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 【梁京评论】解读“去美国化”口号背后的敌意与恶意

明鏡新聞 - 最新要聞

Microsoft Excel 2010 Training Course Beginner / Intermediate self-paced online course of Microsoft's spreadsheet application. Enroll for just $99. From our sponsors

【梁京评论】解读"去美国化"口号背后的敌意与恶意 Oct 22nd 2013, 23:05 上周，新华社用英文发表的一篇评论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美国的财政失败成就了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之理由"。（US Fiscal Failure warrants a De-Americanized World）这篇评论不仅为国际媒体提供了炒作的谈资，而且迫使美国政府的发言人也不得不作出反应。 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对这样一篇其实 很不严肃的评论作出反应，一方面是这篇文字刺到了美国的痛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成为中国最大的债务国，而且这个自诩为民主政治典范的国家，竟然会 闹到政府关门，国家濒临债务违约的地步。因此，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此时公开表示一点不满和担忧，完全合乎情理，美国政府除了表态一定欠债还 钱，也真没有别的话可说。 不过，正如《洛杉矶时报》指出的，这篇评论言辞之犀利，让人感到吃惊。为什么会这样呢？《洛杉矶时报》的解读， 是因为中国人对受制于美国，不得不继续买美国国债的处境不满。我的解读则不同，我认为这篇评论流露了中国当权派，包括体制内的奴才们，对美国难以掩饰的敌 意与恶意。 这种敌意与恶意，集中地表现在"去美国化"这个口号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中国 的知识人，尤其是像评论的作者刘畅这种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非昔日可比。因此，提出"去美国化"的口号，绝不可能是出于无知和天真。 当年中国确有很多青年人相信，一个打倒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一定会变的公正，但今天的刘畅之辈绝不会相信，世界如果去美国化，一定会更公平。 既 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美国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知道，美国人虽然无力实现世界的公平，但美国人相信世上有公平这么一回事， 而中国的主流精英们，如刘畅之辈，根本就不相信公平的存在，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中国不公平秩序和竞争的获益者。他们知道，相信公平的美国人，终究是一切坚持 邪恶秩序的国家最大的外部威胁。也就是说，美国对所有不相信公平的人都是真正的威胁。他们要"去美国化"，就是要去除这个威胁。 最近的科 学研究表明，人类对敌人的痛苦非常敏感。新华社趁美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提出"去美国化"的口号，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敏感，看到了中国当权派对美国这个自由与公 正的灯塔的敌意与恶意。美国在追求自由和公正方面不断探索的巨大示范效应，确实让世界上一切压迫者和剥夺者自动地成为她的天敌。 不过，美 国的强盛，为什么没有能带来一个公平的世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究竟是有利于促进一个公平世界的出现，还是不利于出现一个公平世界？这是一个困惑了许多 人的老问题。这个问题的困难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内部的自由和公正确实是美国富强最根本性的制度原因。但美国的富强既产生了有利于自由和公平的 示范效应，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对落后国家的压迫效应。也就是说，美国因自由和公平而获得的巨大国力，也为美国占其他国家的便宜提供了方便。美国人 不是圣人，他们有时很难克服这种诱惑。况且，美国人中，也有不相信公平的败类。 因此，我们很难就美国相对衰落来判断世界的短期走势。因 为，这可能意味著一段时间里邪恶势力的猖獗。但是，美国永远是人类对公平与正义的信心最重要的来源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从美国最近的政治危机中也能够看 到。美国的茶党虽然犯了重大的策略错误，但他们决心纠正美国寅吃卯粮积弊的决心，以及多数民众对他们这一理念的支持，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根本的伤害。在美 国，正气不仅长存，而且邪气总是难以压倒正气。 而"去美国化"口号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今日中国正不压邪的现实。比起美国债务危机和民主制 度危机，中国正不压邪这个现实其实更值得世界关注和担心。"去美国化"口号之提出，不仅说明了中国邪恶势力对正义满怀敌意与恶意，它还说明，这种邪恶势力 如今有了从未有过的全球野心。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梁京：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

中秋长假刚过，中国经济就传来坏消息：不到3个月，钱荒又来了。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自9月6日以来，银行间拆借隔夜利率就一路攀升，到中秋节前夕，已经从2.95％升至3.56％，而月利率则从4.48%飙升至5.91%。于是，当局已经决定对信贷经济刹车，尤其是房贷事实上已经全面停止。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923/n387024222.shtml

6月的钱荒，一半是货币政策当局主动进行"压力测试"，看收紧银根后市场能否把利率稳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结果发现利率狂飙，经济有瞬时崩盘之虞。于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压倒了克强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当局决定以"定向"放松银根的办法，支持实体经济，稳住经济增长。这一次钱荒再起，说明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看透了中央当局不敢放缓经济增速的底牌，于是再掀推高地价房价的高潮，于此同时，权势阶层已经普遍形成判断，中国经济，乃至中共政权大势已去，于是大笔资金连最后再捞一把也顾不上，纷纷外逃。最有意思的是，对大量资金外逃，当局不仅不加阻止，反而畅通渠道，这自然加剧了国内资金的短缺。

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吗？种种迹象表明，确实如此。事实上，连当权者也在为此做准备了，刑拘王功权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未雨绸缪。甚至一些继续唱好中国经济的所谓专家，也是在为掩护权贵和资金外逃释放烟幕。

在这个背景下，外媒"唱衰中国"也进一步升级。最新一期《FT周末杂志》英文版，借薄熙来被宣判之机，把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共还能生存多久"作为重头文章的大标题。文章说，一位党校学者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中央党校举办了一个级别极高的内部研讨会，会上有高层人物直接了当地问党校学者："你们认为中共政权还能坚持几年，一旦崩溃，你们有什么主意？" 这位不敢公开姓名的教授说，"老实讲，中国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

http://www.ft.com/cms/s/2/533a6374-1fdc-11e3-8861-00144feab7de.html#slide0

所有人都明白，只要经济繁荣还能持续下去，中共是不会垮台的。而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不看好中共政权，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混不下去了。这一次中国经济为什么混不下去了？唱衰中国的人是否会再次遭到那些唱好中国经济的人嘲笑？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笔名"牛刀"的经济评论家值得格外关注。牛刀是何许人，网上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但多年来，此人对中共不顾后果，疯狂掠夺民脂民膏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坚持进行很专业的批评。博客点击总数已经接近一亿。最近一段时间，牛刀更以近乎每日一篇的频率，对中国经济的大势，进行高水平的分析，引起更多读者，也包括官方的关注。有些评论显然已经遭到"和谐"，看不到了。

本月16日牛刀发表的博文题目是"一线城市不跌80%就不是泡沫破灭"。这篇博文传播很广。牛刀在文中预言，"这一次危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前苏联的最大危机，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实际上，苗头已经出现，目前还没有影响所有的人，因此在社会上还没有强烈的反应。那么，什么是苗头呢？其一，2013年一季度信贷增长68%，而GDP只增长7.7%，这个数据说明，依赖投资在中国已经完全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潜藏在后面的危机是，银行烂帐坏账堆积如山，再多的信贷也不能用在实际项目上，只有这个潜藏的危机才会造成这种窘境；其二，2013年6月，美元微幅出逃新经济体国家，中国银行系统出现钱荒，可想而知，在美元大量出逃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刺破泡沫了。那么，什么是影响所有人的巨大危机呢？其一，人民币出现断崖式下跌，没有这个现象不能说明出现重大危机，因为本次危机是滥发货币导致的，最后一定会影响到人民币走势出现逆转，从单边升值到狂跌，最后跌到什么程度谁都不知道。我在《货币狼烟》中建立的数据模型是人民币会跌倒22元，而有的财经专栏作家说，兑美元会跌倒100元；其二，全国房价泡沫同时破灭，一线城市房价跌去80%以上，因为这是泡沫最大的城市，理所当然，在资金集中出逃时房价跌去更多，北京如果不跌去80%根本就不能称为是泡沫破灭。这才是经济危机。"
http://m.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2e4uu.html#page=6

当然，还会有相当多的人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牛刀的可怕预言。不过，当局悄悄删除牛刀的一些博文，以及发改委急忙与另外一位预言房价崩盘的金融专家国世平撇清关系告诉我们，当局很怕老百姓相信他们的预言。（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习近平的拿破仑三世性格 /梁京

     此次习近平的高调河北行，再次升级了他的毛式话语。对于习近平模仿毛泽东的种种言行，当然可以作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读。比如，习近平已经执意要推进一种极权主义的新试验。我相信，孙立平连续发表杂谈，就是基于这个判断。
   
     我自己则更倾向于某种心理学分析上的判断。习近平说“要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其实并不意味著他真的相信今日中共的江山还是红色的。就是毛泽东看今天的中国，他也绝不会承认这是一个红色江山。中共江山早已变色，只不过挂羊头卖狗肉而已。那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解读就是，习近平这句话是对那些要挑战中共政权的人说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以为我不会为保住中共政权作拼死一搏。习近平也向奥巴马传递了相同的信息，但使用了不同的话语，那就是“兔子急了也踹鹰＂。
   
     当然，以这样语言来传递信息，并不能产生好的效果，不过，这种语言确实反映了习近平的性格。
   
     如何理解习近平的性格，现在看来，这其实比理解他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性格，是决定他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而信仰则相对易变。
   
     问题是如何来理解习近平的性格？我想到了马克思的同代人拿破仑三世，因为我记得马克思曾对此人有过精彩的议论。
   
     一番搜寻，结果证明我的联想不是毫无道理。马克思说拿破仑三世没有拿破仑的雄才大略，却处处模仿他的伯父，显得很可笑。也就是说，他没有伟人之才，却有伟人之志，父辈“轰轰烈烈＂的伟业，总是令他神往，而志大才疏的结果，自然令人可笑。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对毛的崇拜，不是他父亲曾被毛迫害这段家庭经历所能改变的。他把这段苦难看作是天降大任于他所必要的磨练。当然，习近平和拿破仑三世一样，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自信，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巩固个人权力的希望，寄托于国民的奴性和农民的愚昧，而不是民权意识的觉醒。在文革结束将近四十年的今天，习近平大量使用毛的语言，而不在乎这样做会让几亿中产阶级做何感想，这同时也说明，习近平无意与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做任何对话和沟通。
   
     拿破仑三世试图把国家强力推动的城市和经济发展与具有军事冒险性的外交结合起来，提升法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习近平的内外政策也显示了类似的苗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志大才疏的拿破仑三世最终不仅令法国蒙羞，而且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习近平的内外政策也面临同样遭遇的极大风险。但看来习近平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正是他的这种不在意的态度，表现了与拿破仑三世的性格的相似。
   
     习近平与拿破仑三世的性格相似并非偶然，因为法国与中国都有迷信中央极权的传统。这个传统让法国成长为成熟的民主国家的道路极端曲折，也正是这个传统让中国的现代化吃尽苦头。
   
     与拿破仑三世相比，习近平的才学还不如他，因此，如果习近平不能迷途知返，他给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可能会超过拿破仑三世。
   
     习近平最近模仿毛泽东的言论愈演愈烈，不仅反映了他本人不清醒，而且还说明，他与周围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沟通困难，否则，他不至于走这么远。
   
     那么，这个现象究竟意味著不管习近平变得多么荒唐，中国高层都拿他没有办法，还是意味著习近平如果继续“昏庸＂下去，就会陷自己于险境？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才可能作出判断。如果是前者，将是一个大灾难，如果中国有能力制止习近平发疯，那对所有人，包括对习近平本人，都是一件大好事。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梁京：七一有感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七一讓我有一種特別的沉重感。我相信不少中國人也與我有同感。

感到沉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思想之混亂，尤其是政治話語之混亂前所未有，令人對中國的前景有非常不祥之感。首先當然就是當權的共產黨自己的思想和話語的混亂前所未見。幾天前結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且不說這個政治局的自我整風會能否達到習近平預期的效果，這個會議讓外人沒有任何理由再懷疑，有關習近平類似文革時代的種種言論都不是＂謠傳＂。也就是說，過去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對習近平的思維方式，對他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基本沒有什麼影響。

這個會議傳遞的另一個信息，那就是習近平確實有一種理論、制度和道路的自信，他不僅這樣說，而且還要做給你看。這不能不讓外人，尤其是自由派們感到格外驚訝，因為他們無法想像，毛澤東的那一套，居然還能再度復活。在他們看來，今天誰要是敢公然反對他們深信不疑的普世價值，誰就是在政治上自取滅亡。

我當然希望他們的這個理念很快就會被證明是正確的。但中國的現實並不能讓我對此樂觀。事實上，中國社會目前出現的一種現象就是，一方面習近平和整個中共的權威江河日下，但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公知”們的影響力也並沒有因此而上升。恰恰相反，他們的影響力也在迅速下降。事實證明，“公知”們並沒有能夠為中國的廣大民眾提供一種行動的方向感。批評乃至挖苦“公知”和嘲諷習近平一樣，是當今網絡話語的時尚。

但是，無論是嘲諷習近平還是挖苦“公知”，都不能回答人麼心中的各種疑問，更不能消解中國人對未來的焦慮。而最近接連發生的種種“意外”事件，則不斷加深國人的焦慮。

讓投資者躲閃不及的“錢荒”，徹底動搖了許多人對中國經濟的信心。現在的問題時，樓市會不會像謝國忠預言的那樣，在幾個月內發生他說了好多年的崩盤。新疆在幾天之內連續發生的恐怖襲擊案，也增加了人們心頭的陰影。仇結的如此之深，沒有人懷疑，還會有更多的人為此付出血的代價。

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中國的政治話語，無論是左還是右，都是失敗的。習近平的所謂三個自信，特別是他公然無視普世價值的政治話語，越來越多地使用毛澤東創造的語言，固然說明他＂執迷不悟＂，但又何嘗不說明，自由派脫離中國實際的空洞話語，不能給當權者帶來行動的靈感。

也許是看到了這一點，有些人，包括一些海外學者，試圖嘗試新的話語，為中國的變革提供一種方向感。比如，寒竹對吳敬璉的批評文章就代表了這種傾向，劉勝軍關於改革領導力的文章亦屬此類。

這種努力會有效果嗎？我以為不會。他們雖然看到了現在中國左右兩邊的政治話語都失效的事實，但是，他們對於這個現象背後原因的探究是膚淺的。因此，他們用來替代左右兩派政治話語的話語，其實也不會產生任何效力。

中國政治話語失效，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本身已經死亡。中國只有統治，而無政治。文革結束後，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效地推動變革，是因為當時中共黨內還有政治家，有政治。

那麼，中國現在有沒有辦法讓政治重新活躍起來呢？看來很難。習近平顯然沒有能力，也不想這樣做，而挑戰中共權力的人，似乎也沒有能力迫使習近平這樣做。六四以後，中國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就是官僚把所有有公共政治志向的人都從公共空間中趕盡殺絕。

現在，恐怕唯一能夠讓政治人物回到公共生活中來的，就是危機的爆發，是各種天災人禍的發生。但這樣的代價究竟有多大，誰也無法估計。這正是許多人和我一樣感到心情沉重最深層的原因。

梁京：一次危险的赌博

    上周，中国爆发了多年未见的“资金荒”。6月20日，指示资金短缺程度的指标，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突然暴涨到超出所有人想像的程度。
  
    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央行拒绝伸出援手，“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星期四飙升到超过10%，这是历史最高记录并且几乎是两周前的三倍”。
  
    让许多人特别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资金荒的危机是由央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主动引爆的。当然，这场危机本身已经酝酿有时。早就有人指出，自08年美国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其实是增发货币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新增货币供给一半以上。这种局面显然不可能持续，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周期和政治危机，令最高决 策当局一拖再拖，不敢下决心扭转这种危险的局面。这一次中国央行对市场的突然袭击，表明他们终于下决心了。
  
    那么，既然是货币投放太多，为什么反而会发生资金荒？而且，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引爆资金荒的危机呢？《金融时报》认为，这后面有政治的原因，这个判断不错，但《金融时报》并没有讲清楚这个政治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场资金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新的中央当局与地方政府的一次摊牌。08年温家宝为了确保自己任内经济不减速，啓动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自私且短 见的决策，给习李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债，五年内中国整体信贷占GDP的比重从120%升至约200%，金融风险 大大增加。
  
    李克强在经历了一番犹豫，终于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温家宝的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高度扭曲，他们 拿到钱也不会投向实体经济，而是大肆进行金融炒作，继续推高整个经济的杠杆率，推高金融风险。于是，李克强接受了一直反对温家宝的楼继伟和周小川的主张， 用强硬手段来逼迫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就范。
  
    那么，这样的手段能否达到目的呢？应该说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风险大的首要原因是，此时采取收紧货币的措施为时已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 已经非常之大，不搞通胀来稀释债务就只能让地方政府破产，而在中国，又不可能让地方政府破产。正因如此，紧缩货币也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不负责任举债的行 为。事实上，地方政府大量举债从来就没有准备还。他们的逻辑是，中央政府为了不发生社会动乱，最后只有接受既成事实，屈服于地方政府的压力，放开货币龙 头。
  
    风险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紧缩货币会加剧资本外逃。收紧银根的结果是让人民币短期内更加坚挺，但这并不能增强对人民币未来币值的信心。因为中国 实体经济萎缩的大势不可能被扭转，国内通胀上升的趋势也不可能扭转，而一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摊牌失败，就只能增加货币供给，让恶性通胀的风险大增，同 时也增加人民币汇率崩盘的风险。因此，此时利用人民币汇率坚挺加速转移财富，是最佳的选择。
  
    既然如此，李克强为什么还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紧缩货币，而不是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放松银根？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原因，就是楼继伟、周小川都相 信紧缩的风险要小于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两位都是红二代，他们对同是红二代的习近平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李克强要是反对这两位红二代的紧缩主张，自己就要承担 更大的政治风险。事实上，现在增加货币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风险也不见得小。两害相权，李克强选择了支持收紧货币。
  
    收紧货币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习李与地方政府的一次较量，习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金融时报认为，中央银行发表文章，坚决表态支持习近平搞群众运动别有深意，因为这个表态与收紧货币同时发生，不应该是巧合。
  
    金融时报的想像力也许太丰富了一点。不过，习近平的整风和周小川、楼继伟突然紧缩货币，确实反映了红二代不同于团派的决策风格。相比之下，他们更 不怕碰硬，也更不怕出乱子。面对如此糜烂的局面和糜烂的官僚队伍，他们的这种执政风格究竟是缓解危机还是加速危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梁京：中国开始乱了

    来源：RFA

     最近大陆的一些消息强化了我的一个判断：中国开始乱了。    　　

    一条消息是，《了望新闻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中国县委书记生态：为免矛盾不敢调整干部”。

    熟悉中国的人都懂得，县官在中国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县治普遍失控，是中国要出大乱子最重要的徵兆。而这篇报道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六四事件是中国地方治理，尤其是县以下的农村治理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有人所说，“枪声一响，从偷变抢”。在北京血腥镇压的第二天，农民就感觉到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做坏事的胆子突然变大了。

    地方和基层干部作坏事的胆子因六四而突然变大，是因为他们知道失去道德权威的中央政权将只能靠恶人和恶官来维持统治。六四之后农民上访突然大幅增长，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面派来的县一把手对于地方和基层干部的任免，还是大权在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县委书记都通过卖官发了大财。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县委书记一住院，全县的中层干部就会自动掀起送钱高潮。但是，《了望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却告诉我们，如今这个游戏不时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按照报道的说法，是上面对县委书记的“制约监督”空前增强了，而另一方面，县委书记通过踩红线或者是越红线来搞发展的难度也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这不是说明习近平的新政有成效了吗？其实不然，把这篇报道的文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现在县委书记想要榨取百姓收入的余地很小，而风险却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县一把手随意调换当地干部的余地也就没了。因为人家买官是要有回报的，而现在做官的回报大减，风险却大增。

    在政府完全失去道德权威的情况下，上面派来的县一把手又不敢调换干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上级政府正在失去对地方和基层控制的最后手段。既然道义的、法律的权威早就失效了，地方和基层干部之所以还服从上级，是因为有利可图。一旦无利可图，甚至还要冒风险，动辄受罚，地方干部就要为自己打算了。

    我注意到另外一则消息支持了这个推论，这条消息就是，《南方农村报》的一则报道“粤西青年会兄弟会遍地开花 校长也入会”。

    这则不太引人注意的报道其实告诉我们今日中国农村基层已经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无视甚至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的秘密组织正在快速发展。由于政府权威的急剧衰落，一些原来依附于中共权威的官员和富人，为了自我保护而纷纷组织和投靠这些非法机构，从而使得中共当局的权威在基层社会面临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挑战。

    该报道所涉及的农村秘密组织就是在粤西一带看来已经相当普遍的所谓“青年兄弟会”。从报道的内容来看，这些所谓的“兄弟会”其实是乡土权贵的联谊组织，是在本乡有势力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来自保的一种手段。这种组织没有政治主张，却有替代中共基层政权的自然倾向，从而威胁到了中共政权在基层的权威。

    正因看到了这种威胁的不断增长，粤西政府最近采取行动解散当地的青年兄弟会。从报道看，这一举措在地方引起了争议，也就是说引起了反抗。虽然从形式上，中共完全有能力让这些兄弟会解散，但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逼这些组织转入地下，逐渐走上与当局对抗的“黑社会”之路。

    我们知道，在合法权威失灵的时候，黑社会的一种功能，就是替代政府维持地方秩序。粤西“青年兄弟会”遍地开花，是中共政府在基层普遍失灵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除了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地方和农村治理面临的危机，上述两条消息没有遭到中共新闻审查机构的封杀这个事实，也传递了重要信息。因为此类消息在过去通常是被当作不利于稳定的消息被“和谐”的，而现在竟然在官方媒体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公开报道，并不能反映当局对解决这类问题有自信，恰恰相反，这说明新闻审查官们自己都认为封锁这类消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新闻检查官们很清楚，他们已经无法遮掩，更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开始乱了。

   

梁京：9号文件是习近平的政治灾难

中共中央办公听一个月前发出9号文件，试图发起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全面“反击”，即提出所谓的“七不讲”。现在看来，这个文件给习近平带来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说这个危机非常严重，最重要的标志就表现在，此举几乎让所有支持习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绝望。就连那些完全认同习近平主张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习近平很可能完全没有能力担当大任。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而“七不讲”正是他本人的主张。此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京城的精英到海外的观察家，都在分析和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此举都暴露了他最致命的弱点－愚蠢。因为习近平在此时，以如此低能的方式向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发动全面攻击，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能充分暴露自己的弱点。

在我看来，此次事件的要害并不在于习近平该不该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之间，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领导人，都必须明确提出一套既体现自己政治理想，又反映国家独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都不可避免对其他意识形态有所排斥，有所取舍。

挑战在于，政治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表述，要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展现出对本国人民的号召力，否则，说的不好还不如不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没有这个本事，他们选择不说或少说，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官方与民间各说各话，形成一种官方话语与社会现实完全分离的格局。这种格局必然导致精英没有是非，社会道德沦丧，对整个国家是非常有害的。但这种格局对于机会主义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则未必有害，他们可以混水摸鱼，名利双收。

习近平似乎想结束中国的这样一种混乱局面，而他的愚蠢就在于，他不明白如果自己能力不足，说的不好还不如不说。或许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以保密文件的方式，试图用权力的高压让所有人，或者让所有吃共产党饭的人“七不讲”。

习近平可能是这样想的，你们不能天天吃我共产党的，喝我共产党的，还要天天骂我共产党。习近平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用高压手段是否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自六四以来，一边骂中共一边还能名利双收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其政权的正当性完全不靠旧的意识形态，除了恭喜发财，也没有新的意识形态。

当然，骂中共还能有饭吃，还能有名有利，太蠢了也不行，大家都要懂规矩。做奴才的要懂，做主子的也要懂，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那么，这个规矩的界线设在那里呢？这就要看主子是谁了。江泽民的底色本非红色，且当时又有“韬光养晦”的圣瑜，因此他逐渐放开了尺度，尤其是对中共历史的尺度。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江也是向往的，于是，这方面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宽。

胡锦涛有一个粉红的底色，但是他只敢在内部讲要向朝鲜和古巴的同志们学习。虽然毛左们一直想哄著胡锦涛支持他们发动对自由派的全面攻击，并且精心策划了一次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围剿，但胡锦涛没有上当。不过，据说当时身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倒是在浙江党校组织文章批判谢涛的文章。这说明，习近平以及一些红二代的言论尺度，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看家奴才，在内心中是不一样的。

因此，对此次9号文件的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以为，既然我红二代做了主子，就应该立新规矩了，至少可以让你不讲我不乐意听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政治判断，因为习近平不喜欢听的这些东西，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七不讲的内容，既是共产党自己打江山时的口号，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不得不说的东西。他要公然颠覆这套话语，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诚然，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是空洞而模糊的，但习近平不喜欢这些大字眼，难道是他对普世价值有更好的表达吗？当然不是。尤其是那些为习近平吹喇叭抬轿子的奴才们，他们在这次配合9号文件的宣传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傲慢，无知和无能，正在给习近平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习近平能否从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2013年，或许会成为中共生死挣扎的又一年。（rfa）

梁京：“琉球再议”向世界发出危险信号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一直在以非常拙劣的手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于这一点，海内外的有识之士早就看清楚了。说实话，我对这些人能够搞出多大的名堂，很长时间以来抱著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注意到他们的努力在中国青年人中的效果并不好，而且是越来越不好。有报道说，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事业的总人数可能要超过一千两百万。青年人的不满已经引起了当局的很大忧虑。不久前习近平视察天津，突然现身招聘会，并且与毕业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座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原本以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会找台阶下，不失面子地缓和中日关系。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看来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把“钓鱼岛”这张牌打到底，让这个争端常态化。应该说，国际社会都对中国玩的这场游戏，大都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理解”态度，因为毕竟钓鱼岛上没有住人，即使打起来，也是一种象徵性的冲突。当然，美国人还是有点紧张，因为美国对日本有条约，中日冲突要把美国卷进去，利害关系就大了。

人们不免会问，中国到底会走多远？最近中国的御用文人提出了“琉球再议”，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发展表明，中国的新领导人准备在对抗日本方面走的比人们想像的远得多。

很难想像，没有习近平的认可，中国御用学者敢提出“琉球再议”，那么，习近平究竟想干什么呢？真的想收回琉球群岛吗？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国际社会不会接受这个安排。习近平想支持琉球独立？琉球独立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加剧日本本土人和琉球本土人之间的紧张？人家又不是小孩，怎么会听任中国人耍？

中国当权者提出“琉球再议”确实让日本和国际社会感到紧张，原因不是害怕琉球独立，而是害怕中国在失去理性的轨迹上越滑越远。提出“琉球再议”，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看到一个打架的人，在失去理性的时候，随手抄到任何一样物件，都会打出去。当然，也有人认为，提出琉球再议，是中国把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的一步。如果这是真的，也说明习近平和中国的当权者完全生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里，对真实的世界已经失去了理解和判断能力。

不论是打架失去理性，还是生活在幻觉之中，提出“琉球再议”都向世界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即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为了保住权力，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我的这种感觉，从另一个方面也得到了支持。

最近看到看山先生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习近平提出“七不讲”，“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习近平对他心目中现政权的最大威胁之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正式宣战。这是一场非胜即负、不成功便成仁的战斗，习近平再次显露了与其前任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作风。在同样问题上，江、胡两位前任的选择是：回避对外战斗，只保持维持会的自我运转。”

我无法判断习近平心目中是否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是他的最大威胁，而且我也不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是对现政权的最大威胁。不过，我倒是比较认同看山先生对习近平的判断，即习越来越倾向进行一场“非胜即负，不成功便成仁”的豪赌，而这是一种极不理性，同时也极不负责任的治国态度。提出“琉球再议”是这种治国态度在国际政策上的表现，而提出“七不讲”则是在国内政策上的表现。

对习近平权力最大的威胁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精英治国无策。中国无需照搬西方的制度，也无需全盘引进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其实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懂的道理，但懂得这个道理并不等于知道该怎么办。中国的麻烦恰恰就在这里，不仅习近平一筹莫展，其他精英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谁都拿不出好的治国办法来。日本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琉球再议”，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深感忧虑，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不仅对自己，而且对这个世界，都是巨大的威胁。（rfa）

红二代聚会 习近平每月参加几次太子党小组学习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3-04-19 

　　未来的政治对决不可避免

　　那么，红二代们有什么政治本钱，有什么政治实力来支持习近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虚张声势，甚至是自乱阵脚呢？

　 　梁京指出，红二代自改革以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初，红二代带头造反，带头贴大字报，带头组织红卫兵，带头抄家、打人，搞红 色恐怖，但是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发明的这些游戏的靶子，他们以施害施暴于人起家，结果是很多人被人施暴，被人加害。这个经历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转向，成为 支持邓否定文革，启动改革的支持者。于是，许多红二代又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他们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带头给外国公司打工，带头搞股票市场。但 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许多红二代们再度地失落了。绝大多数红二代根本玩不过温云松、刘志军之流。其中奥秘，就是红二代逐渐在权钱交 易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少，而他们的家世背景则容易招风，增加风险。更有一重文化障碍：红二代们像一切没落贵族一样，放不下架 子。
　　

　　千名“太子党”春节聚会。

　　眼看着权钱交易的游戏蛀空了中共政权的全部基础，红二代如同文革梦醒那样，开始反思改革，他们要唱红打黑，救党救国。问题是，红二代普遍走向暮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正能量”，再折腾一回吗？

　 　“从这次红二代的大聚会来看，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红二代还是想要折腾一回，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至于他们折腾的后果，则难以预料。我相信红二代有足 够的能量打破现在中国的僵局，但打破僵局之后的形势如何发展，将不是红二代们所能控制的。”梁京说：“一种可能，就是僵局被红二代们打破之后，习近平成功 地调动中国社会各种积极的因素，建立起一种比较公平的权力游戏，把大局稳住，逐渐向法治和宪政民主过渡。另一种可能，就是红二代们像前两次那样，再次把各 种魔鬼召唤出来，天下大乱。”

　　不管哪一种可能更可能，“红二代集体发声让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对决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比许多人预料的来的更快”。

　 　政治学者荣剑此前也指出，因为中共面临新一轮权力更替，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各方势力都出来发表政见，这是一个很好 的现象。不过，“红后”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和血缘联系，而且 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朱景文毕业于红色贵族中学北京四中，也因此认识了很多这类太子党和“红后”。他说，一些“太子党”在文革中的经历是，从人上人跌到了人下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放弃了特权思想，放弃权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反省，而对自己的遭遇则念念不忘。”

　　“学习小组”成员的习近平

　　不管这群太子党内心真实的想法如何，无庸置疑的是，他们如今是一群有影响力和势力的人。党政军群等关键岗位上，遍是他们的身影，加之彼此间多年的相识、交往和攀亲，他们人脉广布，关系盘根交错，是一群能和习近平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接上头，说心里话的人。

　　《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尚年轻的习近平曾经参加过中共高级领导人子女组成的一个学习小组。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学习小组旨在让这群太子们更好地了解时局变化。

　　加诺特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其仕途发展过程中一直同那个学习小组的太子党们保持联系。

　 　这个学习小组的举办时间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学生的父母包括了当时中国政治中的所有重要人物——习仲勋，薄一波、陈云和彭真等。中共总书记习 近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解放军海军政委刘晓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陈元都曾是学习小组的成员。

　　当时学习小组的召集人是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胡乔木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他文笔很好，有“党内一枝笔”的美誉。

　　2012年12月26日，在北京纪念毛泽东诞辰聚会上，胡石英回忆说，学习小组的成员有习近平、刘源、王岐山，“他们每个月就聚会几次。”

　　这个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活动由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负责人主办。因为坚定地支持薄熙来并且试图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该网站当年被关闭。

　　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也是胡石英召集的学习小组的成员，他仍然同这些同学们保持联系。

　　胡石英同他姐姐胡木英一起参加了这场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根据“乌有之乡”提供的胡石英在纪念活动上的讲稿，胡石英说，“我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

　　胡石英说，“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明镜月刊》38期）

梁京评论：红二代欲助力习近平打破僵局

    来源：RFA 作者：梁京   

    上周六，据Fairfax media报道，红二代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
   
    报道说，这些中共元老和高干的子女，高调声援习近平为首的新中共领导，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纠正党的航向。胡乔木之女胡木英说："蛇年给我们带来希望，因为现在党的领导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方向。"她还说，"我们要以行动来证明，我们这些老干部子弟对得起红二代的称号。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这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聚会究竟有什么意义？该报道引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Goodman教授的评论说，这个聚会表明，习近平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推动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得到党内各派的支持。而今天，习近平看来得到了红二代内不同派系和倾向的支持。
   
    如果是这样，那这些红二代在此时聚会现实团结一致支持习近平，又是为了什么呢？众所周知，两会即将召开，而最后确定新国家领导人人选的中共二中全会于本周举行。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红二代的政治聚会，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要助习近平一臂之力，打破习近平面临的政治困境和僵局。
   
    习近平亮明旗帜，要反贪、清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对于中共政权现在依赖的官僚阶层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消极怠工，就是阳奉阴违。至于即将离任的胡温，更是感到紧张，因为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自己有可能被清算，有可能成为红二代祭旗的牺牲品。因此，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而只能作困兽斗。虽然习近平已经拿到了最高权力，但是在数量上，贪官占有绝对优势，这就是他面对的现实。
   
    那么，红二代们有什么政治本钱，有什么政治实力来支持习近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虚张声势，甚至是自乱阵脚呢？红二代自改革以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初，红二代带头造反，带头贴大字报，带头组织红卫兵，带头抄家、打人，搞红色恐怖，但是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发明的这些游戏的靶子，他们以施害施暴于人起家，结果是很多人被人施暴，被人加害。这个经历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转向，成为支持邓否定文革，启动改革的支持者。
   
    于是，许多红二代又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他们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带头给外国公司打工，带头搞股票市场。但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许多红二代们再度地失落了。绝大多数红二代根本玩不过温云松、刘志军之流。其中奥秘，就是红二代逐渐在权钱交易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少，而他们的家世背景则容易招风，增加风险。更有一重文化障碍：红二代们像一切没落贵族一样，放不下架子。
   
    眼看著权钱交易的游戏蛀空了中共政权的全部基础，红二代如同文革梦醒那样，开始反思改革，他们要唱红打黑，救党救国。问题是，红二代普遍走向暮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正能量"，再折腾一回吗？
   
    从这次红二代的大聚会来看，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红二代还是想要折腾一回，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至于他们折腾的后果，则难以预料。我相信红二代有足够的能量打破现在中国的僵局，但打破僵局之后的形势如何发展，将不是红二代们所能控制的。
   
    一种可能，就是僵局被红二代们打破之后，习近平成功地调动中国社会各种积极的因素，建立起一种比较公平的权力游戏，把大局稳住，逐渐向法治和宪政民主过渡。另一种可能，就是红二代们像前两次那样，再次把各种魔鬼召唤出来，天下大乱。
   
    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性更大，将不取决于红二代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而是取决于国际大环境，更取决于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积累了哪些"正能量"。应该说，在过去二十年的对外开放中，中国也积累了不少支持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资本，比如数量巨大的白领阶层，还有活跃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民间组织。但坦率地说，现在无法判断中国积累的正能量是否足以克服江泽民，特别是胡锦涛误国祸国留下的种种难题。红二代集体发声让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对决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比许多人预料的来的更快。

梁京：温家宝无法改变的事实

文章来源：RFA    更新时间：2012/10/31

《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亲友在其任职期间积聚巨额财富的报道，无疑是一个超级重磅炸弹。

根据多维网报道，署名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白涛律师”和“国浩律师事务所王卫东律师”发表声明，称关于温的母亲拥有巨额财产的报道不实，而温家宝的其它亲属，以及这些亲属的“朋友”、“同事”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由他们本人负责。声明最后说，要对《纽约时报》其它不实报道将继续予以澄清，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10-27/58928649.html

温家宝及其家人作出的这个反应，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不仅对于温家宝本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政局都将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并不意味著《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准确。比如说，温家宝的母亲有可能完全不知自己名下曾有过如此巨额的财产。因此，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你可以说这笔财产不是她的，而是别人放在她名下的。但这种技术上的辩解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篇重要报道并非基于道听途说，而是以中国政府机构保存的公司记录为据。这就空前有力地支持了早已存在的传闻：沾温家宝任总理的光，他的亲友集聚了巨额财富。虽然这些财富不一定是“不合法”的，但在多数人看来，应属不义之财。

很多人对这个事实的存在并不吃惊，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大大小小的官员把公共权力兑现为私人财富，但是，由国际知名媒体直接以中国政府的记录来证明这个事实，对中国公众，尤其是对大专学生、对专业知识阶层的震撼是巨大的。正因为知道这一点，中共当局才对《纽约时报》进行了十分粗暴的封锁。不过政府也应该知道，这种封锁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无法阻止私人邮件进行传播。

温家宝无法改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这篇报道让世界看到了他本人虚伪的真相。他可以辩解说这些经营和收入都是“合法”的，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亲友能迅速集聚如此巨额的财富，和他的总理权位毫无关系。温家宝也无法改变，《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让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真相。无论是唱红的薄熙来，还是鼓吹自由的温家宝，在放手让家人攫取巨额财富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

对于笔者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还有这样一些事实。

其一，中共权贵的亲友借助权力攫取财富之肆无忌惮，之容易，之贪婪被这篇报道暴露无余。他们发财的机会与温家宝制定的一些重大的政策之间，存在非常直接的关系。这说明无论是温本人还是他的亲友，对此毫无避讳，也不在意。

其二，这些得来轻而易举的不义之财，让温家宝的亲友们变得十分狂妄，也十分愚蠢。女富商段伟红是温的同乡，也是温家宝夫人的好朋友。她的泰鸿公司就是温的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为了否认《纽约时报》的发现，段伟红说，温家人的投资实际上都是她的财产。她之所以把自己的财产放在温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如此低智商的辩解说明，如果没有温家的权势，这个女人根本不可能在商场上生存。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温的这些发了横财的亲友，竟然以为这种好日子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温云松最近的投资项目之一，是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为此，他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办校。这所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目前正在京郊建设中。这说明，温云松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底层民众能够推翻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秩序。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0/26/c26princeling/

而温家宝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包括他儿子在内的中国权贵们这种狂妄无知，也包括他本人话语和行动完全分裂的道德虚无主义，已经积累了底层民众难以控制的激愤和不满。可能等不到这所精英寄宿学校开学，一场大变革，就会把他们的巨额财富连同永世富贵的美梦一道，砸个粉碎。