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姑且假设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出发，有可能发展出另一条历史轨迹，先于欧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现代，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但这已无法证明。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设置了皇权专制的制度。尽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却延续了二千年。历代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有所增补、完善，以巩固皇朝统治，从儒、法学说中各取所需，但万变不离其中，皇权专制的核心日益坚硬（直到20世纪70年代，革命领袖还以赞赏的口气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认为碍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论都给删掉了。古礼“刑不上大夫”还为士大夫留一点脸面，到“大明王朝”实行“廷杖”，大臣可以随时被“揪出来”，当场按倒在地打板子，从此“士”不复有任何尊严。（顺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之始）。及至清朝，大兴文字狱，流毒绵长。这样的“文化”，从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这一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既然承认其原则的普适性，那就是“闻道有先后”而已。在这点上用不着耻于向外人学习。老革命们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晚清民初开动的“启蒙”的结果，反过来，也构成“启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义。那种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了。《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描绘的伪善和非人道，那一个个为旧礼教所摧残乃至夺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现实依据，是同代人的共同命运。不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因此，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而宣扬和维护这旧礼教的顽固势力卫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为说辞的。在这种背景下，激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个时代多数文艺作品，如曹禺的戏剧，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其总的方向都是反旧礼教、反当权的恶势力、同情弱者，间接或直接倡导人权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本人并非鲁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著作中对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还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他最伟大、最精彩之处。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长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肤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愤极致，心头滴血之作。揆诸今日之现状，仍未过时，而且并不仅适用于农民。说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的影响，如果不是偏见，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无知。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思想先驱们都是从外抗强权的诉求中觉悟到必须内图变革。在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来自权势集团的高压，也来自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以及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统治下的民众的种种弱点。因而发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呼声，应是题中之义（这与后来我们熟悉的另一种“思想改造”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绝不是以国民性和文化为借口，不要改变制度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们的矛头都指向旧制度和统治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诉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千万不要得出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结论。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有感于国民之种种弱点和衰败的暮气，提出“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说》，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确指出国民是由个人组成的，造成民弱、民贫、民无耻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的民权无保障。国民求自由的锐气“一锄之，三锄四锄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久之而猛烈沉浓之权利思想，愈制而愈驯，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复之望绝，而受羁受轭，以为固然……”，造成这种情况，“政府之罪，又乌可逭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国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政者一再打击和铲除民族的锐气。因而他大声疾呼倡导民权思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要强国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这种思想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结，无论是面向知识群的新文艺、新文化运动还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乡村改良运动，目的都是一个：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争取平等权利、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稳奴隶”。
以上种种都是说明制度与文化的革新是不可分割的，思想、制度、生产力的革新同时或交替进行，在欧洲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斗争。后发国家就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外力冲击下匆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物质生产、文化与制度的改变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适时，因此在转型期表现出混乱、反复和痛苦，但是并不能以此为借口得出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更需要大力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谓不成熟的民众不应享有自由权利之说，19世纪的西方人早有此说法。例如自由主义大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即严复初译为《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对“四大自由”的内在逻辑做了精辟透彻的论述后，又说，这些自由只适合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智已经成熟的“成年人”，儿童当然不合适。还有“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所指的当然是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没有包括中国（此书于1859年出版，已是鸦片战争之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承认广大中国人还处于穆勒所说的“未成熟”状态，没有资格当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权利呢？
回头看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尽管历尽艰险，而且走了不少弯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认，我们在文化与制度的革新相互促进的道路上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比之晚清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民主、人权的诉求也更加自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要归功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对于先辈的贡献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都应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正如“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以其财富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样，先成为“知识分子”，并有机会看世界的幸运儿理应有责任对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做出贡献。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担负社会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超越一己的和某种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关怀自由、人权、社会正义、全民族的长远命运。在全球化的今天，还要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种思想，发表为言论，自然是为了要有听众和读者，也自然会产生影响，这点无需讳言，也不必矫情。否则，媒体、舆论、报刊、书籍以及今天的网络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见当然会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于与斯土斯民血肉相连，设身处地从实情出发，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观火指手画脚，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总会有可取之处。我期盼着再出现一次“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庶几形成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或“再启蒙”，从而为千呼万唤的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资中筠，《杂文月刊》2008年第6期
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适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传统，本来就与西方截然不同，不适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宪政“这一套”，只能实行“威权主义”（这个名词实际是舶来品），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仁政”，实行人治，和划分等级的“礼制”，几千年就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不好。还见到一种说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软弱，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与欧洲的君主立宪虚君制相提并论，算是已经有了“宪政”。这是出于无知、偏见，或对“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极端，虽未公开主张恢复皇权专制，亦不远矣。这种“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娱乐相结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充斥于屏幕的宫廷戏——秦皇、汉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 “主子”、“奴才”，“吾皇万岁，万万岁”！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现“五千年辉煌”，以此引领世界，医治西方社会的痼疾！当然持此论者并不拒绝享用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器物。一下子时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张之洞的“体用”那里。
正是出于对上述以“文化”、“特色”为依据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论调深恶痛绝，有些倡导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一个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于是从晚清以来呼吁开启民智（如严复）、塑造“新民”（如梁启超）、批判国民的“坏根性”（如鲁迅）、倡导“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认为方向错了，错在没有集中致力于制度的改革。进而认为，既然“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性的，那就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对思想、文化进行革新的问题，也没有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必要。极而言之，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只需要改变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权利。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靠谁来改革制度？无论靠谁，总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为什么在遭遇外来列强之前，皇权专制能维持几千年，朝野都谈“仁政”而事实上暴政多于“仁政”，却常能行其道？为什么每次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结果却只能遵行成王败寇的规律，成而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复循环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强之后，百年来这么多关于制度改革，要求宪政、民主的呼声不绝于耳，不断于书，为什么这样举步维艰？为什么现代的革命运动以民主口号始，以专政极权终，却也能在相当时期内畅行无阻？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回避。本文开头所定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所以同一种制度机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的表现各异。同样的非正义、甚至非人道的现象在有些国民看来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国民却长期忍受。同样的议会、选举、政党、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后发的亚洲国家至今难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效果，乱象丛生，法律、制度在那里显得软弱无力，“枪杆子”还有相当的操控局面的力量。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种文化的载体。又如方今的恐怖主义，是文化还是制度的产物？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的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时期，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是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试以一事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要求领袖有“雅量”多给他一点发言的时间而遭拒绝和痛骂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仍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是钦佩梁的骨气，对领袖缺乏“雅量”不以为然；在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明确的人看来，则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问题，政协委员本来有发言权，谁也无权剥夺，竟然被剥夺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迟至上世纪90年代，我还读到另一种反应：一位曾任最高领袖身边卫士的回忆录（或访谈录？），提到此事，却说梁漱溟尽管如此顶撞，“也没有拿他怎么样”，足见领袖心胸宽大。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认为梁的行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对他本该严惩，竟然“没拿他怎么样”（例如他后来居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荡。以上截然对立的是非观，在今天的我国不同人群中仍同时存在。前两种是“启蒙”的成绩，但还不一定在全社会占主流，说明启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国先秦时期确实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宝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至今我们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这“老本”。现在经常有人举《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讨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姑且假设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出发，有可能发展出另一条历史轨迹，先于欧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现代，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但这已无法证明。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设置了皇权专制的制度。尽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却延续了二千年。历代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有所增补、完善，以巩固皇朝统治，从儒、法学说中各取所需，但万变不离其中，皇权专制的核心日益坚硬（直到20世纪70年代，革命领袖还以赞赏的口气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认为碍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论都给删掉了。古礼“刑不上大夫”还为士大夫留一点脸面，到“大明王朝”实行“廷杖”，大臣可以随时被“揪出来”，当场按倒在地打板子，从此“士”不复有任何尊严。（顺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之始）。及至清朝，大兴文字狱，流毒绵长。这样的“文化”，从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这一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既然承认其原则的普适性，那就是“闻道有先后”而已。在这点上用不着耻于向外人学习。老革命们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晚清民初开动的“启蒙”的结果，反过来，也构成“启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义。那种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了。《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描绘的伪善和非人道，那一个个为旧礼教所摧残乃至夺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现实依据，是同代人的共同命运。不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因此，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而宣扬和维护这旧礼教的顽固势力卫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为说辞的。在这种背景下，激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个时代多数文艺作品，如曹禺的戏剧，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其总的方向都是反旧礼教、反当权的恶势力、同情弱者，间接或直接倡导人权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本人并非鲁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著作中对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还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他最伟大、最精彩之处。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长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肤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愤极致，心头滴血之作。揆诸今日之现状，仍未过时，而且并不仅适用于农民。说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的影响，如果不是偏见，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无知。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思想先驱们都是从外抗强权的诉求中觉悟到必须内图变革。在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来自权势集团的高压，也来自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以及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统治下的民众的种种弱点。因而发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呼声，应是题中之义（这与后来我们熟悉的另一种“思想改造”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绝不是以国民性和文化为借口，不要改变制度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们的矛头都指向旧制度和统治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诉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千万不要得出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结论。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有感于国民之种种弱点和衰败的暮气，提出“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说》，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确指出国民是由个人组成的，造成民弱、民贫、民无耻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的民权无保障。国民求自由的锐气“一锄之，三锄四锄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久之而猛烈沉浓之权利思想，愈制而愈驯，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复之望绝，而受羁受轭，以为固然……”，造成这种情况，“政府之罪，又乌可逭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国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政者一再打击和铲除民族的锐气。因而他大声疾呼倡导民权思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要强国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这种思想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结，无论是面向知识群的新文艺、新文化运动还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乡村改良运动，目的都是一个：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争取平等权利、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稳奴隶”。
以上种种都是说明制度与文化的革新是不可分割的，思想、制度、生产力的革新同时或交替进行，在欧洲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斗争。后发国家就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外力冲击下匆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物质生产、文化与制度的改变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适时，因此在转型期表现出混乱、反复和痛苦，但是并不能以此为借口得出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更需要大力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谓不成熟的民众不应享有自由权利之说，19世纪的西方人早有此说法。例如自由主义大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即严复初译为《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对“四大自由”的内在逻辑做了精辟透彻的论述后，又说，这些自由只适合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智已经成熟的“成年人”，儿童当然不合适。还有“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所指的当然是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没有包括中国（此书于1859年出版，已是鸦片战争之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承认广大中国人还处于穆勒所说的“未成熟”状态，没有资格当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权利呢？
回头看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尽管历尽艰险，而且走了不少弯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认，我们在文化与制度的革新相互促进的道路上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比之晚清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民主、人权的诉求也更加自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要归功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对于先辈的贡献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都应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正如“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以其财富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样，先成为“知识分子”，并有机会看世界的幸运儿理应有责任对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做出贡献。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担负社会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超越一己的和某种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关怀自由、人权、社会正义、全民族的长远命运。在全球化的今天，还要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种思想，发表为言论，自然是为了要有听众和读者，也自然会产生影响，这点无需讳言，也不必矫情。否则，媒体、舆论、报刊、书籍以及今天的网络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见当然会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于与斯土斯民血肉相连，设身处地从实情出发，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观火指手画脚，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总会有可取之处。我期盼着再出现一次“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庶几形成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或“再启蒙”，从而为千呼万唤的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资中筠，《杂文月刊》2008年第6期
余英时：中共政权转移的困难
胡温的十年，今年就要到期了，所以马上要在今年下半年到7月以后要召开十八大。这个十八大就是要完成政权转移的问题，如果很平稳地把政权转移了，那当然中共局面就很稳定了。可是我们知道中共对稳定是非常不安的，所以才有维稳这个制度的出现。
因为贫富不均的关系，跟党有关的人掌握了企业，个个都变成亿万富翁，一般的老百姓越来越穷有关。中国这样富，可是最穷的农民和失业的人非常多。贫富不均造成许多不安，所以每年都有18万到20万的集体抗争的事件，像广东乌坎村的事件。
因为有这种情况，有一种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在共产党统治阶层内部也非常严重。所以能不能和平转移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可是最近发生了薄熙来案，到今天我们看来好像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的案子。
中共最近官方到处发言，表示它的十八大还是要如期举行。因为外面许多人都传说薄熙来的案子不容易摆平，所以一时还不能够解决，今年秋天未必能够开得成会。中共的领导人都是要到北戴河避暑的，在这个避暑的会议中间，就要决定怎么处理薄熙来案，你不能永远摆在那儿不动。
政权传递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牵涉到红二代的问题。最近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有一篇文章，专讲红卫兵复活,然后掌握政权的问题。像薄熙来就等于是早期的红卫兵，现在他想夺权，也采取红卫兵当时的方式。
我 们知道在红卫兵刚刚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人有一个口号，就是说父亲打的江山由儿子来继承，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唱的口号就是“父亲是英雄，儿子就是好汉”，就是 一定要继承的。所以这个继承制就等于北韩的第一人的继承制一样，不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同，不是父亲传给儿子，可是事实上是集体地干，也是第一代传给第二 代、第二代传给第三代这样方式。
所以，就是胡温也不能不选择习近平。可是习近平在第二代中间名声并不好，至少认为他不是有能力的人。我所 知道的材料，薄熙来根本就明白地说他是一个刘阿斗。要清除以后重新由第二代来控制这个世界、控制中国。怎么控制？那就是要走毛泽东的路线，就是重新回到平 等主义、民粹主义，用红卫兵方式。
所谓打黑，就要把许多有钱人都诬赖成他们就是黑道，所以你也无法自辩，然后就抓起来，许多人还枪毙，还 有进监牢的，种种惩罚。这些案子现在都出来了。黑道人不能说没有，可是事实上被诬为黑道的人更多。所以这个方式大家是很恐惧的，就是回到红卫兵时代，可以 抄家、可以把你一生的财产整个没收，也可以把你送监牢，法律在他们手上。
所以这是红二代的想法。红二代的人相当多，在军队方面有刘源、就 是刘少奇的儿子，他已经是在后勤方面取得上将的地位了，照说他也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他跟薄熙来是有密约的、是有互相默契的，就是 说在军队方面来支持薄熙来，而且不单是刘源一个人，还有其他有关的著名军人的儿子，像张震的儿子张海洋，也答应跟薄熙来一道合作的。
现在 这一切都完了，完了以后，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那就不但是胡温本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等，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权力斗争起 来是非常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四人帮的倒台、林彪的倒台，就是例子，他不敢再让你复活，如果复活就是这边要全部崩溃。
所以在这个情 况之下，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红二代，也有他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江山要不保，因为贫富的不均，所以他们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 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外面所传说，或者认为温家宝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线，也不能三权分立，那等于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 话，不能动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解决，习近平的案子就不容易有下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结论。所以 我认为权力转移的问题，将是共产党在今年下半年所碰到的最大的困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自由亚洲电台
余英时（资料照片）
因为贫富不均的关系，跟党有关的人掌握了企业，个个都变成亿万富翁，一般的老百姓越来越穷有关。中国这样富，可是最穷的农民和失业的人非常多。贫富不均造成许多不安，所以每年都有18万到20万的集体抗争的事件，像广东乌坎村的事件。
因为有这种情况，有一种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在共产党统治阶层内部也非常严重。所以能不能和平转移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可是最近发生了薄熙来案，到今天我们看来好像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的案子。
中共最近官方到处发言，表示它的十八大还是要如期举行。因为外面许多人都传说薄熙来的案子不容易摆平，所以一时还不能够解决，今年秋天未必能够开得成会。中共的领导人都是要到北戴河避暑的，在这个避暑的会议中间，就要决定怎么处理薄熙来案，你不能永远摆在那儿不动。
政权传递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牵涉到红二代的问题。最近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有一篇文章，专讲红卫兵复活,然后掌握政权的问题。像薄熙来就等于是早期的红卫兵，现在他想夺权，也采取红卫兵当时的方式。
我 们知道在红卫兵刚刚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人有一个口号，就是说父亲打的江山由儿子来继承，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唱的口号就是“父亲是英雄，儿子就是好汉”，就是 一定要继承的。所以这个继承制就等于北韩的第一人的继承制一样，不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同，不是父亲传给儿子，可是事实上是集体地干，也是第一代传给第二 代、第二代传给第三代这样方式。
所以，就是胡温也不能不选择习近平。可是习近平在第二代中间名声并不好，至少认为他不是有能力的人。我所 知道的材料，薄熙来根本就明白地说他是一个刘阿斗。要清除以后重新由第二代来控制这个世界、控制中国。怎么控制？那就是要走毛泽东的路线，就是重新回到平 等主义、民粹主义，用红卫兵方式。
所谓打黑，就要把许多有钱人都诬赖成他们就是黑道，所以你也无法自辩，然后就抓起来，许多人还枪毙，还 有进监牢的，种种惩罚。这些案子现在都出来了。黑道人不能说没有，可是事实上被诬为黑道的人更多。所以这个方式大家是很恐惧的，就是回到红卫兵时代，可以 抄家、可以把你一生的财产整个没收，也可以把你送监牢，法律在他们手上。
所以这是红二代的想法。红二代的人相当多，在军队方面有刘源、就 是刘少奇的儿子，他已经是在后勤方面取得上将的地位了，照说他也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他跟薄熙来是有密约的、是有互相默契的，就是 说在军队方面来支持薄熙来，而且不单是刘源一个人，还有其他有关的著名军人的儿子，像张震的儿子张海洋，也答应跟薄熙来一道合作的。
现在 这一切都完了，完了以后，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那就不但是胡温本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等，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权力斗争起 来是非常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四人帮的倒台、林彪的倒台，就是例子，他不敢再让你复活，如果复活就是这边要全部崩溃。
所以在这个情 况之下，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红二代，也有他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江山要不保，因为贫富的不均，所以他们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 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外面所传说，或者认为温家宝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线，也不能三权分立，那等于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 话，不能动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解决，习近平的案子就不容易有下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结论。所以 我认为权力转移的问题，将是共产党在今年下半年所碰到的最大的困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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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人行降息显示中国经济疲软迹象明显
作者 小乔
中国人民银行6月7日宣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法新社表示，中国此举表明其经济放缓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外汇策略师斯乃德(Michael Sneyd)表示：“中国银行出面支撑其经济的做法是件好事。”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在7.9%。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经济增长数据将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速连续第六个季度减速。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楼继伟在《华尔街日报》6月7日刊登的访谈中说，由于欧元区崩溃风险日益增高，该基金已减少所持有的欧洲资产。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表示，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日高。中投负责管理4100亿美元主权基金。楼继伟说，中投已减少手中的欧洲各国股票和债券，也降低在欧洲“周边国家”的曝险程度，但未指明这些国家。楼继伟说：“目前我们认为，欧洲公共市场的风险太高。”
中投也不可能投资欧元区共同债券，此项债券发行目的在为欧元区困境筹措债券融资。这是法国提出的建议，获有其他欧元国家支持。楼继伟说：“这个风险太大，报酬率太低。”他表示，中投现仍寻找海外投资机会，但偏好新兴市场而非已开发国家。
中国经济成长虽已趋缓，他仍表示有信心，并吁请当局推动金融改革，包括在目前危机下，仍应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同天宣布降息，学者赵锡军、巴曙松都认为，由于中国通膨可能降温，为因应欧债危机，人行想借此向市场传达政府“稳增长”的决心，刺激投资消费，活络经济。
人行6月7日晚宣布，8日起调降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1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下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种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
人行也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则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同样从8日起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6月7日晚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大家多半预料人行会调降存款准备金率，而非降息，因为降准可能空间大一点。人行此次宣布降息，有不少人可能没有预料到。
他说，事实上，目前流动性并不缺乏，银行资金虽充足，但企业界却不太愿意借钱投资、民众也不愿意借钱消费。人行希望借由降息，传达出政府力挺“稳增长”的讯息，因而对“稳健货币政策”予以“微调和预调”。
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认为，人行降息应是近期一篮子“稳增长经济政策、灵活进行预调微调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说，人行应预期到即将公布的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工业生产指数会持续下滑，因而也提供了降息的空间。
巴曙松认为，人行在降息的同时，扩大存贷款利率幅度区间，显示在保持商业银行存贷款名义利差大致平稳的同时，有更大积极性进行差异化利率浮动，来提振贷款需求。
他说，这显示人行积极运用市场化价格工具进行调控的政策导向，在具体浮动幅度上平衡了存款人、贷款人以及商业银行等不同市场的主体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6月7日宣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法新社表示，中国此举表明其经济放缓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外汇策略师斯乃德(Michael Sneyd)表示：“中国银行出面支撑其经济的做法是件好事。”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在7.9%。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经济增长数据将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速连续第六个季度减速。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楼继伟在《华尔街日报》6月7日刊登的访谈中说，由于欧元区崩溃风险日益增高，该基金已减少所持有的欧洲资产。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表示，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日高。中投负责管理4100亿美元主权基金。楼继伟说，中投已减少手中的欧洲各国股票和债券，也降低在欧洲“周边国家”的曝险程度，但未指明这些国家。楼继伟说：“目前我们认为，欧洲公共市场的风险太高。”
中投也不可能投资欧元区共同债券，此项债券发行目的在为欧元区困境筹措债券融资。这是法国提出的建议，获有其他欧元国家支持。楼继伟说：“这个风险太大，报酬率太低。”他表示，中投现仍寻找海外投资机会，但偏好新兴市场而非已开发国家。
中国经济成长虽已趋缓，他仍表示有信心，并吁请当局推动金融改革，包括在目前危机下，仍应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同天宣布降息，学者赵锡军、巴曙松都认为，由于中国通膨可能降温，为因应欧债危机，人行想借此向市场传达政府“稳增长”的决心，刺激投资消费，活络经济。
人行6月7日晚宣布，8日起调降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1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下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种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
人行也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则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同样从8日起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6月7日晚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大家多半预料人行会调降存款准备金率，而非降息，因为降准可能空间大一点。人行此次宣布降息，有不少人可能没有预料到。
他说，事实上，目前流动性并不缺乏，银行资金虽充足，但企业界却不太愿意借钱投资、民众也不愿意借钱消费。人行希望借由降息，传达出政府力挺“稳增长”的讯息，因而对“稳健货币政策”予以“微调和预调”。
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认为，人行降息应是近期一篮子“稳增长经济政策、灵活进行预调微调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说，人行应预期到即将公布的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工业生产指数会持续下滑，因而也提供了降息的空间。
巴曙松认为，人行在降息的同时，扩大存贷款利率幅度区间，显示在保持商业银行存贷款名义利差大致平稳的同时，有更大积极性进行差异化利率浮动，来提振贷款需求。
他说，这显示人行积极运用市场化价格工具进行调控的政策导向，在具体浮动幅度上平衡了存款人、贷款人以及商业银行等不同市场的主体利益。
博讯时评：“六四”屠杀与迫害还在继续，维稳办与政法委难辞其咎
今年六四，香港近20万市民走进维园，点亮了悼念的蜡烛与希望的烛光。23年了，在中国大陆，迫害还在以维稳的名义下，在各地维稳办与政法委的指导下猖狂
进行，据不 完全统计，六四前后，全国各地被警察上岗监督的异议人士高达320多位，其中武汉的秦永敏与王喜凤夫妇从人间蒸发已达一个星期之久，家属和亲
友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死活。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以国家政权的名义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
据湖南的消息，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中国湖南工人运动领袖李旺阳先生，被发现于2012年6月6日在邵阳市大祥医院内身亡。这位为了民主事业贡献了一生的 民主人士，长期坐牢遭受这么，身体已经严重残废。这之前一直住在医院里，可是六四23周年将到之前，当地警察开始对这位行动都不便的人进行监督和控制。在 这种情况下，李旺阳先生怎么可能自杀？李先生长期以来积极乐观，遭受了无数的打击与折磨而从不轻言放弃，更不用说轻生。正因为这样，他成为当地公安的严重 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无论是亲属还是围观者，都有理由相信，李先生是被有关部门的维稳人士弄死而布置了自杀的现场，现场传出的照片也展示了多出疑点。目前网络上的良心 人士发起呼吁，要求彻查李旺阳先生死因，告慰亡灵，给家属，也给民众一个交代。也有网友正在新浪微博与推特号召，如果政府置之不理，官官相护，如此草菅人 命，大家将会集体走向街头。
一位湖南省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这些年以这些政治警察为首的维稳办与政法委正在把国家往死路上推，他说，就他的观察，中国如果出现乱子，一定是政法 委与维稳办所为，政法委已经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央，借维稳的名义，扩大权力，常常故意制造矛盾，一些地方的政法委甚至故意刺激一些民主与异议人士，希望他们 走上极端抗争之路，从而彰显他们的重要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据湖南的消息，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中国湖南工人运动领袖李旺阳先生，被发现于2012年6月6日在邵阳市大祥医院内身亡。这位为了民主事业贡献了一生的 民主人士，长期坐牢遭受这么，身体已经严重残废。这之前一直住在医院里，可是六四23周年将到之前，当地警察开始对这位行动都不便的人进行监督和控制。在 这种情况下，李旺阳先生怎么可能自杀？李先生长期以来积极乐观，遭受了无数的打击与折磨而从不轻言放弃，更不用说轻生。正因为这样，他成为当地公安的严重 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无论是亲属还是围观者，都有理由相信，李先生是被有关部门的维稳人士弄死而布置了自杀的现场，现场传出的照片也展示了多出疑点。目前网络上的良心 人士发起呼吁，要求彻查李旺阳先生死因，告慰亡灵，给家属，也给民众一个交代。也有网友正在新浪微博与推特号召，如果政府置之不理，官官相护，如此草菅人 命，大家将会集体走向街头。
一位湖南省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这些年以这些政治警察为首的维稳办与政法委正在把国家往死路上推，他说，就他的观察，中国如果出现乱子，一定是政法 委与维稳办所为，政法委已经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央，借维稳的名义，扩大权力，常常故意制造矛盾，一些地方的政法委甚至故意刺激一些民主与异议人士，希望他们 走上极端抗争之路，从而彰显他们的重要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风：香港民意对李旺阳事件反应非常强烈
作者 瑞迪
双目失明而且健康状况极差的八九民运人士李旺阳在邵阳医院住院期间于6月6日被发现自杀事件在连日来在中国和海外民间团体迅速引起强烈关注。李旺 阳生前好友及家人均对多年身陷牢狱、并遭受虐待，却意志坚强的李旺阳会在获得自由之后选择自杀提出质疑。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一系列国际团体纷纷响应中国 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的努力，呼吁中国有关当局对李旺阳可能是“被自杀”事件展开调查。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权团体更是自事发当天就连续发起各种形式的抗 议声援活动。香港资深媒体人北风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法广：自6日起，从香港发起了要求调查李旺阳被自杀事件的全球联署活动。现在有多少人签名？
北风：“到今天下午两点四十分（香港时间），有3650人参加了签名。我们的统计发现，40%的签名者来自香港―香港参加签名的人最多，另有接近40%的比例来自中国大陆；其他人则来自美国、台湾等地。”
法广：香港还有那些声援活动？
北风：“据我所知，香港已经有很多声援活动。出事当天中午，就已经有支联会的人去中联办门口抗议。这两天，其他机构也都参与了抗议活动，包括在中 联办。今天，在中联办门口，有两个机构设立了吊唁用的灵堂，并且有中华民主书院的郑宇硕教授和陶君行在那里绝食70小时，现在正在进行中；另外一个比较大 的活动是星期日下午三点半有一场游行，可能规模会非常之大；另外，支联会会在下周三，也就是李旺阳的“头七”的那一天，也会有一场哀悼活动。“
“星期日的游行活动由民阵发起。其实有很多团体都参与发起这次游行，但是，民阵是其中最大的机构，每年的七٠一大游行都是民阵发起的。”
法广：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活动得到海外民主人士的支持。您认为，这些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当地政府形成有效的压力？
北风：“毫无疑问，从当局开始时抢走遗体、不让家属接触遗体，到现在答应家属可以让家属监督解剖的过程，我想这起码是一个让步。并且，事情已经发 展到今天这一步，如果他们贸然进行遗体火化，我想，即使他们没有做杀人灭口的事，法官也不会相信。并且，今年七٠一是香港回归15周年，香港整个社会的民 意对这件事反应非常强烈，已经有团体提出，胡锦涛主席来香港出席“七٠一”庆典的时候，他们要想尽办法来表达抗议，那对中央来讲，这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我 想中央不会听任邵阳当局这样胡来。“
法广：关于李旺阳，其实，他出狱以后，有香港媒体采访他，大家都难以想象像他这样坚强的人会选择自杀这条路。您觉得当局会有什么想杀人灭口的动机么？
北风：“我想，他即使是被杀人灭口，也不是由高层至下部署的。但是，要考虑到李旺阳（虽然）每天有10个人看守他，但他还是被朋友从医院接回家， 接受了香港媒体采访，并且，采访在六٠四前两天播放，我想，这会不会导致看守他的人恼羞成怒，然后，有一些泄愤的动作？但是，李旺阳身体非常不好，那这些 会不会导致他去世？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未必就是自上而下有指令性的行为。所以，还是需要通过对遗体的检查，才可以有准确的结论。”
“最近，好几家国际机构已经发出声援，要求关注这件事，包括大赦国际，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当地有关政府有影响力，或者说能够形成压力的行为。”
李旺阳1950年出生，原本是湖南邵陽市玻璃厂的工人，但受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启发，1983年就曾带头成立工人自助会。八九民运中，他出 任邵阳工自联主席，声援学生的民主运动，六四镇压之后，他又举办六四死難者追悼會。他因此而被捕，并最终被判刑13年。2000年，他因身患重病，而且左 眼失明，双耳接近失聪而被提前释放，但2001年，他又因为要求有关当局对其在关押期间受酷刑致残要求赔偿而再度被捕，判刑10年，2012年5月5日， 他刑滿出獄时，病情惡化，双耳已經完全失聰，只能抬回家中，其後轉往大祥醫院接受治療。但6月6日，他竟被发现挂在医院病房的窗前，好像自缢身亡。而就在 几天前他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表示将继续为争取民主而努力。
双目失明而且健康状况极差的八九民运人士李旺阳在邵阳医院住院期间于6月6日被发现自杀事件在连日来在中国和海外民间团体迅速引起强烈关注。李旺 阳生前好友及家人均对多年身陷牢狱、并遭受虐待，却意志坚强的李旺阳会在获得自由之后选择自杀提出质疑。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一系列国际团体纷纷响应中国 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的努力，呼吁中国有关当局对李旺阳可能是“被自杀”事件展开调查。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权团体更是自事发当天就连续发起各种形式的抗 议声援活动。香港资深媒体人北风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法广：自6日起，从香港发起了要求调查李旺阳被自杀事件的全球联署活动。现在有多少人签名？
北风：“到今天下午两点四十分（香港时间），有3650人参加了签名。我们的统计发现，40%的签名者来自香港―香港参加签名的人最多，另有接近40%的比例来自中国大陆；其他人则来自美国、台湾等地。”
法广：香港还有那些声援活动？
北风：“据我所知，香港已经有很多声援活动。出事当天中午，就已经有支联会的人去中联办门口抗议。这两天，其他机构也都参与了抗议活动，包括在中 联办。今天，在中联办门口，有两个机构设立了吊唁用的灵堂，并且有中华民主书院的郑宇硕教授和陶君行在那里绝食70小时，现在正在进行中；另外一个比较大 的活动是星期日下午三点半有一场游行，可能规模会非常之大；另外，支联会会在下周三，也就是李旺阳的“头七”的那一天，也会有一场哀悼活动。“
“星期日的游行活动由民阵发起。其实有很多团体都参与发起这次游行，但是，民阵是其中最大的机构，每年的七٠一大游行都是民阵发起的。”
法广：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活动得到海外民主人士的支持。您认为，这些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当地政府形成有效的压力？
北风：“毫无疑问，从当局开始时抢走遗体、不让家属接触遗体，到现在答应家属可以让家属监督解剖的过程，我想这起码是一个让步。并且，事情已经发 展到今天这一步，如果他们贸然进行遗体火化，我想，即使他们没有做杀人灭口的事，法官也不会相信。并且，今年七٠一是香港回归15周年，香港整个社会的民 意对这件事反应非常强烈，已经有团体提出，胡锦涛主席来香港出席“七٠一”庆典的时候，他们要想尽办法来表达抗议，那对中央来讲，这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我 想中央不会听任邵阳当局这样胡来。“
法广：关于李旺阳，其实，他出狱以后，有香港媒体采访他，大家都难以想象像他这样坚强的人会选择自杀这条路。您觉得当局会有什么想杀人灭口的动机么？
北风：“我想，他即使是被杀人灭口，也不是由高层至下部署的。但是，要考虑到李旺阳（虽然）每天有10个人看守他，但他还是被朋友从医院接回家， 接受了香港媒体采访，并且，采访在六٠四前两天播放，我想，这会不会导致看守他的人恼羞成怒，然后，有一些泄愤的动作？但是，李旺阳身体非常不好，那这些 会不会导致他去世？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未必就是自上而下有指令性的行为。所以，还是需要通过对遗体的检查，才可以有准确的结论。”
“最近，好几家国际机构已经发出声援，要求关注这件事，包括大赦国际，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当地有关政府有影响力，或者说能够形成压力的行为。”
李旺阳1950年出生，原本是湖南邵陽市玻璃厂的工人，但受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启发，1983年就曾带头成立工人自助会。八九民运中，他出 任邵阳工自联主席，声援学生的民主运动，六四镇压之后，他又举办六四死難者追悼會。他因此而被捕，并最终被判刑13年。2000年，他因身患重病，而且左 眼失明，双耳接近失聪而被提前释放，但2001年，他又因为要求有关当局对其在关押期间受酷刑致残要求赔偿而再度被捕，判刑10年，2012年5月5日， 他刑滿出獄时，病情惡化，双耳已經完全失聰，只能抬回家中，其後轉往大祥醫院接受治療。但6月6日，他竟被发现挂在医院病房的窗前，好像自缢身亡。而就在 几天前他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表示将继续为争取民主而努力。
朝韩统一是否指日可待？
俄罗斯情报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俄罗斯之声”透露， 韩国军人中有一种说法：如果政治家们不干预，我们在90小时内就可消灭朝鲜。从双方军事实力来看，朝鲜兵力是韩国的1.6倍，装备量是韩国的2倍，占量的优势；但韩国由于近年来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装备，在质量上占居上风。可见，倘若发动战争，韩国胜算很大。
事实上，朝鲜曾经“威武”过。我在《朝鲜为何越过越穷》中引用过大量数据和资料说明，朝鲜相对韩国，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几乎每种矿物的储藏量都要比韩国多得多。韩国人口总量虽然是朝鲜的二倍，但其国土面积却要比北朝鲜少得多，而且大多是丘陵、山地。从天然资源上看，北朝鲜的人均资源占有率是韩国10几倍以上，有些还会更多，可见朝鲜相对于韩国拥有太多的优势，本应是该经济发展的更快才对，但情况却恰恰相反。
根据《朝鲜与韩国的人均GDP对比表》对比数据，时间横跨44年(单位：美元)均按实际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朝鲜253---韩国82，韩国不足朝鲜的1/3；1970年：朝鲜400---韩国410，韩国追过朝鲜；1980年：朝鲜700---韩国1592，韩国是朝鲜的2倍多；1990年：朝鲜980---韩国6482，韩国是朝鲜的6.5倍；2007年：朝鲜957----韩国19624，韩国是朝鲜的20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可以从朝鲜与它近邻中国的对比中看出来：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仅是可怜巴巴的245元(而且还是人民币)，朝鲜却已达到约600美元，远远高出中国。可到了1990年代，昔日的小“二哥”中国，借助改革开放的大潮，早已名至实归。而内忧外患，外加痛失改革机遇期的朝鲜又在干什么呢——正大力推行所谓的“先军政治”——一切以军队为优先，一切以军人为优先，誓死保卫领袖，保卫人民政权。
而一旦朝韩统一，谁又能背起今时今日朝鲜这个大包袱呢？
毋庸讳言，现在背包袱的是中国，而且，只有中国。中国不仅在每次朝鲜闯祸之后为它说好话擦屁股，还是这个家族政权的主要输血者——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主要以粮食、化肥、石油为主，朝中年贸易额约在２０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朝鲜年度ＧＤＰ的１０％。毫无疑问，中国是朝鲜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就拿石油来说，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中国就取代苏联，成为对朝原油供应的唯一支柱。中国每年要对朝输送石油５０万吨左右，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８０％。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中朝友谊输油公司还在鸭绿江两岸间建成了１１公里的输油专线，供给量由设在辽宁丹东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朝鲜从中国进口石油，不仅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而且通常都是延期一到两年再付款。１９９８年朝鲜５０周年国庆时，中国还向其提供了８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１７５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２００３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４７万余吨价值达７６４６万美元。至于粮食援助，１９９４年７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去世后，中国就一次性向其提供了１０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被朝中社称赞为“兄弟情深”。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２００５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２００５年，中国援朝粮食达５３．１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９２％。今年二月份，中国更提供高达6亿元的援助。如此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对于有13亿人口，也还处于温饱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堪重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背这个包袱么？
从历史上看，这个包袱应该苏联背。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定秘密协议，美英以出让中国外蒙古和东北利益换取了苏联对日宣战，并指出了朝鲜半岛因“高丽人没有自治能力”故决定应该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声称，李承晚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武装侵犯。苏联解体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公开，目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兼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当时大韩民国国防军三分之二的军队尚未进入战备状态，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三天之后汉城（今首尔）就失守了。在撤退时，韩高层惊慌失措，将汉江大桥给炸了，把大批军队送给了朝鲜，更快瓦解了韩军抵御能力。值得指出的是，金日成并未事先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详细的作战计划和具体的开战日期，因此中国大陆与美国一样，直到战争开始才得悉的。这也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朝鲜单方面“不宣而战”。朝鲜的这种单方面“不宣而战”（实际上就是侵略），自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不满。
此时，如果要帮助朝鲜——或者说要背朝鲜这个包袱，最有资格最有理由的当然是苏联。原因是：首先，南北韩的政权是美国与苏联各自扶持的，现在二者发生战争，美国已经出面军事支持南方政权，苏联要保持他老大哥地位的话，自然也应出面扶持摇摇欲坠的北方政权。这里面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次，三八线的划定是苏美两国一手制定的，现在这一停火线形同虚设，为维护这一停火线的作用，也应由苏美搞定，其他国家，尤其是刚从战火中脱身而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中国根本就没资格也没能力出面收拾这烂摊子；最后，如上所述，朝鲜战争的爆发，完全是斯大林纵容批准的，中国根本不知道，所以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然而，众所周知，在斯大林忽悠下，中国组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打了一场力不从心的“抗美援朝”。结果当然十分惨重：由于志愿军装备落后、战术落后，所以整个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方承认的牺牲人数为36万，外界估计在36到70万之间，其中正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军以上干部6人，包括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被俘人员最后仅1/3回到了国内，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随着战争的延续，毛泽东对志愿军的歼敌要求也不断降低，只要能一次全歼美军一个整编连即可。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一次歼灭美军一个整编营都很困难，自己却是稍不小心就会整师被歼灭，战争进行到后期，志愿军整个部队普遍弥漫正悲观失望情绪，不想再打下去了。从国际军事界研究、评论和不少美国韩战老兵回忆录来看，他们除了佩服中国军队勇敢、不怕牺牲以外，并没有任何再值得他们称赞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的侵略、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有正义之师的名衔；新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不是国际地位提高，而是国际地位急剧降低、名誉扫地！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任何国家搞发展，国际社会都能理解；惟独只要中国稍有发展，国际社会就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叫声，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环境。同时，中国还背上了朝鲜这样一个包袱，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它擦屁股，为他输血。可谓冤大头一个。
从现实层面看，该去背朝鲜这个包袱的也轮不到中国，而应该是它难免的韩国。
这理由首先是韩国经济实力不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成功地推行以增长为主的经济政策，70年代之后正式走上发展经济的轨道，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韩国一改贫穷与落后的面貌，呈现出繁荣和富裕的景象，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并于1988年举办了汉城奥运会。如今，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其中造船和汽车制造等行业更是享誉世界。韩国的电子工业发展迅速，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IT技术水平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工业主要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纺织等。浦项钢铁厂是世界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造船订单标准货船吨数759万吨，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电子工业以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迅速。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2011年韩国GDP初值12371282亿韩元，同比增长3.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2.25万美元，高于2010年的2.05万美元。
其次，则是因为韩国跟朝鲜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元1世纪后，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古国。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统一了朝鲜。公元918年，朝鲜国王王建定国号为“高丽”，建都于松岳。1392年，高丽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第三十四代王，自称国王，并改国号为朝鲜。 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1945年在苏美操弄下才分裂为两个国家。尽管早已分成两个国家，但是统一却是南北双方共同的意愿，无论南北双方都心系一个国家。他们系同一个民族，同根同脉，同祖同宗，说一样的语言，写一样的文字，学同样的文化。血浓于水民族感情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超越历史的鸿沟巨堑，将两个曾经反目的兄弟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韩国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朝鲜，使之从独裁专制的泥塘中脱身出来。
再次，朝韩统一之后，还能实现优势互补。朝鲜地大物博，正可以弥补韩国在土地和资源上的匮乏，很快拉动两国之间房地产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韩国土地的价格也不至于过于高昂（首尔房价约5万/平方米），朝鲜土地不至于过于浪费。韩国还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朝鲜，朝鲜人民可以到韩国打工、做生意、学习技术而得以尽快脱贫。双方的GDP有望倍增，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中国都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应该让朝韩两国人民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总有一天人民会发现朝韩统一绝对是利大于弊。
信力建，网易博客
事实上，朝鲜曾经“威武”过。我在《朝鲜为何越过越穷》中引用过大量数据和资料说明，朝鲜相对韩国，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几乎每种矿物的储藏量都要比韩国多得多。韩国人口总量虽然是朝鲜的二倍，但其国土面积却要比北朝鲜少得多，而且大多是丘陵、山地。从天然资源上看，北朝鲜的人均资源占有率是韩国10几倍以上，有些还会更多，可见朝鲜相对于韩国拥有太多的优势，本应是该经济发展的更快才对，但情况却恰恰相反。
根据《朝鲜与韩国的人均GDP对比表》对比数据，时间横跨44年(单位：美元)均按实际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朝鲜253---韩国82，韩国不足朝鲜的1/3；1970年：朝鲜400---韩国410，韩国追过朝鲜；1980年：朝鲜700---韩国1592，韩国是朝鲜的2倍多；1990年：朝鲜980---韩国6482，韩国是朝鲜的6.5倍；2007年：朝鲜957----韩国19624，韩国是朝鲜的20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可以从朝鲜与它近邻中国的对比中看出来：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仅是可怜巴巴的245元(而且还是人民币)，朝鲜却已达到约600美元，远远高出中国。可到了1990年代，昔日的小“二哥”中国，借助改革开放的大潮，早已名至实归。而内忧外患，外加痛失改革机遇期的朝鲜又在干什么呢——正大力推行所谓的“先军政治”——一切以军队为优先，一切以军人为优先，誓死保卫领袖，保卫人民政权。
而一旦朝韩统一，谁又能背起今时今日朝鲜这个大包袱呢？
毋庸讳言，现在背包袱的是中国，而且，只有中国。中国不仅在每次朝鲜闯祸之后为它说好话擦屁股，还是这个家族政权的主要输血者——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主要以粮食、化肥、石油为主，朝中年贸易额约在２０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朝鲜年度ＧＤＰ的１０％。毫无疑问，中国是朝鲜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就拿石油来说，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中国就取代苏联，成为对朝原油供应的唯一支柱。中国每年要对朝输送石油５０万吨左右，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８０％。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中朝友谊输油公司还在鸭绿江两岸间建成了１１公里的输油专线，供给量由设在辽宁丹东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朝鲜从中国进口石油，不仅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而且通常都是延期一到两年再付款。１９９８年朝鲜５０周年国庆时，中国还向其提供了８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１７５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２００３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４７万余吨价值达７６４６万美元。至于粮食援助，１９９４年７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去世后，中国就一次性向其提供了１０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被朝中社称赞为“兄弟情深”。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２００５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２００５年，中国援朝粮食达５３．１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９２％。今年二月份，中国更提供高达6亿元的援助。如此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对于有13亿人口，也还处于温饱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堪重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背这个包袱么？
从历史上看，这个包袱应该苏联背。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定秘密协议，美英以出让中国外蒙古和东北利益换取了苏联对日宣战，并指出了朝鲜半岛因“高丽人没有自治能力”故决定应该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声称，李承晚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武装侵犯。苏联解体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公开，目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兼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当时大韩民国国防军三分之二的军队尚未进入战备状态，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三天之后汉城（今首尔）就失守了。在撤退时，韩高层惊慌失措，将汉江大桥给炸了，把大批军队送给了朝鲜，更快瓦解了韩军抵御能力。值得指出的是，金日成并未事先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详细的作战计划和具体的开战日期，因此中国大陆与美国一样，直到战争开始才得悉的。这也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朝鲜单方面“不宣而战”。朝鲜的这种单方面“不宣而战”（实际上就是侵略），自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不满。
此时，如果要帮助朝鲜——或者说要背朝鲜这个包袱，最有资格最有理由的当然是苏联。原因是：首先，南北韩的政权是美国与苏联各自扶持的，现在二者发生战争，美国已经出面军事支持南方政权，苏联要保持他老大哥地位的话，自然也应出面扶持摇摇欲坠的北方政权。这里面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次，三八线的划定是苏美两国一手制定的，现在这一停火线形同虚设，为维护这一停火线的作用，也应由苏美搞定，其他国家，尤其是刚从战火中脱身而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中国根本就没资格也没能力出面收拾这烂摊子；最后，如上所述，朝鲜战争的爆发，完全是斯大林纵容批准的，中国根本不知道，所以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然而，众所周知，在斯大林忽悠下，中国组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打了一场力不从心的“抗美援朝”。结果当然十分惨重：由于志愿军装备落后、战术落后，所以整个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方承认的牺牲人数为36万，外界估计在36到70万之间，其中正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军以上干部6人，包括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被俘人员最后仅1/3回到了国内，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随着战争的延续，毛泽东对志愿军的歼敌要求也不断降低，只要能一次全歼美军一个整编连即可。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一次歼灭美军一个整编营都很困难，自己却是稍不小心就会整师被歼灭，战争进行到后期，志愿军整个部队普遍弥漫正悲观失望情绪，不想再打下去了。从国际军事界研究、评论和不少美国韩战老兵回忆录来看，他们除了佩服中国军队勇敢、不怕牺牲以外，并没有任何再值得他们称赞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的侵略、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有正义之师的名衔；新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不是国际地位提高，而是国际地位急剧降低、名誉扫地！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任何国家搞发展，国际社会都能理解；惟独只要中国稍有发展，国际社会就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叫声，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环境。同时，中国还背上了朝鲜这样一个包袱，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它擦屁股，为他输血。可谓冤大头一个。
从现实层面看，该去背朝鲜这个包袱的也轮不到中国，而应该是它难免的韩国。
这理由首先是韩国经济实力不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成功地推行以增长为主的经济政策，70年代之后正式走上发展经济的轨道，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韩国一改贫穷与落后的面貌，呈现出繁荣和富裕的景象，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并于1988年举办了汉城奥运会。如今，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其中造船和汽车制造等行业更是享誉世界。韩国的电子工业发展迅速，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IT技术水平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工业主要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纺织等。浦项钢铁厂是世界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造船订单标准货船吨数759万吨，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电子工业以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迅速。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2011年韩国GDP初值12371282亿韩元，同比增长3.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2.25万美元，高于2010年的2.05万美元。
其次，则是因为韩国跟朝鲜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元1世纪后，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古国。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统一了朝鲜。公元918年，朝鲜国王王建定国号为“高丽”，建都于松岳。1392年，高丽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第三十四代王，自称国王，并改国号为朝鲜。 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1945年在苏美操弄下才分裂为两个国家。尽管早已分成两个国家，但是统一却是南北双方共同的意愿，无论南北双方都心系一个国家。他们系同一个民族，同根同脉，同祖同宗，说一样的语言，写一样的文字，学同样的文化。血浓于水民族感情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超越历史的鸿沟巨堑，将两个曾经反目的兄弟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韩国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朝鲜，使之从独裁专制的泥塘中脱身出来。
再次，朝韩统一之后，还能实现优势互补。朝鲜地大物博，正可以弥补韩国在土地和资源上的匮乏，很快拉动两国之间房地产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韩国土地的价格也不至于过于高昂（首尔房价约5万/平方米），朝鲜土地不至于过于浪费。韩国还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朝鲜，朝鲜人民可以到韩国打工、做生意、学习技术而得以尽快脱贫。双方的GDP有望倍增，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中国都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应该让朝韩两国人民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总有一天人民会发现朝韩统一绝对是利大于弊。
信力建，网易博客
中外諜戰疑雲 北京輸掉輿論
澳洲防長史密斯訪華，有傳訪問團一行由於擔心中國間諜竊密，故將所有電腦和手機留在澳洲駐港領事館。事件曝光後，西方輿論迅速掀起一股中國間諜威脅論，使北京有口難言。中國不僅在中外諜戰中屢屢失威，更在輿論戰中處於下風。
姑勿論傳聞真偽難辨，這種做法實屬正常。國與國之間的諜戰本來就頻密而緊張，各國間諜的交手就像外交官碰酒杯、跳交際舞那麼自然。若說中國間諜搞澳洲官員，難道澳洲官員就不搞中國外交官？事實上，上世紀末，中國駐澳大使館的地底曾被美澳情報機構挖空，建了一條竊聽隧道，可見今次西方媒體其實是賊喊捉賊。
西方國家對華諜戰的強度已遠超外界的想像。中國國防大學少將金一南披露過一系列間諜案，包括曾擔任中國駐南韓大使的李濱，被南韓國情院吸收；中國駐日武官王慶前被日本情治機關策反。西方情治部門對華的間諜滲透已到了為所欲為、暢通無阻的地步，中南海早就變成了四面透風的大漏斗。
按理，中國也是西方諜戰的受害者，應該振振有詞地反擊間諜威脅論。然而，由於北京對諜戰歷來諱莫如深，反而理不直氣不壯，在輿論上頻被打壓。在西方輿論的語境中，似乎中國間諜無處不在，無惡不作，反而西方間諜成為保護和平的大英雄。
一味否認 缺乏自信
以中國國安部副部長秘書被美國中情局策反一案為例，當各地媒體都在報道這宗諜戰，並對涉案人員指名道姓時，北京卻不吐一字說明真相，更沒有拿起輿論武器反擊美國情治機關，不僅輸掉諜戰，更輸掉輿論戰，任人胡編濫造。
想當年，周恩來親手部署潛伏在美國中情局的紅色間諜金無怠，被俞強聲出賣，在美國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的背景下，中國外交部還奉命否認金的間諜身份，使他悲憤而死。中國表面上擺脫了非議，卻讓紅色間諜不寒而慄。中方如果當年主動承認，並將金無怠交換回國，反而會贏得有情有義的名聲。
相比之下，俄羅斯就表現得相當成熟。年前俄羅斯十幾名派駐美國的間諜，因內部人員叛變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查獲。俄羅斯不僅沒有否認切割，還積極營救，甚至以國家英雄的名義歡迎他們回國，並大力追捕叛徒。俄羅斯一恩一威，反而提高了國際聲望。
只要涉及國家利益，就必然有諜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說是國際潛規則，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中國這種沉默是金、一味否認的做法，完全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太陽報
姑勿論傳聞真偽難辨，這種做法實屬正常。國與國之間的諜戰本來就頻密而緊張，各國間諜的交手就像外交官碰酒杯、跳交際舞那麼自然。若說中國間諜搞澳洲官員，難道澳洲官員就不搞中國外交官？事實上，上世紀末，中國駐澳大使館的地底曾被美澳情報機構挖空，建了一條竊聽隧道，可見今次西方媒體其實是賊喊捉賊。
西方國家對華諜戰的強度已遠超外界的想像。中國國防大學少將金一南披露過一系列間諜案，包括曾擔任中國駐南韓大使的李濱，被南韓國情院吸收；中國駐日武官王慶前被日本情治機關策反。西方情治部門對華的間諜滲透已到了為所欲為、暢通無阻的地步，中南海早就變成了四面透風的大漏斗。
按理，中國也是西方諜戰的受害者，應該振振有詞地反擊間諜威脅論。然而，由於北京對諜戰歷來諱莫如深，反而理不直氣不壯，在輿論上頻被打壓。在西方輿論的語境中，似乎中國間諜無處不在，無惡不作，反而西方間諜成為保護和平的大英雄。
一味否認 缺乏自信
以中國國安部副部長秘書被美國中情局策反一案為例，當各地媒體都在報道這宗諜戰，並對涉案人員指名道姓時，北京卻不吐一字說明真相，更沒有拿起輿論武器反擊美國情治機關，不僅輸掉諜戰，更輸掉輿論戰，任人胡編濫造。
想當年，周恩來親手部署潛伏在美國中情局的紅色間諜金無怠，被俞強聲出賣，在美國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的背景下，中國外交部還奉命否認金的間諜身份，使他悲憤而死。中國表面上擺脫了非議，卻讓紅色間諜不寒而慄。中方如果當年主動承認，並將金無怠交換回國，反而會贏得有情有義的名聲。
相比之下，俄羅斯就表現得相當成熟。年前俄羅斯十幾名派駐美國的間諜，因內部人員叛變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查獲。俄羅斯不僅沒有否認切割，還積極營救，甚至以國家英雄的名義歡迎他們回國，並大力追捕叛徒。俄羅斯一恩一威，反而提高了國際聲望。
只要涉及國家利益，就必然有諜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說是國際潛規則，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中國這種沉默是金、一味否認的做法，完全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太陽報
以習李為班底的九常委接班模式難打破
《內幕》主筆：夏寒冬 程恭羲
因為，改變九常委的格局還是需要強力人物的最終定奪，但一方面有元老群體在側，一方面有各派掣肘，這樣的強力人物很難出現。
再加上現有的九常委中，每個職位都有特定的工作，分工較為全面，除了總書記、委員長、總理、政協主席外，排名第五位的常委負責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排名第六和第七的國家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擔任“備
胎”角色，以便在國家主席或總理發生變故（病逝或下台）時以防不測，排名第八的職位是中央紀委書記，掌管紀律檢查工作，排名第九的負責政法委及與國家安全
相關的工作。若減少為七人，則有職務需合併，擴至11人，則有職務要讓出，這意味著在內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引發新的權力爭奪問題。
所以“九常委制”在十八大時多半仍將堅持。因為專制體制下，要打破這種權力結構，除非出現非同尋常的強勢人物。很難想象會有誰，憑藉何種力量，以何種方式，打破這一慣制。所以，上述分析也是基於“九常委制”這個基本不可能改變的現實前提。
習近平、李克強檔案照
僅管國內外對李克強前途的傳言很多，比如說，2010年6月的《開放》雜誌就披露，李克強能力受到質疑，有可能在十八大總理之位的爭奪中輸給王岐山而轉任人大委員長。維基解密也透露，新加坡李光耀也“認為王岐山比李克強更適合接替溫家寶出任總理”。
還有，2009年9月，習近平未能如外界預期接任軍委副主席，引發了外界的許多猜想。有外媒稱他曾向中央寫信，表明自己認為現在接任軍委副主席尚不成熟，因而希望暫緩接班，假使是他寫信被胡錦濤認可，也說明胡錦濤這“順水推舟”的舉動反映出他內心不希望習近平坐大位的想法。
2009
年10月，習近平訪問德國期間，高調地向默克爾表示江澤民對她的誠摯問候（同一篇新聞裡沒有任何與胡、溫有關的信息），並且向默克爾贈送江澤民的兩本著
作，亮出自己的背景。這與他此前和江、胡都可以保持距離的行為大異其趣。為什麼習近平從一個中立地帶走向了倒向一邊？其中的道理和原因何在？有評論稱，這
正是因為胡錦濤和他的政治派別越來越傾向於重新把李克強推出作為總書記的繼任者，沒有要繼續扶持習的意願，因而習被迫轉而向另一派系尋求支持。
不過，不管外界如何解讀這些“小動作”，都很難撼動習李“雙接班”體制，因為這一體制，是江澤民、胡錦濤長期角力的結果，作為一種權力定案，被改變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是極小。所以，十八大的常委，將以這兩個人為班底：習任總書記，李任總理。
決定中共常委候選人競爭條件的，除了背後的派系和自身的能力外，身體好壞也越來越重要，甚至有可能會在十八大上昇為一個硬指標。有黃菊的前車之鑒，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身體好才是真正的硬本錢。如果十八大前傳出某位候選人身體不好，那將是那個人最危險的信號。(《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1.9)
经济学人：“二代农民工”的麻烦
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发移民改变了中国的城市，改变了全球经济。这些新移民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任务，因为来自农村移民的下一代的
期望提升，以及"二代农民工"子女的期望更是有增无减。他们在城市长大，但是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和教育都没有多大改善。
这很重要，因为"二代农民工"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从2000到2010，上海的移民数量几乎是开始的三倍，城市里的移民从900万增加到2300万。20岁到34岁的750万上海人中几乎有60%是移民。
许多农民工后代最终和他们的父辈从事相同的工作，住在相同的宿舍。国家统计局做的调查发现，44%的年轻移民在工厂工作，另有10%在工地工作。该调查和 另一个近期的调查都表明，年轻移民对他们能分到的一杯羹很不满意，尽管近年来工厂开出的工资有了很大提升。那些和父母在城市长大移民期待过上舒适的生活， 这更难以满足。他们的抱负受挫，许多做了他们的父辈不曾做的事：跳槽、找下一个工作、再跳槽。
"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是位于北京的瑞典"拯救儿童"的合作伙伴，在2011年，他们对五个省的年轻纺织工人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人在刚开始工作 的头两、三年里至少换过两次工作。几乎一半的人为单调的工作而焦虑，为事业的前景而感到绝望。只有8.6%的人说对工作表示"心满意足"。一名工人告诉调 查者说："我们成了机器人，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跟机器打交道的机器人。"
被绑在土地上
寻找更好的工作的障碍之一是他们的父母。在中国的户口体系中，有农村户口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村人，即使他们的父母已经移民到城市，也不论他们在哪里出生。在2010年，上海有390,000六岁以下的孩子被官方划分为"移民"。
他们注定要过着与那些父母是上海本地人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移民儿童有资格上当地的小学和中学，但是不能上上海的高中。他们比父辈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社会 福利，一些移民孩子追求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还是更有可能把他们带到一条流水线前面，而不是一间大学教室里。
多年来改革家都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孩子想过上比他们父辈更好地生活。许多从来没有在田间地头劳作过，但是户籍制度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
这不太可能很快改变。第一，中国的工厂仍然需要大量的移民，现有制度能够确保许多人到工厂区工作。第二，中国的城市欢迎移民的到来，而没有连贯的计划要教 育他们。2010年，上海有170,000名学生升入高中，但是还有570,000年龄在15岁到19岁的移民孩子无法进入这些学校。“上海政府首先需要 给当地人提供教育资源，”上海慈善教育和培训中心以教授年轻移民如何融入本地生活为己任，该中心的副主任徐本亮（音）说试着告诉移民们：“不要抱怨你不能 改变的事情。”
最聪明的年轻移民在接受教育方面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职业学校，在那儿上学只是一笔交易。在一所上海郊区的技术与商业技术学校，一半的学生是移民，另一半是 当地上海人（5年前，七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移民）。因为选择读职校的本地人是无法进入正规上海高中的“落选者”，因此移民学生在这儿常常显得熠熠生辉。
张小涵（音）今年16岁，五年前为了能和移民父母一起生活，她从中国中部的河南省搬到了上海。她的父亲是家具推销员，母亲在商店工作。她学习计算机。张小涵希望获得上海高中的文凭，那就更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她也承认，“我需要接受现实，我要适应。”
原文：Problems for migrants
发自：上海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这很重要，因为"二代农民工"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从2000到2010，上海的移民数量几乎是开始的三倍，城市里的移民从900万增加到2300万。20岁到34岁的750万上海人中几乎有60%是移民。
许多农民工后代最终和他们的父辈从事相同的工作，住在相同的宿舍。国家统计局做的调查发现，44%的年轻移民在工厂工作，另有10%在工地工作。该调查和 另一个近期的调查都表明，年轻移民对他们能分到的一杯羹很不满意，尽管近年来工厂开出的工资有了很大提升。那些和父母在城市长大移民期待过上舒适的生活， 这更难以满足。他们的抱负受挫，许多做了他们的父辈不曾做的事：跳槽、找下一个工作、再跳槽。
"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是位于北京的瑞典"拯救儿童"的合作伙伴，在2011年，他们对五个省的年轻纺织工人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人在刚开始工作 的头两、三年里至少换过两次工作。几乎一半的人为单调的工作而焦虑，为事业的前景而感到绝望。只有8.6%的人说对工作表示"心满意足"。一名工人告诉调 查者说："我们成了机器人，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跟机器打交道的机器人。"
被绑在土地上
寻找更好的工作的障碍之一是他们的父母。在中国的户口体系中，有农村户口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村人，即使他们的父母已经移民到城市，也不论他们在哪里出生。在2010年，上海有390,000六岁以下的孩子被官方划分为"移民"。
他们注定要过着与那些父母是上海本地人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移民儿童有资格上当地的小学和中学，但是不能上上海的高中。他们比父辈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社会 福利，一些移民孩子追求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还是更有可能把他们带到一条流水线前面，而不是一间大学教室里。
多年来改革家都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孩子想过上比他们父辈更好地生活。许多从来没有在田间地头劳作过，但是户籍制度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
这不太可能很快改变。第一，中国的工厂仍然需要大量的移民，现有制度能够确保许多人到工厂区工作。第二，中国的城市欢迎移民的到来，而没有连贯的计划要教 育他们。2010年，上海有170,000名学生升入高中，但是还有570,000年龄在15岁到19岁的移民孩子无法进入这些学校。“上海政府首先需要 给当地人提供教育资源，”上海慈善教育和培训中心以教授年轻移民如何融入本地生活为己任，该中心的副主任徐本亮（音）说试着告诉移民们：“不要抱怨你不能 改变的事情。”
最聪明的年轻移民在接受教育方面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职业学校，在那儿上学只是一笔交易。在一所上海郊区的技术与商业技术学校，一半的学生是移民，另一半是 当地上海人（5年前，七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移民）。因为选择读职校的本地人是无法进入正规上海高中的“落选者”，因此移民学生在这儿常常显得熠熠生辉。
张小涵（音）今年16岁，五年前为了能和移民父母一起生活，她从中国中部的河南省搬到了上海。她的父亲是家具推销员，母亲在商店工作。她学习计算机。张小涵希望获得上海高中的文凭，那就更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她也承认，“我需要接受现实，我要适应。”
原文：Problems for migrants
发自：上海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依法審薄？ 孔傑榮：祕查優先
當「薄熙來事件」爆發時，中共領導人立刻向全國保證會嚴格按照法律處理。但幾個月過去了，薄熙來仍未被移交進入法律系統。他仍在受中共中紀委拘禁，完全與世隔絕，不能得到法律保護。
紐 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孔傑榮(Jerome A. Cohen)撰文指出，在薄案中，中共領導人並不承認他們的承諾和行為之間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儘管這一矛盾已舉世皆知。大多數涉及黨員腐敗問題的其他案 件，均由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悄無聲息的方式立案調查，紀委的祕密程序總是優先於法律程序。
因此，薄熙來只有在中共中央選擇結束調查並決定他的命運後，才會知道，他是會像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一樣，在法律體制下接受正式的懲罰，還是會像已故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一樣，遭到違法的政治幽禁，永遠與社會隔離。
他 並以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律師高智晟和鄭恩寵、藝術家艾未未等為例說，非黨員也常淪為其他非法措施的受害者，這些非法措施通常也不易察覺。例如，中國 政府日益全面和昂貴的「維穩」制度，使得越來越多被懷疑是潛在「搗亂分子」的人遭受各種預防措施的限制，這一制度最近才引起較多關注。
他指出，中國社會目前矛盾重重，大量通常具有暴力性的「群體事件」都是基於明顯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因此真正旨在將中共和政府置於法律之下的政策，最終可能會受到民眾歡迎，而且還能幫助修復目前中共領導人日益衰敗的名聲。
這 就是目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圍繞誰能繼周永康之後接任全國政法委書記一職所展開的權力暗戰的重要原因。該職位繼任者將面對一個重要問題，即違法壓迫是 否會繼續成為領導班子的口號，或新一代領導人是否會建立一個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和21世紀的宏偉藍圖相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
世界新聞網要聞組綜合7日電
紐 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孔傑榮(Jerome A. Cohen)撰文指出，在薄案中，中共領導人並不承認他們的承諾和行為之間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儘管這一矛盾已舉世皆知。大多數涉及黨員腐敗問題的其他案 件，均由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悄無聲息的方式立案調查，紀委的祕密程序總是優先於法律程序。
因此，薄熙來只有在中共中央選擇結束調查並決定他的命運後，才會知道，他是會像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一樣，在法律體制下接受正式的懲罰，還是會像已故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一樣，遭到違法的政治幽禁，永遠與社會隔離。
他 並以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律師高智晟和鄭恩寵、藝術家艾未未等為例說，非黨員也常淪為其他非法措施的受害者，這些非法措施通常也不易察覺。例如，中國 政府日益全面和昂貴的「維穩」制度，使得越來越多被懷疑是潛在「搗亂分子」的人遭受各種預防措施的限制，這一制度最近才引起較多關注。
他指出，中國社會目前矛盾重重，大量通常具有暴力性的「群體事件」都是基於明顯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因此真正旨在將中共和政府置於法律之下的政策，最終可能會受到民眾歡迎，而且還能幫助修復目前中共領導人日益衰敗的名聲。
這 就是目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圍繞誰能繼周永康之後接任全國政法委書記一職所展開的權力暗戰的重要原因。該職位繼任者將面對一個重要問題，即違法壓迫是 否會繼續成為領導班子的口號，或新一代領導人是否會建立一個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和21世紀的宏偉藍圖相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
世界新聞網要聞組綜合7日電
要再動張德江很困難
《外參》記者柯宇倩
薄熙來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入常夢破滅，但對其他常委競爭者而言，入常的機會理應增加。英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長曾銳生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提醒，薄熙來事件後，除了幾名大致確定的人選外，更無法去猜測誰會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距離中共十八 大召開只剩幾個月的時間，但在政治上，幾個月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曾銳生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當代中國研究教授，曾任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政治學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台灣研究項目主任、查良鏞榮譽學人。曾銳生畢業於香港大學，於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亞的政治與外交。
要再動張德江很困難
薄熙來被拉下台，傳是總書記胡錦濤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拿下薄。其實早在前重慶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被調查時，就已有薄熙來批評胡 錦濤的傳聞。根據博訊的報導，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庇護未果、遭中央祕密調查時，向當局供出薄熙來罵胡錦濤是“漢獻帝”、國家前主席江澤民是 “現代慈禧太后”、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是“劉阿斗”的錄音。
有分析指這次薄熙來的出局，是習近平與胡錦濤聯手的結果。也有評論解讀，讓薄熙來下台，是胡錦濤為了穩住局面，並且對下一屆領導人“扶上馬、送一程”。
2012年4月號的《外參》披露，兩會剛開始的時候，政治局常委們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還沒有共識，甚至保薄的一方佔了上風，使得薄熙來囂張起來；3月9 日的重慶代表團開放日上，薄熙來一番“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的言論激怒了胡錦濤，因此胡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立刻拿下薄熙來，才有了溫家 寶在記者會上的砲轟和薄熙來被免兼職務的消息。
不過，曾銳生認為，要讓薄熙來這種具影響力的高官下台，對中共來說是個非常痛苦的決定，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特點就是協商式列寧主義，由於黨內存在派系 和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在決定像薄熙來這種人的命運之前時，任何的協商與平衡都是必做的，光憑胡錦濤和溫家寶都不能把薄熙來拉下馬；這不是胡錦濤或溫家寶說 了算的事。
張德江的接任，也是為了保持這樣的平衡，反映出各方妥協的結果。曾銳生對《明鏡》表示，張德江接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的位置，代表胡溫無法對這件事拍版 定案，否則他們大可安排自己團派的人去接薄熙來的位置。“這件事還在談判，談到一個共識後才能決定，所以才會找張德江這樣的人到重慶。”
分析指稱，在以低調為主的中國官場中，薄熙來的高調作風為自己招來知名度，但也引來一些中央高層的不滿與擔憂。曾銳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被免去職 務，是因為他想坐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而有部分中央高層不完全同意這件事，正好發生了王立軍事件，應該可以藉此事制止薄熙來的野心，至於薄熙來透過妻 子谷開來開設的律師事務所貪污的傳聞，曾銳生不認為這是導致薄熙來下台的原因。“如果貪污是原因，那中國官員有幾個不下台？”
從王立軍到美領館尋求政治庇護開始，外界都知道薄熙來的麻煩來了。當薄熙來缺席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會場上也未預留他的座位和名牌時，對薄熙來政治前 途的猜測更是沸沸揚揚。3月9日，薄熙來在重慶團開放日上現身，大力為自己辯護，而溫家寶也毫不客氣地在任內最後一次的兩會結束記者會中，強調“沒有政治 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 還有可能再次發生”，並嚴正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對王立軍事件反思。
曾銳生認為，溫家寶的文革談話等於是拉薄熙來下台的訊號；薄熙來是1997年鄧小平過世後，唯一真正有領袖魅力的中國高層領導，只有像他這樣具影響力 的人才有機會發動類似文革的運動，亦即透過調動、利用廣大群眾來為自己爭得政治權力。溫家寶正是向其他黨員提出警告，如果允許薄熙來繼續留在位子上，他可 能帶來破壞。
早前，曾傳出胡錦濤人馬、2010年4月接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強將到重慶取代薄熙來的消息。傳聞指出，2011年底到2012年初，周強身邊的人已經 知道周強將調任重慶。《外參》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只是個過渡性的安排，之所以派張德江到重慶，是因為他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個人 選，張德江是江澤民所提拔，也是溫家寶底下的大將，和胡錦濤關係不錯，與習近平的淵源更是不短。
知情者對《外參》表示，張德江出掌重慶可能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胡錦濤等於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間，未來一旦局勢穩定後，仍然可以指派他所信任的人馬來掌管 這個西南重鎮。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楊開煌也認為張德江只是個臨時的市委書記，他對《大事件》表示，張德江本來就會進常委， 如今讓他以高兼低，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完全適合的人選。
不過曾銳生對《外參》分析，不論剛開始只是想張德江做個過渡性的市委書記，或想讓他長久做下去，要再動他都不容易，因為既然中央高層做出了一個妥協， 推他出來，要再改變這樣的妥協有其難度在。“上層要做的妥協很多，現在要顧的主要是十八大的事，重慶只要穩定，對他們來說就不是個問題。”(《外參》)
薄熙來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入常夢破滅，但對其他常委競爭者而言，入常的機會理應增加。英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長曾銳生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提醒，薄熙來事件後，除了幾名大致確定的人選外，更無法去猜測誰會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距離中共十八 大召開只剩幾個月的時間，但在政治上，幾個月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曾銳生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當代中國研究教授，曾任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政治學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台灣研究項目主任、查良鏞榮譽學人。曾銳生畢業於香港大學，於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亞的政治與外交。
要再動張德江很困難
薄熙來被拉下台，傳是總書記胡錦濤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拿下薄。其實早在前重慶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被調查時，就已有薄熙來批評胡 錦濤的傳聞。根據博訊的報導，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庇護未果、遭中央祕密調查時，向當局供出薄熙來罵胡錦濤是“漢獻帝”、國家前主席江澤民是 “現代慈禧太后”、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是“劉阿斗”的錄音。
有分析指這次薄熙來的出局，是習近平與胡錦濤聯手的結果。也有評論解讀，讓薄熙來下台，是胡錦濤為了穩住局面，並且對下一屆領導人“扶上馬、送一程”。
2012年4月號的《外參》披露，兩會剛開始的時候，政治局常委們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還沒有共識，甚至保薄的一方佔了上風，使得薄熙來囂張起來；3月9 日的重慶代表團開放日上，薄熙來一番“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的言論激怒了胡錦濤，因此胡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立刻拿下薄熙來，才有了溫家 寶在記者會上的砲轟和薄熙來被免兼職務的消息。
不過，曾銳生認為，要讓薄熙來這種具影響力的高官下台，對中共來說是個非常痛苦的決定，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特點就是協商式列寧主義，由於黨內存在派系 和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在決定像薄熙來這種人的命運之前時，任何的協商與平衡都是必做的，光憑胡錦濤和溫家寶都不能把薄熙來拉下馬；這不是胡錦濤或溫家寶說 了算的事。
張德江的接任，也是為了保持這樣的平衡，反映出各方妥協的結果。曾銳生對《明鏡》表示，張德江接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的位置，代表胡溫無法對這件事拍版 定案，否則他們大可安排自己團派的人去接薄熙來的位置。“這件事還在談判，談到一個共識後才能決定，所以才會找張德江這樣的人到重慶。”
分析指稱，在以低調為主的中國官場中，薄熙來的高調作風為自己招來知名度，但也引來一些中央高層的不滿與擔憂。曾銳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被免去職 務，是因為他想坐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而有部分中央高層不完全同意這件事，正好發生了王立軍事件，應該可以藉此事制止薄熙來的野心，至於薄熙來透過妻 子谷開來開設的律師事務所貪污的傳聞，曾銳生不認為這是導致薄熙來下台的原因。“如果貪污是原因，那中國官員有幾個不下台？”
從王立軍到美領館尋求政治庇護開始，外界都知道薄熙來的麻煩來了。當薄熙來缺席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會場上也未預留他的座位和名牌時，對薄熙來政治前 途的猜測更是沸沸揚揚。3月9日，薄熙來在重慶團開放日上現身，大力為自己辯護，而溫家寶也毫不客氣地在任內最後一次的兩會結束記者會中，強調“沒有政治 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 還有可能再次發生”，並嚴正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對王立軍事件反思。
曾銳生認為，溫家寶的文革談話等於是拉薄熙來下台的訊號；薄熙來是1997年鄧小平過世後，唯一真正有領袖魅力的中國高層領導，只有像他這樣具影響力 的人才有機會發動類似文革的運動，亦即透過調動、利用廣大群眾來為自己爭得政治權力。溫家寶正是向其他黨員提出警告，如果允許薄熙來繼續留在位子上，他可 能帶來破壞。
早前，曾傳出胡錦濤人馬、2010年4月接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強將到重慶取代薄熙來的消息。傳聞指出，2011年底到2012年初，周強身邊的人已經 知道周強將調任重慶。《外參》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只是個過渡性的安排，之所以派張德江到重慶，是因為他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個人 選，張德江是江澤民所提拔，也是溫家寶底下的大將，和胡錦濤關係不錯，與習近平的淵源更是不短。
知情者對《外參》表示，張德江出掌重慶可能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胡錦濤等於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間，未來一旦局勢穩定後，仍然可以指派他所信任的人馬來掌管 這個西南重鎮。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楊開煌也認為張德江只是個臨時的市委書記，他對《大事件》表示，張德江本來就會進常委， 如今讓他以高兼低，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完全適合的人選。
不過曾銳生對《外參》分析，不論剛開始只是想張德江做個過渡性的市委書記，或想讓他長久做下去，要再動他都不容易，因為既然中央高層做出了一個妥協， 推他出來，要再改變這樣的妥協有其難度在。“上層要做的妥協很多，現在要顧的主要是十八大的事，重慶只要穩定，對他們來說就不是個問題。”(《外參》)
谢国忠:中国楼市泡沫已爆 降息无法提振
据悉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连线时表示，央行降息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主要是为了提振信心，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影响。
而在问到，央行降息是否因为对近段时间的贷款增速下滑的担忧时，谢国忠表示，企业都在买银行理财产品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了。即使降息也不会对贷款增长有太大的影响。
在谈到降息对楼市的影响时，谢国忠依然看淡政策的效果，他表示，中国楼市泡沫已经爆了，降息对提振楼市也不会有影响，市场不会因为下调0.25个百分点的利率而去购房。
谢国忠还表示，现在中国的潜在通胀还是很高的，近段时间油价下调可能缓解了一下，降息会促使通胀重新抬头。
在最后，谢国忠还发表了他对央行降息对股市影响的看法，“股市顶多涨一天，不会有太大影响。”
而在问到，央行降息是否因为对近段时间的贷款增速下滑的担忧时，谢国忠表示，企业都在买银行理财产品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了。即使降息也不会对贷款增长有太大的影响。
在谈到降息对楼市的影响时，谢国忠依然看淡政策的效果，他表示，中国楼市泡沫已经爆了，降息对提振楼市也不会有影响，市场不会因为下调0.25个百分点的利率而去购房。
谢国忠还表示，现在中国的潜在通胀还是很高的，近段时间油价下调可能缓解了一下，降息会促使通胀重新抬头。
在最后，谢国忠还发表了他对央行降息对股市影响的看法，“股市顶多涨一天，不会有太大影响。”
郭永丰：习近平维系党专只能做垂死挣扎！
一、最强有力的监政没过于两党或多党的竞争执政
一微博引用马英九的原话：没有多党监督体制，中国大陆不可能遏制贪腐！我建议大陆来台湾观光的朋友们，除了看日月潭、阿里山，也欢迎你们来看 看台湾的媒体是怎么修理我的，我这个总统几乎每天都在媒体的修理中工作和生活，所以你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情景。国民党现在的朝气蓬勃，应该感谢民进党的百 般挑剔！
笔者以为，无论何种形式的专制，凡专制都是万恶之源泉，罪恶之渊薮，孳生一切邪恶的温床和土壤，必须彻底结束。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党权贵元老 仿照封建皇权体制建立的人治独裁专制体制，虽然口口声声喊依法治国，却由于体制本身的原因，只能空喊口号而已，绝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依法治国。所以，权大于 法势力相搏，便是其官场永远不变的基本法则和传统定律。
所以，针对中共官场的腐败，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只会越演越烈，绝不会有所收敛或者还有所止步的。眼下局面已经充分证明，由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 的惨不忍睹的现实紧迫性，在大陆人民心目中，已普遍认为，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扩散到全身各处的癌细胞，绝不可救药，只能等待其彻底死亡。那么，这历届的 最高党领导，竟然还在睁眼说瞎话，更不可能想到从制度这个根本上来彻底结束如此不堪的腐败局面，而是还依然天真地幻想着在维系这种邪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希望依靠传统的说教与自律来遏制腐败，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
迄今为止，根据人类所创新社会管理制度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也非常精辟地总结出，对于根除官场腐败，寻求社会最大化的公平与正义，唯有多党竞 争执政所产生的对执政者的监督才能来得最给力，才不会被任何执政者视同儿戏，而轻易有所玩忽职守。关于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祖国的宝岛台湾。如果国民 党下台，民进党长期搞一党专制，即便作为民选的总统陈水扁怎样豪贪，也绝无任何力量可以把正在执政的该党的领袖（即便陈水扁也不在位了）怎么样的。因此， 针对陈水扁的蹲监，有大陆网民如此讽刺到，可惜陈水扁没有生活在大陆，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否则，陈水扁能坐监狱吗？而陈水扁所贪与大陆贪官比 较，连个村镇级都算不上，与地省级比较，也是小巫见大巫啊。
民主监督体制和机制的最大优越之处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根本保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切实保障措施，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应尽义务以及该 享有权利的坚强保障。没有高效强力的民主监督体制和机制，任何人的人权都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就正如笔者的《公民监政歌》所唱：即便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 以成为穷光蛋，即便是高官显贵，一夜之间可以沦为阶下囚。权大于法势力相搏，一生只能煎熬在相互倾轧中。这就是为什么？失去政治靠山的中国富人，唯有逃到 国外才得安生。
二、习近平在党校的讲话也许是其登大位的由衷之言，但也不可能落实
据多维新闻网报道，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5月28日全文刊载习近平讲话，面对在座的上千名参加培训的厅级以上高级官员，习近平要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据分析人士指出，实事求是作为中共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首先在中共党内提出的，并经过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但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共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重新确立了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中共重要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 的本质，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导各项工作落实开展。
从历史发展逻辑来看，中共每一次强调实事求是都有其现实的考量。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重提实事求是呢？分析人士指出，在地方各级党委换届即将结 束，新的领导班子进入角色之际，作为中共未来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显然有意在中共十八召开之前重拾中共的思想路线，表明自己仍将 按照中共既有的思想路线执政。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被认为与习近平的个人风格也相当契合。普遍认为习近平是一个自信、务实的领导人。2007年12月，习近平 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以来，每次开学典礼都会到场，并发表重要的“校长讲话”，而且一次围绕一个主题，“谈认识”、“讲问题”、“提要求”，成为外界观察其执 政思路的窗口。2010年在党校秋季开学典礼讲话时，习近平提出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三观论”，其“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被视为对胡锦涛“新三民 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突破，曾激起社会热议。
笔者以为，作为以谎言治国的中共，即便习近平掌握最高权柄之后，只要体制不变，就绝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实事求是，更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 赋”。也许这只是为习近平顺利得大位的舆论造势而已，让反专制者中最爱幻想的群落多一份虚妄的遐想和期盼而已，没有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以下报道便把习近平 的本质暴露无遗。
该报道说，在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他多次举例说明，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他以解决城镇化问题举例说：“比如，我们在考 虑和解决城镇化问题的时候，对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应该研究和借鉴，但必须看到我国有
13亿多人口，而且半数人口在农村，因而就不能拿外国的城镇化经验来简单对比和套用。”习近平还指出，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 制度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同。因此，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既要借鉴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鉴别和摒弃那些不符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东西。”他强调，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不能忘记、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特点。
笔者在此要问，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西方的什么才是最有益的？习近平本人一定会说不清。作为一个适合于人居的社会大环境，最有益的没过于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那些服务于公共平台上的人，完全彻底地行依法治国之实，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总是拿依法治国忽悠欺骗人民，实际则大搞特稿 封建特权与等级制度。关于这一方面，西方国家完全都做到位了，在人治的中国实际差距究竟有多远，未来的习总书记也敢于全面借鉴西方吗？
根据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习近平如此的讲话，“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启示我们，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就可以完全看出，习近平先生可能比胡锦 涛更愚顽职守。还依然拿着一个根本就不成熟，实际也不可能成熟的理论，以及绝对就不可能实现的所谓共产主义，继续忽悠欺骗中国人民。难道中国人在中共历届 领导人如此的忽悠和欺骗下，经历三反五反，大炼钢铁，虚报浮夸，文革浩劫，直到今日官权的穷奢极侈，贪渎无度，制造冤假错案无数，人祸死伤不下亿万人，中 国人民还没有用此铁的事实彻底擦亮眼睛吗？习近平的这等说辞究竟还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和价值呢？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该报道还说，习近平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忧虑当前一些党员和干部存在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说假话、大话、空话的问题，认为如果不 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而忧虑的最终结果却还依然是要求各级官员“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这难道不等于放屁 吗？
报道还说，习近平说，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常年坐在办公室， 很少下基层，很少接触群众，对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气”不够；有的一切从本本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思想和工作落后于客观形 势的要求；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至蛮干、瞎干；有的为了迎合或满足某种需要，说假话、大话、空话，甚至弄虚造假；有的怕担风险，明 哲保身，明知是错的，却听之任之，不批评制止；有的不喜欢听真话、实话，不愿意修正错误、择善而从。习近平强调，凡此种种，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虽然 不是主流，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
如此未来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江泽民如此，胡锦涛也如此，习近平更是如此，只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正如毛泽东所选的 接班人，实际真正有能力的人，刘少奇却不行，林彪也不行，王洪文当然更不行了，最终实实在在地落到了最不行的华国锋头上承载大任了，却由于强人邓小平的健 在，结果就轻易给扒拉下台了。今日其继承人，虽然是被邓小平校正过的路线，名副其实确确实实都顺利承载了大任，但离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的最终目的和根 本目标愈行渐远，也许才是最不行的。那就只有等这个党王朝彻底崩溃和完蛋了。
三、官匪横行，民不聊生—党专还要坚挺多久？
一微博说，打开网上新闻，惊出一身冷汗：高官落马、官员强奸少女、人大代表嫖宿幼女，没一个好官；车祸顶包、虐杀少女、恶意驾车撞人，没有一 个好人；红十字自证公信，商务部否认传言，没公信力!一副乱糟糟景象，惨遭一忍睹。打开CCTV，心情特好，领导群众一家亲，经济社会一片红……信心百 倍！落差非常强烈!
当下中国，被伟光正的党领导指挥着，那些真正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们，眼下正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地反国家和人民而猖獗盛行。面对此情此景，你还会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一条微博：【嫌疑人在公安局“呕吐死”警方拒出尸检报告】2011年10月23日，嫌疑人于钢峰被河南项城市公安局带走，随后死于公安局刑 警大队办公室。而警方则坚称于钢峰因突发急病，口吐白沫“呕吐而死”。尸检报告显示：“4肋骨骨折;因长时间限制身体自由导致下肢肺动脉栓塞死亡。”
第二条微博：Anberrywin：许郴生，女，四十七岁。五月十六日上午被郴州市人民路派出所的警察带走，当晩死于人民路派出所。现尸首停 于火葬场殡仪馆，有目击者发现死者脖颈及胸前有大片青紫，疑为凶杀。目前死亡情况仍处于封锁中，背后势力十分可怕。知情人均受到警告，本不想再继续发此类 消息，怕因此惹祸上身，可昨晩半夜一点左右本人突被一阵哭声惊醒
第三条微博：无助的圆圆1：8月12日上午我父黄国辉误入海南省东方市大田自然保护区，因争执送大田派出所，2小时后暴毙在审讯室，满身伤痕。警方没任何传讯和提审笔录，监控设备“故障”。我今年10岁，父女相依为命至今，现父亲不明身亡，悲痛.
第四条微博：江淳【因信仰被绑架死】5月21日，到殡仪馆去看了许郴生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双目圆睁，口嘴大张，脸上呈现出痛苦不堪的样 子。据公安内部的人说:许郴生是被郴州市人民路派出所的四个警察害死于警车中，在她死亡的过程中有警察不断地大声叫喴着:"我们这就送你到极乐世界去！" 据说许郴生的死并非一个个案，早在一个月前，郴州公安局还发生了另一起整死人的案子，至今还未了结。现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急于与死者家属私了，伹对死者 家属提出的惩办杀人凶手不予理采，甚至认为是无理取闹。真不知公理何在？
第五条微博：5月29日《新闻报道》：深圳景田北城管取缔老太摊位，一位收废报纸的老人向城管去索要自己的秤，被城管的汽车从身上活活碾压过去。
等等。广州孙志刚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眼下还远未结束。虽然由于广州孙志刚事件，收容制度暂时得到了改善，但很快地，据说又恢复原状了。钱云 会的惨死，薛锦波在看守所被活活打死，笔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被政府雇佣黑社会差点砍死，死里逃生不到三个月，于2009年9月17日被深圳市南山区国保大 队抓捕，拘留在南山区拘留所的当晚，刚进牢房差点被早已待命的十多名彪形大汉的在押人员打死，幸亏得到当晚值夜班的马管教的及时制止，否则，今日还会有活 着的郭永丰吗?
第六条微博：南国明报：广东委员蔡继明在十七大上披露：“政府有94％的官员存生着严重的生活作风及腐败问题。生活糜烂，包二奶玩小姐。有少 数人甚至跟黑社会勾结，贩卖人体器官、贩卖毒品，强迫妇女、少女卖强淫…县级以上的官员及家属平均财产为6亿元以上，平均拥有4至9套房子，他们家属中 95%都有国外绿卡”
第七天微博：【带薪坐牢”，我国又一特色】山东沂南县检察院近日发现多起国家工作人员“带薪坐牢”事件，该县近三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已判刑 61件61人，32人的工资没有变动。工人请假一天就扣一天工资，公务员坐牢后照领工资，全国到底还有多少“带薪坐牢”？
第八条微博:猛料基地：陈良宇在秦城监狱享用20平米套间,有独立卫生间,坐式马桶,洗衣机.他曾提出个人资金改善伙食需红酒、桃仁等,遭到 拒绝,但他每日狱中餐费仍高达200元,一日四餐,晚九点半还有宵夜,一个月6000元,一年仅他个人吃喝就是7万多元!可读书写作,可以不穿囚服.如此 反腐,威慑力何在?坐牢比我们上班族还舒服！
第九条微博：真系笑话： 【地震局是怎么花钱的？】2011年公布的国家地震局每年经费使用情况：1、地震预报预测的费用为270万元；2、地震流动观测140.3万；3、震情跟 踪1700万；4、住房保障支出1.6亿；4、行政运行为1.8亿元；5、地震事业机构7.2亿。现代快报的评论：地震局把绝大多数都拿来“养家糊口”， 只有0.1%的经费来干活。（环球企业家杂志）
第十条微博：【南都：网曝河南永城官员奸淫近百幼女
受害者包括00后】“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任孩子撕心裂肺哭叫，都无法停止李新功的兽行。据调查，受害幼女可能高达近百人，最小的2001年出生。李新功为永城市市委常务副秘书长，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还兼任永城职业学院语言文化系教师。
第十一条微博：覃彪喜：贪污受贿2亿元的是反贪局局长，贩卖黄碟的是扫黄打非办主任，抢走别人孩子并以孤儿身份合法卖往国外的是计生办和民政 局，将清朝文物作为福利贱卖给员工的是故宫博物院，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给买家提供合法批文的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终于深刻地认识 到，中国是法治国家。
等等，真是不堪入目啊！
一党专制，官员黑白通吃，比横行于阴阳间的魔王更邪恶极致，如此中国，已广泛激起人民全面的反抗，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个体公民誓死捍卫合法 权益，学习杨佳在上海杀警，杀贪官现象也愈来愈多。尤其面对社会显而易见的不公不平事件，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与笔者入狱前的2008年比较，眼下人数增 加了数十倍。可伟光正的中共新一代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还要继续用传统办法挽救这个腐败透彻的党专，这难道不是在做垂死挣扎还能是什么？所谓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难道这个早已从灵魂和骨子里已腐烂透彻的党江山，还要在习总书记手里多存活几年不成？根据胡中央所走的穷途末路，这习中央只有等待被彻底灭亡的份。
一微博说：为了掠夺，他们动用的是国家机器，正规装备，而被掠夺者只有赤手空拳；燃油自焚、煤气罐、拳头、自爆的炸药……以及农村的大粪。我唯有流泪，以愤怒抗议。
中共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中共权贵坐稳江山，当好皇帝，无限淫乐世界，目的只是镇压一切胆敢反抗挑战邪恶公职的人民。当中共在野时，只是为了用 来为自己抢地盘打江山，当然，用的完全都是谎言欺骗的手段，否则千万人民的子弟兵怎能那么轻易上当受骗，而为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白白铺路卖命呢？固然， 当江山打下来之后，还要为其守天下，这便更加紧了对胆敢反抗的人民血腥镇压和清洗。中共未上台时的所谓整风运动如此，上台之后的三反五反，文革浩劫都是如 此。直到后来，江泽民上台时，曾向国际社会宣称裁军百万，但却悄悄扩建了所谓的地方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在八九年，就是血腥屠杀六四学生的刽子 手。如今这个装备精良，所谓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常常开着装甲车，只要那里有群体性维权事件发生，哪里就有这支武装部队的招摇过市。但是，针对外侮，钓鱼 岛，菲律宾与越南军警对中国渔民的屠杀，却总是束手无策！
2012年5月30日于深圳贫民窟
作 者 :郭永丰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2年5月31日19:8
一微博引用马英九的原话：没有多党监督体制，中国大陆不可能遏制贪腐！我建议大陆来台湾观光的朋友们，除了看日月潭、阿里山，也欢迎你们来看 看台湾的媒体是怎么修理我的，我这个总统几乎每天都在媒体的修理中工作和生活，所以你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情景。国民党现在的朝气蓬勃，应该感谢民进党的百 般挑剔！
笔者以为，无论何种形式的专制，凡专制都是万恶之源泉，罪恶之渊薮，孳生一切邪恶的温床和土壤，必须彻底结束。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党权贵元老 仿照封建皇权体制建立的人治独裁专制体制，虽然口口声声喊依法治国，却由于体制本身的原因，只能空喊口号而已，绝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依法治国。所以，权大于 法势力相搏，便是其官场永远不变的基本法则和传统定律。
所以，针对中共官场的腐败，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只会越演越烈，绝不会有所收敛或者还有所止步的。眼下局面已经充分证明，由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 的惨不忍睹的现实紧迫性，在大陆人民心目中，已普遍认为，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扩散到全身各处的癌细胞，绝不可救药，只能等待其彻底死亡。那么，这历届的 最高党领导，竟然还在睁眼说瞎话，更不可能想到从制度这个根本上来彻底结束如此不堪的腐败局面，而是还依然天真地幻想着在维系这种邪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希望依靠传统的说教与自律来遏制腐败，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
迄今为止，根据人类所创新社会管理制度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也非常精辟地总结出，对于根除官场腐败，寻求社会最大化的公平与正义，唯有多党竞 争执政所产生的对执政者的监督才能来得最给力，才不会被任何执政者视同儿戏，而轻易有所玩忽职守。关于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祖国的宝岛台湾。如果国民 党下台，民进党长期搞一党专制，即便作为民选的总统陈水扁怎样豪贪，也绝无任何力量可以把正在执政的该党的领袖（即便陈水扁也不在位了）怎么样的。因此， 针对陈水扁的蹲监，有大陆网民如此讽刺到，可惜陈水扁没有生活在大陆，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否则，陈水扁能坐监狱吗？而陈水扁所贪与大陆贪官比 较，连个村镇级都算不上，与地省级比较，也是小巫见大巫啊。
民主监督体制和机制的最大优越之处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根本保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切实保障措施，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应尽义务以及该 享有权利的坚强保障。没有高效强力的民主监督体制和机制，任何人的人权都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就正如笔者的《公民监政歌》所唱：即便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 以成为穷光蛋，即便是高官显贵，一夜之间可以沦为阶下囚。权大于法势力相搏，一生只能煎熬在相互倾轧中。这就是为什么？失去政治靠山的中国富人，唯有逃到 国外才得安生。
二、习近平在党校的讲话也许是其登大位的由衷之言，但也不可能落实
据多维新闻网报道，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5月28日全文刊载习近平讲话，面对在座的上千名参加培训的厅级以上高级官员，习近平要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据分析人士指出，实事求是作为中共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首先在中共党内提出的，并经过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但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共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重新确立了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中共重要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 的本质，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导各项工作落实开展。
从历史发展逻辑来看，中共每一次强调实事求是都有其现实的考量。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重提实事求是呢？分析人士指出，在地方各级党委换届即将结 束，新的领导班子进入角色之际，作为中共未来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显然有意在中共十八召开之前重拾中共的思想路线，表明自己仍将 按照中共既有的思想路线执政。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被认为与习近平的个人风格也相当契合。普遍认为习近平是一个自信、务实的领导人。2007年12月，习近平 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以来，每次开学典礼都会到场，并发表重要的“校长讲话”，而且一次围绕一个主题，“谈认识”、“讲问题”、“提要求”，成为外界观察其执 政思路的窗口。2010年在党校秋季开学典礼讲话时，习近平提出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三观论”，其“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被视为对胡锦涛“新三民 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突破，曾激起社会热议。
笔者以为，作为以谎言治国的中共，即便习近平掌握最高权柄之后，只要体制不变，就绝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实事求是，更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 赋”。也许这只是为习近平顺利得大位的舆论造势而已，让反专制者中最爱幻想的群落多一份虚妄的遐想和期盼而已，没有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以下报道便把习近平 的本质暴露无遗。
该报道说，在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他多次举例说明，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他以解决城镇化问题举例说：“比如，我们在考 虑和解决城镇化问题的时候，对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应该研究和借鉴，但必须看到我国有
13亿多人口，而且半数人口在农村，因而就不能拿外国的城镇化经验来简单对比和套用。”习近平还指出，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 制度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同。因此，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既要借鉴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鉴别和摒弃那些不符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东西。”他强调，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不能忘记、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特点。
笔者在此要问，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西方的什么才是最有益的？习近平本人一定会说不清。作为一个适合于人居的社会大环境，最有益的没过于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那些服务于公共平台上的人，完全彻底地行依法治国之实，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总是拿依法治国忽悠欺骗人民，实际则大搞特稿 封建特权与等级制度。关于这一方面，西方国家完全都做到位了，在人治的中国实际差距究竟有多远，未来的习总书记也敢于全面借鉴西方吗？
根据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习近平如此的讲话，“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启示我们，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就可以完全看出，习近平先生可能比胡锦 涛更愚顽职守。还依然拿着一个根本就不成熟，实际也不可能成熟的理论，以及绝对就不可能实现的所谓共产主义，继续忽悠欺骗中国人民。难道中国人在中共历届 领导人如此的忽悠和欺骗下，经历三反五反，大炼钢铁，虚报浮夸，文革浩劫，直到今日官权的穷奢极侈，贪渎无度，制造冤假错案无数，人祸死伤不下亿万人，中 国人民还没有用此铁的事实彻底擦亮眼睛吗？习近平的这等说辞究竟还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和价值呢？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该报道还说，习近平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忧虑当前一些党员和干部存在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说假话、大话、空话的问题，认为如果不 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而忧虑的最终结果却还依然是要求各级官员“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这难道不等于放屁 吗？
报道还说，习近平说，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常年坐在办公室， 很少下基层，很少接触群众，对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气”不够；有的一切从本本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思想和工作落后于客观形 势的要求；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至蛮干、瞎干；有的为了迎合或满足某种需要，说假话、大话、空话，甚至弄虚造假；有的怕担风险，明 哲保身，明知是错的，却听之任之，不批评制止；有的不喜欢听真话、实话，不愿意修正错误、择善而从。习近平强调，凡此种种，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虽然 不是主流，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
如此未来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江泽民如此，胡锦涛也如此，习近平更是如此，只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正如毛泽东所选的 接班人，实际真正有能力的人，刘少奇却不行，林彪也不行，王洪文当然更不行了，最终实实在在地落到了最不行的华国锋头上承载大任了，却由于强人邓小平的健 在，结果就轻易给扒拉下台了。今日其继承人，虽然是被邓小平校正过的路线，名副其实确确实实都顺利承载了大任，但离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的最终目的和根 本目标愈行渐远，也许才是最不行的。那就只有等这个党王朝彻底崩溃和完蛋了。
三、官匪横行，民不聊生—党专还要坚挺多久？
一微博说，打开网上新闻，惊出一身冷汗：高官落马、官员强奸少女、人大代表嫖宿幼女，没一个好官；车祸顶包、虐杀少女、恶意驾车撞人，没有一 个好人；红十字自证公信，商务部否认传言，没公信力!一副乱糟糟景象，惨遭一忍睹。打开CCTV，心情特好，领导群众一家亲，经济社会一片红……信心百 倍！落差非常强烈!
当下中国，被伟光正的党领导指挥着，那些真正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们，眼下正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地反国家和人民而猖獗盛行。面对此情此景，你还会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一条微博：【嫌疑人在公安局“呕吐死”警方拒出尸检报告】2011年10月23日，嫌疑人于钢峰被河南项城市公安局带走，随后死于公安局刑 警大队办公室。而警方则坚称于钢峰因突发急病，口吐白沫“呕吐而死”。尸检报告显示：“4肋骨骨折;因长时间限制身体自由导致下肢肺动脉栓塞死亡。”
第二条微博：Anberrywin：许郴生，女，四十七岁。五月十六日上午被郴州市人民路派出所的警察带走，当晩死于人民路派出所。现尸首停 于火葬场殡仪馆，有目击者发现死者脖颈及胸前有大片青紫，疑为凶杀。目前死亡情况仍处于封锁中，背后势力十分可怕。知情人均受到警告，本不想再继续发此类 消息，怕因此惹祸上身，可昨晩半夜一点左右本人突被一阵哭声惊醒
第三条微博：无助的圆圆1：8月12日上午我父黄国辉误入海南省东方市大田自然保护区，因争执送大田派出所，2小时后暴毙在审讯室，满身伤痕。警方没任何传讯和提审笔录，监控设备“故障”。我今年10岁，父女相依为命至今，现父亲不明身亡，悲痛.
第四条微博：江淳【因信仰被绑架死】5月21日，到殡仪馆去看了许郴生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双目圆睁，口嘴大张，脸上呈现出痛苦不堪的样 子。据公安内部的人说:许郴生是被郴州市人民路派出所的四个警察害死于警车中，在她死亡的过程中有警察不断地大声叫喴着:"我们这就送你到极乐世界去！" 据说许郴生的死并非一个个案，早在一个月前，郴州公安局还发生了另一起整死人的案子，至今还未了结。现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急于与死者家属私了，伹对死者 家属提出的惩办杀人凶手不予理采，甚至认为是无理取闹。真不知公理何在？
第五条微博：5月29日《新闻报道》：深圳景田北城管取缔老太摊位，一位收废报纸的老人向城管去索要自己的秤，被城管的汽车从身上活活碾压过去。
等等。广州孙志刚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眼下还远未结束。虽然由于广州孙志刚事件，收容制度暂时得到了改善，但很快地，据说又恢复原状了。钱云 会的惨死，薛锦波在看守所被活活打死，笔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被政府雇佣黑社会差点砍死，死里逃生不到三个月，于2009年9月17日被深圳市南山区国保大 队抓捕，拘留在南山区拘留所的当晚，刚进牢房差点被早已待命的十多名彪形大汉的在押人员打死，幸亏得到当晚值夜班的马管教的及时制止，否则，今日还会有活 着的郭永丰吗?
第六条微博：南国明报：广东委员蔡继明在十七大上披露：“政府有94％的官员存生着严重的生活作风及腐败问题。生活糜烂，包二奶玩小姐。有少 数人甚至跟黑社会勾结，贩卖人体器官、贩卖毒品，强迫妇女、少女卖强淫…县级以上的官员及家属平均财产为6亿元以上，平均拥有4至9套房子，他们家属中 95%都有国外绿卡”
第七天微博：【带薪坐牢”，我国又一特色】山东沂南县检察院近日发现多起国家工作人员“带薪坐牢”事件，该县近三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已判刑 61件61人，32人的工资没有变动。工人请假一天就扣一天工资，公务员坐牢后照领工资，全国到底还有多少“带薪坐牢”？
第八条微博:猛料基地：陈良宇在秦城监狱享用20平米套间,有独立卫生间,坐式马桶,洗衣机.他曾提出个人资金改善伙食需红酒、桃仁等,遭到 拒绝,但他每日狱中餐费仍高达200元,一日四餐,晚九点半还有宵夜,一个月6000元,一年仅他个人吃喝就是7万多元!可读书写作,可以不穿囚服.如此 反腐,威慑力何在?坐牢比我们上班族还舒服！
第九条微博：真系笑话： 【地震局是怎么花钱的？】2011年公布的国家地震局每年经费使用情况：1、地震预报预测的费用为270万元；2、地震流动观测140.3万；3、震情跟 踪1700万；4、住房保障支出1.6亿；4、行政运行为1.8亿元；5、地震事业机构7.2亿。现代快报的评论：地震局把绝大多数都拿来“养家糊口”， 只有0.1%的经费来干活。（环球企业家杂志）
第十条微博：【南都：网曝河南永城官员奸淫近百幼女
受害者包括00后】“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任孩子撕心裂肺哭叫，都无法停止李新功的兽行。据调查，受害幼女可能高达近百人，最小的2001年出生。李新功为永城市市委常务副秘书长，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还兼任永城职业学院语言文化系教师。
第十一条微博：覃彪喜：贪污受贿2亿元的是反贪局局长，贩卖黄碟的是扫黄打非办主任，抢走别人孩子并以孤儿身份合法卖往国外的是计生办和民政 局，将清朝文物作为福利贱卖给员工的是故宫博物院，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给买家提供合法批文的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终于深刻地认识 到，中国是法治国家。
等等，真是不堪入目啊！
一党专制，官员黑白通吃，比横行于阴阳间的魔王更邪恶极致，如此中国，已广泛激起人民全面的反抗，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个体公民誓死捍卫合法 权益，学习杨佳在上海杀警，杀贪官现象也愈来愈多。尤其面对社会显而易见的不公不平事件，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与笔者入狱前的2008年比较，眼下人数增 加了数十倍。可伟光正的中共新一代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还要继续用传统办法挽救这个腐败透彻的党专，这难道不是在做垂死挣扎还能是什么？所谓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难道这个早已从灵魂和骨子里已腐烂透彻的党江山，还要在习总书记手里多存活几年不成？根据胡中央所走的穷途末路，这习中央只有等待被彻底灭亡的份。
一微博说：为了掠夺，他们动用的是国家机器，正规装备，而被掠夺者只有赤手空拳；燃油自焚、煤气罐、拳头、自爆的炸药……以及农村的大粪。我唯有流泪，以愤怒抗议。
中共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中共权贵坐稳江山，当好皇帝，无限淫乐世界，目的只是镇压一切胆敢反抗挑战邪恶公职的人民。当中共在野时，只是为了用 来为自己抢地盘打江山，当然，用的完全都是谎言欺骗的手段，否则千万人民的子弟兵怎能那么轻易上当受骗，而为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白白铺路卖命呢？固然， 当江山打下来之后，还要为其守天下，这便更加紧了对胆敢反抗的人民血腥镇压和清洗。中共未上台时的所谓整风运动如此，上台之后的三反五反，文革浩劫都是如 此。直到后来，江泽民上台时，曾向国际社会宣称裁军百万，但却悄悄扩建了所谓的地方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在八九年，就是血腥屠杀六四学生的刽子 手。如今这个装备精良，所谓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常常开着装甲车，只要那里有群体性维权事件发生，哪里就有这支武装部队的招摇过市。但是，针对外侮，钓鱼 岛，菲律宾与越南军警对中国渔民的屠杀，却总是束手无策！
2012年5月30日于深圳贫民窟
作 者 :郭永丰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2年5月31日19:8
凤凰网疑深圳市纪委书记非正常死亡
来源：参与 作者：洪深
（参与2012年6月8日讯）凤凰网昨日（2012年6月7日）以春秋笔法暗示：昨日凌晨3时在深圳突然逝世的深圳市纪委书记周林祥，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
虽然其转载的消息与原文一字未增改——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为组长的“周林祥同志治丧工作领导小组”昨日下午发布讣告：“广东省纪委委员、深圳市委 常委、纪委书记周林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6月7日凌晨3时在深圳不幸逝世，享年49岁。”但却通过消息之外的“延伸阅读”表达了“周林祥可能 属于非正常死亡”的猜疑——其“延伸阅读”共有三条新闻标题，其中两条是官员跳楼自杀消息：《湖北赤壁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坠楼身亡》，《湖南桂东县人大常 委会原主任坠楼身亡》。其“相关新闻”又有《周林祥：曾是职业男篮队长》——周林祥曾为解放军八一青年篮球队队长。这就告诉人们，周林祥只有49岁，又是 篮球运动员出身，不久前还主持了重要会议，怎么突然病逝？事前从未有消息说其患病，此次讣告也含糊其辞没有说其患什么病，因此，按照中共官场现在流行的官 员自杀潮，周林祥是否也是死于“坠楼身亡”之类？是什么官场纠纷迫使其“突然病逝”？
网民认为，凤凰网巧妙地以“延伸阅读”和“相关新闻”代表公众表达了“深圳市纪委书记非正常死亡”的质疑，可谓春秋笔法炉火纯青。而同日一则“郴 州市市委党校副处级干部刘建华因大量饮酒于6日上午猝死于深圳市委党校学苑宾馆”消息，更加重了深圳市纪委书记非正常死亡的疑云。
2012年6月8日
2012年2月2日周林祥主持深圳市纪委五届三次全会。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与2012年6月8日讯）凤凰网昨日（2012年6月7日）以春秋笔法暗示：昨日凌晨3时在深圳突然逝世的深圳市纪委书记周林祥，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
虽然其转载的消息与原文一字未增改——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为组长的“周林祥同志治丧工作领导小组”昨日下午发布讣告：“广东省纪委委员、深圳市委 常委、纪委书记周林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6月7日凌晨3时在深圳不幸逝世，享年49岁。”但却通过消息之外的“延伸阅读”表达了“周林祥可能 属于非正常死亡”的猜疑——其“延伸阅读”共有三条新闻标题，其中两条是官员跳楼自杀消息：《湖北赤壁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坠楼身亡》，《湖南桂东县人大常 委会原主任坠楼身亡》。其“相关新闻”又有《周林祥：曾是职业男篮队长》——周林祥曾为解放军八一青年篮球队队长。这就告诉人们，周林祥只有49岁，又是 篮球运动员出身，不久前还主持了重要会议，怎么突然病逝？事前从未有消息说其患病，此次讣告也含糊其辞没有说其患什么病，因此，按照中共官场现在流行的官 员自杀潮，周林祥是否也是死于“坠楼身亡”之类？是什么官场纠纷迫使其“突然病逝”？
网民认为，凤凰网巧妙地以“延伸阅读”和“相关新闻”代表公众表达了“深圳市纪委书记非正常死亡”的质疑，可谓春秋笔法炉火纯青。而同日一则“郴 州市市委党校副处级干部刘建华因大量饮酒于6日上午猝死于深圳市委党校学苑宾馆”消息，更加重了深圳市纪委书记非正常死亡的疑云。
2012年6月8日
2012年2月2日周林祥主持深圳市纪委五届三次全会。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旺阳可能已被尸检，李旺阳家属及邵阳维权人士受到严密控制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呼珍香、龚萍报道）今天（6月8日）傍晚，本网信息员获悉，“六四”受害人李旺阳尸体可能于今天下午已经被尸检。湖南全省民运人士、维权人 士均因李旺阳先生离奇死亡事件而遭到严密控制，邵阳的民主维权人士均无法联系，李旺阳先生的妹妹与妹夫电话无法打通，已经赶到邵阳的律师及其助手也无法联 系上。有朋友通过亲朋设法前往了解情况，结果半小时不到，就遭到邵阳警方的控制，而与外界失去联系。湖南本省的律师受到压力，无法前往代理李旺阳家属委 托。 (
今天李旺阳先生的妹妹与妹夫电话一直无法打通。据知情人士了解，下午李旺阳的尸体已经被尸检。而当本网信息让朋友前往了解详细情况，看看是否有李旺阳妹妹到尸检现场签字时，那人不到10分钟就遭到邵阳警方控制，而中断了与本网信息员的联系。
昨天直到邵阳的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今天下午完全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他所带去的助手也无法联系上。
另外，今天下午2点钟后湖南湘潭民主维权人士周志荣被警方控制，与外界失去联系。湖南溆浦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昨天就受到警方明确告知：不得介入李 旺阳的事。其他维权人士如黎建军、罗茜、肖勇均被控制在当地不得离开。其他邵阳市的民主维权人士朱承志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尹正安被警方派人控制在茶楼中 无法离开。邵阳其他与李旺阳有联系的朋友均遭到控制而与外界失去联系。
湖南怀化刑辩律师向林湘先生原本受朋友相请准备前往邵阳代理李旺阳案子，结果昨天就被警方上门警告，并随后警方一直相随左右，使他根本无法出行。 还有长沙一律师也原本答应出面代理，但半小时后就马上打电话说自己有事，无法代理。各种情况显示，湖南已经全方位的控制了一切可能参与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 的人士。
（维权网信息员呼珍香、龚萍报道）今天（6月8日）傍晚，本网信息员获悉，“六四”受害人李旺阳尸体可能于今天下午已经被尸检。湖南全省民运人士、维权人 士均因李旺阳先生离奇死亡事件而遭到严密控制，邵阳的民主维权人士均无法联系，李旺阳先生的妹妹与妹夫电话无法打通，已经赶到邵阳的律师及其助手也无法联 系上。有朋友通过亲朋设法前往了解情况，结果半小时不到，就遭到邵阳警方的控制，而与外界失去联系。湖南本省的律师受到压力，无法前往代理李旺阳家属委 托。 (
今天李旺阳先生的妹妹与妹夫电话一直无法打通。据知情人士了解，下午李旺阳的尸体已经被尸检。而当本网信息让朋友前往了解详细情况，看看是否有李旺阳妹妹到尸检现场签字时，那人不到10分钟就遭到邵阳警方控制，而中断了与本网信息员的联系。
昨天直到邵阳的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今天下午完全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他所带去的助手也无法联系上。
另外，今天下午2点钟后湖南湘潭民主维权人士周志荣被警方控制，与外界失去联系。湖南溆浦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昨天就受到警方明确告知：不得介入李 旺阳的事。其他维权人士如黎建军、罗茜、肖勇均被控制在当地不得离开。其他邵阳市的民主维权人士朱承志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尹正安被警方派人控制在茶楼中 无法离开。邵阳其他与李旺阳有联系的朋友均遭到控制而与外界失去联系。
湖南怀化刑辩律师向林湘先生原本受朋友相请准备前往邵阳代理李旺阳案子，结果昨天就被警方上门警告，并随后警方一直相随左右，使他根本无法出行。 还有长沙一律师也原本答应出面代理，但半小时后就马上打电话说自己有事，无法代理。各种情况显示，湖南已经全方位的控制了一切可能参与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 的人士。
纽约时报揭薄熙来和王立军翻脸新版本：互相斗智
(世界新闻网)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薄熙来和王立军闹翻有另一个版本，这个未曾曝光的版本显示，薄熙来并不是像之前所报导的那么情绪化，而且薄熙来更工于心计。
纽约时报报导说，王立军于1月18日面见薄熙来，同时出示薄妻谷开来涉及毒杀英商海伍德的证据。那是薄熙来第一次听说谷开来涉及该案。薄熙来当时同意 王立军根据证据办案，意味着谷开来会受审。在那次会面，王立军也告诉薄熙来，三名调查海伍德命案的警官在发现谷开来涉案后，已请求调职。
透露这个版本的是薄熙来的亲信于俊世。于俊世和王立军关系密切，在中国调查薄熙来案时曾遭拘押。
消息来源说：「在薄王会面时，薄熙来说，『让我单独想一想』。薄熙来当时说不会偏袒妻子，还表示愿意让妻子受审。」薄熙来并未像早先的传闻说，打了王立军一巴掌。
王立军当时以为薄熙来信任他。但在1月21日，市委组织部长陈存根告诉王立军，他将被调离公安局长的位置；之后，在28日，主管人事的陈存根和当地政法委刘光磊正式通知王立军调职的命令。根据此版本，薄王在18日见面后，再也没有见面。
消息来源说：「王立军也装傻，他表面上接受这个等于是降级的安排。」但实际上，王立军对这个安排极其愤怒。
王立军在1月31日晚间在公安局的一间房间和于俊世见面，密谈到天亮于俊世还没有离开。在王立军调离命令发布后四天，也就是2月6日，王立军进入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提供有关海伍德命案的档案。而当时为王立军安排车辆的是另一位高阶警官王鹏飞。
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待了一个晚上，8日和公安部副部长邱进一起搭机到北京。
关于王立军手上的谷开来涉案证据，有多种传说。其中比较具体的说法是，海伍德的尸体在11月15日在重庆南山丽景旅馆被发现，警方在南山丽景的录像机中，发现谷开来离开的画面。
纽约时报报导说，王立军于1月18日面见薄熙来，同时出示薄妻谷开来涉及毒杀英商海伍德的证据。那是薄熙来第一次听说谷开来涉及该案。薄熙来当时同意 王立军根据证据办案，意味着谷开来会受审。在那次会面，王立军也告诉薄熙来，三名调查海伍德命案的警官在发现谷开来涉案后，已请求调职。
透露这个版本的是薄熙来的亲信于俊世。于俊世和王立军关系密切，在中国调查薄熙来案时曾遭拘押。
消息来源说：「在薄王会面时，薄熙来说，『让我单独想一想』。薄熙来当时说不会偏袒妻子，还表示愿意让妻子受审。」薄熙来并未像早先的传闻说，打了王立军一巴掌。
王立军当时以为薄熙来信任他。但在1月21日，市委组织部长陈存根告诉王立军，他将被调离公安局长的位置；之后，在28日，主管人事的陈存根和当地政法委刘光磊正式通知王立军调职的命令。根据此版本，薄王在18日见面后，再也没有见面。
消息来源说：「王立军也装傻，他表面上接受这个等于是降级的安排。」但实际上，王立军对这个安排极其愤怒。
王立军在1月31日晚间在公安局的一间房间和于俊世见面，密谈到天亮于俊世还没有离开。在王立军调离命令发布后四天，也就是2月6日，王立军进入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提供有关海伍德命案的档案。而当时为王立军安排车辆的是另一位高阶警官王鹏飞。
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待了一个晚上，8日和公安部副部长邱进一起搭机到北京。
关于王立军手上的谷开来涉案证据，有多种传说。其中比较具体的说法是，海伍德的尸体在11月15日在重庆南山丽景旅馆被发现，警方在南山丽景的录像机中，发现谷开来离开的画面。
公審薄熙來 高層投鼠忌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已正式「被調查」將近兩個月。他的結局會如何？是按照傳統被秘密整肅，還是進行公開審判？
美聯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說，北京當局為了盡量不讓薄熙來案危及到「黨和國家」，可能會公開審判。不過有北京觀察人士指出，按照慣例，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今年秋冬，中共就將召開18大。外界普遍認為，薄熙來案必須在18大之前有個了結，而中共高層需要巧妙處理薄案，盡量把他的案情跟中國的政治體制剝離開，最大程度降低薄案對中共形象的影響。
「美國之音」7日援引中國獨立新聞工作者高瑜說，中共不大可能公開審理此案。曾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的高瑜說，所謂公開審理薄熙來案，要區分控罪。而涉及系統性的控罪，不會拿出來公審。
她說：「谷開來殺人案，薄熙來所承擔的包庇責任，有可能公審。如果牽涉到腐敗、如果牽涉到路線、『黑打』當中的違背法律的一些責任，絕不可能(公開審理)。」
高瑜表示，如果拿貪腐罪公開審理薄熙來，那是系統性問題，也是觸犯眾怒的罪名，高層是不會願意拿出來公開審理的。
據分析，薄熙來案涉及的貪腐問題一旦公開審理，必會牽扯出一大片各級別官員，這是中國高層不願看到的結果。
高瑜並認為，鑑於薄熙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案子會涉及所謂國家機密，因此通常意義的公開審理不大會用在他的案子上，最多是公開宣判。高瑜說，以往一些政治敏感案件不僅審理不公開，即使宣判也是非公開的。
中國國務院法制局前官員俞梅蓀也表示，按慣例不大可能公開審理薄熙來案。他說，以往對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人案子的審判，都是在宣判時走一下程序，未來薄熙來的案子也不會有突破。
他說，與陳希同、陳良宇等人的案子比，薄熙來的案情更複雜、棘手，尤其薄熙來還有很多支持者，牽涉到很多政治因素。一旦公開審理，他的支持者會提出很多敏感問題；審理期間，媒體也會熱炒，這是當局不願看到的。
俞梅蓀說，假如中國能夠在薄熙來案子的審理上有所突破，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公開審理，允許旁聽，那當然是中國在司法程序上的一大突破。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北京7日電
美聯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說，北京當局為了盡量不讓薄熙來案危及到「黨和國家」，可能會公開審判。不過有北京觀察人士指出，按照慣例，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今年秋冬，中共就將召開18大。外界普遍認為，薄熙來案必須在18大之前有個了結，而中共高層需要巧妙處理薄案，盡量把他的案情跟中國的政治體制剝離開，最大程度降低薄案對中共形象的影響。
「美國之音」7日援引中國獨立新聞工作者高瑜說，中共不大可能公開審理此案。曾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的高瑜說，所謂公開審理薄熙來案，要區分控罪。而涉及系統性的控罪，不會拿出來公審。
她說：「谷開來殺人案，薄熙來所承擔的包庇責任，有可能公審。如果牽涉到腐敗、如果牽涉到路線、『黑打』當中的違背法律的一些責任，絕不可能(公開審理)。」
高瑜表示，如果拿貪腐罪公開審理薄熙來，那是系統性問題，也是觸犯眾怒的罪名，高層是不會願意拿出來公開審理的。
據分析，薄熙來案涉及的貪腐問題一旦公開審理，必會牽扯出一大片各級別官員，這是中國高層不願看到的結果。
高瑜並認為，鑑於薄熙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案子會涉及所謂國家機密，因此通常意義的公開審理不大會用在他的案子上，最多是公開宣判。高瑜說，以往一些政治敏感案件不僅審理不公開，即使宣判也是非公開的。
中國國務院法制局前官員俞梅蓀也表示，按慣例不大可能公開審理薄熙來案。他說，以往對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人案子的審判，都是在宣判時走一下程序，未來薄熙來的案子也不會有突破。
他說，與陳希同、陳良宇等人的案子比，薄熙來的案情更複雜、棘手，尤其薄熙來還有很多支持者，牽涉到很多政治因素。一旦公開審理，他的支持者會提出很多敏感問題；審理期間，媒體也會熱炒，這是當局不願看到的。
俞梅蓀說，假如中國能夠在薄熙來案子的審理上有所突破，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公開審理，允許旁聽，那當然是中國在司法程序上的一大突破。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北京7日電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和表情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山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屋子。自然，电视上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的……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拉簧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句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秘密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一听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奉行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起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2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位记者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大声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审判？或许确曾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没有谁出来拦截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来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独裁与反独裁，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头颅之后，那块土壤也会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上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到“百日事变”再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纷纷滚进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3
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
古代暴君多被宫闱阴谋和朝堂政变所弑，近代以降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罗马人将之奉为美德事迹，连西塞罗、弥尔顿等大文豪也公然誉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舆论的鼓吹，甚至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怂恿（实为篡权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按现代理性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求目标、不计历史成本只图正义快感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事实证明，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及历史正义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文明、民主人权，其服务对象乃一切社会公民，不仅保护正常人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侵害哪怕暴君的人身安全也是犯罪。这种犯罪，若借道德之名恣肆流布，即会重蹈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迎来一场更恐怖的混乱时政。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那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他们卸职后，罕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国王，更非独裁者，很少有滥权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作“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维系，离开了权力，恢复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那样被起诉，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迫害。
在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去焚烧国旗、游行示威，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的肉身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决策，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人的私自意志，权力者本人只是个代言符号而已，即使从肉体上令之毁灭，也无助于事实改变。同时，更因为像游行示威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导，也不会延伸出极端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时代，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大家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现实，皆因垄断权力的斯人（即“一手遮天”者）而起，和其它社会元素无关。既然政府之事即斯人之事，国家意志即斯人意志，那么，人们即会意识到：只有斯人的毁灭，才会给民生带来福音，给社会带来转机。于是，弑君——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磨刀霍霍了。
民主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选举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自由与温和的方式，它的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政变或革命，无不以死亡为赌注，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缕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搏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以恶抗恶，以命搏命，杀人者亦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最高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独裁者不仅死亡风险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亚主义者，最信奉的即《君主论》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唯一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亚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很多时候，独裁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刽子手无意中常常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判死刑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按他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克斯到波尔布特……独裁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唯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比起那些蝼蚁一样行走的下民来，独裁者的性命之忧远大得多。
民主社会的情势则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也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7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4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个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喋血的“光州起义”不会以血债的方式向历史索要对称的祭坛。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人权运动所确立的社会理性和文明底限，已使所有仇怨都会得到严格的监视与存放——金泳三新政府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赢得胜利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从1995年10月韩国检查机关立案调查，此后9个多月里，两人先后35次被提审，据悉，光调查卷宗的数量，即可载满百辆卡车（这至少证明了司法的勤奋与严谨吧）。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俩人以军事政变、受贿、镇压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7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公布，少有人意外。并非习惯了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社会，无论人道考虑，还是政治理性，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一个政治宽松、性情温和的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的负担都会大大减轻，处罚将受到最大限制。进一步讲，如果一个社会废除了死刑（许多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习性，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所谓的“性命之忧”又从何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就只剩下“不自由之忧”。
4
在一块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着斗争和彼此征服的企图，其历史，亦必然伴随着人头涨落的潮汐，包括各式独裁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
精神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独裁者个人的气质，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部制度“共和”与否的砝码。
在此，美国人作出了榜样——
自有史以来，美利坚即是一个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国家。二百多年里，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战争外，基本无内战发生，更无血腥的权力之争。而南北战争最直接的起因，并非农奴问题（林肯政府本欲通过经济和文化渗透逐渐解决），而是南方诸州脱离联邦的分裂行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尤其胜利一方）在经历了这场同室操戈后所表现出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因最初意识形态对立而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时间内被双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场死伤百万人的鏖战（战争历时四年，北方伤亡63万人，南方伤亡48万人）几乎没留下精神后遗症。美国人到底怎么做的呢？
或许，有一些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让每个州送来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两位“叛军”领袖——南方临时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南方军事统帅罗勃特·李的雕像，谁知，国会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按我们的经验，确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送”不是一种公然挑衅和冒犯吗？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协吗？）另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冲突事件，南北战争在各地竟矗立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忆姿势：在南方，随处可见南军纪念馆，同时以各式纪念活动公然赞美他们的子弟兵，“叛军”竟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英雄礼遇；即使在北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古战场遗址，也如实地诉说着当年双方的战绩与英勇，李将军立马抽刀的铜像威风凛凛，气势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还生猛雄壮，你真是看不到半点厚此薄彼的意思。
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意识垄断和权力化。
曾有过问卷调查：美利坚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竟是“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分裂”。众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与政策等方面，联邦制是一种极为松散和疏离的组合，世界上那么多中央集权的国家都常面临分裂危险，而美国竟然不忧于此，为什么？
奥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义的国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鸠标榜的“和平与温厚”。这在南北战争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战争一结束，林肯就及时颁布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军将士的战争罪。那位投降的李将军，既没有因“叛国”而遭到北方的审判，也没有因“降北”而招致故乡的唾骂，相反，由于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牺牲，且敢于牺牲个人的军事荣誉，而同时赢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这样温和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战争伤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国家——为内战宿怨和信仰冲突，其仇恨绵延几十年乃至几世纪而不得解，再看看美国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将军”塑像，不得不让人对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油生敬意。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会结构反而更稳定，愈是强调意识统一，却适得其反，社会更加混乱与虚弱。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其受益者是大众，是国家和历史。或许有人担心，诸如李将军雕像那样的记忆符号，会不会给国家带来文化上的反动？其实多虑了，对于后世的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将之作为史志文化而非政治理念来供奉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历史性、地方志式的审美活动，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游览万里长城——只赞叹其壮观雄阔而不追究工程背后的罪恶一样。如今，赞同奴隶制的美国人早已绝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怀念自己的乡土历史。
正像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所说：“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也没有教育部，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剥夺别人的记忆，也就是剥夺自己的记忆；剥夺别人的自由，即等于剥夺自己的自由，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尽量营建一个宽松、妥协、温和的政治气场，使每一个生活成员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尽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弥裂痕，减少政见纷争给社会带来的消耗，降低矛盾斗争的历史成本，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百年间，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政变”“起义”“革命”的记载，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党派纠纷和集团之争，但这些竞争基于理性，且按一套缜密而谨慎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你见不到那种“你死我活”“仇人相见”的冲突，没有硝烟血腥和牢狱之灾。其党派团体的成员之间、成员和首领之间，基本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没有绝对的意志服从和忠诚可言，没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隶属，亦就无所谓“背叛”和因之而起的党内迫害与清洗了。尼克松“水门”案中，指控他的人里，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党成员吗？
所以在美国，失败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忧的，既无被诛的总统，亦无遇弑的将军，连逃亡和流放的都没有，无论犯下多大过失，他们都信任“美国”这个巨大掩体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词所意味的权利与公正。“和平与温厚”，除了体现在它的国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还折射在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态度上，比如战争中的己方被俘人员（甚至是主动缴械者），他们不仅没有遭遇歧视和迫害，反而在生命价值上被给予了充分尊重与呵护（正是基于这种对母邦文化的信任，历次战事后，美国战俘几乎没发生过拒绝返乡的事）。对待外敌，也基本是同样的态度，二战晚期，大批的敌军士兵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为苏军所获，至少暴露出了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温厚”与“严厉”）的一种选择、一种信任度的投票罢。
（作于2002年，刊于当年《书屋》杂志，《律师文摘》等转载）
王开岭，作者博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和表情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山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屋子。自然，电视上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的……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拉簧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句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秘密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一听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奉行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起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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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暴力维系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位记者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大声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审判？或许确曾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没有谁出来拦截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来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独裁与反独裁，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头颅之后，那块土壤也会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上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到“百日事变”再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纷纷滚进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3
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
古代暴君多被宫闱阴谋和朝堂政变所弑，近代以降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罗马人将之奉为美德事迹，连西塞罗、弥尔顿等大文豪也公然誉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舆论的鼓吹，甚至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怂恿（实为篡权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按现代理性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求目标、不计历史成本只图正义快感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事实证明，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及历史正义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文明、民主人权，其服务对象乃一切社会公民，不仅保护正常人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侵害哪怕暴君的人身安全也是犯罪。这种犯罪，若借道德之名恣肆流布，即会重蹈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迎来一场更恐怖的混乱时政。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那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他们卸职后，罕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国王，更非独裁者，很少有滥权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作“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维系，离开了权力，恢复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那样被起诉，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迫害。
在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去焚烧国旗、游行示威，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的肉身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决策，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人的私自意志，权力者本人只是个代言符号而已，即使从肉体上令之毁灭，也无助于事实改变。同时，更因为像游行示威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导，也不会延伸出极端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时代，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大家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现实，皆因垄断权力的斯人（即“一手遮天”者）而起，和其它社会元素无关。既然政府之事即斯人之事，国家意志即斯人意志，那么，人们即会意识到：只有斯人的毁灭，才会给民生带来福音，给社会带来转机。于是，弑君——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磨刀霍霍了。
民主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选举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自由与温和的方式，它的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政变或革命，无不以死亡为赌注，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缕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搏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以恶抗恶，以命搏命，杀人者亦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最高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独裁者不仅死亡风险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亚主义者，最信奉的即《君主论》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唯一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亚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很多时候，独裁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刽子手无意中常常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判死刑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按他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克斯到波尔布特……独裁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唯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比起那些蝼蚁一样行走的下民来，独裁者的性命之忧远大得多。
民主社会的情势则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也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7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4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个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喋血的“光州起义”不会以血债的方式向历史索要对称的祭坛。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人权运动所确立的社会理性和文明底限，已使所有仇怨都会得到严格的监视与存放——金泳三新政府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赢得胜利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从1995年10月韩国检查机关立案调查，此后9个多月里，两人先后35次被提审，据悉，光调查卷宗的数量，即可载满百辆卡车（这至少证明了司法的勤奋与严谨吧）。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俩人以军事政变、受贿、镇压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7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公布，少有人意外。并非习惯了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社会，无论人道考虑，还是政治理性，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一个政治宽松、性情温和的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的负担都会大大减轻，处罚将受到最大限制。进一步讲，如果一个社会废除了死刑（许多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习性，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所谓的“性命之忧”又从何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就只剩下“不自由之忧”。
4
在一块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着斗争和彼此征服的企图，其历史，亦必然伴随着人头涨落的潮汐，包括各式独裁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
精神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独裁者个人的气质，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部制度“共和”与否的砝码。
在此，美国人作出了榜样——
自有史以来，美利坚即是一个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国家。二百多年里，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战争外，基本无内战发生，更无血腥的权力之争。而南北战争最直接的起因，并非农奴问题（林肯政府本欲通过经济和文化渗透逐渐解决），而是南方诸州脱离联邦的分裂行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尤其胜利一方）在经历了这场同室操戈后所表现出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因最初意识形态对立而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时间内被双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场死伤百万人的鏖战（战争历时四年，北方伤亡63万人，南方伤亡48万人）几乎没留下精神后遗症。美国人到底怎么做的呢？
或许，有一些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让每个州送来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两位“叛军”领袖——南方临时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南方军事统帅罗勃特·李的雕像，谁知，国会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按我们的经验，确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送”不是一种公然挑衅和冒犯吗？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协吗？）另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冲突事件，南北战争在各地竟矗立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忆姿势：在南方，随处可见南军纪念馆，同时以各式纪念活动公然赞美他们的子弟兵，“叛军”竟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英雄礼遇；即使在北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古战场遗址，也如实地诉说着当年双方的战绩与英勇，李将军立马抽刀的铜像威风凛凛，气势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还生猛雄壮，你真是看不到半点厚此薄彼的意思。
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意识垄断和权力化。
曾有过问卷调查：美利坚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竟是“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分裂”。众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与政策等方面，联邦制是一种极为松散和疏离的组合，世界上那么多中央集权的国家都常面临分裂危险，而美国竟然不忧于此，为什么？
奥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义的国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鸠标榜的“和平与温厚”。这在南北战争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战争一结束，林肯就及时颁布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军将士的战争罪。那位投降的李将军，既没有因“叛国”而遭到北方的审判，也没有因“降北”而招致故乡的唾骂，相反，由于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牺牲，且敢于牺牲个人的军事荣誉，而同时赢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这样温和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战争伤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国家——为内战宿怨和信仰冲突，其仇恨绵延几十年乃至几世纪而不得解，再看看美国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将军”塑像，不得不让人对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油生敬意。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会结构反而更稳定，愈是强调意识统一，却适得其反，社会更加混乱与虚弱。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其受益者是大众，是国家和历史。或许有人担心，诸如李将军雕像那样的记忆符号，会不会给国家带来文化上的反动？其实多虑了，对于后世的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将之作为史志文化而非政治理念来供奉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历史性、地方志式的审美活动，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游览万里长城——只赞叹其壮观雄阔而不追究工程背后的罪恶一样。如今，赞同奴隶制的美国人早已绝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怀念自己的乡土历史。
正像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所说：“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也没有教育部，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剥夺别人的记忆，也就是剥夺自己的记忆；剥夺别人的自由，即等于剥夺自己的自由，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尽量营建一个宽松、妥协、温和的政治气场，使每一个生活成员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尽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弥裂痕，减少政见纷争给社会带来的消耗，降低矛盾斗争的历史成本，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百年间，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政变”“起义”“革命”的记载，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党派纠纷和集团之争，但这些竞争基于理性，且按一套缜密而谨慎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你见不到那种“你死我活”“仇人相见”的冲突，没有硝烟血腥和牢狱之灾。其党派团体的成员之间、成员和首领之间，基本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没有绝对的意志服从和忠诚可言，没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隶属，亦就无所谓“背叛”和因之而起的党内迫害与清洗了。尼克松“水门”案中，指控他的人里，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党成员吗？
所以在美国，失败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忧的，既无被诛的总统，亦无遇弑的将军，连逃亡和流放的都没有，无论犯下多大过失，他们都信任“美国”这个巨大掩体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词所意味的权利与公正。“和平与温厚”，除了体现在它的国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还折射在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态度上，比如战争中的己方被俘人员（甚至是主动缴械者），他们不仅没有遭遇歧视和迫害，反而在生命价值上被给予了充分尊重与呵护（正是基于这种对母邦文化的信任，历次战事后，美国战俘几乎没发生过拒绝返乡的事）。对待外敌，也基本是同样的态度，二战晚期，大批的敌军士兵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为苏军所获，至少暴露出了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温厚”与“严厉”）的一种选择、一种信任度的投票罢。
（作于2002年，刊于当年《书屋》杂志，《律师文摘》等转载）
王开岭，作者博客
空气质量角力，击中中国模式“软肋”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低政治议题，出乎意料地将本已紧张的中美双边关系推向了公众的视野。两个超级大国居然就北京市区的空气质量问题大打口水仗。中国环保官员暗批（美国）驻华使领馆，上网公布北京等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有干涉内政之嫌；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即也争锋相对地表示，美国不会停止公布数据，并且欢迎中国也公布美国城市的空气质量。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次中美交锋中，中国网络媒体没有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中国官方立场一边，反而大幅转载美方反应，并批评国内空气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污染情况。
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久以前就是海内外关注的热点。这不仅因为这一问题直观可见（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许多城市经常像是笼罩在一层灰灰的薄雾之中），而且也关系到当地居民和外来常驻人口的日常健康和生活舒适度，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软实力”标志之一。
客观来讲，中国政府为了改善环保方面的形象，在过去10年时间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单就首都北京来说，为了迎接2008年的“绿色奥运”，政府就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治理环境，并关闭了市区内大量的工厂。然而，各大城市在政府如此投入的情况下，仍然未能解决空气问题。虽然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空气达标天数每年都在增加，但民众的直观感受是空气污染没有有效缓解，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环保和外交官员公开批评外国独立公布内地空气数据，说明这一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低政治领域，变为具有影响政权合法性和双边外交关系的高政治议题。究其原因，在于受中国独特政治经济架构支撑的“中国模式”，虽然在高速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等方面具有强大魅力，但在环境污染、腐败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留有硬伤和严重副作用，而这些问题已成为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能否持续的决定性变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大，人民失望和不满情绪在快速增长。以空气质量为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排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都市，而且也比不上一些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国一些部门和学者，习惯将空气污染与各地特殊的气象和地理条件相挂钩（一些城市喜欢把空气污染归咎于当地风力太小），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激增的城市人口和汽车数量，以及出口加工工厂污染的扩散效应，中国污染物的排放，伴随着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的增加而增长。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原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工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染，也纷纷“外包”转移到中国，中国3万多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巨量的污染。
美国是否“别有用心”
从中国官员的反应来看，美国“故意”在网上发布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有干涉内政之嫌，似乎美国外交机构如此作为，绝不仅仅只是在提醒本国侨民，中国的空气有多“毒”，更可能有某种政治目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的外交“小动作”。事实是否如此，外界不得而知；然而一个客观现实是，解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连北京奥运、上海世博这样的国际盛会，都未能提供有效契机，来解决这些地方的空气污染，政府确实需要反思环保和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从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来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这些尖锐环保问题的提出，不仅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有利于中国的长远持续发展。从相对中立、权威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来看，垫底的中国大城市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回顾中国环境保护事业，30多年来一直得益于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国官方环保部门的成立，就与早年参与联合国等环境会议的外交需求密切相关。大量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通过交流和对话传入中国，改变了官方和民间对环境问题的既有认识和做法。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最初认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阴谋，然而通过多年的国际谈判与学习，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能够避免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缓解能源短缺。
从技术层面上看，中国的环境监测者逐步加大对PM2.5数据的收集，也来自于海外研究和网上舆论的推动。事实表明，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治理问题，古人云：“闻过则喜。”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正视环保问题，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一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低政治领域，变为具有影响政权合法性和双边外交关系的高政治议题。
陈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共识网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次中美交锋中，中国网络媒体没有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中国官方立场一边，反而大幅转载美方反应，并批评国内空气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污染情况。
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久以前就是海内外关注的热点。这不仅因为这一问题直观可见（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许多城市经常像是笼罩在一层灰灰的薄雾之中），而且也关系到当地居民和外来常驻人口的日常健康和生活舒适度，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软实力”标志之一。
客观来讲，中国政府为了改善环保方面的形象，在过去10年时间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单就首都北京来说，为了迎接2008年的“绿色奥运”，政府就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治理环境，并关闭了市区内大量的工厂。然而，各大城市在政府如此投入的情况下，仍然未能解决空气问题。虽然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空气达标天数每年都在增加，但民众的直观感受是空气污染没有有效缓解，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环保和外交官员公开批评外国独立公布内地空气数据，说明这一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低政治领域，变为具有影响政权合法性和双边外交关系的高政治议题。究其原因，在于受中国独特政治经济架构支撑的“中国模式”，虽然在高速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等方面具有强大魅力，但在环境污染、腐败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留有硬伤和严重副作用，而这些问题已成为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能否持续的决定性变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大，人民失望和不满情绪在快速增长。以空气质量为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排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都市，而且也比不上一些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国一些部门和学者，习惯将空气污染与各地特殊的气象和地理条件相挂钩（一些城市喜欢把空气污染归咎于当地风力太小），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激增的城市人口和汽车数量，以及出口加工工厂污染的扩散效应，中国污染物的排放，伴随着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的增加而增长。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原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工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染，也纷纷“外包”转移到中国，中国3万多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巨量的污染。
美国是否“别有用心”
从中国官员的反应来看，美国“故意”在网上发布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有干涉内政之嫌，似乎美国外交机构如此作为，绝不仅仅只是在提醒本国侨民，中国的空气有多“毒”，更可能有某种政治目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的外交“小动作”。事实是否如此，外界不得而知；然而一个客观现实是，解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连北京奥运、上海世博这样的国际盛会，都未能提供有效契机，来解决这些地方的空气污染，政府确实需要反思环保和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从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来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这些尖锐环保问题的提出，不仅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有利于中国的长远持续发展。从相对中立、权威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来看，垫底的中国大城市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回顾中国环境保护事业，30多年来一直得益于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国官方环保部门的成立，就与早年参与联合国等环境会议的外交需求密切相关。大量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通过交流和对话传入中国，改变了官方和民间对环境问题的既有认识和做法。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最初认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阴谋，然而通过多年的国际谈判与学习，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能够避免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缓解能源短缺。
从技术层面上看，中国的环境监测者逐步加大对PM2.5数据的收集，也来自于海外研究和网上舆论的推动。事实表明，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治理问题，古人云：“闻过则喜。”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正视环保问题，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一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低政治领域，变为具有影响政权合法性和双边外交关系的高政治议题。
陈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共识网
刘荻：上证指数与共时性现象
2012年6月4日，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又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最近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多，故称“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证指数早间开盘报2346.98点，晚间收盘跌64.89点。由于其数字正合“8964”及“23周年”，引来网民阵阵惊呼。
有人研究认为，如此特殊的时间出现如此特殊的数字，决非巧合；少数机构（公募基金等）操纵上证指数也是可能的。但是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操纵上证指数不是个人能够做到的，而多个机构协同作战则必然会面临协调和背叛的问题。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其实是共时性现象（Synchronicity）的体现。
共时性现象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概念，指几件同时发生、彼此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对个人具有意义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巧合”，有些类似“天人合一”、“说曹操曹操到”，或朱学勤教授所说的“小概率事件”。
荣格认为，当无意识的信息进入意识的时候，二者会产生整合，并引发新的人格中心的产生，而这一时期经常伴随着“有意义的巧合事件”，即共时性事件的发生，而这种共时性现象的发生往往使人感到意外甚至震惊。
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和公开媒体上的信息就是这个人的“意识”。但意识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精神世界，你的心灵之中还存在很多处于你的意识之外、被你忽视甚至压制的“行动者”。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除了公开的行动者之外，总还会有些处于暗处、受到压制的行动者，有些还会努力传达自己的信息，试图进入意识。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匿名者。用某人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孤单。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到水面之上和聚光灯之下的力量，而忽视了那些暗藏的力量。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23周年。有关的信息一直处于受到压制的状态，有关的行动者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
此次与上证指数有关的共时性事件，或许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它可能是许多人行动的结果，甚至不需要事先进行联络和组织，因为这一“情结”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共时性现象的发生，往往对个人具有重要的治疗意义。荣格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位年轻妇女梦见自己得到一只古埃及神话中象征重生的黄金圣甲虫。当她正向荣格描绘时，突然一只和她所梦的一模一样的金甲虫在窗外拍打玻璃。荣格打开窗户，让那只甲虫飞进来并捉住它。他把甲虫递给病人，说：“这就是你的金甲虫”。从此该病人的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这是因为意识与无意识的整合打破了旧有的僵化自我，形成了新的人格中心。而这也正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希望这一共时性事件能够成为治愈的契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有人研究认为，如此特殊的时间出现如此特殊的数字，决非巧合；少数机构（公募基金等）操纵上证指数也是可能的。但是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操纵上证指数不是个人能够做到的，而多个机构协同作战则必然会面临协调和背叛的问题。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其实是共时性现象（Synchronicity）的体现。
共时性现象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概念，指几件同时发生、彼此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对个人具有意义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巧合”，有些类似“天人合一”、“说曹操曹操到”，或朱学勤教授所说的“小概率事件”。
荣格认为，当无意识的信息进入意识的时候，二者会产生整合，并引发新的人格中心的产生，而这一时期经常伴随着“有意义的巧合事件”，即共时性事件的发生，而这种共时性现象的发生往往使人感到意外甚至震惊。
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和公开媒体上的信息就是这个人的“意识”。但意识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精神世界，你的心灵之中还存在很多处于你的意识之外、被你忽视甚至压制的“行动者”。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除了公开的行动者之外，总还会有些处于暗处、受到压制的行动者，有些还会努力传达自己的信息，试图进入意识。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匿名者。用某人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孤单。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到水面之上和聚光灯之下的力量，而忽视了那些暗藏的力量。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23周年。有关的信息一直处于受到压制的状态，有关的行动者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
此次与上证指数有关的共时性事件，或许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它可能是许多人行动的结果，甚至不需要事先进行联络和组织，因为这一“情结”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共时性现象的发生，往往对个人具有重要的治疗意义。荣格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位年轻妇女梦见自己得到一只古埃及神话中象征重生的黄金圣甲虫。当她正向荣格描绘时，突然一只和她所梦的一模一样的金甲虫在窗外拍打玻璃。荣格打开窗户，让那只甲虫飞进来并捉住它。他把甲虫递给病人，说：“这就是你的金甲虫”。从此该病人的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这是因为意识与无意识的整合打破了旧有的僵化自我，形成了新的人格中心。而这也正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希望这一共时性事件能够成为治愈的契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柴玲改口：宽恕不代表免除李鹏或任何其他领导人的责任
中国前学运领袖柴玲再发表公开信，解释早前表示，原谅当年开入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和当时领导人邓小平的原因。她说，她的宽恕是个人的，是“来自一颗被
耶稣的爱而转化的心”；又说，她的宽恕，不是免除李鹏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当年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寻求真相与和解，继续压制自由。
柴玲说，最近收到很多朋友、网友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也有很多误解，所以再解释一下。她说，原谅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是要求任何人跟她一样去原谅，因为这 样重要的事情必须自己选择。她又说，原谅不等于“忘记他们做了些甚么”，六四后她失去母亲和祖母，那种痛苦和无助，她一生都不会忘记。
6月4日，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原谅当年开入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她说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及感情，相信只有真正宽恕，才有持久和平。包括封从德、王丹和吾尔开希多位当年的学运领袖表态不能同意外以及“无法原谅”。
柴玲的前夫同时也是八九民运天安门学生领袖的封从德，得知柴玲在6月4日发表“原谅邓小平、李鹏”的言论之后表示，基督教教义所说的原谅，都是当事人先诚心悔悟才有意义。现在李鹏及邓小平生前都没有要求被原谅，因此这个原谅的意义何在？值得探究。
另一位学运领袖王丹则发表公开信称对柴玲的个人信仰导致的这个意见，他表示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他认为，在杀人者还没有任何忏悔，道歉，甚至 还在继续杀人的时候，被害方的原谅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原谅，对六四死难者是很大的不公平。他希望外界知道，柴玲的这番谈话只代表她自己以及她的信仰，并 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同时他也公开呼吁柴玲正确区分个人的信仰与是非价值判断这两件事。
而针对柴玲于6月4日发表的公开信，另一位重要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6月6日发表文章《我无法原谅》，称他为柴玲在宗教中找到救赎之路感到高兴，但并不 认同柴玲的观点。他说“（基督）宗教对于正义、真相的坚持绝对先于宽恕，这不仅是这个宗教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对于是否宽恕邓小平、李鹏等人，他 说：“我无法在正义是非得到匡正之前原谅，无法在被害人原谅他们之前原谅！”同时他也提醒柴玲：“我们如果认同自己八九民运一分子的身份，我们就无权原 谅。”
柴玲说，最近收到很多朋友、网友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也有很多误解，所以再解释一下。她说，原谅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是要求任何人跟她一样去原谅，因为这 样重要的事情必须自己选择。她又说，原谅不等于“忘记他们做了些甚么”，六四后她失去母亲和祖母，那种痛苦和无助，她一生都不会忘记。
6月4日，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原谅当年开入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她说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及感情，相信只有真正宽恕，才有持久和平。包括封从德、王丹和吾尔开希多位当年的学运领袖表态不能同意外以及“无法原谅”。
柴玲的前夫同时也是八九民运天安门学生领袖的封从德，得知柴玲在6月4日发表“原谅邓小平、李鹏”的言论之后表示，基督教教义所说的原谅，都是当事人先诚心悔悟才有意义。现在李鹏及邓小平生前都没有要求被原谅，因此这个原谅的意义何在？值得探究。
另一位学运领袖王丹则发表公开信称对柴玲的个人信仰导致的这个意见，他表示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他认为，在杀人者还没有任何忏悔，道歉，甚至 还在继续杀人的时候，被害方的原谅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原谅，对六四死难者是很大的不公平。他希望外界知道，柴玲的这番谈话只代表她自己以及她的信仰，并 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同时他也公开呼吁柴玲正确区分个人的信仰与是非价值判断这两件事。
而针对柴玲于6月4日发表的公开信，另一位重要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6月6日发表文章《我无法原谅》，称他为柴玲在宗教中找到救赎之路感到高兴，但并不 认同柴玲的观点。他说“（基督）宗教对于正义、真相的坚持绝对先于宽恕，这不仅是这个宗教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对于是否宽恕邓小平、李鹏等人，他 说：“我无法在正义是非得到匡正之前原谅，无法在被害人原谅他们之前原谅！”同时他也提醒柴玲：“我们如果认同自己八九民运一分子的身份，我们就无权原 谅。”
关心李旺阳案的各界人士都被警方施加压力
去年刚刚获释的，被囚禁长达21年的中国六四民运人士、有六四铁汉之称的李旺阳，6月6日被发现死于医院中，此事引发了各界关注，但是关心此案的李旺阳的亲属、朋友、律师和网友，都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或被软禁、或被约谈。
6月7日，FMN致电在湖南邵阳关注此事的朱承志，他说“我现在被软禁在家，然后关心、支持李旺阳的朋友都受到打压，外地过来的人见一个就遣返一 个，知道一个就阻拦一个，对李旺玲和赵宝珠施加巨大的压力，我已经早早的就在推上都公布了。他们两个就是给他们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尽快的对李旺阳的遗体 进行火化。”当被问及目前他家中是否就有人对他监视时，朱承志说，“现在就有好多不请自来的闯入者。”
8日中午，朱承志发消息称接到李旺阳妹夫赵宝珠的电话，“邵阳市公安今天下午要解剖李旺阳的遗体。李旺玲、赵宝珠坚决反对，他们要见律师，要法律援助。”消息发出后一小时， 朱承志就被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警察带到问讯室进行问话。
7日还有网友表示，在邵阳市民族宾馆陪伴李旺玲、赵宝珠夫妻的邵阳朋友全部被带离。
同时一直关心李旺阳的黄丽红在访问中表示，她7日早上由邵阳被国保接回家中软禁，有六个国保在屋内给 她做“思想工作”，屋外也有八个人看守，整天只容许她的孩子出外买东西。
除此之外，到达邵阳准备协助李旺玲的律师唐荆陵，在抵达当地后手机也无法接通，8日早上，他才通过朋友报平安，说自己在做文字工作，不用担心。
同样的，安徽蚌埠的张林，因为持续关注李旺阳案，6月8日已接到来自蚌埠市国保支队、蚌山区国保大队的通知，要在下午6点传讯他。
目前，外界联系到李旺玲和赵宝珠夫妇并不太容易，而警方的施压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来自网友要求调查真相，严惩凶手的呼声也愈发的强烈。
本文来源：自曲新闻网
6月7日，FMN致电在湖南邵阳关注此事的朱承志，他说“我现在被软禁在家，然后关心、支持李旺阳的朋友都受到打压，外地过来的人见一个就遣返一 个，知道一个就阻拦一个，对李旺玲和赵宝珠施加巨大的压力，我已经早早的就在推上都公布了。他们两个就是给他们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尽快的对李旺阳的遗体 进行火化。”当被问及目前他家中是否就有人对他监视时，朱承志说，“现在就有好多不请自来的闯入者。”
8日中午，朱承志发消息称接到李旺阳妹夫赵宝珠的电话，“邵阳市公安今天下午要解剖李旺阳的遗体。李旺玲、赵宝珠坚决反对，他们要见律师，要法律援助。”消息发出后一小时， 朱承志就被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警察带到问讯室进行问话。
7日还有网友表示，在邵阳市民族宾馆陪伴李旺玲、赵宝珠夫妻的邵阳朋友全部被带离。
同时一直关心李旺阳的黄丽红在访问中表示，她7日早上由邵阳被国保接回家中软禁，有六个国保在屋内给 她做“思想工作”，屋外也有八个人看守，整天只容许她的孩子出外买东西。
除此之外，到达邵阳准备协助李旺玲的律师唐荆陵，在抵达当地后手机也无法接通，8日早上，他才通过朋友报平安，说自己在做文字工作，不用担心。
同样的，安徽蚌埠的张林，因为持续关注李旺阳案，6月8日已接到来自蚌埠市国保支队、蚌山区国保大队的通知，要在下午6点传讯他。
目前，外界联系到李旺玲和赵宝珠夫妇并不太容易，而警方的施压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来自网友要求调查真相，严惩凶手的呼声也愈发的强烈。
本文来源：自曲新闻网
海外民運怎麼慘敗的
旅居德國修讀歷史博士、原名修海濤的前民陣主席齊墨出版新書《我的民運路》，系統整理「六四」後海外中國民運發展的狀況，成為了解民運興衰的一把鑰匙。齊墨確信中國遲早要走民主之路，但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已結束。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民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突然猝逝，巨星殞落，再次帶來海外民運的悲傷與沒落。在北京「六四」事件經歷了二十三年風風雨雨後，這樣的悲哀和沒落不斷增加，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揮筆撰寫回憶錄，要留下「六四」的集體記憶而不被埋葬在中國海外民運的悲哀與沒落中。
由旅居德國二十六年的民主中國陣線前主席齊墨撰寫、裕恒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我的民運路》一書，與眾不同的卻是道盡了中國海外民運風雨飄搖二十三年的悲哀和沒落。這是一本比較全面系統整理「六四」後海外中國民運發展狀況、是目前僅有描寫當代中國海外民運史的巨著，成為了解海外民運興衰的一把鑰匙、一扇可以開啟的門。齊墨以史實的嚴謹、政治的銳利、學者的坦誠撰寫自己的民運路，實際上是要詳細述親歷海外民運坎坷，見證了民運興衰的歷史。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齊墨嘆息﹕「理想夢碎，隊伍散亂，名聲狼藉，一部海外中國民運史，主線就是內鬥。」
齊墨本名修海濤，是山東大學研究生，曾在中共中央黨校任職講師，一九八七年初留學德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八九「六四」時他正身在海外求學，旋即投入海外民運，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齊墨說，這是因為深受曾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思想開明的影響，「胡耀邦在黨校留下了被大家認同的作風，形成了他的個人魅力」。齊墨當年就是被胡耀邦前秘書陳維仁選定到中央黨校文史教研室工作，陳維仁後來在胡耀邦提議下當了中央黨校副校長。
當代中國海外民運早在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在美國推動「中國之春」運動開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達到高潮，齊墨的《我的民運路》主線就從這裏切入。隨著大量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一時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他「從滿懷希望積極參與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充當民運的筆桿子，出任民陣主席和魏京生副手，到最終在身心交瘁、大失所望之後退出民運下海經商」。這就是齊墨走過的民運路。
二零零三年二月，齊墨身任全球民主中國陣線主席，並在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中擔任常務理事，負責很多日常文字事務，他還是德國一家中文商業報紙的主編。因不堪勞累，終病倒在醫院。歷經七天暈迷，四個月躺在病床。從鬼門關回來，也讓他反思海外中國民運的命運。「我仔細回顧了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從探討學問到成為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海外民運的領導人，從中共高幹的培訓搖籃走到中共的敵對陣營。我反省自己在海外民運中的所作所為，反省海外民運從一九八二年的“中國之春運動”開始的歷史與現狀。這一切令我感到非常失望。」這一年，歷經十四年民運之路後，齊墨毅然決定告退民運投入商海。他稱自己是「從海外民運的污泥濁水中脫身而出」。
用另一種形式悼念六四
中國遲早要走民主之路，這是齊墨至今沒有改變的堅信。但是，中國民主化與海外民運有多少關係？海外民運對於中國的民主化能否起到作用？這是齊墨《我的民運路》書中的質疑。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很多人在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場大災難，悼念死難者。齊墨選擇了回顧與前瞻的文字形式，講一個「中國讀書人的“中年祭”，也是“海外民運祭”」，他批評，海外中國民運這二十三年來，辜負了為民主運動流盡鮮血的「六四」死難者。
在海外民運的參加者中，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民運隊伍是由包括「有仇的」、「有癮的」、「有病的」、「有鬼的」這樣「四有人士」組成，齊墨自認自己屬於「有癮的」那一類，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希望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治國平天下。尤其是在胡耀邦主政時的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一段時間，看到中國民主的希望。所以在「六四」前後，滿腔熱血投入民運。
雖然鬆散，但民運是運動，是一個整體。齊墨在海外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主要在民陣這個組織中，他的《我的民運路》更多著墨並不是「我」，而是親身經歷和了解的海外民運。更多著墨「民陣成立時的輝煌與紛爭」、「民陣面臨的內鬥與外鬥」、「民聯陣怪胎誕生」、「聯席會議的瓦解」等圍繞民運組織權鬥中，一些心存不軌者醜陋心靈的剖析。
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成立，首任主席是嚴家祺，秘書長是萬潤南，齊墨說，在機構設置上，卻模仿流亡政府的功能，比如萬潤南領導的秘書處，有十二位秘書分管組織、財務、新聞、資訊、外務、政策以及各地聯絡，一年預算高達一百五十萬美金之多。「那時，正好是全球民主化運動高漲的時期，民主運動被高估。當時確實產生很大的幻想，認為我們很快就會回去。開始有很多明星參與，二年後，明星淡出，慢慢變成海外一個草根的組織。國內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也紛紛離開了民陣，可以守住的卻是海外留學人士。」
不過，可以守住「民陣」，卻無法守住海外民運的高潮。齊墨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至二月一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民陣民聯的合併大會。德高望重的王若望被人戲弄，憤而退出大會。齊墨撰述：「這是我至今為止所經歷過的一次衝突最劇烈、戲劇性最強、也是最疲勞的大會。」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齣鬧劇，王若望後來也專門撰寫了《我為什麼退出主席競選》一文，海外民運自此走向末路。
齊墨以自己參與的活動和了解的海外民運事件為線條撰寫了近百個故事，梳理海外民運的起伏跌盪。齊墨說，八九民運以後，第一階段大家都悲痛，看到北京的學生倒下了，再下來是仇恨，痛恨政府的野蠻。國內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開始組織民陣時，有人樂觀地估計，二年後可以回國了。「我本人沒那麼樂觀，但絕對沒有想到要堅持二十多年這樣等下去。」隨著一九九三年一月民陣和民聯在華盛頓舉行聯合大會的失敗，導致全球性的民運的分裂內鬥，儘管此時齊墨沒有退卻，但心裏想，海外民運最高潮時刻已經過去了，自己想像的海外民運彩虹不會出現。開始考慮何時急流勇退，但此時已是「身在江湖心不由己」。
在《我的民運路》中，魏京生、王希哲、萬潤南、楊建利等和民陣、聯席會議有關的民運領袖紛紛登場，各領風騷，但都不能力挽民運衰敗的狂瀾。書中寫道，了解海外民運最重要的鑰匙，是資金的來源。比如，有的靠組織，給難民提供資助來獲得一些捐款。另外一些則通過民運組織來獲得美國一些基金會的施捨支持，「純粹為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而「平妮指控魏京生強姦」、「為魏京生奉獻的法國女人」則成為書中的另一類精采。
波蘭海外民運的作用
如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呼聲已再次在國內響起。而「獲得天空失去大地」是流亡民運人士最大的悲哀。儘管他們在海外可以天馬行空的思考和行動，但是，卻沒有土地。中國，是流亡民運人士的故鄉；而返回中國才能實現民主的夢想。齊墨認為：「沒有新人，失去活力。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民陣早期曾與波蘭民主派人士談話，提到波蘭也有海外民運人士，問到波蘭的團結工會成功了，海外民運人士在波蘭民運中起什麼作用。得到的回答：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提供了一些傳真機。「中國海外民運的作用，大同小異的。」
即使如此悲哀，齊墨認為，這是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未來，看到很多人，包括黨內的不少人都公開主張民主人權，這條路早晚要走的。撰寫《我的民運路》，為的是不放棄民主人權之路，但需要尋找更為可行的方式。■
片子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民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突然猝逝，巨星殞落，再次帶來海外民運的悲傷與沒落。在北京「六四」事件經歷了二十三年風風雨雨後，這樣的悲哀和沒落不斷增加，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揮筆撰寫回憶錄，要留下「六四」的集體記憶而不被埋葬在中國海外民運的悲哀與沒落中。
由旅居德國二十六年的民主中國陣線前主席齊墨撰寫、裕恒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我的民運路》一書，與眾不同的卻是道盡了中國海外民運風雨飄搖二十三年的悲哀和沒落。這是一本比較全面系統整理「六四」後海外中國民運發展狀況、是目前僅有描寫當代中國海外民運史的巨著，成為了解海外民運興衰的一把鑰匙、一扇可以開啟的門。齊墨以史實的嚴謹、政治的銳利、學者的坦誠撰寫自己的民運路，實際上是要詳細述親歷海外民運坎坷，見證了民運興衰的歷史。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齊墨嘆息﹕「理想夢碎，隊伍散亂，名聲狼藉，一部海外中國民運史，主線就是內鬥。」
齊墨本名修海濤，是山東大學研究生，曾在中共中央黨校任職講師，一九八七年初留學德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八九「六四」時他正身在海外求學，旋即投入海外民運，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齊墨說，這是因為深受曾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思想開明的影響，「胡耀邦在黨校留下了被大家認同的作風，形成了他的個人魅力」。齊墨當年就是被胡耀邦前秘書陳維仁選定到中央黨校文史教研室工作，陳維仁後來在胡耀邦提議下當了中央黨校副校長。
當代中國海外民運早在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在美國推動「中國之春」運動開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達到高潮，齊墨的《我的民運路》主線就從這裏切入。隨著大量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一時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他「從滿懷希望積極參與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充當民運的筆桿子，出任民陣主席和魏京生副手，到最終在身心交瘁、大失所望之後退出民運下海經商」。這就是齊墨走過的民運路。
二零零三年二月，齊墨身任全球民主中國陣線主席，並在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中擔任常務理事，負責很多日常文字事務，他還是德國一家中文商業報紙的主編。因不堪勞累，終病倒在醫院。歷經七天暈迷，四個月躺在病床。從鬼門關回來，也讓他反思海外中國民運的命運。「我仔細回顧了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從探討學問到成為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海外民運的領導人，從中共高幹的培訓搖籃走到中共的敵對陣營。我反省自己在海外民運中的所作所為，反省海外民運從一九八二年的“中國之春運動”開始的歷史與現狀。這一切令我感到非常失望。」這一年，歷經十四年民運之路後，齊墨毅然決定告退民運投入商海。他稱自己是「從海外民運的污泥濁水中脫身而出」。
用另一種形式悼念六四
中國遲早要走民主之路，這是齊墨至今沒有改變的堅信。但是，中國民主化與海外民運有多少關係？海外民運對於中國的民主化能否起到作用？這是齊墨《我的民運路》書中的質疑。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很多人在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場大災難，悼念死難者。齊墨選擇了回顧與前瞻的文字形式，講一個「中國讀書人的“中年祭”，也是“海外民運祭”」，他批評，海外中國民運這二十三年來，辜負了為民主運動流盡鮮血的「六四」死難者。
在海外民運的參加者中，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民運隊伍是由包括「有仇的」、「有癮的」、「有病的」、「有鬼的」這樣「四有人士」組成，齊墨自認自己屬於「有癮的」那一類，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希望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治國平天下。尤其是在胡耀邦主政時的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一段時間，看到中國民主的希望。所以在「六四」前後，滿腔熱血投入民運。
雖然鬆散，但民運是運動，是一個整體。齊墨在海外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主要在民陣這個組織中，他的《我的民運路》更多著墨並不是「我」，而是親身經歷和了解的海外民運。更多著墨「民陣成立時的輝煌與紛爭」、「民陣面臨的內鬥與外鬥」、「民聯陣怪胎誕生」、「聯席會議的瓦解」等圍繞民運組織權鬥中，一些心存不軌者醜陋心靈的剖析。
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成立，首任主席是嚴家祺，秘書長是萬潤南，齊墨說，在機構設置上，卻模仿流亡政府的功能，比如萬潤南領導的秘書處，有十二位秘書分管組織、財務、新聞、資訊、外務、政策以及各地聯絡，一年預算高達一百五十萬美金之多。「那時，正好是全球民主化運動高漲的時期，民主運動被高估。當時確實產生很大的幻想，認為我們很快就會回去。開始有很多明星參與，二年後，明星淡出，慢慢變成海外一個草根的組織。國內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也紛紛離開了民陣，可以守住的卻是海外留學人士。」
不過，可以守住「民陣」，卻無法守住海外民運的高潮。齊墨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至二月一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民陣民聯的合併大會。德高望重的王若望被人戲弄，憤而退出大會。齊墨撰述：「這是我至今為止所經歷過的一次衝突最劇烈、戲劇性最強、也是最疲勞的大會。」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齣鬧劇，王若望後來也專門撰寫了《我為什麼退出主席競選》一文，海外民運自此走向末路。
齊墨以自己參與的活動和了解的海外民運事件為線條撰寫了近百個故事，梳理海外民運的起伏跌盪。齊墨說，八九民運以後，第一階段大家都悲痛，看到北京的學生倒下了，再下來是仇恨，痛恨政府的野蠻。國內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開始組織民陣時，有人樂觀地估計，二年後可以回國了。「我本人沒那麼樂觀，但絕對沒有想到要堅持二十多年這樣等下去。」隨著一九九三年一月民陣和民聯在華盛頓舉行聯合大會的失敗，導致全球性的民運的分裂內鬥，儘管此時齊墨沒有退卻，但心裏想，海外民運最高潮時刻已經過去了，自己想像的海外民運彩虹不會出現。開始考慮何時急流勇退，但此時已是「身在江湖心不由己」。
在《我的民運路》中，魏京生、王希哲、萬潤南、楊建利等和民陣、聯席會議有關的民運領袖紛紛登場，各領風騷，但都不能力挽民運衰敗的狂瀾。書中寫道，了解海外民運最重要的鑰匙，是資金的來源。比如，有的靠組織，給難民提供資助來獲得一些捐款。另外一些則通過民運組織來獲得美國一些基金會的施捨支持，「純粹為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而「平妮指控魏京生強姦」、「為魏京生奉獻的法國女人」則成為書中的另一類精采。
波蘭海外民運的作用
如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呼聲已再次在國內響起。而「獲得天空失去大地」是流亡民運人士最大的悲哀。儘管他們在海外可以天馬行空的思考和行動，但是，卻沒有土地。中國，是流亡民運人士的故鄉；而返回中國才能實現民主的夢想。齊墨認為：「沒有新人，失去活力。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民陣早期曾與波蘭民主派人士談話，提到波蘭也有海外民運人士，問到波蘭的團結工會成功了，海外民運人士在波蘭民運中起什麼作用。得到的回答：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提供了一些傳真機。「中國海外民運的作用，大同小異的。」
即使如此悲哀，齊墨認為，這是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未來，看到很多人，包括黨內的不少人都公開主張民主人權，這條路早晚要走的。撰寫《我的民運路》，為的是不放棄民主人權之路，但需要尋找更為可行的方式。■
片子
孔傑榮：中國法治社會何時實現？
當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們準備選拔未來十年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時候，對法治的關注在多大程度上會對他們的決策討論產生影響？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周永康掌控著法律系統，他的繼任者是會贊成繼續實施違法鎮壓，還是會力求將共產黨和政府的權力置於實踐中常常被忽視的僅存在於書本中的法律之下？
當薄熙來醜聞爆發時，共產黨領導人立刻向全國保證會嚴格按照法律處理薄案。但是，幾個月過去了，薄仍然沒有被移交進入法律系統。他仍然受到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拘禁，完全與世隔絕，不能得到法律保護。只有當共產黨選擇結束調查並且決定他的命運之後，不幸的薄方可知曉，自己是會像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一樣，在法律體制下接受正式的懲罰，還是會像已故前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一樣，遭到違法的政治幽禁，永遠與社會隔離。
在薄案中，令人驚嘆的是共產黨領導人並不承認他們的承諾和行為之間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儘管這一矛盾已舉世皆知。大多數涉及黨員腐敗問題的其他案件，均由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更為悄無聲息的方式立案調查，紀委的祕密程序總是優先於法律程序。
非黨員也常淪為其他非法措施的受害者，這些非法措施通常也不易察覺。例如，政府日益全面和昂貴的「維穩」制度，使得越來越多被懷疑是潛在「搗亂分子」的人遭受各種預防措施的限制，這一制度最近才引起較多關注。上訪訪民、人權捍衛人士及他們的同伴和家屬遭受非法「軟禁」，甚至綁架、被關進「黑監獄」和毆打，這些情況也不過是偶爾曝光，而且將這些情況公之於眾的人很可能連他們自己也因為試圖披露不法作為而遭到違法迫害。
山東省將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家簡陋的農舍，非法轉變成一座家庭監獄，要不是他之前作為「赤腳律師」已被外國媒體知曉，山東省這種非比尋常的做法將不會引起注意。陳的案子不僅詮釋了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非正式懲罰，而且也說明了當局如何舞文枉法，運用刑法和刑事程序，頻繁地施加正式的刑罰。二○○五年至二○○六年以及二○一○年至二○一二年，陳光誠曾兩度被非法囚禁在家，在這兩個時期之間，他經歷了鬧劇般的審判，他的證人和他自己聘用的律師均未被允許參與審理，之後他因虛假的指控被定罪，在一所常規的監獄裡服刑五十一個月。
被共產黨視為眼中釘的還有北京律師高智晟和上海律師鄭恩寵這兩個知名人物，他們既在扭曲的刑事審判之後遭受了監獄之苦，也遭到了甚至缺少法律藉口遮羞的其他形式的拘禁。高至今依然被關押在偏遠的新疆地區，而鄭仍然被軟禁在自己的家裡。
國際著名藝術家和社會批評家艾未未，長久遭受非正式手段的騷擾，自去年四月以來，警察使用正式的刑事程序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扭曲法律所規定的「監視居住」，在允許其獲得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前，將他隔離監禁在他們條件惡劣的「居所」--而非他自己的住所，長達八十一天。
當然，很多倡導民主的人士，其中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為自始就不應該被當做犯罪行為的勇敢舉動，而遭受不公正的審判，被判處極重的刑罰。還有許多人要麼遭到沒有任何法律藉口的迫害，要麼因刑事程序的濫用而受到迫害，記載著他們名字的名單永無止盡。
是否所有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權力爭奪者都希望繼續維持這一沒有法紀的體制？肯定的是，目前供職於官僚系統、法院系統、檢察院系統、立法機關、法律行業和學術研究機構的許多有才幹的法律專業人士，甚至一些警察和黨內專家，都認為現在該是建立一個嚴肅的法律體系的時候。可能有些人會想，一些領導人，哪怕只是為了自我保護，可能會認識到將法律的正當程序納入司法體系確有可取之處，即使這意味著共產黨必須逐漸交出操縱司法決定的權力，發展建立可以有效控制警察的制度。
鑒於中國社會目前矛盾積累，大量通常具有暴力性的「群體事件」都是基於明顯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一項真正旨在將黨和政府置於法律之下的政策，最終可能會受到民眾歡迎，而且還能夠幫助修復目前共產黨領導人日益衰敗的名聲。
這就是目前在政治局常委會中，圍繞誰能繼周永康之後接任共產黨全國政法委書記一職所展開的權力暗戰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並不僅僅涉及政治和個性。薄熙來曾經力圖謀取該職位。該職位的下一個繼任者，很有可能對中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政策問題之一，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亦即違法壓迫是否會繼續成為領導班子的口號，或者新一代領導人是否會建立一個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以及其在國內外所要實現的二十一世紀雄心壯志所相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
（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劉超譯。）
台灣 中國時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新華社）
當薄熙來醜聞爆發時，共產黨領導人立刻向全國保證會嚴格按照法律處理薄案。但是，幾個月過去了，薄仍然沒有被移交進入法律系統。他仍然受到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拘禁，完全與世隔絕，不能得到法律保護。只有當共產黨選擇結束調查並且決定他的命運之後，不幸的薄方可知曉，自己是會像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一樣，在法律體制下接受正式的懲罰，還是會像已故前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一樣，遭到違法的政治幽禁，永遠與社會隔離。
在薄案中，令人驚嘆的是共產黨領導人並不承認他們的承諾和行為之間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儘管這一矛盾已舉世皆知。大多數涉及黨員腐敗問題的其他案件，均由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更為悄無聲息的方式立案調查，紀委的祕密程序總是優先於法律程序。
非黨員也常淪為其他非法措施的受害者，這些非法措施通常也不易察覺。例如，政府日益全面和昂貴的「維穩」制度，使得越來越多被懷疑是潛在「搗亂分子」的人遭受各種預防措施的限制，這一制度最近才引起較多關注。上訪訪民、人權捍衛人士及他們的同伴和家屬遭受非法「軟禁」，甚至綁架、被關進「黑監獄」和毆打，這些情況也不過是偶爾曝光，而且將這些情況公之於眾的人很可能連他們自己也因為試圖披露不法作為而遭到違法迫害。
山東省將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家簡陋的農舍，非法轉變成一座家庭監獄，要不是他之前作為「赤腳律師」已被外國媒體知曉，山東省這種非比尋常的做法將不會引起注意。陳的案子不僅詮釋了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非正式懲罰，而且也說明了當局如何舞文枉法，運用刑法和刑事程序，頻繁地施加正式的刑罰。二○○五年至二○○六年以及二○一○年至二○一二年，陳光誠曾兩度被非法囚禁在家，在這兩個時期之間，他經歷了鬧劇般的審判，他的證人和他自己聘用的律師均未被允許參與審理，之後他因虛假的指控被定罪，在一所常規的監獄裡服刑五十一個月。
被共產黨視為眼中釘的還有北京律師高智晟和上海律師鄭恩寵這兩個知名人物，他們既在扭曲的刑事審判之後遭受了監獄之苦，也遭到了甚至缺少法律藉口遮羞的其他形式的拘禁。高至今依然被關押在偏遠的新疆地區，而鄭仍然被軟禁在自己的家裡。
國際著名藝術家和社會批評家艾未未，長久遭受非正式手段的騷擾，自去年四月以來，警察使用正式的刑事程序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扭曲法律所規定的「監視居住」，在允許其獲得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前，將他隔離監禁在他們條件惡劣的「居所」--而非他自己的住所，長達八十一天。
當然，很多倡導民主的人士，其中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為自始就不應該被當做犯罪行為的勇敢舉動，而遭受不公正的審判，被判處極重的刑罰。還有許多人要麼遭到沒有任何法律藉口的迫害，要麼因刑事程序的濫用而受到迫害，記載著他們名字的名單永無止盡。
是否所有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權力爭奪者都希望繼續維持這一沒有法紀的體制？肯定的是，目前供職於官僚系統、法院系統、檢察院系統、立法機關、法律行業和學術研究機構的許多有才幹的法律專業人士，甚至一些警察和黨內專家，都認為現在該是建立一個嚴肅的法律體系的時候。可能有些人會想，一些領導人，哪怕只是為了自我保護，可能會認識到將法律的正當程序納入司法體系確有可取之處，即使這意味著共產黨必須逐漸交出操縱司法決定的權力，發展建立可以有效控制警察的制度。
鑒於中國社會目前矛盾積累，大量通常具有暴力性的「群體事件」都是基於明顯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一項真正旨在將黨和政府置於法律之下的政策，最終可能會受到民眾歡迎，而且還能夠幫助修復目前共產黨領導人日益衰敗的名聲。
這就是目前在政治局常委會中，圍繞誰能繼周永康之後接任共產黨全國政法委書記一職所展開的權力暗戰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並不僅僅涉及政治和個性。薄熙來曾經力圖謀取該職位。該職位的下一個繼任者，很有可能對中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政策問題之一，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亦即違法壓迫是否會繼續成為領導班子的口號，或者新一代領導人是否會建立一個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以及其在國內外所要實現的二十一世紀雄心壯志所相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
（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劉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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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新華社）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6.4”硬汉李旺阳亲属急需外界关注帮助
授权“维权网”发布
“6.4”硬汉李旺阳于6月6日早晨被发现死于邵阳市大祥区区医院大病房的窗台上。早晨9点，当地警察来人强行将遗体拖走，并很快下了“自杀死亡”的结论，而且要挟李旺阳的妹妹、妹夫同意立即火化。
李旺阳在这之前精神状态很好，他不时要靠着墙壁弯一下腰踢一下腿，做个简单的锻炼，朋友们来看望他时，最关心的是国际新闻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他还吩咐他妹妹给他买一部收音机，以刺激稍有好转的听力，整个来讲，没有轻生的丝毫迹象；最重要的是，李旺阳死亡现场存在着诸多与“自杀死亡”相悖的情 形：1、窗台高度不够，李的身高与窗台不相上下，从现场看到的情景，李旺阳根本不可能在那里上吊死去；2、 李旺阳死后的脸部平静，像睡着一样，没有上吊死去的那种扭曲、吐舌现象；3、现场是李旺阳双脚稳稳地踩在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悬空，并且拖鞋非常合缝整齐的 穿在脚上，没有临死前应当有的挣扎、双脚乱踢的征象；4、李旺阳脖子上的白布条来历不明。再加之， 医院里晚上有医生、护士值班 ，一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同时患有多种严重疾病、走路要人扶的62岁老人自己有机会做那种自杀吗？
上述情况使得李旺阳妹妹、妹夫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哥哥有很大可能不是死于自杀。于是坚决不同意立即火化，要求必须做尸检，得出客观、真实的“死 亡结论”，以解除压抑在自己心中厚厚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邵阳当地警方目前表现出了应有的理性和人性，于6月7日中午同意了李旺阳妹妹和妹夫的要求，决 定暂停火化，先做尸检，并允许他们邀请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中立人士一起参与尸检。
然而现在，邵阳当地的朋友已全被官方采取不同手段控制住，他们无法接触李旺阳妹妹和妹夫，湖南的一些好朋友也被控制，无法去邵阳，于是，现在死者 亲属身旁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只有警察在不断地找他们谈话。他们夫妇俩由于太伤心，又存在着太多的各种压力，已经是六神无主，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目 前他们非常非常的无助，处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状态，因此亟需各界朋友尤其是医学界、法律界的朋友赶到邵阳给以真诚的和到位的实际帮助！
求助！求助！求助！
亟需！亟需！亟需！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2012年6月8日
“6.4”硬汉李旺阳于6月6日早晨被发现死于邵阳市大祥区区医院大病房的窗台上。早晨9点，当地警察来人强行将遗体拖走，并很快下了“自杀死亡”的结论，而且要挟李旺阳的妹妹、妹夫同意立即火化。
李旺阳在这之前精神状态很好，他不时要靠着墙壁弯一下腰踢一下腿，做个简单的锻炼，朋友们来看望他时，最关心的是国际新闻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他还吩咐他妹妹给他买一部收音机，以刺激稍有好转的听力，整个来讲，没有轻生的丝毫迹象；最重要的是，李旺阳死亡现场存在着诸多与“自杀死亡”相悖的情 形：1、窗台高度不够，李的身高与窗台不相上下，从现场看到的情景，李旺阳根本不可能在那里上吊死去；2、 李旺阳死后的脸部平静，像睡着一样，没有上吊死去的那种扭曲、吐舌现象；3、现场是李旺阳双脚稳稳地踩在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悬空，并且拖鞋非常合缝整齐的 穿在脚上，没有临死前应当有的挣扎、双脚乱踢的征象；4、李旺阳脖子上的白布条来历不明。再加之， 医院里晚上有医生、护士值班 ，一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同时患有多种严重疾病、走路要人扶的62岁老人自己有机会做那种自杀吗？
上述情况使得李旺阳妹妹、妹夫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哥哥有很大可能不是死于自杀。于是坚决不同意立即火化，要求必须做尸检，得出客观、真实的“死 亡结论”，以解除压抑在自己心中厚厚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邵阳当地警方目前表现出了应有的理性和人性，于6月7日中午同意了李旺阳妹妹和妹夫的要求，决 定暂停火化，先做尸检，并允许他们邀请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中立人士一起参与尸检。
然而现在，邵阳当地的朋友已全被官方采取不同手段控制住，他们无法接触李旺阳妹妹和妹夫，湖南的一些好朋友也被控制，无法去邵阳，于是，现在死者 亲属身旁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只有警察在不断地找他们谈话。他们夫妇俩由于太伤心，又存在着太多的各种压力，已经是六神无主，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目 前他们非常非常的无助，处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状态，因此亟需各界朋友尤其是医学界、法律界的朋友赶到邵阳给以真诚的和到位的实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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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
这是最坏的时代？中华民族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困局
刘忠良
人民网网友评论此文：【这是我近十年来读过的，最有高度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政策、民俗、人民、民族发展、国家发展与存亡的关系，特别是从世界国家的比较，更是使每一个人都汗湿九重衣！建议全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官员多读，学透，掌握其发展的精髓，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发展制定正确的政策！】
——了解人类的人口经济规律、决定未来各民族命运的规律和中华民族潜在大衰落的命运及如何拯救，请仔细阅读并细品此文。
一、人口决定命运
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作为人的集合名词，就是人口，它是包涵人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的集合。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由人来完成，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寻根究源可归结为人口力量的实力与物质力量的实力。与此对应，人类社会的再生产从本质上来说就分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所以，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就是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还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生产者。因此，人口再生产的发展变化不仅决定人口再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决定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因而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发展变化，并最终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转变——人口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主体，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有机生命体，是社会经济的生命承载者，因而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社会来说，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在当今时代，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物质再生产活动主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而且还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与知识技术创新者的再生产，因而人口再生产是推动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再生产，是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口最终决定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变化——人口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命运。
人口变化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转折，人口变化最终主导经济社会状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是民族与国家的一个细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社会之中，每一个都无法逃脱人口变化对自己工作、生活、甚至对自己命运的影响。人口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类文明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养老等无处不在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二、人类文明的人口困惑
困惑之一：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政府收了所得税，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一切所得税均源于劳动者的创造）；收了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收了财产税，却不去创造未来财富的创造者和续存者；收了现在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费去支付现在老人的养老金，却不去创造未来养老力量的实际供给者；发行了国债，把负担转给了未来人，但不创造未来承担债务的劳动者（现在孩子越少未来人均劳动者国债负担越重）。企业也一样，购买了劳动力，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销售了产品，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投资或获得了投资收益，却不去创造未来经济的延续者。个人也可以像政府与企业一样，去投资或获取投资收益却可以不生产未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社会这个人口平台上干一番事业却可以不生产组成这个社会的未来人口；通过储蓄、投资、房产等不生孩子的方式养老却可以不去创造保证未来投资收益和使未来货币兑换成真正商品与服务的劳动人口。拿财产来说，比如股票、房产，若未来没有相应消费者，它的价值将将为零，你的股票或房产在未来将一文不值。如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城镇，人没了，城空了，那些房产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同样，企业未来的消费者没有了，股票也一文不值。更重要的是，现在不生孩子，未来的劳动者没了，所有货币都无法兑换商品和劳务，都变成了一堆废纸——现在孩子越少，货币在未来就贬值的越厉害，没有孩子则货币价值降为零，别人还愿意生孩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和幸运。
人类文明存在、发展和延续的根本——人口再生产，在实际上却成了“公共产品”：人人都可以从他人的人口再生产贡献上获得人口再生产收益，而且人口再生产者根本无法阻止别人“搭便车”！ 大家都可以去投资，但投资的未来收益必须以未来有相应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做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充足的人口再生产。你可以不生孩子，若保证未来投资有收益，必须有别人多生孩子。同样，你可以在一个国家奋斗你的事业，你可以在一个社会干你的一番作为，只要有别人生孩子，国家与社会能够健康延续，这一切不是问题。只要别人继续生孩子，只要人口健康的存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奋斗、你的事业、你的财富都可以继续自由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也可以享受养老。也即是说，大家都可以享受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大家都可以“搭”别人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这样，物质再生产活动的收益是个人的，但维持物质再生产收益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费用、时间精力消耗和机会成本代价却是个人的。人人都可以使用他人的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就是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性质。物质再生产的产权明确，是私人产品，每个人都有生产它的积极性。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却是公共产品，而成本却像私人产品一样由个人支付。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人人都想搭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而不想支付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供给远远小于未来社会的需求，人类的低生育率就不可避免了。
整个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财产价值再生产，都是由人口再生产创造的。人口再生产创造了劳动者，也就创造了持续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创造了消费者和财产需求者，投资得以收益，财产得以保值升值。一个社会所有的产品服务再生产、财富再创造和价值保值升值，都是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财富价值存在的创造者，人口再生产的总收益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量和财富价值量。但作为人口再生产者的个人，其人口再生产直接收益相比于巨大的社会收益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但人口再生产者却从自己子女身上仅得到一小笔可怜的“投资所得”。对于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收益却私人支付成本的“公共产品”，现代人怎么可能有“生产”或“投资”的积极性呢？
中国却很奇怪，作为具有很大公共产品性质的人口再生产，不仅不支付公共费用，反而又惩罚人口再生产者。人口再生产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绝大部分收益都以正外部性的方式流向了社会，就像基础知识生产一样。就其人口再生产巨大的总收益来说，平均父母所获的直接个人收益至多也不会超过10%，实际可能连1%都不到。按照“谁受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那社会至少应向父母支付90%以上的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现在中国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毫无科学依据。如果要征收的话，应该向超过一定年龄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征收，然后向生孩子的父母支付。中国“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就是：中国孩子不是祖国的花朵、不是民族的未来、不是国家的希望，而是人民排放的“污染物”，谁多“污染”就罚谁！若孩子与贪官相比，谁是中国的“污染”？如果中国拿抓计划生育劲头去严抓反腐败，不知人民、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要比抓计划生育好多少倍。
困惑之二：养孩子能力随发展而降低
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与物力型部门。物力型部门随着知识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较快的提高，因而工资也较快的提高，如工业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或提高很慢，或者随着发展反而降低。如小学教育，由于追求质量，不断向小班制发展，劳动生产率反而随发展降低了。但是，虽然人力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要求和物力型部门一样要求同样的工资增长率。由于养孩子成本主要由人力型部门构成，随着发展，必然导致养孩子成本增长速度快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能力不可避免的降低了！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养孩子人均成本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多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越来越养不起孩子，连养一个孩子的“白领”阶层现在都成了“孩奴”。
与养孩子类似，养老成本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与医疗科技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而医疗与照顾成本又随寿命而快速递增（越老费用越高）。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养老能力降低，发达国家养老越来越难和城市养老比落后农村养老难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发展，随着老人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升高，人类社会面临养孩子成本与养老成本的双边快速提高。对于老人，社会、国家或子女不能养。而孩子不能罢工，不能游行示威，没有选票，不能对政府说“养孩子优先”；胎儿不能说“让我生下来活下来吧”；精子和卵子不能说“让我们自由结合吧”。这就意味着老人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更多社会资源，养孩子或鼓励生育的资源将被养老挤占。又由于养孩子成本的快速提高，年轻人养孩子或国家鼓励生育的实际能力将更快速的下滑。结果，人类越发展越养不起孩子，人类文明越走越支付不起人口再生产费用。而长期低生育率又意味着大衰落或灭亡，难道人类的发展使人类步入了死亡之路？
困惑之三：人口再生产边缘化
随着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每个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体系之中，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物质再生产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人口再生产被边缘化了。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奋斗，你要成就你的理想，你要成就一番事业，生孩子养孩子也许就被你认为是负担是累赘了。尤其是女性，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物质再生产之中，生孩子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教育的延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成家立业越来越被往后推移。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延长，生活工作的压力，结婚尤其是生子越被后推，人口再生产在快速颠簸高竞争高压力的现在社会中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
困惑之四：思想与偏好的改变
“多子多福”、“养儿（女）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等等，对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现在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了。随着“思想解放”，自由享乐主（尤其是性自由享乐主义，影响了通过性对人口再生产的偏好）、无孩子无负担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人类其他民族文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越来越低，各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偏好影响或决定需求，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严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导致对“孩子产品”需求的减少或失去。现在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丁克主义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与偏好改变的结果。
生孩子延续人类文明，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当生育愿望不断降低的时候，人类文明就难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发展必将失去后续动力。而中国，在现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思潮之下，在几十年来铺天盖地、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只生一个好”的教育之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数就不难理解了。
困惑之五：经济发展导致生存成本与压力升高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住房、结婚、生子等成本不断升高，人的立世起点成本越来越高，复杂而又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更让人难以进入并轻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却未给每个人相同的能力、机遇、家庭资本和更好适应这个体系的能力与保障体系，高度的竞争与膨胀的物质主义、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剧压力，结果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反而随发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与民主发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国家更加如此。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没有现在人高，古人的医疗科技水平也没有现在人高，但现在人的住房、医疗压力更大。与一千年前相比，与一百年前相比，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发达了，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年轻人既面临养孩子和养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临养自己与体面生活成本的提高。随着发展所导致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到来和人口结构恶化下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差，年轻人的压力似乎朝着更高方向发展。难道人类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存了？生存压迫着年轻人，也就压迫着人口再生产，而这个压迫却是由人类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难道人类要面临发展与延续的两难选择？
困惑之六：避孕与堕胎技术
对性自由和孩子负担思想之下，避孕和堕胎技术被认为是对人类的解放。本来，若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导致人类文明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对性爱的需求而避免。但有了这些技术，人类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经济机制就顺利的进行了。不知这项技术，到底是解放了人类还是自由自绝的灭亡了人类。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社会经济机制。
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即使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够强劲，这个民族一般也会因自然的两性结合而自动延续下来。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环境，在安宁的状态下，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还可以使民族幸运的兴旺繁衍开来。由于那时猛兽、自然灾害、暴政、战争和瘟疫的存在，缺乏医疗条件，儿童死亡率高，还经常出现人口暴减。由于缺乏避孕和堕胎技术，人类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证，人类或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其实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妇女也并不想一性爱就要面对生孩子，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技术可供选择罢了。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可能人类已经灭亡了。有人埋怨毛泽东没有更早的开展计划生育（如马寅初），那是因为缺乏避孕技术。还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条件下鼓励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鼓励生育并不能再让妇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生育的微观基础遭破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在现在思想和社会经济机制之下，离婚率越来越高，晚婚或不婚越来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结婚成本与条件越来越高，家庭不是组合难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坏，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差。离婚、不婚、晚婚和婚姻爱情家庭的不稳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生育能力降低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它国人口实力和阴谋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广大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据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困惑之九：低生育率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模式是：人口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物质再生产，也即经济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环→然后以物质再生产成果支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人口再生产再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再次影响人口再生产。人类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如果这个循环是良好的，人类社会就能够健康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如果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人类社会将处于衰亡的危机之中。
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获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产。也即是人类消费与收入的健康循环维持了人口再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人口再生产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低生育率必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严重恶化。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青年失业问题和青年压力沉重。一个社会，谁来生孩子？年轻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由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和人口经济社会规律所决定，低生育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费人口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不足或整体消费人口衰减，造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和财富相对或绝对的大幅缩水，继而加重经济低迷和民生压力大，促使生育率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政府与社会养老负担重，用于发展的资源少，发展成本上升，发展能力下降，导致政府与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供应力下降，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力下降，继续经济不景气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与投资信心不足，反而又导致收入、消费、投资三者相对或绝对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续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终导致政府收支严重恶化，造成政府减缓社会压力与鼓励生育的能力大为降低，生育率依旧走低。由于上述恶性循环和及其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低下，使人口与社会陷入持续萎缩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经济、民族、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中国很奇怪，自己人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这个恶性循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机制一起让中国生育率十分低下，导致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人口结构不断恶化。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恶化，最终再次伤害人口再生产并走向恶性循环。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减少未成年人消费减少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恶化内需、减少就业岗位并加剧就业竞争压力。而未来，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劳动力的高速下滑，最终导致中国年轻人压力沉重，严重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国走向这个恶性循环。
困惑之十：政府也失灵
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在它的供给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失灵，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失灵，由政府为大家或社会提供“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产品。但政府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也失灵了。现在的政府，即可以无偿的从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获得税收，也可以无偿的通过政府负债来从未来人口身上透支财政收入。也即是说，本届政府可以无偿的使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还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获取短期收益；本届政府有获得过去人口再生产收益的权利，却没有为未来造人的义务；人口再生产是未来政治家的公共产品，但没有现在的政治家乐意毫无补偿的去支付私人成本。鼓励人口再生产，在政治上同样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面临政治上的严重供给不足。
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现在鼓励生孩子，可以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动力（最根本的动力），可以为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强大的能量。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物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所以鼓励生育就是最佳的发展选择——不仅可以挽救发展危机，为未来注入强劲发展动力，更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可现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劳动供给和带动房产、汽车、电子电器等产业消费潮的到来。政治人物一般连任两届，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即使他能连任三届四届，鼓励生育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不会在他任内显现。同样，要化解未来重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民主与政治压力，要根本解决低生育率下的国家发展危机和民族发展危机，最根本的措施还是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这些“重大贡献”的成果依旧不会在政治家任期内显现。有人说：“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但真正把未来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几个？哪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证政治家更关心未来？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选择短期行为。对政治家来说，鼓励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却是公共产品。尽管鼓励生育利人民利国家利民族未来，但由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政治家对鼓励生育总是动力不足，很难有爱国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励生育，更难有十分爱国的政治家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而把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决定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还没有制度保证人类能够战胜这场危机。
在中国，很奇怪，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政府不仅不鼓励生育，还要用计划生育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期性，孩子总要先被抚养，而不能立即变成劳动者去创造GDP，所以在短期内计划生育总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红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业绩，还可以让政府和各级官员有一笔“计划生育收入”。这对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来说，尤其是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计划生育总可以获得当期个人收益，而未来却由全体中国人去支付计划生育成本。现在的年轻人减少、民工荒、老龄化飞速发展、养老危机苗头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就业压力大，都是计划生育成本的显现，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机还在后头。所以，计划生育是“私人产品社会供给”，是人民支付成本，而政府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获得收益。如果改变人口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现在政府和政治家不仅失去原有收益，还要支付转变成本，而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未来收益却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来政府与政治家的。因而，转变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尽管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显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来人口减少已成定势，只不过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未活到预期寿命，总人口数量因人们晚死而虚增（由于在未来必定会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会倒过来再减少）。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超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也仅有危险的1.33。这样的超低危险生育率，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危机，无论如何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鼓励生育。但由于计划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产品公共供给（权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所以中国人口政策转变之难就不难理解了。
对权力所有者来说，计划生育的收益是个人的，成本是人民的。这就像一个只有靠向社会大量排污才能生产少数人使用产品的企业，利益动机决定权力总是更喜欢继续计划生育，尽管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来说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对于生孩子，生多少本来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了这项权利，并从这项权利中获取“私人利润”。生孩子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大的公共产品，本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支付主要成本。但有了计划生育，国家不仅不支付这项成本，权力所有者还拿它获利。于是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人民权利政府寻租的悲剧”，中国的计划生育乱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力量，现在社会都越来越鼓励“造物不造人”、“用人不造人”。人类的文明，似乎已经走上了自绝的道路。任何一个文明，只要人口再生产被轻视被边缘化，只要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人口不增也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大衰落是必然，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人口再多也不例外。
根据《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现在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以下所称生育率皆指总和生育率）低于2.1，而且人类的生育率已经处于长期下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数据，现在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现在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主要是落后国家多生孩子的贡献。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将不断显现，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机制最终将使全球总和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类文明不久就会面临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三、中华千年危机
在这场人类文明的困惑面前，在这场危机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较能承受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依旧比较强劲，生育率仍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经不起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变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都有三部分构成：1）生育的微观基础保护，如阻止性自由泛滥的文化或宗教规定，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新娘贞洁的要求和反对婚外性行为，都是要保护生育能力、保护婚姻家庭。2）生育的物质激励，如养孩子防老，这是原先汉族生育文化的支撑。3）生育的精神激励，包括对孩子的喜爱、神灵的要求或自己和先人灵魂对孩子的需求等，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生育，你们繁殖，未来我要以你们与其他各民族竞赛”。民族生育文化的这三个部分，对本民族生育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从而使自己民族兴旺延续发展强大起来，是支撑一个民族发展延续的核心。各民族的先贤，或宗教创始人，由于认识到人口和生育对民族或宗教生存发展强大的意义，有意或无意的创造了支持自己民族生育繁衍的文化。但现在中国人的大智慧，至少在人口与文化观念方面还不如两三千年前的中华先人。
汉族生育文化由“养儿（女）防老”、“传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等思想元素构成的。“万恶淫为首”，反对淫乱，可以保护生育能力，保护爱情婚姻家庭，从而保护本民族生育的微观基础。古罗马、古巴比伦文明，都曾经因为长期淫乱，导致生育能力降低，最后灭亡。“养儿（女）防老”、“百善孝为先”，前者引导多生孩子，后者保证养孩子的投资收益，从而促使族人多生孩子。“传香火”强调祖宗神灵和自己灵魂对生孩子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道德上惩罚不育后代的人，“多子多福”就直接认为孩子多了就是好，这些在精神上激励族人多生多育。“早生贵子”提倡早婚早育，尤其对女孩，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并优生。这些生育文化，确保汉族成功延续几千年，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生育文化太不耐现在社会冲击了。作为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最大支撑，“养儿防老”在现在养老方式和生孩子收益公共化的冲击之下迅速倒下。“传香火”被认为是迷信，在无神论泛滥的情况下老祖宗立马就不灵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文化在快速流失，更别提用生孩子传香火孝顺父母和祖宗了。“万恶淫为首”，现在黄色和性交易泛滥，性自由主义思潮几乎袭向所有的年轻人，几乎快成了“万善淫为首”了。在性泛滥之下，性病毒广泛传播，不健康性活动大幅增加，生育能力受到性泛滥的严重侵蚀。性过分自由，又严重损害了爱情婚姻家庭，性问题矛盾成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大祸水，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被严重破坏。汉族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祖宗的一句“万恶淫为首”早就被忘光了。“百善孝为先”，在自由化和对传统的叛逆之下，在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之下，孝文化被严重淡化。“早生贵子”被教育的延长、生存立世成本的提高和人口再生产的边缘化等遗弃，“晚婚晚育”的宣传更是彻底摧毁这种文化。“多子多福”，在孝文化淡化、人口再生产收益公共化和养孩子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变成了“多子多负担”。等等，汉族的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之下不堪一击，迅速被冲垮。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天大谎言！
综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2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5%，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1.5%（大约1800万人），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25%（大约3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占世界同期人口的1/3。由于那时人口寿命低，儿童比重很高，所以持续1.2的生育率使汉族在200年后的新生儿数量还不如5000年前的水平！尽管现在汉族人口很多，但汉族在一二百年里就可以完全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而且是人口继续急剧减少的“濒危小民族”，中华文明五六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一毁！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22,2005年人口抽查显示也仅为1.33。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即可以认为中国一代人的时间是26年。按1.2的生育率计算，新生儿童每过一代减少45%，26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2年后减少70%，104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6年后减少40%，52年后减少64%，104年后减少87%。实际上，由于中国儿童性别比严重失衡，1.3左右的生育率就会使中国26年后的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50%以上，这相当于把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能力拦腰折断！
事实上，中华文化特征损毁的速度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的速度可能比这还要快。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汉族城市一胎，农村头胎是女孩可生二胎；少数民族两三胎，计划生育执行宽松，实际可以更高），少数民族生育率显著比汉族高，如2000年哈萨克族生育率为3.20，维吾尔族生育率为3.16，而此时汉族生育率仅略高于1.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5年仅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较汉族高外，还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结婚后为享受政策优惠而把孩子登记为少数民族。在中国整体人口增长速度不断降低且很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却呈加快增长的趋势，如1953到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为2.24%，1982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升到2.52%，2000到2005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竟加速到2.99%，而此时汉族人口年增长率已经仅为0.40%（而且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按照这样的趋势推算，显然现在汉族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已经不足中国的70%，由于汉族生育率超低且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严重，这个70%很快就降到60%乃至50%以下，百年之内中国最有活力的人口将多数是少数民族。比如在新疆，虽然目前汉族仍然占新疆总人口的39.7%，但是汉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总出生孩子的18%，而且还在快速下滑，不久后汉族青年在新疆的比例将不足10%。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多数少数民族实际上与汉族同根同源，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交往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中国人，都应该增加。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口实力增长，都是中国人口实力的增长，都是好事。而笔者反对的是：中国在超低生育率之下不应该继续计划生育，不应该对汉族执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让汉族孩子快速减少；同属于中国人不应该因民族不同而人为制造待遇差别，让汉人不想让自己孩子当汉人了。事实上，现在的人口与民族政策也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实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也受到计划生育的削弱，只不过是没有汉族严重罢了。汉族生的孩子少了，母婴儿童消费消费减少，加重中国内需不足。再加上计划生育提高劳动参与率，让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更能。由于民族优惠政策，惯养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使企业更不敢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反而使少数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压力更大。未来汉族人口比重快速降低的过程，也是中国老龄化迅速推进和发展能力急剧下滑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向心力、凝聚力与和谐团结局面恶化的过程。失去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中国也因老龄化、人口衰减而失去大国尊严和保证团结和谐的向心力，这对少数民族来说也不是好事。汉族生的孩子太少，未来中国老龄化严重，发展衰微，少数民族亦因此损失很大。随着少数民族向现在经济社会的迈进，少数民族也会出现生育率的下滑，如果汉人生孩子太少就会造成中国老龄化过重，政府对包括对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鼓励生育奖励补助能力将大幅降低，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未来的发展延续。这样的人口与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好事，更是降低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能力。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0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1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易富贤《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的时候，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青山不再，柴火必尽；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亡国）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的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的生存着。这就是我们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损而不折，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中华民族不仅面临千年未有的人口数量上的发展延续危机，还面临五千年来空前绝后的光棍危机。中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在1978试行一胎政策和更强制的计划生育后不断升高，1990年达到112：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由于人口政策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导致许多父母被迫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计划生育惩罚，或惩罚确定又想保证要男孩，不进行性别比鉴定的要男孩失败风险高达50%。特别是“超生”代价高的人群和多胎“超生”代价沉重的人，更可能被迫选择性别鉴定。结果必然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现在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50万条光棍，每四五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问题更严重；光棍“革命”的机会成本更低；光棍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更革命”的光棍大规模出现无疑要增加中国的犯罪和不稳定。
人口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生育文化就是民族的“龙脉”。当中华民族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后，当中华民族孩子不断减少时，失去的不仅是人口，还有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与竞争力。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体，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是由人执行的，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物质资源相互流动和知识技术、制度、教育等各方面不断相互学习跟进的今天，在制度、教育、人口素质和人均人力资本鸿沟差异不断缩小的今天，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竞争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未来的，其根本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口实力（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而GDP或其它物质指标和人文指标只不过是人口因素的社会表现。当我们中华民族处于超低生育率和孩子不断减少的时候，危机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何以复兴，连我们民族的生存延续都是问题！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那时中国生育文化还很强劲，生育率还很高，经得起打击，把列强赶出去之后还是顽强延续的中华民族。而当中华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和超低生育率到来的时候，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未有的空前大危机！
四、中华如何面对未来
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计划生育恶果的显现，每一个中国人都将面对工作、生活、养老等各方面的人口危机。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生活在中国，你都不能逃脱它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如何面对并摆脱这场生死危机？
拯救之一：促使人口政策和中国人口思想立即大转变
人口决定命运，改变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必须立即改变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不进行180度的大转弯，中华民族持续快速衰落的命运就不可避免。改变的越晚，改变的越慢，改变的力度越小，中华民族的损失就越大。超低的生育率犹如中华民族的主动脉大破裂，若不立即挽救，中华民族的机体将迅速衰败。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拿出当年拿下“四人帮”立即停止“文革”的魄力，力挽狂澜，扶中华民族大厦之倾倒！
思想决定政策，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口思想，尤其领导决策层、人大代表和媒体工作者们的思想。在这场中华民族的生死危机面前，希望所有已经发现中华民族人口危机的每一位炎黄子孙，希望所有的中国爱国者，希望我们的广大媒体，请积极宣传新的人口思想。由于过去几十年全方位的反生育宣传教育，中国人口思想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和“愚昧的封建时代”，所以在中国的人口思想面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是发展的主体和发展成果的载体，人口观决定发展观，人口观是决定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命运的世界观。改变命运，请爱国者们从改变我们每一位同胞的思想开始。
拯救之二：人口再生产成本社会化、收益内部化
政府的所有税收，公民的所有个人所得，无不包含着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没有人口再生产，整个社会的一切都会失去。由于人口再生产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强的活动，必须由国家支付其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否则就会因“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导致人口再生产供给严重不足，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未来都会陷入危机。为此，人口再生产要成本社会化，收益要内部化。
无论是所得税、流转税还是财产税，均取自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收益，所以政府要从税收中抽出一定比例，用于反哺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绝大部分收益不可避免的社会化了，所以社会要支付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的绝大部分。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应该支付大部分人口再生产费用，并补偿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也即是，国家出钱，人民出人；国家发工资，人民出力，共同支撑人口再生产。比如国家免费提供母婴医护或等额补助，发生孩子奖金，每年按孩子数量发放未成年人养育补贴，国家支付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用，免费校餐，给生孩子而耽误工作的妈妈或亲人发工资，所得税设计要照顾生孩子家庭和支持员工生孩子的企业，等等。另外，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都可以“搭便车”，既然免费“搭”了“便车”，可以收取一定“人力资源投资费”或直接包含在个人所得税中（由于一般收入越高，“搭”的“便车”就越多，所以可以规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就是“人力资源投资费），对生一个孩子的减半，对生两个及以上的免收（相当于对个人所得税部分减免）。
一般来说，女性受教育越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学历越高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但同时，学历越高的女性，其智商一般越高。对男性来说，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另外，一般学历与智商越高的人越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获取更高的职位，也更容易进入更高生活成本的地区（如一线大城市），他们养孩子的费用因其收入、所在阶层、所在区位、精养孩子、攀比等因素而更高。结果，智商高的群体由于生孩子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太高，他们生的孩子更少，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民族的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就不可避免的相对降低。为此，对生孩子的奖励与补助要体现实际公平原则：对养孩子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更高的人群进行更高的奖励与补助，这样才能保障民族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双双较快增长。同时，对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要进行更高一些的生育补助和奖励，因为国家过去的人口政策给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带来了很大养老压力与政策伤害，多补助多奖励一些算是国家对公民伤害/损失的补偿，以体现历史纵向公平，也是抚平对国家过去政策的怨言。
虽然人口再生产成本可以部分社会化，但至少一些（其实是大部分）机会成本损失就根本无法社会化，所以还难防“搭便车”。 拿养老来说，只有生孩子才能真正供给养老力量，其他养老方式只不过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如储蓄养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养老在内的一切养老方式所得的货币，只有未来的劳动者才能将老人手中的货币兑现成实际购买力，否则只能是一堆废纸。由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匮乏不可避免，加上低生育率重老龄化之下政府必然大力刺激经济发展（低利息率加通货膨胀），未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务价格必然大幅虚涨，中国老人手中的货币必然大幅缩水。如“以房养老”，如果没有人生孩子，你的房子在未来一文不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2020年后的中国房价必然大跌，到时候不是房子养你而是你白白养房子几十年。再如投资养老或养老保险金投资，如果没有人生孩子，那些投资将全部打水漂，连那堆废纸也得不到。由于中国年轻人口的持续快速下滑和未来劳动力及总人口的持续快速减少，无论是生产创造的劳动供给还是消费力量必然大幅下滑，企业既缺乏劳动力又产能严重过剩，投资养老必将大幅缩水或投资损失巨大，很可能还不如最笨的储蓄养老。除自己养孩子养老外，其他一切养老方式都是“搭”养孩子养老的“便车”，所谓的现代养老方式都只不过是吃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这时，就需要对人口再生产收益进行内部化，也即是改变养老政策等。
现收现付的养老方式，纯粹是无偿占有过去和现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必然严重打击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基金式的养老方式，相当于储蓄养老与投资养老的混合物，还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亦伤害人口再生产。而中国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养老方式，是前两种养老方式的混合物，还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这样的养老方式，无论从公平性上讲还是从人类的或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上来讲，都是个错误！社会统筹，也即是中国现在养老方式中的现收现付部分，就是国家无偿拿走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或公民的人口再生产收益，然后发给现在的老人，以解决政府的养老金缺口和现在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个人账户，也即个人养老基金部分，低生育率不仅造成它必然大幅缩水（现在生育率越低，未来缩水就越厉害），也同样是无偿占有公民人口再生产的未来收益。若没有人生孩子，个人账户在未来只是废纸一堆，还不如现在花了算了。未来它之所以没有完全变成废纸，是因为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流失到这些老人手中的货币身上了。人口再生产收益是人民的劳动成果，人民的劳动成果神圣不可侵犯，社会或政府没有资格把它拿来让大家一起分了。这种养老方式，即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选择。它不仅侵犯人口再生产者的劳动收益，更是因“公共产品社会供给的悲剧”让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陷入持久的低生育率大危机之中，必然导致未来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大衰落，甚至导致民族灭亡！“养儿（女）防老”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核心，养孩子养老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最根本激励机制，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就是抽掉/拿走中华民族的“龙脉”，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大衰落甚至面临亡族危险！选择了这样的养老方式，即使不说是致中华民族于死地，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人口根基大崩溃！同胞们，如果大家都想着没有孩子或少孩子的轻松和社会养老的无后顾之忧，不仅我们中华民族复兴是在空想，连我们自己后半辈子的“无后顾之忧”都是在做白日梦！我劝同胞们还是提早赶快醒醒吧！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要灭亡的民族；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国家，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若同胞们再想没有养孩子负担而社会给养老，不但中华民族复兴要打个问号，连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也都成问题！
现在的养老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进行内部化，否则不仅这种养老方式很可能崩溃，连我们的未来发展和民族生存都要陷入大危机。首先，社会统筹部分取消，因为社会统筹也即现收现付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收益，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其次，个人账户改革，个人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父母（也可以包括父母的父母）的养老金（养孩子收益内部化），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金（用于激励缴纳积极性）。再从个人所得税中抽出一部分，根据老人的子女数量（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和子女对社会的贡献（可以参考子女所得税纳税额等）支付给老人，子女越多贡献越大就支付越多。这样，养老金支付模式就变成个人账户加子女账户（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并和子女所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子女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再调整一下）与子女数量挂钩。而对没有生育孩子也没有领养孩子的老人，纳入社会救济范围，再从财产税中抽取一部分并根据过去贡献对其进行数量不同的补助（有利于调动他们现在的物质再生产积极性）。当然，所有公民还可以进行储蓄养老、投资养老、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和以房养老等。如果生育率提高，这些养老方式的收益率也会提高或损失降低。如此以来，既不冲击民族生育文化，又体现了在人口再生产上收益获得上的公平性：既调动了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又促进了物质再生产的持续发展；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又有利于父母教育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女）；既有利于提高未来老人的实际养老金所得和其他养老收益（如孩子照顾、天伦之乐），又降低了未来国家、社会、老人和子女的压力，并从根本上促进了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发展，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最优的养老模式。从支付形式上看，其实这跟“个人账户加社会统筹”的模式没有多大差别，改变的的只是激励机制，也即“换药不换汤”。趁现在中国老龄化还不是非常严重，在老年人大规模抗议之前，养老制度要尽快改革，否则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也许认为老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应该无偿给他们养老（也即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社会”是谁？也就是别人以前生的孩子所变成的现在劳动者。若没有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贡献不具有任何延续性，根本无法向后使用。如货币，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纸；如工厂，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墟！在当今社会下，物质再生产的贡献已经被自己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形式和向国家纳税从而享受国家所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间接方式消费掉了，没有剩余。所以，无偿的社会养老，也即现收现付模式，没有存在的科学理由。上文也已经分析，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必要做任何保留。
拯救之三：挽救民族生育文化
如果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机制改变了，变得有利于人口再生产，中国的人口危机可以得到一定解决。但是，中华危机还是无法解决。在相同或同一个社会之内，民族生育文化的不同决定民族之间生育率的差别，从而决定民族命运变化的差别。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或者说汉人生育文化已经在现在社会下几乎已经流失殆尽，十分脆弱，必然会造成汉人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和华人在世界的人口比例持续下滑。这种长期持续下滑的结果，还是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的大衰落（虽然是速度慢了一些）。所以，民族文化不挽救，中华“龙脉”不修复，中华依旧摆脱不了千年危机！
让笔者和许多关心民族人口未来的爱国者最困惑的就是这个，修复文化太难了，说起来做起来都不容易，怎样修复？笔者不才，只能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民族传统生育文化中能继续使用的要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养儿防老”要理解为“养儿女养老”，因为在现在社会男孩女孩都可以养老，况且女孩一般更孝顺，和父母心里距离更短，关系也更融洽，且女婿与岳父岳母的关系一般又比婆媳关系好，因而可以宣传养儿养女都养老。无神论和“传香火”有的冲突，失去了“鬼神”、失去了“来世”，也就失去了祖宗之灵的监督和对“传香火”的需求，也就更不讲未来了，所以建议不要过度宣传无神论。“传香火”应该变为男孩女孩都是传后人或“民族香火”。由于现在社会流动性较强，建议汉族或使用汉族姓氏的人都人人持一本“传世家谱”，记载着家族的传续和先人与自己对后代的期待，让自己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形成一种多生孩子多传后人的文化。也可以女随母姓、儿随父姓，或多生几个随父随母姓的都有，这样生男生女都可以“传香火”。“万恶淫为首”一定要重新强化起来，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对光棍建议使用充气娃娃等），阻止不良性自由宣传或思想传播，对传播性病和直接或间接破坏她/他人生育能力的行为应该进行法律制裁，对破坏爱情婚姻的婚外性和寻花问柳的爱情骗子应该有惩罚措施（比如引进鞭笞），对女孩和未婚女性贞洁要系统保护并制定相应措施惩罚故意破坏者。爱情是伟大的，所以性应该忠于爱情，背叛伟大爱情之性就是渺小的。家庭是养育人类的地方，美好爱情婚姻家庭是人的温暖之家和幸福港湾，背叛爱情、破坏婚姻、分裂家庭就是犯罪。她/他人身心纯洁是她/他幸福婚姻的基础，把性爱降低到自由性交的性泛滥思想就是把人变成畜生禽兽的思想毒瘤，不真爱她/他或并非想与她/他建立美满婚姻家庭而破坏她/他人纯洁就是一种犯罪。如果一种保守有利于发展与社会和谐，保守即是先进。如果一种自由会导致不幸和民族衰落，自由就是自绝！道德和法律务必要促进发展并打击自绝的思想、文化、行为。“百善孝为先”要继续发扬，应该和家庭民主与讲道理结合起来，让“孝”文化成为代际间和谐的典范，也同时保证人口再生产的父母收益，保证“多子（女）”就是“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升级，不仅是对父母不孝，也是对祖宗不孝，更是对中华民族不忠不孝！若大家都不愿多生孩子，民族必衰；若不生孩子，民族必亡，还有什么比造成民族衰亡而更不忠不孝的行为呢？不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让祖宗子孙繁盛，让民族“香火/薪火永传”，就是大忠大孝。“早生贵子”要继续，尤其是要提倡女性早婚早育，这样可以充分利于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优生。“多子多福”要变成多子女多福，要在全社会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和多生孩子对民族、国家与社会未来的重要性，宣传生育的伟大与奉献精神，宣传孩子的可爱和养孩子的乐趣，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到大学、从恋爱到结婚、从家庭到社区、无处不在的在全社会形成喜欢多生孩子的思想。
其次，要进行有意识的新文化再造，形成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利于生育的文化体系。比如面子文化会给自己生活造成压力，从而压迫人口再生产。勤劳文化容易造成过度劳累和人口再生产边缘化，过于勤劳很不利于生孩子养孩子，建议中国人要放松一些，尤其是要切实保障休息与节假日的权利，严禁工作时间过长并缩短工作或加班时间。中国物质主义全球第一，精神信仰缺乏，容易造成压力，不利于多生孩子。白种人有基督教（广义）和伊斯兰教，东亚黄种人仅有不生不育的佛教，中华文化圈缺乏有利于生育的宗教信仰。无神论或缺乏坚实宗教信仰的东亚黄种人/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约束和面对现在思想冲击的精神信仰支持，难以保持有利于生育的民族传统文化，所以中华生育文化十分不耐现在社会的打击；缺乏对抗物质主义、面子文化、社会生活压力的精神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以生育容易边缘化；缺乏祈城宗教信仰对胎儿生命权的尊重，所以对堕胎的看法比较随便，导致生育能力和生育率因过多人工流产而较大下滑，中国到处看见的无痛人流广告和每年1300万次记录在案的女性流产（还不知道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仅记录在案的就占世界1/4）就是对幼小生命权不尊重的文化反应。因而，中华文化圈的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占黄种人57%的中国又进行计划生育破坏自己的生育文化——“龙脉”，黄种人的大衰落趋势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中国至少应该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并禁止流产广告，保护胎儿生命权，形成反堕胎的文化，对两个月以上胎儿应该禁止或更严格限制流产（这样的流产最容易造成性别比失衡），否则中国女人的生育能力和中华民族的未来都被流产掉了。现在一些宗教在中国较快的发展，也许是好事，可以提供精神信仰支持并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也可以补充中华文化因缺乏宗教信仰支持而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下较弱的缺点。但同时要合理引导，改变其中一些教义或规定或，宗教的发展尽可能的不能弱化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人对汉族的认同）、中华先祖、中华血缘、中华历史、中华先贤、中华思想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不能损害敬祖宗和连结民族的思想文化仪式，不能危害中华思想文化特征，不得排挤或敌视其它宗教、非宗教人士和非本宗教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建议改变其不生不育宗教特征，至少把其俗家弟子发展成多生多育的文化。中国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尽可能都变成多生多育的文化。建议爱国者、党员和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员要带头多生孩子，发挥民族人口再生产的先锋模范作用。
其实，多生孩子就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大爱国”和大奉献。能影响民族与国家实力长期转变和命运变化的爱国才叫“大爱国”，创造先进思想制度文化、抵御外敌入侵或对本民族的伤害、生孩子与培养孩子，是事关民族与国家命运转变的最根本三大贡献，是影响力最持久的三大爱族爱国方式。但对多数人来说，生孩子养孩子最可能最现实，所以生孩子养孩子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民族对国家最根本性的贡献和最大的爱族爱国行为。对多数人来说，生孩子养孩子是可以做到的“大爱国”，而其它多数只不过是影响短暂的“小爱国”。同样，对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才是真伟大，因为多生孩子的成果主要奉献给了民族、国家和社会，而其它多数贡献一般都获得了相应个人收益，不能称之为伟大的无私奉献。连做了好人好事，社会还夸奖你，可谁夸奖了多生孩子的父母呢？试想想，世界上还有多少比“做母亲”或“做父母”更是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呢？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国，如果你真的有奉献精神，请您多生孩子。在低生育率的今天，多生爱国，“超生”救国！
拯救之四：降低人口再生产成本
由于养孩子成本构成决定，养孩子成本不可避免的较快速的提高，但中国的养孩子成本也太高了，必须系统的降低成本，决不能让中国年轻人养不起孩子。比如对母婴用品、母婴医护、少年儿童需求进行招标采购，然后再平价或低价销售，一些可以完全由政府直接免费提供。对这些需求的生产企业或单位，尽可能的促使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保证质量。从幼儿园到大学，提供更多低价或免费教育，尽可能多的由政府支付成本。由于年轻人收入低或经济实力不足，对买房、婚庆等尽可能的帮助其降低成本或提供支持。
在降低直接成本的同时，也必须降低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尤其是女性的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或给予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较为充分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损失较大，即便是直接成本降低了，一些人还是不愿多生孩子。在税收和财政支出上尽可能的补贴其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的同时，要禁止企事业单位的一些规定或潜规则抑制员工进行人口再生产，并尽可能的在法律规定、社会规则与潜规则的形成上降低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
华人生育率之所以低，除直接相关的生育文化外，还和生孩子的高成本相关。奋斗文化提高了华人尤其华人女性生孩子的机会成本，精养孩子提高了华人养孩子的直接成本。这样的文化，华人在短期内成功了，但在长期内民族却失败了，这是民族自绝式的成功。在国内，也是类似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呢？应该在海内外华人中提倡单个孩子的适度投入，不要过于精养（其实过于精养反而是有害的）。包括国内，在讲男性华人个人奋斗的同时，更应该形成为民族发展而多生孩子的文化氛围，甚至应该停止向华人女孩灌输个人事业奋斗的思想，或至少应该大力培养华人女孩为民族多生孩子的民族发展奋斗精神。
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别对女性提出过高事业要求或灌输那么多个人事业奋斗的思想？或至少从小培养女孩认为生孩子比个人奋斗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个人未来更重要的观念。让女性为个人事业奋斗或过多参与物质再生产的文化，看似在短期内发掘了女性“半边天”的物质生产创造潜能，却永久的削弱了民族、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实力。造物不造人，提高女性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把女性过多用于物质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自绝式的发展方式。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建议适度偏向于录取男性，从而不让女性的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提高过多（如果文化改变，若女性收入提高愿意多生孩子的话可采取相反政策）。女性不进行物质再生产还可以进行人口再生产，也即生孩子养孩子，但男性不进行物质再生产还能生小孩吗？要优化男女在人类社会两大再生产上的合理配置，不要既浪费男性的物质再生产功能又浪费女性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否则最后受损的必然是整个社会——低生育率、老龄化、民生压力大、（物质与精神）老无所依（尤其是更长寿的女性）和发展能力严重下滑。所以要在全社会、整个教育体系、从娃娃抓起强化男性应该养老婆孩子和女性更注重生孩子的和谐两性分工思想。国家应该给付出机会成本的生孩子的女性发工资，或同时建议丈夫给在家生小孩养小孩的妻子发工资，或把丈夫的个人所得税部分返还给生小孩养小孩的妻子。男女平等应该是相当的而不是绝对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应有分工差异是合理的。难道“把女人当男人用”的社会就公平吗？从思想教育和提高机会成本来剥夺女性做妈妈的权利就叫公平？走向民族与社会衰落的思想才叫平等？男人造物，女性造人；男人再生产物质世界，女性再生产人类社会；男人创造世界物质外壳，女性创造世界精神内核（温暖家庭）。看似男人创造很多，但女性创造男人并再造人类，母亲才是人类大厦和人类文明发展延续的根基，生孩子的女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幕后缔造者。恢复男性主导物质再生产和女性主导人口再生产的和谐天然分工，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延续的根本，这才是真正的大公平。
拯救之五：人口再生产中心化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所以整个社会，从媒体、教育到经济、文化和政治，必须将人口再生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者至少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首位。比如对女性角色贡献的认同，不要把女人当男人用，要把人口再生产放在比物质再生产更重要的位置，要使中国人尤其是女性认识到生育的伟大意义和自己生孩子的重要性。建议中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双中心”，否则经济建设也即物质再生产一条腿走路迟早要跌倒，连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都会失去。只有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中心模式，才能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才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都获得可持续健康强劲的发展，否则会双双走向灭亡的道路。“以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双中心”，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才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发展后劲最可持续的最强发展观。中国只有选择这样的发展观，中国才能成功崛起。中华民族只有依靠这样的发展观，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拯救之六：民主促民生
有人疑问：为什么比我们富的美国人和比我们穷的印度人都养得起孩子而唯独我们中国却养不起？有网友回答说：“美国和印度的官员、议员都是人民直选的，因而他们的官员和议员都争着巴结人民讨好人民，所以把人民的生活成本和养孩子成本大大降低了。”说的太对了，中国民生缺的不是钱，而是民主或直选。只有人民直接选出的官员，才会争着讨好人民争着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水到渠成。只有人民直接选出的议员/代表，才会想方设法体现出人民的需求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声音才能被议员/代表更深更全面的反映出来并更真实的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只有直选，什么“千人给市长下跪”、“人大代表故意撞人”、“镇党委副书记用杯子砸晕农民的‘杯具’”等等，这些中国式官僚主义乱相才会消失。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民生、改变官僚主义、改变“人民权利政府/官员寻租的悲剧”，就必须进行直选。只有直选，中国民主才能真实有效的快速发展起来，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才更具有发展活力与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从长期压抑中释放出来。只有直选，“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能得到更切实的保障。只有这样，用民主促进中国民生的长期根本改观，中国人才能养得起孩子，才有精神劲头生孩子。
推进中国民主进程，首先，强化人大功能，从乡镇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全部直选，代表按人口分选区选举，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市、县人大代表要职业化，并禁止党政领导兼任(建议任期2年，每年换一半，无限连任）。这样的人大代表，才能更反映民生民意，才能更专职专注的代表人民利益，才能把权力代表与权力执行分开并防止一些兼职代表把“权力从左手转到右手”。同时，人大也不能变成官员的养老院，有本事他们自己参加直选竞选来获取人民代表资格。其次，从镇长到省长全部直选，这样才能让官员在人民的制约下为人民服务。再次，改革政协，提升并扩充政协职能，在政协发挥统一战线和民主协商功能的基础上，再发挥对人大“查漏补缺”的作用。也即政协委员按人群类别、职业阶层和利益群体来反映民意，这样各党派、各宗教、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和企业家、工人、农民、医生、教师等等各类型人群都有自己的代表委员。人大是横，政协是纵，纵横交错不留遗漏；人大是每一位公民都有相同的政治权力，政协是每类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既权力平等又民意反映完整。如果这样，即便是中国民主不能称之为最优的，但也是最好的类型之一。
政治与经济相辅相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制约，生产关系一定要时时适应生产力，只有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中国现在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根本，中国民生问题的最大根源，就是政治民主发展太滞后。权力决定权利，权利反映利益，不把权力直接放在人民手中（直选）就无法充分保障人民利益，民主/直选加法制才能保证人民利益至上，民生的持久发展必须有民主法制的持续发展做制度保障。中国的现在许多问题，或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民主发展的不足导致中国缺乏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上下良性互动的机制、民众制约权力与政府的机制、民众实现自己权利与利益的自动机制和国家社会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成长的机制。
从民主不充分向民主社会转变，如果在经济社会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完成这个转变，一般比较平稳顺利。如果等到经济社会状况不好的时候，人民必然强烈要求政治变革，心情也不会平和，这时候再进行政治改革就没有那么平稳顺利了。随着新中国第一代婴儿潮马上开始步入退休年龄，中国老龄化即将开始加速也是超速发展，老龄化压力将急剧攀升。随着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高速下滑和新生儿童的急剧减少，中国最有生产创造活力的年轻劳动人口正在步入快速下滑轨道。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就要加速度的减少。随着1978年一胎政策的试点与实施，中国儿童性别比持续攀升，在1990年后更加严重，中国大规模的光顾潮即将到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即将开始面临快速的下滑。如果不提前趁这些危机还没有大规模的显现，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中国要平稳的发展，必须加快直选进程，越往后就越没有这么好的经济社会基础了。
拯救之七：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
其实，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都存在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现象。尤其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由于政治利益的短期性特点，政客或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压力下更容易不保护或侵犯人民利益。由于在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中存在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双失灵的现象，特别是在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面前，人类似乎需要一个仁慈、智慧的上帝来弥补这个“悲剧”或失灵。这个上帝缺位了，我们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个。
要解决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要挽救中华民族，要弥补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双失灵，必须有制度保证存在一个超越市场与政治的且专注于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机构存在，这个机构就是“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专职保证和促进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因素和核心因素为关注方向，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为根本标准，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国家持久进步和民族兴旺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促进中华民族健康持久的兴旺发展为最高原则！由它作为政府的道德领袖和评判者，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中华儿女聘请，任何高级党政领导或退休者均不得兼职（但优秀者可以当“准委员”提出意见），独立行使权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执政党的最高监督与批评建议权，对人大、政府、政党和重要政治人物做年审报告（包括审核工作、批评和建议），其通报由各大媒体无条件完整转载。
直选加上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比较完备且充满健康活力了，这样才能在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华民族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保证，只有形成思想、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完整保障体系，才可以切实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建议为中国发展做研究的民间智库和学者提供一些经济支持，积极促进民间智库发展和思想创新。
拯救之八：改善民生与分配
中国民生压力大，多数根源或起源于制度因素，国家占有过多社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民主发展不充分导致分配向少数人倾斜；缺乏直选导致民众不能主动通过民主政治途径来解决自己生活压力，只能等到压力十分巨大而变成社会问题后才引起媒体与中央关注。从直观上看，民生压力大，直接表现就是各方面的“高成本与低收入”。所以，除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政治改革外，也可以用相应经济政策加以治理或减轻。
首先是提高普通民众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在低工资的同时，收入分配又严重不均，国有垄断企业以8%的职工占有全国55%的工资收入，0.4%的家庭占有全社会70%的财富，垄断与腐败成为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低工资制度应该彻底修改，企业制度环境成本要降低，银行贷款要向民企和中小倾斜，不利于工资提高各类规则制度要改变。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人民受益均等而不是仅由少数人获利，建议国有企业接受全民监督并向全民分红。政府和官员应该得到更多的人民监督，不能让权力沦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建议通过加强人民言论与媒体舆论自由和直选制约权力。
其次要降低物价。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在春节去泰国时发现：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经济学家时寒冰说：“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在生活成本最高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工资向非洲看齐，生活成本向欧美看起”。为何？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政府耗费社会资源巨大，腐败与权力寻租加重经济运行成本；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过多资源，效率低下，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地价、房价太高，拉高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国有垄断削弱竞争，导致质次价高，经济运行和民生成本被垄断提高而“剩余价值”却被垄断取走；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许多消费不能普遍化，因而这些消费品人均分摊的沉没成本过高，贫富差距所导致的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又拉高普通居民的住房等消费品价格；计划生育、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出口，在商品外运的同时，外汇增加导致本币被动发行过多，“物少钱多”使中国人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出口退税等于补贴国外居民消费，而退税成本必然由国内居民承担，导致物价“外低内高”；增值税等于向居民普遍征收消费税，各种收费也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物流体制、基础设施、路桥收费、腐败等因素导致中国物流成本高；农业投入不足，生产分散，计划生育等导致年轻有活力的农民太少，因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慢，供应不足，尤其是蔬菜价格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因为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面子主义，使商家更好定高价，也更易过度包装。改变这些，中国需要系统的化改革。
第三，要降低房价。高房价一次性的剥夺民众几十年的储蓄，对民生伤害极大。中国高房价，根本在城市土地国有制度和被“土地财政”利用的耕地保护。据报道，北京农民集体土地提高的小产权房，其价格只有市场的1/3左右。笔者认识的一位高校老师反映，老师集资房价格夜只有周围市场价格的1/3。这说明高达2/3的房价是由土地制度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拉高了整个城市的地价与房价，让我们生活在这片昂贵的地产之上，必然带来高生活成本，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就相当于对公民生活征税。若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5-3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59亩到119亩非城郊耕地。这种伪耕地保护不仅不能保护耕地，还导致高房价损害民生，这种虚假保护当停止。我不反对保护耕地，但反对以保护耕地为借口保护“土地财政”而最终伤害人民。
第四，要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未来绝大多数年轻人将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必须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从而让年轻人能养得起孩子，否则城市化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大萎缩。由于大城市中心区域生活成本高昂，必须避免年轻人向大城市中心区域扎堆。所以，要大力发展卫星城镇、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努力改善非大城市中心区域的生产生活设施（尤其城市群内），分散那些过密的中心区域人口，遏制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方式（如北京）。要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多建地铁、轻轨和城市群高铁，降低大城市中心区域吸引力。避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推高生活成本。建议扩大大城市的管辖范围或按城市群划分行政区域，满足一些人要生活在大城市的心理需求，比如一个城市群公用一个城市名。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并尽可能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从而降低居民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继而让居民有能力有精力生孩子养孩子，否则导致持续的人口自然萎缩/负增长就是自绝式的发展。
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改变制度。如在医疗方面，要建立全面医疗保险体系，在提高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的同时，可以招标采购药品和医疗服务再向民众平价供应。
拯救之九：改变民族宗教政策
上文已经分析，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改变。除了上面所说的宗教政策改变外，民族政策也必须进行改变。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创民族，中华称谓最先从汉族开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文化构成和人口构成的核心与主体，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最有认同感最有向心力和最有凝聚力的还是汉族，所以中国的任何法律政策都不能伤害或削弱汉族的主体性地位，否则就会伤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特征。同是中国人，不应有任何因民族而带来的国民待遇差别。无论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现在的民族政策都需要进行改革了。
拯救之十：保护生育能力
首先要反对性滥自由化。性自由泛滥会导致性病快速传播和生育能力的严重下降，是最自绝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先贤认为“万恶淫为首”和各大宗教均反对淫乱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务必要提倡婚外性保守主义，这样才能更健康更和谐更可持续发展。所以要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进行生理、爱情观念与性保守思想教育，同时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形成婚外性保守的文化。
其次要减少人工流产和剖腹产等直接伤害生育能力的行为。现在的无痛人流广告太多，实际上是在鼓励流产，应该禁止人工流产做广告。由于人工流产对生育能力伤害较大，要提早做好生理教育，加强对胎儿的生命权认可意识，形成反堕胎的文化。
第三，要改变危害生育的不良生活生产方式。要在全社会、从学校、从结婚开始宣传教育如何保护生育能力，提高保护生育意识。对企业生产，要严格保护职工健康，对损害生育的更要格外重视。要切实保护休息权力，防止过度劳累伤害身体也伤害生育能力。
第四，要保证食品健康。对各类添加剂要严格审查，对食品进行要更高检疫，防止或尽量减少各种有害物质沉积国人体内。特别是对转基因食品，由于其安全性还不确定，还很可能被外国阴谋，要格外重视。转基因技术在欧美，他们民众都很抵制，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做人类转基因的试验品？美国转基因大豆油在中国大量销售，中国民众对转基因的可能危害有多少认识？
拯救之十一：保护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要形成保护婚姻的体系。从娃娃开始，在学校和全社会宣传健康的爱情婚姻家庭观点，对新婚夫妇进行免费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由于婚外性自由化和婚外性特别容易伤害爱情婚姻家庭，所以要形成婚外性保守主义，建议对故意破坏未婚女性贞洁和不忠婚外性采取一定惩罚措施。遏制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如制定措施惩罚不良第三者。对很可能损害现实婚姻的网络结婚或网络游戏，要禁止或严格限制。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家庭压迫，打击家庭暴力，控制婚外性，努力减少导致婚姻家庭破裂因素。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爱情婚姻咨询，及时消除危害婚姻家庭和谐的不良倾向。对家庭可能分离，能挽救的则采取挽救措施。
对于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低生育率，笔者已经给出了系统而详细的答案。对于如何挽救人类文明、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笔者也给出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答案——形成促进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体系。但是，不要以为有笔者提出这些措施就可以了。思想要变成现实，还要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很不幸，在这些变革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因为所有促进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政策变革、经济社会政策变革、养老体制变革、民族宗教政策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等，多数成本都发生在当期，但绝大部分收益却发生在未来。变革这些，拯救民族，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对改革的政治家来说又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再者说来，权力阶层们由于“超生”代价沉重而绝大多数只生一个，实际占据全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的城市人也绝大多数只生一个，我们国家以往的人口政策已经给了他们很大“少生孩子好处”的承诺，对改变养老政策、少生补助等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所以，变革必然很难。笔者在本文中已经说明，养老模式变革基本上“换药不换汤”，你们许多还可以再生；笔者已经建议对独生子女生孩子多补助，等于把国家对你们和你们子女的政策伤害补偿在你们子女身上，你们也可以间接获益；改变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最终对未来所有中国人、对我们祖国、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好处，希望你们放长眼光，从人民幸福、国家未来和民族大义出发敬请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各项促进人口再生产的政策变革。
中华民族现在似乎只能在死亡路上等待拯救她的真正伟大政治家出现。若这个伟大政治家不出现，中华民族也许真的没救了。如果这个伟大政治家出现晚了或登上权力舞台太晚，中华民族将损失惨重且十分难以自救。所有的中华儿女们，所有的炎黄子孙，所有的爱国者，当您读到此文后，让我们一起为民族呐喊吧！
人民网网友评论此文：【这是我近十年来读过的，最有高度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政策、民俗、人民、民族发展、国家发展与存亡的关系，特别是从世界国家的比较，更是使每一个人都汗湿九重衣！建议全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官员多读，学透，掌握其发展的精髓，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发展制定正确的政策！】
——了解人类的人口经济规律、决定未来各民族命运的规律和中华民族潜在大衰落的命运及如何拯救，请仔细阅读并细品此文。
一、人口决定命运
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作为人的集合名词，就是人口，它是包涵人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的集合。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由人来完成，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寻根究源可归结为人口力量的实力与物质力量的实力。与此对应，人类社会的再生产从本质上来说就分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所以，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就是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还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生产者。因此，人口再生产的发展变化不仅决定人口再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决定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因而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发展变化，并最终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转变——人口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主体，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有机生命体，是社会经济的生命承载者，因而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社会来说，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在当今时代，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物质再生产活动主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而且还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与知识技术创新者的再生产，因而人口再生产是推动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再生产，是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口最终决定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变化——人口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命运。
人口变化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转折，人口变化最终主导经济社会状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是民族与国家的一个细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社会之中，每一个都无法逃脱人口变化对自己工作、生活、甚至对自己命运的影响。人口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类文明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养老等无处不在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二、人类文明的人口困惑
困惑之一：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政府收了所得税，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一切所得税均源于劳动者的创造）；收了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收了财产税，却不去创造未来财富的创造者和续存者；收了现在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费去支付现在老人的养老金，却不去创造未来养老力量的实际供给者；发行了国债，把负担转给了未来人，但不创造未来承担债务的劳动者（现在孩子越少未来人均劳动者国债负担越重）。企业也一样，购买了劳动力，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销售了产品，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投资或获得了投资收益，却不去创造未来经济的延续者。个人也可以像政府与企业一样，去投资或获取投资收益却可以不生产未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社会这个人口平台上干一番事业却可以不生产组成这个社会的未来人口；通过储蓄、投资、房产等不生孩子的方式养老却可以不去创造保证未来投资收益和使未来货币兑换成真正商品与服务的劳动人口。拿财产来说，比如股票、房产，若未来没有相应消费者，它的价值将将为零，你的股票或房产在未来将一文不值。如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城镇，人没了，城空了，那些房产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同样，企业未来的消费者没有了，股票也一文不值。更重要的是，现在不生孩子，未来的劳动者没了，所有货币都无法兑换商品和劳务，都变成了一堆废纸——现在孩子越少，货币在未来就贬值的越厉害，没有孩子则货币价值降为零，别人还愿意生孩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和幸运。
人类文明存在、发展和延续的根本——人口再生产，在实际上却成了“公共产品”：人人都可以从他人的人口再生产贡献上获得人口再生产收益，而且人口再生产者根本无法阻止别人“搭便车”！ 大家都可以去投资，但投资的未来收益必须以未来有相应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做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充足的人口再生产。你可以不生孩子，若保证未来投资有收益，必须有别人多生孩子。同样，你可以在一个国家奋斗你的事业，你可以在一个社会干你的一番作为，只要有别人生孩子，国家与社会能够健康延续，这一切不是问题。只要别人继续生孩子，只要人口健康的存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奋斗、你的事业、你的财富都可以继续自由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也可以享受养老。也即是说，大家都可以享受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大家都可以“搭”别人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这样，物质再生产活动的收益是个人的，但维持物质再生产收益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费用、时间精力消耗和机会成本代价却是个人的。人人都可以使用他人的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就是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性质。物质再生产的产权明确，是私人产品，每个人都有生产它的积极性。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却是公共产品，而成本却像私人产品一样由个人支付。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人人都想搭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而不想支付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供给远远小于未来社会的需求，人类的低生育率就不可避免了。
整个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财产价值再生产，都是由人口再生产创造的。人口再生产创造了劳动者，也就创造了持续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创造了消费者和财产需求者，投资得以收益，财产得以保值升值。一个社会所有的产品服务再生产、财富再创造和价值保值升值，都是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财富价值存在的创造者，人口再生产的总收益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量和财富价值量。但作为人口再生产者的个人，其人口再生产直接收益相比于巨大的社会收益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但人口再生产者却从自己子女身上仅得到一小笔可怜的“投资所得”。对于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收益却私人支付成本的“公共产品”，现代人怎么可能有“生产”或“投资”的积极性呢？
中国却很奇怪，作为具有很大公共产品性质的人口再生产，不仅不支付公共费用，反而又惩罚人口再生产者。人口再生产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绝大部分收益都以正外部性的方式流向了社会，就像基础知识生产一样。就其人口再生产巨大的总收益来说，平均父母所获的直接个人收益至多也不会超过10%，实际可能连1%都不到。按照“谁受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那社会至少应向父母支付90%以上的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现在中国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毫无科学依据。如果要征收的话，应该向超过一定年龄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征收，然后向生孩子的父母支付。中国“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就是：中国孩子不是祖国的花朵、不是民族的未来、不是国家的希望，而是人民排放的“污染物”，谁多“污染”就罚谁！若孩子与贪官相比，谁是中国的“污染”？如果中国拿抓计划生育劲头去严抓反腐败，不知人民、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要比抓计划生育好多少倍。
困惑之二：养孩子能力随发展而降低
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与物力型部门。物力型部门随着知识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较快的提高，因而工资也较快的提高，如工业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或提高很慢，或者随着发展反而降低。如小学教育，由于追求质量，不断向小班制发展，劳动生产率反而随发展降低了。但是，虽然人力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要求和物力型部门一样要求同样的工资增长率。由于养孩子成本主要由人力型部门构成，随着发展，必然导致养孩子成本增长速度快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能力不可避免的降低了！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养孩子人均成本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多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越来越养不起孩子，连养一个孩子的“白领”阶层现在都成了“孩奴”。
与养孩子类似，养老成本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与医疗科技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而医疗与照顾成本又随寿命而快速递增（越老费用越高）。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养老能力降低，发达国家养老越来越难和城市养老比落后农村养老难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发展，随着老人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升高，人类社会面临养孩子成本与养老成本的双边快速提高。对于老人，社会、国家或子女不能养。而孩子不能罢工，不能游行示威，没有选票，不能对政府说“养孩子优先”；胎儿不能说“让我生下来活下来吧”；精子和卵子不能说“让我们自由结合吧”。这就意味着老人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更多社会资源，养孩子或鼓励生育的资源将被养老挤占。又由于养孩子成本的快速提高，年轻人养孩子或国家鼓励生育的实际能力将更快速的下滑。结果，人类越发展越养不起孩子，人类文明越走越支付不起人口再生产费用。而长期低生育率又意味着大衰落或灭亡，难道人类的发展使人类步入了死亡之路？
困惑之三：人口再生产边缘化
随着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每个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体系之中，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物质再生产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人口再生产被边缘化了。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奋斗，你要成就你的理想，你要成就一番事业，生孩子养孩子也许就被你认为是负担是累赘了。尤其是女性，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物质再生产之中，生孩子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教育的延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成家立业越来越被往后推移。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延长，生活工作的压力，结婚尤其是生子越被后推，人口再生产在快速颠簸高竞争高压力的现在社会中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
困惑之四：思想与偏好的改变
“多子多福”、“养儿（女）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等等，对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现在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了。随着“思想解放”，自由享乐主（尤其是性自由享乐主义，影响了通过性对人口再生产的偏好）、无孩子无负担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人类其他民族文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越来越低，各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偏好影响或决定需求，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严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导致对“孩子产品”需求的减少或失去。现在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丁克主义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与偏好改变的结果。
生孩子延续人类文明，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当生育愿望不断降低的时候，人类文明就难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发展必将失去后续动力。而中国，在现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思潮之下，在几十年来铺天盖地、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只生一个好”的教育之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数就不难理解了。
困惑之五：经济发展导致生存成本与压力升高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住房、结婚、生子等成本不断升高，人的立世起点成本越来越高，复杂而又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更让人难以进入并轻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却未给每个人相同的能力、机遇、家庭资本和更好适应这个体系的能力与保障体系，高度的竞争与膨胀的物质主义、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剧压力，结果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反而随发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与民主发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国家更加如此。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没有现在人高，古人的医疗科技水平也没有现在人高，但现在人的住房、医疗压力更大。与一千年前相比，与一百年前相比，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发达了，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年轻人既面临养孩子和养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临养自己与体面生活成本的提高。随着发展所导致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到来和人口结构恶化下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差，年轻人的压力似乎朝着更高方向发展。难道人类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存了？生存压迫着年轻人，也就压迫着人口再生产，而这个压迫却是由人类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难道人类要面临发展与延续的两难选择？
困惑之六：避孕与堕胎技术
对性自由和孩子负担思想之下，避孕和堕胎技术被认为是对人类的解放。本来，若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导致人类文明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对性爱的需求而避免。但有了这些技术，人类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经济机制就顺利的进行了。不知这项技术，到底是解放了人类还是自由自绝的灭亡了人类。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社会经济机制。
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即使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够强劲，这个民族一般也会因自然的两性结合而自动延续下来。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环境，在安宁的状态下，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还可以使民族幸运的兴旺繁衍开来。由于那时猛兽、自然灾害、暴政、战争和瘟疫的存在，缺乏医疗条件，儿童死亡率高，还经常出现人口暴减。由于缺乏避孕和堕胎技术，人类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证，人类或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其实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妇女也并不想一性爱就要面对生孩子，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技术可供选择罢了。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可能人类已经灭亡了。有人埋怨毛泽东没有更早的开展计划生育（如马寅初），那是因为缺乏避孕技术。还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条件下鼓励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鼓励生育并不能再让妇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生育的微观基础遭破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在现在思想和社会经济机制之下，离婚率越来越高，晚婚或不婚越来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结婚成本与条件越来越高，家庭不是组合难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坏，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差。离婚、不婚、晚婚和婚姻爱情家庭的不稳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生育能力降低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它国人口实力和阴谋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广大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据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困惑之九：低生育率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模式是：人口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物质再生产，也即经济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环→然后以物质再生产成果支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人口再生产再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再次影响人口再生产。人类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如果这个循环是良好的，人类社会就能够健康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如果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人类社会将处于衰亡的危机之中。
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获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产。也即是人类消费与收入的健康循环维持了人口再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人口再生产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低生育率必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严重恶化。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青年失业问题和青年压力沉重。一个社会，谁来生孩子？年轻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由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和人口经济社会规律所决定，低生育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费人口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不足或整体消费人口衰减，造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和财富相对或绝对的大幅缩水，继而加重经济低迷和民生压力大，促使生育率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政府与社会养老负担重，用于发展的资源少，发展成本上升，发展能力下降，导致政府与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供应力下降，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力下降，继续经济不景气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与投资信心不足，反而又导致收入、消费、投资三者相对或绝对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续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终导致政府收支严重恶化，造成政府减缓社会压力与鼓励生育的能力大为降低，生育率依旧走低。由于上述恶性循环和及其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低下，使人口与社会陷入持续萎缩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经济、民族、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中国很奇怪，自己人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这个恶性循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机制一起让中国生育率十分低下，导致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人口结构不断恶化。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恶化，最终再次伤害人口再生产并走向恶性循环。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减少未成年人消费减少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恶化内需、减少就业岗位并加剧就业竞争压力。而未来，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劳动力的高速下滑，最终导致中国年轻人压力沉重，严重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国走向这个恶性循环。
困惑之十：政府也失灵
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在它的供给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失灵，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失灵，由政府为大家或社会提供“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产品。但政府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也失灵了。现在的政府，即可以无偿的从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获得税收，也可以无偿的通过政府负债来从未来人口身上透支财政收入。也即是说，本届政府可以无偿的使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还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获取短期收益；本届政府有获得过去人口再生产收益的权利，却没有为未来造人的义务；人口再生产是未来政治家的公共产品，但没有现在的政治家乐意毫无补偿的去支付私人成本。鼓励人口再生产，在政治上同样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面临政治上的严重供给不足。
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现在鼓励生孩子，可以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动力（最根本的动力），可以为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强大的能量。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物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所以鼓励生育就是最佳的发展选择——不仅可以挽救发展危机，为未来注入强劲发展动力，更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可现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劳动供给和带动房产、汽车、电子电器等产业消费潮的到来。政治人物一般连任两届，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即使他能连任三届四届，鼓励生育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不会在他任内显现。同样，要化解未来重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民主与政治压力，要根本解决低生育率下的国家发展危机和民族发展危机，最根本的措施还是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这些“重大贡献”的成果依旧不会在政治家任期内显现。有人说：“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但真正把未来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几个？哪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证政治家更关心未来？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选择短期行为。对政治家来说，鼓励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却是公共产品。尽管鼓励生育利人民利国家利民族未来，但由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政治家对鼓励生育总是动力不足，很难有爱国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励生育，更难有十分爱国的政治家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而把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决定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还没有制度保证人类能够战胜这场危机。
在中国，很奇怪，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政府不仅不鼓励生育，还要用计划生育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期性，孩子总要先被抚养，而不能立即变成劳动者去创造GDP，所以在短期内计划生育总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红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业绩，还可以让政府和各级官员有一笔“计划生育收入”。这对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来说，尤其是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计划生育总可以获得当期个人收益，而未来却由全体中国人去支付计划生育成本。现在的年轻人减少、民工荒、老龄化飞速发展、养老危机苗头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就业压力大，都是计划生育成本的显现，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机还在后头。所以，计划生育是“私人产品社会供给”，是人民支付成本，而政府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获得收益。如果改变人口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现在政府和政治家不仅失去原有收益，还要支付转变成本，而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未来收益却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来政府与政治家的。因而，转变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尽管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显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来人口减少已成定势，只不过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未活到预期寿命，总人口数量因人们晚死而虚增（由于在未来必定会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会倒过来再减少）。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超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也仅有危险的1.33。这样的超低危险生育率，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危机，无论如何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鼓励生育。但由于计划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产品公共供给（权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所以中国人口政策转变之难就不难理解了。
对权力所有者来说，计划生育的收益是个人的，成本是人民的。这就像一个只有靠向社会大量排污才能生产少数人使用产品的企业，利益动机决定权力总是更喜欢继续计划生育，尽管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来说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对于生孩子，生多少本来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了这项权利，并从这项权利中获取“私人利润”。生孩子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大的公共产品，本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支付主要成本。但有了计划生育，国家不仅不支付这项成本，权力所有者还拿它获利。于是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人民权利政府寻租的悲剧”，中国的计划生育乱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力量，现在社会都越来越鼓励“造物不造人”、“用人不造人”。人类的文明，似乎已经走上了自绝的道路。任何一个文明，只要人口再生产被轻视被边缘化，只要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人口不增也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大衰落是必然，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人口再多也不例外。
根据《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现在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以下所称生育率皆指总和生育率）低于2.1，而且人类的生育率已经处于长期下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数据，现在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现在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主要是落后国家多生孩子的贡献。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将不断显现，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机制最终将使全球总和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类文明不久就会面临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三、中华千年危机
在这场人类文明的困惑面前，在这场危机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较能承受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依旧比较强劲，生育率仍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经不起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变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都有三部分构成：1）生育的微观基础保护，如阻止性自由泛滥的文化或宗教规定，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新娘贞洁的要求和反对婚外性行为，都是要保护生育能力、保护婚姻家庭。2）生育的物质激励，如养孩子防老，这是原先汉族生育文化的支撑。3）生育的精神激励，包括对孩子的喜爱、神灵的要求或自己和先人灵魂对孩子的需求等，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生育，你们繁殖，未来我要以你们与其他各民族竞赛”。民族生育文化的这三个部分，对本民族生育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从而使自己民族兴旺延续发展强大起来，是支撑一个民族发展延续的核心。各民族的先贤，或宗教创始人，由于认识到人口和生育对民族或宗教生存发展强大的意义，有意或无意的创造了支持自己民族生育繁衍的文化。但现在中国人的大智慧，至少在人口与文化观念方面还不如两三千年前的中华先人。
汉族生育文化由“养儿（女）防老”、“传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等思想元素构成的。“万恶淫为首”，反对淫乱，可以保护生育能力，保护爱情婚姻家庭，从而保护本民族生育的微观基础。古罗马、古巴比伦文明，都曾经因为长期淫乱，导致生育能力降低，最后灭亡。“养儿（女）防老”、“百善孝为先”，前者引导多生孩子，后者保证养孩子的投资收益，从而促使族人多生孩子。“传香火”强调祖宗神灵和自己灵魂对生孩子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道德上惩罚不育后代的人，“多子多福”就直接认为孩子多了就是好，这些在精神上激励族人多生多育。“早生贵子”提倡早婚早育，尤其对女孩，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并优生。这些生育文化，确保汉族成功延续几千年，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生育文化太不耐现在社会冲击了。作为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最大支撑，“养儿防老”在现在养老方式和生孩子收益公共化的冲击之下迅速倒下。“传香火”被认为是迷信，在无神论泛滥的情况下老祖宗立马就不灵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文化在快速流失，更别提用生孩子传香火孝顺父母和祖宗了。“万恶淫为首”，现在黄色和性交易泛滥，性自由主义思潮几乎袭向所有的年轻人，几乎快成了“万善淫为首”了。在性泛滥之下，性病毒广泛传播，不健康性活动大幅增加，生育能力受到性泛滥的严重侵蚀。性过分自由，又严重损害了爱情婚姻家庭，性问题矛盾成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大祸水，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被严重破坏。汉族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祖宗的一句“万恶淫为首”早就被忘光了。“百善孝为先”，在自由化和对传统的叛逆之下，在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之下，孝文化被严重淡化。“早生贵子”被教育的延长、生存立世成本的提高和人口再生产的边缘化等遗弃，“晚婚晚育”的宣传更是彻底摧毁这种文化。“多子多福”，在孝文化淡化、人口再生产收益公共化和养孩子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变成了“多子多负担”。等等，汉族的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之下不堪一击，迅速被冲垮。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天大谎言！
综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2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5%，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1.5%（大约1800万人），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25%（大约3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占世界同期人口的1/3。由于那时人口寿命低，儿童比重很高，所以持续1.2的生育率使汉族在200年后的新生儿数量还不如5000年前的水平！尽管现在汉族人口很多，但汉族在一二百年里就可以完全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而且是人口继续急剧减少的“濒危小民族”，中华文明五六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一毁！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22,2005年人口抽查显示也仅为1.33。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即可以认为中国一代人的时间是26年。按1.2的生育率计算，新生儿童每过一代减少45%，26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2年后减少70%，104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6年后减少40%，52年后减少64%，104年后减少87%。实际上，由于中国儿童性别比严重失衡，1.3左右的生育率就会使中国26年后的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50%以上，这相当于把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能力拦腰折断！
事实上，中华文化特征损毁的速度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的速度可能比这还要快。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汉族城市一胎，农村头胎是女孩可生二胎；少数民族两三胎，计划生育执行宽松，实际可以更高），少数民族生育率显著比汉族高，如2000年哈萨克族生育率为3.20，维吾尔族生育率为3.16，而此时汉族生育率仅略高于1.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5年仅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较汉族高外，还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结婚后为享受政策优惠而把孩子登记为少数民族。在中国整体人口增长速度不断降低且很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却呈加快增长的趋势，如1953到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为2.24%，1982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升到2.52%，2000到2005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竟加速到2.99%，而此时汉族人口年增长率已经仅为0.40%（而且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按照这样的趋势推算，显然现在汉族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已经不足中国的70%，由于汉族生育率超低且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严重，这个70%很快就降到60%乃至50%以下，百年之内中国最有活力的人口将多数是少数民族。比如在新疆，虽然目前汉族仍然占新疆总人口的39.7%，但是汉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总出生孩子的18%，而且还在快速下滑，不久后汉族青年在新疆的比例将不足10%。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多数少数民族实际上与汉族同根同源，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交往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中国人，都应该增加。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口实力增长，都是中国人口实力的增长，都是好事。而笔者反对的是：中国在超低生育率之下不应该继续计划生育，不应该对汉族执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让汉族孩子快速减少；同属于中国人不应该因民族不同而人为制造待遇差别，让汉人不想让自己孩子当汉人了。事实上，现在的人口与民族政策也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实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也受到计划生育的削弱，只不过是没有汉族严重罢了。汉族生的孩子少了，母婴儿童消费消费减少，加重中国内需不足。再加上计划生育提高劳动参与率，让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更能。由于民族优惠政策，惯养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使企业更不敢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反而使少数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压力更大。未来汉族人口比重快速降低的过程，也是中国老龄化迅速推进和发展能力急剧下滑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向心力、凝聚力与和谐团结局面恶化的过程。失去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中国也因老龄化、人口衰减而失去大国尊严和保证团结和谐的向心力，这对少数民族来说也不是好事。汉族生的孩子太少，未来中国老龄化严重，发展衰微，少数民族亦因此损失很大。随着少数民族向现在经济社会的迈进，少数民族也会出现生育率的下滑，如果汉人生孩子太少就会造成中国老龄化过重，政府对包括对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鼓励生育奖励补助能力将大幅降低，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未来的发展延续。这样的人口与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好事，更是降低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能力。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0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1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易富贤《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的时候，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青山不再，柴火必尽；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亡国）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的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的生存着。这就是我们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损而不折，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中华民族不仅面临千年未有的人口数量上的发展延续危机，还面临五千年来空前绝后的光棍危机。中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在1978试行一胎政策和更强制的计划生育后不断升高，1990年达到112：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由于人口政策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导致许多父母被迫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计划生育惩罚，或惩罚确定又想保证要男孩，不进行性别比鉴定的要男孩失败风险高达50%。特别是“超生”代价高的人群和多胎“超生”代价沉重的人，更可能被迫选择性别鉴定。结果必然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现在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50万条光棍，每四五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问题更严重；光棍“革命”的机会成本更低；光棍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更革命”的光棍大规模出现无疑要增加中国的犯罪和不稳定。
人口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生育文化就是民族的“龙脉”。当中华民族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后，当中华民族孩子不断减少时，失去的不仅是人口，还有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与竞争力。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体，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是由人执行的，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物质资源相互流动和知识技术、制度、教育等各方面不断相互学习跟进的今天，在制度、教育、人口素质和人均人力资本鸿沟差异不断缩小的今天，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竞争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未来的，其根本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口实力（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而GDP或其它物质指标和人文指标只不过是人口因素的社会表现。当我们中华民族处于超低生育率和孩子不断减少的时候，危机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何以复兴，连我们民族的生存延续都是问题！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那时中国生育文化还很强劲，生育率还很高，经得起打击，把列强赶出去之后还是顽强延续的中华民族。而当中华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和超低生育率到来的时候，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未有的空前大危机！
四、中华如何面对未来
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计划生育恶果的显现，每一个中国人都将面对工作、生活、养老等各方面的人口危机。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生活在中国，你都不能逃脱它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如何面对并摆脱这场生死危机？
拯救之一：促使人口政策和中国人口思想立即大转变
人口决定命运，改变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必须立即改变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不进行180度的大转弯，中华民族持续快速衰落的命运就不可避免。改变的越晚，改变的越慢，改变的力度越小，中华民族的损失就越大。超低的生育率犹如中华民族的主动脉大破裂，若不立即挽救，中华民族的机体将迅速衰败。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拿出当年拿下“四人帮”立即停止“文革”的魄力，力挽狂澜，扶中华民族大厦之倾倒！
思想决定政策，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口思想，尤其领导决策层、人大代表和媒体工作者们的思想。在这场中华民族的生死危机面前，希望所有已经发现中华民族人口危机的每一位炎黄子孙，希望所有的中国爱国者，希望我们的广大媒体，请积极宣传新的人口思想。由于过去几十年全方位的反生育宣传教育，中国人口思想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和“愚昧的封建时代”，所以在中国的人口思想面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是发展的主体和发展成果的载体，人口观决定发展观，人口观是决定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命运的世界观。改变命运，请爱国者们从改变我们每一位同胞的思想开始。
拯救之二：人口再生产成本社会化、收益内部化
政府的所有税收，公民的所有个人所得，无不包含着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没有人口再生产，整个社会的一切都会失去。由于人口再生产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强的活动，必须由国家支付其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否则就会因“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导致人口再生产供给严重不足，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未来都会陷入危机。为此，人口再生产要成本社会化，收益要内部化。
无论是所得税、流转税还是财产税，均取自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收益，所以政府要从税收中抽出一定比例，用于反哺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绝大部分收益不可避免的社会化了，所以社会要支付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的绝大部分。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应该支付大部分人口再生产费用，并补偿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也即是，国家出钱，人民出人；国家发工资，人民出力，共同支撑人口再生产。比如国家免费提供母婴医护或等额补助，发生孩子奖金，每年按孩子数量发放未成年人养育补贴，国家支付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用，免费校餐，给生孩子而耽误工作的妈妈或亲人发工资，所得税设计要照顾生孩子家庭和支持员工生孩子的企业，等等。另外，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都可以“搭便车”，既然免费“搭”了“便车”，可以收取一定“人力资源投资费”或直接包含在个人所得税中（由于一般收入越高，“搭”的“便车”就越多，所以可以规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就是“人力资源投资费），对生一个孩子的减半，对生两个及以上的免收（相当于对个人所得税部分减免）。
一般来说，女性受教育越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学历越高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但同时，学历越高的女性，其智商一般越高。对男性来说，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另外，一般学历与智商越高的人越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获取更高的职位，也更容易进入更高生活成本的地区（如一线大城市），他们养孩子的费用因其收入、所在阶层、所在区位、精养孩子、攀比等因素而更高。结果，智商高的群体由于生孩子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太高，他们生的孩子更少，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民族的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就不可避免的相对降低。为此，对生孩子的奖励与补助要体现实际公平原则：对养孩子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更高的人群进行更高的奖励与补助，这样才能保障民族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双双较快增长。同时，对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要进行更高一些的生育补助和奖励，因为国家过去的人口政策给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带来了很大养老压力与政策伤害，多补助多奖励一些算是国家对公民伤害/损失的补偿，以体现历史纵向公平，也是抚平对国家过去政策的怨言。
虽然人口再生产成本可以部分社会化，但至少一些（其实是大部分）机会成本损失就根本无法社会化，所以还难防“搭便车”。 拿养老来说，只有生孩子才能真正供给养老力量，其他养老方式只不过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如储蓄养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养老在内的一切养老方式所得的货币，只有未来的劳动者才能将老人手中的货币兑现成实际购买力，否则只能是一堆废纸。由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匮乏不可避免，加上低生育率重老龄化之下政府必然大力刺激经济发展（低利息率加通货膨胀），未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务价格必然大幅虚涨，中国老人手中的货币必然大幅缩水。如“以房养老”，如果没有人生孩子，你的房子在未来一文不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2020年后的中国房价必然大跌，到时候不是房子养你而是你白白养房子几十年。再如投资养老或养老保险金投资，如果没有人生孩子，那些投资将全部打水漂，连那堆废纸也得不到。由于中国年轻人口的持续快速下滑和未来劳动力及总人口的持续快速减少，无论是生产创造的劳动供给还是消费力量必然大幅下滑，企业既缺乏劳动力又产能严重过剩，投资养老必将大幅缩水或投资损失巨大，很可能还不如最笨的储蓄养老。除自己养孩子养老外，其他一切养老方式都是“搭”养孩子养老的“便车”，所谓的现代养老方式都只不过是吃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这时，就需要对人口再生产收益进行内部化，也即是改变养老政策等。
现收现付的养老方式，纯粹是无偿占有过去和现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必然严重打击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基金式的养老方式，相当于储蓄养老与投资养老的混合物，还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亦伤害人口再生产。而中国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养老方式，是前两种养老方式的混合物，还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这样的养老方式，无论从公平性上讲还是从人类的或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上来讲，都是个错误！社会统筹，也即是中国现在养老方式中的现收现付部分，就是国家无偿拿走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或公民的人口再生产收益，然后发给现在的老人，以解决政府的养老金缺口和现在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个人账户，也即个人养老基金部分，低生育率不仅造成它必然大幅缩水（现在生育率越低，未来缩水就越厉害），也同样是无偿占有公民人口再生产的未来收益。若没有人生孩子，个人账户在未来只是废纸一堆，还不如现在花了算了。未来它之所以没有完全变成废纸，是因为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流失到这些老人手中的货币身上了。人口再生产收益是人民的劳动成果，人民的劳动成果神圣不可侵犯，社会或政府没有资格把它拿来让大家一起分了。这种养老方式，即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选择。它不仅侵犯人口再生产者的劳动收益，更是因“公共产品社会供给的悲剧”让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陷入持久的低生育率大危机之中，必然导致未来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大衰落，甚至导致民族灭亡！“养儿（女）防老”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核心，养孩子养老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最根本激励机制，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就是抽掉/拿走中华民族的“龙脉”，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大衰落甚至面临亡族危险！选择了这样的养老方式，即使不说是致中华民族于死地，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人口根基大崩溃！同胞们，如果大家都想着没有孩子或少孩子的轻松和社会养老的无后顾之忧，不仅我们中华民族复兴是在空想，连我们自己后半辈子的“无后顾之忧”都是在做白日梦！我劝同胞们还是提早赶快醒醒吧！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要灭亡的民族；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国家，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若同胞们再想没有养孩子负担而社会给养老，不但中华民族复兴要打个问号，连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也都成问题！
现在的养老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进行内部化，否则不仅这种养老方式很可能崩溃，连我们的未来发展和民族生存都要陷入大危机。首先，社会统筹部分取消，因为社会统筹也即现收现付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收益，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其次，个人账户改革，个人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父母（也可以包括父母的父母）的养老金（养孩子收益内部化），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金（用于激励缴纳积极性）。再从个人所得税中抽出一部分，根据老人的子女数量（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和子女对社会的贡献（可以参考子女所得税纳税额等）支付给老人，子女越多贡献越大就支付越多。这样，养老金支付模式就变成个人账户加子女账户（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并和子女所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子女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再调整一下）与子女数量挂钩。而对没有生育孩子也没有领养孩子的老人，纳入社会救济范围，再从财产税中抽取一部分并根据过去贡献对其进行数量不同的补助（有利于调动他们现在的物质再生产积极性）。当然，所有公民还可以进行储蓄养老、投资养老、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和以房养老等。如果生育率提高，这些养老方式的收益率也会提高或损失降低。如此以来，既不冲击民族生育文化，又体现了在人口再生产上收益获得上的公平性：既调动了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又促进了物质再生产的持续发展；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又有利于父母教育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女）；既有利于提高未来老人的实际养老金所得和其他养老收益（如孩子照顾、天伦之乐），又降低了未来国家、社会、老人和子女的压力，并从根本上促进了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发展，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最优的养老模式。从支付形式上看，其实这跟“个人账户加社会统筹”的模式没有多大差别，改变的的只是激励机制，也即“换药不换汤”。趁现在中国老龄化还不是非常严重，在老年人大规模抗议之前，养老制度要尽快改革，否则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也许认为老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应该无偿给他们养老（也即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社会”是谁？也就是别人以前生的孩子所变成的现在劳动者。若没有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贡献不具有任何延续性，根本无法向后使用。如货币，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纸；如工厂，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墟！在当今社会下，物质再生产的贡献已经被自己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形式和向国家纳税从而享受国家所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间接方式消费掉了，没有剩余。所以，无偿的社会养老，也即现收现付模式，没有存在的科学理由。上文也已经分析，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必要做任何保留。
拯救之三：挽救民族生育文化
如果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机制改变了，变得有利于人口再生产，中国的人口危机可以得到一定解决。但是，中华危机还是无法解决。在相同或同一个社会之内，民族生育文化的不同决定民族之间生育率的差别，从而决定民族命运变化的差别。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或者说汉人生育文化已经在现在社会下几乎已经流失殆尽，十分脆弱，必然会造成汉人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和华人在世界的人口比例持续下滑。这种长期持续下滑的结果，还是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的大衰落（虽然是速度慢了一些）。所以，民族文化不挽救，中华“龙脉”不修复，中华依旧摆脱不了千年危机！
让笔者和许多关心民族人口未来的爱国者最困惑的就是这个，修复文化太难了，说起来做起来都不容易，怎样修复？笔者不才，只能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民族传统生育文化中能继续使用的要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养儿防老”要理解为“养儿女养老”，因为在现在社会男孩女孩都可以养老，况且女孩一般更孝顺，和父母心里距离更短，关系也更融洽，且女婿与岳父岳母的关系一般又比婆媳关系好，因而可以宣传养儿养女都养老。无神论和“传香火”有的冲突，失去了“鬼神”、失去了“来世”，也就失去了祖宗之灵的监督和对“传香火”的需求，也就更不讲未来了，所以建议不要过度宣传无神论。“传香火”应该变为男孩女孩都是传后人或“民族香火”。由于现在社会流动性较强，建议汉族或使用汉族姓氏的人都人人持一本“传世家谱”，记载着家族的传续和先人与自己对后代的期待，让自己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形成一种多生孩子多传后人的文化。也可以女随母姓、儿随父姓，或多生几个随父随母姓的都有，这样生男生女都可以“传香火”。“万恶淫为首”一定要重新强化起来，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对光棍建议使用充气娃娃等），阻止不良性自由宣传或思想传播，对传播性病和直接或间接破坏她/他人生育能力的行为应该进行法律制裁，对破坏爱情婚姻的婚外性和寻花问柳的爱情骗子应该有惩罚措施（比如引进鞭笞），对女孩和未婚女性贞洁要系统保护并制定相应措施惩罚故意破坏者。爱情是伟大的，所以性应该忠于爱情，背叛伟大爱情之性就是渺小的。家庭是养育人类的地方，美好爱情婚姻家庭是人的温暖之家和幸福港湾，背叛爱情、破坏婚姻、分裂家庭就是犯罪。她/他人身心纯洁是她/他幸福婚姻的基础，把性爱降低到自由性交的性泛滥思想就是把人变成畜生禽兽的思想毒瘤，不真爱她/他或并非想与她/他建立美满婚姻家庭而破坏她/他人纯洁就是一种犯罪。如果一种保守有利于发展与社会和谐，保守即是先进。如果一种自由会导致不幸和民族衰落，自由就是自绝！道德和法律务必要促进发展并打击自绝的思想、文化、行为。“百善孝为先”要继续发扬，应该和家庭民主与讲道理结合起来，让“孝”文化成为代际间和谐的典范，也同时保证人口再生产的父母收益，保证“多子（女）”就是“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升级，不仅是对父母不孝，也是对祖宗不孝，更是对中华民族不忠不孝！若大家都不愿多生孩子，民族必衰；若不生孩子，民族必亡，还有什么比造成民族衰亡而更不忠不孝的行为呢？不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让祖宗子孙繁盛，让民族“香火/薪火永传”，就是大忠大孝。“早生贵子”要继续，尤其是要提倡女性早婚早育，这样可以充分利于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优生。“多子多福”要变成多子女多福，要在全社会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和多生孩子对民族、国家与社会未来的重要性，宣传生育的伟大与奉献精神，宣传孩子的可爱和养孩子的乐趣，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到大学、从恋爱到结婚、从家庭到社区、无处不在的在全社会形成喜欢多生孩子的思想。
其次，要进行有意识的新文化再造，形成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利于生育的文化体系。比如面子文化会给自己生活造成压力，从而压迫人口再生产。勤劳文化容易造成过度劳累和人口再生产边缘化，过于勤劳很不利于生孩子养孩子，建议中国人要放松一些，尤其是要切实保障休息与节假日的权利，严禁工作时间过长并缩短工作或加班时间。中国物质主义全球第一，精神信仰缺乏，容易造成压力，不利于多生孩子。白种人有基督教（广义）和伊斯兰教，东亚黄种人仅有不生不育的佛教，中华文化圈缺乏有利于生育的宗教信仰。无神论或缺乏坚实宗教信仰的东亚黄种人/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约束和面对现在思想冲击的精神信仰支持，难以保持有利于生育的民族传统文化，所以中华生育文化十分不耐现在社会的打击；缺乏对抗物质主义、面子文化、社会生活压力的精神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以生育容易边缘化；缺乏祈城宗教信仰对胎儿生命权的尊重，所以对堕胎的看法比较随便，导致生育能力和生育率因过多人工流产而较大下滑，中国到处看见的无痛人流广告和每年1300万次记录在案的女性流产（还不知道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仅记录在案的就占世界1/4）就是对幼小生命权不尊重的文化反应。因而，中华文化圈的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占黄种人57%的中国又进行计划生育破坏自己的生育文化——“龙脉”，黄种人的大衰落趋势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中国至少应该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并禁止流产广告，保护胎儿生命权，形成反堕胎的文化，对两个月以上胎儿应该禁止或更严格限制流产（这样的流产最容易造成性别比失衡），否则中国女人的生育能力和中华民族的未来都被流产掉了。现在一些宗教在中国较快的发展，也许是好事，可以提供精神信仰支持并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也可以补充中华文化因缺乏宗教信仰支持而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下较弱的缺点。但同时要合理引导，改变其中一些教义或规定或，宗教的发展尽可能的不能弱化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人对汉族的认同）、中华先祖、中华血缘、中华历史、中华先贤、中华思想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不能损害敬祖宗和连结民族的思想文化仪式，不能危害中华思想文化特征，不得排挤或敌视其它宗教、非宗教人士和非本宗教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建议改变其不生不育宗教特征，至少把其俗家弟子发展成多生多育的文化。中国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尽可能都变成多生多育的文化。建议爱国者、党员和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员要带头多生孩子，发挥民族人口再生产的先锋模范作用。
其实，多生孩子就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大爱国”和大奉献。能影响民族与国家实力长期转变和命运变化的爱国才叫“大爱国”，创造先进思想制度文化、抵御外敌入侵或对本民族的伤害、生孩子与培养孩子，是事关民族与国家命运转变的最根本三大贡献，是影响力最持久的三大爱族爱国方式。但对多数人来说，生孩子养孩子最可能最现实，所以生孩子养孩子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民族对国家最根本性的贡献和最大的爱族爱国行为。对多数人来说，生孩子养孩子是可以做到的“大爱国”，而其它多数只不过是影响短暂的“小爱国”。同样，对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才是真伟大，因为多生孩子的成果主要奉献给了民族、国家和社会，而其它多数贡献一般都获得了相应个人收益，不能称之为伟大的无私奉献。连做了好人好事，社会还夸奖你，可谁夸奖了多生孩子的父母呢？试想想，世界上还有多少比“做母亲”或“做父母”更是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呢？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国，如果你真的有奉献精神，请您多生孩子。在低生育率的今天，多生爱国，“超生”救国！
拯救之四：降低人口再生产成本
由于养孩子成本构成决定，养孩子成本不可避免的较快速的提高，但中国的养孩子成本也太高了，必须系统的降低成本，决不能让中国年轻人养不起孩子。比如对母婴用品、母婴医护、少年儿童需求进行招标采购，然后再平价或低价销售，一些可以完全由政府直接免费提供。对这些需求的生产企业或单位，尽可能的促使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保证质量。从幼儿园到大学，提供更多低价或免费教育，尽可能多的由政府支付成本。由于年轻人收入低或经济实力不足，对买房、婚庆等尽可能的帮助其降低成本或提供支持。
在降低直接成本的同时，也必须降低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尤其是女性的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或给予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较为充分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损失较大，即便是直接成本降低了，一些人还是不愿多生孩子。在税收和财政支出上尽可能的补贴其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的同时，要禁止企事业单位的一些规定或潜规则抑制员工进行人口再生产，并尽可能的在法律规定、社会规则与潜规则的形成上降低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
华人生育率之所以低，除直接相关的生育文化外，还和生孩子的高成本相关。奋斗文化提高了华人尤其华人女性生孩子的机会成本，精养孩子提高了华人养孩子的直接成本。这样的文化，华人在短期内成功了，但在长期内民族却失败了，这是民族自绝式的成功。在国内，也是类似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呢？应该在海内外华人中提倡单个孩子的适度投入，不要过于精养（其实过于精养反而是有害的）。包括国内，在讲男性华人个人奋斗的同时，更应该形成为民族发展而多生孩子的文化氛围，甚至应该停止向华人女孩灌输个人事业奋斗的思想，或至少应该大力培养华人女孩为民族多生孩子的民族发展奋斗精神。
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别对女性提出过高事业要求或灌输那么多个人事业奋斗的思想？或至少从小培养女孩认为生孩子比个人奋斗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个人未来更重要的观念。让女性为个人事业奋斗或过多参与物质再生产的文化，看似在短期内发掘了女性“半边天”的物质生产创造潜能，却永久的削弱了民族、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实力。造物不造人，提高女性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把女性过多用于物质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自绝式的发展方式。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建议适度偏向于录取男性，从而不让女性的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提高过多（如果文化改变，若女性收入提高愿意多生孩子的话可采取相反政策）。女性不进行物质再生产还可以进行人口再生产，也即生孩子养孩子，但男性不进行物质再生产还能生小孩吗？要优化男女在人类社会两大再生产上的合理配置，不要既浪费男性的物质再生产功能又浪费女性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否则最后受损的必然是整个社会——低生育率、老龄化、民生压力大、（物质与精神）老无所依（尤其是更长寿的女性）和发展能力严重下滑。所以要在全社会、整个教育体系、从娃娃抓起强化男性应该养老婆孩子和女性更注重生孩子的和谐两性分工思想。国家应该给付出机会成本的生孩子的女性发工资，或同时建议丈夫给在家生小孩养小孩的妻子发工资，或把丈夫的个人所得税部分返还给生小孩养小孩的妻子。男女平等应该是相当的而不是绝对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应有分工差异是合理的。难道“把女人当男人用”的社会就公平吗？从思想教育和提高机会成本来剥夺女性做妈妈的权利就叫公平？走向民族与社会衰落的思想才叫平等？男人造物，女性造人；男人再生产物质世界，女性再生产人类社会；男人创造世界物质外壳，女性创造世界精神内核（温暖家庭）。看似男人创造很多，但女性创造男人并再造人类，母亲才是人类大厦和人类文明发展延续的根基，生孩子的女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幕后缔造者。恢复男性主导物质再生产和女性主导人口再生产的和谐天然分工，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延续的根本，这才是真正的大公平。
拯救之五：人口再生产中心化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所以整个社会，从媒体、教育到经济、文化和政治，必须将人口再生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者至少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首位。比如对女性角色贡献的认同，不要把女人当男人用，要把人口再生产放在比物质再生产更重要的位置，要使中国人尤其是女性认识到生育的伟大意义和自己生孩子的重要性。建议中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双中心”，否则经济建设也即物质再生产一条腿走路迟早要跌倒，连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都会失去。只有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中心模式，才能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才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都获得可持续健康强劲的发展，否则会双双走向灭亡的道路。“以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双中心”，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才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发展后劲最可持续的最强发展观。中国只有选择这样的发展观，中国才能成功崛起。中华民族只有依靠这样的发展观，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拯救之六：民主促民生
有人疑问：为什么比我们富的美国人和比我们穷的印度人都养得起孩子而唯独我们中国却养不起？有网友回答说：“美国和印度的官员、议员都是人民直选的，因而他们的官员和议员都争着巴结人民讨好人民，所以把人民的生活成本和养孩子成本大大降低了。”说的太对了，中国民生缺的不是钱，而是民主或直选。只有人民直接选出的官员，才会争着讨好人民争着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水到渠成。只有人民直接选出的议员/代表，才会想方设法体现出人民的需求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声音才能被议员/代表更深更全面的反映出来并更真实的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只有直选，什么“千人给市长下跪”、“人大代表故意撞人”、“镇党委副书记用杯子砸晕农民的‘杯具’”等等，这些中国式官僚主义乱相才会消失。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民生、改变官僚主义、改变“人民权利政府/官员寻租的悲剧”，就必须进行直选。只有直选，中国民主才能真实有效的快速发展起来，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才更具有发展活力与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从长期压抑中释放出来。只有直选，“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能得到更切实的保障。只有这样，用民主促进中国民生的长期根本改观，中国人才能养得起孩子，才有精神劲头生孩子。
推进中国民主进程，首先，强化人大功能，从乡镇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全部直选，代表按人口分选区选举，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市、县人大代表要职业化，并禁止党政领导兼任(建议任期2年，每年换一半，无限连任）。这样的人大代表，才能更反映民生民意，才能更专职专注的代表人民利益，才能把权力代表与权力执行分开并防止一些兼职代表把“权力从左手转到右手”。同时，人大也不能变成官员的养老院，有本事他们自己参加直选竞选来获取人民代表资格。其次，从镇长到省长全部直选，这样才能让官员在人民的制约下为人民服务。再次，改革政协，提升并扩充政协职能，在政协发挥统一战线和民主协商功能的基础上，再发挥对人大“查漏补缺”的作用。也即政协委员按人群类别、职业阶层和利益群体来反映民意，这样各党派、各宗教、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和企业家、工人、农民、医生、教师等等各类型人群都有自己的代表委员。人大是横，政协是纵，纵横交错不留遗漏；人大是每一位公民都有相同的政治权力，政协是每类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既权力平等又民意反映完整。如果这样，即便是中国民主不能称之为最优的，但也是最好的类型之一。
政治与经济相辅相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制约，生产关系一定要时时适应生产力，只有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中国现在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根本，中国民生问题的最大根源，就是政治民主发展太滞后。权力决定权利，权利反映利益，不把权力直接放在人民手中（直选）就无法充分保障人民利益，民主/直选加法制才能保证人民利益至上，民生的持久发展必须有民主法制的持续发展做制度保障。中国的现在许多问题，或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民主发展的不足导致中国缺乏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上下良性互动的机制、民众制约权力与政府的机制、民众实现自己权利与利益的自动机制和国家社会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成长的机制。
从民主不充分向民主社会转变，如果在经济社会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完成这个转变，一般比较平稳顺利。如果等到经济社会状况不好的时候，人民必然强烈要求政治变革，心情也不会平和，这时候再进行政治改革就没有那么平稳顺利了。随着新中国第一代婴儿潮马上开始步入退休年龄，中国老龄化即将开始加速也是超速发展，老龄化压力将急剧攀升。随着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高速下滑和新生儿童的急剧减少，中国最有生产创造活力的年轻劳动人口正在步入快速下滑轨道。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就要加速度的减少。随着1978年一胎政策的试点与实施，中国儿童性别比持续攀升，在1990年后更加严重，中国大规模的光顾潮即将到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即将开始面临快速的下滑。如果不提前趁这些危机还没有大规模的显现，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中国要平稳的发展，必须加快直选进程，越往后就越没有这么好的经济社会基础了。
拯救之七：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
其实，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都存在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现象。尤其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由于政治利益的短期性特点，政客或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压力下更容易不保护或侵犯人民利益。由于在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中存在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双失灵的现象，特别是在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面前，人类似乎需要一个仁慈、智慧的上帝来弥补这个“悲剧”或失灵。这个上帝缺位了，我们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个。
要解决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要挽救中华民族，要弥补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双失灵，必须有制度保证存在一个超越市场与政治的且专注于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机构存在，这个机构就是“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专职保证和促进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因素和核心因素为关注方向，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为根本标准，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国家持久进步和民族兴旺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促进中华民族健康持久的兴旺发展为最高原则！由它作为政府的道德领袖和评判者，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中华儿女聘请，任何高级党政领导或退休者均不得兼职（但优秀者可以当“准委员”提出意见），独立行使权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执政党的最高监督与批评建议权，对人大、政府、政党和重要政治人物做年审报告（包括审核工作、批评和建议），其通报由各大媒体无条件完整转载。
直选加上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比较完备且充满健康活力了，这样才能在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华民族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保证，只有形成思想、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完整保障体系，才可以切实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建议为中国发展做研究的民间智库和学者提供一些经济支持，积极促进民间智库发展和思想创新。
拯救之八：改善民生与分配
中国民生压力大，多数根源或起源于制度因素，国家占有过多社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民主发展不充分导致分配向少数人倾斜；缺乏直选导致民众不能主动通过民主政治途径来解决自己生活压力，只能等到压力十分巨大而变成社会问题后才引起媒体与中央关注。从直观上看，民生压力大，直接表现就是各方面的“高成本与低收入”。所以，除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政治改革外，也可以用相应经济政策加以治理或减轻。
首先是提高普通民众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在低工资的同时，收入分配又严重不均，国有垄断企业以8%的职工占有全国55%的工资收入，0.4%的家庭占有全社会70%的财富，垄断与腐败成为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低工资制度应该彻底修改，企业制度环境成本要降低，银行贷款要向民企和中小倾斜，不利于工资提高各类规则制度要改变。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人民受益均等而不是仅由少数人获利，建议国有企业接受全民监督并向全民分红。政府和官员应该得到更多的人民监督，不能让权力沦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建议通过加强人民言论与媒体舆论自由和直选制约权力。
其次要降低物价。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在春节去泰国时发现：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经济学家时寒冰说：“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在生活成本最高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工资向非洲看齐，生活成本向欧美看起”。为何？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政府耗费社会资源巨大，腐败与权力寻租加重经济运行成本；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过多资源，效率低下，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地价、房价太高，拉高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国有垄断削弱竞争，导致质次价高，经济运行和民生成本被垄断提高而“剩余价值”却被垄断取走；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许多消费不能普遍化，因而这些消费品人均分摊的沉没成本过高，贫富差距所导致的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又拉高普通居民的住房等消费品价格；计划生育、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出口，在商品外运的同时，外汇增加导致本币被动发行过多，“物少钱多”使中国人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出口退税等于补贴国外居民消费，而退税成本必然由国内居民承担，导致物价“外低内高”；增值税等于向居民普遍征收消费税，各种收费也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物流体制、基础设施、路桥收费、腐败等因素导致中国物流成本高；农业投入不足，生产分散，计划生育等导致年轻有活力的农民太少，因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慢，供应不足，尤其是蔬菜价格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因为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面子主义，使商家更好定高价，也更易过度包装。改变这些，中国需要系统的化改革。
第三，要降低房价。高房价一次性的剥夺民众几十年的储蓄，对民生伤害极大。中国高房价，根本在城市土地国有制度和被“土地财政”利用的耕地保护。据报道，北京农民集体土地提高的小产权房，其价格只有市场的1/3左右。笔者认识的一位高校老师反映，老师集资房价格夜只有周围市场价格的1/3。这说明高达2/3的房价是由土地制度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拉高了整个城市的地价与房价，让我们生活在这片昂贵的地产之上，必然带来高生活成本，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就相当于对公民生活征税。若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5-3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59亩到119亩非城郊耕地。这种伪耕地保护不仅不能保护耕地，还导致高房价损害民生，这种虚假保护当停止。我不反对保护耕地，但反对以保护耕地为借口保护“土地财政”而最终伤害人民。
第四，要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未来绝大多数年轻人将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必须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从而让年轻人能养得起孩子，否则城市化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大萎缩。由于大城市中心区域生活成本高昂，必须避免年轻人向大城市中心区域扎堆。所以，要大力发展卫星城镇、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努力改善非大城市中心区域的生产生活设施（尤其城市群内），分散那些过密的中心区域人口，遏制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方式（如北京）。要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多建地铁、轻轨和城市群高铁，降低大城市中心区域吸引力。避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推高生活成本。建议扩大大城市的管辖范围或按城市群划分行政区域，满足一些人要生活在大城市的心理需求，比如一个城市群公用一个城市名。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并尽可能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从而降低居民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继而让居民有能力有精力生孩子养孩子，否则导致持续的人口自然萎缩/负增长就是自绝式的发展。
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改变制度。如在医疗方面，要建立全面医疗保险体系，在提高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的同时，可以招标采购药品和医疗服务再向民众平价供应。
拯救之九：改变民族宗教政策
上文已经分析，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改变。除了上面所说的宗教政策改变外，民族政策也必须进行改变。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创民族，中华称谓最先从汉族开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文化构成和人口构成的核心与主体，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最有认同感最有向心力和最有凝聚力的还是汉族，所以中国的任何法律政策都不能伤害或削弱汉族的主体性地位，否则就会伤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特征。同是中国人，不应有任何因民族而带来的国民待遇差别。无论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现在的民族政策都需要进行改革了。
拯救之十：保护生育能力
首先要反对性滥自由化。性自由泛滥会导致性病快速传播和生育能力的严重下降，是最自绝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先贤认为“万恶淫为首”和各大宗教均反对淫乱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务必要提倡婚外性保守主义，这样才能更健康更和谐更可持续发展。所以要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进行生理、爱情观念与性保守思想教育，同时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形成婚外性保守的文化。
其次要减少人工流产和剖腹产等直接伤害生育能力的行为。现在的无痛人流广告太多，实际上是在鼓励流产，应该禁止人工流产做广告。由于人工流产对生育能力伤害较大，要提早做好生理教育，加强对胎儿的生命权认可意识，形成反堕胎的文化。
第三，要改变危害生育的不良生活生产方式。要在全社会、从学校、从结婚开始宣传教育如何保护生育能力，提高保护生育意识。对企业生产，要严格保护职工健康，对损害生育的更要格外重视。要切实保护休息权力，防止过度劳累伤害身体也伤害生育能力。
第四，要保证食品健康。对各类添加剂要严格审查，对食品进行要更高检疫，防止或尽量减少各种有害物质沉积国人体内。特别是对转基因食品，由于其安全性还不确定，还很可能被外国阴谋，要格外重视。转基因技术在欧美，他们民众都很抵制，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做人类转基因的试验品？美国转基因大豆油在中国大量销售，中国民众对转基因的可能危害有多少认识？
拯救之十一：保护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要形成保护婚姻的体系。从娃娃开始，在学校和全社会宣传健康的爱情婚姻家庭观点，对新婚夫妇进行免费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由于婚外性自由化和婚外性特别容易伤害爱情婚姻家庭，所以要形成婚外性保守主义，建议对故意破坏未婚女性贞洁和不忠婚外性采取一定惩罚措施。遏制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如制定措施惩罚不良第三者。对很可能损害现实婚姻的网络结婚或网络游戏，要禁止或严格限制。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家庭压迫，打击家庭暴力，控制婚外性，努力减少导致婚姻家庭破裂因素。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爱情婚姻咨询，及时消除危害婚姻家庭和谐的不良倾向。对家庭可能分离，能挽救的则采取挽救措施。
对于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低生育率，笔者已经给出了系统而详细的答案。对于如何挽救人类文明、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笔者也给出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答案——形成促进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体系。但是，不要以为有笔者提出这些措施就可以了。思想要变成现实，还要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很不幸，在这些变革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因为所有促进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政策变革、经济社会政策变革、养老体制变革、民族宗教政策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等，多数成本都发生在当期，但绝大部分收益却发生在未来。变革这些，拯救民族，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对改革的政治家来说又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再者说来，权力阶层们由于“超生”代价沉重而绝大多数只生一个，实际占据全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的城市人也绝大多数只生一个，我们国家以往的人口政策已经给了他们很大“少生孩子好处”的承诺，对改变养老政策、少生补助等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所以，变革必然很难。笔者在本文中已经说明，养老模式变革基本上“换药不换汤”，你们许多还可以再生；笔者已经建议对独生子女生孩子多补助，等于把国家对你们和你们子女的政策伤害补偿在你们子女身上，你们也可以间接获益；改变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最终对未来所有中国人、对我们祖国、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好处，希望你们放长眼光，从人民幸福、国家未来和民族大义出发敬请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各项促进人口再生产的政策变革。
中华民族现在似乎只能在死亡路上等待拯救她的真正伟大政治家出现。若这个伟大政治家不出现，中华民族也许真的没救了。如果这个伟大政治家出现晚了或登上权力舞台太晚，中华民族将损失惨重且十分难以自救。所有的中华儿女们，所有的炎黄子孙，所有的爱国者，当您读到此文后，让我们一起为民族呐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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