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4月26日星期五

泛华网披露: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水很深

【泛华网2013年4月26日讯】两年前,郭美美的事情曝光,但到现在为止,大众仍然不清楚年轻的郭美美的巨额财富是哪里来的,也不清楚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或红十字会中要员的关系是什么。这就使得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这次雅安地震中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这也难怪公众,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果红十字会与郭美美真的没有关系,怎么就没见到红十字会与郭美美的切割?比如起诉郭美美或公开内部调查结果等。就好像这个事清已经平安过去了。



有人不满意了。新华社发布《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正式电稿:“‘在芦山地震的抗灾救援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中国红会作了大量工作,但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很多公众仍然将郭美美 事件作为红会贪污腐败、挪用款物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对救灾、救助、救护等工作的展开非常不利。’王永说,郭美美和红会到底有无关系,既不能只听网友的一面之词,也不能由红会说了算。社会监督委员会要重新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将是独立的,没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参与。’王永说,调查将由社会监督委员会牵头,邀请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也将通过媒体征集有代表性和公信力的公众代表一同参与调查,调查过程和结果都将全部向社会公开。”王永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发言人。王永的记者招待会视频可从《YouTube泛华网》中看到:



很快,网上流传开郭美美要公布她与某组织领导性贿赂的17.2G海量视频,据称视频中包括郭美美偷拍的性爱镜头及瓜分善款的细节。郭美美的这招得到网友的普遍叫好。

风转直下,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旋即表示,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目前仅是监督委两委员的个人提议。称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报道成“红会决定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系乌龙新闻。王汝鹏的微博原文是:“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监督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报道成了红会决定要重查GMM事件。这样的乌龙新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鹿死谁手还未知。不过,大家已经领教了红十字会的水到底有多深。

泛华网报道。

郭美美事件真相

深度挖掘——郭美美的钱哪来的?

近日,网上出现一网友自称前投资银行家、现公益从业人员,根据网络披露资料和投资银行基本常识,判断郭美美的钱来自于炒卖批文。联系2011年网络上对中国商红会的大起底,郭美美事件已经接近真相。至此,郭美美的钱是哪挣来的也谜底揭晓。

附录一:
郭美美只是跑龙套的看看她替谁赚了10亿元
郭美美到底赚了谁的钱?美美在此案中角色最多不过是代人收钱。至于是代谁收钱?肯定不是王军的深圳物华,人家一个民营企业,当然可以光明正大地收钱。最大的可能是两个——代表权力资本的交易双方之一:红会(批准授权的人),或者是人寿(最后买单的人)
  郭美美到底赚了谁的钱?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所有的质疑都是一头雾水。
  笔者作为前投资银行家、现公益从业人员,根据网络披露资料和投资银行基本常识,作出如下推断:
  1、商业红会副秘书长王树民的私人公司王鼎咨询,利用与红会的一纸授权合同从2007年到2008年间开展私募融资,最终与郭美美干爹王军所在的天略投资达成合资成立中红博爱公司的协议换取价值数千万的干股。
  2、这个合同的核心价值是可以打着红会博爱小站的名义在各个城市社区建立2万个无需支付地价的连锁小店,总建筑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连锁店收入目前主要来源于分租给保险公司作为营业网点,同时发布广告,规划中还包括连锁药店业务。这份授权的隐性价值可能超过10亿人民币。
  3这个项目的北京业务由中国人寿独家买断,向中红博爱支付大额咨询费或广告费使参与各方获利。
  4郭美美只是导火索,很可能与此案实际关联不大,最多是替权利资本收钱而已。
  5此案中的问责关键是权利资本:1)谁授权向王鼎咨询批出这项授权? 2)王鼎咨询背后的实际利益人究竟还有谁?3)中国人寿作为最后的买单者有无决策人员参与利益分配?
  大幕拉开,让我们先从2007年一则香港上市公司的公告说起:
  20079月,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认可的北京王鼎市场营销咨询公司在和香港上市的民丰控股合资成立了一间合资公司从事红十字会的博爱小站项目,计划投资30亿在中国建立2万个博爱小站,王鼎咨询凭这个认可占有这个项目30%干股
  以下是香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截图
以上内容引自民丰控股(代码279)在联交所备案的交易披露文件
  请注意:王鼎市场咨询不是商业红会的控股企业(而是认可机构,股权结构图上用虚线标出,关系为认可机构”),它的股东是谁,凭什么得到这个认可?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这个股东就是有可能从30亿的公益项目中获得收益的人。据报该公司Email和天略北京公司是一样的(26日,网友温迪洛发微博说,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所留的电子邮箱13701302525@sina.com跟 北京天略盛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王鼎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中谋智国广告公司在网上留的联系方式都相同。中国商红会没有注册,也不具法人资格, 但却接受捐赠,同时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和副秘书长李庆一都在北京王鼎市场营销公司工作,王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彦达也是中谋智国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该 邮箱的另一个使用单位北京天略盛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则是被广泛质疑与郭美美炫富事件有关联的天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在20088月这个合资公司项目突然被取消了,与此同时(2008620),一间叫做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独家投资、运营、管理”“红十字博爱服务站”(以下截图是该公司的招聘广告和工商信息)
广告中称博爱小站是红十字会和民政部共同推行的大型公益项目。与此前和香港的合资项目一样:投资依然是30亿元人民币,依然是要建2万个博爱小站。号称要覆盖中国10%的人口。
中红博爱称自己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关系,但是与香港合同相比,项目内容基本未变,30亿的利益主体变成了中红博爱。(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一下:股权结构可能依然是北京王鼎30%,另一个私人企业70%)
  中红博爱成了30亿投资的执行主体,但这个公司并没说这30亿投资是从哪里来的?有网友说是不是从红会的捐款中来做这个生意?我认为不会;那么是不是中红博爱的私人投资股东出资建设?我看也不可能。
  那么到底谁会因为什么原因投资这30亿呢?我们首先要看看博爱小站的商业实质是什么——请参看以下报道截图:
 说白了:所谓博爱小站就是以便民为名义的,建设在社区里的小型商业铺面。由于是公益项目的招牌无需支付地价,那么建立店面的成本就仅仅是厢式车的成本。这个店面可以卖广告(郭美美号称的生意),更重要的实际是一个保险公司在社区落地的分支柜台(上市公司的报告里明确指出了这一投资的要点是保险销售,从中红的招聘广告看未来还可能包括药品销售).
  以每个博爱小站占地15平米计,2万个小站共可获得30万平方米的社区内不需要交地价的商业物业,按照底层商铺10000元楼面地价计算,这个合约的潜在价值大约30亿人民币,即使按照3000/平米,合约价值也超过10亿元。
  这样整件事情就符合商业逻辑了:
  1、中红博爱拿到一份合同——在中国的2万个社区里建立一系列店面(博爱小站)
  2、一纸合同,就换来2万个店面可以卖给保险公司……
  3、首期在北京1000个社区开博爱小站,就是在北京的黄金地头开了1000个平均占地15~20平米的连锁店。这1000个店省下来的地价最少就是2亿。
  4、中国人寿取得了这1000个店的独家合作,在所有店里派了自己的保险推销员,相当于人寿在北京1000小区开了营业部。看看下面这个人寿为博爱小站招聘站员的网页,博爱小站的工作人员,要求有保险经纪资格,这充分说明博爱小站的本质是保险公司的销售网点。商业利益昭然若揭。
  5、可以肯定中国人寿向中红博爱至少支付了至少数千万的费用(人寿是上市公司,即使是分期支付,这个资料审计的过程中一定有踪迹),可能是以咨询费、广告费或其他方式,但其本质是买断了以公益项目为名无偿(免地价)开出1000个连锁店的权利。长远看是在全国开出20000个连锁店的权利,价值在10亿以上。
  上述这个商业模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博爱小站都建在北京这样的高地价区域而不是偏远乡村。在这个商业逻辑下,整个故事实际就是红十字会给了私营企业王鼎市场营销一张特许合同,而王鼎用这张合同寻找投资(投行的术语叫做合同权益融资,通俗的说法就是炒批文”)
  好了,博爱小站这门打着公益的旗号,做社区土地套利的生意逻辑已经讲清楚了,那么而是谁给了中红博爱(更根本地说,是王鼎咨询)这个独家权利呢?
  从香港公司的资料看,是商业红十字会(包括红十字总会)给予了王鼎公司这个独家权利,换言之,红十字会把一项价值数亿元的合同赠送给了王鼎公司,然后又间接给了中红博爱,而王鼎的大股东(80%股份)是红商会的副秘书长王树民(相信背后比这个还要复杂,没有人可以吞独食,你懂的……),咱的副秘书长的私人公司就拿这个去融资,最后中国人寿买单支付咨询费(或广告费),所有参与者大赚一票!
  上述整体的商业逻辑的推演,说明此案需要关注的核心是权力资本套利——谁是这个授权的批准者?谁是王鼎的实益股东?中国人寿作为最后的买单者,这笔交易的决策者有无幕后利益?若放弃追踪这一列核心问题而去围绕一个炫富的年少轻狂的小丫头,以猎奇或仇富的潜台词吸引和转移公众的眼球,那将是中国慈善公益的大不幸。
  当然,有关美美,本文也有一点点推测(这一段纯属虚构,逻辑远不如上面的内容严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G美美可能是上述交易中的一环,但其实挖掘G登峰的价值可能比郭美美还大。理由有二:
  1G美美几乎不可能是什么重要人物的情人,一个有钱的老男人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小情人满处和帅哥合影、和处长调情。不管是官人的太太还是情人,要是混到这个份上,是活腻了。
  2、事发之后,G美美首次飞北京被媒体围堵,上飞机时原说G登峰和G美美都在,但接机时只有G美美。G登峰哪里去了?据说是起飞前有旅客临时下机,是否就是G登峰?为什么G登峰躲了,G美美却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吸引炮火?这说明登峰比美美在这个局中的地位更重要……同学们冷静,让领导先走。
  美美在此案中角色最多不过是代人收钱。至于是代谁收钱?肯定不是王军的深圳物华,人家一个民营企业,当然可以光明正大地收钱。最大的可能是两个——代表权力资本的交易双方之一:红会(批准授权的人),或者是人寿(最后买单的人).
  当然,鉴于王军本身就是成功的商业人士,上述推测总体显得牵强。我还是倾向于美美在此案中不过是个打翻酱油瓶的龙套。

附录二:

 中国商红会的大起底
红十字会运作模式被指神秘
据财新网报道,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红十字会组织机构庞大,业务模式不透明,运作十分神秘。
此外,在接受政府拨款的前提下,该《办法》写明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惯例各级红十字会用于项目的支持费用不得超过本级接受捐款的6.5%;各级红十字会为辖区以外的公益项目接受捐款,应与公益项目执行地红十字会协商项目支持费的支出比例,支出总额不得超过捐款总额的6.5%
在监管环节,各级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财产,包括从捐款中支出的用于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资金和项目支持费的使用、管理情况,应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告,接受国家审计部门、审计机构的审计。
然而中国红十字会有7万多个获得充分授权并独立管理捐赠财产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监管如何落实,尚未见有可操作的办法出台。从该办法2009年公布至今两年,尚未见定期向社会公告
商业红十字会大起底
随着郭美美事件的不断发酵,一家名为北京王鼎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跃入公众视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下称商红会”)副秘书长李庆一证实,商红会借用王鼎公司的账户从事慈善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28日召集中央级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该会并没有所谓的红十字商会机构,并再次撇清与郭美美之间的关系。
但是,网上所谓的红十字商会实为商红会,虽然并非中国红十字会的机构,但根据2004年发布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全国性行业红十字会系中国红十字会的分会,属于上下级关系。商红会尽管已经成立十年,仍未在民政部登记。
然而,正是这家未注册的机构,却在推行多个名为博爱的项目,由于多家商业公司参与其中,这些项目究竟是公益还是商业项目令人难以看清。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表示,该会正与商红会进行商谈,将要求商红会给公众一个合理答复。
中国红十字会一位内部人士也表示,对行业系统红十字会要加强监管。
由于商红会并无官方网站,关于此会的动态信息外界难以获悉。武汉市红十字会官网在去年1216日刊登一则题为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纪念成立10周年的消息,并附一张照片。尽管照片中位于前排正中位置的女子并非郭美美,但这一消息透露一个信息,商红会成立于2000128日。
中国红十字会解释说,中国商业联合会根据《红十字会法》第八条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的规定提出申请并经总会审批成立的行业红十字会,其本身并不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立足商业系统,传播人道主义和红十字精神,开展红十字宣传、救助和救护培训等工作,与中国红十字会也不存在募捐分成的问题。
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此前称,中国红十字会在行业里面设立红十字会组织的有两个行业,一个是商业系统,一个是铁道系统。而行业系统的红十字会比较特殊,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个分会。现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虽然成立了有10多年,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法人资格,没有在民政部门获准登记。
而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行业红十字会应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对此,李庆一表示,商红会从2003年就寻找社团登记途径,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取得法人资格。
对行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我们是一种指导性的关系,就是对行业系统红十字会干部的任免我们总会不参与,对它的工作经费我们也没有拨给,它的主管部门是商业联合会,我们主要是在业务上对它进行指导。王汝鹏说。
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商红会就没有募捐账号,它又如何开展活动?李庆一称,由于商红会没有注册,所以借用了王鼎公司的账号。李庆一的另一身份正是王鼎公司副总经理。
而此前有网友爆料,郭美美是王鼎公司的挂名总经理。如果王鼎公司系商红会的壳公司,则该公司总经理便很容易被误解为商红会的总经理。
工商资料显示,王鼎公司成立于2001110日,注册资金10万元。几乎与商红会同时成立。成立之初,王鼎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树民,与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同名,同时他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但后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都有所变更。20068月,王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其股东由王树民和候善魁变为王彦达及沈爱梅。公司的股本不变,仍为10万元,其中王彦达出资8万,沈爱梅出资2万。商红会秘书长孙莲证实,副会长王树民正是王鼎公司的员工。王彦达与商红会是何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根据工商资料,王鼎公司的经营范围很广泛,包括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广告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公开资料还显示,王鼎公司还经销政法茅台酒
李庆一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商红会自成立至2005年,办公经费和工作人员差旅费均由王鼎公司承担。该公司还派出多位工作人员负责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工作,工资由公司发放。他还表示,商红会使用的账户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国商业联合会联合出具证明,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设的基本账户,主要用于开展募捐、收取会费等。
据了解,王鼎公司是以咨询费的名义从募集的款项中提取经费。
工商资料显示,20082009年两年,王鼎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1.76万元和12.7万元,且均无服务营业收入。而两年的利润则分别为-3800元与-5421元,均处于亏损状态。
有意思的是,商红会的壳公司可能不止王鼎公司一家。此前,商红会所留的联系方式,与多家公司的联系方式相同,分别为王鼎公司、北京中谋智国广告公司(下称中谋智国”),以及北京天略盛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天略”)经过查证,上述共同的联系方式均为李庆一所有。
而中谋智国的工商资料显示,其最初的大股东、法人代表也是王树民。而目前,其法人代表也更改为王彦达,股东则同样是王彦达及沈爱梅。与王鼎公司完全吻合。
而关于北京天略,网上曾流传商红会指定深圳天略集团进行劝募,然后进行善款分成的说法,深圳天略正是北京天略的母公司。商红会承认,2006年至2008年,天略集团曾向其捐赠过校园安全行动保险卡,举办过一次附捐拍卖会。此后,未进行过任何合作。
李庆一表示商红会成立之初,轿车等确系合作方天略集团提供的,合作结束就已归还。
一家注册资金仅为10万元的迷你公司,却曾试图做一个投资上千万的项目。
20079月,香港上市公司民丰控股(00279.HK)发布公告,宣布其全资附属公司FCAML与王鼎公司合作,成立名为民丰博爱小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合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FCAML出资3500万,王鼎公司出资1500万,双方各占股本的70%30%。公告中声明,王鼎公司注资可包括实物注资,例如民丰博爱小站的布局设计专利权、与合营公司业务相关连的网站域名及权利等。
而这一合营公司的主要业务,便是在全中国推行红十字万站进社区活动。公告称,该活动由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推行,并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推广,其初步目标为在全国设立两万个民间博爱小站,为当地社区提供多项保健、保险及金融相关服务。
具体说来,其业务包括急救及保健服务、销售保健及卫生产品、提供医疗保险卡片计划、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广告及传媒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
公告中称,王鼎公司是唯一获商红会批准之团体,在各个社区的民丰博爱小站推行、统筹及实行民丰博爱服务。在中国红十字会之协助下,合营伙伴(即王鼎公司)计划于第一、第二、第三个营运年度分别建立5000个、6000个及9000个民丰博爱小站。
但这一活动最终却未能实行。20088月,民丰控股再发公告,宣布终止与王鼎公司的合作。
王鼎成立10年年年亏损
王 鼎公司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同一年成立,深度介入了该会几乎所有项目,公司前任总经理王树民、副总经理李庆一平常都在商红会办公室上班,王鼎公司在网络上留 下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一度也和商红会完全一致。有网友就此质疑王鼎公司是否为了商红会而成立,商红会自己没有注册、没有法人,就由王鼎来运作。
此前,商红会秘书长孙莲否认了这种猜测,称李庆一等之所以无报酬地为商红会工作,是因为热心公益。
从工商年检信息来看,王鼎公司的业绩并不好,过去10年每年都亏损,从未盈利,2009年收入127220元,利润为-5421元,纳税6729元,负债总额77600元。
王鼎总经理是商红会副会长之女
此前,王鼎公司副总经理、商红会副秘书长李庆一否认王鼎与郭美美有关,称此前从未听说过此人,但却有越来越多网友怀疑王鼎公司,而王鼎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王彦达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王彦达是王鼎公司大股东、负责人,也是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的女儿。王鼎2001年注册,注册资金10万元,王树民出了8万,侯善魁出了2万。2006年,王树民变更为王彦达,侯善魁变更为沈爱梅,出资金额还是10万。
同时,今年28岁的王彦达也是中谋智国广告公司的老板,而该公司2002年成立时的法人代表也是她的父亲王树民。
中谋智国还有一个分公司,分公司的办公地址一度与王鼎公司在一起,连电话都是一样的,不过,中谋智国分公司与总公司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年检营业额都是0
中红博爱浮出水面
@温迪洛:郭美美说过的所有信息都跟中红博爱公司对上了,车体广告保险和博爱卫生站的医疗器械等等。中红博爱2008年注册成立,几乎正在这之后郭美美开始暴富。中红博爱今年五月开始发招聘信息,包括行政总经理等职位,同期郭美美发微博说我要学做红商会总经理。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个名为中红博爱的公司进入了郭美美事件的漩涡中心,这家公司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关系企业,一些自我介绍被认为与郭美美此前的自我描述有较多重合,在微博和删除又重新恢复的天涯长帖上,网友热烈讨论中红博爱或此前曝光的王鼎公司是否可能就是郭美美此前自称的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实际载体。
据了解,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博爱服务站进社区活动2007年开展时,其服务站就是某公司捐赠的厢式无动力车每一辆车就是一个社区博爱服务站,具有紧急救护、募捐宣传、便民服务等多种功能,而郭美美此前称其供职的商业红十字会医疗车体广告业务。
查阅了王鼎公司、中红博爱公司、中谋智国三家企业的工商资料,确认三家公司彼此关联,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同一年注册的王鼎几乎涉及商红会所有项目;中谋智国广告公司与王鼎是同一个老板;而中红博爱的股东之一就是王鼎公司。
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在网络招聘信息中自称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公司将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内投资构建3万个红十字博爱服务站,项目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承办,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独家投资,运营和管理,将覆盖5000万个家庭、1.5亿人口。
但是,这些网络信息在被曝光后已经全面删除。网友“@温迪洛“@才让多吉发现,同时被改掉的还有北京企业信用网上该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人一项,从温敏伊改为了翁涛,引起许多网友的重视和怀疑。
不过,翁涛在郭美美事件前就开有微博,虽然没有认证,但填写的个人信息为中红博爱CEO事件发生后,还在微博上一直关注、评论此次事件,626日关注了“@郭美美baby”,未能发现两人有相关迹象。
中红博爱公司有两个股东,分别是北京圣华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和王鼎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前者出资3500万元,占70%股份,后者出资1500万元,占30%股份。
巧合的是,王鼎与圣华杰当初成立中红博爱时的注资账户,开户行都是北京农商行太阳宫支行莱太分理处,账号也很接近。中红博爱工商资料里登记的法人代表则是王抗美,系大股东圣华杰的负责人。未能查到更多中红博爱的信息,工商系统里其年检记录无法打开,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要查一下是怎么回事
中谋智国曾运作红会项目
中谋智国在2006年左右曾运作过一个名为《生命第一*红十字救助手册》的项目,在做广告招商时,自我宣传是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联合打造的社区直投媒体,每册均由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入户直投,每期在当地城市发行10万册……是社区内直投效果最好的媒体,在覆盖范围内,有效覆盖100%,有效传播100%”,该项目后来夭折,但商红会系统一直没有放弃进社区的想法,后来中红博爱运营的项目就叫博爱服务站进社区
商红会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商红会很有可能获得民政部批准正式注册,届时,王树民将出任商红会会长,李庆一将出任商红会秘书长。
事件背景:
此前,20岁的郭美美在新浪微博自称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拎爱玛仕包、开玛莎拉蒂等名车炫富,引发舆论质疑。
郭美美后对此解释称,她从未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过,该身份完全是她本人杜撰出来的,对此愚昧行为给中国红十字会造成的名誉损害和公众误解深表歉意
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此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没有中国红十字会商会,只有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虽然成立有10多年,但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法人资格,据他们自己讲还没有在民政部门获准登记
对于天略集团花近百万向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赠送车及电脑等设备的报道,天略集团董事长邱振良则表示,这是为了劝募项目能顺利开展,但项目结束后,物品均已收回。他真的不认识郭美美。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秘书长孙莲、副秘书长李庆则先后向媒体表示,该机构账目没有问题,公开透明;与天略集团有过合作,但没有花过该集团一分钱;商红会确实无法人资格,也没在民政部注册,但有募捐权;商红会下既无车也无电脑,很清贫,十年来收到的捐赠不超过一百万;商红会人员都属兼职,只报销必须差旅费。

来源:鹤祥网

来自地震灾区的一张照片

张晓兰:弟弟张浩在拘留所“猝死”黑幕

(法广记者肖曼报导)最近,《走出马三家》一文在中国网络上掀起对劳教制度罪恶的谴责,“马三家”成为酷刑等非人道行为的代言词。实际上,在中国不仅存在着 “马三家”,还有数不清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都成为司法机关公然侵犯人权的人间地狱。在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中,就向大家介绍湖北省黄石市区的张晓兰女士写给本台的一封求救信,控诉她的弟弟张浩在黄石市公安局看守所里“猝死”的黑幕。

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尊敬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您好!

我现在是一个无助的人,特此向您求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与支持,我弟弟被湖北省黄石市警察打死,由于死者母亲上访被黄石警察多次非法软禁数日,又被送到海南,被旅游,现在关在黄石市某宾馆,限制人身自由,至今案发10个月,黄石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均不予与立案,仍然不启动侦查程序,湖北省检察院推辞,不受理,湖北省公安厅往黄石市公安局推辞,最高人民检察院更不接待、公安部信访局不接待、不受理。

我叫张晓兰,家住湖北省黄石市区,我弟弟张浩(现年39岁),合法公民,2012年7月8日凌晨与朋友外出吃宵夜,被黄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警察以查身份证为名带走,以莫虚有的罪名被拘留15天。

7月9曰晚19时,黄石市公安局数人来我家,告知我弟弟张浩因病“猝死”拘留所,我家人到黄石巿殡仪馆(我弟死亡之后并没有及时通知家人,而是被警察先送到殡仪馆后才通知我家人)看见我弟遗体,当时我弟遗体是被警察锁在冰棺里,我家人要看还必须要公安同意才能看到,我妈(死者张浩母亲,现年71岁) 看见我弟脸上有伤(脖子以下全被遮住),我们就要求公安局开棺来查看。

经过反覆协商,到13号下午我全家还有亲戚和当地司法有关人员与社区领导一起开棺查看,当我妈看见我弟遗体时当场昏倒在地,只见我弟从头到脚体无完肤,全身伤痕累累,简直是惨不忍睹。我家人非常气愤,当时就做了伤检。我家人质问公共安全专家:你们不是说张浩因病“猝死”吗?这一身伤是从何而来??? 可公安局警察说:我们决没有动张浩一个手指头。开始他们说那些伤痕不是伤,只是“尸斑”,可过几天却说那些伤是张浩在拘留所“自杀”时自己搞的,大家想想看,一个只被判拘留15天的人会“自杀”吗???

在家人强烈要求下,于9月1日我全家在拘留所与检察院领导还有拘留所领导和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一起观看了我弟张浩在拘留所的监控录像:

7月8日早上8:30分,死者张浩是被两名穿制服人员两边架进拘留所(后面还跟两人,只见四人气势汹汹),到拘留所后两人放手,张浩站立不住当场倒地,张浩被放进7号监舍,张浩进监舍后就一直双手始终按在腹部。

到中午12:30左右张浩从监舍的床上滚到地上!到3:30分左右张浩的脸开始变色,同监舍还另关了3名人员,这3人不停的按铃敲铁门报告,可没有一个干警过来查看。5点时张浩从脖子到头已经全部乌黑了。

5:10分左右进来两名干警,一名身穿警察制服(詹晓彬),另一名穿便衣(刘家生),两人进来后对躺在地上打滚的张浩连踢带骂,直到5~6分钟后两人扬长而去,关门时穿制服的脚穿皮鞋还对躺在地上的张浩狠狠踩下一脚才关上铁门。

可怜的张浩又从监舍滚到放风场。5:40多分时张浩肚子越来越大,同监舍的人又按铃报告,6点钟那名叫刘家生的干警进来后站在放风场门口,发烟给那3名人员,同时用右手指着地上的张浩一直在骂,直到6:12分离去。

张浩后来一直痛苦打滚到7月9曰下午2:51分死亡。

张浩2:51分倒地时同监舍的马上按铃报告,直到3:19分才有人来开门查看。可怜的张浩在这30多个小时里,同监舍的人无数次按铃敲门报告,张浩也用脚踢门求救,就没有一个人来问问什么情况,中间干警进来两次不是打就是骂。

张浩在生命最后的30多个小时里没有休息一分一秒,全是在痛苦挣扎中度过直到死亡-------这前面就是录像里的真实情况。

我弟死亡后,当地公安局并没有去查清我弟的死亡原因,而是来我家做工作,只谈私下商量解决,我家人不同意,一定要他们查出我弟的死因和身上的伤从何而来(一个大活人没病没痛进派出所30多个小时莫名死亡,这叫何人能接受呀!!!)

为了查明我弟的死因,2012年10月17日下午1:30分对我弟进行了尸检,尸检到场的有我家人,湖北省、黄石市检察院的领导,还有湖北同济医学院的一名教授(秦教授),打开我弟的胸膛和脑,只见后脑有伤,胸口有伤和积血,胃壁有伤,肠子有(四处裂口“裂口面整齐”),我弟做的外伤和内尸检,所有的伤口、伤痕都有法医正规的标记。

尸检后公安专家说10天~15天出尸检报告,可等了一个月,他们一天推一天都不肯拿出我弟的尸检报告。只等到40天时,没办法我妈只有去北京告状。我妈(死者母亲)上北京一共去了三次。

第一次:下飞机就被人抓去关起来,直到黄石有关人员去接回黄石市;第二次:下火车又被抓住当天就送回黄石市;第三次:我妈没办法只有去找过路车,后被好心的司机带到北京。我妈到公安部后请求上面督办我弟的“尸检报告”快点拿出来。

直到十月底我家才拿到我弟的“尸检报告”。可湖北省检察院出的结果是:张浩的空肠破裂因生前腹部遭受钝性暴力打击所致的依据不足。张浩是因消化道“穿孔”、“破裂”才造成死亡。

我家人也找过有关部门专家谘询,人的肠子是不容易破裂的,更不要说同时破裂“四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

张浩到底是因“穿孔”死,还是因“破裂”死???“空肠破裂”在医学临床上,到底会是什么“原因”才会使其破裂???

尸检报告里从头到尾都没一处是指“穿孔”,请问这“穿孔”的结论从何而来???没有“穿孔”那“破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湖北同济医学院的“秦教授”,你作为一个有名的专家为什么就不能拿出良心说句公道话???你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教授了,你也是一个有儿女的人,你难道就没有一个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良心吗???你不会是想在谟暮之年留下一个骂名吧!!!

希望尊敬的法广记者,您作为当代世界主流媒体的记者、当今最具有良知的公共媒体,来帮帮我吧! 在此万分感谢!

我本人已经转发给以下数位专家学者:陈有西律师、迟夙生律师、郝劲松律师、茅于轼先生、李庄先生、信力建先生、贺卫方教授、何兵教授、滕彪教授。

求救人:张秋梅(死者张浩的大姐)139 0723 4499

张小兰(死者张浩的二姐)186 8993 6576

E-mail:18244228888@163.com

陈永苗:习近平是薄熙来的“孪生兄弟”

来源:参与作者:陈永苗

(参与网2013年4月26日讯)魏京生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上发表《中国的出路》之76—《中共的新法西斯主义》,写道在网络上看到国内学者陈永苗先生的文章,批评习近平李克强的所谓改革,就是新的法西斯主义。这个结论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会认为太超前或者太过分。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只是有点超前。说他超前,是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幻想中,一厢情愿的以为所谓的习李体制是一个改革的体制。这是人类经常犯的错误,一种喜欢用美好的幻想减轻现实痛苦的自我安慰法。

细浪微博“厮跟着的扑棱蛾”说,改革是文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所发起的,而这些发起者自身就是文革的制造者。他们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不断的制造出二奶供自己享乐,并且能让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继承延续这种享乐。

我想报应还是有的,最后会通过大规模屠杀让最顶尖阶层断子绝孙,株连三世,连根拔起,会有这么一天的。历史上有过的,必然会有。

49之后,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中共的战利品。中国老百姓早就被征服了,殖民六十年了。这是一种对内征服殖民的法西斯主义。改革三十年明明就是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自己说,变了修就是法西斯主义。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改革知识分子,就不愿意承认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呢。这涉及到整整四五一代人人生的虚无,不能否定自己。

儒家竟然冒出了纳粹组织。2007年3月14日,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学会”的纳粹组织声称其建立的原因是厌恶蓝绿恶斗,目的在于“弘扬民族主义”、“努力恢复中国传统的价值,如儒家孔孟思想”等。儒家复兴就是法西斯主义回潮,是一种基于知识道德的种族主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9月7日在洛杉矶指出,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非但没有和平崛起,反而正在一步步走向法西斯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一党极权专制统治、开展军国主义教育以及准备对外扩张。这些特征与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化极为相似,国际社会应引起充分注意。

国际媒体频频指出中共法西斯主义的崛起。2012年2月21日泛华网发表《习近平当政标志着中国法西斯的崛起》。2012年11月5日美媒发表文章《民族复兴?或中共的法西斯主义》。英媒发表文章《中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吗?》,《观察网》2012年9月25日发表《北京拥抱古典法西斯主义》。

太子党胡德平指出,中共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北京的专栏作者和记者DidiKirstenTatlow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能否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她说,中共前总书记之子胡德平说中国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此问题值得探讨。

一位加拿大作者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性后果》的文章在英文世界引起不小反响。作者通过其在中国大学所见所闻论证中国正在走上法西斯道路。作者在描述了中国存在的法西斯扩张主义的现象之后表示,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利用其威权主义的统治控制劳动力,使得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这种局面会使得中国在面对民主国家时,具有强大优势,正如当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一样。

改革呼召法西斯独裁

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包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远比共产主义在经济模式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上有包容性。在法西斯主义里可以完美发育提升。在一定的国际和平条件下,还可以融入国际自由经济贸易体系。这不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制度的适应性延展灵活性,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容性。法西斯甚至比那些民主国家更加能够灵活地跟共产主义的苏联打交道,甚至能够签订秘密的互惠协定,进行战略协调。”

三十年改革与知识分子主导,并不走向宪政,而是走向超越左右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历史前车可见。从斯土斯地的当下条件出发,超越左右,则滑向法西斯主义深渊,不敢外战只会加深内部殖民。不超越左右,按照你说的,更不是出路。政改已经是药渣而不是药方,死得更惨。不改还好一些。

在邓小平改革方案中的政改呼吁,构成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组成部分。其中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官僚权贵共同体的磁场。披着羊皮的狼。中国模式,主流经济学家的本来狼性,主流经济学的坦白专制性版本。主流经济学嘴巴上承认自由,实际上暗中承认专制。不过就是把暗中的,变为明白的。

这是基于恐惧和对必需性的偶像崇拜。例如对改革中立法者政治家的,对自由主义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就会导致:理性为非理性开路。呼唤人神和暴力解决。后文革时代,付出惨重的代价,得出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诉求:那就是告别独裁、和暴力解决,将政治和暴力理性化,这是值得赞美的。

这个目标绝对不能被毁灭。但达到这个目标,同样蕴含着同样一种危险:道德化的启蒙,将政治和暴力理性化,修改为去政治化与彻底排除暴力。而另外一面,同样是道德批判的,指出谬误,并且引导向相反的呼唤人神和暴力解决。这是沉沦和轮回。

墨索里尼死了,狂热信仰过法西斯主义的导演布拉塞蒂,表现得很激动:“太可怕了!这些年我们犯了多严重的错误!法西斯让意大利陷入悲剧!现在,我们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一个强者,一个把一切攥在手心里的人……”“一个墨索里尼那样的?”“对!”回答完,导演自己脸色变了。

邓小平的政改方案背后,同样预设一个强有力独裁者的邓小平,在推动共党的安乐死,这是毛泽东文革中独裁者打破官僚体制的退化版。改革就是文革的翻版。这样的独裁者的出现,能否只能是蒋经国,罗斯福,而不是毛泽东,希特勒,这过于偶然,小概率事件,不可期待,而且不可制衡,因为越制衡,他的超凡魅力越小,越不能推动改革。如何像蒋经国样的独裁或者专政,才是符合两方面要求的,这过于偶然和不保险。

官员未必不知道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政改的必要性,而且认识更加深刻,一个市委书记对于建嵘说,只是缺少启动政改的主体或者推动力。这个并不是政改呼吁形成共识能推动的,并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第一推动的问题。脑袋吃掉尾巴的贪食蛇,去独裁政改呼呼,最后暗中呼召独裁者,没独裁者,就没有第一推动。这个超凡魅力的独裁者像黑色烟雾一样,在改革的月光中看不见,但暗中凝聚成形。我一直指责毛右派所谈的主义,有毛情结在,反对毛泽东的同时,暗中召回毛泽东,因此我把他们叫做毛右派。

改革推动所呼唤的独裁者,也会巩固自己的权柄,永远地在巩固,即使对政改有心,也无力。所以政改呼吁,实际上是个没用的太监,觉得自己是苍井空老师的好对手演员,无数的a片都是他演的。

改良本来就是身体里面的空气放出来,没有落脚点。拒绝独裁者,如果指望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为人民,那么必然是为革命预备,因为改良本身需要知识分子—官僚权贵共同体将人民排斥在外,反对民众以革命权的方式在政治和历史中在场。改革就意味着人民在局外,为国内殖民地的被殖民者,为被征服者。实际上排除人民,与呼唤人民参与改革的虚无同在,二律背反,以驱除的方式虚无黑暗中呼召人民在场,进入历史舞台。所以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官僚权贵共同体预设了第一推动力为自己,可是如此就要预设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可以自愿牺牲安乐死的特殊领导集体,这个与现实截然相反,而且差距比得上火星人与地球人的区别。

简单的说改革推动蜕变为文化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因为呼吁政改最后总是交给党来干。呼吁政改总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而想达到的目标滑溜而去。不要以为整改呼呼或者说真话就不在极权主义的弹性空间之内,就不会作为帮凶出现,只要有模糊暧昧性,就容易被磁化成需要党领导的证据。例如改革推动需要推动力,安定之秩序改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你的呼吁都帮助了他,而你要的一点也得不到,只会打永远不会兑现的白条,唬住你,让永远觉得有希望,不会与他翻脸。你一翻脸,他就立即用机关枪对准你。

也就是以文化政治,而不是一实实在在的政治方式存在。以永远不实现的旗帜和鸦片的方式存在,并不转化为政治措施,是一种与具体政治现实脱离有着强大鸿沟的意识形态口号,光有雷声,不会有雨点。现实之中,不会有改革成果的再分配,而只会有维稳和继续深化掠夺国内殖民结构。和平崛起,把征收和掠夺的冲动,从外部收回,进一步对准国内民众,让内部殖民抵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市民权的扩张与法西斯主义

从英国的历史来看,自由本来就是特权,而且特权就需要别人的义务作为代价,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特权,那么谁承担义务呢。外国人?还是自己分担。特权是需要别人来承受成本的,那么特权普遍化,那谁来承受成本?特权普遍化,依赖于殖民地。英国式的自由化路径,需要很多条件,就像希腊的自由,需要奴隶一样。

这少数人的特权,就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不自由,全体国民的自由,就意味着外国殖民地人民的的不自由。然而自由主义的“自由”的含义,又预设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在民族国家或者包括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内部,这种特权自由的等级及其不断扩大,就意味着承受义务的人不断增加,促成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目标更加遥远,因为更多的人受到自由的毒害。越来越多的人,在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理想和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毒害中煎熬,于是一方面带着对自由的痛恨,一方面又渴望妒忌自由。这就是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革命的源蒴。

中国的特权,并不是英国的自由,这是政治压迫。英国式的自由路径,能否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移植,是很可疑的。中国的特权,并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压迫。英国式的特权,如何化成普遍性的自由。权利没收充公,经过特许才享有,不同等级不同,所以改革时代中国人的自由,是一种特许权。女人外嫁与金钱占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特权,只享受权利,拒绝履行义务。

我已经不认为特权的扩大,就是自由的扩大就奔赴宪政,而是暧昧的,同时是体制的维护,和进一步的掘墓双重性质。特权的扩大,分赃联盟的扩大,就意味着更大的奴役转嫁到底层。也就是碎步推动,其意义到底帮助谁,已经面目不清。正是基于改革已死,我才看清。特权冲突本身也可能导向更高的第三者政治性,也可能导向自然状态。因此我想,如底层的特权意识形态诉求,如果与基本人权,自我保存和正当上升的权利吻合,我还是用一种辩护的方式,肯定之。我把政治性置于普遍的法律之中。

解放的进程,都是必须是群体或者阶级崛起或者斗争所带动的,也就是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一致,他们打着或者没有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而追求特殊利益,代表着整体利益。就像斯密论证市场经济中追求私利的资产阶级。可是这样的一致性,需要特定历史条件作为前提,一旦丧失了特定历史条件,或者追求特殊利益自身也会带来自然状态,造成特定历史条件丧失,这时候一致性就丧失了。当然也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那个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已经成为掌权或者分享权力、特权的,那么其对追求特殊利益,就带来对整体利益的伤害。这时候会是与那个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对立的,受到其迫害的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具备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一致的特殊历史条件。颇为有意思的,后者往往是后者塑造的,而且心理动机是想成为前者。例如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不外乎想成为小资产阶级。

启蒙革命建立在古代时代禁欲造成的饥渴的身体上,欲望暴徒的身体上,那么无止境的满足欲望,崛起财富和女人,占有土地,是一种动物本能。没有饥渴的身体,就没有启蒙革命。立法者和信徒即使征服了自己动物本能,那么就无法唤起民众,如果没有,那么会在人神化中让自己无限膨胀,在占有财富方面和分享利益方面,立法者和信徒之间,构成统治与压迫。这种内部的紧张,只有通过征服外部,例如剥夺封建贵族或者对外殖民时,才得到缓解。启蒙革命会刺激民众本来不高的欲望,也会变为一个财富版的浮士德,也就是养不熟的,永远喂不饱的。

现在很多城市官方提出,什么新广州人,新杭州人,试图将农民工和蚁族纳入市民体系,赞同市民化,作为解决出路。加入市民并瓦解市民秩序的革命,是一种进一步的解放,如此需要殖民地和对外征服。可是对于中国,殖民地和对外征服的空间何在呢。简单的形象地说,新市民的方案,是大量农民工参与分赃体系,加入1949年之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越多的人参与分赃,享受其中的特权,那么其掠夺的底盘必须越大,殖民地必须越大。作为殖民地,农民工和底层民众已经被掠夺差不多了,只有对外征服才行,或者依赖于高科技的奇迹,类似英国英国革命那样,来满足大规模分赃的冲动渴望。

同样城镇化也处在这种框架。今天对城镇化能创造出来空间的判断,纯粹是一种比附的巫术,基于八十年代改革放权创造了发展,这是一种美好的记忆,并不一定是可重复的。还有城镇化就意味着土地财富越加集中少数人手中,而这项财富本来应该归全民所有,供全民福利。也就是新市民模式是全民福利的减少。

上海或者重庆的新市民规划进程一时一地地说明不了什么,他们可以转嫁成本和责任的地方,就像集体主义的华西村,处在市场经济之中,才有所谓特殊地点。是在政府最小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加大全民负担,让少数人获益。是过去分赃模式的延续和扩大。

他们是一些认为城市化可以带来无限进步的人,实际上是个错觉。城市化带来进步的可能性,取决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个结构不可能为城市化提供无限空间。重庆模式可以说成是一种饮鸩止渴。现在重庆好像在试图通过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比如土地换户口政策我知道,可是这是对少数农民才有利益的,城郊结合部的,也就是他是扩大化的特权对于中国农村整体而言,是更大的伤害。

城乡二元体制,本来就是将城市的成本转嫁到农村的头上,城市人口越多,城郊结合部的人加入城市,那么农村必须供养城市的基数也越盘大。就拿粮食生产来说,靠农村吃饭的越多,那么粮食价格越不可能提高。

重庆模式的习近平版本

我判定改革以来的知识分子主导改良,必然导致一场告别革命的激进革命(无能与无手段性造成无政府主义状态),也就是与德国改良形成纳粹一样。纳粹是阻挡共产主义革命的保守性目标但手段极端激进的革命。中国改革性纳粹是阻挡底层革命的保守性目标但手段极端无能的国内剥削国内压迫国内殖民,其残忍程度被掩盖被拖延以至于当下看起来挺美。

有人说,准共产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极权政治。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改革并没有影响权力关系,只是恢复民众部分的基本的劳动自由罢了。以前是直接把羊圈起来剃毛剥皮,后来是允许羊自己找点青草喂肥自己,再剃毛剥皮。

我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我说“共产党实际上搞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只是它的资本家是国家、不是私人,它使用的是国家暴力不断地征收、不断地掠夺,然后搞国内殖民。这是在毛时代它已经确立起来的,就是把中国的土地,尤其是农民,当作一个殖民地掠夺的一个方式。中国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殖民地或者是一个战利品。中国人几十年的发展有了一点钱了,然后它就搞一个房地产,把你的钱又给收走;然后房子又涨了,它就搞一个土地税什么税,就把你割了,就像割韭菜一样,不断地割。”

我还说,“在国内赚到钱以后,他们移民到美国去。可以说共产党的存在,从100年来看,它是一个三代人的移民计划。第一代抢江山;第二代人把它国有化,掌握在手上;第三代人把它分了,然后移民到美国去。这是一个跨世纪的移民计划。”

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采访,说现在中国不是共产党国,而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多“民主”的词,大使这一代人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受挫折,后改革与世界接轨结界上升,代表“先富起来”,觉得自己靠近了西方文明,又不同,不要真民主。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这一代人的“自觉”。共产党人理解的自由,确实是欲望与特权,应该叫做解放的自由。偶然地行驶,被特许的行使,就被当做自由存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自由观是自足的,极权主义运动内部有着自成乾坤的自足。这一点需要精神现象学的研究。随着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会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当然这证明了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

刘晓明代表了整整一代人,是一种对旧邪教替代的新邪教,旧邪教西方人一眼认出来了好办,新邪教是骡子非驴非马,沐猴而冠,西方人不好认,强大了又必须打交道给予承认。他们把法律之下的免于强制自由,歪曲为特权和欲望满足只要能满足欲望与特权,就是自由,而且这一代人经过饥饿,专制的规训,已经没有要求法律之下免于强制,与体制对抗的自由诉求,而是把自由道德化,专制内化自我阉割,老老实实吃饱饭,做官,享受特权的“内心自由”,也就是免于饥饿,免于歧视做人上人。这是猪们的邪教,很强大。

在精神上,习近平与薄熙来以及太子党们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养子,因此是孪生兄弟。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是法西斯主义,不用论述,那么习近平会搞的,就是继承薄熙来搞的温和隐蔽一些。我在《最后晚餐或回光返照:太子党上台》中说,从98年的新左派,到后来的中国模式,到近一些年来的太子党思潮,是一个预备与出现的过程。前二者是习近平薄熙来等红二代的当政的思潮预备。当然你可以看到一种极权主义的原教旨道德的恢复。比较学术的表达,就是新社会主义传统。在右翼思潮面前,再次确认了红色理想的原初面目。

新社会主义传统把党国看作一系列对立要素、倾向和力量的矛盾复合体。而是在于如何尽可能的激发党国内部的那些力量,以维持党的领导。

克罗齐说,国家是现实生活之基本的和有限的形式,道德生活则如涓涓细流由此汩汩而出,不断地瓦解和重组国家及政治生活本身,或者说迫使国家依照政治生活的需要不断更新。

邓小平说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说明中华民国才是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国体,政体打扮成国体,所以没有拉开政体与国体的空间,足以承载自由主义与反对的张力。这个也决定了改革,注定是一个谎言,没有政治空间。国体与政体的区分,这也是我改革已死的理论根基之一。

不是国体,而仅仅是伪冒成国体的政体,并没有返本开源的能力,也就是没有回到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或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能力,这需要国体与政体之间拉开距离的张力,让原则之力量或者原初目标来更新已经构成障碍的东西。所以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新社会主义传统或者回归新民主义,都是猴子捞月,镜中花水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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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共高层对日政策分化 刘云山谋抹黑汪洋

【大纪元2013年04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清综合报导)日本《产经新闻》4月23日刊登发自北京的报导说,争夺对日外交主导权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的一部份。报导引述“多个中共消息来源”称中共副总理汪洋最近遭部份中国网民责为“卖国贼”、“汉奸”等言论持续一周在中国网络上没被删除,暗示存在主管 控制网络的保守派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谋划破坏汪洋形象的可能性。

BBC中文网也引述了日媒的这篇报导,表示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

攻击汪洋的网络言论持续一周仍可在网上检索

汪洋4月16日在北京与到访的日本前国会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会谈时说:“中国今天的发展,有赖日本和日本企业获得的援助、合作很多,作为经济大国的中日两国无论发生什么也都该加深经济关系。”

《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说,中国传媒没报导汪洋这段发言,但《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翻译和报导后,这些言论引来中国部份保守网民的谩骂攻击。

《产经新闻》报导指出,通常攻击中共领导人的网络言论会随即被删除,但攻击汪洋的网络言论持续一周仍可在网上检索。

报导引述中共消息来源透露,胡锦涛派系主张对日改善关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也同意这种意见。

3月底李源潮曾对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成员说“不正常的状态对双方都不利”,这与汪洋发言意思相同。

汪洋对日释放新信号 态度放软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4月16日在北京会见了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汪洋表示,“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外界观察,联系近一段时间中共高层的一系列举措,汪洋的讲话或得到习近平授意,被认为是中共当局态度明显软化。

习近平“密使”访日

日本《共同社》3月28日报导说,中共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于3月31日访日,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等亲中共的政客会谈。

共同社报导,李小林与习近平从小相识,同为“太子党”的成员。报导引述中方消息人士形容,李小林是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想法传递给日方的“密使”。

李小林为已故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外界注意到,李小林的丈夫刘亚洲上将这次也随同李小林访日,刘亚洲是习近平在军中倚重的人。

外界有分析称,她此行表面上是“参加文化活动”,实际上是要探寻中日关系的突破口。

陈破空:习近平权力巩固后 钓鱼岛将降温

2013年3月中共两会闭幕之际,中共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出面为中日钓鱼岛争端降温。声称:“钓鱼岛之争,是面子问题。”

时政评论员陈破空曾分析,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共觉得“脸上挂不住”,所以要有所动作,以挽回面子。于是,大举派出海监船、海监机、乃至战机,接近钓鱼岛,向日本示威。

陈破空曾预言,随着中共权力交接落幕,尤其随着习近平权力巩固,以习为首的中南海,将主动为钓鱼岛争端降温、解套。

温家宝主导 日本问题专家王毅出任外交部长

3月17日,外交部、中央台办官网发布消息:原中共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王毅曾任驻日大使,是日本问题专家,启用王毅,被日本解读为北京希望改善对日关系。

日本《产经新闻》发自北京的消息称,王毅内定出任外交部长的传言,来自多个政府部门,是3月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导的人事安排,由于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北京希望在日本政界、财经界拥有有良好关系的王毅担任外长,以此恢复与安倍政府的关系。

此前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一直都是推动习近平对日走强硬路线的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但从2013年1月后,推荐王毅的呼声突然高涨,理由是出现了“在与日本因领土问题对立的同时,也应该维持一直以来中国推动的睦邻友好外交”的声音。

周永康曾用钓鱼岛搅局 给习近平制造难题

2012年日本“购买”钓鱼岛后,中国52个大城市同时爆发反日示威,并且演变成暴乱。港媒《开放》杂志最新报导称,中共高层一直以维稳为大,生怕出乱子,民间稍有风吹草动,就调大军对付,僵硬保守,被讥讽为维持会。

在这次有如义和团乱般的反日暴力闹剧中,很多人都看到是由中共内势力策划组织,甚至有公安武警换穿便衣到现场指挥及亲自带头的打砸抢,显示背景殊不寻常,狂潮发起可能内因大于外因。有人指出:这不是在争夺钓鱼岛,而是要争夺钓鱼台(中南海)。

文章说,从北京获得的消息动乱的真正原因:因薄熙来事件失势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想咸鱼翻身,联手意识形态主管李长春向胡温和习近平发难;在王立军案开审前用保钓主导舆论,转移国内矛盾视线。

文章援引消息人士认为,周永康的政法系统搞鬼,以图给习近平制造内政外交难题,保住将被削弱的政法委的权力。政法委系统别有动机地制造动乱贼喊捉贼,已非首次。

文 章说,2008年所谓的拉萨3.14藏人暴乱,实际就是中共政法系统精心策划的,最先出来打砸抢烧的是假扮成藏人的中共军警,而暴乱发生时,驻拉萨的军警 也同样不作为任凭暴乱肆虐,最后把暴乱的罪名扣在藏人头上,藏人吃了哑巴亏。这次政法系统故技重施,想不到因强大的网络力量而被查出破绽。很多穿便衣冒充 群众的公安警察就是被人肉搜索下现形。

钓鱼岛事件也让胡锦涛、习近平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特别是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或由于美国的介入,江派煽动中共元老以反美为由给胡、习施压,这个局面下,压制或支持保钓都可能触发“强烈爱国情绪”。

刘云山公开对抗习近平 封杀马三家报导

自2013年4月7日,中国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酷刑虐待罪恶黑幕曝光后,在中国及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之际,大陆各大网站的转载即被删除,微博删帖,同时一份中宣部密令曝光:对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报导及相关内容,一律不转不报不评。

一直以来,中宣部和政法委都被江泽民的心腹所把持,成为执行江镇压法轮功和异议人士等的重要机构。中宣部极力对抗习近平强调的“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是江派的最怕,十多年来,江派在乱法乱国,周永康的政法委成为中国最“无法无天”的机构。

《财经》杂志与习近平和王岐山关系密切,自2013年以来,在有序地帮着习近平阵营推出“废除劳教制度”的文章和揭露江家帮的惊人腐败链,直捣江泽民的死穴--劳教所,马三家黑幕曝光引发中共负责宣传的常委刘云山等人的极大恐惧。

江派威胁《走出马三家》引用境外信息

新华网4月19日报导称:辽宁调查结果表明,《走出马三家》一文存在严重失实的问题。同时,新华社高调承认“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多年来教育转化一大批“法轮功”人员”,因此“遭受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仇视和恶毒攻击。

从此“法轮功”这在中共喉舌禁忌多时的三个字,被中共龙头党媒摆上台,“泄密”了马三家酷刑黑幕背后的实质问题,以及此前陆媒不敢触碰的“禁地”。同时,江派以此威胁财经传媒与法轮功有关系,将有意放出马三家黑幕,从而为“废除劳教制度”打前哨战的习近平阵营摆上台。

就在江派常委刘云山控制中宣部威胁《走出马三家》是“引用了境外媒体的报导”之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网路活动管理的通知》。其中要求,各类新闻单位均不得擅自使用境外媒体、境外网站新闻信息产品。

(责任编辑:方涵)

美国报告:96%政府网络间谍活动来自中共官方

【大纪元2013年04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据周二由美国政府和行业调查者发布的报告,对数百份外泄的文件数据的分析发现,隶属于中共政府的黑客是去年世界上最活跃和得手最多的网络间谍。

《华盛顿邮报》4月25日报导说,在一百多次政府网络间谍事件当中,来自中共的超过90%。发布报告的Verizon官员表示他们有绝对的证据,才会点出某个国家的名字。

“2013年数据外泄调查报告”说,虽然出于财务动机的黑客是数据外泄最常见的来源,但是在附属于国家的知识产权网络间谍的类型当中,中国占据了主导。这份报告是由Verizon RISK团队和18个合作伙伴发布,包括美国和几个外国政府的官员。

在这份报告描述的120次政府网络间谍事件当中,96%的来自于中国,其他4%来源不明。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统计。” RISK团队负责人韦德•贝克(Wade Baker)说,这个团队提供安全谘询。

Verizon单独划分隶属于政府的网络间谍

华盛顿邮报报导说,Verizon自从2008年开始每年发布这份报告,它第一个划分出隶属于政府的网络间谍的单独类别,这反映了这类型入侵数量的增加以及确定攻击来源日益复杂的技术努力。

“我们不认为这类型的网络间谍活动有这么巨大的飙升。”贝克说,“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发现它们的能力提高了。”

中共官员持续否认外界指控他们的政府是网络间谍的头号来源,并说显示出的源自于中国的互联网地址实际上来源于其他地方。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没有回应这份报告。

中共在网络空间异常激进

华盛顿邮报报导说,Verizon的报告的结论跟“国家情报评估”的发现很接近,后者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共识文件,并且加强了许多其他报告认为中共在网络空间异常激进的看法。

政府官员和外界专家说,几个其他政府,包括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也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但是不是像中共这样大的规模。

有绝对证据才会点名某个国家

华盛顿邮报称,中共网络入侵的规模使得确定它们更加容易,因为使用的战术在某些黑客团队当中是相似的,某些相同的代码出现在不同的恶意软件当中。

Verizon报告从2012年621次被证实的外泄数据当中确定了4400万份记录受损,其中19%源自于隶属于政府的间谍行动。数据泄漏的最常见受害人是零售机构,以营利为目的的黑客大多数位于罗马尼亚,美国,保加利亚和俄罗斯。

对于网络间谍案件,Verizon官员说,只有当他们可以绝对确定恶意代码或攻击战术的来源的时候,他们才会点名某个国家。比如,仅仅获得入侵的中国互联网地址,并不足以让他们把攻击标记为来自中国。

报告说,中国黑客瞄准大大小小的交通、制造业和专业服务公司。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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