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场探访:扔死猪入河 好比吐口痰
文章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于2013-05-29
回锅肉是原来的回锅肉吗?东坡肉是原来的东坡肉吗?
不是。
这个回答似乎很冷血。最适合做回锅肉的四川猪种---“成华猪”已濒临灭绝,一度只剩下100头。适合做东坡肉的浙江猪种---“两头乌”,则被称为“中华熊猫猪”。
农业部调查说,72个地方猪种,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就有34个。盛行中国养殖场的,是大约克夏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皮特兰猪,它们分别来自英国、丹麦、美国、比利时。
畜牧养殖业工业化,正悄悄地改变国人的味蕾。
泥沙俱下的养殖业,还不易察觉地改变着国人的骨头、血液、肌肉。河流和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了大米、小麦、牧草,进而传递到饲料,然后进入猪、牛、羊、鸡、鸭体内,养殖户们毫无节制又一知半解的药物使用,使得市场上的一些肉类变得多少有些不可知。
它们是肉,又不仅仅是肉。
正如,曾漂泊在黄浦江上的是一头头死猪,也是一颗颗国人焦灼而无奈的心。
不要小看猪。它不是一开始就如猪八戒那么搞笑的。猪曾经是民族的图腾,也长期代表汉民族,向上天和祖先致敬、追念。它还曾经是皇帝的名字,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彘就是猪。
汉字中的“家”字,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猪(豕),上面是房子,也就是猪的居所。
是的,有猪,才有家。
不要小看猪。比如,很少人知道,它事关二战胜负,和英雄的将士们一起,中国猪从日本人手中拯救了中国:
猪鬃是二战战略物质,战争时期的军事工业中,从给军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刷漆到清刷机枪、大炮的枪管、炮筒,都离不开猪鬃,而全世界的猪鬃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为了争夺中国的猪鬃,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猪鬃出口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因此,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
著名的“驼峰航线”(中印航线)上,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运输的主要就是猪鬃,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美国几乎是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没错,猪就是这么重要。体验过抗战时期中国艰困经济的人们,听到过被战争暴行下中国民众哭喊的人们,如果用“伟大”来形容猪,应该一点也不奇怪。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叶舒宪说:“一方面古人将猪奉为信仰的图腾和自己的祖先,一方面却又大吃猪肉,这里边暗含了‘人畜合一’的深刻
含义。”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则在其代表作《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中说:“爱猪的高潮就是将猪肉融入人体,猪的灵魂汇入
先人的心灵之中。”
今天,被认为是上海黄浦江“漂猪”源头的浙江嘉兴,在举国舆论压力下,正在进行“控量”大业——到2015年,将养殖规模从现在的750万头压缩到200万头。
那些开启漂流之旅的死猪,拥有猪的躯壳,但没有拥有过猪作为家庭财产战略核心的尊严,也难以像它的先辈一样,图腾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它们的食用者们,则正在这个世界,寻找尊严。
走在“漂猪”源头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次回家都说臭不可闻,郭松国则回应说:“没有这里臭烘烘的养猪场,哪能让你们城里人吃上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浙江嘉兴报道
这里是江南的春天,闻不到一丝花草的气息,农用汽车正装着白里透红的大肥猪,空气中弥漫一股猪骚味。
捏着鼻子的外地人匆匆跑过,当地人讪讪一笑。最近对于新闻记者的到来,他们已经习惯了。
2013年3月,上万头死猪在上海黄浦江漂浮,被认定为起源地的新丰镇竹林村,“一举成名”。
奇迹般漂流
竹林村位于浙江嘉兴南湖区新丰镇。
从嘉兴市区经20公里到新丰镇,从新丰镇再往南20公里是嘉兴平湖市,往北经过密集的水网,过了枫泾镇后,就到了上海金山区,这一片都是黄浦江上游。
本刊记者到达现场采访时,一些村民还对猪漂上海的故事进行论证。在和煦的阳光下,伴着猪骚味的空气,他们正在比画着死猪漂到上海的途径。
“漂得那么远,还没烂掉,真是奇迹哦。”一个拉饲料的养殖户说完这句话后就走了。
对于竹林村的养猪大户来说,今年养猪注定是一场亏本的生意。禽流感和死猪潮的爆发,让养猪成为一个艰难的行业。
作为嘉兴市的养猪第一重镇,这里集中着大量的养猪专业户。黄浦江漂猪事件发生后,这里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一拨又一拨记者赶到新丰镇政府,镇长沈云明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大约有80%的农民养猪,占到全部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3月下旬大批记者出现在竹林村时,养猪大户们首先是惊慌,后来逐渐淡定下来。“还以为是为养猪污染环境的事情,没想到是为了几只死猪,大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养猪大户郭松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郭松国养猪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是竹林村比较早的养猪大户。早年,他在自家承包地里搭建棚子来养猪,2006年到2008年,猪肉行情见长,他赚到第
一桶金。翻建猪舍后,他开始扩大规模,搭起一间仓库,用来储藏饲料,还聘请了两名工人帮助打理养猪场。最高的时候,郭松国一年出栏了600多头生猪,赚了
30多万元。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次回家都说臭不可闻,郭松国则回应说:“没有这里臭烘烘的养猪场,哪里能让你们城里人吃上肉?”
亏本要杀母猪
养猪是高投入的生意。在猪没有出栏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投入,这包括猪仔、饲料和其他一切费用。
每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本刊记者采访期间,碰到好几拨收猪的商贩,他们与养猪大户讨价还价,在620元和610元之间,为了10块钱磨蹭一个多小时。
商贩按照100斤毛猪的价格来收购,620元指的是100斤毛猪的价格,也就是6.2元一斤。
对养猪大户来说,这是几乎亏本的价格。按照正常200斤的白猪来算,这一价格会让养猪大户每头猪亏损200元左右。这个养殖大户一次要出售30头猪,按照平均每头200斤来算,10块钱就有600元钱的价差。
与工业产品不同的是,猪养大后无法囤积,养到不能长膘就必须卖掉。200多斤的猪,每天要吃7斤左右的饲料,这接近10块钱。如果少喂一点,猪就要掉膘。
2012年以来,生猪价格处于下跌通道,从8元左右一路下跌到6.2元。麻烦的是,饲料价格却攀升,包括麦麸和豆粕在内的主饲料,价格上涨了10%左右。
养猪行业经常使用这个词---“猪饲比”,用来算养猪的成本。按照郭松国计算,6.2元一斤的毛猪,已经让养殖户处在亏本状态了。
为了降低养殖成本,竹林村的养猪户们自己繁殖猪仔,猪仔是养猪的起跑线。
从养猪的全过程看,一头猪长到200斤需要7个月时间。从小猪到出栏,一头猪平均一天要吃掉6斤左右的饲料,按照饲料的不同,每斤猪的养殖成本接近7元,现在卖猪价格是6.2元一斤,加上猪仔成本,每头出栏的成猪都要亏损200多元。
猪肉价格暴跌的时候,养殖户会将存栏的成年猪销售一空,但若行情继续下跌,越养越亏损时,则会将存栏的母猪杀掉。
杀母猪,意味着养殖行业一个周期的结束。
当行情见转,猪肉市场涨价,养猪户购进小猪仔,养殖猪仔培育成母猪,再养小猪成年,这个周期大概是一年半左右。若一个地方大规模杀母猪,是行业见底的信号。
近年来,母猪成为养猪行业的基础与核心,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农业部曾下文,发放对能繁母猪的补贴,标准是每年100元一头。但竹林村一些养殖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些钱他们根本没见过。
过量用药之问
养猪之所以进入公众视野,更因为养猪中使用大量药物的种种传说。一些本地的养猪大户对此并不否认,但也有他们的理由:“只要饲料吃下去,猪就是长得快。既然一种药能拿出来卖,猪吃了肯定也没事,不然政府怎么不去查那些卖药的?”
在新丰镇的各大兽药店里,各类药物琳琅满目。郭松国说,确实给猪吃添加药物,除了正规的药物以外,一些养猪大户会给猪吃大量的抗生素。“养的密度高了,就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不能长肉了。为保证猪不生病,就喂一点抗生素,猪越大,抗生素的用量也越大”。
如果不用药,密度这么高的养殖模式,传染病会迅速蔓延。所以,“一头猪得病,整个猪舍的猪都要吃药。”郭松国说。
嘉兴一些偏远地方还存在泔水猪,一些农民到城里将饭店的泔水倒过来喂猪,因为泔水里常常有鱼刺和骨头等硬物,猪吃了以后就会得口腔溃疡,“这些猪要喂的抗生素更多”。
重金属之问
对于饲料内是否有重金属等污染的说法,饲料销售商胡建国说,饲料质量肯定符合国家标准,但是具体没法测试,“比如说,大米有重金属污染,那用米做的饲
料也可能有重金属污染,猪是好吃不动的动物,那猪肉里肯定也有重金属。但具体是否超标,这也有国家标准,就好像一天抽一支烟,是不是影响身体健康,这真的
不好说。”
关于黄浦江漂猪事件最恐怖的传言是“中毒”:嘉兴的养殖大户在饲料里添加大量有机砷,以增加生猪卖相,导致猪中毒而死。郭松国并不避讳用砷的问题,但
认为“中毒说”不现实:用有机砷能改变猪的卖相,但是吃到死需要几个月的用量,而这种药最多只用一个月,如果每天喂,一段时间后就会导致猪食欲不振,体重
减轻。“砷中毒的猪,你打一下,它反映都很迟钝的,如果真的中毒了,只要不喂,也会慢慢好起来。”
郭松国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养猪大户已经不用有机砷和瘦肉精了,而新丰镇一位饲料经销商却告诉本刊记者,有的农户还是在用瘦肉精来提高肉的品相,“没人管得住,猪杀成肉了,谁能查得出来?”
死猪收购的生意
竹林村的养猪业在2007年左右进入井喷期。
2007年末,嘉兴的存栏肉猪是282万头左右,到2012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734万头,占浙江全省的四分之一。目前嘉兴全市有生猪养殖户13万户,但出栏规模在50头以下的占到89%,属于典型的散养模式。
“在2007年的时候,猪肉价格一路上涨,为了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上海开展环境大整治,上海周边地区不能养猪了,嘉兴养猪业一下子发展起来。”在新丰镇做饲料生意的安徽人胡建国说。
他以前在毗邻平湖的金山区做饲料销售,2007年夏天把店开到了新丰镇。
黄浦江漂猪事件后,上海与嘉兴对死猪的来源曾有一段争执,但是,嘉兴每年到底死多少猪,确实无法统计,只有概数:按照业内生猪死亡率2%到4%的平均概率来算,嘉兴一年的死亡猪大概是20多万头。
竹林村的一位养猪大户介绍说,从2007年夏天起,收购死猪慢慢成为一种生意。
收购死猪的商贩原先做杀母猪的生意。在猪肉市场,不能再产仔的老母猪是不允许销售的,这些商贩将母猪买过去,通过自己的屠宰点杀掉后,把猪肉冰冻,或者卖给下家做成香肠肉糜。
随着新丰镇养猪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死猪进入到这些商贩的视野内。每当看到猪舍内一些猪病亡后,养猪户就给收购死猪的商贩打电话,一般都约定晚上来把死猪驮走。养猪户们会把死猪留在猪舍内,盖上一个麻袋,晚上商贩拿着两个铁钩子就把猪给钩起来,放在面包车上运走。
死猪的价格一般是1斤一元钱左右,问起死猪流入市场的危害,养猪大户们都闭口不谈。
收购死猪的行业在2012年下半年戛然而止。10月份,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对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一审宣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无期徒刑。同案的其他1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1年6个月不等。
董国权等人正是竹林村等地的死猪收购者,不到3年,一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865万多元。
董国权被判刑的消息让其他收购死猪的商贩闻风而逃。从此,农户便将死猪丢弃。
据农业部相关规定,农户死猪处理补助是每头80元。但是本刊记者采访的一些养殖大户反映,未得到过这笔补偿。
投猪入河成本最低
在很多养猪大户看来,投猪入河是最简便的处理方式。
郭松国说,他也往河道里扔过死猪。往河里扔死猪“好比是往马路上吐一口痰”。郭松国说,死猪入水后,一般要过两天才浮出水面。
新丰镇的老百姓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死猪怎么从竹林村漂到黄浦江”。他们拿出地图,琢磨水系河网分布图,试图勾勒出猪漂上海的路线图。
“死猪不能卖钱,当然丢在河里,难道还抬到家门口,让人家知道我家里的猪都有病啊?”一位养猪大户说。
嗅着这里的空气,死猪腐烂的味道并不突出。
在新丰镇,很多猪舍的猪粪和猪尿都是直接排入河道中,一些养殖基地外可以看到猪粪入河的痕迹,即便死猪丢入河中有腐烂的臭味,也会被阵阵的猪骚味掩盖住。
3月上旬,上海市黄浦江发现上千头死猪,从一些死猪耳朵上所取得耳标编码判定,这些死猪来自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
在每个猪接种疫苗后,都会在耳朵上打上一个耳标,这个耳标是猪的身份证。数日后,嘉兴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市长赵树梅说,上海给嘉兴市提供了17个耳标,7个已经查到位,还有6个立案调查,4个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据称,在死猪曝光后,嘉兴市政府总共巡查640平方公里,排查养猪场13万余次,搜集到死猪3600多头,其中80%是仔猪。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死猪?赵树梅说,今年2月初的一场寒潮来袭,导致抗冻能力比较弱的小猪大量死亡。
《嘉兴日报》曾报道,2月左右,竹林村出现死猪现象,1月份死亡10078头,2月份死亡8325头。
嘉兴河网密布,仅以下属平湖市为例,整个平湖有3458条河道,总长度超过2200公里,死猪入河后,就开始漂泊之旅。
在嘉兴农村,屋前屋后都是河道,一些养猪户都是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承包地里养猪,趁着夜幕将死猪轻轻推入河中就完事大吉。
代价
在嘉兴市政府的宣传中,当地正在推广厌氧分解无害化处理。
在现场可以看到,推进这项工程的,是一种池子。这池子很像一个地窖,是一个圆柱形的建筑结构,深约7米,底部铺满生石灰,与地面平行的是一个1平方米
左右的口子,作为死猪的投入口。将死猪抛入其中,可让猪身自行降解,一个池子能容纳3000到5000头死猪,一年后降解完毕。
一位竹林村的村民说,现在政府建池子有点来不及,而且还面临选址问题。
“村民都怕死猪的细菌病毒,谁都不希望这个池子建在自己家附近,选址都要讨论好几天。”竹林村的一位村干部面对记者躲闪着走开。
整个嘉兴都在为养猪业付出环境代价。
除了死猪外,猪粪等污染物也给嘉兴的河网水质造成重大污染。“13万人养了700多万头猪,每头成年猪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嘉兴市
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说。据公开消息,2012年浙江省环保厅对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评价时,点名批评六地,其中嘉兴占了两席。
据嘉兴市政府的说法,对养猪的控量活动已经开始,作为“猪漂上海”发源地的竹林村已经被列入禁养和限养的地区。到2015年,嘉兴市的养殖规模会从现在的750万头压缩到200万头左右,禁养的范围主要在省级河道两侧200米范围、区级河道两侧各100米范围内。
“我们的环境压力非常大,不能再付出代价了。”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声音沙哑地表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饲料经销商胡建国、养猪大户郭松国为化名)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维基百科:2014大崩潰
《2014大崩潰》,為禁書之一,作者胡喬英,2013年1月1日於香港由三角地出版社出版。此書指出中國共產黨高層最新洩露的驚人內幕,中共中央應急小組向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共中央常委會提交一份黨內「絕密報告」指出:共产党必将倒台,中國社會將在2014年全面崩潰。《紐約時報》2013年5月報導,這本書在香港的禁書專賣店「最受歡迎」[1]。
中共絕密報告
根據此書援引中共中央應急小組提交的黨內「絕密報告」稱「共产党必将倒台」,該書前言宣称「这不是八卦,也不是算命。」該報告描述了預估的崩潰情景:經濟崩盤、企業倒閉、鬼屋林立、盜賊四起,社會發生劇烈動盪,街頭革命隨時發生。中共中央常委會因此專門開會討論,會議討論指出「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崩潰不可避免。」書中並引用多位中共體制內專家的警示說法,包括習近平的博士導師孫立平教授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李佐軍研究員。西方國家也已經為中國大崩潰做好了應急方案。
《紐約時報》 報導,香港專門出售中共當局禁止發行的書籍和雜誌的書店生意「十分紅火」,大量讀者為中共官員。赴港的中共官員常購買禁書,當禮物送給國內同事,他們急於 獲得小道消息以「幫助穿越險惡的政治淺灘」。禁書店老闆邓子强認為,由於禁書的主要讀者群--中共官員--不敢用互联网阅读禁忌内容,或不懂绕過过網路审 查制度的技巧,因此紙本禁書仍能在網路書刊的冲击下倖存[1]。
参考文献
中共絕密報告
根據此書援引中共中央應急小組提交的黨內「絕密報告」稱「共产党必将倒台」,該書前言宣称「这不是八卦,也不是算命。」該報告描述了預估的崩潰情景:經濟崩盤、企業倒閉、鬼屋林立、盜賊四起,社會發生劇烈動盪,街頭革命隨時發生。中共中央常委會因此專門開會討論,會議討論指出「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崩潰不可避免。」書中並引用多位中共體制內專家的警示說法,包括習近平的博士導師孫立平教授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李佐軍研究員。西方國家也已經為中國大崩潰做好了應急方案。
- 書籍重點
- 中央應急小組報告預測中國崩潰不可避免
- 早則一年晚則三年,2014年最可能崩潰
- 政治局常委絕密會議,分為兩派當面衝突
- 絕密報告外洩,透出中國大崩潰之駭人場景
- 習近平博士導師公開聲稱中共統治不超五年
- 國務院專家李佐軍演講,稱2013年經濟崩潰
- 股市崩盤、企業倒閉、各地鬼屋林立
- 社會矛盾激化,暴力示威令政府關門停業
- 軍隊劃地割據,中央集權垮台,流民蜂擁外逃
- 毛澤東殘餘勢力借人心惶惶重新集結
- 極左派圖藉大崩潰重新上台恢復紅色恐怖
- 改革派強推改革措施,望避免崩潰為時已晚
- 西方主要國家為中國崩潰做好應急方案
《紐約時報》 報導,香港專門出售中共當局禁止發行的書籍和雜誌的書店生意「十分紅火」,大量讀者為中共官員。赴港的中共官員常購買禁書,當禮物送給國內同事,他們急於 獲得小道消息以「幫助穿越險惡的政治淺灘」。禁書店老闆邓子强認為,由於禁書的主要讀者群--中共官員--不敢用互联网阅读禁忌内容,或不懂绕過过網路审 查制度的技巧,因此紙本禁書仍能在網路書刊的冲击下倖存[1]。
参考文献
- ^ 1.0 1.1 記者 储百亮 Chris Buckley. 购物到香港,送礼不如送禁书. 紐約時報NY Times. 2013-05-20.
六四死难者父母被禁赴港参与文化活动
05.29.2013
香港 — 北京“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张先玲被当局禁止陪伴丈夫王范地赴港参加国际琵琶大赛,导致邀请方突然取消王范地赴港担任比赛专家顾问的邀请。
张先玲强调,她没有打算在港参与六四活动,香港也没有任何人知晓她的行程,认为当局是“作贼心虚”。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家属张先玲的丈夫、琵琶专家王范地原来准备受邀担任5月28日 开始的“青乐杯”2013香港国际青少年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不过,主办单位中国宋庆玲基金会周一突然致电王范地,以六四临近,比较敏感为由,婉拒王范地来港。
张先玲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王范地今年3月收到琵琶比赛的邀请函。因为王范地高龄且心脏不好,因此主办单位愿意包路费,让张先玲陪同丈夫到港。
张先玲说,出发前一个多星期,公安人员要求她不要到香港。张先玲当时表示,她只是去照顾王范地,没有任何其他节目和其他邀请,并说明会在6月1日前跟丈夫一同回北京。警方当时也表示理解。
上星期四,4名公安又特地带了两箱苹果找张先玲,打探她今年六四的活动,但没有提及去香港的事情。直到这个星期一,他们出发的前一天,主办单位打电话给王范地,叫他们不用来香港。
张先玲认为,当局非常可笑,对六四事件似乎慌张到没有理智的程度。
张先玲说:“本来是没有我的事情,本来是一个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动,没想到他们又想了太多。我说他们是作贼心虚嘛… 所以,我说他们是非常的蠢,非常愚笨,把一个很好的文化活动,结果变成了暴露他们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闻。”
张先玲是由六四死难者母亲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她19岁的儿子王楠1989年6月3日晚上到天安门广场拍照,在4日凌晨被射杀,最后失救死亡。
张先玲估计,被禁出境可能跟她早前赠送王楠遗物给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有关。该批遗物包括王楠被枪杀时所带着的头盔和死亡证书等,是六四事件的铁证。
记者曾经致电比赛主办单位中国宋庆玲基金会,不过到截稿前还没得到相关回复。
张先玲强调,她没有打算在港参与六四活动,香港也没有任何人知晓她的行程,认为当局是“作贼心虚”。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家属张先玲的丈夫、琵琶专家王范地原来准备受邀担任5月28日 开始的“青乐杯”2013香港国际青少年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不过,主办单位中国宋庆玲基金会周一突然致电王范地,以六四临近,比较敏感为由,婉拒王范地来港。
张先玲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王范地今年3月收到琵琶比赛的邀请函。因为王范地高龄且心脏不好,因此主办单位愿意包路费,让张先玲陪同丈夫到港。
张先玲说,出发前一个多星期,公安人员要求她不要到香港。张先玲当时表示,她只是去照顾王范地,没有任何其他节目和其他邀请,并说明会在6月1日前跟丈夫一同回北京。警方当时也表示理解。
上星期四,4名公安又特地带了两箱苹果找张先玲,打探她今年六四的活动,但没有提及去香港的事情。直到这个星期一,他们出发的前一天,主办单位打电话给王范地,叫他们不用来香港。
张先玲认为,当局非常可笑,对六四事件似乎慌张到没有理智的程度。
张先玲说:“本来是没有我的事情,本来是一个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动,没想到他们又想了太多。我说他们是作贼心虚嘛… 所以,我说他们是非常的蠢,非常愚笨,把一个很好的文化活动,结果变成了暴露他们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闻。”
张先玲是由六四死难者母亲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她19岁的儿子王楠1989年6月3日晚上到天安门广场拍照,在4日凌晨被射杀,最后失救死亡。
张先玲估计,被禁出境可能跟她早前赠送王楠遗物给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有关。该批遗物包括王楠被枪杀时所带着的头盔和死亡证书等,是六四事件的铁证。
记者曾经致电比赛主办单位中国宋庆玲基金会,不过到截稿前还没得到相关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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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唯色:甲玛人讲述甲玛开矿带来的灾难
有关甲玛(位于拉萨河上游的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西藏伟大君主松赞干布的故乡)有矿且被开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全藏地被自称是恩人的中国共产党“解放”那时。1951年-1953年,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地质组与毛泽东派往西藏的军队一起进入西藏,从昌都地区、怒江流域及藏北湖区、波密及工部地区、拉萨地区、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等步步深入,绘制地图,采集标本,标注矿点,得出的结论是“西藏地区的矿产资源是相当丰富的”。1959年,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这本公开发行的开矿指南为持续半个世纪的、对青藏高原地下资源的疯狂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体制内的藏人学者降边嘉措2008年出版的书中披露,1955年,年轻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在北京过藏历新年,毛泽东光临并直言:“不能只说汉族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有些矿产在我们汉人地区是没有的,但是在你们少数民族地区有。”在《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中,当我读到“在工作中是把寻找有用矿产放在第一位”时,对“解放西藏”的用心有了深切的感受。
以下,是我在两年前与了解甲玛乡开矿状况的甲玛人作的访谈。他说:
最早1979年就开矿了,是西藏地质六队,挖出很多石头运走了,但不知道发现的是什么矿,就这样一直挖到八十年代。
到了九十年代,来了两个矿业公司,一个公司在甲玛乡农民耕种田地的特隆囊建了选矿厂,一个公司在吉曲(拉萨河)旁边建了选矿厂,当时就已经对河水造成了污染。特隆囊周围都是山,其中有卓玛尼徐折吉(二十一度母)神山和乌坚日夏(莲花山大士法帽)神山,矿业公司在山上盖了宿舍、后勤办公室、装机器炸药的仓库等。矿业公司还把一个个矿点承包给小矿厂,大概有六七个矿厂在这里开采,直到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2007年,华泰龙矿业公司收购了几个小矿厂,扩大了挖矿的区域,很多农民的田地被占用。华泰隆的选矿厂也建在特隆囊,直到现在还在采用,里面到处都安装了摄像头,把守门口的有好几条大狗。华泰隆还在过去建在拉萨河附近的选矿厂那里建了水坝,并在水坝对面盖了房子,从房子下伸出两根粗大的水管,一直延伸到特隆囊。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另一头都伸进拉萨河,也就是说,上水管抽取的是拉萨河的水,排水管则是把选矿厂的污水排入拉萨河。为了掩饰,华泰隆在水管上面盖了个桥。就这样,抽水、排水已经三年(至2011年)。每天洗过矿石的污水都排入拉萨河,村民们都议论纷纷,但没有任何办法。
华泰隆在两座山之间——此地名叫白囊——修了水库,用以储存污水。从矿厂挖出的矿石,由车拉到山顶,再往下倒入水库清洗。而排水管是与盖在特隆囊的选矿厂连在一起的。水库的污水满了之后,就直接流入甲玛乡的河水,再流入拉萨河。甲玛乡的河叫甲玛雄曲,原本是当地农牧民唯一的用水河,不光是生活用水,也灌溉田地,喂养牲畜,过去非常清澈。
其实华泰隆蓄污水的水库是骗人的。曾经有领导们的参观团带着记者来了,为了表示开矿没污染,华泰隆在他们快到之前,把鸭子和鱼放进水库里,但当参观团一走,两三天之后,鸭子和鱼全都腐烂了。他们还在矿区内临时插上花和树,参观团走了,花和树也枯萎了。
甲玛乡的乡干部、村长等人曾取水去拉萨市防疫站化验过,结果被测出有三种毒:铅过量,铜过量,还含有金。防疫站的达瓦啦开了证明,还说水里含有多种毒,但这三种毒是主要的。证明被带回放在乡政府不了了之,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有村民给拉萨市环保局写信投诉,附上野兽和家畜被毒死的照片,但信和照片都被交给乡政府了,告状的人也被警告了。
在华泰隆开矿期间,还有一个矿业公司特在这里开矿,我们叫它是“上海公司”, 2000年到甲玛乡西南面的乌日岗开矿,也建的有工厂和污水库。后来因为乌日岗的水被污染,与牧民们发生过争执。上海公司一直挖矿到2010年,然后被中盛矿业公司收购。
中盛公司2005年就在甲玛探矿,一边钻井钻到很深,一边注入兑入化学成分的水。听说这是因为甲玛矿好,钻井钻到几百公尺就可以立即采矿。
现在甲玛乡有两个大的矿业公司在开矿:一个是华泰隆;一个是中盛。我不知道这两个公司是不是都属于中国黄金集团,但华泰隆是属于中国黄金集团的,比中盛公司大。
中盛公司从甲玛的西面至南面开矿。在这个区域内有通往桑耶寺的朝圣之门、日松贡布三座神山和名叫措嘎松的圣湖,这个圣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法王松赞干布的魂湖,坚热斯(观世音菩萨)的魂湖。目前挖矿已经挖到魂湖了。
华泰隆是从甲玛的东面至北面挖过来的。有两个牧业村、三个农业村为此被强行从山上搬迁下来,如果不搬就抓人,所以不得不搬,上百户牧民从此失去了水草很好的草场。又因为水污染,曾经三个月内死了一千多头牲畜,华泰隆只好赔款了 328万元。
被划在矿区内的还有尼姑寺、莲花山大士的修行洞、角拉山庙、桑砻山庙、普角山庙、护法神桑拉玛殿、热杰岭寺、承果神泉、贡布山的天葬台,以及岩画等诸多历史遗迹,很可惜,如今全都遭到了破坏。
2009年夏天干旱,华泰龙抢用村民的水,与村民发生冲突,结果甲玛乡被军警包围。三个月内,五辆特警巡逻车在甲玛乡从头到尾地巡逻,还鸣叫着警报。当时抓了19名村民,部分人被关了几个月,有的人被关了半年,村长尼玛次仁被关了一年。其中有好几个人是被华泰隆十七区和十八区的矿工打伤的,后来送到总医院,治好后就被关进了监狱。当时华泰隆的老板对他手下的矿工说:你们就是把这些藏民杀了都没事,这些藏民什么都不是,大不了给点钱就摆平了。所以那些矿工都狠劲殴打村民,还放狗来咬,但他们从上到下的确都没事。
其实村民们没有说过一句政治的话,说的都是环境被污染,河水被染了毒,老百姓和牲畜的生命都有危险,矿业公司不要来抢村民的水,给我们留下神山圣湖等等。
政府一直都在帮华泰隆和中盛,还派工作组、驻村工作队到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还拘留了几个说真话的人。矿业公司也额外给老百姓塞钱,让他们互相监视告密,严防有人上访。
总之说到底,开矿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只对那些官员和老板有好处,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
--《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体制内的藏人学者降边嘉措2008年出版的书中披露,1955年,年轻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在北京过藏历新年,毛泽东光临并直言:“不能只说汉族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有些矿产在我们汉人地区是没有的,但是在你们少数民族地区有。”在《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中,当我读到“在工作中是把寻找有用矿产放在第一位”时,对“解放西藏”的用心有了深切的感受。
以下,是我在两年前与了解甲玛乡开矿状况的甲玛人作的访谈。他说:
最早1979年就开矿了,是西藏地质六队,挖出很多石头运走了,但不知道发现的是什么矿,就这样一直挖到八十年代。
到了九十年代,来了两个矿业公司,一个公司在甲玛乡农民耕种田地的特隆囊建了选矿厂,一个公司在吉曲(拉萨河)旁边建了选矿厂,当时就已经对河水造成了污染。特隆囊周围都是山,其中有卓玛尼徐折吉(二十一度母)神山和乌坚日夏(莲花山大士法帽)神山,矿业公司在山上盖了宿舍、后勤办公室、装机器炸药的仓库等。矿业公司还把一个个矿点承包给小矿厂,大概有六七个矿厂在这里开采,直到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2007年,华泰龙矿业公司收购了几个小矿厂,扩大了挖矿的区域,很多农民的田地被占用。华泰隆的选矿厂也建在特隆囊,直到现在还在采用,里面到处都安装了摄像头,把守门口的有好几条大狗。华泰隆还在过去建在拉萨河附近的选矿厂那里建了水坝,并在水坝对面盖了房子,从房子下伸出两根粗大的水管,一直延伸到特隆囊。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另一头都伸进拉萨河,也就是说,上水管抽取的是拉萨河的水,排水管则是把选矿厂的污水排入拉萨河。为了掩饰,华泰隆在水管上面盖了个桥。就这样,抽水、排水已经三年(至2011年)。每天洗过矿石的污水都排入拉萨河,村民们都议论纷纷,但没有任何办法。
华泰隆在两座山之间——此地名叫白囊——修了水库,用以储存污水。从矿厂挖出的矿石,由车拉到山顶,再往下倒入水库清洗。而排水管是与盖在特隆囊的选矿厂连在一起的。水库的污水满了之后,就直接流入甲玛乡的河水,再流入拉萨河。甲玛乡的河叫甲玛雄曲,原本是当地农牧民唯一的用水河,不光是生活用水,也灌溉田地,喂养牲畜,过去非常清澈。
其实华泰隆蓄污水的水库是骗人的。曾经有领导们的参观团带着记者来了,为了表示开矿没污染,华泰隆在他们快到之前,把鸭子和鱼放进水库里,但当参观团一走,两三天之后,鸭子和鱼全都腐烂了。他们还在矿区内临时插上花和树,参观团走了,花和树也枯萎了。
甲玛乡的乡干部、村长等人曾取水去拉萨市防疫站化验过,结果被测出有三种毒:铅过量,铜过量,还含有金。防疫站的达瓦啦开了证明,还说水里含有多种毒,但这三种毒是主要的。证明被带回放在乡政府不了了之,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有村民给拉萨市环保局写信投诉,附上野兽和家畜被毒死的照片,但信和照片都被交给乡政府了,告状的人也被警告了。
在华泰隆开矿期间,还有一个矿业公司特在这里开矿,我们叫它是“上海公司”, 2000年到甲玛乡西南面的乌日岗开矿,也建的有工厂和污水库。后来因为乌日岗的水被污染,与牧民们发生过争执。上海公司一直挖矿到2010年,然后被中盛矿业公司收购。
中盛公司2005年就在甲玛探矿,一边钻井钻到很深,一边注入兑入化学成分的水。听说这是因为甲玛矿好,钻井钻到几百公尺就可以立即采矿。
现在甲玛乡有两个大的矿业公司在开矿:一个是华泰隆;一个是中盛。我不知道这两个公司是不是都属于中国黄金集团,但华泰隆是属于中国黄金集团的,比中盛公司大。
中盛公司从甲玛的西面至南面开矿。在这个区域内有通往桑耶寺的朝圣之门、日松贡布三座神山和名叫措嘎松的圣湖,这个圣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法王松赞干布的魂湖,坚热斯(观世音菩萨)的魂湖。目前挖矿已经挖到魂湖了。
华泰隆是从甲玛的东面至北面挖过来的。有两个牧业村、三个农业村为此被强行从山上搬迁下来,如果不搬就抓人,所以不得不搬,上百户牧民从此失去了水草很好的草场。又因为水污染,曾经三个月内死了一千多头牲畜,华泰隆只好赔款了 328万元。
被划在矿区内的还有尼姑寺、莲花山大士的修行洞、角拉山庙、桑砻山庙、普角山庙、护法神桑拉玛殿、热杰岭寺、承果神泉、贡布山的天葬台,以及岩画等诸多历史遗迹,很可惜,如今全都遭到了破坏。
2009年夏天干旱,华泰龙抢用村民的水,与村民发生冲突,结果甲玛乡被军警包围。三个月内,五辆特警巡逻车在甲玛乡从头到尾地巡逻,还鸣叫着警报。当时抓了19名村民,部分人被关了几个月,有的人被关了半年,村长尼玛次仁被关了一年。其中有好几个人是被华泰隆十七区和十八区的矿工打伤的,后来送到总医院,治好后就被关进了监狱。当时华泰隆的老板对他手下的矿工说:你们就是把这些藏民杀了都没事,这些藏民什么都不是,大不了给点钱就摆平了。所以那些矿工都狠劲殴打村民,还放狗来咬,但他们从上到下的确都没事。
其实村民们没有说过一句政治的话,说的都是环境被污染,河水被染了毒,老百姓和牲畜的生命都有危险,矿业公司不要来抢村民的水,给我们留下神山圣湖等等。
政府一直都在帮华泰隆和中盛,还派工作组、驻村工作队到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还拘留了几个说真话的人。矿业公司也额外给老百姓塞钱,让他们互相监视告密,严防有人上访。
总之说到底,开矿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只对那些官员和老板有好处,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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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中国经济体量庞大是把双刃剑
DIANA CHOYLEVA,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趋势的争论中,有一个因素往往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让人感到乐观,那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这一事实以各种方式为大多数乐观的设想提供了支撑。因为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庞大,足以吸纳经年累月的公共项目支出,即使有所浪费也不会拖后腿。中国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且仍然足够贫穷,“追赶型增长”在中国似乎还有着无限的空间。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随着中国努力从目前所扮演的世界低成本工厂的角色向价值增值型制造业大国的转型,中国的庞大体量很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且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认为中国还有追赶型增长空间的依据是,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仅为美国的17%(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物价按美国水平校准)。相比之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将近10%的经济增长阶段时,平均生活水平为美国的70%以上。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向美国趋同,中国仅通过进口技术来提高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就能实现快速增长。
不过,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可以提高产出,但是只有在中国能够卖出额外产出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中国不能把产品卖到国外,那么,只有增加在国内的销售,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增长。
小国可以在庞大的世界市场不断获得份额,直到其人均收入追赶上来。大国则不行,除非这些大国能让市场也相应地扩大。如果大国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无法增加,那么它们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就无法增加。
在制造业低附加值的流水线环节,中国在产量和产能方面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为了保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需要迅速向价值增值链的上游移动,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但是,为了拉动国内消费,需要提高工资水平,而这削弱了可能让中国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的竞争优势。
表面看来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曾一直是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但是眼下中国可能正在迎来一个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由20世纪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当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之际,生产率较低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完全吸收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中。从这时起,随着企业招聘工人的竞争愈发激烈,工资开始上升,企业利润因而受到挤压。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一份文件称,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有其它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这一拐点。工资已经上涨多年,企业利润在2012年大幅下滑,这两个迹象均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但中国经济体量在这里起到了反向的作用。生产率和工资的上升对身处高生产率工种的工人来说是一大福音。但很多中国工人缺乏中国经济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所必须的更高技能,而“刘易斯拐点”造成企业利润受到挤压将增加企业为提高目前低技能工人的生产率而进行投资的难度。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位于高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其生产率究竟如何?最近从上海搭飞机回来时,我旁边坐的是一位生产阀门的意大利男士。他在中国生产低质量阀门,在意大利生产高质量阀门。他在意大利使用的加工机械要复杂的多。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中国进口这些机械,然后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阀门。他回答说,他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有过同一想法,这位对手曾从他这里购买了两台设备,但六个月不到就不得不停止生产,因为找不到合格的操作工人。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可能依然充裕,但中国缺少其目前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短缺对消费者收入来说是好消息(至少对那些其工种能带来较高工资的消费者而言),但前提是消费者支出上升的速度等于或快于消费者收入上升的速度,且生产率上升的速度等于或超过工资上升的速度,否则利润将锐减,然后将导致消费者收入下降。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发生这种情况,比如中国2012年居民消费率就曾持续下跌。
全球市场并未大到能够让中国在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的同时,又无需创造必要的国内消费者支出予以支撑。北京的决策者似乎承认这一点,但要培育真正独立的中国消费者并非易事。
(DIANA CHOYLEVA是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预测咨询机构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董事。)
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趋势的争论中,有一个因素往往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让人感到乐观,那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这一事实以各种方式为大多数乐观的设想提供了支撑。因为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庞大,足以吸纳经年累月的公共项目支出,即使有所浪费也不会拖后腿。中国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且仍然足够贫穷,“追赶型增长”在中国似乎还有着无限的空间。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随着中国努力从目前所扮演的世界低成本工厂的角色向价值增值型制造业大国的转型,中国的庞大体量很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且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认为中国还有追赶型增长空间的依据是,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仅为美国的17%(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物价按美国水平校准)。相比之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将近10%的经济增长阶段时,平均生活水平为美国的70%以上。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向美国趋同,中国仅通过进口技术来提高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就能实现快速增长。
不过,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可以提高产出,但是只有在中国能够卖出额外产出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中国不能把产品卖到国外,那么,只有增加在国内的销售,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增长。
小国可以在庞大的世界市场不断获得份额,直到其人均收入追赶上来。大国则不行,除非这些大国能让市场也相应地扩大。如果大国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无法增加,那么它们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就无法增加。
在制造业低附加值的流水线环节,中国在产量和产能方面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为了保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需要迅速向价值增值链的上游移动,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但是,为了拉动国内消费,需要提高工资水平,而这削弱了可能让中国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的竞争优势。
表面看来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曾一直是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但是眼下中国可能正在迎来一个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由20世纪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当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之际,生产率较低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完全吸收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中。从这时起,随着企业招聘工人的竞争愈发激烈,工资开始上升,企业利润因而受到挤压。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一份文件称,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有其它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这一拐点。工资已经上涨多年,企业利润在2012年大幅下滑,这两个迹象均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但中国经济体量在这里起到了反向的作用。生产率和工资的上升对身处高生产率工种的工人来说是一大福音。但很多中国工人缺乏中国经济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所必须的更高技能,而“刘易斯拐点”造成企业利润受到挤压将增加企业为提高目前低技能工人的生产率而进行投资的难度。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位于高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其生产率究竟如何?最近从上海搭飞机回来时,我旁边坐的是一位生产阀门的意大利男士。他在中国生产低质量阀门,在意大利生产高质量阀门。他在意大利使用的加工机械要复杂的多。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中国进口这些机械,然后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阀门。他回答说,他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有过同一想法,这位对手曾从他这里购买了两台设备,但六个月不到就不得不停止生产,因为找不到合格的操作工人。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可能依然充裕,但中国缺少其目前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短缺对消费者收入来说是好消息(至少对那些其工种能带来较高工资的消费者而言),但前提是消费者支出上升的速度等于或快于消费者收入上升的速度,且生产率上升的速度等于或超过工资上升的速度,否则利润将锐减,然后将导致消费者收入下降。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发生这种情况,比如中国2012年居民消费率就曾持续下跌。
全球市场并未大到能够让中国在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的同时,又无需创造必要的国内消费者支出予以支撑。北京的决策者似乎承认这一点,但要培育真正独立的中国消费者并非易事。
(DIANA CHOYLEVA是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预测咨询机构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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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新媒:把龙困在中东流沙里
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22日文章:
阿拉伯沙漠的流沙吞没了任何想要控制该地区的国家。纵观历史,土耳其、英、法、俄、美无不遭此厄运。他们迟早发现,非但没能控制中东,最终反而受到地区没完没了的问题的摆布。这可能也是中国的命运。它是想介入中东外交的最新国家。除非北京决策者对后果做好充分准备,否则会发现这个地区会耗掉其所有精力,且毫无实效。
中国人通常避免高调的全球外交,这在中东是明智之举。在这里,北京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同时避免得罪任何一方:购买以色列武器,但称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拥抱阿拉伯君主国,同时与伊朗关系密切……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中东一直是免费搭车者,喜欢讲“和平解决”、“双赢战略”等,而把外交重活留给别国去做。在北京看来,中东有油气和麻烦,前者能用钱买到,麻烦则可不去理会。
所有这一切正改变。中国驻中东的大使们正开始充当更积极的角色。北京最近更是公布了解决以巴冲突的计划,虽无新意,但意义重大,因为它来自中国。
中国的转变有几种解释。北京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只是从中东购买原材料,而不参与维护地区稳定,像在非洲那样。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美国实现能源自给,不再从中东买油气,而中国如今一半石油来自波斯湾。目前美国仍是中东的主导者。实际上,它在该地区并无重大商业利益,而中国虽无地区影响力,其经济福祉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该地区。理论上讲,让华盛顿为北京的能源供应安全埋单,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中国可不这么想。
美国能源问题专家迈克尔·列维说:“从历史看,新兴大国对把贸易路线安全交给老牌强国十分不安。”从这方面讲,中国是遵循英国的历史足迹。于是,“美国向东转,中国人向西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瓦利·纳斯尔说,中国人称中东为“西亚”。问题是,北京是否意识到,只有对其外交原则作出些根本改变,转向才能奏效。
中国人面临的首个障碍是缺少中东通。北京最高决策者们对中东事务无一熟悉或感兴趣。甚至负责情报收集和武官派遣的中国军方,也因缺少人选而不得不让为数不多的同一伙人在中东不同国家之间轮换。反之亦然。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绝大部分投资于美欧,而中国产品(包括武器系统)在该地区被斥为仿冒西方的劣等货。消除此类心理障碍需要数年甚至几十年。
此外,北京若想更深入涉足中东事务,须告别骑墙。若避免选边站,就不会有信誉或外交影响力。最终,北京须决定是与美国合作维护中东稳定还是挑战它。中国如今是美国二战后创立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却乐于与那些寻求削弱该秩序的国家为友。这在中东行不通。学者说中国不再是受列强欺侮的弱国,而是能索取其应有东西的强国。但此类泛泛之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多了。(作者乔纳森·埃尔,乔恒译)
阿拉伯沙漠的流沙吞没了任何想要控制该地区的国家。纵观历史,土耳其、英、法、俄、美无不遭此厄运。他们迟早发现,非但没能控制中东,最终反而受到地区没完没了的问题的摆布。这可能也是中国的命运。它是想介入中东外交的最新国家。除非北京决策者对后果做好充分准备,否则会发现这个地区会耗掉其所有精力,且毫无实效。
中国人通常避免高调的全球外交,这在中东是明智之举。在这里,北京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同时避免得罪任何一方:购买以色列武器,但称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拥抱阿拉伯君主国,同时与伊朗关系密切……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中东一直是免费搭车者,喜欢讲“和平解决”、“双赢战略”等,而把外交重活留给别国去做。在北京看来,中东有油气和麻烦,前者能用钱买到,麻烦则可不去理会。
所有这一切正改变。中国驻中东的大使们正开始充当更积极的角色。北京最近更是公布了解决以巴冲突的计划,虽无新意,但意义重大,因为它来自中国。
中国的转变有几种解释。北京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只是从中东购买原材料,而不参与维护地区稳定,像在非洲那样。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美国实现能源自给,不再从中东买油气,而中国如今一半石油来自波斯湾。目前美国仍是中东的主导者。实际上,它在该地区并无重大商业利益,而中国虽无地区影响力,其经济福祉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该地区。理论上讲,让华盛顿为北京的能源供应安全埋单,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中国可不这么想。
美国能源问题专家迈克尔·列维说:“从历史看,新兴大国对把贸易路线安全交给老牌强国十分不安。”从这方面讲,中国是遵循英国的历史足迹。于是,“美国向东转,中国人向西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瓦利·纳斯尔说,中国人称中东为“西亚”。问题是,北京是否意识到,只有对其外交原则作出些根本改变,转向才能奏效。
中国人面临的首个障碍是缺少中东通。北京最高决策者们对中东事务无一熟悉或感兴趣。甚至负责情报收集和武官派遣的中国军方,也因缺少人选而不得不让为数不多的同一伙人在中东不同国家之间轮换。反之亦然。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绝大部分投资于美欧,而中国产品(包括武器系统)在该地区被斥为仿冒西方的劣等货。消除此类心理障碍需要数年甚至几十年。
此外,北京若想更深入涉足中东事务,须告别骑墙。若避免选边站,就不会有信誉或外交影响力。最终,北京须决定是与美国合作维护中东稳定还是挑战它。中国如今是美国二战后创立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却乐于与那些寻求削弱该秩序的国家为友。这在中东行不通。学者说中国不再是受列强欺侮的弱国,而是能索取其应有东西的强国。但此类泛泛之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多了。(作者乔纳森·埃尔,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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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目睹的“六四”
89年我家住在木樨地北里,临近北京复兴医院。该医院的大夫很多都是高干子女,其中有国务委员副总理中组部长的子女等,加上医院所辖的社区为国家机关宿舍所在地,特别是22号楼,24号楼为部长楼,消息十分灵通。六月三日,医院大夫之间就已经在奔走相告说:政府今晚开枪。但是,医护人员和全市人民一样几乎清一色都是支持学生的,这一点和文革期间大不一样,群众中不存在两派,全都是一派:支持学生派。因为学生代表民意,要求与政府对话,反腐倡廉,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正义的。为了学生的生命安全,医护人员动员学生和市民暂时回避一下。但学生和市民们的爱国热情高涨,也许还过高估计了国家领导人的道德和良知。他们视死如归决不妥协,绝不后撤。
大约晚十时左右,枪声大作,响声划破夜空,戒严部队开始屠城。阴影中动作娴熟的职业军人扫射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仅十几分钟成百上千的伤员和救护者便涌进医院,满街的人一下全被驱散。复兴医院主楼正在施工,要进入急诊室必须经过一个二、三十米长和一米多宽的夹道,伤员的血将这条通道的泥土全部浸湿,泥泞不堪。急诊室里横七竖八全是伤者和死者,值班大夫叫刘英杰,是我的好友,中共党员,目睹如此多的市民遭政府军队射杀,一怒之下他当天晚上就写了退党申请,当英国BBC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他愤怒地说“我们的政府简直是疯子”。
由于伤者太多,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更为严重的是血库的血浆很快告罄,很多伤员就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中年男子体壮如牛,工人模样,左臂有一枪伤,仅一筷子大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无惧色,任期流淌一地,经过者无不惊呼,促其尽快止血。他一脸豪气的说:“没事儿,这仇迟早要报”。大约仅半个钟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看见过道边伏尸一具,仔细端详确已没气,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还在,此人正是刚才那位一脸豪气的男子。我有些木然了。生和死就是一层窗户纸。他的死值得吗?他是否太大意了?如果他当时自我处理一下,哪怕用自己的右手掐住左臂,也许能幸免一死。也许他就是要以死抗争,用布衣之血溅污暴君的伪善嘴脸。6月 3日晚复兴医院共接受死者56人。
中共是不许党员炒它鱿鱼的,刘英杰大夫后来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藉以后得到全院职工和领导的无声同情和支持,他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拿着工资不上班,却没人过问他,就是例证。他天天在家突击英语,在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有关朋友的帮助和策应下,居然通过合法的途径移居德国,躲过中共惯用的对不同政见者的长期迫害和无情打击。
由于戒严部队进城,北京市的公交曾经停运数日,职工无法上班,学生无法上学。6月6日公交恢复,我接到本单位同事F的慰问电话:“听说木樨地打得很凶,特别担心我出事,说下午准备来看我。我同意了。6月6日下午2点左右我去地铁接F,接到她以后刚刚穿过22楼,一辆戒严部队的坦克竟呼啸着从东往西开过,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地向天上狂扫机关炮,由于长安街两侧高层建筑林立,特别拢声,机关炮益发显得震耳欲聋。街上行人如鸟兽散,我稍不留神F也不知躲哪里去了。我等了大约十五分钟,她才从一个墙后跑了出来,我觉得可笑说:“你怎么像兔子一样灵巧,眨眼的功夫就没影了”。她说:“好可怕啊,我魂都快吓没了,你还有心开玩笑?”又问:“你难道不害怕吗”?我说:“这几天,天天有开枪的,都习惯了。另外,声速慢于弹速,当你听到枪声,实际已经击中目标,来不及躲了,跑也没用。”
我一边说一边领她看了复兴医院用自行车棚改的临时停尸房,共56具尸体。这些尸体前都放着他们随身带的证件,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学生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学生证写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出生1966年。1966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是永世不忘的。我和F感触的说:多好的年轻人啊!可惜生于动乱死于动乱。还有一个工作证写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像是一名记者,名叫张汝宁,三十四、五岁,新任命的俄语部主任,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那天晚上下夜班,路过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张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学。这些尸体始终没人认领,估计多是 外地学员或民工。或许当时的大气候太白色恐怖,家属不敢认领。尸体已经腐臭,为了减缓腐臭速度,医院泼洒了浓重的福尔马林,腐臭和福尔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呕。医院的停尸房只有十个冰柜,正常情况下医院自用两个,没有死亡报告,火葬场也不敢收,所以尸体只好在院子暴尸。
看完尸体我和F又到我家坐了大约两小时。快四点了,F要走,我又送她坐地铁,快到长安街时我们发现人们都躲在22号楼南边利用建筑物作障碍物,每个人都探出半个脑袋窥视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不敢通行,窥视的人一字排开有十米多长。这些戒严大兵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站在路边。老百姓不敢过去。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询问了一个人:“让过去吗”?他说:“不知道,部队说开枪就开枪,谁还敢过去”?我又问:“刚才又开枪了,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他说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我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不可能再开枪了,应该允许市民出行。估计是市民已被军人吓得如惊弓之鸟,自己不敢上街。估计归估计,万一大兵真开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我必须把F送上地铁,又不便让她去冒险, 所以我决定冒险过去问一下,于是我向荷枪实弹的大兵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想,也许他们会把我当作冲向他们的暴徒,随着一声枪响,我将应声倒在血泊中。很快我又自我否定了这种可能。我瘦小的身材,穿着裤衩背心,明显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大兵不会误伤我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大喝:“站住不许靠近”!我立即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距离大兵有十米开外。大兵警惕地握枪对着我,表情十分不友好。我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谦卑地说:“我想坐地铁,给过吗?”大兵回答可以。我又没话找话地问:“那你们这是……”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们是三十八军在执行任务。中央军委有命令,今晚消灭二十七军,因为二十七军是叛军,他们向老百姓开枪。”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激动地跑了回来,向躲在22号楼后面的群众说:“报告你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今晚有大动作……”
木樨地22号楼附近的居民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不信你们可以过去问。”于是,又有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向大兵跑去。他们回来证实了我的话,这时已经有三五一伙的市民向大兵跑去,要亲耳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
如同发生了核裂变一样,最多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刚才还如同鬼子进村坚壁清野没有一人的木樨地,成千上万的人,就像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涌向了街头。木樨地转眼间就成了“王府井”,人山人海,向所谓的三十八军致敬,成条的上好香烟,成筐的煮鸡蛋,都送到了“亲人”解放军的手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帮助戒烟部队清除路障。甚至很多热情奔放的北京姑娘和大兵亲切拥抱。场面十分激动人心。这时,突然出现了三台摄像机, (也可能更多),开始抢拍起现场镜头。这异常的现象,这来得如此及时的摄像机,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警觉。有一位年长的问我:“他们是三十八军吗?是来平息二十七军叛变的吗?”我连忙说:“我也有些感到不对劲。”但这时想制止正在激动不已的群众已经不可能了。
由于人太多,我不得不踮起脚,并尽可能地靠近摄像机的麦克风,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是三十八军吗?是要平息二十七军叛乱的吗?我们会不会上当?”我 希望我的喊声能够被录下来。但是,我很清楚,我离开麦克风还是太远了,是不可能被录下来的。即便录了下来,也只是报废了的带子。我就像落水的人,连烂草也想抓住一样,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后来,我和几个木樨地附近的居民悻悻地离了开去。这些居民平时大家都互不相识,至今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没必要知道。只要知道彼此的立场就已经足够了。但在运动期间,彼此都成了朋友。
6月7日清晨,当我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听到播音员播报:昨日首都市民热情欢迎戒严部队,在木樨地帮助部队清除路障,送烟送酒送鸡蛋……我怒不可遏,立刻跑下楼去,这时22号楼附近已经积聚几十人,大家见我就问你早上听新闻了吗?我说没听就不跑这里来了。大伙骂着:“流氓军队”、“流氓政府”、“无耻透顶”。
过了一个礼拜,22号楼的一个朋友(他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弟)告诉我,他的哥儿们是现役军官,已查明6月6日的骗局,是军委责成总参一手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质问中国政府:你们说群众是拥护戒严的,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拍到的镜头都是反对戒严的?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群众拥护戒严的录像?中国政府让广电部送上这方面的资料,结果广电部检索了全部录像带共六箱之多,没有一个合格。只好捡起中共弄虚作假的惯技,炮制了6月6日群众拥护戒严的骗局。
“六四”枪声及6月6日的骗局使我看到了中共反动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上帝要让谁灭亡,就要让谁先疯狂。我对这个党已彻底失望,我为加入了这个党而感到耻辱,我也断然的退了党。转眼间“六四”过去15周年,中共至今不敢给学运平反,说明他还要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如果不放弃一党专政,不改革政治体制,中国的腐败将愈演愈烈。近年来国内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人性的觉醒,是人民在走向成熟。
(来源:黄花岗网站)
大约晚十时左右,枪声大作,响声划破夜空,戒严部队开始屠城。阴影中动作娴熟的职业军人扫射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仅十几分钟成百上千的伤员和救护者便涌进医院,满街的人一下全被驱散。复兴医院主楼正在施工,要进入急诊室必须经过一个二、三十米长和一米多宽的夹道,伤员的血将这条通道的泥土全部浸湿,泥泞不堪。急诊室里横七竖八全是伤者和死者,值班大夫叫刘英杰,是我的好友,中共党员,目睹如此多的市民遭政府军队射杀,一怒之下他当天晚上就写了退党申请,当英国BBC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他愤怒地说“我们的政府简直是疯子”。
由于伤者太多,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更为严重的是血库的血浆很快告罄,很多伤员就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中年男子体壮如牛,工人模样,左臂有一枪伤,仅一筷子大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无惧色,任期流淌一地,经过者无不惊呼,促其尽快止血。他一脸豪气的说:“没事儿,这仇迟早要报”。大约仅半个钟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看见过道边伏尸一具,仔细端详确已没气,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还在,此人正是刚才那位一脸豪气的男子。我有些木然了。生和死就是一层窗户纸。他的死值得吗?他是否太大意了?如果他当时自我处理一下,哪怕用自己的右手掐住左臂,也许能幸免一死。也许他就是要以死抗争,用布衣之血溅污暴君的伪善嘴脸。6月 3日晚复兴医院共接受死者56人。
中共是不许党员炒它鱿鱼的,刘英杰大夫后来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藉以后得到全院职工和领导的无声同情和支持,他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拿着工资不上班,却没人过问他,就是例证。他天天在家突击英语,在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有关朋友的帮助和策应下,居然通过合法的途径移居德国,躲过中共惯用的对不同政见者的长期迫害和无情打击。
由于戒严部队进城,北京市的公交曾经停运数日,职工无法上班,学生无法上学。6月6日公交恢复,我接到本单位同事F的慰问电话:“听说木樨地打得很凶,特别担心我出事,说下午准备来看我。我同意了。6月6日下午2点左右我去地铁接F,接到她以后刚刚穿过22楼,一辆戒严部队的坦克竟呼啸着从东往西开过,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地向天上狂扫机关炮,由于长安街两侧高层建筑林立,特别拢声,机关炮益发显得震耳欲聋。街上行人如鸟兽散,我稍不留神F也不知躲哪里去了。我等了大约十五分钟,她才从一个墙后跑了出来,我觉得可笑说:“你怎么像兔子一样灵巧,眨眼的功夫就没影了”。她说:“好可怕啊,我魂都快吓没了,你还有心开玩笑?”又问:“你难道不害怕吗”?我说:“这几天,天天有开枪的,都习惯了。另外,声速慢于弹速,当你听到枪声,实际已经击中目标,来不及躲了,跑也没用。”
我一边说一边领她看了复兴医院用自行车棚改的临时停尸房,共56具尸体。这些尸体前都放着他们随身带的证件,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学生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学生证写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出生1966年。1966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是永世不忘的。我和F感触的说:多好的年轻人啊!可惜生于动乱死于动乱。还有一个工作证写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像是一名记者,名叫张汝宁,三十四、五岁,新任命的俄语部主任,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那天晚上下夜班,路过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张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学。这些尸体始终没人认领,估计多是 外地学员或民工。或许当时的大气候太白色恐怖,家属不敢认领。尸体已经腐臭,为了减缓腐臭速度,医院泼洒了浓重的福尔马林,腐臭和福尔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呕。医院的停尸房只有十个冰柜,正常情况下医院自用两个,没有死亡报告,火葬场也不敢收,所以尸体只好在院子暴尸。
看完尸体我和F又到我家坐了大约两小时。快四点了,F要走,我又送她坐地铁,快到长安街时我们发现人们都躲在22号楼南边利用建筑物作障碍物,每个人都探出半个脑袋窥视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不敢通行,窥视的人一字排开有十米多长。这些戒严大兵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站在路边。老百姓不敢过去。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询问了一个人:“让过去吗”?他说:“不知道,部队说开枪就开枪,谁还敢过去”?我又问:“刚才又开枪了,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他说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我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不可能再开枪了,应该允许市民出行。估计是市民已被军人吓得如惊弓之鸟,自己不敢上街。估计归估计,万一大兵真开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我必须把F送上地铁,又不便让她去冒险, 所以我决定冒险过去问一下,于是我向荷枪实弹的大兵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想,也许他们会把我当作冲向他们的暴徒,随着一声枪响,我将应声倒在血泊中。很快我又自我否定了这种可能。我瘦小的身材,穿着裤衩背心,明显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大兵不会误伤我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大喝:“站住不许靠近”!我立即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距离大兵有十米开外。大兵警惕地握枪对着我,表情十分不友好。我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谦卑地说:“我想坐地铁,给过吗?”大兵回答可以。我又没话找话地问:“那你们这是……”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们是三十八军在执行任务。中央军委有命令,今晚消灭二十七军,因为二十七军是叛军,他们向老百姓开枪。”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激动地跑了回来,向躲在22号楼后面的群众说:“报告你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今晚有大动作……”
木樨地22号楼附近的居民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不信你们可以过去问。”于是,又有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向大兵跑去。他们回来证实了我的话,这时已经有三五一伙的市民向大兵跑去,要亲耳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
如同发生了核裂变一样,最多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刚才还如同鬼子进村坚壁清野没有一人的木樨地,成千上万的人,就像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涌向了街头。木樨地转眼间就成了“王府井”,人山人海,向所谓的三十八军致敬,成条的上好香烟,成筐的煮鸡蛋,都送到了“亲人”解放军的手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帮助戒烟部队清除路障。甚至很多热情奔放的北京姑娘和大兵亲切拥抱。场面十分激动人心。这时,突然出现了三台摄像机, (也可能更多),开始抢拍起现场镜头。这异常的现象,这来得如此及时的摄像机,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警觉。有一位年长的问我:“他们是三十八军吗?是来平息二十七军叛变的吗?”我连忙说:“我也有些感到不对劲。”但这时想制止正在激动不已的群众已经不可能了。
由于人太多,我不得不踮起脚,并尽可能地靠近摄像机的麦克风,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是三十八军吗?是要平息二十七军叛乱的吗?我们会不会上当?”我 希望我的喊声能够被录下来。但是,我很清楚,我离开麦克风还是太远了,是不可能被录下来的。即便录了下来,也只是报废了的带子。我就像落水的人,连烂草也想抓住一样,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后来,我和几个木樨地附近的居民悻悻地离了开去。这些居民平时大家都互不相识,至今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没必要知道。只要知道彼此的立场就已经足够了。但在运动期间,彼此都成了朋友。
6月7日清晨,当我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听到播音员播报:昨日首都市民热情欢迎戒严部队,在木樨地帮助部队清除路障,送烟送酒送鸡蛋……我怒不可遏,立刻跑下楼去,这时22号楼附近已经积聚几十人,大家见我就问你早上听新闻了吗?我说没听就不跑这里来了。大伙骂着:“流氓军队”、“流氓政府”、“无耻透顶”。
过了一个礼拜,22号楼的一个朋友(他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弟)告诉我,他的哥儿们是现役军官,已查明6月6日的骗局,是军委责成总参一手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质问中国政府:你们说群众是拥护戒严的,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拍到的镜头都是反对戒严的?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群众拥护戒严的录像?中国政府让广电部送上这方面的资料,结果广电部检索了全部录像带共六箱之多,没有一个合格。只好捡起中共弄虚作假的惯技,炮制了6月6日群众拥护戒严的骗局。
“六四”枪声及6月6日的骗局使我看到了中共反动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上帝要让谁灭亡,就要让谁先疯狂。我对这个党已彻底失望,我为加入了这个党而感到耻辱,我也断然的退了党。转眼间“六四”过去15周年,中共至今不敢给学运平反,说明他还要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如果不放弃一党专政,不改革政治体制,中国的腐败将愈演愈烈。近年来国内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人性的觉醒,是人民在走向成熟。
(来源:黄花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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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朝鲜贸易90℅取决于中国
●遭国际社会封锁的朝鲜90℅以上的外贸取决于中国。这是韩国投资与外贸局今天公布的情况。据指出,朝鲜外贸在2012年到底68亿美元。其中出口29亿美元,进口39亿美元。
在2012年朝鲜对外贸易中,朝中贸易的比重占到88.3℅,2011年朝中贸易的比重为89.1℅。朝鲜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煤炭和铁矿石,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石油和大型设备。
另据悉,朝鲜党报『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社论称,强大的核威慑力量是对抗帝国主义势力、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保证。这等于否决了平壤当局打算就其核计划与相关国家重开谈判的说法。和媒体报导说,朝鲜可能愿意重启去核化的六方会谈有出入。
社论说:“我们将紧握这支无价的核子宝剑,以更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对抗”。
据中国媒体日前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上周访问北京期间,将金正恩亲笔信交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报导称这封信提到朝鲜会考虑重启六方核子会谈。朝鲜官方媒体证实有这封信,但没说朝鲜在信中提议对话。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在2012年朝鲜对外贸易中,朝中贸易的比重占到88.3℅,2011年朝中贸易的比重为89.1℅。朝鲜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煤炭和铁矿石,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石油和大型设备。
另据悉,朝鲜党报『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社论称,强大的核威慑力量是对抗帝国主义势力、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保证。这等于否决了平壤当局打算就其核计划与相关国家重开谈判的说法。和媒体报导说,朝鲜可能愿意重启去核化的六方会谈有出入。
社论说:“我们将紧握这支无价的核子宝剑,以更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对抗”。
据中国媒体日前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上周访问北京期间,将金正恩亲笔信交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报导称这封信提到朝鲜会考虑重启六方核子会谈。朝鲜官方媒体证实有这封信,但没说朝鲜在信中提议对话。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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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郭美美不惧争议再次网上炫富 卡上余额51亿
文章来源: 新华网 于 2013-05-29
曾令中国红十字会声誉扫地的郭美美,又在微博炫富,这次是自照修长美腿,兼脚下一双价值1万7千元的施华洛奇水晶高跟鞋。一鞋击起千层浪,微博迅速引来众网友围观热议,有赞赏其勇气可嘉,有骂其皮厚无耻,还有人称其为红会最好的监督员。
郭美美Sergio Rossi水晶鞋大揭秘
郭美美5月20日在微博上再次晒出自拍照,眼尖的时尚编辑认出她脚上穿的是价值1万7千人民币的Sergio Rossi施华洛奇水晶鱼鳞高跟鞋。
塞乔·罗西 (Sergio Rossi) 是鞋业品牌内的个中楚翘,直到现今,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塞乔·罗西 (Sergio Rossi) 出类拔萃的缝制技术,代代相传的纯手工艺术,力臻完美的制作水准,无可挑剔的楦头设计,塞乔·罗西 (Sergio Rossi) 件件都是珍贵艺术品。
名贵皮包。
奢侈品牌项链。
名贵手表。
价值21万手机。
网上售卖的高价手机。
卡上余额51亿。
曾令中国红十字会声誉扫地的郭美美,又在微博炫富,这次是自照修长美腿,兼脚下一双价值1万7千元的施华洛奇水晶高跟鞋。一鞋击起千层浪,微博迅速引来众网友围观热议,有赞赏其勇气可嘉,有骂其皮厚无耻,还有人称其为红会最好的监督员。
郭美美Sergio Rossi水晶鞋大揭秘
郭美美5月20日在微博上再次晒出自拍照,眼尖的时尚编辑认出她脚上穿的是价值1万7千人民币的Sergio Rossi施华洛奇水晶鱼鳞高跟鞋。
塞乔·罗西 (Sergio Rossi) 是鞋业品牌内的个中楚翘,直到现今,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塞乔·罗西 (Sergio Rossi) 出类拔萃的缝制技术,代代相传的纯手工艺术,力臻完美的制作水准,无可挑剔的楦头设计,塞乔·罗西 (Sergio Rossi) 件件都是珍贵艺术品。
名贵皮包。
奢侈品牌项链。
名贵手表。
价值21万手机。
网上售卖的高价手机。
卡上余额51亿。
摸底中国负债
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
鉴于中国部门统计数据缺陷,我们拟先行估算全社会的整体债务,再估算各经济分类部门的债务,最后评估债务风险有多大。
整体债务规模估算
其一,以金融系统(央行、其他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金融性公司)为金融中介,通过它们对非金融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提供信用。这是中国全社会债务形成的主体。其二,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相互之间提供信用,形成债务,这体现为:企业和家庭直接从市场购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企业间应收账款;民间私人借贷等。其三,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从国外部门借入的外债。其四,金融系统的债务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以及从国外借入的外债。
(一)金融系统对非金融部门形成的债务
这个部分的估算将依托中央银行公布的“存款性公司概览”和“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因为中国还是个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主体的金融结构,80%的债务都是通过商业银行或依托商业银行形成的。
根据2012年末的“存款性公司概览” 和 “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存款性公司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为69.43万亿元,其中:(1)对非金融企业债权(银行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提供的信用):53.41万亿元。
(2)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银行对居民部门提供的信用):16.02万亿元。
(3)存款性公司对政府净债权(央行和商业银行买入国债等对政府部门提供的信用):5.07万亿元。
(4)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6.06万亿元,这里面既包括央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也包括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投放信用,另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也在其中。
(5)除了传统的表内信贷以外,近年来商业银行通过大量的同业创新方式(同业代付、买断式回购、票据对敲等)对实体经济投放信用,估算如下: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净债权(债权-负债),再剔除银行持有的政策性金融债(7.86万亿元)和商业银行债(1.27万亿元),这部分信用规模估算是3.72万亿元。
(6)银行开展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和贷款承诺等传统表外业务,票据、信用证等工具是银行同业业务的重要载体,这里我们只计入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根据中央银行《2012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2年末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是8.3万亿元,期末贴现余额为2万亿元,故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6.3万亿元。
(7)银行通过理财产品“资金池-资产池”模式实现的表外融资业务。根据银监会披露数据,截至2012年12月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7.1万亿元,其中64%投向债券和项目融资类(非标债权),这部分规模为4.544万亿元。
目前热议中的“影子银行”,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由其主导的“影子业务”的规模大致是(4)+(5)+(6)+(7),其中要剔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即截至2012年末,银行主导的“影子业务”的规模为19.6万亿元。
如果我们将(1)至(7)相加,大致可以估算出整个存款性公司向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投放的信用规模:计95.12万亿元。
(8)计算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债务形成估算:
(8.1)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保险、券商、基金、租赁、小额贷款公司)投放的信用,这中间需要剔除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银行提供的通道业务。我们根据目前能查到的数据进行估算。
信托资产规模在2012年12月达到7.47万亿元,其中68%属于单一信托,32%是向企业和富裕家庭直接发售的产品;保险在近两年推出基建债权投资计划,据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披露,截至2012年12月末,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券商资管业务规模爆发式增长, 从2011年底的2819亿元增长至2012年底的1.89万亿元,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为银行提供通道服务,券商自己做资管计划的规模有限;租赁、基金和私募和地方政府合作的BT代建项目融资,近两年增长很快。
由于数据信息不全,我们无法准确估算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目前直接投放的信用规模(剔除通道业务),但粗略估计在3万亿元左右。
(8.2)此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5921.38亿元。由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投放信用形成的债务(8)=(8.1)+(8.2):3.6万亿元。
(二)非金融部门相互信用形成的债务
政府、企业和家庭不通过金融系统,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都可以发生信用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9)典当、担保、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中央银行2011年5月调研统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3.38万亿元,我们以此为基础,粗略估计2012年末民间融资的规模为4万亿元。
(10)企业和居民直接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我们大概知道其中一些信息,比如,2012年12月末储蓄国债(电子式)余额:3561.58亿元;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净额8.22万亿元。这里我们粗略估计为9万亿元。
(三)非金融部门从国外部门借入的外债
(11)估算对外负债: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部门借入的外债余额4879.38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3.07万亿元。此外,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比如通过境外募资,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特别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负债外币化,企业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得显著收益。
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币兑美元存在着长期升值趋势,以一年期贷款为例,在合同初期,企业可以6.50的价格获得美元贷款,到期时只需要支付6.30甚至更低的购汇价格,来实现向银行的还款。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获得了利差,也获得了汇差,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无风险的。这些业务到底有多大的规模,目前无法估计。
至此,我们大体完成了对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整体债务规模的估算:(1)至(11)相加,估算是114.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21倍。
(四)金融部门的债务
(10)不考虑通货和存款[(麦肯锡(MGI),2010;2012],截至2012年12月,金融部门的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金融债78582.33亿元,商业银行债12652.6亿元,中外资金融机构借入的外债余额2829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17822亿元;合计10.9万亿元。故此,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规模等于(1)至(10)相加,估算是125.7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42倍。
部门债务规模估算
债务的部门结构估算,是比总量估算难度大得多的一项工作。
(1)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债务相对比较容易估算,因为正规途径只有银行体系为居民提供信用,计16万亿元,另外小贷公司、典当、担保、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地下借贷都可为自然人提供贷款,粗略估算2万亿元。居民部门债务规模在18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4.7%。
(2)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债务估算困难在于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对内债务:8.07万亿元(其中包括中央代地方发行政府债券6500亿元);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外债余额375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2362.5亿元;铁道部债务:2.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根据审计署“两会”期间的表述,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这个表述应该纳入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处置历史金融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形式存在的或有负债:4.2万亿元;高校债务:6000亿元。故此,估算的政府部门债务在30.8万亿元至33.8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59.34%至65.12%。
应该承认这可能仍是一个偏小口径的估算,比方说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应该计入。如果估算主权债务的话,私人部门的对外债务通常情况下应由债务单位来偿还,不过,一旦发生资金不足难以偿还的状况,就需要由政府动用预算来兜底。因此,我们认为,可能也有必要将其纳入主权外债的统计之中。截至2012年底,中国外债余额7708.33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48562亿元。
(3)金融部门
金融部门债务:10.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1%。
(4)非金融企业部门
总债务规模减去金融、政府和居民部门债务,剩下的可估算作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63万亿元至6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1.4%至127.2%。
风险几何
我们计算了199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杠杆的变化情况。由于历史数据估计的困难,我们只选择计算了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供给的信用规模[相当于(1)至(7)],这个部分只需要借助中央银行所编制的“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历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存在主观推测的数据,所以结论具备强健性。
如图1所示,2003年至2008年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是下降的,受益于全球化和人口红利,中国的经常账盈余有效地支持了国内投资。但2008年后,中国坚持在外需停滞的情况下靠投资扩张强行维持经济的高增速,非金融部门杠杆因此大幅上升了59个点,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提供信用/GDP的比例在2012年达到182%,特别是2012年,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为稳增长的短线政治要求,又显著推高了16个点。如果债务增速始终快于GDP增速,意味着新增收入很难用于偿付旧债的本息。
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高。成熟的经济体可将其非金融部门债务维持在GDP的2倍以上,因其家庭财富水平较高。中国现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在此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包括在1997年陷入债务危机的东亚经济体。
如果按照更宽口径测算(计入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部门的负债率可能显著超出60%的国际安全线。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在目前OECD国家中居于最高水平档。对成熟的经济体而言,企业债务一般会达到GDP的50%至70%,中国是这个数字的2倍。
中国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利润/销售收入)只有5%-6%,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4倍。
2012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M2)余额为97.42万亿元,M2与名义GDP的比值达到188%。货币量/GDP在古典货币数量论中的经济学涵义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倒数的概念)。某种程度,可以把货币流通速度理解成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效率的指标。
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难以灭亡,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如此,收入产生必然变慢,微观上是收入速度会越来越显著落后于债务的速度,杠杆会快速上升。
债务堆积在货币层面的反映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虽快速上升,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新增货币的推动。由于货币沉淀,每年社会净融资规模虽大,但形成增量部分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多信用的投放是维持存量债务的存续。比如每年新增企业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从2002年以来显著下降,在2008年以前平均在58%以上,而2012年降至28%,尽管2012年社会净融资高达1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
(责任编辑:文静)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3年04月07日
鉴于中国部门统计数据缺陷,我们拟先行估算全社会的整体债务,再估算各经济分类部门的债务,最后评估债务风险有多大。
整体债务规模估算
其一,以金融系统(央行、其他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金融性公司)为金融中介,通过它们对非金融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提供信用。这是中国全社会债务形成的主体。其二,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相互之间提供信用,形成债务,这体现为:企业和家庭直接从市场购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企业间应收账款;民间私人借贷等。其三,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从国外部门借入的外债。其四,金融系统的债务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以及从国外借入的外债。
(一)金融系统对非金融部门形成的债务
这个部分的估算将依托中央银行公布的“存款性公司概览”和“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因为中国还是个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主体的金融结构,80%的债务都是通过商业银行或依托商业银行形成的。
根据2012年末的“存款性公司概览” 和 “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存款性公司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为69.43万亿元,其中:(1)对非金融企业债权(银行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提供的信用):53.41万亿元。
(2)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银行对居民部门提供的信用):16.02万亿元。
(3)存款性公司对政府净债权(央行和商业银行买入国债等对政府部门提供的信用):5.07万亿元。
(4)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6.06万亿元,这里面既包括央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也包括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投放信用,另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也在其中。
(5)除了传统的表内信贷以外,近年来商业银行通过大量的同业创新方式(同业代付、买断式回购、票据对敲等)对实体经济投放信用,估算如下: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净债权(债权-负债),再剔除银行持有的政策性金融债(7.86万亿元)和商业银行债(1.27万亿元),这部分信用规模估算是3.72万亿元。
(6)银行开展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和贷款承诺等传统表外业务,票据、信用证等工具是银行同业业务的重要载体,这里我们只计入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根据中央银行《2012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2年末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是8.3万亿元,期末贴现余额为2万亿元,故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6.3万亿元。
(7)银行通过理财产品“资金池-资产池”模式实现的表外融资业务。根据银监会披露数据,截至2012年12月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7.1万亿元,其中64%投向债券和项目融资类(非标债权),这部分规模为4.544万亿元。
目前热议中的“影子银行”,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由其主导的“影子业务”的规模大致是(4)+(5)+(6)+(7),其中要剔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即截至2012年末,银行主导的“影子业务”的规模为19.6万亿元。
如果我们将(1)至(7)相加,大致可以估算出整个存款性公司向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投放的信用规模:计95.12万亿元。
(8)计算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债务形成估算:
(8.1)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保险、券商、基金、租赁、小额贷款公司)投放的信用,这中间需要剔除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银行提供的通道业务。我们根据目前能查到的数据进行估算。
信托资产规模在2012年12月达到7.47万亿元,其中68%属于单一信托,32%是向企业和富裕家庭直接发售的产品;保险在近两年推出基建债权投资计划,据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披露,截至2012年12月末,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券商资管业务规模爆发式增长, 从2011年底的2819亿元增长至2012年底的1.89万亿元,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为银行提供通道服务,券商自己做资管计划的规模有限;租赁、基金和私募和地方政府合作的BT代建项目融资,近两年增长很快。
由于数据信息不全,我们无法准确估算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目前直接投放的信用规模(剔除通道业务),但粗略估计在3万亿元左右。
(8.2)此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5921.38亿元。由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投放信用形成的债务(8)=(8.1)+(8.2):3.6万亿元。
(二)非金融部门相互信用形成的债务
政府、企业和家庭不通过金融系统,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都可以发生信用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9)典当、担保、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中央银行2011年5月调研统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3.38万亿元,我们以此为基础,粗略估计2012年末民间融资的规模为4万亿元。
(10)企业和居民直接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我们大概知道其中一些信息,比如,2012年12月末储蓄国债(电子式)余额:3561.58亿元;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净额8.22万亿元。这里我们粗略估计为9万亿元。
(三)非金融部门从国外部门借入的外债
(11)估算对外负债: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部门借入的外债余额4879.38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3.07万亿元。此外,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比如通过境外募资,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特别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负债外币化,企业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得显著收益。
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币兑美元存在着长期升值趋势,以一年期贷款为例,在合同初期,企业可以6.50的价格获得美元贷款,到期时只需要支付6.30甚至更低的购汇价格,来实现向银行的还款。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获得了利差,也获得了汇差,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无风险的。这些业务到底有多大的规模,目前无法估计。
至此,我们大体完成了对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整体债务规模的估算:(1)至(11)相加,估算是114.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21倍。
(四)金融部门的债务
(10)不考虑通货和存款[(麦肯锡(MGI),2010;2012],截至2012年12月,金融部门的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金融债78582.33亿元,商业银行债12652.6亿元,中外资金融机构借入的外债余额2829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17822亿元;合计10.9万亿元。故此,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规模等于(1)至(10)相加,估算是125.7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42倍。
部门债务规模估算
债务的部门结构估算,是比总量估算难度大得多的一项工作。
(1)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债务相对比较容易估算,因为正规途径只有银行体系为居民提供信用,计16万亿元,另外小贷公司、典当、担保、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地下借贷都可为自然人提供贷款,粗略估算2万亿元。居民部门债务规模在18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4.7%。
(2)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债务估算困难在于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对内债务:8.07万亿元(其中包括中央代地方发行政府债券6500亿元);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外债余额375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2362.5亿元;铁道部债务:2.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根据审计署“两会”期间的表述,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这个表述应该纳入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处置历史金融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形式存在的或有负债:4.2万亿元;高校债务:6000亿元。故此,估算的政府部门债务在30.8万亿元至33.8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59.34%至65.12%。
应该承认这可能仍是一个偏小口径的估算,比方说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应该计入。如果估算主权债务的话,私人部门的对外债务通常情况下应由债务单位来偿还,不过,一旦发生资金不足难以偿还的状况,就需要由政府动用预算来兜底。因此,我们认为,可能也有必要将其纳入主权外债的统计之中。截至2012年底,中国外债余额7708.33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48562亿元。
(3)金融部门
金融部门债务:10.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1%。
(4)非金融企业部门
总债务规模减去金融、政府和居民部门债务,剩下的可估算作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63万亿元至6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1.4%至127.2%。
风险几何
我们计算了199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杠杆的变化情况。由于历史数据估计的困难,我们只选择计算了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供给的信用规模[相当于(1)至(7)],这个部分只需要借助中央银行所编制的“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历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存在主观推测的数据,所以结论具备强健性。
如图1所示,2003年至2008年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是下降的,受益于全球化和人口红利,中国的经常账盈余有效地支持了国内投资。但2008年后,中国坚持在外需停滞的情况下靠投资扩张强行维持经济的高增速,非金融部门杠杆因此大幅上升了59个点,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提供信用/GDP的比例在2012年达到182%,特别是2012年,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为稳增长的短线政治要求,又显著推高了16个点。如果债务增速始终快于GDP增速,意味着新增收入很难用于偿付旧债的本息。
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高。成熟的经济体可将其非金融部门债务维持在GDP的2倍以上,因其家庭财富水平较高。中国现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在此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包括在1997年陷入债务危机的东亚经济体。
如果按照更宽口径测算(计入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部门的负债率可能显著超出60%的国际安全线。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在目前OECD国家中居于最高水平档。对成熟的经济体而言,企业债务一般会达到GDP的50%至70%,中国是这个数字的2倍。
中国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利润/销售收入)只有5%-6%,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4倍。
2012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M2)余额为97.42万亿元,M2与名义GDP的比值达到188%。货币量/GDP在古典货币数量论中的经济学涵义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倒数的概念)。某种程度,可以把货币流通速度理解成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效率的指标。
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难以灭亡,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如此,收入产生必然变慢,微观上是收入速度会越来越显著落后于债务的速度,杠杆会快速上升。
债务堆积在货币层面的反映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虽快速上升,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新增货币的推动。由于货币沉淀,每年社会净融资规模虽大,但形成增量部分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多信用的投放是维持存量债务的存续。比如每年新增企业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从2002年以来显著下降,在2008年以前平均在58%以上,而2012年降至28%,尽管2012年社会净融资高达1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
(责任编辑:文静)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3年04月07日
何清涟:资源错置与经济结构畸型化
本该在3月两会之后登场的经济改革方案终于露出端倪:正在起草的改革方案将包括金融、财政、土地、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等7大领域,而且一反江胡时期惯例,这项改革将由总书记习近平“亲扛帅旗”。
“克强指数”后面的隐忧
2010年12月,据维基解密公开的文件显示,李克强在辽 宁省任职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主要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当时李主政东北,该地还有不少重工业,据此判断该地真实经济状 况,李克强自有其道理。
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根据“克强指数”来看,2013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用电量却只增长4.3%,铁路货运量则下降1.1% ,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不景气,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改善。新增贷款的实际流向与银行的官方报告不同,据说某些 地方有6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业。
从税收来看,今年以来,地方税收虽然增长,但税收增速下滑。究其实,税收增长中来自于制造业的税收 增长并非主流,而是地方政府使出了各种方法,比如补交、提前预征、趁新城镇化疯狂卖地等才达成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税收增长不能持续。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 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开支、官员工资、维稳经费、军费都仰赖于税收的持续增长。基于此,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上述几方面,显然出于自身的 实际考虑,因为金融、财政、土地三者都关系到政府的“钱袋子”问题。中央银行近几年充分发挥印钞功能,保证中央财政的“钱袋”饱满,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巨额 投资。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户籍则是为了让农民乖乖交出土地的安抚剂。所以这七大改革中的四项,其要点就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新增贷款流向来看,依然在走2009年以后的老路。不管中央政府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目前的新城镇化将如同2009年以后的政府投资一样,除了形成新的僵尸企业、僵尸开发区、僵尸项目之外,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2009年后中国陷入巨额债务泥潭
2008 年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成为世界各国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机会。但中国不仅没有借这一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让房地产泡沫消退,反而采取宽松货币政 策,加大政府投资,成了逆向调整,导致房地产泡沫持续放大。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美名”,但其结果之一是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 泥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导》今年1月30日曾报导过,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中国债务因门类太多,数据也不透明,论者虽然大都承认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极大,但到底有多大风险,却莫衷一是。
据 我搜集到的资料,国内《财经》杂志的“摸底中国负债”(2013年4月7日)是篇详实可靠的文章,该文经过分门别类计算,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 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合计,总债务规模高达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的结论是:“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里昂证券今年 5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总债务规模高达107万亿左右。
可以说,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中国常态。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 的。印钞票的“积极后果”是政府的钱袋很满,没有财政压力;消极后果就是通胀,承担者是全体社会成员。说穿了,所谓通胀就是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 利用铸造币权转嫁压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再来一次财富分配。
2009年后中国的逆向经济调整
2009年之后的经济逆向调整,还产生了比债务泥潭更为严重的后果:经济结构更趋畸型。
中国2009年依靠政府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付出的成本太高,还产生了大量资源错置现象。
所 谓付出的成本太高,一是指制度成本太高,等于直接打通了中央政府手中掌控的“两只钱袋”——金融与财政:政府利用手中的铸币权,让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出的 钞票通过政府投资、银行放贷等方式哗哗进入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口袋里;二是金融成本太高,钱流入不该去的地方后,成为各种形式的高利贷资金来源。在中国的 债务总规模中,影子银行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问题。里昂证券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在13万亿至17万亿的水平,其中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 而在银行理财产品中,59%没有担保。三是要素成本太高,除了能源、劳动力,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很快。由此带动各种物价攀升。在成本都攀升的情况下,中国 的国家竞争力下降,外资大量流出,就与成本攀升有直接关系。
资源错置体现在两点:大量政府投资未流入生产部门,而是流入房地产业(据说高达 35-45%),导致五年内中国房地产价格攀升。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其中由政府垄断的地价上涨最快,据广东省统计局和房地产行业协会发布调查报 告,2009年-2012年三年间,广东省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价格从每平方米852元上涨至3264元,涨幅近300%。
由于中国金融未对 外开放,外汇管制制度客观上保护了中国金融。因此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中国的债务危机没有崩盘,一些地方的制造业还可以延续。出口也在继续。中国政府在没 找到其它经济支撑点的情况下,仍然抱住房地产业这根主要支柱不放,以发展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新城镇化经过包装后出台。新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推动,仅仅从 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季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1万亿。其结果也不出预料,全国各地开始上演抢地大戏,一些地方的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业的约 占6成。
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其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导致许多企业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房地产价格 攀升与全国数百座鬼城同时出现。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大量产生,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但却不产生效益。《21世纪经济报导》 2013年5月25日发表的调查报导“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烂尾”,详细记载了这个由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金组建的僵尸工业区,一个是累计 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一个是投资280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两地目前成了烂尾工程,唐山市为此支付的利息每天就逾千万之巨。这只是中 国类似的僵尸项目的一个缩影。这种僵尸企业不会产生效益,日渐增长的债务只会累积成一座大山。
发改委声称今后若干年内将投资40万亿,却并未说明这40万亿将从何处筹措。根据此前的情况,只能是继续印钞票,这一发行量将不比以往几年逊色多少。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美国之音)
“克强指数”后面的隐忧
2010年12月,据维基解密公开的文件显示,李克强在辽 宁省任职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主要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当时李主政东北,该地还有不少重工业,据此判断该地真实经济状 况,李克强自有其道理。
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根据“克强指数”来看,2013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用电量却只增长4.3%,铁路货运量则下降1.1% ,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不景气,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改善。新增贷款的实际流向与银行的官方报告不同,据说某些 地方有6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业。
从税收来看,今年以来,地方税收虽然增长,但税收增速下滑。究其实,税收增长中来自于制造业的税收 增长并非主流,而是地方政府使出了各种方法,比如补交、提前预征、趁新城镇化疯狂卖地等才达成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税收增长不能持续。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 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开支、官员工资、维稳经费、军费都仰赖于税收的持续增长。基于此,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上述几方面,显然出于自身的 实际考虑,因为金融、财政、土地三者都关系到政府的“钱袋子”问题。中央银行近几年充分发挥印钞功能,保证中央财政的“钱袋”饱满,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巨额 投资。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户籍则是为了让农民乖乖交出土地的安抚剂。所以这七大改革中的四项,其要点就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新增贷款流向来看,依然在走2009年以后的老路。不管中央政府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目前的新城镇化将如同2009年以后的政府投资一样,除了形成新的僵尸企业、僵尸开发区、僵尸项目之外,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2009年后中国陷入巨额债务泥潭
2008 年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成为世界各国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机会。但中国不仅没有借这一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让房地产泡沫消退,反而采取宽松货币政 策,加大政府投资,成了逆向调整,导致房地产泡沫持续放大。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美名”,但其结果之一是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 泥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导》今年1月30日曾报导过,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中国债务因门类太多,数据也不透明,论者虽然大都承认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极大,但到底有多大风险,却莫衷一是。
据 我搜集到的资料,国内《财经》杂志的“摸底中国负债”(2013年4月7日)是篇详实可靠的文章,该文经过分门别类计算,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 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合计,总债务规模高达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的结论是:“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里昂证券今年 5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总债务规模高达107万亿左右。
可以说,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中国常态。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 的。印钞票的“积极后果”是政府的钱袋很满,没有财政压力;消极后果就是通胀,承担者是全体社会成员。说穿了,所谓通胀就是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 利用铸造币权转嫁压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再来一次财富分配。
2009年后中国的逆向经济调整
2009年之后的经济逆向调整,还产生了比债务泥潭更为严重的后果:经济结构更趋畸型。
中国2009年依靠政府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付出的成本太高,还产生了大量资源错置现象。
所 谓付出的成本太高,一是指制度成本太高,等于直接打通了中央政府手中掌控的“两只钱袋”——金融与财政:政府利用手中的铸币权,让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出的 钞票通过政府投资、银行放贷等方式哗哗进入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口袋里;二是金融成本太高,钱流入不该去的地方后,成为各种形式的高利贷资金来源。在中国的 债务总规模中,影子银行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问题。里昂证券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在13万亿至17万亿的水平,其中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 而在银行理财产品中,59%没有担保。三是要素成本太高,除了能源、劳动力,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很快。由此带动各种物价攀升。在成本都攀升的情况下,中国 的国家竞争力下降,外资大量流出,就与成本攀升有直接关系。
资源错置体现在两点:大量政府投资未流入生产部门,而是流入房地产业(据说高达 35-45%),导致五年内中国房地产价格攀升。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其中由政府垄断的地价上涨最快,据广东省统计局和房地产行业协会发布调查报 告,2009年-2012年三年间,广东省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价格从每平方米852元上涨至3264元,涨幅近300%。
由于中国金融未对 外开放,外汇管制制度客观上保护了中国金融。因此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中国的债务危机没有崩盘,一些地方的制造业还可以延续。出口也在继续。中国政府在没 找到其它经济支撑点的情况下,仍然抱住房地产业这根主要支柱不放,以发展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新城镇化经过包装后出台。新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推动,仅仅从 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季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1万亿。其结果也不出预料,全国各地开始上演抢地大戏,一些地方的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业的约 占6成。
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其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导致许多企业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房地产价格 攀升与全国数百座鬼城同时出现。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大量产生,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但却不产生效益。《21世纪经济报导》 2013年5月25日发表的调查报导“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烂尾”,详细记载了这个由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金组建的僵尸工业区,一个是累计 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一个是投资280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两地目前成了烂尾工程,唐山市为此支付的利息每天就逾千万之巨。这只是中 国类似的僵尸项目的一个缩影。这种僵尸企业不会产生效益,日渐增长的债务只会累积成一座大山。
发改委声称今后若干年内将投资40万亿,却并未说明这40万亿将从何处筹措。根据此前的情况,只能是继续印钞票,这一发行量将不比以往几年逊色多少。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美国之音)
故乡县城的老海龟
五十年代,有上千近万的热血沸腾的海外知识分子满怀爱国之情毅然回归祖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龟”。这些海龟们回国可能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可以说都是希望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回国后或由于所学专业不为国家所用,或对众多的政治运动不适应,或有不同的信仰和理念,或在国外的“特务嫌疑”不能被洗刷干净,无论他们有何等爱国热情,有何等学问专长,他们注定会遭遇很坷坎的命运、悲惨的人生。家破
人亡的有,苟且偷生的有,一事无成的也有,他们的遭遇很少被世人所关注。
我在读大学前在故乡县城就认识的这样一个美国海龟,他的命运就可 能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海龟之缩影。此海龟姓吴,我们都叫他吴眼镜或吴博士,以至于从不知道他的大名。据他说, 他是响应周总理号召,54年回国的。他不幸运在美国学经济,已取得硕士还未读完博士,还无任何成就和名望。念美国何大学我早忘了,但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方 鸿渐就读的“克莱敦”野鸡大学。他接触的或谈论的大概都是与基督耶稣有关,因此我猜他回国很顺利,没受到任何阻挠或刁难,更无任何政治迫害。显然他无任何 回国的本钱,因为他所从事的专业回国后除了改行没有任何用处, 他在国外无功无名注定他回国后无法受到重视, 他的宗教背景以及他顺利的归国经历使得他不能洗清他在国外的“特务嫌疑”。但是,他还是携老婆回国了。
吴博士的父亲是县城最大的地主。几乎所有南门的店铺都是他家的,南门的福音堂是他家捐建的。据说他家长工担水是不许换肩的,前面一桶是吃水。后面一桶因长工可能放臭屁只能作为用水。他留学显然不是考上什么奖学金,而是他父亲用剥削佃户的钱送出去的。他父亲在解放后土改时被镇压了。故有人说他是在美国无钱了,又找不到工作,才不得不回来。这 样说也许有道理但我不这样想。我想当时在海外的大多数留学生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了希望,认为回国建设必将发挥所长并大有作为,并因此而踏上归国之路的。
吴博士在美国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当然无用武之地,还好他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作英文翻译。不清楚随吴博士一道回国的老婆分配工作没有或分配到什么单位。据说吴 博士的老婆是一华侨女子,与吴博士一道回县城探望吴博士的母亲几次,县城许多人见过,说她就像电影《南海长城》那个留洋的地主儿子带回家的漂亮老婆一样。 最后一次她回县城探亲时被人揭发吴博士家入夜后有嘀嘀嗒嗒的电台声。公安局随之破获一个震惊全县城“美蒋特务”案。她竟然是一个“美蒋特务”!她被捕入狱 后不久就病死了。
吴博士在“反右运动”已是不带帽的“右派”。他的“美蒋特务”老婆使他成了“特嫌”。很快他就被中央编译局谴回原籍劳动改造。吴博士回县城后先在民办中学教 书,文化大革命时民办中学解散,他无固定工作,给人挑过水下过力,与居民老太婆一起糊过纸盒,和地富反坏右一同扫过大街小巷,最后被安排到居民委员会办的 街道白铁厂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被调到县城中学教英语。
我开始注意吴博士在读初中时。一次校长在做报告时提及到他这个正在白 铁厂做水桶的“敌特”反面教材。吴博士一表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博士”样, 在县城的确显得与众不同。他瘦瘦的矮矮的个头,带一付好几个圈的深度眼镜,头发梳得非常整齐。在我的印象中他常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毛料西式大衣,袖口带着 蓝色的袖套;天热时穿一件洗得很干净,有几个补丁的白衬衣,扎在深色的西裤里。他说话总是慢慢的,声调底底的。他走路也是慢慢的,眼睛总盯着地,从不与人打招呼,面部不带任何表情。我从未看到他有笑容,急怒或不满,无论人们如何作弄他,斥骂他,或是取笑他。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时,可能由于吴博士有些异常,常读《参考消息》,被列为公安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公安局的好几期“敌情动态”记录在案他的一举一动。
我最后一次看到吴博士是我上大学前回县城看望父母。他当时已经在县城中学给学生讲英语。他还是和原来一样,但走路眼睛不再是总盯着地上,不时和熟人打着招呼,白衬衣不再有补丁。我妹说他教英语教得不咋样,东拉西扯,抓不住要点,学生不太喜欢他。
在 80年代中期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吴博士孤身一人离开了县城去北京要求原单位平反复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县城。我也由于忙学习忙工作再也无心关注他的消 息,再加上后来父母离开了县城,也无从打听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被平并反恢复工作没有,也不知道他再成家没有,更不知道他去逝没有。
据说吴博士在谈到他回国的不幸遭遇时他曾说了一句话:“是周总理骗了他”。
我在读大学前在故乡县城就认识的这样一个美国海龟,他的命运就可 能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海龟之缩影。此海龟姓吴,我们都叫他吴眼镜或吴博士,以至于从不知道他的大名。据他说, 他是响应周总理号召,54年回国的。他不幸运在美国学经济,已取得硕士还未读完博士,还无任何成就和名望。念美国何大学我早忘了,但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方 鸿渐就读的“克莱敦”野鸡大学。他接触的或谈论的大概都是与基督耶稣有关,因此我猜他回国很顺利,没受到任何阻挠或刁难,更无任何政治迫害。显然他无任何 回国的本钱,因为他所从事的专业回国后除了改行没有任何用处, 他在国外无功无名注定他回国后无法受到重视, 他的宗教背景以及他顺利的归国经历使得他不能洗清他在国外的“特务嫌疑”。但是,他还是携老婆回国了。
吴博士的父亲是县城最大的地主。几乎所有南门的店铺都是他家的,南门的福音堂是他家捐建的。据说他家长工担水是不许换肩的,前面一桶是吃水。后面一桶因长工可能放臭屁只能作为用水。他留学显然不是考上什么奖学金,而是他父亲用剥削佃户的钱送出去的。他父亲在解放后土改时被镇压了。故有人说他是在美国无钱了,又找不到工作,才不得不回来。这 样说也许有道理但我不这样想。我想当时在海外的大多数留学生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了希望,认为回国建设必将发挥所长并大有作为,并因此而踏上归国之路的。
吴博士在美国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当然无用武之地,还好他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作英文翻译。不清楚随吴博士一道回国的老婆分配工作没有或分配到什么单位。据说吴 博士的老婆是一华侨女子,与吴博士一道回县城探望吴博士的母亲几次,县城许多人见过,说她就像电影《南海长城》那个留洋的地主儿子带回家的漂亮老婆一样。 最后一次她回县城探亲时被人揭发吴博士家入夜后有嘀嘀嗒嗒的电台声。公安局随之破获一个震惊全县城“美蒋特务”案。她竟然是一个“美蒋特务”!她被捕入狱 后不久就病死了。
吴博士在“反右运动”已是不带帽的“右派”。他的“美蒋特务”老婆使他成了“特嫌”。很快他就被中央编译局谴回原籍劳动改造。吴博士回县城后先在民办中学教 书,文化大革命时民办中学解散,他无固定工作,给人挑过水下过力,与居民老太婆一起糊过纸盒,和地富反坏右一同扫过大街小巷,最后被安排到居民委员会办的 街道白铁厂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被调到县城中学教英语。
我开始注意吴博士在读初中时。一次校长在做报告时提及到他这个正在白 铁厂做水桶的“敌特”反面教材。吴博士一表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博士”样, 在县城的确显得与众不同。他瘦瘦的矮矮的个头,带一付好几个圈的深度眼镜,头发梳得非常整齐。在我的印象中他常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毛料西式大衣,袖口带着 蓝色的袖套;天热时穿一件洗得很干净,有几个补丁的白衬衣,扎在深色的西裤里。他说话总是慢慢的,声调底底的。他走路也是慢慢的,眼睛总盯着地,从不与人打招呼,面部不带任何表情。我从未看到他有笑容,急怒或不满,无论人们如何作弄他,斥骂他,或是取笑他。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时,可能由于吴博士有些异常,常读《参考消息》,被列为公安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公安局的好几期“敌情动态”记录在案他的一举一动。
我最后一次看到吴博士是我上大学前回县城看望父母。他当时已经在县城中学给学生讲英语。他还是和原来一样,但走路眼睛不再是总盯着地上,不时和熟人打着招呼,白衬衣不再有补丁。我妹说他教英语教得不咋样,东拉西扯,抓不住要点,学生不太喜欢他。
在 80年代中期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吴博士孤身一人离开了县城去北京要求原单位平反复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县城。我也由于忙学习忙工作再也无心关注他的消 息,再加上后来父母离开了县城,也无从打听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被平并反恢复工作没有,也不知道他再成家没有,更不知道他去逝没有。
据说吴博士在谈到他回国的不幸遭遇时他曾说了一句话:“是周总理骗了他”。
写于2012年3月
来源:文学城qiangmingtan老谭的博客
阿珊:习近平正在进行一场小“文革”
图: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在长沙演讲,遭到左派阵营大肆“围剿”
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穿著龙袍的照片,这个刚刚荣登九五之尊、并迅速掌控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新一届领导人,在半年之久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国内有识之士心里越来越凉了。这个被人私下称为“习泽东”的新一代强人,他的执政理念到底想干什么,他所提出的以富国强兵而带来的“中国梦”,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情,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习近平正在引导和发动一场翦除民间自由思想、把人民引向国家主义的小“文革”。首先,他要模仿当年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方式,毛泽东是给清华附中的学生写信,鼓吹“造反有理”;而习近平则是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要让新一代青年人放弃北大传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服服帖帖地地跟党走、跟他走。五一前夕,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劳模,除大喊“劳动光荣”、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这些陈旧的阶级斗争口号外,所接见的人居然都是文革前的标兵与榜样,如大庆、大寨、和六十听党的话、绝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俨然又回到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颗红心永向党”的文革期间。而习本人,对毛泽东诗词名句出口成章,随手拈来,这些跨越政治红线的种种举措,以及“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试图为文革涂脂抹粉,都证明了习近平选择了一条回归毛泽东的道路。
习近平选择了回归毛泽东之路
与此同时,各路神仙纷纷出台亮相,为习近平的小“文革”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如军中所谓的鹰派将军罗援,就提出了“内惩国贼”的口号,谁是国贼?不言而喻,目标直指国内主张走宪政之路的自由派。而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则异军突起,发表文章《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又异常残酷的持久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而近期内地太子党及左派阵营活动频繁,十分活跃。五月五日晚,一场云集太子党和左派人士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场由左派名嘴司马南和孔庆东主持的晚会座无虚席,红歌嘹亮,重现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推行的“唱红”场面。当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入场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到场的还有叶剑英女儿凌子和陈云女儿陈伟力等太子党成员。而陈伟力还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一改三十年的历史话题,公开辟谣说:“我父亲没有说过毛主席‘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的话,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而毛泽东、朱德的后代则借纪念朱毛会师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重上井冈山,纪念朱毛会师85周年。此前,河北临漳县毛泽东铜像揭幕,李讷率毛家后人为铜像揭幕。铜像广场悬挂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巨幅标语。重现四十多年前人们所熟悉的文革景象。
随着小“文革”的兴起,对主张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的人士,则是一片肃杀之气,屡禁屡现的扯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老百姓先后入狱,刊载马三家劳教所恶性的杂志被封杀停刊,内地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在沈阳和长沙演讲,先后遭到左派阵营的公开“追杀”。对左派的的暴力行为,中共当局大拉偏架,选择性执法,长沙警方甚至威胁永远不许茅在长沙活动。以上的政治气候说明,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没有下手对贪官开刀,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发动大“文革”,已经没有了群众基础,那就来一场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除去翦除持有自由化倾向的民间异己外,再造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穿著龙袍的照片,这个刚刚荣登九五之尊、并迅速掌控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新一届领导人,在半年之久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国内有识之士心里越来越凉了。这个被人私下称为“习泽东”的新一代强人,他的执政理念到底想干什么,他所提出的以富国强兵而带来的“中国梦”,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情,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习近平正在引导和发动一场翦除民间自由思想、把人民引向国家主义的小“文革”。首先,他要模仿当年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方式,毛泽东是给清华附中的学生写信,鼓吹“造反有理”;而习近平则是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要让新一代青年人放弃北大传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服服帖帖地地跟党走、跟他走。五一前夕,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劳模,除大喊“劳动光荣”、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这些陈旧的阶级斗争口号外,所接见的人居然都是文革前的标兵与榜样,如大庆、大寨、和六十听党的话、绝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俨然又回到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颗红心永向党”的文革期间。而习本人,对毛泽东诗词名句出口成章,随手拈来,这些跨越政治红线的种种举措,以及“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试图为文革涂脂抹粉,都证明了习近平选择了一条回归毛泽东的道路。
习近平选择了回归毛泽东之路
与此同时,各路神仙纷纷出台亮相,为习近平的小“文革”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如军中所谓的鹰派将军罗援,就提出了“内惩国贼”的口号,谁是国贼?不言而喻,目标直指国内主张走宪政之路的自由派。而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则异军突起,发表文章《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又异常残酷的持久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而近期内地太子党及左派阵营活动频繁,十分活跃。五月五日晚,一场云集太子党和左派人士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场由左派名嘴司马南和孔庆东主持的晚会座无虚席,红歌嘹亮,重现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推行的“唱红”场面。当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入场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到场的还有叶剑英女儿凌子和陈云女儿陈伟力等太子党成员。而陈伟力还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一改三十年的历史话题,公开辟谣说:“我父亲没有说过毛主席‘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的话,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而毛泽东、朱德的后代则借纪念朱毛会师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重上井冈山,纪念朱毛会师85周年。此前,河北临漳县毛泽东铜像揭幕,李讷率毛家后人为铜像揭幕。铜像广场悬挂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巨幅标语。重现四十多年前人们所熟悉的文革景象。
随着小“文革”的兴起,对主张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的人士,则是一片肃杀之气,屡禁屡现的扯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老百姓先后入狱,刊载马三家劳教所恶性的杂志被封杀停刊,内地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在沈阳和长沙演讲,先后遭到左派阵营的公开“追杀”。对左派的的暴力行为,中共当局大拉偏架,选择性执法,长沙警方甚至威胁永远不许茅在长沙活动。以上的政治气候说明,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没有下手对贪官开刀,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发动大“文革”,已经没有了群众基础,那就来一场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除去翦除持有自由化倾向的民间异己外,再造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中国官员还要干多少蠢事 神一样的欢迎标语!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河南郑州一间夜店的电子显示屏打出「欢迎项城市田局长」后,湖北孝感监狱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也打出「孝感监狱欢迎您」(图)。前者因拍马屁拍死一名工商局副 局长,让网民惊叹继美女脱裤、干女炫富、情妇反目之后,中国的反贪又有了新举措;后者则尽显中国监狱机构的腹黑,当局所谓「正在调试」的辩解更让网民称为 「神回覆」。
与孝感监狱的欢迎词同样雷人的是,曾有医院打出「某某医院欢迎你」的标语。这不是他们不懂国人的避忌,而是习惯了把监狱、医院只当作一盘生意来做,把欢迎客户光临视为理所当然,浑然没有古人「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情怀。
孝感监狱如此腹黑的标语,自然引爆网民的不满。何况,一座监狱在正门门框上设立电子显示屏,如此花费纳税人的钱,其用途本就令人生疑,除了宣传口号,是不是还要播放些广告?但孝感监狱就是不肯干脆点认错,还辩称是相关设备正在调试,正式启用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标语。
有网民调侃:「这地方还是别欢迎我为好,我一辈子都不想来!」有人替孝感监狱寻找託词:「我们欢迎的是上级领导来视察。」有人甚至替孝感监狱想到讨好 网民的说词:「我们欢迎的是贪官。」其实,「孝感监狱欢迎您」的标语,如果不是出现在监狱门口,而是出现孝感各个政府机构,倒不失为一种警示。
河南郑州一间夜店的电子显示屏打出「欢迎项城市田局长」后,湖北孝感监狱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也打出「孝感监狱欢迎您」(图)。前者因拍马屁拍死一名工商局副 局长,让网民惊叹继美女脱裤、干女炫富、情妇反目之后,中国的反贪又有了新举措;后者则尽显中国监狱机构的腹黑,当局所谓「正在调试」的辩解更让网民称为 「神回覆」。
与孝感监狱的欢迎词同样雷人的是,曾有医院打出「某某医院欢迎你」的标语。这不是他们不懂国人的避忌,而是习惯了把监狱、医院只当作一盘生意来做,把欢迎客户光临视为理所当然,浑然没有古人「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情怀。
孝感监狱如此腹黑的标语,自然引爆网民的不满。何况,一座监狱在正门门框上设立电子显示屏,如此花费纳税人的钱,其用途本就令人生疑,除了宣传口号,是不是还要播放些广告?但孝感监狱就是不肯干脆点认错,还辩称是相关设备正在调试,正式启用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标语。
有网民调侃:「这地方还是别欢迎我为好,我一辈子都不想来!」有人替孝感监狱寻找託词:「我们欢迎的是上级领导来视察。」有人甚至替孝感监狱想到讨好 网民的说词:「我们欢迎的是贪官。」其实,「孝感监狱欢迎您」的标语,如果不是出现在监狱门口,而是出现孝感各个政府机构,倒不失为一种警示。
王岐山令高官子女回國是假新聞 鳳凰網致歉
鳳凰網
香港某報5月28日刊發報道,指中紀委擬要求高官留學子女畢業一年內回國。經了解,此報道失實,為虛假新聞。
鳳凰網未經核實審查,轉發此不實新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在此向網民公眾深刻致歉,並將采取切實措施,加強重要新聞管理與編輯業務素質培訓,維護網絡媒體的真實性與公信力,更好地為廣大網民及社會服務。
香港某報5月28日刊發報道,指中紀委擬要求高官留學子女畢業一年內回國。經了解,此報道失實,為虛假新聞。
鳳凰網未經核實審查,轉發此不實新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在此向網民公眾深刻致歉,並將采取切實措施,加強重要新聞管理與編輯業務素質培訓,維護網絡媒體的真實性與公信力,更好地為廣大網民及社會服務。
習近平新政: 七不准後又有十六條
繼中共出台9號文件被披露規定「7不准」消息在網上傳出後,最近又出現一份最早於5月4日公布的「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意見」(簡稱 「意見」),進一步突顯習近平新政試圖加強管控思想的意圖。
「意見」下達時間為5月4日,與網絡上開始廣泛傳播的「七不講」時間吻合。 中國各地媒體當時也曾報道過一份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文件。
有分析人士認為,文件很可能是「七不講」內容的原始文本。
十六條
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教育部黨組5月4日發佈了共16條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 要求全國各級有關單位「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加強高校青年教師隊伍建設,提高青年教師思想政治素質」。
「意見」指出:「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道德淡化……不能為人師 表」; 「意見」在要有關各級加強領導和管控之外,要求「強化政治理論學習,深入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深入學習實踐科 學發展觀」的內容。
分析人士指出,這是習近平政府積極推動嚴格管控思想政策的新證據。
七不講
網上廣泛流傳的中共「七不講」文件,要求高校教師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
據報,「七不講」文件下發至縣團級,指稱:宣揚〝普世價值〞的核心目的是排除黨的領導;〝公民社會〞主 張是要在基層黨組織外建立新的政治勢力;〝新自由主義〞理念反對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提倡〝西方新聞觀念〞,是反對黨一貫堅持的〝喉舌論〞,要擺脫黨對媒體 領導,搞蘇聯當年改革時推行的〝公開化〞,用搞亂輿論來搞亂黨、搞亂社會。
兩個不能否定
文件還表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針對黨領導下的歷史問題,否認人們已普遍接受的事實,極力貶損和 攻擊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全盤否定毛澤東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黨的領導的合法性;歪曲改革開放的種種說法則認為,改革中出現了官 僚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改革不徹底,只有進行政治改革才能完善經濟改革等等。
分析人士注意到,圍繞文件精神,《光明日報》還發表〝『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一文,除強調習 近平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之外,還特別強調習近平的另一個 說法,「如果當時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凖備以各種形式紀念毛澤東誕辰120週年。
BBC
「意見」下達時間為5月4日,與網絡上開始廣泛傳播的「七不講」時間吻合。 中國各地媒體當時也曾報道過一份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文件。
有分析人士認為,文件很可能是「七不講」內容的原始文本。
十六條
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教育部黨組5月4日發佈了共16條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 要求全國各級有關單位「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加強高校青年教師隊伍建設,提高青年教師思想政治素質」。
「意見」指出:「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道德淡化……不能為人師 表」; 「意見」在要有關各級加強領導和管控之外,要求「強化政治理論學習,深入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深入學習實踐科 學發展觀」的內容。
分析人士指出,這是習近平政府積極推動嚴格管控思想政策的新證據。
七不講
網上廣泛流傳的中共「七不講」文件,要求高校教師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
據報,「七不講」文件下發至縣團級,指稱:宣揚〝普世價值〞的核心目的是排除黨的領導;〝公民社會〞主 張是要在基層黨組織外建立新的政治勢力;〝新自由主義〞理念反對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提倡〝西方新聞觀念〞,是反對黨一貫堅持的〝喉舌論〞,要擺脫黨對媒體 領導,搞蘇聯當年改革時推行的〝公開化〞,用搞亂輿論來搞亂黨、搞亂社會。
兩個不能否定
文件還表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針對黨領導下的歷史問題,否認人們已普遍接受的事實,極力貶損和 攻擊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全盤否定毛澤東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黨的領導的合法性;歪曲改革開放的種種說法則認為,改革中出現了官 僚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改革不徹底,只有進行政治改革才能完善經濟改革等等。
分析人士注意到,圍繞文件精神,《光明日報》還發表〝『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一文,除強調習 近平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之外,還特別強調習近平的另一個 說法,「如果當時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凖備以各種形式紀念毛澤東誕辰120週年。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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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王岐山清理门户 中纪委副书记嫌薄熙来案被贬职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2013-05-28
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证实被降职保级,贬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成为首位出事的中纪委副书记。据悉王被踢出中纪委,除本身或涉贪腐,还与将开审的薄熙来案有 关。传他在主责调查薄时,涉嫌违反规定及洩露机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借机清理门户。北京学者指,事件可能还涉「习李新政」对前中纪委的工作有不同看法。而 王曾先后服侍过吴官正和贺国强两任中纪委书记。
内地财新网报道,新担任中纪委副书记仅六个月的王伟,近日履新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仍享正部级待遇。王成为中共十八届中纪委领导层中,首位职务变动 者。三峡办官网证实了有关报道。在三峡办现任领导中,王排名在主任聂衞国和副主任卢纯(副部级)之后。由于王是正部级,该排名极不正常。
「这说明他(王伟)有问题,是带罪之身。」北京独立学者高瑜昨对《苹果》指,中纪委副书记地位显赫,绝非三峡办副主任可比,「我想他绝非涉嫌贪腐那么 简单,肯定有政治原因。」据指,王曾是中纪委调查薄熙来案主将,多次与薄「谈话」。消息指王在跟薄交手时,涉嫌没按中央专案组要求完成对薄的调查工作,且 涉嫌洩露中央有关机密。
涉向薄洩露中央机密
高瑜指,北京政坛一直有传,习近平上台后对前届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所定「六宗罪」(即滥用职权、巨额受贿、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 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造成严重后果)不满,认为未能体现法治精神,限死了案件处理。习有意推翻定论,不排除王坚持己见被去职。引人关注是, 王被调职后有关薄案将开审的消息随之传开。
高瑜说:「习近平、王岐山高喊反腐败要打老虎,按中共传统,省部级官员算不上老虎,王伟调职会否跟此有关,值得期待。」她认为事件是中共高层新一轮权斗开始的标志,「习李新政一直无法推动,王岐山要借机会清理门户,习李也要通过这样的方法,杀鸡儆猴」。
资料显示,王伟长期任职中纪委,先后跟过两任中纪委书记,其中吴官正时代他是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号称是吴的「大内总管」;贺国强时代他又是中纪委常 委,直接听命于贺。中纪委名义是党纪监察部门,但权大如明朝东厂。三峡办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属闲职机构。
王伟小档案
年龄:53岁
原籍:辽宁建昌
学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
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
•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
•中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长
•中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
•2011年底任中纪委副书记
•今年3月开始,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
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证实被降职保级,贬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成为首位出事的中纪委副书记。据悉王被踢出中纪委,除本身或涉贪腐,还与将开审的薄熙来案有 关。传他在主责调查薄时,涉嫌违反规定及洩露机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借机清理门户。北京学者指,事件可能还涉「习李新政」对前中纪委的工作有不同看法。而 王曾先后服侍过吴官正和贺国强两任中纪委书记。
内地财新网报道,新担任中纪委副书记仅六个月的王伟,近日履新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仍享正部级待遇。王成为中共十八届中纪委领导层中,首位职务变动 者。三峡办官网证实了有关报道。在三峡办现任领导中,王排名在主任聂衞国和副主任卢纯(副部级)之后。由于王是正部级,该排名极不正常。
「这说明他(王伟)有问题,是带罪之身。」北京独立学者高瑜昨对《苹果》指,中纪委副书记地位显赫,绝非三峡办副主任可比,「我想他绝非涉嫌贪腐那么 简单,肯定有政治原因。」据指,王曾是中纪委调查薄熙来案主将,多次与薄「谈话」。消息指王在跟薄交手时,涉嫌没按中央专案组要求完成对薄的调查工作,且 涉嫌洩露中央有关机密。
涉向薄洩露中央机密
高瑜指,北京政坛一直有传,习近平上台后对前届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所定「六宗罪」(即滥用职权、巨额受贿、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 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造成严重后果)不满,认为未能体现法治精神,限死了案件处理。习有意推翻定论,不排除王坚持己见被去职。引人关注是, 王被调职后有关薄案将开审的消息随之传开。
高瑜说:「习近平、王岐山高喊反腐败要打老虎,按中共传统,省部级官员算不上老虎,王伟调职会否跟此有关,值得期待。」她认为事件是中共高层新一轮权斗开始的标志,「习李新政一直无法推动,王岐山要借机会清理门户,习李也要通过这样的方法,杀鸡儆猴」。
资料显示,王伟长期任职中纪委,先后跟过两任中纪委书记,其中吴官正时代他是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号称是吴的「大内总管」;贺国强时代他又是中纪委常 委,直接听命于贺。中纪委名义是党纪监察部门,但权大如明朝东厂。三峡办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属闲职机构。
王伟小档案
年龄:53岁
原籍:辽宁建昌
学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
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
•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
•中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长
•中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
•2011年底任中纪委副书记
•今年3月开始,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
大陆钢价跌至近四年新低 钢铁企业愈亏愈产
【大纪元2013年05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万方报导)大陆现货综合钢价已跌至2009年9月中旬以来的低点。由于宏观经济总体复苏势头较弱,钢材需
求疲软,产能过剩问题,大陆主导钢厂纷纷下调6月份的出厂价。而大陆粗钢5月上旬预估日均产量219.29万吨,创历史新高。钢铁企业持续亏损,却集体陷
入愈亏损愈扩大生产的怪圈,令钢铁业产能过剩“雪上加霜”。
钢价跌至近四年低点 各方持观望态度
据大陆钢铁资讯机构数据显示,大陆螺纹钢、热卷、中厚板等主流钢品的价格,均回落至近四年的最低点。上海市场显示,螺纹钢、热卷、中厚板每吨价格与今年2月中旬的阶段性高点相比,分别下跌了540元、810元和500元,其中热卷跌幅达18%以上。
据分析,在板材市场上,跌势相对稍缓。上海、广州、天津等主要市场上的中厚板价格跌势依旧,但每吨跌幅均未逾百元。
自从宝钢、武钢、首钢、本钢、鞍钢的热卷出厂价下调后,现货市场的看跌心态日愈加重。随着热卷消费淡季的到来,估计短期内热卷价格仍会下跌。
建筑钢市继续寻底,广州、上海、武汉等国内大部份市场仍继续下行,吨价跌幅基本在10至90元之间。
随着主导建筑钢厂家下调出厂价,大陆工地采购更加犹豫,出货量下滑,询价电话减少,再加上南方梅雨季节对建筑钢销售不利的影响,市场恐慌情绪加重。
钢铁企业陷入愈亏愈产的怪圈
资产负债率逼近警戒线、2亿吨的过剩产能、应收账款居高不下、持续亏损的局面与不得不持续生产的矛盾,让钢铁企业集体陷入愈亏愈产的怪圈。
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沪深港三地上市的50家钢企2012年存货达1555.36亿元,2011年更高,达2575.96亿元。各大钢厂库存普遍处高位。
而在产能如此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钢厂的高炉、生产线却一直在运转。据《华夏时报》报导,多地钢厂在生死存亡状态,没人主动停产,尽量不限产,拼的就是看谁先死掉,这是包括鞍钢、宝钢、武钢以及河北民营企业如今前所未有的一致信念。
高炉停产,对炉体损害大,成本也高,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争夺市场空间的恶战从来没有停止过。
(责任编辑:刘晓真)
钢价跌至近四年低点 各方持观望态度
据大陆钢铁资讯机构数据显示,大陆螺纹钢、热卷、中厚板等主流钢品的价格,均回落至近四年的最低点。上海市场显示,螺纹钢、热卷、中厚板每吨价格与今年2月中旬的阶段性高点相比,分别下跌了540元、810元和500元,其中热卷跌幅达18%以上。
据分析,在板材市场上,跌势相对稍缓。上海、广州、天津等主要市场上的中厚板价格跌势依旧,但每吨跌幅均未逾百元。
自从宝钢、武钢、首钢、本钢、鞍钢的热卷出厂价下调后,现货市场的看跌心态日愈加重。随着热卷消费淡季的到来,估计短期内热卷价格仍会下跌。
建筑钢市继续寻底,广州、上海、武汉等国内大部份市场仍继续下行,吨价跌幅基本在10至90元之间。
随着主导建筑钢厂家下调出厂价,大陆工地采购更加犹豫,出货量下滑,询价电话减少,再加上南方梅雨季节对建筑钢销售不利的影响,市场恐慌情绪加重。
钢铁企业陷入愈亏愈产的怪圈
资产负债率逼近警戒线、2亿吨的过剩产能、应收账款居高不下、持续亏损的局面与不得不持续生产的矛盾,让钢铁企业集体陷入愈亏愈产的怪圈。
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沪深港三地上市的50家钢企2012年存货达1555.36亿元,2011年更高,达2575.96亿元。各大钢厂库存普遍处高位。
而在产能如此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钢厂的高炉、生产线却一直在运转。据《华夏时报》报导,多地钢厂在生死存亡状态,没人主动停产,尽量不限产,拼的就是看谁先死掉,这是包括鞍钢、宝钢、武钢以及河北民营企业如今前所未有的一致信念。
高炉停产,对炉体损害大,成本也高,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争夺市场空间的恶战从来没有停止过。
(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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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产量
揭秘:朝鲜军方劫持中国渔船的生意经
【大纪元2013年05月28日讯】最近几年,邻近东经124度的黄海海域,每当春、秋两季的捕捞季节,都有架着机枪的朝鲜巡逻艇在此游弋,抢劫捕鱼作业 的中国渔船。朝鲜军方从抢劫到收赎金都驾轻就熟,而中共则熟视无睹,任由中国渔民自生自灭,当民众把消息在微博上曝光后,中共官方才装模作样表态,跟台湾 政府对待台湾渔民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
绑架事件重复上演
5月21日凌晨,当大连渔船“辽普渔25222”上的16名船员结束超过15天的扣押,获得自由之时,人们不禁回想起来,一年前的5月21日,3艘被朝鲜扣押的渔船驶进大连市大李家军港码头,28名船员带着伤痛和屈辱登岸。
这两起中国渔船被朝鲜军舰绑架的事件,是由私人在微博上发文曝光,社会舆论逼迫官方介入才得到解决的。
大陆媒体《京华时报》报导,中国渔船被朝方扣押事件今年至少还有两起,最后均以交“罚金”了结,事主虽有报警,但官方并未公开案件的经过和调查结果。
中共官方媒体对中国渔船被劫持事件隐瞒不报
这类事情在捕鱼期屡见不鲜,却很少被公众了解。就在同一区域,在东经123度54分,北纬38度15分的黄海海域,5月2日还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当天早上7点左右,木船“辽丹渔25395”正在起网,船主兼船长于明龙突然吃惊地看到,一艘开足马力的“高丽艇”(当地渔民对朝鲜巡逻艇的称谓)劈波斩浪,直奔他的船冲来。
附近五六条结伴作业的渔船,见状向西疾驰。于明龙的船只有300马力,跑不过巡逻艇。在123度53分的位置,尾部架着两挺机枪的“高丽艇”逼停了木船。巡逻艇上共有13人,两名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军人率先登船,另一些人手持一米长的大棒紧随。
“朝鲜人上来就是拳打脚踢,他们把6名船员赶进小舱,把盖子盖上。”怕挨打的于明龙跳了海,后被朝鲜人拎上了巡逻艇。
于明龙遭劫前10天,即今年4月22日早上5点,丹东的渔船“丹渔捕3059”在北纬38度24分、东经123度53分作业时,也遭遇朝鲜巡逻艇。
“丹 渔捕3059”船主柳福春说,他的船被带到朝鲜的席岛上,此地距设有朝鲜西海舰队司令部的南浦市不远。他的船上存有卖蟹的21.5万元现金,被朝方搜刮一 空。4月23日,一名朝方官员告知柳福春,因越界要罚他12万。最终,柳福春被迫在越界承认书上签字,朝方拒绝归还多“罚”的9.5万元。
机智船主借互联网发布消息
5月5日,当天晚上11点多,大连船主于学君和他的“辽普渔25222”失去联系。消失之前一个小时,这艘船的位置是东经123度53分、北纬38度18分。
不久,“辽普渔25222”被证实遭朝方扣押。于学君收到朝鲜方面8次电话,催要赎金,金额从120万降到80万,再降到60万。在这期间,当局没有任何营救行动。
船主于学君一直多方努力,营救渔船和船员。5月10日向中共驻朝鲜使馆电话求助无果,大连船主张德昌建议他利用互联网在微博上发消息,让公共舆论替他声援。
原来,去年5月8日凌晨,张德昌、孙财辉等人的3艘渔船,在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海域捕鱼,被朝鲜武装人员控制,3艘船连同船上的28名船员被扣,朝方索要每艘船40万元的赎金,并威胁到期不交就把船“处理掉”。
张德昌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他连同其他两位船主,先后联系大连和沈阳的媒体,但“没人敢管。”扣船后第九天的上午,张德昌在微博上披露此事,舆论哗然。中国官方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向朝方交涉要人。结果,张德昌等人的三艘渔船和28名船员安全返回。
官媒新华网放假消息
于学君的渔船被朝鲜军方劫持的消息在微博上一公布,果然是舆论一片哗然,声讨朝鲜和声援中国船员的声音使中共外交部不得不作出回应。
5月2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每天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中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鲜进行了沟通,已经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其妥善处理,维护中国船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之后,中共官媒新华网,发表新华社记者杜白羽发自平壤的报导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0日据朝鲜外务省通报称,中国被扣渔船及船员已经全部获释返回中国。
然而,于学君在其腾讯认证微博上表示,船员和船只还没有消息。对此,中共外交部未发表声明。朝鲜外务省及其他政府部门也没有证实个消息。
5月21日凌晨3点50分,船主于学君接到船长电话,称朝鲜释放了船只和船员,已经开始返航,十几天中,朝鲜方面限制船员自由,船上的柴油,大部份被朝鲜盗走。
利用互联网发微博影响舆论,“辽普渔25222”一船16人在拒交赎金的前提下,人船安全获释。这一结果令许多中国渔船船主艳羡,但对亲历者而言,却是万般无奈的选择,他已经令中共官方不快了。
据大陆微博透露,“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曾劝船东:“多少交点钱解决事儿算了!”并且打电话给于学君,质问他为什么把这事情捅给媒体?
朝鲜武装人员强迫中国船长签署越界认罪口供
据被朝鲜武装人员绑架过的中国船员介绍,这些朝鲜人很专业,一上船就拆卸船上的GPS定位仪。
曾有过如此经历的船主于明龙说,朝鲜军方强迫他写承认越界作业的口供,遭拒绝后就暴打他的头部。于明龙最后同意在123度59分被抓。
签字之后,朝方翻译告诉于明龙,要罚款20万元人民币,于明龙拒绝出钱,对方讨价还价,从18万元谈到16万元和15万元。
5月5日下午2点左右,一条中国渔船带着于明龙家委托的15万元“罚金”来到朝鲜海域。收到赎金之后,朝方释放了于明龙和他的船员。
中朝海疆界限成为当地船主的一大疑团,大连船主孙财辉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一张渔业作业地图。孙财辉说,他每次出海前,他都要向船长强调,东经124度以东是禁区。
由 于朝鲜军方多次出手劫掠中国渔船,这条界限的位置越发引人注意。然而多名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表示,在目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找不到中国与朝鲜海上的边界, 在以往公开的边界谈判记录中,也有部份边界坐标点没有公开。哪里是朝鲜的专属经济区,哪里是中朝渔民共同分享海洋资源的海域,这些都不为民间所知。
柳福春向记者回忆,他参加过1990年代丹东官方组织的渔民教育大会,边防人员强调:中朝海洋边界线在东经124度00分。但此次被扣期间,柳福春以“东经124度是中朝海洋分界线”为由反驳朝鲜官员时,对方居然称,“东经123度22分”才是分界线。
频繁发生的扣船事件显示出朝方咄咄逼人的态势:扣船地点从东经123度59分,逐渐向53分甚至离中国更近的海域“进逼”。
经此事件之后,孙财辉的渔船最远行驶到东经123度40分,再也不敢向东前行。他认为政府应该阻止朝鲜的巡逻艇过界。否则,这个事将会每年重演一次,永远没完。
中朝秘密联合“闷声发大财”
船主缴纳赎金要通过一个中介。张德昌回忆,他的船在去年被朝鲜劫持以后,朝方向3位船主提供了一个手机号,要求将赎金打给对方。这个手机号是丹东的,后来,张德昌等人未能联系上对方,号码也变成空号。
对于其中详情,张德昌似有隐衷。据从旁了解,张德昌等人当时赶到丹东,寻找与朝鲜军方相熟者做中间人调解,但对方不肯帮忙。知情者指出,对方的身份即是“帮艇”公司老板。
“帮艇”,是丹东境内的俗语:帮的本意是傍,艇则指的是朝鲜的巡逻艇。从事渔业30多年的于明龙告诉记者,20多年前,丹东渔民会去朝鲜海域偷渔。到了10多年前,为朝方代理“帮艇”生意的中间人出现,去朝鲜海域打一天渔,要向“帮艇”老板交两三百元。
随 着中国海域渔业资源的枯竭,到朝鲜海域打鱼的“帮艇”渔民渐多。按月、按季度代理已成为主流,其价格也水涨船高,捕一次为2500元左右,一张月票价格为 5万至6万元,一张季票则高达25万元左右。“有年春季,一个老板搞竞争,价格杠到了28万元。”于明龙说,如果运气好,一个月能赚二三十万。
东 港当地人介绍,目前成规模的帮艇公司有3家,分别为朝方代理不同的海域。其中两家独大,一个叫宋老六,另一人叫杨传革,各代理数百条渔船。据介绍,一个叫 老森保的人曾是帮艇老板,颇有势力,但去年收钱之后,意外无法获得代理,不但遭讨债者追逐,其旗下的客户也流向宋、杨二人。
说“帮艇”渔船也悬挂朝鲜旗,船主持有专门许可证,可以跨越东经124度,进入朝鲜海域的特定区域作业,遇到巡逻艇盘查时出示证件即可。
“帮艇”公司是早被中共和朝鲜官方认可的。2010年4月,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与朝鲜共同捕捞协会签署《朝鲜东部海域捕捞合作协议》。“帮艇”公司实为“中朝海上联合捕捞项目”的参与者。
据中共媒体《环球时报》报称,此次船只被扣的椒岛,是朝鲜西部较大的岛屿,岛上的驻军“在朝鲜有相当的份量”。多名遭过劫的船主讲述,编号为189的朝鲜巡逻艇,曾多次扣押中国渔船。坊间传闻,189艇是中国的退役艇,系帮艇公司向扣船者提供。
于明龙告诉记者,其船只被朝方扣押后,家属托人找过“帮艇”公司,试图私下和解,但遭到“帮艇”老板的拒绝,理由是他们“报了官”。
于学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朝方曾要求他联系丹东一家公司,向其支付费用,才能释放船只和船员。但他强调,他不清楚该公司的名字,因为拒绝交钱,对方也没有给出账号。
于明龙告诉记者,他交赎金的方式,即是委托认识的“帮艇”船主,带钱进入朝鲜海域,交给接头的朝鲜人。
(责任编辑:古春秋)
梁京:9号文件是习近平的政治灾难
中共中央办公听一个月前发出9号文件,试图发起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全面“反击”,即提出所谓的“七不讲”。现在看来,这个文件给习近平带来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说这个危机非常严重,最重要的标志就表现在,此举几乎让所有支持习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绝望。就连那些完全认同习近平主张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习近平很可能完全没有能力担当大任。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而“七不讲”正是他本人的主张。此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京城的精英到海外的观察家,都在分析和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此举都暴露了他最致命的弱点-愚蠢。因为习近平在此时,以如此低能的方式向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发动全面攻击,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能充分暴露自己的弱点。
在我看来,此次事件的要害并不在于习近平该不该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之间,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领导人,都必须明确提出一套既体现自己政治理想,又反映国家独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都不可避免对其他意识形态有所排斥,有所取舍。
挑战在于,政治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表述,要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展现出对本国人民的号召力,否则,说的不好还不如不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没有这个本事,他们选择不说或少说,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官方与民间各说各话,形成一种官方话语与社会现实完全分离的格局。这种格局必然导致精英没有是非,社会道德沦丧,对整个国家是非常有害的。但这种格局对于机会主义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则未必有害,他们可以混水摸鱼,名利双收。
习近平似乎想结束中国的这样一种混乱局面,而他的愚蠢就在于,他不明白如果自己能力不足,说的不好还不如不说。或许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以保密文件的方式,试图用权力的高压让所有人,或者让所有吃共产党饭的人“七不讲”。
习近平可能是这样想的,你们不能天天吃我共产党的,喝我共产党的,还要天天骂我共产党。习近平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用高压手段是否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自六四以来,一边骂中共一边还能名利双收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其政权的正当性完全不靠旧的意识形态,除了恭喜发财,也没有新的意识形态。
当然,骂中共还能有饭吃,还能有名有利,太蠢了也不行,大家都要懂规矩。做奴才的要懂,做主子的也要懂,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那么,这个规矩的界线设在那里呢?这就要看主子是谁了。江泽民的底色本非红色,且当时又有“韬光养晦”的圣瑜,因此他逐渐放开了尺度,尤其是对中共历史的尺度。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江也是向往的,于是,这方面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宽。
胡锦涛有一个粉红的底色,但是他只敢在内部讲要向朝鲜和古巴的同志们学习。虽然毛左们一直想哄著胡锦涛支持他们发动对自由派的全面攻击,并且精心策划了一次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围剿,但胡锦涛没有上当。不过,据说当时身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倒是在浙江党校组织文章批判谢涛的文章。这说明,习近平以及一些红二代的言论尺度,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看家奴才,在内心中是不一样的。
因此,对此次9号文件的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以为,既然我红二代做了主子,就应该立新规矩了,至少可以让你不讲我不乐意听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政治判断,因为习近平不喜欢听的这些东西,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七不讲的内容,既是共产党自己打江山时的口号,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不得不说的东西。他要公然颠覆这套话语,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诚然,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是空洞而模糊的,但习近平不喜欢这些大字眼,难道是他对普世价值有更好的表达吗?当然不是。尤其是那些为习近平吹喇叭抬轿子的奴才们,他们在这次配合9号文件的宣传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傲慢,无知和无能,正在给习近平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习近平能否从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2013年,或许会成为中共生死挣扎的又一年。(rfa)
说这个危机非常严重,最重要的标志就表现在,此举几乎让所有支持习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绝望。就连那些完全认同习近平主张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习近平很可能完全没有能力担当大任。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而“七不讲”正是他本人的主张。此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京城的精英到海外的观察家,都在分析和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此举都暴露了他最致命的弱点-愚蠢。因为习近平在此时,以如此低能的方式向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发动全面攻击,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能充分暴露自己的弱点。
在我看来,此次事件的要害并不在于习近平该不该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之间,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领导人,都必须明确提出一套既体现自己政治理想,又反映国家独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都不可避免对其他意识形态有所排斥,有所取舍。
挑战在于,政治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表述,要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展现出对本国人民的号召力,否则,说的不好还不如不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没有这个本事,他们选择不说或少说,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官方与民间各说各话,形成一种官方话语与社会现实完全分离的格局。这种格局必然导致精英没有是非,社会道德沦丧,对整个国家是非常有害的。但这种格局对于机会主义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则未必有害,他们可以混水摸鱼,名利双收。
习近平似乎想结束中国的这样一种混乱局面,而他的愚蠢就在于,他不明白如果自己能力不足,说的不好还不如不说。或许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以保密文件的方式,试图用权力的高压让所有人,或者让所有吃共产党饭的人“七不讲”。
习近平可能是这样想的,你们不能天天吃我共产党的,喝我共产党的,还要天天骂我共产党。习近平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用高压手段是否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自六四以来,一边骂中共一边还能名利双收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其政权的正当性完全不靠旧的意识形态,除了恭喜发财,也没有新的意识形态。
当然,骂中共还能有饭吃,还能有名有利,太蠢了也不行,大家都要懂规矩。做奴才的要懂,做主子的也要懂,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那么,这个规矩的界线设在那里呢?这就要看主子是谁了。江泽民的底色本非红色,且当时又有“韬光养晦”的圣瑜,因此他逐渐放开了尺度,尤其是对中共历史的尺度。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江也是向往的,于是,这方面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宽。
胡锦涛有一个粉红的底色,但是他只敢在内部讲要向朝鲜和古巴的同志们学习。虽然毛左们一直想哄著胡锦涛支持他们发动对自由派的全面攻击,并且精心策划了一次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围剿,但胡锦涛没有上当。不过,据说当时身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倒是在浙江党校组织文章批判谢涛的文章。这说明,习近平以及一些红二代的言论尺度,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看家奴才,在内心中是不一样的。
因此,对此次9号文件的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以为,既然我红二代做了主子,就应该立新规矩了,至少可以让你不讲我不乐意听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政治判断,因为习近平不喜欢听的这些东西,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七不讲的内容,既是共产党自己打江山时的口号,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不得不说的东西。他要公然颠覆这套话语,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诚然,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是空洞而模糊的,但习近平不喜欢这些大字眼,难道是他对普世价值有更好的表达吗?当然不是。尤其是那些为习近平吹喇叭抬轿子的奴才们,他们在这次配合9号文件的宣传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傲慢,无知和无能,正在给习近平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习近平能否从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2013年,或许会成为中共生死挣扎的又一年。(rfa)
美国称中国黑客窃得大量武器机密
●一份最新美国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窃得至少20多种美军先进作战系统的设计机密。 澳大利亚媒体近日也报道称中国黑客窃取到该国新情报大楼设计图。
这份周一(5月27日)披露的,由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Defence Science Board)撰写的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获武器系统设计机密中包括先进的爱国者路基导弹防御系统,海军宙斯盾(亦称 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舰载黄蜂式战斗攻击机,V22鱼鹰式倾转旋翼机,黑鹰直升机和F35联合攻击机等等。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引述报告内容时还表示,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没有在呈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详细说明黑客是通过政府还是武器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得设计机密的。
报告指出,这些武器设计机密的泄漏一方面在发生美中冲突时将对美军大为不利,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和改进自身的武器系统。
报告认为中国黑客的后台是政府,特别是军方。
中国政府方面已公开指责美国这份报告“毫无根据”。 美国此前对中国的多次黑客指控也被中国政府斥为“毫无根据”。
重大情报疏漏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建情报机关大楼设计图中国黑客盗窃的消息继续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黑客通过侵入建筑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不但获得了建筑设计图,而且也获得了新建大楼的电信和电脑系统设置图。
澳大利亚绿党公开指责事件是政府重大情报疏漏,并要求立案调查。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媒体报道有不准确的成分,但是拒绝解释如何不准确。
澳大利亚安全问题专家分析认为,获得建筑设计图的一方将可较容易地从外部对建筑物中某一部分实施监听,或秘密将间谍器材安装在建筑某些部位墙壁上。
新建澳大利亚情报大楼将成为与美国和英国情报收集系统联网的全球性大型情报收集系统的一部分。 大楼设计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断出现工程延期和预算严重超支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被记者问及此问题时回答说,中方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
洪磊还表示,网络安全是世界性的难题,黑客攻击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由于它技术上的不可追溯性,很难找到黑客攻击的源头,也很难确认有关黑客攻击者。 所以不知道有关报道证据何在?
中国方面还重申了自己也是黑客攻击受害者的说法。
澳中关系 亦敌亦友
澳大利亚外长在新闻曝光后表示,黑客事件不会影响澳中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北京仍然视堪培拉为华盛顿在重返亚洲战略中布置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马前卒。
2011年,澳美联合宣布同意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
去年,大型电讯器材生产商华为因被怀疑可能为中国窃取情报而被排除在澳大利亚高速宽带网建设的竞标行列之外。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遭受黑客袭击,而黑客希望窃取的是有关G20国家峰会谈判的机要内容。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这份周一(5月27日)披露的,由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Defence Science Board)撰写的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获武器系统设计机密中包括先进的爱国者路基导弹防御系统,海军宙斯盾(亦称 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舰载黄蜂式战斗攻击机,V22鱼鹰式倾转旋翼机,黑鹰直升机和F35联合攻击机等等。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引述报告内容时还表示,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没有在呈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详细说明黑客是通过政府还是武器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得设计机密的。
报告指出,这些武器设计机密的泄漏一方面在发生美中冲突时将对美军大为不利,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和改进自身的武器系统。
报告认为中国黑客的后台是政府,特别是军方。
中国政府方面已公开指责美国这份报告“毫无根据”。 美国此前对中国的多次黑客指控也被中国政府斥为“毫无根据”。
重大情报疏漏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建情报机关大楼设计图中国黑客盗窃的消息继续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黑客通过侵入建筑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不但获得了建筑设计图,而且也获得了新建大楼的电信和电脑系统设置图。
澳大利亚绿党公开指责事件是政府重大情报疏漏,并要求立案调查。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媒体报道有不准确的成分,但是拒绝解释如何不准确。
澳大利亚安全问题专家分析认为,获得建筑设计图的一方将可较容易地从外部对建筑物中某一部分实施监听,或秘密将间谍器材安装在建筑某些部位墙壁上。
新建澳大利亚情报大楼将成为与美国和英国情报收集系统联网的全球性大型情报收集系统的一部分。 大楼设计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断出现工程延期和预算严重超支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被记者问及此问题时回答说,中方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
洪磊还表示,网络安全是世界性的难题,黑客攻击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由于它技术上的不可追溯性,很难找到黑客攻击的源头,也很难确认有关黑客攻击者。 所以不知道有关报道证据何在?
中国方面还重申了自己也是黑客攻击受害者的说法。
澳中关系 亦敌亦友
澳大利亚外长在新闻曝光后表示,黑客事件不会影响澳中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北京仍然视堪培拉为华盛顿在重返亚洲战略中布置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马前卒。
2011年,澳美联合宣布同意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
去年,大型电讯器材生产商华为因被怀疑可能为中国窃取情报而被排除在澳大利亚高速宽带网建设的竞标行列之外。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遭受黑客袭击,而黑客希望窃取的是有关G20国家峰会谈判的机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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